草菇是一种腐生性真菌，主要食用其子实体，肉肥嫩，味鲜美，营养丰富。在商丘市比较集中，尤其在夏邑县车站镇，以车站镇为中心向周围乡镇辐射，种植面积达120hm2，产量达12~15kg/m2。
1气候特点
夏邑县属暖带大陆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4.2℃，高于0℃气温的时间为305d，积温为5010℃；1月份（最冷月）平均气温为0.7℃，7月份（最热月）平均气温为27.8℃。全年无霜期平均为216d，最长为251d，最短为184d，在80%保证率的情况下，初霜日10月20日，终霜月4~5月，冻土层为25cm左右；年平均降雨量为662.2mm，最多年份为1040mm，最少年份为325mm；年日照时数2220h，年日照率为50%。全年平均辐射总量473.63KJ/cm2，光合有效辐射总量为230.12KJ/cm2。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春季干旱多风（风速较大），夏季炎热多雨，秋季晴和日照多，冬季干燥低温多风；日照时间长，辐射能量充足，水热同步，蒸发量大，适宜草菇的生长。
2栽培技术
2.1地块选择
选择地势较高、排灌方便的地块。
2.2大棚的建造
塑料大棚的四周及棚顶均用塑料膜制成，棚内面积100~500m2，并用草帘覆盖。
2.3覆盖遮荫
草菇在菌丝生长阶段不需要光线，尤其直射阳光，对草菇有害。所以对选中要种草菇的大棚，应进行覆盖遮挡阳光。方法是在大棚架上的塑料薄膜上再覆盖1层草帘，有条件时，在草帘上再盖上1层黑纱，并用压膜绳绷紧。草帘与黑纱要开盖方便。
2.4大棚土壤消毒
为了消灭大棚内害虫及杂菌，要将棚内土地精细翻耕，在播种前15d，施0.5kg/m2生石灰消毒杀菌。
2.5整地做畦
以畦面宽1m，人行道0.5m，畦长随意的要求，对整个大棚土地进行规划。以畦埂高10cm，宽20cm，整成一个个大小相等的畦，畦面要成微马鞍形。畦整好后，灌足水，水渗下后，均匀地撒施石灰50g/m2于畦面上，以消毒防虫。
2.6备培养料
选无发霉变质的麦秸，曝晒2～3d后压扁，切成4cm，用麦秸20kg/m2、牛粪5kg/m2、棉饼2kg/m2配料，拌匀后测含水量使其为70%左右，然后在水泥地上或铺有塑料薄膜的地上堆积；边堆边拍实，堆宽1.5m、高1.0～1.5m，长随料的多少而定。整个堆成上窄下宽的梯形，每隔1m左右，用粗10cm的木棒从上打1个到底的洞，再于堆中心插上2～3支温度表，而后盖严塑料薄膜。当料堆中心温度上升到60℃时，保持8h后进行翻堆，使培养料上下内外交换。然后再照样成堆覆盖塑料薄膜发酵。当料中心温度又上升到65℃时，保持8h后散堆降温。整个发酵时间约5d左右。发酵好的培养料，颜色金黄色，柔软，表面脱蜡，手握有弹性，无异味，手紧握有水珠滴下，pH值8～9。当料温降到38℃时，立即铺床播种。
2.7菌种选择
菌种质量的好坏，关系到栽培的成败及产量的高低。自制或外购的草菇栽培种，一定要选择优良而无杂菌的壮龄菌种（菌丝长满料后5～7d的菌种）。这种菌种生活力强，生长快，接种后菌丝能很快控制料面，可抑制其他杂菌的发生。用种量为第100kg干料20瓶（750mL的瓶）或更多些。
2.8铺床播种
将发酵好的培养料运进大棚，在整好的畦上，先铺1薄层培养料（中间厚些，四周薄些），压紧后边处约10cm厚，再沿四周撒1圈菌种。照第2层的铺料播种法，再铺第3层培养料，因为这是最上1层，压紧后要满面撒1层菌种，菌种上面再盖1cm左右厚的土（肥沃、湿润、细碎，拌有3%石灰和0.2%多菌灵，并喷上500倍的敌敌畏），最上面还要盖上塑料薄膜。这样铺料播种，出菇面积大，产量高。2.9精细管理
2.9.1温度。播种后，棚内温度32℃，料温在34～38℃之间为宜，高于38℃时，喷水或通风降温。当料温降至35℃左右时，菌丝开始扭结，原基随即形成。低于24℃，高于38℃，都不利于子实体生长。
2.9.2湿度。草菇生长期间对湿度要求较高，播种时培养料的含水量要适当大些，以手握料指缝中能有少许水珠滴下为宜。播种后要及时盖上塑料薄膜保温。菌丝生长期间要求棚内空气相对湿度80%左右，应将盖的塑料薄膜支起一些，以防水珠落在原基上影响其生长。子实体生长过程中，要经
常保持地面湿润，每天需洒水2～3次。如果需要往畦床上加水时，一定要用喷雾器喷细雾，切忌大水浇灌。
2.9.3通风。播种2d后，每天要掀动塑料薄膜1～2次，每次约15min，以便通风换气。出现原基后要延长通风时间，出菇阶段更应该注意通风。
2.9.4光照。草菇的孢子萌发及菌丝生长，一般都不需要光线，但子实体的形成，却需要一定的光照。适当的散射光照能促进子实体的形成，并使其健壮生长。
本文所称的地方科技立法，是指地方立法机关为促进地方科技进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制定有关科技内容的地方法规规章的活动。在其内容上，主要是对研究开发、技术市场、科技成果保护、科技奖励、技术推广、科技成果转化、国际科技交流与合作等方面［2］进行服务与管理规范，从而支持和推进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近年来，地方政府纷纷加快了科技法制化步伐，并注重地方科技立法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推进和保障。以浙江省为例，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浙江省是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中小企业数量极大，有众多工业园区，并在此基础上产生了14个产业集聚区，现正面临着产业集群升级、区域经济转型与中小企业成长之重要任务，省政府十分重视科技法制建设工作，该省《科学技术十二五发展规划》强调指出，要完善与落实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法规，依靠法律手段保障和推进科技进步。近年来，浙江省根据自身优势及传统产业发展需求，制定、颁布了一系列地方性科技法规规章，已基本形成中小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规制与服务的良好局面，为该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与保护。其地方科技法律体系涵盖了技术创新、成果转化、能源环保、知识产权、人才经费、政策激励、科技普及等。就立法层级效力而言可归于3个层面：一是与国家科技基本法相对应的地方科技基本法，如《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二是地方单项科技法规，如《浙江省技术市场条例》《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三是地方政府规章，如《浙江省科学技术奖励办法》《浙江省技术秘密保护办法》。根据地方立法权的运行特点，可归为两类：一类是对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细则，如《浙江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另一类是结合地方特色的自主性立法，如《浙江省高新技术促进条例》。随着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地方科技立法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任务。一是中小企业集中区域，存在产业结构层次偏低，经济发展依赖外需的弊端，特别是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等层面，自主创新能力弱。因而，大力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经济发展之中心任务。二是中小企业在发展经济过程中，环境与生态破坏现象屡禁不止。这些年来，中小企业在创造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进而束缚了自主创新与可持续发展。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单纯依靠中小企业自身来摆脱上述困境显然是不切实际的，需要通过完善地方科技立法，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行宏观调控和规范管理，特别是对低碳型的科技创新产业予以支持，促使科技立法在中小企业自主创新和地方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以实现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和谐共存，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2现行地方科技立法之症结分析
1.2.1地方特色不明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地方性法规还可以制定属于地方性事务的地方性法规，并且可以根据本地方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先于法律、行政法规而制定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也可以制定属于本行政区域的具体行政管理事项。可见，地方立法带有一定的自治性。立法权由中央下放到地方，旨在使立法活动能够因地制宜，更好地反映地方特色，切合本地实际［3］。就现状而言，地方科技立法与本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的区域特色不甚明显，大多是对国家层面法律法规的落实和细化，然而结合本地特点提出的创见偏少，普遍存在简单“复制”国家立法的现象，如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等，而且缺乏结合地方实际需要制定的解释性、执行性或先行性的配套法律规范。
1.2.2立法宗旨片面化
更多地强调了科技进步对经济的推动而忽略了法律对科技负面影响的抑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是调整中国科技活动的基本法，其立法宗旨强调了依靠技术进步推动经济的发展，对依法限制技术的滥用和规避技术带来的危害没有给予明确的规定。可见，中国科技法律对生态环境协调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西方一些国家所经历的“先污染后治理”模式造成的对生态文明的极大破坏，应是前车之鉴，值得深思［4］。需要指出的是，地方科技进步条例几乎无一例外地照搬了国家层面的立法宗旨，缺乏有关科技开发的生态协调保护机制的规定。浙江省一些县级市的工业园区，环境污染非常严重，多年来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治理和改善，究其原因，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立法强调经济发展，致使法律施行存在误区。
1.2.3地方立法主动性欠缺
迄今为止，地方立法中尚缺乏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即促进、激励和保护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体系，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律体系不健全。除了一般层面的科技立法之外，有关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法律规范，散落于能源、环保、知识产权、中小企业管理等多个规制领域。因立法环节各行其是、缺乏沟通，规定分散而缺乏系统性，容易引发以下问题：一是立法衔接上的脱轨导致执法矛盾和适法难题；二是规范重复或空白，从而未能及时保障中小企业的全面技术创新，比如缺乏中小企业科技投入、中小企业信息咨询服务等专门的法律规范。
1.2.4立法精细化程度不够
地方科技立法仍停留于粗放型阶段，缺乏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立法实效性难以保障。具体表现为：一是法律条款内容概括抽象，常带有纲领性、原则性、口号性，或者内容缺乏针对性、科学性、可操作性，致使一些条款制定后从未被适用而成为“垃圾条款”；二是片面强调科技立法的特殊性、倡导性，忽视其应有的普遍性和强制性，地方科技立法往往强调用肯定、鼓励、倡导的方法，例如《浙江省科技进步条例》分别使用了26个“鼓励”和“支持”字眼，而强制性条款不多或监督性机制缺位，使得地方科技立法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种宣传性的软法。
1.2.5立法程序相对封闭
在科技立法过程中，有些科技政策法规是在没有充分听取民众意见或邀请专家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的，专家论证、公众参与立法机制不健全［5］。地方科技立法程序亟待进一步完备和创新。此外，较之其他领域的地方立法，科技立法尚缺乏有效深入的理论研究支撑，特别是地方科技立法的理论、规律、特点等，致使科技立法在重视程度、推动力量和保障功能方面缺乏氛围营造与大众推进。上述现象必然会阻碍地方科技创新工作的步伐。因而，迫切需要用足地方立法权，有效细化和落实国家科技法律，加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体系性和创新力度，以及法规规章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完善科技立法程序，健全地方特色科技法律规范体系，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绿色发展。这是当前地方科技立法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也是新形势下地方科技立法建设的一个总体目标。
2 创新地方科技立法的对策思路
2.1立法权限：用足地方科技立法权，强化协同或统一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的权力。尽管各地纷纷加强科技立法，拥有了一些科技法规规章，但服务于企业自主创新的部分，基本停留在政策层面。因此，完善地方科技立法，首先要用足地方立法权。具体而言应把握2个维度：在纵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是对国家立法的细化或在合法框架内的补充、拓展；横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而因地制宜地做出，使立法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6］。为此，地方科技立法需要加强实证调查研究，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对现行立法进行绩效评估，在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自主性、先行性上积极探索和勇于尝试，比如，根据执法现实需要，依职权对上位法的立法空白作出的填补性（拓展与补充）规定，切实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构筑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要控制和解决现行科技立法中存在的立法重叠或冲突现象。立法不统一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如重复技术投资、机构之间缺乏技术合作与共享等。由于规制对象本身具有交叉性，或者不同部门对同一事项均有科技方面的管辖权，比如对中小企业的规制，涉略自主创新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协调等问题，不同职能部门基于各自侧重的领域分别进行立法起草，导致重复或交叉立法，难免会有相互之间规定的不一致和不衔接。此外，基于立法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与整合，所以一项新开发的技术通常局限于一个行政部门应用，造成科技资源的浪费。为此，需要建立跨部门协同或法制机构立法起草机制。也就是，由几个政策相关部门协同起草，或者由政府法制机构起草。一方面减少立法冲突、重复或空白，降低立法成本；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部门利益的法律化。为避免立法资源的浪费及执法冲突，还应对现行科技立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类，并加强科技立法与环保等相关立法，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政策措施之间的对接与整合。可以建立科技立法资源的评估管理机制，定期实施重复立法现象的识别与合并。如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负责评估行政机构的信息资源管理实践，查找和鉴别潜在的关于政府立法程序的重复制度，审查支持在线立法的资金及其他相关的技术投资，以及在其他行政部门的相似或相同的努力／工作，并帮助促进部门间的联系以获取信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7］。
2.2立法内容：以绿色发展为宗旨，构筑以扶持新技术开发为核心的规范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应放在突出地位，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对现行科技立法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中小企业在其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对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1）生态资源的浪费。一是中小企业技术水平低下，生产效率难以提升，需要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和消耗能源，致使不可再生资源逐渐耗尽；二是中小企业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同样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
2.3立法权限：用足地方科技立法权，强化协同或统一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赋予地方立法机关在不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制定地方性法规，以及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的权力。尽管各地纷纷加强科技立法，拥有了一些科技法规规章，但服务于企业自主创新的部分，基本停留在政策层面。因此，完善地方科技立法，首先要用足地方立法权。具体而言应把握2个维度：在纵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是对国家立法的细化或在合法框架内的补充、拓展；横向上，地方科技立法应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人文环境而因地制宜地做出，使立法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在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科技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应有作用［6］。为此，地方科技立法需要加强实证调查研究，畅通信息反馈渠道，对现行立法进行绩效评估，在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自主性、先行性上积极探索和勇于尝试，比如，根据执法现实需要，依职权对上位法的立法空白作出的填补性（拓展与补充）规定，切实为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构筑良好的法治环境。其次要控制和解决现行科技立法中存在的立法重叠或冲突现象。立法不统一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如重复技术投资、机构之间缺乏技术合作与共享等。由于规制对象本身具有交叉性，或者不同部门对同一事项均有科技方面的管辖权，比如对中小企业的规制，涉略自主创新技术研发、知识产权保护、生态环境协调等问题，不同职能部门基于各自侧重的领域分别进行立法起草，导致重复或交叉立法，难免会有相互之间规定的不一致和不衔接。此外，基于立法各自为政，缺乏沟通与整合，所以一项新开发的技术通常局限于一个行政部门应用，造成科技资源的浪费。为此，需要建立跨部门协同或法制机构立法起草机制。也就是，由几个政策相关部门协同起草，或者由政府法制机构起草。一方面减少立法冲突、重复或空白，降低立法成本；另一方面能有效防止部门利益的法律化。为避免立法资源的浪费及执法冲突，还应对现行科技立法进行系统梳理和归类，并加强科技立法与环保等相关立法，以及地方性法规规章与政策措施之间的对接与整合。可以建立科技立法资源的评估管理机制，定期实施重复立法现象的识别与合并。如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OMB）负责评估行政机构的信息资源管理实践，查找和鉴别潜在的关于政府立法程序的重复制度，审查支持在线立法的资金及其他相关的技术投资，以及在其他行政部门的相似或相同的努力／工作，并帮助促进部门间的联系以获取信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7］。
2.2立法内容：以绿色发展为宗旨，构筑以扶持新技术开发为核心的规范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应放在突出地位，并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这就对现行科技立法提出了新课题、新任务。中小企业在其整个生产经营活动中，对自然生态环境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生态资源的浪费。一是中小企业技术水平低下，生产效率难以提升，需要投入大量自然资源和消耗能源，致使不可再生资源逐渐耗尽；二是中小企业投入－产出效率较低，同样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
2）环境质量的恶化。中小企业在中国企业中所占的比重较大，因环保意识淡薄而在生产中产生的大量有害废弃物冲击着全球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使地球环境质量急剧恶化。所以，地方科技立法在关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制需求中迫切需要引入绿色发展思想，即确立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协同的立法宗旨，加速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绿色发展阶段。
技术是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也是解决中小企业环境问题的根本，特别是绿色技术的开发与应用，不仅保护了环境而且节约了企业成本，政府应该在此发挥积极的作用。换言之，政府的帮助，最根本的就是技术资助。比如在德国，中小企业能获得政府大量帮助以取得相应条件。政府不仅为企业制定碳排放的路径规则，而且时常告知“我们会尽力帮助你，特别是如果你们有对技术的准入之需要［8］”。发展新技术主要是绿色技术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一系列相关政策体系的配套服务。为此，地方科技立法至少可致力于以下事项：
1）新技术的发展和推广；2）用政府采购来激励自主创新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3）扶持自主创新产品的交易和出口；
4）更新环境规制以鼓励绿色技术的应用；
5）强调绿色技术能提高生产力和创造新的市场（跨越全国各个行业的）的战略；6）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自主知识产权的保护与建立，因此，在科技立法中应该对中小企业的专利等知识产权给予特别保护和扶持优待。
2.3立法程序：坚持立法机关为主导，健全专家论证与公众参与机制
现行地方立法，基本上是由行政职能部门起草初稿，报立法机关备案，或者由立法机关委托行政职能部门起草制定的。由于缺乏有效的立法监督和协商程序，立法往往具有部门利益痕迹［9］。因此，科技立法过程在坚持立法机关主导的前提下，要健全专家论证和公众参与机制。很显然，专业知识和专业化与地方科技立法的质量紧密相关，立法机关在努力提高专家意见之参考价值的同时也要对专家意见予以充分尊从，而不是流于形式。公众参与科技立法，有助于实现立法过程的公开透明，吸取大众智慧以修正专家立法的不足，平衡不同利益关系，以便于得到公众信任而使科技法律规范的实施更加顺畅。近年来，电子立法的发展为公众参与提供了很大便利，使参与方式更趋多样化，在座谈会、听证会、论证会等面对面参与形式之外，开始探索在线参与途径，后者能有效减少参与成本，提高参与的便利度。此外，为提高参与的积极性，可以考虑实施有偿参与。
一、坚持办学方向，服务地方建设
1.依靠党的领导，加快成人学校发展步伐。90年代初，全国经济呈快速发展，企业部门急需要一批有知识、懂技术、能操作、会管理的实用型人才，而这些人才只有靠成人教育的培训才能解决。宜兴市丁蜀镇党委政府认识到这个问题，在1991年就把建造成校教学楼作为丁蜀镇十件大事之一，当年投人25万元，在原周墅乡政府内建造了一座8只教室853平方米的教学，以满足培训学习的要求，全镇成人教育组织网络健全，中心校成立了由分管教育的镇长任主任的联合办学委员会，工、农、付、共青团、妇联、民兵等条线负责人为成员，定期召开会议，制定成教发展规划，研究解决成教工作重大问题，总结表彰办学的先进单位和个人等。23个行政村和7个骨干企业(300人以上))也都相继建立了村企成人学校。1996年初，党委政府考虑到成校位置较偏，又投资25万元，重新建造了教育楼。现址位置更适中，交通更方便，获得的信息也更快。
2.坚持服务地方经济的办学宗旨，加速培养“四有”新型劳动者，办学过程中，学校遵循邓小平理论的“三个面向”，围绕办学宗旨，围绕本地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多规格，全方位开展各种成人教育与培训。在层次、数量、质量、要求等方面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1).挂靠大中专院校，培养中、高层次的专业技术人才。成校的教育培训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定的，学校创办之初，以扫盲为主要任务。/又十年代初对乡镇企业职工进行初中级工培训，对农民进行实用技术培训，提高了全镇职工和农民的文化技术水平，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我镇经济文化的发展，各行各业对中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求量越来越大，越来越迫切。根据这一情况，我校及时地积极地挂靠大中专院校，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寻找生源，高标准严规格办班，先后使十多个大中专班毕业生走向社会，较好地满足了市场对人才的需求。
(2)切实抓好各类培训，提高劳动者的整体素质，0抓好在职人员的岗位培训，提高在职人员素质，既是职工的迫切愿望，也是企业的要求，同时也是成人学校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我校结合镇情，加强岗位培训，全面实行持证上岗，自1989年以来，我校对财会、幼师、乡村医生、农技员，电工、锅炉工等10多个岗位人员进行培训，实行了持证上岗。在实用技术培训上，我们开办了水产养殖、食用菌、农作物栽培，庭院经济、禽畜饲养、蔬菜栽培等各类技术培训班，同时，我们每年还举办人党积极分子、妇女干部及计生干部、共青团、个体户、育龄妇女法制等各类政治、文化、生活培训班。
通过多层次、多渠道、多种形式的培训，使我校的办学事业持续发展。1997年，在校成人大专班1个，学员“人;成人中专班5个，学员304人;成人高复班3个，学员250人。开办各类岗位规范培训班9期，参培567人，其中“双考”培训5个班，307人，等级工培训班1个51人，短训班31期，1680人，合计教育培训达7709人次，再加上村、企办学，参训1200人次，使我镇全员培训率达45%以上。
3.积极实施“科教兴镇”的战略。在积极推进科教结合方面，配合镇科办、农副办等职能部门推广科学技术，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学校主办了“致富文摘”报，介绍科学致富的先进事迹，到目前为止已举办10期，印发2千份，为引导农民致富提供信息资料。1997年，经多方联系协商，与江苏省林科所联合创建了“良种林木试范基地”，占地20多亩，现有苗木一万多株，长势良好，学校将以此作为培训、示范、推广的基地，为配合政府调整农业结构，创建特色农业、高效农业，引导广大农民致富作探索，为实施燎原计划，配合农业公司、多服公司开发了肉鸡饲养、罗氏沼虾、食用茵、千亩银杏栽培等项目，并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现在千亩银杏已形成规模，被省、市列为农业示范工程，得到省、市领导的肯定。1995年度被宜兴市政府评为科技示范镇。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1996年我镇被评为无锡市多种经营亿元乡镇，受到无锡市政府的表彰。1997年度被无锡市批准为“江苏省宜兴农业科技观光园”、“无锡市宜兴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九五攻关项目—适应江苏落羽杉族种源试验及繁育研究，在丁蜀镇尹家村试种获得成功。
二、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夯实教育现代化建设基础
实施教育现代化工程，必须以一定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在镇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几年来，学校着力在完善硬件建设上，舍得花本钱。1995年双考开始，学校一下子投资30多万元创建了微机室，配置当时比较高档的486型微机，1997年添置印刷一体机等电器设备和其它设备20多万元。使我校在教育的硬件设备上向教育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了一大步。从目前校舍的使用和教学仪器设备的使用上都能满足教学的需要，提高了教学的质量和效果。对村企成人学校的建设，学校始终纳人规划，村企办学有教室、有专人负责。软件上有计划、安排。通过培训逐步使广大农民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化，从小农经济的经营方式向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发展。全镇30所村企成校每年都能开展教育，培训内容丰富多采，形式多样，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整体文化素质，也为中心校承担了一定的培训任务。中心校及村企成校的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为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夯实了基础。
三、加强学校管理，不断提高教学培训的质量和效益
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更是成人学校的生命线。学校注重教师队伍的建设，在现有教师中，专职教师大专以上的比例达90，中级以上职称的比例达80，专业教师的比例达70%}021名长聘兼职教师中有6人为高级职称，巧人为中级职称，为保证办学质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人学校没有固定的生源，要“找米下锅”，要想做到生员源源不断，就必须以办学的高质量来赢得社会信誉，这样才能招来生源，留住生源，并且使其学有所得。要想取得办学的质量，首要抓科学而严格的管理，管理出效益，管理出质量。在平时工作中，我校一方面争取党政领导重视，发挥校委会的作用，健全学校各项管理制度，另一方面学习取经以促进自身内部的科学管理，先后制订了26方面的目标管理制度，着重抓了以下三个方面的管理工作:
1.教职工管理。在教职工管理方面，学校建立了“教师岗位职责”、“教职工考勤制度”、“教师教学常规管理制度”、“班主任工作职责”等目标管理要求，使教师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在聘请兼职教师方面，坚持请一流的教师任教，不管是那种类型的班级都一样，县里请不到，到外地请，一直到南京、无锡等地聘。请来了要统一思想，提出教学要求，这既是学校领导的共识，也是镇党政主要领导的要求，同样也是学员的心愿。这样做，保证了各种班级的教学效果，形成良性循环，信誉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为继续招生打下了基础。
2.教学管理。教学管理是学校一切工作的重点。首先，学校领导深人教育第一线上课、听课，学校校长常年担任班级的德育课。坚持听新聘教师的课，全面评价，考虑以后是否续聘，每个学期坚持听15-20节课，同时了解学员的反映，将情况反馈给任课教师。其次，努力培养良好的学风和考风，为了使学生能养成好的学风，学校首先统一了教师的思想认识，召开学生干部会议，强调干部的带头作用和榜样的力量。每次考试后对先进的学生进行奖励表彰，张榜公布，发家长书，通报情况，开家长座谈会，介绍情况和提出要求。对差生谈话，帮助分析原因，指明努力方向，树立信心。对各类学历班的考试，按省级考试的规范要求，组织考试。考前动员，强调考场纪律，对考试作弊的学生，一方面晓之以理，另一方面严肃处理，要求教师不给情面分。这一系列做法，有效地促进了良好学风的形成。课余时间谈学习的人多了，学生的自觉性普遍提高了。为了保证各类培训班的教学质量，学校一方面把好聘请教师关，另一方面严格按照教学计划，开齐开足各类课程，同时，严格请消假制度，采取积极措施，控制缺席人数和次数，针对班级的实行情况，对有些规定作了补充，并采取交保证金和发成绩通知书等做法，使各类班级学员的到课率始终保持在75%以上，考试合格率在90%以上。
3.学生日常管理。学校建立和健全了一些管理制度。如《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寄宿生管理制度》、《学生奖励制度》、(学生违纪处分制度》，每周利用班会学习提高认识，制定规划，学校配备专职班主任，实行封闭式管理，并及时地将学生的在校情况通报给家长，对个别差生登门家访，从而取得了家长的支持和协助。
四、加强队伍建设，提高师资水平
建设一支优良的教师队伍，是办好学校的关键，教师是教育工作的主体，教师的思想品德、知识基础、教学水平，直接影响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1、加强师德教育。学校制订了师德教育职业纪律计划，加强爱生、敬业奉献的教风建设，经常组织教师学习《教师法)、《教育法》，学习先进教育工作者的优秀事迹，弦扬教师的敬业精神。
2、选聘优秀教师。在选聘专职教师时，学校尽量做到选聘来的教师思想素质好，教育水平高，功力扎实，并具有发展潜力。在选聘兼职教师时，必须经过考察了解筛选，达不到要求的坚决不请，看中了的非请到不可，请到了好的教师就保证了教学质量，也就保证了学校的信誉。
天津近代工业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前期准备，因而在生产技术上明显地落后于当时的外资企业，但作为西方工业产品的替代品进入市场后，不可避免的会与泊来品在价位、质量、性能等方面展开激烈竞争。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使企业进行技术进步迫在眉睫。技术进步也就成为近代工业企业增强市场竞争力的源泉所在。技术进步是某地区实现工业化的前提和基础，工业化的实现过程又为技术进步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继续前进的动力。在天津近代工业发展的过程中，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壮大除了依靠大量的资本投入和充裕的廉价劳动力以外，更离不开技术的进步。
天津近代工业技术进步的特点
（一）模范企业的技术扩散
在近代工业技术进步过程中，模范企业的技术扩散起了重要作用。天津三条石是天津铸铁业和机器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其铸铁和机器手工业作坊逐步完成了向半机械化机械化生产过渡，其中真正影响三条石技术发展的因素主要有两个：一是秦记铁铺的出现，二是天津机器局的设立。秦记铁铺的秦玉清本是打行炉出身，能用干模、硬模铸件技术制作各种农具和生活用品，尤其是秦记的铁锅，远近闻名。后来，秦记铁铺衰落，但秦记铁铺培养的徒工大都在三条石自立门户，成了铸铁业的技术骨干。秦玉清的另外两个徒弟，后来在法租界马家口与人合伙开设了著名的义顺铸铁厂。
（二）技术进步过程中的技术依赖
在技术引进过程中，近代工业企业显现出了过度的技术依赖。20世纪之前，天津近代工业的技术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例如大沽船坞从1880年建坞，就让英国人掌握船体、轮机和财政大权。建成后，船坞的财政管理和生产大权都被英国人所控制。船坞生产的主要原料都是从外国买来的，而机床又是清政府用高价从英国进口的废旧设备。总之，从用人、购料、设备上看，大沽船坞完全依赖外国。天津机器局虽然没有被外国人控制，但机器设备甚至煤炭都要依赖进口。20世纪以后，虽然天津工业企业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仿制，但依然没有摆脱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三）技术进步的多元性
天津近代工业企业的技术引进表现为生产关系多元化、资金来源多元化和工业结构多元化。第一，在生产关系方面，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相继在天津出现，它们常互相转化、混合。如大沽船坞由官办资本转为官督商办资本，开平矿务局被英商骗走矿权后由官督商办资本转为外国资本。还有天津北洋时期的大量企业都有军阀官僚资本加入，成为一个以资本市场为纽带的混合体。还有很多中外合资企业，如开滦煤矿、耀华玻璃等。在资本形态频繁变化的同时，为扩大生产规模也不断进行着技术引进。第二，近代天津在技术引进的资金来源方面也表现出多元化。早期的技术引进多采用“息借商款”、“复拨官款”的官商合资或向外国银行贷款的方式，企业为此往往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
技术进步与工业发展的同步性
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是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但对一个地区特别是对于一个企业的局部而言，实现技术水平的升级，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走完别的企业在较长时间内走过的科技进步路程。对于天津近代工业来说，由于其自身所存在的资金、人才技术储备等方面的先天性缺陷，选择自主开发的原始性技术创新存在的难度颇大，而选择技术引进的技术创新模式，用先进企业的技术装备生产性能和质量更为优越的产品，无疑是一条切实有效的发展途径。特别是对于天津企业来说，通过技术的引进，不仅可以节约资金，降低风险，而且还可以由技术破译而积累技术学习的能力。
第一阶段，发端期（1860-1895年）。1860年以后，便有外资企业在天津设厂，使用现代机械设备修理船舶和农产品加工，官办与民办工业开始出现，主要以洋务运动期间的官办类企业为主，设立时均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但数量与规模都不大，如1883年天津机器进口值仅5.6万关平两，1893年下降到2万关平两。进口机器的范围也很小，主要是原动机、锅炉和机械加工设备等。因为在20世纪以前，天津工业刚刚起步，对机器的需求较少，自然进口值不是太大，种类也不多，此时天津现代工业产业以出口加工业为主。
第二阶段，发展期（1895-1922年）。甲午战争以后，特别是进入20世纪，天津内河轮船航运和铁路运输相继开通，成为现代工业成长的大动脉，有力的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大批外商企业和外国洋行到天津投资，为技术引进创造了一定的便利条件。天津机器总的进口情况从海关册的统计中可见一斑。天津进口的机械设备种类主要是电气机械及原动机、锅炉、纺织机器、汽车及零件等，进口的品种比前期更加广泛。因为进入20世纪后，特别是天津工业的黄金发展时期，天津近代工业获得长足的发展，民族工厂累计约有2304家，资本总额累计约8796.5万元，涉及66个工业门类，以纺织业、面粉业等为主的天津轻工业产业体系逐渐形成。
第三阶段，波动期（1922-1940年）。据统计，1933年天津机器进口值由1922年的418万元下降到136.5万元，之后开始逐年增加，到1939年达390.6万元，基本接近1922年的水平，之后又开始下降。进口机械设备的种类主要是电气机械及原动机、锅炉、纺织机器、汽车船舶及零件等，进口的品种与前期基本相同。从进口比重看，1934年机器设备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21.8%，1935年为22.3%。与此同时，在20世纪30年代左右，天津工业出现了波动发展，1928年后天津工业规模和数量开始下降，直到1936年才开始恢复，1941年达到最高，对应的机器进口自然也出现了波动发展。但在1936-1941年间，技术引进与工业发展的趋势并不一致。
第四阶段，衰退期（1940-1949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进口的机器设备逐年减少，到1946年，机器进口值仅占进口总值的5.27%，比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而这一时期，天津进口的消费品大量增加，1946年和1949年的进口值占进口总值的比重都在60%以上。因为这个时期，天津工业迅速衰退，很多工厂停业或倒闭，自然不会产生引进机器的动力。
结论
天津近代技术进步与工业化进程的历史经验表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增长特别是工业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近代工业发展水平，特别是企业规模决定了当时技术水平的高低。近代天津工业中的绝大部分企业规模都很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资本注册的1153家企业中，仅有107家的资本在万元以上，占工厂总数的9.3%，而且主要集中在纺织工业、化学工业和食品工业。资本在万元以下的企业占工厂总数的91.2%，而且这些工厂机械化程度低，很多还处在手工生产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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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宋美云，张环.近代天津工业与企业制度.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4.王培.晚清企业纪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
项目的实施将进一步完善乡镇农技推广服务体系，更好地提高汕头市基层农技推广服务能力，对促进汕头市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1.2人员构成
1.2.1总量。2013年，汕头市所有涉及农业技术推广的机构共有107个，在岗人员1221人，其中市直农业推广机构10个，在岗人员390人；区（县）级农业推广机构24个，在岗人员224人；镇（街道）级农业推广机构73个，在岗607人。1.2.2技术职称。2013年汕头市全市农业推广机构的在岗人员1221人中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共456人，占总人数的37.34%，其中市直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143人（其中高级20人，中级43人，初级80人）；区（县）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69人（其中高级8人，中级21人，初级40人）；镇（街道）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244人（其中高级4人，中级67人，初级173）。越是基层的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越是困难，镇（街道）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高级职称人员只有4人，占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的1.64%；区（县）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高级职称人员8人，占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的11.59%；市直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高级职称人员20人，占拥有初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人员的13.98%。1.2.3学历。2013年，汕头市全市农业技术推广的机构在岗人员1221人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共有498人，占总人数的40.79%。市直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135人（大专56人，本科73，研究生6人）；区（县）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107人（大专86人，本科21人）；镇（街道）级农业推广机构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员256人（大专204人，本科52人）。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中高素质人才严重缺乏，拥有研究生学历的仅6人，占总人数的0.49%；拥有本科学历的人员有146人，占总人数的11.96%；拥有专科学历的人员有346人，占总人数的28.34%。
1.3经费
1.3.1经费来源。目前，汕头市各级农业推广机构由同级政府管理，随着财权人权的下放，各农业推广机构被重新定性，有的被定性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有的却被定性为差额拨款事业单位。目前，农业推广机构大部分以公益为主体，其资金的来源主要有2个部分：一是来自同级政府财政部门按人员每年固定的拨款，这一部分的经费来源相对稳定，变化不大；二是申请项目获得的经费，这要视每年当地财政的境况好坏和具体单位申请项目的能力，有的单位1年获得的项目经费较多，有的单位获得的经费相对有限，但整体上经费还是不足，项目经费来源较为单一。1.3.2人员待遇。汕头市除了潮南区各镇畜牧兽医站人员由区畜牧兽医局管理，分派驻镇，人员工资纳入区财政预算，由区畜牧兽医局负责发放外，其他农业推广机构人、财、物均由同级政府统一管理，工资纳入镇级财政预算，岗位津贴由各镇（街道）根据当地实际参照发放。虽然近几年来人员待遇有所提升，但与公务员的工资相差还是较大。人员待遇在各区县和各乡镇存在一定差异，一般是自上而下梯度递减，市直机构的推广人员工资相对较高，乡镇一级的推广人员工资相对较低。
1.4推广方式
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和农业技术推广的方式主要受当地农业发展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汕头人多地少，人均可耕地少，因此农业技术推广的方式主要是以产中的技术指导为主，以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科技下乡、农业示范点建设为辅。1.4.1产中技术指导。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说到底就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如何有效避免风险，提高效益。因此，农民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大多会寻求镇（街道）一级农业推广机构帮忙，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根据具体问题对其提供技术指导，如病虫害防治、肥水管理、轮作等。1.4.2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农业发展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农业科技发展的核心在创新，关键是转化与推广应用。近年来，随着农业科技的发展，汕头的农业科研水平有了进一步提高，大量先进农业实用技术被广泛推广应用，如标准化生产、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无公害生产技术、反季节生产技术等。随着大量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应用，科技贡献率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率得到提高，农民的效益也得到有效提高。1.4.3农民实用技术培训。近几年，汕头市利用各种农业科技信息平台，各种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农机、新成果，为农民提前、产中、产后的农业科技服务；各级农业推广机构也根据生产关键环节，采取多种形式对农民进行培训，激发农民科学务农的热情。1.4.4科技下乡入户。近几年，汕头市各级农业推广机构本着进村入户、切实解决农民实际问题的原则深入农村一线开展科技下乡，适时送技术、送农资，把惠农政策带到千家万户，有效地解决了“农技推广最后一公里”的难题[3]。1.4.5农业示范点（基地）示范。汕头市本着“政府扶持、企业参与、农民受益”的原则，以“公司+基地+农户+科技”为模式，在全市大力建设农业科技示范点，大力培养科技示范户和农民合作社技术骨干，选择一批懂技术、善经营的农民，作为新技术、新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的示范户，通过以点带面，辐射带动周边农民走科学兴农之路。
2汕头市农业技术推广存在的问题
2.1工作条件落后
全市乡镇（街道）73个农业推广机构中仅有14个拥有自有资产的办公用房，绝大多数机构只能依靠镇政府办公，加上现代化办公设备配备不足，大部分推广机构没有公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制约了基层农技推广工作更好地开展。
2.2专业技术人员队伍素质较低
由于汕头市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待遇有限，难以吸收高素质人才，致使目前农业技术推广队伍中，具有较高层次职称及学历人员比例少，全市1221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只有6名是研究生学历，并且这6名研究生全部集中在市直农业技术推广单位。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本身学历不高，再加上知识更新机会不多，以致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人员整体素质偏低，难以胜任推广工作的更新发展和农民群众对农业新技术的需求[4]。
2.3专业技术人员职称晋升难
基层农业推广机构的专业技术人员，普遍职称低，晋升难，各区县农业局都没有成立初评委，不利于基层推广机构人员的参评，特别是从2013年开始要求专业技术人员评审都要设置通过率差，不能100%通过，基层专业技术人员由于硬件、软件较差，往往成为淘汰的对象。
2.4经费不足，技术设备和试验示范基地缺乏
基层农业推广机构经费缺乏，特别是那些被划定为差额拨款的机构，目前汕头市区（县）、镇（街道）2级推广机构中，约有一半缺乏必备的仪器设备，仅有9个农业推广机构拥有或租用试验示范基地，大部分农业推广机构平时的试验、示范、推广工作的开展，只能通过企业或种养大户的场地进行实施，不利于工作的可持续性发展。
2.5人员编制被占用
农业推广机构的人员编制一直是制约着汕头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事业发展的瓶颈，由于许多机构原来的人员编制就少，现在又有许多编制被其他人员占用，造成专业技术队伍力量单薄，无法满足日常工作开展。
2.6待遇偏低
现有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工资福利普遍偏低，思想不稳定，影响工作积极性。
3汕头市农业技术推广建议
长期以来，汕头市在推广先进农业新技术和新品种，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民增收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近几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影响，汕头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队伍有弱化趋势，各级政府及上级部门应出台相关政策，以促进汕头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
3.1提高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待遇
各级政府及上级部门应出台和落实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等倾斜政策，改善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条件，以此激励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3.2加大投入，搞好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
加强对农业科技人员的思想道德培养，调动他们献身农业科技服务的积极性；强化农业科技人员的业务素质培养，定期开展人员培训，选送一批业务能力出众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到省里接受更深层次的培训教育，提高农业科技人员的综合服务能力，满足农民需求，不断提高基层农技推广队伍的整体素质，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多做贡献。
3.3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与推广应用激励机制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农业科研机构、金融机构和农户广泛参与的多元化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投入新机制[5]。加大对农业科学研究和农村科技基础研究领域的投入力度，增强农业科技的发展后劲，促进科研成果更加符合农业生产实际和市场需求，提高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与推广应用效果。鼓励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同农民专业合作社、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开展多种形式技术合作，建立以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与推广，降低科研成果的转化与推广成本。
3.4加强与各类农业专业推广部门的合作
完善各专业推广机构的运行机制，加强政府公益性农业推广机构的改革和建设，整合农作、植保、土肥、畜牧、水产、农机等各专业推广机构，打破按专业设置划分各搞各推广的自成体系，建立协调统一、综合整体的农业推广机构。
2园林绿化工程土方地形的主要施工技术
2.1挖方
挖方过程中，必须保证每一位施工者都能够得到足够的工作面，一般以每人4~6m2为宜。进行挖土时，还必须认真查看土质情况，同时预留出一个较为合理的坡度。假若进行垂直下挖，那么松散土的范围一般应当控制在0.7m以内，如果属于中等密度者则应当控制在1.25m以内，坚硬土应当控制在2m以内，一旦已经超出了数值范围，此时应当尽快加上支撑板，也可以对于符合规定的边坡做出保留处理。挖方过程中，为了避免发生塌方，坚决禁止在土壁下向里挖土。除此之外，还需要做好对基桩、龙门板和标高桩进等部位的保护工作。对于土方进行大开挖过程中，要求挖掘机以从中间逐步向四周倒退的方式进行，与此同时开挖土方还应当随挖随装入自卸车做出倒运或者外运处理。然而从上到下依次施工，一直至达到设计高程方可。等到机械开挖在接近槽底的时候，还应当注意通过水准仪来控制标高，避免发生超挖现象。
2.2填土
填土前，首先需要把池塘或者池底等处存在的一些垃圾或者淤泥等做出彻底的清除。在此基础上对回填土做出分层铺摊以及压实处理。同时还应当结合土质、密实度设计要求等合理的设计出每层铺土所应当达到的厚度。在雨期施工过程中，应当确保做好完善的防雨处理，以防止边坡塌方。如果在冬期施工过程中，在填筑前还必须彻底清除池塘底或者人工岛底上面存在的冰雪；在距边坡表层不超过1m的区域之内，禁止使用冻土来实施填筑；在填方上层的过程中，所用土料必须选择未冻、不冻胀或者透水性好的；和常温施工不同，一般每层铺筑厚度应当降低20~25%之间，而冻土块体积则应当控制在填方总体积的15%范围以内；其粒径应当控制在150mm以内。
2.3土方压实
土方压实中应当注意观察土壤压实是否均匀，与此同时还要高度重视土壤的含水量，如果水分过多或水分过少对于压实的效果带来不利的影响；如果土壤较为干燥，还必须首先进行洒水湿润，当确定其已经达到充足的压实度后才可以做出土方压实处理。
2.4整理地形
对于绿化地中存在的各种垃圾都必须做好彻底的清除工作，如沥青、石块和水泥等；在栽植乔木或者灌木周围中，往往存在着大量的杂草，也必须对其进行清除；一般来说种植草坪深度40cm以内，应当禁止出现任何会对于植物正常生长带来影响的植物；如果绿化用地里出现了缺乏熟土问题，或生土的含量明显过大，工作人员还需要对可能种植树木的种植穴或中添加一定的草炭土，从而对于原来的土壤进行合理的改良。一旦发现适合植物生长的土层和施工设计要求的整地深度相比要低时，还应当填入一定的黄土并将其埋进去，通常情况下应以地形所需为填充标准。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呻吟，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历经30余年的系统努力，技术哲学不断走向成熟。因缺乏公认的研究规范和系统的理论体系，尽管技术哲学堪称是“一个有着伟大未来的学科”，但仍处于一种如flisabeth stroke所言的“文集哲学”( anthology philosophy)状态，仍然是一个如joseph c. pitt,friedrich rapp等人所谓的“边缘区域”( fringe area )。如继续深究，我们就会发现无论人文主义的技术观、技术社会学抑或技术伦理学，其背后均是技术及其文化底蕴在支配，为此，对技术进行文化批判分析的视角显得格外重要。在本文中，我们拟从历史的向度审慎地对当代技术文化批判的动向予以分析和评估，通过对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技术世界及其秩序的批判性反思，促使研究更具批判性，前瞻性。
一、回溯:中西不同的“问题意识”
随着技术对现代社会的广泛渗透，其触角已延伸至社会各个领域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技术已成为现代社会的本质现象，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元话语。可是问题恰恰也是因此而生，随技术日益复杂化，其按照精确逻辑构建的技术体系及其权力意志造成了技术的异化。而技术的异化正是技术批判的重要维度，30多年来，“对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批判构成了当论思考的一个重要主题:无论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之思、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批判，还是后现代主义的反现代性，最终都归诸于对现代性文化的反省”。
(一)西方学界:伦理学转向
西方(这里主要指的是德国与美国)的技术批判对于当今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抨击了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霸权地位，更重要的是从哲学高度改变了人类传统的单向度思维模式。然而，不能不指出，由于其各自学理背景、审视维度等不同，使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且存在许多缺陷。此外，他们为使这种批判显得合理不得不构建自己的哲学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改造，尤其是在技术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方面。于是，在理解上经常是顾此失彼，也导致批判力度因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受损。
1.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在技术批判方面最引人关注的成果主要包括: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伦克的《论技术的社会哲学》，吕伯(hermann lue bbe)的《工业社会的生活意义》，罗波尔的《有缺点的技术》、《技术启蒙》，拉普的《现代时间的动力学》等等。其主要特点为:一，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的和标准化的，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发受到研究者关注，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
2.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这方面主要研究成果包括:米切姆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伊德( d. 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费雷(f. ferre )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伯格曼(a. borgmann )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坚持实在》，温纳(l. winner)的《自治的技术》，杜尔宾(p. durbin )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费恩伯格(a.feenberg)的《技术批判理论》、《可选择的技术》、《追问技术》、《改造技术》和《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历史的大灾难和大拯救》，比杰克(bijiker, w. e)的《技术文化的脆弱性》等等。尽管如spt前会长皮特指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但是，已抛弃对技术的乌托邦和敌托邦的观点，从各不同的理论视阑看待技术，如从技术批判理论(费恩伯格)、政治学(凯尔纳)、现象学(伯格曼、伊德)等，认为技术可依据不同的文化、政治、现实社会条件等因素，重新加以设计。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对技术理性也进行了不乏深刻的批判:他们探讨长期被遗忘的“边缘”现象，而射击的标靶却是西方文化的中心。福柯在《词与物》中以宣布“人的死亡”来表达现代思想的终结，抨击启蒙思想，并声称要消灭自笛卡尔以来的无所不能的主体。利奥塔在《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提出消解技术的霸权，对技术“不证自明”的合法性进行质疑。博德里亚发现逐渐泛滥于社会中的消费文化的深刻意义，指出人类社会从商品社会到景观社会再到如今的仿真(类像)社会(《类象与仿真》)，其深层是技术所构建的符号取代了意义本身。可见，后现代主义的技术论述中，主要关注现代技术异化。至于社会建构论者，如latour , callon , law等人，则从人类学角度研究技术问题，对人性化的技术和非人的技术分类思想给予关注。西方学界关于技术文化思想的阐释是其批判工业化的重要武器，在理论上，系统地梳理其技术文化思想，不仅可弥补我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也能促进我国技术文化问题的深人探索，更重要的是让工程师、技术决策者、技术管理者等，明白技术不仅是一个自然的问题，更是一个关涉人的文化的问题，在实践上使用人文道德价值观念主导和支配技术的决策，使技术得到最佳的发展和应用。
(二)国内学界:人文主义为主导向的技术反思
对技术批判开展系统持续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 ,90年代。其中，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吴国盛《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乔瑞金《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陈凡、张明国《解析技术》、郭冲辰《技术异化论》、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杨庆峰《技术现象学初探》等，为技术批判研究打开了视野。
但从国内研究现状来看，还很少有人系统地以技术的文化批判作为研究对象，尤其是缺乏全面审视当代技术批判的存在形式及其未来的基本走向。陈昌曙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对技术哲学的发展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在此方面作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他的《技术哲学引论》、《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等著作，为研究技术哲学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叶闯的《当代“科技批判”研究》提出或重新考定了生存论批判、生态学批判、科学技术批判等概念，通过对一些代表性、典型性的思想流派分析，对当代科学技术批判思潮进行清理;刘仲蓓的《后殖民时代技术的分析与批判》置身于“后殖民”时代分析技术、文化、人之间的关系，围绕“后殖民”的实质、西方技术文化的擅变与技术的偕越、技术在西方传统文化的解构等，以人文主义视角考量，展开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文化、人的反思与批判;曹克的《技术的社会批判》认为，马克思的技术哲学是技术的社会批判，它主要分为历史批判、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两部分，二者取向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被马克思历史地关联在一起，将对技术的思考纳人到了马克思不同时期方法论的视域中。
赵建军教授的《追问技术悲观主义》，以技术理性批判与技术悲观主义的相互关系为切人点，指出技术悲观主义的意义，它不仅在人类目的与行为之间自发起调节作用，而且其批判性甚至反叛性，体现了人们对认识的深化和对人类未来的洞察力，更为生态伦理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形成作了理论铺垫;乔瑞金教授在《马克思思想研究的新话语—技术与文化批判的英国新马克思主义》中阐明了英国新马克思主义的技术批判思想实质蕴涵，并指出其从技术决定论走向技术整体实践价值论(文化价值论的新纲领);张成岗的《现代技术问题研究》，从追思技术问题人手，对现代技术进行了病理学拷问，对技术问题进行了科学划界，对技术问题何以生成进行解释性研究，对技术问题之解决提出了初步构架;李丰茂的《重建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认为，当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表现为“生存危机”，其直接原因在于西方工业文明以来形成的“自然主义技术化生存”，而这导致了“技术异化”进而导致了人的生存异化。必须以希腊对“技术”所做的“生存论”理解为根据，并通过当代的“文化批判”—“意义性拓展”、“时间性拓展”和“空间性拓展”，以恢复技术化生存的“人文主义向度”;朱春艳的《费恩伯格技术批判理论研究》认为，费恩伯格提出的“批判理论”( critical theories)，是一类具有某种伴随历史的变化来给出的技术判定，它既非由目的和理性来决定的工具系统，也不具有内在的和一劳永逸的价值独立性，而是蕴涵着非中性的社会属性的产物，实际上就是在目的和实体之外来寻求一种基于特定社会情境的对技术的定位。
近年来，更由技术价值论、社会批判理论和技术的形而上学等人文视角的探讨而引向深人，出现了研究旨趣的经验论转向和研究背景的后现代技术转向，研究视角亦日渐多元，其理路主要有解释学、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的技术哲学、技术批判、社会建构论、风险与反思现代性理论、后结构主义(如知识权力结构、仿真理论)、后人类主义(如赛博格和人类增强)等，思想资源涉及自北美(如伊德、芬伯格、温纳、哈拉维等)、法国(拉图尔、埃吕尔、鲍德里亚等)、德国(海德格尔、哈贝马斯、胡塞尔、尤纳斯等)和中国传统思想(庄子等)。相关研究聚焦于技术的本质、技术的价值、技术伦理、技术与风险等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国内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主要渗透于科技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等相关领域，尤其是其社会批判论和技术批判理论中。不过，陈昌曙、远德玉等人于1980年代在技术哲学研究中涉及了技术伦理与文化相关的论述。90年代，刘文海(《技术的政治价值》)、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等，在有关技术的政治价值和人文价值的维度中，实际上已深人到文化学(伦理学)意义上审视技术问题。此后，陈凡的《解析技术:技术一社会一文化引论》、王前的《技术发展的文化制约研究》、张明国的《技术文化论》等，进一步阐述了技术与文化的内在关联。上述对当前热烈讨论技术文化问题起了重要的作用，但整体而言，进人21世纪后，我们尚匾乏对技术批判全面系统的研究，更无从把握其对当代技术文化(含伦理学)问题解决的价值和意义。
二、述评:技术文化批判的重审
“虽然人类在很久以前就生活在技术时代，但技术哲学的时代刚刚开始”总体上看，虽然技术文化问题已经成为人类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但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仍然是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虽取得一定成果，但探讨尚未全面展开，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仍嫌肤浅，如关于技术文化概念的具体来源及其在东西方语境中的差异;在中外众多学者视域中，技术(本质)的文化批判语境占有怎样的学术地位?技术文化及其风险是如何在这个时代成为哲学的关注对象的?以上诸多问题的系统研究，在国内外技术哲学界尚未充分展开，巫待加强。
(一)主题与方法的缺憾
其一，主题的离散性。在技术哲学领域有一种斯托克(stoker)所说的“连续性的开始的悖谬”( paradox of continual beginning)，对其作为一个哲学学科赖以成形的一整套中心问题(central is-sues)缺乏明晰性和一致性，使得技术哲学难以形成一些集中于中心问题的内聚性理论(cohensive theory )。往往强调道德性的问题而忽视认识论和本体论的问题，关注的是技术的使用而非技术的设计、制造等过程问题;技术和工程本身，即技术制品的设计、发展、生产和维修游离于其视野之外。哪一个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仍存在较大分歧。张华夏和张志林等人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将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指出，只有从认识论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了。
其二，方法的偏执性。往往强调规范性而忽视描述性，采取一种外部性的方法看待技术。在此，技术本身通常保留为一个黑箱，被当作一个不变的整体;针对此，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仁。
(二)人文主义批判为何如此脆弱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晚期，技术哲学受制于对技术的形而上学分析(受其影响)和对科学技术对个人与社会生活方式的批判性思辨”。技术超越论者(如容格、迈耶尔、埃吕尔、海德格尔等)，他们用对认识主体的重视来取代对认识对象的重视，用重视价值来反对重视事实，以对人的欲望和精神自由的强调来对抗语言逻辑的科技方法。虽发觉人与技术之间的冲突，省察到人类在技术重压下的，却忽略在技术发展中对人的力量的肯定和文化发展。理论上的片面性使之对现代技术持敌对立场，看不到有意义的未来。尽管对技术的批判是彻底的、尖锐的，但在他们的视野中，没有科学技术也没有历史发展，最后深陷虚无主义泥潭，只能是一种“贫困”伤感。
正因理性批判与现实相悖，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人文导向在现实中显得如此脆弱。笔者以为，在学理上，人文主义技术批判的最大缺陷是他们把批判的理论向度定位在理性和技术理性上。在精神上达到控制技术，在人文主义学者看来就是重新唤起人们的价值理性和对维护人性尊严，人性解放的自觉意识。一句话，就是依靠主体精神(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因素来克服技术理性的恶性扩张，同时抵制其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这恰恰就是技术理性的批判在现实中难以产生真正广泛、持久影响的原因。
技术永远是一种人的合目的的行为的结果，也是符合科学理性的、合理的有效的行为，为此，人类能够运用技术不断有效地改造自然。同时，人的理性、目的、利益、价值选择也总是强烈影响和驱动着技术的发明和运用，我们是否就此断言技术的存在和发展取决于理性的因素?许多人文主义学者在对技术本质的追问后陷人悲观主义的事实确认了这一点。其实，技术也是人的社会性建构，是人的主体性的客体化，即技术既是人的异化存在物，又是人的解放的具体形式。因为人口会不断增长，人们的物质欲望和需求也只能是有增无减，阶级、集团、国家间的不同利益也会长时间地驱动着人们的价值选择，科学理性对于技术的推动，历史已经证明是加速度的。在这一切面前，所谓呼唤人性价值理性的回归，所谓人性自由发展的“理性王国”，几乎就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
(三)“技术的经验转向”难以真正解决题
现代技术哲学深受两种思潮的影响:其一是批判的技术哲学传统，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和哈贝马斯的人本主义技术批判理论;其二是分析的技术哲学传统，思想实质是分析的科学哲学在技术哲学中的反应，近些年又出现“回到经验”的实证主义仁。
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由来已久，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技术哲学的原始形态。它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工程师的经验。自从海德格尔对技术的存在主义反思和法兰克福学派对技术的社会批判以来，分析性的技术哲学曾一度陷人低谷。
20世纪90年代以来，哲学家们试图通过堆积式的经验研究，超越海德格尔式的技术批判，于是出现了所谓的“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一个最有意义的探索出现了，即技术哲学家的兴趣从技术的后果转向了技术本身。这种趋向最明显地体现在“thinking through technology; the path be-tween engineering and philosophy"(米切姆)。它深刻地指出，技术哲学的适宜研究方式应该是“不能回避工程的话语方式”。换言之，技术哲学必须对技术的哲学分析与工程师对话，若达此目的则必须学习工程语言。但是，“技术的经验转向”便能解决问题吗?温纳(winner)指出:“一旦走进技术的黑箱，人们就一定能知道哲学和技术研究所要求的所有答案吗?……技术并不是一维的实体。首先，技术的概念本身就有许多意义:最基本的有技术作为器具、技术作为知识形式、技术作为行动的方式。但这些技术的每一种形式又都有复杂的意义。所以，技术黑箱还包含技术自身历史发展的形式，这是技术哲学家在理解现代技术本质和作用时所不可忽视的，否则，哲学家就有把技术过分简单化的危险。”
显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上难以发现技术本质的。综合来看，这两种技术哲学，批判传统和分析传统的技术哲学，实际上是在技术的“形而上”和技术的“形而下”陷人了形而上学。前者有望文生义之嫌，后者则有得鱼忘签之憾。
三、前瞻:技术化时代合理性的扬弃
对技术的形而上追问已经完成，对技术和技术哲学研究中的二分法(工程的和人文的技术哲学)也已无力回答技术所带来的现实问题。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藉此，我们对技术哲学研究包括技术批判也理应赋予新的视阂
(一)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
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川。在《技术哲学导论》一书中，伊德指出，“环境危机”、“多文化”( pluriculture )、“战争与财富”、“技术发展”是未来技术哲学研究的重要主题。并强调“文化形态的转换要求技术哲学家以平衡过去及现在的乌托邦和非理想化之间的诱惑的方式对上述两个主题进行反思，……这只是对今天技术渗透的世界的平衡、批判和反映的思想的呼吁”。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一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是一种重构性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此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了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费雷提出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杜尔宾呼唤行动主义，他指出，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人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从根本的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指出，技术哲学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说，技术哲学“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从研究的建制看，陈凡教授提出“内核硬化、边缘软化”的转向。“内核硬化”是指技术哲学研究共同体的“内核”(指专业的技术哲学工作者)要上水平、上学科，以促进“狭义的技术哲学”的形成与发展，“边缘软化”是说技术哲学共同体应是对“各界”、“各学科”“开放”，以有利于“广义的技术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总体上，囿于以往研究视野的片面化，使得技术批判研究大多是从直觉抽象的形而上学与狭隘经验的社会建构论的角度来阐述技术的内生及社会控制问题，这种研究范式是从宏观层次到中观层次的切人，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主体在技术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往往被忽略了。鉴于此，笔者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层面切人，加深对技术微观运行机制的了解，以弥补当前研究不足的弱点。目前在国内外的研究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缺乏对技术一文化的结构研究，这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笔者欲通过文化语境的结构化分析方法，系统研究技术一文化一人的控制问题。值得指出的是，如果缺乏一定的本体论框架，技术哲学将蜕变为技术经验，从而失去哲学本色，而失去哲学本色的技术理念难以发现技术本质。
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切实地综合包括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与科学学等学科成果，研究技术的发展与社会史及其文明的联系，更广泛地说是与地球进化过程的联系。人类正走向从根本上改变他们所创造的，也使他们受到危害的技术文明的道路。如果不考虑自然科学、道德、政治和其他直接的社会因素的影响，以及文化特征(如民族的文化特征)和各类哲学世界观的影响，就不能很好地阐释技术现状与发展。我们不但有技术问题，而且还有人的问题。在技术的哲学研究中，不仅是把人“作为”某种因素，而且要“通过人”来审视技术。技术问题就是人的问题，未来的技术哲学应当考虑:1.技术是意识的物质化，技术问题是人文科学问题，对它的理解需要揭示文化的深层基础;2.必须摆脱旧的“技术”形而上学概念并制定新的范畴模型，因为旧的范畴划分(主体一客体，科学一技术等)不能捕捉技术的实质;3.技术比科学更具有基础性质，不能由科学解释技术，也不可将技术归结为科学及其后果;4.整个技术哲学，由于它是人文化的，因此不能将它局限于最高的抽象水平、一般哲学范畴水平。有关它的论述只能建立在较具体的历史实际范畴研究的基础上。
对技术进行深刻的哲学反思仍是一项年轻的事业，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形成一个得到普遍认同的研究范式，这使得技术在哲学水平上远远跟不上科学哲学发展的步伐，并成为制约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究其根源，仍是技术文化观滞后所致。对中国而言，如何开展合理的文化批判，应对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文化精神、文化模式的冲突和裂变，顺利地实现传统文化模式的现代文化模式的转型，已成为紧迫的历史任务。
加之，如今从技术哲学到技术政治学等学科的出现，表明人们用经验去把握的空间越来越大。因为这里探讨的问题已脱离了哲学的语境，进人到政治学、社会学的话语系统中。技术现象原本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粹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可以认为，走向经验，走向跨学科的文化批判，正是技术批判理论的未来走向，而正是当学科的分化引起更大程度的综合，使人类有条件从多角度、多方位反思己身。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二)反思“反思的”时代:“重建文化”、“拯救文化”
技术文化批判研究，尤其是关注技术文化脆弱性(the vulner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culture)也许有助于我们理解高速发展的当代社会。从技术文化角度更深人探析中国当代文化的特征、和谐发展理念、现代性意义与未来发展内在动力，不仅迫在眉睫，而且还富于挑战性和无可替代的实践意义。
技术不是中立性的，它不仅在本质上、而且在结构上是暖昧的。在与人和文化中的人的关系中，技术转化了经验和经验的变项。更进一步分析，“在文化诊释学的复杂层面上，技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被嵌人;‘相同的’技术在另一种文化情境中可以成为完全‘不同的’技术”。生活于技术文化(technological culture)当中，我们已无可避免地活在一个极易脆弱的世界(a vulnerable world )。为了生活于一个更为开放的、锐意创新的文化当中，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技术文化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本身的价值所在。
话语既不是独立自主的，也不是“深层”的现实的直接反映，而是建立在更为辩证的关系的基础之上。在此情形下，探寻一种深远的批判性( critical)的精神变得更为必要。如果不探索技术及其现代化本质的无处不在的现实，我们将无法谈论公共话语。不难发现，以“发达”为内核的技术文化正在以资本的功能、工具性来定义现代人类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发达的功能正在取代人类的价值。在现代性时期，技术、知识和权力的新的融合，在全球范围内扩大了经济和政治控制，重新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在启蒙主义价值引导下，技术必要性提供了一种人类进步观，它与不断增强的自然控制和似乎无限的物质商品生产密切相联。但物质丰裕和人的自我实现之间的表面联系已被证明是虚构的。更为重要的是，工业“进步”和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全球变化现在已全面威胁生态环境，技术力量是如此无所不在，以至于阶级结构、社会关系、文化甚至变革运动也以它的形象复制自己。
20世纪大规模工业发展和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社会巨变，将一个深刻的含义传递给这一反智论的遗产之中。技术理性的世界里，“功能化的”(实证主义的)语言的仪式化概念取消了真正的颠覆能量，也同时取消了现实与可能之间、经验主义现实与进行选择的努力之间的辩证的张力。从文化的本质角度看，这也是文化空前发达的时代。可是，就在这个时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提出了“文化危机”的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发出了“重建文化”、“拯救文化”的呼吁。
显然，这里所说的“文化危机”既不是指物质技术的不足，也不是指制度、规章的弊端，指的正是狭义文化遭放逐的状况:科学技术危机，对人类前景构成威胁;大学和教育的危机，为适应市场而追求短期效果;文明失去价值追求;诗意和正义感丧失。这意味着—本来，在文化分化的过程中，狭义文化成为人类与自然相对立的本质力量的最高形式，成为人文价值观的最后领地。可是，现在连这一最高形式也在向低级形式坠落，最后领地也在逐渐丧失，狭义文化的危机成为人类的最后的危机。以“文化工业”为例，这是对文化的工业化制造、商业化流通处理，它以牺牲创造主体性为前提，以满足大众的感官刺激需要为生产标准，以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为生产目标。使人的自然需求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以文化形式灌输给每一个人，人的本质力量、人的独特价值失去文化载体。在这样一个表面上高度发达的文化环境中，人成了超级动物，每头动物都只知道最大限度地饮食男女，享受奢侈腐化，一切为了物欲这个上帝。无论对于生产者还是消费者，“文化”都只成为满足自然需求的手段，成为与房子、汽车、美女一样的物质材料。文化含义中人的因素消失了，只剩下自然的因素，“文化”一词终将失去意义。
如同路易·多洛在抨击“文化工业”时指出的，当代文化已经“从知识的甚至从精神的层次降下来，而只维持单纯的物质层次”。当文化工业已成为文化机制而存在时，倘若只以增加政府拨款的方式来拯救文化，实际上只是给文化工业注人新的资本，文化危机仍将漫延。人类已经到了反思文化定位的时刻。必须看到，“文化热”的思维特征是以文化为纲，无论什么问题，似乎不“上升”到文化层面即不可谓之深刻。事实上，离开对人与人的诸种关系的探讨，将特定社会结构变迁的问题化约转换为观念文化变迁的问题，只会导致对问题真实性的遮蔽，可能永远也找不到问题的症结。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3-0173-02
一、鲍德里亚简介
鲍德里亚是法国杰出的思想家、后现论学家。他对于“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学界的巨大反响。20世纪80年代作为研究媒介技术和社会理论的先驱，鲍德里亚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就在2000年，世界著名的SAGE出版社“现代社会思想大师”丛书中的《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卷出版。鲍德里亚受到这份“礼遇”真乃实至名归，他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有目共睹。这本书一共有四卷，收录了约88篇评论鲍德里亚最核心的论文。随着鲍德里亚思想研究道路的逐渐展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他的思想研究在欧美炙手可热。尤其是在90年代初期达到了一个高潮，他的影响居然横亘了30年，至今以鲍德里亚为中心的研究仍然在继续。而在中国，这个热潮才刚刚开始，现在已被翻译成汉语的专著有《物体系》《消费社会》《象征与死亡交换》等，随即而来还有许多译文文献和研究文章的出现。
鲍德里亚一生充满着决裂和矛盾，在高中毕业以后，他与他的父母决裂，开始了这种“决裂的模式”，走向了学术研究的道路；随后，他和他的老师列斐伏尔决裂，开始研究符号学和后现代主义。因此，鲍德里亚的理论方向也处在不断变化、不断转向之中。对于鲍德里亚理论的不同类型，国内学者受到凯尔纳的影响，做出了两种分类形式。第一是两分法，第二是三分法。两分法是早期和晚期之分，以1976年为分界点，“在早期，鲍德里亚基本上是以一个社会批判理论家的面目出现的，他在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新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它的符号批判，并逐渐地澄明了自己的象征交换的立场”。主要的代表作有《物体系》《消费社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等。在晚期，鲍德里亚把从以往的批判理论的目光转向拟真与技术等后现代主义。在这个时期，主要代表作有《诱惑》《拟像与拟真》《宿命策略》 等。根据二分法来看，国内学者主要侧重对鲍德里亚早期理论的研究。三分法主要是将鲍德里亚的研究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鲍德里亚对马克主义的批判，结合符号学对消费社会理论展开详细的论述与批判；第二阶段是鲍德里亚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进行批判；第三阶段是鲍德里亚思想的大幅度转变，与现实本身决裂，走向物体支配一切的阶段。
二、国内研究现状
对于鲍德里亚思想的研究，国内学者主要集中在消费社会、符号消费、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等方面。而关于鲍德里亚技术哲学的研究比较笼统，缺乏一定的依据和深入的分析。对于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方面，研究得比较深刻的有孔明安、张劲松等人。孔明安多篇文章都是围绕这一话题展开研究。
我总结了国内对于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思想研究的几个方面：
第一，媒介技术批判。
国内学者对于鲍德里亚的媒介技术理论的研究主要侧重于消费社会中的媒介传播、媒介形成的符号世界以及对符号消费的批判。而张劲松在《拟真时代：鲍德里亚媒介理论的后现代视角》中则把目光转向以拟真与超真实概念为核心的后现论。首先，论文对媒介理论的语境转换进行了论述。作者认为媒介的批判理论主要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使人类传播信息的方式从书面文字转向为影像和动态画面的影像时代；第二阶段是景观社会，即影像通过电视、电影、广告的方式传播构成了虚幻的表象，o大众视觉的催眠。“人类的视觉就自然被提高到以前曾是触觉享有的特别的卓越的地位；最抽象、最易于骗人的视觉，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今天社会的普遍抽象”。第三阶段，影像不只是单纯地与现实对应，它通过技术的改造甚至是伪造，扭曲了现实，影像变得超现实即拟真世界。由影像发展到拟真的过程的转变，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方向发生了变化，我们在真与假中迷失，同时也反映了当今时代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势。其次，是论文的核心部分，这一系列变化的肇事者――媒介技术。电视等新媒介手段将事物处于一个幻想的世界，一个拟像的框架里。作者认为电视不再是反映现实生活的工具，而是对现实的拟真，媒介技术是现实和拟真的体现。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平时看的神话电视剧，里面的服装、道具、飞檐走壁等都是电视制造出来的唯美画面，人们幻想自己也是剧中的主角，可以上天入地，这比我们平时经历的现实生活更真实，也比我们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媒介的超现实，使人们的生活理念和日常形态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改变。最后，文章对媒介的意识形态功能进行了论述。在媒介技术的笼罩下，信息传播逐渐变得多元化，将主体的思想、欲望、价值观都统一到认知结构中。主体成为媒介的隶属品，消失在技术之中。媒介技术压制了作为社会主体的大众、消解了大众的主体地位，而沦落为“沉默的大多数”，最后成为“社会的终结”。
徐琴在《论鲍德里亚的大众媒介批判理论》一文中认为，鲍德里亚指证了大众媒介通过编码规则和传播技术而构建了一个仿真的世界，从而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由媒介支配的社会。
第二，鲍德里亚的技术观。
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思想中有着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和浓郁的技术悲观主义。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我们要辩证地看待鲍德里亚技术决定论，既有技术对人与社会的影响，也有其自身的极端性。
孔明安的《完美何以有罪――鲍德里亚对现代技术与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和《技术、主体与形而上学的玄学遐想――鲍德里亚的悲观主义哲学思想研究》都对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和技术悲观主义进行了分析。“完美的罪行”是形而上学的体现，作者理解的完美是从技术角度理解的。完美不仅仅是技术上的完善，同时还有意愿和意志两者内在的联系。我们常说科学技术是把“双刃剑”，但作者认为，鲍德里亚更多的体现的是现代技术的报复和对未来的悲观语言。在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鲍德里亚后期的思想是消极的，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他夸大了技术的消极影响，人类受控于技术却无法改变现状，甚至人类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张劲松在《拟真世界与客体策略――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及启示》中提到，鲍德里亚的后现论是一种典型的技术决定论，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主体失去了其自身应有姿态的存在，变为技术的创造品和隶属品。伴随着主体衰退，客体的不断壮大，客体世界开始控制并主宰着人类社会的正常运行。因此，鲍德里亚的理论对于我们重新审视技术危机带来的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的日益破坏，对于重新思考人与自然、人与技术、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和深刻的哲学意义。
国内对鲍德里亚技术哲学的研究的文章并不是很多，大多论文都对鲍德里亚的技术哲学进行了概述，但是没有一个系统的框架。孔明安在他的论文中提出了用STS的视角来解读鲍德里亚的技术哲学思想，但是在文章中并没有详细的论述。荣国盛在《技术物：思考消费社会中技术和技术问题的出发点――鲍德里亚早期技术哲学思想研究》中探讨了技术与技术物、技术物与人、技术物与灾难等方面的关系，使得技术、社会、人类关系联系在一起，给学术界研究鲍德里亚技术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野，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三、国外研究现状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鲍德里亚理论思想在国外学术界迅速传播，学者们对鲍德里亚思想的讨论进入了一个狂热的阶段。在众多的研究者中，以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最为著名。凯尔纳在多部著作中都把鲍德里亚称为后现代主义者，尽管鲍德里亚本人坚决否认。国外学者对于鲍德里亚的研究资料颇丰，但主要集中于后现论，例如对泽尔认为他“明确和肯定地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毕竟，他的著作对后现代主义者产生过影响”，而对于技术哲学方面的研究的资料较少，主要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
第一，拟像与技术。
道格拉斯凯尔纳在《鲍德里亚与千禧年》一书中阐述了鲍德里亚关于后现代时期的这种极端的无为状况的思想，剖析了许多批判学家对其思想体系结构进行的指责和批判。这本书主要探讨的内容有：自然哪眩肉体，受害者文化、身份和互联网病毒等核心概念，反映出鲍德里亚的千禧年思想自1980年至2000年的发展过程――从拟像到消亡。
第二，媒介技术。
马克波斯特在《第二媒介时代》中从后现代的角度对鲍德里亚的媒介理论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鲍德里亚的理论对于信息传播的新形式、媒介理论有着变革性的意义。媒介技术将新的形式植入到人类正常的生活中。就好比电视，我们不用跋山涉水地去欣赏世界各地的美景，我们只需坐在家里，休闲地操控遥控器，便可知每一个地方。拟真的逻辑体系形成了从单向的一媒介时代向双向互动、去中心化的第二媒介时代的过渡。鲍德里亚把目光主要集中在电视荧幕上，力求揭示出电视等媒介技术令人沉迷于此的本质性原因。波斯特将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媒介的理解与鲍德里亚做对比，得出鲍德里亚除了给媒介技术引入了一种新的文化原则外，它们还给当代社会的政治活动和理论观念造成了破坏。此外，波斯特还批判了鲍德里亚的以客体身份抵抗的“沉默的大多数”，波斯特认为鲍德里亚的媒介理论还拘泥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元律，但是并没有揭示出媒介技术将如何激发一种新政治。
远德玉教授,1934年4月13日出生,辽宁省台安县人。1953年毕业于阜新煤矿学校,同年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采矿专修科学习。大学毕业后,留校做院刊的编辑。当时,陈昌曙教授写成的科学家故事经常在院刊刊登,“”中远德玉教授因此曾被指责为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树碑立传而受到批判。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远德玉教授开始接触科技史,阅读了一些科技史的书籍,并进一步对科技史产生了兴趣。1970—1975年,远德玉教授在采矿系教改组工作,其间对工程技术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讨。
粉碎“”后,东北工学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78年春,远德玉教授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1979年4月,远德玉教授参加了在华中工学院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科学技术史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年,远德玉教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查阅日文杂志时,发现了日本《技术与人间》杂志刊登的关于技术论方面的文章。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资料室同志的帮助下,他详细查阅了相关的日文书籍。回到学校后,远德玉教授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老师汇报了关于日本技术论的研究动向。接着,他又同懂俄文和略懂英文的同志去北京,查阅并复印英文、俄文、法文资料,专门组织有关老师翻译,后来结集出版,这便是1980年第5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辑研究资料对国外有关技术论、技术科学、技术史与技术管理方面的文章进行了介绍,成为全国最早发表技术论的译文集。后来,远德玉教授还同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其他老师编译了1985年第2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对国外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技术论的历史争论等进行了介绍。
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认为,应该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需要从不同角度开展技术论的研究［1］。1983年,远德玉教授完成论文《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该文从过程论的视角分析了技术的本质和属性［2］。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不同时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明确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3］。
1986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远德玉教授与陈昌曙教授合著的《论技术》一书,该书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该书的后记部分,作者这样写道:“它虽然由我们执笔完成,但应该说这是东北工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集体智慧的结晶。……日本技术论学者的著作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特别是日本帝京大学教授、东北工学院名誉教授星野芳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给了我们很多教益”［4］323。在此,远德玉教授明确表述了他的技术论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许是由于受到日本技术论影响较深的缘故,远德玉教授比较主张用“技术论”而不是用“技术哲学”来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3］。
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等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这是他们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是中方研究报告,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星野芳郎则以“中日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为题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日本出版,1995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日双方的比较技术研究,加快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技术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远德玉教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后,他陆续承担辽宁省和沈阳市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和对策研究,并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研究。
1990年4月,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共同完成《技术选择论》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远德玉教授执笔完成“企业在技术选择中生存和发展”、“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两章的内容,在该书中,他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5］。
1991年,陈昌曙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研究”获得批准,远德玉教授是主要的完成人,1993年结题报告完成。但由此启动的技术创新研究却一直继续下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1994年,远德玉教授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生,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完成16篇“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到2007年9月,共有23名博士生毕业)。
2001年,远德玉教授承担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课题“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2004年8月结题。该课题对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技术过程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与产业的关系,从而把技术、产业技术、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系起来。2005年末,远德玉教授同丁云龙、马强共同完成国家“十五”出版重点选题《产业技术论》,对产业技术这一技术的最终状态进行了整体的深入研究。
二、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
关于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是远德玉教授在1981年参加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我国也应该像日本、苏联和美国技术界、哲学界对技术的整体研究一样,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从不同角度大力开展技术自身规律的探讨,即开展技术论的研究,包括技术体系学的研究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两个方面［1］。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个命题提出后即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说技术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种空泛的议论,难道一切事物不都是过程吗?说技术是一个过程又有什么确定的、特殊的意义呢?对此,远德玉教授在许多场合都进行了回答。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该文可以看做是对三年前提出的技术过程论的补充,也是对技术过程论批评者的回答。
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是在对既已存在的有关技术的定义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既已存在的定义往往是从一个侧面对技术作的“静态分析”,通过对技术的静态分析,认识构成技术的要素,对于理解什么是技术是有益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着重从某一种要素来说明某种类型的技术活动。然而,这些说法只是指明了技术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技术的全部,也不是技术的本质。技术乃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作为过程的技术［4］52－53。“技术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认识技术本质时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是符合现代系统论的思想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输入和输出,输出是输入的结果。技术作为一个系统输入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经过处理和控制,输出的是经过加工改造了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技术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于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变。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化和运动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都要有一个演化过程,因此,“技术必然是一个动态系统”。只有把技术如实地看做一个系统或过程,才能揭示技术的本质和特征,并且为技术论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4］55。
在1992年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上,远德玉教授发表《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一文,又对有关技术是一个过程的非议进行了公开回答。文章指出:“当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广泛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之后,技术过程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了。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知识形态的,物化形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潜在的和现实的,从发明到一品技术再到多品技术。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技术之所以需要和可能进行创新,就是因为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6］因此,“对技术作静态的考察,只是关注技术的一种形态,或关注技术的一个要素,或关注技术的最后结果,因而是片面的。当然,这里绝没有否定静态考察的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技术便有特定形态,对特定形态的技术作静态考察是必须的,但它所考察的并不是技术的全部,技术的全部乃是多种技术形态的总和”［3］。
在《论技术》一书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含义进行了三方面概括。①技术是指发明、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全面理解技术,必须看到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只是技术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如果只对技术作静态分析,就会引发关于技术本质的各种争论。②技术是指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结合起来。技术软件是在同硬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也只有在同硬件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因此,技术是软件与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③技术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在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们有目的地使知识、能力、物质手段结合起来变革自然,创造出人工物;在人们创造人工物的过程中,又会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获得新的能力。如此不断反复和反馈,技术就不断进步,由低级发展到高级［4］62－65。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技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人为所设定的目的寻求手段的过程,又是有了手段寻求新目的的过程。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二者的统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并可以说明技术发展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3］。
基于以上的分析,远德玉教授在新近出版的《产业技术论》中进一步把技术的基本内涵概括为:技术存在于动态过程中,技术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这样的概括有助于把技术是过程性存在同技术是实体性存在、知识性存在和活动性存在区别开来［7］7。远德玉教授曾经提出,关于技术的存在形态,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技术的结果,并把技术的结果看成是技术本身。这样的后果是把技术看做一种静止的实体。正像人们只能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质一样,人们也只能在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相结合的过程中了解技术的本质。必须把技术看做是人类从主观到客观的一种实践活动,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2］。总之,技术不仅存在于发明活动和过程中,还存在于技术创新活动和过程之中,更存在于生产与产业活动过程之中。如何把发明与创新、技术与生产统一起来理解技术,则是当代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7］5。三、作为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引申与技术动态过程
的展开的技术创新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开展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结论,更是技术过程论的逻辑结果。
早在1983年7月,东北工学院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就特别邀请日本帝京大学教授、技术评论家星野芳郎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以便深入了解日本战后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中日双方学者通过多次互访与多次到中日企业生产现场的考察,较为深入地了解了中日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在《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一书中,远德玉教授介绍了研究得出的几点基本结论:一是中国在技术、经济上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是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地表现在批量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基础技术的落后;三是技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只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依靠改良提高型技术,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腾飞［8］3。根据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对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界定［9］,远德玉教授把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总和称做技术实力,提出技术实力可以用发明的潜力和水平、样品制造技术的潜力和水平、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批量生产技术的潜力和水平来表征,据此得出结论:中日之间技术实力上的差距是由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的不同而开始出现的,日本在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方面大大高于中国,而且在生产技术尤其是批量生产技术方面的水平更是强于中国。中国生产技术的落后突出地表现在基础技术落后,而基础技术是支持整个生产技术的基础［8］17－23。远德玉教授还描述了中日技术实力方面的现实状况:中国在发明能力和水平方面略高于日本,样品制造水平方面不相上下,中国在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即发明成果商品化)方面要低于日本一个数量级,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则要相差两个数量级［8］26。产品开发与样品制造是技术创新的前期阶段,其创新能力对后续创新的成功与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性是中日在生产技术方面出现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从中日技术发展的比较研究,必然会引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是技术过程论展开的必然结论。在技术过程论看来,技术的形态包括:技术构想、技术发明、设计、试制或试验、生产技术、产业技术等。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生产技术。然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10］。也就是说,技术发明只是技术的初始状态,通过创新使其产业化变为产业技术,成为技术的最终状态,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7］6。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
从过程创新的角度,远德玉教授把技术创新的内容理解为包括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6］。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就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在《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一文中,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自有知识产权包括创造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商标、商誉等等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否创造出自有知识产权是技术创新与单纯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技术创新过程是多种知识的组合,诸如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商标、企业商誉以及专有技术等,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垄断利润,并从自有知识产权的转让中获得收益,也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1］。
技术创新是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过程,是发明成果发生转化的过程,是技术发明变为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目的性在变化,技术的各种要素在变化,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简单应用。当产业技术生成变为产业中的技术,并成为产业的一个要素之后,技术的生成与转化过程便结束了,作为技术的创造活动结束了,但又开始了产业的创造过程［7］25。产业技术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系统,还要考虑生产要素的供给系统,更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喜好和习惯等多种要素［7］27。对此,远德玉教授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一文中,通过田字型转化模型说明,科学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需要经历:①横向的三个阶段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生产技术的转化;②纵向的三种形态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形态从科学原理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的转化过程,技术形态从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生产技术的转化过程,人的目的性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因此,从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是技术的体系化和社会化的过程［12］。
在《产业技术论》一书中,远德玉教授进一步讨论了田字型转化模型中的横向转化过程,认为该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三个阶段:自然因果性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产业技术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达到功效性要求的发明,才有了转化为产业技术的可能性;而产业技术才是技术的完善化形态,也是技术体系化的标志［7］16－18。
远德玉教授认为,产业技术是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是多种生产技术组成的系统。产业技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产业技术是体系化了的技术;②产业技术是社会化了的技术;③产?业技术具有直接生产力功能;④与生产技术相比,产业技术是具有独特性的技术。他提出,以为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就是产业化了,从而中止了创新过程,将使创新半途而废;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技术,只要引进过来不经过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就可以完全应用,就不是真正理解技术创新［10］。因此,正确理解产业技术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的关键。承认技术过程论,必须承认技术形态论。技术本来就有多种形态,产业技术是技术完善化的形态。只有产业技术,才能制造出产品和服务,并形成现实生产力,真正显示出技术的社会功能。以技术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技术论(包括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如果不研究产业技术,便难以揭示技术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价值［7］1。
总之,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产业化的过程,而且是技术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这三个过程的统一。技术创新既是按照合目的的自然规律性技术原理进行产业化的过程,又是按社会经济规律的社会建构过程。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四、启示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远德玉教授从事技术论研究30年的历程,并对其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简要的评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启示一:坚持研究路径的一贯性才能少走弯路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远德玉教授在谈到《产业技术论》一书的撰写经过时说,一个研究者不能既在东山养鸟,又想去西沟钓鱼,总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研究方向,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路径的惯性使得研究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7］1。远德玉教授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历程中正是这样走过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到把技术看做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探讨技术的本质属性、技术的社会价值与技术观,再到探究技术论的研究领域与性质;从战后中日技术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到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再到产业技术论的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对技术的宏观思考,还是对技术的微观分析,他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研究路径。
启示二:努力追踪国外学术研究前沿才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展开研究。陈昌曙教授指出,如果不十分重视了解欧美技术哲学发展的动态,不尽力追踪学科前沿,就不可能在前人和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有新意的见解,乃至几乎不能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13］。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是在借鉴和吸收日本技术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所学外语为日语,因此他能够直接阅读的外文文献便是日语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有了“技术论”的名称,40年代前后,围绕技术的本质,日本开展了技术论的论战,因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论资料。通过与星野芳郎、林武等日本技术论学者开展中日技术的比较研究以及阅读日语文献,远德玉教授较好地把握了日本技术论发展的前沿,从而为自己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启示三:不断夯实技术史的基础才能拓宽技术论研究的视野。远德玉教授对于技术论的研究是在技术史的基础上展开的,“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就是在全国第二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最先提出,并在全国第三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加以拓展和深化的。他在向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83年10月)提交的《技术史与技术论》一文中提出,技术论既可以说是技术史的现代化部分,又有时论的特性。技术史和技术论是相互促进的两个独立学科,技术论要以技术史特别是近代技术史作为基础,技术史的研究必将促进技术论的研究。同时,技术论的研究成果,也为明确技术史的研究对象,解决技术史的分期,探讨技术发展的规律性,提供新的思想［14］。在《关于技术创新史研究的断想》(未公开发表)一文中,他更提出不仅要研究发明应用的社会史,还要研究创新过程的社会史,即研究发明成果的产品化史、商品化史、产业化史。因此,只有扎根于技术史和技术创新史的沃土,认真研究历史中的技术和历史上的技术创新,理性地概括我国技术发展实践和我国技术创新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于中国的技术发展理论和创新模式,也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技术创新理论。
摘要:在阅读科技史文献和日语技术论文献的基础上,远德玉教授在国内率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这个观点在他的许多著作中得到了全面的阐述。在同日本学者进行中日技术比较的基础上,远德玉教授从技术过程论转入技术创新的研究,把技术创新看做技术产业化、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上述研究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技术论和技术创新哲学的理论基础。从技术过程论的研究脉络出发,对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和技术创新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回顾和评述,并得出了三个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远德玉;技术过程论;技术创新;过程创新
参考文献:
［1］远德玉,吴明泰.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N］.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1982－02－10(3).
［2］远德玉.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J］.方法,1983(试刊):69－75.
［3］远德玉.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5(6):391－393.
［4］远德玉,陈昌曙.论技术［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5］陈昌曙,远德玉.技术选择论［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107－108.
［6］远德玉.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J］.自然信息,1992(增刊):3－6.
［7］远德玉,丁云龙,马强.产业技术论［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5.
［8］远德玉,陈昌曙,王海山.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
［9］森谷正规.日美欧技术开发之战国际技术比较研究论［M］.吴永顺,陶建明,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4:2.
［10］远德玉.产业技术界说［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22－25.
［11］远德玉.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J］.求是,2002(6):50－52.
远德玉教授是我国较早开展技术论研究的学者,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生涯中,率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论技术》、《技术选择论》等著作中,同陈昌曙教授一起全面阐述了技术的动态过程论思想。在同日本学者进行比较技术研究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技术过程论思想,并结合国内技术创新实践,拓展了技术过程论思想,开辟了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今天,比较全面地回顾和评述远德玉教授技术过程论思想的发展历程、主要贡献和理论特色,对于我们将来能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从事技术论或技术哲学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 技术过程论的研究脉络
远德玉教授,1934年4月13日出生,辽宁省台安县人。1953年毕业于阜新煤矿学校,同年考入东北工学院(现东北大学)采矿专修科学习。大学毕业后,留校做院刊的当时,陈昌曙教授写成的科学家故事经常在院刊刊登,“文化大革命”中远德玉教授因此曾被指责为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树碑立传而受到批判。WwW.133229.cOm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远德玉教授开始接触科技史,阅读了一些科技史的书籍,并进一步对科技史产生了兴趣。1970—1975年,远德玉教授在采矿系教改组工作,其间对工程技术的一般规律进行了探讨。
粉碎“四人帮”后,东北工学院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1978年春,远德玉教授来到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工作。1979年4月,远德玉教授参加了在华中工学院召开的第一届全国技术史学术会议,并向会议提交了论文《科学技术史中几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同年,远德玉教授到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在查阅日文杂志时,发现了日本《技术与人间》杂志刊登的关于技术论方面的文章。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资料室同志的帮助下,他详细查阅了相关的日文书籍。回到学校后,远德玉教授向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老师汇报了关于日本技术论的研究动向。接着,他又同懂俄文和略懂英文的同志去北京,查阅并复印英文、俄文、法文资料,专门组织有关老师翻译,后来结集出版,这便是1980年第5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该辑研究资料对国外有关技术论、技术科学、技术史与技术管理方面的文章进行了介绍,成为全国最早发表技术论的译文集。后来,远德玉教授还同自然辩证法研究室的其他老师编译了1985年第2辑《科学与哲学》(研究资料),对国外技术哲学的发展概况、技术论的历史争论等进行了介绍。
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认为,应该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需要从不同角度开展技术论的研究［1］。1983年,远德玉教授完成论文《关于技术本质属性的探讨》,该文从过程论的视角分析了技术的本质和属性［2］。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不同时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明确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3］。
1986年,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远德玉教授与陈昌曙教授合著的《论技术》一书,该书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在该书的后记部分,作者这样写道:“它虽然由我们执笔完成,但应该说这是东北工学院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集体智慧的结晶。……日本技术论学者的著作给了我们很大启发。特别是日本帝京大学教授、东北工学院名誉教授星野芳郎先生的著作和思想给了我们很多教益”［4］323。在此,远德玉教授明确表述了他的技术论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也许是由于受到日本技术论影响较深的缘故,远德玉教授比较主张用“技术论”而不是用“技术哲学”来表示自己的研究成果［3］。
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等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这是他们与国外学者合作研究的第一个课题,《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是中方研究报告,由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东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星野芳郎则以“中日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为题完成了研究报告并在日本出版,1995年,日本文化交流基金资助出版了该书的中文版《技术发展的政治经济背景》。中日双方的比较技术研究,加快了中国学者对日本技术论的了解,同时也促进了远德玉教授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入研究。此后,他陆续承担辽宁省和沈阳市关于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和对策研究,并开展校企之间的合作研究。
1990年4月,陈昌曙教授与远德玉教授共同完成《技术选择论》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远德玉教授执笔完成“企业在技术选择中生存和发展”、“技术发展战略的选择”两章的内容,在该书中,他初步区分了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提出企业技术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如何把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并实现经济增长,即做到技术创新［5］。
1991年,陈昌曙教授主持申报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我国工业企业技术创新动力和能力研究”获得批准,远德玉教授是主要的完成人,1993年结题报告完成。但由此启动的技术创新研究却一直继续下来,并不断取得新的成果。1994年,远德玉教授开始招收“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生,在他的指导下,先后完成16篇“技术论与企业技术创新”方向的博士学位论文(到2007年9月,共有23名博士生毕业)。
2001年,远德玉教授承担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基金课题“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研究”,2004年8月结题。该课题对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在技术过程论的基础上分析了技术与产业的关系,从而把技术、产业技术、技术创新与产业联系起来。2005年末,远德玉教授同丁云龙、马强共同完成国家“十五”出版重点选题《产业技术论》,对产业技术这一技术的最终状态进行了整体的深入研究。
二、 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
关于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观点,是远德玉教授在1981年参加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时提交的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中首次提出来的。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我国也应该像日本、苏联和美国技术界、哲学界对技术的整体研究一样,把技术作为一个独立的对象,从不同角度大力开展技术自身规律的探讨,即开展技术论的研究,包括技术体系学的研究和技术社会学的研究两个方面［1］。
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这个命题提出后即受到了一些学者的批评。有的学者认为,说技术是一个过程不过是一种空泛的议论,难道一切事物不都是过程吗?说技术是一个过程又有什么确定的、特殊的意义呢?对此,远德玉教授在许多场合都进行了回答。1984年10月,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在安徽黄山举行,远德玉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该文可以看做是对三年前提出的技术过程论的补充,也是对技术过程论批评者的回答。
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是在对既已存在的有关技术的定义分析基础上作出的。既已存在的定义往往是从一个侧面对技术作的“静态分析”,通过对技术的静态分析,认识构成技术的要素,对于理解什么是技术是有益的,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可以着重从某一种要素来说明某种类型的技术活动。然而,这些说法只是指明了技术的某一个方面,而不是技术的全部,也不是技术的本质。技术乃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有内在联系的系统,而且是一个动态系统,是作为过程的技术［4］52－53。“技术作为一个系统,作为一个动态的过程,这是认识技术本质时的基本观点,而且也是符合现代系统论的思想的。”按照系统论的观点,任何一个系统都有输入和输出,输出是输入的结果。技术作为一个系统输入的是物质、能量和信息,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运动过程中,经过处理和控制,输出的是经过加工改造了的物质、能量和信息。技术系统的基本功能就是在于实现从输入到输出的转变。而物质、能量、信息的变化和运动都需要时间的积累,都要有一个演化过程,因此,“技术必然是一个动态系统”。只有把技术如实地看做一个系统或过程,才能揭示技术的本质和特征,并且为技术论的研究打开新的局面［4］55。
在1992年全国科技成果产业化研讨会上,远德玉教授发表《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一文,又对有关技术是一个过程的非议进行了公开回答。文章指出:“当科学技术成果商品化的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并广泛开展技术创新研究之后,技术过程论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了。技术本来就是表现为多种形态的,知识形态的,物化形态的,有形的和无形的,潜在的和现实的,从发明到一品技术再到多品技术。技术形态的转化就是它向生产力的转化过程,也是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技术之所以需要和可能进行创新,就是因为技术本来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6］ 因此,“对技术作静态的考察,只是关注技术的一种形态,或关注技术的一个要素,或关注技术的最后结果,因而是片面的。当然,这里绝没有否定静态考察的价值。在特定条件下技术便有特定形态,对特定形态的技术作静态考察是必须的,但它所考察的并不是技术的全部,技术的全部乃是多种技术形态的总和”［3］。
在《论技术》一书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含义进行了三方面概括。①技术是指发明、设计本身就是一个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全面理解技术,必须看到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无形技术与有形技术、潜在技术与现实技术只是技术过程的不同发展阶段,它们各有其自己的特点,如果只对技术作静态分析,就会引发关于技术本质的各种争论。②技术是指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只有在动态过程中才能结合起来。技术软件是在同硬件的结合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也只有在同硬件结合的过程中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技术系统。因此,技术是软件与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③技术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在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中,人们有目的地使知识、能力、物质手段结合起来变革自然,创造出人工物;在人们创造人工物的过程中,又会总结前一阶段的经验,从而产生出新的知识,积累新的经验,获得新的能力。如此不断反复和反馈,技术就不断进步,由低级发展到高级［4］62－65。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技术既是手段,又是目的,是人为所设定的目的寻求手段的过程,又是有了手段寻求新目的的过程。目的与手段的矛盾是技术实践活动中的基本矛盾,二者的统一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统一,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不断变化,并可以说明技术发展是一个无限的历史过程［3］。
基于以上的分析,远德玉教授在新近出版的《产业技术论》中进一步把技术的基本内涵概括为:技术存在于动态过程中,技术是一种过程性的存在。这样的概括有助于把技术是过程性存在同技术是实体性存在、知识性存在和活动性存在区别开来［7］7。远德玉教授曾经提出,关于技术的存在形态,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技术的结果,并把技术的结果看成是技术本身。这样的后果是把技术看做一种静止的实体。正像人们只能从新陈代谢的过程中真正理解生命的本质一样,人们也只能在主体因素与客体因素相结合的过程中了解技术的本质。必须把技术看做是人类从主观到客观的一种实践活动,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2］。总之,技术不仅存在于发明活动和过程中,还存在于技术创新活动和过程之中,更存在于生产与产业活动过程之中。如何把发明与创新、技术与生产统一起来理解技术,则是当代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课题［7］5。
三、 作为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引申与技术动态过程
的展开的技术创新关于技术创新的研究,是开展中日技术发展比较的结论,更是技术过程论的逻辑结果。
早在1983年7月,东北工学院技术与社会研究所就特别邀请日本帝京大学教授、技术评论家星野芳郎来华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讲学,以便深入了解日本战后技术发展的历史经验。1986—1989年,陈昌曙教授、远德玉教授同日本学者星野芳郎、林武等开展了“中日技术发展与辽宁技术改造战略思想研究”,中日双方学者通过多次互访与多次到中日企业生产现场的考察,较为深入地了解了中日技术发展的历史和现实。在《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一书中,远德玉教授介绍了研究得出的几点基本结论:一是中国在技术、经济上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二是中国与日本以及其他发达国家在技术上的差距,主要地表现在批量生产技术的落后以及基础技术的落后;三是技术存在着不同的类型,只有企业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依靠改良提高型技术,才能有力地促进经济腾飞［8］3。根据日本学者森谷正规对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界定［9］,远德玉教授把技术水平和技术开发能力水平的总和称做技术实力,提出技术实力可以用发明的潜力和水平、样品制造技术的潜力和水平、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批量生产技术的潜力和水平来表征,据此得出结论:中日之间技术实力上的差距是由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的不同而开始出现的,日本在技术开发的潜力和水平方面大大高于中国,而且在生产技术尤其是批量生产技术方面的水平更是强于中国。中国生产技术的落后突出地表现在基础技术落后,而基础技术是支持整个生产技术的基础［8］17－23。远德玉教授还描述了中日技术实力方面的现实状况:中国在发明能力和水平方面略高于日本,样品制造水平方面不相上下,中国在技术开发能力和水平(即发明成果商品化)方面要低于日本一个数量级,在生产技术水平方面则要相差两个数量级［8］26。产品开发与样品制造是技术创新的前期阶段,其创新能力对后续创新的成功与否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差异性是中日在生产技术方面出现差距的直接原因。因此,从中日技术发展的比较研究,必然会引向对技术创新的研究。
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创新是技术过程论展开的必然结论。在技术过程论看来,技术的形态包括:技术构想、技术发明、设计、试制或试验、生产技术、产业技术等。由主观技术构想、创意而产生的技术发明是技术的初始形态,必须经过设计、试制和试验加以客观化、物质化,才能纳入到生产劳动过程中去,成为生产技术。然而,单一的生产技术仍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因为它只能完成产品生产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必须有许多与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产技术才能形成产品和服务;只有多种生产技术的综合,即完成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或形成产业技术,才能实现技术的最终目的［10］。也就是说,技术发明只是技术的初始状态,通过创新使其产业化变为产业技术,成为技术的最终状态,才能真正发挥技术的功能和作用［7］6。由此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过渡到技术创新的研究,因为技术创新实质上就是在技术原理基本不变的情况下,技术形态的转化过程。
从过程创新的角度,远德玉教授把技术创新的内容理解为包括技术本身的、经济的以及管理的创新的结合。技术创新首先是技术本身的过程创新,包括技术本身的不断完善化过程,又包括该项技术同相关的一系列技术结合实现体系化的过程;其次是经济的过程创新,包括一系列的经济决策与经济行为的创新;再次是管理的过程创新,它使得生产过程中技术的诸要素、生产力的诸要素得以完善地组织、协调、平衡和配置,实现生产经营系统在功能和结构上的整体优化。只有三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实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使技术变为直接生产力［6］。由于技术创新是一种呈现为某些阶段性的连续的渐进过程,因而研究不同阶段的创新特征、内容和方法,对于人们弄清技术创新的规律和规则,并按照这些规律和规则进行创新,从而缩短从发明到商业应用的时间,就是极为有益的。正因如此,远德玉教授积极倡导进行技术创新的工艺性研究,并提出了创新工艺研究的课题,包括如何对技术的、经济的、管理的三类过程创新的结合及其阶段性的研究,如何认识创新的内容随着创新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特点、规律,如何探求创新过程不同阶段所采用的创新方法和手段。
在《技术创新的特质与功能》一文中,远德玉教授提出,技术创新是一种创造自有知识产权包括创造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商标、商誉等等的技术经济活动,能否创造出自有知识产权是技术创新与单纯的技术改造、技术引进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技术创新过程是多种知识的组合,诸如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产品商标、企业商誉以及专有技术等,只有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和服务,才能获得垄断利润,并从自有知识产权的转让中获得收益,也才有可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11］。
技术创新是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应用过程,是发明成果发生转化的过程,是技术发明变为生产技术和产业技术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的目的性在变化,技术的各种要素在变化,该技术与其他技术之间的关系在变化,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发明成果在商业上的简单应用。当产业技术生成变为产业中的技术,并成为产业的一个要素之后,技术的生成与转化过程便结束了,作为技术的创造活动结束了,但又开始了产业的创造过程［7］25。产业技术的系统化不仅要考虑技术本身的结构和功能系统,还要考虑生产要素的供给系统,更要考虑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喜好和习惯等多种要素［7］27。对此,远德玉教授在《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田字型模式与动力机制》一文中,通过田字型转化模型说明,科学原理转化为生产技术需要经历:①横向的三个阶段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原理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生产技术的转化;②纵向的三种形态的转化过程,即科学形态从科学原理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的转化过程,技术形态从技术原理技术发明生产技术的转化过程,人的目的性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化过程。因此,从技术发明转化为生产技术是技术的体系化和社会化的过程［12］。
在《产业技术论》一书中,远德玉教授进一步讨论了田字型转化模型中的横向转化过程,认为该过程大致包括如下三个阶段:自然因果性向技术原理的转化,技术原理向技术发明的转化,技术发明向产业技术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只有达到功效性要求的发明,才有了转化为产业技术的可能性;而产业技术才是技术的完善化形态,也是技术体系化的标志［7］16－18。
远德玉教授认为,产业技术是生产技术的体系化,是多种生产技术组成的系统。产业技术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①产业技术是体系化了的技术;②产业技术是社会化了的技术;③产?业技术具有直接生产力功能;④与生产技术相比,产业技术是具有独特性的技术。他提出,以为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技术就是产业化了,从而中止了创新过程,将使创新半途而废;以为有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产技术,只要引进过来不经过生产条件的重新组合就可以完全应用,就不是真正理解技术创新［10］。因此,正确理解产业技术是完整准确地理解技术创新过程的关键。承认技术过程论,必须承认技术形态论。技术本来就有多种形态,产业技术是技术完善化的形态。只有产业技术,才能制造出产品和服务,并形成现实生产力,真正显示出技术的社会功能。以技术作为整体来研究的技术论(包括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如果不研究产业技术,便难以揭示技术的本质、属性和功能价值［7］1。
总之,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产业化的过程,而且是技术商业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这三个过程的统一。技术创新既是按照合目的的自然规律性技术原理进行产业化的过程,又是按社会经济规律的社会建构过程。把技术创新看做是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是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确立的方法论基础,也是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同经济学的和管理学的技术创新研究区别开来的标志。
四、 启示
以上简略地回顾了远德玉教授从事技术论研究30年的历程,并对其技术过程论思想进行了简要的评析,从中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启示。
启示一:坚持研究路径的一贯性才能少走弯路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远德玉教授在谈到《产业技术论》一书的撰写经过时说,一个研究者不能既在东山养鸟,又想去西沟钓鱼,总要有一个比较确定的研究方向,并形成自己的研究路径。研究路径的惯性使得研究既有阶段性,又有连续性［7］1。远德玉教授在30年的技术论研究历程中正是这样走过的。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到把技术看做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并探讨技术的本质属性、技术的社会价值与技术观,再到探究技术论的研究领域与性质;从战后中日技术发展战略思想的比较研究,到中日企业技术创新比较研究,再到产业技术论的研究;可以说,无论是对技术的宏观思考,还是对技术的微观分析,他都坚持了这一基本的研究路径。
启示二:努力追踪国外学术研究前沿才能在一个高起点上展开研究。陈昌曙教授指出,如果不十分重视了解欧美技术哲学发展的动态,不尽力追踪学科前沿,就不可能在前人和他人成就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有新意的见解,乃至几乎不能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13］。远德玉教授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是在借鉴和吸收日本技术论思想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所学外语为日语,因此他能够直接阅读的外文文献便是日语资料。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就有了“技术论”的名称,40年代前后,围绕技术的本质,日本开展了技术论的论战,因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技术论资料。通过与星野芳郎、林武等日本技术论学者开展中日技术的比较研究以及阅读日语文献,远德玉教授较好地把握了日本技术论发展的前沿,从而为自己的技术过程论思想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启示三:不断夯实技术史的基础才能拓宽技术论研究的视野。远德玉教授对于技术论的研究是在技术史的基础上展开的,“技术是一个过程”的观点就是在全国第二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最先提出,并在全国第三届技术史学术讨论会上加以拓展和深化的。他在向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二次代表大会(1983年10月)提交的《技术史与技术论》一文中提出,技术论既可以说是技术史的现代化部分,又有时论的特性。技术史和技术论是相互促进的两个独立学科,技术论要以技术史特别是近代技术史作为基础,技术史的研究必将促进技术论的研究。同时,技术论的研究成果,也为明确技术史的研究对象,解决技术史的分期,探讨技术发展的规律性,提供新的思想［14］。在《关于技术创新史研究的断想》(未公开发表)一文中,他更提出不仅要研究发明应用的社会史,还要研究创新过程的社会史,即研究发明成果的产品化史、商品化史、产业化史。因此,只有扎根于技术史和技术创新史的沃土,认真研究历史中的技术和历史上的技术创新,理性地概括我国技术发展实践和我国技术创新实际,才能找到适合于中国的技术发展理论和创新模式,也才能找到适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技术创新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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