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债务危机的爆发，对世界各国的经济都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阻碍了现代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减少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当政府的债务超过了自己所能够承受的范围就会发生债务危机，债务危机在哪个国家都有出现的可能性。中国要对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进行具体分析，总结出债务危机爆发的规律，同时还要借鉴欧美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让我国地方政府建立完善的债务防范机制。本篇文章主要分析了欧债危机对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上的启示，并对我国各级政府建立完善的债务防范机制给出相关的建议。
一、 产生欧债危机的原因
（一）金融危机的爆发
产生欧债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金融危机的爆发，欧洲的一些国家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使金融行业的资产大大的减少，在各国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政府加大了在财政上的投资，在货币政策上也不断放宽，使欧洲各国的政府在财政上出现赤字，并且政府的债务不断增加，欧洲各国政府对债务的承受能力不断下降，还有一些欧洲国家把一些银行归为国家所拥有，银行的负债部门转化到政府部门，这样就加大了政府部门的负债率[1]。
（二）单一的经济结构
发生欧债危机的国家经济基础都不强，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经济结构上没有创新，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上的单一性，这些国家的经济主要是依赖于发展周期比较长的产业，发展周期过长的产业在发生经济危机的时候不能够很快的适应经济的变化情况，不能够快速解决危机恢复到经济原来运行的轨道上，这些原因都导致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结构比较脆弱，容易出现欧债危机。
（三）货币的统一
欧洲国家具有统一的货币制度，他们共同使用欧元，这些国家的没有独立的货币。各国政府在出现危机的时候，主要通过相关的财政政策来解决相关的危机，这就增加了欧洲各国家的负债情况。欧元区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要有一个国家出现债务危机，那么就会以这个国家为中心，逐渐向邻边国家蔓延。
（四）消费过高且救助机制不完善
欧洲的许多国家都具有这样一个特点，那就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比较高，消费大，政府给予民众的福利待遇很好，很多人不担心自己的生活没有保障，工资基本上用在生活上的开销，很多人都没有存入银行的习惯。政府保障群众的生活，使得政府的支出过大，加大了政府的负债率。在一个国家发生债务危机之时，救助机制没有起到帮助作用，欧洲总行只是对欧洲整个地区进行救助，不能够单独救助一个国家，不利于对债务危机的处理[2]。
二、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上的不足
（一）收入不足
我国地方的财政收入比较低，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方式具有单一性。我国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是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国家加强了土地管理制度，管理土地出让的力度也增加，导致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不断减少，也就是地方政府的整体收入减少，但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并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大的趋势。由于地方政府的收入不足，容易使地方政府财政出现赤字，容易引发债务危机。
（二）没有完善的政府收支监督机制
我国各地方的政府收支情况还没有完全透明化，在政府收支问题上就容易出现一系列的问题。地方政府隐蔽收支的存在，容易导地方政府中出现、私自挪用政府资金的问题，也不能及时的发现政府财政收支上存在的问题，容易引发债务危机[3]。
（三）缺少对地方政府举债情况的监督
我国许多地方都没有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资金的监督管理，经常会出现不按规定出资的情况，政府不断建设的同时，还有许多项目没有建设起来，地方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率比较低，同时也没有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地方政府没有合理规划债务资金的使用情况，在债务资金上存在浪费的行为，并没有发挥出债务资金的最大效益，导致政府的收入不高。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加强政府对债务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力度，这样才能够合理规划地方政府的债务，提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
三、 欧债危机对我国各地方政府在债务危机上的启示
（一） 不可忽视潜在的债务危机
如果有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地方政府部门千万不要忽视这个方面，如果忽视了潜在小危机，在不久的以后就会发展成大危机，最终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我国在财政方面的赤字率和政府的负债率都没有超出相应的警戒线，但是并不能代表我国地方政府没有出现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地方政府一定要特别注意可能引发债务危机的现象，如地方政府的债务过多，并且对债务资金的利用率不高，导致债务资金的经济效益不好；地方政府在国家银行中有不良的贷款存在；地方政府的财政部门出现收入不断减少，且支出不断增加的现象；地方政府的融资机构出现负债等，上述这些现象都有可能引发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他们的存在是对地方政府发生债务危机的潜在威胁，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科学有效的措施，解决和防止类似现象的发生[4]。
（二）引发欧债危机是由于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很高
引发欧洲债务危机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政府负债太多，超过了政府自己承受债务的能力，政府不能够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的财政部门赤字不断增加，经济出现恶性循环的现象，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政府所负的债务资金太多，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利，导致市场发生大幅度的振荡，股票市场也随着发生波动，不利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我国各地方政府应该加大对产生债务危机影响的认识，减少公共债务占GDP的比率。
（三）转变政府经济增长方式很重要
地方政府要不断加强自主创新的能力，抛弃过去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转变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方式。地方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能够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根据欧洲国家解决债务危机的有效经验可以知道，不断发展经济才能够解决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能够缓解债务危机给经济带来的不好的影响。所以地方政府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不断创新，发展各种产业来提高在国际经济上的竞争力。
四、 建立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防范机制的相关策略
（一）提高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认识
我国的地方政府在债务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债务问题制约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严重的还会引发债务危机，为此要不断增加地方政府人员对债务问题的认识，了解债务问题所能带来的后果，这样地方政府部门才能够积极主动采取措施，解决地方政府债务上出现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引起群众对债务危机的认识，同时中央政府部门要开展相关的座谈会、研讨会等加强地方政府对政府债务问题的认识，宣传内容可以结合欧洲债务危机的产生原因、影响等进行分析[5]。
（二）建立健全税收制度
地方政府要建立比较完善的地方税收制度，这样可以增加地方政府财务部门的收入，地方政府部门的收入增加，减少了地方政府部门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性，同时可以有效的减少地方政府的负债资金。地方政府在逐渐完善税收制度的同时，还要加强对地方政府财务的管理水平，加强对政府部门财务预算的管理，减少地方政府财政部门的支出，这样可以非常有效的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
（三）加强对债务风险的监督管理
地方政府部门要不断提高对债务资金的管理水平，这样才能够充分的利用债务资金，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地方政府首先要建立完善的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和对债务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机制。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就是密切关注政府债务资金的运行情况，能够及时发现资金在使用上可能出现的风险，并且能够制定科学有效的措施，把债务风险降到最低。对债务资金的监督机制就是建立一个独立的部门来监督地方政府对债务资金的使用情况，这样可以防止政府滥用债务资金的情况发生，不仅可以提高债务资金的利用率，还可以增加债务资金的效益[6]。
（四）引进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
虽然不同地区产生债务危机的原因、产生的结果以及相应的解决措施各不相同，但是任何事物都有其相似之处。地方政府借鉴国际上先进国家在债务管理上的先进经验，对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有很大的帮助。地方政府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吸取先进的经验：（1）地方政府在债务方面要受到地方上级政府的约束和指导，上级政府要严格控制地方政府的负债，地方政府在经过上级政府的同意之后才可以负债，同时上级政府要起到指导作用，减少地方政府出现债务问题以及采取有效的措施解决债务问题。（2）逐渐完善经济结构体系，建立比较完善的债券市场，使我国的地方政府具有发行公债的基础条件。这样可以很清楚的从债券发行的数量来了解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量，防止出现地方政府在债务上具有不透明性，加大了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力度。（3）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的监督，如果地方政府债务上出现等的现象，政府相关负责人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真正落实了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国策。
（五）推进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社会保障是通过地方政府的资金实现。现代社会不断发展，中国的老龄化越来越严重，中国政府出台各种政策，不断加强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的水平和社会保障的范围不断加大，这些都需要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加大了地方资金的支出，容易增加地方政府的负债率。为此，不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采取创新方式，既可以保证保障的覆盖范围，又可以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7]。
五、结束语：
欧洲债务危机不仅影响到欧洲国家经济政治的发展，对世界上不少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都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我国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少，并且支出比较大，债务资金没有获得应有的效益，对政府财政的收支情况也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容易导致地方政府出现债务危机。中国政府要全面的分析欧洲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产生的影响以及解决的措施来获得相应的启示。地方政府要加强对债务危机防范机制的建设，借鉴国际上先进的管理经验，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资金的监督力度，不断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这样就可以防止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出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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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郑蓉,张俊,干胜道.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与控制研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10，06(08)：45-46
作者简介：孟丽君（1963-），吉林长春人，长春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法学、社会学；
杨楠（1985-），甘肃永靖人，吉林大学法学院国际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国际经济法、国际环境法。
中图分类号：D922.291.9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2.03.3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2）03-67-02
一、欧盟应对“欧债危机”的举措
2009年12月，因国际3大信用评级机构短时间内相继下调对希腊债务的信用评级，致使希腊债务危机随即爆发，并相继蔓延至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欧盟国家，成为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一场债务危机潮，即所谓的“欧洲债务危机”（以下简称为“欧债危机”）。[1]
为应对欧债危机，欧盟及欧元区成员国召开了一系列峰会、出台了一系列举措。其重点为：第一，恢复欧盟和欧元区的金融市场秩序、维护金融稳定；第二，对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及财政管理措施进行调整，促进欧盟和欧元区成员国实体经济的复苏与增长；第三，改革并加强对欧盟和欧元区国家银行业及整体金融业的监管，以监管促稳定。欧盟有一套自己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欧债危机发生后欧盟还创建了一套就其自身而言前所未有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如果说欧盟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是“事前性”的、是对危机的管控和预防，那么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就是“事后性”的、是对危机的救援和弥补。这套制度在欧盟层级是以决议、指令、协议等法律文件的形式建立和运作起来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对欧盟现有条约体系的部分修改与调整。和国内法上的经济法原理相同，欧盟的金融法律制度、不论是监管制度还是稳定制度，都是以宏观经济政策调控和微观金融工具运用为最主要的法律调整手段的。
2010年5月9日，欧盟出台了总计7500亿欧元的希腊金融救助方案，这标志着欧盟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初步创立。在这7500亿欧元中，有600亿欧元来自“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FSM），有4400亿欧元来自“欧洲金融稳定工具”（EFSF）。[2]建立EFSM和EFSF是希腊金融救助方案的重中之重，也是欧盟对当时愈演愈烈的欧债危机的一次有力回应，有助于在短期内稳定欧元区金融市场并阻止欧债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欧盟所采取的措施也清楚地表明，至少在欧盟的政治层级，目前所建立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被认为是符合《里斯本条约》所授予欧盟委员会的权限的。EFSM和EFSF都是根据《罗马条约》第一百二十二条建立起来的。《罗马条约》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当一成员国陷于困境，或深受由自然灾害或其不可控的意外事件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的威胁时，根据一项欧盟委员会的动议，欧洲理事会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授权欧盟对该国进行金融援助。”该条款被视作是在EFSM和EFSF下提供金融援助的法律基础。但对该条款所做的这种解释在欧盟内部仍存在争议，这种争议伴随着危机解决的每一步进程，包括有关是否应在欧盟内建立一个永久的危机解决机制的讨论。也正是因为存在这种法律解释的争议，欧洲理事会主席范龙佩在与成员国磋商建立永久性危机解决机制的可能性时，也是重点着眼于对《罗马条约》做一些必要的微调，而不是修改第一百二十五条。 [3]
EFSM为防控欧债危机扩散竖起第一道防线。EFSM下的欧盟贷款根据“欧盟中期票据计划”在资本市场上筹集。欧盟享有3A信用评级，从债的法律意义而言，这意味着：第一，贷款责任由欧盟直接地和无条件地承担，且由欧盟27个成员国担保；第二，如果某一贷款成员国出现债务违约，其债务由欧盟预算承担；第三，根据《里斯本条约》，所有欧盟成员国均有法律义务确保欧盟预算有充足资金以满足其责任要求，并确保欧盟委员会可以向所有成员国贷款；第四，投资者只需面对欧盟的信用风险，而无需面对EFSM资助下的贷款成员国的信用风险。EFSF旨在通过在资本市场融资为欧元区成员国提供贷款，从而确保欧元区的金融稳定。EFSF的计划实施期只有3年，在此期间如果受助成员国不能完成其财政调整，则不能从EFSF获得资金支持。来自于EFSF的借贷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要通过贷款国与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欧洲央行之间的谈判来确定，而且要得到欧元区成员国的批准，这就使得严格的条件限制成为从EFSF获得资助的关键因素。如果一成员国想从EFSF获取资金，就要承诺在约定期限内采取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实施宏观经济调整，并在其后继续接受监督。
2010年11月28日，欧盟成员国财长理事会、欧盟委员会和欧洲央行一致同意给予爱尔兰一项总计为850亿欧元的金融救助方案，以帮助爱尔兰应对其债务危机并确保整个欧元区和欧盟的金融稳定。在这850亿欧元中，有225亿欧元来自于EFSM，有177亿欧元来自于EFSF，这表明两项最主要的旨在应对欧债危机的临时性金融稳定机制初步获得成功。
二、应对“欧债危机”替代性制度的设计构想
希腊金融救助方案出台以及EFSM和EFSF建立之后，有关这些临时性机制可能引发某些道德危害的担忧就出现在欧盟的政界和学界，人们还担心某种永久性机制的缺位会不利于欧债危机的长期解决，因为就目前情形来看，这一危机显然还将持续下去。建立欧洲稳定机制的设想和方案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但在决策圈和理论界，它并非唯一的选择，其他选择还包括将临时性机制进一步正式化、强化《稳定和增长协定》、加强银行业监管以提高银行业抵御债务违约的能力等。这些选择有些已被决策圈采纳，有些仍在探讨之中，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们都为在欧洲稳定机制之外应对欧债危机和维护欧盟的金融稳定提供了替代性的制度设计。
（一）欧洲货币基金组织
建立“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MF）的构想在希腊债务危机爆发后就被提出了，但当时囿于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的压力，显然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建立这一永久性的基金组织。建立EMF最主要的考量在于可以确保提供一种“有序违约”机制，以作为债务违约时的最后应对措施。对于这一组织的主要构想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EMF的资金应来源于累积注资、市场融资和统一的欧元区债券。为预防道德危害，有过度赤字的国家应为EMF提供更多资金；
第二，从EMF获取资金应以贷款或担保的方式，并应以宏观经济调整计划为条件；
第三，受助成员国获取的任何附加资金都只能用于EMF批准的特定目的，其他欧盟范围内的转移支付也必须在EMF的严格监督下进行，或者用来偿付该受助成员国所欠EMF的债务。
（二）欧洲危机解决机制
受IMF提出的“债务重组机制”（SDRM）的启发，有学者提出了建立欧洲债务重组机制的构想，以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债务危机，其中较为具体的是建立“欧洲危机解决机制”（ECRM）。该机制的目的在于通过管理市场对各成员国政府和欧盟回应债务重组的预期，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的反复性。需求提议中的ECRM包含3个实体：法律实体即欧洲法院，用以受理债务诉讼、解决债务争端、执行债务裁决；经济实体即欧盟委员会，用以评估一国的债务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持续的；金融实体即EFSF或EFSM，用以为提供金融援助制订规范。
（三）国际债务法庭
全球著名反贫困组织“禧年债务运动”提议建立一个“国际债务法庭”，以确保债务国的普通民众不会被迫为金融业的不正当债务埋单，并确保债权人对其帮助设立的债务承担一定的责任。在存在着一个有效运作的国际债务法庭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国家发生债务危机并牵涉到外国债权人，就应将其与债权人间的争端提交国际债务法庭审理。国际债务法庭应对这些债务进行公开听证，对其中不正当的、对债务国民众毫无裨益可言的债务应根据特定标准予以撤销，其余债务应进行重组。所有外国债权人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营的，均应被平等对待。这样的设想在实践中已经得到印证，已有人提出设立“希腊公共债务听证委员会”，而在爱尔兰也已成立了独立的债务事实调查机构。
（四）统一欧元区债券
应对欧债危机的重心之一始终在于稳定欧元区的债券市场。实现这一目标的构想之一便是发行统一的欧元区债券。在2010年12月的布鲁塞尔欧盟峰会上，来自比利时、希腊、意大利、卢森堡等国的官员就呼吁尽快研讨并落实这一构想，但遭到了来自奥地利、法国和德国的反对。还有一系列学者和智囊团体也先后表达了对该构想的支持。他们认为，发行统一的欧元区债券是建立欧盟单一市场和完成欧盟金融整合的必要步骤，也有助于在欧元区建立一个更集中、更稳定、流动性更强的政府债券市场。但到目前为止，这一构想并未得到欧元区主要经济大国和欧洲央行的支持。实现这一构想还很可能需要修改《里斯本条约》，这就会使其面临更多挑战。
上述这些提议和构想目前均未付诸实施。对于欧盟这样一个有着自己的条约体系和法律框架的实体来说，这些提议和构想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欧债危机的应对方面，欧盟成员国目前为止更多表现出的是对欧盟层级解决机制的认可，因为它们在维护欧元区金融稳定和保持欧元生命力这两点上利益是一致的。但要想真正在欧盟层级建立起长期有效的金融稳定维护机制，还必须更深入地弥合欧盟成员国之间在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领域的分歧。
参考文献：
[1] 欧洲债务危机[EB/OL].en.省略/wiki/European_sovereign_debt_crisis，2011-11-02.
1. 国家竞争力下降。债务问题往往与一国竞争力紧密相关。根据欧盟委员会的报告，德国是欧元区中唯一出现竞争力上升的大国，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等都出现了竞争力大幅下降和贸易收支不平衡的趋势。例如，经常账户赤字占GDP比重这一指标，2009年希腊达到8.8%，西班牙5.4%、葡萄牙10.2%，德国却是经常账户盈余4%，卢森堡盈余则高达11.6%。与此同时，欧元区大部分成员国遭受着劳动力成本的大幅度上升和新兴国家的经济冲击。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元区大部分成员国工资成本不断上升。在此背景下，欧元区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只能依靠发国债来维持财政支出，随着债务负担的加重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债务危机的爆发成为必然。
2. 福利过高。欧盟成员国大多数是高福利国家，巨大的社会福利，需要一国较高的国民收入作为保障。而欧洲多国长期却是低增长、高支出的格局，于是过高的福利费用推高了财政赤字，提高了外债比例，且最终导致了欧洲债务问题的爆发。以希腊为例，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政党承诺高福利以争取民众选票，而无视本国经济的实际发展状况。希腊政府的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底达到6.4%，在2009年底高达13.3%；总外债占GDP的比例在2003年达到104.92%，在2009年高达177.63%。长期过高的财政赤字和外债负担势必导致严重的债务危机。
3. 财政、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欧洲中央银行体系的建立及欧元的诞生，使得欧元区的货币政策统一由欧洲中央银行制定，欧元区各国央行丧失了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利，而财政政策的决策权仍掌握在各国手中。这种财政、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安排，一方面容易导致各成员国财政、货币政策的冲突和错配，另一方面导致各国在遭受外来冲击时，由于无法调整货币政策，只能更加倚重财政政策，从而造成巨额赤字和债务负担。
4. 各国利益博弈导致解决问题效率低。经过多年的扩张，欧盟共有成员国27个，但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且经济结构、发展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当一个国家出现危机，其他国家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或自身难保，从而不会对危机发生国进行及时有效的救助，导致危机扩散。
5. 国际评级机构唱衰欧债。信用评级是对一国的综合实力进行评定，体现将来的可能性。从冰岛危机到现在，国际评级机构的声音一直伴随着欧洲债务问题。每当国际评级机构对某些国家债务进行评级后，都会带来相应的股票下跌、经济下滑等负面影响，使得面临债务问题的欧洲国家雪上加霜。
二、解决欧债危机的措施
欧债危机发生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其原因在于其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不仅威胁欧洲金融业，还向非金融领域传导，进而波及到实体经济。其次，它对欧元和欧盟一体化的未来影响重大。在危机发生后，欧盟的一些边缘国家不一定会热衷于加入欧元区。而由于欧元区是欧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成果和标志，因此在欧元区魅力不再的时候，欧盟的经济一体化也会停止。最后，对全球经济影响深远。一方面，欧元区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一旦出现问题，其他国家和经济体势必会受到牵连。另一方面，欧债危机打击了全球经济复苏的信心，引发市场恐慌情绪，缩小了各国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运用空间，增加了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积极寻求相应对策。从欧债危机产生原因来看，要想解决此次危机，除了发挥欧盟、IMF等援助外，还得靠债务国自己积极应对解决，具体措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削减财政赤字。欧债危机的原因之一在于过高的财政赤字，因此削减赤字是解决危机的必由之路。为此，各危机国必须实行财政紧缩政策，采取取消养老金、削减奖金和津贴等降低高福利的措施。
2. 降低劳动力成本。全球化已经使经济发展超越了国界，激烈的竞争使贸易壁垒变得越发脆弱。因此，要解决劳动力成本问题，首先，降低失业保险和补助等优厚政策；其次，增加对特殊岗位补助，主要对时间就业者进行补助；再次，取消影响劳动力工作时间的相关法律；最后，扩大老年人口就业来增加劳动力数量，这也是解决欧洲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有效途径。
2. 真正推动经济一体化。要想解决欧元区财政、货币政策的二元结构问题，其根本措施在于实现经济一体化而不仅仅是货币一体化，这意味着欧元区成为事实上的经济联邦制。虽然这一目标任重而道远，但也是欧元区国家最终要面对的问题。
三、欧债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虽然欧洲债务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总体上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欧洲债务危机中得到很多有益的启示。
1. 重视对金融业的监管。金融业始终处于金融风暴的中心，在危机中受到最大冲击，加强金融监管也成为国际社会近年来各项改革的重中之重。虽然我国近年来未曾发生金融危机，但这也意味着我国应对危机的经验不足。而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难以预料，因此，我国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还应重视对金融危机预警机制及危机应对机制的研究。
2. 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债务。近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扩张严重，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成为金融业面临的主要风险。由于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及融资渠道有限，必须对地方政府债务加以规范和约束，以防止债务危机的爆发。
3. 扩大出口贸易对象。欧洲债务危机使我国出口迅速下滑，暴露出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不合理。为了解决该问题，今后我国应积极寻求新的贸易对象，扩大贸易产品范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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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元区最重要的国家在如何解决欧洲债务危机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这不得不让人思考到底什么是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济世良方：紧缩财政，还是刺激增长？抑或二者并重？
欧元区的两大危机
如果将现在的欧元区比作一个大舞台，那么在台上的那个领衔主角就非欧债危机莫属：它是一轮又一轮欧元区峰会所讨论的焦点；各国媒体对它的报道铺天盖地；一些国家因它而濒临破产的边缘；许多人为它而走上街头无助地呐喊……
显而易见，大家都很关注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实际上，许多人太关注这个问题，以至于忽略了欧元区各国所面临的另一个严重问题：经济危机。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从美国开始，席卷全球，欧洲是个重灾区。到了2009年，当欧洲国家还在经济危机中挣扎的时候，欧债危机又接踵而来。所以，欧元区国家现在所面临的不单单是一个债务危机，而是债务危机和经济危机糅合在一起的双重世纪危机。
如果说欧债危机是政府公共债务层面上的危机的话，经济危机则主要是私人领域的危机，两者之间在逻辑上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政府债台高筑，并不一定导致经济危机；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不必然意味着政府公共债务的失控。同时，欧债危机和经济危机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渗透，有着紧密的联系。
但是，由于欧债危机是政府债务上的危机，搞不好一个国家会有破产的危险。再加上欧债危机不断在欧元区中蔓延，欧元区的未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欧债危机所引起的欧洲政局也极具戏剧性的变化。于是乎一提起欧洲的危机，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欧债危机，经济危机站在欧债危机巨大的背影里，渐渐被人遗忘。
正是因为大家潜意识里已经将欧债危机变成了欧元区危机的代名词，所以一谈到如何解决欧元区危机的问题时，大家脑子里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如何解决欧元区债务危机。然后针对这一问题，大家就殚精竭力，冥思苦想各种可能的对策。大家所没有意识到的是，在自己准备对症下药之前，已经把病症给诊断错了，至少是没有诊断完全。
就在这种情况下，紧缩财政政策出台了。
紧缩财政
2009年爆发欧债危机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欧元区各国政府的公共债务太多了。按照欧盟的标准，一个国家的公共债务如果维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60%的水平，这被认为是比较健康的。如果高于这个水平，那么这个国家还债的负担就会过重，危险系数上升，不具有可持续性。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的时候，欧元区几乎每个国家的公共债务都高于这个水平，整个欧元区平均都高达87%。好一点的像德国是76.4%，法国是89.2%；而像那些之后接受过欧洲紧急援助的国家，这个比率就更高了，像葡萄牙是93.1%，希腊更是高达131.6%。
面对如此庞大的政府债务怎么办？就跟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逻辑一样，欧元区领导人的一个直接反应就是要把政府债务给降下来。如何降？紧缩财政，别无他选。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前总统萨科齐在制定欧洲紧急经济援助贷款的条款时，特别强调受援国必须实行紧缩财政的政策，否则别想得到紧急贷款。
紧缩财政政策看起来是一个很完美的政策，面面俱到，无可挑剔。但是，任何的财政政策都具有两面性。紧缩财政政策是一柄双刃剑，它在砍掉公共债务的同时，却又对经济增长起到了抑制作用。首先，政府职能部门和公共服务部门的岗位减少，失业人员增加。一部分人即使侥幸保住了饭碗，他们也面临着工资冻结，福利下降，工作强度加大，工作时间延长的危险。对于那些专门靠承接政府合同为业的企业，一旦政府合同没了，公司只好关门大吉。这一行业雇用了大量的劳动力，一旦政府减少公共开支，对整个行业的冲击是巨大的。
从经济上讲，这些人口袋里的钱少了，消费能力和档次自然就跟着下降。这些生产消费品的厂家和相关的零售、服务业就会连带地受到影响；从社会影响上讲，这些人心中的不满和愤怒是可想而知的。他们能做的就是走上街头，加入游行示威的大军。守秩序的呐喊几声发泄一下，不守秩序的顺手牵羊，打、砸、抢一番，搅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稳定。
但这还是其次的，它直接影响的主要是与公共部门相关的领域，这只是整个经济领域中的一小部分。受2008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的影响，欧洲各国还普遍都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在这种情况下施行紧缩财政的经济政策更进一步地打压了私人领域的投资信心，这才是最要命的，对经济的影响也是全方位的。本来经济不景气，再加上欧债危机并没有得到解决，还有愈演愈烈的势头。大家不知道欧元区会走向何方，经济会何时跨出泥潭，所以都持观望态度。现在，政府大幅度缩减开支，减少投资，大家心里更没底了。政府都不想投，老百姓还敢投？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欧洲许多企业银行账户里有大笔现金，但新的投资计划却大部分都被搁置了起来，人员流动和人才市场也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而没有现在的投资，就没有未来的经济增长，欧元区各国走出经济危机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事实上，许多经济学家们已经指出，从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4年过去了，欧洲各国（包括那些非欧元区国家，比如英国）的经济形势并没有得到好转，甚至有恶化的趋势。相比起来，这个复苏的过程已经比上个世纪30年代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的复苏过程显得更艰难，更漫长。
一旦经济增长受到影响，政府债务是否真的能够降下来就成了一个巨大问号。政府可以控制自己的开支，但是，如果经济长期萎缩不前，甚至是负增长，政府的税收收入就会受到影响，这个是政府所不能轻易控制的，而一旦“开源”出现问题，紧缩财政政策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降低政府债务需要的时间就会更长。
从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以来，欧元区各国都实行了紧缩财政的经济政策。3年过去了，效果如何？2012年欧元区平均政府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为 96.6%，这比欧债危机刚爆发的时候提高了近10个百分点。就单个国家来讲，德国同比上涨了近10个百分点到86.9%， 法国上涨了近11个百分点到100%，葡萄牙是上涨了近23个百分点到115.8%，希腊更是上涨了近28个百分点到159.3%。数据说明3年的紧缩财政政策并没有把政府债务给减下来；从经济增长上看，从2009年到2011年底，欧元区平均经济增长为-1.24%， 是个负增长。德国作为欧洲经济的发动机，3年平均增长也只是0.8%，法国是0.3%。这样欧元区经济增长的目标也没有实现。
事实证明，在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并存的情况下，单纯用紧缩财政的政策对付欧债危机是不成功的。难怪奥朗德提出要改变思路。实际上，欧洲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鱼和熊掌？
从对策上讲，解决政府债务危机需要紧缩财政政策；在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政府需要通过各种办法来刺激增长。但必须看到，刺激增长和紧缩财政是两个背道而驰的政策：紧缩财政会抑制经济增长，它会使走出经济危机的道路更曲折，更漫长；而要刺激增长，与开源和节流恰恰相反，政府一面需要增加工作岗位，扩大公共开支，直接带动与公共领域相关部分的增长；同时，政府会出台各项优惠政策，像减免税收等来刺激投资。但是扩大公共开支，钱从哪里来？政府能做的只能是发行国债。这样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政府的债务会增加，这对于已经被债务危机搞得焦头乱额的欧元区领导人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
紧缩财政和刺激增长，就像鱼和熊掌， 只可选其一，不可同时使用。但是，欧元区国家所面临的欧债危机和经济危机并存的事实却需要把这两个背道而驰的政策结合起来。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把这两个拴在一块儿？如果在两头平均用力，不分主次，其作用肯定不好，因为这两者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会互相抵消。
现实可行的办法是一个为主，一个为次；突出一面，兼顾另一面。突出主次之后，政策就会向为主的那一面倾斜，集中火力解决主要问题，同时也可防止为解决各自问题所采用的政策效应互相被对方中和掉。
现在的问题是：谁为主，谁为次？对于欧元区的领导人来讲，答案很明显：欧债危机显然比经济危机要迫切得多，因为这不光会让一个国家面临破产的危险，而且还直接影响到欧元区的未来。5月初，希腊的第一轮大选以任何一方未能组阁而告终，只能在6月17日举行第二轮大选。最近，西班牙的债务危机也呈恶化的趋势，10年期国债的利率接近7%，几乎等于垃圾债券。不同于希腊的是，西班牙是欧元区的第四大经济体，西班牙一旦倒下，整个欧元区没有足够的钱来援助它，其结果不光是欧元区的，甚至会引发新一轮经济危机，后果不堪设想。
中图分类号：F7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5-0167-02
一、欧洲债务危机的起因
欧债危机为欧洲部分国家所面临的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延续及深化。它已不是欧洲发达国家的专属危机，发展中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增大。
（一）国际视角
1.次贷危机的影响。次贷危机的发生令发达国家的财政支出增加，直接导致了欧债危机。一是因为欧洲部分发达本身经济体资产负债情况不容乐观，负债比重较大。二是金融危机之后，各国纷纷效仿，普遍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以扩大政府支出为主的宽松财政政策，加大了欧洲的财政赤字。三是由于欧洲主要国家的金融体系发生变化，将部分银行国有化，直接导致国家的债务负担加重，严重超过警戒。
2.三大评级机构的助推。面对欧债危机，希腊债务空洞的曝光，世界上最著名且影响力最大的三大评级机构――惠誉、标普、穆迪降低了希腊长期的信誉评级，加大了次贷危机的蔓延，成为了欧债危机的导火索。之后，标普和穆迪又相继将意大利的信用评级调整为负，与此同时，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此种风险。因此，多个国家的信用评级被下调，使得这些国家借债利息陡增、借债难度明显加大，欧债危机深入发展并不断恶化。
（二）国内视角
1.历史根源。自希腊在2001年成为欧元区，希腊通过与高盛等国际投资银行签订一系列金融衍生品条约，以努力满足《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对债务的要求。该种投资方式试图降低财政赤字，隐瞒真实赤字情况，为之后的信誉危机埋下了祸根。
2.制度设计缺陷。制度设计缺陷主要源于欧元区政策、经济结构间存在的较大矛盾。一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矛盾。欧元区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此同时，实行的财政政策却较为分散。两者无法完全协调统一，使得政策之下的经济运I也缺乏协调性，这必将导致一国、甚至多国经济受到恶性影响。二是由于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欧元区经济结构相矛盾。欧元区各国之间经济实力差距较大，话语权集中在少数发达国家，经济影响受力具有不对称性。法国、德国一类的发达国家，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享有更大的话语权，根据本国的经济形势制定更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经济政策。继而使得部分国家的利益被忽视，受到危机冲击时难以招架，恢复能力较差。
二、中国目前国债和地方债情况
（一）我国国债情况
我国债务规模不大。一方面，我国于1981年恢复国债的发行。2016年末我国国债余额限额为12.59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20%，低于国际债务标准。另一方面，我国财政收入逐年节节攀升，保持较高的增长速度，并远高于GDP增速。因此整体看来，我国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存在债务危机问题。
（二）我国地方债的情况
欧债危机使得我国对债务问题逐渐重视。我国地方债务问题主要存在以下特点：一是数量规模上，2016年1月数据显示，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债务率处于安全水平，但依然有贵州、辽宁、云南、内蒙古等地的债务率已超过红线。二是地方债务区域不平衡性十分明显。从政府层级角度，地（市）、县级的债务规模大，相比看来，省级、乡级规模较小。从地域角度，东、中、西部面临的地方债务危机不均衡，东部较为发达，财政收入较多，举债也由于发展机会较多而更加容易，但中部、尤其是我国的西部地区则恰好相反。三是地方债务的债务偿还期较为集中，调查结果显示，偿还期在2016年前的债务高达61.87%，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还款压力较大。
三、欧债危机与中国地方债务比较
（一）欧债危机与地方债相似之处
同为债务危机问题，欧债危机与我国债务危机主要存在救助结构、收支不够透明、还款责任不清等三大相似之处。一是救助结构问题。对于欧元区诸国而言，一旦成员国遇到债务危机，央行将伸出援手。而对于我国而言，地方债务一旦发生较大问题，中央政府将伸手相救，导致地方向外界大量借债。二是财政收支不透明。欧洲多个国家常常有意向外界隐瞒真实的政府收支情况，以稳定民心。我国的地方财政亦是如此。三是还款责任不明确。欧元区政府大量举债，无法如期偿还的债务往往推到下一届政府，使得债务堆积。我国的债务情况较为相似，由此地方财政风险与日剧增。
（二）欧债危机与地方债不同之处
虽然两者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依然在两方面存在较大区别。一是债务性质不同。欧元区各个国家主要向国外其他国家借债，债务性质属于“外债”，政府处于被动地位。一旦危机发生，国际性银行对借债加以管制或国际信用评级系统对一国信誉评级进行更改，政府财政状况将受到极大影响。而我国地方债务属于“内债”，中央政府将对地方政府予以较多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不存在信用危机问题。二是债务投向不同。欧洲国家借债的原因主要为保证居民福利状态，以此稳定政权。与欧洲国家相比，我国地方政府借债主要是为了地方基础设施建设。
四、欧债危机对中国地方债治理的启示
（一）高度重视地方债务问题
在处理我国债务问题的态度上，应该积极重视，不能由于“内债”过多依赖中央政府而一味举债。面对我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我们应从欧债危机中吸取教训，深度分析我国自身的债务情况，防范于未然。我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有其存在的历史原因，促进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的同时存在许多问题。我国应该对地方债务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帮助各地方政府及时并妥善处理好地方债务问题，防范、解决债务问题，使得债务风险降到最低。总之，我国地方债务问题应引起高度关注，并积极采取预防性措施进行动态跟踪研究。
（二）潜在债务危机不容忽视
虽然我国的财政赤字与债务负担率尚在警戒线之内，但如果考虑我国地方政府、国有银行的坏账损失问题，部分私下投融资平台的支付缺口、房地产借贷风险、民间借贷等因素，我国的潜在债务危机不容忽视。面对欧债危机所带来的类似“多米诺效应”，我国应该继续深入挖掘地方政府的潜在借债问题，并及时解决，防范化解我国可能面临的债务危机。在货币政策上，我国与欧元区国家一样，都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因此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化解方式对我国债务风险的化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此基础上，我国应该进一步改革财权与事权制度，健全地方财政监管机制等，避免因为地方债务问题引起我国经济体系发生动荡。
（三）积极探索适合我国的福利制度模式
一向以高福利为傲的欧洲国家遭遇债务危机，使得众多国家纷纷减少甚至取消对民众的原有福利。与此种做法相比，我国应该更加理性地看待福利制度问题，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制定出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有切实作用的福利制度。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已日渐突出，2016年已经完全放开二胎政策。老龄化问题应该使得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改革，使得我国债务风险防患于未然。如果只是单纯效仿欧洲国家的福利政策并不可取，我国应该在充分借鉴各个国家先进福利制度的基础之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勇于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福利制度，以满足人民需求为导向，根据我国的经济实力，走我国福利制度的专业化、法制化道路。
（四）平衡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事权
中央应该向地方释放更多的财权，扩大地方政府收入渠道。一是积极税制改革，使得税收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更加合理；二是积极转移支付制度的改革。目前许多专项转移支付的财权都在中央，不利于地方Ρ镜叵钅拷行管制并做出决策。在事权上，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应该进一步合理划分。部分需要中央政府进行统筹规划的项目，若是分给地方政府，将为地方政府带来较多方面的压力，无法确保各个项目的执行效果。因此，应该正确协调中央及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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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袁战（1964-），男，正德职业技术学院，工商管理系，高级工程师。
中图分类号：F810.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3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67-03
一、欧洲央行与欧债危机
欧元区是由欧洲12国组成的单一货币区，货币政策由欧洲央行掌握。欧洲央行可以看成是老的德国央行的放大版。德国的货币政策一直为世界各国所称赞，也是许多国家羡慕与效仿的对象，但是向他学习的国家没有一个有德国央行做得好。人们认为德国央行最大的成功之处就是央行是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不受政府的领导，所以央行能专注于币值稳定这个单一目标，而不用考虑兼顾诸如经济增长、地区平衡等经济目标，更不需要为党派政治买单而出台各种短期的刺激政策，所以德国的货币政策极其稳健，调控精准，可预期性强，使得德国马克的币值长期稳定，成为受世界欢迎的硬通货。
欧盟实行统一货币，正是看中了德国央行的独立性，以德国央行为蓝本设计了欧洲央行，以为德国的经验表明货币可以独立于政治权力而存在，运转良好的德国央行模式能够帮助欧盟把货币政策制定权从各国政府手中剥离出来，打造一个币值长期稳定的欧洲统一货币，为各国政府专心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提供良好的货币环境，从而把德国的成功推广到所有欧洲国家，形成一个超级强大的经济体。所以欧盟在政治一体化没有实现的时候就首先实现了货币一体化，期望借助货币一体化推动经济的一体化，进而推动政治的一体化。
在设想欧洲统一货币的时候，欧洲的政治家们看到了财政政策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害怕各国政府自行其是，不同国家相互矛盾的财政政策会干扰欧洲央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甚至通过财政政策把国内经济的矛盾转嫁给欧洲央行，所以马约中规定，欧元区各国的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的3%。
如今久拖不决的欧债危机表明，以上想法无疑乐观了一些，影响货币政策执行效果的不仅仅只有财政政策，与社会经济的其他许多部门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特别是德国央行虽然独立行使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但是货币政策的贯彻运行是需要社会其他部门的支持与配合的，尤其是需要行政权力的强有力干预，这样的干预有时是以牺牲局部区域的经济发展甚至经济利益为代价，没有这样的保障，再好的货币政策也无济于事。对于管理能力差的政府，没有了货币政策制定权，只是封堵了经济危机的一个宣泄口，并没有消除危机的根源，相反各国政府通过政府债务和统一的债务市场，把危机更快地宣泄到整个统一货币区。没有统一货币时，货币边界就是危机的一道自然防火墙，统一货币后，这道自然防火墙撤掉了，欧洲各国政府不得不手忙脚乱地用各种政治经济手段堆砌新的防火墙，以防危机之火烧到自身。
欧债危机爆发后，有人把它归咎于各国都没有遵守马约关于财政赤字的限制性规定，所有国家都突破了上限。实际上马约的这条规定本身就是不合理的，无法长期遵守。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相互配合，才能实现经济目标，这已经是共识。马约的这个条款捆住了各国政府的手脚，本来货币政策这只脚已经被从政府的身上砍掉，现在又把另一只脚捆绑起来，欧盟各国政府如果完全按马约的规定做，实际就是放弃自己的经济调控责任，而完全寄希望于央行的调控，这样各国政府实际不能指望制定或完成任何的经济发展目标。而就整个欧盟来说，也只有货币政策这一只脚，无法前行。所以马约的规定，在欧元启动的一定时间内作为短期的约束是可能的，要想成为长期的制约，是很困难的。
随着欧债危机的发展和深化，现在人们对这次危机发生的根源看得越来越清楚，那就是单一货币政策与多种多样的社会政策特别是各种福利政策不匹配。在实行了单一货币以后，人们，包括政治家、投资者与普通百姓都没有从统一的政治经济联合体的角度看待身边的问题，仍然用传统的观念看待统一货币带来的变化，对自己有利的欣然接受，认为是货币一体化的红利，对自己不利的极力抵制，总认为是别的国家的问题，应该由别人承担苦果。
二、中国地方债与地方财政政策
反观我们国家，幅员比欧盟更广阔，人口比欧盟更多，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性比欧盟更大，现在全国实行的是名义上统一的货币与财政政策，由中央政府进行强有力的管控。但从历次宏观调控的效果来看，虽然全国性的目标是达到了，但对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很不一样，每一轮经济周期往往是沿海某些发达地区经济率先复苏，大力扩张，很快进入过热区域，带动中西部地区缓慢复苏。当发达地区经济大面积高烧不退，影响整体经济健康的时候，国家出台调整政策，急踩刹车。这时中西部大部分地区的经济才刚刚复苏，进入扩张期，不得不跟着调控节奏减缓下来，造成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差距越拉越大。这样的调控也被调侃为某地生病，全国吃药。
一方面是中央政府意识到这种形式的调控对各个地区并不完全公平，开始逐步微调，在宏观调控中的某些阶段加入了区别对待的政策，有保有压，另一方面是在中央政府的默许下，一些地方政府找到了对付调控政策的办法，在最近的几轮全国性的政府宏观调控中，只有热度最高、影响最大、中央政府高度重视的地区降温，不少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在调控中不降反升，成为人们关注的泡沫严重地区。
这种不同地区在相同调控政策影响下的差异主要是各地区采取不同的财政政策造成的。事实上，全国的货币政策是统一的，各地方没有自己的货币，没有自己的央行，只依靠地方政府手中掌握的在当地市场份额中占比不大的城商行等金融机构对当地货币供给状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地方政府主要是通过投资影响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虽然实际投资中可能社会投资占大头，但地方政府的投入对社会投资有很大的影响与引导作用。
中央政府的财政政策大部分时间一直维持在“稳健”状态，在中国的财政体制下，财政收入大部分归中央政府，再由中央政府下拨给各地方政府使用，所以在纯粹的财政税收收入与支出这一块，地方政府不大可能与中央作对，只能“稳健”，否则可能会招致中央财政的惩罚，资金划拨不到位。地方政府的投资资金主要出自两块，一块是卖地收入，一块是各种隐性的地方政府债务，如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所借的债务、BOT形式的建设项目及其他地方政府担保的债务等。
这几年房地产业高热，各地方卖地收入丰厚，投资热情高涨。但根据最近审计署的调查，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许多地方政府以未来卖地收入为担保，融入了大量的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实际已经把未来许多年卖地的收入变现，即使房地产热度不减，这一块的增量也有限。所以各地方政府继续实行激进的财政政策的资金来源只有负债这一块。目前中国的格局已经与欧债危机前的欧盟格局相似，全国有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实际已经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稳健”的只是中央财政，各地方基本实行的是“激进”的财政政策。虽然中央财政在整个财政支出中的占比较大，但是地方债务危机已经有可能影响到整个经济肌体的稳定运行。
三、如果中国地方发生债务危机可能的解决路径
欧债危机爆发后，中国中央政府与社会各界对中国的地方政府债务问题都非常重视，调查摸底，采取各种措施控制地方债务规模的增长。但地方政府与部分社会资金对此并不以为然，依然“大胆”投入，这除了政绩考核上的原因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大家都认为中央政府不会坐视地方陷入债务危机而不管，也就是说，中央会“托底”。这种想法并非毫无来由，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的债务危机，主要由各级政府、国企等负债形成的四大商业银行呆坏账比率在1999年超过39%，最后主要是通过中央政府的信用担保，对部分债务采取剥离，对国有银行股改，增加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提高银行存贷款利差等一系列组合措施，历经近十年时间才解决的。
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完全不同了。银行从政府的出纳转变成了独立的金融企业，不再对地方政府俯首帖耳，今日中国的金融生态虽然没有西方高级、发达，但就基本架构而言，已经与西方相似，银行不会心甘情愿地接下地方政府呆坏账的包袱，一旦发生地方债务危机，其表现形式很可能与欧债危机一样，地方政府的信用危机是主要的，波及到银行形成呆坏账危机。从前面的类比中我们知道，现在中国与危机前的欧盟一样，地方没有独立的货币，因而也没有天然的危机防火墙，一旦某一地方政府发生债务危机，会通过统一的货币市场向全国扩散，看看欧债危机爆发后欧盟内部的争吵和危机的解决方案就可以想像中国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可能采取的路径选择。
在这次欧债危机中，作为欧洲经济火车头的德国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不但德国没有债务危机，而且德国的经济一直维持增长的状态，虽然受到危机国的拖累，增长的速度有所放慢，但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而最先发生危机的国家都是一些小国，理论上说，欧盟救助危机国的实力是存在的，也是危机刚爆发时欧洲金融界与危机发生国的一致想法。但事实是，希腊债券减记，塞浦路斯存款被血洗，人们一向认为最安全的两项金融工具成为巨大风险的来源，造成大量投资基金巨亏和居民财产的缩水。
如果中国发生地方债务危机，中央政府的救助能力有限。目前中国不存在像欧盟的德国那样的稳健、发达，能够撑起经济半边天的经济区域，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模式是一样的，调控中的表现不同只是中央政府的关注度不同，脱离开中央的视线，各个地方都在想方设法借钱投入，越发达的地方债务负担越重。所以如果地方债务发生危机，不传染开来则罢，一旦传染开来，必定会拖累整个宏观经济陷入低迷，影响中央财政收入，使得中央无法对嗷嗷待哺的众多地方政府施救。第二即使中央政府有能力，也不会毫无条件的给予完全的救援，因为那样做有道德风险，会激起社会各界的抵制。实际上在历次宏观调控中，也发生过少数地方的债务危机中央政府并没有完全托底的情况，如广国投的破产、海南发展银行的关闭等。
如果中国发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央政府会推出一定的救援措施，可能不会采取像欧债危机中的极端做法。但即使中央政府托底，也是有限的，托的是民生的底，而不会是金融的底。所以所有的金融机构与投资人都要对地方政府债务给予足够的警惕，不要认为与政府打交道就可以放心，从而纵容地方政府不负责任的做法，不顾自身实力大量融入资金，否则，一旦发生危机，所有的参与者都可能血本无归。
参考文献：
[1] 张春萍、沈琦、陈相臻.希腊债务危机对我国地方债处置的启示[J].中国经贸导刊，2011，（24）.
[中图分类号]D0；F83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2)02－0032－09
一、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现状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发生了一轮又一轮的债务危机事件，当今西方国家正处于债务危机多发、频发的时期。我们可以从债务危机波及西方国家的广泛程度、债务率的严重程度及其所造成的社会危害等方面来分析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现状。
第一，以欧洲国家的债务危机和美国的国债危机为代表，西方国家债务危机涉及的国家多、范围广。就欧洲债务危机而言，一是北欧小国冰岛的“外向型”债务危机，这是欧洲债务危机的发源地。2008年10月，冰岛爆发债务危机。根据美联社的数据，当时冰岛外债规模高达800亿美元，为其GDP的300％左右，人均负债1.8万美元。2009年，冰岛陷入严重衰退，GDP负增长6.7％。其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主导了冰岛的债务救援。2010年初，冰岛总统否决了存款赔偿法案，其长期信用评级被降低至“垃圾级”，冰岛危机再度爆发。二是中东欧国家的“外来型”债务危机。2000年后，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的商业银行被以西欧银行为主的外资控制，2008年底外资所占比例达54％－97％。据摩根士丹利的估计，中东欧拥有约1.7万亿美元的外汇债务，而且2／3的贷款为外币贷款。随着转轨改革的深入开展，东欧国家的负债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政府财政赤字进一步扩大。2009年初，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调低了乌克兰的评级，并且认为东欧的形势在不断恶化，这触发了中东欧国家的债务危机。三是西欧PIIGS国家(即所谓猪仔五国：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希腊和西班牙)的“传统型”债务危机。2009年10月4日，希腊新政府公开表示，前政府掩盖了债务和赤字的真相，指出2009年真实的赤字率为12.7％、公共债务占GDP的比例为113％，大大超过《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3％和60％的标准；之后，标准普尔、穆迪和惠誉纷纷调低希腊信用评级，希腊债务危机爆发。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市场开始质疑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债务危机在西欧迅速蔓延。2010年11月28日爱尔兰政府决定接受欧盟和IMF850亿欧元的援助，2011年4月葡萄牙宣布寻求欧盟援助，成为继希腊和爱尔兰之后第3个寻求欧盟援助的国家。西班牙和意大利也面临着沉重的债务困扰，2010年，西班牙的债务率和赤字率分别为61.0％和9.3％；意大利的债务率和赤字率分别为118.4％和4.5％。
就美国的国债危机而言，按照美国宪法规定，政府支出必须经国会审议批准。从1917年开始设立国债上限到20世纪末期，美国国家债务上限虽然一直提高，国债上限占GDP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但总的来说还维持在较低水平。1941－1945年，美国国债上限被限制在3000亿美元，1962年才接近3000亿美元。进入21世纪后，美国国家债务呈指数级速度增长，债务上限迅速提高，如图1所示。美国财政部资料显示：自1962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78次提高债务上限，平均每8个月提高一次。其中，49次是在共和党总统任期内，29次是在总统任期内。小布什总统在两届任期内共计7次提高债务上限。奥巴马就任总统以来，国会已经3次提高债务上限，提高总额为2.979万亿美元。2010年2月12日，奥巴马总统签署通过将债务上限从12.4万亿美元提高到14.294万亿美元的法案。截至2011年5月16日，美国国债总额触顶达到法定上限的14.294万亿美元；8月2日，奥巴马签署提高上限和削减政府开支预案，决定将政府国债提高9000亿美元，同时削减赤字2.5万亿美元；8月5日，标准普尔将美国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丧失3A评价：11月，美国国会减赤超级委员会宣布未能就削减联邦政府预算赤字的计划达成协议。数据资料充分表明，美国债务上限已到了惊人的地步，风险不断加大。
上述遭受债务危机的国家具有共同特点：一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都是市场经济国家；二是推行选举民主制度，都一贯标榜为民主国家；三是推行社会福利政策，都是福利国家。
第二，债务率的水平不断提高。随着债务危机的日益升级，西方国家债务率的水平不断提高，如图2所示。
第三，债务危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不断扩大，具体表现为：一是债务危机使西方国家普遍陷入了政治危机、制度危机之中，使国家濒临破产。正如一位前欧洲国家政要面对债务危机时所指出的那样，欧洲政治被选举政治劫持，政府在制定和实施经济政策时过多考虑政治和选举因素，罔顾经济客观规律和国家长远发展需要。德国媒体也评论说，在政府领导人看来“连任比责任更重要”。在债务危机发生前，为取悦选民、争取选票，盲目增加社会福利，推高债务；在债务危机发生后，受各种利益关系的牵制，债务危机久拖不决，引发公众对现存政治制度的不信任和对政治体制效率的质疑。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民主能解决西方的经济问题吗》一文评论说，“大西洋两岸的政治问题有着相同的症结――即现代民主国家选举政治的要求”，“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抑或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他们的眼光最远也就是停在下一次选举计票上。”国际舆论也评价说，发生在华盛顿的不只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政治危机：面对债务上限问题美国两党将政党争斗置于世界经济安危和各国利益之上，损害了美国的声誉，也动摇了世界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信心。
债务危机使国家濒临破产，冰岛是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以来第一个破产的国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数据显示：2008年以来PIIGS五国的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大都在3％和60％以上，如表1所示。PIIGS五国的财政和债务状况令人担忧，2008年以来其赤字率和债务率高居不下，而
且有继续恶化的趋势，都面临着国家破产的危机，正如美国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Geithn-er)强烈要求的那样：欧盟官员要着手处理欧元区债务危机，从而避免出现“灾难性的风险”。
二是债务危机导致了信用等级下降。2009年12月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等全球三大评级公司陆续下调希腊的评级，惠誉将希腊信贷评级由“A-”下调至“BBB+”，前景展望为负面；标准普尔将希腊的长期信用评级由“A-”下调为“BBB+”：穆迪将希腊评级从“A1”下调到“A2”，评级展望为负面。在三大国际评级公司推波助澜下，希腊的债务危机愈演愈烈。2010年4月22日，穆迪将希腊的信用评级下调一个等级，从“A2”下调至“A3”；4月27日，标准普尔成为第一家将希腊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的评级机构；6月14日，穆迪将希腊信用评级下调4级至“垃圾级”；2011年1月14日，惠誉将希腊信用评级下调至“垃圾级”。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不断升级和信用下调，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家的信用等级也被不断调低。2011年7月5日和12日，穆迪分别将葡萄牙和爱尔兰的评级下调至“垃圾级”；9月19日，标准普尔将意大利的信用评级从“A+”下调至“A”；10月4日，穆迪将意大利的信用评级从“Aa2”下调至“A2”；10月7日，惠誉将西班牙的信用评级下调至“AA-”，将意大利的信用评级下调至“A+”。欧洲PIIGS五国遭受到信用危机的猛烈冲击，资金外逃，货币市场流动性短缺，利息率上升。美国过度的举债也导致了信用等级下调，而深陷国债危机之中，2011年5月16日，美国政府已达到了法定的债务上限14.294万亿美元。虽然穆迪和惠誉维持美国“AAA”的信用评级，但是标准普尔将美国信用评级由“AAA”降至“AA+”，这是标准普尔百年来首次下调美国信用评级。
三是债务危机引发了大量的示威游行、罢工和社会骚乱事件。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推出了福利削减措施，宣布实施财政紧缩计划，以缓解过高的赤字率和债务率，阻止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升级。但反危机紧缩财政政策与措施遭到了社会的强烈反对，使西方社会久已存在的福利、就业、移民等问题进一步凸显和激化，导致民众示威游行和罢工不断，甚至发生大规模社会骚乱事件。自2010年以来，西方社会如希腊爆发了反紧缩示威及骚乱、法国数十万民众为反对提高退休年龄而爆发了游行和多行业大罢工、英国民众为抗议学费上涨而多地爆发了大规模骚乱、西班牙民众为抗议高失业率和反对削减社会福利而爆发了大游行和大规模抗议活动。美国为反对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而爆发了“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活动，并逐渐成为席卷全美的群众性社会运动。挪威发生的枪击爆炸案表明，西方国家社会矛盾凸显，激进思想抬头，为极端主义和暴力恐怖活动滋生蔓延提供了土壤和机会。这些大规模示威游行、罢工等抗议活动和社会骚乱事件，严重影响了西方国家正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在意大利甚至造成交通全面瘫痪、飞机停飞、火车和公共汽车停运、全意大利境内政府办公室被迫临时关闭，西方国家已经陷入了全面的政治危机和制度危机。
二、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与债务危机的爆发
毋庸讳言，选举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西方发达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在保障人民、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促进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水平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西方选举民主在制度上存在着两个根本性的缺陷：第一，西方选举民主尽管标榜为代表多数、代表全体，但实质上是少数主宰多数、多数服从少数，在这种选举民主模式下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国家利益的重新分配时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意志。如在美国，难得有过半的选民出来投票参与联邦选举，过去26届美国总统选举的选民投票率平均为48％；在其他西方国家，选民投票人数也普遍地持续下降。美国2008年总统选举，大约61％的选民参加投票，奥巴马获得其中53％的选票，这意味着相对于全美选民总数而言，奥巴马只获得其中33％的美国选民的施政授权。这足以证明美国选举民主是少数主宰多数、多数服从少数的民主。第二，用选票说话必然导致被选举人为了选票而讨好选民、迎合选民需求，到最后民主竞选就是看谁给选民得更多。这样，每隔一段期限的、周期性的选举必然提高民众的社会福利需求、选举成本和社会福利成本，将人性的贪婪无限放大，每一次选举实际上都是民众福利的许诺秀，通过先给钱、提高福利等方式来赢得选举和满足社会的暂时平静。到今天，当社会财富的消耗增量大于社会财富创造的增速时，就必然导致借债、赤字，因此，不少经济学家将当今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产生的原因完全归结于经济方面。笔者认为，尽管导致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是重要根源。债务危机在西方国家的广泛蔓延实质上是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缺陷的集中体现，凸显西方选举民主模式受到了挑战；同时也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的突出表现。西方债务危机看似经济危机，但实质上是政治危机、制度危机，选举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选举人和被选举人的短视性、盲目性、自利性及贪欲的人性，都是促进形成债务危机并诱使其爆发的重要原因。
在选举民主中，被选举人与选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以利益关系为中心的政治交易，它涉及到被选举人如何赢得选民、如何对选民负责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选民负责等关键问题。被选举人如何赢得选民，西方国家每隔一定期限所进行的选举都以增加社会福利、增加社会就业甚至减小税负作为竞选纲领和竞选策略。在美国，共和党和在债务辩论中所持的立场旨在保护其忠实选民的利益。对共和党来说，那意味着反对给其富裕的支持者加税；对来说，就是从茶党的预算刽子手中拯救出中产阶级补助计划和福利开支。在欧洲，像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样的政治领导人决定如何解决欧元危机时，也需要关注国内选民的意见。换句话说，西方政客们将选举胜利这种狭隘的利益看得重于更大的国家长远利益。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选票，而不是削减赤字、提高经济竞争力。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初，小布什作为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竞选领先者在接受《华盛顿时报》的采访时提出了具体的治国目标：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和老年保健医疗制度以及减税。在竞选中，小布什在内政方面喊出了“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主张降低税收、增加就业机会、改善社会福利和提高教育程度，同时确保财政盈余。在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承诺不会对年收入25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增税，宣称95％的人将从他的计划中受益；反对将2003年布什政府的减税法有效期延伸至2010年。而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麦凯恩提出支持延续布什政府的减少所得税政策，并打算将企业税的税率从35％减至25％。2009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财政赤字高达数百亿美元。为缓解财政危机，当年5月19日，加州进行了7项全民公决，其中6项涉及加税，1项涉及冻结公务员工资，结果是涉及加税的6项条款全部被否决，只有冻结公务员工资1项获得
通过。人们不禁要问：这样的“民主制度”究竟能解决什么问题?2006年4月意大利议会选举中，贝卢斯科尼在竞选中承诺当选后削减商业和家庭的税收，减少政府开支以降低财政赤字，甚至许诺如果能获得连任，将会免征首次购房的税收。普罗迪也在竞选中承诺当选后第一年将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险费用降低5％，由此造成25亿欧元的资金缺口将通过征收资本盈利税、打击逃税等措施弥补。
被选举人如何对选民负责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选民负责，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被选举人当选后在公共财政支出上，兑现选举时的承诺、对选民利益进行倾斜。图3、表2、图4反映了美国、意大利社会福利支出所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社会福利支出所占GDP的比重。
根据西方国家选举民主的制度设计和价值理念，选举权是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具有普遍性。而作为选民的公民，包含了不同的利益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对中产阶层及平民而言，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增加社会福利和就业；对富人阶层而言，最大的利益诉求就是减少税负。由此，在已有高社会福利、高社会保障水平的福利制度基础上，选举民主只有以更进一步增加社会福利和就业、减小税负为纲领和策略才能赢得选民；当竞选获胜以后，只有实施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减小税负等具体措施才能表明对其选民负责，才能稳固其选举成果和执政基础。因此，被选举人为了当选，拉选票时往往采取减税、增加社会养老、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措施来博得选民的欢心。减税则国家的收入减少了；增加社会养老、医疗补贴、教育补贴等则政府的开支加大了。长此以往，必定会出现财政入不敷出，政府只得靠举债来为继高成本的选举民主。每隔一定期限的选举，被选举人为了自己的选票，完全不顾政府入不敷出，继续减税、增加社会福利。因为只有这样做，选民才会投你的票，被选举人才能当选。这就是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逻辑。
然而，随着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的居高不下、社会福利财政支出的不断增长，当这些国家无法相应地提高国家创造财富的速度、确保财富的创造量达到或超过消耗量、生产力不能满足生产关系的需要及可支配的财源越来越有限时，解决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利益关系的途径只能有三个：一是削减社会福利支出，但这样会遭到来自中产阶层及平民的反对；二是加重税负增加国家税收，但这样会遭到来自富人阶层的反对；三是通过国家举债来维持选举民主和高福利保障模式，但这样会使国家陷入危机。显然，削减社会福利、增加税负是违背西方选举民主的制度逻辑的。由此，既不能削减社会福利，而且还必须逐年增加；也不能增加税负，这样就只能依靠举债才能维持选举民主运行的利益成本。实际上，近些年以来，西方国家就是依靠举债来维持这种高社会福利、低税负的西方选举民主制度，当这种举债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爆发债务危机。因此，西方国家债务危机的爆发，一是表明了其他债权国家为这种选举民主“埋单”；二是表明债务危机给西方国家带来的社会危害及其影响使西方国家自己为选举民主“埋单”。西方债务危机的实质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制度问题，是社会问题和国家发展方向问题，是西方选举民主制度缺陷的集中反映和体现。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否则生产关系会反作用于生产力，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今西方债务危机是西方国家为违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原理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建立在社会福利制度基础上的选举民主，或者说社会福利制度与选举民主制度的结合，既是导致西方国家爆发债务危机的根源，也集中反映和体现了债务危机是政治危机、制度危机的实质。在社会福利制度下，民众享有高福利、高水平社会保障，税收政策更加倾向于多数人，社会越来越平均分享财富，无论是积极进取还是懒惰散漫，或者努力工作缴纳更多的税收养活他人，或者失业等待社会救济，但失业者和就业者生活的差别并不明显。西方社会福利制度不仅消耗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而且使民众越来越失去了工作的动力。因此，在这种社会福利制度基础上推行的选举民主，意味着选票决定了选民的高福利生活及被选举人的当选。西方债务危机的爆发已经向世人宣告：西方国家的选举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已经凸显制度缺陷，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变革压力。
三、反思与结论：走出债务危机――积极推进制度变革
从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与选举民主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内在联系的总结分析中可以看到，西方国家债务危机凸显出选举民主的制度缺陷，债务危机和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局限性构成了选举民主生存性的、也可能是最严重的挑战。因此，积极推进制度变革是走出债务危机的重要途径。
第一，民主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发展现代民主制度应更加重视从注重选举到注重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民主形式具有多样性，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指民主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西方国家将分权制、议会制、普选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作为民主的主要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但核心是选举，西方选举民主被推崇为一种普适性价值；社会主义国家将民主的表现形式看成是民主本质的反映，认为民主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重点是知情权、监督权和意志表达权)、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体，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二是指与历史文化、具体国情相联系的民主有不同的模式，如古代雅典的古典民主(classical democracy)、竞争性精英民主(competitive elitist democracy)、多元主义民主(Dlural-ism)、合法型民主(legal democracy)、参与型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分权制、议会制、普选制、两党制或多党制不是民主的唯一模式，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形式。因此，既不能以选举代替民主的全部，把选举等同于民主是对民主制度的极大误解；也不能以一种民主形式作为民主的唯一、标准模式，搞民主模式输出。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民主模式，应当取决于这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顾国情盲目实行选举民主只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即使在当今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网络化、信息化时代，虽然不同民主模式间相互作用形成了一些相同的外部特征，但也还是存在着不同的民主模式。事实证明，拉美、中东等国家并没有因为推行西方式选举民主而带来发展和繁荣，相反，西方选举民主与欧美国家债务危机爆发的内在联系雄辩地证明了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缺陷。选举民主过程的运行由于选举人与被选举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确实导致了社会福利成本和选举成本的极大提高，甚至使民主的趋向受到了挑战。对于中国而言，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必须依据中国国情，在法治的框架下健全和完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中国民主模式”。
选举不是民主的全部，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因此，民主应当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有机统一体。面对债务危机，治本之策就是要改革和完善民主制度，重点是要从只注重选举走向注重对公共权力
行使者的监督、改变民主选举的规则。因为选举解决的是如何授权、取得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解决的是取得公共权力之后如何确保合法有效使用和增进公共利益的问题。缺乏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行使者就容易忘乎所以，容易脱离人民而高高在上；缺乏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的监督和制约，也是导致人治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从重视选举到重视对公共权力行使者监督的民主制度变革，有利于改变选民主动、被选举人被动而使被选举人讨好选民的选举秀，有利于强化被选举人决策的独立性而减少对选民的依附；有利于被选举人在法治框架和选民的支持下有力量管束公共权力行使者和选民的贪欲。西方国家债务危机与选举民主之间的内在联系表明，被选举人不能过度讨好选民、依附选民；被选举人不能只是选民的仆人，而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是选民的引导人：被选举人不能只是跟在选民后面摇尾乞怜，而必须具有公共精神和创新能力。
第二，西方选举民主模式在本质上是一种“金钱政治”，具有制度缺陷。从近现代西方民主起源和发展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方选举民主的真正本质乃是一种以利益为中心的金钱政治，表现为国家的经济权力，即税收的控制权。关于这一点，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达尔所说：“统治者需要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这一理念，一开始是作为一个征税问题的主张而提出的，这一主张后来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有关一切法律问题上的主张。”面对法国大革命后的社会现实和各种思潮，恩格斯这样评价说：“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这些论述充分揭示了西方选举民主的内在本质是基于交易原则基础之上的“金钱政治”(或“物权政治”)，即以物权为依据而进行政治权力分割的政治、物权至上的政治。在现实的政治关系中，金钱成为左右政治的主导性力量。当今西方债务危机正是集中反映和体现了选举民主制度通过“金钱政治”来分配和掌握国家权力的本质。同时，以利益关系为中心、以金钱为基础和保障的选举民主制度也是一种计量成本的政治制度，它通过普选制、竞争制表现出来的对社会政治资源的统筹、整合与利用，体现了市场经济社会货币所蕴涵的效率法则。作为选民付出了投票成本而换回高社会福利、低税负等利益，作为被选举人增加社会福利支出、减小税负的施政成本而赢得选票和巩固其执政地位。权力运作效率的高低成为了衡量选举民主政治制度伦理的根本尺度：节约权力运作的社会成本与经济成本成为了审视权力的制度安排和权力之间分配与制衡的自律品质的重要标准。然而，选举民主过程自身固有的运行方式的缺陷，不仅导致了权力运行的效率缺失，而且还导致了社会福利成本和选举成本的极大提高。被选举人在选战中的目标是“票数最大化”，而选民的目标是选举能够给他们带来最大净利益的候选人或议案。
西方选举民主还常常标榜“代表人民主”(representative democracy)的制度，即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人”间接地反映选民意愿和偏好的制度。但是，在这种选举制度下是无法将个人的选择和偏好加总成为社会的选择和偏好的，换言之，没有任何规则能够在随意的个人选择和偏好基础上构建社会的选择和偏好。西方选举民主无法提供一个理想的投票规则，自肯尼思・阿罗于1951年证明了“不可能定理”以来，社会科学家对西方选举民主及其选举人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这一特点进行了详尽的研究。迄今为止，西方选举民主制度也还没有设计好投票规则与公民选择、选民偏好强度与投票结果质量之间的制度安排。这样，这种选举民主不仅为政党操作、愚弄甚至出卖选民提供了条件和机会，而且还为解释赤字、通货膨胀、日益膨胀的政府规模、债务危机为什么会出现提供了考察的根据。正如布坎南所说，“当选的政治家乐于将公众的钱花在能给他们的选民带来明显利益的项目上，但却不愿意向这些选民征税。”“公共选择理论告诉我们，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他们希望这样做能博得选民的支持。但这只能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选民的行为上。选民们为什么会支持那些从财政意义上讲行为极不负责任的政治家?公众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普遍接受意味着什么?这里存在着许多悖论。长期存在并不断增大的赤字，以及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再加上一个迅速膨胀的公共部门，这样一种政体对任何人来说很难被视为是有益的。然而为什么社会机制或一般民主过程偏偏产生出这样一种体制?”
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6月10日公布的审计报告，截止2012年年底，受审计的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为38475.81亿元，同2010年比增长12.94%。报告还称，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主要有地方债务规模增长过快、土地出让收入增幅下降导致偿债压力加大以及地方政府通过信托、融资租赁等方式变相融资现象突出。
近年来，围绕地方债务危机话题的议论不断，由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涉及的金额巨大、涉及地方政府数目众多以及对未来的城镇化建设、房地产行业发展有重要影响，地方债务危机是否需要解决、如何解决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地方政府危机的根源在于地方政府对2008年4万亿刺激政策的错误理解以及不当的银行信贷政策[1]。债务危机的表面现象为地方政府绕开法律法规，利用城司向银行等部门或者个人进行大量借款，将其用于城市基本建设项目，如：公路、高架桥梁等，最后却无力偿还贷款及利息。无力还款的原因是，这些政府投资项目投资数额大，虽然可以为当地创造不错的政绩、GDP和就业，但是这些项目建成以后年收益普遍偏低，甚至低于贷款年利息，债务偿还往往只能通过再融资来解决，长期下来，负债越来越高[2]。我国政府领导班子普遍实行任期制，当届的领导为保政绩一般不会选择去解决问题。随着问题的不断加重，近年来，各级政府以及很多学术界人士开始想尽其他办法降低负债，如：建立财政预警机制、加强专项资金监督管理、削减预算等。但是成效却不明显。因为这些举措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结构和偏好。在收入方面地方政府还是依赖于土地财政，在支出方面还是倾向于投资大型公共房地产类项目。如此形成的一个不良的经济发展模式，长期下来不仅引发了高房价、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也使得我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产生较为严重的畸形，并对我国从制造大国向消费大国的转型产生了巨大的阻碍[3]。对此，笔者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是去垄断化金融利率改革。即打破目前垄断的金融体系，在有法律和风险保障机制的前提下放宽民营银行设立的限制，使得金融利率向市场化发展，目的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地方政府债务体系，使得债权人身份由国有银行向民间个人或者机构进行转变。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十分巨大，据部分非政府机构统计，目前我国所有地方债务总额达30万亿，这意味着地方债务危机无法通过国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债务的方法来解决。因为我国社会存款总额为100万亿，其中包括20万亿左右的外汇占款，即使再有10万亿的增量也会有通货膨胀加剧、汇率失控的危险。而引导民间资本浸入地方债务体系是一种利用存量资金缓解债务问题的办法，可以有效避免国有银行发生系统性风险[4]。目前国家已经逐步放宽对民营银行的限制，下一步就是要提供政策来引导民营资金进入地方债务的资金链，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转嫁。
其次是去垄断化国企改革。中央和地方国资委管理下的大型国企，由于受到政策照顾，享受到各项优质的人才、材料、技术等资源，普遍具有不错的盈利能力，资产价格往往较高。以中石化和中石油为例，截止2013年一季度，两者的总资产分别为1.29万亿和2.34万亿，股东权益分别为5880亿和1.23万亿，并且国务院国资委控股分别达73.38%和86.35%。据统计资料表明，央企资产总额已达30万亿。而各地级政府控制下的国企资产同样也是具有很高的账面价值，陕西、山西、山东等多省的省属国企资产过万亿，上海、北京、江苏更是超过了两万亿。因此，从绝对值来看，政府控制的国企资产足以偿还地方负债。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实体经济面临着巨大的困境，根据汇丰银行公布的PMI指数来看，自3月起已经出现了连续四个月的下划，各行业的平均资本报酬率持续下降，制造业持续萎靡。若在政策上能打破垄断的限制，释放国企改革红利，将中央及地方国企资产出售给民间资本，不仅能大大缓解地方债务危机，而且能为实体经济的复苏、经济结构和产业的转型带来动力。
再次是加速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被定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然而包括领导层在内的很多人认为城镇化就是房地产化。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城镇化实质上是以解决过去十年发展中遗留的问题和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过程。 笔者认为城镇化有三个经济方面的作用：第一，维持房地产价格。第二，改变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第三，发展中国现代化农业。首先，城镇化发展会促使大量农村户籍的人口迁至城镇，刺激消费，直接拉动房产以及其他消费品的需求，这会促使房产价格保持稳定和增长[5]。而房产税的税基是房产标的的价格，高房价带来的是地方高财政收入。因此城镇化的发展是实现稳定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举措。其次，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将会有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在发展初期，必定有大量的政策红利释放，来达到吸引投资的目的，这致使城镇化项目将取代以往的房地产建设项目，成为地方政府新的财政支出重点。最后，区别于城镇化和房地产化的重要不同点就是城镇化发展的实体经济支撑是以土地农业经济为主、房地产建设为辅。我国要想解决债务危机，必须从制度上、行政上放权，释放改革红利。从我国国务院每年的一号文件内容来看，自2005年起至2013年的几年间，文件均是以农业的改革发展作为重点内容，这足以说明，农业将取代房地产，成为发展我国经济的新引擎行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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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财务危机发生的成因
(一)经营风险引发财务危机
1.生产、销售风险
由于原材料供应地的政治、经济等情况变动,运输路线改变,原材料价格变动,新材料、新设备的出现等因素带来的供应方面的风险;产品更新时期掌握不好,生产质量不合格,新产品、新技术开发实验不成功等因素带来生产方面的风险。由于出现新的竞争对手、消费者爱好发生变化、销售决策失误、产品广告推销不力以及客户信用评价不力等带来销售方面的风险。
2.多元化经营的风险
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为避免经营风险,许多公司都追求多元化的经营模式。一方面,将证券投资组合的多元化理论简单误用于实物资产投资,忽视了金融资产投资具有可分割性、流动性和相容性等特点,而实物投资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时间约束性的互斥性等特点。后果是导致企业投资于无关项目、无序多占资金、投入大于产出等等现象,致使企业资金缺乏,周转不灵,出现财务危机。众所周知的巨人集团的兴衰就是最好的证明。另一方面,企业多元化发展定位使得企业丧失核心竞争力,企业应首先拥有一个具有竞争能力的核心产品,然后,围绕其核心产品、核心竞争能力再考虑是否应该多元化经营。没有根植于核心竞争力的多元化经营,又不能在外部扩张战略中培植新的核心竞争能力,结果就可能把原来的竞争优势也丧失殆尽,直接的表现就是新项目挤占优势主业的资金,但却不产生相应的效益反而拖跨优势主业,最终导致企业内部整体资金的匮乏。
(二)财务杠杆负效应引发财务危机
财务杠杆是指由于固定性财务费用的存在,企业息税前利润(EBIT)的微量变化所引起的每股收益(EPS)大幅度变动的现象。债务成为资本,对债权人是一种借出资本,这种借出资本可以获得利息回报;对债务人是一种借入资本,这种借人资本需要支付利息,并作为财务费用可在税前扣除,起到减税效应,使债务资金成本大大低于权益资金成本。因此,企业盈利水平越高,扣除债权人拿走的某一固定利息之后,投资者(股东)得到的回报也就越多。相反,企业盈利水平低,债权人照样拿走某一固定的利息,剩余给股东的回报也就少了。所以说,负债经营是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可给企业带来利益,使用不当会给企业带来风险。当总资产利润率小于利率时,举债给企业带来的是负面、消极的影响,不仅难以提高企业的盈利能力,反而因巨大的偿付压力使企业陷入无法解脱的财务困境。
(三)应收账款管理不善引发财务危机
在市场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企业为了扩大销售、提高市场占有份额,或是为了减少库存商品、节约库存商品的管理费用而采取现金折扣、赊销的方式进行销售,这便形成应收账款。但是应收账款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一方面占用企业的生产经营资金,降低资金的周转速度;另一方面增加企业的现金流出,如以现金方式缴纳的流转税及企业盈利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再有是形成坏账损失,影响企业经营业绩。作为企业流动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收账款的管理尺度需要科学的管理方法进行严格控制、管理,否则容易引发企业财务危机。
二、企业财务危机的基本特征
(一)客观积累性
财务危机的客观积累性表现为期间概念,它是反映企业一定时期在资金筹集、投资、占用、耗费、回收、分配等各个环节上所出现的失误,而非会计报表上某一时点上某一项目的失误。亦就是说,财务危机积累是各种财务活动行为失误的综合。
(二)突发性
财务危机由于受到许多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些因素是可以把握和控制的,但更多因素是爆发性的、意外性的,有的甚至是急转直下的。
(三)有限可控
在社会科学领域,要做到完全可控是不太可能的。只能是有限可控。一般理解的有限可控概念为,可以对某事物的发展方向和进程加以调节和掌握。但优胜劣汰是自然规律,没有优胜劣汰,社会不能进步,企业也概莫能外。有些导致财务危机的事件是暂时的,有些可能是长期的,不可逆转的(如新产品完全地、不可逆转地代替老产品)。理解了有限可控原理,人们就能在面对财务危机的时候,做到冷静和顺应时代的要求,而不是一味强撑。
(四)预防为主
危机预防成本大大小于不计代价的事后补救,事前的预防胜于事后的补救,最成功的危机解决办法应该是在危机潜伏期就解决危机。由于正反馈导致的,“目标锁定”和“路径依赖”,企业一旦进入财务危机的恶性循环,就非大规模重组堆以摆脱。因此,财务危机会给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带来巨大的成本,防范和及早化解财务危机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必要性。
三、企业财务危机的预防、应对措施
(一)建立财务危机防范机制,夯实预控基础工作
1.应成立财务危机防范控制网络,除了可以成立企业财务危机管理机构外,还可以结合企业内部经济责任单位和业务区域划分情况,建立危机区域控制中心,各控制中心应配置控制人员,明确其责任,并建立相应的考核制度。
2.应制定财务危机控制制度,使其成为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控制制度的核心是要根据各个控制对象,制订科学合理的控制标准和危机监测、信息反馈机制等,以便于将危机防范落实到实处。
3.应建立企业决策制衡机制,决策是企业管理的关键,为了防范盲目或错误决策,企业应完善治理结构,加强决策层成员之间的制衡与约束,并建立决策负责制度,从而促使决策者谨慎而负责地行使决策权利。
4.应重视和借助企业外部独立机构的意见,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财务管理和各项决策中,听取和吸收外部专家的建议会有助于降低错误判断率,减少企业运行和决策中的风险。
(二)加强企业资金管理控制,理顺内部财务关系
1.要有正确的理财观念
资金是企业的血液,企业一定要重视资金管理。资金对于企业来说,就如同血液对人体那么重要。资金缺乏、周转不灵是投资失误,往往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亏损。甚至破产的原因。作为企业理财人员,必须意识到资金管理的重要性。
2.要把握好企业的资金调度
企业应当通过现金流量预算管理来做好现金流量控制。要做好每一年度的现金收支预算,据此作为企业资金计划控制和考核的基据。现金流量预算的编制采用。“以收定支,与成本费用匹配”的原则。采用零基预算的编制方法。按收付实现制来反映现金流入流出。经过企业上下反复汇总、平衡、最终形成年度现金流量预算。同时.根据年度现金流量预算制定出分时段的动态现金流量预算,对日常现金流量进行动态控制。
3.理顺企业内部财务关系,做到责、权、利相统一。为防范财务风险,企业必须理顺内部的各种财务关系。首先,要明确各部门在企业财务管理中的地位、作用及应承担的职责,并赋予其相应的权力,真正做到权责分明。另外,在利益分配方面,应兼顾企业各方利益,调动各方面参与企业财务管理的积极性,从而真正做到责、权、利相统一,使企业内部各种财务关系清晰明了。
(三)完善企业负债管理,防止财务杠杆负效应
1.开展负债经营定性分析
(1)经济环境。在经济衰退萧条阶段,整个宏观经济不景气,企业应尽可能地压缩负债,甚至“零负债”以减少损失避免破产;而在经济繁荣复苏阶段,市场供求趋旺,企业可适当增加负债,抓住机遇迅速发展,尤其在政府鼓励投资时,适当提高负债比例,充分利用债务资金进行投资和经营,当利率下降时可增加负债。
(2)行业地位。企业负债经营应适当考虑所处的行业特点,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其经营利润稳中有升,可以适当提高负债比例来利用债务资金提高生产能力获得规模经济效益,其次还应根据不同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内容来决策。
(3)企业本身的经营状况。应从生产经营能力出发进行可行性分析,保证偿债期间企业现金流量能按时还本付息,资金使用报酬大于资金使用成本,还需适当考虑企业利润率、变化速度和平稳程度等。
2.建立偿债能力监控体系
(1)对短期偿付能力的分析。常用来分析企业短期偿付能力的指标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其中,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流动负债×100%,国际通行参考该比率为2。该比率过高,尚在举债,说明企业有较多的资金沉淀在存货上,从而影响企业的获利能力。速动比率=速动资产/流动负债×100%,该比率一般不低于1,若低于就有可能出现偿债困难,企业应尽早采取应急财务措施,以保证企业能持续经营。上述指标不仅是偿债能力的一种体现,而且还可作为企业评判是否再举借新债的一种尺度。
(2)对长期负债偿还能力的分析。由于长期负债往往金额大,期限长,到期还本的资金压力大,所以影响企业长期负债能力的因素更为复杂。最能反映长期负债偿还能力的主要指标有资产负债率与利息保障倍数等。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的警戒线为60%,如若超过,则偿还长期负债将十分困难。利息保障倍数是指利息与企业所得税均未扣除前的利润与负债利息的比率,该企业倍数越高,偿债能力越强,若小于1,说明企业不宜举债。
上述分析在实践中存在局限性,还必须结合企业的现金流量来综合考察,毕竟企业需要用现金形式来偿还债务。
(四)加强应收账款管理,降低企业经营风险
1.制定合理的信用政策
应收账款赊销的效果好坏,依赖于企业的信用政策,信用政策主要包括信用期间、信用标准和现金折扣政策等。信用期间是企业允许顾客从购货到付款的时间。延长信用期,会使销售额增加,产生有利影响,与此同时应收账款、收账费用和坏账损失增加,产生不利影响。当前者大于后者时,可延长信用期,否则不宜延长。信用标准是顾客获得企业交易信用所应具备的条件。信用标准高了,虽然会使企业遭受坏账损失的可能性减少,却不利于销售,信用标准低了,虽然有利于刺激销售增长,却有可能使坏账损失增加。现金折扣政策可吸引顾客为享受优惠而提前付款,缩短企业的平均收款期。
2.制定合理的收账政策
当前,不少企业资金短缺,经营困难,很多人无视诚信,不讲信用,反而觉得:有债不愁,欠债有理,出现了客户存心赖账的现象。应收帐款政策是当客户违反信用条件时,拖欠甚至拒付款时企业所采取的收款策略与措施。实际工作中,因为拖欠原因不同,企业也应区别对待,采用不同的政策方法,对于信用记录较好的客户,采用电函方式或派人去直接沟通,探明原因,视情况采用恰当的方法,使双方的合作关系不至于受影响,又能很好地解决拖欠问题。如果沟通仍不能解决问题,则可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
(五)建立高效的财务危机处理程序,发现问题、总结经验
1.立即启动财务危机处理小组
当企业发生财务危机时,企业要以最快的速度启动财务危机紧急处理机制,企业应将常设的财务危机管理机构扩大,成立专门的财务危机管理小组,负责财务危机控制、财务危机处理以及损失评估等工作。小组的成员必须具备较宽的知识面、较好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观察、分析、决策等方面的能力,应包括企业领导人以及公关、管理、营销、技术等岗位上的负责人和专家,成员对企业要有一定的忠诚度;小组独立于各个职能机构,直接受企业最高决策层的领导。
2.积极调查财务危机事件,对财务危机做出合理处理
企业在启动应急机制后,就要立即深入调查财务危机情况,分析财务危机发生产生的根本原因和反映的实质,采取相应的策略以控制事态的,这是财务危机处理中最为关键的一步。针对财务危机中不同的对象,做出合理有利的决策与处理,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平息财务危机事件。
3.总结经验,查找问题
对财务危机管理工作进行全面而客观的评价,总结成功的经验,更要找出财务危机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对财务危机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综合归类,针对不同问题的特点分别制定修正方案,逐项落实到相关部门加以改进,不断完善财务危机管理内容。财务危机并不等同于企业失败,它只是企业在其发展进程中遭遇的挫折,财务危机之中往往孕育着转机。企业应将财务危机产生的巨大压力转化为强大的动力,驱使自己不断谋求技术、市场、管理和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实现企业持续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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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8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5024（2014）01—0166—05
一、引言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仅关系到债务的偿还和政府信誉，而且关系到宏观经济能否安全运行。当前，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类似于20世纪80年代前后巴西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剖析巴西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演化过程和后果，借鉴其债务治理方法，可以起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效果。另外，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日益严重，正逐渐积累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会不会演化为债务危机，甚至是金融危机？这是本文所要探寻的问题。
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危机：巴西的教训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巴西经历了三次大的地方债务危机，其中第三次债务危机还诱发了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最终导致了一场金融危机。回顾巴西的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和由此导致的金融危机，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对分析和解决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背景
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巴西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左右，创造了“巴西经济奇迹”。不过在伴随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分化、收入不均等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为了解决经济和社会的主要矛盾，随后的盖泽尔政府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进程，经济上通过制定“第二个国家发展计划（1975—1979）”来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于巴西国内的储蓄率较低，为了实现经济增长计划，巴西政府仍然沿用了之前的“进口替代战略”，同时提出“负债增长战略”，即依靠向国内和国际上的金融机构举债来筹集资金，维持国内的高投资。虽然“负债增长战略”维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是其负效应也逐渐凸显出来：（1）累积了巨额的债务。其中1973—1978年的债务增长率为38.7%，1978年的外债净额为316亿美元…。为了维持在国际债务市场上的声誉，巴西政府在无力偿还旧债和债务利息时开始举借新债来偿还旧债。这样的结果是债务规模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本国现在和未来财政能力所能偿还的限度。（2）国内利率被迫升高。由于巴西实行了盯住美元的爬行式外汇政策以及举债利率与欧洲和美国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挂钩，受到石油危机等外部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上升，这进一步加剧了巴西政府还债的压力。在国内，由于受到资金短缺的影响，国内金融市场利率被迫升高。（3）国内通货膨胀率不断攀升。在取消对企业的出口补贴后，为了进一步刺激出口赚取外汇来偿还外债，政府对货币克鲁塞罗实行主动贬值，形成了货币性通货膨胀。同时，受自然灾害影响，粮食减产，进一步加剧了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挂钩的指数工资增长也带动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增加了企业的负担，增加了政府的养老支付负担，这又迫使企业和政府进一步举债来维持运行。在这些债务中，一部分就是由地方政府举借的。
（二）债务危机演化为金融危机
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受到国际石油危机影响，伦敦和纽约等国际金融市场的利率开始攀升。受此影响，巴西政府举债的借贷成本升高，这导致巴西政府需要为此支付更高的贷款利息。由于无力支付高额的债务利息，巴西各州政府纷纷宣布停止对国外债权人债务的清偿，这引起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恐慌，主要外国债权人纷纷要求巴西政府立即偿还债务。巴西联邦政府作为州政府债务的最终担保人，不得不与外国债权人谈判达成还款协议，接管了州政府约190亿美元的外部债务，偿还期限为20年。
1993年，由于巴西经济增速下滑，政府税收缩减，社保和工资支出刚性等原因，使得州政府无力偿还联邦金融机构的债务，纷纷宣布停止支付，又发生了债务违约行为，导致了又一次严重的地方债务危机。为了解决危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进行了谈判，谈判的最终结果是联邦政府为部分州政府债务进行偿还，债务总额约为280亿美元，偿还期限为20年。
1994年前后，由于巴西国内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以及债券实际利息率的大幅度上升，各州州政府的债务负担进一步加重，最终导致州政府拒绝履行对联邦政府的债务偿还义务。这一消息引起了金融市场的恐慌，投资人，尤其是外国投资人纷纷从股票市场撤资，股市大跌，资本外逃，外汇短缺导致外汇市场压力增大。尽管央行扩大了外汇管理幅度，放弃了钉住主要国际货币的汇率机制，实行自由汇率，但是巴西货币仍然贬值10%。与此同时，国内通胀压力增大，内需缩减，经济增速下滑，增长偏离潜在增长轨迹。因此，一场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最终演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三）启示
总的来说，巴西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方面，“负债式增长战略”是导致其负债不断增加的主要原因。而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的预算软约束，缺乏相关的法律制度对地方政府债务进行限制和规定，以及缺少债务的透明度和风险预警机制，也是债务危机形成和扩散的重要原因。外因方面则是国际市场利率等波动是诱发其债务危机发生的导火索。不过，内因才是巴西债务危机产生和蔓延的关键因素。
在巴西地方债务危机发生后，联邦政府通过制定《财政责任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和限制了地方政府举债规模等。同时，通过定期公布债务报告来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的透明度；对违反《财政责任法》的相关责任人实施行政处罚等一些措施，使得巴西的地方债务问题越来越得到规范，其对地方债务问题的治理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三、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与危机风险的可能性审视
（一）地方政府债务的基本状况
1.债务规模大
近10年来，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呈现了大幅度的增长。洪源和李礼的研究中测算出2003年全国地方政府直接和或有债务是3.29万亿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估计2004年全国的地方政府债务余额1万亿元以上；时红秀测算出2005年全国县乡两级政府的债务余额不少于4000亿元；范伯乃、张建筑的研究指出2006年全国地方政府直接和或有债务6.64万亿元；财政部财科所课题组估计2007年全国地方债务余额是4万亿元以上；安邦咨询估计2009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7.43万亿元；审计署的审计报告中披露2010年全国省市县三级的地方债务余额为10.72万亿元；徐婷婷的报道中引用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地方债务余额约为13.87万亿元；翁仕友的报道中则指出2013年我国四级政府的债务余额约为14万亿元。由此可见，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正呈现大幅度的增长态势，且债务余额存量已经非常庞大。
2.债务结构复杂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的结构复杂，主要表现为：（1）直接债务和或有债务并存。直接债务是地方政府需要直接支付的债务，主要是各类的财政贷款和借款。或有债务则是未来需要政府偿付的和其提供担保的债务需要其最后承担偿付义务的债务，主要是指通过政府投融资平台或是下属单位等形成的各类债务。如果出现债务违约，这种债务最终也需要地方政府来偿付。为了规避财政规则的约束，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通过地方投融资平台来获取资金，地方债务隐性化问题也越来越突出。（2）债务种类繁多。有地方政府向国际金融机构的直接贷款，有以土地抵押向金融机构的担保贷款，有地方国有公司和投融资平台代为发行的企业债，有地方政府为下属单位和企业担保的各类借款和贷款，有社会基金缺口，拖欠职工工资和工程项目款等。（3）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比例不一致，其中市、县级政府的债务规模呈现不断扩张的态势。由于受制于地方财政等的约束，为了增加公共投资，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等国家规定的基本公共服务，一些县级政府不得不举债。
3.债务原因多样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形成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既有财政体制、投融资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等造成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政策性因素。（1）财政体制。1994年中央和地方的分税制改革后，实现了“财权向上，事权向下”的财政格局。由于没有清晰的事权划分，地方政府需要完成教育、医疗、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等各项支出，受制于税收的约束。为了完成这些刚性的支持，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借贷、地方投融资平台等筹集资金，地方政府渐渐地走上了一条负债式发展的道路。（2）投融资体制。由于受“政绩考核”和“经济利益”的驱动，地方政府偏好发展大项目，也偏好通过成立投融资平台涉足竞争性领域。大项目需要数额较大的资金来支持，地方政府为了达到投资目的，往往通过土地抵押融资等模式取得项目资金，而项目未来的收益却不能按期偿还债务。（3）行政管理体制。由于对地方政府的管理和监督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热衷于“短、平、快”的项目，重视资金投入，而轻视经济和社会效益；重视建设规模和标准，而轻视实际财务负担能力。（4）政策性因素。在缺少中央相关支持资金的背景下，为了配合国家的政策性要求，如义务教育、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粮食补贴等政策，地方政府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财力来完成相关的规定任务。对于经济不发达、税收较少的地方，由于政策性因素导致的债务负担也是非常多见的。
4.债务扩展机制动力强劲
受制于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政策负担性等刚性支出，在“政绩考核”的竞赛中，地方政府为了完成支出需求，往往通过土地抵押和地方性融资平台筹集所需资金。如果政策性刚性支出的规模越大，在税收等财政收入来源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越有可能通过举债来完成筹资任务。如果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考核压力越大，那么为了显示比竞争者具有更强的能力，其越有可能通过举债来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以及形象工程的投资。如果可供抵押的土地价格越高，地方政府就越容易通过土地资本化来筹集更多的资金。如果控制的投融资平台越多，那么地方政府越有可能通过这些平台来筹集更多的资金，最终这些扩张机制会形成越来越多的地方债务。
（二）形成债务危机与危机风险的可能性分析
如前面提到的巴西州政府在拒绝偿还其债务的情况下发生了债务危机。联邦政府为了国家的信誉，最终和州政府达成协议，帮助其偿还债务。在我国，地方债务问题会不会形成债务危机呢？
这里存在一个债务余额的阈值效应：如果地方债务余额累积到一定的度，就可能引发债务危机。这个阈值T应该是依据某一地方政府未来n年财政收入的现值之和与合理的负债率之间的一个函数关系，T=Po（1+r）n（1+d）。其中：Po为期初的财政收入，r为财政收入的年增长率，d为合理的负债率。如果一个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超过了阈值T，那么就存在潜在违约的可能性。
而最终违约与否，还依赖于几个条件：第一，经济的增长速度。如果经济增速超过预期的平均速度，那么税收会增加，阈值会变大，债务上限可以提高。如果经济增速持续下滑，且低于平均速度，那么税收会锐减，阈值会变小，债务上限会降低。第二，再融资能力。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再融资能力，通过地方债务平台将土地资本化、政府资产资本化、债务资本化，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并且可以举借新债还旧债，扩大债务规模，同时可以延长债务偿还时期。第三，债务中的谈判能力。如果地方政府的债务是向国际金融机构举借的，一般会按时偿还债务。如果地方政府是向国内银行或地方性商业银行举债，一般可能会通过谈判等将部分债务的偿还期限延长。如果地方政府向私人部门举债，则一般会出现拖欠等问题，尤其是大型工程款等问题。如果地方政府的债务上限达到了阈值，且经济增速下滑，税收锐减，再融资能力受限，债务中的谈判能力弱化，那么一个地方政府就可能发生债务违约。
地方政府会不会发生债务违约，还与中央和地方的博弈有关。对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可能性的博弈论分析中发现，地方政府考虑到中央政府对债务的隐形担保人身份，一般会选择违约，债务由中央政府代为偿还。中央政府为了国家声誉，降低债务违约的社会成本，一般会在地方政府发生债务违约时承担起最后担保人的角色。在我国，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债务也具有隐形担保人的问题存在。不过，有所不同的是，地方政府官员的任选都是由上级部门或中央政府决定的，在这种人事直接控制的体制下，考虑到政治前途问题，在债务余额超过阈值后，也不会轻易出现债务违约，而是通过债务延期，债务资本化、债务谈判等方式延迟债务违约。不过，这样会积累很多的隐形债务，增加更多的债务风险。一旦爆发全面性的债务危机，危机的规模将是非常大的。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还与地方融资平台有关。地方政府通过土地资本化来为城市的发展融资，也聚集了很多的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先将土地作为资本注入地方债务平台，然后依此为资产，依据土地的市场评估价来向银行抵押进行贷款。地段越好、公共基础设施越完善地区的土地，其市场估价就越高。土地的市场评估价越高，所能贷到的款项就越大。在一次次的土地价格评估与抵押贷款的过程中，土地价格被不断地估高，贷款数量不断增加，以土地为融资平台的隐形债务余额也越来越大。受到政策调控影响，以及经济下滑影响，作为标的物的土地价格有可能回落，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会转移给贷款银行。在我国，以土地融资而形成的银行贷款数据是非常巨大的，为此已经给银行累计了巨大的风险。如一些省份的政府融资平台的负债对象90%是银行，其中70%是通过土地抵押融资，而主要通过财政收入、地产开发收入和土地出让金来偿还。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财政收入增加，房地产繁荣且开发收入增加，土地出让金也会不断攀升。但越是在经济繁荣时期，越会累积巨大的债务风险。如果经济增长受到外部冲击或内部矛盾爆发，出现下滑或衰退，巨额的债务问题就会凸显出来，债务偿还链条可能会出现中断，进而出现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如果仅仅是少数和局部地区出现地方政府债务危机，那么危机还是可以控制的；如果大部分地方政府出现了债务偿还问题，就会演化为全国性债务危机。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模式在全国具有普遍性，如果发生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有可能是全国性的债务危机。又由于我国地方政府的债务大部分来自银行，如果地方政府发生债务危机，就会将债务危机传递给金融业，发生金融危机。大规模的地方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势必然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害，使得经济增长下滑，甚至会出现经济衰退。前文提到的巴西地方政府债务危机演化为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负债式增长战略”以及债务约束和风险预警机制缺乏，是导致20世纪80年代前后巴西发生三次地方政府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巴西的例子值得我们反思。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较多，表现为规模大、结构复杂、债务原因多样化和债务扩展机制动力较强等特点。债务问题正逐渐累计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如果没有形成债务约束机制、化解机制和风险预警机制，地方债务规模超过“债务阈值”，就有可能引发债务危机，甚至是金融危机。那么如何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防范债务危机和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呢？
（一）进一步完善《预算法》
随着经济社会的变迁，《预算法》中的一些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形势发展的需要，且一些新出现的问题没有反映到法律中。例如，《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能发行地方债券，在现实中由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发行债券已经屡屡发生，或者由地方性融资平台等代替地方政府发行债券进行融资也成为了新趋势。所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应该进一步完善《预算法》。
（二）建立债务责任人制度
目前，我国地方政府的某些官员为了发展经济，通过大规模举债来完成投资任务，所造成的巨额债务问题是其任期内，甚至是以后几任接替者都无法用正常的财政收入偿还的。这种“举债式增长”模式为地方政府累计了财政风险。为了防范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规范举债行为，应该颁布和实施《债务责任法》，明确规定举债人的责任和义务，实现“谁举债谁偿还”的原则，规制地方政府官员的举债行为。
（三）建立债务披露制度
由于我国《预算法》等相关法律限制地方政府独自发行债券，为了应对日益扩大的政府开支，地方政府不得不通过土地财政和地方融资平台来筹集资金，这使得地方债务隐形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债务隐形化容易积累债务风险，最终会威胁经济安全。因此，建立债务披露制度，将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偿债措施等信息及时公开，以便接受监督，及时化解债务风险。
（四）建立债务风险预警机制
希腊危机呼吁欧洲救援
2010年是希腊政府偿还到期债务的集中时期,希腊政府至少需要寻求540亿欧元才能满足其资金需求。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不断延伸,让希腊政府更加不堪重负的是,近期希腊政府需要偿还约230亿欧元的债券本金和利息,其中上百亿欧元债务的偿还已迫在眉睫。由于旧债尚未还清,筹措新的资金又十分困难,希腊政府以新抵旧的做法已经失灵。随着希腊债务危机的进一步加剧,目前希腊已然资不抵债,走到了破产边缘,最终演变成全面债务信用危机,到了真正需要救赎的关键时期,而穆迪更是将其信用评级降至“垃圾”级。
有鉴于此,希腊政府不得不向欧元区国家和IMF紧急求援,通过启用救援机制筹集资金偿还即将到期的债务。应希腊的申请,最终欧元区成员国和IMF批准了出资上千亿欧元的紧急救助希腊方案,其中欧元区国家将以双边贷款形式向希腊提供超过800亿欧元资金支持,其余资金则来自IMF。欧元区16国领导人在5月7日的特别峰会上,已决定动用7500亿欧元为解救波及欧洲的债务危机“买单”。
为减财赤多国“勒紧腰带”
欧盟委员会货币专员雷恩表示,欧元区所有国家都应该从2011年开始削减赤字,而像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些财政更加紧张的国家应该加紧实施他们已经宣布的措施。
2010年以来,从希腊到欧元区和英国,巨额的政府赤字和债务危机在欧洲经济体内如同“毒瘤”开始“发作”和扩散,全球范围的政府赤字和债务风险面进一步扩大,受其影响,许多国家开始审视经济刺激计划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问题。为了树立典范,在欧元区经济实力最强的德国,默克尔政府宣布到2014年将史无前例地大规模削减800亿欧元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削减幅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削减财政计划包括减少300亿欧元的福利开支。另外,未来4年,德国政府将削减15000个工作职位,对核能征收高额税,从而获得100亿欧元的进账等。
事实上,除了德国,法国、英国、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都纷纷加入到“勒紧腰带”过苦日子的行列。由此也引起了不少国家百姓的不满。西班牙公务员8日举行罢工,抗议政府日前下调公务员的工资作为削减预算方案的一部分,从而控制目前不断膨胀的财政赤字。
欧元贬值众多企业“很受伤”
虽然欧元区7日的财长会让欧元的国际汇价在8日重新上升,但低位的现状仍然令投资者不安。自去年11月25日至今,欧元兑美元已经累计下挫19%,其中,自4月14日至今就累计下跌10%。在去年12月1欧元还能兑换到1.5美元,而如今却还不到1.2美元。
欧元的持续贬值让依赖欧洲市场的企业“很受伤”。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米仓弘昌对日元兑欧元汇率急速攀升表示担忧,认为这“将给日本企业带来极大影响”。而诸如惠普、EBAY、谷歌以及强生等美国的高科技和零售消费品企业也抱怨其利润都不同程度地缩水。一些针对欧洲市场的中国太阳能电板制造企业,也因为欧元的大幅贬值抱怨说赚不到钱。
欧洲经济前景依然不明
目前,欧盟为加强内部经济治理,已成立由欧盟“总统”范龙佩亲自挂帅的专门小组,该小组将围绕强化财政纪律、解决宏观经济失衡、建立永久性危机应对机制和提高欧元区经济政策协调等四方面推进经济治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