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优劣势分析
根据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等思想,虽然我国企业在技术、管理、经营规模和品牌等方面暂不具备明显的国际竞争优势,但在小规模和适应性技术、市场规模、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见表1)。
表1国内企业国际化经营优劣势分析
在当前跨国经营实践中,正是比较优势因子构成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利基,成为企业构筑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来源。多数从事跨国经营的中国企业,国际化经验不足,对外投资规模小,研发水平低,资金实力不强,跨文化整合管理能力欠缺,制约了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中国企业在国际化中带有明显的后发型特征。作为后来者的中国企业,其最大的优势在于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充分借鉴和学习他人的经验,发挥出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主要产生于以下三种模仿创新活动:一是技术引进:二是模仿性创新;三是价值链协作,即通过贴牌生产、加入全球采购体系、战略联盟等。主动融入其全球价值链体系。
二、利基战略与中国后发型企业国际化优势的培育
(一)利基战略与中国后发型企业国际化
菲利普・科特勒在《利基营销》里对“利基”定义如下:“利基是更加细分的某个群体或市场,这是一个小市场,并且它的需要没有被服务好,或者说,有获取利润的基础。”所讲的利基战略是企业成长的整体性战略,是深度专业化和跨国化的复合战略,主要指企业以某个狭窄的业务范围为战略起点,集中资源和力量进入,首先成为当地市场第一,不断扩展地域市场范围,采取多种途径建造竞争壁垒,分阶段、分层次地获取并巩固市场冠军的地位,最终实现全球单项冠军的最高目标(其战略路线见图1)。
图1利基战略路线图
从利基战略的特性来看,利基战略适合于中国后发型企业国际化。针对中国企业,可将利基理解为后发型企业国际化培育产业优势的战略,强调市场细分,竞争战略中的集中与后发。全球大规模批量化生产发展迅猛,进入了一个标准化生产、供给过剩的全球一体化时代,企业之间产品日益同质化。此时,消费者需求的个性化、多样性成为培育新兴行业的动力源,也为后发型企业的市场开拓提供了机遇。后发型企业选定一个很小的产品或服务领域,以某个狭窄的业务范围为战略起点,集中力量进入并成为行业内的领先者后,不断向更为宽阔的领域扩展,同时采取多种途径建立竞争壁垒,强化其优势,逐渐形成可持续的竞争力,培育出后发型企业跨国经营的产业优势。以万向集团为例,创业初期由于进口汽车配套的万向节型号多、批量小、质量高、工艺精、利润少,许多万向节厂都不愿生产,国家只能进口。万向选择做市场利基者,运用利基战略通过细分市场后,有针对性地就客户的要求进行产品开发和业务调整,以专业化的产品―万向节来满足特定需求,进一步巩固和扩大利基市场份额,并在这一领域的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占据了强有力的市场位置。
(二)利基战略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竞争优势的培育
1.以中国企业提供的差异性产品与服务开拓国际市场。企业不可能满足各种市场需求,面对较大市场已经被瓜分完毕的现实,利基战略成为众多后发型企业与大企业抗衡的选择途径之一。通过对市场的研究细分,结合企业自身的优劣势,选择出有发展潜力的利基市场,是企业实施利基战略的起点。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在初始阶段,比较好的切入点是选择那些在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能够充分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原材料等各方面成本低廉,获得的便利性优势。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中,不乏成功选择利基市场做大做强的例子(见表2)。
表2中国企业以利基战略开拓国际市场
2.以利基领域的强大优势向相关行业及多元产业拓展。 利基战略是企业国际化的成长战略。通过市场细分,在某一狭小的市场领域做大做强后,企业可以凭借积累的实力与经验向其他产业进军。通过适当的多元化经营,在变化莫测的国际市场上,规避、分散风险,扩大市场规模。部分中国企业的业务拓展情况(见表3)。
表3中国企业以利基市场为基础向相关及多元领域拓展
3.以壁垒强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产业竞争优势。利基战略起步于狭小的市场领域,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壮大离不开对自身优势的强化。中国后发型企业在确立了某一个利基市场后,更有必要根据企业自身特征建立起各种壁垒,保证企业长期收益的获得,营造出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环境。企业建造的壁垒主要包括:品牌效应、成本领先、关键因素控制、技术壁垒与优秀的企业文化等。后发的中国企业要“走出去”,在国际市场上打拼,离不开产业优势的支撑,以壁垒强化优势也是必然选择。中国企业在以壁垒强化优势方面的例子(见表4)。
表4中国企业以壁垒强化产业优势
中国企业国际化不同于先发国家的企业国际化,具有后发型特征。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市场,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国内市场增长迅速且需求结构多层次,为我国后发企业迅速进入低端市场或其他利基市场提供了可能,避免了其在初始进入时直接与先期进入的跨国公司进行面对面竞争。后发的中国企业通过寻找利基市场,以中国的差异性产品与服务来满足某一特定的消费需求,有效避免与大型企业的过早恶性竞争,并不断做大做强,以壁垒强化其竞争优势,以多元化分散风险,扩大规模,从而营造出后发型企业国际化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企业国际化战略，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企业积极参与世界分工体系，由国内经营向全球经营发展的过程中所做出的战略选择。从企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基本表现为:在规模上是由小到大;在经营范围上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在价值链网络上由单一走向复杂。因此，我们可以将企业的国际化理解为一个双向发展的过程，即包括内向国际化和外向国际化两个层面。内向国际化活动主要包括技术引进、三来一补、国内合资合营等；外向国际化活动主要包括出口、技术转让、国外合资合营、海外子公司和分公司等。同时，企业内向国际化与外向国际化之间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存在着全过程、多渠道、多方式的联系，企业国际化从初期的技术、设备的进口开始，通过内向的国际经济联系，既为 企业未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和技术基础，又间接将企业与国际市场相连接。另外，这种联系不仅仅发生在初期，出口和跨国战略联盟实际上都体现出内向与外向国际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从国际经验看，一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决定着企业国际化的发展规律与趋势。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一国人均GNP数值的水平，与该国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存在如下关系：
邓宁是在研究了67个国家1967年～1975年间直接投资流量与人均GNP的关系之后得出这一结论的，即一国的对外投资状况与人均GNP呈正比例关系,即随着人均GNP的增加,该国的对外投资数量将出现逐步增加的趋势。从这些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一理论在分析一国国际直接投资所处的发展阶段与该国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NP表示)之间的关系方面,基本符合各国直接投资的发展规律。
如果将中国的投资发展过程比照上述投资发展周期理论，以投资总量的变化来划分投资发展阶段，大致是这样的:1979年～1991年经历了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一阶段，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都很小,粗略计算得出，这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平均年增长率为11.15%；1992年以来，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吸收外国直接投资规模较大，对外直接投资也有了一定规模，净对外直接投资额表现为绝对值不断扩大的负数。据计算，1992年～2005年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在40%以上。2006年中国人均GNP突破2000美元，到2010年将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按邓宁的直接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我国已处于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度时期，即作为外资母国的地位显著上升，作为东道国的地位相对下降。
此外，根据有关国际机构对2007年～2011年中国资本流出入水平的研究，直接投资输出输入将经历一个重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将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来拓展国际市场，实现国际化发展。由于对外投资增加的速度快于外资流入的速度，虽然对外投资净额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负数，但数值将开始减小。2005年中国利用外资与对外投资的差额达到670亿美元的峰值，2006以后，由于我国对外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我国的净外资流入绝对值呈逐年递减趋势。到2011年，我国吸收外资929亿美元，对外投资540亿美元，差额将缩小到209亿美元。这正是投资发展由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度的典型特征。
数据来源：Columbia Program o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World investment prospects to 2011: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risk”
那么，在这样一种新形势下，我国企业应如何进行国际化经营模式选择呢？
第一，要坚持进行制度创新，激发企业竞争活力。制度创新是企业整个创新活动体系的基础。它不断调整和优化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竞争力需要主客体联动，建立能给企业造成动力和压力的体制和机制，使企业有一个培育竞争力的基础条件和成长环境。基于这一点，就市场竞争而言，就是要制度创新，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变革体制、转换机制、激发自身提高竞争力的内动力。
第二，要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增强企业竞争能力。企业竞争能力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在核心竞争力的各种能力中，最根本、最关键的是具有领先技术且不断创新的核心产品，要具备强大的自主开发能力，是要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实力雄厚的企业品牌形象。
第三，要培育塑造文化精神，打造企业竞争优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文化正日益成为体现企业竞争实力，增强企业凝聚力的内在需求。可以说，文化竞争是市场竞争的载体，市场竞争是文化竞争的表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集中表现在文化竞争力这个层面上来。
第四，做好海外目标市场的选择工作。结合国内企业的实际情况来看，目前企业的产品能够更好地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的需求，在技术的适用性上更强。同时，从动态的角度看，在企业实力得到积累的前提下，国内企业也可以将目光转向发达国家，去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因此，“从边缘到中心”“农村包围城市”可以说是海外目标市场筛选过程中的首选之策。
第五，要采取循序渐进的市场进入方式。就国内企业而言，缺乏对于海外市场竞争情况的了解，以及资金和人力资源的匮乏是困扰其海外扩张的主要瓶颈。因此， 国内企业在海外市场进入方式的选择上，就采用了渐进性的策略，从低风险、低控制的进入方式，逐渐向高风险、高控制的进入方式过度。对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言， 贸易方式(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仍然是进入海外市场的首选。这不仅有利于控制出口渠道和出口产品的价格，同时还有利于及时掌握海外市场信息，积累国际营销 经验，培养国际经营人才。
第六，充分运用利基战略。国内企业本身也是一个从比较优势向竞争优势的变迁过程。这一变迁过程，利基战略常常是一种有效突破国外市场的竞争战略。利基战略是以专业化战略为基础的一种复合战略，可以看成企业跨国经营，并不断成长壮大的竞争战略选择。该战略的实质就是结合自身优势，寻找市场缝隙，集中力量进入，专业化发展，并成为领先者，实现市场渗透，同时建立各种壁垒，不断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例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市场上就恰当地运用了利基战略，它并未直接向GE、惠尔浦等企业占优势的200L以上的大型冰柜发起攻击，而是在美国市场开发出了从60L到160L的各种类型的小型冰柜和设计新颖的酒柜， 然后再考虑市场的全面渗透。再如，格兰仕的微波炉制造、万向集团的万向节生产，都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战略。这一战略选择对广大中小企业的跨国经营更具借鉴意义。
第七，建立战略联盟。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单个企业的力量都比较薄弱，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后发劣势非常明显。关联企业之间可以结成企业联盟，充分利用企业外部的”共享”要素，发挥各自异质的技术优势和管理经验，形成一种新的国际竞争优势。当前一个可行的方案就是由非政府组织出面，在政府部门的指导下，组织中国同行业的领先企业，组建行业集团，尽快培育出几十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竞争力和相当规模的本土跨国公司。由非政府组织出面，在政府的指导下组建行业集团，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所有的活动策划、方案运作等是完全市场化行为，不会给一些国家否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以借口。同时，由民间组织出面组建行业集团具有很强的灵活机动性，有利于从分散的公司向大企业集团逐步平稳过度。
第八，要大力推进人才战略。在加快引进国外资金、先进的技术、管理的同时，要强化人才的引进和本土人才的培养，增强企业综合实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
总之，由于中国的跨国公司尚属年轻，在向海外投资扩张和开发海外市场中，需要在实践和总结自身经验的基础上，学习和运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成功的经验和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同时，要从中国国情与企业发展需要出发，创新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战略管理模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也没有一种模式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企业必须从国情和实际出发，借鉴、吸收，最后创新发展出适合本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模式。
参考文献：
[1]赵伟著:中国企业“走出去”――政府政策取向与典型案例分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江小涓:“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更均衡合理地融入全球经济 ”.经济研究，2006年第3期
[3]裴长洪彭玉榴:“实施‘走出去’战略提升开放经济水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7年09月6日
[4]方虹主编:国际企业管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5]邹昭:企业战略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
知识管理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核心所在，一场学习竞赛的胜利者将可能赢得所有的博弈，选择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就对竞争对手形成了一种负的外部性，增加了自己先占于竞争对手的机会（泰勒尔，1997）。这类企业更注重于知识的获取，对充分实现其掌握优势知识资源的价值的欲望也更强烈。对于发展中国企业，如何寻求知识并获取优势是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动机，但目前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国际化的交易成本及企业的有效运作方面。尽管资源基础论及KBV在战略管理中已经成一个比较流行的分析工具，被普遍用来解释企业竞争优势、企业成长及企业战略联盟问题，然而很少被用来分析企业特定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在目前的文献中，从知识能力形成角度对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没有深入研究。
一、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形成机理及路径研究
知识密集型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知识的异质性，而学习是企业竞争优势唯一的持久性来源（Willias，1992）。跨国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中，面临各种额外的知识及信息，经营者不可能等到掌握所有的国际化知识以后才开始进行国际化，也不可能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市场盲目冒险而投入大量资本。由于这些跨国公司是海外市场的“新来者”，缺乏足够的东道国知识，缺乏在国外经营的经验，在国外经营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和阻碍，增加了国外运营的成本，可能使国际化扩展发生延迟，导致企业海外经营效率低下。因而，知识在国际化扩展中就尤其重要，而作为知识来源的途径，组织学习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
March（1991）提出组织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组织学习包含两个方面：“寻求”与“利用”。“寻求”一词与搜索、变化、风险承担、经验、实验、灵活性、发明及创新等相关，是对新战略资源和竞争力的获取；“利用”与提炼、选择、生产、效率、选择、实施及执行有关，是对已有资源和竞争力的使用。根据March（1991）提出的组织学习理论的两个方面，主流理论关于国际化的观点使用了“利用”而不是“寻求”的观点（Hedlund and Ridderstrale，1997），目标是效率最大化。由于忽视了资产的寻求，这些传统理论没有成功解释跨国公司是如何通过国际扩张进行创新的。而实证表明，资产寻求型FDI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如Kouemmerle（1996）发现，制药和电子部门的大型跨国公司在海外研发基地的增加主要是为了获得新知识而不是利用现有的知识。“知识寻求”的本质属于创新范畴，它的重要功能是增加整个知识系统的知识存量，有利于已有知识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对“知识利用”取得的成果进行保护；“知识利用”则是对现有知识进行利用的深化与巩固，同时又是对可利用知识的积累。
企业跨国知识能力的积累有两个过程：一是从缄默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即是以创新为主，将新技术、新知识能力商业化并获得利润及租金的过程；另一种是从显性知识转变为缄默知识，即获取物化技术以及可以传播及表达的技术及知识，并经过消化、吸收与原来的缄默知识相结合的过程。这与企业内在的“利用”与“寻求”相对应，只不过是这两个过程是跨国界进行的，通过国际化扩张进入国外市场使企业提供了“利用”利益及“寻求”利益（Dunning，1993）。从这个意义上，“知识寻求”与“知识利用”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形成的两个有机结合的因素。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化模式存在较大的不同。主流理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强调发达国家“知识利用”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知识密集型企业知识能力较弱，而且不完整，在知识能力积累路径上有较大的不同。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发展的路径更多地取决于“知识寻求”，但与其发展中国家不同，由于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通过内向国际化获得了一定的技术能力，可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进行“知识利用”。即通过“知识利用”与“知识寻求”而获得能力的提升。
二、企业国际化能力形成与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
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其实是跨越国界追求能力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以知识的持续寻求、积累和根据知识存量进行利用、反馈，进行调整为核心的动态的、多维过程。具体来看，企业国际化发展与企业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见图1）。
企业能力既可以是企业国际化发生的条件，也是企业国际化的诱因；企业能力既是企业国际化的推力，又是企业国际化的拉力。而作为组织学习的两个方面，“知识利用”与“知识寻求”与企业竞争能力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知识利用”推动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的形成及提高，企业能力的提高又促进了企业进行“知识利用”。
从更深层次来看，从KBV理论对于跨国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解释可以看出，KBV理论在解释企业国际化经营时也隐含着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因此，与市场逻辑不同，组织逻辑暗示具有市场不具备的能力：一方面是利用知识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是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是“知识寻求”、“知识利用”跨越国界的过程，这说明了企业具有“知识寻求”、“知识利用”国际化战略动机。这一观点比现有理论更体现了因果的统一，既补充了知识转移情形下只考虑交易成本的缺陷，又支持了企业组织惯例及文化差异的观点，符合KBV分析企业的组织逻辑。
三、转轨经济下的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分析
1、知识能力不完整性决定了具备较强“知识寻求”国际化战略动机
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知识能力及管理经验相对发达国家较弱；在转轨经济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是不完整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需要通过向发达国家企业学习来获得先进的知识及技术，提高企业竞争优势。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寻求”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寻求东道国市场知识、寻求国际化经营管理知识、寻求技术。
2、转轨经济特征决定了具有强的“知识利用”国际化战略动机
第一，在计划经济下，中国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和创新及自主开发，具备了一定的创新能力，部分企业具备了剩余能力，企业需要将这些剩余能力进行扩张，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由于中国处于转轨经济中，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较高，通过内部化进行交易成本较低。在这两个条件下，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动机就相对较强。第二，企业普遍缺乏一些发挥知识优势的非知识性资源。除知识性资源外，转轨经济中的中国企业普遍缺乏一些资源，如财务资源等。为了使企业更快提高竞争能力，企业在寻求知识性资源的同时，也要寻求这些非知识性资源，将这些资源与本身具备的知识优势结合一起，更好地进行“知识利用”。第三，投资约束机制“软化”使国有企业具备“知识利用”国际化动机。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基本上是一种层层委托的关系，由于委托层次过多，企业的经营者没有最大化所有者权益的激励。当企业的经营者对其投资决策行为不负任何责任或者只承担很小一部分责任时，企业的投资约束软化了。在转轨过程中，由于人们还不太习惯通过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来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约束，民营企业家以“拍脑袋”进行决策的方式仍然常见，也出现投资约束软化的特征。而投资约束软化的一个最常见后果是产业的“过度进入”行为（郭昕炜、徐康宁，2001），这就必然造成行业竞争程度加剧。激烈竞争导致的微薄利润使企业寻求新的增长空间，寻求国际化发展，以增加新的利润来源。第四，知识密集型企业快速国际化的特征使得其有可能与传统企业不一样，可以跨越一些阶段，甚至不经过国内发展的阶段就直接进入国外市场，有可能表现出强烈的“知识利用”国际化动机。“知识利用”国际化本质上是获取互补性资源的战略，以弥补其本身资源能力的不足。
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及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的不完整性，“知识利用”与“知识寻求”的转化存在两个矛盾，阻碍了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形成。第一，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发展时间还不长，实力还不雄厚，大多数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既要应用于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又要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断进行“知识寻求”，所以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利用”及“知识寻求”矛盾就显得更突出。第二，由于二者在成本与收益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上不一致，“知识寻求”利于长期，“知识利用”利于短期，导致冲突。自适应过程会在无意识中偏向“知识利用”。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境外企业发展资金的不足一方面使企业在海外扩大再生产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对尽快收回投资回报有着更加强烈的动机与愿望，投资短期行为明显，使部分企业出现短视行为，只重视企业短期发展，不重视企业长期成长；只重视利润的获取，不重视知识的获取，整体上不利于企业国际化的长期发展。
四、结论
进行一个有效的组织学习过程必须建立在“知识寻求”与“知识利用”相统一的基础之上，而这体现了企业的国际化目标——价值最大化。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在于能够获取多个地区的当地知识或技术并加以开发利用，这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尤显重要，体现了企业国际化实现价值最大化的目标。一个有远见，想长期持续发展的企业在国际化过程中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战略需求，寻求“知识利用”与“知识寻求”相对性统一，力争在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之间兼顾平衡。尽管随着改革开放程度深入，发展中国家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能力在短短十年时间左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相对发达国家，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营管理经验上，都需要进行额外的组织学习及进行知识创造，组织学习影响着企业国际化知识的获取及国际化知识的创造产生。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的根本动机为寻求知识动态优势，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不断地生产知识、创新技术，尽可能地从最大空间以最快速度获取知识。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这种知识动态优势的保持必须通过国际化从国际创新网络中不断地通过学习、吸取知识才能得以实现。因此，要适当加大对“知识寻求”力度，采取多种方式从国际创新网络中获取知识，这是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为了实现价值最大化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Dunning，J.H：ternational Direct Investment Patterns in the 1990s，in The Global Race fo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xelheim L.，ed.）[M]，Springer-Verlag，1993.
[2]March.J：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知识管理是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核心所在，一场学习竞赛的胜利者将可能赢得所有的博弈，选择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就对竞争对手形成了一种负的外部性，增加了自己先占于竞争对手的机会（泰勒尔，1997）。这类企业更注重于知识的获取，对充分实现其掌握优势知识资源的价值的欲望也更强烈。对于发展中国企业，如何寻求知识并获取优势是企业国际化的重要动机，但目前相关文献主要集中于企业国际化的交易成本及企业的有效运作方面。尽管资源基础论及KBV在战略管理中已经成一个比较流行的分析工具，被普遍用来解释企业竞争优势、企业成长及企业战略联盟问题，然而很少被用来分析企业特定的战略问题。特别是在目前的文献中，从知识能力形成角度对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没有深入研究。
一、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形成机理及路径研究
知识密集型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知识的异质性，而学习是企业竞争优势唯一的持久性来源（Willias，1992）。跨国企业在进入国外市场中，面临各种额外的知识及信息，经营者不可能等到掌握所有的国际化知识以后才开始进行国际化，也不可能对一个完全不了解的市场盲目冒险而投入大量资本。由于这些跨国公司是海外市场的“新来者”，缺乏足够的东道国知识，缺乏在国外经营的经验，在国外经营会遇到一系列的困难和阻碍，增加了国外运营的成本，可能使国际化扩展发生延迟，导致企业海外经营效率低下。因而，知识在国际化扩展中就尤其重要，而作为知识来源的途径，组织学习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
March（1991）提出组织学习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即组织学习包含两个方面：“寻求”与“利用”。“寻求”一词与搜索、变化、风险承担、经验、实验、灵活性、发明及创新等相关，是对新战略资源和竞争力的获取；“利用”与提炼、选择、生产、效率、选择、实施及执行有关，是对已有资源和竞争力的使用。根据March（1991）提出的组织学习理论的两个方面，主流理论关于国际化的观点使用了“利用”而不是“寻求”的观点（Hedlund and Ridderstrale，1997），目标是效率最大化。由于忽视了资产的寻求，这些传统理论没有成功解释跨国公司是如何通过国际扩张进行创新的。而实证表明，资产寻求型FDI的重要性不断上升，如Kouemmerle（1996）发现，制药和电子部门的大型跨国公司在海外研发基地的增加主要是为了获得新知识而不是利用现有的知识。“知识寻求”的本质属于创新范畴，它的重要功能是增加整个知识系统的知识存量，有利于已有知识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对“知识利用”取得的成果进行保护；“知识利用”则是对现有知识进行利用的深化与巩固，同时又是对可利用知识的积累。
企业跨国知识能力的积累有两个过程：一是从缄默知识转变为显性知识，即是以创新为主，将新技术、新知识能力商业化并获得利润及租金的过程；另一种是从显性知识转变为缄默知识，即获取物化技术以及可以传播及表达的技术及知识，并经过消化、吸收与原来的缄默知识相结合的过程。这与企业内在的“利用”与“寻求”相对应，只不过是这两个过程是跨国界进行的，通过国际化扩张进入国外市场使企业提供了“利用”利益及“寻求”利益（Dunning，1993）。从这个意义上，“知识寻求”与“知识利用”是影响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形成的两个有机结合的因素。
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国际化模式存在较大的不同。主流理论主要针对发达国家，强调发达国家“知识利用”方面，因为这些国家具有强大的技术优势，但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知识密集型企业知识能力较弱，而且不完整，在知识能力积累路径上有较大的不同。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发展的路径更多地取决于“知识寻求”，但与其发展中国家不同，由于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通过内向国际化获得了一定的技术能力，可以到其他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进行投资，进行“知识利用”。即通过“知识利用”与“知识寻求”而获得能力的提升。
二、企业国际化能力形成与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
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其实是跨越国界追求能力形成的过程，是一个以知识的持续寻求、积累和根据知识存量进行利用、反馈，进行调整为核心的动态的、多维过程。具体来看，企业国际化发展与企业能力的形成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见图1）。
企业能力既可以是企业国际化发生的条件，也是企业国际化的诱因；企业能力既是企业国际化的推力，又是企业国际化的拉力。而作为组织学习的两个方面，“知识利用”与“知识寻求”与企业竞争能力互动是一个双向的过程。“知识利用”推动企业国际化竞争能力的形成及提高，企业能力的提高又促进了企业进行“知识利用”。
从更深层次来看，从KBV理论对于跨国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解释可以看出，KBV理论在解释企业国际化经营时也隐含着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因此，与市场逻辑不同，组织逻辑暗示具有市场不具备的能力：一方面是利用知识的能力，另外一方面是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企业在进行国际化经营时，是“知识寻求”、“知识利用”跨越国界的过程，这说明了企业具有“知识寻求”、“知识利用”国际化战略动机。这一观点比现有理论更体现了因果的统一，既补充了知识转移情形下只考虑交易成本的缺陷，又支持了企业组织惯例及文化差异的观点，符合KBV分析企业的组织逻辑。
三、转轨经济下的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战略动机分析
1、知识能力不完整性决定了具备较强“知识寻求”国际化战略动机
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技术知识能力及管理经验相对发达国家较弱；在转轨经济下，中国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是不完整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需要通过向发达国家企业学习来获得先进的知识及技术，提高企业竞争优势。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寻求”主要包含三个方面：寻求东道国市场知识、寻求国际化经营管理知识、寻求技术。
2、转轨经济特征决定了具有强的“知识利用”国际化战略动机
第一，在计划经济下，中国企业通过技术引进、吸收和创新及自主开发，具备了一定的创新能力，部分企业具备了剩余能力，企业需要将这些剩余能力进行扩张，以获得更多的利益。同时，由于中国处于转轨经济中，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较高，通过内部化进行交易成本较低。在这两个条件下，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动机就相对较强。第二，企业普遍缺乏一些发挥知识优势的非知识性资源。除知识性资源外，转轨经济中的中国企业普遍缺乏一些资源，如财务资源等。为了使企业更快提高竞争能力，企业在寻求知识性资源的同时，也要寻求这些非知识性资源，将这些资源与本身具备的知识优势结合一起，更好地进行“知识利用”。第三，投资约束机制“软化”使国有企业具备“知识利用”国际化动机。国有企业产权结构基本上是一种层层委托的关系，由于委托层次过多，企业的经营者没有最大化所有者权益的激励。当企业的经营者对其投资决策行为不负任何责任或者只承担很小一部分责任时，企业的投资约束软化了。在转轨过程中，由于人们还不太习惯通过健全公司的治理结构来加强对企业投资行为的约束，民营企业家以“拍脑袋”进行决策的方式仍然常见，也出现投资约束软化的特征。而投资约束软化的一个最常见后果是产业的“过度进入”行为（郭昕炜、徐康宁，2001），这就必然造成行业竞争程度加剧。激烈竞争导致的微薄利润使企业寻求新的增长空间，寻求国际化发展，以增加新的利润来源。第四，知识密集型企业快速国际化的特征使得其有可能与传统企业不一样，可以跨越一些阶段，甚至不经过国内发展的阶段就直接进入国外市场，有可能表现出强烈的“知识利用”国际化动机。“知识利用”国际化本质上是获取互补性资源的战略，以弥补其本身资源能力的不足。
由于中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及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的不完整性，“知识利用”与“知识寻求”的转化存在两个矛盾，阻碍了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能力形成。第一，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发展时间还不长，实力还不雄厚，大多数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有限的资源既要应用于扩大规模，占领市场，又要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而不断进行“知识寻求”，所以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国际化“知识利用”及“知识寻求”矛盾就显得更突出。第二，由于二者在成本与收益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上不一致，“知识寻求”利于长期，“知识利用”利于短期，导致冲突。自适应过程会在无意识中偏向“知识利用”。中国知识密集型企业境外企业发展资金的不足一方面使企业在海外扩大再生产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也削弱了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对尽快收回投资回报有着更加强烈的动机与愿望，投资短期行为明显，使部分企业出现短视行为，只重视企业短期发展，不重视企业长期成长；只重视利润的获取，不重视知识的获取，整体上不利于企业国际化的长期发展。
人才是发展经济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按照“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应用型的本科院校应培养适应国际化新环境的复合型人才，以开拓国际就业市场，从而保障“一带一路”战略的主导地位。第一，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结合自身办学特色、学科特长和学术资源优势，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师生互换教育项目，加快为我国以及沿线国家培养出一批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国际化管理人才，国际化酒店管理专业人才的要求将体现新的特色，面临新的要求。第二，应用型本科院校应配备和培养熟悉国际酒店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运作规则和规律，擅长国际(酒店)金融投资、并购、资产管理、奢侈品鉴赏和交易、国际人才培养和招聘、互联网营销和服务等技术的国际化专门人才作为师资力量来调整和制定教学计划、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并将以上方面的知识与技能融合到酒店管理教育教学中。［1］第三，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前瞻性地进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和文化的教师储备。酒店管理专业的双语教学要拓展除英语以外的其他语种的双语教学，要更加深入分析沿线国家国际酒店市场对人才的需求，融合当地本土文化和知识有针对性地围绕“一带一路”战略进行人才培养。第四，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在设施设备、基础建设和资金上做好准备。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进一步落实，在各方面将出现很多新的变化和新的态势，同时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也将打破传统的酒店管理运作方式和酒店发展战略，更多地融入和体现出产业融合特色、地缘融合特色、文化融合特色、知识融合特色、金融融合特色和中国东方主导特色。第五，应用型本科院校应着力搭建国际化的教学研讨、就业创业和实习实训平台。为了更好地把握机遇，运用好新的挑战，通过高水平的专业会议、专业论坛、专业赛事、专业活动来带动国际化战略的实施，让学生更多地参与和浸染在国际化的氛围当中，对营造良好的国际化校园氛围，传承和发扬国际化教学与就业理念具有良好的推动作用。
2“一带一路”战略对酒店管理人才培养的影响
2.1酒店管理人才观念的创新重新定义酒店管理人才观念和创新国际酒店人才观是首要任务，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国际化人才的核心价值，立德树人，爱国爱家，培养学生具备较高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能经受多元文化的诱惑与冲击，成为忠诚祖国的国际化酒店管理人才。［2］其次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应具有宽广的国际化视野、强烈的开拓创新意识和举一反三的融合能力。培养学生熟练掌握国际准则和国际惯例，训练学生具有较强的跨文化沟通意识、沟通能力和相对独立的国际活动组织策划能力。最后在人才培养创新的时候要重视学生社会责任感、国际领导力、专业创新精神、跨文化融合实践能力的培养，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信息分析、运用和处理能力。［3］2.2酒店管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创新人才观念需要人才培养模式作为载体进行落实。相对于国际酒店管理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而言，我国酒店管理专业本科教育呈现出偏重管理类知识的教学，偏轻技能实践实训，整体上对酒店管理本科专业学生专业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培养不足，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理解和钻研不够等现状。经合组织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总负责人安德烈亚斯•施莱克尔认为中国教育体系与世界一流教育体系的差距在于:“关注学生能力培养不够，教育资源合理分布欠缺，优秀人才进入教育体系困难。”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应该强调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任务，通过区别于传统教学的培养路径，构建与时俱进并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通过创新科学管理制度和注重实际效果的评估方式，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因此，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必须从顶层设计开始，对现有酒店人才培养模式缺陷和不足进行归因整理，“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国际化酒店管理人才培养相关的内容、教学与实训课程、教学和人才培养评价体系建立的目标是培养立足中国东方文化输出、放眼国际市场、勇担社会责任的现代化专业管理人才。2.3重视酒店管理国际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是个系统过程，国际化人才培养更要注意科学性、可操作性和连续性。在培养过程中要体现培养过程的差异性，根据不同年级教学设置和目标定位体现差异。教学过程中要体现学科的互补性、中外文化的相容性和管理思想的多元性等。［4］要使国家的战略、国际化背景、学校定位、院系责任、人才培养目标、学生自我动机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管理合力，并在此过程中不断进行人才培养创新，根据培养进度和时机，推出适合“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需求的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示范基地和国际酒店人才培养成果。2.4重视学生活动与教育教学相结合人才培养需要从知识的不同维度、实践的不同深度、兴趣的不同启发度等多维度、多角度、多层次协同完成培养计划。人才培养中教学是教育的一个部分，教学不等同于人才培养的全部，酒店管理专业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应在学生活动、教育教学、实训实习、理想信念等多方面下功夫。因此将教学理念融入学生活动设计，将课程融入学生活动内容，将考试转换为学生活动形式会有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作用。
3“一带一路”背景下应用型本科院校酒店管理人才国际化培养具体措施
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落实，外在硬件条件及设施设备起到战略保障作用;内在软件条件和人才储备则决定了其深度、广度和长度。因此应用型本科院校确定科学准确的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建立协同创新务实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是保障“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人才培养的关键。3.1生源多样化，人才优质化首先，招生观念与目的要明确。国际化的酒店管理人才要重在招生质量和生源品质，培养的是专业思想坚定，致力于酒店业发展的高级人才。其次，应用型本科院校应主动争取自主招生，优化考试内容、增加面试环节、明确选拔标准。通过多层次多方式的选拔和考核，招收到符合国家战略要求和行业发展的可塑人才。最后，积极吸引国外留学生，拓展酒店管理高等教育的国际市场。通过招收国外留学生来营造国际化的校园氛围，同时也通过留学生将中国东方文化进行有效宣传和输出。通过国内外学生的交流互动，为国际化人才培养奠定良好的基础。3.2课程内容国际化，授课方法多样化课程是人才培养的载体与基础，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课程要具有时代性、创新性、实用性、可操作性。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应该让学生清晰明确三个问题:为什么学习;怎么学习;如何学以致用。在课程设置的时候，准确把握“一带一路”战略对国际化人才的要求，在酒店管理国际化课程中与时俱进并动态调整部分有关新型国际贸易、酒店资本运作、海外客源国文化以及经济金融相关等知识，形成应用型本科独特的国际化运作模式。［5］让学生在国际视野中形成客观的自我参照，折射一个真实的世界观、大局观和存在感，而不是一味对欧美酒店管理实践教学的模仿和复制。在课程具体实施的时候，需要师生明确专业主干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选修课程的关系，教学过程中呈现出立体多层次、横向多角度、纵向专业化的课程教学理念。通过细致研究单个课程和不同课程的不同章节来确定使用不同的教学方法、教学教具、教学考核手段，通盘考虑，联动改革，协调跟进。3.3人才培养借力国际化平台在酒店业国际化程度很高的今天，必须坚持“走出去”，才能与世界接轨，人才培养的国际市场开拓能力强了，才会反过来促进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平台建立。应用型本科院校应大力鼓励学生参加全球领导力国际交流项目、中外联合培养研修项目、世界服务技能大赛、世界旅游组织或者亚太旅游组织的论坛和交流活动，以及直接参与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营造国际化的校园氛围，将国际化植根于学生心中。［6］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是个长期持续过程，国际实践活动和国外研修是阶段性的，应该重视参与学生的反馈和收获总结并及时加以引导和分析。要将所学习的国外先进知识和技术内化为忠实“一带一路”战略要求，顺应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发展规律，符合我国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目标的动力。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全球领导力水平需要通过国际化平台提升。启发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在国际化平台认知的基础上关注在全球化时代的话语权、领导力和内在驱动力等问题。引导学生利用国际化平台审视学生自我与世界各国、各大学同龄人交流谈判中的决策风格、人格特质、心智模式、学习能力等不同。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在国际视野中要能担当国际道义，对沿线国家利益、国家立场、国际关系、国家责任、国家文化差异等，都应形成正确的符合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全球观、伦理观和价值观。［7］3.4重视培养中国文化输出型人才“一带一路”战略人才培养的重要任务是培养新型复合型、综合素质高的中国东方文化外向输出型人才，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尤其需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提升人才所需的国学底蕴和东方文化修炼。通过培养中国文化输出型人才为载体进行中国东方文化外向输出，影响沿线国家，巩固“一带一路”战略的国家地位，开拓和占领国际化酒店业市场。3.5以“生”为本，以评促建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目标考核要以培养主体———学生来进行衡量。由学生对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课程设置、活动安排、实习就业等方面进行反馈和考核，以促进应用型本科及时调整解决和应对人才培养相关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趋势。通过调整来完善酒店管理专业国际人才的方方面面，确保“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可持续发展和深度延伸。3.6提供国际化就业实习引导与服务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是输送到国际酒店就业市场，因此国际化就业实习引导与服务工作不容忽视。要重点研究“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下国际就业渠道、国际就业方向、国际就业层次、国际就业指导与服务等工作。国际化的实习就业工作需要系统创新思维，要立足国家开放型战略定位和中国东方文化外向输出型人才培养目标，开拓国际化就业市场，打通就业市场的通道。应用型本科院校要通过沿线国家定向培养或者订单式联合培养国际酒店人才等方式多层次打开就业通道，并通过一段人才成长周期促进其成长成才，使之在全球性的酒店集团、酒店行业组织和旅游组织等担当重任，实现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目标和酒店管理专业国际化人才个人价值。应用型本科院校就业创业指导服务工作要协同创新，联动工作，整合校内外多方资源，协调各部门从课程指导、就业实数据信息、职业生涯规划、实习就业心理咨询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完善人才出口服务。［8］3.7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保障到位应用型本科院校要对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过程中涉及的人、财、物提供充足保障，针对酒店管理专业要建设一系列一体化的酒店管理实景教学实验室，建立一支学科知识和技能互补互帮的师资队伍，建立科学务实的酒店管理国际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一套酒店管理国际人才培养课程，对国际活动和国际酒店研究要有经费保障和政策支持。
4结语
“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新的要求，必须用发展改革的目光和思维去推动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创新，这种创新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系统创新、协同创新，相互联动和影响的。针对酒店管理专业国际化发展和定位，应用型本科院校要从人才进口到过程培养，再到就业整合，全过程贯彻系统思维，体现战略性、科学性、可持续性的原则，从而造就“立足中国、放眼世界、肩负责任、持续发展”的酒店管理国际化人才。
作者:李震清 单位:四川旅游学院
参考文献:
［1］薛鹏，武戈，邵雅宁．“一带一路”背景下国贸专业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对外经贸，2015(12):143－145．
［2］王焰新．“一带一路”战略引领高等教育国际化［N］．北京:光明日报，2015－05－26(13)．
［3］陈丽娜．国际化视角下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策略［J］．时代金融，2015(12):51－55．
［4］刘中阳．“一带一路”新形势下西部高校英语专业建设新思路［J］．未来与发展，2015(6):72－74．
［5］段从宇，李兴华．“一带一路”与云南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选择［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4(5):133－135．
当今世界的中国已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和对外贸易体之一，随着其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地位的逐步提升，人民币国际化已成为必然趋势。尽管当前人民币与世界主流货币美元、欧元、英镑等相比国际化的差距还很大，但近年来其国际化步伐明显加快，人民币已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得到广泛应用。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不仅仅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可能，更是中国及其贸易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
综合来看，人民币国际化的动因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二是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冲击，人民币走上国际化道路的呼声日益高涨；三是中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
本文将从收益与风险两方面探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与对金融市场的双重影响等，进而提出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选择。
一、人民币国际化利弊分析
马克思提出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种职能，国际化货币即指的是货币在国际流通中执行这些职能。这样看来，人民币国际化则包含了以下含义：第一，人民币在中国境外可以自由流通；第二，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被作为主要投资工具和计价工具；第三，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一定程度上被作为结算货币。
国内学者对人民币的利弊进行了各个方面的研究。王元龙（2008）认为人民币国际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我国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曹红辉（2008）通过对美国次贷危机的分析，认为美元的国际信用已受到影响，间接促进了人民币的国际化。
（一）人民币国际化的收益
第一，人民币国际化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人民币现金的跨境流动能够解决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国际贸易中结算手段不足的问题，推动和扩大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经贸往来，同时促进贸易双方的经济发展。第二，降低汇价风险。大规模的对外贸易使得外贸企业往往持有大量外币和外债，而汇率的波动使得企业持有外币和外债时必然要承担一定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后，大大降低了汇率风险，也会使得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金融市场迅速发展。第三，缓解中国高额外汇储备的压力。人民币国际化是短期内缓解我国高额外汇储备的途径之一。第四，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美元、欧元、日元等作为国际货币是对美国、欧盟日本等经济体的国际地位的充分体现，人民币实现国际化后，必将大大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
（二）人民币国际化风险分析
第一，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人民币国际化将会增加国际市场上人民币的流通量，从而给中央银行宏观调控的政策实施增加一定的难度。例如当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性的货币政策时，国际市场上的人民币便会趁机流入，削弱了调控政策的实施效应。
第二，影响中国经济金融稳定性。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国内经济与世界市场上的经济紧密相连，世界金融体系的微小变化都将对我国经济产生影响。
第三，加大了金融监管的难度。人民币国际化后，由于中央银行对境外流通货币的监管能力有限，必将加大监管风险。同时由于一些非法活动的进行将会使用人民币，使得金融监管难度进一步加大。
三、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研究
当前对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研究，多数学者都赞同采取渐进式推进的方法。贾艳辉（2005）就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提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通过边贸、旅游促进人民币在周边地区流通，第二阶段建立离岸人民币市场，第三阶段将人民币推向亚洲投资资产，第四阶段使人民币成为亚洲主要国家的储备货币。李稻葵等（2008）对人民币国际化进行了计量研究，提出"双轨制"的路径：第一轨是针对中国境内的资本账户兑换，第二轨是在境外（主要是香港）建立人民币离岸市场。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多步骤同时推进的人民币国际化路径。
在国际金融环境不稳定、国内经济金融体制尚不完善的情况下，我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在战略和政策上应采取前期稳健创造需求、后期激进释放供给的推进策略。
中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核心利益就是要消除发展中国家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所面对的不利因素，即本国在国际贸易中多以外币而非本币计价，从而需要承担可能由于汇率的大幅度变动造成巨大损失的风险。例如上世纪90年代后期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本世纪的美元储备资产贬值。通过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居民、企业和政府可以一劳永逸地消除绝大部分汇率波动风险，从而赢得全面的国际竞争优势和主动权。
对中国而言，美国次贷危机、欧盟欧债危机和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为人民币国际化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舞台。中国更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推进金融体制改革、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参考文献：
[1]王元龙.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若干问题研究[J].财贸经济，2009，（7）.
[2]李稻葵，刘霖林.人民币国际化：计量研究及政策分析[J].金融研究，2008，（11）.
[3]娄季芳.国际比较视角下的人民币国际化研究[D].中共中央党校，2012.
关键词 ：国际化 人才 swot分析
国际化人才是指具有国际化视野，掌握国际交往手段，熟悉国际规则，具有国际交往需要的某一方面业务专长的人才，需要经由人才国际化战略达成，那么首先必须对人才国际化发展的背景和环境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才能更好制定人才培养策略策略。
一、国有企业人才国际化发展优势
首先，对国际化人才培训有了更清楚和深刻的认识。日益白热化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不断催生出企业对于国际化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地要求人员具备开阔的国际视野和纯熟的国际交往能力，在这种天然需求的驱使下，企业不得不为国际化人才培养创造良好的土壤，人才国际化发展环境也有了改善的动力。
其次，校企联合的培养方式为企业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校企联合不仅是企业进行科技创新的内部经管模式，同时也是一种新兴的人才培养手段，由于专业院校更容易接触到技术、管理等专业领域的前沿理论，同时也拥有相较于企业更为雄厚的师资力量，这种培养模式的创新无疑是最有利的培训保障。
再次，拥有众多的国际项目做支撑。以项目为依托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不仅能够促使人才在最短的时间将书本上的理论知识与现实情况对接，同时也能够根据培训效果及时调整国际化人才培养的重点和方向，使人才得到更快的锻炼和成长，最终顺利实现企业和人才共赢。
因此，总的说来，基础实力不断壮大、采用新的经营模式、强化项目管理，这些企业管理工作和模式都为企业进行国际化人才培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成为国有企业进行国际人才开发的有利优势。
二、国有企业人才国际化发展劣势
国有经济可以说是目前中国发展时间最长的经济模式，但也正因为有较长时间的历史积淀，在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机制作用下，大量国有企业往往就会沿袭传统的管理方法，于是，落后僵化的管理机制就成为导致企业人才国际化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
首先，有些国有企业人才国际化开发理念还没有完全树立起来或者仍然存在误区。不少企业对于国际化人才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出于成本控制的考虑，在实际中仍然对引进海外人才心存疑虑，直接导致了企业在人才管理上普遍缺乏国际化视野。于是，一方面高喊“培养国际化人才”的口号，另一方面却无法有效把国际化人才培养落实到行动中。
其次，国有企业略显僵化的人才管理体制和相对滞后的人才培养机制制约了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和开发。长久以来，国有企业内各个业务系统、职能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组织间沟通环节薄弱，特别是企业在人才国际化开发方面没有统一的政策体系，没有统一的规划行动，各个系统、部门对于国际化人才开发没有达成共识，不能形成合力，就大大减弱了企业推进人才国际化进程的效率。另外，国有企业培训体系中，国际化人才培养师资力量薄弱，课程内容设置不足，企业单纯依靠自己的力量，无论从高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达不到国际化人才这种高端人才培训的要求。
三、国有企业人才国际化发展机遇
首先，随着经济发展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国家改革开放程度的提高，国家对于国际化人才管理工作越来越重视。在这样的背景下，企业提出人才国际化概念也必然会得到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
其次，当今世界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发展水平大大提高，人员国际化流动性大大增强；同时，由物质条件的变化所带来的人类生存文化、生活习惯的改变也促使越来越多的人愿意走出国门体会异域生活，企业引进国际化人才时也就有了更大的空间和选择余地。
四、国有企业人才国际化发展威胁
首先，从引进国际人才总量来看。我国国际化人才总量偏少，拥有国际化素质的人员数量远远满足不了国内企业对外竞争的人才需求；同时，我国缺少世界级的领军人才，无论从世界专利、发明申请数量，还是从世界级学科带头人才数量上，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科研水平较低，后备力量明显不足。国际化人员基础薄弱，企业在人才引进方面压力巨大。
其次，从引进国际人才途径分析。我国目前的绿卡、档案、户籍制度远远落后于现代劳动力市场的发展要求，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缺乏融合贯通，国际化人才引进过程中存在诸多体制障碍。另外，留学人员回归率低，特别是博士等高层次人才回归率低。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国外企业激烈争抢、困难重重。
综上所述，企业必须把人才国际化发展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完成，才能切实解决企业发展过程中国际化人才缺乏的问题，从整体上提高人员素质。
参考文献
1 我国服装行业的SWOT分析
1.1 优势(Strength)
（1）中国服装行业拥有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服装生产量大。服装行业作为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劳动力价格是生产成本的要素之一。根据美国Wernevr国际咨询公司提供数据，国际服装业每小时工资水平报告：中国劳动力价格为每小时每人0.96美元，综合排名世界第四十八位，该水平相当于日本的1/37，美国的1/20，韩国的1/3，可见中国劳动力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同时，中国又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是凭借几乎没有价格弹性的廉价劳动力的无限供给，使得中国的出口产业获得了所向披靡的竞争力。
我国服装产品的生产总量在世界上居于绝对优势，据统计，2003年服装年产量127亿件，2004年中国在世界服装贸易中的份额从2003年的23%增长到2004年的24%。2005年，我国服装出口金额是735.66亿美元，比2004年增长19.40%，服装出口数量为219.73亿件，比上年同期增长8.1%，属于服装出口大国。
（2）服装业国际竞争力居世界首位。竞争力系数是衡量一个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指标，是指某产业贸易顺差（逆差）占该产业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即：
竞争力系数=（出口额－进口额）/（出口额＋进口额）
当竞争力系数大于0时，表明该产业贸易顺差，否则逆差；当竞争力系数趋于1时，表明竞争力愈强，反之则愈弱。据海关资料统计，2003年中国服装出口额达519.16亿美元，贸易顺差506.12亿美元，竞争力系数为0.97，说明中国服装业具有较强的竞争力。
（3）虚拟经营已在部分服装企业盛行。在中国服装行业，国内最早实施虚拟经营的是美特斯邦威。美特斯邦威集团公司始建于1994年，集团在国内率先采取“虚拟经营模式，走品牌连锁经营的发展道路”。虚拟经营是企业把一条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进行分割，企业集中资源于其中的高附加值环节，将其余的环节外包，企业突破有形的界限，通过各种方式将设计、生产、营销、财务等环节在企业内外进行整合弥补，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企业运作体系。
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提出价值链是指企业从创建到投产经营所经历的一系列环节和活动，如图1，每个环节都有资金的投入并带来相应价值的增加，从而使这一系列环节联结成一条活动成本链。在服装从生产到销售的整条价值链上，价值含量最高的上下游环节分别集中在设计和营销，而美特斯邦威就是抓住了上下游中的这两个重要环节，将整条价值链进行分割，将资源全部集中于产品的设计和品牌的推广上，而将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进行外包。经营模式见图2。
正是凭借这种经营模式，美特斯邦威从1995年年销售额为500万升到2003年年销售额20亿元。短短数十年间创造了把企业爆炸性地扩大了400倍的商业奇迹。集团也由此发展成为中国休闲服饰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
（4）中国五千年灿烂的民族文化为服装业打造国际时装之都奠定了基础。服装业的发展是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体现，纵览世界已有的五大时装之都，即：高级时装之都的巴黎、高级成衣之都的米兰、运动休闲和成衣的纽约、经典男装之都的伦敦和东西方结合之都的东京，都是在本国独特的文化、历史、政治、经济的大背景下，用自己的民族文化奠定了成为国际时尚之都的基础。中国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五千年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并在此基础上力争早日打造成世界第五大服装之都。
1.2 劣势(Weakness)
（1）产品档次不高，对外依赖性强。我国的服装业整体水平不高，主要表现在产品结构上，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小，自主品牌只占出口产品的10%，出口商品以中低档产品为主，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利润水平。此外，致命的一点就是我国服装出口总额近一半来自加工贸易。加工贸易确实为服装企业的对外贸易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以进原料、来款式、供品牌”为主体的服装加工贸易模式对中国服装工业的可持续性发展并不有利。盲目追求加工贸易在一定程度上会助长国内服装行业的严重依赖性，一旦发达国家不给我们订单将拖垮我们整个服装出口行业。
（2）缺少自主品牌、缺乏专业设计人才、设计能力弱。中国服装缺少国际知名品牌，在服装产品上是一个“制造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品牌小国”，自我设计能力弱，这决定了我国企业只能被动的按照国外客户的订单要求进行生产，增加了市场风险。整个行业极其缺乏高端设计人才及引领世界潮流的服装企业，其中绝大部分企业设计都是跟随欧美、韩国等国的潮流，创新能力较差。
（3）大力发展OEM，成了品牌国际化的障碍。OEM是指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ing，在我国通常指“定牌生产”或“贴牌生产”。近几年，中国服装出口规模逐年攀升，被誉为世界第一大服装出口国及生产国。其中很大原因在于:我国大部分出口服装企业都在做OEM，整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在2%～5%之间，处在服装行业整条价值链上附加值最低的生产环节。拥有2000多家服装企业的东莞，其中60%为外来加工的小企业。像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家50多个服装名牌在中国都有生产基地。这样，一方面使中国企业失去了打造自己品牌的机会，进入为别人品牌做嫁衣裳的局面，不能准确了解国际市场的需求和变化；另一方面OEM使中国服装企业过度依赖于国外企业，不能及时提高对产品的设计能力和开发的原创能力。从而服装生产企业在整条价值链上处于更加从属的地位。
（4）营销力度不够，营销渠道单一。我国服装企业主要通过广交会、华交会等渠道通过国外中间商或批发商接受定单，很少在目标国市场形成自己的营销网络。出口企业在“签订出口合同—采购原材料—组织生产—出运—交货—结汇”的流程后，就完成了使命。之后的分拨、物流、零售、售后服务、品牌推广等一系列增值环节，我国出口企业基本上未参与。而商品销售价格为出口价格的3～5倍，一些名牌产品甚至高达10～20倍。丰厚的渠道利润和品牌利润都被进口商、批发零售商所获得，中国出口商只赚取了微薄的加工费。
（5）很多服装企业规模太小，竞争力不强。这种企业有“散、小、弱”特点，并以加工型为主。企业设备普遍陈旧老化、设备引进能力和技术的再开发能力均很弱，产品难以适应国际市场流行趋势和新消费需求。大部分企业没有从事国际贸易的人才和经验。
（6）缺乏大规模的产业集群。我国服装行业，企业数量非常多，但规模普遍偏小。2004年我国服装企业有4.5万家，其中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占15%。更重要的是，行业的组织程度低，企业管理水平低，交易成本高，内耗大，没有形成良好的企业生态。目前中国的纺织服装产业集群多集中在江苏、浙江、广东、上海和山东等沿海地区，但产业投资主体较为分散，个体规模也不大，尚处于发展阶段。
（7）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意识不强，对行业内相关规则不甚了解。不少企业对一些发达国家实行的纺织服装环保标准（ISO14000）和社会责任标准（SA8000）等国际标准不甚了解，也不严格按此标准进行生产和进行认证，而对出口前景过于乐观，因此出现了投资过热，出口数量大增，低价竞争的局面。一旦发生国外对我国纺织服装产品实施反倾销调查和实施特别保障措施时，不少出口企业又听之任之，事不关己，不积极投入人力、物力、财力进行应诉，从而更加放任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对我国服装产品出口的限制力度和广度。
1.3 机会(Opportunities)
（1）中国对外贸易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世界经济增长虽有所减缓，但仍将继续增长，中国对外贸易仍有较大的增长空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5》数据，中国对外贸易（2001～2004）呈将强劲的增长趋势，这为中国服装产品的出口提供了良好的经济背景。
（2）中国经济将保持较快增长。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10%，2004年增长10.1%，2005年增长10.2%，2006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增长是10.7%，创下了中国经济10多年来的最快增长。这为中国服装业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3）世界纺织服装产业向中国转移。2004年上半年，跨国公司国际投资的先行指标——全球跨国并购金额增长了3%，这是2001年以来该指标的第一次上升，扭转了国际直接投资连续3年不断下降的趋势。2005~2006年，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生产能力和拓展市场的势头不减，中国这个大市场已吸引相当一部分的国外资金投向中国的纺织服装业，这将有利于整个产业的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
商务部2006年10月11日公布了《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该《纲要》是我国商务领域的第一个中长期总体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十一五期间，要按照建立大开放、大市场、大流通的商务发展新格局的总体目标，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加快发展国内流通业，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大力提升市场功能，积极培育经济发展的自主动力。坚持对外开放，创新开放方式，建立和谐的对外经济关系，全面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增强在扩大开放条件下促进自主发展的能力。
商务部商务领域的总体规划强调了大开放、大市场、大流通的总体目标，这不仅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形势相适应，而且也符合我国政府加入WTO的有关承诺，即我国将在加入WTO的5年内全面开放流通领域。在这样的前提下，我国流通产业必须要为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的发展做出战略性的调整和选择。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流通产业的结构变化
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在上个世纪的中后期以不可逆转之势不断地发展和深化，使得世界流通产业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结构性变化，呈现出流通国际化的特征。
流通国际化是流通要素跨国界的流动，其基本表现形式为资本的国际化、管理的国际化和商品经营的国际化(邓永成，2004)。流通国际化是一个双向过程，可以将其概括为外向国际化和内向国际化，前者是一国的流通企业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使企业经营具有国际化特征；后者是外国流通企业进人国内市场，使国内市场竞争呈现出国际化特征。
流通国际化特征的形成使得世界流通产业形成了“大企业主导的格局”，国际性超大流通企业在世界流通产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财富》全球500强行业的统计见证了国际性大型流通企业的迅速成长，例如在《财富》2002年度世界500强中，零售企业共49家，其数量仅次于位于第一位的银行业。2002-2005年，零售业巨头沃尔玛一直雄踞世界500强首位。2006年度世界500强前50位中，沃尔玛位居第二位，家乐福居25位，美国的批发零售业企业麦克森和家得宝分别位居第30和43位。
世界流通产业大企业主导格局的形成，其重要原因在于流通国际化导致的全球采购与跨国营销。随着全球采购和跨国营销的发展，商业资本逐渐主导全球生产，因此从生产企业的集中统一采购使跨国商业企业对生产领域的控制能力得到强化。
开放条件下我国流通产业面临的变化
（一）我国流通国际化政策的演进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流通政策演变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79～1992年，流通政策重点是调整流通领域的所有制结构，转换国有流通企业的经营机制以及流通现代化；第二阶段为1993～2001年，这一阶段的政策重点是规范流通秩序、流通领域的对外开放和促进流通现代化；第三阶段为2002年以后，这一时期的政策重点是针对入世后流通领域即将全面开放而制定的一系列对外开放和促进流通产业发展的政策。
我国流通国际化政策是以流通领域的对外开放为主线的，而我国流通领域的对外开放始于1992年7月。国务院在此后的十年间逐渐地扩展了对外开放的范围和程度，并在2002年首次将批发和零售贸易业列为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2004年6月，商务部颁布了《外商投资商业领域管理办法》，它是目前我国最完善的流通国际化政策，按照入世相关承诺，该《办法》无论在业务领域、地域范围、股权比例、经营形式等方面，还是在外商投资的审批制度方面都有重大突破。
（二）流通产业进入全面开放的竞争格局
根据我国加入WTO的相关承诺，2006年我国流通领域进入全面对外开放的新阶段，因此不仅流通政策有了相应的调整和改变，并且流通产业也要面临新的竞争格局。也就是说，国内流通产业不仅要更加深入地融入到国际市场中去，而且还要应对外国流通企业进人国内市场而使国内市场的竞争呈现出国际化的特征。
随着我国流通产业的全面对外开放，外资流通企业将在我国市场实现全方位的扩张。外资进入的力度、方式等都将呈现新的特点，其管理输入会全方位地转向本土化经营，实施人才本土化、经营本土化、商品本土化，经营的领域也会从零售领域向批发、物流等流通纵深领域发展，并将在建立跨国采购中心、发展物流配送、开拓仓储服务、开展流通加工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
在如此全面开放的新的竞争格局下，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将是不争的事实，企业兼并重组的频度和力度也会加大，因此大企业作用会日益突出。
（三）流通产业改革的深化及寻求突破
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流通产业在引导生产、促进消费、扩大内需、增加就业等方面的作用日趋显著，已逐渐成为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先导型产业。正因为如此，流通产业的改革与发展也变得更加紧迫和重要，而且很多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使得流通产业的改革与发展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之一，迫切需要新的突破。
流通产业的改革和发展应该适应内外贸一体化的发展目标。一方面内外贸一体化的加快发展给国内流通企业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空间，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中国日益成为世界制造业基地及主要的商品采购市场和销售市场，我国流通业将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国内流通企业面临着很多的机遇。另一方面，由于世界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依然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加剧，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流通产业外向国际化的发展道路会是比较艰难的。因此，就更加迫切要求加快流通产业的发展和提高流通现代化水平。
我国流通产业的发展战略
为了适应世界流通产业的变化趋势，以及我国流通产业面临的主要变化情况，流通战略的全球化应该是我国流通产业的必然选择。随着我国流通产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到来，我国的流通国际化特征将显现得越来越明显。内向国际化方面，国外流通企业在我国加快了扩张的步伐；与此相对应的外向国际化方面，国内一批大型流通企业也把目标市场由国内延伸到了国外。这样，流通企业势必在全球范围内参与国际合作和分工，流通战略的全球化将成为必然趋势。
从宏观的角度讲，流通产业的发展应该以国家规范健全法规体系为前提，并且需要政府给予大力的扶持。例如日本的流通国际化进程就比较值得借鉴，即日本政府采取了扶持国内流通产业发展和逐步、谨慎对外开放的双重政策。这些政策大致可以分为两条主线：一是以流通现代化政策和流通信息化政策为核心的一系列促进流通产业发展的政策；二是流通调整政策，其突出特点就是大量针对流通领域的法律，同时辅以一些政府针对流通领域的发展规划、指导意见等。目前，中国正在规范健全法律体系，工作量大而艰巨，同时，商务部也正启动庞大的扶持计划来扶持流通业的发展，这些都相当值得关注。但本文接下来将仅仅从产业的角度讨论我国流通产业的重要发展战略。 流通-[飞诺网FENO.CN]
目前国内流通产业与国外相比，在经营规模、营销技术能力、品牌价值能力、人才聚集能力、快速扩张能力和成本控制能力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差距。因此，我国流通产业亟待在几个方面做出战略选择。
（一）发展大型流通企业集团
世界流通产业目前已经形成了“大企业主导的格局”，国际性超大流通企业在世界流通产业中的影响越来越重要。中国流通产业要想在大开放、大市场、大流通的目标前提下，参与到全球的竞争中去，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积极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流通企业。
转贴于
从2005年世界500强与中国500强行业首位企业的利润比较来看，零售业排首位的中国华联集团公司实现利润1.8562亿元，只相当于美国沃尔玛公司利润（66.71亿美元）的0.34％；中国华联集团公司的人均利润为1.09万元，只相当于美国沃尔玛公司人均利润（0.48万美元）的27.36%。如此悬殊的差距，无论在内向还是外向的流通国际化过程中，中国流通产业恐怕都很难应对。因此，发展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已经是摆在我国流通产业面前的一个必须执行的艰巨任务。
实际上，为了培育大型流通企业，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有关金融机构已经做好准备要提供多方面的支持，同时中央政府也要求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结合实际，采取具体措施，支持国家和地方重点培育大型流通企业的发展。因此，借助一系列的扶持政策，我国流通产业应该积极推进大企业的发展战略，适应世界流通产业的发展形势，以更有利的地位参与全球竞争。
为了加快规模扩张，降低经营成本，并购是流通企业可选择的最有效的重要途径之一。通过并购，企业可以实现内部扩展和外部扩张双重效应。由于外部扩张具有代价小、风险低、速度快的特点，向外并购扩张比内部扩展更易于提高企业的发展速度。并购现成的企业，可充分利用其现有的设备、技术、人才和市场等，使其直接为并购企业服务。同时，通过并购，还可以消除行业内部的竞争消耗，扩大企业对市场的控制范围，提高企业的经营优势和竞争优势，实现并购双方的优势互补。当然，并购也决不能盲目，必须考虑到并购双方有切实的可融合性，能够提高竞争力，才能在并购下形成真正的大型流通企业。
需要强调的是，发展大型流通企业集团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小流通企业，毕竟中小流通企业是国内流通产业的基础。所以在“抓大”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搞活和多方面支持中小流通企业发展，并鼓励有条件的流通企业到境外开展流通业务。
（二）推进流通产业外向国际化发展
推进流通国际化与内外贸一体化是紧密联系的。几年来，商务部为了促进内外贸一体化进程作了大量的工作。今后，在企业层面上还要做的工作包括，引导和推进内外贸流通企业之间重组和合作，逐步形成连通国内外市场的流通网络体系，以及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和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增强流通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逐步实现国内竞争国际化，提高竞争水平。
2006年，商务部就《商务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答记者问时表示，“走出去”战略是新时期对外开放的重点战略。推动企业“走出去”，有利于我国在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与“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相辅相成。十一五期间，我国将采取三个新举措，推动企业“走出去”，实现跨越式发展。第一，加快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深度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在境外投资建厂，形成若干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关联程度高、带动和辐射能力强的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鼓励企业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对外投资合作，培育和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第二，推动企业在境外科技资源密集的国家和地区，设立研发中心和研发型投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科技、智力资源，提高我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三，鼓励服务业“走出去”，开展工程承包、劳务、电讯、交通、技术服务等领域的国际合作。
在政府的相关扶持下，我国流通产业应该借此东风大力推进外向的流通国际化，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流通企业“走出去”战略。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建立自己的国际营销网络，是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下我国流通产业的必然选择。
（三）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
利用外资发展本国经济已经被众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认为是非常有效的途径。从各国的发展情况看，大部分国家吸引外资的领域往往是先工业、后商业，先生产、后流通。因为流通业的销售收人必须允许其兑换成外币汇到国外，如果流通业引入外资规模过大，当其销售收入汇出时就会对该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产生不利的影响。
尽管流通产业利用外资发展会面临如上所述的问题，但是如果能够有效运用国内以外的其他资源，一定会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快的发展步伐。况且，流通产业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开放力度最大的行业之一，必然会加速外资企业进入我国流通业的进程，加快我国流通业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加速我国流通产业的内向国际化节奏。因此我国流通产业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应该考虑选择一种既有利于流通业发展，又能避免较大冲击的利用外资道路。当然，在此过程中应该坚持以有利于国内市场为前提，因为无论是内向国际化还是外向国际化，都不能因小失大，影响国民经济协调、稳步和快速发展。
实际上，从1992年开始外资已经进入我国流通领域，截止2003年9月，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约3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为新型流通业态。但与制造业相比，我国流通业利用外资处于较低水平。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2005年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注册数有所增加，但是其数量只占制造业注册数的约10%，投资总额约是制造业的6%。2005年流通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实际使用金额也与制造业等相去甚远（详见表1）。因此，考虑如何有效利用外资，我国流通业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文化战略奠定了一个城市、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发展路径和走向，随着全球化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文化的地位得以提升，文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成为世纪之交世界各首都城市文化变革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本文将北京的文化战略置于这一宏观视野中，并通过北京与国际重要首都城市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文化战略的对比，从文化发展战略的理念、目标定位和政策措施三个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总结出北京在文化建设中的不足，并阐释了国际首都城市文化战略对北京的启示。
一、国际视野中文化战略的“顶层设计”
当前，文化价值观的交锋日益激烈，文化创新在城市和地区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传统文化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退，文化需求与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较为突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只有从深层次上解决束缚文化发展的障碍，才能从根本上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首次提出“顶层设计”一词。所谓文化领域的顶层设计就是站在文化发展全局的高度，系统性地协调统筹与文化相关的各种要素、关系，深层次、全方位地对文化的发展进行战略性的设计。文化领域顶层设计的目的在于，要从根本上破除制约文化发展的各种束缚，在实践中树立总控全局性质的价值观或理念，具有整体性、方向性和宏观性的特点。作为对未来的一种整体性筹划，顶层设计在文化领域的具体应用表现为文化战略。在城市文化的发展中，重视文化的顶层设计，就是要从战略的高度认识文化在城市中的重要作用，对文化的发展进行统筹，明确城市文化发展的定位、目标和措施，从而系统地进行文化建设。
文化战略是一个城市、国家和地区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文化关系而制定的一种具有方向性的发展选择，是一种竞争性的策略。当代世界各首都城市在制定其发展战略时，都将文化作为最重要的因素来考察，作为城市发展的要务来部署。
世界四大首都城市，华盛顿的文化战略凸显意识形态在城市发展中的构建，对内维护美国的主流价值观念，注重文化艺术和公共设施在价值导向中的作用，对外将文化渗透扩散至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政策之中，服从于国家全方位的文化扩张与渗透。伦敦的文化战略以创意文化的发展为导向，确立了创意产业在城市发展中的主导性地位，提出以创意产业的勃兴来推动城市的转型发展，利用创意产业在促进文化、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效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巴黎的文化战略确立了以文化保护为主要内容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顺应法国所主张的“文化例外”和“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国策，是站在保护和发展法国文化的高度，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文化的高度来实施的。东京的文化战略以增强东京城市文化的活力和魅力为导向，通过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激活东京的文化资源，展示东京多样性的文化形态和国际前沿的文化视野，通过创造性的文化生产拓展东京的文化影响力。
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彰显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文化魅力，创新驱动文化发展，北京市将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作为首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为服务国家创新战略，2012年9月，北京市提出最大限度地发挥首都科技创新优势，以首善标准率先在全国形成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双轮驱动”的发展格局。北京文化战略的确定与实施，从国家战略全局的角度看，是新历史条件下，国家在顶层设计上的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它要求加强文化在首都未来发展和建设中的引领作用，充分发挥首都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文化产业优势、文化事业优势以及科研优势，推动北京创新发展，促进首都文化建设。
二、国外重要首都城市文化战略与北京的比较
文化战略根据城市自身不同的文化关系，在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各有侧重。本文选取战略理念、定位和实施措施三个层面，将北京与华盛顿、伦敦、巴黎、东京四个首都城市的文化战略进行比较分析，以深入把握北京文化战略在实施与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发展理念比较
城市的文化理念是在城市发展中所形成的具有自身特点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准则，它直接影响或主导着文化战略的制定，以及在城市发展中人们对待文化问题的思维方式和处理方式。文化理念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一旦形成便作为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内化于城市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影响对文化问题的决策。
华盛顿的文化理念，奉行文化的渗透与扩张。这一理念从根本上受制于美国整体的国家战略。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利用其在文化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文化输出和意识形态渗透，使目标国认同和接受美国的文化符号及价值观念，谋求在世界的“话语霸权”，从而在文化和思想上达到对其他国家操纵和控制的目的。
伦敦的文化理念，追求文化的创意与创造。英国1992年公布的《创造性的未来》中指出“创造性”为英国今后长期遵从的文化溯求。对伦敦而言，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变化，使伦敦不再是唯一的世界中心，随着20世纪后半期伦敦第二产业的不断衰落、对泰晤士河的治理以及因工业发展而给伦敦带来“雾都”之称的反思，最终使伦敦确立了以文化创意与创造为核心的城市发展理念，并以此为支撑促进城市转型发展、保持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巴黎的文化理念，强调民主化为主。巴黎是一个文化和艺术积淀浓厚的城市，法国文化部在设立之初就将让最大多数的法国人接触法国文化，使得法国的文化遗产拥有最广泛的群众基础作为部门的职责，在这一理念的支配下，主张文化不是奢侈品，不应被资本、权力或市场垄断，而应为所有人服务。
东京的文化理念，以凸显文化独特性为重点。日本在“战后”一直致力于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形象的塑造，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文化立国”的理念后，便通过树立本国文化的独特性来提升日本在文化上的自豪感，并促进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展示日本的文化形象。
相比较而言，在发展理念上北京并未真正将文化视为北京安身立命的根本，尽管在“文化强国”战略的推动下，强调“文化创新、科技创新”对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建设的驱动作用，对文化在首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特色城市构建、国际形象塑造以及竞争力提升等方面的认识有所加强，但“重经济轻文化”的观念仍未彻底改变，对文化的保护还未上升到文化自觉的高度。尤其是面对地产开发，对文化遗产、历史古迹的保护力度则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如2012年1月，已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的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在文物部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拆除，成为北京近年来“最恶劣的文物毁坏事件”；[1]同年12月，北京钟鼓楼附近的66个旧式四合院被划入拆迁范围，引发民众争议。[2]因此，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四大首都城市相比，北京以文化为发展基调的战略理念仍需进一步强化。
（二）发展定位比较
城市文化定位是城市根据自身的文化条件，为城市在未来区域发展或世界竞争中所设立的目标，它将城市文化中的某些要素予以突前，进行重点培育和扶持，使之成为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文化个性。城市文化的定位是城市文化战略的核心，作为城市文化发展的首要环节，它回答的核心问题是“我是谁”。科学鲜明的文化定位能彰显城市在发展竞争中的差异性优势，增强城市的向心力和吸引力，提升城市的竞争力。在定位上，北京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等首都城市存在着差异。
华盛顿的文化定位。华盛顿是世界上少有的仅以政治职能为主的首都城市，因此城市文化建设在整体定位上以服从于政治建设为核心，充分发挥文化在价值观建构中的整合和调控作用，彰显美国的价值理念。
伦敦的文化定位。伦敦以建设“模范的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级城市”和“卓越的创新文化国际中心”为发展目标，并在此过程中，突出文化创意和文化多元性在城市发展中的特色，维持伦敦作为世界文化大都市的形象和地位。
巴黎的文化定位。其以保持巴黎作为艺术之都的世界地位，积极保护民族艺术，以及巴黎老城区的历史古迹、艺术建筑和文化遗产，培养城市的文化氛围，延续城市的历史文化风貌为目标。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寻求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平衡，延续巴黎独特的文化身份。
东京的文化定位。东京在战后经济得以迅速复苏，在20世纪80年代便将东京定位于在世界上能够代表日本的最主要的城市。《东京都文化振兴方针》（2007）中，提出要在2015年将东京建设为文化魅力感受型、文化富裕型和具有丰厚文化创造底蕴的都市，展示东京的文化活力和文化多样性。
文化是首都北京在未来建设中的重要资源和优势，北京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集中和传播之地，也汇集了全国最多的科研院所、演艺团体、文化设施。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中将北京定位为“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是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在2011年12月北京市又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把首都建设成为在国内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在国际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著名文化中心城市。2012年9月北京市在出台的《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首都创新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到2020年将首都初步建成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文化创新之城和中国特色世界城市。
北京虽然在目标定位的设立方面有明确的表述，但与华盛顿、伦敦、巴黎和东京四大首都城市相比较而言，在世界首都城市文化体系发展定位上还缺乏较为突出、精准的文化特色。如华盛顿彰显政治文化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伦敦突出现代创意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巴黎注重历史文化保护对城市文化身份的塑造、东京则凸显文化活力和文化多样性在城市中的地位。而北京由于城市功能的重叠，在文化战略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从思想道德显著提升、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体制活力迸发、文化创意产业发达、城市文化魅力彰显、文化科技深度融合、文化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等七个角度对首都的文化发展进行了论述，尽管概括较为全面，但文化特色并不突出，具有鲜明特质的文化个性不强，在文化定位凸显差异性方面仍需进一步完善。
（三）政策措施比较
政策措施是文化战略得以实施的制度保障，也是对文化理念和目标定位的展开和具体化，完善的保障措施有利于文化战略的顺利推进。华盛顿在文化战略的实施中，从城市规划、公共空间设计等方面增强城市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华盛顿在建城之初，便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国会大厦为城市中心和最高建筑，体现国家立法机构所行使权力的至高无上；在城市中轴线的设计上，确立了东西轴和南北轴的主次之分，体现了美国政体中立法对行政的授权和司法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在国家大草坪中，以在国家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为题材，通过修筑纪念碑、纪念堂或雕塑，如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二战雕塑群、越战纪念碑等，增强国家大草坪作为公共空间的政治记忆和与民众的互动。
伦敦文化建设的开展体现在以市长名义颁布的战略草案中。《伦敦：文化之都——发掘世界级城市的潜力》（2003）和《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2009-2012年的文化重点》（2008）作为第一和第二份战略草案分别由市长利文斯通与鲍里斯·约翰逊颁布实施，两份草案均从12个方面对伦敦的文化建设进行了全面的规划。2010年，约翰逊公布了第三份文化战略草案，即《文化大都市——伦敦市长文化战略草案：2012年及其以后》，这一草案着眼于伦敦文化战略在2012年后的发展，草案提出要通过拓展文化发展渠道，加大对教育、技能和职业的投入，改善基础设施、环境和公共领域，以追求卓越的精神和加强大伦敦市政府与其他文化机构、组织的协调，努力维持伦敦作为一个世界级城市在文化层面的地位。草案还指出，2012年伦敦奥运会既是文化和体育的盛会，也为伦敦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应在未来的区域发展中，将这些文化遗产纳入到区域发展的规划之中。
巴黎的文化保护表现在几个层面。首先，巴黎执行了自“二战”以来所颁布的文化规划及法律法规，遵从“历史、文化和美学视角下的遗产重要性”、“城市与景观之间的和谐”、“拆除和损坏风险评估”等原则，对老城区中的街道走向、沿街建筑的样式以及新建楼房的高度等进行了严格的保护或监管，并通过设立“文化遗产日”和开展民众有较强参与性的“巴黎秋日艺术节”、“巴黎不眠之夜”等公共文化活动，促进人们与建筑古迹、文化艺术的互动，增强人们的文化意识。其次，为了缓解老城的拥堵状况并加强对古旧建筑的保护，巴黎于2004年公布了“大巴黎计划”，以利用城市郊区发展卫星城为主要方式，拓展城市的文化空间。第三，为了增强巴黎在世界文化多样性发展中的地位，经法国的倡导和推动，2001年和2005年瞩目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分别在巴黎公布于世，这极大增强了巴黎在世界的文化影响力。
东京着力于对文化活力和文化魅力型城市的打造，注重文化产业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2006年，东京政府推出的《十年后的东京——东京在变化》中在述及文化的部分时提出，要充分利用动漫产业等优势文化产业提升东京的城市魅力及国际地位。2009年，东京知事推出了“天堂艺术家事业”项目，通过为艺术家提供适宜的艺术创作环境和“城市中的剧场”，培育艺术氛围，提振东京的观光和文化事业。为进一步实现《东京都文化振兴方针》中为东京描绘的文化发展目标，东京在2011年推出了《〈十年后东京〉2011行动计划》。该计划从领域确定了东京2011—2013年的发展规划，在文化发展方面，指出东京要重点加强“展示平台建设”、“特色资源开发”和“与其他城市或民间事业者的合作”等三个方面，以提升东京的文化魅力和产业能力。
相比较而言，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塑造方面，较少缺乏华盛顿城市规划的整体性设计，以及文化设施与人们之间的互动式交流。与伦敦相比，北京在创意产业的发展上缺乏文化领域的顶层设计，缺少从推行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科技文化创新之城的高度，对文化创意产业进行的科学规划。尽管在“十一五”时期北京市出台了一系列文化创意产业的扶持政策，但仍未打破原有体制按行政部门、层级和区划配置或规划文化资源的方式。由于未能从首都城市宏观的视角对各区域、各部门、各行业进行科学统筹，区域重建、管理重复、行业混乱等现象多有发生，制约了政策的协调推进。在文化保护和推广方面，与巴黎相比人们对公共文化活动的参与性较差，对文化保护的意识不强，在政策的执行上也多有不足。北京传统的城市文化特色在商业性地产过度开发、“建设性破坏”、“异地迁建”等行为的冲击下逐渐消失。北京300余处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为中央行政单位占用了90处，为市区等单位占用了100余处，仅40%的对外开放率严重限制了历史建筑、文化遗迹等在文化展示、传播、推广等层面的效用发挥。[3]与东京相比，在文化创意产业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方面，东京已形成了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业——动漫创意产业。动漫产业不仅是东京仅次于汽车业的第二大支柱产业，且通过东京国际动漫节和“动漫外交”等文化交流平台建设，动漫业在提升东京国际形象、活跃文化氛围等方面作用明显，相反北京文化创意产业的整体产值虽在2012年1—9月份达到GDP的12.9%，成为北京市的支柱产业，[4]但各行业市场集中度偏低，创意性不强，具有世界显著竞争力优势的文化行业并未形成，在文化创意产业的提升方面仍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三、国际重要首都城市文化战略的制定与实施对北京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文化战略已经成为世界城市竞争中争夺制高点的焦点。目前，北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已进入实施阶段，针对首都北京的发展实际、发展目标及与国际首都城市相比存在的差距与问题，可以以下方面着力加以完善。
第一，增强国际文化中心城市建设战略研究，加强首都文化发展战略的规划与设计。按照中央“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首都要从发展战略高度统筹文化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把文化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根本动力。从国际首都城市文化体系建设的高度，制定符合北京发展的文化战略规划。首都的文化建设是北京参与世界文化竞争，构建特色世界城市的重要内容，因此应从首都城市文化发展的目标定位，结合北京作为首都城市的性质功能、文化发展的现状、格局，高起点、全方位、多角度地对文化发展予以设计。在城市大竞争的时代格局中，充分将首都文化的发展提高到国家文化发展、民族文化复兴以及社会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高度，在“西强我弱”的国际文化格局中，增强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文化话语权。
第二，强化文化保护意识，彰显首都文化特色。保护民族的传统文化，对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北京城市文化特色的挖掘、保护与延续，不仅是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内容，也是建设特色世界城市必须思考的文化问题。从国家首都和从国际首都城市文化体系建设的高度，将首都文化保护作为延续历史文脉、传承民族文化优秀价值观和美学观的重要途径，将弘扬民族精神、维护民族文化个性作为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塑造国家和民族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在保护世界文化遗产和民族文化遗产层面，高度重视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建设，加强整体保护意识，着重处理好旧城改造与新城开发、历史建筑与现代建筑、物质形态保护与非物质形态保护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针对北京中轴线区域的“碎片式”开发，[5]应制定整体性的保护规划，对中轴线保护范围内的建筑数量、色彩、高度、格局等做出严格限定。
第三，提升首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增强社会文化效益。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既是满足城市居民生活、娱乐、休闲基本需求的服务，也是体现城市人文关怀的重要标尺。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的四级体系虽已在全国率先完成，但存在文化服务内容单调、群众参与度不高的问题，借鉴巴黎利用遗产日、艺术节普及文化的做法，应以各种形式鼓励人们参与和互动，切实打造有影响力和吸引力的文化品牌活动，将之作为拓展首都公共文化服务的平台与载体，提高活动的社会效益。同时进一步增强公共设施的公益性和开放性，尤其是针对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美学价值的历史建筑被占用的情况，可采取腾退或新建筑功能置换等方式，确保公共设施的文化效益。
第四，培育优势产业，提升文化创意产业整体竞争力。从伦敦、巴黎、东京等城市的发展经验来看，优势文化创意产业是扩大城市文化影响力，塑造城市文化品牌的重要驱动力。应从国际首都城市文化竞争的高度，实施大项目带动战略，培育文化“航母”。依托北京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充分整合中央在京文化企业、市属文化企业、民营文化企业的力量，通过重大产业项目的带动，在加快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过程中，培育一批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市场竞争力、品牌影响力的骨干文化企业。并在国际首都城市文化体系的建设中，大力发展特色文化行业。积极利用科技与创意对具有浓郁北京地域色彩或传统文化特征的文化行业进行改造和升级，如天桥的演艺业，提升传统文化行业的科技含量，增强文化企业的产品附加值和文化行业的辐射力，彰显城市文化发展的差异性。
第五，拓展传播渠道，加强国际国内文化交流和传播平台建设。多元的文化交流与传播渠道是首都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科技文化创新之城的强大引擎。应充分发挥首都作为国际交往中心的地位和优势，积极组织、参与或承办重要文化交流活动，扩大对外文化交往、交流与合作，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活动的参与和组织予以常态化，在国际交往中实现首都文化的横向一体化建设。充分发挥首都作为国家文化中心优势，尤其是北京奥运会的文化遗产，如奥林匹克公园等交流平台，发挥首都作为国内和国际会展城市的功能，着力打造具有首都地域特色、中国风格和世界水平的文化交流品牌，彰显品牌文化的聚合效应。同时，依托先进文化之都对文化、技术聚集的优势，加快首都对技术先进、传输快捷、辐射能力强的现代传播体系的建设，创建国际一流传播媒体，并通过首都众多的平面媒体、屏介媒体和境外驻京媒体的宣传和报道，展示首都的发展变化，传播首都的文化形象。
参考文献：
[1]梁林故居变废墟 文物保护先从改变审美观开始[N].人民日报，2012-2-10.
[2]北京钟鼓楼周围四合院将拆除 引市民记录历史[DB/OL].新华网.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推进，各国银行业纷纷取消法律限制。银行业跨国并购，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扩张，加速了资本流动和金融创新浪潮的兴起，促进了国际金融一体化发展，展示出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的趋势。面对这样的外部环境，我国银行业必须实施国际化战略。
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国际化战略的必要性
银行业对外开放：我国商业银行国际化的内在压力
根据WTO有关协议，我国银行业承诺将在2006年底全面对外开放，允许外资银行在我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并享有国民待遇。随着逐步取消对外资银行在华的限制，入世之后外资银行在华开设的分支机构越来越多，业务范围也越来越广。截止2002年9月末，外资银行在华营业机构为181家，允许经营人民币业务的银行为45家，外资银行人民币资产总额为477.97亿元，其中贷款总额达385亿元。2002年1－7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实现盈利1.84亿元，当月净增长13.58%；外汇业务实现盈利11.19亿美元，当月净增21.43%。目前在华的外资银行办理的出口结算已占内地市场份额的40%。同时，外资银行在华的攻势也越来越犀利，有以汇丰为代表的全面进攻型和以拳头产品为主要盈利点两种类型。汇丰在中国11个主要城市开设网点后，2002年年底前又推出其网上银行业务，再加上它在试点地区的人民币业务，可以说在汇丰的中国业务表上，几乎包括了所有目前外资银行可以开展的业务。一些没有将落脚点放在全面客户市场争夺的外资银行，则更注重借助其在国际上的品牌优势。2002年11月，获得向中国内地企业提供外汇业务和人民币业务许可的摩根大通宣布，其将于2003年初在中国内地的4个城市推出包括资本市场融资、财务顾问、司库服务和现金管理服务等一系列的风险管理金融工具及服务，现在已基本得到了落实。而大华银行除了主要为三资企业服务外，还把帮助中国企业到新加坡上市等作为主要业务。
面对整体势力强、国际业务量大、拥有丰富经验和较高科学技术和管理水平的外资银行如此犀利的攻势，我国银行业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外来竞争，尤其是在获利丰厚的银行外汇业务市场上，在财力雄厚的高端客户、优质客户的争夺上，以及在大公司、大中城市的金融服务市场份额的占有上形成了巨大压力。为了改变在自己的地盘上被动挨打的局面，我国商业银行必须主动“走出去”与外资银行抗衡，提高其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尤其是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作为中国银行业的主体更应如此。
经济开放和国内企业跨国经营︰商业银行国际化的外部要求
近20多年来，中国经济对外开放步伐稳健地向前迈进。现实经济的开放要求金融业的开放与之配套和适应，国内企业“走出去”的跨国经营也迫切需要国内银行提供金融服务。具体来说：
首先，就进出口贸易而言，我国的对外贸易有了长足发展，对我国银行跨国经营提出要求。据统计，1981-1999年间，我国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2.4%，从1978年的9.8%提高到1999年的36.4%。国际贸易的发展需要跨国银行进行贸易结算或贸易融资，或者需由银行提供金融方面的担保，因此，对我国银行业跨国经营提出了外部要求。其次，利用外资、外债等规模不断增大，也需要银行提供国际性货币兑换、担保等业务。再次，国内企业海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迫切需要国内银行提供国际金融服务。据统计，截止1998年我国共有5600多家境外投资企业到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其中中方投资超过60亿美元，连续两年投资均超过6亿美元，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而且,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和名牌产品走出国门。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跨国银行与跨国公司是“天然”的伙伴，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第四，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也有了一个飞跃，对银行国际化服务也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已跻身于世界十大工程承包国家之列，而在对外承包工程中，资信评估、担保等都要求有国际影响力的银行担任，因此，对我国银行走出国门，扩大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和提高知名度提出了更高要求。
谋求生存和发展：商业银行国际化的内在动力
在经济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商业银行跨国经营,一个全球的银行业网络已经形成。据英国《银行家》上的资料显示，在1998-1999年度排名前10位的全球大银行中，其海外资产所占比重逐年递增。列居前3位的美国运通银行、英国渣打银行和瑞士银行，其海外资产所占比重分别高达85.5%、76.6%和75.5%。全球化经营已成为当前和今后国际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谋求生存发展的必然选择。我国银行业应顺应潮流，通过国际化来分散风险和寻求新的利润增长点。
首先,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力资本的集约程度将更趋提高，银行业的裁员问题和机构撤并问题势在必行，而走向国际化则是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扩充生存空间，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的一种重要手段。其次，在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商业银行只有积极参与全球银行服务市场的竞争，才能在竞争中不断提高自身的经营管理素质，在全球金融市场“瓜分”中占有一席之地。
我国商业银行“走出去”发展概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银行业转轨和金融业对外开放的逐步深入，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参与国际竞争的意识逐渐增强，国际化进程大大加快，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的数目也得到较快增长。截止2000年底，中国银行包括行在内，一共拥有559家海外机构；中国工商银行拥有6家海外分行，1家子银行，3家代表处，另外还拥有工商亚洲等海外机构；中国建设银行拥有4家海外分行，4家代表处，此外在香港有2家合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则拥有2家海外分行，3个代表处，1家海外财务公司。
我国商业银行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选择
从上述商业银行国际化发展状况来看，除中国银行外，其他三家银行不论是海外机构数量，还是规模、业务品种都还远远不够，都有待进一步扩展。而中国银行尽管海外机构数量较多，业务发展地域也比较辽阔，但亦需要实施更深层次的国际化战略。商业行“走出去”实施国际化战略，既顺应了经济金融一体化潮流，为跨国公司提供国际金融服务；又通过在主要国际金融中心设立机构，可以接触和学习到许多新的银行业务、新的融资技术和融资工具以及先进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同时还可通过跨国经营，扩大自身的影响，提高自身的声誉。必要时通过海外上市，还为补充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资本金找到了一条现实途径。
根据区位优势，合理选择海外机构设置的地区分布重点
根据国际生产折衷理论，银行的国际化经营能否成功，取决于“三大优势”，即所有权优势、内部优势和区位优势。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选择跨国经营机构设置地域时，要充分利用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优势，分析了解世界各地的区位优势，选择合理的区位发展战略。重点考虑国际金融中心。在伦敦、纽约、东京、香港、新加坡、法兰克福等全球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可以更为广泛地同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进行业务交往；拓展业务范围，吸取更多的有用的国际金融业务知识和管理经验。同时，国际金融中心一般也是国际经济中心，需要银行提供国际化服务的业务肯定也多，有利于银行发展。侧重考虑重要的贸易国家和地区以及与我国业务往来最大的国家和地区。对于重要的国际性港口、城市及货物集散地、中转站，物流量大，转口贸易多，与之对应的需要提供的金融服务就多。而如果与我国业务往来多，也需要我国银行业在对方国家设立分支机构更好地为两国经济交往提供国际融资、汇兑、结算等金融服务。总之在重要的或业务往来最大的国家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银行国际业务量就大。侧重考虑华侨、华人聚居的地区。在中国华侨聚居的地区设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分支结构，更容易打开市场。
因此，根据区位优势发展要求和我国的具体实际商业的跨国经营有必要坚持多元化原则，既要利用发达国家政局稳定、市场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备，经济发达、融资便利、技术先进等条件，继续加强对有条件的国家进行投资，也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市场潜力和资源条件，增加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投资，获得比较收益。因此，目前海外机构区域发展战略的目标是：巩固和加强东南亚市场，重点发展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欧元区、拉美国家的自由港以及或中东的巴林等市场，兼顾发展中国家市场。值得一提的是中国近年来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不断增多以及目前欧元的升值和我国对欧元区国家的国际贸易量有可能提高等，在考虑海外机构设置时，都是不容忽视的趋势。
因地制宜，根据东道国法律环境和其他因素选择海外机构设立方式
一般地，跨国公司在跨国经营时，可以采取创建或并购的方式，两种方式各有优劣，在选择时还应结合东道国的法律环境及其他有关因素综合考虑。在东道国创建海外机构，其主要优点是：可以实施自己的品牌战略和全球战略，充分发挥自身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优势，而不必考虑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能真正做到自主经营、自主决策。但新建一个海外机构也有很多难处，如前期准备时间长、投入大，营销费用高等。而且，目前有些国家和地区，对他国银行在东道国设立分行有很多限制，甚至不允许设立，如英国已不再批准国外银行在伦敦设立分支机构；同时，分支机构的经营地域和业务范围还将受到有关法规的严格限制。
相反，通过海外并购来发展本国的海外业务则可以避开这些壁垒，其优点主要体现在：相对于新建企业来说，投入少，见效快，投资回收期短，可以继续利用被收购银行原有的健全的组织结构、专业技术人才、关系网络和业务渠道，可以迅速站稳脚跟，开展工作；可以避开有关限制，在保留其原有业务的基础上，开展综合性业务。其缺点是需要较长的磨合期，以及在对原有银行现成资源的整合利用过程中，也需要花费较多时间和精力按照并购后银行的经营战略和经营理念进行调整改造。
认识自我，选择适当的经营途径
商业银行的国际化运作，是以它们在世界各地建立庞大的机构网络为现实载体的。这种海外机构一般有五种类型：代表处、分行、子公司或附属机构、合资企业、空壳分行。一般地，商业银行的海外分支机构以前三类为主，但相对而言，设立海外分行的数目比设立的代表处要少。原因有三：分行是根据东道国法律要求所设立的境外银行机构，从事东道国所允许的所有传统业务，享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同时，分行又不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其资产、负债和信用政策与各国总行统一，这就要求各国总行的国际经营管理水平较高，具有全球经营的总体驾驭能力。代表处往往是分行的早期形式。由于代表处是一个只具有有限职能的机构，其基本职责是为母国机构提供开拓市场、寻求客户的服务，不得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因此，许多国际化的商业银行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时往往是从代表处开始起步，以代表处的形式运用一般时间后，再相机成立分行。各国政府和监管当局对外国银行来本地设立分行或代表处采取完全不同的政策，审批一家代表处非常容易，而审批一家外资银行的分行则非常困难。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实施国际化战略时，既要认清区位优势，又要认清自我，充分发挥自己的所有权优势和内部优势，扬长避短，选择合适的经营途径。比如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中国银行由于实力雄厚，在海外分支机构多，国际化经验丰富，可以采用以独资代表处和分行为主的形式，而其它国有独资三大银行由于跨国经营起步相对较晚，则暂时主要采用代表处或附属机构为主、分行为辅的形式，待条件成熟后再大规模拓展其海外业务。
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