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6-13 09:2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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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近日引来广泛争论和质疑。报告称：中国家庭净总资产高出美国家庭21%，城市户口家庭的平均资产已达247万元，全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9.68%。
这些数据是如何出炉的，为何中国家庭资产会超出美国?中国之声近日专访了《报告》团队领军人、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甘犁。
采访中甘犁说，不曾想到一份《报告》的会引起如此广泛的争论和质疑。他首先表示，可以肯定的是，数据结果来自全国性的抽样调查。
甘犁：抽样方式和美国美联储抽样方式是一样的。第一，我们在全国随机抽了8438户进行入户调查，在很多宏观数据上，我们都进行了比较。第二是数据的资产，包括了所有资产，有房产、家庭的金融资产，就是银行存款、股票市场、各种债券甚至黄金等。还包括了家庭的汽车、家庭的工商业、土地。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资产总量的描述。我们的资产描述跟美国的资产描述也是具有可比性的。
在质疑者看来，尽管中国的发展有目共睹，但要说中国家庭净资产比美国高出两成以上，他们并不认同了。对此，甘犁的解释，中国家庭总资产超越美国，很大程度上来自房产的估值。
甘犁：中国家庭的房产占总资产比例的70%，美国只有30%。我们爱买房子，房产又涨的比较快，而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房产缩水比例很高。所以美国的资产在缩水，我们的资产因为房产的原因在增加。然后我们的家庭人口越多，人口基数比较大，所以全国所有家庭资产加起来超过了美国全国所有家庭加起来的资产的总额，但是人均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
中国家庭总资产中金融资产只有5%，而美国是38%;反过来，中国家庭总资产70%都是房产，而美国却只有30%左右。这样一种家庭资产结构在甘犁看来，风险很大。
甘犁：20年前的日本因为房产泡沫，导致了日本全国总资产远远超过了美国。但是泡沫破灭了以后，日本到现在为止的全国总资产只有美国的60%，比我们低更多了。
谈到为什么中国住房拥有率会近90%时，甘犁说，这与计算方式有关，更与家庭定义有关。
在住房资产方面，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远高于市场想象和世界平均水平。城市家庭第一套住房市价与成本之比为4.4，城市住房收益可观。
该报告历时三年，对全国25个省份、80个县(市)、320个社区(村)进行了入户调查，获得有效问卷8438份，调查成果将建成中国家庭金融微观领域的基础性数据库，与社会共享。
家庭金融的相关数据直接反映了家庭在经济金融活动中的行为决策，对于央行进行宏观调控，防范金融风险具有重要意义。在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是美联储投入巨资与芝加哥大学合作完成的一项长期性调查。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为直观了解美国家庭财务受金融危机影响状况，甚至将本因2019年进行的调查提前到了2019年。而我国，之前在此领域仍是空白。
收入前10%家庭储蓄占比74.9%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在全国范围收集并统计家庭金融行为的微观信息，主要包括：住房资产和家庭金融财富、家庭负债和信贷约束、家庭保险与社会保障、家庭支出与收入等方面内容。
报告显示，中国的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没有足够的收入。 目前，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日益成为世界的焦点。政府一直在采取措施刺激国内居民消费需求，但效果甚微。
截至2019年8月，中国家庭总储蓄占总收入的19.25%，处于较高水平。然而从储蓄的分布来看，家庭储蓄分布极为不均。一方面，有55%的家庭在调查年份的支出大于或等于收入，没有或几乎没有储蓄。另一方面，收入最高的前10%的家庭储蓄率达60.6%，储蓄金额占当年总储蓄的74.9%。可支配收入占所有家庭可支配收入的56.96%，收入不均现象非常严重。也就是说，中国家庭储蓄都主要集中在高收入家庭。
“增加消费、减少储蓄最有效的政策是减少收入不均。高储蓄的根本原因不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消费动机，而是广大民众没有足够的收入去消费。”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西南财大经管学院院长甘犁教授认为，可以通过各地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来改变收入不均的现象，从而实现中国政府《xx发展规划纲要》中
提出的“工资增长和GDP增长速度要求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认为，增加消费可以通过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消费结构升级完成。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结构正在改变，市场力量正在推动着消费力的提高。“消费力从20xx年开始，每年提高0.7%。原因就是劳动力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廉价劳动力供给开始小于需求，可支配收入在提高。”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微博)补充道。
自有住房拥有率近90%
报告数据显示，目前中国家庭自有住房拥有率为89.68%，高于世界平均住房拥有率为63%的水平。2019年，中国城市户均拥有住房已经超过1套，平均为1.22套，农村为1.15套。我国的自有住房拥有率，农村高于城市，中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但这并不与市场上旺盛的刚性需求存在矛盾。
“一方面，中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群离开已有房产的家乡，到外地或大城市生活，这是房产刚性需求的一种表现。”李稻葵解释。
另一方面，房产已成为中国家庭资产增值最快的财产。“拥有房产的家庭这几年都有很高的收益率，有房子的家庭还想买两三套。”甘犁补充。城市中第一套住房的总收益率均值为340.31%，第二套为143.25%，第三套为96.70%。
甘犁教授认为，此份报告提供了详尽的基础数据，人口结构、家庭信息、教育需求、储蓄状况等。希望社会各界能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资源，从不同角度和视野来分析包括房地产在内的中国经济问题。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二)
前日，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在北京金融街正式全国首份《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该报告是西南财大与中国人民银行联手基于全国25个省、80个县、320个社区共8438个家庭的抽样调查数据汇总分析形成，涉及家庭资产、负债、收入、消费、保险、保障等各个方面的数据，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当前我国家庭金融的基本状况。
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的问世，共历时三年，其权威性和详实的内容填补了行业空白。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张健华局长表示：“此次《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调研数据的出炉，不仅为目前对家庭消费金融行为的了解提供有价值的补充，还将为政府和监管层制定重要政策提供有益参考。”
城市家庭平均资产247.60万元
高收入家庭储蓄占总额74.9% 77%的炒股家庭没从股市赚钱
80后大学毕业比例19%硕士最赚钱
投资兴业家庭比例是美国1倍
城市家庭年进账70876元
人情支出远大于人情收入
报告显示，中国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均值是51569元，城市70876元，农村22278元。从数据中发现有0.5%的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有150万中国家庭年可支配收入超过100万元，10%的收入最高的家庭收入占整个社会总收入的57%，说明中国家庭收入不均等的现象已经较为严重。
报告还显示了中国家庭人情往来的收支情况。数据显示，中国家庭人情支出方面，全国平均水平为6051元，占总收入比的22.1%。城市平均为7837元，占总收入比的25.5%。中国家庭人情收入方面，全国平均水平为1944元，占总收入比的7.1%。城市平均为2305元，占总收入比的7.5%。 城市家庭资产远高于农村 10%家庭储蓄占总额74.9%
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8月，中国家庭资产平均为121.69万元，城市家庭平均为247.60万元，农村家庭平均为37.70万元。城市家庭中，金融资产11.2万元、其他非金融资产145.7万元、住房资产93万元，负债10.1万元、净资产237.5万元。相应的农村家庭数据为3.1万元、12.3万元、22.3万元、3.7万元、34万元。
报告显示，中国家庭负债平均为6.26万元，总体资产负债率为4.76%。其中，城市家庭平均负债100815元，农村家庭平均负债36504元。
一、美欧消费者金融调查的主要做法
（一）定期开展消费者金融调查。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SCF（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开始于1983年，由美联储统计部与财政部合作开展，主要对美国家庭的资产、负债、收入等金融情况进行调查，每3年进行一次。1992年起，数据收集工作由芝加哥大学的国民意见研究中心NORC（The National Opinion Research Center）进行。在欧洲，最早一些欧元国家也在本国范围内进行了居民财富调查；2006年，欧洲央行（ECB）设立了家庭金融和消费网络HFCN（Household Finance and Consumption Network），2010年在欧元区成员国统一开展家庭金融及消费调查HFCS（Household Finance and Consumption Survey）。欧洲自1989 年以来，该调查的问卷设计、抽样方法基本保持稳定，使得调查数据具有一定可比性。
（二）选取有代表性的调查样本。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采用两种随机抽样方法确定样本组成。首先采用多阶段区域概率法抽取样本，保证消费者分布的广泛性；其次，从富裕家庭中抽取部分补充样本。由于富裕家庭往往掌握着大量非公司业务和免税债权，这部分样本可以对未赋税收入进行补充说明。资料显示，最近一次SCF在2010年进行，总样本量为6492个，其中区域样本5012个，补充样本1480个。如表2所示，为使调查能够真实反映美国消费者的金融状况，NORC在数据收集过程中采取多种手段提高样本的代表性。HFCN对欧元区15个国家的超过62000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也采取类似的措施：一是加大对富裕家庭的抽样，因为在总财富分布中分位点较高的家庭占总财富的比例是相当高，同样负债也是高度集聚；二是对受访家庭没有回答或者不愿回答的问题，HFCN先对其数值的概率分布进行估计，然后采取多元技术进行赋值；三是将统计数据与国家以及其他研究机构的统计数据相比较。
（三）4项调查摸清消费者金融情况。美国和欧元区国家都从收入、资产、负债及净财富积累四个方面对消费者进行金融调查，能够较全面地掌握消费者的金融情况（见表3）。其中，美国收入方面的调查分三部分；资产调查包括金融调查和非金融调查；负债调查包括五个部分；净财富积累调查即资产与负债之差。为保证调查能够更真实反映情况，HFCN允许各国根据其文化、机构特点对调查表做出一些灵活变动。
（四）注重参与者的隐私保护，合理披露调查结果。美欧国家普遍重视对参与者隐私的保护，如美国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由美联储官网上对外，但调查报告仅披露消费者金融调查总括性数据。NORC也高度重视保护调查参与者的隐私，被调查者的姓名仅仅为NORC所知，而且从未出现过信息泄露事件。在欧元区，ECB在HFCS的调查报告中披露家庭资产、负债、财富、收入及消费指标等特征性事实，一系列关键指标数据也均及时对外披露。同时，被调查者就所有问题的回答都受欧盟隐私法的保护；在入户调查结束后，被调查者的姓名和地址将与调查金融信息相分离。
（五）规范调查数据使用。如美联储对数据用途进行审核，并邀请使用者对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做出反馈。ECB则从三个方面对数据使用进行规范（具体见表4），并要求数据使用者对调查以及调查数据做出反馈，反馈内容包括调查内容实用性、微观数据结构的适用性、对调查文件编集、调查内容改善、微观数据一致性等方面。
二、对我国的启示及建议
祝红梅（2011）对美国家庭近20年间的消费金融情况进行分析认为，美国是消费金融最发达的国家，消费金融在支持美国居民的强大消费能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资料显示，相关专业调查机构在美联储和财政部的授权和资助下，美国从1983年起每隔3年在全国范围内对居民家庭消费金融情况进行调查，然后组织专业人士对这些数据进行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其研究成果被广泛地应用于政府相关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多年来，这些数据及相关研究结论对美国政府及美联储等机构全面深入地掌握消费金融的状况、制定正确的政策、促进消费金融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消费金融发展迅速，特别我国经济从以往的出口带动型向需求拉动型转型的时期，消费金融将会得到新的发展机遇。为此，有必要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金融状况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和把握我国消费金融的发展现状，充分发挥其促进消费的积极作用。
中图分类号：F830.34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7-0058-06
一、引言
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家庭财产逐渐积累。金融资产作为农民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总量和结构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于农村金融资产相关问题的研究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目前，许多学者专门对我国城镇居民财产分布进行了研究（李实、魏众等，2005；梁运文、霍震等，2010）；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相关问题的研究却很少，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问题的研究更少，并且多集中在金融资产选择（史代敏，2005）与借贷需求方面 （周宗安，2010； 陈鹏，2011；张学勇，2010 ），很少有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结构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鉴于国内对农村居民金融资产相关问题研究的欠缺，笔者于2012年7月对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规模、结构进行了尽可能详细的入户调研，以期真实描绘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并从实证的角度分析研究金融资产的影响因素，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一定参考。
二、数据来源、指标选择与处理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调查组于2012年7月对我国9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农村居民家庭的实地调查，调查问卷主要涉及农户家庭财产总量及金融资产和构成，影响农户家庭金融资产总量的因素如家庭经济、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等。调查样本的抽样原则是：首先，按全国三大区域的划分，按地区人均收入排序后随机抽取样本省份，其中，东部地区3个省份为山东、江苏、福建，中部地区3个省份为河南、安徽、湖南，西部地区3个省份为甘肃、重庆、广西；其次，根据各省、市、自治区内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人均收入为基准，将样本省份的各个县排序，分别随机抽取东部地区7个县、中部地区8个县、西部地区6个县，共21个县进行实际调研；最后，在每个县，以调查者所居住乡村为基础，随机抽取农户为调查样本。按照各县的地级市归属，具体调查地点和访问户数如下：山东菏泽、滨州、济宁，江苏南通、苏州、扬州，福建泉州共计200户农村居民家庭； 河南郑州、信阳，安徽亳州、宿州、阜阳，湖南邵阳、湘潭、湘西共计200户农村居民家庭；甘肃平凉、陇西，重庆黔州，广西贺州、桂林、百色共计150户农村居民家庭。为尽可能保证问卷信息的真实可得性，调查组采用入户调查、当面访谈并回收问卷的形式，发放、回收问卷550份，其中有效问卷500份，有效率为90.9%。
文中所涉及的家庭金融资产是指剔除借贷行为后所剩余的金融净资产，包括居民家庭储蓄存款、手存现金、金融产品等，储蓄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和活期存款；金融产品具体指国债、股票、基金、保险等。居民家庭财产，主要指金融资产、住房估计价值（房产）、家庭耐用消费品估值和家庭生产经营资产。其中，房产价值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为房屋自身价值；另一部分为装修附加价值（调查测算过程中忽略了建筑面积用地价值），并以消费者价格指数作为通货膨胀率衡量指标，将数据进行了适当处理。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主要指非经营性家用汽车和购买原值在200元以上、产品寿命一年以上的耐用消费品，考虑到耐用消费品贬值速度较快，因此对其现值估计时采取30%的折旧率。家庭生产经营资产主要有家庭农机设备现值（对其现值估计时也采取30%的折旧率）、固定资产现值（扣除贷款）、自由流动资金等。
三、金融资产分布与构成
（一）金融资产规模与分布
调查数据表明，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户均值为37825元，与2007年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16459元相比有了大幅提高。但约有53%的被调查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位于平均水平之下，金融资产水平为4万元以下的比例达65%，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差异明显（见图1）。
同时，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性。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均值分别为47925元、40900元、21283元，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均值为西部地区的2.25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这主要源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性，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东、中、西部农村地区的贫富差异。
（二）金融资产结构
图3显示，储蓄存款在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构成比例最高，达到80.38%；其次为手存现金，为13.40%；金融产品所占比例最小，为6.22%。同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状况一样，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构成因地区不同也存在差异性，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过多集中在储蓄存款上是不争的事实，但各金融资产结构所占比例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差异。从整体来看，在储蓄存款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方面，西部农村地区比例最高，其次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最小；而手存现金占家庭金融资产的比例，东、中、西部相差不大；东部地区金融产品所占家庭金融资产比例为8.24%，这几乎为中部地区所占比例的两倍，是西部地区所占比例的两倍多，反映了东部农村居民在金融资产方面更加侧重于收益。相比2002年农村居民家庭金融产品资产几乎为0，现阶段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不单单局限于储蓄存款和手存现金，金融资产在结构和总量上也有了较大变化。
四、家庭金融资产分布影响因素研究
上文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总量分布和结构两个角度阐述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现状，但更为重要的是对金融资产分布影响因素的研究，即哪些因素造成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水平的差异。
（一）研究方法及模型设定
本文参照李实（2000）对我国居民家庭财产水平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的方法，将影响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的因素分为三类：居民家庭经济因素、居民家庭特征因素、外部环境因素等，其中家庭经济因素包括家庭年收入、家庭总财产、金融借贷行为、投资活动；家庭特征因素有户主年龄、受教育程度以及专业技能的掌握、家庭劳动力人数、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外部环境因素则取决于当地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东、中、西部区域性差异等。构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函数为：
[C=f（Y，F，E，μ）] （1）
其中C为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自然对数；Y代表居民家庭经济因素；F代表居民家庭特征因素；E为外部环境因素；μ为随机误差项。
影响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计量经济模型形式如下：
LnFin=β0+β1LnIncome+β2LnCapital+β3Dcs+β4Invest+β5Age+β6Age2 +β7Edu+β8Pros+β9Labs+β10Mcpc+β11Dum+μ （2）
其中，β0为回归截距项，β1为家庭收入的弹性系数，β2为家庭财产的弹性系数，βi（i=3，4，.....，11）表示回归系数，μ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对农村居民家庭调查所得的样本数据，对各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见表2），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对数平均值为10.34；家庭收入对数平均值为10.37；家庭借贷行为均值为0.29；投资活动均值为0.14；户主年龄平均值为2.4，表明年龄分布比较平均，平均年龄在45—55岁之间；户主受教育程度平均值为1.80，表明户主整体受教育程度较低；是否掌握专业技能平均值为0.19，传达出拥有专业技能的农村居民家庭并不多；家庭劳动力人数平均值为1.70；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平均值为0.13，说明在被调查家庭中，更多家庭成员属于普通群众，干部党员在农村家庭较少；地区虚拟变量平均值为2.10。
为控制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共线性问题，本文遵循李子奈（2011）提倡的计量经济学模型总体设定的唯一性与一般性原则，在回归模型方程中纳入所有可能对被解释变量（家庭金融资产水平）产生影响的解释变量（即表2所描述的自变量），即模型在估计时对不同类型控制变量进行分别回归，以减小共线性对模型估计的影响。
（二）实证分析结果及解释
综合上述分析，同时考虑：（1）采用截面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会出现异方差；（2）本调研样本数据相对较少，不能进行稳健性检验；（3）随机扰动项协方差未知，因此本文采用可行广义最小二乘法（FGLS）对模型（2）进行估计回归。计量软件为Stata12.0，具体估计结果见表3。
从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财产水平、家庭收入、金融借贷行为、家庭投资活动、户主专业技能、社会政治资本、家庭劳动力人数等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有正面影响，并且财产水平对其影响最大，其他依次递减；户主年龄及区域因素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有负面影响。
1. 家庭经济因素。本文实证结果显示，居民家庭财产对金融资产的影响最大，其次为家庭收入，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居民家庭财产不断积累，农户很少进行投资经营活动，更倾向于存款储蓄，这与图3中所反映的内容相符。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的增加，使得金融资产不断积累。本调查组所得数据显示，金融资产占家庭财产总量的百分比为44.12%，这与2002年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研究所得的12.3%（李实等，2005）、2007年奥尔多中心的27.65%（梁运文等，2010）等研究结果相比，有了较大提高。但金融资产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增长更多的是储蓄存款，农村居民家庭中较少进行投资经营活动，没有对现有资金进行充分的利用，投资观念较为淡薄，应充分调动农民投资的积极性。
计量回归模型显示投资经营活动及借贷行为均对金融资产产生正向促进效应。农户通过借贷行为进行投资经营活动，进而增加收入，家庭金融资产有所增加。从表4也可以看出，有金融借贷行为、投资经营活动的居民家庭金融资产较多，这与计量回归结果相符合。
2. 家庭特征因素。从表5可以看出，现阶段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符合生命周期理论，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金融资产呈倒“U”型分布。户主年龄从20岁到40岁，金融资产积累逐步增加，40岁左右达到峰值，45岁之后金融资产逐步下降。其中户主年龄在30岁以下金融资产均值为35823元，在30—45岁之间均值为44590元，在45—60岁之间均值为38181元，在60岁以上均值为26000元。表4中计量回归结果也显示年龄解释变量系数为正，年龄平方解释变量系数为负，这更好地拟合了生命周期理论。
对于农村居民家庭来说，财产的最大值应出现在劳动力身强力壮的中年时期，农村居民主要从事体力劳动，身体健康状况与劳动生产率正相关，身体状况良好往往意味着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有利于财产积累。一般情况下，农村居民青壮年时期，身体状况良好；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步迈入年老体衰的状况，收入会逐步减少甚至消失。另外，年龄的增长以及年轻时过度劳累损耗导致身体状况较差的个体通常需要较高的医疗开销，不利于财产的积累。身体状况良好的家庭财产不断增加，现阶段农村居民投资观念还比较淡薄，很少进行投资经营活动，对于收入的处理选择，除持有少量现金外，更多地倾向于储蓄，进而使得金融资产增加。随着年龄的增加，收入减少，金融资产也相应地减少。
户主受教育程度直接体现了家庭人力资本状况，表3显示，户主受教育程度对家庭金融资产积累有正向影响作用。从表5中可以看出，随着户主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家庭金融资产也相应增加，并且调查数据发现，在户主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中，储蓄存款占金融资产的比例为68.84%，远低于平均比例80.38%，而金融产品所占比例则为17.37%，高于6.22%的平均水平，可见，现阶段高学历农村居民家庭有了较高的金融投资观念。
专业技能的掌握、劳动力人数是户主家庭生产资本的体现，回归结果表明，其对金融资产均产生正向的影响作用。居民家庭拥有专业技能及更多的劳动力使得家庭生产力更高，能够获得更多的收入，从而家庭金融资产才能够不断积累。
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也有一定的正向影响。户主为党员干部身份能够运用更多的资源，可以降低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对农户信息不对称的不利影响，能够及时获得外部借贷支持，获得更多的借贷机会，解决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利于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充分体现了社会政治资本对于家庭金融资产积累的正效应。
3. 外部环境因素。计量回归结果显示，地区因素对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影响程度不同，差异性较大，这与表1的描述相符。经济较发达地区，家庭居民金融资产较多；经济欠发达地区家庭金融资产较少。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对全国550户农村居民家庭的调查，本文详细描绘了我国农村居民家庭2012年金融资产的分布、构成和主要特征，初步探讨了导致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水平差异的影响因素，通过对数据的详细分析与实证研究，得出了如下结论：
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积累不断增加，在家庭财产中所占的比例大幅上升，家庭收入与财产、借贷行为、投资经营活动等均是影响家庭金融资产规模的重要因素，且均产生正向促进作用，其中家庭财产因素对金融资产规模影响最大，其次为家庭收入，两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水平。但整体来看，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储蓄存款上，资金利用效率低，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有所变化，金融产品资产占有一定比例。
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符合生命周期理论：户主年龄从20岁到45岁，家庭金融资产积累逐步增加，40岁左右金融资产达到峰值，45岁之后，金融资产逐步下降。同时，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与户主受教育程度明显正相关，这从侧面肯定了教育对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改善。接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拥有更多的金融资产，并且在金融资产构成中，储蓄存款所占比例相对较低，金融产品所占比例较高，在金融资产保值增值方面有了更强的意识。家庭社会政治资本对家庭金融资产起正向促进作用。农村居民家庭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家庭金融资产也存在很大差异。
农村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是家庭财产构成的主要部分，改善金融资产结构，增加金融资产，要突破收入水平的约束，政府应当鼓励农户进行投资经营活动，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收入，同时还应从制度和政策上引导农村居民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选择行为，满足农村居民家庭的借贷需求，使更多的储蓄存款转换为流动资金，增加资金的流动性和收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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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家庭金融资产是居民家庭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选择家庭金融资产的行为，不仅与资本市场的波动重要关联，又对居民家庭提高财产性收入和生活水平密切相关。家庭金融资产的发展涉及宏观微观多个层面并发挥重要作用。2006年，Campbell第一次提出将家庭金融作为一个新的金融研究的重点领域，随后对其的研究在国内外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彭志龙（1998）、彭新育（2003）和李建军，田光宁（2001）从宏观层面研究居民选择家庭金融资产的行为，于蓉（2006），邹红，喻开志（2010）从微观角度分析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行为。我国是一个区域经济发展差别较大的国家，不同地区居民家庭对金融资产的选择特征有很大不同。为了突出江苏省居民家庭金融选择特征的区域特点，本文用通过调查得来的微观数据，研究江苏省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结构的现状，并分析江苏省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特征。这对于引导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分配家庭金融资产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现状分析
1.1 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文设计的调查问卷参考了北京奥尔多投资咨询中心的“投资者行为调查”、李心丹的“个体投资者问卷调查”等多个问卷，调查对象是江苏省18岁以上的城镇居民，问卷采用有目的的随机抽样的做法。2012-2013年共投放问卷1000份，实际回收821份，样本的回收率为82.1%。筛选的有效问卷一共705份，有效样本回收率为85.9%。分析有效样本的抽样结构可以看出，家庭的投资决策者男性多于女性，男性占比为64.80%，年龄只要是26-55岁的人群，被调查的居民以高中或中专以上的学历居多，超过50%的调查者具有本科以上受教育程度。超过一半的被调查者为已婚之家，家庭人口为3或4人，且家庭月收入在3000元-5000元之间的家庭为39.30%。从整体看，有效样本的调查结果基本服从正态分布的特征，抽样结构比较均匀合理。
1.2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构成
图1 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
从图1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组合可以看出，金融资产结构中储蓄存款和现金的
比重最高，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紧接其后，银行理财和保险类金融资产所占比重不高，债券的投资比重最小。储蓄存款是居民家庭的首要选择，所占比重是5120%，表明居民家庭金融资产最重要的部分是货币性资产，这因为其属于具有风险小、易变现特点固定收益类产品。浮动收益类金融产品股票占比为1272%，基金占比为988%，说明居民家庭对风险型金融产品的投资需求有所增加。保险在居民家庭金融资产中所占比重为543%，可能因其变现度差、投资期限长。由于居民家庭对理财产品了解较少和理财产品对投资者有最低的投资资金要求，居民家庭对理财这类固定收益类的产品投资比重较低，为385%。此外，债券占有家庭金融资产的投资比重为195%，包括黄金、外汇、期货等金融衍生品等在内的其他金融资产所占比重为65%，这与我国的金融衍生品和债券市场发展落后有关联。
2.江苏省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配置特征
2.1不同性别与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
从表1可以看出，男性和女性对于家庭金融资产的首要选择都是储蓄，在对储蓄和股票两项金融资产的配置比例上有所不同，女性居民投资的储蓄资产比男性高约4%，男性配置的股票比女性高2.57%，可见女性风险偏好性较小，偏好投资套期保值的项目，男性偏好风险，为获得较高的收益更愿意承受较大的风险。男性和女性对于风险的偏好程度不同也可以从其他各项金融资产的选择上反映出来。
2.2不同年龄与城镇居民家庭金融资产分布
美国城市研究所的研究显示，2001年和2004年55岁-64岁家庭中，如果计入社会保障和所有的退休计划和退休账户，社会保障资产占总资产的36％，退休金占26％，而自有房产净资产仅占22％。
而在中国的家庭金融数据中，工作单位预期发放的养老金未被计入总资产，但所占比重应该远远低于美国养老金在总资产中所占比重，大多数家庭还是部分依靠家庭储蓄或房产。由于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尚未完全覆盖且给付水平偏低，养老金所占比重就更低。
其次，比较各国居民资产，总资产固然是一个重要指标，平均值、中值更能体现人均财富实力。在更体现家庭资产实际水平的中位数上，美国高过中国10倍。另一方面，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财富的不平等远远大于收入的不平等。因此，各居民群体间的财富差异尤其值得关注。
美国消费者金融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社会各阶层的资产现状。比如城乡、地区间，不同教育程度、收入等级和财富等级的资产差异。比如2010年户主无高中学历的家庭净资产平均值为110700美元，中位数为16100美元。中国的某些弱势群体比如低收入、低教育家庭的净资产有可能远低于美国水平。
最后，尽管“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富”这一调查结果引来很多质疑声，但中国居民在资产储蓄方面确实也有优于美国居民的地方。美国家庭的储蓄率普遍偏低。在经济危机前，近三分之一家庭的流动性资产不足以维持在连续失业三个月情况下的贫困线生活水平。所以在经济危机发生后，大面积的长期失业加上储蓄不足引发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中国农村金融市场存在着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二元金融供给结构，不同地区这两种融资渠道的活跃程度不同，在很多地区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要比正规金融渠道的融资比例高。马晓青等（2012）研究发现，相较于江苏和四川的农户，河南的农户更倾向于非正规融资渠道，90%以上的农户的融入款项来自于亲戚朋友等非正规融资渠道。那么，为什么大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通过非正规渠道融入？农户在选择融资渠道时到底会受到哪些因素影响？中国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应该如何构建真正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户需要的农村金融体系？
在对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的研究中，考虑到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率往往受到政府干预而控制在较低的水平，国外主流观点通常对农户融资顺序作如下假设：农户在需要外源融资时，首先向正规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如果正规机构不能满足其需求，他们才会考虑非正规渠道。但Boucher and Guirkinger（2007）指出，银行通过抵押机制将贷款风险转移给了农民，这会使风险规避型的农户不愿意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从而选择无抵押无担保要求的民间融资。Kochar（1997）、Mushinski（1999）则强调非正规渠道在交易成本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有的借贷交易成本几乎为零，农户更愿意以较低的成本来获得贷款。Coleman（2006）研究表明，农村小额贷款目标上移，主要受益者仍是贫困人口中较为富裕的那一批人，而农村中有贷款需求的不仅仅是这些较为富裕的人，其他的相对比较贫困的农户就只能求助于非正规金融。Kazunari等（2010）指出，农户自营经济倾向于正式借贷作为其资金的稳定来源，但由于交易成本等因素，虽然他们的信贷规模较小，仍然被排斥在正规金融之外。Calum G.Turvey，R0ng K0ng（2010）通过对1500户农户的调查发现，超过67%的农户是从亲戚、朋友等非正规金融渠道借贷，非正规借贷是农户融资的首选。George Mawuli Akoandiar等（2013）运用Tobit、Logit模型分析得出，家庭规模、年龄、性别、婚姻状况、职业、收入等决定着农户金融市场参与度，地理特征是农户从金融市场获得金融服务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相比于城镇居民，农村住户更倾向于从非正式金融渠道获取金融服务。
国内研究方面，钱水土、陆会（2008）通过对温州农户借贷行为的调查分析发现，相对于正规金融而言，非正规金融更能满足不同收入等级农户多样化的资金需求，因此农户融资时更偏好于非正规金融。至于哪些因素会对农户融资渠道的选择造成影响，李锐、李超（2007）研究证明，户主的性别、受教育的最高年限对农户借款偏好的影响并不显著，家庭纯收入、所经营土地面积以及医疗卫生、教育总支出对农户借款偏好的影响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农户土地拥有量与其融资偏好存在正相关关系，即农户拥有的土地数量越大，越倾向于从正规金融机构融资。但是，马晓青等（2010）却得出农户土地拥有量对其融资偏好不存在显著影响的结论，证明了收入和教育程度较高、参加合作组织、担任村干部、拥有良好信用记录的农户更偏好于正规借贷；而在遭受灾害等收入冲击时，农户对非正规渠道的偏好增加；正规金融市场发展较差的地区，也会吸引更多的农户在融资时选择非正规渠道。褚保金等（2008）运用广义Logit模型对农户借贷渠道的选择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户主的教育年限、住房价值、社会资本等是影响农户正规和非正规借贷需求的主要因素，教育支出是影响农户非正规借贷需求的主要因素，播种面积、住房价值、家庭年总收入与获得正规借贷支持显著正相关。孔荣、衣明卉等（2011）通过对陕西、甘肃两省农户的调查分析认为，农户融资更偏好于非正规渠道，贷款程序的复杂程度、利率高低、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任水平、家庭文化等是导致农户不选择正规融资渠道的原因。赵建梅、刘玲玲（2013）研究发现：供给型和需求型信贷约束都显著地促进农户选择非正规金融。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农户融资渠道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做了许多有价值的探讨，但研究只是针对农户融入资金而对农户的资金融出情况都没有涉及，这不利于我们全面了解农村金融市场发展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河南省林州市农户融资（包括融入和融出）情况的实地调查，试图对本文开篇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二、传统农区农户融资现状调查
（一）调查情况介绍
本项调查时间为2013年1―2月，调查地点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传统农区――河南省林州市（县级市），包括姚村镇、合涧镇、任村镇和城郊乡的22个村庄。本次调查采用二次抽样法：第一次随机抽样确定调查地点，共调查了姚村镇6个村庄、合涧镇5个村庄、任村镇6个村庄、城郊乡5个村庄；第二次根据调查地点的居民收入分层抽样确定调查对象，按照一定的比例随机抽取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和高收入户，收回有效问卷共188份。在所调查的农户中，40―49岁的农民占39.9%，50一59岁的农民占39.4%；其中，文化程度为高中及高中以上的占13.8%，初中文化的占59.6%，小学及没上学的占26.6%，他们一般为被访农户的户主。由于目前农民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为了提高调查问卷的真实性，此次调查采用调查人员上门和入户调查方式，通过与被访人员交谈沟通后由调查人员填写调查问卷。
（二）农户融资现状
1.非正规金融是农户融入资金的主渠道
调查发现，为了满足生产、生活资金需求，大部分农户主要通过非正规金融渠道融入资金。表1是样本农户在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市场的借款情况表。其中，只发生非正规借款的农户比例为64.36%（包括民间无息和有息借款），而只发生正规金融机构借款的农户比例仅为1.60%，远远小于民间借款的比例。可见，农户在需要融资时，倾向于从非正规渠道获得资金。
本文使用的农户调查问卷对民间借贷区分了无息的友情借贷和民间有息借贷。无息友情借贷主要是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的互借贷，而民间有息借贷大部分是农户向民间金融组织或村里的富裕户、放贷者的借款。调查显示，发生无息借款的农户（在所调查的农户中参与有息借款的农户均有无息借款）共有122户，在所调查的农户中比例高达64.89%；参与民间有息借款的只有16家农户，比例较小，仅为8.5%。
非正规金融成为农户融入资金的主渠道，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户融入资金主要用于生活性开支，而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倾向于生产性融资。目前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很少有针对农户生活性融资的贷款项目，因此，当农户出现生活性资金短缺时，只有选择非正规融资渠道。如图1所示，样本农户通过非正规渠道借款用于子女上学、购建房、婚丧嫁娶的三项占比最高。
2.民间集资成为农户闲余资金的重要融出渠道
赵庆光（2013）认为，2010―2011年，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加大了对房地产业的限制，民间借贷市场需求由中小企业生产经营需求转向房地产规避政策限制性需求，从而推动了河南省民间借贷市场非理性、爆发式增长。在文本所调查的河南省林州市农村地区也证实了这个发现，所调查的188个样本农户中，有55.32%的农户（包含只参与民间集资和同时参与民间集资及互融资）参与了民间集资（见表2）。
该地区民间集资的利率在8%-20%不等，一些集资中介的利率高达30%。通过对样本农户集资情况的线性回归分析证实，高利率是吸引农户参与民间集资的首要因素。农民收入增加有了闲余却没有合适的投资渠道，是他们参与民间集资的重要原因。在回归分析中，将农户集资金额作为因变量，家庭人口数、户主文化程度、户主年龄、收入、集资利率作为自变量，回归结果如下：人口数、文化程度、年龄对于集资金额的影响均不显著，而农户收入和集资利率分别在5%、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集资金额有着显著的正影响（见表3）。
3.非正规融资渠道存在风险隐患
从农户融入资金来看，在所调查的农户中，互融资中只有35个农户在借入资金时采用写借条的方式，而且借条极不规范，大部分亲戚朋友之间借贷的借条只写明借款数额，没有具体约定借款期限；其余87户都是采用口头约定形式，他们完全凭借双方之间的情感和信誉行事，既无借据也无抵押担保，这种没有任何约束的借贷方式在互融资中占比高达71.3%。在民间有息借贷中，签订合同、请人担保的只有3户，其余的也都是采取借条形式。不规范的借贷方式，一旦出现借款人不能或不愿履约，出借方的权益将难以得到保障。
从农户融出资金来看，参与民间集资的样本农户，借贷手续也极不规范。调查中了解到，大部分参与民间集资的农户只是根据中介人的陈述来了解融资企业的状况，或只看过中介人出示的融资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以及企业与中介人签订的借贷合同，在得到未来收益许诺后就将资金交给中介人，坐等到期收取利息。出于对中介人的信任，这些农户自己并没有与融资企业签订借款合同或索要借条。这种集资方式在调查地区极为普遍，也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调查显示，参与民间集资的104户中，本金和利息都收回的仅有4户，仅占3.85%，本金和利息均无收回的有94户，占比90.38%（见表4）。
三、传统农区农户选择非正规融资渠道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般认为农民符合理性人的假设，但拥有较低利率的正规金融机构（如农村信用社等）并没有成为农户融资的首选，被调查的农户中，64.89%的农户在融入资金时和55.32%的农户在融出资金时选择了非正规融资渠道。那么，农户选择非正规融资渠道到底受到了哪些因素影响？
（一）研究假设
本文选择的是二元离散变量选择模型――Lo-gistic模型，将农户是否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融入资金作为被解释变量，如果是，则赋值为1；不是，则赋值为0。由逐步回归分析得知，融资用途对于农户选择非正规渠道融资非常显著，而在被调查地区中，农户融资用途多样化以及参与民间集资的现象比较普遍，故本文将农户融资用途中占比量较大的几项以及是否参与民间集资选为自变量进行分析。本文共选择了家庭人口数、户主年龄、户主文化程度、家庭近一年收入、融资是否用于子女上学、应付天灾人祸、购建房、婚丧嫁娶等以及是否参与民间集资作为自变量，并提出以下假设：
1.家庭人口数与农户融资行为成正向关系
在样本地区，农户的人均土地面积很少，资金主要来源于外出务工等工资性收入。家庭人口多，如果是男性人数多，可能农户家庭收入较高，但同时男性人数多意味着将来要花费更多的资金来购建房和结婚成家，这就增加了农户的融资需求；如果是女性人数多，则可能形成一人挣钱、多人消费的局面，尤其是当家庭在校子女人数较多时，就更增加了农户的融资需求。
2.户主年龄与农户融资行为成“凸型”关系
在所调查的农户中，40―50岁的调查对象的融资需求要高于其他年龄段的农户，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农户面临着子女教育、帮助子女成家以及赡养老人等诸多人生大问题。随着年龄的增长，户主的身体状况和劳动技能等有所下降，他们外出务工的机会和创收的能力以及偿债能力都会降低，融资能力和融资欲望也会随之下降。
3.家庭收入与农户的融资行为成反向关系
农户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说明农户的自身积累越多，拥有的财产和自有资金的规模越大，农户发生融资的可能性会降低。
4.参与民间集资与农户融资成正向关系
由于资金的趋利本性，样本农户中有55.32%在2010―2012年间参与了民间集资，但由于一系列因素，参与民间集资的农户中90.38%的农户没能收回本息，这大大减少了农户的自身积累，减少了农户的自有资金，导致农户融资的可能性会增加。主要变量描述见表5。
（二）结果分析
从以上实证结果可以看出：
（1）家庭人口数对农户非正规融资存在不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与假设“家庭人口数与农户融资行为成正向关系”相符合，家庭人口数多，相应地各类消费也会增多，农户就比较容易产生融资需求。
（2）户主文化程度对农户非正规融资有着不显著的正向影响。户主的文化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生产经营能力和对事物的认知水平。文化程度低，他们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机会就很少，于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非正规渠道。
（3）年龄对于农户非正规融资有着显著的负影响。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他们也越来越少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一个方面的可能原因是他们已有了一定的积累，自有资金可以满足自家的消费，另一方面的可能原因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创造收入和偿还债务的能力都下降了，因而，融资欲望和融资能力也随之降低。
（4）家庭收入对农户非正规融资有着显著的反向影响，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家庭收入越多，农户可支配的自有资金或积累资金相对较多，自有资金可以解决生产和生活问题，即便是内源融资不能完全满足需求，所需外源融资也不会太多。
（5）子女上学、购建房对于农户从非正规渠道融资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调查中发现，农户融资的目的主要是生活性开支，并且希望能够迅速及时得到满足，而正规金融机构对农户提供的主要是生产性贷款，并且贷款手续繁杂、耗时较长，这些都不符合农户的要求，因此农户大都通过非正规渠道满足自己的借贷需求。
（6）是否参与民间集资对农户从非正规金融渠道融资有着显著的反向关系，这与我们的假设不符。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参与民间集资的农户由于获得了集资的高利息回报，增加了自有资金，不需要借贷；二是参与民间集资的农户可能未来没有借贷意愿，或者是自有资金较多，拿出一部分参与集资对自己将来的消费不会造成影响，因而不需要借贷。
四、主要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对河南省林州市农户融资情况的实地调查发现，传统农区农户的融资需求层次比较低，大多集中在生活性需求上，而正规金融机构主要发放生产性贷款，因此，绝大部分农户通过向亲朋好友借款等非正规渠道来缓解资金短缺的困难；同时由于收入增加又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高风险的民间集资成为农户闲余资金的重要融出渠道。运用Logis-tic模型对农户选择非正规融资渠道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户主年龄、生活性融资、参与民间集资对农户选择非正规融资产生较显著的影响，而家庭人口数、文化程度的影响不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是：
（1）农村金融机构应注重金融创新，满足农户不同的融资需求。农村金融机构应不断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根据农户融资需求的动态变化，及时设计多元化、个性化的金融产品和信贷工具，尤其是要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包括农户建房、子女教育等生活性贷款产品，以满足农户不同的融资需求。针对农户家庭收入不稳定的现实情况，为了规避贷款风险，当地监管部门可以协助正规金融机构建立健全“农户征信体系”，对农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通过信用创建活动，正规金融机构全面掌握了农户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等信息，就可以有效简化贷款手续，满足农户随用随贷的需求；对于诚实守信、创收能力强的农户，还可以提高授信额度和扩展授信范围，通过不断创新来拓宽金融服务范围。
（2）建立多层次的中小农村金融机构，增加农户的投融资渠道。目前，我国在经济相对发达、城镇化程度比较高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扩大了金融服务的覆盖面，而在传统农区，由于地方财政实力比较弱，集体经济不够发达，这一类的中小金融机构尚未建立起来，农户可选择的投融资渠道较少。因此，传统农区中小金融机构的建立应该采取“省、市、县、镇”联动的机制，在全省范围内统筹安排，普遍建立起小额信贷公司、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邮政储蓄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多层次的中小农村金融机构，搭建满足农户投融资需求的区域性P2P小额贷款平台，增加农村地区的投融资渠道，让农户融资有更多的选择。
（3）加强对农户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教育。调查发现，86.7%的样本农户对金融知识和贷款政策不了解。农村地区尤其是传统农区的农民金融知识贫乏，成为阻碍他们获得融资的一道无形屏障。因此，应该加强对农户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一是政府宣传部门积极推动金融知识“上报纸、上电视、上电台、上网络”，促进广大农民在宽松的舆论环境中接受金融知识普及教育；二是各金融机构应当在普及金融知识教育中担当主角，开展“送金融知识下乡”活动，采取举办公益性金融知识展览、金融知识讲座、典型案例讲解等方式，宣传金融知识、传播金融理念，让农民普遍了解银行存款、银行贷款、国债等方面的知识，通过大力宣传提高农民对农村金融机构贷款政策的认知程度，鼓励农户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得融资服务。
（4）发挥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非正规金融以其独特的优势，为农户提供了正规金融机构难以企及的便利与服务，在维持农户日常生活、扩大生产经营活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政府监管部门应该引导非正规金融有序发展，对于非法集资、牟取暴利等扰乱金融市场的非正规借贷行为，坚决予以取缔；对于亲朋借贷的小规模信贷活动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但对此类金融活动中的契约应给予法律上的保护，促使其规范化发展，充分发挥非正规金融对正规金融的补充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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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小额信贷扶贫有效性
一、基本情况
此次调查问卷涉及五户农民家庭，其分别来自重庆市荣昌县古昌镇、仁义镇、昌元镇。被调查人员均为在典型丘陵区从事农业种植业的低收入家庭，其中部分家庭有外出打工的现象。据调查结果显示，所有被调查人员文化水平都在高中一下，文化水平较低。同时，被调查家庭显示出较高的恩
格尔系数，生活水平均较低。下表展示出各户家庭恩格尔系数。
二、需要关注的几个问题
（一）贫困农户金融服务边缘化。从上表可以看出，各农户家庭整体恩格尔系数均较高，大部分农户家庭处于贫困水平，从中可知，该区域大部分农户家庭均存在资金短缺甚至会遭遇入不敷出的情况，各农户家庭实际总体开支常常会高于其总体年收入，故大部分家庭存在缺钱和借钱的问题。而接下来的调查结果显示，几乎所有的家庭在面临资金窘境的情况下都会向自己亲友借款，而均不会选择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从中可以看出，开展金融机构小额信贷扶贫首当其冲的是必须解决农户的对金融机构的疑虑，因而对于开展农户小额信贷扶贫虽具有良好的理论前景，但实际操作则会遇到诸多问题，而农户对小额信贷的接受与否很大程度关乎此项政策的有效性。
（二）农村金融政策宣传存在盲区。农户对近期各地兴起的村镇银行知之甚少，大部分农户仅知道农村信用社一类的农村金融机构，因而对开展小额信贷的实施媒介也要进行评估，既要便于政策实施也要考虑到本地居民的接受能力。同时，从调查询问中发现，各农户家庭几乎对小额信贷及其政策毫不知情，这也暴露出政府在农村金融政策宣传上的缺失以及在农户中普及金融知识力度的不足，故几乎所有的农户都不了解小额信贷政策，因而小额信贷政策对于提高农户家庭的生产力水平及消费水平的能力尚且十分有限。
（三）传统观念影响农户金融消费心理。在调查中我注意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影响因素，即传统观念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农民自古崇尚节俭，故中国人自古以节约为核心价值观，故超前消费观念整虽在部分大城市被广泛接受，但中国广大农村家庭则根本不理解此种消费方式，同时也会对小额信贷产生疑虑，因而实际上在西部广大落后地区推行该项政策的效力尚且有限。深入调查显示，对信贷资金的分配，各户家庭也尚无一个清晰的认识，由此再一次暴露出农村金融宣传的缺失。
三、强化农村小额信贷服务的建议
针对本次调查存在的问题，为增强农村小额信贷服务的有效性，现对农村小额信贷政策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金融常识以及国家金融政策的宣传。在偏远农村地区针对农户家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户特别是偏远农村农户对农村金融政策和金融服务知识认知度，为开展农村小额贷款服务基础。
（二）完善农村金融机构设置。对农村地区金融机构要进行多样化发展，同时加深农户对其认识。农村金融机构是农村金融服务的基础，设置农村金融机构是提高农户金融服务有效性的前提。由于在偏远农村缺少相应金融机构，致使当地农户金融服务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ki.16723198.2017.04.045
改革开放以来，“三农”问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新农村建设逐渐成为我国科学发展的核心。随着广西新农村建设工作的不断推进，农民的收入大幅增加，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尤为显著，农民家庭盈余、闲置资金比逐年增长，农民进行生产、投资的领域在不断扩大。本文首先从广西农村实际情况出发，通过问卷调查、个人访谈等方式了解广西农户金融素质水平以及目前家庭理财现状，发现并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
1广西农户理财现状
本次组织的广西新农村农民现代金融知识及财富管理情况调查采取了网络问卷、访问问卷，个人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调查对象遍及南宁、桂林、柳州、北海、梧州、钦州、百色、防城港等广西的14个地区农民家庭。本次调查收回有效问卷合计910份，有效率928%。为了提高问卷的有效率，利用高校生源遍布广西各地的资源，组织院校学生利用假期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并指导问卷填写。
1.1受调查家庭的基本情况
参与本次调查的家庭大多数是4口之家，占受调查总数的42.9%，4人以上的家庭占40.1%，符合广西农村“大家庭”的特点。为了使调查结果更切合实际，在调查问卷发放时我们选择了解家庭财产状况，能够进行理财决策的家庭成员进行调查，年龄在25岁-60岁之间，并将其分为4个年龄层次，25-30岁的占282%，31-40岁147%，41-50岁占比最多，为421%，51岁以上151%。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的占495%，高中308%，11%为大专，88%为本科及以上。所从事的职业主要以农民为主，占5896%，乡镇干部（含乡镇事业单位）为12%，个体经营户956%，乡镇企业职工留守人员159%，其他职业分别有工人，司机、乡村教师、销售员、业务员、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占2629%。
1.2家庭收入情况
从收入方面看，家庭平均年收入分布情况如下：2万元以下占433%，2万-3万元占18%，4万-5万元占10%，5万-10万元占215%，10万-15万占35%，20-30万的为11%，30万元以上的为07%。通过分析，家庭收入与受调查人员的文化程度、年龄以及所从事职业在某些程度上有一定的相关性。平均年收入为2万元以下的家庭中：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占574%、其中667%的家庭以务农为主（这部分家庭主要从事小农生产）；学历为高中的调查对象减少到239%，大专为147，而本科只有41%。年收入在10万-15万元的家庭中，文化水平在初中及以下的占214%，高中429%，大专143%，本科214%；由于高中毕业的受调查人员大多目前年龄在40-50岁之间，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和社会经验，在收入较高的家庭中占有相当比例这个不足为奇，而大专与本科文化程度的受调查者大多比较年轻，年龄一般在30岁以下，社会经验与财富积累略少，因此在4万-5万，10万-25万这几个收入层次比重相对高中文化程度的农户少；但年收入在30万以上有75%的受访者文化层次在大专以上。
收入较高的家庭中，例如年收入达20万以上的家庭均是从事非农职业的个体经营户、乡镇企业职工或其他职业。其他职业主要包括司机、工人、销售人员、自由职业者等。当然，从事农业的家庭年收入在4万-20万元之间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部分家庭大多从事规模果蔬种植、动物养殖、苗圃种植、参与农村旅游项目经营等，并非只从事传统的小农劳作。而只从事传统小农种植的农民家庭，收入大多都不高。
1.3理财意识
从理财意识来看，686%的受调查者在存钱时想过让自己存款利息变多，314%的人没想过，这部分人主要集中在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受访者，占588%。可见理财意识会随着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强。
对于“你有过购买什么投资理财产品的经历吗？”这个问题，752%的受访者没买过，只有248%的人买过。但在随后的一个问题“你买过保险吗？”，有837%的人选择买过，主要购买的险种是医疗保险，占741%，其次是养老保险为284%，意外伤害险277%，农业保险143%，只有163%的人选择没买过。很显然，这些受调查者并不认为购买保险也属于理财的一种行为，所了解的金融知识不多。但同时也体现了保险尤其是医疗与养老保险在农村的普及程度已经相当高了。农民购买保险的意识在不断增强，842%的受访者认为购买保险对自己有好处，只有92%认为没用，66%的人不太清楚。
针对家庭目前实际经济情况，觉得有理财必要的受访者为456%，有365%觉得不太了解理财知识，不敢盲目理财，只有179%认为没必要。可见有相当大一部分农民是存在理财需求，对于不太了解理财知识，不敢盲目理财的这部分家庭，说明部分农民也是理性的，不盲从、不冒进，并非只是外界所评价的“保守”。只要对理财知识有足够多的了解，相信会有很大一部分家庭，会加入到投资理财的队伍当中。
1.4家庭收入分配情况
从对“现在的家庭收入分配情况现状满意程度”来看，“一般”的家庭为455%，“不满意”为22%，“没有明显感觉”为178%，“满意”的家庭仅为147%。从学历层次来分析，对家庭收入分配现状不满意的受访者，学历大多为初中及以下，占到不满意者受访者比例的561%，而选择“没有感觉”的也大多在该学历层次，占选择该项受访者的581%。选择“满意”的家庭中，大多数为专科及以上学历，占432%。由此可见，文化水平越高，越懂得如何以自己满意的方式合理的分配家庭收入，文化水平越低的家庭，由于不知道如何投资理财，不清楚何种分配方式适合自己，因此对于想要改善家庭收入状况的家庭来说，大多感觉“不满意”。另一部分家庭由于学历层次低理财意识淡薄，对家庭收入如何合理分配，表现出没有计划、不在意等态度，因此选择“没有感觉”也大多在这部分人当中。
1.5投资偏好
“如果您有一定的收入，您首先想到的财产保存形式是？”对于该问题，受访者选择买或建房子的为385%，存银行的为369%，买保险的仅为04%，选择创业的占174%，投资股票债券基金的也仅为57%，选“其他”的为35%，主要槊窦浣璐。对农村居民而言，当收入得到提高后，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农户会优先考虑修建房屋，这导致农户会将收入中很大一部分投资于房屋，影响了其他资产的投资，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农户投资结构的优化，减缓了农户收入的增加。对于目前已经购买的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表1。
通过对以上数据进一步分析，学历层次在初中及以下的家庭中，偏好选择定期存款、保险、房产，分别占选择该产品家庭中的54.8%、55%以及46.7%。而对于收藏、信托、股票的选择则为0。与此相反的是，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家庭，已购买的理财产品主要是外汇、国债、股票基金、收藏等，占该选项比例分别为87.5%、75%、35.7%、75%。而高中学历的受访者相对于以上两个学历层次的投资特点来说，两者兼而有之。由此可见，学历层次低的家庭，偏好投资无风险或低风险资产，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理财方式多样，但更偏好于收益率高，风险相对高的理财产品。
2农户理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广西大部分农村位处山区，存在着“老、少、边、山、穷”等特点，大多仍然以“小农式”生产为主，通过调查分析，广西农户在投资理财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2.1缺乏投资理财的资金
收入是决定投资理财的重要因素，在大多数家庭中，只有较为稳定的收入来源，在保证自己的基本生活需求之外仍有盈余，才会有理财的需求。虽然“三农”问题在近年来一直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农村居民的收入也不断增加，但总体收入水平仍然偏低。在调查中，年平均收入5万元以下的家庭占了53.3%，10万以上的家庭才有5.3%，不少农户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收入大多来自传统的养殖、种植以及外出务工等。去除日常生活支出、教育、医疗、人情等开支外，家庭收入剩余不多，这是农村投资理财市场难以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
2.2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缺乏投资理财意识，抗风险能力弱
在本次调查中，几乎一半的受访者文化程度都在初中及以下，为49.5%，素质相对较低，观念也比较落后，他们大多数不了解投资政策，不懂得计算投资收益、识别以及分析风险。多数农民只懂得以传统的方式将钱存入银行获得利息收入，或者用以民间借贷从中获利。因为理财意识和技能的缺乏，没很多农民没有理财的规划和打算，不少农村地区还出现了赌博风气盛行的情况，试图以不正当的方式积累财富，影响恶劣。此外，在农村推广理财产品的业务人员为了个人业绩，将不合适的产品推荐给农民，做出不实的宣传或不充分揭示产品风险的情况屡见不鲜。由于信息不对称，不懂识别风险，农民往往在不足够了解的情况下购买了理财产品，一旦出现问题就容易产生纠纷，会给银行和农户带来法律风险。
2.3农村金融市场发展仍然滞后
广西农村理财环境差，主要表现在：（1）营业网点少，金融理财基础设施落后。目前农村金融市场较常见的一般只有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的营业网点，除此之外几乎没有长期稳定的专业理财队伍驻扎农村，引导农民投资者设计理财规划。同时，当代金融投资理财市场的发展需要依托各种现代化网络信息技术平台，例如理财软件、网上银行、电子银行等，但因为多方原因，金融机构投入少，造成农村营业网点的营业条件差。（2）网络、宽带不够普及，导致投资理财信息难以在农村的推广。（3）农村金融服务人才匮乏，素质普遍不高。由于交通不便、经营环境差、工作开展难度大等原因，乡镇的金融人才、机构非常少，尤其是边远山区更是无人问津，比如一些保险公司、证券公司的人员，几乎都不愿意到农村去销售理财产品，很多刚毕业的大学生也大多不情愿到乡镇基层金融机构工作。
2.4针对农户的投资理财产品和投资渠道少
目前广西各农村地区正在开办的投资理财产品，大多是针对城镇居民设计的，并没有考虑到农村地区的特点和农户收入的实际情况，因此大多理财产品无人问津，形同虚设。而且理财产品种类也非常少，例如当前有城市已广泛普及的业务品种：银行卡业务、代客理财业务、电子银行等，在农村地区仍未发展起来，导致农户投资渠道匮乏。农民的收入由于受生产周期和季节的限制，具有不确定性，资金闲置时间短，而金融机构推出的理财产品大多要求投资起点高，投资周期长，不符合农民的实际投资需求，即使有闲钱想投资，也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理财产品。
3提高农民金融素质，优化农户理财方式的对策
3.1多渠道着手，提高农户金融素质
（1）高校充分发挥社会服务职能，利用高校资源与相关部门合作，定期下乡开展金融知识教育与宣传。地方高校与地方政府以及金融机构合作，组织师资到农村开办理财讲座，免费举办培训班，也可组织金融类专业大学利用假期下乡开展金融知识宣传服务工作，组织农民开展金融投资理财知识竞赛等相关活动。
（2）地方政府与村镇金融机构合作，建立金融知识宣传服务站。
可在各个村镇建立金融知识宣传服务站，邀请村镇金融机构专业人员或乡村干部和村小学教师为金融知识宣传员，举办金融知识讲座、建立便民金融知识宣传橱窗等形式进行金融知识宣传。结合农村金融改革试点工作的农村信用体系、支付体系、保险体系建设等，开展多种形式的金融知识培训，义务指导农民进行一些简易的理财操作，激发并引导他们的理财需求。也可以通过建立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聚集农民闲散资金，通过合作社专业人员参与指导，组织农民进行投资理财，这不仅能拓宽农民投资理财的渠道，还有利于解决某些理财产品金额起点高的问题。
（3）不断壮大农村金融服务人才队伍。通过加大宣传力度，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参与到农村金融工作中来，包括鼓励志愿者结合自身服务优势和业余时间主动开展志愿服务，为普及金融知识提供强大的后备力量。此外，高校应有针对性地开设农村金融理财的课程，面向农村大力培养和输送有技能、应用型的农村金融理财优秀服务人才。
（4）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媒体，进一步完善和丰富宣传手段。充分利用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电视、报纸、电台、网络等覆盖全社会的媒体反复向公众进行宣传。例如可与电视台合作，制作金融知识宣传片、在政府网站开设投资理财知识宣传栏等。也可将金融知识普及列入学生教育的内容，在中小学阶段可有针对性地开设形式新颖、内容实用的金融通识教育课程。积极推广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重点宣传金融支持创业致富典型，提高受众群众学习投入金惠工程的主动自愿意识。
3.2加强农户风险意识培训
结合人民银行、银监会及各家商业银行的金融知识宣传开展工作，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宣传、反假币、征信等业务宣传工作，扩大金融知识宣传教育工作面，提高农户L险意识。此外，政府应委派专业人员下乡，对于那些不了解情况，又有迫切需求的农民群众，组织起来统一进行培训，引导农民合法理财，促进农村金融理财行业健康持续发展。对于那些违规的理财渠道，如、赌博和违规高息揽储等，政府应从严治理，加大执法力度，完善当前金融法规制度体系，约束和禁止理财市场的违法行为。
3.3建立一套有效的信用机制，通过金融扶贫提高农户收入
政府与金融机构应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建立一套有效的农户信用评定机制，评定农户信用等级。随着“精准扶贫”工作的大力开展，扶贫工作目前基本实现信息化管理，可将扶贫信息与农户信用信息结合对农户进行信用等级评定。制定符合地方实际情况的信用评级标准，评定信用户，使金融机构通过农户系统“精准扶贫”功能模块，全面掌握贫困农户状况，了解脱贫致富资金需求，为农民脱贫致富打下基础。只有农户收入提高了，农村金融理财市场才有更大的发展的潜力。
3.4农户资产理财建议
3.4.1制定合理的投资计划
农户在理财时，制定投资计划能躲避风险。投资计划中，应将投资方式、投资比例进行合理组合，结合自身家庭的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养老、教育、医疗、投资理财资金等，注重财产保全，分散投资风险。投资方式的选择应视个人情况而定，农户一定要有自己的主见，不能盲目从众，在不影响个人正常生活的前提下进行理性投资。
3.4.2选择合适的投资组合
由于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同，理财目标也不尽相同，农户在选择投资组合时，应根据自己的个性、所能承担的风险、成本、期望收益率等选择不同的投资组合，比如：（1）冒险型组合。这种投资组合的资金投资比例分配为储蓄、保险约20%，债券、基金约20%，股票、期货、房地产、外汇等投资为50%左右，呈倒金字塔结构。该投资组合适合家庭收入高，没有后顾之忧的家庭。投机成分相对较重，风险高，但收益率也高。（2）稳健型组合。这种组合资金投资分配比大概为：保险、储蓄投资约为40%，债券约20%，股票、基金约20%，其他投资约20%左右。此种组合适用于中等以上收入水平的家庭，风险承受能力相对较大，希望获得比平均收益更高回报率的投资者。市场经济环境变化万千，每个人的致富方式都不一样，在当前环境下，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促进农村金融市场的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一条符合自己的理财道路，不要盲目从众，更不要盲目投资。广西农户首先要提高自己的金融素质、风险意识，掌握基本的投资理财技能，才能在当前农村金融改革环境下走出一条自己的理财致富之路。
关键词：贫困农户；借款行为；NGO小额贷款
基金项目：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ZST12-2）；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HB2011QR53）
作者简介：李菲雅（1982-），女，江苏扬州人，经济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政治教育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数理统计研究。
中图分类号：F832.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2-0038-06收稿日期：2013-04-14
农户是农村市场经济的主要参与者，也是农村金融市场的需求者，其发展需要靠金融资源的支持。在目前农村金融资源配给有限、农户信贷需求抑制条件下，合理配置农村金融资源，有效满足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的融资需求，是消除农村贫困、促进农村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现实问题。
一、问题提出
有效的金融支撑是促进贫困农户发展的必要条件。20世纪70年代，由孟加拉吉大港大学・尤努斯教授创办的格莱珉银行，通过有效的信贷约束机制，为穷人提供微型贷款，帮助穷人发展生产、脱贫致富。目前，这种以贫困或中低收入群体为特定目标并提供小额度持续信贷服务的形式，已经从世界某些区域扩展到几乎整个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杜晓山，2004；李明贤 等，2008）。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小额信贷作为我国扶贫的重要方式之一，由各种金融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开展实施，并逐渐在大多数地区推广。作为缓解贫困农户金融抑制的方式，小额信贷对贫困农户的借款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贫困农户的贷款偏好看，冯旭芳（2007）认为，非正规信贷具有贷款形式简单、灵活方便及交易成本低等特点，它有效改善了正规金融缺位的局面，成为农户融资的重要渠道；但从融资偏好和借贷预期看，贫困地区农户更倾向于选择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或国家政策性扶贫贷款来满足其信贷需求，这与贷款的稳定性、长期性和救济性等特征密切相关。非政府组织扶贫贷款的针对性、稳定性、低成本性同样迎合了贫困农户的融资偏好，它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贫困农户的贷款需求，对增加农户收入也起到一定促进作用。王春蕊等（2010）从实证角度分析了幸福工程项目对贫困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认为项目盈利对贫困农户家庭收入的贡献率达到9.42%。Ssendi（2009）利用小业主贷款融资项目（SELF）检验了坦桑尼亚农村地区小额信贷的扶贫作用，认为SELF项目有助于提升贫困妇女经营小型项目的能力，但从长远看对增加家庭财富的作用不明显。Kotir等（2009）利用加纳西部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小额信贷与农户发展的关系，认为小额信贷有利于提高家庭生产率和增加财富，但对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的作用不大。
已有研究对农户借款行为给予了广泛关注，取得诸多成果。综合来看，目前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的研究仍有待拓展，尤其是对一些非政府组织（NGO）扶贫贷款与贫困农户借款行为的关系问题，还需深入研究。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当NGO扶贫贷款介入后，是否意味着其他途径的借贷发生率将会降低？NGO扶贫贷款又将如何影响贫困农户的借款决策及借款额度？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贫困农户的借款需求及行为取向，同时也能使NGO小额贷款更好地发挥扶贫功效，这对破解贫困农户金融约束、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接受NGO小额贷款前后贫困农户的借款行为特征
（一）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1年10月河北省幸福工程项目跟踪调查数据①。调查内容涉及受助者个人、家庭基本情况、受助前后家庭生产经营情况、受助前后农户小额信贷情况（包括NGO项目扶贫贷款以及农户其他途径借款等情况）。按照分层抽样和整群抽样相结合的原则，调查组从河北省抽取7个贫困县，分别为阜平、易县、平泉、怀安、武邑、巨鹿和赞皇县，按照项目运行周期从各项目县中抽取试点村，对试点村中项目户进行全面调查。调查方式以调查员入户为主。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830份（第一次714份，第二次116份），收回有效问卷822份，回收率为99.04%。从调查地区类型看，山区农户占51.88%，平原农户占48.12%。由于项目户接受NGO扶贫贷款的时间分布各不相同，为了消除贷款时间差异影响，本文以接受NGO项目扶贫贷款的时间为界限，分析贫困农户受助前年内（接受NGO扶贫贷款前1年内）和受助后年内（接受NGO扶贫贷款后1年内）借款情况。
（二）受助前后贫困农户借款行为特征
从调查来看，接受NGO扶贫贷款前后，贫困农户的借款行为发生了较大改变。
1.借款户数及额度的变化
借款户数总量减少，单户借款额度增加。接受NGO小额贷款前，有35.15%的贫困农户有过借款记录；受助后，仅有14.50%的农户有过借款记录，较受助前下降了近21个百分点。从借款额度看，受助前，贫困农户年内借款总额259.88万元，户均借款额0.90万元；受助后，贫困农户年内借款总额164.52万元，户均借款额1.38万元，较受助前借款总额减少95.36万元，户均借款额增加0.48万元。
2.借款来源的变化
受助前，贫困农户年内借款主要以私人借贷为主，私人有利息和无利息借款合计占69.05%；其次为农村信用社，占28.17%；来自农行/农发行、其他民间组织以及其他渠道的借款所占比例较低，仅为2.78%。受助后，贫困农户年内借款主要来源于其他途径②和信用社，分别占50.0%和41.35%；私人借款仅占5.77%；农行/农发行、其他民间组织借款所占比例仍然偏低，仅为2.98%。
3.借款用途的变化
农户借款用途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用于生产性经营的支出增大。受助前，农户借款用于家庭生产性经营支出的占54.62%；用于子女上学的占13.08%；用于日常消费支出的占12.19%；用于大病治疗的占11.15%；用于盖房和婚嫁的占6.92%和1.54%。受助后，贫困农户用于家庭生产性经营支出的比例增大，为78.64%，较受助前增加24个百分点；其次，主要用于子女上学支出；用于日常消费支出、看病、盖房、婚嫁的比例较受助前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可见，受助后更多的贫困农户将借款用于生产活动、项目经营，而不是单纯地用于家庭日常消费支出，这有利于贫困农户自身能力建设。
三、NGO小额信贷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一般而言，借款行为通常包含借款决策和做出决策后的借款额度。本文主要从借款决策和借款额度两方面分析NGO小额贷款对受助前后贫困农户借款行为的影响。
（一）NGO小额信贷对受助前后农户借款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1.变量选择与模型设定
因本次调查只涉及NGO小额贷款项目户，缺少非项目户对比情况，在模型设定过程中需要考虑项目实施前后外在环境对农户借款行为的影响。例如，项目实施期间，农村金融政策或国家扶贫政策变化等外在因素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产生的影响。从调查情况看，由于调查对象为农村贫困户，其接受NGO扶贫项目救助的时间主要分布在2000年～2009年，每个项目运作周期为2～3年，除了政策性或项目扶贫外，这些贫困农户能够获得的金融资源非常有限。考虑到调查样本的特殊性和代表性，同时也为了排除政策变化的可能影响，我们以救助前后1年内为界限（1年内金融或扶贫政策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的影响微乎其微）设定因变量，将农户借款决策分为4种：受助前后都无借款（BRL=0，ARL=0）、受助前有借款、受助后无借款（BRL=1，ARL=0）、受助前无借款、受助后有借款（BRL=0，ARL=1）、受助前后都有借款（BRL=1，ARL=1），分别用j=1，2，3，4表示。
户主作为家庭领导者，对借款决策有着直接影响；同时，家庭状况也是不可缺少的影响因素。考虑到贫困农户自身特点以及各变量之间的共线性问题，在变量的选择上，主要选取户主个人及家庭特征作为自变量。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我们假定，农户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做出借款决策。令Uij是农户i选择第j个类别的效用，Vj是第j个类别的观测效用，受类别本身特质ωj以及决策者自身特征xi的影响，即
误差项εij包含了无法观测到的影响农户借款决策的随机因素，则有如下表达式
那么，决策者i选择第j个类别的概率为
进一步假定εij（j=1，2，3，4）服从logistic分布，不同家庭做出借款决策相互独立，即家庭之间的借款行为互不影响，则
根据极大似然估计法，通过对上式似然函数最大化，可求得模型参数β的值。
2.模型的估计结果
本文将受助前后都没有借款的家庭（BRL=0，ARL=0）作为对比组，通过控制个人和家庭特征变量来分析受助前后农户借款决策的影响因素，其回归结果见表2。
从回归结果看，户主个人特征、家庭人口构成以及居住地类型对受助前后农户年内借款决策均有显著影响，家庭耕地面积、户主有无技能对家庭年内借款决策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1）从户主个人特征来看，与受助前后都没有借款的家庭相比，户主年龄对受助前后农户的借款决策影响显著。户主年龄每增加10岁，受助前家庭借款发生概率将会增加7.48%，受助前后均发生借款的概率增加52.6%和4.42%。这说明年龄较大的户主在抚养子女、赡养老人及维持家庭发展方面承担有更多责任，家庭支出项目较多，除了维持正常的家庭生产和日常消费支出外，他们还要担负子女高等教育及子女婚嫁等费用支出，因而相对于年轻者，其家庭发生借款的概率更大。户主作为家庭领导者和主要劳动力，其身体状况对受助后农户借款有着显著影响。相对于救助前后都没有借款的农户，身体健康的户主较身体不健康的户主，受助前和受助后其家庭借款的概率均显著降低。此外，文化水平较高的户主在接受NGO小额贷款后，其家庭借款概率将会降低。
（2）从家庭人口构成来看，相对于受助前后家庭都没有借款而言，家庭人口构成对农户借款决策影响显著。受助后，有外出打工的农户，其家庭借款概率将会降低，即外出务工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家庭资金需求，进而降低贫困农户借款概率。从家庭人口数看，家庭人口规模与借款概率呈正向变动关系，家庭成员每增加1人，受助前后农户借款概率均会增加。
（3）从居住地类型看，与受助前后农户均没有借款相比，居住在平原的农户较山区农户，其受助前有借款、受助后无借款、受助前后均有借款的概率明显降低。这表明NGO扶贫贷款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贫困农户的贷款需求，它通过帮助贫困农户发展项目，短期内提高了其家庭收入水平，降低了贫困农户的借款概率，且对平原农户借款行为的影响较山区农户更为明显。同时表明，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交通不便，山区贫困农户对资金的需求更为迫切，但山区农户的金融抑制也相对更为严重。
（二）NGO小额信贷对受助前后家庭借款额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前文中我们只比较了受助前后农户借款决策的影响因素，NGO小额贷款对家庭借款额度的影响还需进一步验证。
我们设定因变量为受助前后家庭借款额度的变化，即Y=受助前借款额-受助后借款额-NGO小额贷款额。如果Y>0，则记为1，表示NGO小额贷款减少了家庭借款额度；Y≤0，则记为0，表示NGO小额贷款未能减少家庭借款额度，这样受助前后农户借款额度的增减变化成为一个＼[0，1＼]变量。同时，我们将户主个人、家庭特征以及项目经营状况等作为自变量纳入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P为受助前后贫困农户家庭借款增减概率，为模型解释变量。Xhouseholder表示户主个人特征，Xfamily表示家庭特征，Xinvest表示家庭项目投资总额。δ是无法观测到的影响农户借款额的随机因素，假定δ服从标准正态分布。
在此，本文利用最小二乘估计（OLS）和二元离散变量（Logit）模型，对受助前后农户借款额变动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所得结果见表3。
OLS与二元Logit模型中自变量回归系数的变动方向类似。从回归结果看，户主年龄、职业类型对受助前后家庭借款额的增减有着显著影响，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加，受助前后农户借款总额也会增大。相对其他经营类别而言，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的户主，其家庭借款总额增加的概率将会降低。户主的健康、文化水平、有无技能、家庭人口规模、耕地面积以及项目投资总额对受助前后农户借款总额未产生显著影响。
从家庭特征变量看，房屋作为家庭主要财富，对农户借款额度增减变动影响显著。受助前，房屋价值对农户借款总额增加有显著的正影响；受助后，房屋价值对农户借款总额增加有显著负影响。即受助前房屋价值越高，受助前家庭借款额高于受助后借款额的概率就越大；受助后房屋价值越高，受助前家庭借款额高于受助后借款额的概率就越小。这表明，其一，对于贫困农户而言，受助前房屋价值越大，意味着家庭用于修建住房的支出越高，这会增加贫困农户的借款概率；其二，接受NGO小额贷款后，很多农户都能够在短期内脱贫，其中部分受助前已建新房的农户将不会增加对住房的支出，没有修建新房的农户也积累了一定的建房资本，受助后即使修建住房也不用借款，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农户借款概率。
四、结论及对策建议
受各种因素制约，贫困农户借款面临多重困难。本文通过河北省NGO小额信贷扶贫项目调查数据，对贫困农户借款行为进行分析，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分类帮扶，完善小额信贷对象瞄准机制。实证研究表明，户主年龄、健康状况、文化水平对受助前后贫困农户借款行为影响显著，尤其是处在壮年时期的贫困农户，他们承担着抚育子女、赡养父母的重任，对小额信贷的需求更为强烈。在资金有限的条件下，应采取分类帮扶模式，将小额贷款重点投向壮年期的贫困农户。可以贫困农户生产经营状况和还款情况为依据，对于项目经营好和还款及时的贫困农户，给予其持续性贷款扶助，以缓解资金紧缺，快速帮助他们发展生产、脱贫致富。
二是健全机制，促进小额信贷可持续发展。小额信贷通过帮助贫困农户发展项目，能够在短期内增加农户收入，使农户积累资本，具备向正规金融贷款的条件；它改变了农户的借款行为，使其借款由私人转向了信用社和其他途径，对缓解农村金融抑制、繁荣农村经济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今后，应进一步完善小额信贷运行机制，坚持“小额、滚动、持续”的原则，不断扩大帮扶群体和覆盖面，促进小额信贷的可持续运行，为贫困群体提供金融支持。
中图分类号：F3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3）07-0079-03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3.07.19
一、家庭农场经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从全省18个市县抽样选取89家家庭农场作为样本，涵盖种植业、养殖业、种养业结合三类，其中种植业46家，养殖业32家，种养业结合11家。2013年3月末，样本农场的总经营面积34139亩，最大面积4500亩，最小面积20亩，户均383.6亩；总劳动力人数2846人，其中家庭成员609人，占比21.4%，常年雇工2165人，占比78.6%；已在工商部门注册21家，占比23.6%；总贷款额度3462万元，户均获得贷款38.9万元；2012年全年总收入8494万元，户均95.4万元。
二、家庭农场金融需求的主要特征
（一）家庭农场融资需求规模较大，但满足度不高
家庭农场多由当地有实力的农村致富带头人经营，本身具有一定的资金实力，但由于生产规模普遍较大，家庭农场资金需求量远大于普通农户。调查显示，89家家庭农场合计融资需求达7692万元，户均86.4万元，未能满足贷款需求占比为39.5%。如昌江县某种养农场以养黑山羊为主，主打“乌烈羊”品牌，自筹资金150万元建设羊圈厂房，同时购母种羊需要资金300万元，而农村信用社仅提供100万元的信贷支持；某家庭农场拟增养种猪150头及配套设施建设所需资金300万元左右，金融机构贷款难以满足其资金需求。
（二）家庭农场融资期限长短结合，结构多元化
与农户主要以短期融资需求为主不同，家庭农场种养农产品的结构差异较大，既有短期内就能获得收益的农产品（如家禽、鱼虾等），也有需要三年以上才能获得收益的农产品（如芒果、橡胶、绿橙等）。因此，家庭农场既有季节性较强的短期融资需求，又有较大规模的中长期融资需求，融资呈现多元化特征。调查显示，短期融资主要用于购买种苗、化肥、农药、大棚等生产资料，期限一般为6～12月，在生产周期融资、收获周期还贷，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特征。如昌江县某家庭农场承包20亩虾池养殖海虾，每年养殖两季，投放种苗需要资金20万元以上，贷款期限为3～6月。长期融资主要用于平整土地、扩大生产规模和农机具购买等长期投资，期限为1～5年。如临高县某深海养殖场，每个海上网箱需要投资20万元，由于海水养殖金昌鱼的利润较高，该场主扩大养殖规模的意愿较强，目前准备再扩大30个网箱规模，需要2.5年左右的融资700万元。
（三）家庭农场经营风险大，融资成本承受能力有限
农业具有典型弱质产业的特点，家庭农场从事种植养殖业，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较大，尤其海南省属热带台风高发区，台风灾害带来的损失巨大，经营利润水平总体不高。近年来，海南省主要农产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如橡胶的干胶收购价从2011年的4.5万元/吨，跌到目前的1.3万元/吨；槟榔果实最高收购价为11元/公斤，最低时为4.4元/公斤；辣椒收购价格一度跌至0.1元/斤），同时人工成本、农业生产资料和物流成本也有较大幅度的上涨，家庭农场经营压力较大。尤其2013年4月开始爆发的H7N9禽流感疫情，对海南省家禽养殖业打击较大，部分家庭农场经营难以为继。在正常情况下，种植业年利润率为7%～25%左右，畜禽饲养业为8%～22%左右，水域养殖业为10%～23%左右，一旦出现农产品价格暴跌和自然灾害频繁，家庭农场将面临严重亏损，难以承受较高的融资成本。
（四）家庭农场融资首选自有资金，农业保险需求意愿强
调查显示，家庭农场在生产经营中自有资金占比57.5%，银行或农村信用社贷款占30%，民间借贷占12.5%。相对农户经营而言，家庭农场经营规模更大、投资周期更长，经营项目受天气、疫病、自然灾害等因素影响较大。因此，家庭农场对农业保险认知度更高，尤其是规模较大的家庭农场对农业保险分散化解风险的需求较强。
（五）家庭农场生产性融资需求占主导
调查显示，海南省家庭农场融资用于扩大生产规模和维持正常资金周转的在样本中占比为61%，用于基础设施改造的占10%，用于农产品收购资金的占29%。
三、金融支持家庭农场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近年来，海南省金融机构逐步加大涉农贷款的投放力度，相继推出林权抵押贷款、“一卡通”贷款、农村妇女贷款、“一抵通”贷款、联保贷款、小额农户贷款等，并加大对家庭农场的支持力度。2013年3月末，89家家庭农场合计贷款规模3462万元，户均贷款38.9万元。但目前金融机构缺乏专门面向家庭农场的授信管理办法，对其发放贷款一般参照农户贷款的做法，家庭农场贷款存在如下问题。
（一）贷款额度不能适应家庭农场大额资金需求
调查显示，89家家庭农场资金满足度仅为60.5%，其中种植业、畜禽饲养业和水域养殖业分别为67.5%、53.4%和58.1%，金融机构对农户贷款实行单户限额管理。如三亚市农业银行个人生产经营贷款最高额度100万元（必须要有抵押物抵押），农户信用贷款3万元，农户联保贷款最高额度5万元；邮储银行农户联保贷款最高额度为10万元；金凤凰村镇银行农户贷款最高50万元。定安县农村信用社信用贷款在5万元内，5户以上的联保贷款授信额度控制在10万元之内，10万元以上的贷款必须具备规定的抵押品作为抵押。而本次调查的家庭农场户均融资需求超过80万元，且多数家庭农场不具有有效抵押物，即使获得金融机构贷款，其贷款额度仍然偏低，难以满足家庭农场大额资金需求。因此，部分家庭农场在银行贷款之外寻求民间融资，如乐东县调查的5户家庭农场中有2户采取“自筹资金+银行贷款+民间借贷”的融资方式来解决资金短缺问题。
（二）家庭农场贷款手续繁琐，影响季节性信贷资金需求
家庭农场申请银行贷款时，如果是老客户或实力较强的大户，一般从申请到审批完贷款程序大约需要10天，如果是新客户或实力一般的客户需要一个月才能完成审批。由于部分家庭农场资金使用以季节性为主，一旦不用便归还了银行贷款，下次再需要贷款时又要重新申请，这样就会出现一年申请多次贷款的情况。如定安县某种养大户，旺季资金量最大时投入生产资金100万元，信用社批贷额度只有70万元，期限为一年，受季节性资金周转影响，半年后农户提前归还了30万元，两个月后又需要周转资金想借回30万元，这时就必须重新申请贷款，而且原则上原有抵押物不能重复进行抵押，换成办理“一抵通”贷款则需要具备一定的抵押条件。
（三）现有贷款期限不适应农业生产周期需要
调查显示，61%的家庭农场希望贷款期限能够延长。目前海南省农业银行对农户贷款的授信为3年，贷款期限1年；农信社的农户贷款期限从3个月-5年不等；村镇银行农户贷款期限为3个月-12个月。除农信社外，其他涉农金融机构农户贷款期限最长为1年，难以适应农业生产周期需要。
（四）家庭农场融资成本普遍较高
调查显示，有85%的家庭农场认为银行贷款利息高，希望降低融资成本。如邮储银行贷款利率执行14.6%，金凤凰村镇银行和农信社贷款利率均执行12%，分别是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的2.37倍和1.95倍。乐东县农村信用社规定50万元以上的贷款，其利率在基准利率上提高2至3个百分点，而种植养殖大户的贷款大多数都在50万以上，其利率大概在10%左右，明显高于同等规模企业的贷款利率。
（五）家庭农场缺乏有效抵押担保资产，难以获得信贷支持
家庭农场一般是承包大面积的土地来进行经营，由于没有可用于担保的设备、厂房、房产，而土地在目前政策法规制度下只拥有承包经营权而无所有权，不能作为贷款抵押物，农场主所拥有的资产不满足金融机构要求的抵押或质押物要求。调查显示，75%的家庭农场认为贷款难的主要原因是缺少合格抵押或质押物，83%的家庭农场希望能放宽抵质押等担保要求。如三亚市某养殖大户目前有100万元融资需求，其养殖水产品的网箱，产值约20万元/个，现拥有120个网箱，产值约2400万元，但由于这些网箱不是合格抵押资产，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乐东县60%的家庭农场所能提供的抵质押资产是活体畜禽和农产品，但金融机构并不认可这些抵押资产。因此，许多缺乏有效担保抵押物的家庭农场只能依靠联保获得贷款，乐东县种植大户洪启球为获得贷款，与6户村民通过互保形式组成信用联盟，从农业银行获得5万元的贷款。
四、改进家庭农场金融服务的建议
（一）积极探索，创新家庭农场的信贷模式
一是政府有关部门应研究出台家庭农场注册或认定的相关制度规定，明确家庭农场的法律地位、认定标准、设立登记等相关内容，使家庭农场成为独立的承贷主体。二是金融机构应探索开办农业订单贷款、信用贷款、农机具抵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和利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或承包经营权进行质押融资等贷款方式，加大对家庭农场融资支持力度。三是金融机构应制定专门针对家庭农场的授信管理办法，对家庭农场融资的额度、期限和贷款利率制定具体操作细则，有效满足家庭农场融资需求。四是加强对家庭农场的金融服务，尤其是帮助家庭农场充分利用资金往来活动，密切与银行之间的业务关系，提高信用等级，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便利融资和支付服务。
（二）重点扶持，加大家庭农场的信贷投入
金融机构要加大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力度。一是开展家庭农场信用等级评定，对信用等级高的家庭农场给予一定的授信额度，并在人民银行允许的浮动区间内给予一定利率优惠。二是要指导家庭农场利用上下游业务关联，创新服务方式，尤其是大力推广原材料供应方担保、采购方担保、订单质押、仓单质押等供应链融资方式。三是对引进新产品、新技术的家庭农场要区别对待，通过重点扶持、创新信贷品种、简化信贷手续等手段，引导和改善新型家庭农场的经营结构水平，进一步促进现代农业稳步健康发展。
（三）壮大县域担保机构，加强家庭农场的担保服务
针对县级信贷担保机构担保基金较小，大部分已丧失担保能力，建议加快重组整合进程，尽快恢复其担保能力。地方政府、行业协会应积极组织和发动农业企业集资参股，壮大市县担保机构的担保能力，有条件的市县还可以考虑组建商业性质或互助合作性质的担保机构，联合涉农金融机构为符合贷款条件的家庭农场提供担保融资服务支持。同时，地方政府应对支持家庭农场力度较大的金融机构给予税收减免、财政奖补等扶持措施，正向激励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积极性，有财力的地方政府可考虑由财政出资设立家庭农场专项发展基金，用于家庭农场贷款担保和还贷周转。
（四）尽快建立和完善政策性保险和商业保险相结合的农业保险体系
农业生产的风险较大，需要公共财政给予支持。因此，应建立以政策性保险为主、商业保险为补充的农业保险体系[1]。政府在加大政策性保险投入的同时，应在资金、税收、再保险等方面给予支持和鼓励，引导商业保险进入农业产业化、种养业等领域[2]；另一方面，政府有关部门应积极探索开发新的农业保险险种，增加农险市场的有效供给，满足广大种养殖户的迫切需求，增强其风险抵御能力[3]。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