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樊浩在《
其次，在《基》中，作者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并且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就在于他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将基因技术的伦理问题由“技术革命”视域，转换至“道德哲学革命”视域；由针锋相对的伦理批评抑或消极防御型的伦理战略，变换为积极的道德哲学准备；从固守或改良常规伦理学，变为积极探索和建构发展伦理学。正是通过这种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基》文作者能将他所看见的新场域的空缺或空白展现出来：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是由他的看所引起的，而是他在其所处的场域进行反思的过程；另一方面揭示了基因技术的道德哲学革命客观必然性(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无论人类采取阻止和反对都无济于事，同时，对于主体而言，也具存不可回避性：“基因技术第一次试图改变并且最终可能会彻底地改变人的主观自然。基因技术并不像以往技术进步那样，只是改变人的生活方式，而是试图改变人的存在形态，颠覆人类文明和人的伦理道德的人性基础。面对即将开始的‘造人’技术运动，人类社会在技术文明史上空前一致地拉响了伦理警报，但现在的伦理反映似乎从一开始就陷入某种悖论之中：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要么在新技术的挺进面前信心不足甚至苍白无力，要么为它推波助澜。”另外，所有这一切由基因技术引发的道德哲学革命都是在理论结构变化的辨证危机中发生的。然而，《基》文作者认为，在这种变化中，并不意味着伦理学在基因技术面前完全无所作为，或一筹 莫展，而是需要一种更富有远见、更具创造性的伦理反映，更超越地确立自己的文化使命。在伦理批评和伦理战略之外，人类社会需要更长远地进行伦理规划，这就是针对可能出现的“新人”形态和文明形态进行必要的伦理准备。这正是历史赋予伦理学理论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对于伦理学工作者而言，必须在新的场域明确自己的新使命，因为由于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人”存在的自然形态，人及其家庭的自然血缘关系，即将或正在发生改变。基因技术对人类文明和人类的道德生活、伦理关系的影响将是根本的和全局性的，伦理学在为这种改变提供批评性的伦理互动和参与性的伦理战略之外，不仅应当为“新人”基础上产生的新的道德世界和伦理世界进行文化准备，更应该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
再者，如何为新的伦理文明形态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在《基》中，作者通过提出新理论问题式并且进行了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进而廓清基因伦理学的视野：不是常规伦理学，而是发展伦理学。在《基》文作者看来，“常规伦理学”(基于“常规伦理道德”的伦理学)不足以积极能动而又富有远见地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难题。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机会与风险联系得如此紧密：人类在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的过程中，面临着对自己创造的文明的两难选择：要么放弃彻底提升人类文明的机会，要么承受颠覆以往全部人类文明的风险——如果听任基因技术自发发展，其最后结果也许是使迄今为止的全部人类文明成为“史前文明”。面对这一文明史上从未遇见的两难选择，库尔特·拜尔茨认为“如果我们缺少采取行动所需要的足够的智慧，那么真正的智慧就是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对此，《基》文作者从发展伦理学的视野指出，人类在这种两难选择的过程中，一方面的确需要以一种审慎的乃至偏于保守的态度，战战兢兢地进行自己的文化选择：但另一方面，人类更需要一种主动的和积极的战略——洞察时变，着手为新的文化根据地奠基，为解决新的文明课题进行道德哲学方面的准备。因为，基因技术的迅速扩张与应用已经是“采取行动”了并将继续“采取行动”，而“不采取行动”所能做的，只是以政治规约和文化抵抗为技术行为划定一个最后的“底线”。但是面对基因技术已经开始改变人类文明的现实，伦理学的战略反映，不能仅仅是固守自己已经遭遇袭击的阵地，而应做出上述的基于基因技术的发展伦理学视野的积极准备。这样，才能超越技术一伦理对立中的任何极端的或虚无的立场，既不把基因技术面临的决策压力仅当作习惯的和传统的压力，也不片面地以既有的道德价值拒绝和彻底怀疑新的技术，而是以对待人类及其文明“发展”能力的乐观态度，在“发展”中探讨和解决基因技术的伦理冲突和道德难题。因为“发展伦理学应对基因技术最重要的伦理反映，不是出于是文明忧患的伦理批评，也不是实用性地提出解决具体问题的伦理战略，而是以它们为基础的对于‘发展’了的社会文明的伦理建构。”而这种伦理建构，在《基》文作者看来，正是作为否定性的“道德哲学革命形态”的基因伦理的肯定性本质。
二、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
在《基》中，作者从历史与现实或者从道德哲学与基因技术两个维度，对道德哲学革命何以发生展开了哲学辨析。实际上，这是他之所以能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的道德哲学与科学基础。
首先，他从中西方道德哲学史的比较中，探寻了“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何以成为道德哲学的基础。
一是他考察了作为近代道德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其中无论是精神现象学的复原，法哲学的分析，还是历史哲学的再现，“自然人”(即家庭中诞生的“男人和女人”)和由“自然人”组成的“自然家庭”，都是道德和伦理的最初的出发点，是道德世界、伦理世界，同时也是道德哲学的两个互为前提、相互过渡的基础。就黑格尔的道德哲学体系而言，它回答了我们所试图探讨的两个问题：(1)“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是”道德哲学的基础；(2)“自然人”—(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自然家庭”“为何是”道德哲学的基础。在他的论述中，合理内核显而易见。
二是他着重考察了在
其次，《基》文作者从现实的维度，探讨基因技术在其发展过程中，是如何颠覆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从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的?他依据基因技术的发展趋势及其应用前景，勾画了基因技术对未来伦理道德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影响可能呈现的三种样态即渐进一质变一灾变，其中基因一治疗技术渐进地影响和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生殖技术质变地改变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基因一克隆技术突变甚至灾变地改变人及其自然本质。因此，基因技术作用的最后结局，是包括伦理道德在内的人类文明具有革命意义甚至颠覆意义的转折，因而也是到目前为止的人类一切道德哲学的终结。
就基因一治疗技术而言，尽管目前被人们认为最具建设性意义，但是《基》文作者更深一层地探察到，其伦理后果及其对人类文明的长远影响，不在于基因伦理学家们已经指出的其内所潜在的那些伦理风险，而在于与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相关的深刻隐患。因为基因治疗可以理解为在基因水平上进行疾病的治疗干预，它在医治一些危及人类生命存在与生命质量的重大疾病，在一些遗传的病治疗方面，具有造福人类的广泛应用前景。但是，由于它是通 过体细胞或生殖细胞的途径达到治疗目的，不仅基因的表达及其控制难以预期，而且基因水平的治疗也会导致人的自然本性局部性和数量上的改变，这种改变透过婚姻关系可能导致自然血缘关系的紊乱与错乱。在潜在状态，即未被人们自觉意识的状态，它将影响人类社会的自然秩序，尤其影响长期进化过程中通过以姓氏为标识的血缘关系的自然区分而形成的人种繁衍的合理性，由潜在的、无意识的、局部的“”而影响人种繁衍的质量；一旦进入自在状态，即基因水平上人的自然本质的部分改变为人们所意识和自觉，又势必透过伦理心理而影响人类的伦理关系和伦理生活。
再就基因一生殖技术而言，它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影响向前进了一步。正如一些基因伦理学家所发现的那样，基因一生殖技术的文明实质是“充当上帝”，正如格罗伯斯太因所说：“从贬义的用法上讲，‘充当上帝’的说法含有我们像上帝那样做出决定，但却没有上帝那样无所不知的智慧的意思。”虽然人类自诞生始就未停止过透过婚姻和其他选择途径对生殖过程的干预，但只是属于“按哲学原则生殖”的文化、政治和社会努力，与基因技术对生殖过程的干预具有异质性。基因生殖技术使人的自然体在相当程度上为技术所支配，《基》文作者诙谐地称之为人类由“育种员”变为育种的“工程师”，从而导致人的自然本性与人的能动性在伦理学上的巨大分裂。“由于基因和生殖工程的发展而引起的忧虑之根源在于下述事实：通过它们得以实现的干预所涉及的不是随便一种中性价值的物质，而是关系到一向被视为‘神圣’的、具有自身道德和美学价值的人和自然体，亦即人的本质。”所以，它被批评者指责为违反自然，“严重危及到人的本质及与其相关的人道、人性本身。”
更令人关注的是“克隆人”，它不仅是人的无性生殖，而且是对人的复制。《基》文作者指出，这将是对人及其家庭的自然本质的灾变性的颠覆。这种“灾变性的颠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在技术上，由于现有的文明智慧还难以阻止克隆人可能导致的不可逆转的严重后果，因而这种技术应用对人类文明造成的后果将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另一方面，由于现有文明的主体和基础——自然人和自然的家庭已被颠覆，正如库尔特·拜尔茨所说：“不管这需要多长时间，但今天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早晚有一天，能够通过技术对人进行彻底的‘改良’。”因而既有人类文明的基础以及奠基于其上的价值便发生动摇并将最终被颠覆，包括道德哲学在内的现有的一切人类文明将最后终结。因此，《基》文作者预警性地断言，“基因技术已经将人类厉史带到一个革命性转折的重大进程中”。
三、“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
如上所述，由于基因技术由改变人及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庭的自然本质而导致道德哲学革命，那么面对基因技术所导致的人类文明的革命性转折，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是什么?《基》文作者根据基因技术道德哲学革命将经历从量变和质变的过程，进而对伦理的未来前景和道德哲学的未来形态进行展望：由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而导致的“不自然的伦理”和“不自然的道德哲学”，到“克隆人”阶段，将是“无自然的伦理”和“无自然的道德哲学”。而人类首先面对、即将面对并将长期面对的基因技术形态，是基因一治疗技术和基因一生殖技术及其“不自然”原则。因此追问“‘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何以可能?”是《基》文作者沉思未来道德哲学形态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他突破已有问题以及同已有问题联系起来的视域，提出了新理论问题式并且实现问题式转换的“场域变换”理论诉求。
所谓“不自然”是从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由自然而然到人工即人为干预或人工控制的转变过程中的生成样态，这种样态介乎于“全自然”与“无自然”之间，因而仍然“有自然”，甚至相当程度上仍然是“自然”，它只是相对于基因技术应用于人之前的那种未被技术改造的“全自然”而言。因此，《基》文作者将其描述为“‘自然一技术’共生互动的‘不完全自然’状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自然”则是人完全为基因技术所创造和控制的状态。
首先，《基》文作者揭示了“不自然的伦理形态”之所以可能的存在论意义上的必然性。这与“不自然人”即人作为生物体的生成方式和生成过程的自然本质为基因技术所局部地和部分地改变的人的存在密切相关。这种“不自然人”具有双重属性：自然本性与技术本性。与此相对应，“不自然人”既有出于血缘的生物性遗传的自然关系，又有出于基因改造的技术人的关系结构。由于生物性的血缘关系是以姓氏为文化标识，而非血缘的“技术人”之间的关系则可能以基因技术为标识，因而，《基》文作者强调，为了不致造成人种繁衍方面的隐患，未来的人及其家庭成员可能需要有两个“姓氏”：作为血缘标识的姓氏与作为基因技术标识的姓氏。由于“不自然人”虽然消解了原有的“纯自然”(自然生命及其家庭关系)，但又未达到完全的“技术”(人工生命及其家庭关系)，而是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在同一个生命体和同一个家庭实体中混和共存，同生互动，因而就生成了“不自然的伦理关系”。
从基因技术的发展与应用的趋势来看，以“自然人”—“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形态，到彻底的克隆人阶段，人完全由基因技术创造或复制，其伦理形态则是以“技术人”(人工生命)—“技术家庭”(人工生命家庭)为基础“无自然的伦理”形态，在人类没有足够的智慧对克隆人技术进行合理有效的控制之前，只能通过政治法律途径对之“严防死守”。在这个意义上，“无自然的伦理”对我们来说，尚处于“六合之外”，可以暂且“存而不论”。而“自然人”(或自然生命体)与被基因改造过的“技术人”(或人工生命体)在同一个人、同一个社会文明中将长期共存，与之相对应，通过对以“自然人”一“自然家庭”为基础的“自然伦理”的辩证否定而即将诞生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这种自然生命与人工生命、自然人与技术人共生互动的“不自然的伦理”形态，将是基因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最现实、持存历史可能最为漫长的一种伦理形态，因而最应当被关注，也最迫切地需要进行前瞻性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3-0240-02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工程活动也成为影响国计民生的重要因素。然而，高歌猛进的工程活动在快速增强我国国力使我国的面貌日新月异的同时，也暴露出许多伦理问题。比如：在工程的设计过程中，片面强调经济因素，忽视了对人文环境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在工程的决策过程中，服从于长官意志，不经过公开、科学的决策程序；在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不遵循严格的规章制度，偷工减料、以次充好，造成严重的质量事故……引发以上种种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作为工程活动的主体，工程师群体在这些问题上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这就涉及工程师的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工程师如果仅仅满足于掌握专业知识，而不具备与专业活动相关的伦理准则和道德判断，不能从宏观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职业责任，就不能真正理解服务对象的利益，也不能很好处理各种责任之间的冲突。作为我国培养工程师的重要力量，理工科院校当然应该对这些问题进行反思。
一、理工科院校加强工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
现代工程技术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影响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这就要求工程师在专业技术知识之外掌握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具备较高的思想道德素养，从而在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的精神，坚守道德底线。理工科院校的毕业生很大一部分将从事各类工程技术工作，学校应在保证专业教育质量的同时，加强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尤其是工程伦理道德方面的教育。
1.工程伦理教育是回应时展的要求
工程是以一系列科学知识为依托，应用这些科学知识并结合经验的判断，经济地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服务的一门专门技术。当今工程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强，在一定程度已经左右了世界。这种发展其实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为善，亦可为恶。工程技术改善了人们的生活，为人类创造出越来越舒适的生活环境，与此同时，其副作用也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如果不能有效地规避，就可能对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巨大灾难。原子能的发现，是人类能源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但是原子能技术用于战争，却可以让数十万数百万人瞬间灰飞烟灭。工程技术蕴含着的巨大力量，使得全社会不能不关注运用工程技术的人具有什么样的道德观。也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开始了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关注、重视和研究。工程伦理教育的作用，就是帮助未来的工程师形成正确的工程观，遏制工程行槠面的经济追求，使学生做好准备，在未来的工程活动中担负起维护人类共同利益的使命。
2.工程伦理教育是道德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国各级各类教育都强调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道德行为的引导，道德教育不应是空泛的说教和教条的灌输，应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未来的发展。理工科院校大学生的未来职业选择多是各种工程技术工作，道德教育应结合学生未来的职业发展进行组织，工程伦理教育自然应该成为这类高校德育的重要内容。工程伦理教育是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或是结合在具体的专业中进行的，要使学生在学习工程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很自然地接受在工程设计、实施、评估和验收中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将道德教育融入专业教育之中，生动具体，说服力强，可以润物无声地将一般性的伦理原则转化为大学生自身的道德准则和道德信仰，起到良好的教育效果。通过工程伦理教育，使大学生――未来的工程师既获得了“做事”的学问，也获得了“做人”的学问，促进了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并对大学生今后的专业行为与专业态度产生长期与持续的影响。
二、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渗透工程伦理教育
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具体到学校的课程设置，我们看到还有很多理工科院校并未专门开设这一课程。也许，对于教育管理者而言，从“识”到“行”，还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另外，工程伦理教育师资的缺乏，恐怕也是现实的问题。尽管单独开设工程伦理课程是大势所趋，但面对现实，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进行工程伦理教育恐怕是多数理工科院校最现实最经济的选择。即便今后理工科院校普遍开设了专门的工程伦理课程，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道德教育内容，与该门课程也不应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而应是相互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陈兴文教授提出，为加强和改进理工科专业大学生工程伦理教学现状，应根据工科类专业教学特点构建“三层次”的工程伦理教育教学体系：基础层次、专业层次、实践层次。其中的基础层次，正是通过思想道德修养课、专业导论课和部分通识选修课来帮助新入学的学生树立基本的职业道德责任感和职业道德意识。
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中加入工程伦理教育的内容
思政课本来就是高校德育的主阵地，四门主干课程都包含道德教育的内容，在大一新生中普遍开设了专门的“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理工科院校可以将工程伦理的内容加入其中，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密切结合不同专业学生的实际，直面工程伦理教育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在思政课上尽可能多地引入工程伦理的素材、问题及视角。可以利用工程伦理领域的示范性事件或榜样性人物给学生传递正能量，将工程伦理予以升华，将正义、高尚、善良等品质融入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既强化了学生工程伦理方面的修养，也完成了一般性的道德教育。思政课教师应注意不断总结成功的教学经验，将工程伦理内核予以集中概括和心理固化，帮助学生把工程伦理的规范与对高尚人生的追求高度统一起来，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和工程伦理教育的双重目标。
2.要加强专业课教师和思政课教师的交流与合作
要使思政课中的工程伦理教育切实有效，就要把该课程同专业课相结合，抓住学生所关心的问题。学校应创造条件鼓励和促进这种合作与交流。这种交流对思政课教师而言是一种尝试和挑战，甚至可能对思政课教师构成一种压力，但这是大势所趋，不能避免。当前的高校思政课普遍面临学生接受程度不高的困难，其主要原因就是学生觉得思政课无助于将来的职业生涯。思政课教师承担基础层次的工程伦理教育，不失为走出原有困境的新思路。
3.通过案例教学进行工程伦理教育
案例教学不同于一般的对道德规则的简单解释，其优势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的伦理实践能力的培养上。所谓案例教学，是指通过真实或虚构的事件展示具体的道德困境，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案，给学生以生动直观的印象，让学生置身于一个具体的伦理情境中去思考问题、表达观点。肖平教授认为：我们所提出的主要原则和结论，大多不是来自理当如此的逻辑推理，而是来自对大量真实案例的分析与总结。在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理论知识对案例进行剖析，教会学生如何运用理论知识去分析、解决实际的伦理问题。通过分析、展示一些触目惊心的反面案例，提醒学生在未来的工程实践活动中坚决抵制那些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如偷工减料、破坏环境等。也可以将学生分成不同的小组，选择一些具有可讨论性的案例或话题，正反双方进行辩论，在彼此问难、质证的过程中，学生可以更好地厘清自己的思路，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观点。
4.引导学生利用网络资源
今天的互联网已经成为研究和学习不可或缺的工具。教师可以引导学生有效利用搜索引擎，各大学数据库，从网络上获取工程伦理知识。以中国伦理学会网站为例，该网站有一个道德实践版块，收集了许多有价值的案例资料。教师可以在其中选择合适的案例课上和学生讨论，也可以引导学生课下自己研究这些代表性案例，并在经验交流版块和专家进行探讨，以提升学生解决伦理问题的能力。利用网络资源不应局限于国内，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通过网络获取国外的工程伦理学习资源，英语世界的一些伦理中心很注重通过网络来传播伦理知识。美国伊利诺理工大学（IIT）的职业伦理研究中心下属的图书馆，提供了大量的职业道德规范文档，均可在线使用。另外，随着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mooc）的迅速推广，远程教育变得触手可及，思政课教师可以和学生一起，选择网上课程一起学习，或请学校教务部门购买相关课程，由本校思政课教师担任助教，辅导学生学习。
三、推动工程伦理教育的专业化
当今国际上对工程教育的评价是一个多元的价值观评价，将工程本身和其相关的各方利益群体进行综合博弈满足各方价值诉求，是工程伦理的具体体现。我国的卓越工程师计划和工程教育认证也已将工程伦理教育作为重要评价指标和观测点。加强理工科院校的工程伦理教育，推动工程伦理教育专业化，也是势在必行。我们应该看到，思政课仅仅是“三层次”工程伦理教育教学体系中的基础层次，虽然重要且不可或缺，但专业层次和实践层次的工程伦理教育，还是应在具备条件之后渐次进行。理工科院校应将开设正规化、常规化的工程伦理课程作为教学改革的重点。同时还要加强对工程伦理问题的研究，培训工程伦理学方面的专职教师和研究人员。
总之，我们不能幻想工程伦理学教育会彻底解决我国目前工程领域存在的种种伦理问题，但推进工程伦理教育的工作一定要做，要坚信这么做一定会有成效。因为，任何一个合格的工程师都应该理解工程师的职业职责和伦理责任；应该知道工程师的工作是如何影响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应该知道本专业的伦理准则以及适用于本专业的法律和安全标准；应该具有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和选择。正如爱因斯坦所言：“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
参考文I：
[1]郭世明，冯小云.工程概论[M].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1：1.
[2]肖平.工程伦理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
[3]曹南燕.对中国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的思考[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5）：37-39.
作为一个独立学科的工程伦理学，开创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迄今为止，美国工程伦理学在 理论框架的完善性和实践应用的有效性两方面均居于工程伦理学科的领先地位。美国工程伦 理学系统的理论框架是该学科独立性和成熟性的主要标志，它以增强工程职业的道德自主能 力为主要目标，针对工程伦理决策问题，依据西方伦理学基本理论、道德经验和法律体系所公 认的伦理原则进行理解和分析，并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策略体系。 相应地，美国工程伦理学在实践应用方面也非常有效，主要体现为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和 工程领域中伦理问题的有效解决。那么，为什么工程伦理学首先产生于美国，而不是在其他国 家?为什么工程伦理学在美国得以全面发展?美国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哪些方面对工程伦理学 科的确立和工程伦理学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明晰这些问题，对于我国 的工程伦理理论体系建构、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确立以及制定和推行工程伦理规范具有很大的 启发意义。本文试从一种社会学的视角来具体分析美国工程伦理学赖以确立和发展的文化历 史和社会认识背景。
一、 西方文化思想的传承
1. 专家治国思想的延续
专家治国论(technocracy)，来自于希腊文techne(技术)和kratos(权力)，这一概念表示要建 立技术专家的政治，其特点是不以某一阶级的“私利”作为基础，而是以科学技术作为基础来 管理社会，技术专家成为管理者［1］。专家治国思想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产生，柏拉 图认为，哲学家是最具理性和智慧的人，应该成为统治者，武士勇敢应成为管理者，而劳动者则 处于最低的生产者的地位。这种专家治国思想在此后的西方思想传承中逐渐明晰，并不断完 善。英国哲学家F.培根在他的《新大西岛》中阐述了技术活动兴旺发达、技术专家治国治民 的思想。圣西门则明确提出“专家治国论”思想。他认为，过去的社会是军事社会，其中主要 的人物是牧师、武士和封建主;而将来的社会则是一个工业社会，它是以有条理、有系统的方 式把技术知识应用于社会事务，所以治理新社会的将是生产者－工程师和企业家这些时代 的新秀们［2］。
工程领域专家治国思想的先驱是前苏联工程师、技术哲学的奠基人之一恩格迈尔，他的专家 治国思想与北美的专家治国运动相呼应，并在实践中为该运动搜罗人才。该运动的宗旨是:应 该根据技术原理改造和管理商业企业和社会。但是在美国的商业和工程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 对立［3］。因此，工程界要追求自身的独立，寻求政治上的地位，并明确表示工程理 想。只是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专家治国运动以一股明确的政治势力出现的计划落空了。但 是作为一种普遍的启示，专家治国思想将继续对全世界的政治产生深刻的影响，并一次又一次 地尝试用管理能力和效率来取代或左或右的意识形态。在专家治国思想中孕育的工程理想也 在随后出现的对工程伦理问题的关注中延续下去。比如，曼泰尔(Mantell)在其工程伦理著作 《工程中的伦理与专业主义》(1964)中明确提出用工程方法解决广义的社会问题，包括伦理 问题。曼泰尔认为，将调整了的工程方法应用于解决个体伦理问题将有助于扩大工程职业的 应用领域，使其能对更广义社会问题的解决施加更大的影响［4］。这种思想在美国工 程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确立后的著作中，没有体现得这么明显，但是，一直以来美国工程伦理 学对专业主义与伦理之间关系的强调就是对这种思想的隐含性继承。
2. 职业伦理传统的发展
何谓职业?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之所以成为职业，主要在于它是建立在严格的伦理规范之上，恰 如希波克拉底誓言之于医学职业一般。因为唯有专业人员认同并接受专业伦理规范，他们才 会自我约束和正当地行使社会赋予他们的自治的权利，并履行为公众利益服务的义务。最早 的职业伦理规范除了医生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之外，还有对建筑师责任的规定，它最早出现于汉 穆拉比法典中:如果一位建造者为他人盖了一个房子但是没做好，那房子塌了并导致房主死亡 ，那么建造者应该被处死［5］。总之，一些古老的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职业都有着 固定的行规，这些行规规定了职业所要担负的责任，有些比较简单，有些相对复杂。现代职业 也承袭了传统职业的一些要求，一些新兴职业，如律师、工程师等也与之类比，公开颁布一些 职业上的具体行为准则。
现代西方职业观念的确立，更主要是来自近代宗教对职业观念的发展。16世纪路德的宗教改 革，使人们对职业观念的认识发生了一些改变。同天主教的态度相比，宗教改革本身的后果是 ，有组织地从事一项职业的世俗劳动越来越受到道德重视和教会许可。而发端于加尔文教的 英国清教徒为职业观提供了最融贯系统的宗教依据。在他们看来，职业是上帝向人颁发的命 令，要他为神圣荣耀而劳动。他们认为正规的职业乃是每个人最宝贵的财富。“一种职业是 否有用，也就是能否博得上帝的青睐，主要的衡量尺度是道德标准，换句话说，必须根据它为社 会所提供的财富的多寡来衡量。不过，另一条而且是最重要的标准乃是私人获利的程度。因 为，当财富意味着人履行其职业责任，则它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和必须的。 ”［6］宗教“入世苦行”为世俗职业的发展提供了文化背景，即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 观念，因此，在西方社会，对伦理的重视成为职业的一种内在要求。
3. 现代西方文化价值的渗透
每一种人类文化形态都具有标志其某些种类的社会活动的一组文化价值、一组道德偏好，现 代西方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深深扎根于美国社会。这些价值不是官方的，甚至也不是经过正 式整理的，它们只是作为许多试图发现这些价值的学者与精神领袖的一致意见而提供出来。 这些价值对于现代西方社会中的科学与其他基本活动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它们也是工程伦理 学得以确立和发展的价值基础。借用美国科学社会学家伯纳德巴伯对影响科学发展的 现代西方五种核心文化价值的总结，可以说明它们对于美国工程伦理学的意义所在。
首先，是合理性价值。所谓合理性价值，是指对于遍及社会之广阔领域的科学实践给予道德上 、情感上、“建制化的”支持。这种支持在于它为试图把所有的人类存在现象都变成更一致 、更有序和更概括化的理解形式的尝试提供关键性途径。这种合理性价值更多地构成了美国 社会的基础。第二，“功利主义”也是现代世界重要的文化价值。功利主义价值是指现代人 的主要兴趣在于这个世界和这个自然界的事物。这种对于世俗活动的兴趣已经几乎变成完全 自主性的。第三，是普遍主义价值，它意味着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寻找生活中的职业，以实现他 们的价值。第四，是个人主义文化价值，在这里，个人主义文化价值指的是受个人良心而不是 受有组织的权威的驱使这一道德偏好。这种自由主义信念认为，为所有以自己的良心行事的 行为寻找契机是我们的责任。第五，“进步”与社会改善主义价值，它认为，积极的合理性能 够并且应该改善人在这个世界中的许多境况。与此相伴随的是相信并赞同这个世界的“进步 ”，它是以一种积累的方式在进化［7］73。
这五种促进科学发展的关键文化价值不是唯一产生于西方，也不是只作用于美国社会。同时 ，即使在同一个社会中，这五种文化价值之间有时也会产生冲突，比如，普遍主义价值与功利主 义价值之间、合理性价值与社会改善主义价值之间以及个人主义文化价值与普遍主义价值之 间都会存在一些不协调之处。但是，这五种文化价值在美国社会中的比较合理的组合，对于工 程伦理思想的传承和工程伦理学科的确立提供了比较坚实的文化基础。当然，仅靠这五种文 化价值并不会实质性地确立工程伦理学科，它还需要比较合理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条件的积极 支持。
二、 技术社会背景的支持
美国是世界上技术与工程发展比较先进和完善的发达国家之一。因此，美国社会也是最早应 对技术与工程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国家之一。这些问题最初表现为工程专业人员与客户、工 程公司与消费者之间的冲突;随着技术工程能力的增强和工程应用范围的扩大，工程在造福社 会的同时，频繁的工程事故更是带来很多困扰。工程灾难一度成为美国工程伦理学关注的主 要问题。在对这些冲突、事故和灾难的切身体验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美国社会群体的工程 伦理意识不断增强。各种社会组织和工程团体积极投身于工程伦理的相关研究和实践，并在 大学工程教育中引入伦理方面的内容，以确保工程伦理研究成果的广泛传播和对工程主要参 与者的伦理意识的培养与技能方面的训练。
1. 政府与企业的基金支持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和人文基金(NEH)较早地开始支持大学开展工程伦理教育及其相关研 究。美国学者R.Baum承担了由NSF和NEH资助的“哲学与工程伦理”1978—1980年间的国家项 目，开始奠定了工程伦理学作为涉及哲学、工程学、社会科学、法律和管理科学的“跨学科 性学科”地位的基础。1990年，美国学者R.霍兰德和N.斯迪奈克对1976—1987年间NSF资助的 与工程伦理相关的研究课题情况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课题具体研究领域有［8］:① 科学与工程的道德方面;②科学家与工程师的社会化问题;③科学与技术新发展的伦理学意义 ;④社会如何影响科学与工程的实施;⑤与技术的社会应用有关的问题。1992年NSF曾资助过 两项工程伦理研究［9］－“将伦理案例研究引入大学工程必修课程中”和“讲授 工程伦理:案例研究方法”。政府基金对工程伦理学研究的支持从制度上肯定了工程伦理学 研究的意义，对推动工程伦理教学与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带动了其他社 会力量对工程伦理研究的重视和给予更多的投入。
大企业或企业联盟通常垄断某种行业，或者与某些行业的关系密切，企业、行业或职业在具体 的工程实践中有时难以划分清楚。因此，工程伦理问题很早就被美国各种工程企业和行业所 关注。例如，作为一种行业协会的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在其建立之初，就意识到了 设立行业伦理规范的重要性，并且该协会非常重视对工程伦理相关问题的基础研究。它设立 基金，表彰在工程伦理实践和研究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物，创办《IEEE技术与社会》等刊物， 并资助出版了大量相关的学术著作。美国化学委员会(原为化学品制造商协会)［10］ 设立“超级基金”来支持对由于化学工业污染所造成的工程伦理问题的处理和研究。此类 来自大企业和行业组织的基金支持更强调对解决问题的具体策略的研究，但是为了使具体策 略更加强有力，也要求对工程伦理一般性问题的深入研究，比如将工程伦理置于技术与社会 的更为普遍和广泛的背景来考察等。
2. 工程协会的自觉发展
在美国，各种专业工程协会负责制定相应的伦理规范，它们代表了工程师对指导其专业活动的 标准的共同看法。尽管这些专业伦理规范有时并没有给出处理具体伦理问题的明确答案，但 它们毕竟提供了指导原则。此外，为了使伦理规范更适合于工程实践，工程协会还要就工程伦 理规范和原则进行有组织的专门研究，而制定和采用伦理规范已经成为工程协会章程的一个 必要条件和重要标志。因此几乎所有美国工程协会或学会在其章程中都包含了伦理规范的要 求。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工程与技术认证委员会(ABET)一直要求:凡欲通过认证 的工程教育计划，都必须包括伦理教育的内容。从1996年开始，美国注册工程师们的“工程基 础”考试也包括工程伦理科目的内容。这使最初的工程协会的伦理规范只适用于其成员的目 的得以扩展。
3. 大学工程伦理教育体系的完善
美国工程伦理方面的专家学者以不同学科背景共同参与到工程伦理学的教学和研究当中，他 们包括:工程背景的教授、哲学和人文学科背景的教授、社会科学背景的教授等。较早介入 工程伦理研究的人文学者包括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应用哲学伦理学的框架来研究工程实 践中的具体伦理问题，应用历史方法来考察工程知识、工程职业的历史，以及它们与工程伦 理思想的起源与发展的关系。这些工程师—人文学者团队共同参与美国国家工程伦理计划， 合作著书立说，讲授团队教学课程并为工程师和人文学者听众作演讲。
目前看来，美国几乎所有工科院校的哲学(伦理学)教授都是工程伦理学或相关课程的教学和 研究者，因此其研究成果数量可观。在美国，工程伦理学著作出版数量之多、更新频率之 快，是其他国家工程伦理研究学者们无法与之比肩的。这些出版物既是研究专著，同时也是 工程伦理学课程教材，一些著名的美国工程伦理学专著和教材在世界范围内通用，并经多次 重印和再版。目前那些著名的工程伦理学教材已有日文、韩文和中文等多种译本。这些教材 ，以不同的视角和侧重，以案例为核心，展现了美国工程伦理学关注的问题、分析的理论框 架、研究方法和策略等。此外，对工程伦理研究与教学方法的重视，也是美国工程伦理学得 以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美国工科院校的伦理学教授们普遍认为，在伦理教育中，采用课堂 讲授的形式提出伦理问题是有必要的，但这对于学生们获得解决伦理问题的经验还很不够。 他们认为，将工程设计经验与伦理经验相结合是比较可取的教学方法。伦理问题与设计问题 的相似之处在于，它虽然没有唯一正确解，但有些解显然更合理。因此，在教学中应当针对 具体的工程设计案例，运用问题求解技术和方法，帮助学生识别和处理伦理问题，并着力提高 他们的道德认识能力。
三、 公众对科技认识水平的提高
对一个社会总体科技认识水平高低的评价，主要来自对公众两方面素质的考察:①对于科学 技术的概念、原理与方法的认知和应用能力;②对于科学技术本身的全面反思能力。前者主 要通过科学普及和专业的科学教育来实现，后者主要是人文学科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常识 中通常将前者称为科学技术的继承者，后者被称为科学技术的批判者。在科学技术教育分科 比较严重的社会和发展阶段，对二者之间区分的强调通常会导致两种文化的割裂(科学文化 与人文文化)。在西方社会这种割裂被比较早地认识到，他们发现这种割裂所造成的危害是 巨大的。那么如何弥补这种割裂呢?
在西方社会中首先由一些著名的科学家和专业人士来承担这项任务，其中科学家作为最初的 主导力量，他们主要以行动来抵制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后来，更多的科技实践者和科技政策制 定者参与到沟通两种文化的进程中，并且越来越多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开始以建设性的视 角，以一种更加理论化的形式对科学技术进行多方面的考察，现在将此类研究通称为科学技 术与社会研究或科学技术论(STS)。这一研究群体中包括科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政 治学家、管理学家等等，目前科学家与社会学家的合作，成为STS研究与教育的中间力量。S TS研究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深层关系，试图从社会视角探讨科学技术的本质;同时STS 研究在职业伦理和技术评估实践中也被广泛应用。随着工程和技术社会影响范围的不断扩大 ，对技术和工程的社会研究被更广泛的研究者们所重视。这些共同努力的成果之一就是奠定 了美国工程伦理学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促进了整个文化和社会领域(公众)对于科学技术专 业人员社会责任意识的重视。伴随美国工程伦理学发展的认识基础体现在STS的三个主要研 究阶段。
1. STS经典研究: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揭示
美国社会学家R.K.默顿，针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反对科学的倾向(如一些人文学者的反科 学思想和纳粹德国的反科学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科学与社会”研究以及知识社会学 思想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其1938年出版的《十七世纪 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一书为标志，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其间虽有中断， 但是默顿对于科学社会学问题一直投以极大热情，他的学生B.巴伯1952年出版了《科学与社 会秩序》一书，在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和框架基础上，将科学社会学系统化，为其成为一个社 会学的分支学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后，科学社会学按照默顿开创的问题集合和框架体系 得以稳步发展，这一学派通常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默顿学派，它成为美国科学社会学研究的主 流。默顿强调对科学的精神特质和社会规范的研究，他提出，现代科学的精神特质包括:普遍 主义、公有性、无私利性和有组织的怀疑态度［11］。科学的社会规范主要是指社会 的价值体系和社会结构为科学发展所提供的外部条件和氛围。默顿学派对于科学奖励系统和 科学共同体内在约束机制的研究，为包括工程伦理学在内的职业伦理学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
2. STS应用研究:职业伦理与技术评估
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典STS研究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其研究的核心是科学的社会结构问题。 他们通过科学奖励系统，揭示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利用人际关系测量技术，对科学共同体成 员之间的交流、合作以及其他社会互动的情况进行调查，从而深入细致地刻画了科学的社会 结构，同时，他们还把这方面的研究与科学增长联系起来。总之，在这一阶段，STS研究的主流 是把科学视为一种社会亚系统，分析它的内部结构及其与整个社会的关系［7］312。 与此同时，美国社会也强化了STS的应用研究，即职业伦理与技术评估实践方面的研究。
职业伦理研究在已有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稳步发展，技术评估作为一种对技术理解和控制的 新概念被提出。技术评估(TA)，是对一种技术过程、物质、项目或方法所产生影响的多学 科评价。其目的在于揭示和预测一些农业、生物、化学、电子产业或医药技术的后果和风 险，从而为制定与之相关的公共政策提供一种合理的基础。技术评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该 项技术的社会、伦理和环境影响的评价［12］。职业伦理观念、商业的社会责任运动 与美国政府对技术评估实践的重视，共同强化了工程职业控制技术应用的社会责任。
3. STS理论研究:社会建构论及其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科学社会学中的爱丁堡学派异军突起。该学派宣称，他们抛弃经典科 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他们主要分析各种社会因素对科学思想或概念之形成和演变的影响。 他们主要采用文化人类学方法，深入到科学研究的重地(实验室)，通过观察科学家来了解科学 家制造知识的过程。这种对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试图提出一种关于科学知识社会生产的普 遍解释，这种研究思路，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或科学技术论(STS)。科学技术论的目 标是“提供有关科学的一种社会科学的解释”，它所“专注研究的是自然科学各学科所生产 的、被认为是被证明了的知识的社会过程”［13］。科学知识社会学家集中研究有成 就或典型的历史和现实中的科学案例，其研究成果增强了公众对于科学知识生产过程的理解 。
这种研究思路，被认为是对默顿科学社会学研究传统的反叛，他们揭示了在科学神圣外衣保 护下，科学知识生产中的一些不为公众所知的内幕。对这些内幕的揭示似乎是削弱了人们对 科学和科学家的信任，但是，这种社会建构思想也强化了外部社会因素控制科学的观念。将 科学的局内人与局外人联系起来，使局外人了解科学和参与科学研究评价成为可能。在这里， 对于外部社会因素的理解范围更广了，它超出了单纯的科学技术共同体，还包括更大范围的 与科学技术利益相关的社会群体。社会群体控制科学技术的能力和范围在扩大，因此，传统 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职业群体的精神特质和伦理规范要受到更为一般性的审查。传统工程伦理 学研究的目标设定、问题指向和理论方法都要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变。这对于美国工程伦理 学自身的改进和应用范围的扩展都是大有裨益的。
四、 结语
工程伦理学产生于美国，有其深厚的文化思想渊源、社会背景支持和认识基础保障。这些外 部因素的协调与共生，促使美国工程伦理学在目标设定、问题选择、理论建构和方法体系方 面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在目标设定上，将工程师和工程协会视为工程伦理的主体，以培 养工程职业和从业人员处理工程中复杂道德问题的能力为工程伦理的主要目标。因此，它所 关注的工程伦理问题主要是工程职业的伦理建设和工程师的伦理责任等。它对此类问题的解 决主要依靠已有的西方伦理价值规范、法律和宗教经验以及专业标准的规定。此外，美国工 程伦理学以问题为核心，全面吸收STS研究成果，采用适合于问题解决的多种研究方法，包括伦 理的、工程的和社会科学的各种方法来解决工程伦理问题。
历史文化与社会和认识背景的差异是导致观念差异的基础，历史无法重写，但是带有不同历 史印迹的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不可避免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流是现代社会的主流 话语和实践行为，我们共同的生存环境和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类似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彼此借 鉴对方已有的理论与方法。从伦理维度来探讨和解决一些棘手的工程问题也是现代社会多种 文化碰撞和交流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参与到与此相关的研究和实践过程，是我们不 能回避的选择。
参考文献
［1］万长松. 俄罗斯技术哲学研究［M］.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 200 4:48.
［2］陈凡，张明国. 解析技术［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62.
［3］卡尔米切姆. 技术哲学概论［M］. 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7－8.
［4］Mantell M I. Ethics and professionalism in engineering［M ］.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64:ⅶ.
［5］Martin M W， Schinzinger R. Ethics in engineering［M］. Ne w York: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5:101.
［6］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 北京:三联书店，1987.
［7］巴伯 B. 科学与社会秩序［M］. 北京:三联书店， 1991.
［8］李世新. 工程伦理学及其若干主要问题的研究［D］. 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32－34.
［9］哈里斯 C E，普里查德 M S，雷宾斯 M J. 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 M］. 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311.
［10］牛顿 L H，迪林汉姆 C K. 分水岭:环境伦理学的10个案例［M］. 吴 晓东，翁端，译.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80－8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944（2016）21-0140-02
1 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育的重要性
“随着大科学、高技术的发展，在给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把人类推进到高风险的时代。风险社会的形成，是由科学技术的异化所导致的，即由于科技的不当运用人为的把人类推进风险的境地[1]。”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也越来越多地引发人们对工程伦理相关问题的关注和争论。追溯科学技术的发展，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核技术的应用，不论生活方式、世界形势，还是普世价值、意识形态，科技的巨大革新无一不对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而今，克隆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地外探索、基因工程……凡此种种前景广阔的科技进步，更在深层次上激发了人们对工程技术发展的思考：支持者期待新的技术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新的变化；反对者却指出若不对技术加以禁制和管控，未来很有可能会威胁人类文明的发展。面对已然融入生活方方面面的科学技术，其相关从业人员的种种失德行为亦会带来难以估计的损失，这些人大到企业的决策层、相关技术的研究人员，小到参与或完成每一个具体工作的工程师、程序员。“由于某些工程技术人员在工程设计、施工、管理、监理等环节缺乏社会责任感，，造成桥梁坍塌、楼房变形、尾矿溃坝、有毒气体泄漏等重大工程事故的消息，屡见报端。在制售假药、假酒、假种子，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随意排放和处置工业废料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等事故中，某些工程技术人员明知后果严重却不声张、不抵制甚至积极参与。还有一些高新技术领域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在试制和推广新产品时，并没有充分考虑可能引发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和伦理问题[2]”。因此，对工程从业人员进行具有针对性的科技与工程伦理教育之必要性便愈发凸显。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了工程伦理教育的相关课程。在个别发达国家，工程伦理的高校课程设置已经较为成熟，其课程质量亦被列入教育资格审查体制当中。但在我国，由于这门课程开设相对较晚，在国内缺乏长期可供借鉴的经验。同时，当前过于强调工作岗位应用与就业短期收益的国内教育体系在整体上对其缺乏关注，国内高校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学都或多或少的遭遇了诸多困境。因此，尽早认识困境并尝试摆脱困境，无疑是当前我国工程伦理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2 当前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育面临的困境及原因
2.1 理工类院校教师对开设伦理教育课程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工程伦理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使理工科大学生，即未来科技工作的决策者、设计者、管理者、实施者及评估者树立明确的社会责任感、社会价值意识和对工程综合效应的道德评价意识，掌握对现代工程活动的社会评价和道德评价的基本规则[3]。”这一任务的达成，必须依赖教师对工程伦理教育的高度重视，但目前这一情况不容乐观。一方面，理工类院校的任教教师在其本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年代，国内甚至整个世界高等教育界尚未出现或完成对科技伦理教育课程的设立，而伦理意识的形成无疑依靠着文化全体对于个人的长期濡染。然而现实是，大多数的高校教师都缺乏对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开设必要性的认识，其根本原因是其本人的科技伦理意识不高，自然无法在教授相关课程时向学生们充分传达本课程的德育内涵。另一方面，由于领导层对相关课程设置必要性认识的缺失，理工类院校在开设相关课程时也显得缺乏针对性，课程类型往往不作为必修，课程安排相对比较松散，课堂内容停留于照本宣科，缺乏感染力，教师的安排则一般选择社科类教师担任“外援”，自然难以引起学生的足够重视。
2.2 理工类学院工程伦理课程设置不够合理
迄今为止，我国只有部分重点工科院校开设了“科技伦理”、“工程伦理学”等必修课，课程开设的范围十分有限。有些高校在必修课的基础上利用通识教育平台开设了“生态文化概论”、“工业生态学”等选修课，毫无疑问，这些课程的开设对增强理工科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和道德价值判断力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这些课程基本上处于与专业教育相分离的状态，而且师资力量也很薄弱，很多上课的教师都不是学生所学专业的任课教师，工程伦理课程基本停留在导论、概论等层面上，没有实现该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紧密衔接和深度融合，结果往往导致学生对工程伦理认识不清，在将来的工作中极易出现工程行为方面的道德问题。
2.3 理工类院校学生对于跨学科课程的抵触
这一点不仅仅是“科技与工程伦理”这一门课程的问题。实际上，大多数理工类学生对高校开设的所有人文社科类课程和思想政治教育类课程都缺乏足够的重视。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与理工类专业内相关人文课程设置不太合理有一定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理工科学生特别是工科学生过分追求应用类知识的结果。可以说，这是我国当代国民价值观趋利与短视共识所导致的，也与我国就业现状的严峻现实密切相关。同时，这恰恰反映了我国教育对学生德育内容即人格塑造的缺失。学生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教育的问题，大学生普遍存在的问题更能映射出大学教育之前的整个教育体系存在的问题。
3 加强理工科院校工程伦理教育的对策选择
3.1 强化教师对工程伦理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这需要理工类院校校方认识到伦理教育在科技与工程教育领域的重要性，克服短视的教育思路，并请相关社科教师对理工科教师开设科技伦理的师范课程，之所以要对全体理工科教师开设课程，是由于上文所提到的伦理意识的非理论性。因此，伦理意识的教育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科技伦理本科的课程上，而是应该由全体科技伦理意识足够高的理工科老师，在日常的所有授课中对学生进行濡染，大学课堂的开放性在这里成为最值得利用的优势。“在专业教师团队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合理地把工程伦理章程的相关内容潜移默化地融入教学之中，让学生牢记工程师与社会之间存在的内在契约关系，使其正确的伦理行为在工程实践活动中为人类带来健康、安全和福祉，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4]。”惟有如此，才能弥补大学生在本科教育之前德育的缺失。当然，伦理教育乃是对人才的长期投资，由于它的非理论性，只有在长期的濡染中才能在学生意识中形成体系化的道德律，并且真正起到伦理意识在其日后相关工作中的引导与规避作用，也正因如此，尽快建立科学合理的高校科技与工程伦理课程体系才显得如此紧迫。
3.2 应针对所有理工科类师范生开设相关的科技伦理课程
应开设“独立教学与学科渗透相结合的理论模式。独立教学，即独立进行工程伦理的课程教学，有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并有专职教师进行全面的、系统的理论讲授。学科渗透，就是将工程伦理问题渗透到其他课程中，将与技术内容密切相关的工程伦理案例分布贯穿于该课程的全过程，进行渗透式教学[5]。”另外，应将科技伦理相关的项目，至少以考题的形式加入理工科教师资格审查考试中，不得不承认若要唤起学生对科技伦理意识必要性的认识，将其加入资格考试是一条捷径。这里必须要提及的是，科技与工程伦理是针对新时代所面临的新问题所发展出来的特殊学科，它与普适的思政教育有一定的相关性，亦有其独特性。在师范类院校，通识性的思政教育早已存在并且形成了良好的培养模式，但它并不能替代科技伦理教育，对于理工专业师范生而言，科技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承担着全社会科技伦理启蒙的重任。科技伦理意识的普及刻不容缓，源头性的对策才是破困的根本所在。
3.3 将工程伦理知识融入工程专业课程
通过工程课程来传播工程伦理知识，需要将工程伦理知识与工程专业课程相结合。例如，可以在工程概论、工程学、高级设计等课程里融入工程伦理的相关内容，专业教师不仅要准备专业内容还要准备伦理知识，并思考如何在教学中将两者有机结合，将道德和安全作为良好的工程实践的共同属性，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研究有效的课堂教学方法。同时，工程伦理课程的任教老师，要积极参加由工程专家和伦理专家开设的讲座，与其他高校的教师进行经验交流，从而更有效地把伦理知识融入到工程专业课程中。
参考文献：
[1]于丽.生态文明视域下理工科院校加强科技伦理教育的探究[J].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14（3）：61～63.
[2]王 前.在理工科大学开展工程伦理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J].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10）：110～111.
一、 引言
随着当今社会人才竞争的激烈，企业不单单是引进高新技术人才还会精心培养的人才。然而往往企业注重了人力资本的投入却得不到回报，如员工突发离职、消极怠工这样的损害组织利益的行为时有发生，因此控制离职风险成为企业管理的重中之重。如今控制离职风险多从契约激励入手，然而员工心理具有很大的差异性，通过契约激励使员工在心理上与周围人建立的公平感也是动态的，建立一套合理的契约合同也显得难以从根本上规避员工行为风险。
安然公司崩溃、纽约股票交易所出现有失伦理的丑闻，西方很多学者把问题聚焦在伦理学上，因为追求高层次道德水平的企业不仅可以引导员工行为，另外还可塑造组织形象，提高组织绩效， 甚至会获得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先秦儒家伦理思想把君主治世定位在“内圣外王”， 即君主治世应先培养与实现自我理想人格而后行仁政、重礼义，臣民心悦诚服，达到建立秩序的社会目的。对于高层管理者来说， 修身与管理是双向关系。一方面，修身是施行德治的前提； 另一方面， 德治也是修身的必要条件。在组织行为学领域，Kanungo 和 Mendonca（1998）用概念分析的方法将伦理型领导分为三个重要方面：领导者行为动机、领导者影响策略、领导者伦理品质结构。Resick 等提出了伦理型领导的六种关键特征：个性品质、伦理意识、利他导向、激励、授权、伦理责任管理。Brown 和 Trevino社会学习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关于伦理型领导的影响因素，以及下属伦理决策、亲社会行为、生产行为、下属满意度、动机和承诺作为效果变量，初步构建了伦理型领导研究的理论框架。
伦理领导者最终通过建立伦理文化来解决企业非伦理行为引发的问题，如贿赂、不公平竞争、欺诈和歧视等，进而加强员工对组织的认同，从而规避被管理者行为风险。本文的理论框架可以概括如下：
二、 伦理领导与组织伦理文化
领导者的本质是发挥其社会权力的重要作用，因此伦理型领导力更关注领导者在决策、行动、影响他人的过程中如何使用其社会权力。伦理型领导者更有可能考虑每个员工的发展需要，并站在员工的立场，体验工作与角色的契合度以及他们工作的意义感，这样的领导者更会尊重他们的员工，而不是简单地把他们当作是达到目的（例如组织绩效）。Brown 和 Trevino 对伦理型领导力做出了明确的定义，并充分阐述了其内涵，他们将伦理型领导力定义为“在个人行为及人际关系中表现出规范性的、适当的行为，并通过双向沟通、巩固和决策，在其追随者中促进这种行为” [1]。基于此可以将伦理型领导力的内涵包括：诚实的人格、支持追随者、公平的奖惩促进道德行为、基于企业伦理文化建设方面。
总体上说，伦理领导包含着个人伦理行为和组织伦理氛围建设两方面的内容，作为一名领导者，组织伦理决策的形成都离不开领导自身伦理决策，因此领导自身的伦理意向直接影响着组织伦理意向。我们在此把企业内部伦理意向理解为企业文化，因为企业文化是企业实践决策的总和，企业文化又能反过来鼓励企业做不做出伦理的决策。领导者决策的同时影响着组织伦理建设，这种行为在伦理规范内做出也将潜移默化形成一种企业文化。由此可见，伦理型企业领导者不仅在个人层面上探讨伦理和行为，同时他们也在利用公司的资源来支持和推动组织伦理行为的发生。
三、 员工组织认同与离职风险
西蒙提到过伦理决策的三个过程，伦理领导通过使员工从主观上感知伦理行为、判断伦理行为然后形成伦理行为意向的这么一个过程来激励约束员工做出伦理决策[2]。我们把员工这种主观上对伦理领导乃至组织伦理文化的认同感称之为组织认同。组织认同是个体基于对自我概念和组织间关系的认知而产生的一种心理状态和感受，这种心理状态和感受反映了个体对特定组织的情感和评价[3]。组织认同被看成是个体因为感知到与组织的相似性以及与组织有共同的命运而产生的，高度认同自己组织的成员会从主观规范和群体利益来思考和行动，即使工作合同或控制机制并没有要求他这么做，其原因就是他们己经将组织规范和价值观融入到自我概念中[4]。这有别于组织承诺的概念，因为这不简简单单是承诺的个体在正式的工作说明和管理者的指导下进行工作。个体对特定组织的认同感是个体主观规范发挥功效的前提条件。
我们把组织认同看成是员工心理上对伦理领导感知和判断并形成意向的一种结果，这种结果会直接导致员工的伦理决策也就是做出伦理行为。其实这也就是伦理领导于内部所起到的最后一环的作用，虽说员工伦理行为加深了伦理文化，但伦理领导先是形成一种伦理价值观之前就已明确了伦理的文化，我们把员工组织认同以及伦理行为作为伦理价值观的一个影响结果。领导者在做出伦理决策之前就已经有了伦理行为意向，这种行为意向之前的行为感知和判断会被员工承袭，这种感知和判断自然是建立在企业独有的文化之上规范性的行为，以及哪些行为是适当的和不适的，通过双向沟通等一些方式让员工感知那些行为是不道德，这是规避员工离职风险的最根本的方式。
伦理型领导者尊重和关心每一个员工，在决策时会考虑员工的需求和权利，当员工需要帮助时会给予员工支持，伦理型领导者会在行动上使员工感知到组织的关怀，伦理型领导者能够与员工进行有效沟通，并通过有效沟通与员工分享组织的价值观和道德准则。领导与员工的有效沟通会增加员工的工作满意度，降低员工的离职倾向。
四、结论
依据上面理论陈述，我们可以看到伦理领导过程中领导者在追求自我伦理的同时， 鼓励组织中的其他人员伦理行事， 伦理领导可以激励员工做出符合组织利益行为，促进了领导者和组织中的员工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使组织有一个和谐的伦理氛围。在管理实践之中，既要领导者自我伦理也要注重组织的伦理建设。比如，应在人才培养的同时深化员工伦理感知的培养。在衡量员工素质时，也要着重考评员工伦理行为上的要求，达到伦理绩效相互促进的。
参考文献：
[1] Brown， M. E.， Trevino， L. K.， Harrison， D. A.. Ethical leadership： A social learning perspective for construct development and testing [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2005（2）
二、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的国外经验
与国内不同，西方高校的工商管理学科历来比较重视商业伦理教育。在“利益相关者”理论影响下，欧美高校教育者认为，企业应该对顾客、供应商、员工、社区、公众等各种利益相关者负责，培养有责任心的未来企业经营者是工商管理学科的基本目标，因而，工商管理学科的学生应该将生产、营销、人力资源、财务管理以及研究设计等各方面纳入必要的伦理议题。美国的大型企业集团一般都有专门的伦理机构委员会，将商业伦理纳入到企业的日常管理之中，集中负责处理企业内外部的伦理道德事务，并有详细和规范的伦理道德培训计划。与此对应，欧美高校在课程设置、研究机构和评价机制方面均有比较健全的商业伦理教育体系。统计表明，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90%以上的商学院就都开设了“决策与伦理价值”等商业伦理学课程，西方商业伦理研究机构达到300多个，专业刊物达15种之多，相关教材和专著数千部。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等高校的商学院还专门组建了工商伦理系。美国的商业伦理教育以培育学生对工商管理的伦理议题敏感度为目标。未来的管理者事实上并非欠缺伦理精神，而是受传统“经济人”假设影响，往往在商业议题上对伦理问题缺乏认知和麻木不觉。商业伦理教学要帮助工商管理类学生认识到商业和社会需求、人类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使其对商业的是非曲直有清晰的价值判断，塑造有道德意识和责任心的商业管理人员；其次，在技能层面，提高学生在经济绩效和商业伦理的两难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的能力。最后，鼓励工商管理类教师参与商业伦理研究，进而对商业实践伦理水平的提升储备知识力量。美国商业院提供了丰富多样的商业伦理教学内容，一方面教授商业伦理学的基础理论，重点使学生认知到商业与伦理的本质联系，剖析市场与企业的伦理学基础；另一方面，讨论具体的商业伦理案例，提高工商管理专业学生的伦理决策水平，相关研究者将不断出现的商业丑闻和由于伦理问题引起的商业危机事件编进教材，在课堂上引领学生对这些案例进行分析和讨论，以此开发学生处理商业伦理问题的技巧。在美国，商业伦理教学是一项倍受重视的系统工程，商业伦理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手段也多种多样。主要包括：专职教师或企业高级管理者提供的讲座，分组讨论的案例教学，灵活生动的故事，选择典型素材进行视频播放，围绕商业伦理认知而撰写的成长日记，以及走进现场的实践教学。这些方法从理论认知、实践观察、模拟体验、人生成长等各个层面强化学生对商业伦理的认识和学习。当然也有不少学者和教育者探索商业伦理的更加科学的教学方式，如采用合作学习法、现场调查法、经历分享法、角色扮演和情境模拟法、道德模型运行法等教学方法。在各种商业伦理教学方法中，案例教学方法在美国商学院伦理教育中倍受青睐，该方面有利于借鉴各种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在现实情境中塑造德能兼备的商业人才。如麻省理工的斯隆管理学院将学生未来职业规划和社会文化、价值观因素介绍到课堂案例的研讨之中，启发学生重点讨论“历史、环境与伦理”等商业伦理问题，提高学生们运用伦理进行商业判断的能力。
三、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模式改革的创新途径
后现代主义的教育观认为，知识不具有绝对的客观性、普适性和中立性，基于理性主义、中心主义、实用主义的教学过程事假定教师及其知识的权威性，将学生视为消极被动接受知识的行动者，而事实上学生对知识的接受是一种重新诠释和创造知识的过程。知识的创造者和讲授者不可能完全做到客观中立，难以规避其自身的社会背景和特殊价值偏好，因而教师不可能是真理的代言人，也不应被视为是教学过程中的权威，因而知识是动态的开放系统，需要在怀疑和批判中才能真正获得发展。后现代主义教育观充分认识到知识的相对性特征以及知识传递和传授中主观诠释、体验的重构意义，这对传统的教学观念带来革命性的冲击。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更是具有强烈后现代主义色彩，需要进行一场基础性的教学模式改革。伦理的传授和传递与相对客观、中立的科学知识的传授截然不同，其价值色彩浓重，而价值和文化的传授不能强迫而只能是被认同，因而在商业伦理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权威性更弱，只能扮演一种辅角色。依照这种理念，未来工商管理学科的商业伦理教学应该尝试探索以下几个方面的创新路径：其一，师生角色转换，确立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商业伦理教师在商业知识方面具有丰富的积累，但不表明他同时是一位卓越的商业伦理实践者，因而商业伦理教育要破解教师知识权威的代言人角色，主张师生在教学过程中都是平等群体中的一员，教师只不过是这些平等者接触商业伦理理论与案例的首席解说者和故事讲述者，同时扮演参考者与协调者的角色。在这种教学过程中，教师的任务不是单方面的传授，而是通过协商对话启迪或提高学生对商业伦理议题的敏感性。其二，回归事件，还原情境，进行体验式教学。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教学的使命是让知识在回归事件的过程中培养学习者应对生活事件的智慧与能力，教学本质上是师生基于生活事件的互动与交流。因此，商业伦理教育应该把教学视为“即兴创作”“、情境再现”和“社会交往”体验过程，激发学生身临其境、直面利润与伦理冲突的能力，将商业伦理教学视为关于师生关于伦理议题的一种特殊体验技术。其三，启动自主学习机制，商业伦理教学是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建构的自组织过程。商业伦理学科知识需要学生在对商业情境的理解中建构伦理的意义以在两难的管理困境中合理进行决策，这本质上是学生对商业知识和伦理知识的文本进行创造性解读和综合的过程。这种教学过程的核心是教师提供启发性的故事和案例、情境，教学主要是学生通过自我理解、自主学习，对商业伦理的知识意义进行主动建构。商业伦理教学本质是教师参与的学生在真实性的任务驱动下进行操作性自我学习的过程，在其间，教师提供有关商业和管理目的的价值观冲突，使学生从各种选择困境中获得情感体验和知识的创造性增长。
四、我国工商管理学科商业伦理教学改革的政策建议
1.建议各商科院校开设商业伦理方面的必修课程。
学生培养质量的提高反映在教学环节关键的就是开设什么课程，以及该课程在教学体系中的位置。扭转我国工商管理类专业商业伦理教育薄弱的形势，首先要从课程设置上重视商业伦理。统计显示，在被调研的10所港澳台大学中，有7所大学将商业伦理类课程设置为必修课程，而且这些课程高达6个学分，在商业院学生课程体系中占有较高比例。加强我国商业伦理教学改革，必须要开设商业伦理课必修课，提高商业伦理在工商管理类学生培养课程中的地位。具体来说，这些课程的内容体系可以十分丰富和多样，如“商业的道德判断”、“管理伦理”、“会计伦理准则”等，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及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2.打造高水平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
尽管在后现代教育观看来，教师仅仅是课堂的一个参与者而非权威控制者，但教师对于商业伦理教学效果的影响仍然是第一位的。商业伦理与普通工商管理课程的不同在于，商业伦理是一门综合性的交叉学科，既涉及到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知识，又涉及经济学、管理学等商科知识，这就对教师的水平有极高的要求。而目前国内尚没有商业伦理方面的专业师资，兼有商科和伦理学专业背景的教师很少。只有伦理学专业知识的教师可能缺乏对商业常识和企业经营的理解而使教学内容过于抽象；只有商科知识背景的教师可能缺乏哲学、伦理学基础而使教学内容专注于表面问题而不能使学生真正接触伦理精神的本质和掌握伦理分析方法。其次，作为跨学科的新兴课程，是商业伦理从业教师付出与收获往往难成正比，无论是在课程申报还是上，商业伦理学都面临严重的困境，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功利主义的导向下，优质的师资力量很少会投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和科研之中。由此，高校需要支持商业伦理科研研究，呼吁有相关基础的各学科学者加入到商业伦理的教学研究行列之中，组建相关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并提供各种资源保障，打造优质的商业伦理师资队伍。
3.创新多样化的商业伦理教学方法。
如前文所述，商业伦理与其他课程的重要不同在于，需要回归到事件之中，让学生作为参与者身临其境进行自我创造。因而商业伦理的教学应遵循理论联系实际、经济效用与伦理道德结合，面向商业伦理难题与行动的教学原则，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教师应该放弃原来以自我为主导和权威的讲座式教学方式，创造性地使用辩论、案例讨论、情境模拟、角色扮演与现场参观等多种教学方法，也可以邀请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就伦理困境和教授座谈，与学生互动，启发和传递商业价值观，切实提高学生的伦理决策力。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时期。随着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政府部门也在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党的十报告明确强调“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服务型政府是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为核心思想，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框架内，把公共服务作为社会治理价值核心与政府职能结构重心的一种政府形态。而要建立服务型政府，在党内而言首先应做到的就是树立正确的行政伦理观，将正确的行政伦理理念扎根于政府的各个部门、各个岗位。
从我国政治体制层面来看，人民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两大级层。基层政府属于地方政府的范畴，一级组织机构在大范围能承担着与公众接触的工作。因而公众对政府工作的满意度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基层政府的工作效果上。基层政府不仅直接反映了我国政府行政执行能力，又承担着国家与人民直接沟通的纽带作用。
从当前的形势来看，公务员行政态度不正、行政失范现象频发等问题在许多行政岗位，尤其是基层岗位上尤为突出，这与基层政府的行政伦理建设滞后有很大关系。由于基层公务员与人民群众最为密切，其行为伦理失范将有可能损害国家和公民的公共利益，制约政府公信力，并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和发展的不协调。因而分析基层政府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对提高基层公务员行政伦理水平，推动基层政府的行政伦理建设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行政伦理的理论在国外发展较早，已经被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自伍德罗・威尔逊提出“政治―行政”二分的理论后，人们开始关注公共行政中的“责任”、“效率”等问题。后经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推动，行政伦理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相关的理论研究也越来越多。
在行政伦理失范的研究方面，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片面地追求效率。由于传统的行政机构奉行的是“效率优先”的原则，因此行政学开始研究的焦点往往是行政效率和政府制度建设上，而不是行政的伦理价值诉求上。第二是行政人员定位含糊不清。虽然政府以公共服务作为核心职能，但行政人员依然是动机复杂的自然人。当公利与私利发生冲突而需要作出抉择时，一些公务员难免会违背自身角色定位，做出失范行为。三是组织结构问题，传统的官僚制下，行政人员的种种行为都会受到组织的压制，如果组织上级出现了道德问题，那么下级往往也只能跟从。第四是研究方法问题。早期的实证研究法造成了事实与价值的割裂，许多研究仅仅停留在事件表面，没有展开深入内在价值的探索，因而起到的借鉴作用较为有限。
国内学者也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看法：王佳佳经过分析“开胸验肺”事件后提出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国公务员伦理观念的缺失，没有形成行政伦理的意识。学者周建勇从角色冲突角度分析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指出“道德和伦理的选择，在角色冲突时往往表现为公务员的选择”。学者刘峰在其论文中认为一些体制外的文化因素如“人伦文化”、“官本位”等在公务员进行行政决策以及行政行为中都要不可忽视的影响。此外，还有许多学者从制度、行政执行（自由裁量权）等独特角度分析行政伦理失范的原因。
总结来看，自行政论理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之后，经过国内外学者的长期探讨，其理论和研究正在日益完善，学界对行政伦理的认知也越来越透彻。但由于万物发展的定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政府形态的进一步变化，行政伦理的理论也必须与时俱进。当前，我国学者对于行政伦理研究相对比较少，研究大多停留在表面阶层，尤其是对于当下失范现象频发的基层政府，未能有足够的研究。
三、行政伦理的相关理论
（一）行政伦理的概念
行政伦理的词汇是一个由“伦理”与“行政”结合而成的复合词，究其字面来看即意味着在行政范畴内的伦理观念。具体而言，伦理是人们日常行为判断的标准，通过风俗习惯和传统观念来对行为进行软性的监督，对人们行为的价值进行传统道德的约束。而行政，狭义的行政是指国家职能中，除了立法和司法以外的全部职能的总称，广义上的行政则是指政府政治生活的全部。将“伦理”放入到“行政”范畴中，意味为政府工作人员行政行为树立了规范性的判断标准，这些标准涵盖了行政主体的思想态度、工作作风、工作过程价值追求等各个方面。
（二）行政伦理的特征
第一，行政伦理的时代性与传统性。从古代的官僚制到如今的“人民公仆”，政府中一直存在着某些成文或是不成文的伦理观念。自古以来伦理都是与道德观念紧密相连的，每一个时代的伦理观念都与当时的社会道德风尚相关。在现今，行政伦理的具体要求依然随着人们物质与精神需求的丰富而变化，但每一个时代的伦理观念都会或多或少地传承下来，对当代的道德观念产生一定的影响，体现出了时代性与传统性的统一。
第二，行政伦理的法律性。伦理的约束必然是高于法律，这点毋庸置疑。法律是作为约束每一位社会公民的底线，而伦理道德则是高层次的自我约束。法律具有绝对的强制性，硬性要求每一位公民服从，而伦理则是从道德、常理等进行规范性约束，是一种软性的约束，每种职业的伦理建设各有所异。由于行政人员肩负着公共责任，我们国家对其要求相当之高，已远远凌驾于法律之上，达到了道德范畴。当公务员违背行政伦理规范时，很可能已经走在了违法的边缘。
第三，行政伦理具有规范性和底线性。行政伦理对国家公务员在工作精神、工作态度及工作过程的规范，引导着公务人员的日常行为都在法律和职业道德许可的范围之内。行政伦理是对公务员行政活动的最基本要求，是公务员必须拥有的价值底线，其本质是在提醒公务员保持其行为的适度性。
四、基层政府的行政伦理困境
（一）基层政府伦理失范表现
第一，基层行政人员定位模糊。基层政府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交流纽带，是政策与民意之间的桥梁，基层政府作为直接接触民众的部门，必须明确“人民公仆”的理念，坚决抵制的侵蚀。目前相当一部分基层公务人员依然摆脱不了的作风，把自身当作是人民的主人，对公权力的使用出现了偏颇。基层公务员本应为公共利益服务，但在私人利益面前，很多基层公务员抛弃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不惜，对党和人民造成了伤害。
第二，服务意识淡薄。公共行政的公共性表明行政权力的公有性质，政府及其行政人员有的使命就是运用公共权力为社会和民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过程中，政府面临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克服传统的作风。基层政府散布全国的各个角落，存在知识普及与行政监督的困难，许多地区官僚作风依然难以摒除，行政人员主动服务意识淡薄，对公共服务持冷漠和消极的态度，这就背离了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服务性原则。
第三，责任观念淡化。权力与责任是并生关系，权力无法脱离责任而单独存在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相应的责任，故基层行政人员在掌握公共权力的同时也必然承担着相应的公共责任，以确保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但从实际来看，当前权力本位观念和传统的思想依然普遍存在，尤其是在基层行政岗位上，许多基层行政人员，甚至领导干部始终认为行政职权就是上级对下级似的指令式管理，造成了权责的错位。在这种失衡的权责关系之下，在面对物质利益诱惑时，许多行政人员都很容易挣脱责任的束缚，造成寻租或是行为。
第四，“面子工程”大行其道。当前，作为基层行政人员考核和晋升标准的政绩常常被不适当地量化为指数，这导致基层行政人员大搞形象工程来完成数字指标。为了完成上级目标，也是为了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便于升迁，许多基层政府不择手段地想方设法追求所谓经济建设的政绩，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实际。如此不仅会导致政策执行走样，严重影响行政效率，更会损害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甚至越过法律的底线。
（二）基层政府伦理失范原因分析
基层行政人员伦理失范来源于诸多不同方面，归纳起来可以分为内部原因即行政人员自身原因，以及外部原因即来自外界的一些客观原因。
内因方面，主要是行政人员自身伦理道德的不足。表现为素质偏低及人格上的缺陷。素质方面，由于基层行政人员均是经国家考试选入，应试教育体现出的弊端在公务员考试上也能体现。笔试与面试是短期的考察，难以衡量出一个人的素质水准。一些抱着“铁饭碗”等想法考入政府机构的行政人员其入职初衷就更多地偏向了私利。
人格方面，所谓基层行政人员人格缺陷是指基层行政人员所独有的内在构成性的发展不协调，是一种背离常态行政人员人际关系和个人风格的异常模式。在基层行政人员的日产工作中，由于经常与公众打交道，需要经常行使手中权力，运转许多资源，当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需要他们做出正确的取舍。在面对权力与金钱的诱惑时，人格不够高尚，意志不坚定的人往往会抛弃公众的利益，走上歪路。
外因方面，主要是由于基层政府的经济水平以及管理水平较为滞后，法治建设也不够完善。伦理教育培训需要多方面的投入，经济上的滞后会使得一些基层政府投入伦理建设的资金不够充分，拖缓了伦理建设进程。经济上的发展不均也是造成不同地区伦理建设进程相异的主要原因之一。其次，不同基层行政领导自身的伦理水平与对伦理规范的重视程度有较大差异。若领导的伦理水平尚有待评估或是对伦理规范漠不关心，这就很容易引领伦理失范的风气，很容易导致自身或是下属产生失范行为。基层行政领导对于伦理规范的重视程度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基层公务员对伦理规范的态度，如若行政领导对伦理规范不重视，则基层公务员易产生效仿行为，造成在行政行为中的行为不端。因此伦理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位行政人员的鼎力配合，尤其是领导者的正确引导。
法治建设方面，依法治国是当今我国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应该坚决尊重和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保证国家的各项法律落到实处。但是，我国目前的基层行政法律环境构建相对滞缓，基层的行政立法本位主义严重，以法争权现象突出，且立法内容相对滞后，各项规章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生活的变化。
五、治理行政伦理失范的对策
第一，提高基层公务员自身素养。行政人员拥有公共权力的使用权，这就要求他们必须时刻严格遵守法纪，法治观念内化于心，并能与时俱进研习行政伦理在每一个新时期的丰富内涵，努力提高自身伦理水平。其次，要将党的公共服务精神永存心底，提高党性修养，将党的精神发扬到每一项任务中去。最后，积极配合组织的行政伦理建设，包括积极参与各类讲座、展览、报告会等，帮助构建良好的组织伦理氛围。
第二，加强基层政府的伦理建设。基层政府的行政伦理建设涵盖了多方面的内容，首先是提升基层政府的硬实力，提当地高经济发展水平。基层政府必须加强自身的投融资能力，结合长期规划部署，提高地区经济发展，从而充实自身经济实力。其次是部门内部的伦理建设，基层政府部门的伦理建设规划应当遵照党中央的相关指示与要求，同时结合组织内部的实际情况，对行政人员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针对性的系统化培训，逐渐内化伦理观念，打造良好的行政风气。
第三，健全对基层行政人员的监督机制。当前党和国家对于行政人员的规范要求越来越严格，我们所缺乏的是现实的执行与监管的效率。高效的监管首先应健全基层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包括行政机关内部监督、党内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并且将行政行为前中后三个主要时间段的监督有机结合起来。其次应健全基层行政评价机制。一些西方国家在这个层面的做法值得借鉴，他们不仅对行政伦理加以立法，还专门设立了基层行政伦理咨询评议机构。
六、结语
行政人员的伦理建工作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环节，是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必然要求。基层政府是国家政府面向基层群众的窗口，直接体现着国家公务员团队道德水准、工作作风与工作能力。同时，基层行政岗位的行政伦理建设是我国行政伦理建设进程的一面镜子，只有当处于基层岗位的行政人员树立了正确的伦理观，能够认真履行公共职责，坚持“人民公仆”的服务理念，我国的行政伦理建设才可以说是得到了基本的落实，在普遍的范围内取得了一定的实绩。但公务员的行政伦理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理念的培养与灌输需要充足的时间，伦理的内容也应时刻更新以适应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总之，伦理的建设需要长期的坚持，对行政人员的监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松懈，如此才能逐渐让伦理理念在广大公务员队伍中“内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形、实化于行”。
（作者单位：广西大学）
参考文献：
[1] 张国庆.行政管理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 宋希仁.当代外国伦理思想[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
[3] 周城.管理伦理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年.
[4] 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5] 覃开智，冶丽君.行政人员的行政伦理失范问题浅析[J].经营管理者，2011（14）.
Abstract Technological Ethics （also known as engineering ethics） is a new science which is influenced by modern technology itself. The education of technical ethics guides students to think about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the same time.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the method and technology of ethics education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haracteristics，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n the basis of constructive comments on engineering ethics education in China.
Keywords Technical Ethics； engineering ethics； engineering education
技术伦理学是在伦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它以研究技术活动中的道德问题为对象，涉及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主体、过程和结果等多个因素，触及专业技术人员的道德取向和现代技术本身对社会道德、文化的影响。它超越了以往伦理学仅研究人与人道德群体的内容，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环境纳入伦理思考的范畴，形成了关怀和尊重自然事物为基础的伦理准则。技术伦理（也称工程伦理）教育引导学生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应用在理性思考的同时又进行伦理的思考，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强化伦理道德教育，为职业道德教育注入了新内容。技术伦理教育是对专业行为的道德性质进行个人判断的方法训练，对于理工科学生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日本的技术伦理教育
日本关于技术伦理教育的研究与实践始于上世纪末。1999年开始实施的日本大学理工科专业教育认证基准中对学生的培养目标规定：“要理解技术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理解技术人员的社会责任 ”，对理工科学生的培养明确了技术伦理教育的理念；其后2000年修正的《技术士法》中也规定“必须努力做到没有损害公共安全，环境安全和其他公益的事情”，强调专业技术人员的社会责任和行为准则，从法律的角度对工程技术人员的伦理道德进行约束。日本政府还斥巨资进行“科学技术伦理教育系统的调查研究”，通过调查对技术伦理理论和教育教学实践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制定了高校开展技术伦理教学的实施方法、以理工科教师及企业研修者为对象的伦理教育计划的两方面实施方案，对日本在技术伦理教育领域的研究和教育教学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
在政府强有力政策引导下，日本大学理工科专业均相应地调整了课程体系，普遍在公共基础课程内设置了2学分的技术伦理课，作为大学一、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如“工学概论”“技术论与技术教育”“医学伦理”等课程，并在一些专业课的教学中有针对性的体现和渗透伦理教育思想，技术伦理教育融入了理工科专业的教学计划中。技术伦理课的教师由多方面人员来担任，有企业的工程师，研究人员，理工科专业课教师，伦理、哲学方面的教师，他们或从自身的工程实践出发讲解工程师的责任，或从技术发展的视角预测和说明某一技术将对人类或社会的影响，或以社会伦理学解读技术价值观。技术伦理课教学多采用讨论式教学法，教师通常从专业领域选出特定的案例，分析由于技术发展而突现的伦理问题，启发学生对新技术的多元化思维，学生们从伦理问题当事者的视角出发，对于专业范畴的伦理问题及影响进行充分讨论和认真思考，进而做出选择。这样从实际问题出发的教学方式，学生们参与的积极性较高，培养了学生分析和解决技术伦理问题的能力，对学生今后的职业工程实践活动起到引领的作用。技术伦理课在专业课教学中多围绕工程技术规范展开，目的是使学生不仅掌握简单的工程规范，而且学会了解工程规范的背景与意义，最终使这些规范变成技术人员的自觉意识，具备对规范进行反省、考察并构建新规范的能力。
在日本高校普遍开展的技术伦理教育主要是使学生掌握技术伦理判别所必要的基础知识，学会伦理性的思考和判断方法，理解人类社会存在和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思考。但自开展以来也始终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社会各界对技术伦理教育的认识不足。虽然技术伦理涉及社会多领域，但常常被忽视，一些技术者对于自身就是技术伦理当事者的意识模糊，甚至认为技术伦理仅仅是教育研修的工作，仅限于讨论专业学会的伦理纲领或职业规范；其次是由于缺少产业界的支持，技术伦理教育体系的构建和有效化问题愈加明显，迫切需要工程界、科技协会的有力支持；再有技术伦理教育所应该包含的内容，各个学校、任课教师之间没有达成一致，以专业伦理作为技术伦理教育核心的教学模式没有完全形成，教学内容体系尚处于探索和实践中。
2 对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启示
技术伦理在我国通常称为工程伦理，近些年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工程项目的增多，关于其理论与实践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理论上，由于传统中国文化重视的伦理道德仅关注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行为规范，重在维护人际间的等级关系，而现代工程伦理则倡导尊重自然界中的所有生命，顺应自然规律，保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两种伦理价值观之间存在的距离，有待于我们深入研究和重新思考。工程实践中，现实社会一些为了小团体的利益而损害社会公众利益的工程决策，缺乏人文P怀精神和环境保护意识的工程设计，不善管理而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施工工程，维护一方利益而不客观公正地评价工程利益、成本和风险等问题，已经造成的事故和灾难触目惊心，直接拷问着工程师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观念，也使得对工程师的工程伦理教育备受期待。
工程伦理教育在我国发展历程比较短暂，本世纪初在工程教育国际化背景影响下，2004年清华大学、同济大学等学校的土木工程专业率先开设了独立的工程伦理课程，引领我国工程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同时，也开启了工程伦理教育的新模式。而大部分高校是以职业道德教育为主要特色的工程伦理教育方式，课程体系和地位从属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和规范，教育体系的建立刚刚起步。
日本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进程与我国相近，自上世纪末引入以美国文化为价值基础的工程伦理模式以来，逐渐形成了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础的工程伦理学教育体系，且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因此，在分析总结其发展模式、课程设置、教学特点以及其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作者对我国开展工程伦理教育提出以下建议。
2.1 明确工程伦理教育目标，推进教育教学进程
调查显示，我国公众对科技的正面和乐观态度比例均高于发达国家，例如对“科学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持同意的人占38.8%，高于欧美的16.5%，表明公众对技术自身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认识不足；对专业工程师的调查显示：仅有22%的人认为“了解工程对全球及社会的影响”是很重要的“能力”，说明大多数工程师更注重以科学的态度去开展工程项目，而对工程、对工程与社会发展进步的使命和责任思考甚少；对在校理工科学生调查显示：有81% 的学生“对工程伦理的理解”一无所知，对工程伦理内容和作用完全不了解，表明高校对于工程伦理教育的缺失十分严重。这些对于工程伦理作用、界限的模糊认识，直接影响了工程管理者、设计者、施工者是否具备良好的工程伦理素养，影响着他们在工程活动中的价值取向和选择能力。即使是在工程伦理教育普遍开展的日本，也一直存在对工程伦理意识淡薄的工程技术人员，将自身置于工程伦理当事者之外。而面对我国对工程伦理认知不乐观的状况，有必要理论上明确工程伦理教育目标、作用和内容范围，大力推进理工科高校开展工程伦理教育的进程。
2.2 制定强有力政策，支持工程伦理教育
工程伦理学是新兴的交叉科学，专业课程和传统伦理学都不能完全涵盖它，我国各高校开展的工程伦理教育处于兴起和探索阶段，有必要从体制上确认其课程地位，以便更有效地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日本是在理工科专业教育认证、工程技术人员从业资格认证两方面将工程师的伦理道德问题作为“工程基础”和职业认证考核必不可少的内容，促进了工程伦理教育的普遍实施。2016年6月我国正式加入了工程教育国际认证机构，随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工程伦理教育必将纳入工科教育体系。借鉴日本推广工程伦理教育的模式，建议由教育主管部门主导推进。特别是对工程伦理教育的培养目标做出明确界定，确定工程伦理教育的教学大纲，各高校据此开设正规化、常规化的工程伦理课程。
2.3 围绕专业教学开展工程伦理教育
工程伦理教育是工程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将工程规范、工程伦理和工程职业道德内化为工程师职业活动的判断能力，它需要依托专业教育这一主体。这就意味着工程教育在课程涉及专业决策选择时不应回避专业行为和个人道德伦理素质的联系。由于工程伦理的实践性，不同工程领域面对的是不同的工程伦理问题，技术发展的不同时期也会不断出现新的解决方法，因此工程伦理教育应结合专业领域所触及的伦理道德问题展开。在专业领域选择教学素材，尽可能为学生提供模拟实践环境，使学生自己体会用伦理的思维方式选择方案、判断决策，深刻感受伦理意识形成、观念塑造、行为培养的过程，提高学习兴趣，达到教学效果。
2.4 工程伦理教育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
工程伦理教育不仅仅是教育界的课题，也是全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普遍支持和关注。一方面，工程活动引发的伦理问题需要工程界的关注和总结归纳，各工程领域提供的工程伦理教学素材，也需教育界的关注和教学研讨，才能使工程伦理教育切实有效。另一方面，理工科学生的工程实践活动是工程伦理教育最直接的课堂，它所包含的生产实习、专业系列讲座和参观本专业有代表性的工程等实践活动，都离不开企业、研究机构和专业协会的支持。特别是高校工科教育的实训环节，急需企业、社会机构承担工程训练任务，才能使学生在工程领域真正学会用工程伦理的思维判断和处理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 曹燕南.对中国高校工程伦理教育的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4.5.
[2] 朱高峰.对工程伦理的几点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5.4.
[3] 项小军.我国工程伦理教育的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科技创业，2011.8.
一般不要求字数，只是会计算你的论文篇数。
关于医学的职称论文
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
[摘要]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之养成是当代医学发展所需，但在我国目前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过程中存在许多误区，文章探索了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途径：在医学伦理教学上着重培养与提高医学生的伦理辨析能力;院校教育和医院继续教育相接合，建立终身医德教育体系;逐步建立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机制。
[关键词]医学生 医学伦理 素养
[作者简介]傅伟韬(1973— )，女，吉林吉林人，吉林医药学院人文社科部伦理法学教研室，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医学伦理、法学。(吉林 吉林 132013)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29—0179—02
素养就是一个人平素的品质、一贯的修养，而医学伦理素养则应表现在人们对医疗领域中自己和他人行为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和评价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贯的品质和修养。医学伦理素养之养成，就是一个人对医德行为规范及其执行意义的理解，并将此内化为自身行为准则的过程。
一、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现实价值
1.医学伦理素养是当代医学发展所需。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它的发展中并不是独自前行的，它与经济、社会生活、文化等因素密切相关。只有技术没有人文情怀的医学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的医学，因为它偏离了医学的本质和目的。现代医学模式更科学地概括了影响人类疾病和健康的因素，突出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中的重要作用。因此，许多复杂的医学伦理问题、多元价值的并存常使医学科研人员处于左右两难的境地。在临床科研、实践中，医务工作者要正确处理涉及多层次、多因素复杂的医学伦理问题，就必须具有较深厚的医学伦理素养。医学生是医学临床与科研的有生力量，他们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对于医学的发展更有着巨大的社会意义。
2.医学伦理素养是创造和谐医患关系的必要元素。在全国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构建和谐医院、和谐医患关系可以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近几年，社会上对医疗服务的批评日益强烈，医患关系也成为众所瞩目的社会热点之一。客观地说，医疗临床实践与科研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除了法律法规适用、管理制度、政府投入、社会保障等诸多因素外，还有我们不能忽视的医务人员的医学伦理素养没能经受住考验的事实。毋庸置疑，若想彻底改变现状，创造良好、和谐的医患关系，着力培养和加强医务人员医学伦理素养是其中最能动、最速效的措施之一。
3.医学伦理素养是成为合格医生必备的素质之一。从医学传统及医学职业的本质看，医乃仁术，无恒德者不可以从医。医疗卫生工作的宗旨和医务人员的行为特征都显示出医学伦理素养的特殊重要性和内在必要性。缺少医学伦理素养的医务人员很难甚至不能完成医学职业本身的目的——维护病人的利益和福祉，而这恰恰是医学的根基。在国际医学教育专门委员会制定的《全球医学教育最基本要求》中也明确提到，“敬业精神和伦理行为”是医疗实践的核心，“职业价值、态度、行为和伦理”同“医学知识、临床技能”一样是医学毕业生应该具备的核心能力和基本素质之一。
二、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误区
1.医学伦理学教学目标的偏差。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目标在于培养医学生的医学伦理理念，逐步养成医学伦理素养。目前许多院校的医学伦理学的教学都把重点放在了医学伦理知识的传授上，而偏离了医学伦理学教学的真正目标。医学伦理素养虽然需要具备一定的医学伦理知识来体现，但不是说具备医学伦理知识就具备医学伦理素养。由于我国大多数医学院校的医学伦理学的教学都将教学目标停留和局限在理论知识的讲授上，在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实践能力的培养方面跟不上现代医学发展的步伐，造成医学生在对医学伦理知识的学习中只是死记硬背了一些相关的知识点来应付考试，理论联系实际方面仅局限于对典型案例的分析，不能融会贯通形成医学伦理理念，难以将知识内化为自身素养。作为未来医学科研与实践的主力军，很显然，医学生的医学伦理素养很难提高。
2.医学生学习认知的偏差。(1)重视医学专业学习，忽视医德素养养成。受长期以来只注重实用技术这个在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观念的影响，医学生往往更看重对医学实用层面的理论技术的学习和掌握，忽视了医学本质是关爱生命，为人类服务的深层价值内涵，因此许多医学生都认为“专业课很重要”，而对医学以外的各种“非专业”课程则完全凭兴趣和心情来看待，甚至很多专业课的老师也在自觉不自觉中强化着他们的这种想法。许多院校医学生努力学习着专业课，而对所谓“非专业”课的医学伦理学等人文课程的学习则认为是在浪费时间，于是医学伦理教育的课堂上缺课、开小差的现象极为普遍。当然，在学生这种轻视松懈的态度下，很难谈及医德教育效果的实现。(2)将医学伦理素养局限于医者的仁爱之心。许多医学生甚至医务工作者对于医学职业所需的医学伦理素养的理解就是医务人员应具有仁爱之心。而实际上，仁爱之心仅仅是医德素养的一个方面而已，没有医学伦理理论作支撑的仁爱之心，有时反而会导致行为选择的失误而给病人带来不应有的伤害。医学院校的学生往往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重要而现实的问题，即只有在接受规范化、科学化的医德教育的基础上，才能理智地分析、解决医疗实践中的道德问题。(3)将医学伦理素养养成定位于未来职业任务。许多医学生只是将医学伦理学简单地看做是一门课程，没有把它作为医学职业生涯中医德素养养成的一个环节对待。把医学伦理学教学所要完成的医德教育及医学伦理素养培养看做是工作后的积累，而不是在校学习期间的任务。而医学伦理素质的养成是一个渐进的积累过程，在大学学习阶段如果缺失这一必要的素养养成过程，医学生在进入医疗实践后，在角色转变过程中，就不能很好地应对与学生时代完全不一样的环境和情况，以更好地服务社会。
3.医学伦理素养属性认知偏差。许多人将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等同于技能的学习，医学生在校期间对医学伦理知识的学习随着课程的结束和考核的合格而完成，并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已具备了医学伦理素养，对今后工作中需要的医学伦理判断一定可以手到擒来。而许多医院及医务工作者本人也认为既已在学校接受医学伦理相关方面的教育，就已具备相应的素质。事实上，医学伦理素养不是简单的技能的把握，而是知识和经验不断积淀后的理念的形成，是在一定知识积累基础上的对医疗实践中涉及的伦理问题进行判断和评价，并有意识地不断学习和积累相关经验以提升自身的医学伦理修养。由于人的思想观念易受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加之不断变化的复杂的社会和医疗环境，尽管医学生和医务工作者在学校已学过医学伦理学课程，但是如果只局限于此，是无法抵御各种不良倾向的冲击和影响的，在医疗实践中也不能准确地作出伦理判断，有时可能会出现侵害患者利益的情况。
三、医学生医学伦理素养养成的途径
1.在医学伦理教学上着重培养与提高医学生的伦理辨析能力。(1)医德理论储备是医学生具有伦理辨析能力的必备要件。医学伦理的理论讲授又是医学生增加医德理论储备的前提要件。针对目前患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和医患关系日趋紧张的现状，医学生如果缺乏必要的医学伦理知识，面对以人为本的医学，仅仅在医疗技术上胜任则未必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医疗目的，面对患者，技术完备的医学生可能会茫然不知所措。而具有必要的医学伦理知识可以帮助医学生更好地发挥和应用其所掌握的医学知识技术。因此医学院校除了有责任传授给医学生目前医疗实践所需要的医学知识外，也有责任培养医学生必要的医学伦理理念。对医学生而言，通过学习医学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原则和各种规范，培养对众多医学伦理学问题或难题的分析能力，就是要形成医学伦理素养，即培养在医疗实践中对伦理问题的敏感力和把握解决伦理问题的思维方法和能力。而医学伦理理念不可能在医学生的头脑中自发形成，只有依靠专业教育传授给医学生处理医疗实践所必需的医学伦理知识，才会促使医学生形成一定的医学伦理理念。(2)注重医德实践以拉近医学专业与医学伦理之间的距离。医德具有非常强的实践性，如同理论知识需要经过临床实习才能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一样，医德的养成也需要密切结合实习，通过医德实践，医学生可以获得直观且真实的医学伦理辨析体验。因此，可以考虑进行一些教学方法上的改革，可以在课堂上采取情景模拟法教学，同时，适当增加一些实践环节。比如，请医学专家结合多年行医经验给学生作相关内容的专题讲座，组织有关医德医风方面的演讲比赛，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和社会实践，以了解我国医患关系的现实和医学发展的实际需求。
2.院校教育和医院继续教育相接合，建立终身医德教育体系。(1)院校医德教育应延续至医学生见习和实习期。医学的实践性特点使医学教育的见习、实习阶段，更应注重医学伦理素养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医学生的见习、实习阶段不仅仅是对医学知识技能的见习、实习，也是对医学伦理知识和运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的见习、实习。在校学习期间，医学生初步掌握了基本的医学专业理论知识，也把握了基本的医疗道德要求。但社会环境是复杂的，受来自负面渠道和功利思想的影响，会使刚刚走上社会的医学生产生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落差和心态失衡问题，这会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医德教育效果。因此，医学院校的医德教育不应以某一门课程的终结而终结，而是要延伸到见习、实习过程中，形成包括医德启蒙教育、医德系统教学、结合临床实践教学、临床实习医德教育在内的多层次、分阶段、连续性的校内医德教育体系。(2)医院应接过医学院校医德教育的接力棒。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不是一朝一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即使通过在校的医学伦理素养的系列教育，医学生从医学院校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已具备了一定的医学伦理素养，但在长期的日常工作中常常会遇到在校时不曾遇到的更实际更具体的问题，加之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在医疗领域也会不断出现新的伦理问题，这都需要医务人员不断加强自身的医学伦理素养，防止在医疗实践过程中的任何环节、任何时期出现忽视、侵犯、伤害病人利益、违反医学伦理的情形。这就要求不仅医务人员自身要加强学习医学伦理理论的主动性，而且需要医院给医务人员提供继续医学伦理教育的平台。
3.逐步建立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机制。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是把医德理论、医德规范和医德实践三者统一起来，以独特的医学价值判断直接参与整个医学实践活动的形式和过程。它是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发挥作用的杠杆，长期的道德教育及适当的引导、约束机制，可以使人在内心深处建章立法，并逐渐转化为内心信念和行为习惯，因此，医学伦理素养的评价机制能够以其特有的方式深刻影响医学生尤其是医务工作者医学伦理素养的养成。在医院可以把医务人员的自我评议、医生同行之间的评议和患者对医务人员的评议有机地结合起来，建立相应的奖惩机制，并把评议结果与职务晋升、年度考核和利益分配结合起来;也可以根据考核情况，对有违医学伦理行为的医务人员进行下岗培训，对违反医学伦理原则和规范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进行约束和惩戒，形成一种外在的评价机制。长期的正面教育引导必将会在医务人员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形成有效的正确的价值导向，并逐渐转变为他们的内心信念，从而促使医务人员表现出良好的行为，最终形成良好的医学伦理素养。
[参考文献]
[1]马博.浅谈新时期医学生的医德教育[J].药学教育，2008(2).
[2]廖浩.新时期加强医学生医德教育的思考[J].教育探索，2009(8).
[3]刘运喜.医学生医德素质形成过程分析[J].中国医学伦理学，2009(12).
[4]陈君.浅谈医学生的医德教育[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8(3).
看了“职称论文字数统计”的人还看：
1.2017年职称论文字数要求
2.职称论文的字数要求
[中图分类号]G718.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4 — 0125 — 02
伴随着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人们发现科技在给人类社会和生态环境带来福音的同时，也带来了日益明显的危害。“现代科技的异化难题归根到底是‘伦理’问题，而不仅仅是科技发展问题。科学技术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物化形式，总体上呈现出‘为人’的伦理本性，因此，推进科技‘人化’是规避科技‘异化’的有效途径。”〔1〕科技伦理是人们在科技活动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它体现为科技活动中从业者的职业态度、方式、价值取向等。科技伦理素养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科技事业的发展，加强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对我国国人、科技、社会和生态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当前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克服。
一、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一）忽视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培养目标上除了要体现普通高等教育的共性要求，还要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的特殊要求。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教高〔2000〕2号）中明确指出，“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学生应在具有必备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门知识的基础上，重点掌握从事本专业领域实际工作的基本能力和基本技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因此，科技伦理道德是高职人才职业道德的重要组成内容。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一部分教育者往往从道德的约束性和规范性出发，片面强调人对道德规范的服从与遵循，忽视科技伦理对个人成长与发展的服务与促进作用，忽视个人在面临道德向题时能动性的发挥，体现在学校德育教学中，表现为教育者重视道德知识与行为规范的学习，忽视学生正确的科技价值观、科技理想的培养，缺乏对学生科技能力和解决道德冲突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面对现实科技活动中的种种问题时无所适从，是非难辨。
（二）割裂思想道德教育与科技伦理教育的联系。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对整个社会的道德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高职生科技伦理的发展水平从一个方而体现了社会道德的整体发展水平。高职生是“准职业人”，毕业后将直接走上工作岗位，他们的科技伦理素质的高低对社会职业道德状况产生重要影响，因此，良好的思想道德是形成良好科技伦理的基础，科技伦理是思想道德在科技活动中的迁移和体现，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但有些学校在教育实践中片面强调科技伦理教育，轻视思想道德教育与学生日常基本的学习态度、行为习惯的培养，甚至用科技伦理课取代思想道德修养课，这些做法既有悖于学校德育目标，也违背了科技伦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
（三）科技伦理教育方法缺乏针对性。现代科技发展，特别是信息技术、生命技术、环境技术、生态技术的发展，提出许多科技道德问题。核技术的发展涉及的伦理问题主要有：“核保密问题、核控制问题、核人权问题、核和平问题。”〔2〕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破译遗传密码的伦理问题、基因重组工程的伦理问题和克隆人的伦理问题等等。计算机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主要有：信息价值伦理、现代信息产权伦理、现代信息竞争伦理、现代信息隐私伦理、信息安全伦理和现代信息战争伦理等等。”〔3〕高科技是把“双刃剑”，既装有许多好东西，用之不当，就可能导致战争危机、生命危机、生态危机、环境危机等。因此，需要专门的道德规范对其加以引导。然而，有些老师在讲授科技伦理过程中采取满堂灌的方式，注重对科技伦理规范进行抽象的阐释，内容缺乏现实针对性，忽视学生自身对科技伦理的理解、体验和学生的积极参与；有的教师教学远离学生现实生活，理论和实际脱节，听起来索然无味；有的老师只要求学生死记书本知识，不注重具体行为训练等。这严重影响科技伦理教育的实效。
（四）行业科技伦理教育特点不突出。“科学的社会伦理和人道主义问题不是什么外在的，而是伴随着对真理的探求产生的。”〔4〕当前，我国就业市场竞争激烈，用人单位对高职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高职生受个人主义的影响，越来越注重物质层面的东西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由此带来的是他们的科技行为缺乏社会责任感，偏离科技伦理规范。因此，高职院校加强科技伦理教育是高职学生就业成功和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然而，多数高职院校的科技伦理教育局限于一般科技伦理教育。强调作为从业人员所应具备的科技伦理的共性要求，面对各行业不同的科技伦理规范则很少涉及。主要表现在：一是对学生实习期间的科技伦理教育不够重视，认为那是实习单位的事；二是有些学校教师尤其是思想政治课教师对行业科技伦理研究不够深人，往往对行业科技伦理内容的讲解泛泛面谈，一带而过。
二、改进高职院校科技伦理教育的途径
（一）坚持科技伦理教育的基本原则。1.系统性原则。包括：内容的系统性，即科技伦理教育应包括科技伦理规范、科技价值现、科技理想、法律意识、科技生涯设计与指导等内容；教学组织系统性，即科技伦理教育的组织包括理论知识学习、行为训练、实践学习等多种途径；实施方案的系统性，即要根据学生不同人生发展时期的特点开展不同内容的科技伦理教育。2.实践性原则。科技伦理教育必须与各种实践活动相结合，即使是课堂教学，也需联系具体的科技行为，引导高职生真正领悟科技伦理规范。3.开放性原则。包括：教学主体开放，即要聘请校友、实业家、劳动模范等成功人士举办讲座并与学生交流，用他们的切身体会教育学生；教学内容开放，即既要讲中国科技伦理的案例，也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案例；教学手段开放，除常规课堂教学外，还要采用参加企业活动等教育形式。4.行业性原则。要求在进行科技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不同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有针对性地开展行业科技伦理教育。
（二）构建系统的科技伦理教育内容。1.科技价值教育。科技价值观是人们对科技是否具有价值以及具有何种价值的看法，是构成科技伦理素质的重要因素。科技价值观教育包括：正确认识科技与专业的关系、科技对人生发展的意义以及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2.科技理想教育。科技理想是人生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在科技活动中的奋斗目标，对科技行为起引导、激励作用。科技理想教育包括：认识科技理想的作用和意义、实现科技理想的途径和方法以及根据社会与个人的实际制定目标明确、内容翔实、措施具体的科技发展规划。3.科技伦理规范教育。包括：科技伦理基本规范教育和与学生所学专业对应的行业科技伦理规范教育。4.现代科学精神的培养。包括：认识创新的意义、树立创新理念、掌握创新方法与途径、培养学生的竞争与合作精神、正确对待竞争中的种种挫折和团队合作精神等。
（三）全方位实施科技伦理教育。1.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加强科技伦理教育。要改变思想政治理论课中科技伦理教育的内容较少的现状，让科技伦理知识进思想政治理论课堂，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有针对性的科技伦理教育，包括科技价值观、科技伦理规范、科技生涯设计、科技活动中的法律规范、职业理想与人生价值实现等，要避免了学科知识的简单陈列。2.通过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加强科技伦理教育。选修课或专题讲座可对学生进行及时的、有针对性的科技伦理教育，能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3.充分利用实习强化科技伦理规范教育。科技伦理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借助实践可以使学生领悟科技伦理并外化为职业行为。实习前要进行科技伦理规范理论教育；在实习过程中，既要请实习单位的管理人员或岗位能手对学生进行科技伦理规范的讲解与示范，又可以由指导学生到实际操作现场感受和体会科技伦理和从业精神的内涵；实习结束后要学生结合自己经历反思科技伦理对个人、企业和社会的重要性。4.利用专业课教学渗透科技伦理教育内容。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岗位对应不同的科技伦理规范，科技伦理教育有助于专业技能的习得与提高。因此，科技伦理教育要与专业课程的学习相结合，尤其是行业科技伦理规范的学习与掌握和专业课教学与实践联系密一切，在专业课教学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而应该对学生进行行业科技伦理规范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纳入学习中。“还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具体情况，将科技伦理教育渗透到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去。如对工程技术类专业的学生，应开设技术伦理、工程伦理课程；对环境与生命科学专业的学生，则开设生命伦理、环境伦理等课程。”〔5〕
（四）改进科技伦理课教学方法。1.案例教学法。科技伦理尽管是抽象的，但体现在大量鲜活、具体的生活中。教师既可以在教学中通过科技实例的列举和分析，变抽象为具体，变枯燥为生动，使学生的认知水平从真实的案例中得到提高；也可以让学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相互交流分享，加深对科技伦理的理解。2.讨论辨析法。我国正处于杜会转型时期，价值观念呈多元化发展趋势，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从不同角度影响着学生，青年学生虽然主体意识增强，但思考和辨别能力不足，对一些社会问题的认识或模糊不清，或极端片面，或矛盾重重。在科技伦理课教学中，教师可以选择某些科技伦理问题组织讨论，让学生敞开心扉，各抒己见，并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启发学生思考和讨论，让学生在相互讨论成辩论中澄清自己的科技伦理观，明确自己的科技行为的后果与责任。3.榜样示范法。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具有很强的示范和精神激励作用。在科技伦理教育中，要善于列举学生在生活中容易感知的人，如本校的毕业生、本行业科技专家等，用他们的科技事例对学生进行教育，实践证明这种做法能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4.企业文化感受法。企业文化感受法实际上是一种情境教学法。企业文化是企业塑造的共同理想、基本价值观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凝聚着企业的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科技伦理也融合在企业文化中，显理着时代感、形象感，既生动活泼，又真实具体。因此，学生在体验企业文化的同时，能真切地感受到科技伦理文化。感受企业文化的途径很多，可以观察或参加企业的各种活动等。
〔参 考 文 献〕
〔1〕牛庆燕.现代科技的异化难题与科技人化的伦理应对〔J〕.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1）.
〔2〕李庆臻，苏富忠，安维复.现代科技伦理学〔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67.
中图分类号： B82-097.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2）-09-0268-1
1 “挑战者号悲剧”案例分析
1.1 “挑战者号悲剧”案例陈述
1986年1月27日的夜晚，莫顿公司的工程师们以对O形环在低温下的密封性能的担忧为基础建议不要在第二天早上发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虽然技术证据尚不完整，但却有迹象表明在温度相对较高时会导致致命的爆炸。但莫顿公司的高级副总裁梅森感到工程师们的数据并不是结论性的，最终做出发射的决定，于是第二天在火箭发射后的73秒挑战者号爆炸了，除了生命遭受的惨重损失外，这次灾难还摧毁了数值百万元的设备，并使NASA声誉扫地。
1.2 悲剧诞生的原因分析
工程学是一门讲究量化的科学，而伦理学则是一门不容易定量、主观性强的软因素学科，我们希望弥合工程学与伦理学两种学科之间的隔阂，但却不得不承认这种隔阂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因此诞生了类似于“挑战者号悲剧”的现象，从而引发了各种社会争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悲剧一次次的重复呢？
首先是伦理学多元性的特点让人无所适从。功利主义、义务论、权力论等存在着错综复杂的争论和分歧。工程学也同样充满争议、分歧。而当今工程与我们的社会生活伦理又逐渐息息相关，所以我们不能逃避充满争论的社会。实际上，外国的工程师协会已经制定有各种工程伦理规范，但这只是一种预防性的伦理规范范畴，并不能完全缓解挑战者号悲剧这样的工程伦理难题。工程伦理中存在许多伦理困境，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绝对正确的行为规范，需要权衡而后做出符合条件的选择。处理现实的工程伦理问题是一个艰难的创造性的过程，需要管理层以及工程师们的共同努力。
其次，有研究表明大多以职业伦理学作为范式的行业，都是以职业自治为出发点来进行的。但值得推敲的是，工程师及工程管理层不像医生、律师等典型专业技术人员以自己掌握的专业技能来为社会大众服务，主要是因为他们可以职业自治，可以独立处理职业对象，但是工程人员存在很多职业困境，造成工程师的伦理意识远不如医生、律师的强。况且重大工程项目一般都是团体行为，存在分工协作，并且通常情况下工程师需要完全服从企业管理层的指挥，使工程职业伦理的自主性受到很大限制，工程师往往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及影响，容易忽视自己肩负的重大责任。
2 工程伦理学内涵
程伦理学的出现是与历史上的工程灾难相关联的。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工程必然具有其内在的伦理维度，因此工程伦理学指的就是在工程实践中涉及到的伦理道德价值、问题和决策的研究。工程伦理学的诞生也是出自于对引起社会高度关注的著名案例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有两起引起全世界关注的案件：一是斑马车油箱事件，二是DC-10飞机坠毁事件，这二起事件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而其原因在于从事研发活动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将利润和效率放在了首位，而忽略了对公众的安全、和福祉的关注。直到80年代，包括挑战者号事故在内的一系列重大事故的发生，不得不引起美国社会各界对工程伦理问题更多的重视，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也就开始越来越成体系了，因此也得到了来自于工程教育的需求和国家基金的大力支持，目的就是为了将工程伦理学更多地介绍给日后从事工程项目的工程师们与管理层。
3 对我国工程伦理事业的启示
3.1 规范我国工程伦理范畴
我国的工程伦理范畴才具规模，遗憾的是，工程伦理范畴中的具体条款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以避免发生类似挑战者号的悲剧。首先，工程伦理职业道德委员会亟待成立，因为这个机构的成立将成为起草工程伦理章程的重要助推机构。其次，在工程伦理职业道德委员会的监督下，各个成员分支机构应以身作则，施行奖罚分明的法规条例，根据工程的繁简程度做出相应的调整。最后，修订和进一步完善范畴规定内的具体细则，做到与时俱进，以淘汰一些不合时宜的条款。
3.2 加强工程伦理的继续教育
对工科院校的学生即未来的工程师们实施工程伦理的教育在国内远没有达成共识。因为大多数工程师都相信所谓“工程精神”就是精准、效率，工程师只要把本职工作做好。至于这些产品如何在社会上起作用，可能起什么作用，那是政府、企业家和使用者的问题，工程师没有责任管、也管不了。
4 结论
当前我国关于工程伦理学科的课程还很滞后，这不利于我国工科毕业生、未来的工程师、决策者在工程设计过程中引入伦理范畴，因此，亟待加强大专院校的工程伦理教育工作，才能避免更多的挑战者号悲剧在我国重复上演。
参考文献
[1] 哈里斯等.工程伦理概念和案例[M].丛杭青等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6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