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是上世纪文坛的领军人物，京派小说的代表作家，是鲁迅所赞扬的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也许正是受这段湘西生活的影响，他崇尚一种恬淡、含蓄的艺术美，倾向于表现纯朴、健康、自然、优美的人性。他在小说中营造的唯美意境主要靠质朴、诗意、含蓄、唯美的语言形式，而这种语言形式又熔铸着他独特的个性气质，情感倾向和美学追求。使他的小说在中国现当代小说中独树一帜。
具体剖析沈从文的文体语言特征，要从沈从文小说中语言特点入手，解读沈从文的文体美学追求。
一、鲜明而独特的意境
在中国古代的诗论与画论中，意境或情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它指的是诗歌或绘画作品中，作者主观体验到的人生情绪，与作品描绘的客观物象融汇交织而形成的审美境界。作为意境构成的基本骨架是物境构成的总特征及作家处理主观情感的具体方式。正是在这两个方面从文小说的艺术个性、从而使他的小说具有了一种独创的艺术意境。
沈从文乡土题材的小说所展示的社会人生，是多种文化因素交织而成的有机板块。其中，确有许多使外部的人们大感诧异，难以置信的东西。那种“养身靠商人，恩情却结于水手”的人生形态衍生而出的吊脚楼与柏子的爱情恩怨，那种青年男女间以热情的山歌赢得对方欢心的恋爱方式，那种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形成的山民道德形态，如萧萧生子便不再发卖等等，都与典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都市及内地社会大异其趣。沈从文确是有意突出湘西的地方性，仿佛要借湘西的原始神秘性、特异性来完成作品的构图。这些人生现象对于中国社会的普遍性来说，它们是特殊的。但对于包括湘西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它们又是普遍的。从特殊见出普遍，既带着特异性，有具有现实性，这是沈从文小说意境描绘的重要特征。
沈从文小说中的这种原始神秘性是通过普通人即“凡夫俗子”的日常生活与交往表现出来的，是风俗画，是人情小说。他要从这平凡的人生现实中，探索“乡下人”的生命形式，表现他们的生命个性，在他们身上，优美与凡庸交叉，道德状况的健康纯朴与理性世界的原始蒙昧并存。
二、浓郁湘西地方色彩
“湘西”所能代表的健康、完善的人性，一种“优美、健康和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正是他的全部创作要负载的内容。
1.描述性的名词蕴含有大量的湘西民俗文化。翻开他的小说，简直是湘西民俗大展览：船渡、吊脚楼、晒楼、边城……而且其常使用的名词中，如果不太懂湘西方言的人还不太能理解其中的味道。比如：地保的好心肠的的确确全为的是替阿金打算。他并不是想从中叨光，也不想拆散鸳鸯。……好管闲事的脾气，这地保平素虽有一点，也不很多，恰恰今天他却多喝了半斤“闷胡子”，吃了斤“汪汪叫”。其中“叨光”意即管闲事；“闷胡子”是指一种地方粮食烧酒，而“汪汪叫”则是狗肉代称。在他的小说中，“大老”“二老”“三三”等对小孩子的称呼，在湘西是普遍的；“过路”（路过），“泡坏”（淹死），“走脱”（逃掉），“标”（漂亮），“精怪”（妖怪）等词，是湘西的“土产”。作品中人物的语言，也是地方化的。
2.人物对话颇多巧妙的比喻和湘西人惯用的语汇等话语方式。使用比喻句是沈从文擅长之处。他可以把老船夫比作“正经、大方的楠木树，稳稳当当地活到这地面上。”又如：《萧萧》里“萧萧嫁过了门，做了拳头大丈夫的小媳妇，一切并不比先前受苦，这只看她一年来身体发育就可明白。风里雨里过日子，象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叶大枝，日增茂盛。这小女子简直是全不为丈夫设想那么似的。一天比一天长大起来。”这里将日渐发育的萧萧比作风雨里成熟的麻，那种大枝大叶以及蓖麻籽晚上脱落的“毕勃”声仿佛清晰可闻。这类语言虽显新奇，却根植于湘西的生活土壤。在乡情乡韵中追求语言的新颖，展示了沈从文令人赞叹的丰富想象力和创新能力，表现出了作家在文学语言上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3.借助谚语、俗语、民歌、民谣、民间传说等，使人物形神并茂，个性毕现。沈从文的作品“俗谚俚语”使用很多，如“又要马儿不吃草，又要马儿走得好”（《边城》），“两手一肩，快乐神仙”（《贵生》），“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边城》），“货到地头死”（《人与地》），“伸手不打笑脸人”（《买橘子》），“人有千算，天有一算”（《传奇不奇》）等等，都被作者信手拈来，巧妙地运用在小说当中，二者相得益彰。
总之，浓郁湘西色彩的语言、逼真的自然景物和独特的社会风俗融为一体，正如雨果评价莎士比亚那样，作者“把整个自然都斟在自己的酒杯里”。沈从文的小说字里行间流动着湘西之水的自然韵律，这源于家乡自然与人文环境的耳濡目染，也出自审美境界的自觉追求。
三、如诗如画、古朴典雅、通俗易懂
1.语言平实而不失诗意和蕴味。如《边城》中有这样一段话“天快夜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杜鹃叫个不息。石头泥土为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节皆放散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且有甲虫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来乡下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这些语言既朴素、洁净，更具有一种古典的唯美，精采的使人如同目遇，给人以一种诗情画意之感，那么美妙、清新。又如：沈从文在《边城》中的一段景物描写：“深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白白小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逼人眼目。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时只需注意，凡有桃花处必有人家，凡有人家处必有可沽酒。”作者在这里为我们营造了一种宁静和谐单纯的自然风光。试想，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该是多么单纯、惬意、无忧无虑、与世无争、宁静自足，短短几句话，作者运用他那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为我们勾画出一幅世外桃源的美丽景画。
2.通俗易懂的语言营造的每一个意境都充溢着美丽与宁静。如《边城》中老船夫与天保的一段对话：“大老，听我说句正经话，你那件事走车路，不对；走马路，你有份的！”那大老把手指着窗口说：“伯伯，你看那边，你要竹雀做孙女婿，竹雀在那里啁！”他们的对话具有典型的湘西语言风格，充满泥土气息，既符合人物的身份，又真实地反映出人物的内心感受；既含蓄又意味深长，使读者清晰地感受到老船工和大老的内心深处微妙的变化。这真是“在素淡之中自有明澈的光辉，质朴之中自有蕴藉隽永之情致。”
四、源于生活、朴实传神，又富于隐讳色彩
1.源于生活、朴实传神。沈从文先生是怎样从生活场景中真真切切的展示湘西的风情画卷？答案很明显，那就是源于生活而又朴实传神的语言的运用。我们就从下面这段中寻找一点答案。“小溪流下去，……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小溪宽约二十丈，河床为大片石头作成。静静的水即或深到一篙不能落底，却依然清澈透明，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小溪既为川湘来往孔道，……渡头为公家所有，故过渡人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 管渡船的必为一一拾起， 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量，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边城》）“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比水山相拥更具神韵、“一篙不能落底”、 “ 河中游鱼来去皆可以计数”比清澈见底之类的词更能说明问题。 “心中不安”、“一一拾起” 、“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再普通不过的词语有相当的塑造力，将民风的纯朴富有感染力的流露出来。
2.隐讳艺术， 讳莫如深。沈从文小说语言的隐讳艺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沈从文对生理的隐讳，使他的小说总是能很巧妙地消除读者的尴尬，对隐讳的运用也体现了他对人性的关怀与怜惜。 看下面的两段文字：“年龄在这个神工打就的身体上，增加上了些表示‘力’更像男子的东西，应长毛的地方长了茂盛的毛，应长肉的地方添上了结实的肉，一颗心，则同样因为年龄所补充的，更其能顽固的预备承受爱与给予爱了。”（《龙珠》）“这女孩子身体既发育得很完全，在本身上因年龄自然而来的‘奇事’，到月就来，也使她多了些思索，多了些梦。”（《边城》） 沈从文小说中的语言一向是实实在在能明明白白的表达内容的，可是到了要表述身体变化的时候竟用起了模糊的语句。当然这些看似模糊的语句也并不影响表情达意，人人都知道“应长毛”、“应长肉”的地方是哪些部位，“到月就来奇事”也没有人不明白指的是什么。另一方面是沈从文对于性描写过程中的隐讳。对于性描写的 “讳莫如深”沈从文是通过一种诗意的语言来实现的。 “经过龙朱的指点，结果是多数把女子引回家，成了管家妇，或者领导到山峒中，互相把心愿了结。”（《龙珠》）“她要他当真对天赌咒，赌过了咒，一切好像有了保障，她就一切尽了他。到丈夫返身时。手被毛毛虫螫伤，肿了一大片，走到萧萧身边。萧萧捏紧这一只小手，且用口去呵它，想到刚才的糊涂，才仿佛明白自己做了一点不大好的糊涂事。”（《萧萧》）
不难看出，沈从文对于的隐讳语言比对身体的隐讳还模糊，在他的小说中性甚至到了几乎隐藏的地步。但他的小说从不回避性这个问题，相反他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品，总是表达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只是他用了一种更加唯美的语言表达。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沈从文小说的语言不仅古朴典雅、蕴藉隽永，而且富有隐讳色彩。其最重要的原因是根植于湘西的生活土壤，具有浓郁的湘西地方色彩，营造出鲜明而独特的艺术意境。语言格调古朴，句式简峭、主干突出，单纯而又厚实，朴讷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整个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隐忧和对生命的哲学思考，一如他那实在而又顽强的生命，给人教益和启示。沈从文真不愧是上世纪文坛的领军人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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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以昆汀的经典之作——《低俗小说》为例，宏观地观看理解作者的想法，分析一下他叙事手法和动态。《低俗小说》作为一个剧本和电影来看，不难得出，这是较为简单的一个故事，其矛盾冲突作为一种暗线贯穿在情节发展中，正是因为巧合碰撞出一个个戏剧的影像火花，虽然这里面叙事者没有一个特定的立场和主旋律，但观者会不自觉的选择自己青睐的对象和自己喜欢的角色来站队，虽然都是恶人，但恶的程度、恶的方式尚属于在令人接受的尺度范围内。幽默的叙事手法一直是昆汀乐此不疲的常用套路，他的幽默更多的不是用来讥讽和嘲笑，而是在反思自身和自嘲。应该肯定的是：影片《低俗小说》创作的初衷是不涉及社会、不涉及政党、不涉及宗教观念的，而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令人回味悠长。不去批判评价恰恰是《低俗小说》体现的精神内涵。当代评论家往往将故事本身的叙事性与隐喻和象征挂钩，挖空心思试图找出这样那样的蛛丝马迹，或从语言的对白翻译入手，或从道具出现的频率乃至演员的服装搭配上都去探讨研究，类似《低俗小说》的叙事手法在当下电影桥段中被广泛的复制，将这个有想法的布局归纳是标准的“起、承、转、合”四部曲的传统模式似乎有些幼稚，线条清晰而简单，结局也耐人寻味，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出场也有传统话剧的一般过场，大量的语言对白和间断的音乐使得电影充满神秘色彩和强大的视觉特征。在这类布局的伪程式化外，人物形象也是特色鲜明，多是社会底层的小混混和黑社会成员。他们有矛盾、有冲突、有交集，这显然具备一般观者能够猜到的范围。但是，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个衔接让人觉得时空观念的互换和错位，以至于忽视演员的特色和言语，直接震撼到心灵深处的那种善恶天平。“每个人无所谓善，无所谓恶”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从脑海中迸出。
《低俗小说》的人物语言多用俚语，其中夹杂大量的粗话和典故，如“圣经”桥段、“牧羊人”桥段等观念是需要观者有一定的宗常识。当然，这无关紧要，重要之处在于导演没有鲜明的立场，高尚的主张等等，也无需让观众接受什么，这恰恰是《低俗小说》纯文本叙事手法的一种特点，这种境界已经到了纯抒情、纯叙事，不去刻意雕琢人物精神塑造。
·博士论坛郑海标：略论《低俗小说》的叙事语言的思想特征 应该说《低俗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性是很弱的，诉说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涵盖底层生活形态。但决非某些批评家所言的文化侵略地步，影片呈现并反映的矛盾、表现的暴力与意识形态无关，这种无立场的创作观念是纯粹的视觉语言的表达。在《低俗小说》中，不同观者有不同解读，正如昆汀的创造手法与科恩兄弟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这种冷眼看事，冷眼对人的态度贯穿电影叙述之中，这类拍摄手法更以为开创性。昆汀的叙事特色正是因此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先锋”速度，成为一个时代的方向。
经过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和启迪，《低俗小说》的叙事风格才得以形成，其独特的形式语言迅速地占领时代的叙事主流，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低俗小说》为代表的多元叙事结构已经有意识地突破自己的局限，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视野的拓展
在此之前，电影叙事语言对时空观念的塑造都会有些特定的印记和观念，《低俗小说》的出现对时空观念只是有了一个较为笼统和模糊的概念。并不是只重故事而不注重社会内容，其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戏剧巧合正是迎合电影观赏者的第一手段，但是在电影环形叙事结构和节奏上，情节被作为叙事语言的第一兴奋点，着实是研究者不愿去面对的。如《低俗小说》中角色一般在大的气氛下出现滑稽的窘态，但并不令人捧腹，如角色的正义，价值观都不从体现的情况下让观众站队，判定的一元观念由此产生颠覆，纯故事情节的取胜，大量的篇幅用来描写人物的善与恶，却以轻喜剧和幽默的手法来促成。如小甜心一角色可笑，反倒令人为之揪心，吸毒之后的休克使观众也有施救之心。社会意义在电影中基本被淡化和漠视，或者认为导演刻意回避又不见踪影。
在不断渲染故事的戏剧和转折中，主人公身份角色的突变和倒置。导演用近乎意识流的手法来刻画角色之间的联系。如拳赛之前黑社会大哥的剪影化处理，杀手杀人后的朗诵，都是一种对现实善恶观念的不置可否。
二、打破封闭式的传统叙事结构
通常来看，电影无非就是讲故事，一个故事的好坏和一个讲述者综合起来的艺术。而《低俗小说》的叙事是将故事打乱之后随机整合起来，使之独立又有联系，这些关系又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跳跃式的，不可捉摸的怪诞之拼接。以昆汀的作品来看，他所代表的一种意识形态，基本采用逻辑实证的开放式，如将事物、事件、时空观放置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任其自由发酵，优点在于这样的故事很精彩，且有推理的喜感。缺点在于时空观念的错位使观众也有一种摸不到头脑的疑惑。当然，时下我们已然接受这种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视觉冲击，但是推到该片上映之初，我们的观念尚未改变之时，这种叙事手法使我们迷茫和无所适从。电影叙述若是沿此道路走下去，就会大大减少其可信性和故事趣味，所以打破封闭式的叙事格局势在必行。
打破封闭式格局是与拓展社会视野互为表里的。在充实社会内容的同时，科恩兄弟和昆汀在电影叙事推理模式和情节设计上都获得了解放。电影艺术由“讲故事的人”到“听故事的人”有了角色的转变和互换，那就是导演和编剧正试图站在观众身边来分析角色之间的联系，故事的包袱如何安排，更注重观众猎奇的心理和动机。主张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此点更多体现在《杀死比尔》中。重视心理分析之外，情节设计也由封闭到开放。《低俗小说》的开头本来是几件互不相干的事情平行进行，绝于交叉的，但是每个故事都有“意外”的出现，才促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正如故事结构简单得难以置信，一切均靠意外事件来进行展开。这种潜在逻辑推理的暗线手法一直持续到故事结束。这类题材故事的叙事手法被日后的影片屡屡借鉴，仍旧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处理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弹性和陌生感，改变了人们对犯罪电影的固有观念。
在正统的封闭式黑帮电影中，的确缺乏喜剧和荒诞的成分，但也同样缺失逻辑和分析。如《教父》的情节并不引人入胜，而是靠演员的大量语言对白来征服观众，对性的描写少之又少，而在昆汀作品中不时出现一些调情场面和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很难肯定这究竟是受什么观念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性的成分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是观念和电影之间互相综合与社会接轨演讲所共同造成的结果。
三、武侠因素的引入
黑帮和武侠本来都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是体现某种社会集体无意识的虚构的偶像。在中国黑帮是和武侠有较大区别的，但在欧美文化圈，以“佐罗”为代表的侠客情怀已是深入人心，黑帮不是恶势力的代名词，相反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帮题材的故事叙事手法上更倾向讲其内心的善，而不是颂扬其做的恶。他们的行为更多是和政客和警察的“对垒”与“角力”，在昆汀影片中，杀手即是杀手，不掺杂太多的崇高、梦想。在他的角色里，更多的是对“伪绅士”的嘲讽和戏弄。
一、语体的概念及小说语体的界定
关于“语体”的概念，我国语言学界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就展开了系统性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及定义主要有：
林裕文：由于交际的目的、内容、范围不同，在运用民族语言时也会产生一些特点，这种特点的综合而形成的风格类型，叫做“语体”，语体不是文章体裁，也不能把语体看作特殊的独立的语言。
王德春：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在不同的社会活动领域内进行交际时，由于不同的交际环境，就各自形成了一系列运用语言材料的特点，这就是言语的功能变体——语体。
李熙宗：语体是适应不同交际领域、目的、任务需要运用全民语言而形成的语言特点的综合，具体表现为由词语、句式、语音手段、辞式、章法及符号、图表等语言和非语言表达手段共同组成的特点系列。不同语体有着不同的语言风格基调。
这些定义都对语境在语言运用中的制约作用给予了高度重视，其实，语体是语言运用的经济原则和信息原则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语体是在运用全民语言时，为适应特定语境需要而形成的语言特点序列及其所具有的特定的风格基调。
同时，在谈及小说语体的特征时，我们应该首先考虑小说语体的归属问题。
一般我们认为，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是现代汉语语体的两大基本语体类型。我们首先把现代汉语体分为两类：一是适用于社会群体活动领域，具有严密规范、庄重典雅风格的书卷语体，一是适用于日常生活领域，具有平易自然、生动活泼风格的谈话语体；谈话语体和书卷语体这两大基本语体类型的内部，可再划分为种种具体的分语体来，如书卷语体划分为各自具有不同表现形式的文艺语体和实用语体。如文艺语体作为书卷语体的分语体，还有诗歌体、散文体和对白体等支语体。一般我们认为，小说属于文艺语体。
二、小说语体的基本特征
通过前文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说属于文艺语体，而文艺语体又属于书卷语体或书面语体。在分析小说语体的基本特征之前，我们可以先来分析文艺语体的一些基本特征。文艺语体是通过艺术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的，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形式。我们可以对比得出文艺语体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文艺语体不仅利用叠音、双声、叠韵、平仄等来追求语音的形式美，它更注重词语的选择与锤炼，即“炼字”与“炼词”，用以营造意境，深化主题。同时，在文艺语体中，比喻、比拟、借代、拈连、夸张、双关、仿词、反语、婉曲、对偶、排比、层递、顶真、回环、映衬、反复、设问、反问、通感、警策等各种辞格都被广泛运用。而且，在文语体中，为了表达的需要，省略句、倒装句、变式句等大量运用。以上文艺语体的基本特征也正是下位概念小说语体的基本特征。据此，小说语体的基本特征可以做如下系统分析。
1、小说语体感彩方面的特征
小说语体一般来说感彩强烈，强调主观抒情性，风格绮丽。文艺是以移情审美为目标的，其创作必然带有个人感彩。正如唐代文学家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强调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也认为文学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感染越深，则艺术越优秀。”每一位作者创作时的境遇和心理状态不同，所以文艺作品所表现的情感是多种多样的，或爱，或憎，或激愤，或苦闷，或欢乐，或哀伤，或悲悯，由此引发的凄者情感体验也是多种多样的。
2、小说语体词语运用方面的特征
语言都具有一定的诗性特征,文学语言更是如此。语言的诗性指“具有暗指来说出的东西,从而使个人独特的东西得到他人理解的特点和功能”。语言也都具有一定的意合特征,语言的意合特征指“用最经济的词语、最凝练的格式表达尽可能丰富的深层语义”。对汉语诗性的讨论,在今天已成为国内学术界令人关注的热门话题。而学术界尤其是语言学界对汉语意合性的研究也可以说是方兴未艾。但以往学者对汉语的诗性特征的讨论大都就集中在文学、美学和哲学等学科领域,而对意合性的研究更主要集中在语言学领域。本文则试图沟通文学和语言学这两个学科领域,将汉语的诗性和意合性进行一番比较,让人们看到汉语的诗性与意合性的天然的契合关系。理解了这种天然的契合关系,我们就能明白有关汉语诗性和意合性的一系列问题。比如说。其它语言也当然有其诗性,但为什么汉语的诗性特征格外突出,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讨论?为什么汉语比起其它诸多语言来说更具有得天独厚的诗性特征?这是与汉语的得天独厚的语言条件——其语法的意合特点分不开的。同样,其它语言当然也有一定的意合特征,但为什么独有汉语的意合特征是如此的显明突出被人津津乐道?这又是与汉语对诗性能够得到自然方便的表达有密切关系的。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论说汉语的诗性,无论如何都有一种欠缺卖征和虚无缥缈的感觉;同样,如果仅仅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明汉语的意舍特点,也同样让人感到意犹未尽,美中不足。通过二者的对比,我们将会看到,它们简直就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相依为命的共生共荣体。
汉语的诗性特征,虽然在个别细节上不同的人会有些分歧,但大体上有了比较公认的结论,张世英用诗的语言特征来说明汉语的诗性特征,我们认为比较有代表性。他把汉语的诗性特征概括为四个特点:言约旨远;象征性和暗喻性;画意性;音乐性。我们将其进一步整理成:简约性;象征性;画意性;音乐性。“言约旨远”,其实主要指“言约”,也即简约性,因为“旨远”可用象征性概括。又因为暗喻性本质上也是象征性,所以我们把第二个特点“象征性和暗喻性”都通称为象征性。同样,汉语的意合特征到今天虽然也有不少分歧意见,但大体上来说,其主要方面还是得到大家公认的,我们姑且把汉语的意合性概括为三个特点:形象性:简易性:顺序性;音乐性。成中英深刻地论述了汉语是一种形象语言。郭绍虞则对汉语的简易性、顺序性和音乐性进行了深刻的论述。我们认为这四个特点比较集中地说明了汉语的意合特征。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汉语诗性的其中三个特点与汉语意合的其中三个特点的一致性:简约性对应于简易性;象征性对应于形象性;两个音乐性自然是对应的。只有诗性的画意性和意合的顺序性好像看不出直接的对应关系。其实它们也是具有内在的联系的。
诗性的言约旨远是指,要求用尽量少的语言表达尽量多的内涵,中国文学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主张的。所谓“言约旨远”、“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语少而意广”、“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趋明”(王充《论衡》)、“凡文笔老则简,意真则简,辞切则简,味淡则简,气蕴则简,品责则简,神远而含藏不尽则简,故简为文章尽境”(刘大櫆《论文偶记》)、“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刘勰《文心雕龙》)。古人对言简旨远可谓推崇到了极点。鲁迅说:“写完文章后自己至少要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有人说:“我喜欢简单的诗,因为我们的生活太丰富了,也太复杂了,我们为什么要把诗歌也弄得如此复杂呢?诗歌并不需要繁复的意象,所以我赞成诗歌‘越简单越好’的创作观点,越简单越能写出好诗。”他们都主张写诗作文要追求言约旨远、言简意丰,这其实也是对汉语诗性语言的追求。
诗性的言约旨远需要落实到具体的形式载体——语言文字上,那么,中国文学的形式载体又是怎样的呢?申小龙指出:“由于尚简,汉语语词单位的大小和性质往往无一定规,有常有变,可常可变,随上下文的声气、逻辑环境而加以自由运用。”就是说,汉语语词没有性、数、格、时、体、态等等的形式限制,在句子的构成时,没有主谓一致的形式框架的形式束缚,为汉语的尚简提供了天然的保证和条件。相反,西方形态语言有一套繁琐的形式,即使尚简也不能彻底,正像潘文国所说:“诗歌是最精练的语言,无论中外,诗人写作时无不惜墨如金。中国诗人可以把虚词芟除得一个不剩,而英语诗人只能徒呼奈何。写诗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用说了。”
汉语诗性中的象征性指以表示具体事物或具体实景的语言暗示象征深远的意境。法国当代着名哲学家李克尔认为:“语言的神奇性正是在于:语言是利用象征的特性玩弄‘指明——隐藏’的双重方向的运动的魔术——语言在‘指明’时就包含了一种新的‘隐藏’,而在‘隐藏’时又包含了再次指明的可能性。”口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象征乃是语言的诗性本质。综观中外文学史,可能没有哪一个民族语言能像汉语这样有如此复杂系统的象征体系:松柏象征坚贞,梅花象征坚韧,竹象征气节,象征孤标亮节、高雅傲霜。兰花象征高洁、典雅、坚贞不屈,等等。中国诗歌几乎每一首都浸润着象征意蕴。那么如此众多复杂的象征意蕴的表达又是通过什么样的语言文字的形式载体来实现的呢?我们认为,汉语诗性的象征性与汉语意合特征中的形象性是密不可分的。范军指出:“象征性思维有利于促进中国人体验、意会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抑制了信号化推理因素。中国传统的象征性思维,迥异于西方古代的逻辑思维,其实质是一种形象思维。”他进一步指出:“过去,人们往往将比喻和象征看作文学表现的手法,而忽视了它所代表的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层意蕴。事实上,早在先秦时期,比喻和象征就不仅是文人学士自觉遵循、普遍采用的艺术手法,而且是思想家们借以完美表达思维、建构理论体系的重要手段。这说明,汉语诗性的象征性和哲学中的形象思维具有同构性,那么这种同构性是否可以延伸到作为它们形式载体的语言文字呢?事实的确如此,汉语的形象性早已成为不刊之论。成中英指出:“中国语言以形象为主导,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六书’就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把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的延伸也代表了形象的延伸。”语言文字的形象性和汉语诗性的象征性的密切关系是无可怀疑的。
汉语诗性中的音乐性指汉语在用简洁形象的语言表达尽量丰富深刻的象征性意蕴时所表现出的音乐特征。“诗的语言的画意性在于提供空间上同时并存的事物的外在形象,使语言所未说出而又暗指的精神境界更具鲜明性,但仅仅画意性语言还不足以表达时间上先后之承续,不足以暗指精神境界的节奏性,这就需要语言的音乐性。”所以真正的诗性语言必然具有以节奏为基础的音乐性,单就中国古诗词而言,可以说,世界上很少有其它语言的诗歌的音乐性能与其媲美的,它们具有最多的音乐性成分:音节整齐、押韵、平仄、双声词、 叠韵词等等。实际上不但汉语的诗歌等韵文体是如此,其散文体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也就是说 ,只要是通顺的汉语,即使语言使用者不去有意地去追求语言的音乐性,汉语也必然含有较强的音乐性。这正是因为汉语本身的结构组织就利用了节奏性等音乐成分,这也就是汉语意合特征中的音乐性。正像郭绍虞所指出的:“化长句为短句,有时再组成匀整的句式。不仅可以充分表达复杂的思想,同时也可以表达复杂的情感。并且再能使人在理解复杂的思想情感之外,同时体会到汉语音乐性的美感,以加深对于思想情感的理解。”申小龙的论述更为具体:“汉语句子的脉络与句子节律是浑成一体的。音步是节律的基础。汉语利用语词单位‘单音节’、‘孤立’的纯一特点,以单音词构成单音步。以双音词构成二音步,于是只须把单音词与双音词巧为运用,使之错综变化,也就自然造成了汉语的节律。”可见,汉语意合语言的音乐性与汉语诗性的音乐性是天然契合的。
汉语诗性特征中的画意性与其形象性是有密切关系的。画意性指,诗性语言虽然也仅仅是语言。而非绘画中的线条、颜色、人物的姿态,但这样的语言却具有触发人的想象和联系的特点,让鉴赏者在头脑中产生一幅生动的画面。但这种理解仍然是画意的浅层理解,而画意性的最深层理解则是指在形象和画面背后表达的深远意境。可见,只有形象语言经过匠心独运的构思和巧妙的安排后才能产生画意性。而汉语意合特征的顺序性恰恰说的就是“汉语不象西方语言那样为每个句子建造一个以动词为中心的空间结构体,而是以流动的短语形成一种具有逻辑天籁的心理时间流。”如《红楼梦》写刘姥姥初进荣国府,与王熙凤正说着话,“只听一路靴子响,进来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面目清秀,身材俊俏,轻裘宝带,美服华冠。”从逻辑上讲,刘姥姥忽听靴子声响,有个男人进来。她最关心的是“少年”,然后才看清楚他的服饰、身段、面目,可见汉语句子的流块建构确实具有一种心理时间的逻辑天籁。可见,汉语以时间流来按排语序为形象语言最大限度地追求画意性表达深远的意境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参考文献:
[1]张世英,语言的诗性与诗的语言[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1)。
[2]徐静茜,汉语的“意合”特点与汉人的思维习惯[J],语文导报,1987,(6)。
[3]成中英,中国语言与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A],中国思维偏向[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申小龙,语文的阐释[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思维工具。语言又是一个不断变动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随人类对世界认识的逐步加深而愈加丰富。人类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也在探索中日益成熟。
《现代汉语词典》对“特征”一词的解释为事物可供识别的特殊征象或标志。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认识事物一定要抓住特征，这样才能深入把握。语言学中同样也存在众多的特征，需要我们去辨别。聪明的人类学家将“特征”概念引入语言分析中，以下就来分析特征理论在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的应用。
一、特征理论的萌芽——语音中的运用
“特征”一词在语言中的使用最早见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雅柯布逊、范特、哈勒合著的《语音分析初探——区别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一书，他们根据声谱分析结果和声学原理，把各种语言音位的发音特点归为12种2分的区别特征。
“特征”首先可以用来区分构成音节的各个音素。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可分为元音和辅音［1］，它们同样拥有作为［音素］这一共同特征，但众多的区别特征则让它们分道扬镳，各司其职，如±［气流受阻］、±［气流强］、±［声带振动］、±［响亮］等。
“音位”这一概念较音素更加社会化。它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类［1］。在分析音位时，必须同某种语言的特定语音系统相联系。“特征”在音位归纳中起作用。如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声、韵、调都可起到一定的区别意义的作用。
a组中/t/∶/t‘/、b组中/u/∶/e/、c组中/214/∶/51/分别将三组类似音节区分开来，得到三组音位。而音位之所以能产生区别作用，就在于这些音具备互相对立的特征：
/t/∶/ t‘/——不送气∶送气
/u/∶/e/——后、高、圆唇∶前、半高、不圆唇
/214/∶/51/——降升∶全降
但在普通话中，/n/与/l/为两个音位，因为“南”［nan35］与“蓝”［lan35］代表不同的意义；而在一些地区话如兰州方言中，人们在发音时意识不到差别，将两者随意调换着用，语音中不产生区别意义的作用，所以同归于一个音位。因此，特征理论运用于语音尤其是音位，在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以及外国语音的比较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特征理论的成熟——词汇中的应用
语言是一个由语素、词、短语、句子构成的层级表意系统。19世纪末兴起的语义学，一直将词义学作为语义学的代名词，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语义是人类所使用的各级语言单位的意义这一观念才得以确立。特征理论被引入语义学，取名为语义特征，语义学正是要透过各个表义单位的表面，深入到微观层去理解其意义的本质。语义特征主要体现在词的义素分析上。
1.语素的特征分析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往往是作为一种构词单位来使用的。现代汉语的语素一部分是完全自由的，可以当作词来使用，如单纯词就是二者的统一体，这样对于语素的分析也就是对词的说明。但还有一部分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必须与另外一些语素组合成词来使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素特征及语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
（1）词义与构成它的语素的意义有密切联系。按结构可分为：1）并列联合（如：山水）；2）偏正修饰（如：巨人）；3）补充说明（如：说服）；4）主谓合成（如：冬至）；5）动宾支配（如：革命）。语素双方都有实在的意义，表达完整意义时则缺一不可。
（2）词义由其中一语素义决定：如国家、窗户、忘记等，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类偏义复词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只作为一个构词手段存在，剩下的语素义即词语的意义。
（3）构词语素义发生转化。实际上词义是由构词语素所蕴含的种种特征比喻、引申而来。如领袖：原指衣服最上端和两侧部分，是构成整件衣服的重要部分，由这一特征比喻一个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巾帼：由头巾、发饰的相应特征引申指妇女。
（4）词缀。词缀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词汇意义，不能独立成词，只能联结一定的词根才能起构词或构形作用。有的词缀用以表示辅助意义或表征词类，如“者”具备［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和［名词性］特征，因此就有读者、作者、记者、劳动者等；有的词缀用于表示语法意义，如“们”具有［复数］的语法特征，所以就有先生们、同志们、孩子们等。
2. 词汇的特征分析
相对于“语素特征”是为了了解词的组织结构，“词汇特征”则是为了明晰词的义项。
词汇中最重要的一级单位就是词，词是重要的表义单位。特征理论运用于词这一层单位，当然是对词义的分析，主要体现在 “义素分析法”。
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或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利用这种方法解释词义时，把词的属性统统排列出来，通过类属关系同别的非本类事物相区别，再根据某些特征同本类内部其他事物相区别。通常用［＋］或［－］符号表示有或无哪一个义素。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义素分析法的使用能够简明、直观、精确地解说词义，把词义的分析往更加深层的方向推进，使词义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中国语言之所以丰富，很大程度在于有大量的同义词。同义词词义“大同小异”，运用义素分析法可以对它们的［意义范围的大小］、［程度的轻重高低］、［感情色彩的褒贬］、［语体色彩］等进行比较，得出词的精确含义。如：“恳求”与“央求”有共同义素［诚恳的请求］，不同就在于区别义素［词义轻与重］；“布”与“布匹”之间存在［具体或概括］的差异，“成果”与“后果”则存在［结局好］或［结局坏］之分；“愿望”与“希望”则存在着［词性］不同与［可作成分］的不同。
3.短语的特征分析
短语是词与词的语法组合。利用语义特征可以判断其组合是否成立。
如“书痛”、“搬动心灵”、“流树”三个短语显然搭配不当，因为“痛”是一种感知的触觉与心灵反映，要求前面与之搭配的成分具备［有生命］的特征；“搬动”是一种具体行为，它的对象要具备［有实在形体］特征；而“流”要求搭配对象具有［液体状］特点，即使“流星”中的“星”也是形象地表现星星从天际滑落的轻盈如水柔态。
三、特征理论的深入——语法中的应用
语法中的特征理论仍然指的是语义特征分析，但不同于语义学，它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二是用以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2］。
1. 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启发下，语法研究迅速发展。层次分析法首先揭示了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显性语法关系,接着变换分析深入到结构内部，通过句式转换分化歧义句式,语义特征理论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产生，进一步发现并探讨句式产生歧义的原因。语法研究与词义研究中的语义特征存在差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必须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
如“鸡不吃了”一例：
这一句子会产生歧义理解，就在于关键词“鸡”有不同的语义特征，我们给它还原两种语境：
a.“那条虫还在地上，鸡不吃了。”
b.“我饱了，鸡不吃了。”
因此a句中的鸡具备［有生命］，b句中的鸡具备［已烹调］，两个特征决定了一个句子的两种理解。
2.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
我们以当今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程度副词+名词”的语义研究为例分析。
两个词语能够组成一个句法结构，关键是看二者是否具有某方面共同的语义特征。对于副名组合的理解，既不能单纯归结为副词，也不只是名词的原因，而是两个相组合的词语的语义双向选择的结果［3］。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可以通过与形容词中表性质的一类词的搭配显示出来。性质形容词“好、坏、远、近、甜、软” 等表示某种抽象的属性，程度上必然存在差异，具有可变的量，因此，程度副词必然具备［+程度量］这一语义特征。如漂亮：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可以修饰多类事物，人（男人、女人、小孩）、动物、植物、物品等都可以用，但究竟怎么才算漂亮，取决于人的主观认同感。每个人心目中的漂亮尺度不太一致，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可与任一层次程度副词搭配：特别漂亮、十分漂亮、很漂亮、挺漂亮、有点儿漂亮。再来看组合“副+名”，由于程度副词的特殊语义特征，决定了这个名词必须带有或至少隐含某种抽象性。按照这一准则，“程度副词+名词”中的名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真正的抽象名词。如欲望、传统、现代、个性、书生气、女人味等，这些词本身就是从多个具体的词中提炼出来的范围较广、较虚、没有确切指称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情感。
a.“一下子从[zz(z]很古典[zz)]的氛围中跳入[zz(z]很现代[zz)]的生活里。”（张星《忍耐爱的赵玫》）
b.“他倒赔不是的劝慰这个姑娘，[zz(z]很耐性[zz)]的听了她的诉说……”（石言《秋雪湖之恋》）
c.“这种事你[zz(z]最内行[zz)]，应付英国人你[zz(]最本事[zz)]。”（亦舒《香雪海》）
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很现代、很耐性、最内行、最本事”的标准由各位读者自己去定。
（2）有抽象意味的专有名词。如中国、西藏、香港、葛朗台、阿q、堂吉诃德等。这类词，在汉语词汇中是独一无二的，本身意义很实在，代表地名或人物。但随着人们的使用，被赋予了与本意相关但更丰富、更具有特征化的含义，人们一提起它们，就会联想到它们更多的内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指称意义。如“他很葛朗台”，就意味着这个人嗜钱如命、对人对己自私苛刻的一系列守财奴特征，而不只想到原来小说中的那个人物。
（3）另外一些如官僚、市侩、流氓、学究、草包、小市民、绅士、军阀、淑女、贵族、奶油、豆腐、畜生、狐狸等表示某类事物的词，也都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语言习惯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
a.“这个人[zz(z]太奶油[zz)]了。”
b.“她长得[zz(z]相当狐狸[zz)]。”
可以看出，能进入组合的这三类名词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抽象意义，后两类都超越了原词所指的简单意义，深入到了词语背后的多项语义特征，人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程度副词与之搭配。
四、结语
综观“特征理论”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我们认为它是汉语研究一大进步，有利于我们对语言的各个要素作更深入、更细致的认识，“特征分析”直观有效地将要素的显著特征平铺在读者眼前，使人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另一方面，“特征理论”只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不可避免存在缺点，就以词义分析而言，它在动植物词汇、亲属词汇、颜色词汇等中的应用得心应手，但是：（1）有些词，尤其是有些虚词，如介、连、叹词等，不易找出两两相对的义素;（2）有些词义素很多，全部罗列太累赘、繁琐；（3）对词往往区别开就行，对每个词义的理解不是那么全面。
世界在发展，语言特征在演变，因此对它的认识、分析也应随之改进。之后的约束理论、空语类理论、指向理论、范畴理论和认知理论等等的提出，说明我们的语言学家仍在辛勤地探索着，但无论如何，特征理论将在它的一片天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和思维工具。语言又是一个不断变动的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语言随人类对世界认识的逐步加深而愈加丰富。人类对这一系统的研究也在探索中日益成熟。
《现代汉语词典》对“特征”一词的解释为事物可供识别的特殊征象或标志。唯物辩证法也告诉我们，认识事物一定要抓住特征，这样才能深入把握。语言学中同样也存在众多的特征，需要我们去辨别。聪明的人类学家将“特征”概念引入语言分析中，以下就来分析特征理论在语言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中的应用。
一、特征理论的萌芽——语音中的运用
“特征”一词在语言中的使用最早见于19世纪50年代美国人雅柯布逊、范特、哈勒合著的《语音分析初探——区别特征及其相互关系》一书，他们根据声谱分析结果和声学原理，把各种语言音位的发音特点归为12种2分的区别特征。
“特征”首先可以用来区分构成音节的各个音素。音素是从音色角度划分出来的最小的语音单位，可分为元音和辅音［1］，它们同样拥有作为［音素］这一共同特征，但众多的区别特征则让它们分道扬镳，各司其职，如±［气流受阻］、±［气流强］、±［声带振动］、±［响亮］等。
“音位”这一概念较音素更加社会化。它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是按语音的辨义作用归纳出来的音类［1］。在分析音位时，必须同某种语言的特定语音系统相联系。“特征”在音位归纳中起作用。如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声、韵、调都可起到一定的区别意义的作用。
A组中/t/∶/t‘/、B组中/u/∶/e/、C组中/214/∶/51/分别将三组类似音节区分开来，得到三组音位。而音位之所以能产生区别作用，就在于这些音具备互相对立的特征：
/t/∶/t‘/——不送气∶送气
/u/∶/e/——后、高、圆唇∶前、半高、不圆唇
/214/∶/51/——降升∶全降
但在普通话中，/n/与/l/为两个音位，因为“南”［nan35］与“蓝”［lan35］代表不同的意义；而在一些地区话如兰州方言中，人们在发音时意识不到差别，将两者随意调换着用，语音中不产生区别意义的作用，所以同归于一个音位。因此，特征理论运用于语音尤其是音位，在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以及外国语音的比较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特征理论的成熟——词汇中的应用
语言是一个由语素、词、短语、句子构成的层级表意系统。19世纪末兴起的语义学，一直将词义学作为语义学的代名词，随着人类认识的深入，语义是人类所使用的各级语言单位的意义这一观念才得以确立。特征理论被引入语义学，取名为语义特征，语义学正是要透过各个表义单位的表面，深入到微观层去理解其意义的本质。语义特征主要体现在词的义素分析上。
1.语素的特征分析
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往往是作为一种构词单位来使用的。现代汉语的语素一部分是完全自由的，可以当作词来使用，如单纯词就是二者的统一体，这样对于语素的分析也就是对词的说明。但还有一部分不自由或不完全自由，必须与另外一些语素组合成词来使用，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语素特征及语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语素义与词义之间的关系。
（1）词义与构成它的语素的意义有密切联系。按结构可分为：1）并列联合（如：山水）；2）偏正修饰（如：巨人）；3）补充说明（如：说服）；4）主谓合成（如：冬至）；5）动宾支配（如：革命）。语素双方都有实在的意义，表达完整意义时则缺一不可。
（2）词义由其中一语素义决定：如国家、窗户、忘记等，通过分析，我们发现这类偏义复词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只作为一个构词手段存在，剩下的语素义即词语的意义。
（3）构词语素义发生转化。实际上词义是由构词语素所蕴含的种种特征比喻、引申而来。如领袖：原指衣服最上端和两侧部分，是构成整件衣服的重要部分，由这一特征比喻一个国家、政治团体、群众组织的领导核心。巾帼：由头巾、发饰的相应特征引申指妇女。
（4）词缀。词缀本身不具有独立的词汇意义，不能独立成词，只能联结一定的词根才能起构词或构形作用。有的词缀用以表示辅助意义或表征词类，如“者”具备［从事某种活动的人］和［名词性］特征，因此就有读者、作者、记者、劳动者等；有的词缀用于表示语法意义，如“们”具有［复数］的语法特征，所以就有先生们、同志们、孩子们等。
2.词汇的特征分析
相对于“语素特征”是为了了解词的组织结构，“词汇特征”则是为了明晰词的义项。
词汇中最重要的一级单位就是词，词是重要的表义单位。特征理论运用于词这一层单位，当然是对词义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义素分析法”。
义素是构成词义的最小意义单位，也就是词义的区别特征或叫语义成分或语义特征。利用这种方法解释词义时，把词的属性统统排列出来，通过类属关系同别的非本类事物相区别，再根据某些特征同本类内部其他事物相区别。通常用［＋］或［－］符号表示有或无哪一个义素。如表1所示：
可以看出，义素分析法的使用能够简明、直观、精确地解说词义，把词义的分析往更加深层的方向推进，使词义研究更加深入、细致。
中国语言之所以丰富，很大程度在于有大量的同义词。同义词词义“大同小异”，运用义素分析法可以对它们的［意义范围的大小］、［程度的轻重高低］、［感彩的褒贬］、［语体色彩］等进行比较，得出词的精确含义。如：“恳求”与“央求”有共同义素［诚恳的请求］，不同就在于区别义素［词义轻与重］；“布”与“布匹”之间存在［具体或概括］的差异，“成果”与“后果”则存在［结局好］或［结局坏］之分；“愿望”与“希望”则存在着［词性］不同与［可作成分］的不同。
3.短语的特征分析
短语是词与词的语法组合。利用语义特征可以判断其组合是否成立。
如“书痛”、“搬动心灵”、“流树”三个短语显然搭配不当，因为“痛”是一种感知的触觉与心灵反映，要求前面与之搭配的成分具备［有生命］的特征；“搬动”是一种具体行为，它的对象要具备［有实在形体］特征；而“流”要求搭配对象具有［液体状］特点，即使“流星”中的“星”也是形象地表现星星从天际滑落的轻盈如水柔态。
三、特征理论的深入——语法中的应用
语法中的特征理论仍然指的是语义特征分析，但不同于语义学，它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二是用以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2］。
1.解释造成同形多义句法格式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我国在西方语言理论的启发下，语法研究迅速发展。层次分析法首先揭示了句法结构的构造层次和直接组成成分之间的显性语法关系,接着变换分析深入到结构内部，通过句式转换分化歧义句式,语义特征理论则在前二者的基础上产生，进一步发现并探讨句式产生歧义的原因。语法研究与词义研究中的语义特征存在差别，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前者必须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
如“鸡不吃了”一例：
这一句子会产生歧义理解，就在于关键词“鸡”有不同的语义特征，我们给它还原两种语境：
a.“那条虫还在地上，鸡不吃了。”
b.“我饱了，鸡不吃了。”
因此a句中的鸡具备［有生命］，b句中的鸡具备［已烹调］，两个特征决定了一个句子的两种理解。
2.说明在某个句法格式中，为何同为动词或形容词或名词，有的能进入该格式，有的却不能
我们以当今语言学界的热门话题“程度副词+名词”的语义研究为例分析。
两个词语能够组成一个句法结构，关键是看二者是否具有某方面共同的语义特征。对于副名组合的理解，既不能单纯归结为副词，也不只是名词的原因，而是两个相组合的词语的语义双向选择的结果［3］。现代汉语的程度副词的语义特征可以通过与形容词中表性质的一类词的搭配显示出来。性质形容词“好、坏、远、近、甜、软”等表示某种抽象的属性，程度上必然存在差异，具有可变的量，因此，程度副词必然具备［+程度量］这一语义特征。如漂亮：一个抽象出来的概念，它可以修饰多类事物，人（男人、女人、小孩）、动物、植物、物品等都可以用，但究竟怎么才算漂亮，取决于人的主观认同感。每个人心目中的漂亮尺度不太一致，有程度上的差别，因此可与任一层次程度副词搭配：特别漂亮、十分漂亮、很漂亮、挺漂亮、有点儿漂亮。再来看组合“副+名”，由于程度副词的特殊语义特征，决定了这个名词必须带有或至少隐含某种抽象性。按照这一准则，“程度副词+名词”中的名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1）真正的抽象名词。如欲望、传统、现代、个性、书生气、女人味等，这些词本身就是从多个具体的词中提炼出来的范围较广、较虚、没有确切指称的概念，对它们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主观情感。
a.“一下子从]很古典[)]的氛围中跳入]很现代[)]的生活里。”（张星《忍耐爱的赵玫》）
b.“他倒赔不是的劝慰这个姑娘，]很耐性[)]的听了她的诉说……”（石言《秋雪湖之恋》）
c.“这种事你]最内行[)]，应付英国人你[(]最本事[)]。”（亦舒《香雪海》）
正所谓“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很现代、很耐性、最内行、最本事”的标准由各位读者自己去定。
（2）有抽象意味的专有名词。如中国、、香港、葛朗台、阿Q、堂吉诃德等。这类词，在汉语词汇中是独一无二的，本身意义很实在，代表地名或人物。但随着人们的使用，被赋予了与本意相关但更丰富、更具有特征化的含义，人们一提起它们，就会联想到它们更多的内涵，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指称意义。如“他很葛朗台”，就意味着这个人嗜钱如命、对人对己自私苛刻的一系列守财奴特征，而不只想到原来小说中的那个人物。
（3）另外一些如官僚、市侩、流氓、学究、草包、小市民、绅士、军阀、淑女、贵族、奶油、豆腐、畜生、狐狸等表示某类事物的词，也都伴随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语言习惯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
a.“这个人]太奶油[)]了。”
b.“她长得]相当狐狸[)]。”
可以看出，能进入组合的这三类名词都不同程度地带有抽象意义，后两类都超越了原词所指的简单意义，深入到了词语背后的多项语义特征，人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选择不同的程度副词与之搭配。
四、结语
综观“特征理论”在现代汉语中的运用，我们认为它是汉语研究一大进步，有利于我们对语言的各个要素作更深入、更细致的认识，“特征分析”直观有效地将要素的显著特征平铺在读者眼前，使人一目了然，豁然开朗。
另一方面，“特征理论”只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方法，当然不可避免存在缺点，就以词义分析而言，它在动植物词汇、亲属词汇、颜色词汇等中的应用得心应手，但是：（1）有些词，尤其是有些虚词，如介、连、叹词等，不易找出两两相对的义素;（2）有些词义素很多，全部罗列太累赘、繁琐；（3）对词往往区别开就行，对每个词义的理解不是那么全面。
世界在发展，语言特征在演变，因此对它的认识、分析也应随之改进。之后的约束理论、空语类理论、指向理论、范畴理论和认知理论等等的提出，说明我们的语言学家仍在辛勤地探索着，但无论如何，特征理论将在它的一片天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参考文献］
一、引言
在汉语中，主谓短语做宾语的情况为数不少，对于这些做宾语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则是近些年来学术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判断一个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在此试图解决下列几个问题；a、小旬的标准是什么?b、汉语中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c、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与宾语类型有什么关系?
二、小句的标准
1、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汉语中最早注意小句层面并提出小句之说的是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是在他的重要的语法著作《中国文法要略》(1942)首次使用“小句”这个术语的。他此时使用小句这个名称是为了“述说的时候方便些”，并没有把小句当作一级语法单位：吕叔湘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语法著作《汉语语法问题分析》(1979)中，认为小句是语言中基本的动态单位，小句的作用在于“可以沟通单句和复句，说单句是由一个小句组成的句子。”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1995、1997)近年来在语法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邢先生认为：“小句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也就是说，在具有表述性的语法单位中，小句是最小的语法单位。随后，储泽祥(2004)认为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可见，小句也是应该具有句子的特征的。
2，句子的特征。句子的特征有哪些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句子是怎样形成的。语言的内容来自于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中的一个事态投射在语言中就是一个句子。句子不仅反映事态的客观属性，如参与者、时间、空间、进程、方式等，而且表现说话者的态度、情感，以及说话者对听话者的预期、要求等，从而带有各种不同的特征。每一种特征都体现了句子在语言交际中的特定功能。因此，我们主要考察五种句子特征：构件单位的完备性(即完整的论元结构)，认知情态(在语言层面上就通过一些表示情态的词体现出来，如：可能、或许、必须等)，体标记(体标记附着在谓语动词后，表示事态发展的正在进行性、完成性和经验性等，如：着，了、过等)、语气(语气在汉语中有时是通过语气词来体现出来的，如：吗、呢、啊、吧、的、了等)和独立成分(称呼语、某些插入语、感叹语等)。
3、小句的判断标准，因为小句具有句子的特征，我们就可以以一个结构是否具有上述句子特征，从而判断它是否是小句。所以，小句的判断标准是：
首先具有完备的论元结构，其次要有语气。这两条是必有的标准。认知情态、体标记和独立成分，则随小句的独立性的强弱可能带多带少。
4、小句宾语的判断标准。小句宾语就是指在句子中处于宾语位置上的小句。因为小句宾语是嵌入在一个句子的内部，是降格的内嵌小句。虽然这样的小句因为受到其前后某些特定词语的支配，成为特定的句法成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丢失句子单用时所具备的各种特征，但是，它仍然是小句。因此，小句的判断标准同样适合用来判断小句宾语。
三、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
1、小句宾语。首先我们来讨论处于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看下面的句子：
(1)他私下寻思：老伙计，我这次一定能赢你!
(2)大娘亲热地对我说，闺女，你就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吧。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部分在形式上有独立语，有着完整的论元结构，在语义上主谓短语都各自表述了一个完整的意义。第(1)句还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第(2)句带有语气词。这两个宾语具有几个句子特征，单说起来也几乎不成问题，它们都应当是小句，所以这两个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都是小句宾语。
(3)姜维估计魏国的兵马夜里可能要来踹营。
(4)消息灵通的人士透露今年年底每个员工的工资大概能上涨百分之十左右。
这两句的宾语各自含有一个表示推测语气的副词，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而且中心动词不缺少论元，有着完整的语义，可以断定它们都是小句。
(5)村里的人都很羡慕巧巧考上了大学。
(6)中学生们抱怨他们过着比驴子还辛苦的生活。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虽然没有独立语、语气词，也没有反映认知情态的副词，但是它们都带有体标记，论元结构完整，表示了一个完整的语义，所以，这两个句子的主要动词带的也是小句宾语。
(7)党的纪律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进行商业活动。
(8)你不能断言他给她的所有信件都是有步骤的引诱。
可以看出这两个句子的宾语丢失了不只一个句子特征，不仅没有独立语、语气词和体标记，而且也没有反映出认知情态。但是，它们的中心动词该带的论元都带了，结合本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它们表示的语义相对完整，因此它们也是小句，只不过单说起来有些困难。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主谓短语在宾语位置上由于受到句子的谓语动词的支配，成为动词的论元后，就被动词分配了一定的论元角色，从而成为小句宾语。
在此，要注意小句宾语中的主语省略。例如：
(9)老通宝打算￠再多赊几担桑叶来。
这句的宾语“再多赊几担桑叶来”中的动词“赊”的施事主语与主句的主语同指，并且在句子的表层形式中强制性缺省，也就是说，宾语位置上仍是一个主谓短语，由于小主语与大主语所指相同，小主语不可补出。这样的谓词性短语可以看作主谓短语的缩略形式，受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影响，它也是小句。
那么，是不是处于宾语位置上的所有的主谓短语都可以被句子化，从而成为小句宾语的呢?
2、主谓短语宾语
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并不总是小句，例如：
(10)这个计划要经过领导批准，(方可执行。)
(11)你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探讨。
这两句中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不是宾语小句。显而易见，宾语部分没有独立语和语气词，也没有认知情态。主谓短语的动词的受事论元被指派作了主句的主语，使得宾语的论元结构不完整，整个宾语部分不能表述一个完整的语义，从而失去了作为内嵌小句的最基本的特征，故而，这两句宾语部分的主谓短语不是小句。再如：
(12)我军阵地猛烈的炮火延缓了敌人进攻，(为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3)他把公家的材料用于自己家装修。
这两句的宾语也是主谓短语充当的，不是小句宾语。因为“敌人进攻”在作了主句谓语动词“延缓”的宾语后，“进攻”就不能再带宾语了，导致了宾语动词受事论元的缺失，从而使得宾语部分的语义表述不完整，因此，“敌人进攻”不是小句。
通过分析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有的可以被句化为小句，成为小句宾语，有的只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说能否成为小句宾语，取决于主句的谓语动词的语义，即半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该动词所带宾语的类型。
四、谓语动词的语义对宾语内容的制约
无论是小句宾语还是主谓短语宾语，它们都是主句谓语动词所指派的论元，都要受到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也就是说，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宾语的结构形式。
能带小句宾语的谓语动词都是具以下两个语义：体验性和呈现性。体验性就是能意识到一个事态就是语言的表达对象；呈现性就是能展示出一个事态内容。具有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动词包括：心理活动动词、言说动词等。
这样的心理活动动词包括两类：一类是感知类，例如，看见、听见、望见、闻、观察、碰见、撞见、想、猜、寻思、琢磨、意识、考虑、估计、推想、盘算、感觉、明白、渴望、希望、忘掉、等；另一类是情绪类，例如，爱、恨、嫉妒、羡慕、佩服、喜欢、讨厌等。那些不具备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心里活动动词不能带小句作宾语，例如，激动、惊吓、骚扰等，这类心理活动动词只反映施动者心里活动的某种情绪体验，不反映心理活动内容。
在语言层面上，心理活动动词具有将一个外在事态的意识内容反映出来的能力。这种反映只是心理活动主体的自身体验。人类还有将意识内容进行交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通过言语活动来实现的，那么，在语言层面上就离不开言说类的动词。所以，那些能够反映一个事态整体过程的言说类动词也需要带小句作宾语，以满足表达的需要。言说活动是通过认知活动先将意识内容转化为言说内容，然后表述出来，因此，言说类的动词实际上在语义上也具有体验性和反映性两个特征。人类的言说活动不限于口头表达，也可以通过书面语言甚至肢体语言表达意识内容，故而，能带小句宾语的言说类动词包括典型的言说类动词，也包括引申过来的言说类动词，例如：说、问、告诉、命令、邀请、责备、讽刺、通知、断言、抱怨、表扬、称赞、答应、透露、描写、强调、商量、建议等。
其他语义类的动词只要具有体验性和呈现性的语义特征都能带小句宾语。因此，我们通过对一定语料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归纳出带小句宾语的动词的语义类。因为汉语动词的语义类无法穷尽，在此我们只统计出一些普通的语义类。
除了上面所列的心理活动类和言说类动词外，还有下列语义类的动词可以带小句宾语：
规定类：规定、注明、约定、暂定、禁止、限制、停止、制止等。
标志类：标志、代表、意味、指、等于、表明等。
求证类：测量、调查、比较、比赛、预计、预测、称、量、鉴定等。
一、引言
在汉语中,主谓短语做宾语的情况为数不少,对于这些做宾语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则是近些年来学术界不断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首先要搞清楚判断一个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的标准是什么。我们在此试图解决下列几个问题;a、小旬的标准是什么?b、汉语中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c、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与宾语类型有什么关系?
二、小句的标准
1、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汉语中最早注意小句层面并提出小句之说的是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是在他的重要的语法着作《中国文法要略》(1942)首次使用“小句”这个术语的。他此时使用小句这个名称是为了“述说的时候方便些”,并没有把小句当作一级语法单位:吕叔湘先生在他的另一部语法着作《汉语语法问题分析》(1979)中,认为小句是语言中基本的动态单位,小句的作用在于“可以沟通单句和复句,说单句是由一个小句组成的句子。”邢福义先生的“小句中枢说”(1995、1997)近年来在语法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邢先生认为:“小句是最小的具有表述性和独立性的语法单位。”也就是说,在具有表述性的语法单位中,小句是最小的语法单位。随后,储泽祥(2004)认为小句是汉语语法基本的动态单位。可见,小句也是应该具有句子的特征的。
2,句子的特征。句子的特征有哪些呢?首先,我们看一下句子是怎样形成的。语言的内容来自于大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客观世界中的一个事态投射在语言中就是一个句子。句子不仅反映事态的客观属性,如参与者、时间、空间、进程、方式等,而且表现说话者的态度、情感,以及说话者对听话者的预期、要求等,从而带有各种不同的特征。每一种特征都体现了句子在语言交际中的特定功能。因此,我们主要考察五种句子特征:构件单位的完备性(即完整的论元结构),认知情态(在语言层面上就通过一些表示情态的词体现出来,如:可能、或许、必须等),体标记(体标记附着在谓语动词后,表示事态发展的正在进行性、完成性和经验性等,如:着,了、过等)、语气(语气在汉语中有时是通过语气词来体现出来的,如:吗、呢、啊、吧、的、了等)和独立成分(称呼语、某些插入语、感叹语等)。
3、小句的判断标准,因为小句具有句子的特征,我们就可以以一个结构是否具有上述句子特征,从而判断它是否是小句。所以,小句的判断标准是:
首先具有完备的论元结构,其次要有语气。这两条是必有的标准。认知情态、体标记和独立成分,则随小句的独立性的强弱可能带多带少。
4、小句宾语的判断标准。小句宾语就是指在句子中处于宾语位置上的小句。因为小句宾语是嵌入在一个句子的内部,是降格的内嵌小句。虽然这样的小句因为受到其前后某些特定词语的支配,成为特定的句法成分,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丢失句子单用时所具备的各种特征,但是,它仍然是小句。因此,小句的判断标准同样适合用来判断小句宾语。
三、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
1、小句宾语。首先我们来讨论处于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是否小句。看下面的句子:
(1)他私下寻思:老伙计,我这次一定能赢你!
(2)大娘亲热地对我说,闺女,你就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吧。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部分在形式上有独立语,有着完整的论元结构,在语义上主谓短语都各自表述了一个完整的意义。第(1)句还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第(2)句带有语气词。这两个宾语具有几个句子特征,单说起来也几乎不成问题,它们都应当是小句,所以这两个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都是小句宾语。
(3)姜维估计魏国的兵马夜里可能要来踹营。
(4)消息灵通的人士透露今年年底每个员工的工资大概能上涨百分之十左右。
这两句的宾语各自含有一个表示推测语气的副词,反映出了说话者的认知情态,而且中心动词不缺少论元,有着完整的语义,可以断定它们都是小句。
(5)村里的人都很羡慕巧巧考上了大学。
(6)中学生们抱怨他们过着比驴子还辛苦的生活。
这两个句子的宾语虽然没有独立语、语气词,也没有反映认知情态的副词,但是它们都带有体标记,论元结构完整,表示了一个完整的语义,所以,这两个句子的主要动词带的也是小句宾语。
(7)党的纪律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进行商业活动。
(8)你不能断言他给她的所有信件都是有步骤的引诱。
可以看出这两个句子的宾语丢失了不只一个句子特征,不仅没有独立语、语气词和体标记,而且也没有反映出认知情态。但是,它们的中心动词该带的论元都带了,结合本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它们表示的语义相对完整,因此它们也是小句,只不过单说起来有些困难。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主谓短语在宾语位置上由于受到句子的谓语动词的支配,成为动词的论元后,就被动词分配了一定的论元角色,从而成为小句宾语。
在此,要注意小句宾语中的主语省略。例如:
(9)老通宝打算￠再多赊几担桑叶来。
这句的宾语“再多赊几担桑叶来”中的动词“赊”的施事主语与主句的主语同指,并且在句子的表层形式中强制性缺省,也就是说,宾语位置上仍是一个主谓短语,由于小主语与大主语所指相同,小主语不可补出。这样的谓词性短语可以看作主谓短语的缩略形式,受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影响,它也是小句。
那么,是不是处于宾语位置上的所有的主谓短语都可以被句子化,从而成为小句宾语的呢?
2、主谓短语宾语
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并不总是小句,例如:
(10)这个计划要经过领导批准,(方可执行。)
(11)你提出的问题值得大家探讨。
这两句中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不是宾语小句。显而易见,宾语部分没有独立语和语气词,也没有认知情态。主谓短语的动词的受事论元被指派作了主句的主语,使得宾语的论元结构不完整,整个宾语部分不能表述一个完整的语义,从而失去了作为内嵌小句的最基本的特征,故而,这两句宾语部分的主谓短语不是小句。再如:
(12)我军阵地猛烈的炮火延缓了敌人进攻,(为胜利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13)他把公家的材料用于自己家装修。
这两句的宾语也是主谓短语充当的,不是小句宾语。因为“敌人进攻”在作了主句谓语动词“延缓”的宾语后,“进攻”就不能再带宾语了,导致了宾语动词受事论元的缺失,从而使得宾语部分的语义表述不完整,因此,“敌人进攻”不是小句。
通过分析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宾语位置上的主谓短语,有的可以被句化为小句,成为小句宾语,有的只能是主谓短语作宾语。这是为什么呢?我们说能否成为小句宾语,取决于主句的谓语动词的语义,即半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该动词所带宾语的类型。
四、谓语动词的语义对宾语内容的制约
无论是小句宾语还是主谓短语宾语,它们都是主句谓语动词所指派的论元,都要受到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也就是说,主句谓语动词的语义制约着宾语的结构形式。
能带小句宾语的谓语动词都是具以下两个语义:体验性和呈现性。体验性就是能意识到一个事态就是语言的表达对象;呈现性就是能展示出一个事态内容。具有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动词包括:心理活动动词、言说动词等。
这样的心理活动动词包括两类:一类是感知类,例如,看见、听见、望见、闻、观察、碰见、撞见、想、猜、寻思、琢磨、意识、考虑、估计、推想、盘算、感觉、明白、渴望、希望、忘掉、等;另一类是情绪类,例如,爱、恨、嫉妒、羡慕、佩服、喜欢、讨厌等。那些不具备这两个语义特征的心里活动动词不能带小句作宾语,例如,激动、惊吓、骚扰等,这类心理活动动词只反映施动者心里活动的某种情绪体验,不反映心理活动内容。
在语言层面上,心理活动动词具有将一个外在事态的意识内容反映出来的能力。这种反映只是心理活动主体的自身体验。人类还有将意识内容进行交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通过言语活动来实现的,那么,在语言层面上就离不开言说类的动词。所以,那些能够反映一个事态整体过程的言说类动词也需要带小句作宾语,以满足表达的需要。言说活动是通过认知活动先将意识内容转化为言说内容,然后表述出来,因此,言说类的动词实际上在语义上也具有体验性和反映性两个特征。人类的言说活动不限于口头表达,也可以通过书面语言甚至肢体语言表达意识内容,故而,能带小句宾语的言说类动词包括典型的言说类动词,也包括引申过来的言说类动词,例如:说、问、告诉、命令、邀请、责备、讽刺、通知、断言、抱怨、表扬、称赞、答应、透露、描写、强调、商量、建议等。
其他语义类的动词只要具有体验性和呈现性的语义特征都能带小句宾语。因此,我们通过对一定语料的统计和分析,可以归纳出带小句宾语的动词的语义类。因为汉语动词的语义类无法穷尽,在此我们只统计出一些普通的语义类。
除了上面所列的心理活动类和言说类动词外,还有下列语义类的动词可以带小句宾语: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2-0394-02
一、文体学和语音象征
文体学是用语言学方法研究文体风格的学问。（刘世生，朱瑞青：2007）文体学的研究由来已久，西方的文体学研究起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在论述在演说如何打动听众时说：“要打动听众，一要靠内容，二要靠文辞，三要靠演说技巧”。亚里士多德的关于演说的论述被认为是比较早的关于修辞学的一些观点。后来罗马的一些修辞学家又进一步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国最早的文体学研究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代表文献是刘勰的《文心雕龙》，目前文体学研究在中国和西方都有了长足的进展。
文体分析是分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体分析主要是从语篇出发，但语篇又包括不同的语言层次，不同的含义和不同的范围。从语言层次来看目前的文体分析主要从语音、词汇、句子和语义等各个层面进行，那么语音象征意义分析应该属于语音层面的分析。如果从语篇的功能出发，不同的语篇有不同的功能，有的语篇用作介绍，有的语篇用作说明，有的用来描述，有的用来宣传或者欣赏等等，这样语篇被分成两大类：一是实用文体，二是文学文体。在这两大类文体中又包含了若干小类。比如实用文体又包含了科技、新闻、法律和广告等等；文学文体又包含了小说、诗歌、散文和戏剧。
语音象征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指的是音具有意义这样一个概念。语音象征可分直接语音象征（direct sound symbolism）和联觉语音象征（synaesthetic sound symbolism）。直接语音象征指的是词的声音形象即语音和它表示的某种意义有直接的联系。也就是说词的语音是直接模拟人或事物发出的声音构成的，基于这类语音象征的词叫拟声词或象声词。联觉语音象征（synaesthetic sound symbolism）指由某个语音或某组语音的音响或发音特征而联想到某种意义。语音象征在不同的文体中被使用，那么文体学分析也可从不同的文体出发来探讨不同文体中语音象征意义。
二、文学文体中的语音象征
文学文体学研究的是文学作品中的语言风格和文体特点，它最关心的是文学语言的运用技巧。文学文体是语音象征应用最多的文体，所以语音象征是文学文体的分析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语言现象，尤其是诗歌的分析。语音象征颠覆了音只有音效这种传统的观念，发现了音同样有传情达意的功能，丰富了语言研究的内容。英语语音象征的研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或者层面展开，有的学者从元音和辅音两个方面来分析，有的学者讨论直接语音象征和联觉语音象征，有的学者从字母层面来探讨，有的学者从词汇层面来探讨，有的学者讨论篇章语音意义。语音象征意义应用范围广泛，也受到很多作家和诗人的重视，有些人甚至是语音象征应用的大师，被称作音乐诗人，毫无疑问，成功有效的使用语音象征不仅可以传达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且会使作品有音乐美。语音象征意义分析不仅可以从不同的语言层次来进行，而且还可以着眼于不同的文体。从语音象征的应用来看，最为人们所熟悉的文体是诗歌，很多诗人都擅长用音来表达意义，比如Alexander Pope，Alfred Tennyson和P.B.Percy Bysshe Shelley等等。但同时语音象征在小说和应用文等文体中也有大量的应用。
毋庸置疑，英语诗歌是语音象征应用最广泛的文体，也是音表意体现最直接的文体，绝大多数关于语音象征的讨论也是选择诗歌作为研究的文本，诗歌的语言短小精炼，表意深刻，内涵丰富，如果诗人追求借助语音表意，诗歌的意义会更丰满，更耐人寻味。作为语言的自然属性，诗人可以用元音、辅音或者音组来表达或者愉快或者悲伤的情绪。同时，语音象征的运用也给读者诗歌的鉴赏提供了较大的空间。Tennyson的诗歌“The Brook”充分利用了音义之间的关系，通过音表意来深化诗歌主题，例如：
I chatter over stony ways，
In little sharps and trebles，
I bubble into eddying bays，
I babble on the pebbles.
本节诗生动描绘的是流淌的溪水，诗人同时使用了直接语音象征和联觉语音象征，首先使用chatter，bubble和babble三个拟声词来加以描绘，chatter模拟了说话声，bubble模拟的是汩汩的流水声；babble模拟的是河水敲打石子的哗哗声，这些拟声词的使用使读者从音效的角度进一步感知小溪的流水，同时了解到作者描绘的溪水流淌的意境。这一节诗的另一个特点就/l/的大量使用，是该节中用得最多的音，在这短短的一小节诗中，/l/出现了6次，这个音属于“流音”，流音在发音时气流通过舌的两侧没有颤动，恰似溪水流动，这个音贯穿于整个诗节，也使溪水潺潺的美妙之音在耳边萦绕。
小说中的语言比较灵活，不像诗歌那么精炼，它更多的是通过细致的描写来表情达意，为了使作品的内容更生动、形象，富有表现力，作者不会吝啬使用更多的辞藻，小说的讨论更多的集中在词汇，语法和句式等方面，但实际上语音象征的应用可以给小说的语言锦上添花。曼斯菲尔德的作品Miss Brill是小说这种文体中运用语音象征的代表之一，小说描述了一位独居的孤独女人，她渴望融入社会，并幻想自己必不可少，但最终幻想破灭。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就很注意音的选择，力求作品能够最大程度的描述出女主人公的心理，作者既有直接语音象征又有联觉语音象征的使用。例如：
…But he shook his head， lighted a cigarette，slowly breathed a great deep puff into her face， and even while she was still talking and laughing，flicked the match away and walked on.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使用了puff和flicked这样的拟声词来表达一系列动作，拟声词的运用更加生动贴切的描绘出一位男士在和一位已经有了一些年纪的女士约会时漫不经心的举动，读者心领神会。
But to-day she passed the bakers by， climbed the stairs， went into the little dark room - her room like a cupboard - and sat down on the red eiderdown. She sat there for a long time. The box that the fur came out of was on the bed.
这段文字是这篇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在此处的用音特点是/u：/，/a：/，/：/，/ai/，/ei/这类长音和双元音用的比较多，这些音的发音特点是发音持续时间较长，而且几个长音的发音位置比较靠后，这些音表达出主人公的沮丧和失望，心情沉重，读者在阅读这段文字的时候随着一个个长音的接连出现节奏也会自然慢下来，从而感受到女主人公放慢的脚步和灰暗的心情。
三、实用文体中的语音象征
实用文体指直接用来传递信息或提供服务的语篇类型。（张德禄：2005）比如科技语篇是向读者说明科学事实和真相；报刊是把新闻和消息以最快的速度告知读者，广告是展示商品的功能，劝说读广告的人购买商品。实用文体中也会利用语音象征来实现更好的表达效果。广告语言的特点是力求用简洁、与众不同的语言来吸引读者，语言需要有比较强的感染力和冲击力，用词巧妙，独具匠心，能够让人过目不忘，并且有购买欲望，因此在有限的篇幅里要利用尽可能多的表意元素，所以广告英语中也不乏语音象征的使用，充分利用语音来表达广告商想要传递的信息。直接语音象征和联觉语音象征在广告英语中都会被应用。
例如：Rent a toot or buy a tweet，boom，zing，
twang，tinkle，humor plink.（温玲霞：2010）
这是一则关于乐器的广告，同时在语言方面也是直接语音象征应用的典范，在短短十三个单词的广告语中使用了七个拟声词toot，tweet，boom，zing，twang，tinkle，plink，读者在读广告的时候便可以听到各种乐器在耳边响起，响亮的音乐声也会使人们联想起各种乐器齐奏和鸣，从而明确广告传递的信息并且印象深刻，拟声词所带来的声音效果显而易见。
又如：mosquifo bye bye bye.
这是雷达牌驱虫剂的广告语，从用词的角度看bye的重复无疑从语义上增强了告别蚊子的含义，同时，这则广告也是联觉语音象征运用的典范，爆破音/b/出现三次，爆破音的发音短促而且有爆发力，气流是冲出阻碍而发出音，用在此处表达了杀虫剂迅速杀死蚊虫的含义，同一个爆破音的重复使用也使人们联想到驱虫剂消灭蚊虫时的声音，这样精心的挑选词汇，是这则广告的不论在表意上还是在音效上都更上一层楼。
四、总结
从文体分类的角度看，英语文体可分为实用文体和文学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语言风格，不同的文体功能和不同的语言特色。语音象征在不同的文体中都有所运用，在文学文体中语音象征可以使诗歌具有音乐美，能让读者在欣赏诗人卓越思想的时候也会有音乐在耳畔萦绕，除了诗歌，语音象征也会在小说中运用，精心挑选的音在小说中可以进一步表达主题思想，读者在仔细品味语音的时候会更好的理解小说的内容。除了诗歌和小说，语音象征也被应用于实用文体，广告是实用文体中使用语音象征的代表，直接语音象征可以直接模仿广告中商品的声音，联觉语音象征可以借助一些音所表达的意思使广告传递的信息更丰富，更清楚。不管出现在什么文体，语音象征都会通过语音表意来提高语篇表意的效率，语音象征可以适用于各种文体。
参考文献：
[1]刘世生，朱瑞青.文体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一、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翻译理论是基于关联理论发展出来的，格特（Gutt，1991）在其《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一书中将关联理论与翻译紧密结合起来，他对翻译的解释几乎可以刷新人们对翻译的宏观认识。格特主张用关联理论研究翻译，因为“关联理论从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行为（behaviour）的角度来看待交际，它试图具体说明人们大脑的信息处理机制在人际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其范畴是大脑机制而不是语段本身或语段产生的过程。”[1]p20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第一轮：原作者是交际者，译者是受体；第二轮：译者是交际者，译语接受者是受体。可见，译者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是信息传递的中转者。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交际线索，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Gutt指出：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期盼（expectation）相吻合。[1]p195
二、直接翻译
（一）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
直接翻译相对于间接翻译，是Gutt在其《关联翻译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他是在Sperber和Wilson关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对重要概念。根据Sperber和Wilson的理论，直接引语保留了原文所有的“表面语言特征”（superficiallinguistic properties）[1]p133，而间接引语则仅仅意在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在直接引语中，除了原说话者的语音无法复制以外，说话者必须保留原话的每一个词，甚至句子的重音和语调，让听话者觉得仿佛是原说话者自己在说话。而且说话者可以不必理解原话也可以进行转述，如一个7岁的小孩子也可以用直接引语来转述非常深奥的古诗，而听话者可根据他的转述来理解古诗的意思，这也就是Sperber和Wilson所说的保留原文所有的“表面语言特征”论文服务。因此，直接引语是语言的一种描写性用法（descriptive use）。而间接引语则不同，他注重的是语言的阐释性用法，如在一定的语境中，英语的修辞性疑问句“Don’t you know him?”可以转述为陈述句“He said that he thought she knew the man”。总之，间接引语是对原话的一种阐释，是在保留原话的基本意义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语境需要，改变话语的表面语言特征，以达到原话的认知效果。
Gutt认为，间接翻译相当于间接引语，对原文的语言特征有较大的改动，一再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的相似性”（resemblance in cognitive effects）；直接翻译则与直接引语相像交际线索，它有赖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resemblance inlinguistic properties）。但是，问题在于表达话语的风格特征的语言特性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语言特征不但因语言而异，而且同样的语言结构（如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并部电影具有同样的风格特征。所以Gutt认为，在直接翻译中，我们与其说在努力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不如说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交际线索”。[1]p134
直接翻译的核心就是在于保留原文风格。当然，直接翻译意味着读者将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推断出原文的风格特征，但这与关联理论关于读者用最小的努力达到最大的认知效果并不矛盾。因为Gutt强调的只是，必须让读者的收获“超过他们多付出的认知努力”[1]p148。
小说翻译是集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于一身，更多的是用间接翻译来达到语义的传达。但小说的风格特征则有赖于直接翻译，通过保留表现原语语言特征的“交际线索”，来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独特风格。
（二）交际线索
“交际线索”这一概念是Gutt在论述直接翻译时提出的，他认为，交际线索指的是在翻译中，我们不能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而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线索。[1]p134例如：
（1）（a）The DEALER stole the money.
（b）Thedealer STOLE the money.
这两句子通过强调了不同的句子成分表达了不同的隐含意义。在一些没有同样的表达手段的语言中，只能译成相当于下面的句子：
（2）（a）It is the dealer who stole themoney.
（b）Whatthe dealer did was stealing the money.
Gutt认为，所谓保留原文的风格，就是保留这种交际线索，译语读者在原文设定的语境中取得与原文完全相似的阐释，从而取得最佳关联。
根据Gutt关于直接翻译的理论，原文的语义表征（Semantic Representations）、句法特征（Syntactic Properties）、音韵特征（Phonetic Properties）、客套语语体（Formulaic Expressions）、拟声词（Onomatopoeia）、风格词语（the Stylistic Value of Words）等都提供了表现其风格特征的交际线索。
三、小说风格的可译性
风格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风格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风格是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有人认为风格是实实在在、通过语言显现在作品中的东西。在文学翻译中交际线索，风格是否可译又是翻译界多年来争论的问题之一。风格问题是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译出风格是文学翻译的全部指归。[2]p81亚历山大泰德勒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中说道：“在好的翻译中，原著的优点已经完全移注入另一种语言，从而使这另一种语言所属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清楚的理解和强烈的感受，程度和使用原著语言的人相等。”[3]p105
在我国，茅盾是可译论的代表，1954年他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4]p511
在关联翻译理论中，风格可以通过直接翻译保留交际线索的方法得到保留。通过保留原作中的所有交际线索，只要译语读者能利用源语作者所期望的语境假设，直接翻译可以让他们获得与源语读者一样的阅读效果。
四、《呐喊》译例分析
下面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Willam Lyell的《呐喊》两译本中个别案例进行分析。
例1：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论文服务。[5]p24
Version 1: He couldn’ t squeeze anything out of him; he was already good andangry, and then the young fool would “scratch the tiger’s head”, so he gave hima couple of slaps.[6] p64
Version 2: …couldn’t squeeze a singlecopper out of him. Now that means Ah-yi is pissed off to begin with, right?Then the Xia kid’s gotta go rub salt in the wound by talking’ that kinda stuff.Well Ah-yi gave him a couple good ones.[7]p55
从这两个译文来看，杨戴译属于直接翻译，在他们的译文中没有出现勃然大怒、胆大妄为等解释性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无法保留原文作者“老虎头上瘙痒”的语义表征。虽然scratchthe tiger’s head可能不会一下子让目的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一样的感受，但结合上下文，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可以根据明示推理而进一步扩大，通过保留原文的语义，译语读者既可以在阅读过程中付出少量的推导努力，又可以了解中文成语“老虎头上瘙痒”的内涵意义，而威廉译则稍逊一筹交际线索，而威廉译为“otta go rub salt in the wound by talkin’ that kinda stuff”则用一种阐释性的方法抹杀了原文的意象，将原本鲁迅先生对于红眼睛阿义这一人物愚昧的同情与讽刺夹杂之情化为乌有，因而在此译中，William的译文则失色不少。
例2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5] p6
Version 1: The fierceness of a lion, the timidity of a rabbit, the craftinessof a fox…[6]p45
Version 2: Savage as a lion, timid as a rabbit, crafty as a fox…[7]p6
在例2中，鲁迅先生用了三个连续的比较手法，实际上就描述了反动统治者的三种特征。他们像狮子一样凶残，像兔子一样胆怯，像狐狸一样狡猾。将统治阶级比作狮子就表现了他们“吃人”的本性；将反动统治阶级比作兔子，表明了是他们纸老虎，外表强硬，内心胆小；将反动统治阶级比作狐狸，则表明他们总是花样百出，阴险狡诈。但文中的语境告诉译者这句话语是狂人的内心活动，而不是普通人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狮子似的凶心”则完全是一个成功的明喻，而后面“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又变成了暗喻，表明了狂人说话并不像普通人一样很有逻辑性，作者通过明喻与暗喻的交替，将狂人的“狂”栩栩如生地显示在读者面前。译者就需要把握这种明示推理，将原语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以及表现狂人思想非逻辑性的语义特征的交际线索传递给译文读者，达到最大关联。杨戴译和威廉译都不愧为佳作交际线索，基本保留了原文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但在保留语义特征的交际线索上似乎有所欠缺。笔者在杨戴译的基础上，大胆将此句子译为：Savage as a lion, timid a rabbit, crafty a fox. 目的是既保留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又保留其语义表征的交际线索，从而使译语读者能像原语读者一样领略到原语的所有风格意义。
五、结语
关联翻译理论的直接翻译为小说翻译中风格再现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译者在翻译前应充分考虑原语的语言环境以及文化因素，体会出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通过保留原语中的交际线索为译语读者提供与原语读者基本一致的认知空间，译语读者可通过付出一定程度的推理努力，享受到与原语读者一样的审美感受。当然很多时候准确把握原文的交际线索并非易事，因而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综合考虑原语表达法与原文语言环境、所处的时代背景、原作者的写作风格等方面，将这些因素整合之后才能准确把握原语的交际线索，从而在译文中再现原作风格。
参考文献
[1]Gutt, 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Education Press, 2004.
[2]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4]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6]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Trans).Selected Works of Lu Xun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5.
一、关联翻译理论
关联翻译理论是基于关联理论发展出来的，格特（Gutt，1991）在其《翻译与关联：认知与语境》一书中将关联理论与翻译紧密结合起来，他对翻译的解释几乎可以刷新人们对翻译的宏观认识。格特主张用关联理论研究翻译，因为“关联理论从能力（competence）而不是行为（behaviour）的角度来看待交际，它试图具体说明人们大脑的信息处理机制在人际交流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其范畴是大脑机制而不是语段本身或语段产生的过程。”[1]p20在关联理论的框架下，翻译是一种跨语言的两轮交际活动。第一轮：原作者是交际者，译者是受体；第二轮：译者是交际者，译语接受者是受体。可见，译者扮演着双重角色，他是信息传递的中转者。最佳关联性是译者力争达到的目标交际线索，也是翻译研究的原则标准。Gutt指出：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intention）与译文读者的期盼（expectation）相吻合。[1]p195
二、直接翻译
（一）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
直接翻译相对于间接翻译，是Gutt在其《关联翻译理论》一书中提出的，他是在Sperber和Wilson关于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的理论的基础上发展了这一对重要概念。根据Sperber和Wilson的理论，直接引语保留了原文所有的“表面语言特征”（superficiallinguistic properties）[1]p133，而间接引语则仅仅意在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在直接引语中，除了原说话者的语音无法复制以外，说话者必须保留原话的每一个词，甚至句子的重音和语调，让听话者觉得仿佛是原说话者自己在说话。而且说话者可以不必理解原话也可以进行转述，如一个7岁的小孩子也可以用直接引语来转述非常深奥的古诗，而听话者可根据他的转述来理解古诗的意思，这也就是Sperber和Wilson所说的保留原文所有的“表面语言特征”论文服务。因此，直接引语是语言的一种描写性用法（descriptive use）。而间接引语则不同，他注重的是语言的阐释性用法，如在一定的语境中，英语的修辞性疑问句“Don’t you know him?”可以转述为陈述句“He said that he thought she knew the man”。总之，间接引语是对原话的一种阐释，是在保留原话的基本意义的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语境需要，改变话语的表面语言特征，以达到原话的认知效果。
Gutt认为，间接翻译相当于间接引语，对原文的语言特征有较大的改动，一再保留原文的“认知效果的相似性”（resemblance in cognitive effects）；直接翻译则与直接引语相像交际线索，它有赖于“语言特征的相似性”（resemblance inlinguistic properties）。但是，问题在于表达话语的风格特征的语言特性并不具有普遍性，因为语言特征不但因语言而异，而且同样的语言结构（如英汉两种语言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并部电影具有同样的风格特征。所以Gutt认为，在直接翻译中，我们与其说在努力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不如说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交际线索”。[1]p134
直接翻译的核心就是在于保留原文风格。当然，直接翻译意味着读者将付出更多的认知努力来推断出原文的风格特征，但这与关联理论关于读者用最小的努力达到最大的认知效果并不矛盾。因为Gutt强调的只是，必须让读者的收获“超过他们多付出的认知努力”[1]p148。
小说翻译是集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于一身，更多的是用间接翻译来达到语义的传达。但小说的风格特征则有赖于直接翻译，通过保留表现原语语言特征的“交际线索”，来向译语读者传达原文的独特风格。
（二）交际线索
“交际线索”这一概念是Gutt在论述直接翻译时提出的，他认为，交际线索指的是在翻译中，我们不能保留原文的全部语言特征，而是在保留这些语言特征为我们提供的引导读者获得交际者本意的线索。[1]p134例如：
（1）（a）The DEALER stole the money.
（b）Thedealer STOLE the money.
这两句子通过强调了不同的句子成分表达了不同的隐含意义。在一些没有同样的表达手段的语言中，只能译成相当于下面的句子：
（2）（a）It is the dealer who stole themoney.
（b）Whatthe dealer did was stealing the money.
Gutt认为，所谓保留原文的风格，就是保留这种交际线索，译语读者在原文设定的语境中取得与原文完全相似的阐释，从而取得最佳关联。
根据Gutt关于直接翻译的理论，原文的语义表征（Semantic Representations）、句法特征（Syntactic Properties）、音韵特征（Phonetic Properties）、客套语语体（Formulaic Expressions）、拟声词（Onomatopoeia）、风格词语（the Stylistic Value of Words）等都提供了表现其风格特征的交际线索。
三、小说风格的可译性
风格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而又十分复杂的问题，对于风格的理解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风格是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东西；有人认为风格是实实在在、通过语言显现在作品中的东西。在文学翻译中交际线索，风格是否可译又是翻译界多年来争论的问题之一。风格问题是文学翻译的核心问题，译出风格是文学翻译的全部指归。[2]p81亚历山大泰德勒在他的《论翻译的原则》中说道：“在好的翻译中，原著的优点已经完全移注入另一种语言，从而使这另一种语言所属国家的人能够获得清楚的理解和强烈的感受，程度和使用原著语言的人相等。”[3]p105
在我国，茅盾是可译论的代表，1954年他在《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一文中指出：文学的翻译是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作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4]p511
在关联翻译理论中，风格可以通过直接翻译保留交际线索的方法得到保留。通过保留原作中的所有交际线索，只要译语读者能利用源语作者所期望的语境假设，直接翻译可以让他们获得与源语读者一样的阅读效果。
四、《呐喊》译例分析
下面通过对杨宪益戴乃迭夫妇以及Willam Lyell的《呐喊》两译本中个别案例进行分析。
例1：榨不出一点油水，已经气破肚皮了，他还老虎头上搔痒，便给他两个嘴巴论文服务。[5]p24
Version 1: He couldn’ t squeeze anything out of him; he was already good andangry, and then the young fool would “scratch the tiger’s head”, so he gave hima couple of slaps.[6] p64
Version 2: …couldn’t squeeze a singlecopper out of him. Now that means Ah-yi is pissed off to begin with, right?Then the Xia kid’s gotta go rub salt in the wound by talking’ that kinda stuff.Well Ah-yi gave him a couple good ones.[7]p55
从这两个译文来看，杨戴译属于直接翻译，在他们的译文中没有出现勃然大怒、胆大妄为等解释性的语言，因为这些语言无法保留原文作者“老虎头上瘙痒”的语义表征。虽然scratchthe tiger’s head可能不会一下子让目的语读者产生与源语读者一样的感受，但结合上下文，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可以根据明示推理而进一步扩大，通过保留原文的语义，译语读者既可以在阅读过程中付出少量的推导努力，又可以了解中文成语“老虎头上瘙痒”的内涵意义，而威廉译则稍逊一筹交际线索，而威廉译为“otta go rub salt in the wound by talkin’ that kinda stuff”则用一种阐释性的方法抹杀了原文的意象，将原本鲁迅先生对于红眼睛阿义这一人物愚昧的同情与讽刺夹杂之情化为乌有，因而在此译中，William的译文则失色不少。
例2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5] p6
Version 1: The fierceness of a lion, the timidity of a rabbit, the craftinessof a fox…[6]p45
Version 2: Savage as a lion, timid as a rabbit, crafty as a fox…[7]p6
在例2中，鲁迅先生用了三个连续的比较手法，实际上就描述了反动统治者的三种特征。他们像狮子一样凶残，像兔子一样胆怯，像狐狸一样狡猾。将统治阶级比作狮子就表现了他们“吃人”的本性；将反动统治阶级比作兔子，表明了是他们纸老虎，外表强硬，内心胆小；将反动统治阶级比作狐狸，则表明他们总是花样百出，阴险狡诈。但文中的语境告诉译者这句话语是狂人的内心活动，而不是普通人的想法。我们可以看到“狮子似的凶心”则完全是一个成功的明喻，而后面“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又变成了暗喻，表明了狂人说话并不像普通人一样很有逻辑性，作者通过明喻与暗喻的交替，将狂人的“狂”栩栩如生地显示在读者面前。译者就需要把握这种明示推理，将原语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以及表现狂人思想非逻辑性的语义特征的交际线索传递给译文读者，达到最大关联。杨戴译和威廉译都不愧为佳作交际线索，基本保留了原文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但在保留语义特征的交际线索上似乎有所欠缺。笔者在杨戴译的基础上，大胆将此句子译为：Savage as a lion, timid a rabbit, crafty a fox. 目的是既保留句法特征的交际线索，又保留其语义表征的交际线索，从而使译语读者能像原语读者一样领略到原语的所有风格意义。
五、结语
关联翻译理论的直接翻译为小说翻译中风格再现提供了较强的解释力。译者在翻译前应充分考虑原语的语言环境以及文化因素，体会出原语作者的交际意图，通过保留原语中的交际线索为译语读者提供与原语读者基本一致的认知空间，译语读者可通过付出一定程度的推理努力，享受到与原语读者一样的审美感受。当然很多时候准确把握原文的交际线索并非易事，因而译者在一定程度上必须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综合考虑原语表达法与原文语言环境、所处的时代背景、原作者的写作风格等方面，将这些因素整合之后才能准确把握原语的交际线索，从而在译文中再现原作风格。
参考文献
[1]Gutt, Ernst-August. Translation and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Education Press, 2004.
[2]周仪、罗平.翻译与批评[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3]刘重德.文学翻译十讲[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1.
[4]罗新璋.翻译论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鲁迅.呐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
[6]Yang, Xianyi & Gladys Yang (Trans).Selected Works of Lu Xun [Z].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19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