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X3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2）04-0079-08
[作者简介]刘 颖（1977—），女，博士，山东单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与环境政治研究。（山东济南 2500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12YJCGJW008）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环境的恶化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全球环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以来，国际社会中关于环境议题的国际会议召开的频率与规模呈现递增趋势，各国领导人非常注重环境在外交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制定了一大批与环境相关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或原则，国家间、地区以及全球性的环境治理机构也得以建立。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实践，全球环境治理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目前全球环境治理虚的成分比较多，实的成分比较少，大量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的订立并未有效遏制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①无论是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还是从环境政策与协议的实施等方面来看，还存在一些限制全球环境治理有效性的因素。本文拟从全球环境治理构成要素的角度，分析全球环境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探寻全球环境治理走出困境的具体路径。
一、全球环境治理及其构成要素
（一）全球环境治理的含义
随着环境的恶化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关注度的上升，全球环境治理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理论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全球环境治理是全球治理理论在环境领域中的拓展与应用，由于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定义理解不一，导致对全球环境治理概念的界定也存在分歧。学者王宏斌把全球环境治理理解为：“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从而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并认为全球环境治理的理论内涵包括规则、价值、对象、主体以及效果五个方面。①而学者蔺雪春根据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文件，把全球环境治理理解为：“主要是国际社会通过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经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②结合学者们的观点，笔者认为全球环境治理指的应是国际社会中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和公司企业等在内的各种行为体，为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通过谈判、协调与妥协等方式来进行合作，制定与环境相关的条约、协议、规则来规范、约束甚至是制裁国际社会中的环境破坏行为，以求获得稳定的国际环境秩序，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二）全球环境治理的构成要素
全球环境治理不仅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包含了四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笔者将这四个构成要素概括为“四个w”。
1.“who”，即“谁治理”的问题。
全球治理几乎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然而，研究全球治理问题还是应该有一个规范的理论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展开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否则简直就是自说自话。全球治理是由国家或经济体构成的多权力中心的国际社会，为处理全球问题而建立的具有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制度、规则或机制总和。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全球治理是在没有世界政府状态下，各国际博弈者通过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国际社会中市场失灵的努力过程。
在厘清全球治理的问题本质之后，可以明确全球环境治理是在无政府状态下，各国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问题而采取集体行动，试图建立有约束力的自我实施性质的国际协议，来避免全球环境陷于日益恶化的局面。根据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判断标准，全球环境几乎属于纯公共产品。此外，它还是一个具有巨大外部性的公共产品。好的环境则令其四周都受益，反则受害。事实上，这一过程存在一定的不对称，维持环境的成本则相对集中，而环境的受益者则比较分散。在环境保护这一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表面上看存在着大量的供给者参与供给，其实任何参与者都不太可能成为影响公共产品供给的关键人物。
因此，在没有选择性激励的情况下，参与者对公共产品的供给意愿不会提高，都倾向选择“不贡献”策略，期望其他参与者的有所贡献进而能坐享其成。“搭便车”的心理与“囚徒困境”的结局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会是参与者追求的合作解。因此，改变外在的激励条件，实现个体理性和激励相容的有效结合是突破集体行动困境的重要途径。
一、全球环境：一个公共产品
全球环境的保护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行动问题。集体行动最初是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走进现代经济学的视野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来逐渐成为经济学中――公共选择理论的重要研究内容。时至今日，集体行动问题已经成为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跨越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凡是涉及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与个体理的研究与讨论，总是绕不开集体行动问题，更确切地讲是绕不开集体行动的困境这一根本问题。
（一）集体行动中的“理性人”
基于理性“经济人”的假定，参与集体行动的个体会对行动的成本与收益进行理性计算，对参与行动的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从心理活动到参与行为必须经过一个动员的过程。奥尔森在阐述集体行动的逻辑时，就指出在大集团这种“潜在集团”中，成员只有通过“选择性激励”才有可能被动员起来。但是，奥尔森否定了经济激励标榜为“唯一激励”的可能。根据性质和作用的不同，“选择性激励”可以划分为“正面激励”和“负面激励”，并且指出“社会激励的本质就是他们能对个人加以区别对待”。然而，在奥尔森看来，这种社会激励只有在小的集团才起作用。
“搭便车”问题的产生根源在于集体收益是一个公共产品。在公共品的供给博弈中，搭便车行为的存在会导致合作无法实现，造成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局面。然而大量研究表明，对搭便车的行为进行惩罚，是维持合作的有效途径。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惩罚是有成本的，它又会诱发二阶困境中搭便车行为，造成惩罚机制的瓦解，这种情形被称为二阶困境。以此类推，二阶困境解决了还存在三阶困境等等。如何化解这一困境，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具挑战性的问题之一。叶航（2012）基于多行为主体随机演化博弈分析，认为在不改变基本假设的前提下，即使合作者在初始人群中的比例大到100%，他们最终都将被适应度更高的搭便车者所取代。在公共产品博弈中引入惩罚机制，背叛者仍然可以破坏合作，直至惩罚者建立的合作系统陷入崩溃。只有在公共产品具有高回报条件下，惩罚行为才可以获得稳定的演化趋势，而稳定的惩罚机制能有效地应对背叛者的搭便车行为，从而保证合作的持续性。
显然，代价惩罚是促进博弈进程中合作产生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手段。公共产品的高回报也是维持合作的必要条件。针对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困境的研究，大多都能推出在一次性或者在重复博弈中参与人达到合作均衡，也能发现参与人对公共产品的贡献水平远远高于被预测的“零贡献”。但是在广泛变化的实验条件和现实观察中，一旦重复该实验，公共物品的合作水平就会不断地趋于下降。于是，高水平合作的持续性成为制约集体行动的又一大问题。
除了独立考察惩罚与奖励在社会合作中的作用，或者考察个体之间的相互惩罚与奖励之外，兼具惩罚和奖励的机制设计对合作演化的影响也是研究的重要内容。王龙等（2014）的研究再度肯定机制设计中奖励对于社会合作演化的重要影响，同时指出单纯地奖励并不能抵御背叛者的入侵。在一定程度上讲，惩罚与奖励一样也是必须的，适中的惩罚奖励比例能够促进最高程度的合作实现。事实上，一阶、二阶搭便车困境中的解决，会产生更高阶搭便车问题。于是，韦倩、姜树广（2013）在社会合作的动力研究中，将视角从物质利益转向社会成员的道德约束。根据大量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成果，来说明人类天然具有合作的禀赋，正是这一先天禀赋使得社会秩序能够维持。
（二）集体行动中的“理性国家”
在讨论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问题时，庞（2012）认为由于国家异质性特征的存在，霸权国家试图通过渐进方式克服集体行动的障碍。在合作中对待“搭便车”的现象呈现出包容态度，以此来吸引其他国家加入合作的队伍，随着成员加入公共产品的成本降低，包容开放的态度一直持续到成本可以分摊的阶段。而全球公共产品是一种对于人类以及不同代际之间可以从中受益或者免于受损的最终产品、服务（或中间产品、服务）。由一个国家或者少数几个国家供给几乎是不可能的。
全球性问题是事关全人类的发展与福祉，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然而，问题的解决远超出某一个或某一些国家的能力承受范围，只有依靠国际合作才有可能实现。客观上，每一个国家在全球性问题上的利益攸关程度不同，造成它们愿意承担的治理成本也有着较大的差别。于是，在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上，特别是涉及成本分摊的议题时，不同国家就在是否“搭便车”等问题表现出各异的理性选择。对于类似“搭便车”的机会主义行为，国际社会并不是一味地批评与打击，更多的是通过适当的激励来实现合作与分担的目标。
在缺少世界政府的状态下，超越各个国家之上的统一行动无法形成与实现。全球治理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作为世界政府缺位情况下的替代品。为了解决全球性问题，全球治理被迫转向寻求能够进行自我实施的制度或规则建立。在全球性公共产品供给问题上，各国对于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有着不同的需求。即使对于同一产品，它们的偏好程度也是有差异的。
因此，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各方通过平等协商之后才能形成共识。为了吸引更多的国家参与国际合作，进而凝聚力量直到形成规模优势，凭借规模经济的优势降低治理成本。在制度安排的初始阶段就设计出“选择性激励”等方式来减少搭便车行为，提高各个行为体进行贡献的意愿。可见，在全球治理行动中的个体参与意愿与参与能力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基于个体加总而获得的治理意愿与能力则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成为集体行动博弈之后的均衡解，进入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在这一均衡状态下，如果其他国家的选择保持不改变，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改变自身的策略选择。
（三）集体行动的博弈均衡
根据成本―收益的基本思想，一国参与治理行动则意味着它通过参与获得的受益不小于其支付的成本。由于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非排他性，即使不参与公共产品的供给也可以消费该产品，因此各方有着强烈的搭便车动机。具体到全球环境治理，除了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之外，还表现出较大的外部性，即不付出成本也可以坐享其他成员的成果。
如果一国决定采取进入策略，即放弃搭便车的机会主义选择，它必须在领导者和跟随者这两种身份之间进行选择。集体行动中的领导者和跟随者在行动的净收益上有所差异。当然，领导者由于其优势地位的存在，其获益的绝对值可能较大，但是考虑到其可能付出的成本也较其他成员较高，净收益不少于跟随者在集体行动中的净收益。当一国在治理的集体行动中获得的边际收益与边际贡献相等时，它就达到在此行动的最优状态，不再进行新的投入行动。当一国发现不履行在集体行动中的承诺将获取更大的收益，而外在的约束和惩罚无法施加的情况下，倾向于拒绝履行义务。这可能成为集体行动的巨大道德风险。
二、全球环境治理博弈
集体行动弈的问题并不是都可以转化为囚徒困境博弈，另一些博弈模型，如“斗鸡”博弈（chicken game）、“鹰鸽”博弈（hawk-dove game）、雪堆博弈（snowdrift game）就可以更好地描述关于合作的一些情况。从本质上看，在解释合作产生的问题上，雪堆博弈优于囚徒博弈。通常，基于囚徒博弈的合作分析，只能求助于改变外在条件促使参与者从背叛策略转向合作策略，从而形成合作的均衡博弈结局。
斗鸡博弈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众多竞争问题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囚徒困境中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背叛，背叛），而斗鸡博弈中双方都试图选择背叛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双方真正同时选择背叛时将产生最差的结果。严格开来，斗鸡博弈中没有最优策略，在对方选择背叛时，自己最优的选择时合作；在对方选择合作时，个体的最优选择是背叛。于是，该博弈就出现两个纳什均衡分别是（合作，背叛）和（背叛，合作）。有些学者习惯将“鹰鸽博弈”混同于“斗鸡博弈”，原因两个模型的均衡解比较类似，都存在两个纯策略纳什均衡，即（鹰，鸽）和（鸽，鹰）。然而，从参与者的特征上看，斗鸡博弈中是两个个体具同质性特征；而“鹰鸽博弈”中的两个不同个体明显呈现异质性特征。
勿庸置疑，无论从人类社会还是生物界，都存在着大量的合作现象。在基于不完全理性的演化博弈框架下，博弈中个体采取策略的收益可对应于该生物种群中某种类型个体的适应度，并且决定该类型个体的生存能力。最终，个体策略决定该类型个体在长期演化中的命运，生存还是灭亡的结局。从现实的解释力来看，雪堆博弈比囚徒困境更适合阐述合作的涌现性。合作者对公共产品的贡献通常会被背叛者利用，然而公共产品最直接的收益还是属于合作者的。更多的时候，合作者的贡献是在除非自己贡献否则公共产品贡献的可能性为零，且成本在自身可以承受的最大成本范围之内。
囚徒困境博弈的设计理念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设计的机制就是诱导参与人选择坦白，博弈的支付矩阵能够保证相互背叛的均衡解出现。理解囚徒困境出现的关键就在于，支付函数的设计满足了博弈规则制定者的目标。这一设计可以忽略参与者本身的道德因素，不管是好人还是坏人，都被引导选择坦白来维护自身利益，或者至少不被加重惩罚。在运用囚徒困境博弈时，必须考虑机制设计的目标，才能理解均衡解的出现对于实现设计目标是否有效这一重要问题。如果，运用囚徒困境博弈来解释合作的产生，首先从改变博弈的支付矩阵开始，通过严谨的机制设计来保证合作的出现以及长期的维持。
“雪堆博弈”与“鹰鸽博弈”、“小鸡博弈”一同成为描述合作产生的基本博弈模型。“雪堆博弈”的基本模型是两人对称博弈，它的含义在于说明通过合作可以使双方共同受益，但是也有试图彼此欺骗的冲动和可能，但最终的选择还是取决于对方的选择，背叛与合作同时存在。一个人选择背叛还是合作，主要取决于对方的选择。雪堆博弈可以描述为：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两个人迫不及待地赶回家，他们相向行驶。不料，道路却被一个巨大的雪堆所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铲除雪堆才能使道路通畅，两人才能顺利通行回到家中。然而，铲雪是需要花费代价的，道路通畅的好处是无法排他的。假设，铲雪的成本是固定的，表示为C。铲雪的收益也是固定的，表示为R。负责铲雪的人是合作者，坐享其成者是搭便车者，也就是背叛者。事实上，一个人铲雪，成本由个人负担，收益是两个人分享。于是，背叛者收益是R，而合作者的收益是R-C，对于个人而言背叛的冲动是时刻存在的。但是相互背叛的结果是两人都无法回家，此时收益为0。相互合作一起铲雪的情况下，个人收益是R-C/2。权衡收益的大小，得知R>R-C/2>R-C>0。
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个人在对方选择合作的情况下，最优选择是背叛；但是在对方选择背叛的情况下，自己选择合作是最优策略。在比较R>R-C>0的情况下，雪堆博弈的均衡保证了合作者的出现，避免了双方背叛结果的出现。雪堆模型与囚徒困境区别在于，遇到背叛者时合作者的收益高于双方相互背叛的收益。于是，相互背叛不会成为双方的占优策略。这样的机制设计保证了合作在系统中不会消亡。合作者与背叛者共存的结果，显然优于相互背叛的结局产生。本质上，它依然是在刻画个体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与对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合作者即使在遭遇背叛时，依然会选择合作策略。
三、全球环境治理的合作
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之一就是气候变化问题。事实上，一个国家或少数国家根本无法扭转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倘若，各国在国际协议的框架内各自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采取共同措施才有可能阻止全球气候变暖的趋势。气候变化领域的全球治理在艰难中前行。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是在雪堆博弈中的两个“人”。气候变化就是那个挡在路中间的“雪球”。
回到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举行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京都议定书》就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提出了具体的指标，目标是“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稳定在一个适当的水平，进而防止剧烈的气候改变对人类造成伤害”。但是这一进程始终没有突破。在2009年12月，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世界气候大会，各国还是因为分歧过大导致并未签署具有强制约束力的协议。更有甚者，加拿大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宣布放弃《京都议定书》履约的缔约方国家。
但是，气候变化问题迟迟无法推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受到威胁的可能性丝毫没有减少。发展中国家表现了在全球环境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代表“金砖国家”，为南北合作的沟通和对话贡献了自身最大的力量。中国、巴西、印度与南非组成的“基础四国”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表达了自身的愿望与诉求，更表达了支持大会达成一份全面、均衡、且有约束力的协议的决心。由于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决定了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责任与担当，基础四国强调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重要原则，并不会削弱各方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反而可以提高集体行动的合作动力。但是，发达国家也应该不折不扣地履行责任与义务，必须兑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应对气候变化的资金、技术与能力建设支持等方面的承诺。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摒弃前嫌开始积极合作。从本次巴黎协议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对于全球公共供给的态度有了较大的转变，而发达国家也一改以往颐指气使的态度，双方都认识到在全球问题的解决道路上缺少任何一方都无法成功。发达国家显然无法独自承担全球环境治理的成本，除此之外，环境治理的过程也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配合。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不顾环境问题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破坏环境的代价与维持环境的成本都是无法承受的。
正如雪堆博弈中的两个人，在面对风雪交加的夜晚时，只有选择合作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选择合作的收益远远大于选择背叛，合作的理性之光驱散了自私的本能。发达国家成员经济实力强大，但是参与数量在群体之中较少；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成员经济实力较弱，但是参与数量较多；综合来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相当。双方可以看作是全球环境治理中两大参与主体，全球气候变化问题正是挡在路途之中的障碍，解除这一问题和威胁选择合作优于相互背叛。
除非存在外部强制性有约束力的实施规则，否则为降低集体风险而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普遍的看法是，制定一个强制性实施的全球协议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唯一”途径。全球协议是解决全球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只要各国领导人就全球环境治理的成本分摊等关键问题以及行动规则达成一致，气候变化问题的解决就向前迈了一大步。
于是，历史见证了《巴黎协定》的诞生。2015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第二十一次大会在法国巴黎闭幕。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协定――《巴黎协定》，成为第一份由全体缔约方一致同意通过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力图为2020年后的全球性行动做出制度性安排。本次达成的《巴黎协定》共有29项条款，涵盖气候变化减缓、适应、损害、资金、能力建设和透明度等多项内容。
根据协定，各方同意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将努力把全球平均气温升幅与前工业化时期相比控制在2℃以内，并继续努力、争取把温度升幅限定在1.5℃之内。为了实现目标，各方认为发达国家应继续带头来实现减排目标，发展中国家虽未对其减排目标提出绝对值要求，但“鼓励”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情况变化尽可能实现目标。在此之前，发展中国家还是应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努力控制碳排放量的增长。
协议设定了初期减排目标，但这并不足以支持长远目标的实现。正因如此，协定要求各方在此后4年内重新评估各自的减排目标，以便能够适时地进行调整。协定在透明度方面也做出规定，要求各方报告各自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以及减排进展，并且赋予发展中国家在减排行动上享有适度的“弹性”。根据协定，发达国家应该提供资金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并减缓气候变化。同时，将早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上就曾提出的“2020年后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的提议作为底线，各方最迟在2025年前提出新的资金支持目标。
全球环境治理博弈从“囚徒困境”到“雪堆博弈”的转变，关键在于各国采取国内气候行动和参与国际气候治理的动机转变。环境的外部性是巨大的，各个自身的环境好坏不仅与自身的努力相关，也与其他国家的努力有关，但是均不努力的结果一定是深受其害。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逻辑就在于，气候变化对全球及各国的利益均会造成重大影响。但是国际合作应对气候变化，不应是限制和损害一方的利益和发展，只有各国福利水平的共同改善，才会促进合作的更好开展。此外，环境治理的关键还是发展，特别是技术的进步和突破。
参考文献：
[1]Kümmerli， Rolf， Caroline Colliard， Nicolas Fiechter， et al，“Human cooperation in social die-
mmas： comparing the Snowdrift game with the Prisoner’s Dilemma”，Proc. R. Soc. B，2007（274）： 2965―2970
[2]（美）曼瑟尔・奥尔森 著，陈郁、郭宇峰、李崇新 译.集体行动的逻辑[M].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3]张宇燕，任琳.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 国际政治科学，2015（3）：4―32
[4]叶航.公共合作中的社会困境与社会正义――基于计算机仿真的经济学跨学科研究[J]. 经济研究，2012（8）：132―145
[5]王龙，丛睿，李昆.合作演化中的反馈机制[J].中国科学：信息科学，2014（12）：1495―1514
[6]韦倩，姜树广.社会合作秩序何以可能：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J]. 经济研究，2013（11）：140―151
【摘要】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机遇与挑战并存。主要机遇包括：（1）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走向与中国在此领域的战略部署高度吻合，为其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2）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的资源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有利于加快和完善国内环境与卫生领域的治理。（3）全球环境与卫生问题具有公益性质，是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领域。（4）当前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相关制度还有待规范和完善，这为中国争取更多的话语权提供了机遇。主要挑战包括：（1）中国国内环境与卫生问题层出不穷，从而使得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时精力有限，同时也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2）中国缺乏全球环境与卫生战略。（3）全球“大卫生观”尚未完全建立，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完善。（4）智力支撑不足。（5）在中国国际定位方面，中外存在分歧且呈现扩大趋势。为有效参与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中国应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关键词 全球卫生； 环境； 治理
中图分类号：R19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4-2982.2015.07.004
基金项目：中英全球卫生支持项目三——“中国全球卫生战略研究”子课题“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研究”
作者简介：张海滨，男（1966年—），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环境与气候政治、中国环境外交和国际组织研究。E-mail： zhanghb@pku.edu.cn
当前，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没有中国的参与，很多问题难以解决。［1］而中国在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中发挥的作用备受国际社会的关注，也是中国多边外交中日益重要的课题。本文在《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科学认知的深化》、《理解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以中国为例》、《全球环境与卫生的关联性：政策响应与制度构建》前三篇文章的基础上，重点讨论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政策建议。
1 机遇
1.1 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走向与中国在此领域的战略部署高度吻合
前面三篇文章的分析表明，环境与卫生议题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很多全球挑战只有通过合作才能解决，如气候变化、卫生危机等。［2］目前，中国保护环境的意识逐渐增强。2007年，原卫生部和国家环保总局等18个部委联合颁布《国家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2007—2015）》，并建立相应跨部门工作协调小组。这是我国环境与健康工作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环境与健康理念开始融入到经济社会政策之中。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3年11月中共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强调要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健全国土空间开发、资源节约利用、生态环境保护的体制机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并承诺到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和李克强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环境与卫生的关系及重要性发表过许多重要讲话。值得强调的是，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并首次提出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绿色化”概念，希望带动“绿色产业”，形成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2015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新《环境保护法》新增第39条，规定国家要建立、健全环境与健康监测、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鼓励和组织开展环境质量对公众健康影响的研究，采取措施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有关的疾病。这是中国法律第一次明确环境与健康的关系及其治理的主要内容。由此可见，加强环境与卫生治理符合中国的内在战略需求。国际和国内两大动力的叠加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最大机遇。
1.2 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的治理为中国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3］，中国的环保和卫生事业也取得长足进步。以卫生为例，1990—2011年卫生总费用增长了30 多倍，2011 年占GDP的比例达到5.1%［4］。但中国正处于环境和公共卫生风险的集中高发期，说明中国在环境与卫生治理的能力和体系建设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吸收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而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国际上最大的公共卫生组织，拥有丰富的全球技术网络，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总部、各区域办事处、国家办事处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因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互利合作。《中国—世卫组织国家合作战略（2013—2015）》的出台体现了合作伙伴关系的深入。此外，中盖结核病项目通过在中国开展应用创新技术和卫生服务提供方式的试点研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结核病预防控制新模式，提高中国的结核病防治能力，并为全球的结核病防控做出贡献。迄今，项目已取得显著成效。
1.3 全球环境与卫生问题是中国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领域
在全球治理的众多领域中，安全、贸易自由、环境、卫生健康等都是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但与安全、贸易问题相比，环境与卫生的政治敏感度较低，受政治和国家利益的羁绊较弱，但其全球公共产品的特性更为突出，普世性更强。同时，环境权和健康权也是世界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健康的国家更有可能赢得国际赞誉，进而提升其国际形象和国家软实力。当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迅速增长，而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怎样的作用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中国在H7N9禽流感防控中的积极表现就已经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而以美丽中国为目标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更多认同。因此，中国不仅应促进世界和平与经济发展更要促进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健康。
1.4 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相关制度还有待规范和完善
从总体看，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依然零散和脆弱。与全球气候变化治理相比，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缺乏一个类似《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核心机制，联合国大会、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国际层面上分别扮演重要角色，三者之间存在一些简单合作，但缺乏制度化的联系和安排。科学研究、工程技术、资金和外交技巧等方面的优势使发达国家在议程设定和重大决策中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掌握着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主导权。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其在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领域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显著增强，但北强南弱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在迅速发展的非政府组织网络中，盖茨基金会、气候变化与卫生联盟等影响力较大的非政府组织也大多来自发达国家。当前中国外交正向积极有为的方向转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致力于推动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积极推动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3］这一形势为中国参与该领域的国际规则制定，争取话语权和扩大影响力提供了机会。
2 挑战
2.1 中国国内环境与卫生问题层出不穷
在经历了30多年高速的、粗放式经济增长之后，中国在资源、环境与健康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事实表明，目前，中国正面临自然生态、环境质量恶化与健康风险增大的挑战，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损害已经进入长期积累之后的集中高发期，席卷大半个中国的雾霾和环境群体性事件的频发严重威胁到对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4］由于自身问题较多，中国的注意力目前主要集中在国内，在全球环境与卫生领域难以全力出击，同时作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面临较大的国际压力。
2.2 中国缺乏全球环境与卫生战略
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这是中国政府参与多边外交和全球治理的基本立场。但如何在参与某一具体领域的全球治理时体现和落实这些精神，对中国政府而言是巨大的挑战。这就需要制定相应的国际战略。但在环境与卫生领域，目前中国尚未出台全球环境与卫生战略，导致中国在参与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时缺乏明确的目标和系统的政策手段，严重制约了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的有效性。
2.3 全球“大卫生观”有待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从全球层面来看，卫生与环境问题相互联系，互为因果，需要树立“大卫生观”，进行综合治理。2007年世界卫生报告《构建安全未来：21世纪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揭示了全球面临日益加大的疾病暴发、流行病、工业事故、自然灾害以及其它突发卫生事件的风险，进而威胁到全球公共卫生安全。2014年2月“全球卫生安全议程”启动，旨在现有全球卫生安全机制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加快《国际卫生条例》实施，以提高各国对传染病的防范、检测和快速反应能力，共同促进全球卫生安全。从国内来看，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根据国家安全形势变化新特点新趋势，首次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在这11种安全中，涵盖了生态安全但没有公共卫生安全。这表明，卫生问题在中国国家安全议程上的位置较为靠后，国内在“大卫生观”的建构方面与国际社会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差距。应从更为宏观的角度看待和定位卫生问题，从而有效参与国际卫生辩论和政策制定。
2.4 智力支撑不足
中国要在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必须基于强大的智力支撑。这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研究支撑。环境与卫生问题具有较强的技术性，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储备和较高的政策研究水平。目前中国国内的相关研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这使中国在全球层面难以提出具有国际吸引力的新概念和应对措施。二是外交人才支撑。参加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需要众多的多边外交人才，但目前中国具有综合素质的外交人才较少。
2.5 中外中国国际定位方面存在较大分歧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外对中国的国际定位出现分歧。中国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发展中国家，不少国家则认为中国已经是经济大国和强国。因此，国际上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发挥大国作用甚至领导作用。中国对自身能力和责任的看法与外界的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如何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过高的期望值，对中国政府而言是较大的挑战。中国在参与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时也将面临这一难题。
3 政策建议
3.1 加快推进中国环境与卫生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目前，中国的环境与卫生治理战略框架和政策体系已初具雏形，但总体上还未形成自上而下、分工明确、权责清晰的环境与卫生管理体制，仍难以满足国内外形势发展的需求，主要存在五大问题：（1）科学研究与调查不足；（2）思想认识和政策实施不到位；（3）法律规范与标准体系缺乏可操作性；（4）损害判定与补偿机制、法律框架亟待完善；（5）治理主体错位与政策手段单一。［4］因此，从政策和体制层面应采取以下改进措施：(1)进一步加大对环境与卫生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加强环境污染造成的健康损失的综合性评估。（2）将环境与卫生健康管理控制目标纳入监测与环评制度。（3）强化政府的环境与卫生责任，通过法律、制度等手段促使环保、卫生部门加强合作，实现数据共享，真正解决环境健康风险监管在医疗卫生系统、环保系统中边缘化的问题。（4）通过立法加强各级政府的政策透明度，鼓励公众积极参与。（5）完善环境法律责任体系，设立赔偿鉴定机构与专项赔偿基金，引入责任保险制度并完善相关诉讼机制。（6）勇于打破部门之间的利益藩篱，切实提高国家卫生计生委和环保部之间的协作效率。（7）提高环境与卫生问题在国家议程中的位置，加强顶层设计，强化“大卫生观”。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成部门应包括国家卫生计生委和环保部。（8）大力强化各级地方政府在环境与健康领域的工作力度。目前只有国家层面和极少数地区颁布了环境与健康行动计划，环境与健康工作在许多地区仍处于边缘化状态，亟待改变。（9）加快建立中国环境与健康综合监测体系。目前，中国环境与疾病监测系统独立建设，在监测点位和监测指标设置上尚不匹配，也缺乏统一的调查方法和技术规范，监测数据不能共享，无法满足风险管理需求。
3.2 加强国际合作与协同，制定适合中国的全球环境与卫生战略
3.2.1 加强国际合作，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进一步协同
通过整合资源，提高效率，尽快形成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为双核心的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体系，区域、国家和次国家及非政府组织等进行平等协商、合作互补；在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在环境与卫生领域治理经验的同时，鼓励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
3.2.2 开展前期研究，适时制定中国全球环境与卫生战略
可考虑分别制定中国的全球卫生战略和全球环境战略，在此基础上积累经验，制定中国的全球环境与卫生战略。中国全球环境与卫生战略的基本目标应包括以下内容：（1）保护地球环境，促进人类健康，为维护全球生态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2）促进中国与国际社会在环境与卫生领域的合作；（3）完善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促进各国共同进步；（4）维护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与卫生领域的基本权益。当前应切实加强国家卫生计生委与环保部、外交部及相关部门的协调与合作，使现有的工作机制真正发挥作用，确保中国的全球卫生战略得以顺利出台并有效实施。
3.2.3 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过高的期望值
（1）坚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定位不动摇。（2）利用联合国等多边场合积极宣传中国在环境与卫生领域所做出的努力，包括环境卫生科研成果、制度建设及宣传教育等领域取得的重要进展。（3）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可逐渐增加对世界卫生组织和环境署等国际机构捐款，体现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4）加大南南合作和对外援助的力度。环境与卫生问题虽然公益性强，但面对南北关系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现实，围绕利益和权力的国际博弈依然比较激烈。中国应通过提供资金、项目和技术支持等手段加强南南合作，在全球环境与卫生治理中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和健康权，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5）在国际上如实介绍中国在环境与卫生领域面临的特殊困难和挑战，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和理解。（6）与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合作，为国际社会提供中国的一些治理经验。中国在环境与卫生领域开展了大量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今后应与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机构加强合作，系统整理出可复制的中国经验与世界分享，体现中国的独特贡献。
参考文献
［1］ 专访何亚非：思考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与全球治理［EB/OL］. ［2015-01-21］. http：//chinanews.com/cul/2015/04-10/7196783.shtml
［2］ 基辛格.中国的成就超越人类极限［EB/OL］. ［2015-01-21］. http：//economy.caijing.com.cn/20150321/3844940.shtml
［3］接受拉美四国媒体联合采访(2014-07-15)［2015-01-21］. ［EB/OL］.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7/15/c_126752272.htm
回望“十二五”’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已融人环境保护工作的主战线，在促进对外关系健康发展，积极应对全球与区域环境挑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务环保中心工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展望“十三五”，从国内形势看，我国经济进人新常态，经济社会转型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矛盾将更加突出，人民对良好生态环境质量的要求更加迫切。
从国际形势看，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环境事务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国际社会大力推动后2015可持续发展进程和目标的实现。中国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在全球事务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也将承担更多责任，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全球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凸显。因此，面对这些新形势和新要求，需要我们正确判断国际环境与发展的形势，统筹国际和国内，将环境保护的国际合作和国际环境公约履约有机地融人“十三五”环境保护规划中，使之常态化、主流化、融合化。
1“十三五”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形势研判
“十三五”时期国际国内两个大局都将发生深刻变化。世界经济下行，我国经济进人新常态，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深刻调整p]，我国外交战略重点转变为推动建立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都对我国环保工作和国际合作有着深刻的影响，综合看来，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以及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给我国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带来挑战和压力；当前世界政治和经济形势依然复杂多变，我国周边地区形势持续处于快速变化过程中，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显著突出，环境问题因承载了政治、经济、外交等诸多因素，成为国际社会持续关注的焦点。2015议程后，全球环境问题依然严峻，全球环境治理也呈现出多重复杂的特征，并日益明显。具体来看，文章对“十三五”期间我国环境保护国P示合作面临的形势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研判。
1.1环境治理在全球治理的地位不断提高
世界经济论坛的《2015年全球议程展望》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极端天气频发”、“水资源加速枯竭”w等环境议题已前所未有的成为全球对话的重要领域，环境问题日益严峻，成为今后全球、区域环境治理和保护面临的挑战。同时，与其他领域的全球治理相比，国际环境谈判的广泛性和参与度变得十分突出，如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京都议定书》、《巴塞尔公约》等14个重要的国际环境条约中，成员国超过10#的有13个，其中5个条约的成员国超过180个，表明参与环境公约及其谈判的机构和领域越来越广泛。同时，国际社会对环境可持续的重要性认知不断上升。一是当前后2015议程讨论中关注的环境议题更为全面，凸显了环境可持续目标在后2015时代全球发展进程中的支柱性地位。二是后2015议程关注可持续发展各个方面的一体化，强调了环境可持续目标与经济目标、社会目标的进一步融合。
1.2工业污染类环境问题的全球关注不断上升
目前已签署的区域性和全球性多边环境公约与协定750个，其中涉及污染防治相关的公约大约占四分之一。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有关污染防治（包括生化武器和核武器）相关的多边环境公约与协定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工业污染防治受到全球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如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al Facility,GEF)对于工业领域的环境援助份额不断增加：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控制领域的资金分配额度已从第一次增资期间的2%增长到现在的10%以上；尽管发达国家因经济不景气不再主动承担环境责任，全球共同环境行动难以达成的背景下，2013年国际社会签署了《关于汞的水俣公约》，更加体现出全球对工业污染防治的关注。
1.3非政府组织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决策影响日益增强
随着非组织(Non-Governmental Qiganizadms,NG0)的发展壮大，其间接或直接影响全球环境治理决策的作用逐渐得到增强。NG0不断通过各类论坛、谈判、协商会议等方式参与全球环境治理，通过实施社会监督、开展第三方评估等活动，推动全球治理进程。如参与气候变化谈判缔约方大会的非政府组织数量逐年大幅度增加；在《关于持久性有机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新增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审查方面，美国化学理事会、国际溴科学与环境论坛、大自然保护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研究和评估信息为各类议题谈判提供了重要参考等。
1.4公私合作成为未来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模式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发展，私营部门对全球环境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虽然有着先进的环境友好型技术、巨大的社会资本和高效的行动效率，但趋利性和环保的公益性导致私营部门缺乏自觉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动力。政府部门在环境治理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不足日益明显，需要得到其他主体的弥补。鉴于此，“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s，PPP)”为政府和私营部门提供了各取所需、实现共赢的重要途径。虽然目前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仍在探索阶段，但国际社会对于这种模式的期待和热情仍然高涨，并努力在合作理念上加强拓展，以消除官方主导、经济利益吸引力不够等限制因素。如2013年全球环境基金将“公私合作伙伴关系”作为未来开展全球环境治理融资和具体实施的重要方式，并专门为此开辟新资源以推动相关工作；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APEC)财长会议，决定利用“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工作模式进行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
1.5资源竞争引发不同环境机制的协同合作
目前全球环境治理领域的众多机制大多独立运行，治理资金来源与实际需求差距较大，增加了不同领域环境机制的竞争。这种压力使得国际社会不断推动环境公约与协定之间的协同合作，并不断融人相关文件中。如“里约+20”峰会提出加强环境公约与协定之间的协同合作，努力推动《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控制危险废料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间的协同机制。
1.6发展中国家对技术援助需求日益强烈，全球环境治理彩响力持续上升
近年来受金融危机和经济持续低迷的影响，发达国家作为全球环境治理援助基金的主要捐资方，逐年缩减援助支出，但发展中国家对于申请援助参与环境国际合作的需求逐年上涨，在资金申请愈发困难的情况下，技术援助申请成为发达国家援助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环境友好型技术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环境和经济的双重效益，一方面避免单纯的资金援助对发展中国家环境改善不理想的局面，另一方面也迎合了国际环境合作重点正逐渐向提升环境改善能力的新趋势。
此外，在目前全球环境治理中，发达国家借助其资金、技术和智力方面的强大优势，在南北环境关系中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但随着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及其对环境议题的国际影响日益上升，发展中国家的意见和诉求在国际环境谈判中不断得到重视，全球环境治理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如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巴西、南非、印度和中国统一发声，x^m判进程起到了重大影响，“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被写人“里约+20”会议成果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中。
1.7全球环境治理机制改革迫在眉睫
现有的全球环境治理机制分散、机构重叠，造成环境治理体系碎片化、多中心和效率低下。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报告，截至2012年，在已经确认的32(Kh全球环境治理目标中，有一半目标未获进展甚至恶化。当前，全球经济整体低迷，传统发展模式与有限资源的矛盾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瓶颈，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成为破处坚冰、重振世界经济的最大动力，这要求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全球环境治理体制必须进行改革’以承担更大的责任。在全球环境持续恶化的上行压力背景下，2012年《我们憧憬的未来》成果文件明确提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将在未来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提出改革机构的具体建议，从法律地位、能力建设、业务界定等方面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领导全球环境治理进行铺垫”。2014年联合国环境大会首次会议召开，不仅拉开了联合国全球环境治理改革的大序幕，而且改革的速度和力度不断加大。
因此，当前国际国内新形势下，环保国际合作工作面临着三个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变，一是合作原则，由侧重强调“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向重视“共同的责任和义务”的方向转变；二是合作动力，由过去被动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国际压力，向积极参与制定国际环境规则和治理体系方向转变；三是合作方式，由强调争取环境与发展援助向提倡“相互帮助、协力推进”转变，同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环保合作开启“共同出资”新模式，结合南南合作逐步开展对外援助。
2“十三五”环保国际合作主要机遇
2012年“里约+20”峰会后，发展绿色经济成为开展全球环境治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2014年，联合国首届环境大会标志着全球环境治理迈出了改革坚实的步伐；后2015可持续发展将全面得到深化，多边和双边外交活动频繁涉及2015年底召开的巴黎气候谈判，环境事务在全球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显著增加，全球环境治理面临重要的机遇和挑战。
2.1环境保护面临创新转型
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人新常态，发展方式面临根本性转变的同时，环境保护也将创新转型并开启新常态。“十三五”环境保护工作以全面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的，亟需在解决资源环境约束、谋划环保思路、拓展工作领域、理顺体制机制、加强环境法治、满足公众需求等方面学习发达国家的成功制度和管理经验。
2.2国内开展大规模环境治理行动
国内陆续展开规模空前的大气、水、土壤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行动，亟需借鉴引进国外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借鉴有效治理模式，推进大气、水、土壤、化学品、重金属等污染治理，实现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2.3“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展开
“一带一路”建设将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新格局，中国将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融入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生态环境保护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必要支撑和保障。作为战略规划中的重点合作领域之一，生态环保国际合作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谱写新的篇章。
2.4可雛錄议程与生态环保日M为国际挪联合国大力推动2015年后国际发展议程，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依然成为世界潮流和B寸代主流，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3“十三五”环保国际合作主要挑战
3.1环境保护国际责任显著增强
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深度调整，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发生重大变革，环境事务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重要性凸显；全球环境形势严峻，在资源环境约束的瓶颈作用下，环境问题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升，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也将承担更多责任，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3.2周边环境问题加剧政治风险。
东亚、东南亚等我国周边地区政治经济外交博弈日益激烈；周边地区形势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突出，生态环境安全局势亟待稳定；跨国界环境污染、环境纠纷时有发生，跨界生态环保问题成为与周边国家政治博弈的重要议题。
3.3国内总体环境形势严峻
环境质量成为“十三五”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重点地区污染排放已经达到或接近环境承载能力上限，新老环境问题交叉呈现，环境治理和修复难度加大，环境形势空前严峻，环保工作进人攻坚时期。
3.4生态环境风险制约走出去进程
随着我国产业和投资走出去带动经济从输人型向输出型转变，生态环境问题成为主要风险领域之一。境外投资和企业遭遇环境污染问题的事件时有发生，引发国际社会髙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着资源环境约束和生态环境风险；国际核安全体系的变化及核电走出去进程对核安全国际合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3.5环保国际合作基础能力与综合保障不足
国际经济政治格局改变后，我国接受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环保援助资金大幅减少，而在维护区域生态安全、核安全、促进绿色贸易与投资等方面的责任和压力不断增大。国际环境公约呈现总体任务繁重、压力持续增大、公约协同日显、履约条件多变、资源约束趋紧、目标任务硬化等新特征。环保国际合作总体能力严重不足，缺乏必要的人才储备和资金保障。
4中国加强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对策与建议
综合考虑“十三五”期间我国面临的国内与国际新形势，可以看到，“十三五”是我国推动绿色转型、改善环境质量的“机会之窗”，也是我们全面融人国际环境与发展进程，参与国际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的机会之窗。X#我们进一步融入国际环境与发展进程，解决好全球、区域环境问题，促进我国国内环境问题的解决，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适应全球化、国际化的要求，环境保护国际合作事关国家利益、国家形象和国家环境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必须给予高度重视；已经到了强化顶层设计，强化谋篇布局，主动积极构建合作“大战略”的时机。文章认为，“十三五”时期我国环境保护工作应重点关注以下4个方面。
4.1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立足国家总体安全和发展战略需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以环保为纽带务实推动与大国、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合作，维护国家权益，服务国家经济社会稳定持续发展。
4.2突出重点，强化支撑
服务国内环境质量改善和共建绿色“一带一路”等重点工作，充分借鉴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和体制机制建设有益经验支撑国内环境保护。打造“一带一路”建设服务支撑平台，加强环保交流合作，保障战略环境安全。
4.3主动转型，拓展提升
准确把握“十三五”环境保护的历史定位，主动适应国际国内形势深刻变化，配合中国国际角色转变，推动环保国际合作工作主动转型，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实施对外环保援助计划，构建环保国际合作大战略。
4.2顺势而为，探索创新
关键词：全球治理 研究综述 困境
全球治理理论作为西方的一种政治学理论，已有20多年的历史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不断深入，国际形势剧烈变动，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断发生变化。当时国际社会提出了“世界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全球治理”理念应运而生。在1992年由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全球治理委员会”，并在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之际，发表了全球治理委员会的报告《天涯成比邻》，初步阐明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和价值。实际上该理论在提出后的前十年内，基本属于沉寂状态。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危机带来的破坏作用，令学者们重拾这一理论，并且中国学者也不断对其进行解读。
首先，对全球治理内涵的界定是研究全球治理的基础。就目前来看，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众说纷纭，国际社会对全球治理也没有一个确切的和一致的定义。俞可平教授在《全球治理引论》中关于全球治理的定义是这样的：“所谓全球治理，指的是具有国际约束力的国际规制解决全球性的冲突、生态、人权、移民、毒品、走私、传染病等问题，以维持正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概言之，全球治理本质上就是在全球化进程中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公共管理方式。俞教授认为，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五个：全球治理的主体(各国政府、政府部门及亚国家的政府当局，正式的国际组织，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会组织)、全球治理的客体或对象(已经影响或即将影响全球的跨国性问题:全球安全、生态环境、基本人权、跨国犯罪、国际经济等)、全球治理的价值(倡导者们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凌驾于国家、种族、意识形态和经济水平之上的普世价值)、全球治理的规制以及全球治理的结果。蔡拓认为，全球治理理论是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和分析框架，蕴含于其中的全球合作模式深刻地反映了全球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国际合作的新特征和新问题。他指出“全球治理本身是一种权威，只不过是一种特殊的权威，因为这种权威的确立和合法性不能适用于民族国家的民主理论加以解释，它是多种主体协调、对话、合作的结果”。[1]
以上可以看做是对全球治理持肯定态度的代表人物及观点。在全球治理的研究过程中，也有学者对全球治理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尽管全球治理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下国际形势的一些新特点和新趋势，但是这一理论构想的社会太过理想化。唐贤兴认为“治理概念的提出和全球治理的时间，并没有改变国际政治中一些本质的东西，赋予它‘革命性变革的评价’，未免过于天真。”、[2]“全球治理理论设计的国际社会太过理想化，一是忽视了强权政治对他人进行统治的残酷事实，而是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下’排斥了国家作为主要调节者的作用。”[3]他还指出，“全球治理的种种理论不过是隐藏在理想主义外衣下的新自由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和欧洲的种族优越感在他们的话语中暴露无遗。”[4]陈绍峰等认为全球治理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他们认为“全球治理问题的兴起只是表明了国家间合作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这并不是全球治理的充分条件；行为体利益的分散性和现存体系的严重不对称性导致各行为体难以采取集体行动；主权国家不同程度上对全球治理的抵制；国际权威的丧失；市民社会的孱弱等都是全球治理在实践过程中的难题。”[5]
通过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全球治理的定义和态度具有多样性，争论的核心是在治理过程中的国家地位和作用以及围绕规则与制度的建立和全球合作上。然而，这些定义没能揭示出规则与制度的基础、影响治理模式类型的行为体、概念的演进属性等，定义不乏简单和模糊。[6]
近些年来国内对全球治理的研究可以说是多方面的，包含对价值的研究、环境治理的研究、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以及公共危机、法律、合作等方面的研究等等，在这里仅对前三方面进行代表观点的阐述。
张劲松教授从中西方价值的共存与冲突方面做了探讨。在共存方面，他从我国主流价值与西方多主体多重价值的共存、与西方非政府组织价值观的共存、与跨国公司文化价值的共存三个方面进行说明。他指出全球化过程将国与国之间的依存度加大，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在世界上独立生存；西方的主流价值观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全球治理的主体价值观，并已成为全球治理过程中应当遵循的基本游戏规则。同时西方主流价值观中的关于人类进步的价值观正是我们所缺少的，因此在学习西方进步价值观的过程中，中西方主流价值观将有一个长期共存的过程。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日益明显，他们所拥有的技术专长和信息优势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在冲突方面，仍然是从国家、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这三大全球治理的主体方面加以论证。在价值冲突方面作者认为，政治上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向资本主义做政治上的让步；经济上我国以弱势地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文化上资本主义文化在全球范围的扩张等都使这种冲突不断加剧。他提出确立全球共同价值观、与西方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实现价值的互动的措施来消解价值观冲突。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孙辉在环境治理的困境方面作了研究。他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绝对人类中心主义价值阶段、相对人类中心主义阶段（现阶段人类所处阶段）和未来共同体主义阶段。他认为目前环境治理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当前国际环境的治理结构、技术的异化和环保科技的引进扩展、人口问题、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伦理之间的关系、发达国家从国际社会无政府性质和民族国家体系结构出发转嫁环境污染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分歧。他指出要树立“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建立“新的共同体”的新的环境伦理观念，使人类社会对待环境的根本理念发生变化，摆脱传统的以人类为中心的理念。在新的环境伦理观念的视野下，全球治理分三个阶段进行：环境伦理启蒙阶段、全球环境治理的国内阶段、最终实现全球环境治理的阶段。最后阶段中他提到，“‘具有共同利益的世界社会或者共同体’不再是‘一种理念、神话’而是世界真正成一个整体，形成人类共同利益观；各国把环境的全球治理作为本国实现良性、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不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博弈、妥协的结果；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按照自己的经济、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决定应该承担的责任；国际制度建设顺利发展、国际法成为调节各国环境国际治理行为的主要依据。”[7]
全球治理是一种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出现的世界秩序观。王丽娟认为，“全球化具有解构民族国家的根本功能，在很多方面政府不可能面面俱到，必须向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让渡部分职能。即非政府组织正在逐步取代国家的部分职能或是丰富与调整民族国家的职能，非政府组织已成为一支不可或缺的政治力量。”[8]不可否认地，非政府组织确实是全球治理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但是，鉴于其在立场上、信誉上以及自身关注的事件角度上的局限性，非政府组织也面临着不少困境：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和中立性有待商榷、非政府组织的国际资信度有待上升、非政府组织关注全球利益范围的狭隘性以及其监督机制的缺失。在参与治理的途径方面，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叶江教授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组织跨国活动是直接途径、与国际政府间组织相协调是重要手段、影响国家政策参与全球治理是有效方式。由于非政府组织采取的这些方法，加强了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并且对当代国际体系的发展变化产生深远影响。[9]
综上所述，就国内研究现状来看，国内许多学者致力于全球治理的研究，也获得一定成果。但就其研究本身来说，深度和广度不够，视角和方法比较局限，范围和领域也有待进一步扩展，很多具体的、深层次的问题还有待研究。例如，关于全球治理概念的研究，全球治理面临的困境的研究以及在寻求出路时的具体路径的研究等等。全球治理研究的道路还很长，需要我们不断地持之以恒和不懈努力。
注释：
[1]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2004.1.
[2]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
[3]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
[4]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
[5]蓝剑平，国内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一个文献综述，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12
[6]Eric K. Leonard , The Onset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SHGATE,2005,p.167.
[7]孙辉：从环境伦理视角分析全球环境治理困境，当代世界，2010.3.
[8]王丽娟，刘忠平：全球治理中的非政府组织角色分析[J].山西师大学报，2009.5
[9]叶江，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J].国际观察，2008.
参考文献:
[1]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1：20-32.
[2]蔡拓.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中国社会科学，2004.1:94-106
[3]唐贤兴,张翔.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一个“治理社会”的来临，[J].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1:26-30.
[4]蓝剑平.国内关于“全球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一个文献综述[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8.12:70-74.
[5] Eric K.Leonard, The Onset of Global Govern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ASHGATE,2005,p.167.
[6]张劲松.论全球治理过程中的中西价值冲突及其消解[J].学海，2008.4:65-71.
[作者简介]曹德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陈剑煜，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自然与国际政治之关联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麦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和斯皮克曼（Nicholas John Spykman）等人的论说对早期国际关系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后，随着各国间相互依赖趋势的增强，自然环境议题向更广泛的领域蔓延，并与政治学相交叉，其研究视野也拓展至区域乃至全球领域，极大地丰富了对国家与自然关系的认识。随着生态政治①的国际实践的深入发展，作为生态政治与国际政治的融合创新成果，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应运而生，它在坚持“生态关切”内核的同时，与新自由制度主义、新现实主义等主流国际政治理论进行对话②。整体上，国际生态政治是国际政治吸收环境议题的结果，与国内生态政治一起构成环境政治研究的两个主要领域③。本文重点从西方国际政治学的视角，审视和梳理国际生态政治的理论图谱，把握学科史主线，进而总结阶段性规律和学理不足。
一、全球化与生态政治起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跨境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际议题。当生态政治的脆弱性在某些地区被激化，生态议题就可能引发政治冲突，因此，国际政治和资源环境有着紧密联系。自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召开以后，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增长、废物污染、交通拥挤、食物短缺、森林过度砍伐、河流改道、饮用水源被污染及大片区域沙漠化，油轮泄漏、电子噪音、化学废物和核威胁的迅速扩散，以及地球自然物种急剧减少、气候变暖等，各种生态问题引起了广泛反思①。在此背景下，跨境环境因素与国际政治交织在一起，全球层次的“自然之维”愈发突出。联合国于2001年6月宣布启动了“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项目，其目标是满足决策者对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之间相互联系方面的科学信息的需求。作为该项目的第一个成果，《生态系统与人类福利：评估框架》报告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类在局部地区、国家和全球尺度上采取什么样的对策才能改善生态系统的管理状况，从而提高人类福利和消除贫困②？
综合而言，全球层面的生态分析不仅关注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强调作为整体的人类内部的生态问题，特别是国家间生态利益的冲突与协调。从学科发展脉络的角度来梳理，国际生态政治理论正式被纳入国际政治理论体系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但其研究议题和关注内容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发展阶段③：
第一阶段为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末，国内生态政治发展迅速，为国际政治视域下的生态研究奠定了基础。二战后，国内生态政治研究迅速发展，但没有进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视野，因此，这一阶段的学术成果大都源自非国际关系学者，尤其是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这些研究成果对传统的国家发展理论中“资源无限假设”产生了冲击，并对自由理论与社会理论形成了有力挑战④。在研究内容上，资源与人口等问题常被单独研究而非系统研究，南北合作问题也很少受到学界重视。学术成果主要出现在美国和英国，并且随着战后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和国际机制的扩展，日益向美国倾斜。作为少有的国际关系研究者，斯布罗特夫妇（Harold and Margaret Sprout）被认为是国际生态政治学的先驱⑤，但其研究更多着眼于传统的地缘政治环境视角。20世纪60年代，生态政治随着现实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认同，最具标志性的是罗马俱乐部的成立和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的发表，标志着人们对生态问题的重视进入新的阶段。这些都为国内生态政治进入国际研究议程奠定了基础。在相互依赖的时代，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国内的环境治理离不开国际合作，国际经济新秩序与全球资源分配体系不可分割⑥。
第二阶段为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末，在美国主导下国际生态政治研究开始起步。囿于冷战的紧张气氛，全球生态政治一直被视为一种“低政治”而饱受冷落。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70年“冷战战略大师”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却发现，环境问题本质上不是一国可以解决的问题①。生态政治由此正式进入国际政治的研究议程，当然这种转变也与国际生态治理的实践进步密切相关。一方面，随着部分发展中国家在冷战后期的经济起飞，其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提升国际治理话语权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在资源环境方面，争议与斗争不断。此外，国际会议与组织也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罗马俱乐部活跃于公共知识领域，而1972年联合国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奠定了全球环境治理的政治基础②。另一方面，在国内政治层面，绿色政党开始出现。1969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绿色”政党――新西兰价值党，而且绿党并非单纯地拥有国内政治诉求，也拥有世界或区域的环境主张，并积极开展国际生态合作。这一时期，“环境研究所”（Environmental Studies Section，简称ESS）等国际科研组织和“斯布罗特夫妇奖”等激励措施③的出现，极大地激发了各国国际生态政治的学术研究。当然，这一时期国际生态政治研究整体上仍聚焦于“发展”问题，区域研究的视角较为盛行，而对全球范围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生态政治的“公平与正义”等问题，仍然没有成为国际关注的主要内容。
第三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国际生态政治研究在世界范围兴起。80年代早期由于“反环境主义”（Anti-environmentalism）的盛行，国际生态研究受到较大压制。80年代后期，环境主义重获关注并得到发展，学术成果数量明显攀升。在国际生态政治领域，出现了“治理”的概念，同时“安全”“公平”“正义”等传统议题也不断被重新定义。除美国之外，加拿大、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陆续涌现出一批环境研究机构和学者，在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国际生态政治研究也开始兴起。
第四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生态政治理论朝着多样化方向发展，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过程来看，国际生态政治都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重要议题。首先，从研究内容看，对南北关系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研究已经较为普遍。其次，从研究国别看，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机构不断充实，研究成果也日益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再者，从研究议题看，全球环境治理研究的兴起，带动了可持续发展、认知共同体等新议题不断被纳入国际生态政治的研究议程。不同行为体构建起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反映了由一种纯粹“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向一种复杂的“多中心政治“转变的趋势④。
经过这四个阶段的发展，国际生态政治的研究方法渐趋成熟，研究议题也更加深入广泛，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都取得了重要进展，即在空间上向全球层面扩展，在时间上向代际方向延伸。
二、国际生态政治理论的传统流派
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可以被界定为一种全球视野下的生态关切，它探寻人与自然、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国家关系模式的深刻变革⑤。基于全球化流动带来的“外溢”后果，传统的国内生态问题成为国际治理困境的一部分。从学理发展角度来看，国际生态政治理论是在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与国内生态理论的深刻影响下构建出的一种“嫁接式”理论架构。原本属于国内政治的理论被借用和引申到国际政治领域，将基于国家的生态关切折射或放大到全球层面。
（一）国际政治理论的议题扩展
有两种国际政治理论在生态政治议题上出现了学术争论，分别产生了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框架下的生态理论①。就共性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将“公地悲剧”和人口、技术等流行趋势看作是国际生态问题发生的原因，并认为国际环境治理处于无政府状态。就差异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制度约束下的国家更能够达成环境治理合作，而新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环境问题必将导致国家冲突，各国应当将安全利益放在核心位置。
具体而言，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对生态政治的研究，聚焦于无政府状态下各国合作的可能性②。在应对生态问题的过程中，由于各国利益彼此依赖，只有通过协调才能达成集体行动。即便追求理性自私的国家利益，当国家面临生态危机的破坏性后果时，也存在将自私利益与共同利益统一起来的可能。新自由制度主义者承认无政府状态与国内秩序有本质不同，但他们主张将焦点放在跨国层面和次国家层面上，使环境政治超越传统的国家单元，在多个层次寻找合作的可能，特别是集中于国际制度协调与公民社会培养。相对而言，新现实主义者则对生态安全给予了关注，常见的焦点议题有两类：一是国际环境变化中的国家冲突行为，二是环境安全③。在权力分散的无政府状态下，国际环境治理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公地悲剧”，难以达成长期合作，投机性、欺骗性的权宜之计会恶化生态环境④。而当前国际领域的合作仅被看作是“例外”或者是短期合作，非常脆弱。例如，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就说明国际生态合作的局限性。
从理性主义出发，两大国际政治理论都将生态政治置于自私动机与理性博弈基础之上，面对日新月异的全球变迁与观念转变，两者的分析视野无疑显得越来越“狭窄”。对此，著名学者丹尼斯・皮雷奇斯（Dennis C. Pirages）就主张建立国际关系的生态理论，以替代现实主义或自由主义框架下的国际生态理论⑤。在这种背景下，国内生态理论开始渗入到国际政治领域，产生了一批适用于全球层面的国际生态政治学说。
（二）国内生态政治理论的渗入
将国内生态政治理论引入全球政治分析，需要处理国内与国际两种秩序的差异问题。在一个有政府的法制化社会中，对生态治理的认同与动员能力显然要强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一些外溢到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国内生态理论，根据国际现实进行了一定的自我转型，最终形成了较有特色的全球层面的国际政治生态学说，具体包括生态帝国主义、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女权主义三种，如表1所示⑥。
生态帝国主义作为西方生态政治领域重要的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早由阿尔弗雷德・克劳斯比（Alfred Crosby）在其1986年出版的《生态帝国主义：欧洲生物扩张1900-1900》中提出。随后，福斯特（J. B. Foster）将克劳斯比的“生物扩张”概念扩大到全球层面的经济、政治领域，正式确立了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生态帝国主义理论的核心在于揭露帝国主义生态掠夺和剥削的本质，将生态和帝国主义视为对立的两个层面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仅把边缘地区的自然资源集中到了中心地区，而且还把有毒的垃圾和肮脏的工业输出至边缘地区，是对全球自然资源和生存环境的双向掠夺和双重剥削，是一种彻底的生态帝国主义行径①。西方国家造成了目前全球的环境问题，却以“环境卫士”自居，逃避国际责任甚至遏制后发国家的发展。资本主义追求利润的本质，导致其为实现经济增长不惜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②。布兰德教授曾以“帝国式生活方式”的概念解释南北不平等的生态关系。北方国家通过无限占用全球性的自然资源、全球性的劳动力和过度利用全球性的生态环境，促进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普遍化，但却使“全球化的南方”陷入了生态环境危机③。
生态社会主义是生态政治理论的一个重要派别，本质上是左翼马克思主义理论绿化的又一结果，其核心思想在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认为资本主义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源，资本主义制度下任何解决生态危机的方案都是无效的④。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在不同阶段产生了具有代表性的理论主张：20世纪70年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绿化”阶段，也是生态社会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学者有“罗马俱乐部”成员、波兰共产党人亚当・沙夫（Adam Schaff），此时生态社会主义主要寻求生态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在理论上的结合；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代表学者有威廉・莱易斯（William Leiss），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异化和寻求建立稳态经济的主张；第三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至今，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戴维・佩珀（David Pepper）等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寻求建立“红色绿党”。从社会主义思潮来看，促进人类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的知识与物质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存在，又或者很容易被设计出来（比如小规模的太阳能和风能装置、有效的交通手段和节约能源的住所），而我们严重缺乏的是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些目标的意识与感知，不仅要包括以一种人类主义方式进行逻辑思考和情感回应的能力，还要包括一种对事物间相互联系的新型意识和对未来可能性具有想象力的洞察⑤。这些国内思想在全球范围内都有对应的学说，主张在全世界形成绿党联盟，共同应对环境恶化问题。但是，西方的生态社会主义有着许多缺陷，如乌托邦的成分较多，缺乏完整理论框架，也没有提出具体的未来世界构想⑥。
生态女权主义思想流派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得到重要发展。关于其称谓有两种提法，即女权主义的生态学（the Ecology of Feminism）和生态学的女权主义（the Feminism of Ecology）。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奥博尼（Fran■oise d’Eaubonne）在《女权主义・毁灭》中最早提出生态女权主义思想⑦，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西方文化在贬低自然和贬低女人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性的、象征性的和政治的关系。”⑧生态女权主义从性别的角度解构地球面临的生态危机，认为男性主导的社会是造成城市化、技术化和过度生育的主要原因，呼吁依靠女性的力量改变地球的生态模式。生态女权主义是激进的生态运动与女权主义的结合，把自然看作是女性的盟友，并衍生出文化生态女权主义、社会生态女权主义和哲学生态女权主义①。在国际生态治理议题中，女性主义反对男性在议程设定与话语权上的霸权，主张增加女性代表的权利，将相互包容而不是理性争夺的思维带入全球生态治理框架中，甚至认为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优先于人与自然的关系②。美国麦克勒斯特学院的哲学副教授沃伦（Karen J. Warren）认为，统治妇女和统治非人类自然界之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历史的、形象化的联系，这些联系在认识上是植根于以统治逻辑为特征的压迫性家长制的概念框架中，所以，一方面传统的女权主义应当在逻辑关系上向生态女权主义延伸，另一方面生态女权主义为构建清晰的女权主义伦理学提供理论框架③。但是由于生态女性主义批判有余、建构不足，被视为一个遵循生态主义与女性主义原则的乌托邦。
三、国际生态政治理论的新兴流派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开始不断寻找新的研究方向，努力摆脱传统理论框架的限制，形成了新的研究视域。在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之后，建构主义对于环境政治的分析日益兴起，尤其是“认知共同体”理论的崛起，它重新审视了环境政治中的“知识”问题，是对理性主义研究的有力补充。从体系层面看，传统理论将治理主体主要定位为政府和政府间国际组织，但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却冲破了这种主体边界，形成了一种“次国家―国家―超国家”的多层体系。在超国家层面上，全球环境治理将传统的主体和议题重新整合在综合性的框架之中；而在次国家层面上，环境公民权也为解释全球环境治理的动因和机制提供了依据。
首先，在建构主义对环境政治的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认知共同体”④理论。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问题，治理过程的科学性日益受到重视，扩散的环境政治议程需要寻求跨国性的观念共识。彼得・哈斯最早将“认知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ies）概念引入全球环境政治的研究中，强调依靠科学家共同体的联系网络，发挥专业特长对政策作出权威性解释⑤。认知共同体拥有四个特征，即共同的原则理念、共同的价值判断、共同的合法性理念及共同的政策规划。共同体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即界定环境问题中的议题、行动方案和国家利益。认知共同体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从动态角度否定了国家利益与偏好既定的传统看法，提出对知识和现象认知的重要性，并强调科学家群体的互动认知网络的重要作用⑥。在国际生态政治的现实中，认知共同体发挥着凝聚共识、促进认识、增加知识的作用。一方面，动员环保个人、公司法人、利益集团以及新闻媒体以“警报器”角色参与其中，建立起一个间接、分散的网络式监督执行体系。例如，“欧洲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Climate Action Network Europe，简称CAN-E）就是基于专业知识的、规范议程的设定、抗议与游说活动，对欧盟环境治理起到有效的补充、监督与思想库作用①。另一方面，提供生态应对的专业信息与知识利用。例如，荷兰的“气候知识”项目，支持八个区域联合体去制定区域和地方适应战略。此外，欧洲气候适应平台（CLIMATE―ADAPT）起到了气候适应信息港的作用，为该领域的从业人员提供了广泛的数据、计划、活动和评估支持。
第二，基于对环境公民权运动的分析，全球公民社会理论兴起②。传统的国际政治理论关注宏观上的全球问题和中观上国家、国际组织等行为体，而最新的环境公民权理论则将关注点着眼于个人本身，从国际法、国际人权（平等权、生存权等）、代际关系等角度强调环境治理的必要性。环境公民权研究的代表学者是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他认为，环境公民权提出的直接动因，是如何克服实现生态可持续性目标上公民个体行为变化与态度改变之间的不一致性，从而有助于创建一种真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③。环境公民权理论并非完全强调个体权利，而是借助个体强调集体权力，强调公民的全球性和跨国性诉求④。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自下而上”的全球环境治理批评主流学者在“权力―市场”的两分法上各执一端⑤。查利・杰弗里（Charlie Jeffery）认为，完整的多层分析必须超越“超国家―国家”的双层视角，找到第三个层次，即“公民社会”的力量。为此，他强调关注“由下至上”（bottom-up）的参与式治理，在国际环保领域要发挥非政府组织、公民个人、利益集团等“次国家”行为体的独立治理力量⑥。也正是地方性生态政治观念与全球性的生态政治观念存在反复互动，多元价值与议题网络才能得以充分伸展，也有助于环境主义者做到“全球思考，地方行动”⑦。总而言之，环境管治包括来自上面的规制和来自下面的动员。公民社会的动员与整合能力是巨大的，在不同团体围绕某一议题而实现的动员中，阶级身份、区域或国家归属以及环境关切之间的差异并不是特别分明。这些群体规模小，关注特定议题，致力于捍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定利益⑧。
第三，生态环境的安全化理论发展迅速。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为生态政治安全化过程提供了理论工具。安全化理论的核心论点是“安全是这个行为自身意见的表达”，包括三个相互连接的步骤：（1）识别存在性威胁；（2）采取紧急行动；（3）通过破坏和摆脱自由规则来影响单元间关系⑨。某个行为主体希望“安全化”某个议题必须首先识别“威胁”，而识别者往往是安全化施动者。施动者指定“威胁”，通过媒体渲染、框定，让听众接受。从社会权力来看，这种过程其实是不对等、不对称的，因为只有国际大国才掌握了发现、解释和给出政策建议的完整“话语权”。哥本哈根学派毫不犹疑地指出：“安全行为主体常常是言语―行为集团，这个角色中常见的参与者是政治领袖、官僚机构、政府内阁、政治说客和压力集团”，即国家机器中的精英主体。从全球层面看安全化的主体又是谁呢？显然，只能是且仅仅只能是结构性权力的拥有者。生态安全上的话语不对称，就促使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付出更加巨额的环境治理成本，从而加大了环境治理自我挫败（self-defeated）的风险，这对将环境安全质疑为“去安全化”提供了动力。“去安全化”理论强调建立施动者和听众的良性互动机制。大卫・维克多（Dawid G. Victor）认为，巴黎气候谈判标志着全球治理转向自下而上的模式①，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年鉴（2014）》也开始注意到民间科学的潜力②。显然，只有当地方环境治理主体或者听众觉得自身的政策和行动受到全球层面强大行为主体保护和激励的时候，才可克服对异己的安全化冲动的恐惧和内在抵制，最终演化出真正的伙伴关系。
第四，跨国生态环境运动的社会资本理论兴起。从环境治理的角度出发，部分学者主张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概念引入全球生态政治分析中。布迪厄（P. Bourdieu）是最早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法国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者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③从结构主义角度来看，社会资本也是一种“投资在社会关系中并希望在市场上得到回报的一种资源，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被汲取的资源”④。正因为个体嵌入在连带关系中，社会资本就可以成为提高气候治理绩效的有力工具。戈兰・海登（Goran Hyden）指出，社会资本和集体行动有着密切的联系，社会资本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公民社会⑤。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欧盟开放式协调及多层治理模式推动了早期的跨国城市网络发展⑥，诸如欧洲城市（Eurocities）、气候联盟（Climate Alliance）、能源城市（Energie-cities）和城市气候保护网络（Cities for Climate Protection）等气候治理的跨国城市网络相继出现。这种次国家层面的跨国城市网络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垂直性的全球多层治理，为全球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横向网络治理结构⑦。笔者曾指出，以城市网络为中心的区域气候治理依赖于社会资本。欧洲城市气候治理中的社会资本，是指城市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善意（关系社会资本）和正式制度与规则体系（制度社会资本）。其中，社会资本的制度维度关注信息流动、利益分配，关系维度则包含了相互认可、信任与共享的互惠规范①。全球跨国城市网络通过倡议、游说与抗议等方式，培育并传播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成为社会团结的黏合剂。例如，气候联盟网络为整个欧洲的地方组织发展设立了“气候之星奖”（Climate Star Award）。2004年，来自17个国家的203个地方组织中有22个因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努力而获得表彰。通过模仿、标杆学习（benchmarking）、荣誉授奖等方式，跨国城市网络刺激了气候治理积极性。在国际关系理论界，从凯克（Margaret Kecky）与辛金克（Kathryn Sikkink）提出的跨国倡议网络解释生态规范的传播，到米尔斯・卡勒（Miles Kahler）围绕“网络治理”探讨全球生态议题②，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作为一种新兴的研究方法，越来越多地被运用于国际生态政治研究中。
四、国际生态政治学的理论评估
（一）学术价值与理论贡献
国际生态政治理论是在与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理论的争议中逐步成长起来的。纵观理论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其成长存在着鲜明的特征：早期理论在回应与解释现实问题中形成，对传统理论报以较多的批判性思考；后期理论则侧重于设计全球环境治理之道，包含更多建设性成分。同时，与大部分国际政治理论一样，国际生态政治理论也有着深深的美国烙印，不仅表现在学者、研究成果以及研究机构的归属上，更体现在研究议题的设计上。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印记渐渐淡去，全球视角逐渐兴起，空间上的南北研究和时间上的代际研究打破了单一国家视角的理论主导，环境政治日益成为一个全球议题并融入全球治理的过程之中。总的来看，国际生态政治的理论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是对传统观念的延伸。是一个国家对内独立与对外统一的标志，但面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各民族国家的观念发生了改变。包括约瑟夫・凯米莱里（Joseph A. Camilleri）在内的部分学者都认为，国家受到削弱，是因为环境问题的跨国性要求国家树立区域意识或全球意识，以改变传统的国家利益观。一方面，跨国政府间和非政府组织间要求国家让渡部分生态权力，以在更高层面解决全球性问题；另一方面，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将日益减少国际无政府状态带来的利益分歧，形成共同利益与挑战，民族观念相对减弱而全球观念相对提高。当然，罗伯特・基欧汉等学者认为，生态问题延伸至全球层面并非完全是坏事，因为国际制度有助于解决国家层面难以完成的任务，对国家的改善作用要大于其对国家的削弱作用③。
其二是重视与提升了国际组织的治理地位。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必然催生更多的应对机制和程序，大批国际组织的兴起与环境治理直接相关。一方面，政府间国际组织以联合国为中心④，形成了较权威的国际环境治理组织体系，欧盟等区域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也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作为国际生态政治的主要操作实体，国家及国际组织承担了更多责任。另一方面，随着非政府组织在生态政治领域的作用不断增大，其治理能力得到初步展示，如绿色和平组织、罗马俱乐部、世界自然基金已然成为国际生态规范的传播者、监督者与教化者。随着国家权力的减弱，非政府组织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将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①。当然，面对环境问题的国际外溢与国内沉淀，国际生态政治理论需要深入思考：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权力边界在哪里，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地位如何维持？
（二）理论不足与发展空间
首先，各种流派理论对环境政治的解释都存在一定偏颇。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制度主义均假设国家是理体，忽视了国内政治结构的影响②。国家在处理国际环境问题时，可能会受到国际组织、国内利益集团的影响，也会受到国际舆论、博弈过程的影响，环境议程的结果并不体现完全理性。同时，环境问题对各国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导致各国在制度中的认同和作用也存在差异，忽视了对程度差异性的分析。批判主义理论虽然对主流生态政治理论提出了批判，但自身也存在不足：一是解释国家体系破坏环境的逻辑还不清晰，二是忽视了对国家环境保护行为的分析③。国际生态政治理论在早期将自身定位为批判主流理论的理论，过多地注重“破”而非“立”。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致谢：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云南大学环境科学系段昌群、王焕校教授以及公共管理学院董继美教授的审阅指正，特此致谢！“”版权所有
参考文献
[1]王进.我们只有一个地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李泊言.绿色政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
[3]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周鸿.文明的生态学透视_____绿色文化(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5]彭少麟.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J).生态学杂志,1998,17(2).
[6]MGWallace,HJCortneretc.Movingtowardecosystemmanagement:Examiningachangeinphilosophyforresourcemanagement(J).JournalofPoliticalEcology,1996,Volume3.
[7]段昌群等.生态环境问题对新中国政治生活之影响（J）.思想战线,2000,(4).
[8]LPPojman,ed.Environmentalethics:Readingintheoryandapplication(M）.JanesandBartlettPublishers,1994.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运动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参考文献
[1] 王 进.我们只有一个地球（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
[2] 李泊言.绿色政治(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0.
[3] 佘正荣.生态智慧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 周 鸿.文明的生态学透视_____绿色文化(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5] 彭少麟.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j).生态学杂志,1998,17(2).
[6] m g wallace, h j cortner etc. moving toward ecosystem management: examining a change in philosophy for resource manage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logy,1996,volume 3.
[7] 段昌群等.生态环境问题对新中国政治生活之影响（j）.思想战线,2000,(4).
[8] l p pojman, ed. environmental ethics: reading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m）. janes and bartlett publishers, 1994.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
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
科学界普遍认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由于人类大规模焚烧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再加上大量毁林，导致空气中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增加，打破了地球气候系统的自然平衡，导致全球气温明显升高。由全世界1500名气象科学研究者组成的“气候变化研究小组”预测，21世纪地球气温将升高1.4-5.8摄氏度。
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异常天气和海平面上升将危及人类的生存，成为非传统安全性的一个重要问题。气温上升会加剧陆上地区的强降水事件，2004年的孟加拉国雨季发生的洪水，淹没了该国60％的土地，另外则会加剧干旱地区的沙漠化，导致两极冰川融化及海平面上升，直接威胁沿海国家的生存和安全，2011年的日本地震引发海啸，导致核电站爆炸造成核辐射，致使日本经济损失惨重。
随着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全球气候治理虽然于1992年5月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奠定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法律基础，1997年12月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具体规定了“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实施细则，2007年通过的“巴厘路线图”为国际社会探讨2012年后的气候变化国际制度安排指明了方向，但是，治理过程中依然面临困境和挑战。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在气候治理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主要表现为日益严重的南北矛盾。发展中国家认为，造成气候恶化的始作俑者是那些工业化较早的发达国家，而自己只是“外部性”的无辜受害者，而发达国家却从应对气候变化的效率出发，认为所有国家都必须参与治理，因此，在气候治理过程中，各国利益诉求迥异，难以形成政治共识，导致谈判和治理的困难重重。2009年12月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的哥本哈根峰会再次印证了集体行动的困境和气候治理的艰难性。而于2010年12月刚刚闭幕的坎昆会议，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甚至出现倒退，在气候治理中的主要分歧依旧没有改变。要想推动国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则需要非国家行为体发挥催化剂和推动者的作用，如何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和作用将关系到全球气候治理的成败。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优势和作用
近些年来，在环境、人权、女权主义等运动的推动下，全球治理开始呼吁―种超脱于冷战思维和狭隘的国家利益的新模式。公民社会理论的出现，适应了全球治理超国家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全球治理也是全球公民社会发展壮大的产物。它是由基于利益、意识形态、家族和文化纽带而组成的复杂网络，能够有效针对生态环境恶化、艾滋病日益扩散、危机频发等全球性问题进行治理，同时也符合人类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和对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渴望。作为国际社会的新兴行业为体，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了全球治理过程，活跃于全球环境保护、国际社会救济、促进国际合作、裁军与安全、人道主义援助等多个领域的国际舞台上，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主导优势。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特征决定了其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气候日益恶化并威胁到人类生存的今天，人们对防止气候恶化、改善气候环境有着共同的诉求，在此发展起来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代表了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国际体系中的国家都是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利者，在制定政策的时候，未将人类共同的生存利益和国际道德规范置于首位，还在权衡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孰轻孰重，因而，其政策结果不会完全符合人类的共同利益，甚至会出现加剧公害问题的恶意行为，从而严重制约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效果。相比之下，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非营利性排除了其行为的以获取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为目的，其公益性的特征更说明了其动机超越了阶级利益的狭隘范围，致力于改善全人类的气候环境，维护人类的生存利益。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有效地弥补了国家和政府问组织在制定和实施政策时的不足。越来越多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环境问题的科学研究方面都具有高标准的专业水平，比如，绿色和平组织是著名的国际性环境保护民间组织，它拥有1200名专职人员，主要的人员来自各种领域，包括环境问题专家、媒体专业人员、政商界人士及来自英国与乌克兰两个科学实验室的科技工作者等。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全球化和网络化使其具有自由灵活的特点，同时也能在国际社会上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超国家的行为体，则不受国界约束，因而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较为自由灵活。而且，该组织逐步建立起全球网络体系，重视彼此间的合作，在重大环境问题上加强磋商，同时，它们能够利用遍布世界各地的组织网络和广泛的社会联系，动员国际公共舆论，在国际社会上形成―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其效能作用
国际环境组织主要通过国际社会、国家和公民三个层面在全球气候治理中发挥作用。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广泛参与到政府间国际组织的活动中，在联合国和民众间架起了桥梁的作用，并对国际气候谈判进程施加影响。美国政治学家Howard Tolley认为：“由于在国际问题上，没有政党，无法通过全民选举投票影响国际决定，非政府压力集团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比利益集团在国内政治中的作用，更为至关重要。”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采取倡议、游说、宣传等手段，积极参与到谈判进程中，有效地推动了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公约的制定，并有效地发动公众，对在气候谈判中不主动推进会议决议的国家政府施加压力。2007年12月，众多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联合国变化会议，在推动与会各国签署减排温室气体“巴厘岛路线图”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承认国家是处理世界事务的主要行为体，但是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活动主要体现为向国家直接施压，促使国家承担某些特别行动。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全世界必须改变目前的能源使用方式。近几年，绿色和平组织为优化中国能源结构建言献策。2007年的《能源革命》中指出，中国如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将可以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减少碳排放，一些激进的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采取激烈的抵制、抗议、游说等行动给国家政策的改变和实施施加压力，同时也对国家政府遵守国际规范的情况进行监督。作为世界最大的煤炭出口国及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世界第一的澳大利亚，却拒绝签订《京都议定书》。2007年，绿色和平组织采取“非暴力直接行动”，关闭了位于澳大利亚北部的一家煤电厂，以此来抗议澳大利亚政府的气候变化政策。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最传统的功能是在公众层面普及环境保护意识。该组织利用其代表公众利益的优
势以及其环保知识专业性极强的特长，广泛普及环保知识，发动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和动员群众保护环境。2010年9月，绿色和平组织在香港首办“无车日”，成功迫使特首曾荫权及部分官员一同响应，当天以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上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通过遍布全球的网络化体系，为世界范围内的人们提供了共同的思想认同和价值观，从而有利于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形成，也有助于建立―种实现人类普遍价值的规则体系。著名的“可持续发展”思想便是由非政府组织提出并推广传播的。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局限性
尽管国际非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中有其独特的优势，而且正在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但依然面临一些外部的及自身的制约因素，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其作用发挥的有限性。在当今国际格局下，国家依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在国际事务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主要作用。尤其是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还是要靠国家政府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而国际非政府组织却只能通过对政府间组织和国家产生影响来发挥作用，无法发挥主导作用。
国际非政府组织目标的狭隘性使其作用得不到应有的发挥。国际非政府组织从全球利益出发，超越国家利益，将环保、人权等问题作为其终极关怀，因而忽略了局部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因此，在其施加影响的时候往往会以偏概全，难免会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问题等产生矛盾。2005年初，在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强硬坚持下，印度最高法院决定全部关闭新德里的污染企业，禁止没有达到减排标准的机动车辆运营，其后果是造成许多人无事可做，因此，国际非政府组织应适当考虑局部利益，尽量避免目的极端的政策和行动，保证其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生态政治；政治生态化；可持续发展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思维方式、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运动。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种植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2.5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2.5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
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运动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运动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政治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热点。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运动的目的
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运动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政治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政治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运动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展"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运动。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报告。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运动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5.6%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运动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运动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运动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运动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教育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
，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
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
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
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政治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