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独特的“质”在全球化中的法律限度
对于异域民族来说，其他民族法律文化的异质性因素就是一种特立独行的“质”。生活在不同法系的民族国家的人们，在法律经验、法律习惯、价值判断等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即使在同一法系的不同国家，在法律文化发生发展的背景等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性。法国与意大利两国司法体制的历史传统极其相似，但运行的政治与制度环境却不相同，造成两国公诉裁量权和政治责任各有特点，意大利公诉人享有的自由裁量权比法国公诉人更多一些，而法国的政治责任集中，意大利则比较分散。［9］故法律文化异质性带来的最普遍的问题就是“沟通－协调”和“冲击－适应”。然而，在全球化运动中，独特的“质”是有一定的法律限度的。究竟是什么造成了这种限度，阻碍了法律的实现呢？有学者认为，首先，法律基础地位和独立性的缺乏是阻碍法律实现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其次，法律的实现与法律的解释是分不开的；第三，法律实现还受到诸如成文法三个阶段等其他因素的制约；第四，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是阻碍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实现的主要因素；第五，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国的法律特别是经济立法的实现常受制于国际法规范。［10］可见，法律的异质性是在一定界限和范围内生成与实现的。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是法律文化中最大最为独特之“质”。传统的国家理论是适应地域范围内形成民族国家的特殊需要的产物。布丹把定义为“不受法律约束的、对公民和臣民进行统治的最高权力”，他强调的主要是国家的对内。格老秀斯认为国家不仅在国内有效，而且也适用于国际关系。随着全球化的深入，传统的国家概念也在不断变化，国家的一些内部政策已经不能完全按照自身的意愿来单独制定。欧盟法律与成员国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于直接效力原则和优先原则，构成了欧盟法律体系的两大支柱，从而使欧盟法具有了某些超国家因素。欧盟的法律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妥协，这种妥协是维系欧盟和成员国之间平衡的砝码。马克思指出，法的本质“是由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表现，归根到底，是从产生这种阶级意志的社会关系（首先是经济关系）中引伸出来的。”［13］这说明法律与的本质是多层次的，国家意志受到更深层面的物质利益的制约。从物质利益层次分析，立法权、司法权、执法权是的制度层面，而的本质才是不可舍让的根本属性，这种特征为的制度层面接受协调和制约提供了可能。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性法律文化建构不是以牺牲独特品性来换取相应利益，而是寻求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方式，以让渡少许制度层面权益的行为换得在整体上或本质上更好的坚持。有学者认为，美国虽极力主张自由贸易，但在多边贸易条约谈判中仍然恪守传统观，它忌惮或多或少地被要求转移一部分国家中的权力。［14］中国加入WTO意味着在制度层面一些的让渡，但同时可享有相关权利，接受WTO规则与坚持是辩证统一的。既然法律文化全球性建构运动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推进，而其基本价值取向就是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却是本质上坚持经济的最有效形式，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建构法律文化与坚持国家在实质上是统一的。
二、运用民族文化符号，打造个性化视觉风格
艺术设计服务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大体可分为环境艺术设计、产品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这三类设计的社会功能都需要通过相应的物质形象来承载，因此视觉效果是任何艺术设计都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在全球化的时代，全球的艺术设计同台竞技，缺乏独特视觉风格的设计只会被淹没于信息海洋。中国艺术设计要一枝独秀，必须形成个性化的艺术设计风格。中国在五千年的历史文明进程中，积累下来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财富，这些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财富为艺术设计提供了个性化的表现形式和图式语言。根据文化结构的两层次说，民族文化可分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及其所表现的文化，如各民族的建筑、绘画、雕塑、工具、服饰等;精神文化是人类在从事物质文化基础生产上产生的一种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是人类各种意识观念形态的集合，如各民族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节日习俗、音乐舞蹈等，这些都是中国艺术设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中国当代艺术设计对民族文化的利用，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对这些文化符号进行提炼和再创造，形成具有鲜明民族特征的视觉风格。就少数民族建筑来说，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生态环境差异很大，同时各民族有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因此民族建筑类型众多，各有特色，如苗族的吊脚楼、傣族的竹楼、蒙古族的蒙古包，哈尼族的蘑菇房、黎族的船形屋等等。在艺术设计中，设计师可以通过解构方法，从民族传统建筑中提取造型和材料等方面的符号元素，这些符号元素，不仅可以应用到建筑设计和室内设计中，还可以应用到艺术设计的其他领域。精神文化同样能被提炼成具体的视觉符号运用到现代设计中，中国著名设计师陈绍华设计的申奥标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标志形似一个打太极拳的人，采用了流畅的水墨笔触，五环如行云流水，神韵轻柔，极具太极神功。标志完美地融合了传统水墨文化和太极文化，既准确表达了奥运会的主题，其鲜明的中国风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三、凝聚民族情感，创造丰富的情感体验
地球村的形成把人们的消费区域扩大到了全球范围，激烈的竞争下单纯依靠物质功能已难以打动人心。正如人们选择“iPhone”、“香奈儿”不仅仅因为它们的物质价值，更看重的是它们所蕴含的某种文化意味上的象征符号。新的时代背景下人们以复杂情感替代纯粹功能的审美需求，而设计师们也在探索着将更多的人文关怀融入设计，注重用户的情感体验是二十一世纪设计界的大势所趋。民族文化积淀着民族的智慧，承载着民族的情感和追求。在艺术设计中，创造性地提炼和运用好民族文化的独特元素，不仅能形成极具个性的视觉风格，更能使人们直观清晰地体验到文化符号中蕴涵的深刻情感。“吉祥”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延绵千年的永恒主题，它表达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对于幸福美满的情感追求。中国人是一个重视感情却又含蓄内敛的民族，在感情表达上习惯于借物抒情，婉转间接地表露内心情感。蒙古族的烟荷包，其用途不仅仅是用来装烟，更重要的是用来传情。蒙古族以烟象征火，用烟荷包来表达红红火火的祝福;烟荷包上的刺绣图案也寓意不同，寿桃祝愿父母健康长寿，双喜花象征双喜临门;烟荷包上的飘带数量也寄予了美好情感，两根飘带送给老人代表长命百岁，三根飘带代表两人心心相印。中国吉祥文化数千年的积累形成了丰富的图形符号，通过暗喻、谐音以及象征等手法表情达意，如谐音“福”的蝠、谐音“禄”的鹿，寓意连年有余的莲花和鱼，寓意喜上眉梢喜鹊与梅花等等。作为已深深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精神信仰，中国吉祥文化的视觉表象及其内涵意象能够增加艺术设计的意境与深度，同时大大提升设计的情感价值。
四、传承民族精神，发挥文化教化功能
在西方文明体系下建构和主导的全球化，不仅表现为技术和经济层面的西方化，而且还包含着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和文化的扩张。中国文化如何在全球化的强势冲击下保持独立性和自主性，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探索的时代话题。设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它既承袭了传统文化的血统和基因，又具有创造新文化的历史使命。民族文化传统的内容为艺术设计提供养分的同时，也需要艺术设计努力去弘扬民族精神、传承民族美德，通过“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中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这是艺术设计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纵观历史，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民族文化都在培育民族的优秀精神品格方面起着其它方式难以替代的作用。比如关于人类的起源，在苗族古歌《枫木歌》中，吟唱到枫树干和枫树心生了蝴蝶妈妈，蝴蝶妈妈生蛋孵化出人类，这个起源神话反映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世界观。同时，在苗族文化中有着丰富的传统伦理思想。“坐在一块土，便是一家人”、“逢老要尊老，逢小要爱小”，这些世代相传的俗语充分体现出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等道德风尚。传统的民族文化中所包涵的积极、优秀的民族精神，是民族的脊梁，推动着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艺术设计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其内在的主题思想和精神内涵，理应与民族精神和社会道德一致，否则艺术设计也就缺失了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山西民居室内装饰中有名的“炕围画”在美化室内环境的同时就兼具文化教育的重任，如以“桃园三结义”宣扬仁义，以“二十四孝图”宣扬孝悌，以梅、兰、竹、菊比拟君子品德，以“打柴、渔猎、耕田”劝勉子孙勤俭等等。大教育家孔子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把教育融于艺术之中是从古之圣贤便开始倡导的。在艺术设计中，适宜地传达出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品质，反映出中华民族积极的世界观、价值观，能够丰富设计的内涵、提升设计的品味，在传承文化的同时更履行着文化教化的重要使命。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风起云涌，这股反全球化思潮还在发展中。就目前而言，“反全球化”是一种尚未完全定型的思潮，是一种新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全球化已经成为一股世界性大潮、显潮，反全球化思潮还是一股小潮、潜潮。但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本身就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值得我们重视和反思。
二
由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一个国家的不同阶层，他们在全球化中的地位不同，对全球化的态度也就不同。人们一般认为，由于全球化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启动的，他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占尽先机，取得了最大利益，所以他们赞成全球化的呼声最高。而发展中的国家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加入全球化进程的，基本上是被全球化的，其反对全球化的声音也更大。事实上，反全球化的力量构成比较复杂。除了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的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同样不能成为全球化的受益者，却要承担全球化的负面后果，他们反全球化的情绪和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反资本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生态主义者、女权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等虽然都各有其反全球化的观点，而且观点庞杂，歧义迭出。但概括起来，他们的基本思想倾向是相同的，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充满了危险性的进程，是一种“意识形态陷阱”。在他们看来，全球化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极浓的价值术语。其意蕴是：其一，借全球化之名自由地推销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维护不合理、不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由于全球化的游戏规则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制定的，他们希冀在全球化过程中永远占据主导地位，分得最大分量的“蛋糕”，占尽最大利益；其二，自由地推销西方的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模式形成巨大冲击。特别是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信息融入量的增加，这种冲击将愈加激烈。这种情况极易产生模仿效应，导致本民族文化传统失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解体，直接瓦解社会主义国家本应执着的精神根基。
因而，在一些反全球化者看来，全球化等于“新帝国主义”。目前的Internet是一种“信息帝国主义”，WTO是“市场帝国主义”，IMF是“金融帝国主义”，联合国则是一种“政治外交帝国主义”。所以，全球化即“西化”、“资本主义化”。驰名世界的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明(SamirAmin)认为，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成为帝国主义“臣民”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体制的全球性扩散，也就是西化的全球性普及。“西雅图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新经济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它们只是在形式上有新花样，实质上不过是否定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它们建立在两个相互联系的原则之上：一是金融的逻辑控制社会的一切；二是给市场以最大的自由。推行这两个原则是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历史已经证明，这些原则是不对的、不合理的。它们激励的不是民主，而是无政府主义。这种什么都由市场来控制的经济逻辑，不会产生人们所希望的和平，而是冲突。这种资本主义的乌托邦，不管是什么原因，都表现出资本要控制一切的倾向。这就是今天的全球化。”(注：李崇富、罗文东：《西方左翼学者论全球化与当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2)。)
其次，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导致“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迄今为止的经济全球化仅仅是资本运动的全球化，而非经济福音的全球化。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将世界的生产和交换连为一体，但从世界性的生产和交换活动中产生的经济利益，却没有在全球呈现正态分布。资本流向世界，利润流向西方。西方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大的赢家，第三世界却在可悲地扮演着输家的角色。”(注：房宁、王小东、宋强：《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69页。)据有关统计资料，全世界有六万多家跨国公司，他们控制了世界生产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直接投资的90%以上。这些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和流通活动，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动力和主体力量。这是一种被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多次谴责过的“新经济殖民主义”。“……如果新经济殖民主义的威胁被真实地感觉到了，那么人民走上街头抗击只是个时间问题。如果外国对当地产业的控制被认为是过分了，人民将争取获得控制权，示威、大规模游行可能升级，也有可能转化为暴力和破坏。”(注：庞中英：《另一种全球化——对“反全球化”现象的调查与思考》，《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2)。)
反全球化者对全球化造成的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深表忧虑：一端是高工资、高消费所导引的享乐主义盛行的发达世界，一端是发展明显滞后的不发达世界。整个世界关系在零和博弈之中，这一零和博弈继续产生“马太效应”：贫者愈贫，富者愈富。据有关统计资料，拥有世界1/5人口的高收入国家掌握着全世界86%的国民生产总值和82%的出口市场，而占全世界人口1/5的最贫困国家仅占每一项的1%。人类20%的富有者消费着86%的各种商品和服务，而20%的贫困者只消费着世界财富的1.3%。40年前，全世界最富的人口和最穷的人口人均收入是30∶1，而今已上升到74∶1。20年前，联合国成员国中最不发达国家仅二十有余，而今却增加到48个。30亿人即世界人口的一半每天的生活费在2美元以下，13亿人在绝对贫困线以下，日平均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这巨大的贫富悬殊用活生生的数字宣布了全球化将给人类带来普遍福祉的神话的破产。拉美一位前总统说，西方得到蛋糕，我们只有面包屑。我们在全球化的中心，看到的是财富、权利和温文尔雅的享乐，但在全球化的边缘，我们看到的却是贫穷、饥饿和危机四伏的动乱。这种利益分配严重不均的状况必将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影响世界和平；而且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全球性的两极分化不仅使不发达国家不能摆脱贫穷和困顿，也会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受阻，归根结底只会有碍于整个人类的持续发展。再次，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导致“涡轮资本主义”，将绞杀民主。曾任里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战略顾问的爱得华·勒特韦克在其名著《涡轮资本主义——全球经济中的赢家与输家》中认为，所谓全球化，即意味着资本主义市场超越地理的界限、技术和通讯的发展、由于产品的非物质化而导致的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消费的同质化等等现象。这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美国推行的经济自由主义的一种国际化。所谓经济自由主义，实质上是经济试图超越政治和法律的限制。这种经济自由主义与全球化相结合，产生了今天的“涡轮资本主义”。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在扩大经济“效益”的同时，将“私先于公、经济先于公民利益”绝对化，使“受控制的资本主义”失控，造成“社会的失效”。勒特韦克强调，所谓的经济自由主义是同脱政治化、政治私有化、反民主结合在一起的，使资本主义成为一部绞杀公众利益和民主的绞肉机，其结果很可能是走向“民主法西斯主义”。
德国《明镜》杂志两位著名记者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用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写成了《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一书。书中生动地描绘了全球化图景所带来的负面后果：“‘涡轮’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的渗透现在似乎已不可阻挡。它正在摧毁自身存在的基础：即能够发挥职能作用的国家与民主的稳定。这种变化速度以及权力与福利的再分配迅速侵蚀着旧的社会统一，其速度之快远远超过新的社会统一的发展。迄今为止的社会福利国家正迅速消耗自身凝聚力的社会资源，其速度比生态资源的消耗还要快。”“政府在所有与生存攸关的未来问题上只是一味地让人们注意跨国经济极其强大的客观强制，把所有政治都变成一种软弱无力的表演，民主国家于是就名存实亡了。全球化把民主推入陷阱。”(注：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全球化陷阱》，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最后，反全球化者认为全球化将导致一系列不可治愈的全球性问题。所谓全球性问题，是指那些事关全人类共同利益、对全球范围的社会发展有着重大影响、需要在全球范围的共同合作中才能解决的社会问题。无论是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些问题的困扰和折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全球性问题以更尖锐、更鲜明的方式冲击着人类。英国经济学家克利夫·克鲁克认为：“对于态度最激烈的批评者而言，全球化(即国际资本主义的大进军)是压迫、剥削和非正义的驱动力。他们认为驱使恐怖主义者施以令人发指暴行的愤怒情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对全球化的一种反应。至少可以说，恐怖主义在贫困中获得了发展的养分——抗议者们认为，国际资本主义也在贫困中获得了发展的养分。”(注：克利夫·克鲁克：《全球化及其批评者》，《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1)。)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反全球化者主要来自发达国家。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在利益分配方面也是不均等的，也出现了相对贫困和边缘化现象(虽然与不发达国家的贫困和边缘化不可同日而语)，即所谓的“第三世界化现象”。“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低收入国家雇佣劳动者之间的直接竞争不仅仅限于低技能工人，而且也波及到其工作可能通过遥感信息手段而处于‘网络’状态的所有劳动者”。(注：F.沙奈：《资本全球化》，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1页。)他们反对全球化的理由主要是：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开放以及吸引外资的政策，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为追求高额利润，正在不断地向具有资源禀赋而劳动力成本廉价的发展中国家转移，并在那里生根开花。随着越来越多的产业源源不断地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对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竞争压力，但也给发达国家带来了产业空洞化的问题。在这同一过程中，发达国家国内工人的就业机会也受到威胁。同时，失业工人的增加，给在业工人也带来压力，资本家趁机在在业工人工资、劳动保护、退休金等方面进行削减或克扣，从而恶化了在业工人的工作条件。因此，近些年来，在发达国家，凡是全球性或区域性的重大国际会议，都成为反全球化示威的目标。虽然反全球化参与者鱼龙混杂，除了发达国家传统的工会力量外，还有新左派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环保主义者、贸易保护论者，还包括一批另类激进分子。但他们却由于反全球化而走到一起。值得警惕的是，他们有时与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激进主义结合在一起，把失业的痛苦和对全球化的仇恨转移到外来移民身上。如此这般反全球化，有可能改变全球化的正确方向，从中也可以看出反全球化的非理性特质和局限性。
另外，反全球化其实是在反对某种同他们本身信念、价值观相背离的全球化。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千年报告》也曾指出：“很少有人、团体或政府反对全球化本身。他们反对的是全球化的悬殊差异。……更广义地说，全球化对许多人意味着更容易受到不熟悉和无法预测的力量的伤害，这些力量有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造成经济不稳和社会失调。……甚至在最强大的国家，人们不知道谁是主宰，为自己的工作而担忧，并担心他们的呼声会被全球化的声浪淹没。”
三
全球化绝不会因反全球化思潮的兴起而停止其进程。因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鼓与呼还是反与讽，你都得融入全球化过程，否则你将难以摆脱被“边缘化”的危险。全球化发展到今天，已经造成全球范围内利益分化严重不均、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凸现，影响到整个人类发展的程度，再奢谈什么全球化的美丽憧憬，就太不顾及起码的现实了。从这个角度讲，尽管反全球化者的看法是片面的，有些行为与情绪是显然错误、过激、非法和非理性的，但它在全球化负面效应越来越凸现的背景下，登高疾呼，严肃地提醒世界舆论注意全球化的许多负面影响，具有警示作用。它昭示：全球化并非是一种毫无限制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进程，它要受到它自身所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的制约。如果全球化的负面效应得不到有效的规避和矫正，那么，全球化进程不是不存在陷入停滞、断裂甚至逆转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倾听反全球化的声音，并直面反全球化中的合理成分，是全球化顺利推进的基础和前提。
事实上，全球化的负面效应不是全球化自身带来的，而是全球化的制度安排所带来的。换言之，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所带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反全球化实质上是反资本主义。资本就其本性来讲，是天生的国际派。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这正是反全球化运动和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所以我们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的推进，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昭示将更鲜明地体现出来。
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利益，也催生了全球价值理念：平等、尊重、互利。但是，现实的全球化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全球化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和推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全球化，在创造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同时，也把资本主义的病灶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扩展到了全球。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在过去具体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生产能力无限扩大的倾向与市场需求增长有限之间的矛盾，以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等。那么，在今天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是什么呢？
一是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通过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把市场经济的缺陷和弱点，如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等扩展到全世界。出于应对来自世界市场上的激烈竞争和攫取高额利润的需要，跨国公司一方面凭借其雄厚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实现了跨国公司内部的高度组织性和计划性，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增加了产品供给和利润增长；另一方面，跨国公司为扩大市场份额，增强竞争能力，往往排挤竞争对手。这时，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它们的活动舞台是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缺乏真正意义上的与经济全球化相匹配的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或全球治理模式，还不能像—国国内那样有效控制跨国公司的生产和全球性金融投机活动。无法遏止跨国经济所带来的种种不良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其结果必然在全球范围导致生产发展的盲目性，导致整个世界市场在无政府状态下畸形发展。跨国公司具有的强大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内部组织性，必然与世界市场无政府状态之间产生矛盾，其结果必然造成全球范围生产的盲目性和世界范围有效需求的不足，产生世界性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是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在资本全球化条件下，一方面，为追逐更多的剩余价值的竞争驱使着资本家疯狂地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发达国家在绝大多数产品上的产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垄断资本加大对全球劳工、中心国家加大对国家的剥削力度，使许多国家陷入相对或绝对贫困状态，这种全球贫富严重的两极分化，使得人类的整体消费能力和市场容量远远赶不上全球规模的生产扩张速度和能力。出现了世界生产能力无限扩大趋势与世界范围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
由上可见，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被扩展到了全球范围。而这一扩展所导致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其负面影响表现在：
1.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全球化导致科技的共享，国际经济互补性减弱。部分发展中国家生产能力和产品档次一定程度的提高，技术含量增长，国际经济竞争性相对加强,于是，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
2.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正如同志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指出的：“在发达国家享尽全球化‘红利’的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却仍然饱受贫穷落后之苦。发展资金匮乏、债务负担沉重、贸易条件恶化、金融风险增加以及技术水平的落后，使发展中国家总体上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3.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资本主义与当前全球生态环境恶化有着必然的联系。以市场为基础、利润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生产永远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的利润。在全球化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把生态危机转嫁给发展中国家。他们将一些高能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迁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垃圾场建立在这些国家。典型的事例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在2001年，布什政府为了维护本国资本家的经济利益，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与消费，使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产生这一全球性危机的总根源。
全球化的上述负面影响的存在，使得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试图加以抵制、克服。那么，人们找到的对策是什么呢？面对国际贸易环境恶化，发达国家找到的办法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全球范围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恶化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和文化原教旨主义的流行。贸易保护主义是全球化的经济阻力，极端民族主义是全球化的政治阻力，文化原教旨主义是全球化的文化阻力。全球化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阻力正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所致。
综上所述，生产力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是全球化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也被全球化了，并成为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阻力的根源。
全球化的进程表明：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没有也绝不可能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得以解决。经济全球化将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达到极限，也将使缓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余地达到极限。资本主义最大的敌人就是资本主义本身。资本主义无法解决其在新的基础上不断积累和加深的基本矛盾，它必然走向死亡，被更合理、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正如美国研究世界体系的著名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将成为过去，它的特定的历史体系将不再存在。……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稳定的人类剥削形式，在它后面，世界便回复到较为稳定的形式。”
参考文献：
对全球化问题的探讨已成为目前学术界研究的一大热点。后冷战时代，全球化浪潮呈现强劲的发展势头，冲击和震撼着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就在我们透视全球化，感受凸显人类共性的全球观念、全球意识的同时，体现民族差异性、独特性的民族主义再次形成世界性浪潮，与全球化的发展相伴而行，表现出特有的逆反。在同一历史发展阶段，全球出现特征相悖的两股潮流，这一国际现象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本文试图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与民族主义浪潮本质特征的差异性、二者的内在联系，以及二者相互作用对世界经济政治发展态势的深刻影响等问题作一探讨和分析。
一、发展特征相悖的两股世界性潮流
1.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冲击。
关于全球化和民族主义问题，已有很多论述见诸于报刊，尽管至今对两者的概念性解释仍众说纷纭，但是有关研究表明学术界对此已予以极大关注。这里不准备就概念问题再作讨论，而是首先看一看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浪潮和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的巨大冲击，对国际经济政治关系所产生的强烈影响。
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浪潮是在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张的背景下到来的。它席卷世界各个角落，使公司企业的经营者能够利用世界范围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等各类资源，在所选择的最佳地区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有市场需求的地方，由此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使企业经济、一国经济最大程度地摆脱了地区资源和市场的束缚，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展开竞争，实现发展。各国各地区被全球化这条无形的链绳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相互间的距离大大缩小，彼此交往和依存的程度迅速增强。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效应是巨大的，它使国际关系的框架和内容得到调整，其“双刃剑”效应导致国际经济关系的重大变化：国际经济组织的职能不断扩大，对国际及国内事务的影响力增强；区域一体化建设规模扩大、步伐加快；双边、多边经贸合作超越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历史积怨等非经济因素，在更广的范围和领域展开；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互动交融，一国经济的发展及政策的制定不再是孤立的、简单的国内现象，既受到外界国际环境的多层面影响，又向外产生多方位的影响；全球范围的贫富分化日显严重，导致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两极结构。经济全球化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结构也产生重要的辐射作用，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显著增强，传统观念、国家安全理念、国家利益的内涵受到强烈影响和撞击，谋求多边、全方位的互利与合作成为国际关系的主旋律，大国伙伴关系对国际格局的建构亦产生重要影响。
在国内开始关注和研究全球化的时候，世界发生了大规模民族主义浪潮，这是20世纪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新民族主义浪潮席卷范围之广、发展势头之猛烈超乎人们的预料。如果说全球化浪潮对世界的冲击主要体现在经济层面的话，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则更多地反映在政治层面上。民族分离主义、宗教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给国际社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裂变是大规模民族分离运动的产物，而此后该地区民族问题仍是干扰国家正常社会生活的棘手问题，如俄罗斯车臣战乱、格鲁吉亚内乱、摩尔多瓦民族冲突、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战乱等。在世界其他地区还有南亚的印巴克什米尔争端，中东不断激化的巴以冲突，跨越国界的伊斯兰极端势力制造的恐怖活动，非洲索马里的部族骚乱，尼日利亚的民族冲突，卢旺达的部族仇杀，西欧北美发达国家的民族分离倾向以及不断发生的暴力排外事件等。形态各异的民族主义汇聚成潮，对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对地区及国家的安全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这个在两极霸权时代曾一度被认为是已经或趋于消失的现象，现在不仅重又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而且显然已成为国际政治画屏的最重大的焦点之一”。[1](P87)2.全球化与民族主义本质特征的差异性。
具有不同发展趋向的全球化和民族主义有着相似的历史发展起点。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全球化进程起始于近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交通工具的改进和资本原始积累的需求，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世界的扩展提供了条件和动力。随着早期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世界贸易规模扩大，世界市场形成。“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2](P276)而民族主义亦兴起于近代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时期，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在封建专制统治、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效应，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建构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全球化与民族主义发展起点相近，但其运行轨迹及本质特征却存在较大差异性。
第一，全球化进程以西方国家为主导，体现西方价值观，而民族主义往往与西方价值理念相背离。始于近代的全球化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以科技革命和市场经济为动力，以主动扩展的态势向前运行。在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优势的人类社会发展阶段，全球化的发展必然较多地融入西方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西方国家的经济利益。而民族主义在民族及民族国家的整合中，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武器，不可避免地强调本民族的价值理念。它在发挥民族整合的特殊功效的同时，也与外来文化与价值理念发生碰撞，其结果是一方面在碰撞中实现某种程度的融合，另一方面则更顽强地体现出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因此，与全球化以西方为主导的本质特征不同，民族主义往往具有非西方倾向，偏离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政治体系运行轨道，甚至本能地带有抵制“西化”的功能。
第二，全球化强调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而民族主义凸显利益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全球化强调共同利益和超国家利益。全球化发展进程中，传统观念受到冲击，为了实现一定范围内的国际合作或更高层次的利益共享，国家有时需要以的某种让渡为代价，这已是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客观现实。在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趋势下，世界各国或主动或被动地都在寻求相互间的共同利益，发展合作关系，体现一种共存意识、全球意识。而民族主义体现对本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强烈认同感和归属感，强调民族意识、民族特征和民族利益。在现实社会中不同民族生长的历史背景和发展道路各异，面临的实际问题有很大差别，各自的利益需求有很大不同。因此，如果说全球化寻求的是利益的共同性和融合性，那么，民族主义呈现的则是差异性和多样性。
第三，全球化对各民族国家具有兼容性、渗透性和吸纳性，它使国际社会更加开放、联系更加广泛，从理论上讲全球化的发展将趋向世界的一体化；而民族主义则表现较强的排他性、分离性，以及在一定条件下的狭隘性。政治民族主义的排他性通过一些西方国家的民族排外主义展示得很充分。民族排外事件是在全球化时代大规模人口变迁背景下出现的，是当地民族为抵御大量外来移民迁入、“净化”本民族生存环境而采取的行动。“排外主义可说是种族歧视的准前身”，这种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和北美地区，随处都可见到它的身影，其普及程度甚至高于法西斯当道的那些年”。[3](P203)此外，以保持、净化、强化民族文化为目标的文化民族主义，亦具有固守文化传统和对外来文明排斥的特征。如不发达国家的文化民族主义既有阻遏西方文化模式的强行输入、反对霸权文化的一面，又有排斥外来文化、保持社会孤立性的一面。在发达国家，如日本以天皇制为代表的文化民族主义，对内虽不乏强大的民族感召力，但在对外关系中却常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致使日本在亚太地区外交形象的树立和政治影响力的扩展受到制约。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孤立性往往和分离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产生的民族分离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影响，这里不再赘述。、民族主义与全球化并行相悖原因分析
当代民族主义于20世纪90年代迅猛发展是与全球化的发展分不开的，从以下几方面可以看到特征相悖的两股世界性潮流并行发展的一些原因。
第一，经济全球化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和经济发展的两极分化，极大地刺激了民族主义情绪的增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的利弊得失是不均等的。发达国家借助其主导地位的优势，积极推广体现其利益的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规则，最大程度地获取全球化带来的好处，成为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而弱势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推动世界经济走向繁荣的时候却处于被动地位，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一现实使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更加严重，特别是信息技术时代“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表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水平上存在极大差距，这必然致使南北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4]世界的贫富两极分化对民族主义起了刺激增长的作用。弱势民族国家为抵制全球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往往采取自我保护性经济政策，以防范西方霸权的侵袭，追求本民族利益的体现。甚至有可能采取非理性、破坏性的暴力行为，以发泄对西方大国意志主导下造成的社会分配不公的强烈不满。
第二，全球化密切了各国的经济联系，同时也加剧了各国间的竞争，经济民族主义由此显现。90年代北美自由贸易联盟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与欧盟相抗衡的味道，而欧盟一体化的发展必然意味着美国和日本的竞争对手更加成熟、更加强大。以欧盟为代表的一体化经济集团，强调该区域民族国家间的联合，并组建成让渡部分国家的某种超民族国家机构，由此形成地区民族主义的国际合作。经济集团“内外有别”的经济政策具有某种封闭色彩，对内放开市场，对外则构筑统一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地区民族国家的共同利益在区域经济集团中得到体现并被强化。因此有学者指出，以欧盟为代表的由民族国家聚合的地区主义是放大了的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在地区框架中的发展和延伸。[5]日本的经济民族主义在与美国展开激烈的贸易竞争中发挥了维护民族经济的功效。在日美贸易战中，日本国民所表现出的对国货的热情和对外来货的冷淡使美国这个多种族的移民大国难以仿效，只有望洋兴叹。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全球化加剧了市场竞争，而市场的激烈竞争唤起了民族主义。
第三，发达国家借助其优势地位，不仅在全球化中大力推广西方经济模式和经济运行规则，向发展中国家要资源、要市场，同时也输出西方人权、人道等政治理念，加大对别国内政的干预力度，使国内问题国际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民族问题也更加复杂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中不仅其民族经济的发展遇到压力和挑战，经济自受到削弱，而且在民族、宗教与领土等敏感问题上也遇到外来势力的插手。西方大国以其自身利益为基础，对他国的民族问题指手画脚，大大助长了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造成一些地区民族分裂活动愈演愈烈。其结果不是以国家分裂而告结束，就是成为影响多民族国家稳定和安全的一大难题。在前地区多民族国家裂变的背后，在今天一些国家民族分离势力活跃的背后，都能够找到西方大国支持“民族自决”、保护“人权”活动的身影。
第四，全球化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多种领域。对经济不发达的弱国、小国而言，其传统民族意识、民族特性受到无法阻遏的冲击，并且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西方社会的经济霸权、强权政治和强势文化的巨大压力。在实力弱小、无法通过相应的经济政治手段抵抗外来冲击和压力的情况下，民族国家出于维护本民族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本能地借助民族主义进行抵抗，使民族主义成为团结全民族抗衡外来压力和侵犯的惟一有力武器。因此在全球化浪潮中，弱势民族国家的时代反映具有很强的民族主义色彩。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义的根源十分复杂，除了上述全球化带来的直接影响外，还有国际格局的裂变、意识形态的冲突、民族政策的失误，以及特定历史条件下沉积的原因等。在大多数经济不发达国家，民族主义常常是现实问题与历史因素交织、国内问题与国际因素交织、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与封闭的现实社会生活交织、精神亢奋与物质贫困交织、合法的与非法的恐怖手段交织的产物。如果不存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民族主义浪潮虽然可能发生，但难以构成突发之势，如此迅猛而强烈。20世纪90年代初期是世界各种矛盾总爆发时期，其中，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化又是引发各种矛盾的重要原因。我们对历史稍作回顾便可看到，时代大变动、格局大变迁，往往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在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亚非拉国家掀起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东欧地区随着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统治的，也出现了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由此形成20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雅尔塔格局建立，世界又发生了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在这次浪潮中彻底崩溃，一大批获得独立的民族国家形成第三世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迅速崛起；9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虽然不是在一场大规模的世界战争之后，但是仍伴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急剧变化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动。可见，世界格局的裂变对民族主义浪潮的发生具有规律性的催化作用。然而说到底，世界格局裂变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致使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对抗的两极力量严重失衡，最终导致世界旧格局的崩塌。因此，国际关系中经济因素的作用大大增强是造成世界政治格局变更、民族主义膨胀的重要原因。
三、两大浪潮下的国际社会及引发的思考
全球化引起了各民族和地域间经济、政治、文化的交往与碰撞，融合与冲突，并由此产生两种相反的结果：一方面带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相互依存度的加深，以及国际合作机制的加强；另一方面导致民族冲突和战争，地区持续动荡，极端民族主义和恐怖主义趁机活跃。前者谋求有序、和平、互利及合作，后者迈向无序、战争、对峙和分裂；前者需要国际社会的积极推动，后者需要国际社会携手解决和治理。这两种结果的同时作用，使我们看到的国际社会充满矛盾，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经济全球化已形成浪潮，但并非一帆风顺，只能在曲折中发展；世界多极化已呈不可改变之势，但仍遇到单极化的阻遏和挑战；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都没有解决，天下仍不太平。时代的复杂性引发我们更多的思考。
全球化的发展推动了世界范围各领域的激烈竞争，但不是一种平等的竞争；提供了各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机会，但不是享有均等的机会；促使各国谋求观念、体制和制度的创新以适应发展，但相应的衡量标准和必须遵循的规则并非能够体现公平。不平等关系的存在虽然从根本上讲不是全球化本身造成的，但却导致同全球化本质相悖事物的发生，造成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严重。
对经济发展落后的民族国家而言，如果说全球化是人类社会不同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走向融合的过程，不如说更是一个各民族国家在优胜劣汰的社会环境中改造自己以适应时展的过程，在此过程里必然充满矛盾、冲突、痛苦和抉择。对经济发达国家而言，迄今为止全球化并没有带来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体系的一元格局，相反，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世界经济体系呈现南北二元格局。全球政治在这一经济结构的影响下不安全因素上升，全球经济的发展也因这一结构受到一定阻碍。而发达国家是二元经济结构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推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抑制冲突及缓解贫困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因此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具有这样的观念和意识：
第一，全球化不是谋求某种经济政治发展模式上的统一，而是争取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的共存，所以“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6](P48)努力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从一定角度讲，民族主义反映了世界的多样性，与全球化向共存共荣方向发展是不矛盾的，二者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产生良性互动。这里实际上又涉及民族主义的性质问题，即民族主义是否有积极意义的一面。我认为对民族主义的评价应当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民族主义是复杂因素所产生的复杂结果，其性质绝不是单一性的，其功能和效应具有负面和正面双重性，如果简单地以“反动”或“进步”去定性它是不科学的。[7]王逸舟曾指出：“民族意识既是天使又是恶魔，关键看它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出现和怎样发挥作用。”[1](P128)这说明民族主义在不同条件下将产生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效能。我们应当促进民族主义良的发挥，抑制其消极作用，并借助民族主义的积极因素，努力消除或弱化国际社会存在的不平等关系。
第二，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是抑制极端民族主义、增强国际安全因素的重要途径。90年代以来极端民族主义大多发端于经济相对落后地区，之后迅速向全球辐射和扩展。对此，消除民族主义负面效应的有效途径之一就是创造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改造以不合理的国际生产体系、国际贸易体系、国际金融体系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缩小全球的贫富差距。“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6](P47)极端民族主义恶性膨胀的经济环境将被大大弱化。总之，在全球化进程中应当倡导和寻求不同民族和民族国家的共赢共存，而不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进一步扩大不平等关系。从21世纪民族主义的发展趋势看，以同质民族利益和民族意识为号召力、实现从多民族国家中的分离或跨越国界的民族聚合、谋求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运动，不大可能大规模地发展下去。而全球化则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其发展不是推进世界政治单元的裂变以实现完全的民族与国家的重合，也不是建构世界经济体系的两极分化格局，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打破地域界限和民族壁垒，促进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交往和沟通，并且在地区、民族、国家间深化合作与加强融合的基础上，谋求世界经济的普遍繁荣与世界政治的持久和平。
【参考文献】
[1]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2版.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00—09—07.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争端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产生之后，在上世纪80年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国际格局上，东德和西德实现了统一、东欧发生了巨变、苏联解体，这样一来，原本的东西对峙因为缺乏对抗的基础而变得没有意义。新科技革命之后，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经济贸易发展成为主旋律。以上世纪80年代为界限，国际贸易争端发展出了很多的新的特点。
1.国际贸易争端领域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最容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为货物贸易领域，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后，争端领域发生了变化，由单一的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知识产权领域、投资领域。服务贸易领域之所以会得到快速的发展，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服务业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专业化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由此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发展，所以服务贸易领域的争端就逐渐的多了起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交易不再是单纯的货物，非货物也变为交易的对象，由此争端就扩展到了知识产权领域。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增强，促进了间接投资和直接投资的发展。基于此，国际贸易争端的领域发生了新的变化，体现出了新的特点。
2.国际贸易争端内容的新特点
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争端的内容主要是削减关税壁垒，而在经济全球化之后，争端的内容变为拆除非关税壁垒。国际贸易在八十年代之前，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平稳发展的影响，一直呈现出贸易自由化，因此争端就主要集中于关税壁垒上。但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在国际贸易中，出现了非经贸领域的问题，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内容呈现了新的特点。
3.国际贸易争端主体的新特点
在过去，发生国际贸易争端的主体多为发达国家，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壮大，在争端主体中，出现了大量的发展中国家。一般来说，贸易主体之间的贸易量越多，那么发生争端的频率越大，反之则频率越小。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国际贸易，因此发生争端之后，解决争端的规则也是由发达国家来决定，但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其经济实力得到了大大地提高，在国际贸易中逐渐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的身影，当发生国际贸易争端时，发展中国家会利用已有的争端机制来保护自身的合理利益。由于主体的变化，导致国际贸易的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
4.国际贸易争端原因的新特点
各国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水平各不相同，这种差异性导致在国际贸易中会会发生争端。以农业为例，美国和欧盟的农业都比较发达，但是美国的农业发展水平要高于欧盟，在美国与欧盟争夺世界农产品市场时，欧盟为了取得争夺的胜利，就制定了一系列出口补贴政策，这样一来，美国与欧盟之间就发生了争端。除了经济水平的差异之外，各国之间的政策、国内法、国际法之间都存在着差异性，在国际贸易中都会形成争端。
二、WTO解决争端机制的完善
1.引进否定协商一致原则
在解决争端的过程中，会遇到程序性或者实体性方面的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办法，如果出席会议的成员国没有一致的反对，那么该问题的决定予以通过。这样一来，争端解决得到了有效的保证，不会因一方的阻止而终止或者拖延。
2.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程序，设立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
在关贸总协定中，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理事会负责，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之后，对这种状态做出了改变，争端解决不在由理事会负责，而是设立了专门的解决机构DSB。争端解决的规则及程序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DSB负责执行，另外，在协定中磋商和争端解决条款也由DSB来负责。
3.引入自动程序
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由多个阶段组成，各个阶段都有具体的工作时限，这在谅解及附件中做出了明确的固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未磋商出结果或者不理会磋商，那么在进行第二次争端解决申诉时，就会自动成立有关的专家组。专家组成立之后，会向DSB提出报告，DSB要在60日内通过该报告，这样的规定是为了阻止其中一方当事人有意上诉。报告通过之后，如果没有否定一致同意的情况，那么就会引入自动程序。通过自动程序，减少了人为因素的干预，进而促使争端得到有效的解决。
4.引入交叉报复
对于中止和减让的问题，专家组在进行审理时，要与专家组处于相同的部门中，然而，在同一个部门中，中止和减让比较难以实现，因此，当事人就会用其他的办法将另一有关协议项下的减让中止，这就是交叉报复。通过这个做法的引入，可以更好地执行裁决结果。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国际贸易争端的应对对策
1.中国要积极地加入国际贸易中
近年来，国际贸易争端的数量急剧增加，并且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国加入国际贸易后，会产生一定的风险，但是我国不能因此就拒绝加入，反而要积极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中。对外开放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为了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提高我国的实力，就需要大力推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科技、文化的合作与交流，并积极地吸收先进的东西。不过，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切忌盲目乐观，要对国际贸易争端有一个清晰地认识。
2.加强与发展中国家、亚洲国家的合作
实际上，国际贸易争端的本质为利益之争，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达成协作、协同利益。我国也属于发展中国家，在与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展国际贸易时，由于分工定位趋同导致争端的发生，对于这类型的国际贸易争端，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实行产业升级，或者进行地区间的合作，进而有效的减少争端。
3.发挥行业协会在避免和解决争端中的作用
所谓行业协会，是指一种特殊的中介组织，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属于民间组织，WTO规则无法直接管辖行业协会。在解决国际贸易争端时，行业协会可以直接或间接代表会员企业参与其中，利用其自身的优势促进争端解决。
4.完善我国的产业救济体系
在WTO中倡导贸易自由，但这并不能说明其一概排斥贸易保护，在法律框架中，设定了许多的例外，主要目的在于允许成员国实施国内产业救济。有些国家为了在国际贸易竞争中胜出，会采取不恰当的倾销、补贴措施等，通过法律框架中例外条例，成员国就可以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完善的产业救济体系，可以保证我国的国际贸易，并形成公平竞争的环境。
5.培养国际贸易人才
作为国际贸易人才，不仅需要懂得相关的国际贸易知识，还需要掌握国际贸易法律法规、规则，同时还要精通外语，通过国际贸易人才，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我国应建立严格的国际贸易人才上岗制度，避免非专业人士上岗，让其在国际贸易中发挥成分发挥自身的技能。
四、结论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遇，但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国际贸易争端。面对机遇和挑战，我国要在充分认识国际贸易争端特点的基础上，制定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贸易争端应对策略，在国际竞争中有效的增强我国的实力。
经济全球化的论文范文二：中小企业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路径
经济全球化逐渐成为当今世界范围内的主要趋势，其表现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全球化产生的重要基础是贸易全球化。从世界范围来看，社会生产力在二战以后大大提高，并很快被卷入世界市场当中。世界上国家之间的交易逐渐增多，并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频繁地进行交易，这样就使各个国家之间在贸易结构、贸易规模以及贸易流向等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许多跨国公司在经营和生产上变得更加全球化。从小的方面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推动。因为跨国公司在规模上逐渐扩大，并且在国际化的生产过程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范围内的影响更加广泛，其重要性程度也不断提高。第三，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联系更加密切。首先是国家间的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并且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然后是世界范围内的金融贸易不断发展。最后是金融机构变得更加全球化。在这方面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区域性的或全球性的金融机构逐渐增多，而国际性金融机构的地位和作用逐渐增强。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的中小企业在发展中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1.很多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和相关必备设施上较为落后。由于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多的资金，因此在相关的装备和设施上存在着较大的改进空间。还有些中小企业在技术水平上严重落后，所用设备也较为陈旧。没有规范的办公场所和工具，条件较为落后。
2.中小企业的管理水平不高。由于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缺陷导致很多中小企业没有较为完善的管理结构，并且在公司或企业内部往往都是独断式管理。也就是领导一人说了算，这样就容易使企业的决策缺乏科学性。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没有较为完善的发展计划和较为长远的发展目标，并且也没有形成现代化的企业管理理念和企业管理制度。有许多中小企业都是家族式的管理和结构，这样容易造成企业管理秩序的混乱。
3.中小企业生产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和档次。中小企业的装备水平决定了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品质。这是因为中小企业在管理水平上较为落后，而且极为缺乏具有专业水平的技术人员，因此中小企业的产品没有较高的质量。另一方面，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大都属于初加工，没有较高的产品附加值。所以，很多中小企业相对来说都发展得较为缓慢。此外，中小企业的外部监督缺失也是导致中小企业产品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
4.广大中小企业在融资上难度较大。由于我国的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信用评价制度和体系，并且在信用担保体制上也不够健全，再加上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较差、不能抵御较大市场风险等原因，导致我国的中小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融资难问题。融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并且也使我国中小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成本大大增加。
5.中小企业在经济指标上不及大型企业。由于中小企业在管理、技术、人员以及设备等方面相对比较落后，因此其经济指标远低于大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当前的产业结构中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技术水平比较低，产品附加值比较低。所以，中小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以及产品的销售率与大型企业相比也有较大差距。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小企业在经营业绩和获利能力上较为落后。
中小企业应该如何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取得较快发展
1.中小企业自身要不断努力。第一，不断增强中小企业自身的实力。要注重引进先进的经营人才，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实现企业的不断创新。加快企业内部的信息化建设，通过电子商务的开展来实现中小企业的经济效益。中小企业要想实现大发展，就必须要创新当前的营销策略，以国际化的市场新观念来代替传统的企业推销和生产观念。并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特征，再结合自身实际的情况下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并积极开发新产品，从而使企业在满足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为企业赢得利润。在当前时期，国际化的品牌确实给企业带来了不小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经济效益。就目前来说，名牌经济的实行是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必然。中小企业只有不断增强自身的品牌意识和名牌意识才能够不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从而使中小企业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取得一个稳定的地位。在实行品牌战略的同时中小企业还要不断加大企业自身的科技创新力度，中小企业要积极鼓励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和资本参与到企业的分配中来。对于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员工企业要及时予以奖励和赞赏，特别是企业中的管理人员和科技创新人员。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推动中小企业的科技创新以及成果转化力度。同时，政府也应当要制定鼓励创新的政策。
唐子来(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发展规律后发现，新世纪里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仍然是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当今世界还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一体，使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地区）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开发－生产／装配三个基本层面的空间配置已经不再受到国界的局限。第二，各国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开放，国际贸易额占各国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种发展资源（如信息、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第四，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技术革命使资源跨国流动的成本日益降低，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经济结构重组导致城市和区域体系的演化（城市规划原理，2000）。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城市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表明，在1960-1980年期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数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业产值比重则从40%降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却从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产业的拉动所致，这段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44%提高到56%，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从54%提高到60%。
二、城市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体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伴随着生产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务和专门化服务水平迅速增长，由银行、投资公司、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已经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Green,1993)。这些大都市金融综合体正在成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系统的节点(Mitchelson,1994)。传统的城市体系基于国家的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流通、交换系统的机制的形成，传统城市体系的框架立论基础正在改变。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的逻辑“以流的空间”为主宰，建立在把生产和管理的战略节点全球性地联系在一起的电子线路上。不过这并非这个社会唯一的空间形式，相反，人们见到“地方的空间”一如既往地作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主宰当今世界的重要机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间”之上的“流的空间”。并且，我们的社会已经演化成为基于“流的空间”的网络社会。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与全球》一书中阐述：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最为突出的地方影响是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性节点是商务产业(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城市必须提供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telematics)和相应的人力资源所需要的生活环境。同时，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地域，同时仍保持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连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无形的网络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
第三，能否创新性和适应性地不断发挥网络中固有的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转向东亚地区，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从全球范畴而不是国家、地区的范畴认识城市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对研究我国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战略步骤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重构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业向大都市集聚，产生所谓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体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个机遇迅速崛起，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相应地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陈振光，2001）。
根据阿锐基(2001)对20世纪社会、经济根源的研究，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东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程度，可以从（图1）中描绘的趋向来测定。该图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组织[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优先于并带领地区腾飞。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离开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区加上西班牙则离开了低收入群体，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
附图
资料来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图1从比较的角度看东亚的兴起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组织核心＝100）
联合国根据1990年世界各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对全球未来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详见（表1）。
表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长率(%)
地区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发达国家1.50.80.80.5
发展中国家3.74.53.82.2
资料来源：“全球城市化展望”，联合国，1990年。
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都将经历一个持续高速的发展期，从而使世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其结果是全球特大城市聚集区的数量和分布发生了
显著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数量近几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区只有2个，全部分布在发达国家；1970年有10个，5个分布在发达国家，5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增加到20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14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分析2000年将会进一步增加到28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22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具有后发优势
1998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城市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是一个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诺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发展轨迹，城市化发展速度在30%-70%之间呈加速状态。在50%时加速度达到最高点。可以预测，201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以每年至少1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达到60%左右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长期以来较工业化的发展处于滞后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出现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已属必然。
赵宝江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这种发展梯度已经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繁荣，并带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进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过程，导致更多设市城市的诞生。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创新中心城市，使之尽快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各级各类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顾朝林，1999）。
【参考文献】
1FriedmannJ.TheWorldCityHypothesis.DevelopmentandChange,17:69-83,1986
2CastellsM.TheinformationalCity,London:Blackwell,1989
3唐子来.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城市管理的新议题.城市规划汇刊，1999(3):75-76
4全国城市规划执业制度管理委员会.城市规划原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0
5GreenM.B.AGeographyofInstitutionalStockOwnershipintheUnitedStates.Annals
oftheAssociationofAmericanGeographers,Vol.83,pp.66-89,1993
6MitchelsonR.L.andJ.O.Wheeler,TheFlowofInformationinaGlobalEconomy:the
RoleoftheAmericanGeographers,Vol.84,pp.87-107,1994
7CastellsM.TheSpaceofFlows:ElementsforanUrbanTheoryoftheInformation
Age,NewMedia:TechnlogyScienceandCulture,No2,1996
8BorjaJordiandManuelcastells,LocalandGlobal:ManagementofCitiesinThe
InformationAge,EarthscanPublications,London,1996
workCitiesVersusCentralPlaceCities:BuildingaCosmocreative
Constellation.InAndersonA.E.,BattenD.F.,KobayashiK.andYoshikawaK.:The
CosmocreativeSociety,Heidelberg;Springer,pp.137-150,1993
随着WTO的影响日益深入中国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中国的企业如海尔等，开始逐步尝试“走出去”的策略。世界各地的市场上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世界企业巨头都开始通过服务营销策略争夺顾客和市场，在未来的国际市场中，我们能否看到中国的企业给全球的顾客提供一流的服务呢？
1服务行业营销的特性分析
服务作为服务营销的基本概念，具有的区别于一般有形的实物产品的特性。菲利普·科特勒把服务定义为"一方提供给另一方的不可感知，且不导致任何所有权转移的活动或利益"。服务营销的特性与服务本身的特性是紧密相连的，企业需要设计出成功的全球化服务营销策略，就必须从服务营销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入手。具体来说，服务营销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性：
1.1无形化的服务产品使得顾客较难准确的判断服务质量和效果
无形化是服务最显著的特点，组成服务的许多元素是消费者无法用感观了解到的，而且服务质量本身也是非常抽象的概念，它与顾客的感情状态，个人兴趣等多方面有着关系。当然，在众多企业的服务营销策略中，服务营销仍然是有着特定的载体的，比如零售商提供服务营销针对的是在它的营业网点中售出的商品，而海尔的服务营销则针对的是自己生产的家电产品。
1.2服务营销提倡顾客在营销过程中的参与性
服务营销的核心战略是以顾客为导向，关系管理是服务营销中的重要环节。与传统的产品生产管理过程中，顾客完全被排除在外相比，服务营销使得顾客对于产品的开发有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而在营销活动中，顾客对于服务营销的评价也将直接影响到顾客对企业整体的评价。在全球市场中推行服务营销，企业将面临不同地区消费者特别的营销需求，这对于企业本身的关系管理是巨大的挑战。
1.3服务的不可分割性使得营销活动对企业形象的影响更大。服务不存在生产和销售相分离的过程，因此也使得企业的服务营销对于顾客有着直接的影响。而当企业将服务网络扩展到全球的各个区域时，服务营销策略将使得企业服务形象和企业自身的形象密切相关，任何一个服务网点都代表着企业整体。
2服务企业全球化营销面临的障碍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速度逐步加快，发达国家的服务企业也开始将自己的网络铺向了全球市场。在这些企业走向世界其他地区的时候，都面临着来自市场进入国家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阻力，分清楚这些阻力的作用，将有利于企业服务营销的良性发展。
2.1服务企业跨国营销发展的政治经济壁垒
虽然服务行业在各个国家的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其全球化的道路却并不一帆风顺。虽然各个国家，特别是WTO成员国都减少了关税壁垒，但是非关税壁垒仍然存在。据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每年有大约20%的跨国服务交易受到了来自政府的压力和非关税壁垒。仅以保险业务为例，全球就存在着26个阻止外国保险公司进入本国市场的法令。
这些政治经济壁垒的存在，使得服务行业的全球化发展面临了相当的挑战。许多服务企业因此失去了大量的商业机会。比如在中国进入WTO前，外国资本无法进入中国的金融以及保险等业务，但是WTO后这些壁垒都将逐步被解除。在服务行业全球化发展过程中，服务企业也可以通过利用公关途径打开新市场，获取新的商业机会。
2.2服务营销的标准化与本土化之争
当服务企业面对的是全球不同地区的顾客群体的时候，一个非常标准化的服务体系往往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服务往往涉及到很多人的因素，因此如何在标准化的服务体系下尽可能得发挥出人的灵活性，就是非常关键的问题。产品在许多情况下能够按照一定的度量方法进行不同地区之间的横向比较，但是服务则大多没有可比性，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是不同的。比如不同地区的消费者对于保险的业务认识和情感认同是不一样的，因此保险公司在推出不同产品的情况下，对于业务人员的推销方法选择，都必须有不同的认识。
2.3文化对于消费者评判服务营销的影响
不同的文化群体会对服务营销的整体评判有着不同的认识，比如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文化更认同集体主义的态度，因此无论是在生活方式和购买，消费行为中，都更重视服务的质量以及诚信。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在评判服务的消费者中，那些对于外来文化持更为保守态度的消费者往往表现得更为具有民族主义情结，比如他们在选择各种服务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本国的服务商。
2.4全球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虽然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可以使得企业在自己的全球总部就可以了解各个地区的营销状况，但是传送的信息大部分是经过人为的处理，并制作成计算机能接受的数据格式，再进行传输。而同样的信息在不同的管理者看来，就存在着不同的解读方式和含义。这都会影响到企业内部信息传递的准确性。
3提高服务营销质量的对策
服务营销的提高是个长远的过程，尤其是当企业走出国门，面对全球各式消费者不同的需要，要想通过服务营销来赢得市场和消费者，需要的是各个层次上的提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企业仍然需要从思维，战略和组织三个层次来提高自己对服务营销的认识，从而建立起应对全球市场的策略。
3.1服务营销思维——顾客满意和关系营销
服务营销质量的提升，从整体上说仍然需要的是企业对管理思维的革新，从根本上树立顾客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将顾客满意作为企业发展的重要目的。与此同时，企业也提倡以关系营销来替代原有的交易营销，不再追求交易利益的最大化，而更看重与顾客、供应商、分销商之间建立起长期的、彼此信任的互利关系，和竞争者之间形成一种互利共存的关系，并使员工对企业保持满意。显然，关系营销在目前的营销环境下，和传统的交易营销相比，更能使企业赢得明显的竞争优势。
3.2服务营销战略——创建服务品牌
菲利浦·科特勒在其《营销管理》—书中将品牌定义为：“品牌就是…种名称、术语、标志、符号或者设计，或足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足藉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菜群销售者的产品或服务，并使之间竞争对手的产品和服务区别丹来。”对于服务营销来说，品牌是在日渐趋同服务市场中建立自身优势的重要手段，它能产生差异化的竞争优势。
企业要创造良好的服务品牌，除了提高企业的服务质量以外，最重要的是进行资源的整合和品牌创新。当各个企业的服务缺乏整齐划一的时候，优秀的企业会运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在消费者心中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通过服务开发，营销开发等多种途径，提高整个品牌的知名度。
3.3服务营销组织调整——顾客导向的组织结构
在企业发展的初级阶段往往以产品作为整个企业组织结构的导向所在，而对于服务营销的企业战略来说，顾客将成为最终的导向。虽然顾客并不直接对企业产生组织结构上的影响，但是企业的服务营销战略决定了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能够更为灵活。因此，许多跨国公司在公司规模逐步增长的同时，仍然保持着相当扁平的组织结构，更好的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影响日渐深入，世界各国的服务行业之间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我国企业能否在服务市场中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还需要在对服务营销的规划和管理上多下苦工。
参考文献：
1张庆伟．世纪企业营销观念的转变，管理现代化，2003（2）
2梁宏王莉．超市服务营销战略探析，商业研究，20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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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中图分类号：B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04)01-0013-05
在当今的全球化浪潮中，西方发达国家把全球化等同于西方一体化，进而等同于美国化，从而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表现出单向度全球化进程。与此相伴，这一进程又出现了强劲的民族化趋势，各种复杂的民族问题，在国际关系变动的大背景下，在宗教因素的作用下，日益普遍化和国际化，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大难题。许多边缘国家纷纷举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谋求自身的独立和平等，以及复兴与发展。对全球化进程中这一民族化的现象，马克思是否有过分析，做何理解?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点探讨。
一、马克思全球化思想中蕴含的民族化理论
早在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就阐述了“世界历史”的思想。《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世界历史”概念和当代的“全球化”概念虽然相差一个半世纪，但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属于同一个范畴系列和谱系。它最早探讨了全球化的根本问题和中心问题，阐述了全球化理论的主要生长点和基本思想，形成了对后来者的研究有规范作用的总体框架，从而提出了具有原创性和前瞻性的世界历史观。
《共产党宣言》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和大机器工业的兴起，以及商品生产的发展和贸易的扩大，“过去那种地方的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失，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1](第4卷，P470)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把资本主义制度推行到全世界，使得一切民族和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并因此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往来，克服了各个民族的片面性和狭隘性，民族之间的壁垒被打破了，民族的孤立性也被消除了。
显见，早在19世纪40年代，经典作家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就探索了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过程，从而成为全球化理论的真正源头。这一分析不但完全符合了19世纪中期以前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状态，而且在今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得到验证，实际就是今天的全球化过程。
但世界历史的发展又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正是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阶段，即19世纪中后期之后，与全球化进程似乎背道而驰的民族主义，首先在欧洲，随后在全世界日益成为一种越来越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力量，甚至在一个多世纪中左右了很多国家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发展。那么，是否马克思的上述论述出现了自相矛盾的现象呢?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发生了脱节和背离吗?资本主义发展的国际性和全球化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至少从第二国际时期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已产生了重大歧义。今天人们研究这个问题也时时会产生困惑。
为解释这一系列的问题，有必要重新回到马克思，细细分析经典作家的全球化理论，那样我们就可探寻出其中内含的民族化思想。首先，从民族的形成过程看，它与生产力与生产方式的改变相联系。马克思曾说：“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1](第3卷，P57)由此可见，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民族的形成和各个国家民族化的过程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工、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而出现的。也正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交往方式的不断扩大和更替，决定了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演进，从而使民族从古代民族、奴隶民族、中世纪民族发展为现代民族。
第二，民族国家也是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步扩大的而建立的。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个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2](第1卷，P255-256)对于这段话，人们一般都会正确地理解为欧美那些“历史悠久的国家”(old-establishednation)或“历史性国家”(historicnation)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的情景。但从民族主义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描述的也就是民族国家形成或建立的过程，是西方传统的“历史性国家”形成近代民族国家的过程。19世纪中期以后100多年的历史表明，对于首先出现的中欧、东南欧和东欧，随后出现在亚非拉各地，出现在全世界的新的民族国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同样也是随着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扩大而建立的。
可见马克思以其远大的预见性和卓越的智慧为我们描述了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一方面，世界市场的开拓使不同的民族和国家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套用当今的话语，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全球化日益加深；另一方面，民族国家的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加强。
在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民族主义浪潮的迅猛发展后，列宁在1913年的《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一文中更直接、更明确地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在民族问题上有两种历史趋势。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这是其一。各民族彼此间各种交往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隔阂的消除，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这是其二。”[3](第24卷，P129)第一种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占主导地位，第二种趋势则标志着资本主义已经成熟。
对资本主义全球化进程中的这两种趋势，马克思又进一步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资本主义资本的二重性决定了世界历史进程的双向效应：一方面世界历史进程中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分工的发展，而被消灭的愈来愈彻底，这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同时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又造成了各国民族发展的不平等状况。所以《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一个世界”，但资本主义是一种扩张性的制度，资本膨胀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全球各地，把落后的民族纳入资本主义体系，成为附庸国和殖民地。资本主义国家侵入落后民族，掠夺天然财富、农业原料，倾销商品，落后民族的那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家庭手工业，终于被资本主义势力所破坏，旧的生产方式解体，而代之以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发展新式工业和资本主义工业，把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把独立的国家变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从而“使野蛮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依赖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依赖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依赖于西方。”[1](第4卷，P470)
资产阶级对落后和弱小民族的掠夺和剥削，客观上促进了落后民族的社会变革，推进了民族国家的复兴和独立。恩格斯1882年2月7日在致卡尔·考茨基的信中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民族的独立和平等不仅是解决和处理内政的需要，也是开展外交活动，是进一步实现国际合作的基础。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93年意大利文版的序言中又指出：“不恢复每个民族的独立和统一，那就既不可能有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也不可能有各民族为达到共同目的而必须实行的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2](第1卷，P249)由此可见，全球化进程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国家的形式，大大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地位的作用。
二、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过程对民族国家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上述理论为我们今天理解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问题提供了重要启示。循此思路来思考当今的全球化和民族化问题，也许会得出与西方一体化或东方民族分离主义不同的立场和观点。
(一)从全球化对经济的后果来看，其影响是双向的。
依托工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资本主义开拓了世界市场，资本、技术、原料、产品、劳务、信息和观念都在这个市场上流通运转起来。过去那种地方性的自我孤立和自给自足状态的樊篱被最终打破，但其影响却是多方面的。它打破了地方的樊篱，却没有打破民族之间的壁垒；它所产生的后果虽然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但它首先是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起作用：工业革命始于民族国家，又以一个个民族国家为单位进行传播，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形成世界规模。19世纪中期以后，虽然自由放任主义和自由贸易政策取代国家重商主义成为主要民族国家的经济指导思想，但在经济生活中国家的地位和作用已牢固确立。虽然生产的规模不断扩大，但生产的组织仍然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不管企业具有何等规模的国际联系和超国界的发展，它的母体仍然处于一个民族国家之内，它的存在、经营和发展受到本国法律、文化和传统的约束和支配。国际卡特尔所布下的“看不见的大网”，虽然把不同国家的经济联系在一起，但它的目的却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从而也是为了自己的“祖国”服务的，而且并不能阻止各国之间经济上的竞争。产品的国际流通扩大了，但国内消费的增长更加迅速。工业资本主义的血液——货币、信贷和银行业，虽然具有极强的国际性，但它们也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并且首先是被用于本国之内。工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国际化，非但未能消除民族国家之内的壁垒，而且强化了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国家成为“国民经济的母体”，为国际经济交往提供了一个合法机构和中介，并在国际竞争中充当了本国经济保护者的角色，从而强化了经济对民族国家的依赖。
(二)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政治的影响也是双向的。
是一个民族国家长期形成的共同利益在政治上的表现。从政治视角来看：全球化在一定的程度上削弱了国家，实现了各国的部分让渡。但这种让步只是为了本民族的更大利益。比如说，发行和使用本国货币的权利被包括在每个国家的概念之中，但欧元的出现使欧盟各国已经没有再保留各自国家货币的余地，这种放弃原有的货币，只是为了世界经济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对发达国家来说，民族国家的界线已成为资本积累和资本扩张的消极界线；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界线依然是其发展的有利屏障和积极推动者。维护国家的完整也依然是民族国家在全球化中主要的任务。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由于经济的互为一体，相互依赖，市场经济规则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全球经济资源的流向，各国的利益之争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市场经济规则的斗争。未来世界的主导权之争很可能是对世界游戏规则制定权利的争夺，这种争夺日益凸显出政治领域的较量。故此，安东尼·吉登斯在《民族——国家与暴力》一书中，将民族国家称为“权力的集装器”(powercontainer)。
(三)全球化视野下的民族文化。
全球化的意义并非让不同的民族更为迅速地传递屈原和莎士比亚，或者彼此欣赏毕加索和张大千。全球化条件下的经济、政治的双向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双向发展。
一方面，全球化的视野下文化表现出同质化的倾向。第一，为各民族所共同认可的市场生活价值观开始出现。诸如社会生活的标准化：大机器工业所造成的产品的标准化，在一定的意义上表现为文化规同一化。同时一些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市场规律生产的文化产品，一经商业化的文化机制包装改制后，马上就会风靡世界，成为各民族大众共享的文化。第二，全球化共识的逐步形成。全球化时代，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到伦理生活领域都形成了全球共同认可的意识：可持续发展意识、普世伦理、人权意识等等。第三，作为全球化文化交流的媒介也产生了。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和发展，数字化语言成为民族交往日益重要的媒介。
另一方面，全球化中的民族文化的异质化更为明显。全球化的方案不会消融和取代各国的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有自身生存的根基。
首先，作为民族文化认同对象的民族和民族国家依然存在。民族国家作为世界格局的基本力量，其主体地位一直未变，它构成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占据中心地位，并起决定作用，因为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矛盾、竞争、冲突与合作都深植于国家的本质属性中，虽然他们的内容、形式地位和作用各异，却都根源于各国不同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与国家利益。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其民族的本质，相反，跨国公司和跨国经济活动产生的重要冲突仍还需要国家之间通过谈判处理，如知识产权、经济纠纷等等。实际上，国家始终是国际关系中唯一享有充分的国家的行为主体，拥有对内最高的统治权，实施对内和对外的战略目标，维护自身的利益。
其次，作为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因——民族利益依然存在，并且更加突出。在全球化中，谋求国家的最大利益依然是各民族经济互动的内在动力。虽然全球化使世界各国越来越趋向合作和共同发展，但是一个国家的任何国际行为的决策都离不开对国家利益的基本价值判断，国际间的经济竞争更趋白热化了。不同的国家利益必然会导致不同的文化诉求，导致文化的较量和话语之争，谁掌握国际意识形态的话语主动权，谁就能保持国际上主导地位，实现由软权力向硬权利的转化，文化殖民主义就是实现这种权利转化的手段。在此，民族文化的重要意义再一次凸显出来。
再次，作为民族文化融合的前提条件——民族平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根本不存在。全球化的基础是市场经济，而市场的特点是竞争，竞争中的两极分化趋势必然通过全球化显示出来。可以说全球化把竞争的主体从个人变为民族国家，把阶级之间的不平等转化为民族国家的不平等，进而导致世界经济格局中的不同国家的政治地位不平等。所以对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来说，全球化不是即将到来的良辰美景，也不是奔赴经济与文明的盛宴，更不是进入发达国家的直通车。相反却极有可能置不发达的国家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境地，因此全球化浪潮中民族主义的复兴在所难免。
三、当今民族主义复苏的主要原因
通过上述阐述可知，在当今全球化过程中民族主义的兴起，这种看似反常的现象，正是全球化扩张的结果。
从经济生活的角度看，市场经济中民族利益分配的不平等导致其他的不平等是民族主义崛起的主要原因。发达的国家凭借其资本和技术的优势和控制力，在全球范围内实施资源的不平等分配，造成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和落后。第三世界国家之所以成为民族主义浪潮的多发地带，是因为它在近代以来遭受到了深重的经济剥削和经济控制，由此形成严重的经济贫穷和依赖。而民族国家为了寻求民族经济的独立，必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剥削产生冲突，导致民族主义。
从政治生活角度看，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是与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之间的政治地位不平等有关，少数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干涉和压制是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情绪膨胀的主要诱因。西方少数发达国家利用自己的优势肆意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并动辄就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制裁，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发展中国家极端民族主义的复兴。可以说，只要存在民族之间事实上的不平等，就不可能消除民族主义。
再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民族国家出现的文化本土回归，在一定意义上是发展中国家民族平等事实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不仅实行经济上、政治上的霸权主义，而且也实行文化上的殖民主义，这不仅造成了民族国家价值观念的失落和误导，使原有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被文化殖民主义所鼓吹的梦想所取代，而且西方的价值标准也造成了被殖民国对本民族文化的怀疑和自卑，在无形中形成一种精神上的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导致民族国家的文化保护主义，以对抗文化霸权。
显而易见，资本主义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双向的。一方面，全球化以不可阻挡的力量驱使民族国家与世界接轨；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全球化的压力下，同样出现不可遏制的民族主义浪潮。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双向发展，正印证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分析。
收稿日期：2003-09-03
【参考文献】
当今社会最大的进步在于通讯手段的不断完善，尤其是能够全面真实传播各种信息的电视将世界的物理距离大大缩短，使人们的眼界空前地开阔，接受新生事物的心理和能力极大地增强。体育文化借助现代传播媒介更广泛地向世界各个角落传播，使身居不同地域的人们都能接触以西方体育为主体的、以“增强体质、意志和精神并使之全面发展的一种生活哲学”为宗旨的奥林匹克，并逐渐地将其价值转化为民众的意识和行为。
西方体育的最大特点是规则明确、公平竞争、尺度客观、评价准确，因此被誉为“物理体育”。西方体育运动诱发人勤奋进取，以不同的技术、战术取胜对方，有效、合理地满足人的原始驱力——攻击性的宣泄，同时也造就、强化了现代人的竞争意识。西方体育最大的属性是群体性，几乎所有的项目都是在集体协作的情况下完成的，由此极大地满足了人际交往的需要，为人们提供了交流的机会和条件，成全了人性复归。西方体育的最大魅力是娱乐，它总是处于一种结局未卜，需不断奋争、时刻把握机遇的过程之中，这一切给人带来无限的刺激，使人产生不尽的感受，愉悦之情也油然而生。这一特性为西方体育文化成为全球体育文化的主体奠定了基础，使体育文化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就人的本质属性来看，人类的社会生活需要经历着从生存、发展到享受几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均离不开对游戏的需求。体育运动源于游戏，却又高于游戏，最终它仍将是以游戏为其主导。正是由于这一特性，人们格外喜爱体育。越是经济发达的国家，体育生活所占的比重就越大，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体育能还原人类的本性，通过体育人们能得到种种人性本质力量的感受。
通过体育生活人们还能切实感受到一种与时代气息相吻合的精神，这就是竞争。当今是竞争的时代，是竞争的社会，竞争使整个社会的进程不断加速，使人类的社会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改善。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培养人的竞争意识和竞争精神便显得十分重要。体育生活给予人类一个自然的环境，在规定的技术、战术、规则、方法的严格要求下，潜移默化地煅造人们竞争的品格，使之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体育文化成为全球文化的显现部分是必然趋势。
同时，世界文化全球化趋势深厚的社会背景是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能量强大的文化广泛渗透，使接受方的生活方式出现趋同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被动还是主动地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更多地取决于本土文化的能量，同时也应看到文化渗透往往是在各种有利于人们物质生活的基础上逐渐发生的。世界文化趋向大同，形成文化全球化趋势，使文化组成部分的各个方面也趋于大同，西方体育文化就是在这种环境下逐渐地渗透到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之中的。
体育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全球性的文化内容之一，还因为体育文化本身的通约性。体育文化是一种体能符号，它能使不同人群直接理解其中的意义，达到有效交流的目的。由于体能符号是一种流动的、有机的表达方式，可得到直接的回应，产生长远的效应，文化流变均能在体能符号上留下印痕，使其拥有丰厚的民族文化内蕴，因此，体能符号的交流成为一种有价值的交流。同时，它还具备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功能，如中国曾成功地运用了乒乓球外交，举办奥运会可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等，这使体能符号更易成为全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体育文化的民族化
民族文化是人类共同的财富，随着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世界文化市场为民族文化的展示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适宜的舞台。全球文化的形成实质上是多元民族文化共同构建、相互融合的结果。
成长、成熟于各个区域的民族体育不仅具备体育文化的一般特征和属性，更具有一些独具一格的特色，带有强烈的民族文化气息，内含强劲的民族意识。每一个地区或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体育内容，在相当程度上成为这些地区和国家的象征，如美国篮球、巴西足球、日本柔道、中国武术等。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民族体育的发展存在着地域封闭倾向。从历史原因看，不同地域的民族在其自我发展过程中均有自己的文化支撑，以此为支撑点逐渐发展成有地域特色的文化体系，在这一体系中，从价值观、意识到行为都有自己的评价标准和规范。从社会角度看，不同的社会其运行机制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强化着人们的价值观、意识和行为规范，使社会的习俗沿着一定的方向发展。上述两个方面都会制约文化的开放程度，以确保民族文化的特色。其实，文化在现今的交流更多的是以融合为本，也只有不断地交流、充分地融合才能为地域文化的发展提供动力，才能使地域文化被全球文化认同。日本的柔道正是走了一条交流、融合之路，它采取了竞技体育的形式，但核心内容却保留着深厚的民族风格。当然，民族文化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时期的封闭式成长过程，只有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备受民族文化熏陶后才能孕育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同时，民族文化只有在不断成熟中才能逐渐蓄积“文化反弹”所需的足够能量。中国现代武术推广工作步履维艰，究其根源是封闭内养时间不足，民族文化特质的锤炼还不到火候。
1 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文化安全既有机遇更有挑战
文化全球化是近几年学界兴起的一个概念。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经济是基础，政治与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导致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的相应调整与变革，经济全球化的出现必然导致文化全球化应运而生。另外，从文化总体上讲，文化不是从来就有的东西，它有着起源、壮大、变化的历史。文化的发展有积累，有革命，也有淘汰，使得文化在时间中表现为一个进化与分化、积累与沉淀、层次与统一、目的性与自然决定性的复杂过程。可见，文化全球化作为的一个结果和在文化领域的反映，是一次深刻的全球性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和全球性文化市场与文化产业的重组。文化全球化的主体是人类整体，而不是习惯意义上的社群、民族、国家；它的客体是整个世界，而不是局限在国家的范畴。因而，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讲，“未来的21世纪将是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
文化全球化拓展了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容，也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了机遇。众所周知，文化全球化加速了世界文化融合，也加剧了国家文化秩序的变动和文化力量格局的重组。全球化在促进世界文化融合的同时，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更新改造过程。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建设是维护我们国家文化安全的手段之一，是主动的“防御”。从整体上讲，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不应单纯地认为是努力营造的一种相互促进的、发展的、和谐的安全关系。
当前，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在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国家利益等诸多方面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歧，自然而然地成为某些霸权主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文化颠覆的主要目标之一。这就决定了中国在新世纪必然面临严峻的文化安全挑战。
（1）文化帝国主义直接威胁着我国的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形态，也可以说，是帝国主义采取的新战略。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及东欧事件的爆发在很大程度上认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文化上长期对苏联及东欧共产主义国家实行渗透、宣传和颠覆的“硕果”。就中国而言，文化帝国主义的战略主要有：①利用一切手段进行全方位的文化渗透。除了继续利用政府文告进行意识形态攻击以及通过广播、电视、电影、报纸、杂志等新闻媒介公开或隐蔽地推销其社会政治理论、价值观念、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外，还充分利用其网络优势强化“文化入侵”。②利用经济手段进行文化“植入”。当前的文化全球化不再单纯凭借军事占领、宗教战争等手段，而是依赖频繁的产品和服务贸易、大众文化工业、全球标准的制定、日益兴旺的全球旅游业以及网络信息服务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伴随信息产业、资讯、影视及至传媒等领域的逐渐开放，文化植入的范围将进一步扩大。③积极进行人才争夺。或是利用教育优势，吸引优秀学生出国留学并留在国外或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的人；或是以法律形式，鼓励拥有高技术专长的人进行“技术移民”；或是通过跨国公司，在中国本土网罗高技术人才；或是通过某些“基金”和“组织”，以合作研究、资助研究或交流研究的名义，输入西方政治理念；或是以“政治避难”等方式，拉拢国内政治、宗教领域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培植西方政治思想武装起来的西方利益人。
（2）商品化的倾向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渗透和泛滥，也是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的自发性有很强的向其他领域渗透的扩张性，当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市场经济的竞争原则从交换价值的角度刺激、迫使人们的功能很强，而从人的全面发展角度去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功能则受到抑制，造成人的片面发展，拜金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想日益泛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观念受到空前挑战。②由此引发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以及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受到巨大冲击和消解，承担着消除资本主义异化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一、直接利益与最终目标的统一遇到一定的困难。③要求文化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的观点在相当范围内存在，文化本身在商品经济的侵蚀下日益失去自身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有逐步蜕变为一般商品的危险。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和清醒的头脑，并切实加强文化安全意识和文化安全措施，构筑文化安全体系。
2 建立全球化时代的国家文化安全运作机制
面对文化安全方面的隐患，如何捍卫我们的文化主权、维护我们的文化安全？发展是硬道理。以开阔的眼界、积极的态度、发展的办法，建设性地思考和解决我国的文化安全问题才是我们明智的选择。
（1）树立现代国家文化安全理念。国家文化安全是一个复杂的实践命题，能否求得最优解，至关重要的一条是以什么样的理念为先导。仅有先进的理念也许不一定求得最优解，但没有先进理念注定得不到最优解。这样的理念应当体现以下基本点：符合中国文化国情，反映中华民族根本文化利益，而非狭隘民族主义；符合整体相关性原则和可持续发展要求；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在更加开放的环境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要求；面向世界，辩证取舍，择善而从，而不是游离于世界市场体系之外。树立现代国家文化安全理念，应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一方面要更进一步激发全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意识，加强民族的凝聚力，精心打造“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化品牌；另一方面，要更进一步激发全民族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提高抵御文化帝国主义渗透的能力。唯有如此，才能对民族文化安全保护的热切参与，才能自觉抵御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渗透。
（2）建立高效的民族文化安全预警系统。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警示人们，缺乏健全的安全防范机制和预警系统是导致危机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安全如此，文化安全也是如此。建立文化安全预警机制，就是要在深入分析我国文化安全现状、文化产业基本国情、国际文化市场、文化商品的流动趋势等的基础上，把可能对我国传统文化及文化产业造成生存与发展威胁的因素和力量，牢牢控制在安全警戒线以下，更好地实现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目标。这一预警系统，要求我们必须对国际市场文化商品流动趋势及其以各种渠道影响和进入我国文化领域可能导致对我国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发展及在意识形态领域构成的威胁和不良趋势进行分析，并诉诸相应的国家机制，运用法律的行政的、市场的和经济的及其他文化安全管理手段，及时准确地作出预告性和警示性反应，一方面对那些对我国造成重大危害的文化传播行为采取严厉措施；另一方面要保护民族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增强民族文化在文化全球化中的竞争力。当然，建立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并不是要搞关门主义，而是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根据WTO有关文化投资自由化的原则，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需要的实际出发，适当放开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经营权，使各种国际文化金融资本和跨国文化集团，在中国境内，在中国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文化产业的合法经营。
（3）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文化实践，引导文化形态的多样化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这是不能动摇的。同时，我们又不能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要在实践中与时俱进，根据新的实践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当前，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由于片面地强调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而有某种程度的削弱。应该说，思想的多样化和多元化并不是坏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比思想僵化、教条主义要好得多，但是一些同志仅仅片面强调了多元的合理性，甚至有意无意地借其他社会思潮冲击、取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社会主义文化安全，必须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层面的中国化，将主流意识形态融入民族文化之中，用民族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也用马克思主义改造民族文化，在大力培育和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过程中打上民族文化精神的烙印，使两股文化势能汇集在一起，这是提高文化势能、增强国家文化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一个战略至高点。
（4）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传播优秀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与优秀的民族文化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优秀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和物化的结晶。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根基是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其源泉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个失去意志的民族是不会得到安全和尊重的。确保国家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不受侵犯，培育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公民责任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是反对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安全的不可动摇的底线。弘扬民族精神关键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5）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有效提升“文化力”。文化实力是文化安全的基石和最终的决定因素。在全球化环境下，落后是要挨打的。文化产业的发达程度，直接反映了一个国家文化创造与文化传播的现代化程度。没有一个与强大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相适应的文化产业体系，要想获得精神文化对经济和政治提供智力支持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根本上达到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目的，而又不造成对当代中国国家文化生存与发展的伤害，就必须进行文化产业政策方面的战略性调整，在实行文化产业及市场适度准入原则的同时，推进文化产业的民营化战略，主动出击国际文化市场，开展全面的国际文化贸易，积极参与世界文化市场竞争，从而在“积极的民族主义”引导下，把对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纳入到一种广阔的、充满活力和竞争的文化产业体系中，在积极的文化进击中获得国家文化安全的积极防御。
参考文献
［1］韩民青.文化论［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