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综合国际的不断增强，众多国家都相继与我国建立良好关系，并加强了经济贸易往来。虽然我国目前在国际金融危机下所受到的影响并不大，但是也不萌忽视其破坏力，必须加强对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时刻防范危机的爆发，以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一、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概述
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各国经济相互促进相互影响，一旦发生金融危机，便会立即迅速传导至另一个国家，并产生一些列的连锁反应，造成多国多行业的经济损失，这便是国际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主要由多种因素所导致，其爆发具有难以避免的特征。
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主要分为四种形式。第一种是季风效应传导，就是指一些具有相似因素的国家，在金融危机发生时，相继受到投机性冲击，从而引发了金融危机传导。这一传导机制的典型代表为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1]。第二种是净传染效应传导，这一传导方式的引发主要是由于金融危机无法被宏观基本面数据解释[2]。其中主要涉及了自我实现和多重均衡理论，一旦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就会使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货币贬值、资本外流等情况，形成“环的均衡”。第三种是羊群效应传导，主要是由于小投资者相关信息缺乏，更愿意跟随大投资者作出决策，从而产生的国际金融危机传导。第四种是溢出效应传导，由于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往往依靠金融和贸易，因而，金融及贸易溢出也成为了国际金融危机传导的途径。
二、国际金融危机的具体传导方式
国际金融危机的具体传导形式主要包括贸易交易、金融渠道等的传导。贸易交易中的金融传导，主要是在某一国家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出现了货币贬值、消费者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降低，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减少，从而使其他国家也受其影响的传导形式。在这种形势下，金融危机十分容易扩散，一国货币不断贬值，其他国家的货币却在不断的升值，与其有贸易往来的国家出口贸易额会大大降低，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资金流动量也随之减少，双方都会出现经济受损的情况。例如美国在金融危机后，进口国外产品的数量不断减少，与其有经济联系的国家出口额降低，获取的经济利益不断减少，美国内部很多资产价值缩水，金融机构开始缩紧信贷，而对于具有超前消费意识的美国人民来说，这一措施对其正常生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在经济受损的同时，也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并通过贸易交易的方式将金融危机传导向全世界。
金融渠道传导，主要是以汇率和利率作为传导方式，以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作为传导途径[3]。这一传导方式与贸易交易传导相比，具有破坏力更大、传导速度更快的特征。尤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各国紧密相连，一旦一国发生金融危机，货币贬值，也就会引发持有其国债的其他国家债券缩水，出现经济亏损。该国从其他国家收回海外资金时，也会使相应的国家出现股市、房价波动等情况，导致他国企业经济受损。
三、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抑制措施
为抑制国际金融危机传导机制，提升本国防御能力，应首先对出口市场进行调整，实现多元化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紧密，尤其是在贸易方面，则所产生的贸易溢出效应也就更加明显。因而，在贸易交易上，不应完全依赖某一国家，而要适当调整出口市场，以多元化发展方式分散风险，有效减轻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其次，应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虽然金融危机的爆发往往没有征兆，但是在爆发前也会使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不足显现出来，通过预警机制的建立，能够及时将其中存在的问题找出来，并对金融危机的发生时间、概率等进行预测，并便采取相应应措施，减轻其所造成的危害。
一、引言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正式演变为“百年一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性救市行动同步展开。美国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研究表明，面对1929年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实力衰落的英国无力担当“国际性的最后贷款人”，而有能力的美国又不愿意承担该角色，反而在1930年通过旨在强化贸易保护的《斯穆特一霍利关税法案》，其他各国也纷纷高筑贸易壁垒自寻出路，最终引发了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历史的教训应当汲取。G20国集团华盛顿和伦敦峰会的接连召开彰显了全球主要经济体联手应对危机的决心。其中，中国以自身稳健的金融体系、良好的经济基本面、充足的外汇储备等优势被国际社会寄予厚望，以至有观点认为全球经济复兴取决于中美“两国集团”(G2)的合作。面对这种最新版本的“中国责任论”，中国政府强调中国“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始终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国际合作”，但中国只能承担与自身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而“中国经济保持良好势头本身就是对全球金融市场稳定和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这一立场清晰地表达出中国致力于自主解决自身问题的决心，显然，这并非权宜之计，而是中国在新形势下谋求长远发展的战略选择。
由于中国参与美国金融的比例和深度有限，中国受国际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有限。但考虑到近年来中美经济形成了“复合相互依赖”。中国出口导向型模式将面临极大考验，加之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恰好与中国国内经济周期性回调相叠加，从而导致本轮经济回调势头迅猛，不仅在短期内将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还有可能诱发长期积累的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集中爆发。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深度发酵的持续冲击，中国既需要出台短期性的应急措施，同时更需要从战略层面推进经济发展战略升级，探索应对危机的长效机制。
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传导效应
金融危机的传导是一场由投机者、本国公众、外国公众、本国政府、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等多方参与者参加的多方非对称信息的动态博弈过程。危机的形成和传导必然导致博弃各方的实力对比、利益格局和所获信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将导致博弈均衡的变化，从而导致危机的迅速传播和扩散。现代金融危机在不同领域、不同地理空间的传染性显著增强，具有突出的区域性和全球性的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有关金融危机的传导成为国际研究的前沿课题。一般认为，狭义的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主要指接触性传导，是贸易和金融溢出的结果，即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实体经济或虚拟经济的相互衔接，产生金融和贸易的“溢出效应”。使得危机得以在国际间传播：广义的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泛指一国金融危机的跨国的传播和扩散，包括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密切的非接触性传导，这种非接触性传导可能是由于共同的冲击产生的“季风效应”。也可能是由于投资者预期的变化引起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即传染效应。
就接触性传导而言，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现在：金融资产受损，体现为中国的金融机构投资于美国次贷证券及其相关产品的损失：对外贸易萎缩，体现为美欧等国的消费减少导致对华进口减少，外需走弱使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国际资本回流，体现为伴随金融产品急剧的“去杠杆化”，发达国家经济开始由流动性过剩转为流动性不足，使得一部分母国的总部经营出现困难，需要调回资本，从而影响到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规模。
就非接触性传导而言，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表现在：汇率面临干扰，体现为美元进行战略性贬值使得中国持有的巨额美国国债和以美元为主体的外部储备缩水，并可能冲抵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且不利于中国资产价格的理性形成；流动性减弱，体现为在金融环境恶化的环境下，即使货币当局大幅放松货币政策，银行为规避风险仍会主动紧缩信贷，这容易导致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失效：市场信心受挫。体现为全球金融和经济市场不景气增加了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形成对未来经济的悲观预期，在这种预期的推动下，出现企业投资减少，居民消费放缓等不利局面。
必须看到。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在美国爆发。其影响力远非此前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等局部性金融危机可比。美国虽然最先遭遇金融危机的重创。但是迄今并没有其他力量能取代美国在全球经济和金融体系的主导地位。而且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经济具有强大的自我修复能力和转嫁危机的能力。在金融危机加速向全球扩散的过程中。中国不仅要防止金融危机带来的直接威胁，也要警惕被转嫁危机的现实风险，在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国际风云中，中国如何站稳脚跟。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成为中国克服金融危机冲击、避免被转嫁危机进而化“危”为“机”，提升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战略性课题。
三、国际金融危机警示中国应推进发展战略升级
能否制定并实施顺应现实要求且具有前瞻性的发展战略，不仅决定中国应对当前危机的当期成效，更决定中国未来的长期后劲发展。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暴露出中国既有经济发展战略的内在脆弱性和不可持续性，中国经济发展战略进行调整升级势在必行。
(一)要牢牢掌握中国自身发展的战略主动权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能否掌握自身发展主动权提出严峻考验。对于美国而言，金融危机暴露了自身软肋，其国际体系主导国地位受到削弱，但美元特权的存在使美国可以依据自身需求，实现风险扩散和危机转移。对于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被动和依附地位的国家来说。提升经济自主性，增强自主发展能力是其改变不利地位的根本条件。与政治自主性不同。经济自主性不是一个可以通过法权加以确认的规范性概念。而是一个刻画一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描述性概念。一国实现政治独立并不意味着实现了经济独立，同样，一国拥有政治自主性并不意味着拥有经济自主性。鉴于经济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基础性地位，如果没有实现经济自主，那么，一国的政治自主也将是不完整甚至虚幻的。可以说，实现国家经济自主。赢得本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是每一个国家的愿望，但能否实现上述目标却有着很高的资格限制。纵观历史，只有那些在技术、制度和观念等重要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具有强大竞争力的国家才可能取得完整的自。客观而言。目前尚没有
哪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可以取代美国的国际分工体系主导国地位，对于其他国家来说，首要问题是能否在危机中保持自身发展的主动权，从而在危机中立于不败之地，进而不断提升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为增强国家发展主动性夯实基础，这才是防范外部风险的根本所在。
(二)中国要坚持自主探索本国的发展模式
一般认为。本轮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美国的“透支消费”、“监管缺位”、“政策失误”、“低估风险”以及“世界经济失衡”，但这些原因均未触及危机根源。这场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深化的内在表现，是“新自由主义”大肆泛滥的必然结果。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输出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引导拉美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鼓动俄罗斯推行激进式的经济转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近年来，超越“华盛顿共识”寻求更具自主性的发展模式已经在亚洲和拉美展开并渐成气候，正是对新自由主义的强力反弹。这次由“新自由主义”思潮导演的金融危机首先在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地区发生，客观上宣告了美国在后冷战时代苦心经营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权威的坍塌，美国确立的全球性的制度迷信也将走弱。随着各国对美国模式的反思，关于国家发展道路和世界前景的理性论辩将在全球重新兴起，而且正在酝酿一场新的变革。中国作为全球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必然要在新的制度竞争之间探索自己的发展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创造性地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型发展模式”，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无论是“北京共识”的概括，还是“中国特色”的定性，中国对本国发展模式的探索将在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中经受考验、实现升华。
(三)中国要坚持“发展依靠自己、发展为了自己”的发展模式
一个内在的逻辑是，在发展动力上做不到发展依靠中国自身，就无法实现发展成果由中国人民分享这一根本性的价值诉求。因为发展受制于人，必然会导致在利益分配上博弈能力的缺乏，从而在利益分配上陷于不利地位。此次危机再次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世界经济处在繁荣时期，经济发展的成果如何在各国分配?世界经济处于衰退时期。经济滑坡的损失如何由各国分担?历史的事实是，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的国家和集团总能成为经济繁荣的主要分享者和经济衰退的主要规避者，这是由其强大的利益控制能力和危机转嫁能力所决定的。如果说在经济繁荣时期，各国在国际分工中进行利益分割的重点是得利多寡，缺乏博弈能力的后果尚不严重：那么。在经济衰退时期，各国在国际分工中进行利益分割的重点则转移为争取更少的损失，此时利益争夺的激烈程度以及后果的严酷程度就可能令缺乏博弈能力的国家无法承受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化进程也在不断发展的双重背景下，中国不仅不能独立于国际体系之外，而且中国自身发展能力的提升以及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的增加都离不开参与国际体系，此时从战略高度上思考开放条件下如何实现对传统外向战略进行调整变得必要甚至迫切起来。本轮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发端于美国，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具有外生性，但在中国经济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的背景下，国际金融危机会深刻影响中国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主要是出口导向型的外向战略要进行根本调整。这一战略对外多重依赖不仅增加了中国经济受外部冲击的风险性，增加了中国经济的脆弱性。这警示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从根本上回答“靠谁发展”和“为谁发展”的问题。只有在依靠力量上，毫不含糊地把中国人民作为推动发展的主体，努力营造全体中国人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在发展成果上，才能实现全民共享。
参考文献：
1、理查德，P.金德尔伯格，经济过热、经济恐慌及经济崩溃：金融危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010年，世界经济在遭受金融危机重创后开始出现缓慢复苏迹象，步人后危机时期。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一系列新变化。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还在继续扩散与深化，世界经济增长乏力，世界贸易萎缩，并由此导致债务危机、国际贸易壁垒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中国首先摆脱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恢复快速增长势头，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人民币国际地位的提升引发了人们对人民币国际化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关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固然对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很大，但同时也给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机遇和挑战。国内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很多具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观点。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
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制度层面的原因研究方面，韦建桦指出，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呈现出与以往危机不同的特点，但从根本上说，此次危机并未超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判断。在社会化生产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基本矛盾支配下，一方面是生产和商品供给有无限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是广大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增长缓慢甚至停滞。有关资料显示，近三十年来，美国企业高管与普通员工的工资差距从40：1扩大到357：1；美国普通劳动者的家庭收入没有明显增加，而占人口0.1%的富人的收入却增加了4倍，占人口0.01%的最富有的家庭财富增加了7倍。如果说资本主义内在矛盾是形成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那么金融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则是引发危机的直接原因。从表面上看，危机似乎不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事实上是银行家为了帮助资本家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并分割超额利润，设计出能够超现实买卖商品的金融衍生品，结果造成大规模的负债消费。这实质上仍然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川丁冰指出，国际金融危机是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和泛滥而一步一步发展的结果。其实质是由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的发展所必然产生的生产过剩，而且是跨国移动生产过剩。随着美国金融产品泡沫的破灭，原已存在的生产过剩危机必然暴露出来。因为金融衍生品是可以相对独立运动的虚拟产品，它会使由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所导致的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在金融泡沫的面纱掩盖下被深深地隐藏起来，还表现出经济繁荣的假象。这次金融危机就是金融泡沫破灭的结果，金融泡沫破灭，生产过剩的真相就显露出来。12周新城指出，每一次危机的具体形式各不相同，但根源却是一样的，即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矛盾的产物。大多数西方学者决不会对危机从本质上进行科学的研究，他们可以对监管不力、过度投机、金融衍生品过多甚至华尔街的贪婪进行谴责，但不会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新自由主义确实是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危机更加深了，但新自由主义不是危机的根源，抛弃新自由主义不能解决危机问题。白暴力等认为，本次危机的实质是实体经济中的社会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消费需求不足约束下的消费支出过度；而危机的根源是“资本雇佣劳动”制度。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必然导致社会供求的根本对立，从而导致社会生产相对过剩或有效需求不足。
在既从制度方面又从经济运行体制等方面的研究上，陈雨露等指出，虽然经济因素确实在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诸如政治、制度和监管等非经济因素同样是非常重要而不能忽略的。此外，陈雨露还认为，简单易于理解的金融工具更有利于信息传递和金融稳定，而过于复杂的金融创新则可能在投资者间形成新的信息不完全，导致投资者的风险识别状态发生系统性改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刘诗白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新形式。金融垄断资本主推的经济过度金融化与虚拟化，特别是“有毒的”衍生金融产品的引进，使美国金融结构畸形化和金融体系风险增大，并导致这场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的爆发。而过度金融化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制度性的生产能力过剩。”’杨继国认为，导致危机的直接变量是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增长速度跟不上资本积累的速度――消费需求降低――利润率下降――投资剧降――经济危机。
在经济周期、收入分配等问题的研究方面，季小立认为，本次危机是资本主义发达阶段虚拟经济周期运动的内生产物，深层原因在于强势美元格局形成过度消费和虚拟资本膨胀间相互加强的循环，导致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过度偏离。杨文进认为，美国经济危机是其新长波运行到顶后以朱格拉周期形式表现的一次调整。美国经济危机最终转化为世界经济危机，则是因为各主要国家间的经济周期出现了高度的同步性，是它们之间相互叠加共振的结果。昌忠泽认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根源于美国经济中软预算约束现象的普遍存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生成和传导机制可以描述为：软预算约束道德风险金融创新激励金融创新过度信贷膨胀大量呆坏账加剧金融脆弱性利率提高和房价下跌时的风险集聚金融危机。赵奉军等认为，第三波全球化深刻影响了全球收入分配的格局。在各国内部，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加深。发达国家收入不平等导致宏观经济的金融化和消费者的债务积累。在积极参与全球化的新兴工业化国家中，不平等程度的加大压制了国内需求。这些国家或主动或被动地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从而间接地为发达国家的消费者提供债务融资。这种局面本质上是一种无法持续的全球化。伴随着美国等发达国家房地产泡沫的破灭，美国次贷危机传导到全世界，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
二、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国际经济环境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薛小峰等认为，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缺乏强劲动力。美国和欧洲处于国际金融危机后的缓慢复苏阶段，但其复苏到危机前的快速发展轨道可能性较小。在国际贸易环境方面，发达经济体增长放缓将极大压缩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空间。贸易保护主义正在抬头，低碳经济可能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新型贸易壁垒。王建认为，今后的国际经济环境将更加复杂，可能会陷入长期萧条、通货膨胀与世界贸易萎缩的交织局面。由于美国的庞大的“有毒”资产没有得到处理，且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危机中不是通力合作，而是矛盾激化，
世界经济在未来3年有极大的再度探底的可能性，并且可能长期走不出萧条阴影。在经济萧条下，各国政府不敢轻易退出刺激方案，低利率就会长期化，而由于货币供给过多则迟早会导致严重通胀。另外，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负债能力长期难以恢复，美国的进口将长期难以振兴。在欧洲，欧盟各国为控制债务增长必须大幅度压缩财政赤字，结果会导致进口显著萎缩，世界贸易也会在未来陷入长期萎缩。李杰豪等认为，现有的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特别是国际金融体系，与世界经济发展形势不相适应，并且无力应对全球范围的金融危机。对此，国际社会共同要求改革金融体系，建立新的经济秩序。这是今后国际经济环境将会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陈凤英认为，国际金融危机将促进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新兴经济体成为全球化的重要驱动力；新兴大国经济群体崛起，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中国经济迅速崛起，是引发世界经济增长态势、国际力量格局变迁、国际经济关系调整，以及全球治理架构形成的关键因素尸甄炳禧认为，后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环境的主要变化在于，“大政府”取代“大市场”，在经济治理上再次占上风，但美国市场经济模式难以发生实质性变化。
卫兴华等认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未来的发展方向带来一些变数。一是在经济思想上，新自由主义的思想与改革方案将走向式微，经济稳定和收入公平分配会得到更多的重视。二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会受到进一步重视，世界各国将更加注重政府对经济的调节，金融监管将进一步加强。三是某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充分暴露，其经济的运行和原有生产形式将发生变革。四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面临出口需求萎缩的局面。毕吉耀等认为，当前国际经济环境出现的变化将是：世界经济将逐步走出衰退，但复苏历程不会一帆风顺；世界经济增长模式面临调整，全球经济失衡将有所缓解；经济全球化将继续深入发展，产业调整转移将出现新变化；国际贸易投资将再趋活跃，但会受到保护主义的干扰；气候变化和能源资源问题更加突出，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制约进一步增大；新兴经济体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全球治理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国际货币体系孕育新变化，但美元主导地位难以改变。
三、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欧元区债务危机问题
（一）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有学者探讨了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并指出未来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张兰认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最根本属性在于无约束的纯信用本位货币特质，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正是在这种信用货币本位下的储备国道德风险作用的集中表现。未来国际货币体系将通过货币竞争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来克服无约束的信用本位的弊端。李稻葵等认为，金融危机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两种方向：一是各国通力合作创造出超的国际货币。二是欧元和人民币不断崛起，与美元形成三足鼎立的多基准货币的新国际货币体系。而后者的可能性更大。曹勇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是本位货币的选择，一个公平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应摆脱对单一货币的过度依赖。由所有参与国共同管理，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规模和使用范围，是现实条件下能被各国接受的可行方案。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对世界经济政治、对中国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正确认识国际金融危机，不仅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形势，而且有助于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
一、国际金融危机的初始期及形成原因
1.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生
2007年4月2日，美国第二大次级贷款机构新世纪金融公司宣布破产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的标志。那时候，没有人想得到，仅一年多的时间，这场次贷风暴就演变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
根据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对冲基金研究公司的研究报告，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大体经历了3波：
（1）2007年4月至2007年底为第一波。这一波中，主要表现为房价开始下跌，先是购房者无法偿还贷款，然后贷款公司倒闭，对冲基金大幅亏损，继而连累保险公司和贷款的银行及投资对冲基金的各大投行也纷纷亏损；然后股市大跌，次贷危机爆发。
（2）2007年底至2008年9月。在这期间，最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一是久负盛名的五大投资银行的消失。其中，雷曼兄弟公司﹙150年历史﹚申请破产保护；高盛、摩根．斯坦利、美林﹙有94年历史﹚和贝尔斯登先后被收购或重组；二是花旗、美林、瑞银等全球著名金融机构也因次级贷款出现巨额亏损；三是因美国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房利美）和美国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房地美）陷入困境，美国财政部决定救助并接管“两房”。四是，美国最大保险公司国际公司宣布重组后，被美国政府收购。危机还迅速向欧洲甚至全球蔓延，这表明美国次贷危机已演化成国际金融危机。
（3）2008年10月至2009年9月。这期间，最重要的事件：一是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司前董事会主席伯纳德．麦道夫欺诈案东窗事发。除美国外，麦氏欺诈案还波及到英国、法国、瑞士、西班牙、日本和冰岛等国的金融和投资机构。
二是被视为美国工业象征的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和克莱斯勒巨亏并申请破产保护。这表明，金融危机已波及实体经济。到2009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开始见底回升。[1]
2.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形成原因
对于美国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是自由市场经济放任自由的结果；有的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失败。我认为，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十分复杂；其中既有市场经济自身的因素，更有政府政策失误的缺陷。
从市场经济自身看，200多年来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表明，市场经济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周期性就是非常明显的一个规律：在一定时期内，市场经济时而出现繁荣，时而出现萧条和衰退。当然，市场经济出现繁荣或衰退的原因，既有市场内部的因素，也有市场外部的影响。其中，政府的作用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
从政府角度看，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政府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弥补市场缺陷，优化资源配置；也可能出现“政府缺陷”，或扩大市场经济的缺陷及风险，或直接破坏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造成社会经济的大起大落。更有甚者，政府缺陷导致社会经济危机。客观的分析，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所致。主要有：
（1）市场监管不力
美国金融危机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放松监管，任凭社会贪婪势力的盲目发展：
①法规监管不力。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后，美国制定了《1993年证券法》、《1934年证券交易法》，以及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业务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等一系列严格的金融监管制度。从80年代开始，里根总统极力推动放松金融管制，先后通过了储蓄银行和商业银行混业经营、鼓励放宽信贷等一系列法案。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房地产大跌，大批储蓄贷款机构濒临破产。美国政府不得不出面担保，允许发行6000亿美元40年的长期债券，收购垃圾地产，才使危机得以平息。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格雷姆—里奇—布利雷法案》等金融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使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业务中。美国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考克斯承认，他在2004年推动的投资银行“自我监管”计划是一个严重错误。这项放松管制的计划加速了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的“消失”。一些国会议员要求他辞职，指责他把一个金融市场变成了“”。[2]
②金融创新监管不力。金融创新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金融创新既能增加市场流动性，创造利润增长点；但也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倍受争议的金融衍生品通常是指从原生资产派生出来的金融工具，多数产品交易在资产负债表上没有相应科目，其共同特征是保证金交易，不需实际上的本金转移，因而具有强大的杠杆效应。一定的国际资金可以控制名义数额非常庞大的衍生工具合约，对市场形成巨大的冲击。
美国这次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金融衍生品引发的。作为“表外业务”，金融衍生品总可以绕过法规，在制度的空隙中运行，以至华尔街在追逐担保债务权证（CDO）和住房抵押贷款债券（MBS）等衍生品中，杠杆率和风险变得越来越大。当时这些衍生品主导了整个金融体系时，大厦坍塌是早晚的事情。
中图分类号：G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4-0202-01
在全球性重大事件中，承担着对外传播功能的主流媒体，对重大国际新闻事件的报道，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人民日报海外版承担着对外传播的功能，分析人民日报海外版对于本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报道，可以一窥宣传策略对于外宣媒体的重要性。
一、站在高度，全球视角
外宣媒体在对金融危机进行报道时以全球视角，面向世界传递信息。人民日报海外版等对金融危机进行报道，不仅传播金融危机如何发生，还剖析金融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阐释其对世界发展带来的影响，分析其利弊，并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报道不是局限于传递信息，还体现出一种倾向，引导国际舆论，呼吁全世界联合起来，以饱满的信心克服危机。人民日报海外版9月24日发表文章《华尔街给我们什么警示》，10月16日报道《看好中国2条理由》，10月22日报道《全球金融体系当推倒重建》，10月27日报道《恢复信心 从何着手》，11月14日报道《“金砖四国”打造全球经济之锚》等文章客观反映国际金融危机的健康状况，详细阐释了金融危机的影响，引导国际舆论，解疑释惑。
二、全面细致，形成体系
金融危机是一个复杂的议题，外宣媒体围绕金融危机展开多角度诠释，使世界全面了解金融危机。
（一）关于金融危机本身的报道传播信息是媒体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在金融危机爆发的最初阶段，人民日报海外版主要报道了金融危机在世界范围的表现、各国的应对政策等基本情况。2008年9月17日发表了《雷曼公司破产预示着什么》，10月24日发表了《亚欧携手应对挑战》等报道，主要介绍了金融危机发生的历史原因，导火索以及各国面对经济危机的措施。
（二）对金融危机的深入解读，外宣媒体更加注意宣传专家的观点。2009 年2月11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全球金融危机何时现曙光》一文，主要内容是专家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解读，解答它正处在一个怎样的阶段、何时结束、今年全球经济形势如何、怎样评价当前各国的经济救助措施等问题。2008年10月7日发表了《我们如何吸取金融危机教训？》、《金融危机两面看》等一系列解读性质的报道。总结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客观分析其带来的有利因素。深度报道成为媒体对金融危机进行解读最常用的报道方式。这是由于金融危机专业性极强，而媒体报道不仅要传递信息，还要进行舆论引导，尤其是外宣媒体，对外传播代表着国家形象，这样只有权威人士、专家对其进行解读才有更高的可信性。
（三）我国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和成效，我国积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在实施的举措和取得成效方面，外宣媒体的报道主要涉及国家、地方、企业、个人四个层面。一是国家层面实行的政策调控、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激励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来的优越性、国有骨干企业的社会责任机制等；二是地方开展的好的活动，出台的政策等，比如人民日报海外版在 2008 年 12 月 10 日发表的《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通过报道广东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指明科技创新、结构调整是回避金融危机的一项有力措施；三是展现我国企业在国际性金融危机中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树立我国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对外报道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对外传播首先应该力图融入读者群体所在的区域，做到“入乡随俗”。外宣媒体的传播理应做到，与当地受众的文化背景、信息需求、生活规律、收视习惯相接轨，增强节目的针对性和适应性。
同时，要摒弃传统上中国媒体倾向于“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平衡报道，既要看到中国经济的成就和对世界经济恢复增长的贡献，同时也要报道我们经济效率不高、市场调控手段有待更加科学等一些问题，摆脱“宣传”的痕迹，增强“客观报道”的分量，这样才能逐渐赢得更多西方受众的认可。
但是,货币发行的目的是为了商品(与劳务)的交换,商品交换客观上存在价格扭曲的情况,而投资则客观上存在过度集中于某个产业领域的问题,这就造成货币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不对称性。当这种不对称性达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金融危机。 因此,金融危机只是货币与实体经济衔接过程的周期性表现,而不是根源于金融监管的问题。金融监管的不同方法、力度强弱和金融机构的透明性,都不会从根本上避免经济规律中的金融危机的发生。金融危机的不可避免性特点,要求人类社会重新认识货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由于美元货币在不动产投资的多量,当相当比例的货币沉淀到某个不动产领域后,就会推动不动产价格的飞涨,而当该种不动产基本满足消费需求或者超过市场需求后,立即造成不动产流通量和再投资的迅速减少,其结果便是实体资产价格的急剧下跌,直接导致货币紧缩。货币紧缩的程度取决于货币退出商品市场的数量。也就是说,货币紧缩程度与货币投资不动产的数量成正比,货币投入到不能够交换的不动产领域的数量越多,货币紧缩的程度就越大,而同时,金融危机的程度也就越深重。
二、国际金融危机充分体现了虚拟资本脱离实体经济过度膨胀的破坏力
发达国家的“双过剩”表现为以金融产品过剩为主,物质产品过剩为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早已从实体经济为主转入到虚拟经济为主的特殊阶段了。例如在美国,作为实体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不足13%,金融产品则成为代表性的主要产出,从而确立了金融业作为美国主导性支柱产业的地位。没有这个因素,当下危机就不会发生。
这场危机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发放。美国政府为了走出2000-2001年股市泡沫破裂后的衰退困境,用低利率政策吹起了新的房产泡沫,迅速上扬的房价使得次级房贷拥有了比优质房贷更高的收益率。经过房贷机构—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把房贷收益流反复组合、倒手、拔高的“金融创新”,次级贷变成累进衍生、指数级放大的次级债。再经保险公司为次级债投机交易保驾护航,又创新出诸如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品,当所有这些金融产品都卖给各国金融机构和公众之后,也就形成了一个蕴含巨大经济风险和道德风险的全球债务链条。而当利率终于走高、房价走低,房产泡沫难以为继之时,这些天文数字的金融产品就再也卖不出去,就是说,严重过剩了。因此,这场危机才被叫做国际金融危机。按照马克思的提示,次级债及其衍生品其实都是收入资本化的产物,即虚拟资本。所以,这些金融产品过剩的危机亦即虚拟资本过剩的危机。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当代资本 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的趋势不断增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而虚拟化运行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在: 1.虚拟资本规模进一步膨胀。据国际清算银行估计,2007年底美国境内的股票、债券、外汇、大宗商品期货和金融衍生品市值达500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当年GDP的30倍。全球外汇市场日均成交量32000亿美元,接近世界货物和服务贸易
日均交易量的80倍;金融衍生产品日均交易额高达82000亿美元,相当于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日均交易量的290倍。
2.虚拟资本的构成及其信用链条关系越来越复杂。以次级住房抵押贷款为基础,通过多重打包和证券化技术,形成了一个信用扩张和虚拟资本膨胀的链条:居民从房贷机构获得贷款,房贷机构又将贷款包装成住宅抵押贷款债券、抵押担保债券、担保债务凭证等衍生产品,卖给全球机构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则向个人投资者兜售。这个链条,比马克思所描述的信用交错关系更为复杂,也就更加容易引发经济机体的过敏现象。
3.虚拟资本利用高杠杆从事金融投机活动的风险更加突出。发达国家的金融机构为了创造业绩和赢得巨额利润,都采取高杠杆的金融资本运营方式,用尽可能少的自有资本去支配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本,将投资更多的集中在高风险产品上。一旦金融基础产品的信用关系出现清偿问题,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倒金字塔式的整个金融产品市场就会轰然坍塌。“危机一旦爆发,问题就只是支付手段。但是因为这种支付手段的收进,对每个人来说,都要依赖于另一个人,谁也不知道另一个人能不能如期付款,所以将会发生对市场上现有的支付手段即银行券的全面追逐。”[1]以美国为源头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恶化,完全证实了马克思的这段论述。这说明,马克思阐述的虚拟资本理论,对揭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三、国际金融危机的现实启示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与金融危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当代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来自于资本全球化,随着资本的全球流动,各个国家之间的投资、贸易和生产关系越来越密切,国际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也越来越突出,一方面是国际生产特别容易出现过剩,另一方面是国际金融市场特别容易过度膨胀,而资本跨境流动又极其敏感,所以金融危机特别容易产生,而且注定是国际性的。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世界经济已经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加上国际货币体系不合理,存在着国际信用关系断裂的风险。世界经济的一端是发达国家的低储蓄高消费,另一端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储蓄低消费,作为世界最大发达国家的美国积累了庞大的财政和经常项目赤字缺口,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国际收支持续顺差而积累了高额的外汇储备,这些外汇储备大多通过购买美元债券的方式回流美国,支撑了美国政府和居民的高负债消费。美国凭借美元在 国际货币体系的主导地位,一直靠滥发美元的方式来为其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提供融资,而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美元长期贬值的风险和损失。世界经济结构失衡和国际储备货币单极化矛盾的加剧,是金融危机首先从美国爆发进而迅速波及全球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由于世界各国经济关联程度很高,所以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金融大国,还是制造大国,抑或是资源大国,全都无法与这一场国际金融危机脱钩,从而验证了马克思关于“出现贸易逆差和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生危机”这一论断的预见性。从这场危机之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来看,尽管周期波动在时间上有先后,但是世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比以往更为明显,几乎可以说是一损俱损,这意味着国际经济危机的传染性比过去更强了。
同时,金融危机也说明政策有助于暂时缓和危机,但明显具有暂时性并衍生出一系列新的风险。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货币调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危机,但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货币就会加剧恐慌。”[1]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推出的救市措施如出一辙,都实行了赤字财政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宽松货币政策的实质是西方大国凭借其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地位,采取直接创造货币的方式来制造通货膨胀,企图以此来挽救本国的危机并向别国转嫁危机。从政策效果来看,宽松的货币政策尽管有助于避免经济衰退进一步加深,然而其负面作用已越来越明显,出于挽救危机而采取的政策正 在为下一轮危机的爆发准备条件。从近期国际金融市场急剧变动的情形来看,有几个方面的风险应当予以密切关注: 1.国际股票和商品期货市场动荡的风险在上升。从这场危机以来全球股票和商品期货价格大幅波动,主要原因是世界各国救市政策大大增加了全球的货币供给,但大量注资并未进入实体经济,而是直接或间接流入了股票和商品
期货市场。以美国金融机构为首的全球金融垄断资本集团,在获得注资缓解了财务窘况之后,又一次在国际股票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掀起投机狂潮。
2.主要发达国家的信用风险在上升。2009年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英国的信用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由于英美两国经济模式大同小异,救市手法又如出一辙,令国际投资者忧虑美国信用评级将步英国之后尘,于是纷纷抛售美国国债,造成美国长期债券价格大幅下挫。2010年以来,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债务危机,表明欧美发达国家靠无节制发行债券来挽救危机、刺激经济的做法越来越行不通了。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信用评级展望下调事件标志着国际金融危机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即国家信用危机阶段。
3.美元持续贬值的风险在上升。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基于一篮子货币编制的美元指数,在短短数月之间上升超过20%,反映了欧洲、日本经济衰退超出预期,且金融体系比美国更为脆弱,于是全球避险资金只能回流美国。2009年以来,由于环球股票市场和大宗商品期货市场回升,令美元的避险货币地位丧失,加上市场担心美联储宽松货币政策规模扩大,美元汇率再度出现大幅下挫态势,美元指数跌幅达10.9%。从短期来看,影响美元汇率升跌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不过从长期来看,美国推行宽松货币政策等同于向全世界发行更多的美元,因而美元贬值趋势必将进一步加剧。
4.世界经济陷入滞胀的风险在上升。随着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国际金融市场重新出现了流动性泛滥的局面,导致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快速大幅上升,然而世界经济企稳以至复苏却是一个艰难而漫长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形下,美欧等主要发达经济体的中央银行必然面临两难境地:若改变宽松货币政策、撤回刺激货币供应的措施,实体经济领域将面对融资收缩的压力,从而使经济持续低迷,甚至再度陷入衰退,世界经济有二次探底的可能;如果坚持宽松货币政策取向、继续无节制地发行货币,金融市场投机浪潮将更加高涨,资产价格上涨和大宗商品价格上扬又会阻碍实体经济的复苏。因此,今后一个时期全球出现滞胀的风险很高,这是推行宽松货币政策的又一个负面后果。
四、结语
根据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历程表现，金融创新业是促进经济进步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其中金融危机对整个金融业的经济发展具有较大影响，对银行业的市场变化、监管形式以及相关的创新性体系都会存在较大制约，在这种发展程度上，开始使人们对银行业的金融监管、金融创新活动进行严格思考。
一、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的国际背景
世界上一些大型银行已经开始向全球化发展，世界上已经开始形成了国际的管理理念以及全球化的金融网络体系。随着世界金融体系的统一化，各国国家都开始增加新的业务领域，并对自身形成的外资结构积极整合，所以，要大量减少传统的贸易融资形式，不断增加一些外来业务以及投资银行的业务，从而促进银行业发展的金融化实现国际发展方向[1]。随着市场竞争体制以及创新性的金融技术的增加，金融中的技术创新对金融业务的产生也提出了新的发展规模，从而导致银行业中的金融开始实现集约化的发展。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已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趋势，很多大型银行都利用跨国并购的方式实现全球化扩张，并在最后不断形成具有国际化的金融集团发展形势。
二、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制度基础
我国的银行业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相关实践与经验，并在多年不断探索出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的金融体系以及金融制度。但该制度在实际发展中，又是我国银行业进行创新性发展中最基础的一个因素。
（一）中国银行业金融体制的初步改革
在我国的银行业发展中，其中的商业银行实施了股份制改革，促进了现代社会中执行的金融制度，并初步形成了我国商业银行结构的治理与完善。对于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在农村主要以信用社为发展重点，并对其进行深化，从而促进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与发展，以上这两种形式将金融充分的发挥出来。对于金融市场的形成，如：生产品、保险、证券以及外汇等方面，都进一步完善自身金融市场的初步形成，并在最后都得到普遍优化[2]。
（二）中国银行业金融监管体制的完善
在金融协调机制管理中，其中的证监会、银监会等都为金融监管的直接部门，他们与中国银行业其它的相关部门之间建立了一种综合的协调机制。在监管内容上，将传统的单一性、合规性等监督形式转化为审慎监管形式，该形式主要对金融中存在的风险进行有效防范，并促进实现国际化、规范化的发展道路[3]。
（三）中国银行业金融立法的成效性
我国目前已经出台了各种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等法律，并根据我国金融行业在发展中的实际条件，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规范的进行制定，并为各个行业的金融发展作出有力支撑，从而促进了我国银行业金融创新发展以法制为理念的基础条件。
三、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金融创新与发展探微
金融危机发展的本质条件就是在经济发展中，具有的根本性矛盾实现了集中化的爆发形式。这种也是一种机遇，能够促进经济结构的积极调整与升级。虽然金融危机的产生会给社会带来较大危害，但在实际情况下，可以促进银行业的金融创新性发展。因为一个企业的创新发展代表一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实力，所以，在本段中，综合创新性的制度基础以及创新性的物质基础，提出在后金融危机时展下，我国银行业金融的创新性发展对策[4]。
（一）创新性推进金融监管管理
我国银行业建立的金融制度最主要的核心为金融监管理念，因为该创新理念能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与安全性，并为其中的风险性发展作出保障。随着近几年国际金融市场不稳定因素的不断增加，该发展形式已经不仅仅是我国银行业发展中要面临的挑战，形成的风险形式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了国际化的金融运行，所以，在这种程度上，需要我国银行业增加金融监管的创新性发展。金融危机的影响对我国银行业的整体发展并没有形成较大冲击，但对我国的金融监管、标准指标以及两者的统一都要严格分析，对促进金融监管的覆盖面积，并以标准化的隔离形式将各个行业以及各个风险分别对待，以上相关内容的分析与研究都成为我国银行业金融监管中主要执行的内容。
（二）创新加大我国银行业企业制度与服务
要提升我国银行业的竞争发展能力，最主要实施的战略就是创新性的发展手段。在我国，要将创新性理念作为银行业发展中主要实施的条件，并以创新服务促进银行业的效益发展[5]。而这种创新服务形式还要依靠市场来发展，并对相关品牌进行创新性发展。首先，我们要明确一定的创新质量标准，并根据该标准对其进行完善与制定，以保证我国与国际形成统一，从而提升我国银行业的服务水平以及服务质量。其次，还要根据情感理念，将其转化为功能，根据客户要求的主要内容，在该基础上进行创新，以功能化的服务形式转变为智力服务，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满足客户提出的要求。
四、总结
综上所述，根据中国银行业金融制度在存在的明显不足进行分析，从中找出相关意见和建立，并在金融管理观念、制度创新以及服务创新等方式上进行研究，为自身的应用与发展提出了理论性的指导意义，从而实现了金融行业的创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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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雷.金融创新与金融危机――微观经济学的视角[J].吉林金融研究，2011（8）：17-21.
[3]王胜，庞东.危机后国际银行业金融创新趋势与中国银行业创新方向[J].金融与经济，2012（2）：49-51，35.
面对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G20成员在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机制下，通过协调一致的刺激经济政策，共同渡过了艰难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时期，这是有史以来国际经济不可多见的全球性宏观政策的合作与协调。
从金融危机到金融市场稳定、从经济衰退到经济复苏的周期性规律，金融市场的稳定和经济的复苏需要经过三个阶段：首先是经济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的实施阶段；其次是经济出现明显复苏迹象和金融市场逐步恢复稳定的周期性逆转阶段；最后是经济的全面复苏和金融市场的繁荣与活跃阶段。
第一阶段，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的多边合作与协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显示了G20多边合作与协调的活力。各国不断出台的利好经济、金融数据证实：全球经济逐步从衰退走向复苏，国际金融危机急剧恶化的势头得到抑制。然而，虽然这标志着全球经济基本走出表退时期，金融危机也已经过去，但不能说明全球经济和金融市场由此步入了全面复苏的时期，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处在由衰退和危机向复苏过渡的转折阶段。
G20合作与协调机制架构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表退的情况下，使世界各国清醒地认识到，只有立足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的大局，切实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多迫国际合作与协调，共同承担风险才有可能渡过难关，实现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国际金融秩序的稳定。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一、国际经济失衡
黄晓龙(2007)[1]认为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国际货币体系失衡,虚拟经济导致流动性过剩,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金融危机。黄晓龙是国内较完备地从外部因素来研究金融危机的,然而从根本上说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应该是实体经济的失衡,国际收支失衡只是实体经济失衡的表象,实体经济失衡导致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资本流动导致虚拟经济膨胀和萧条,由此形成流动性短缺,最终能够导致金融危机。因而全球实体经济的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必要条件,而虚拟经济导致的流动性短缺是金融危机的充分条件。
纵观金融危机史,金融危机总是与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相伴而生的。1929年爆发金融危机之前,国际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逐渐向美国和欧洲倾斜,特别是美国经济快速增长呈现出取代英国霸主地位的趋势,这次国际经济失衡为此后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20世纪末期,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要快于经济全球化趋势,拉美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经济关联度使得拉美国家对美国经济的“蝴蝶效应”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强烈。20世纪末的20年里,当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失衡时,往往以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表现出来。欧、美、日经济结构失衡同样是导致欧、美、日等国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当区域的或全球的稳定经济结构被打破时,新的经济平衡往往以金融危机为推动力。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源于德国统一后德国经济快速发展,打破了德国与美国以及德国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经济平衡。1990年的日本也是因为美日之间的经济平衡被打破后,在金融危机的作用下,才实现新的经济均衡。
区域或全球经济失衡将导致国际资本在一定范围内的重新配置。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个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力可能是区域的或全球性的。从短期来看,在某个时点国际经济是相对平衡的,全球资本总量和需求总量是一定的,而当一国经济发生变化,会引起国际资本和国际需求在不同国家发生相应的变化,如果是小国经济,它的影响只是区域性的,如果是大国则它的影响是全球的。当一个大国经济趋强,则会吸引国际资本向该国流入,产生的结果是另外一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当资本流出到一定程度时,会发生流动性短缺,金融危机就从可能性向必然性转变。这种转变的信号是大国高利率政策,或大国强势货币政策。而对小国经济而言,经济趋强后,则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入,当国际资本流入数量较多时,该国的实体经济吸收国际资本饱和后,国际资本会与该国的虚拟经济融合,推动经济的泡沫化,当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背离时,国际资本很快撤退,导致小国由流动性过剩转入流动性紧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爆发。
从国际经济失衡导致金融危机的形成路径可以看出,国际经济失衡通过国际收支表现出来,国际收支失衡的调整又通过国际货币体系来进行,如果具备了完善和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完全可以避免国际经济强制性和破坏性调整,也就是说可以避免金融危机的发生,然而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受到大国操纵的,因而国际经济失衡会被进一步扭曲和放大。
二、国际货币体系扭曲
徐明祺是国内学术界较早把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国际货币体系内在缺陷的学者。徐明祺(1999)[2]认为,一方面是秩序弱化在改革和维持现状间徘徊的国际货币体系;另一方面是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的弱势地位;处于双重制约下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因而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难逃其咎。也就是说国际货币体系在调解国际收支不平衡时遵循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理念,而各国在制定货币政策协调国际经济失衡时却失去了原有的秩序和纪律性,因而现在的国际经济的失衡被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放大了,加剧了。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松散的国际货币体系,尽管欧元和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作用逐渐增强,但是,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并不能有效解决“特里芬难题”,只是将矛盾分散化,也就是说储备货币既是国家货币也是国际货币的身份不变。充当储备货币的国家依据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势必会与世界经济或区域经济要求相矛盾,因而会导致外汇市场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实行与某种储备货币挂钩或盯住某种货币的国家,既要受该储备货币国家货币政策的影响,同时还要受多个国家之间货币政策交叉的影响。储备货币之间汇率和利率的变动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大为增强,使得外汇市场更加不稳和动荡,这种影响可以分为区域性的和全球性的。鉴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经济政策变动影响既可能是区域的,也可能是全球的。
以美元为例,美元的价值调整是通过美元利率的调整实现的。美联储在制定美元利率时,不可能顾及盯住美元或以美元作为储备的国家(地区)宏观经济状况,因而当美元利率调整时,往往会对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和美国经济联系比较密切或者货币与美元挂钩的国家和地区造成冲击[3]。首先,以美元为支柱的不完善国际货币体系,不论采取浮动汇率政策还是固定汇率政策,美国的经济影响着所有与其经济密切相关的国家及这些国家的货币价值变化。如果浮动汇率政策能够遵守货币体系下的货币政策制订的纪律约束,那么世界金融市场上就不会出现不稳定的投机性攻击,也不会出现由此造成的货币市场动荡乃至金融危机。由于制定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经济全球化相关性存在矛盾,因而目前的货币体系不能够保证美元在浮动汇率的前提下的纪律性,因而一个国家的宏观政策将会导致经济相关国家的货币市场动荡,在投机资本催化下爆发金融危机。就目前现状来看,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崩溃,但是相对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美元不论是升值还是贬值,依然会造成这些国家经济的强烈波动。美国经济繁荣时,美元升值会导致资本的流出;当美国经济萧条时,美元贬值会导致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保留了原来国际货币体系的理念和原则,但却失去了原来的秩序和纪律,强势经济体可以利用这样的体系转嫁金融危机和获取更多利润,而不需要承担过多的责任。
三、国际游资的攻击
国际经济失衡是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不完善的国际货币体系会加剧国际经济失衡,然而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是国际游资。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金融危机离不开国际游资的攻击。1992年欧洲金融危机,索罗斯通过保证金方式获取1:20的借贷,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通过卖空相当于70亿美元的英镑,买进相当于60亿美元的马克,迫使英镑大幅贬值,在偿还借贷后净赚15亿美元[4]。在1994年墨西哥发生金融危机前,国际游资持续大量地进入墨西哥证券市场,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资中,证券投资占70%～80%,但在墨西哥总统候选人遭暗杀事件后的40多天内,外资撤走100亿美元,直接导致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5]。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是国际游资首先攻击泰铢,低买高卖,并巧妙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获取高额回报。
根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的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20%。2006年末,仅全球对冲基金管理的资产总额就达1.43万亿美元,比1996年末增长约6倍。对冲基金的投资策略也不断丰富,从最初的“卖空+杠杆”策略(市场中性基金),发展成为单策略型(包括套利型、方向型、事件驱动型等)、多策略型(包括新兴市场型、并购型等)、基金的基金等多种投资策略。其风险特征也呈现多样化趋势,既有高风险、高收益的宏观对冲基金,也有低风险但收益相对稳定的市场中性基金。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最显著特征是国际间的过剩资本流动造成了国家、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巨额的国际货币资本必然要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猎取利润。
国际游资为什么能够摧毁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众所周知,国际游资规模较大,它完全有能力影响和缩短被攻击国家的金融周期。金融周期是指一个国家金融市场由繁荣到萧条的自然过程。当国际游资进入被攻击国家,它会影响一个国家的利率和汇率变化,从而加快金融市场由理性发展向非理性繁荣转变[6]。按照金融市场的心理预期自我实现原理分析,当大量国际游资进入一个国家时,即使这个国家经济发展表现一般,在大量资本进入的情况下,也会带动金融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金融家掌握话语霸权的情况下,他们通过有意识地夸大被攻击国家发展中的成绩或存在的问题,以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心理预期。从拉美国家和东南亚国家的实际情况来看,一般先用“经济奇迹”、“新的发展模式”来吹捧经济成就,然后用“不可持续”、“面临崩溃”来夸大经济中出现的问题。在整个过程中,国际游资有预谋进入和撤退,就会导致金融市场的崩溃。国际游资娴熟地利用金融衍生工具在金融繁荣时期赚取高额利润,也可以利用金融危机赚取高额利润或者收购危机国家的优质资本,进而控制被攻击国家的经济命脉。这就是在新兴市场国家爆发金融危机后,国际直接投资(FDI)为什么会低价收购危机国的优质资产,形成新的经济殖民主义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预防攻击性金融危机之策
在中国股市由狂飙到暴跌和中国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火爆到等待观望以后,中国的经济是不是进入由繁荣向危机过渡的转折点?中国会不会爆发金融危机?从经济表象来看,在我国经济运行中依然表现为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等;从经济本质来看,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弱和金融市场不完善等问题。出现这些现象和问题既有外部因素的作用,也有内部因素的作用。
当前,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较为明显,首先美国经济进入萧条时期,次级债危机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而欧盟、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其次,美元的发行泛滥导致美元对欧元和人民币持续贬值,致使其他国家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国际游资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规模越来越大。美国为了振兴经济采取降低利息的货币政策,美元对其他货币也在快速贬值。
中国从2005年开始出现人民币对美元的利差,2006年2月利差曾达到3%,境外资本流入后往往会兑换成人民币再放贷出去,其收益不能以存款利率衡量收益,而是以贷款利率衡量收益,1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是7.47%,如果每年人民币升值预期是5%的话,那么国际游资的回报就接近13%。如果国际游资不是采取放贷形式,而是直接投资中国房地产或股票,其收益率会更高,2007年投资中国房地产的利润不低于30%,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了96.7%。
人民币升值预期和国外游资在中国投资的高额回报吸引了大量外资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2007年究竟有多少国际游资进入我国,国内学者有不同的计算。采用简单的计算,以外汇储备的增加值减去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2007年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的国际游资近800亿美元。800亿美元国际游资流入完全可以解释流动性过剩、房市与股市的泡沫和我国目前通货膨胀的压力等现象。只要人民币升值预期存在,国际游资就不会抽走。人民币升值预期还存在的根本原因是我国实体经济还在持续增长,表现为我国国际贸易顺差还存在,我国非贸易品的价格还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国际游资现在急迫要做的是要继续抬高我国的非贸易品价格,并在适当时机抽逃,在羊群效应下引爆中国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资本再回来收购中国优质资本。
中国要能够有效地预防上述攻击性金融危机,首先必须严格控制虚拟经济的非理性发展,快速压缩楼市和股市泡沫,套住国际游资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套住国际游资有两种思路:一是由国际游资短期内获得暴利向长期内正常利润转变,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二是构建长期的心理预期,使外资留在中国;其中,很重要一点是保持中国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其三是有计划地减持我国的外汇储备,特别减少以国债形式存在的外汇储备,把外汇储备转化为有形资产,实现外汇的保值和增值,并用外汇储备调控国际经济,使之有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加强跨境资本的管制,积极干预和监管短期国际游资的流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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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斌,陈道富.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J].经济研究,2006,(2).
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其次，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一般表现为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
最后，金融危机的往往表现出如下特点：波及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造成经济危机；影响深远，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
引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加强，但是这种紧密联系也是一把双刃剑，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以及由此产生的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正说明了这一点。美国危机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形成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而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这种“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逐渐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暴露出许多问题，“次贷危机”的产生表明这些问题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这种危机的联动效应给我们各个国家敲响了警钟，因为它意味着某一个国家自身金融体制的问题已经不单单是这个国家的问题，它很可能蔓延到其他国家，甚至以一种放大的形式传递到海外各个国家，因此，这也是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于其他国家的重大意义所在。本文的写作思路是：首先简要分析了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以及危机之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的特点，并从中得出完善我国金融监管体制与防范金融风险的启示：①实现监管全方位与多层次的平衡；②处理好严格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的关系；③注重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④学习先进的国际监管理念和措施。下面结合具体情况分别于以阐述。
一、危机前美国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
美国的“次贷危机”暴露了金融监管体系的一系列问题，也引发了世界各国对于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质疑。美国危机前的金融监管体系源于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后形成的金融分业监管体制。而经过长期的经济发展，这种“双重多头”的监管模式逐渐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暴露出许多问题，“次贷危机”的产生表明这些问题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
（一）监管重复
危机前的美国金融监管体系是“双重多头”的分业监管体制，“双重”是指监管的纵向层面包括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多头”则是表示在横向层面上的监管多主体，表现出“分业监管”的特征。
表面上看这种纵横交错的监管模式十分有效，但是在实践中却暴露出很多问题，首先是监管重复，监管重复意味着一个金融机构要接受两个及以上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金融业的繁荣，各金融机构的业务经营已经趋于复杂化，主要表现方式就是混业经营，这种经营方式已经被各大金融机构广泛认可并应用，之前的分业监管方式尽管有它自身的行业优势所在，但是重复监管一方面会造成监管资源利用的无效率，甚至浪费，无形之中提高了监管的成本；另一方面还可能引起各监管机构之间的争执，导致监管效率的降低。
（二）监管空白
分业监管体制的另一个弊端就是监管空白的存在，一方面，这是分业金融监管体系固有的缺陷导致的，各金融监管机构在执业标准、监管程序等各方面的规定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放大了就会导致监管缺位的产生，产生“大家都不管”的情况。另一方面，各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的复杂化导致了这种情况的进一步恶化，业务经营纵横交错，导致监管存在的交叉地带越多，由于监管标准的不统一产生矛盾的地方就越多，而调节这种不统一的成本往往很高，因此越可能导致监管空白区的产生。而因为监管空白而忽视的风险就会不断地积累成系统性风险，最终引发金融危机。
（三）金融机构选择监管机构产生套利行为
金融机构之所以能够选择监管机构，主要是由金融机构的混业经营模式造成的，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对于同一个金融机构，可能涉及到几个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而在选择监管机构时，金融机构能选择最有利于自己的监管机构，这就产生了监管套利行为，这种行为很有可能掩饰了很多潜在风险，也为风险的传递埋下了隐患。而多个监管机构监管同一金融机构的行为还会产生一些不良影响，一方面被监管金融机构的负担太重，这就加大了其经营高风险业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这种“多对一”的模式也容易使监管机构懈怠监管，缺乏动力对金融机构严格监管。
（四）没有统一的权威监管机构
尽管联邦政府对于整体风险有一定的监管权力，但是美联储的监管不够严格，缺乏对整体性系统风险的掌控。在分业监管体制下，各监管机构对于各自行业下的金融业务进行监管，而没有一个能识别并预防整体性系统风险的权威机构对整个金融市场进行掌控。而随着金融业的不断发展，各行业之间的金融联系日益紧密，一方面缺乏统一的监管行为主体，组织并整合关于整个市场风险的信息，另一方面，分业监管体制下各金融监管机构之间信息的流动性也存在不足，因此很可能忽略风险的存在性，导致风险的累积，最终产生严重后果。
（五）被动的诱致性的监管改革理念
历史证明，美国的金融业改革往往基于危机的产生，而不是政府主动的强制性监管改革制度演变，简而言之，美国的金融业改革是“事后”的，而不是预防性的。这个改革理念有一个基础，那就是美国往往过于相信市场力量，认为市场力量能纠正很多金融行为，因此美国政府一般对金融业的监管采取主动放松的态度。这样的监管理念一方面有利于金融新的发展，为其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发展环境，但另一方面，这种过于相信市场力量的理念也会忽视市场风险的存在性，尤其是各种金融创新很可能掩盖很多风险的存在，而在金融市场上畅通无阻，“次贷危机”的产生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二、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特点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认识并反思了本国金融监管体制存在的问题，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归纳起来，这些改革措施的特点如下：①完善市场主导下的金融监管体系；②赋予美联储更多的金融监管权力；③有原则地鼓励金融创新；④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引入问责机制；⑤给予投资者更多的保护以及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一）完善市场主导下的金融监管体系
改革之后，美国政府依然认可金融业发展的市场主导地位，这也与其一贯的市场经济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但是，经过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认识到金融业的监管仅仅依靠市场的自我修复和自我防御能力是不够的，毕竟市场有其自发性，因此，美国政府在承认市场力量的前提下，提出了很多完善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措施，可以说，此举是对监管体制的补充而不是否定。
（二）赋予美联储更多的金融监管权力
危机的爆发暴露出美联储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的监管是不到位的，因此，美国政府赋予美联储更大的权力，使得美联储能对各金融C构进行更全面、更严格的监管，同时单独设立一个监管机构对整个金融市场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监管，可以说，这弥补了一部分监管空白，同时也弥补了不存在统一权威的监管机构的缺陷。
（三）有原则地鼓励金融创新
金融创新在实践上的主要表现形式就是多种多样的金融衍生产品，而这些形式多样的金融衍生产品一方面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收益，另一方面其极具迷惑性的包装形式掩盖了其本身存在的风险，不仅会给投资者带来投资风险，而且投资者的盲目和过度投资往往会成为大的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因此，美国政府要求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在比较安全的原则上鼓励金融创新。
（四）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引入问责机制
对于纷繁复杂的金融业务以及各式各样层出不穷的金融衍生产品，投资者做出判断和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就是信用评级机构对各金融产品的评级，而通过“次贷危机”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评级机构在防范危机时并没有发挥有效的作用，这主要是因为信用机构的评级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因此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实际上是没有制约的，评级机构容易受到各金融机构的收买而出具虚假的信用评级，掩盖其金融产品潜藏的风险，吸引消费者进行投资，同时随着投资者的增多也使其风险不断攀升。因此，改革对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引入问责机制，形成对评级机构的法律制约。尽管这一改革措施在实施上面可能存在难度，但是部分地加大对评级机构的制约也是防范风险的重要手段。
（五）给予投资者更多的保护以及加强国际监管合作
金融危机的爆发在宏观上对国家经济乃至世界经济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在微观上则挫伤了每一个金融投资者乃至纳税人的投资积极性和信心。各种体制上的、机构上的监管漏洞不仅没有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反而产生了更多信息失真的问题，因此，美国政府提出对投资者在立法和行政等方面实施更多的金融保护。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的事实告诉我们，对于危机的防护和风险的防御也是世界性的，只有各个国家齐心协力，形成协调统一的国际监管体系，才能防止金融机构“钻空子”，将风险扩散到监管宽松的国家，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
三、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尽管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措施的普遍适用性很强，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未来金融监管的方向，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我国金融市场的基本情况，实事求是地基于事实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应该简单地对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措施进行生搬硬套。美国金融监管改革对我国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①实现监管全方位与多层次的平衡；②处理好严格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的关系；③注重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④学习先进的国际监管理念和措施。下面结合具体情况分别于以阐述。
（一）实现监管全方位与多层次的平衡
和美国金融监管相似的是，我国实行的是“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那么这种监管模式就同样存在一些该体制本身固有的弊端，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我国实行的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的监管方式，同时我国的金融监管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因此我国的金融市场所面临的风险相对于美国来说是比较小的，这也能从“次贷危机”对我国的影响方式看出来，“次贷危机”主要影响的是我国的实体经济而并非金融市场，因此我国的金融市场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市场力量的逐渐认可，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性也将逐渐和国际接轨，因此我们应该吸取美国金融监管改革的教训，加大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稳定职能，处理好全方位监管与分业监管的关系。
（二）处理好严格监管与鼓励金融创新的关系
我国的金融市场是不够发达的，而有效的金融创新对于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和逐步国际化是十分重要的，因此我国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对金融创新应该持鼓励态度，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金融创新给市场，给投资者可能带来的风险，所以我国政府又应该对金融衍生产品进行严格的监管，防止不合格的金融衍生产品挫伤民众的投资积极性，破坏金融市场的稳定性。总而言之，我国政府对于金融创新要“有收有放”，有保留地鼓励金融创新。
（三）注重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
保护投资者权益，一方面是出于保护弱者的理念；而另一方面，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对于金融市场风险的防范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项金融业务价值的实现以及风险的传递和转移就是通过投资者进行投资的行为实现的，注重保护消费者权益能在源头上杜绝一些高风险的金融业务的产生，因为这样的业务是不被投资者认可的。
（四）学习先进的国际监管理念和措施
学习别国的监管理念和技巧对于没有发生危机的国家来说，意义就如同于“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一样，一方面来说，尽管各个国家的现实情况各有千秋，但是从其他国家的金融危机以及处理危机的措施中我们是能学习到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东西的，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不完善的，对于金融市场的监管同样有很多值得改进的地方，因此其他先进国家的优秀经验对于我国金融监管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能减少很多“试错成本”；而另一方面，学习先进的国际监管理念和措施对于加强国际监管合作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有利于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建立，同时对于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监管的国际化也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应该虚心学习别国的优秀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将其灵活地运用在我国的金融实践之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