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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过程，本质上是权力运行过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讲是一个政府职能合理到位，政府权力边界清晰，公共权力不缺位、错位和越位的科学治理体系，是一个严格按照“依法治国”原则而运行的规则治理体系，是一个依据人民民主原则，实现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政治过程的民主治理体系。因此，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政府职能体系的科学化规范化界定，逐步实现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体系，用制度保证权力的纯洁性，实现社会公正，达到“社会共治”。
因此，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有三个最重要的特征：一是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国家“权力体系”现代化；二是“依法治国”体系的现代化；三是“民主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可以说，合理的政府权力体系、依法治国体系和民主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合理化、现代化的本质内涵。
（一）合理界定的政府权力体系是国家治理的“权威主体”，是实现现代国家“多元共治”的关键环节。我们知道，政府权力体系的现代化，本质上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现代化，是政府的有效限权、放权和分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限制政府权力，建立有限政府，是“政府现代性”的根本标志。政府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其职能的合理界定和边界的合理划分，决定着国家治理的质量。政府超出自己的职能范围对市场活动和社会过程的不合理干预，将使正常的市场秩序和社会秩序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带来大量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引发大量的社会矛盾，使政府处于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尴尬地位。与此同时，政府的不合理干预也会抑制市场和社会的创新性活力，使公平的市场竞争体系和公正的社会良性运行体系遭到人为的破坏，从而消解市场和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加大国家治理的难度。因此。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关键前提是政府的自我定位，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而不是一个全能政府，真正实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形成职能边界清晰的政府、市场、社会“共治”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放权或权力下放是指正确处理“政府间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及上一级政府与下一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权力下放的基本原则是权力下放到基层政府的财力能够承担的事项上，形成权责一致或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既提高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又强化基层政府的责任能力；权力下放的关键环节是地方政府要真正转变职能，真正把精力放到市场监管、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上来，让经济社会发展真正成为惠及人民的发展。
分权是指权力向社会组织的有序转移，是一个现代文明国家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前提条件，也是政府职能能不能彻底转变的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一个现代国家的重要标志就是自主的社会组织高度发达，具有承接政府权力转移的基本能力，并能通过“行业自律”实现自我监管，通过“项目管理”和“服务合同出租”实现承接政府的部分社会治理及公其服务职能，使政府、市场、社会的“共治”局面得以形成，并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二）“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根本体现。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本质上是一个法治体系，是一个政府、社会、个体都按照宪法法律行为的“规则体系”。任何组织、团体、法人、个体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从理论上讲，现代化的法治体系是一个“立法公正”、“执法公正”和“司法公正”的权威体系。所谓立法公正。就是要按照《决定》的要求，“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提高立法质量，防止地方保护和部门利益法制化”；所谓执法公正，就是“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所谓司法公正，就是“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维护人民权益，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可以说，能不能实现立法、执法和司法公正，是现代社会能否稳定、持续、良性运行的关键环节，是消解潜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基本手段，是建设公平正义社会的根本保证，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三）“民主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保证。民主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根本特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的形成，必须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坚持在社会主义的民主实践中人民群众的“选举权、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坚持“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可以说，人民群众民主参与改革全过程，让人民成为改革的主体。让改革价值和目标真正符合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是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的“基本抓手”。只有始终在改革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原则，我们才能最终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真正实现人民幸福安康，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长治久安。
二、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般来说是指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能力、公其财政与预算能力和选人用人能力的现代化。具体来说，其实质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政府的公共精神或
“公信力”，二是依法行政或政府履行自己职能的“责任能力”，三是政府的“执行能力”，四是政府的“监督能力”，五是政府的“服务能力”。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结构决定功能，没有治理体系或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就不会得到有效的发挥和提升。
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是一个具有崇高权威的政府。而政府公信力是政府“权威性”的基本前提，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根本保证。
（一）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建立一个科学规范、依法治国、健康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才能实现公共权力的“公共性”。也才能最终保证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新阶段，科学规范的权力运行体系是决策、执行和监督相互协调的基本制度保证；依法治国的权力运行体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表征；健康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是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关键环节。因此，建立符合“现代性国家”要求的权力运行体系是未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但要保证权力体系的健康运行，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首先要保证权力的纯洁性，使权力不敢贪、不能贪，真正把权力关在制度的笼子里。
（二）只有真正做到从制度安排上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建设廉洁政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让人民监督权力，就是要在权力运行过程中，真正通过制度平台和制度渠道实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让人民群众通过制度保证民主地参与权力建设的全过程，只有这样权力才会得到有效监督，权力才不会腐败，才能实现廉洁政治，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总目标。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现代化都将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主要方向之一。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程，除了涉及到教育理念、人才培养目标、教学管理过程等方面的现代化，还包括体制改革、办学能力的现代化，而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则对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起到关键性的支持和引导作用。因此，高校领导层应高度重视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确定明确的改革思路并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全面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朝着现代化的发展方向蓬勃发展。
一、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基本概念和要求
所谓的教育治理体系是指由国家教育部门制定并大力推行的一种教育制度，在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的今天，唯有不断完善当前的政策制度和教育治理体系，才能充分保障高等教育事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总的来说，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对教育治理体系建设提出的要求主要如下:第一，全面完整性。高等教育事业并非孤立发展的，而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工程。因此，要想促进高等教育改革的稳定发展，仅仅靠制定一些政策制度是远远不够的，还应对整个治理体系和制度系统进行全面完整的规划，既要有总管全面的长期文件，也要有针对教育事业具体发展方向的专门文件。第二，重点突出性。高等教育管理内容繁杂，涉及面极广，因此，国家有关部门应以突出重难点为基本逻辑来开展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就目前而言，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中亟需解决的重点问题主要包括政策文件的规格、效力以及传承三个方面，在合理范围内，有关部门应力求制定并更高规格的政策文件以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促进相关资源的优化整合工作。第三，具有鲜明的方向和特色。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同时也应具有本国特色，能够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的基本实情。高校应以社会主义为最终方向办学，培养出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高素质人才。第四，开放创新性。要想促进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不断优化当前的教育制度是必然。随着时间的发展，任何一项政策决定都会失去其原有的效应，因此，有关部门应以开放性的思想对这些政策文件进行及时的修改与创新，确保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的总目标得以顺利实现。
二、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基本思路
现阶段，从宏观角度来看，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来确定基本的工作思路:第一，从法律层面赋予高校一定的自，详细列入具体的权利清单，同时还要明确界定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权限;第二，加强有关资源分配的立法与监督管理，将高校各个职能部门进行有效归拢，改善因不同部门资源配置方式不同、手段随意等引发的混乱现象;第三，将法律法规中已明确规定的自深入贯彻落实到各项教学管理工作当中，使其充分发挥应有的法律效应，而不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政策文件;第四，促进政府角色的转变，使其由管制型逐渐向服务型过渡，建立并健全信息公开系统，为高校教育现代化发展提供更为便捷的服务。需要注意的是，实行权利下放的最终目的并不代表让高校拥有绝对的自，而是为了充分激发其面向市场和面向社会的办学活力，同时使其更加明白自身的职责所在。此外，要想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仅仅依靠宏观的制度安排或政府部门是远远不够的，高校自身还应从自身出发，结合教学管理的实际情况和人才培养目标，制订一系列更为成熟的内部教育治理体系以确保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科学全面发展。
三、加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具体策略
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主要集中体现在政策制度的建设方面，要想切实推进我国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有必要根据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特点设立与之相适应的政策制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具体可以采取以下几点策略:
(一)将教育政策转化为实际行动力
教育部门在设计好教育政策制度后，关键步骤在于将其落实到教育管理的实际工作当中，使其彻底转化为执行力。高校可以适当地开展宣传学习活动，帮助广大师生更好地理解政策文件精神，夯实教育思想基础，进而确保教育政策制度的全面落实。要想加强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一方面要加强下级执行机构对教育政策文件的宣讲能力，认真学习的讲话精神，理清各级各层面的政策安排与整体教育政策制度之间的关系，避免出现断章取义、一知半解、生搬硬套的现象，充分考虑每一项政策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做好衔接工作，在立足于长期政策的基础上落实每一项阶段性政策。需要注意的是，在执行过程中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以整体发展取代局部发展，既不能因为过于灵活而破坏教育政策制度的原则性，也不能用原则去束缚实际执行方案。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应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和引导教育政策文件的贯彻落实，防止基层机构只是简单地传达文件通过，以会议的方式来执行相关要求。对于部分基层单位急功近利、持消极观望态度的现象，有关部门应及时予以相应的督促和指导，不断强化他们的责任意识，使其全身心地投入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当中，狠抓落实政策文件要求。
(二)将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正能量
要想推动中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必须拥有足够宽阔的视野和灵活的工作思路。前面也曾提过，教育并非是一项独立发展的事业，它涉及到全社会人民的利益，因此，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需要社会外界的共同参与。推进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实际上就是要与国家治理体系的建设工作相适应，教育部门应根据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现代化提出的实际需求，以构建学校、政府、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为核心任务，以政府角色和职能转变为重要突破口，逐步建立起一个系统化的，能够科学规范运行的教育治理体系，最终形成政府宏观监控，学校享有一定的自主办学权利，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并支持的教育治理新格局，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最大程度地将社会资源转化为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的正能量，进而有效激发各个高校的办学活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履行培养高素质人才的社会职责。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当务之急是加快自身角色和职能的转变，由以往的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过渡转变，适当下放权力，不断创新自身的工作方式，积极引导并全力支持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工作。
(三)构建高水平的良性互动政策环境
高等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离不开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而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则与良好的政策环境密切相关，只有提升了外界教育政策的环境水平，教育治理体系才会充分发挥出应用的作用，彰显教育政策的价值。加强教育治理体系建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对其可行性进行实践检验。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中对于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有利的一些政策因素将会在新一轮建设工作中再次得到强化，而正向作用不明显的因素则会被弱化甚至消除，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加强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建设，最大程度地促进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发展。构建高水平的政策环境，一方面需要各级政府简政放权，履行自身权力掌控范围的职责，对于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建设工作实施宏观管理，做到不越位、不缺位;另一方面，学校也应以办学主体为基本出发点，明确各职能部门间的权利责任，不断加强自身的教学管理工作，充分行使自主办学的权利，努力提高学校的办学水平。除此之外，社会外界也应积极参与到教育治理现代化体系的建设工作当中，例如评价学校的教学质量、监督政府教育决策、检验教学成果等等，实现管、办、评教育权责的落实到位，最终构建起一个高水平的良性互动政策环境，共同推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1］别敦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与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关系［J］．中国高教研究，2015(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政治文化反映着国家的基本政治状况，影响着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全面改革的关键时期，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不可避免地处于这个过程，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将对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
国家治理是指国家政权系统，按照其既定的秩序和目标对社会进行自觉的、有计划的控制和引导的活动与过程，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其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整合原有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促进国家的稳步发展。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包括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在内的一整套的体制与制度的总和。而国家治理能力则是指国家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社会稳定、公平正义等方面的能力。
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进程所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①政治文化的这一界定，突出强调了它对现有政治体系、政治结构、政治过程的影响能力，特别是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的影响和制约作用。
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攻坚期，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要真正实现国家的稳定发展，就必须从各个领域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其核心就是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文化对政治改革有着重要影响和制约作用。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之间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必然带来政治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而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必然也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产生积极的影响。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国家层面整体上的权力运作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治理”不同于“管理”，它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与共同治理，是与培育公民社会相一致的，是以善治为目的的。公民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培育，包括政治价值、政治理念、政治思想等不可避免地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1.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构建与国家的治理理念都是以与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指导的
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首先是培育社会主义的公民文化，是以与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的。这与西方的政治文化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也是现代化中国进行国家治理的理念基础。国家治理层面的各种改革都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以保护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扩大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加强人民对政治的监督为基础的。这恰恰与培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公民政治文化不谋而合。
2.国家治理的现代化推动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一定要与时俱进，一方面要改革不适应时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另一方面又要不断完善、建立新的更能适应新形势的体制机制，使得国家治理更能体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从整体上提高国家管理的效能。这必然影响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各面。在这样一个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同时进行的国家治理变革中，经济的发展、公共权力运作行为、制度规范模式、文化整合战略等必然会推进公民意识、政治价值观、政治参与等的现代化过程，推动政治文化现代化的发展。
3.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同时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与动力支持
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政治认知、政治感情、政治态度等开始发生转变，促进公民政治认同向现代化、理性化的转型。理性化的政治意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对国家政治结构、制度、行为、过程有着积极的影响，这样不但有助于消除政治文化的分歧，还会增强公民之间的政治信任，更能以开放、合作、宽容的态度参与国家事务，服从国家治理的整体战略，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国家治理视角下，推进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思考
1.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进政治的发展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
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国家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上的反映，在维系国家的稳定发展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其关键就在于在全社会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观的深度来推动中国政治的发展，从而带来国家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发展。一方面，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来解决现存的复杂的深层次的矛盾，增强公民的政治认同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整合力。另一方面，通过主流价值观对政治个体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的积极引导，为现代化的国家治理能力的形成奠定基础。
2.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治理是基于多数的共识之上的。国家“治理”区别于“管理”的最重要的是治理主体的变化。国家治理的主体除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之外，非政府组织等也可以成为治理的主体。政治文化的现代化的发展就是要培育公民社会，提高公民和媒体的权利和权力，鼓励公民有序政治参与，构建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良好互动。
3.关注社会问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突飞猛进，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很多社会问题 ，比如社会公正、住房问题、就业问题、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这些问题引发了很多不稳定因素，而这些问题如何解决，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问题，影响着公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等，公民的政治文化从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转向关注生态文明和社会公平公正问题，有助于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提高，实现国家治理内容的变革。
4.培育包容性的政治文化，增强文化自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现代化，重在积极建设。现代化的新型政治文化的建构，必须立足于中国现实， 借鉴人类历史上的一切文明成果。政治文化的现代化是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转型中，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发生的，一方面要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超越其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但同时也要继承发扬其精髓和理性的一面。另一方面，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西方的自由、民主等一些普适性的价值也被我们所接受，但绝不是简单的拿来，而是一种中西方文明的融合。所以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的特征是包容的、开放的。
但同时，我们要明确，我国现代化的政治文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为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为基础，以政治文化社会化和推进公民政治参与为根本途径， 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多元政治文化的冲击下，我们一定要增强文化自觉，牢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的根基，才能真正提升国家治理软实力。
注释：
①[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东方出版社，2007，第26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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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俞可平：《民主与陀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第272页。
[3]杨光斌：《政治参与》，载俞可平编： 《中国治理变迁3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77-82页。
[4]杜维明：《现当代儒学的转化与创新》，《社会科学》2004年第8期，第79-88页。
[5]李传柱：《改革开放与中国公民政治文化的新发展》，《哈尔滨市委党校学报》2000年第6期，第34-37页。
财政是一个国家生存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进行治理的支柱。在财政范畴下，有关于税务等多个管理内容，并且在国家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财政方面改革成为一系列改革的首要方面。合理的财政基础以及相关体制可以促进经济发展稳定，维护市场大环境安宁，本文针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下的财政基础理论建设进行研究，希望有助于我国财政基础理论的完善及发展。
一、财政在国家治理框架中的地位
在我党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提出，财政是我国国家治理的基础以及重要支柱这一看法。在以往的财政地位描述中，是将财政的涵义定位为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的有关于我国财务收入及支出的配置活动，将部分社会资金用于国民生产或公共服务中，满足人民对于社会的需求。国家治理框架作为一个较为专业的语言，与财政概念有着较高的相关度，因为国家治理框架中，包含着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多个内涵，而财政作为经济领域内的一个基本概念，同样存在于国家治理框架范围内，而在以往对财政的定义中，只存在于国家治理框架下经济中的一个小范畴，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重新对财政进行定位，将财政的认识更进一步，使得其在我国治理体系中提升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是国家治理框架的基础。
二、财政基础理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程度也在不断加深，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直接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程度，有关于财政方面的改革也在不断增多。为建设自由、民主、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国开展了系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改革，努力构建我国形象。此外，财政是国家资金使用方面内容，有关于国家建设治理的各个方面，都需要财政资金进行支持，在税制改革之后，我国现代化进程有了一定的提升。在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治理体系改革也有了新的思想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推进治理体系中其他方面的改革程度，将财政作为其中的关联点，是有必要的。
三、现代化财政制度体现
我国税务制度已保持了较久的时间，但就当前改革开放的相关情况来说，税务制度仍然未转变为一个引领各个方面的基本制度。在现代化进程中，税务制度的表述从之前的公共财政转变为当前的现代化财政，在公共财政当中，税务制度所带有的直接性质为共有，其财政性质也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符合的。而在现代化财政当中，国家财政情况的转变主要与时展情况相关，从我国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上着手，与国家治理能力及治理现代化程度相关，构建出现代化财政制度，这是随着人类文明进步而产生的一种财政方式。但这并不表示现代化财政脱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恰恰相反，现代化财政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加了时代元粗，更为深刻的促进经济发展以及国家治理程度与时俱进，并且增加了一系列新的创新点。现代化财政制度仍然是以公共性为财政活动的基本特点，并将财政收入用于有关于公民需求的方面，将建设后的服务设施及其他实体建筑纳入到社会公共服务当中，更好的营造社会主义文明氛围，实现国家治理目标。
四、财政基础理论与社会主义法治
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构建当中，可以看出国家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活动中的各个环节都处于法治管理当中，在其活动中体现的是法律规范以及相关行为准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框架中，法治体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我们党已将依法治国这一理念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并且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保障人民生活及国家运作长治久安。因此，将财政作为我国国家治理框架的基础部分，同样需要受到法治内容的限制。但当前我国有关于财政方面的法律法规仍存在不完善之处，相关工作人员对于财政的法制观念并不理解，在此种情况下应努力完善社会主义法制体系，将财政发展的方方面面纳入到法治社会的框架中，并且规范相关工作人员的财政活动，对其进行法治教育，了解到财政对国家治理以及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以填补当前财政法制中的空缺。
五、税务制度的法治规范
有关于税务制度的法制规范有三点。其一是将财政状况作为法治的出发点。政府及相关部门在针对财政状况进行相关活动时，要详细记录财政收入的来源以及财政支出的去处，构建合理动态的财政收支管制，在法治规范的基础上，规范各个部门工作人员的财政活动，必须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进行。其二是有关于财政预算方面，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针对财政支出进行合理预算，从民生入手，真正做到财政收入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其三是有关于政府财政的公开性，应将其各个部门的资金使用状况进行公开，做到权利由民监督，避免以权换钱事件的发生。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国家治理体系开始围绕着经济发展中的财政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变，在财政基础理论中，主要指出了财政在我国国家治理中占有重要位置，其具体情况与税务制度息息相关。此外，有关于税务的相关改革是我国各个方面改革的结合点，从税务进行改革可以直接影响到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将财政作为首先需要控制的方面进行建设，可以全面推进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发展。
参考文献：
③王沪宁：《行政生态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70页。
④郑言，李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2期，第5～12页。
中图分类号：G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6）10-0027-02
一、引 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国家治理”一词，也由此推动了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深入研究。在《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一文中，权威界定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
出版业是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能否健康稳健的发展，能否代表中国核心价值体系将决定着整个中国文化产业能否做大做强，能否实现大发展大繁荣，能否发挥上层建筑的作用促进国家经济振兴。完善出版业治理体系，提升出版业治理水平，这是出版业市场化过程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进一步厘清出版业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建构目标对出版业发展至关重要。而对行业价值理念和建构目标的模糊认知势必会削弱文化产业现代化的发展，阻滞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因此，洞查与明晰出版业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建构目标势在必行，这也是加强和创新出版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发展的价值理念
1.出版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工程
国家治理现代化发展是出版业现代化发展的宏观环境，其为出版业发展提供了背景支持，也对出版业发展提出了期许与要求，这就是需要出版业创新发展模式、提升治理能力，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发展。
出版业市场化推进改变了传统出版的结构，推动了文化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在出版业发展的过程中摸索和总结出了许多有益的形式，如推动出版机构转企改制、组建出版集团、推进产权制度改革，出版业产业链内部的出版、印刷、发行企业重组频繁，出版业跨地区、跨媒体、跨所有制、跨行业发展成燎原之势[1]。这些都是出版业治理过程中可借鉴的实践成果和有益的模式。这些创新性的出版治理模式和方法，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力量，组合了不同部门的资源，使出版业的发展规模和发展质量都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为了完善出版业行业治理，推进文化产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就要不断地拓展出版业治理的实践空间、制度空间和体制空间。
2.出版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是促进出版业市场化进程和文化产业现代化发展的客观需要
传统出版业的社会结构、体制会随着出版业的市场化发展和文化产业实现现代化转型而发生重大变化。因而，为适应现代出版业发展，就迫切需要构建一种稳定协调、规范有效的管理模式。要实现出版业治理模式的创新，推动出版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就要一切以出版行业的发展实际为出发点，一方面要以文化产业市场化的客观情况为依托，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社会发展中传统文化的渗透与影响，更为重要的是还要顺应广大出版从业者和出版受众的期盼和实际需求。
以出版单位为主体建立起来的制度体制是现代出版业治理模式的主要特征，而市场化是出版业治理模式的基本精神，任何出版业现代化治理的模式都必须遵循充分尊重和发挥出版单位市场化进程趋势的原则。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提升出版业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与治理能力，关键在于以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背景为依托，顺势适应，构建具备现代治理特色、符合现代治理要求的体制机制，推进出版业稳固和谐发展。
3.出版业治理的现代化发展是有效解决出版业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的重点工程
加强出版业的治理是既有历史遗留的原因，也是现实发展的需要，特别是随着出版产业市场化发展进程的不断推进，出版行业出现了复杂的情况和全新的局面。造成出版业现代化发展不顺畅的主要原因是出版业的发展路径与现实的困境产生脱节，而创新出版行业治理体制机制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出路，以此来解决广大群众日益增加的对出版文化管理的诉求而实际出版行业治理层次不高的现实困境。当前适逢出版业市场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对出版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要依靠体制运行模式的创新、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发展、传统思路的突破来加以解决，以一种更加广泛、更加开阔的顺应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思维去指导实践发展。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发展必须要以出版业治理的现行体制和固有制度为基本，认知并协调好出版业治理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构建三者关系，完善出版业治理结构，健全出版业治理组织，实现出版业现代化进程与文化产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系构建三者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发展的建构目标
1.基本目标：规范发展
制度是以一定价值目标、规范利益分配而对利益主体制定的具有强制性和约束性的文件[2]。规范出版业行业发展靠制度，决定出版业长期稳定、持续提升的绩效也要靠制度。处于全媒体时代、全球化发展之中的中国出版业要实现大发展大繁荣，必须依形势建立新的制度，实现出版业规范治理，这也是出版业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目标。规范、高效的出版业现代化企业制度与国家特性相符合，并与一国的市场体系、制度构建及社会文化背景相协调，能极大促进文化与经济发展。
出版业规范式治理是实现出版业治理的有序化，构建一个规范性的运行结构，这样就既体现现代社会发展的基本理念，又符合出版业的行业实际。出版业的规范化发展对出版业治理现代化发展至关重要。规范式的出版业治理体制要通过完善行业制度与法律，树立国家引导、规范出版产业发展的权威力，保障出版单位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全面实现，维护与满足最广大出版受众的阅读需求，实现规范、开放、高效的出版业发展局面。
2.价值目标：开放发展
市场化发展的深入，推动了出版业经营模式的根本转变，由主要面向国内的事业单位经营模式转型为面向国际、国内的开放型经营模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阈下，出版业要积极促进全国出版市场的统一，打破出版业所有制壁垒，推动不同类型所有制出版单位相互间的交流与合作，共促出版业大发展。此外，还要积极促进出版业与其他行业间的合作，实现出版集团的“五跨”式发展――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3]。将出版业“引进来”与“走出去”的举措相结合实施，推动出版业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国际出版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2012年，新闻出版总署《关于加快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的若干意见》，把国际化确立为我国出版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方向[4]。
出版业开放式治理就是构建一个开放化的治理运行结构，使得治理既促进国内出版业发展，又顺应国际出版业的开放大势。只有强调治理过程的开放有序才能实现出版业国际化发展趋势，促进文化产业的国际交流与融合。在出版业开放式治理过程中，要不断完善开放治理的体制，提高开放治理能力，规范开放治理的秩序，扩大开放治理的外延，提高出版受众对开放治理的参与度，中国出版业才能沿着市场化、国际化、集团化的改革方向奋勇前行，与国际业界共同发展。
3.动力目标：创新发展
与一般的企业一样，出版企业也有对创新的诉求，且更为迫切。这一方面是由出版的本质决定的，出版的本质即是对文化的一种选择、优化和创新；另一方面出版企业是创意型企业，促进企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即是以创新谋求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当前新媒体时代如火如荼的发展，新的阅读载体、阅读体验相伴而生，这些对出版格局和生态的影响重大而深远，也对出版业创新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和更高要求。有学者认为：创新问题是当代出版业的强烈诉求，创新匮乏是当代出版业的不争事实[5]。出版业治理现代化要求一方面积极地顺应出版业的创新，另一方面为更好地促进出版业创新而谋求发展路径，因此，创新发展即是出版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动力目标。
出版业创新式治理就是不断推动出版业创新，既要尊重出版行业发展固有的规律，肯定出版业已有发展方式的积极作用，又要依时势创新出版业治理，助力出版业突破资源禀赋和创新能力的限制，实现出版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出版业的国际化发展。在出版业创新式治理中，着力对出版体制、出版思维、出版人才培养等方面加强创新，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出版版权的保驾护航作用，全力提高出版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展。
4.效益目标：“双赢”发展
出版的文化产业性质决定了其要以提高国家整体文化实力、提高公民文化素养为发展目标，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社会效益是出版业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出版单位发展的立身之本。在社会效益满足的前提下，出版业发展还要追求经济效益。出版业市场化发展是必然趋势，经济效益能否最终实现也是检验出版产品是否顺应市场趋势、迎合读者需求的有效标杆。而经济高收益、高效率回馈也为进一步做大做强出版业、创作更加丰厚的精神食粮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双赢”发展即是出版业治理现代化发展的效益目标。
出版业“双赢”式治理就是在出版业现代化治理中，要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同实现的目标，提高治理能力促进两种效益共同实现，并能推动两者相互促进，互惠共赢。而任何片面追求一方而忽略另一方的出版行为，都是不利于出版业长期健康发展的。
参考文献：
[1] 陈金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政策基本特征与趋势分析[J].出版广角，2016（6）：60-61.
[2] David Easton.A Framework for Polictical Analysis[M].NJ：Prentice -Hall，1965.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党对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治国理政理念的创新与发展。“中国社会治理的现代化改革，将是一个价值导向调整优先于治理技术革新的过程。只有深刻把握了这一原则，治理现代化才能够从社会中获得不竭的动力支持。”[1]国家治理现代化从理论层面来说，就是对国家治理这一价值取向重新审视与解构的过程。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的首要价值一样。”[2]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推动公平的社会环境的营造，促进正义的社会制度的形成，公平正义必然也是公权力机关运行所应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
国家治理在不同的阶段应该有不同的主题。如果说改革开放的前期，我们的价值目标更多的是倾向于“效率”，即要解决好“做大蛋糕”的问题； 那时至今日应该重点解决“公正”，即“分好蛋糕”的问题。我国已经迈入工业化中后期，即进入了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期，与之相适应的国家治理上所追求的核心价值目标，不应只是通过让市场来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更为重要的是要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实现公平正义。对于“效率优先”所带来的两极分化、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要通过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注入公平正义的改革因子，形成公平正义的国家制度体系，弥合市场运行中的差别和差异不至于演化为巨大的差距，从而使社会公平正义得到根本保障，这就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价值目标。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标准
衡量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变革成功与否，有两个重要的指标，即法治与民主。所谓法治，并非简单的实施法律，其根本意蕴在与社会大众脑海中能否根植“规则的意识”。所谓民主，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多数赞成”，其现代意蕴在于能否在公共事务处理上具备“协商的意识”。
当今中国法治不彰的突出表现就是人治意识浓厚，法治缺失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公权力扩张、腐化，规则、法纪成了权力肆意摆弄的玩偶，一边说按章办事，一边又强调要灵活通融，致使民众的私权利惨遭践踏，得不到基本的保障，社会缺乏自我发育的空间，市场经济羸弱，归根结底是规则的缺失，社会的运作逻辑是权力逻辑而非规则逻辑。
与法治建设不足相伴的是民主进程乏力。“民主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特征，是区别于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根本所在。”[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发展总体上依然是“权威”思维的主导，普通民众对各种国家与社会事务并未有效的参与，尤其在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政府往往享有极大的权限，与广大民众没有进行充分的沟通协商的情形下，政策以高效率出台，而政策后果却由民众买单。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必须要让公民是成为社会和国家的真正主人； 必须实现公民对政治权力运行过程的切实监督。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价值标准来衡量，当前中国推进政治现代化的路径，就是要用完善依法公权力行使的同时，尊重公民权利要求，让私人权利诉求表达有常规的渠道。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会面临诸多的价值选择，可以抽象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定位问题。三者之间并非是那样的界限分明，三者之间关系的交织注定了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需要直面价值选择的困境。
当中国在由市场经济意识极度匮乏迈向市场经济高度发达时，直接利益驱动支配下效率优先的市场意识确实极大释放和激发了生产力。但单纯的市场自发秩序更倾向于马太效应式的分配机制，国家经济总量在增长，但普罗大众却认为自己的收益却在减少，这说明单纯依靠市场利益驱动的做法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其价值逆转点。当政府以完善市场机制姿态出现时，并非必然意味着整个国家就走上了现代化转型的康庄大道。承认“市场失灵”并不是将经济运行全部交由政府管制，因为公权力同样存在逐利行为，极易演化为社会的价值异化，最终吞噬制度规范甚至于市场本身。
当前中国国家治理所面临的政府权威的消解、市场经济畸形以及社会成长乏力这三大问题，用“维稳悖论”一词最能囊括其中的矛盾纠结。政府习惯用行政化的压制办法，通过刚性指标的考核最终实现维稳的目的。于是，各级政府以硬性指标要求在社会问题方面注重杜绝上访，在经济发展方面强调GDP，最终形成“刚性的稳定”，整而国家缺乏发展的可持续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其实质还是要协调发展、改革与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我国的改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体制改革相对迟缓，整个国家处于一种非均衡式的增长状态。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树立新的战略思维，谋求向整体的、均衡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转型，打造廉洁、清明和民主法治的政治体系，塑造开放、透明和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以及形成自治、包容和充满活力的社会秩序。
参考文献：
国家治理这个理念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这一概念对于解决我国转型期、现代化建设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其中提到的国家治理体系是指能够让权力在制度下运行，进一步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更好地实现公平公正平等的价值理念。这个体系体现了民主政治的优势和特点，在国家治理体系的运行中，公权力必然是遵循民主规律的，而私权利一定是受到保护和保障的，政府、公民、社会之间的界限是非常清晰的，它是一个法治的治理体系，受法律的约束和保护，它包括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市场治理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整体的、动态的、协调的运行体系，也是现代国家政治的集中表现。人类的政治文明发展之路是从人治到法治、从专制到民主、从神秘到透明、从集权到分权、从管理到服务、从统治到治理，每一个变化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每一个变化也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历程。国家治理体系既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顺应历史潮流、契合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可以说，现代化国家治理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和必然要求。
二、推动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具体要求
推动现代化国家治理，在思维方式上也要进行革新，只有这样，才能在国家治理中探索出改革的路径。
（一）解放思想，大胆革新，推动现代化国家治理
思想的解放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新的思想不断超越落后的思想，不断学习和借鉴，才能摈弃过去落后的思想观念，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经济政治发展大局。在推酉执国家治理的进程中，必然会触及既定利益者和保守力量，遭到其反对和抵制，但这些都是一种考验，需要用新思想和新理念来转变自己的思维固式，要有勇气和信心，站在人们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找到方法，避免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出现，对有利于实现公平正义和社会发展的方式方法，就要大胆尝试，“敢为人先”。要有负责人的态度和精神，拿出勇气和智慧，遵循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积极主动探索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多种实践方式。
（二）在现有民主法治的基础上，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原有的民主主要是指我国的国体：政治制度和宪法法律等法律制度，要在原有的民主基础上，使制度更加规范化，与时展更加契合，让这些制度上的民主走向国家治理的实践，让民主在实践中得到充分的体现，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
成立了县发展和改革局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要求各股室要充分认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支持社会治理工作，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支持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政治责任。
二是认真贯彻落实州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联系会议办公室工作要求
及时指导县委编办、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县总工会统一代码问题数据纠错工作。
三是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开工作
9月，我县在州信用体系建设平台规范填报行政许可（法人）3条、行政处罚（自然人）15条。今年来累计填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622条。
现代政府必须是廉洁政府，是法治政府。廉洁是公信力的基石，法治是廉洁的根本保证。一方面要加强制度建设，用制度管权、管钱、管人，真正形成不能贪、不敢贪的反腐机制；另一方面，办任何事情都不能超出法律范围，法律的约束应如影随形。
建设现代政府，就是要把政府工作重点转到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政府职能。凡不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束缚、法律架构和思想观念，都将是深化改革的对象。
改政风是国家治理的首要任务。这首先意味着要破除一些妨碍改革发展的思维定式。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很多地方的干部深感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够用。可是，在怎么改、怎么完善的问题上，一些人、一些地方却习惯于“刻舟求剑”。见到他人的好东西，不问是否为现代国家治理所必需，只打着民族特色的旗号，拒绝改变；原则上讲改革，现实中要么等待观望、不愿先行先试，要么对中央精神一知半解、断章取义；面对一些应该改的、能够改的“老问题”，中央催一催、民众推一推，才动一动，否则就“挂空档”、改改停停。
具体来说，可以将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成因总结为以下四方面。
由于重视程度不够，加之农村现代化的特点以及农村环境污染的特点，导致目前的环境管理体系及农技推广体系难以应对污染问题。
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二是居民在空间分布上迅速集中。
工业优先增长和依托工业的现代化农业快速发展，使农村的产业结构从自然和谐型转变成自然危害型，农村原有的具有强大环境自净能力的自然循环被破坏；居民集中使得原本可以自然消纳的生活污染物因超出环境自净能力成害。
不仅如此，农村的各类环境污染也呈现出与城市污染迥异的特点。以农业生产导致的面源污染为例，其具有三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排放主体的分散性和隐蔽性。与点源污染的集中性相反，面源污染具有分散性的特征，它随流域内土地利用状况、地形地貌、水文特征、气候、天气等的不同而具有空间异质性和时间上的不均匀性。二是随机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农作物的生产会受到自然的影响（天气等），因为降雨量的大小和密度、温度、湿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化学制品（农药、化肥等）对水体的污染情况。三是不易监测性。这是指对面源污染的管理存在成本过高，只能对受害地监测，很难监控排污源等情况。
我国的环境管理体系是建立在城市和重要点源污染防治上的，对农村污染及其特点重视不够，加之农村环境治理体系的发展滞后于农村现代化进程，导致其在解决农村环境问题上不仅力量薄弱而且适用性不强。目前，我国的农村环境管理体系呈现以下特点：环境立法缺位、农村环境管理机构匮乏、环境保护职责权限分割并与污染的性质不匹配、基本没有形成环境监测和统计工作体系。我国目前的诸多环境法规，如《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等，对农村环境管理和污染治理的具体困难考虑不够。例如，目前对污染物排放实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只对点源污染的控制有效，对解决面源污染问题的意义不大；对诸多小型企业的污染监控，也由于成本过高而难以实现。而未建立农业和农村自然资源核算制度。资源家底不清，对自然这样的利用动态缺乏真实的了解，不能不是我国生态环境趋于恶化的一个基本原因。
另外，农业技术的选择缺乏环境政策制约机制，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几乎失效：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农业技术服务体系改革是以减少农技推广经费和鼓励自我创收为特点的。由于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拨款，农技推广系统不得不从事与业务无关的经营活动以获取收入，包括卖化肥和农药等。由于激励不相容，导致一些推广人员对指导农民提高农药和化肥使用效率缺乏积极性，以致化肥、农药不合理施用情况一直在加剧。
财政渠道的资金来源不够，导致污染治理不力。
必须注意到，城乡分治战略使城市和农村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象。具体到环保领域，主要指城乡地区在获取资源、利益与承担环保责任上严重不协调。长期以来，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城市环境污染向农村扩散，而农村从财政渠道却几乎得不到污染治理和环境管理能力建设资金，也难以申请到用于专项治理的排污费。由于农村土地等资源产权关系不明晰，致使农村的环境资源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造成几乎没有有效的经济手段，对农业生产中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的部分给予一定补偿，对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的部分收取一定费用，实际上鼓励了农村居民采用掠夺式生产方式。2003年后执行的新的排污费制度在集中使用上仍然没有考虑农村污染的治理。
由于环境保护尤其农村环境保护本身是一项公共事业，属于责任主体难以判别或责任主体太多、公益性很强、没有投资回报或投资回报率较小的领域，对社会资金缺乏吸引力，政府必须发挥主导投资作用。尽管国际上各种市场化的实践很活跃，但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不发挥主导投资责任和作用。由于政府缺位，导致在农村聚居点的污染治理设施建设上存在一种悖论：根据亚当?斯密的“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理论，可以推出“市场大小决定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基础设施市场化建设和运营的最小规模”。农村聚居点和小城镇由于单体市场规模小，其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行难以进行市场化运作，因而必须依赖财政资金。而乡镇和村一级行政组织普遍财源不够，连应付生产性基础设施建设都不够，更难以估计污染治理基础设施。这种悖论造成了农村聚居点污染日趋严重并将继续严重。新晨
扶持措施不力，导致农村污染治理的市场化机制难以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