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空不能产生伟大的精神。有19个很棒的 不断的 线 具有 这个 5000 年 壮观的 文化 属于 这个 中国人 国家 和 是 扎根的 在里面 这个 肥沃的 土壤 属于 中国人 传统的 文化。 像 这个 果心 属于 中国人 传统的 儒家文化 文化 演奏 一 重要的 角色 在里面 这个 育种 属于 这个 精神 属于 对抗 这个 新冠病毒－19 流行病。 儒家的 文化 是 一 重要的 文化的 来源 属于 这个 精神 属于 对抗 这个 新冠病毒－19 流行病 有 这个 起源 属于 这个 儒家的 思想 属于 仁慈、家庭 和 国家、正义 和 兴趣、科学精神和和谐，突出了建构主义文化的史诗价值。
-19史诗。计算新冠病毒-19史诗的精神。Confucian culture。史诗般的价值。
2013年9月26日，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和提名奖得主时强调：精神的力量是无限的，道德的力量也是无限的。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孕育了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崇高的价值追求。”[1]（P158）在新一轮冠冕堂皇的新时期，中国人培育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的抗战斗争，是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在新时期和中华文明实践中充分体现出来的，其抗疫精神与“5”接连不断。000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孕育了一年灿烂的文化。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防疫精神的培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是防疫精神生成的重要文化源泉，防疫精神继承了儒家文化的精髓，彰显了儒家文化的价值。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由
在2020年9月8日举行。精辟概括了防疫精神的内涵,即生命至上,民族同心,生与死,科学受尊重,命运共享。2）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始终把人民性作为执政理念的根本特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人为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保障人民的生命健康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把生命第一作为基本理念。生命第一的理念体现在防疫斗争的各个方面。这体现在汉鄂通道的关闭、前所未有的严格控制以及不惜一切代价对患者的治疗上。从新生儿到100多岁的人，从在华留学生到在华外籍人员，每一条生命都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在这场伟大的防疫斗争中，“人民”的内涵得到了更深刻的解释。它不是抽象的、个别的，而是具体的、完整的。这是党以人为本价值追求的充分体现。
。第一，全国的团结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团结。这种团结精神深深地体现在中国14亿人民的团结和团结中在与流行病的斗争中。新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本草纲要扩大了对湖北等严重地区的援助。社会各界都向湖北捐款，无数医务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自愿奔赴湖北的第一线。全国各行各业人民团结奋斗，在防疫战场上发动了人民战争。第二，全国统一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高山体系的显著优势。衡量一个国家制度的成功与优越性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它能否指挥人民应对重大危机的挑战。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系具有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整体协调能力和实施能力。能够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办急事的独特优势。这场防疫斗争充分显示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越性。第三，全国的团结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始终得到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支持。这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以一个声音作出回应，领导中国人民共同努力抗击艾滋病的最重要原因。党中央大学的坚强领导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抗击艾滋病的绝对前提。
。一是勇于承担责任,不投靠,不牺牲自己的精神。面对严峻的疫情，广大党员、干部、医务工作者、公安民警社会志愿者毫不犹豫地走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勇于承担责任，捍卫土壤，履行责任。正是这种无畏的精神,使凶猛异常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并很快取得决定性胜利。第二，奉献不计得失，不怕牺牲。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人类自二十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传染病之一。与这一流行病作斗争意味着它有感染甚至牺牲的危险。中国行动小说科罗娜啤酒肺炎“白皮书”显示，近400名党员、干部和130余名公安民警和辅警当席死亡。2000多名医务人员被诊断出感染，数十人因公死亡3这些“逆行英雄”无私无畏，展现了防疫精神最灿烂的精神底蕴。三是不屈不挠,敢于胜利的战斗精神。面对一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严重的传染病，中国人民无所畏惧，开展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党员干部带头,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医务人员日夜辛勤工作，全力以赴治疗确诊的病人。科研人员顽强工作，日夜进行药物研发和疫苗试验。在这场伟大的防疫斗争中，中国每一个防疫战场都体现着不屈不挠、百战百胜的战斗精神。
。首先,尊重科学,是指在防疫工作中信仰科学,尊重科学规律,依靠科学的指导思想。在这场浩瀚的防疫战争中，我们取得了胜利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这种精神。没有科学思想的指导，就不可能实现科学决策、科学部署和准确执行政策。如果不遵循科学规律，科学研究和开发不严谨、不现实，就不会有有效的科学治疗和科学保护。其次，尊重科学反映了求真务实的态度。严峻的流行病不能容忍任何欺诈行为。从制定最严格,高效,透明的信息制度,到颁布法律惩治妨碍防疫的违法犯罪,到有效惩治渎职,散布疫情谣言等违法行为,，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求真务实的严守态度。第三，尊重科学体现了发展和创新的实践性。尊重科学,不仅需要我们相信和依靠科学,也需要我们开拓创新。疫苗和核酸检测试剂研发、大数据跟踪追溯、卫生代码识别、区域和层级差异化防控，有序推进复工生产是中国人民开拓创新智慧的结晶。首先，命运与和谐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努力、热爱和平的道德责任。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重视“忠实、睦邻、协和万邦”的生活方式，倡导“大道不孤、天下为公”的正义理念。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情，党和政府不仅全力保障中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而且坚持“天下一家”的理念，全力参与全球防疫这一行动体现了《为世界谋大同》的大国责任精神和与世界人民共同努力的真诚愿望。其次，命运与共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生动诠释。病毒新冠状病毒肺炎是人类共同的敌人。防治艾滋病的斗争需要所有国家合作和共同努力。面对全球疫情，中国政府毫无保留地协助有关国家和地区组织抗击疫情：主动对外通报疫情信息，并在第一时间公布诊疗计划和防控计划。在自身疫情防控的巨大压力下，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了两批总额5000万美元的现金兑换援助，向32个国家派出了34个医疗专家组，向150个国家和4个国际组织提供了283批防疫援助，提供防疫材料并出口到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这是中国以实际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有力实践。防疫斗争的伟大实践再次证明，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建设更加繁荣、更加美好世界的正确途径。
。它总是有其相应的文化渊源和精神语境。《抗疫精神》的历史底蕴是博大精深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的不断成长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机遇抚养“[1]（P164）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特别是以高山文化为核心的，是《抗疫精神》的重要文化渊源。”《抗疫精神》“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仁爱思想、家庭国家观、义利观、科学精神和和谐思想，赋予了它时代特征，充分展示了儒家文化的精神遗产。“仁”是儒家道德思想的核心。儒家认为“仁”是生活的基础，“仁者，爱人”（Mencius离娄下）是其基本原则。首先，儒家相信“仁者，爱人”是对世界上所有生物和所有人的爱。至于仁爱，孔子曾提出“博施是为人民准备的，可以到达济众”（论语雍也）和“泛爱众”（论语学而）。韩愈明确提出了“蒂凡尼早餐”的概念，认为“博爱之谓仁”（韩昌黎集·原道）。儒家眼中的“仁爱”是对每个人的普遍热爱，反映了人道主义的“真爱”感觉。第二，儒家认为，为了实现“仁者，爱人”，我们必须尊重和肯定人的尊严和价值。在人类尊严体系中，生命尊严是最重要、最基本的尊严。个体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是社会形成和人类文明产生的前提。生命的价值是最宝贵的。文明社会发展的最高价值目标是实现人的幸福生存。基于此，儒家主张以积极的方式加入WTO，并将解决“人事”问题作为一项重要责任。孔子曰：“务民的意义”（论语述而）孔子主张远离鬼神，认为最重要的是解决“人事”，即人们需要的东西。显然，这意味着“人”“是一切活动的中心，或者说所有人的活动都是围绕着人的生存和幸福进行的。儒家的仁爱理论可以说是古代的人本主义。我们党继承了儒家仁爱思想中蕴含的以人为本的再生思想。在防疫斗争中，我们党本着以人为本、生命第一的宗旨，不惜一切代价对待每一个病人，这是儒家仁爱思想的时代体现。
。在逐步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家庭与国家概念。首先，儒家认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国家是家庭的放大，家庭和国家是同构的，也就是说，家和国家有着相似的结构。Mencius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世界的根基在于国家，国家的根基在于祖国。”（Mencius Aesop寓言）儒家认为“亲亲”与“尊尊”是重合的，孝道是忠贞和宽恕的基础。在家孝敬父母与在家忠于国家相互呼应、相互融合。在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亲情家庭观念是整个社会伦理的基础。“仁”以亲情之爱为中心，像涟漪一样荡漾，并从近到远逐渐扩展到更大的伦理范围。亲情之爱是实现仁爱的基础，仁政是亲情的放大。因此,第二，儒家认为家庭和国家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一方面，家庭的繁荣是昌隆民族运动的基础：“一个家庭是仁慈的，一个国家是兴仁的。”（礼记-大学）。另一方面，国家的混乱将导致家庭的分裂：“一国陷入混乱，没有家。”（吕氏春秋-谕大）儒家思想认为家庭和国家是不可分割的，这种家庭和国家的观念深刻地影响和激发了中华民族的爱国情怀，激励了中国人民为国家的昌盛和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儒家有义利观，义利观以义为先，以义为基础，相信区分绅士的关键n和恶棍在于他们对正义和利益的态度。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和“君子喻于义，恶棍被比作利润”（论语里仁）因此，无论如何，正义应该是第一位的，生死时刻也应该是第一位的。在生死问题上，儒家的态度是重生和憎恨死亡，但不是害怕和避免死亡，而是强调死亡是值得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放弃生命而选择死亡呢wer是：“害仁而不存，杀仁而成仁。”（图兰多·卫灵公）当生命和仁无法平衡时，我们应该放弃生命而选择仁。几千年来，正义和利益的概念儒家对勒班很重要。儒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鼓励中国人民将个人价值观的实现融入国家整体命运的兴衰之中，坚持把国家的整体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前。正因为如此，中华民族才能渡过难关，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今天,面对抗击疫情的生死考验,儒家义利观被中国人民冷静践行:无数"逆行英雄"冒着感染甚至死亡的风险,主动申请到抗击疫情的第一线,，这不仅是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价值观的深刻体现，也是对儒家正义和利益理念的最佳继承。
。事实上，儒家经典不仅包含了大量的科学技术知识，还包含着深刻的科学精神。首先，儒家文化提倡求真和质疑。科学精神是探索客观规律、追求真理的精神，“求真”是其应有的含义。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道，不知道。”（论语·为政）在学习中，我们必须实事求是，从不假装理解，这是求真精神的必然要求。真理总是在一定的范围和限度内，以相对真理的形式存在。因此，应该允许质疑和批评。可以看出，为了实现“求真”，我们必须敢于质疑。孔子曰：“一个绅士什么都不知道，盖阙如也是。”（论语子路）一个绅士应该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他不知道的事情。孔子还说：“善待你的老师。”（《论语》卫灵公）他主张在学习中，你要敢于质疑和挑战传统，不能盲目赞同现有的观点。儒家文化所蕴含的求真、质疑精神对中国古代科学家产生了深刻影响，促使他们形成了求实、批判、怀疑的研究态度，推动了中国古代科学的发展与进步。其次，儒家文化的实践品格蕴含着强烈的经验主义精神。《论语》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它包含“子以四教：文学、行为、忠诚和信仰”（论语·述而），强调躬行践履。孔子反对说得太多，也反对说得太多。他认为《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和绅士应该是《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注重实践,注重实践,坚持用实际结果验证结论,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儒家文化的实践性与现代科学研究所尊重示范的学术态度不谋而合，是科学精神的深刻体现。第三，儒家文化蕴含着深刻的创新精神。《礼之用，和为贵》包含：“易、贫、变、变则通，总的规则是长的。”《礼记·蒂凡尼早餐》则曰：“苟日新，日日新。”总之，儒家相信只有创新，与时俱进，事物才能发展。在这场防疫斗争中，我们在药物筛选、疫苗研发和药物配方方面是正确的防疫策略与策略“尊重科学”概念的有力诠释是对儒家文化中崇尚真理、注重实践和创新的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展示。儒家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和谐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倡导“天人合一”孔子曰：“没有轮廓的鱼就是弋不射宿。”（《论语·述而》）他提倡控制欲望，不要过度利用自然。孟子提出了《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上）和《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强调自然的改造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上述观点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和合”机制。其次，它提倡人际关系的和谐和“贵和尚中”。儒家认为，“和谐”的实现需要依靠“仁”。“孝也是仁的基础。”（《本草纲要》）“仁”的实现需要从对亲情的热爱和对家庭的热爱展开，儒家认为“礼”也是实现“和谐”的重要手段，即《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礼”是一种外在的社会规范，“仁”是人的内在道德情感，“礼”只有根植于“仁”中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只有“仁”与“礼”相结合，才能实现“和”。孔子虽主张“和”他反对一种无原则的“和谐”妥协：“君子和而不同，坏人都是一样的，但不是一样的同样。”（论语）·子路）孔子也提出了“允执其中”（尧曰论语）和“过犹不及”（先进论语），认为事情应该是温和的，而不是极端的。总之，儒家主张中和的方式，主张“仁”的结合与“礼”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第三，儒家倡导国家间关系“友好睦邻、忠实睦邻”。“尚书-尧典”说：“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他们相信，如果所有官员都清楚并遵守他们的职责，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可以和谐相处。礼记礼运提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并以“讲信修睦”为基本行为准则。这些都是儒家“一国一家、和谐”思想的根本体现。总之，
的和谐精神充分体现在中华民族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上。这种精神深深地印在中华民族最深处的心中。新冠状病毒肺炎爆发后，党和政府不仅做好了国内防疫工作，而且坚持了“天下一家”理念，为全球防疫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制定并颁布了全面禁止非法买卖和食用野生动物的法律。这是新时代儒家和谐的体现。
。中国所谓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在很大意义上是指儒家文化，儒学成立时，被称为“显学”。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东正教地位确立，成为“国家意识”和“官学”，在古代中国的政治和精神生活中起着主导和支配作用。儒家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根植于每个民族成员的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其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行为。儒家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和“灵魂”。
·指出：“对于历史和文化，特别是我们祖先继承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我们应该坚持古为今用的原则，推陈出新，区别对待，扬弃继承。”，我们应该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儒家文化。从根本上说，儒家文化是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主要功能是维护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是一种古老的文化形式。不可避免地，有一些与现代社会生活不相容的因素。例如，儒家文化强调纲常名教、尊重、自卑、高贵、重义务轻权利、重礼仪轻法律、重私人道德轻公共道德的观念，并且有压制人性和遵循旧方式的倾向。这些消极的观念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必须抛弃。任何一种思想文化都是时代的产物，它的兴衰取决于它是否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儒家文化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取决于它能否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能否实现时代的转型。一种文化之所以被称为先进文化，是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自我更新能力和很大的开放性。为了充分发挥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我们必须对其进行修正，消除非理性因素，与现代文明形成良好的联系，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其进行修正。只有这样，儒家文化才能与时俱进，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培育提供强大的动力源泉。从儒家文化的发展过程来看，它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适应性。它不断地与其他文化交流，吸收其积极因素，这是它能保持几千年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无论是对宋代佛教对儒家文化影响的成功回应和解决，还是康有为等人在近代西方文化挑战下提出的托古改制，还是现代新儒家提出的援西入儒对儒学的改造，它们都在吸收系统外的文化营养。儒家文化一直对“海纳百川”有着广泛的认识。我相信它将继续吸收世界文化的先进因素,经受住时代的考验,成功地实现时代的转型,在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在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1]中央宣传部大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外文局中央文献研究室。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二、“秩序”之体味
中国传统美术创作注重“理”与“法”的规律性，映射出传统儒家文化遵从秩序性的理念。南齐谢赫有“穷理尽性”之说，指出绘画要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北宋苏轼提出“常理”的理论，指出一切事物均有“常理”。在其所著《净因院画记》对文同的评价中说“与可之于竹石枯木，真可为得其理者也”，强调在绘画创作中贵在抓住“常理”这一事物的本质规律。因此，在中国传统山水画的创作中，艺术家贵在对山水进行提炼、概括、综合，“搜集奇峰打草稿”，才能得山水之本质规律，而不仅仅是机械地描摹山水的外在形貌。“法”侧重指艺术创作的法则规律性，如中国绘画中总结的线描技法“十八描”，山水画中讲求的山石的各种皴法，写意花鸟画中对笔墨性能的掌握和运用等。明代石涛在其所著《苦瓜和尚画语录》中对“理”与“法”进行了概括和比较，他说“画之理，笔之法，不过天地之质与饰也”。可见，中国传统绘画别注重艺术规律的总结与艺术创作的法则和秩序性。中国传统美术创作在遵从“理”与“法”的规律下，强调主体在绘画不同阶段、不同层级的内在体验，艺术家在绘画过程中参透了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嗅觉全方位的感知和体验，只有在绘画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主体情感的满足，才能实现艺术的真正价值。因此，中国美术教育通过对中国传统美术规律性的认识以及强调主体在绘画过程中价值实现的理念，传承了儒家文化“秩序”的命题。
三、“向善”之情思
中国美术教育的道德教化是对传统儒家文化强调主体责任感的价值传承。美术的教育功能很早就被人们所认识，孔子对中国历史人物画的“劝善惩恶”功能进行了探讨，南朝齐谢赫指出绘画具有“明劝戒，著升沉”的作用，唐代张彦远“成教化，助人伦”明确地提出绘画的道德教化功能。汉代画像石中宣扬忠孝节义的封建伦理成为其重要的主题，如山东嘉祥县武梁祠画像石《闵子骞失棰》《老莱子娱亲》就是标榜封建道德和孝子的历史故事，河南南阳画像石《二桃杀三士》则是对义士的宣扬，而蒋兆和的《流民图》让受众在对受苦人群的目睹中产生对苦难的同情、对战争痛恨的情感共鸣。诸如此类包含道德教化意义的绘画实例举不胜举。所以，中国美术教育通过对包含道德教化内容的美术作品的创造、传播与接受，很好地传承了儒家文化“向善”的要求。同时，与传统的说教形式相比，中国美术教育使观者在对美术作品的视觉审美和直观感受中得到深刻的道德教化。
四、“成仁”之境界
中国美术教育修身怡性和注重主体精神品质提升的特点是对传统儒家文化“仁”的传承。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那么，什么是“仁”呢？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由此可见，“仁”是符合于社会秩序之“礼”的一种道德秉性，是一种主观的思想意识修养。既然是一种道德修养，通过主观的努力应该就可以达到。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由此可见，要想达“仁”取决于主体的意愿、自觉的要求和主观的修养。古人用“琴棋书画”来提高自身的修养，因为绘画可以净化人的心灵，启迪人的智慧，起到陶冶性情，发散思维的作用。北宋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明确提出绘画的修养论。唐代王维、宋代苏轼、米芾，以及元代赵孟頫等都是集文学家、画家、诗人、书法家于一身的大家，并且以他们为代表，在中国绘画史上出现了陶冶性情、自我锤炼的“文人画”流派。文人作画正如倪瓒所说的“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寥寥数笔用以写胸中之逸气，文人画将书法、文学和绘画结合为一体，绘画成为提高自身修养，抒发主观性情的一种方式。因此，美术教育在提高人的审美素质和自身修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认为，人的修养要从《诗》开始，要到艺术（乐）完成。由此可见，艺术教育在人的自我修身和整体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所以，中国美术教育通过绘画、书法、鉴赏等课程的开设，可以使学生得到精神品质的提升和主体素质的提高，从而在美术教育过程中传承儒家文化的思想。
五、“达礼”之本质
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性是对儒家文化强调艺术社会功能这一美学观点的传承。艺术教育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孔子认为“政治风俗的理想境界乃是一种审美的境界”2。由此可见，审美、艺术、社会和政治风俗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当代艺术的本质之一在于其“社会性”。中央美术学院徐冰教授是中国当代艺术家、实验艺术家和前卫艺术家的代表，同时他也是少有的被西方主流艺术界认可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之一。徐冰的代表作《析世鉴——天书》，他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创造了四千多个具有汉字结体特征的方块字。在这些无人能懂的“天书”中，他将中国传统汉字的“音、义、形”进行了分离，只保留其横竖撇捺的笔画形式及方块特征，而取消其所象征的内容及意义，这些“天书”打破了观众欣赏传统书法的惯性思维方式，将观者推向对传统书法及传统文化重新认识和再度思考的境地。在作品《艺术为人民》中，徐冰用中国的书法运笔和方块组合样式书写英文“ARTFORTHEPEOPLE”，使这一抽象性的视觉组合（天书）具有了可读性和释义性，显然这件作品是艺术家对当下中西方文化的互读与融合的一种尝试和思考。由此可见，当代艺术需要艺术家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和思考，创作出更具意义的艺术作品，从而从某种程度上传承了儒家文化对艺术社会功能的强调。作为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去关注我们的社会，使学生意识到只有生活和社会才是我们艺术的本源。同时，我们的美术教育不能仅停留在教室和校园内，还应该通过写生或艺术考察等方式让学生走向社会，关注社会，并用艺术的方式反映社会，使艺术真正来源于生活，反映社会“礼”之本质。
孔子的“以和为贵、仁者爱人”的儒家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儒学文化是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其舍生取义的道德情操，成为我们奋斗不止的精神动力。儒家倡导的“仁政”的治国观念，与当今主旋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一致。我们研究孔子儒家教育思想的目的是为了传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优秀教学理念，更好地为我国教育事业服务。儒家教育理念在语文教育中应用和创新，对促进我国语文教育的发展和培养更多的适应当代语文教师队伍和语文人才具有重大作用。我们应传承发扬孔子儒家教学理念，使其在语文教育中发挥作用。
一、语文教学要有针对性
就像我们找不到两片绝对相同的树叶，教师也不可能找到两个完全一样的学生。孔子曾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也”。儒家教学理念中的“因材施教”是值得我们广大语文教师借鉴和应用的，所谓因材施教就是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不同的教育策略。这种教学方法在我国语文教学中显得尤为突出，语文教学的因材施教主要体现在课堂教学计划上，针对每个学生的差异，培养学生成为具有不同文学才华的专才。同理我们的语文教学，对不同学生的教学内容应区别。教师面对专业级的学生时，教学方式应表现为专业和深度，这是与和普及大众语文赏析的教学难度有所差别。因此，语文教育的因材施教是体现在语文教育大纲上，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给予不同程度的教学内容，才能更好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才能更好地发挥学生潜在的机能。
二、语文教育中要达到教与学的统一
所谓教学就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统一，是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教学互动。在孔子的教学体系中，教与学的关系是一种互动、融洽和统一的关系，是在动态的交流过程中相互转换的过程。这是一个不断学习深化的过程，教学工作者应真正地做到在“教”中“学”，在“学”中“教”，老师与学生有着共同的学习目标。所以，在学习课堂中，教与学是一种师生之间双向作用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实现“教学相长”，在课堂上增加师生之间教与学的交流。我们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有很多需要活学活用的技法，是需要学生去亲自尝试，亲身体会才能学会的技能。理论知识是我们学习语文学科的基础，学生只有掌握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好地完成实践内容。在语文课堂上也许有很多语文理论的内容学习起来很枯燥，需要学生去反复记忆认真学习，作为教师，在教的过程中，也应发挥主观创作性，把枯燥的理论变为有趣的知识。所以说，在语文教育中，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双向统一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我们要多吸取儒家教学中的优秀理念，来充实到我们当代语文教学中，教师关注并正确处理好教与学之间的统一关系。
三、重视语文的心灵教育功能
语文具有强大的心灵感知力，美好的语文作品能够触动人们的内心深处，提高大众内在的精神境界，给人以美的享受和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乐施篇》记载：“乐也者，圣人之所以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这正是中国儒学思想在语文教育中的宗旨与升华。《论语》记载：“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儒家的语文美学观对中国传统语文的形成和现代语文的发展都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孔子不仅重视语文中所传达的美的感受，更重视语文中传达的善。孔子所指的善不仅体现在中国古时杰出圣贤的一言一行中，也表现在新生婴儿的纯净目光中。孔子曾把婴儿纯朴的心灵美比作他最敬爱的音乐。孔子所推崇的语文是达到善与美和谐统一的境界，语文是可以传达很深的精神内涵，这种语文能使人的心灵受到启示。“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由此可见，儒家文化“礼乐思想”的核心是礼乐中美与善升华达到和谐统一。孔子认为如果没有仁，那么礼乐就失去了本源的意义。礼乐思想是以人的内部修养为基础的，这种礼乐是一种高层次的直达人心，升华人们思想的乐章，这正体现了好的语文对大众的心理教育功能。古时儒家曾以礼乐教育为主，通过正统的礼乐教育，人们提高心灵境界并培养了理想健全的人格。孔子把育人作为语文教育的本源目标，来实现语文教育的目的。语文教师所从事的教育工作是一项艰巨的创造劳动，需要全面的知识、美学修养和职业奉献精神。语文教学中，教师不仅要做到传道授业解惑这一基本要求，在教学内容上还要关注升华学生的精神思想。
四、语文教育中也要关注教师的作用
教师对学生的主要教育方法是言教与身教，相比较而言，身教显得更为重要。《论语・子路》记载：“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这里孔子提到了身教与言教的辨证关系，强调了身教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在语文教学中，作为教师应正确处理好言教与身教的关系。博学是专精的基础，只有博学才能求精。语文教育中教师的素质体现在除了掌握本专业的文法、句法、诗歌、词汇、语文史论等扎实的语文专业外，教师还应对哲学、美学、教育心理学等文科也要有所了解。语文教师除了应做到对本专业深入研究还应了解其他知识作为课堂教学的补充，博学才能在语文教学中运用自如，才能改变单调的课堂教学形式，唤起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广泛兴趣。
结语
孔子的教育思想博大精深，我们在语文教育中应更多地应用和创新，无论是对儒学优秀教育思想的传承，还是对我国语文教育理论的完善，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当前某些高校教育在涉及传统儒家文化的教育上存在缺失等，导致某些大学生的思想行为需要修正的地方渐多。具体主要表现在这些方面：一是在责任感方面淡化较为明显；二是在考试上出现弄虚作假的现象；三是信用意识缺乏；四是与同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与教师之间的关系不够融洽；五是一旦遇到困难内心容易崩盘，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作为支撑；六是缺乏基本的自豪感，出现自卑、自傲及多疑等诸多问题。
大学生在综合素质等方面相对而言普遍较高，是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材，为此，其也被认为是国家及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这个层面来说，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及命运。基于此，在高校中加强儒家文化传承教育就显得非常重要，具体有以下这些方面的重要作用。
一、加强儒家文化传承教育，对提升大学生的品德修养非常有利。
文化涉及的内容非常多，其中就包括道德这个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而中国传统美德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及灵魂，也是我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支撑。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主要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强调这些道德规范，即做到忠孝仁爱及慎言敏行，同时强调严于律己及改过迁善等。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洗礼及变迁，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经典，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灵魂。为此，对于大学生而言，学习这些优良文化精髓，必然有助于提升其品德修养，由此可见，加大力度传承儒家文化非常有必要。
二、加强儒家文化的教育传承，有助于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
我国在培养大学生的爱国情怀方面，需要融入儒家文化思想的相关内容，这是较为有效的一种培养方式。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国家，在培育本国国民的凝聚力及爱国心方面，基本都会融入本国的传统文化。中华民族在提升自身凝聚力方面，离不开传统儒家文化的传承。中华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曾经历经各种困难，甚至遭遇各种浩劫，但依然能在世界各民族之中立足，依托的就是我国亿万人民的浓厚爱国情感。为此，需要把这些爱国主义精神发扬光大，让当代大学生形成浓厚的爱国情怀，这就需要高校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同时，这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使命。
三、加强儒家文化传承，对凝聚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信心非常有利。
关于这方面，同志就曾指出：“要在整个国民教育的过程中，全程纳入有关民族精神的培育内容。”我国民族传统文化历经历史的洗礼，在此基础上逐渐沉淀下来，其包含很多瑰宝精华，这些都是值得传承的，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进行传承。一个国家的发展，离不开全体国民的努力，并在这一过程中凝结成一股绳子齐心协力，为建设自己的国家而努力。当然想要做到这方面，需要认可自己的国家，提升民族自豪感，这可以说非常重要。当前已经进入信息社会时代，信息之间的传递速度更快，为世界各地文化观念相互激荡创设平台。当前大学生就业压力大，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儒家文化传承已经迫在眉睫，这是培养大学生民族自豪感及自信心的重要途径。
在儒家文化的传承上，需要创设相应的文化环境，便于使其与主流文化环境相一致，这是儒家思想能在高校教育中实现价值应遵循的重要原则。
（一）积极创设具有儒家思想特色的社会环境。
1.组织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社会活动。
在进行该社会环境的创设时，可以通过组织与儒家思想相关的社会文化活动体现，而大学生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则能提升对儒家思想内涵的领悟力，进一步了解什么是儒家思想，并在自己的言行举止中主动融入该思想。具体可以从这些方面着手：第一，立足于课程教学的实际需要，有效整合传统文化资源，与此同时，注重结合地方人文特色，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到以儒家思想为主题的社会活动中。第二，开展相应的各类文化艺术活动。在这些活动中，融入传统文化的思想，使得学生进一步了解什么是儒家传统文化，并做到认同该文化，进而在实践中加以体现。
2.营造具有浓厚儒家文化色彩的校园氛围。
大学生很多时间都在学校中度过，其受到校园文化环境方面的影响很大，为此，创设良好的文化环境，对培养大学生形成正确的文化观非常重要。基于此，对于高校而言，需要注重对儒家文化进行整合，且在创设良好校园文化环境的过程中融入儒家文化的内容，使得大学生感悟到儒家文化所具有的先进性，并自觉传承。具体来说，可以在学校的规章制度，或景观建筑等方面体现儒家思想的精华部分。
（二）依托儒家思想精华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
1.注重在课程体系建设中融入儒家思想。
无疑，在涉及大学生的品德教育中，课堂教学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U，为此，在课程体系的构建上，需要注重融入儒家思想。
第一，在高校公共理论必修课程的设置上，需要包含中国传统文化教育这部分内容。当前，全国各高校大都已经开设《中国文化概论》这门课程，这对推广儒家思想非常有利。第二，在高校所开展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大都会选择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这种方式，并注重结合儒家文化，实现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第三，积极开展多样化的宣扬儒家思想活动。在高校中，通过举办专题演讲的形式，也可以举行学术报告，或者古典人物名家讲坛等，以此实现对大学生的儒家传统文化教育。
2.注重提高教师队伍自身的儒家文化素养。
在儒家思想中，其中就有正己修身的内容要求。为此，从这个角度来说，需要高校教师注重提升自身的儒家文化素养，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示范作用，进而强化儒家文化教育的效果，使得大学生能理解儒家文化的内涵并接受。大学老师具有人格魅力，对帮助大学生提升儒家文化素养具有重大的作用。具体而言，大学老师的人格魅力不仅体现在高尚品格及扎实的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还体现在敬业精神等方面。当大学老师具有极大的人格魅力，在帮助大学生提升其人文素养等方面的作用就非常明显。
3.借助多媒体平台推进儒家文化及多媒体文化的有效结合。
当前，网络技术快速发展，给人民的生活及工作方式等带来极大的影响，同时，对道德教育方法及途径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年轻一代，大学生已经是网络使用的主要力量。针对这种情况，在整合儒家文化这个教育资源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借助多媒体这个平台。
第一，思想教育工作者在实施系列教育活拥墓程中，可以把网络作为主要阵地，这符合当前大学生的特点。第二，借助新媒体如微博及微信等，使教育功效得以充分发挥。也可以利用微博或者微信等软件，定期向大学生发送针对性的各类德育信息。第三，在儒家文化的传播上，强调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这个资源也非常重要。
（三）注重发挥大学生自身所具有的主体性作用。
1.提升大学生对儒家思想价值的自我认知度。
大学生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知识积累，其已经具备了自主学习的能力。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尽管课堂教学等是主要形式，但是，大学生的自我学习也是其中一种基本途径。为此，需要提升大学生对儒家思想价值的自我认知，进而在此基础上自主学习，发挥大学生自我学习儒家思想的作用。
2.推进大学生践行儒家思想能力不断提升。
对于思想品德的自我修养而言，除了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精华之外，同时，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是必须要纳入其中的一部分。在儒家思想中，其关于自我修身的思想内涵方面，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非常大，且提供诸多自我修身的实践方法。大学生可以通过学习及借鉴，进而提高其践行儒家思想的能力。
3.帮助大学生形成儒家思想自我批评意识。
关于这方面，改革总设计师邓小平曾说：“如何对自己进行评价，如何认识自己，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人们总是喜欢把自己好的一面进行展示，并夸大该方面，而对于自己的弱点，总是倾向于选择原谅，没有注意到这是自己的弱点。因此，需要通过别人的帮助，加上自己的努力认识自己的弱点，并重新改造自己。”可见，注重进行自我批评非常重要。而儒家思想对此也有相应的阐述，如孔子的学生，曾子就提倡“吾日三省吾身”，强调自我反省非常重要，这是道德规范的重要要求。高校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要注重开展自我批评这个环节，多方面促使大学生道德素养不断提升。
追求、崇尚和谐，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之一，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社会、政治理念。“和谐”的思想贯穿于中国思想发展史的各个时期及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之中，尤其是儒家文化之中，成为中华民族普遍的信念。在中国悠久历史中，这种信念对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发挥了巨大作用。浙东学术文化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更是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和谐文化的内容，是我们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
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认为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文化的基本精神，那么这个“经世致用”的“用”落实在哪里？我们若以“和谐”的观点来看，就可以别见境界：南宋以后，浙东学术走向繁荣，从杨简经王阳明、再从刘宗周经黄宗羲，下传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他们经世致用的学术虽各有所专，但都可以用追求“和谐”将他们贯通起来，或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和谐、或是为了寻求社会的和谐、或是为了寻求宇宙万物的和谐。可以说，“经世致用”是浙东学术的基本学术精神，而追求“和谐”则是浙东学术的基本价值观念。
用“和谐文化”的观点来解读浙东学术文化，可以看到浙东学术文化在传承中华和谐文化中同样具有丰富多彩的学术内涵。尤其是明清时期的王守仁和黄宗羲，他们立足于自己所处的社会现实，以中国历代知识分子“在万民之忧乐”的道德良心，体恤民生，为实现社会和谐，终身孜孜不倦地作探索，他们的学术思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的和谐文化，从而也使以他们为代表的明清浙东学术在中华民族的“和谐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一、王阳明对于儒家和谐文化的传承和革新
以往，人们以唯物唯心的观点来评判王阳明的学术思想，将其归之于唯心主义而加以否定。所以，阳明心学在当代人的视野中是变了型的。其实，阳明心学作为儒家文化在明代的重要学术文化的流派，其最大的成就在是丰富和发展中国儒家文化的“和谐文化”上。
“致良知”是阳明心学的核心思想。王阳明曾把自己的“致良知”学说最终归结为“万物一体之仁”的思想。而“万物一体之仁”是最能表现其学说的儒家“和谐”文化特色的。王阳明在其阐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的《大学问》中，开篇即说：
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就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①
《大学》作为儒家政治伦理学说的一部经典，阳明之前的论者常以“大人之学”为解，把“大”解释为“正”，即标准、楷模之意；“大人”即为人们的楷模。王阳明则解《大学》的“大人”为“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之人，以为“大人”即圣人，圣人以万物为一体，天下为一家，国家为一身，而不“间形骸”、“分尔我”。他这种解释，表达的正是儒家自孔子以来以“仁”为核心的社会“和谐”理念。王阳明生活于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明代中叶，提出所谓“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思想，是儒家“大同”思想在当时的一种新说法，其指导思想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寻找道德教化的新途径，不仅要“破山中贼”，而且更要“破心中贼”，实现社会和谐，意欲在多灾多难的明代社会推行和创新儒家的“和谐”理念。
王阳明的所谓“天地万物一体”之仁，就是视天地万物为一生命整体，将自然界的万物视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它，保护它，不要使它受到伤害。因为每一物都体现了天地之“生意”、“生理”，每一物都有自身的价值，因而应当受到尊重，受到爱护。人类自身不仅要生存，而且要使物物“各遂其生”、“各顺其性”，这才是仁的真正实现，才是“天地万物一体”境界。
王阳明“万物一体之仁”的说法虽然是从宋学家这里接受过来的，但他要把它来作为自己推进“社会和谐”的指导工具，是需要对它作理论改造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使命是大不相同的。宋儒所面对的是如何维护既定的封建等级制度的长存久安，所以他们的学说重心是在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何的不同，论证社会阶级分层的合理性，从而保持所谓的“社会和谐”；而王阳明面对的则是明代社会各阶层对立日趋激烈、社会动荡的严酷现实，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他要倡导社会和谐，就不能把自己学说的重点放在论证阶层等级差距的合理性上，而是恰好相反，要竭力说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如何的相同，从而淡化这种区隔，调和这种对立，实现所谓的“社会和谐”。
正因为有上述所说的差别，所以，王阳明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富创造力的思想家，针对程朱理学在维护封建“和谐”秩序上的失效，为了重建封建统治秩序，他对“天地万物一体之仁”思想作了新的诠释，在“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等儒学“和”文化的基本观念上，形成了和程朱理学绝然不同的思想学说，在传承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和谐文化中创建了以“致良知”为核心概念的心学理论体系。
首先，王阳明以“致良知”来阐发体现“万物一体之仁”精神的“人我”关系，对什么是理想社会“和谐”的治理模式提出了新见解。
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对于理想社会“人我”关系的基本看法，都是以先秦儒家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作蓝本的，但如何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呢？王阳明和宋儒有不同的解答。
宋学认为，理想社会的人际关系是这样的：
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②
他们把天地比作父母，认为人生于天地之间，自应把万民看作同胞兄弟，把万物视为同伴和朋友。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人都尊长慈幼，同情、爱护病苦、残疾、鳏寡、孤独者；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没有矛盾和争讼。显然，在宋儒们看来，人类社会和谐的根据不在人自己身上，而在外在的“乾坤”即“天理”这里，因此，和谐的社会是依靠君主和大臣按照“天理”来精心治理的结果，所以，要实现太平盛世，就要“存天理、灭人欲”。
王阳明对理想社会的“人我关系”是这样描绘的：
天下之人熙熙皞皞，皆相亲如一家之亲。其才质之下者，则安其农工商贾之分，各勤其业，以相生相养，而无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异，若皋蘷稷契者，则出而各效其能”③
在王阳明看来，天下要“亲如一家”，人们能“各效其能”，虽然需要“大人”的有效统治，但“大人”(圣人)之所以能视天下如一家，并不是由于外在的“理”对他提出这种要求，而是他的内心具有“仁”的本质，“大人”具有视人如己的崇高情怀和“博施济众”的社会责任感，是出于他的“良知”。而这样的良知不只“大人”之心有，即使平民百姓也有这样的良知；天下人都有良知，所以心是息息相通的。这就是“万物一体之仁”的根据。这样，就在道德人格，或者说在人伦关系的根本问题上，缩小了圣人与平民也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差距。从而在如何实现社会和谐的着眼点上，王阳明从宋儒的诉诸于君臣的善治转变为诉诸于人们良知的发现。
王阳明是位富有忧患意识的思想家。本来，封建道德以“三纲”“五常”来维系社会统治秩序，区分人的身份贵贱是封建宗法制度的命根子，也是封建社会不能实现社会广泛和谐的要害所在。而王阳明认为，不同等级、不同地域、不同时代的人都有共同的“本然良知”。“良知”的显露发用，就是“天道”的贯彻流行。由于人人都有共同的“良知”，因此人与人，不论是富贵贫贱，也不论是古今远近，以“良知”为融汇点，就可以凝成一体。他的“良知”学说，正好抓住了这个要害，以“致良知”学说突破了封建等级制度对于社会各阶层的阻隔，在人伦观念上为实现封建社会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和谐开拓了渠道。这是阳明心学在传承儒家社会和谐文化中既能超越前人，又能启迪后人的重大贡献。阳明学说之所以在东亚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启蒙中能发生影响，原因也在于此。
其次，王阳明以“致良知”为核心的“万物一体”的心学体系，在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谐观念方面开辟了一个新境界。
王阳明认为，不仅世上不同的人都有共同的“良知”，而且宇宙天地、世间万物也具有人的“良知”。人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发源处都是“良知”，“良知”又把人与天地、万物凝为一体。他论证道：“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天地无人的良知，亦不可为天地”，因此“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只一体。”④从而把宋明理学中的本体论哲学推向顶峰。“心之灵觉”，即“良知”，既是“造化的精灵”、“万物的主宰”，又是“天理”、“至善”和学问。在这里，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都以“良知”即“吾心”为源头、为基点统一起来、同一起来，融为一体。也就是说，人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以及关于万事、万物之理，都统一到、同一到我的心中。王阳明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万物一体”、“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整体观，把先秦以来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和谐观念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再次，必须看到，在王阳明“万物一体”的和谐观中，人与人之间的爱是有厚薄亲疏的，物与物之间也是有等差的。
王阳明认为爱之所以有厚薄，这不是人为刻意要这样，而是先天注定的“道理合该如此”。他举例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至亲与路人同是爱的，如箪食豆羹，得则生、不得则死，不能两全，救亲不救路人心又忍得？这是道理合该如此。”⑤而这个“合该如此”的“道理”也就是封建伦理道德义礼智信。按照这个“条理”，得不到爱，甚至作出牺牲的人或物，就要“忍得”，以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纲常。王阳明的“万物一体”论对此从哲理的高度上比其前辈作了更完整、更严密、更巧妙的回答。他确信，只要贯彻“以万物为一体”，就可以把整个社会凝聚成既有秩序、有等差，又相亲相爱、不分彼此的和谐的整体。在这个整体中，由于人人都能做到“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⑥，因此便可实现天下大治。当然，王阳明倡导“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和谐观念，根本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当时的封建统治，其所憧憬的这种美好的和谐社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作为一种思想体系，一种思维方式，他的心学是有其历史必然性和时代进步性的。特别是他的“万物一体”论把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整体和谐观念提高到一个新的哲理高度，更加具有重要意义。
二、黄宗羲对儒家和谐文化的终结及创新
黄宗羲生活于“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中国封建社会已处于穷途末路。虽然这时满清王朝入主中原，汉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不占主导地位，但是儒家文化在这时还是作为主流文化存在着，儒家文化中以“仁”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和谐文化”为凝聚中华民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黄宗羲作为当时的大思想家和大学问家，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传承儒家和谐文化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如果说，程朱理学是以论证封建等级差别的合理性为主题，以巩固封建宗法秩序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话；而阳明心学以论证人性的平等为主题，以缓解封建阶级冲突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话；那么，黄宗羲则是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是以批判封建专制统治的不合理性为主题，是以探索社会和谐新出路为宗旨来传承儒家和谐文化的。黄宗羲学说的根虽然是儒家文化，但是他的学说充满了批判精神和革新精神，从而在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反思中，既对儒家文化所宣扬的社会价值观作了全面的检讨，又着眼民生对儒家文化作了重新的设计，从而形成了一个具有启蒙意义的、试图引导社会重新走向和谐的理论学说。
从和谐文化的意义上来解读黄宗羲学说，可见他在看待宇宙的和谐、社会的和谐、心灵的和谐等方面有不同于前人的新思想和新论点。他的学说，既具有对儒家传统和谐文化终结的意义，也具有开创民族的新和谐文化的意义。
（一）黄宗羲提出了理气心性合一的本体论，在论证儒家“和谐”观念的哲学理论上开拓了新境界。
在宋明理学中，“理”、“气”关系的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理和气谁先谁后的问题，最终是为政治服务的，是为了说明是以封建伦理纲常来约束百姓生活、还是从民生实际出发来改善社会治理的问题。黄宗羲的学术思想以其哲学本体论为一切立论的根据。对此，他继承了老师刘宗周的“理不离气”的观点，坚持天道以气为实体。黄宗羲明确反对朱子的理先气后之说，明确地坚持了理依于气而行的观点。在黄宗羲这里，理气与心性同一序列，是同一的气的不同表现，这一点也不同于王阳明。与王阳明相比，黄宗羲在本体论上有一宇宙始基的观念，而王阳明则没有。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黄宗羲比王阳明具有更多的实证论成分，而王阳明则完全是境界论。
黄宗羲的心性论，由其理气论派生，提出了“盈天地皆气”的观点，所以他论心性，皆以气为根据，他在《孟子师说》中对理气心性诸概念及其关系作了明确界定：
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生人生物。人禀是气以生，心即气之灵处，所谓“知气在上”也。心体流行，其流行而有条理者即性也。犹四时之气，和则为春，和盛而温则为夏，温衰而凉则为秋，秋盛而寒则为冬，寒衰则复为春，万古如是，若有界限于间。流行而不失其序，是即理也。理不可见，见之于气，性不可见，见之于心，心即气也。⑦
黄宗羲的理气论，一本其师刘宗周，是他的心性论、功夫论的学理基础。因此，他的理气论与张载、罗钦顺、王廷相也不同，认为他们的理气论与心性论不能归一。可以说，在气一元论的彻底方面，在以气为根据解释心性诸范畴方面，黄宗羲的理论是包容性最广、最能融通、最少隔碍的。
黄宗羲对阳明心学的继承，主要表现在“盈天地皆心”一说上。他说：
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殊，非穷万物之殊也。⑧
所谓“盈天地皆心也”，正是王阳明“充塞天地”的灵明之说的活用。在黄宗羲“盈天地皆心”这一套理论中，把宇宙间万事万物看做气而同时又看做心，因为人赋予天地万物以意义，天地万物对人而言是一种有意义的存在，使其成为“在我之物”。所以黄宗羲既可言“盈天地间皆气也”、“天地间只有一气充周”，亦可言“盈天地间皆心”。这二者在他这里并无矛盾。
“盈天地皆气”和“盈天地皆心”这两个观点是黄宗羲哲学思想的基本命题，他由此而构建了理气心性合一的哲学本体论。在这个问题上，充分展示了黄宗羲作为大思想家，具有超乎前人的杰出的哲学思辩才能。在他的这个哲学本体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融合：
一是他的理气心性合一的哲学本体论，把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气）、事物发展规律（理）、人类社会的感性世界（性）、构成人们知识体系的理性世界（心）很好地融合起来了，并且将这四者的本末、因果、体用的关系十分清晰地揭示出来，开辟了儒家哲学本体论的新境界；这不仅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恰当的。
二是把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世界本体论的各方面的合理思想融合起来了，无论是心本体、气本体、理本体，黄宗羲将它们中的合理内核都游刃有余、而不是生搬硬套地包容在自己的这个哲学本体论中了，这是一般的思想家所难以做到的，也是其后的思想家很难超越的。他的这个本体论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本体论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儒家的“和谐文化”的意义上来看黄宗羲这个理气心性合一的世界本体论，其重要的理论意义就是为诠释“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身心合一”的“和”的世界观提供了一个精致的哲学理论体系。因此可以说，黄宗羲的哲学思想，既是对儒家“中和”哲学最好的终结，又为构建具有近代意义的中国“和谐”哲学理论体系开启了大门。
（二）黄宗羲提出了建立“天下为主，君为客”社会改革方案，在建设“和谐”的政治制度上提出了新设想。
黄宗羲是明亡的亲身经历者。作为士族子弟，他在一系列抗清活动失败后，从总结明亡教训的角度写成《明夷待访录》。在这部著作及前十年所写的《留书》中，他对专制政体作出了初步的反思，对封建帝王的专制独裁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对未来社会如何建立和谐的政治体制作了有益的思考。
首先，黄宗羲对为君之道进行了论述，说明了君主在保障社会和谐中的基本职责。黄宗羲从人的本性与国家起源的角度分析了君主设立的社会原因。他认为君主产生于人脱离了动物式的蒙昧走入初民社会时期公众兴利除害的需要。他说：“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⑨这就是说，由于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因而就会造成社会各方面关系的不和谐，君主的产生正是为了克服人自私自利的本性，从而为保持社会和谐服务的。君主的职分，是为群体谋利益而不是为一己谋利益。后来人争君主之位，是因为君主的职分改变了：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⑩
今世的君主，为得到君位，不惜毒害天下百姓为其争夺权位；得到政权后，也不惜毒害天下百姓去保有其政权，因此，黄宗羲愤而抨击曰：“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b11
其次，黄宗羲对君臣之道进行了探究，提出“在万民之忧乐”是保持君臣和谐关系的准则。他认为：因为天下国家之大，非君一人所能治，必须设官分担治国之责。人之为臣，是为天下，非为君；为万民，非为一姓。所以，着眼于天下万民，于天下万民为不义不利之事，即使受君主强迫，臣下也不应去做。黄宗羲对于所谓治乱有一个非常卓越的见识：
“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b12
作臣子的，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从万民之忧乐着眼，即使能辅佐君主而治，或为君主死节，都不合于臣道。
其三，黄宗羲对治国之道进行了批判，提出应当以“藏天下于天下者”的原则来建立国计与民生的和谐关系。黄宗羲对封建专制的批判矛头也指向古今法制。他所谓法，不限于法律法令，也泛指国家制度设施等。黄宗羲比较三代之法和后世之法时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是，前者为公法，后者为一己之私法。一己之私法，创法者固为私，变法者亦未始不为私。在私法之下，即使有能治之人，其所治亦在私法的范围内。黄宗羲指出，法之为公为私是最大关节，“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为公之法，法之外另有大空间。在公法下，正确的行为固为法所许，不正确的行为也不致招致罪名，为法所害。
（三）黄宗羲倡导“切于民用”的经济观念，为构建“和谐”的社会经济秩序提出新见解。
黄宗羲谋求社会和谐的思想，表现在经济领域，主要是围绕变革经济结构、土地制度和赋税体制而展开。在黄宗羲看来，理想的国家政治，还要通过经济措施，才能使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明夷待访录•原君》）。
黄宗羲以“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重本(农业)抑末(工商业)”作为基本国策。明清时期，统治者更是变本加厉地推行这一国策，规定“各守其业，不许游食”，严禁弃农从商。自明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生产萌芽的发展和市民阶层力量的壮大，人们改变了重农抑商的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要求对传统的农本主义重新进行审视，作出新的价值判断。在工商业与农业的关系上，真正从封建社会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模式中解脱出来，充分地反映市民阶层利益与愿望的思想家，在清初当推黄宗羲、唐甄、王源等人。黄宗羲上承宋代叶适的“抑末厚本，非正论”的进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是否“切于民用”为标准，揭示了“工商皆本”的合理性，提出了“工商皆本”论。在重农抑商思想仍然占居主导地位的清朝初年，黄宗羲明确地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是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启蒙思想。
明朝的土地兼并问题非常严重，特别是亲王、勋戚和宦官的庄田更是多得惊人。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提出的“均田”、“免粮”的口号，以及清初南方各地广大佃户纷纷组织“田兵”，以武装夺取地主田产等行为，都是十七世纪广大贫苦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疯狂兼并土地的强烈反映。针对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清初的一批进步思想家便提出了各种各样解决土地问题的改革方案，试图解决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这一顽症。黄宗羲企图通过恢复井田制来解决土地高度集中这一社会问题。在他看来，农民的痛苦主要是由井田不复所致，他指出“吾见天下之田赋日增，而後之为民者日困於前。……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b13但他并不主张笼统的去恢复古代八家共井的井田制，因为现实的情况已不可能倒退回去，只能取古代井田的遗意，实行均田，打破疆界，“授田于民”。
虽然，黄宗羲有些关于经济制度改革的思想是粗糙的，但是贯彻着使天下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的经济理念，目的也是为了能建立有利民生的社会和谐的经济生活制度。
注释：
①《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六《大学问》
②《正蒙•乾称篇》，《张载集》
③《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④《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⑤《阳明全书》卷三《传习录下》
⑥《阳明全书》卷二《传习录中》
⑦《孟子师说卷二》
⑧《明儒学案•自序》
⑨《明夷待访录•原君》
⑩《明夷待访录•原君》
b11《明夷待访录•原君》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7）01-0077-04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正式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革命、建设和改革，使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面貌焕然一新。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担负起以儒家道德文化为主体的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意义上，中国共产党又是领导中国人民传承、转化、发展、弘扬、宣传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儒家优秀道德文化的政党。
一、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革命性传承和领导的使命
在人民大会堂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式上强调：“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善于创新。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在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历史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
道德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道德实践结合起来的典范，也是传承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的典范。早年在湖南和北京求学的时候就系统地学习了传统儒家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西方道德理论并常常思考如何传承中国儒家道德文化。他曾经说：“吾人须以实践至善为义务，即以发达吾人身心之能力至于极高为义务也，即以实践具足之生活为义务也。”“实践至善为义务”的崇高道德是对儒家经典《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继承和发展。1938年4月，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第三大队的开学典礼上，号召广大学员“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是为了自己的家，而是为了四万万五千万同胞的家，牺牲一切。”这是对儒家张载的《西铭》中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道德精神的继承和创新，是一种更加崇高的道德境界。1944年同志在纪念中央警备团因公殉职的张思德烈士时正式提出“为人民服务”，这是对儒家仁爱精神革命性的创造和发展。
同时，儒家道德体系强调集体的力量。孔子创立的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德体系，强调个体的道德价值只有在帮助他人和集体中才能实现。在家庭中，道德主体应当重视家庭成员之间的和谐。他说：“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在社会中，道德主体应当做到“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人际交往中，做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儒家道德认为，人的价值就体现在日常人伦之中，它不像佛教、基督教等预设了一个人一生都难以企及的极乐世界和上帝之城。儒家“没有一个独立于自己修身养性之外独立存在的罪恶”。儒家承认人在现实生活世界中就可以实现人的价值。但是这种人的世界，不是个人的世界，而是群居的世界，而人的价值就体现在集体中。因此，儒家特别强调个体对集体的作用和价值。《说文解字》说：“仁，亲也。从人从二。”所以，“仁”的道德价值也只有在帮助他人和集体中才能实现。一句话，人的“仁”的价值，只有在帮助他人和集体中才能实现自我、发展自我和自我超越。儒家强调集体的力量和价值，被中国共产党革命性地继承下来，并做了创造性地发展。那就是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强调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辩证统一、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重视和保障个人的正当利益。
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和以“集体主义”为道德原则的道德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道德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实践的理论总结。、刘少奇、等对道德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熟做出自己的贡献。不仅如此，道德思想也是对传统道德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文化批判继承的优秀成果，是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新中国道德，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指导思想。这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革命性传承和领导的历史使命。
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道德理论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也反应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革命性传承和转化及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历史使命。邓小平在继承道德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社会主义道德。首先，邓小平1979年3月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道德”概念。1980年，他在《目前的形式和任务》一文中再次强调：“一定要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有领导、有计划地大力提倡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其次，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道德问题，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为人民服务”这个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核心，深入阐明了社会主义集体道德原则，构建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最后，他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是为了培育“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新人。“四有”新人的提出，是对儒家追求“圣人”、“贤人”和“君子”的道德教育目的的现代革命性传承和发展的结果。总之，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德思想，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客观环境和现实条件、指导方针和战略步骤、伦理原则和主要任务等问题，为新中国伦理学的繁荣与振兴作出了巨大的历史性的贡献。
当然，邓小平的道德体系也是根植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他为中国道德革命、道德建设和道德改革作出的重大贡献同当代中国的道德实践相吻合，也与对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尤其是儒家道德文化批判地继承相关联。
总之，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对待传统儒家道德文化时，既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全盘肯定，而是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因此，在道德建设和道德实践上，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革命性传承和领导的使命。
二、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使命
以为代表的中共产党人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论，这是对儒家道德文化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儒家认为对人实行仁爱是无条件的。孔子说：“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孟子也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儒家这种“仁爱”的道德传统，并结合中国道德革命和道德建设的实际，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论，这是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理论创造性的转化和发展的结果。什么是人民呢？人民是个历史的范畴，是对历史发展起推动作用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总称。社会主义时期，人民是指一切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祖国统一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爱国者。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呢？
首先，在思想上要坚持为人民服务。这就是要使共产党人树立人民第一的意识，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同志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因此，凡是从事思想工作或者意识形态工作的学者、作家、记者、教师、演员等都应当坚持为人民服务。例如，作家创作文艺作品就应当坚持为人民而写作，应当摒弃那些闺中私密、纠缠于个人小恩小怨的“快餐文艺”。又如，演员应当为人民而演出，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等情感，应当拒绝那种为金钱而演出色情、极端暴力和恐怖主义等变态主题的影视作品。
其次，在行动上要服务人民。这就是要使共产党人为了人民的利益总是做好事，不做坏事，做有益于人的事，不做害人的事。同志说：“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这也就是要求共产党人“像条牛一样努力奋斗，团结一致，为人民服务而死。”
同时，还要做到热爱人民群众，对人民群众负责，关心党和群众比关心共产党员个人还重，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还重，对那些不忠于人民利益，“只顾个人不顾社会、只顾局部不顾全体、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权利不顾义务、只顾消费不顾生产的观点和行为，”必须坚决反对。
最后，在道德修养上，共产党人要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是要使每个共产党人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必要的时候，能够为党、为民族解放、为人类解放和社会的发展、为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而牺牲。
总之，为人民服务的道德理论产生、发展、丰富和完善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道德革命、道德建设和道德改革的实践条件下，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批判继承和创造出来的新的理论成果，具有时代的意义和价值，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创造性转化和发展的使命。
三、中国共产党对儒家道德文化具有弘扬和宣传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不仅对传统儒家道德文化进行了批判地吸收和传造性转化，而且还对优秀的儒家道德文化进行全球性弘扬和宣传。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中国在过去二十个世纪中，繁荣了十九个世纪。在这繁荣的十九个世纪中，儒家道德文化曾经为人们的人格塑造、人际和睦相处、社会有序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优秀的传统儒家道德文化，并不是美国学者狄百瑞教授说的“博物馆的摆设”，只供人们观瞻，也不是余英时教授说的无家可归的“游魂”。优秀的传统儒家道德文化和其它事物一样参与了现代化的进化，并随着社会的进步而不断发展。它为现代化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提供了丰富的智力支持，为现代道德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质量保证。美国著名学者希尔斯教授认为：“现代生活的大部分仍处在与那些从过去继承而来的法规相一致、持久的制度之中；那些用来评判世界的信仰也是世代相传的遗产的一部分。”传统是活着的现在，“是秩序的保证，是文明质量的保证。”
同志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这三个“可以”高度概括了传统文化（自然包括传统优秀的儒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尽管在“”的时候我们在对待传统儒家文化方面走了一些弯路，但这是在特殊的政治环境和“”篡党夺权的政治氛围下做出的非理性的行为。因此，不能因为“”的原因而否定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和宣传的使命。
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了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使中国人民从身体上站起来生活上富起来，而且在思想上也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中国人民在思想上站起来富起来，这得益于中国共产党对传统优秀儒家道德文化的宣传和弘扬。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创作指南。1977年，邓小平同志提出和恢复实行中国高考制度，为广大青年知识分子建设和繁荣中国文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文化热，到如今方兴未艾的“国学热”，一些高校和地方政府设立国学院、儒学研究院、孔学堂等，都为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国家还鼓励电视台、报纸和互联网介绍和宣传如爱国、正义、诚信、友善等传统优秀儒家道德文化。
一、儒家学说是注重流动和传播的文化
儒家文化自诞生后，能够传播到华夏各地，最重要的在于其具有开放与流动的学术品格，能不断吸收各个学派之长，随着人的流动与学术的传承而跨越时空，最终深入人心，成为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
1.儒家文化的精神传统延绵不绝。自从孔子创立儒学以后，儒家文化的人文精神与人格理想便吸引了众多的追随者。千百年来，儒家文化虽历经历史长河的因革起落，并没有失去其本原的核心价值。从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所谓历史轴心时代，孔孟等建构的儒家哲学思想，历经汉儒的承前启后，到宋明儒家理学、心学的兴盛，及至19世纪中后期经过强势西方文明的冲击（这一过程仍在继续，并随着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更为激烈），两千多年间儒学在研究方法、思想理路上，虽然代有嬗变而不断发展丰富，但在核心价值与观念方面，却呈现出不间断的“返本开新”的过程。每一次历史革新时期，人们总会将目光投向先秦孔孟，投向儒家经典，追寻儒家价值的本原意义，并结合时代特征，重新燃起中华文明鼎新的光辉。
儒家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主干，在于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儒家文化主张“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在不断变动中与时代相适应，不断吸收其它文化中有益的东西。无论是先秦百家争鸣中，儒家对于墨、道、阴阳学说的融汇而得以丰富，还是唐宋以来对于佛学的充分整合和消化，而实现儒学新的发展，更有晚清近代以来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吸收而呈现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儒家们对儒家传统作出新的阐释和开掘，儒家文化在不断挑战中进行更新，吸纳外来文化精华，不断创出了中华文明新阶段。
2.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中华文化的复兴，体现为几千年来灿烂的中华文化得到世界尊重，体现在中华文化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文化的复兴过程，实质是创新的过程。欧洲宗教改革建立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资源。结合时代特点，创新发展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必将为民族复兴提供丰厚的思想文化资源。儒家文化是中华文化认同的最重要资源，也是道德传承、修养身心、健全人格的基础。儒家文化形成的基本道德规范，如“仁者爱人”的仁爱观、“见利思义”的义利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吾日三省吾身”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的修身之道等，是涵养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对人类文明的积极贡献。儒家文化倡导人与身心、人与人、人与社会等方面协调发展，是以民族式的话语方式，阐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对于今天来说，新的传统、活的文化，是文化复兴的宝贵思想资源。
3.儒家文化承担着文明对话的重要使命。儒家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作为一种文明形态，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普遍价值，曾经播撒并影响全世界。历史上，儒家文化曾为欧洲启蒙运动提供了宝贵精神成果。例如，法国启蒙运动旗手伏尔泰，极力推崇儒家文化，认为儒家士大夫的文化精神可作为欧洲社会伦理和政治的榜样，认为“慎以修身”、“和以养体”是中华伦理的重要原则，可以成为欧洲的榜样，孔子可以作为欧洲的思想导师。他还写诗赞美孔子：“只用健全的理性在解说，不炫惑世界而是开启心灵，他的讲话只是一个圣人，从不是一个先知，然而人们相信他，就像他自己的国土一样。”儒家文化对现代东亚的影响更是巨大。如日本推行过《论语》加算盘、《论语》加计算机的管理模式；新加坡推行过儒家伦理运动。日本与“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引发了对马克斯・韦伯关于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兴起的重新评估，甚至有学者提出了“儒教资本主义”之说。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讲过：“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使人深深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
21世纪，在各种文明冲突和秩序重建过程中，儒家文化是推动东西方文明对话的重要精神力量。从“文明的冲突”走向“文明的共容”与“文明的和解”的过程中，儒家文化蕴含的“中”、“和”的思想，所包含的“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精神，把相互冲突、各自不同的事物融合在一起，是化解文明冲突的价值基础，能够为多元文明的融合提供路径，有助于促进世界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共容，重建世界文明新秩序。
二、在形成共识基础上推进儒家文化传播
如何推动儒家文化的当代传播，首要的在于对儒家文化的传播形成共识，把握儒家文化的本质和时代要求。今天诠释儒家文化的时代意义，并非复古儒学，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即要从儒家思想中撷取精华，对儒家文化作“返本开新”的价值诉求，在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化过程中，焕发出儒家思想新的生命活力。
1.儒家文化的本质首先在做人。儒家文化是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和主张，可谓包罗万象，囊括社会系统的各个层面，儒家文化总是立足于现实问题，不是形而上的东西，既有家庭中的“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人伦关系，又包括由家国同构推演而出的君臣、父子、朋友等社会关系，都是着眼于解决当时社会现实面临的问题。同时，任何角度都可以找出对应性的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无论是怎样做学问、怎样做君子、怎样与他人打交道等，儒家文化都能找出对应性的看法和主张，从家庭人伦散发到社会政治，细致而微地规定着每一位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和义务。但是，无论儒家作怎样的主张，其根本都脱不了“做人”这个核心，《论语》尤其明显，通篇都是讲如何做君子、不做小人，如何做体现人的内在价值的人。因此，挖掘、弘扬儒学文化的当代价值，必须回到人本身，回到儒家文化的本来意义上，发挥儒家文化本原建构现代人生活理念及实际人生之用，唯此，才会拥有文化的自信心与创造力。儒家文化中的“穷变通久”和“自强不息”观念，是延续中华文脉之内省和自新的二维张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阐旧邦以辅新命”，成为历代儒家学者体认和承传文化命脉的根本信仰。脱离了时代去谈儒家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共同推动儒家文化传播的角度看，学界可以通过讨论，共同推进，形成儒家文化本质意义上的共识，从而更好地向世界传播儒家思想。
2.儒家为人的根本在“仁义礼智信”。从儒家的源头去看，人是儒学的原点，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的自觉，“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提倡的人的核心价值。孔子、孟子、荀子等都尊崇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肯定人的主体性和独立人格，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孝经》引述孔子的话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尚书・泰誓》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礼记》引述曾子云：“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荀子》说：“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董仲舒说：“天地之精所有生物者，莫贵于人”。从这些先贤所论中，可以看到儒家尊崇人在天地之间的地位，肯定人的独立人格、内在价值，重视人的尊严。儒家强调以文化人，强调“学而知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寓教化于日常生活，“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荀子・劝学》），以“慎独”为君子修行之道，认为最高的人生追求就是要成为一个具有“仁”的“圣人”，达到人的真正自觉，实现思想的净化和行动的自如。儒家高度赞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志士仁人，强调道德人格的养成，关注人的自觉、自立，人格的成长、发展。“仁义礼智信”，就是讲如何做人，是为人之本，缺一不可。
3.对儒家文化的扬弃与继承。传播儒家文化，不能不因时处变，使儒学的价值观念能够融入时代精神之中，服务于当下的实践，唯此才能清晰儒家文化“安身立命”之所在。例如，儒家强调如何看待社会、看待外部世界，怎样与人交往，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养而有敬”，等等，以这些理念观照当今的现实生活，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需要总结并发扬光大。相反，儒家文化中存在的那些受历史局限带有鲜明时代烙印的认识，诸如附着于君主专制，以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之上的愚忠、愚孝、男权等思想糟粕，则必须辩证、历史地加以检讨和清除。因此，儒家文化要实现传播共识，成为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的精神资源，必须“返本开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
三、推动儒家文化的多样化传播
儒家文化的当代传播，应结合时代的新特点，结合传统和现代、无形和有形的传播方式，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因时制宜、融会贯通，既立足于儒家文化传统，又站在东西文化比较层面，对话交融西方思想，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传播，使古老思想资源转化为当代人精神世界的宝贵养分。
1.以适应于时代的方式促进儒家文化传播。阐释经典的传统研究方法当然要继续，但普及儒家文化不能局限于历史的描述和学术的研究。儒家文化并不只是陈列于博物馆的文物陈迹，而应当走入大众的日常生活，以充满生活气息的灵动形态，让人们能够亲近、濡染。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以影视、动漫卡通等现代形式传播儒家文化，但以音乐的形式还不多见。实际上，“乐”也是儒家“六艺”之一，最初的儒家六经中也有《乐经》的存在。孔子十分重视诗教和乐教，他认为一个人的学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这就是说，以音乐完成其最后的学习。《礼记・乐记》也说：“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因此，用音乐表达内心情感和进行外在教化，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传播方式，也具有较好的传播效果和感染力，老百姓喜闻乐见。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文化的历史发展有三个阶段值得一提。第一阶段：（先秦）孔、孟——儒家学说的创立；第二阶段：（西汉）汉儒董仲舒针对当时黄老思想（战国中期至汉初的道家学派），向汉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阶段：（晚清）曾国藩恪守正统，继承孔孟衣钵将儒家思想发扬光大，终成一代中兴名臣。儒家思想注重对社会现实、伦理道德、人生哲理、自我修养和政治历史诸方面问题的思考，古往今来，一直处于显学的地位，被尊奉为国学。研究儒家文化有助于今天的人们历史地了解其发展演变，了解其蕴涵的思想总是随历史的发展，体现出时代性的特征。
第一阶段：（先秦）孔、孟——儒家学说的创立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期，产生了各种思想流派，如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思想家、学者们为抒己见，纷纷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后世称之为百家争鸣。其中，孔子所创的儒家学派的理论，颇具影响，一枝独秀，逐渐成为“显学”。孔子的儒家学说都有些什么内容呢？“克己复礼以为仁”孔子因之被后世称为“圣人”。孔子之后的孟子，继承孔子的衣钵，并进一步提倡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对孔子的思想有进一步的阐扬和发展，故其学说，具极大影响，孟子因之也被后世尊为“亚圣”。先秦孔孟儒家学说的形成，被后人视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开创，其学说是中国古代宗法农业社会的产物。于是，孔孟学说大行其道。
第二阶段：（西汉）汉儒董仲舒针对当时黄老思想，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黄老系战国中期至汉初的道家学派，此派假托黄帝的名义而推行老子的“无为”“虚静”等思想。汉初实行修养生息政策，黄老学派的“无为而治”，以清静之术治天下的政治主张，曾被汉初统治者所采用。提倡“无为而治”显然与儒家主张的“王道”、“仁政”、“有为”相悖，汉儒董仲舒于是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改造，积极入世，参政议政。传统儒学的思想涵义，至此发生了变化，具体体现为1.天人合一的解释：皇帝是天的儿子，叫天子。先秦时，尚有一定唯物成分的阴阳五行说，被神秘化，被说成是天命的表现。2.抛弃了先秦儒家提出的君臣相互尊重的民主精神。把各种封建伦理关系固定化、绝对化，明确提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和“五常”（仁义礼智信）作为维护封建秩序的永恒道德规范。3.强调大一统，加强和巩固中央集权。4.主张“奉天法古”（一个著名的形而上学的命题）、“天不变，道亦不变”，把封建制度神圣化后，又使之凝固。5.打造新儒学——经学（对孔孟儒学的整理、注释和改造，客观上为统治阶级服务，致使读书人不能有自己的思想，皓首穷经，假圣人之言立言，“学而优则仕”）。尤其是董仲舒向汉武帝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标志了儒学在新时期的勃兴，标志了儒家思想走上了与政权统治相结合的道路。此后，儒家学说与政治相结合，直接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历千年而不变。探究儒家学说之所以被汉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原因在于：其一，它论证了等级特权的合理性。封建专制统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尊卑等级特权的统治，儒学给予了道德上的认同，对其合理性作了一系列的论证。其二，它把道德关系说成是统治与被统治关系。从道德关系上说，君臣、父子、夫妇之间关系本来是由一种道德义务所维系的，即彼此之间相互承担着一定的道德责任，从而维系其间的和谐的关系。其三，儒学与政治互补。汉代儒学开始走上了政治化的道路。同时，它也走上了社会化的道路，它的社会化有赖于政治的支持和保障，相应的，政治也离不开儒家学说为其从思想意识和理论上张目。真正意义上的儒家文化，也从此宣告形成。
第三阶段：（晚清）曾国藩是传统儒文化的继承、发扬光大者，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大儒
曾国藩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继承儒学传统，深得其精髓。他不拘成法，开洋务运动的先声，被人称为中国“近代化之父”。就儒学而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理想，也是其实践指针。曾国藩正是因恪守正统，继承孔孟衣钵，在“忠孝”的前提下，注重道德教化，办事兼传教，成就大事的。自己树立了一个“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独特形象。据说，一生“独服曾文正”。作为“这一个”有争议的典型人物，以下择曾国藩用人、教子（兼修身）、办洋务例，试论之。
用人。曾国藩认为，远而言之则天下之兴亡，国家之强弱；近而言之则兵事、饷事、吏事、文事之成败利钝，以是否得人为转移。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此，李鸿章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挈，即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教子（兼修身）。曾国藩教子，总不忘做人，读书两端。于读书则不厌其烦地解疑祛惑，于做人则指出其优劣，敦促其改正。曾国藩的家教观尽管从根本上体现了封建传统文化的主旨所在，但他经过自己的理解消化，独创出了一套治家理论和方法，且在实践上获得极大的成功：曾纪泽和曾纪鸿（曾国藩的两个儿子）作为清末“正牌高干子弟”，他们不仅没有成为“衙内”和大少爷，相反，一个是著名的爱国外交家，一个是有成就的诗人和数学家。
办洋务。曾国藩是一个有“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双重特性的人物。曾国藩是“自强”实践的领头雁。他在1861年攻陷太平军占领安庆后，驻节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招募国内科技人才，仿造西洋军火、轮船，成为中国近代军用工业的肇始。容闳（中国近代最早的留美学生）是曾国藩亲自识拔之人，多年来殚精竭虑地帮办洋务，容闳不仅肩负带领留学生出国的监督重任，而且还负有“联外交而窥秘钥”之责。派遣留学生代表着洋务事业对人才的需求，因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认为这是“收远大之效”的事业。可以说，曾国藩办洋务上的“发展”与“革新”理念，是站在时代的高度，放弃夜郎自大的盲目自重观，开启了一代学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给黑暗沉沉的近代中国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正是他敢开风气之先的胆识与行动，他被人们称之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结 论
传统文化的前途还在于因时而变化。抚今追昔，进一步说，主观上，在一个不断发展的民族历史中，其主流文化的宗旨和目的决不会是为了阻止本民族的发展而生成的。客观上，应该看到，不能随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的文化是没有前途的文化，经不起磨难和挑战的民族精神也是不能带来振兴和希望的民族精神。辛亥革命时期，传统儒学一度失去了昔日的灵光，封建文化日益受到批判和抛弃，而建立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呼声越来越高。孔子文化学院如今遍布海内外，学国学穿汉服俨然成为时尚。然而，中国近代的鸦片战争俨然一场陨石雨，通过战争这种最高对抗形式，东西方文明进行了激烈的碰撞，结果是东方文明和我们的民族自尊心遭到重创。当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劣根性在西方坚船利炮前暴露无遗时，也就到了对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进行总结、甄别、挑选与重建的时候。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一、韩愈的道统论的基本内涵
韩愈在《原道》中以儒家之道区别于佛老之道，以儒家道统对抗佛家法统，建构了道统论。因而，我们可以从“道”与“统”两方面理解道统。“道”主要是理论与精神因素，具有超越性与普遍性的特征；“统”主要是历史因素，具有时间性与连续性的特征。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蔫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①“道”也称为“先王之道教”。在他看来，“道”首先是作为儒家思想本质和理论硬核的仁义道德，其实质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原则，即以仁义为本的天下公言。因而，“道”超越一切具体知识特别是异端思想，处于优先于一切的根本性地位，提供了一切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与本源。“道”不仅是以仁义为核心的精神价值，也包括儒家的典章制度、社会阶层与分工、伦理秩序、社会风俗，“这实际是韩愈所了解的整个儒家文化——社会秩序”。就经验层面而言，道体现于社会各个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就超验层面而言，道存乎古今、贯通天人。自古至今，道的传承有一历史过程，这便是统。即“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蔫。”②圣与道合一，所谓的道统就是儒家思想的历史传承谱系。韩愈的道统说据陈寅恪先生讲，一是由孟子篇章所启发，二是由禅宗祖统说摹袭得来①。其真正目的并不在于单纯确立一种人物的外在谱系，而在于借此梳理思想的内在传承，通过道统的构建使儒家思想（道）具有连续性、普遍性、根本性和超越性，从而能够凌驾一切异端思想，成为绝对真理与唯一权威而重现占据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流，最终实现儒学的复兴。
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解读韩愈的道统论。
首先，我们看韩愈的儒家文化立场。韩愈辨名析理着力阐述孔孟之道体现着他理智上对于儒家思想及精神价值的理解，他虚构历史，以圣人史观盛赞先王之教，体现着他情感上对古圣先贤的景仰，合而论之即是对儒家文化认同与坚守。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的长期压力与道教的兴盛，加上儒学的长期衰落，士人阶层与普通民众发生了严重的文化认同危机，以至于出现这种局面：“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亦尝云尔。不惟举之其口，而又笔之于其书。噫！后人虽欲闻仁义道德之说，其孰从而求之？”③对文化思想界的这种混乱状况，韩愈挺身而出拨乱反正，打起儒家的大旗，并重新明确规定其内容，以正人心排佛老尊儒学，坚定了儒学文化立场，明确了士人阶层与普通阶层的文化归属。
其次，我们看韩愈的正统观念。正统观念主要是指在儒家内部存在多个学派时，某些儒者特别是具有道统观念者认为自己得到了先王之道的真传，视自己为儒门正统，而把其他学派视为旁门乃至异端。因而道统首先意味着对儒学本质的理解和对其内在精神的把握，在儒学内部起着划分学派——“判教”的作用，甚至说道统保证了儒学学脉的“纯正”与一以贯之。正统观念是儒家文化立场的内在要求与进一步延伸。荀子与杨雄“择蔫而不精，语蔫而不详” ，既没有正确把握孔孟之道的实质，也没有充分阐释先王之教的本真精神，因而不能列入道统。韩愈自命：“天下欲使兹人有知乎，则吾之命不可期；知欲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
再者，我们看韩愈的卫道精神。反击佛老与捍卫、弘扬孔孟之道是一事的两面，但后者更为根本。韩愈在《原道》中历数佛老对政治经济造成的严重危害后指出先王之教面临严重威胁——“不塞不流，不止不行”②，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③的激进措施，期望通过这些措施打击并禁绝佛老的异端思想。韩愈一生以积极排佛而著称，为此差点送了性命，真正做到了他所说的：“使其道由愈粗传，虽灭死而万万无限”④，是儒家真正的卫道勇士。
最后，我们看韩愈的弘道精神。卫道精神与弘道精神相辅相存，同构成儒者的现实生命。韩愈具有强烈的担当意识，以传承道统弘扬儒学为自己义不容辞的文化使命与历史责任，为此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孔子说：“人能弘道” ④。孟子一生“正人心，息邪说，拒行，放淫词” ⑤，积极弘扬先王之道极有功于圣门。在佛老盛行，儒学衰微之际，韩愈积极弘扬孔孟之道，是对传统儒家弘道精神的全面继承与努力实践。
道统的四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融通。韩愈的道统论通过这四个方面完成了对儒家仁义道德的形而上学论证，使道最终具有了超越一切的至上地位和普遍价值，道统传承谱系为儒学的重建与复兴提供了重要内容。
二、道统论的历史依据与理论根据
农耕时代的生存背景使中国古代一直重视历史，同时，中国古典哲学又具有解释学的传统，新思想往往借助诠释传统而开出。想要重新确立思想的地位和权威一般而言必须从历史深处寻求历史渊源的支持和经典文本特别是儒学经典的依据，否则，其合理性与合法性将会面临巨大的怀疑与严峻的挑战⑥。道统论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根据即来源于对历史的重构与对儒家经典与精神重新诠释。
韩愈说：“转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身；欲先正其身，现诚其意。然则，古之所谓正心而诚意者，将以有为也。”⑦一方面他将儒家之道的修心诠释为有为以驳斥佛老之法追求修心而忘记社会责任的空寂无为思想，在注重实用理性、强调经世观念的古代中国很容易得到认可与支持；重要要的是从中所挖掘出来的历史资源提供了一个沟通内在心灵培养与外在国家秩序治理的思路，以前由外而内的思维路径被整个变成由内而外的理性自觉，一切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据由“宇宙天地”转向“心灵性情” 。这种转向意味着中国哲学开始由宇宙论转向形上学、心性论，正是这种转向，修心与治世沟通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同样，韩愈对孟子的推崇也与此相关。从学理上看孟子主张向内反求诸己，由内在心性培养外在政治推衍④，这与《大学》运思途径一致，可以为道统论提供理论依据。同时，孟子在《尽心下》中的类似的道统观念启发了韩愈的思路，提供了道统论的历史渊源。孟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义”，与韩愈所理解的道的精神实质相同。孟子积极拒斥异端与韩愈性情相同。因而，在韩愈看来，只有孟子真正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与精神，是先王之道的真传、儒门正宗。通过排列古圣先贤谱系，将孟子列入道统，再一句“柯之死，不得其传蔫”便将历史接续到当下，确立了他本人的合法性地位。因为在古代中国，一种新思想必须同时具有古老经典的依据与思想历史的传承谱系 ，超时空的道必须在时空中落空才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获得普遍认同。
三、道统论与儒学复兴
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道教一直处于兴盛状态，而长期处于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学却一直在衰落，并且隋唐之际的儒学衰落远胜于魏晋之际，儒学危机是不争的事实。儒学复兴运动作为危机的产物是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发展总的趋势，而新儒学是其最重要结果。韩愈作为先驱人物以道统论掀开了儒学复兴运动的序幕。
儒学复兴首先要与佛老异端思想划分界限，明确并强化儒家文化认同，道统论发挥了这一功能。
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与外在的逻辑与时代课题，新儒学作为复兴运动的产物，其形态和特质是思想的内部渊源与外部挑战的相应性②。韩愈在积极应对异端挑战时既努力挖掘历史资源又尽量吸收当下的东西，在道统构建上他沿袭了古代“尊王攘夷”的思路与策略。在大汉族中心主义影响下，尊王攘夷的观念在士人阶层与普通民众心理中根深蒂固，华夷之辩是士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再加上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异族对于中原长期统治与残酷蹂躏，特别是安史之乱距韩愈又不久，那份痛苦的历史记忆在大众心中久久不能散去。“直至安史之乱后，由于安史为西胡杂种，尊王攘夷的思想始于文士之间抬头”③，此时，韩愈将佛老思想斥为狄夷之法，反对“狄夷之法加诸于先王之教之上” ④，很容易在士人与大众心理上获得普遍认同与广泛支持。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道统论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学思想，另一方面作为儒家复兴先驱之作，道统论直接开启了宋明理学。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前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 ⑤总体而言，韩愈以仁义为核心，比较正确地理解并继承了儒学的核心思想与精神实质。他通过《原道》等著作从世界观、人性论、伦理学、历史观等对儒学理论的多方面探究构成他继承并复兴儒学的重要内容，而最显著的便是道统论。他立道统排佛老兴儒学，为儒学复兴树立起了鲜明的标志，并结合孔孟的仁义与《大学》的修齐治平的思想予以论证，尤其是对《大学》的重视，对后来宋明新儒学的意义十分重大。今天，现代新儒学依然在试图重建道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不论是韩愈所处的时代还是宋明之时，乃至今天，一个共同的思想文化背景就是儒学复兴，而道统论是儒学复兴的一面大旗帜⑥。
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一文中指出了韩愈的重大作用：“建立道统证明传统之渊源”、“直指人伦章句之繁琐”、“排斥佛老匡救政俗只弊害”、“呵诋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改进文体广收宣传之功效”、“奖掖后进期望学说之流传” 六个方面。陈先生这种儒学本位主义的评价曾受到过严厉批判，但是如果我们认同自身的传统，以理智的心态面对历史，以同情的理解面对韩愈及其道统论，那么我们会承认，韩愈建立儒家道统勇敢地捍卫儒学、积极地弘扬儒学，在民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和民族精神的传统与发扬上厥功至伟，宋明时期儒学的复兴是其直接的明证。
余先生在文章中论及三种道统观：一是为钱穆先生所批评的由韩愈首先提出、由宋明儒学加以发挥倡导的“主观的”、“一线单传的”道统观，它表现为某种具体的传道谱系；二是钱先生本人所主张的谓“此一整个文化大传统即是道统”的“思想史家的道统观”；三是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等先生的思想中表现为“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为标准的“哲学家的道统观”。[3]而余先生所论新儒家的道统观乃是特指“哲学家的道统观”而言，此所谓新儒家又是特指由熊十力的师门传承所形成的哲学流派，更确切地说主要是指熊十力、唐君毅、牟宗三师徒而言。[4]
从孟子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5]到韩愈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传道系统，[6]再到朱子《中庸章句序》明确提出“道统”一词，传统儒家的道统观确是与具体的传道谱系关联在一起。至于余先生所说“思想史家的道统观”自然已与宋明儒所谓“道统”的本义相去甚远，此在钱穆先生的著作中，本来就属退一步的说法或云姑且言之之意，因为钱先生本来就对理学家所谓道统持批评的态度。
至于“哲学家的道统观”，依余先生所论：“自熊十力起，新儒家都有一种强烈的道统意识，但是他们重建道统的方式则已与宋明以来的一般取径有所不同。他们不重传道世系，也不讲‘传心’，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在这一点上，他们确与陆、王的风格比较接近。由于新儒家第一代和第二代诸人对于‘心’、‘性’、‘道体’的确切涵义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都没有获得一致的结论，他们的道统谱系因此也有或严或宽的不同。但无论严宽，大致都认定孟子以后，道统中断，至北宋始有人重拾坠绪；明未以来，道统又中断了三百年，至新儒家出而再度确立。”[7]
说熊先生等“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证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这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尽管已有学者对此提出反驳。[8]至于余先生一方面说熊十力等新儒家“不重传道世系”，另一方面又说他们有自己“或宽或严”的“道统谱系”，我们不知道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异区别？大致说来当代新儒家的所谓道统谱系至少不似韩愈、宋儒那样明确而直接，而往往是隐含在他们有关儒家思想之发展、演化的论述中。且就熊十力先生的思想而言，即便是此类松散的道统谱系也并不完整或者说尚未形成。因为就当代新儒家而言，所谓道统谱系之形成的重要一环是必须对宋明儒家的思想脉络进行系统的疏理和分判，此项工作是五十年代后由牟宗三先生完成的。
传道谱系的提出是与判教关联在一起的。熊先生的判教更多的是在大乘佛学空、有二宗与儒家思想之间进行，这是种广义的判教。就儒家思想自身的传衍发展而言，我们固然可以说熊先生的思想更近于陆王（例如他说“阳明之学，确是儒家正脉”）。[9]但他所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后儒如何传道，而是儒家精神义理本身的问题。且与牟宗三等人不同，熊先生并不一般地认为由先秦到宋明标示着儒家思想一个新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虽然同样以心性之学为儒家思想的血脉，但熊先生对于心性的理解实与唐、牟等人有很大的不同。拙文《现代新儒学的逻辑推展及其引发的问题》曾论及熊、牟心性理论的差异，指出：“就总体而言，牟宗三似乎更注重本心、性体即内在即超越的方面，因而也就更注重‘性体’的超越义；熊则更强调其‘即存有即活动’的方面，因而凸显了‘心体’的创生义。此所谓‘创生’又并非是限于道德领域而言，而是一种承自于先秦儒家的广大悉备、生机盎然、活泼泼的生命气象。熊常使用‘宇宙的大生命’一语，盖与此有关。他说：‘宋明诸大师，于义理方面，虽有创获，然因浸染佛家，已失却孔子广大与活泼的意思’。”[10]
梁漱溟先生作为“五四”以后新儒家思潮之开山者的地位已很少受到质疑。我们自然也可以笼统地说梁先生在倡导“新孔学”方面亦表现出了强烈的续统意识，但实际上在梁先生的思想中基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道统”观念，他也几乎没有论及道统问题。梁是一位实践家，是一位实践意义上的儒家。此所谓“实践”不仅是指个人的身心修养，而且是指由“内圣”而“外王”，把自己的思想理论转化为影响社会人文的实际行动。可以说梁先生的兴趣所在并不在于把儒家思想诠释为某种义理系统或疏理出儒家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乃至确定某种传道谱系，孜孜于建构某种哲学体系更是他所着力反对的；[15]梁先生所看重的只是对儒家思想的某种解悟， 他要依据此种解悟整合自己对于社会历史人生的认识，并基于此种认识决定自己的实践原则和努力方向。
在有关心性的认识方面，梁先生又与熊十力先生等有很大不同。梁固然讲“良知”，讲“理性”，但他所谓良知、理性主要的是从现实的层面（而非超越的层面）讲，亦可以说他所谓良知、理性只是道德实体而非宇宙实体。[16]梁先生基本上是从人生态度、人伦化关系、伦理教化的层面理解和阐发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的精神义理，他说“中国以道德代宗教”，“伦理有宗教之用”，“礼乐有宗教之用”等等，主要是着眼于儒家思想的社会功能，此与牟宗三先生等从心体性体“即内在即超越”的特性来说明和证成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应当说有实质性的差异。
冯友兰先生是“先论旧学，后标新统”，但其所谓“新统”之“统”实非儒家“道统”之“统”。他说：“新理学又是‘接着’宋明道学中底理学讲底。所以于它的应用方面，它同于儒家的‘道中庸’。它说理有同于名家所谓的‘指’。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有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气有似于道家所谓道。它为中国哲学中所谓无名，找到了适当底地位。它说了些虽说而没有积极地说什么底‘废话’，有似道家，玄学以及禅宗。所以它于‘极高明’方面，超过先秦儒家及宋明道学。它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17]可见他所谓“接着讲”，亦可以（或者说亦只能）在十分宽泛的意义上理解。
实际上，就与传统的关系而言，冯先生的思想理论中有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是在形上学方面，他申明自己是接着公孙龙、程伊川和朱晦庵哲学中有关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讨论讲的；[18]二是在人生境界方面，他实际上更倾向于孟子、《中庸》、庄禅、程明道、王阳明等，这从《新原人》“天地”章的论述和引证中不难看出。就人生境界而言，程朱、陆王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但由于冯先生把朱子的“理”形式化、逻辑化、抽象化了（此方面他也不同于名家，后者是扣紧名实关系立论，冯则是着眼于逻辑分析），所以其思想中的两个不同的方面并没有能够真正统一起来。但无论如何，两方面都与儒家的“道统”没有直接的关联。事实上他在三十年作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曾引述《宋史·道学传》和朱子《中庸章名·序》的观点，言朱熹被视为“道之正统”的传人且以此自居，[19]但冯先生没有对此作任何的讨论和评论。
表现为某种文化承当的续统意识并不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道统谱系”来讲，有强烈的道统意识者（如熊十力）亦未必就有自己系统的道统论。新儒家道统论的系统阐发者是牟宗三先生。
二、牟宗三先生重建道统的三个环节
如果说韩愈提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的传道谱系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基于对佛都的外在仿效，那么到了朱熹明确提出“道统”观念，实际上已不能与韩愈同日而语，应当说它标志着宋明理学发展的成熟与深入，至于宋儒的道统观在后世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保守性和封闭性，则是另外一回事。同样，当代新儒家的道统论也是新儒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这里我们将着重讨论牟先生思想中狭义的道统观念，此所谓道统或许更接近于宋儒的本义，它要落实到“道”的具体传承上说，落实到传道谱系上说，其中特别关涉到如何认识评价和确定宋明儒在儒学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疏理、诠释和确定宋明儒自身的义理系统、发展脉络和传道谱系。当代新儒家既然是接着宋明儒讲，则此项工作必然为一不可跨越的环节。
具体地说，牟先生重建儒家道统的努力主要包含以下三个理论环节：
1、重新肯定孔子的“教主”地位。孔子所创立的“仁教”乃是儒家“道之本统”，故道统当自孔子讲，而不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讲。此一认识实与宋儒不同。
近代以来，围绕对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上之地位的重新认识，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与分歧。在传统营垒内部，至少有两种较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要而言之，其分歧集中表现在：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传承来看，孔子究竟是“述”者还是“作”者？前一种观点可以举钱穆先生为代表，后一种观点则以熊十力、牟宗三师徒为代表。
钱穆先生强调孔子思想与夏商周三代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孔子是“述而不作”，他只是发扬光大了三代文化，而不能说是别开一个方向或开创一个世纪。以最能代表孔子思想的仁学为例，钱先生指出：“孔子实能深得周公制礼作乐之用心者，故于‘吾从周’，‘吾其为东周乎’之全部理想中而特为画龙点睛增出一仁字。”[22]“仁”字虽为孔子所“增出”，包含了孔子的创意，但它又毕意只是在总结周文化基础上的“画龙点睛”，此从根本处说仍然只是“述”而不是“作”，“故谓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而始产生孔子，不能谓由有孔子而始有中国文化之创造也。”[23]
牟宗三先生的观点可以说与钱先生适成对照。他肯定宋明儒学之为“新儒学”的两点贡献：一是“对先秦之庞杂集团、齐头并进，并无一确定之传法统系，而确定出一个统系，藉以决定儒家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具体地说是确定了“以曾子、子思、孟子及《中庸》、《易传》与《大学》为足以代表儒家传承之正宗”。[24]二是改变了汉人“以传经为儒”的观念，“直接以孔子为标准，直就是孔子之生命智慧之方向而言成德之教以为儒学。”故宋以前是“周孔”并称，宋以后是“孔孟”并称，“周孔并称，孔子只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骥尾，对后来言，只是传经之媒介”，“孔孟”并称，则是以孔子为教主，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始正式被认识。”[25]
强调孔子的“教主”地位，即在于指出孔子思想的意义不在于“述”，而在于“作”；不在于传承，而在于创造；不只是构成文化发展的“媒介”，而是开辟了独特的生命方向，开辟了“价值之源”。与钱穆先生不同，牟先生不是要把孔子融入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历史脉络之中，而是要使孔子从历史的视野中凸显出来，所以他十分强调孔子的生命形态与生命方向之独待性：
“孔子既习六艺，亦传经。然六艺孔子以前之经典（《春秋》稍不同），传经以教是一事，孔子之独特生命又是一事。只习六艺不必真能了解孔子之独特生命也。以习六艺传经为儒，是从孔子绕出去，以古经典为标准，不以孔子生命智慧之基本方向为标准，孔子亦只是一媒介人物而已。”[26]
牟先生的思想亦与其师熊十力先生有所不同。熊先生亦强调孔子是“作”者，是教主，但他基本上没有摆脱近代今文经学的影响，是从“孔子作六经”的角度来确定孔子的地位，[27]牟先生则认为此点并不重要。他说：
“对于诗书礼乐春秋，无论是删、定、作或只是搜补，有述无作，皆不关重要。要者是在仁。仁是其真生命之所在，亦是其生命之大宗。不在其搜补文献也。有了仁，则其所述而不作者一起皆活，一切皆有意义，皆是真实生命之所流注。然则唐虞三代之制度之道与政规之道惟赖孔子之仁教，始能成为活法，而亦惟赖孔子之仁教，始能见其可以下传以及其下传之意义。自其可以下传言，是孔子之所以承继唐虞三代之道德总规与政规者；自其下传之有意义言，乃见其必有一开合以期新的综合构造之再现，所谓重开文运与史运者。是则仁教者乃对于道之本统之重建以开创造之源者也。诗书礼乐春秋可以述而不作，而仁教则断然是其创造生命之所在，此不可通常著书立说之创造视之也。”[28]
仁教乃孔子所创立。仁教即内圣成德之教，即儒家“道之本统”。由此说来，儒家道统当是自孔子讲，而不是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讲。从此种意义上说，牟先生所谓孔子确乎是一“截断众流”的孔子。
牟先生有时亦自尧舜禹三代说道统，但其时所谓道统之涵义已与宋儒不同。他说：
“然自尧舜三代以至孔子乃至孔子后之孟子，此一系相承之道统，就道之自觉之内容言，至孔子实起一创辟之突进，此即其立仁教以辟精神领域是。……此一创辟之突进，与尧舜三代之政规业绩合而观之，则此相承之道即后来所谓‘内圣外王之道’（语出《庄子·天下篇》）。此‘内圣外王之道’之成立即是孔子对于尧舜三代王者相承‘道之本统’之再建立。内圣一面之彰显自孔子立仁教始。曾子、子思、孟子、《中庸》、《易传》之传承即是本孔子仁教而开展者。……自孔子立仁教后，此一系之发展是其最顺适而又最本质之发展，亦是其最有成而亦最有永久价值之发展，此可曰孔子之传统。”[29]
尧舜禹三代所传之道乃是“政规业绩”之道，是文制之道。此是“王道”之道，而非内圣之道。内圣之道自孔子始。此一认识实与宋儒有实质性的差异。我们可以注意到牟先生在《心体与性体》“道之本统与孔子对于本统之再建”一章，开篇即追述道统说之源流，并没有提及伪《古文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所谓十六字心传。我们不难推知，牟先生实际上也不能够接受朱子《中庸章名序》所谓尧授“允执其中”于舜，舜授“人心惟危，道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于禹、汤、文、武、周公相承至孔子的说法。因为按照牟的观点，儒家作为传心之法的“道之本统”乃是自孔子始，而非自尧、舜、禹三代始。从此种意义上可以说，孔子的思想又不只是截断众流，而且是劈空建立。
牟先生的有关思想，在新儒家阵营中亦属特殊。熊十力先生虽以“六经”属孔子，但仍然十分强调孔子与先圣之间的继承关系。他指出：
“孔子之所承藉者极其宏博，其所开创者极其广远（广者广大，远者深远），巍然儒家宗师。自春秋战国，久为华夏学术思想界之正统。”[30]
“《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孟子言孔子集尧舜以来之大成。此皆实录。古代圣帝明王立身行已之至德要道，与其平治天下之大经大法，孔子皆融会贯穿之，以造成伟大之学派。孔子自言‘好古敏学’，又曰‘述而不作’，曰‘温故知新’，盖其所以承接者既远且大，其所吸收者既厚且深。故其所定六经，悉因旧藉，而寓以一已之新意，名述而实创。”[31]
此是说孔子是以述为作。而在牟先生看来，孔子思想中的“述”与“作”两方面必须加以明确区分：“述”是表现在文制方面，“孔子立教的文制根据就是周文，而周文的核心则在亲亲之杀，尊尊之等。……孔子继承（述而不作）这一套，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作《春秋》，其中心观念，就是凭依亲亲尊尊文制。”[32]孔子之“作”则是表现在仁教方面。此方面孔子是四无依傍，开宗立派，奠定两千年多年内圣之学之宏规。“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33]故孔子作为圣者的地位只能够从仁教方面讲。
牟先生的有关思想与梁漱溟先生更有实质性的差异。梁先生可以说恰恰不是以“孔孟”并称，而以“周孔并称”。这是因为他讲儒家精神及其对历史上中国社会人生的影响，基本上是落到礼乐层面来讲，而非落到心性的层面来讲。落到礼乐的层面来讲，则必然强调孔子对周文化的继承方面。梁先生说：
“中国数千年风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举周公来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举孔子来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说‘周孔教化’。周公及其所代表者，多半贡献在具体创造上，如礼乐制度之制作等。孔子则似是于昔贤制作，大有所悟，从而推阐其理以教人。道理之创发，自是更根本之贡献，启迪后人于无穷。所以在后两千多年的影响上说，孔子又远大过周公。”[34]
“孔子自己所说‘述而不作’，……恰是寓作于述，以述为作。古宗教之蜕化为礼乐，古宗法之蜕化为伦理，显然都经过一道手来的。礼乐之制作，犹或许以前人之贡献为多；至于伦理名分，则多出于孔子之教。孔子在这方面所作功夫，即《论语》上所谓‘正名’。其教盖著于《春秋》，‘春秋以道名分’（见庄子《天下篇》）正谓此。”[35]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8-0047-02
韩国是儒家文化圈中将儒家传统保留最完整的国家之一。韩国儒学作为儒学的一个分支，为世界儒学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在高度现代化的韩国社会中，儒学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这值得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的中国人深思。
一、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历史
韩国的儒学传统由来已久。纵观韩国儒学史，中国儒学播至朝鲜半岛已有两千多年。早在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以汉字的形式传入古朝鲜。朝鲜半岛历史上高句丽、百济和新罗鼎立的三国时期，儒学更是作为官方正统思想被引入。高句丽不仅在中央设立了儒学最高学府――太学以教授儒学经典，在地方还建立了扃堂以供贵族和平民学习儒学甚至汉文。百济国还有“博士”的称谓，在武宁王和圣王时期就有“五经博士”，指博通儒家经典的人。三个国家中接受儒学较晚的是新罗国，为培养出具有儒家思想的贵族青年，创立了以“事君以忠，事亲以孝，事友以信，临战无退，杀生有择”为信条的花朗道。
新罗统一了三国后，在中央设立国学，讲授中国儒家的五经三史。同时，儒学已成为教育和选拔人才的标准，政府设置的读书三品科制度便是以儒学经典为考试内容的制度选拔人才，委以官职。另外，新罗与大唐两国交流日益频繁，人员不断往来。这段时期大唐出现了许多由新罗人聚集的“新罗坊”、“新罗馆”等。新罗国“向羡文教”，选派了大量留学生入唐太子监学习儒学，其中不少留学生还参加了唐朝的科举考试。如新罗学者崔致远18岁时即在唐朝考取进士，后留在唐朝担任过侍御史、内供奉官等职。
高丽王朝初期，虽将佛教定位国教，但仍提倡修齐治平的儒学思想。高丽国内对于儒家文化的学习，除了中央的国子监和地方的乡校，崔冲在国内率先办学，开设私塾，并向学生教授《周易》、《仪礼》、《礼记》、《左传》、《尚书》、《诗经》等儒家典籍。后又有十一名儒臣效仿办私塾，史上合称“十二徒”。高丽王朝中后期，随着程朱理学的传入，理学开始了在朝鲜半岛的大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高丽末恭憨王十六年(公元1367年)建立了一直沿用至今的“成均馆”， 任命被韩国人尊为“东方理学之祖”的郑梦周等一批名儒讲授讨论朱子学。于是，“学风由从来以文学为中心者，一转为以经史理论为中心的学风。”[1]
李氏朝鲜政权建立后,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全面贯彻了尊儒抑佛的政策。于是，确立了理学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李氏王朝历代君王都秉持着儒教建国的理念，“从开国的太祖到第三代太宗，其间致力于儒教思想的施政，达到了政治上的安定。至第九代成宗时，文物制度皆已确立，儒教思想皆已普及于庶民阶层，奠定了朝鲜王朝五百年的基础”[1]， 朝鲜社会几乎变成了儒家社会的典型。随着“李氏王朝儒家之双臂” 李（号退溪）, 李洱（号栗谷）的出现，李朝理学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包括李栗谷和李退溪两位大儒在内的一批韩国儒家学者根据本国国情和自己的独到体认，形成了性理学学派，被称为韩国“朱子学”。“到了退溪、栗谷时期,退、栗开拓了前所未有的哲学思维高峰,确立了韩国儒学的独有领地。在民族睿智的至圣期,朝鲜性理学不但发挥了民族文化的轴心作用,群贤之人格与思想影响到日本和中国。由是,韩国近世的精神支柱得到建构。”[2]从朝鲜王朝开始,韩国社会思想在儒家传统的主导下，基本呈现稳定的形态，直至今日。
二、儒学在韩国的发展现状
现代新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哈佛大学哲学教授杜维明先生认为，韩国的儒学发展要比中国超前。这里且不谈文化断层对中国儒学传承和发展造成的影响。就韩国而言，儒学传统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由于汉字的通用性，加之朝鲜半岛单一民族的稳定性，使得韩国在吸收先进的中国儒家文化的同时，较为完整地引进了儒学思想并稳定地传承下来。虽然儒学在朝鲜半岛本土化发展后形成了自身一定的独特性，但是仍可以说韩国儒学的继承远大过创新。
在这个被称为“比中国还典型的儒家社会”的国家中，韩国儒教是对其儒家传统继承的最好体现。虽然儒家是否能定义为一般意义上的宗教这点在学界仍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宗教形式上来说儒教确实存在于韩国社会。目前,韩国的儒教寺庙近三百座,教职人员近两万人，信徒人数仅次于佛教和基督教[3]。始建于高丽王朝的成均馆如今坐落于韩国首尔市的成均馆大学内，是韩国儒教组织和儒学思想的中心，也是韩国儒教命脉延续的象征。成均馆的文庙内供奉着孔圣十哲以及中、韩两国历代著名的儒家圣贤。为了纪念孔子，这里每年都要隆重举行春秋两期的释奠大祭。韩国政府对此也相当重视，常常是教育部长以上的官员亲自出席。成均馆至今完整地保留着中国明代的释奠礼，甚至还指导过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孔庙重新学回庄重的祭孔仪式。
“成均”一词源于《周礼》，“成人才之未就，均风俗之不齐”。成均馆这座效仿中国元代太学、国子监而兴建的昔日最高学府，除了以上提到的祭祀功能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其儒学教育功能。成均馆下设的地方教育机构是乡校和书院，作为儒家伦理的教育基地遍布全国。“汉城（今首尔）的成均馆大学是韩国儒教的中心,也是一座孔庙的所在地,每年春秋两季在那里举行纪念仪式。韩国还有着二百多所向青年传授传统价值观和礼节的乡校,即设有孔庙的儒家学院。这些乡校想要使儒家的价值观念与现代工业社会比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①成均馆大学，这所世界上唯一的一所儒教大学一直以儒教精神为办学理念。该大学学则的第一章、第一条就写道：“本大学院根据教育法,继承我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韩国传统思想,并使其现代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使全体国民达到共识的新的伦理观和自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有能力的人才。”②
在韩国学术界，儒学仍是哲学研究的主要方向。在1945―1992年间,有关传统哲学研究成果的著述中,研究儒家、道家、佛家的著作数量的比例约为240∶70∶4，论文数量为1100∶385∶17。除了成均馆大学外这样的高等学府外，还有众多的研究院、研究所等学术机构从事着儒学和儒教的研究工作。这其中诸如退溪学研究院”、“国际退溪学会”、“栗谷研究会”、“栗谷思想研究院”、“圃隐思想研究院”、“茶山思想研究院”等，均是由企业支持或创办的。韩国著名的三星公司也长期向成均馆予以资金支持，并引以为荣。儒学不仅受到韩国知识精英界的认同，企业界精英也推崇备至。可见，儒学在当代韩国社会的地位仍然十分崇高。
韩国社会浓厚的儒家氛围还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韩国现行货币中最常用的1 000元纸币上印的是韩国大儒李退溪先生的头像；5 000元纸币印的是另一位韩国大儒李栗谷先生的头像。不同于大部分国家将政治人物印在货币上的做法，这一现象充分说明了儒学在韩国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此外，就连韩国人的名字里也能找到儒学的踪影。历史上孔子曾在洙水讲学，孔子死后也被葬在洙水旁。由此后人都以“洙”字代表孔子学术。如今“洙”字仍频繁出现在韩国人的名字当中，这也体现出他们继承和光大儒学的愿望。
儒学在韩国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以至于他们大多已接受和认同儒家伦理教导，并形成了社会普遍的共同认知。 “在韩国,人们十分热切地、一丝不苟地接受儒教，他们把韩国称为‘东方礼仪之邦’,指的是韩国人一丝不苟地遵循教义所定的仪式的所有方面……根深蒂固的儒教行为举止和社会关系模式仍然是在韩国人想事和行事中起重大作用的因素。”[4] 传统儒教的伦理教导不仅影响着儒教教徒，更影响着社会每一个人。据一项有关“韩国人的宗教意识”的调查显示，有92%的被调查者回答遵守儒教的生活道德，可见儒教的观念在韩国是深入人心的。“一般韩国人，都不承认他们信仰儒教，可是在很多的生活表现上，却具有儒家色彩。在社会生活中，反映出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长幼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的关系和朋友之间的关系。在社会关系的阶级组织，则反映出对老人的尊敬、对教育的渴求、对死者的祭祀仪式和继续扩大家庭的影响力……忠孝思想仍然是教育儿童的基本道德。”[7] 而这种根深蒂固的儒家教导和行为规范已内化为韩国人的习惯，其表现形式可谓“日用而不知”。所以，“一个典型的现代韩国青年虽然可能对儒教表示毫无兴趣,但是他照样仍然受到儒家对待工作和学习、生活和玩乐的律己习惯的约束。这样的律己是儒家伦理的核心。”①
儒学已经融入韩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情感方式以及生活方式，几乎已成为其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现代韩国社会中的儒家文化，高丽大学编写的《朝鲜文化史大系》中这样写道：“儒教文化在朝鲜盛行了千年,它对朝鲜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它已深深扎根于朝鲜民族的思想意识之中了……现在,儒教看起来已是历史的遗物,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儒教的长处与弊端已深深地残留在我们生活底层了。”[5]
参考文献：
[1]柳承国.韩国儒学史[M].傅济功,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9.
[2]黄心川.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韩国卷）[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