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4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6-0-02
一、当下我国建筑经济质量现状
我国建筑经济发展滞后，这对整个行业发展是严重不利的，施工企业一般以中小企业为主，大型集团企业相对较少，龙头企业不多导致建筑经济发展处在发不平衡的状态，辐射带动力能力薄弱，施工质量和经济效益尚未充分体现。当前我国施工企业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并且需要从根本上提高水平和企业发展的水平。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经济的深化，这将是重要的影响我国建设经济关键点。建筑企业市场化的发展导致一系列问题，首先暴露的竞争力不强问题。自由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特点，但我国施工企业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竞争力不足，严重影响经济质量的提高。我国“十二五”阶段必须优化市场经济环境建设，促进建筑施工企业系统的健康发展，为建筑施工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建筑业企业经济质量的提升需要优化产业资源，同时需要不断提高资源在整个行业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促进集团化企业能够带动中小企业发展，最终全面提升整个建筑经济的质量。
我国建筑施工企业专业水平低质量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建筑施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最多，因此，低水平的整体实力，这是不利于整个行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有必要从根本上提高施工企业的经济水平和质量，提高施工企业的质量经济需要培养人才的过程。我国“十二五”阶段，需要大力发展建筑业企业人才与专业水平，充分发挥人才优势，建筑业通过建立完善的人才体系，最终提高施工企业经济质量的水平。我国施工企业经济质量水平低主要是由于企业资质低，低水平的专业化。专业水平已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准来衡量企业发展的水平，施工企业必须从劳动密集型企业向技术创新型企业转变，才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企业经济集中更好的质量建设被发掘，以往的建筑企业主要是以土建为主，而装演与安装等项目没有与之协调发展，会导致施工企业的发展处于不平衡状态。我国建筑企业长期都是处于以一把瓦刀打天下的状态，对提高整个行业的质量经济水平将产生重大影响。
我国建筑企业经济质量效益长期处于偏低的状态，主要是因为建筑企业发展水平低，工程质量效率低下。在我国建筑工程项目中，以民用和工业项目比较多，而技术密集型以及资金密集型企业就相对较少，如果从低端建筑工程项目特点来看，成本高效益低下等问题就显得明显。建筑工程项目必须朝着高端的方向发展，方能逐渐提高整个建筑企业经济质量水平。
我国建筑企业在“十二五”阶段必须向着高端方向发展，这就要以高端工程项目作为建筑企业经济质量提高的着力点，从本质上提高建筑企业经济发展水平，使建筑经济为我国社会发展服务。我国的建筑工程企业长期处于结构单一化的状态，而这与“十二五”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是相悖的，只有建立多元化建筑经济发展方向，才能满足我国在“十二五”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多元化经营同时也是“十二五”阶段提高我国建筑企业经济质量的着力点。我国明确要在“十二五”期间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以及效益，建筑经济也同样要突出质量与效益，才能符合当今时展的要求。建筑企业经济水平的提高会受到建筑产业结构内部平衡的影响，这同时也是建筑企业经济可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突出矛盾。当下必须不断改善建筑企业发展结构，不断增强建筑企业经济运行的质量与效益，是我国建筑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首要任务，必须全面有效落实才能提高建筑企业经济能力与水平。
二、建筑企业经济质量调整的内容分析
改善组织结构是构建企业经济质量调整的重要内容。建筑企业发展需要从自己的特点，建立符合建筑企业经济发展目标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优化以提高企业发展水平。施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将少量的大型企业有大量的中小企业，从根本上促使全面协调发展。建筑公司大企业和小企业的结合，可以促进经济水平提高，同时有利于产业组织结构的创新和为发展提供重要保障。在建筑业企业竞争的过程中，必须建立承包商与分包商的协调发展的组织结构，促使组织结构成为连接总包与分包的桥梁，专业化建筑企业必须要以劳务承包与分包为依托，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以此全面提高建筑企业经济质量水平，建筑企业只有在“十二五”阶段建立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体系结构，方能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良好局面。
调整门类结构是建筑施工企业现阶段经济质量提高的主要内容。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目标以及标准，构建企业经济必须要提高质量和水平，最终实现全面发展的任务。现代建筑必须在企业发展的过程中提高监管水平，不断提高建筑工程的质量，只有一流的质量才能产生良好的效益，构建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才能真正提高。现代建筑施工企业必须配备与建筑行业施工监督管理、勘察、设计、监理和咨询相适应的行业，才能实现真正的经济能力提高。只有不断加强项目管理，施工企业才能真正提高建筑工程质量，工程质量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使建筑业实现健康稳定发展的目标，才能真正提高建筑企业经济发展水平。
调整结构的制度建设来提高经济的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需要从根本上改变体制结构发展目标，因为体制结构对一个行业的展影响程度越来越大，才能提高建设水平的经济发展。我国要实现“十二五”经济发展水平建设的质量和效益的双丰收，必须促进企业发展能力，深化系统结构。建设需要调整所有制结构，同时解决好所有权的问题引起的冲突，从战略高度调整建筑业发展布局，以增强经济实力和建筑行业的水平。建筑经济发展需要建立城乡协调发展的集体模式，国有建筑经济与非国有经济实现全面协调发展，只有通过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的形成和发展提高施工企业的经济发展水平。
三、如何提高建筑经济质量
抓住市场是提高建筑经济质量着力点的重要措施，施工企业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逐步提高市场份额，才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十二五”发展阶段施工企业必须充分发挥市场在工业的发展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紧密围绕市场中心，提高建筑产品结构与生产结构，市场经济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行业发展方法与手段，产业的发展需要充分有效地利用好市场“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的作用，提高行业的竞争力，促使形成行业健康和稳定发展的局面。施工企业市场经济质量改进过程需要使用方法，资源分配好的开发部门的优势和企业建立良好机制的进化。“五年”阶段我国将继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建筑行业国内外市场将更紧密的联系，建设发展需要不断调整结构，调整过去低端产业发展情况，一些科技含量低，低水平的施工企业，施工质量和效率并重的企业发展目标。“十二五”期间，我国建筑施工企业要全面发展，就必须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全面观察好国内市场以及国外市场环境，唯有针对市场环境来实现结构调整，才能真正促进建筑施工企业的全面发展。
我国建筑企业发展过程中没有形成归类的行业发展局面，只有一个合理的分类才能使建筑产品行业规模越来越大，建设企业发展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必须扩大提高质量，坚持建立规模的基地发展模式，依靠规模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以及社会效益，真正提高施工企业经济的质量。一些强大的市场潜力优势企业需要增加强度的发展，使一批特色企业快速发展，一些市场竞争企业需要加强政策支持，对一些生产高度专业化的浓度和高需要集中管理的企业，提高企业的综合竞争力。
建筑企业在十二五”阶段针对的优质企业，必须对其进行优先发展，优质资源资本流入这样的企业，为此创造一个良好社会环境。科技的力量是建筑企业提高经济质量着力点的重要措施，促进我国工业的发展，经济增长，必须依托科技创新力量才能够完成目标任务。
在当前我国建筑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有机结合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逐步改变我们的建筑施工企业缺乏科技含量和低水平的技术的现状。建筑行业发展必须协调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质量建立合理有效的经济机制，不断优化建筑业结构，行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才可全面提高。科技进步成为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建筑企业的重要依赖，推动科技发展，不断提高建筑经济质量。
参考文献：
[1]梁艳红.浅谈我国建筑经济的发展现状与对策[J].现代经济信息，2013（19）.
十七大报告强调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党和国家到2020年的奋斗目标，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要增强发展的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些新要求，既与十六大确定的到2020年奋斗目标相衔接，保持了目标的连续性，又根据新的情况和条件充实了奋斗目标，增强了目标的针对性，进一步丰富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内涵，形成了一个更高、更综合的现代化概念。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新要求，将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和基本精神，贯彻落实到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各个方面，体现了我们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路，为我们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描绘了新蓝图，开启了新征程。向这样的目标进发，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目标，必须强化国有经济质量控制力。所谓经济基质量控制力是指高质量的经济以其先进的企业素质和技术，极佳的经济效益、极强的竞争力、抗风险力和资本的集中力、积聚力、扩张渗透力所形成的支配和主导其它经济发展的作用。它的控制力，横向表现为对周围经济的控制力，纵向表现为对周围经济的控制的先导力。
一、国有经济的本质是其控制力产生的根据
国有经济是建立在现代化生产力之上，生产资料归社会全体劳动者所有的一种公有制经济形式。国有经济的这种本质特征是其产生经济控制力的客观根据。优越的国有经济质量控制力之所以产生，是由其社会属性决定的。第一，优越的国有经济制度促进了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使其能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引导和带动作用。第二，国有经济是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保障。第三，国有经济是科技进步的坚强后盾。国家运用国有经济的经济实力使投资风险巨大，其他经济无力也不敢承担的尖端科研活动得以顺利进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推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第四，国有经济体现社会主义本质，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中起着支撑作用。在目前我国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条件下，国有经济虽只是占其中一个份额，但随着国民经济的部分质变，最终将促进国民经济发生“国有量化”的整体质变。国有经济的本质决定了它应该是高质量的经济，与此相适应的应该具有强大的经济质量控制力。
二、“调整”、“改组”是发挥和增强国有经济质量控制力的战略举措
国有经济质量控制力发挥的程度与国有经济的社会属性密切相关，目前满足国有经济质量控制力的条件还存在不足，影响了控制力的发挥。主要是“国有经济分布过宽，整体素质不高，资源配置不尽合理”，“重复建设严重、企业大而全、小而全，没有形成企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体系和规范经济，缺乏市场竞争力”。为此，我国实施一系列举措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推进国有企业改组，以满足国有经济高质量的要求，从而充分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这些“调整”、“改组”的重点是：在国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上，退单一的国家独资形式，进为国有经济控制多种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国有经济的质量；在国有经济的分布上，退国有经济在所在经济领域全面撒网、分布过宽，进为在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的优化分布及质量的提高；在国有企业的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上，退单纯追求国有企业数量扩张，忽视质量的提高，进为保持必要的数量，重视质量的提高；在国有经济的质量上，退“大而全”、“小而全”低效率、低效益和重复建设，进为专业化生产，集约化经营，发展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放开搞活中小企业，走规模经济和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率的质量经济之路；在技术进步上，退创新能力不强，技术落后，发展乏力，进为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占据重要地位，掌握核心技术，占领技术制高点，发挥技术先导作用，走集约型和可持续发展之路。针对目前国有经济存在的质量问题，实行“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调整”、“改组”，要求在“进”、“退”工作的过程中要有所作为，在“退”的领域应该有所不为。经过“调整”、“改组”，要使国有企业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规模型、产量型和效益型转变，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增强其经济控制力。
三、国有经济质量控制力的表现
“调整”、“改组”战略举措的实施，使国有经济产生经济质量控制力的必然性变为现实性。经济质量主要由企业素质、技术水平、经济效益、竞争力、抗风险能力组成并相互作用产生的经济效益状态。高质量经济的主要特征是：一是，企业素质的先进性。二是，技术的先导性。三是，经济运行的高效性。四是，优势的竞争性。五是，极强的抗风险能力。国有经济质量提高后所形成的控制力主要表现是：第一，国有企业素质的先进性是控制力形成的基础和源泉。国有企业先进的企业制度，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生产工艺，较高的员工素质和管理水平，较强的技术开发创新能力，模范地遵纪守法经营，服从国家的宏观调控指导等因素的综合作用是国有经济质量提高，控制力增强的微观基础。第二，技术的先导性是国有经济质量控制力产生的核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现代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依赖科技的支撑和带动。由于国有经济在新兴产业的高技术产业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掌握了核心技术，占据了技术制高点。第三，国有经济的高效益是经济质量控制力产生的支柱。高效益是经济质量高的重要标志，有了高效益，首先使国有企业资本积累率和员工收入提高有了经济来源，从而调动了员工和企业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国有经济实力和控制力进一步增强。其次，高效益使国有资本的集中力、积聚力、扩张力、渗透力、经济辐射力增强，使之在国民经济中有效发挥主导作用。再次，高效益使国家利税收入增加有了保证。第四、国有经济抗风险能力是控制力形成的关键。抗风险能力是建立在国有企业先进素质、技术水平、优质的竞争力和经济高效益的基础之上的。国有企业素质的先进性是抗风险能力形成的基础和源泉，国有经济技术的先导性是抗风险能力产生的核心，高效益是抗风险能力得以实现的实力基础和坚强后盾，国有经济极强的竞争力是抗风险能力的表现。总之，只要国有经济实现了高质量，就能产生质量控制力，从而有效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
2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
上一节已经说到，影响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在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时，本文将努力对影响经济增长质量的各种指标都计算在内。并根据经济增长质量的四个维度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与考量。2.1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标对经济增长结构指标的选取，本文主要从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投资与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这四个方面来选取。而这四个结构中分别又着各种经济测度指标，本文将从这四大方面中择重选取28个指标来对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体系进行构建。2.2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福利分配、资源利用指标对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标的选取，本文将主要从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三大周期波动方面来进行考量。即产出波动、价格波动与就业波动。并在这三大周期波动阶段中选取最为重要的指标参与到经济增长质量时序体系构建中。而在福利分配与资源利用这两方面也会采取同样的原则。2.3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在对所有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标选取及确定后，我们对与经济增长质量相关的各种数据与信息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研究，并计算出了各种数据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最后将这些影响我国经济质量增长的各种指标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汇总。汇总结果如表1。对表1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处于波动上升趋势的，在1978到1986这九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主要是成稳步提高趋势的；在1986到1994年这九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则出现了缓慢的下降态势；而到了1994到2005年这十一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质量出现了快步增长的态势。而我国在这三十年间的经济增长质量得以稳步提升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国对资源利用率与生态环境不断改善。而我国福利水平的变化也是致使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原因。2.4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地区性差异为了能够从更加全面的角度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具体状况进行更加全面、立体的分析，从而得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因此在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进行分析后，还要对我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地区性差异进行分析。下面是对我国从1978到2005年中选取代表性年份，对我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情况的统计（。表2）总体来看，我国各地区从1978年以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水平也都取得了缓慢的上升趋势，但是从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的发展上来看，却存在者非常大的差异。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经济增长质量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中西部城市，而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近年来由于我国较为支持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使得东部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已经超越了中西部的发展水平，取得了更为强进的发展态势。
劳动力质量提高。随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劳动力的受教育水平逐渐提高，从1999～2005中国高校大幅度扩招，在2009年大学生入学比例达到一个高峰，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在人力资源中的比例不断增加，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比例也不断增加。高校不断扩招也给大学生就业带来的巨大挑战，我国每年都存在几百万大学生就业滞后或无法就业，就业压力也导致高素质人才低就业的问题，造成人才培养与人才贡献出现严重的不平衡。
人力资源结构动态。我国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城乡之间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动。过去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出现民工潮，农民工的素质较低，劳动技术缺乏，给城市管理带来了一定问题。在新时期，农民主体意识增强，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技能，随着农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农民工的素质也有所改善，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城市之间人才流动。随着国家对西部大开发投入，人力资源相西部等偏远地区流动；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也促使人才向东北地区流动；中部崛起计划的实施也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吸引这大量人才向中部聚集。第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大，高素质人才不断增多，第二、三产业的人力资源不断增大，为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国际间人力资源流动。过去我国高素质人才外流趋势严重，近年来，出国留学生的比例和回国发展的人数不断增加，为我国人力资源注入了新活力。人才的聚集一方面给当地经济的发展带来契机，另一方面也造成就业难的局面，众多高素质人才只能勉强找到一般的工作岗位，无法发挥其价值。
人力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
人力资源结构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经济的高速增长给社会和环境带来重大负面影响，为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变“经济增长”为“经济发展”。人力资源的质量能有效调节过去经济增长依赖资源和劳动力的投入，将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发展。科技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科技的进步依靠高科技创新人才，高素质人力资源在科技活动的投入，能带动高科技产业发展，提高高科技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比例。另外国民经济的各方面生产资料的配置依赖高素质人才，加大管理人才的比重有利于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以较小的资源投入创造较高的经济效益，促进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
[DOI]10.13939/ki.zgsc.2016.31.276
1前言
党的十以来，党中央、国务院把质量摆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明确提出要把发展的立足点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提出，要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总理也明确指出，提升质量是中国发展之基、兴国之道、强国之策，关系民生福祉，关乎国家形象，同时也强调，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质量极为关键。这些重要论述，为我们坚持走质量强国、“效益兴邦”之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迈向中高端水平指明了方向，也是新时期质量工作明确具体的行动纲领。
2掌握质量发展内外环境的变化
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围绕质量的竞争日趋激烈，我国质量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正在发生复杂变化，加快推进质量强国建设的重要性、紧迫性日益突出。
全球经济新形势对我国质量发展提出新挑战。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重新重视实体经济，美国、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先后推行了“再工业化”“制造业再回归”等政策，重振制造业。印度、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以更低的人力成本、更便宜的资源要素和更宽松的环境管制，加快吸引境外投资，对我国出口贸易造成较大冲击，市场竞争正从过去主要依靠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我国虽已成为世界工厂，总体上仍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和发展中国家低成本竞争，对我国产业发展形成双重挤压；同时，由于全球经济复苏步伐依然沉重，世界主要经济体总需求仍然疲软，发达国家致力于制定新的国际贸易规则，纷纷以健康、安全和环保为由，利用技术性贸易措施打“质量战”、限制进口，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远超其他非关税措施，呈现出数量增多、要求苛刻、形式隐蔽的特点。据统计，2013年共有73个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提交了2138件技术贸易措施通报，许多国家还变相建立贸易技术壁垒，如认证检测壁垒以及各种“绿色壁垒”“动物福利壁垒”“劳动壁垒”等。我国出口商品因质量问题长期处于欧美等发达国家通报召回的首位，技术贸易壁垒已成为影响我国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倒逼我们必须从“数量、价格优势”向“质量、效益优势”转换，加快推动质量提升，加快建设质量强国，推动出口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辽宁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为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当前，支撑我国经济增长的传统优势正在减弱，新的动力、新的优势有待培育，辽宁经济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提质增效升级的新阶段。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不懈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努力做到调速不减势、量增质更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的奇迹。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资源消耗多、环境污染重、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弱、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相当突出，这些问题的集中体现就是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一些地区质量竞争力不高，甚至落入“低质量陷阱”，增长乏力；我国虽有20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但缺少核心技术和质量优势，发展国家占据了“微笑曲线”两端，我国处于利润最薄的加工组装环节，总体上还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的中低端。这些都需要我们下决心在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中，把质量问题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速度、质量和效益的统一，这为我国质量发展带来新机遇。
辽宁质量发展存在巨大潜力。质量发展不是短跑，而是没有终点的长跑。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质量工作，我国主要产业的整体素质和企业质量水平不断提高，具有中国特色的质量管理体制、工作机制、政策法规和标准体系初步形成。经过不懈努力，我国的产品和服务质量明显改善，许多工业消费品、机电设备和原材料产品的质量达到或接近发达国家水平，高铁、核电等领域质量水平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但是我国质量发展的基础依然薄弱，质量竞争力不强，质量安全事故时有发生，一些生产经营者质量诚信意识比较淡薄，制假售假屡禁不止，市场提高质量的决定性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社会的质量治理和自律能力还不强。我国虽有200多种产品产量居全球第一位，但缺少核心技术和品牌优势，95%的高档数控机床、85%的集成电路都依赖进口，我国产业多处于国际分工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我国质量水平的提高仍然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不能完全适应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的需要，不能完全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要求，更不能完全适应人民群众对高质量产品和服务的热切期盼，质量发展与国外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的新形势下，这些差距也正是质量发展的潜力，改革创新是潜力最好的“挖掘机”，我们要通过改革创新解决质量发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把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转化为现实成就，必须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加快推进质量强国建设。
3认识质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意义
质量是全国乃至全世界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党的十明确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只有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才能使我国经济行稳致远、持续健康的发展，为实现以上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提升质量正在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依然较多，我国经济正处于深层矛盾凸显和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已经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要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质量极为关键。从我国来看，质量不合格产品造成的直接损失达数千亿元，间接损失更大，国际上畅销的“中国制造”，大量的还是中低端产品。不提升质量，经济发展不仅难以升级，也难以为继；不着力提升质量，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不仅难以扩大，还会错失良机；不着力提升质量，不仅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且会引起消费者的怨言。面对市场竞争激烈、产能过剩矛盾突出、要素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瓶颈制约等压力，我们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用好提升质量这把金钥匙，提高产业竞争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生态环境，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打造辽宁经济升级版。
提升质量正在成为改善民生的迫切要求。质量无处不在，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环境质量以及政府的管理质量，直接关系着百姓的生活质量，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过去我国消费具有明显的模仿型排浪式特征，现在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现阶段我们在一些产品和服务质量上还不能充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特别是不少产品还存在着严重的质量安全隐患，这就迫切需要通过提升质量来促进产品和产业的升级，保证住质量安全底线，保障和改善民生，让人民生活得更有质量。
1.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城市化也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1982 年至201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年均增长1.03%，2013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达53.7%。城市群是城市化道路进程中的一种必然趋势和高级阶段，是发展现代城市经济和城市区域化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推动着城市区域经济向更高水平发展。我国计划形成包括沿海三大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等在内的十大城市群，它们是我国经济发展格局中最具活力和潜力的核心地区，将成为我国最有发展潜力的地区和国民经济的十大支撑点。
城市群能否承担带动区域发展和国民经济提升的重要职能，取决于城市群的承载力――尤其是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能否支撑其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提升。自“十七大”起就提出了要“转变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把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放在增长速度之前，表明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已经不难，解决经济增长中的矛盾与问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才是我们当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十二五”规划指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经济发展方式，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然而，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群的生态环境状况不断恶化，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日益凸显，已威胁到区域甚至国家的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对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质量提升的分析研究，不仅能使对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还能够让我们观察和把握到经济转型过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现实状态。
2.文献综述
2.1 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研究
20世纪 60 年代末到 70年代初，人类意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罗马俱乐部”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中构建了“世界模型” 对全球的资源环境与人类的关系进行评价，提出了经济的“零增长”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Slesser提出了新的计算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方法――ECCO模型。9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Kenneth等发表了《经济增长、承载力和环境》一文引起了极大反响和广泛关注。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积极探讨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王学军（1992）提出了“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这一概念，采用二级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和层次分析法，从自然、社会、经济三个层面定量评价和分析了中国分省区的地理环境承载力潜力[1]。毛汉英（2001）等采用状态空间法作为量度区域承载力的基本方法，将资源承载力、环境承载力、人类活动定义为三维空间状态，定量地描述和测度区域承载力与承载状态[2]。方创琳等（2003）采用多模型互补对接支持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对绿洲系统“三生”（生态、生产、生活）承载力进行了多情景预测分析[3]。中国科学技术大会（2008）主编的《中国城市承载力机其危机管理研究报告》通过预警指标对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主要城市群的土地资源、水资源、交通和环境承载力状况进行评价。
2.2 经济增长质量的研究
王积业（2000）认为经济增长是数量增长与质量提高的统一。数量扩张的主要源泉是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数量上的不断积累，质量提高的重要源泉是资源利用的改进或要素生产率增加[4]。李岳平（2001）拟建立一套在定性规定上的、科学适用的质量评估指标体系，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技术进步的贡献、经济效益、经济结构、居民生活和经济增长的代价等六个方面来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质量[5]。刘亚建（2002）认为经济增长质量为单位经济增长率所含有的剩余产品量，并认为单位经济增长率中投入的资金物资越少，经济增长质量越高[6]。
钞小静、康慧（2009）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区别与联系入手，构建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中国1978～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进行测度[7]。钞小静、任保平（2012）从经济增长质量视角出发，采用国际规范的逻辑实证主义分析方法，以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考察[8]。研究表明中国经济转型期资源环境代价与经济增长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
3.以三个城市群为例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经济增长质量的协同分析
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包含了资源和环境要素的综合承载力概念，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在维持区域资源结构符合持续发展需要，区域环境功能仍具有维持其稳态效应能力的条件下，区域资源环境系统所能承受人类各种社会经济活动的能力[9]。
根据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资源环境承载力是一个多变量、多层次的动态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是建立在对研究对象认识的深入分析、比较和选择制约因素的基础上的，要充分考虑承载体与受载体之间的互动反馈方式、强度、潜力与相互替代等特点。本文在综合借鉴毛汉英（2001）、李岩（2010）、毕明（2011）等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所构建的城市群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资源承载力和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压力两大分项指标体系，这两大分项指标体系又具体包括19个基础操作指标，如表1所示。
从国内外研究经济增长质量的相关文献来看，经济学家们已经认识到了经济增长中数量和质量的关系，并提出要在数量基础上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依据国内外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定义，经济增长质量是经济的数量增长到一定阶段的背景下，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结构优化、稳定性提高、福利分配改善，创新能力提高，从而使经济增长能够长期得以提高的结果[10]。在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了广义定性之后，笔者综合借鉴李岳平（2000）和钞小静（2009）等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建立一个综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来对经济增长质量进行量化，该指标体系包括经济增长结构、经济增长稳定性、经济增长代价和居民生活水平四个主要方面，在这四个分项指标体系下又设定14个基础指标，如表3所示。
在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本文以京津冀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和关中城市群为例，对这三个地区2012年的指标数据进行统计和计算，分析和比较不同城市群的环境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差别与联系。之所以选取这三个城市群是因为它们分别是我国北部、南部和西部地区的典型代表，在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方面有较大的差异，因此具有较强的可比性。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3》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由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面积较大，所以在资源储量和地域面积的绝对量上占有优势，比如土地面积、水资源总量、主要能源储量（关中地区数据缺失）和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等方面。京津冀地区主要能源（石油、煤炭、天然气）储量最大，达30609.42亿吨;人均GDP最大，但万元GDP水耗也最多;森林覆盖率、人均道路面积最少;经济发展的二元性较为突出（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较大）;经济增长的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高代价降低了经济增长质量，但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分配状况较好。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资源承载力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总体状况都优于其他两个城市群。2012年GDP产值达108905.27亿元，第二、三 产业产值比重达96.07%，并且在科学技术投入和成果方面最为突出，但付出的经济增长代价也最多;虽然长三角土地面积最大，但人口密度是京津冀和关中城市群的1.5和1.7倍;经济增长结构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都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关中城市群的森林覆盖率和人均道路面积指数遥遥领先，并且污染物排放量最少，但大部分资源还是相对稀缺，资源承载力相对较弱;第三产业极不发达，失业率、恩格尔系数和城乡收入比与京津冀和长三角相比最高，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
4.结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资源环境承载力强的城市群经济增长质量相对较高，例如长
三角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无论是在资源环境方面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处于劣势，并且二元结构突出，但仍有其独有的资源优势和经济发展优势;京津冀城市群资源环境条件和承载能力相对较弱，所以经济增长质量不及长三角地区。因此，城市群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与其经济发展质量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经济发展的好坏依赖于该地区的自然环境。要追求经济的又好又快增长，就不能忽视支撑经济发展的条件和能力，不能盲目追求经济的数量增长，而要根据承载力状况调整发展战略，战略目标由低成本扩张型向高效率创新型发展转型，战略模式由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增长转型，战略要素依赖由资源耗费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型，战略重点由经济主导型向经济社会协调型发展转型[11]，推动城市群的整体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王学军.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及其区际差异[J].地理科学，1992，12（4）：322-328.
[2] 毛汉英，余丹林.区域承载力定量研究方法探讨[J].地球科学进展，200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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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王积业.关于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宏观思考[J].宏观经济研究，2000，（1）：11-17.
[5] 李岳平.经济增长质量评估体系及实证分析[J].江苏统计，2001 （5）：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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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1] 钞小静，惠康.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 （6）：75-86.
当今社会，不断优化经济发展形式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任务中的重中之重，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在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变革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教学，全面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教学的质量，培养一批又一批数量充足、专业性强的技术型人才，为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变革提供大量的人才支持以及技术帮助。
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在含义就是不断优化经济发展的科学方法、手段和发展模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本质就在于提高国家经济发展的质量，不断通过现有的科学技术进行创新进步和改革，改良陈旧的框架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开发再生能源的前提条件下，实现包括工作效率工作质量效益相一致、人口数量与经济资源环境相匹配、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速度相统一的全面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必须真正做到又快捷又高效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所在是需要不断强化自主创新以及专业能力，加快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技能的能力，不断推进国家宏观经济建设中的人才队伍建设，用以保证经济的长远性以及稳定性增长。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实现
（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条件
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阶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面向整个社会中的经济生产、公共服务和制度管理等方面需要的专业实用型人才的责任，在大力推进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中为提高社会实用型工作人员专业素质提供了比较大的保证，高等职业院校也是培养技术型专业素质涵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其根本任务就是为我们国家中市场经济建设发展提供大量的高端技术型人才，不仅可以大大的提升企业的综合实力和经济效益，并且还会提高企业生产产品的质量、不断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从而加快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步伐。要想真正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需要非常多高专业职业素养的工作人员，所以必须不断推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从而实现培养出大批量高技术实用型人才用以保证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实用型人才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为当今社会新兴产业中提供了大批量的实用型人才，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一定会将现有的国家经济发展结构和产业链条结构进行一定的调整，摒弃一些陈旧俗套的、无法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经济需求的工作，随之又将衍生出一大批新兴的企业单位，工作性质以及工种也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所以必须重视高等职业院校中的职业教学质量，快速培养出高端实用型人才来填充当前各种新兴企业中的岗位空缺。当前，我国现有的高端技术新兴产业和现代高端服务行业的发展凸显出严重的滞后性，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后，将会使得大大提高新兴企业的经济能力以及综合实力，在此基础上充分结合我国自身的经济优势从而实现新兴企业的又一次经济突破，这也就决定了我国目前急迫需要大量的既有基础专业理论知识涵养，又能够灵活的进行实际操作的实用型人才，从而不断生产出更高水准更高质量的产品，创造出属于我国自己的独立品牌。当然，目前只有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升高等职业教学质量，这一远大的目标才能得以实现。
三、进一步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
（一）利用科学有效的教学方式
“分层式”教学法。它侧重培养学生群体间的差异性，依据学生实际学习情况因材施教，发掘学生学习兴趣并开发学生潜在思维。班级中的学生数量不断增多，而课堂教学的教师就只有一个，这必定会导致教师在教学中出现忽视某位学生的情况，此举一方面限制了接受新知识快的学生的更深层次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学习效率低下的学生不能完全吸收理解知识。除了教学专业的理论知识外，学生的实际动手操作能力培养也极为重要，教师必须加强课堂情景教学的设置，给学生一定的思考空间来进行自我学习，科学的布置课后作业，经常性的开展实际操作技能训练，提升学生思维创造性的同时增加学生的专业技能。
（二）针对性培养实用型人才
学生需要十分了解当前社会发展中市场的实际需求，高等职业教育中领导层级以及相关的教师需要时刻洞察市场发展的空缺，对这些市场急需人才进行针对性的培养，而对一些目前已经呈现饱和状态中的行业做一些适当的淘汰选择，努力培养市场发展中所需的实用型人才，实现职业教育院校内人才培养方向与市场实际需求完美对接。明确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掌握最新的国家政策资讯，正确科学的预测未来社会中人才方向的实际需要。
（三）定向性培养人才
不断深化高等职业类院校与社会新兴企业的有机合作，从而实现企业与企业签订定向培养的合同计划，企业为学校提供资金以及物质类的需要，学生可以在毕业后进行企业进行实际演练，开展一体化教学，通过“私人订制”的运作模式，进行定制型人才培养，共同实现人才资源共享的双赢局面。学生，院校，社会企业，三位一体化建设，高等职业院校教学为社会企业经济生产服务，企业经济资源为院校大力改进教学提供支持，教师在开展教学的过程中要重视对所教学知识创新性以及及时性的把握，最终实现教学质量的稳步提升，社会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
四、结束语
总而言之，要想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就必须要充分提高我国当前的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不断深化职业教育院校中的教学观念改革，建立一套完整科学合理的的院校管理制度。只有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平稳提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才能够拥有强有力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
参考文献：
众所周知，2018 年，中国处于不同寻常的历史方位——既是贯彻中共精神的开局 之年，也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还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 键一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也进入了新时代，其基 本特征就是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也就是说，中国将从过去重视速 度和规模转向今后重视效益和高质量发展；从过去重视经济总量和财富总量的增加转向今后更 注重经济和财富的分配；从过去重视经济发展的结果、市场规则与监管不够健全转向今后更加 重视规则体系，使中国市场成为更有规矩、有正向激励与淘汰规则的市场。为此，更需要以稳 健的经济发展来创造良好的改革环境。这种“稳”是全方位的，不仅需要经济稳定，还需要社会 稳定和产业稳定。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使中国经济发展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增长的 重要引擎。2017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达到 80 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位。近五年 来，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到 7.1%，远超同期世界经济的年均增速。2016 年，中国经济对 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 30%，是世界经济当之无愧的“稳定之锚”。
中共之后，中国发展的重中之重是注重更加全面的经济发展。不论是全面实现小康 社会，还是建设现代化国家，都离不开经济发展这个根本。未来五年，经济发展将愈显重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统筹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而目 前所推动的各种改革和调控，也正是为了未来“稳定而健康的经济增长”。
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后的经济发展是转换了理念、转变了模式的新发展，即与“五个发展 理念”相一致的经济发展，尤其将突出“高质量发展”。正如《人民日报》评论所言，高质量发 展，就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 龙源期刊网 .cn 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 目的的发展。
道理已经非常明了：高质量发展是中国未来发展的核心和政策出发点。推动高质量发展，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抓住了这一 “稳健”基调下的发展思路，就不难把握很多方面的具体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稳 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社会政策要注重解决突出民生问 题”，都是围绕全方位“稳健”这一中心目标。2018 年的这个政策方向选择，着力保证了政策的 延续性，稳定了市场对政策环境的预期，为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深化改革、补短强实赢得了较大的回旋余地和腾挪空间。
如何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做好八项重点工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形成全面开放 新格局，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快建立多主体供应、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 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此，必须加快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政策体系、标 准体系、统计体系、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体系。这些部署的核心，是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环境和体制机制，更好引导政府、企业、居民转变发展理念，形成政企民三位一体的高质量 发展推动力量。
此次会议提出，促进形成金融和实体经济、金融和房地产、金融体系内部的良性循环。事 实上，自 2017 年 10 月以来，多个迹象表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在降温，或许就是在寻求控 制债务水平并将注意力集中到增长质量而非数量上。这也释放出中央对 2018 年经济增速小幅 放缓会有更高容忍度的信号。
财政政策继续保持积极，货币政策则要保持稳健中性。这与“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 战”的总体要求相符。可以预计，未来强监管、去杠杆还将持续，但为了应对当今世界经济的 结构性问题，宏观经济政策可能会保持结构上的灵活性。
最近并将于 2018 年 1 月 29 日生效的《中国人民银行自动质押融资业务管理办法》就 具有重要的政策信号意义。该《办法》不仅扩大了合格质押债券的范围，还大幅调高了各类银 行质押融资余额的空间。这次政策调整，意味着将对宏观经济加大提供资金融通。
2018 年改革的主线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推进中国制造 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会议要求以处置“僵 尸企业”为重要抓手，推动化解过剩产能。深化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等行业改革，降低用 能、物流成本。同时，会议强调改革开放要加大力度，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 点，推进基础性关键领域改革取得新突破。
在当前形势下，以放开市场、强化服务、强调公平、优化资源配置为主的升级版、效率型 改革，有以下几点是应该是比较关键的：一是放开市场准入，尽最大可能实行负面清单管理， 龙源期刊网 .cn 尽可能减
坚持稳中求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_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课程 80分一、单选 ( 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是增长速度由（ A.高速增长转向适度增长 B.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C.中低端转向中高端 D.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是（ A.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B.新发展理念 C.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D.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3. 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要发挥好（ A.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 B.存量资源配置 C.创新驱动 D.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4.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是产业结构由（ A.高速增长转向适度增长 B.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C.中低端转向中高端 D.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二、多选 ( 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 1. 大力培育新动能，要（ ABCD ）。
A.强化科技创新 B.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C.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 D.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2. 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重点在（ A.“破” B.“立” C.“降” D.“减” ABC ）上下功夫。
A ）。
BA）。）。D）。三、判断 ( 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变革产生深远影响。
（正确） 正确 错误 2. 2018 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
（正确） 正确 错误 3.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 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正确） 正确 错误 4.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
（正 确） 正确 错误
坚持稳中求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_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为指导 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课程 90分各题型提交答案说明： 1.单选题及判断题点击圆形按钮进行单项选择，多选题点击勾选框进行多项选 择。
2.选择题和判断题:直接点击选项，系统将自动提交答案。
3.未完成考试误操作推出系统后，在考试时间段内可重新进入系统考试。
4.完成考试后点击提交答案按钮，考试结束，不可再次进入系统考试。
5.答题完成后， 点击考试页面左侧“未答题”按钮， 确认无未答题后再提交答案。
6.未提交答案的试卷在考试时间结束后将强制提交答案。一、单选 ( 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 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要强化（ A.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 B.存量资源配置 C.创新驱动 D.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2. 结构性政策要发挥更大作用，要优化（ A.实体经济吸引力和竞争力 B.存量资源配置 C.创新驱动 D.消费的基础性作用 3. 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 展。
A.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B.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C.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 ）。
）。 D.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4.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趋势性特征之一是增长动力由（ A.高速增长转向适度增长 B.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 C.中低端转向中高端 D.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二、多选 ( 共 2 小题，总分: 20 分) 1. 三大攻坚战指的是（ A.防范生态危机 B.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C.精准脱贫 D.污染防治 2. 大力培育新动能，要（ A.强化科技创新 B.推动传统产业优化升级 C.培育一批具有创新能力的排头兵企业 D.积极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三、判断 ( 共 4 小题，总分: 40 分) 1. 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要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
正确 错误 2. 推动高质量发展，是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
）。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定不移地贯彻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完成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从1978年到2004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9．4％，目前已成长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和第三大贸易国。发展取得的成绩，让每一个中国人自豪。但是，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公共危机管理体制建设滞后；不断拉大的城乡差别、区域差别，严重制约经济社会更快的发展；不少地方在发展中单纯追求增长规模，经济质量和效益低下，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重大安全事故接连发生，安全事故损失已占全国gdp的2．5％……
全会明确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转变发展观念。这既是对我国传统发展观的经验总结，也是我国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必然贯穿“十一五”规划的全过程。这意味着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必须转变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难循环、低效益的传统发展观，树立新发展观，注重自主知识创新能力的提高，注意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必须摈弃那种只重视经济增长忽视资源节约、只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只重视城市发展忽视农村发展、只重视局部发展忽视全局发展的片面发展观，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确保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协调发展；必须进一步突出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从过去偏重于物质财富的增长转向更加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亲近民生，关注民生，重视就业、教育、卫生、公共安全发展，切实把经济社会发展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创新发展模式
全会强调创新发展模式，这是适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提出的新要求。当前煤炭价格上涨，铁路车皮紧俏，一些地方拉闸限电，这些多年未有的现象再次出现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继续沿袭传统的发展模式，以资源的大量消耗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是难以为继的，这种依赖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的经济增长老路，已经走到尽头。2004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球的4％，但消耗的一次性能源约占全球的12％，淡水占15％，氧化铝占25％，钢材占28％，水泥占50％。专家测算表明，如果我国也像美国当时那样实现工业化，那么三个地球的资源也不够用。因此，创新发展模式，实现由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模式转变，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是解决我国资源约束矛盾、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创新发展模式，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依靠科技进步、结构调整、加强管理以及提高劳动者素质推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十一五”时期建立新发展模式的核心内容之一，它意味着：我国要从过度依赖资金、自然资源和环境投入，以量的扩张实现增长；转向更多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和技术进步，以提高效率获取经济增长。
创新发展模式，就是要改变传统的“资源－产品－废弃物”发展模式，实现“产品－资源－废弃物－再生资源”循环发展模式，以优化资源利用方式为核心，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降低废弃物排放、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为目标，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社会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相互和谐发展，促进资源永续利用。
提高发展质量
提高发展质量是全会对发展提出的一个新要求。这意味着，在新时期新阶段，发展是第一要务，必须坚持发展是硬道理，但新时期所鼓励和提倡的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更不是不计成本和代价的发展，而是要求高质量地发展。
提高发展质量是发展的核心要求。当前，我国自主创新能力不强，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城乡、区域差距较大，环境污染严重。这些问题解决的过程，就是发展质量提高的过程。
提高发展质量，前提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只有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才能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才能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全会认为，“目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必须以更大决心加快推进改革，使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体制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这就要求当前和今后一定时期，必须着力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加强现代市场体系建设，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机制，为提高发展质量提供体制保障。
0引言质量认证包括产品认证和质量体系认证两种形式。产品质量认证是国际上通行科学质量监督制度，它是授予企业产品质量认证证书，允许该产品使用认证标志。而质量体系认证的对象是企业的质量体系，ISO9000系列标准是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和认同，经过总结百年工业化过程中质量管理经验的科学，由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国际标准，作为第三方独立且公正的认证机构对企业实施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的依据。据研究报道，质量认的施行可以有效避免对企业能力、产品质量的重复评定，减轻企业负担，同时使企业销售额增加、利润增长、成本下降、竞争力提高，这是质量认证工作获得迅猛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实行质量认证制度作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有效途径，在推进市场经济发展中，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质量认证是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知名度、产品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进入市场、扩大市场。并最终决定是否能真正占领市场。产品通过质量认证是企业据以宣传该产品的最有效的依据之一，是密切与用户联系的纽带，是提高产品声誉的有力保证，是产品通向市场特别是国际市场的桥梁[1]。随着我国加入了WTO，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环境中，这就导致了经济规模扩大和经济的多元化和国际化，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愈演愈烈，各地趋向于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涌现出一些非关税壁垒替代关税壁垒作为贸易保护的新的手段，IS09000系列标准，把世界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活动统一起来，只有在等同或等效采用这一标准的基础上，开展的各国质量认证才能获得世界上的普遍承认。如果国内负责认证该产品的实验室经过国际标准化组织认证机构的认可，那么这种产品还可能受到进口商的免检。这样，经过认证的产品就可以相应地减少贸易壁垒，更加容易地进军国际市场。质量认证显然已经变成产品进入国际市场有效的通行证。对于已拥有国际市场的产品，经过质量认证，就会增加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经过认证后在产品上印有明显的标志，给人一种安全感。随着国内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的提高，广大消费者对有关产品质量认证的知识越来越了解，对产品需要经过质量认证的要求越来越高，经过认证的产品，用户和消费者就会放心地购买，在其需求的范围内对这种产品产生信任，使产品步入国际化销售渠道，适应国际市场竞争和技术合作的需要。
2质量认证有利于建立市场经济的质量观念
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竞争，而竞争的焦点就是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规模发展迅猛，每年新增加的投入相当可观。但是在生产、流通等领域，经济效益低下的问题十分突出，其核心问题则是产品质量不高。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伪劣产品的出现不可避免，利用行政手段打击伪劣产品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因为缺乏市场的导向，所以效果不大。质量认证中的产品认证和体系认证的最终目的是促进产品的质量不断提高，最后形成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产品的质量认证，经过权威认证部门通过对企业生产条件的严格审查，高标准严要求恰如其分地指出不足，并责成企业限期达到规定要求。对企业对症下药地“诊断”和“治疗”，顾客不知道产品的真正质量，但认证机构从他们对厂家的质量体系认证过程中所获得的信息使他们了解厂家的能力。经过质量认证的高质量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优势，并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辨别伪劣产品的一个基本方法，企业也通过努力逐步完善生产条件，建立完善的质量体系，使企业的生产活动有条不紊地科学地重复进行。最终达到国家规范和提高产品质量的目的，促进产品总体质量水平的提高。不断加强质量管理是这场竞争的有利武器，努力实现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和程序化，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是迎接新世纪挑战的明智选择[2]。
3质量认证有利于促进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现代企业申请质量认证，主要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为企业适应市场竞争提供高信任度的质量保证，是企业实现优质高效目标的必由之路。质量认证所依据的有关标准，尤其是ISO9000系列标准是被世界各国广泛采用和认同，是各发达国家多年质量管理经验的总结。通过企业贯标培训、建立质量体系等一系列认证准备活动．提高产品实物质量和企业质量管理水平和企业的质量信誉。按照经过严格审核的国际标准化的品质体系进行品质管理，真正达到法治化、科学化的要求，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合格率，迅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②增强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能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够提高企业的可持续竞争优势。可持续竞争优势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源泉。随着全球经济的国际化。产品的生产、经营及其资源的配置会最大限度地发挥各国的优势，企业的产品质量好，提高企业形象，信誉就会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就会占有一席之地。而优质的产品或服务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表现和正面支持。③争取政府的政策支持。获准质量认证的产品，有免于有关的质量检查的优势；国家重点建设项目也规定只有获得质量认证的企业才有资格参加投标。另外，通过质量认证还能保护企业和消费者的合法利益，减少对企业的重复检查评定。
4质量认证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据统计200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为28%，世界平均城市化率为45%，发达国家城市化率为70-80%，到2020年全国实现小康，即城市化率会达到50%[3]，届时我国的消费品需求量会大量增加，所以目前的产品质量认证直接关系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质量成本管理有利于促进企业科学地选择最佳质量水平，可使不合格损失得到控制，薄弱环节得到加强，以最低的成本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促进企业宏观经济效益最大化。同时，加强质量成本核算、分析与控制，可使内部故障成本降低，适当增加预防成本投入，也可使成本得到降低。在社会效益方面，可减少大量社会重复检验费用，指导需方选择供方，以认证标志作为采购商品的指南，使用户和消费者能在正确可靠的质量信息的指导下参与消费经营活动，切实维护消费者利益。在经济效益方面，ISO9000的每项要求都贯穿着“预防、改进、经济、效率”的思想，这就增强了产品的竞争力，提高了企业信誉，使企业享受一定的免验、减税、优价等优惠政策，获得长期巨大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关键词：经济发展质量；发展要素；发展经济学理论
经济发展质量是一个与经济发展速度相对应的概念，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协调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自从世界银行2001年《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报告以来，经济发展质量日益受到各国理论研究与政策制定者的重视。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就是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转型。发展经济学自产生以来，就强调发展与增长的区别，实际上就是强调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质量提升。因而从发展经济学理论本身的发展历程中，梳理其经济发展质量思想，对于构建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从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的角度考察不同的要素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
一、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
人口、资源与环境是一国经济发展质量提升的基础性要素，发展经济学从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方面论述了这些要素对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特别是关于人口发展与人口转型的理论，对于当代经济发展质量都具有现实意义。
（一）人口与经济发展
一直以来，发展经济学和人口经济学探讨的核心问题就是人口因素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人口质量、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随着发展经济学由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转变而日益受到重视。
1.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
自从1978年马尔萨斯（Malthus，T.R.）在其著名的《人口原理》中提出“低水平均衡的人口陷阱”理论以来，人口数量的多寡和增减变化对一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成为人口问题研究中至今尚无定论的经典问题。这一经典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人口变动的社会经济影响视不同国家的资源禀赋、人口状况、发达程度甚至研究和考察的时间长短等因素的不同而不同；另一方面，人口数量变动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往往同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等相关联，很难定量地判断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后果。
不同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所处的历史年代以及观察和分析对象不同，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出了两种观点：（1）人口增长阻碍经济发展的理论，包括马尔萨斯的“低水平均衡人口的陷阱”理论、李嘉图的“李嘉图陷阱”理论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极限理论；（2）人口增长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理论，包括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波动理论、西蒙的人口理论、兰姆和舒尔茨的人口理论。尽管上述不同学者在有关人口数量及其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方面存在不同的观点，但这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正说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现状不同，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同；经济发展所处的水平环境不同，人口增长对经济的影响作用不同。
2.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
衡量人口质量的指标主要包括人口身体健康素质和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指标两个方面，前者如婴儿死亡率、人口发病率、青少年发育状况、营养状况等，后者包括识字率、文盲率、各级各类学校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人均受教育年限、教育经费等。
在有关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方面，较多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于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的关系和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这两个方面：（1）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讨论人口质量与人口数量关系的代表性理论是生育率的微观经济决策理论。这一理论最早由莱宾斯坦（Leibenstein，H.）提出，后经贝克尔（Becker，G.S.）加以完善。该理论认为，家庭的规模取决于家庭收入和对孩子质量的要求。在孩子质量和数量之间存在替代关系，较高质量的孩子可以比较充分地满足家庭的效用，父母不必通过增加孩子的数量达到相同的目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在国民收入水平一定的条件下，对较大规模人口的基本教育、卫生、健康、营养方面的需求难以达到较高水准，从而难以保证人口质量的提高。总之，人口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形成合理的人口再生模式，缓解经济发展可能带来的人口增长压力；（2）教育、知识外溢、人力资本外在性与经济发展。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Schultz，T.W.）通过对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用人力资本及其投资的概念，表达了人口质量的内涵及其积累，强调了人力资本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提出了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最重要源泉的观点。罗默（Romer，M.P.）的知识外溢与增长理论认为，经济长期高效的增长取决于生产性投入的专业化知识的积累。卢卡斯（Lucas，R.）认为，人力资本投入经济后会产生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效应。人力资本外部性产生的收益递增是人力资本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的原因所在。
3.人口构成与经济发展
人口结构包含人口的自然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质量结构和地域结构等几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又涉及众多细分的反映人口结构某一方面特征的指标。随着人口经济学的发展，有关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日益增多，但研究较为集中的是人口的年龄结构（如老龄化问题）、性别结构、城乡结构（如城市化问题）、区域问题（如移民问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
自然资源是一切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和享受的自然物质和自然条件，如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等。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要素。人类从事经济活动实际上就是自然资源不断被消耗的过程。然而资源是有限的，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必然的矛盾。自然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表现为：（1）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2）资源的利用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盲目地坚持限制或停止资源的利用；（3）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三）环境与经济发展
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的、自然的或人类作用下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及相互作用的总和。它主要包括生态系统以及人们对其作用产生的各种依存关系。环境一方面是人类生存的空间基础和发展所需要的物质条件，另一方面又是人类生产活动产生的废弃物和各种作用的结果。
1.环境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
该假说认为，经济增长与一些环境质量指标之间的关系不是单纯的正相关或负相关关系，而是呈倒U型曲线的关系，即环境质量随经济增长先恶化后改善：当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时，环境恶化的程度处于较低水平；当经济增长加速时，伴随着农业和其他资源开发力度的加大和大机器工业的发展，资源消耗速率开始超过再生产率，产生的废弃物数量和有毒植物迅速增长，环境出现不断恶化的趋势；当经济发展到更高水平时，经济结构向知识秘密型的产业和服务业转变，加上人们环境意识的增强、环境法规的执行、更好的技术和更多的环境投资的出现，使环境恶化现象逐渐减缓和逐步消失，并开始出现改善现象。
2.环境恶化的原因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众多学者认为，市场失灵和公共政策失误是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环境问题方面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1）环境资源产权不安全、不存在或难以界定，从而导致环境资源投资不足和国度利用，出现“共有地的悲剧”；（2）无市场或市场竞争不足，导致资源的国度使用；（3）环境保护外部效应；（4）环境信息的稀缺和不对称。
3.环境恶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环境恶化对经济质量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损害生产要素的素质，导致环境与贫困的恶性循环；（2）为促进经济发展而开展的环境治理，需要支付较高的环境治理成本。
二、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都经历了持续的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是一个国家从农业社团转变为工业社会所不可缺少的要素，因而经济发展质量也离不开资本积累的过程，而资本积累的规模、结构、机制以及来源等多方面的要素对于经济发展质量都有着显著的影响。有利于经济发展质量的资本积累也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良性的资本积累机制可使得一个国家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使得数量增长的累积转变为经济发展的质量提升。
（一）资本积累与经济发展的发展经济学解释
将资本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和动力是自亚当・斯密（Smith，A.）以来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一直强调的观点。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既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框架，也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推向极致，使得“唯资本论”或“资本第一主义”（capital fundamentalism）成为20世纪40-6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思想。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发展经济学理论虽然对“唯资本论”的观点有所修正，但无论是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还是结构主义的积极发展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资本积累的重要性。而80年代以来出现的新增长理论将知识、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型，在要素收益递增的假定下，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广泛的跨国差异形成的原因，为人类的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全新的图景，也再一次证明了包括人力资本在内的资本积累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重要性及必要性。因此，资本积累及其对经济持续增长的影响和作用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中心和主题之一。
1.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资本积累
（1）斯密的资本积累理论
在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对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认识源于亚当・斯密的经济增长理论。在其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斯密较为全面系统地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增加对分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作用，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从事劳动的人数和劳动者生产效率，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和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都能促进国民财富的增加。而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必然影响资本投入的增加，增加维持生产型劳动者的基金（工资基金）；要提高同等数量的受雇佣劳动的生产力，惟有增加便利劳动或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否则就要改善工作的分配方式，这些都需要增加资本。在斯密看来，企业家支付给劳动者的基金和为提高劳动者劳动生产率而增加的资本就是资本存量。随着企业家可利用的资本存量的增加，雇用更多的劳动力并用于更多的不同工序上，劳动分工会得到扩大，而分工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按照斯密的观点，社会中的资本存量是靠制造业中的工业企业家的“过度节俭”积累起来的，因此，取消政府对工业资本家生产和销售活动的控制，不仅有利于增加企业家阶级的收入进而促进社会的储蓄，而且有利于扩大市场。市场的规模和资本存量，是劳动分工进步的决定因素。
（2）李嘉图的资本积累理论
李嘉图（Ricardo，D.）的经济增长理论将在工业革命中显现出来的现代工业的资本积累，看做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中认为，“资本”就是“工资基金”，是在出售用劳动力生产的商品之前为劳动力支付的款项，以及为购置与劳动力的使用相互补充的工具和建筑物所支付的款项的总和。因此，劳动力的需求是和工资基金的增长成比例地提高的。短期内，劳动力的供给是不变的，但长期看，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在这种状态下，工资率总会回到生存水平上，工资的成本也不会发生变化，而利润率则随着资本的增加成比例地增加。此时，将利润用于再投资的激励将会持续下去，以至现代工业部门生产和就业能够持续增长。然而，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在所有可耕种土地都已被利用的情况下，人口增加必将导致食品需求总量的增加和总体食品价格的上升，而食品价格的上升则会推动工资成本上升，导致资本利润率下降。随着食品需求对应于资本积累和就业率增加而上升，食品价格最终会提高到某一水平，此时，利用率极为低下，以致无法为进一步投资提供激励，迫使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因此，在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时，摆脱经济停滞的补救办法不是减少人口，就是迅速地积累资本。在一切肥沃的土地都已投入耕种的富庶国家中，资本积累的补救办法将使所有的阶级陷入贫困状态之中。在有肥沃的土地尚未投入耕种的生产资料丰富的国家，迅速扩大资本积累是唯一安全而有效的补救办法，这种办法将提高社会各阶级的生活水平。
2.现展经济学理论中的资本积累
（1）哈罗德-多马模型
在发展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中，哈罗德-多马模型是资本积累理论和思想的代表。20世纪40年代末，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R.）和多马（Domar，E.）根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以经济长期动态增长作为视角，分别提出了各自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论作为出发点，假定资本-产出比不变，要想维持某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就必须扩大需求，以提高有效需求。然而，如果一个时期内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得到维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就不足以得到保证。前一时期由于投资扩大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在下一时期提供更多的产出；所以为了维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资本投入必须进一步被扩大以增加有效需求。这样，年复一年扩大的投资率推动了产出的逐渐的增加。因此，不断积累的资本，是发展经济学理论中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由此可见，在哈罗德-多马的经济增长模型中，资本积累是推动经济增长的惟一起决定性作用的要素。
（2）罗斯托经济增长阶段中的资本积累
罗斯托（Rostow，W.W.）在其1960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运用德国历史学派的划分法，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对一国从不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转变过程进行了考察，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五个必然经历阶段理论，即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大规模消费阶段。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是一个社会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分水岭。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的剧烈变革。从经济的角度看，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但是，经济的起飞，必须具备较高的资本积累率、建立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体系和伴随着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改革这三个相互关联的条件。罗斯托将资本积累率的提高看做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并认为这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
（3）“二元结构”与资本积累
刘易斯（Lewis，W.A.）提出的二元结构理论强调了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转移，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的过程。但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须以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为前提，而工业生产的不断扩张则需要依靠资本积累的不断增加。因此，资本的不断积累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因素。
（4）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纳克斯（Nurkse，R.）在其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著作中，对发展中国家的贫困案例进行分析，探讨了贫困的根源，贫困的现状以及摆脱贫困的途径，提出了著名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为早期发展经济学资本积累理论的产生奠定了基础。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最显著的特征是国民人均收入低，生活贫困，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其本质原因是这些国家的内部经济存在着一个在互相作用和反作用共同影响下的多种力量的循环集，使得这些贫困国家始终维持着贫困状态。这个多种力量循环集中最重要的阻碍是落后的资本循环集。在发展中国家，储蓄愿望和储蓄能力左右了资本的有效供给，而投资刺激支配了资本的需求。两者相互影响，使资本积累最终陷入两个难解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表明，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而资本形成不足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必须利用大规模地增加储蓄的方式、扩大投资的手段用以促进资本的形成。因此，在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中，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关键就是资本积累。
（5）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1956年，纳尔逊（Nelson，R.R.）以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关系为基础，从不发达国家人口增长、人均资本、投入产出增长和人均收入增长关系的角度，结合人口数量和人均收入在不同速率增长情况下的人均资本增长与资本积累间的关系，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该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过快增长的人口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过快的人口增长导致资源分配不足，人均收入过低，进而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过小，最终致使资本形成不足。因此，人均收入低的另一方面原因在于资本积累不足。所以，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关键在于资本积累不足，经济的增长必须依赖大规模的投资。只有当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的时候，发展中国家才能冲破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迅速提高。由此可见，在强调资本稀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和重要性方面，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与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在主要观点上是一致的。
（6）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和大推进理论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由美国学者哈维・莱宾斯坦（Leibensten，H.）于1957年提出。这一理论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和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发展。该理论认为，人均收入过低和资本积累不足是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主要原因。这类国家内部形成了一个贫困恶性循环和低水平均衡陷阱。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打破恶性循环，冲破低水平均衡陷阱，找到一个临界最小努力。再通过大规模投资，注入资本，使由投资水平增长产生的经济效益超过人口增长的速率，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而且不会导致“降低收入力量”的作用超过“提高收入力量”的作用现象的出现，进而产生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巨大的投资力量推动经济走出“低水平陷阱”的泥潭，维持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P.N.）的大推进理论认为，增长理论就是投资理论，一个最小规模的投资是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要促成一国得到自我维持的增长，有点像促使飞机起飞，必须有一个临界的地面速度。同样，发展中国家分散的、小规模投资不能给国民经济带来足够的冲击力，低下的投资速度或规模不能形成发展的氛围，必须要有一个大推进，即大规模、全面的投资。只有大推进才能冲破经济贫穷落后和停滞的困境与束缚，“推进”整个工业部门全面、迅猛的发展，从而迅速实现工业化，达到经济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收入提高且实现均等化的目标。
世界银行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对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贡献进行了更大范围的实证分析。该报告考察了1960-1987年68个发展中国家资本、劳动和技术进步的增长情况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这68个国家和地区中，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27个、东亚9个，拉丁美洲15个、中东和北非8个、南亚4个，此外，还包括5个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报告指出：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大体上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属于高投入、高效率、高产出增长型，如东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另一种属于高投入、低效率、低产出增长型，如非洲、南亚和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第二，1960-1987年，大多数国家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增长率没有什么变化，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度却下降了，这表明经济效率在下降。就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影响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中，资本投入的贡献最大，约占2/3，在非洲国家差不多占3/4。资本积累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而技术进步只做了较小的贡献。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甚至完全没有技术进步。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是技术进步，而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是次要的。
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增长的普遍趋势，即技术进步的作用是随着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而不断增大的。根据丹尼森的研究，1909-1929年劳动与资本投入的增长对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占65%，教育与技术进步的贡献为25%，其他因素占10%；而1929-1957年，劳动和资本投入的增长对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份额降至42%，而教育和技术进步上的贡献份额增至47%，其他因素占11%。另一项研究表明，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也是倾向于增加的。例如，1888-1900年日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产出增长中的贡献只有10%，1920-1937年上升到48%，1958-1970年又进一步上升到54%，1970-1990年虽略有下降，但仍达到45%。这些都表明，目前发达国家以技术进步为主导的增长方式是在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后逐渐形成的。因而，一个经济起步较晚的国家主要依赖要素投入的增长来推进经济增长，就不足为怪了。
四、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而不同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对于一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发展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如何从对外贸易中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国际贸易也体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基本思想。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是从贸易条件问题、贸易保护问题、“剩余的出路问题”等几个方面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
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重商主义理论。18世纪斯密的“绝对优势”学说和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学说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资源禀赋”贸易学说，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都十分推崇自由贸易；认为自由贸易能更有效地配置和利用国际资源，能扩大消费者需求、产生新偏好，能传递技术、技能和企业家精神。总之，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按照这种贸易理论，如果世界各国都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和从事自由贸易，那么，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就应该先天地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就必然承受着初级出口产品需求弹性小、贸易条件恶化、国际收支长期逆差、产业结构低级而呆滞、国际经济依附、国际不平等中的贫困落后等自由贸易的消极效应。因此，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不仅从理论上批评了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性和简单化倾向，还指出这种理论不但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反而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不良的影响。与此同时，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现状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他们提出了发展经济学的对外贸易理论。
（一）贸易条件理论
所谓贸易条件，一般是指出口商品价格Px与进口商品价格Pm之比，TOT=Px/Pm，亦称商品贸易条件。贸易条件是普雷维什（Prebisch，R.）和辛格（Singer，H.W.）于1950年几乎同时提出的，又称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 ） 或“贸易条件恶化伦”。该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制成品，其贸易条件在长期呈下降趋势，即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低于制成品，同时，发达国家由于在人工合成替代品的生产上的进步以及节约原材料技术上的优势，使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的需求处于被动的位置；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在初级产品出口时要受到发达国家的买方垄断，在进口制成品时则受到发达国家的卖方垄断。他们强调，为了扭转贸易条件下降的趋势，改变不利的国际贸易地位，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托达罗（Todaro，M.P.）的实证研究支持了“贸易条件恶化论”。他发现，自1977年以后，非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确实持续下降。
（二）贸易保护理论
重商主义是最早的贸易保护学说。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是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贸易保护理论的先驱。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要想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工业化，必须依靠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大体而言，贸易保护理论的基本主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为了发展民族工业，减少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必须对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的新生工业实行贸易保护，帮助这类生存资本和环境较为薄弱的工业在生产成本最小化的背景下保证一定的利润，形成适度的生产规模和可持续生产的能力并逐步走向成熟。第二，为了平衡国际收支，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工业化，应该实行进口代替工业所需要的资本品和原材料等的进口。第三，如果改善贸易条件和平衡国际收支这两个贸易保护的目标存在冲突，就应该选择正确的贸易保护手段寻求次优。第四，发展中国家注意调整进出口结构和关税结构，提高有效保护率。第五，若社会生产成本低于个别生产成本，通过贸易保护措施形成外部经济，进而调整国内劳动市场的价格，使劳动的社会成本低于私人成本。第六，消除国内商品价格与国际产品价格的扭曲。
（三）生育出口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根据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国际分工及专业化生产和贸易，什么资源丰裕或什么产品具有成本优势就应该生产什么产品；国际贸易能够使各国现有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但是，在现实中，一方面国际分工及其专业化的生产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失业和剩余资源。发展经济学家明特（Myint，H.）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该突破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限制，利用自己的剩余资源，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国内资源的比较优势来安排生产，从而扩大本国的产出和总福利，实现经济的迅速增长。这一理论被称为国际贸易的剩余出口理论。
根据生育出口理论，偏僻落后的农业社会打开国际市场，并不像传统贸易理论主张的那样对已充分利用的资源进行再配置，而是对以前未被充分利用的土地和劳动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可以为国际市场生产本地需求甚少或没有需求的产品。剩余出口理论更适合于解释国际贸易的起始，而比较优势理论更能解释贸易的类型。
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所在，发展经济学实际上一直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对于发展中国家如何提升经济发展质量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综合现有的发展经济学经典理论，注重人口数量增长、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同步，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经济起飞，提高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对外贸易模式等，都是实现经济增长质量提升的重要要素。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论与政策研究，应加强从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吸取合理的理论营养，进行理论创新，根据一国经济发展的实际，创建有利于各类要素促进经济发展质量的机制，最终转化成驱动自身经济发展的动力，建立更为合理和完善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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