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我国欠发达地区经济呈现出新的特点和趋势，必须科学准确把握、灵活审慎应对。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特征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在扩散蔓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在不断加深。与经济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对外开放依存度较低，因此危机的影响来得较慢。但从新疆伊犁州(直属八县两市简称伊犁州)和吉林省白城市两地情况分析可看出，由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基础不够牢固，经济抗风险能力还很脆弱，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一些新的特征。
(一)经济发展进入加速扩张阶段，但增长的强劲势头开始放缓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经济实现了连续快速增长。如，新疆伊犁州2005年生产总值增长13.3％，2006年生产总值增长13.8％。但从2008年第四季度至2009年年初看，国际金融危机对伊犁州经济产生了一定冲击，2009年1月，州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3.58亿元，同比下降19.7％，地方财政收入24 553万元，同比增长12.1％，增幅比去年同期减少48.3个百分点，比2008年末减少26.7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51.64亿元，同比增长0.6％。工业、建筑业贷款分别下降42％和12.9％，三大经济指标的回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对伊犁州经济的影响。(数据来源：2009年伊犁州统计信息)白城市2005—2008年gdp年均增幅20％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幅40％以上，一般预算全口径财政收入年均增幅20％以上。这种情况表明，白城经济已进入加速扩张时期。但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衰退，对白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也逐步显现甚至加深。
(二)工业化进入中期初始阶段，但企业运行出现困难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的工业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如，伊犁州目前工业化水平开始进入中级阶段，且工业化进程呈明显加快特征。2008年伊犁州人均生产总值达11469元，比2007年增长11.9％，经济发展跨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工业增加值增速较2007年放缓，由2007年增长26.8％，逐步放缓到25.2％。而2009年1月重点工业生产情况也自2005年高速增长后首次出现了下降。(数据来源：伊犁州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5年以来，吉林省白城市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23.4％，2007年高达41.4％。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加，基本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但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全市工业经济增长呈现前高后低的走势，前5个月发展速度呈逐月上升态势，从6月份开始出现下滑，到2008年底，完成工业增加值37亿元，同比增长20％，比2007年增速下降6.2个百分点。影响最重的是汽车配件产业，到2008年10月末，全市汽车配套工业完成工业总产值同比仅增长7.7％，低于全市工业平均增速27.1个百分点。(数据来源：白城市2005—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此外，冶金、造纸、纺织、服装等生产企业也出现停产半停产问题。
(三)对外开放水平进入全面提升阶段，但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难度加大
伊犁州2008年落实招商引资项目312个。一批大企业、大集团落户伊犁，入驻的重要企业达147家，是项目开工最多、力度最大、投资最多的一年。(数据来源：伊犁州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年末以来，伊犁州招商引资工作的难度逐步加大。吉林省白城市近年来由于不断加大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力度，对外开放水平提升到了一个新阶段。2008年，全市引进域外资金200亿元，开工建设千万元以上重点项目206个，总投资1248亿元，完成投资206亿元。已有3个世界500强、12个国内500强企业到白城投资。(数据来源：白城市2005～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年末以来，国际金融危机使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出现了新变化。一是在建项目后续资金投入不足。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投资方的融资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直接影响在建项目建设进度，有的甚至会暂时搁浅。二是外来企业进入工业园区势头减弱。
(四)特色资源进入加速开发利用转化阶段，但产业升级困难
近年来，欠发达地区资源开发利用转化进入鼎盛时期，但由于产业升级困难，很难实现优势资源的转换。近年来，伊犁州紧紧依托资源，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农林牧渔业比例关系趋于合理，工业开始由传统工业向现代工业转化。2005年以来，伊犁州加快推进传统产业整合步伐，优化资源配置，传统产业快速发展。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特色资源开发利用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产业升级更加困难。吉林省白城市主要开发项目有农副产品深加工、煤炭资源开发、风能开发、土地资源开发整理、水资源开发利用等。到去年上半年，资源开发利用转化形势较好，累计总投资达241.4亿元。但这些项目大多处在建设过程之中，还没有实现投产达产。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在这一背景下，白城市能源、农产品加工这两大新兴支柱产业刚刚起步就遇到困难，特别是刚刚启动生产的企业，技术改造和新产品开发还没有开始实施，产业升级困难重重。
(五)劳务经济进入稳定成熟阶段，但农民工返乡问题比较突出
2008年伊犁州农民外出务工人数43.79万人次，比2007年同期增加10.16万人次，增长30.2％，劳务创收13.7亿元。(伊犁州2008年农业统计年报)国际金融危机也给州农村富余劳动力输出工作带来严峻挑战，据统计数据显示，2008年末因合同到期不再续签而返回的劳动力比2007年明显增加。吉林省白城市自2008年10月份后，外出的农民工出现了返乡潮。这次返乡农民工呈现出三多的特点，即省外返乡的多、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多、年龄偏大缺乏技能的多。目前，全市返乡的农民工有7 630人，占省外返乡总人数的22.2％。
(六)外贸进出口进入迅猛增长阶段，但质量和水平亟待提高
进入2003年后，伊犁州进出口步入快速发展阶段。但国际金融危机对该州商品出口造成一定冲击，主要表现在：一是出口企业经营成本增大，出口利润不断受到挤压，出口动力明显下降。二是出口加工企业生产量减少，面临有价无市的困境，制约工业经济增长。三是产品出口市场价格下降。近年来，吉林省白城市不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外贸进出口呈现迅猛增长势头。但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白城市出口需求大幅下降。全市去年第四季度工业制成品扣除美元贬值及国内通胀因素，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接近于零。
二、欠发达地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对策
面对来势凶猛的全球金融风暴，如何正确认识危机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如何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是欠发达地区亟待破解的难题。笔者认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着力抓好以下四项工作。
(一)着力推进产业升级
作为经济欠发达地区，要立足资源优势，加快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要把优化产业升级的重点放在成长性好、具备自主创新能力、具有转型升级潜力的优势产业和有发展后劲的重点项目上，放在鼓励企业创立自主品牌、引进先进设备、扩大内销、节能减排上。今后应重点抓好能源、绿色农产品加工这两大新兴支柱产业，依托资源重点发展传统优势产业，重点抓好工业园区新建企业。通过扶优扶强、扶大扶新，通过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推进欠发达地区工业企业产业升级。
(二)着力推进招商引资
要围绕本地资源优势，从市场需求、融资渠道、经济效益等方面，精心论证、包装一批科技含量高、发展前景好的项目，真正把丰富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继续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集中时间外出招商，以招商洽谈会的形式广泛宣传、广泛推介、广泛联系，充分发挥企业在招商引资上的主体作用。当前，要紧紧抓住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扩大投资、拉动内需、调整结构的历史机遇，精心筛选，主动出击，积极争取国家项目支持。项目争取的核心就是“选得准、会争取、能干好”。“选得准”就是要学会找项目，学会从政策文件中、从横向比较中、从上级对口业务部门和经济需求程度中找个性化的项目。“会争取”就是要有挤、钻、恒、抢的精神，与有关部门联手，安排专人紧盯有望项目，并且善于应变。“能干好”就是要树立精品意识，用精品工程为今后争取项目奠定基础。
(三)着力优化发展环境
1历次金融危机的成因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而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产过剩的危机在信贷金融领域上的表现。因此，要认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对其生产过剩原因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
1.1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贫富差别的扩大会造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
首先，消费需求决定于国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就是说，在增加的收入中，消费也在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低于收入的增加。这样，一定的国民收入，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降低，造成有效需求下降。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虽随收入的降低而增加，但因缺乏购买能力，造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
其次，投资需求决定于预期的未来利润率（即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水平。投资是为了获得最大纯利润，而这一利润取决于投资预期的利润率（即资本边际效率）与为了投资而贷款时所支付的利息率。如果预期的利润率越大于利息率，则纯利润越大，投资越多；反之，如果预期的利润率越小于利息率，则纯利润越小，投资越少。然而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这一规律决定了预期的利润率是下降的，而由于货币需求（即心理上的流动偏好）的存在，利息率的下降又有一定的限度，这样预期利润率一利息率越来越接近，从而投资需求也是不足的。所以，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别的扩大，就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相对于国民收入的供给来说都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其市场自发起作用，有效需求和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不足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可见，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直接原因是由于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是由于贫富差别的扩大，贫富差别的扩大则是由于劳资之间、大小资本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间分配的不公，这种不公又根源于资本对劳动、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垄断和支配，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后，这种由资本支配劳动，以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关系，归根到底又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和性质所决定的。
1.2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由此决定的需求不足则是危机为产生的直接原因
然而，马克思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信用规模的扩大，而信用的膨胀又反过来促进生产规模的膨胀。在这种相互作用下，二者的规模同时扩大。随着信用体系的不断完善，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以及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进一步要求扩大信贷规模，制造出虚假的市场繁荣”。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资本回流速度却非常缓慢，“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
1.3资本主义的借贷信用规模扩大并发展成为金融危机
首先，我们要了解，资本主义借贷同资本主义前的高利贷两者借款目的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前借款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开支，应付意外之需，而资本主义借贷资本，借款目的是为了用别人的钱赚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无论是办工厂、商店，还是开银行，目的都是为了取得利润，但是受自有资本的限制，所能获取的利润是有限的。为了以有限的自有资本获取更多的利润，赚更多的钱，人们普遍采用杠杆操作，以自己一定的资产作为抵押去借比自有资产大若干倍的资金用于投资，从而让取得的利润比之于自身资产而言，也相应的扩大若干倍。
其次，金融创新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为企业规模扩大提供资金支持和稳定的环境。金融创新唤醒了大量沉睡的资金，让人们可以通过借款，来扩大投资和消费，从而大大扩大了需求。需求扩大，商品价格也就上升；价格上升，利润增加，从而就推动生产的扩大。而生产的扩大又反过来，引起信用规模的膨胀。信用规模的膨胀又提供了更多的贷款资金，扩大了需求，在这种相互作用下，二者的规模同时扩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这种“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虽然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可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它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事实上，在由此引起价格上升利润增加，从而进一步扩大生产时，许多产品就已是超出了现实的需求，出现了过剩，只是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罢了。如房地产，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房价抬上去了，房价越高，房地产商所赚的利润越多，建房就越多，看上去很是繁荣，而实际上是有价无市，大量的房子已经是闲置着，卖不出去。所以，这种依靠透支未来而取得的繁荣，是一种带着水份的繁荣——虚假繁荣。
即使这种依靠透支未来而取得的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但在信贷环境宽松、所投资生产的商品价格上涨，利润可以增加的情况下，一般按时还贷是不成问题的。然由于透支未来的需求是有限的，加上商品供给的增加，商品的价格就不可能一直上升以至不可避免要下降的。同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特别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与利息率提高，更会导致纯利润率的下降以至出现亏损。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时候，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二历次金融危机特征分析
对各国危机前后经济金融运行的现实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历次危机发生前的一些典型特征。
2.1经济持续多年高增长以危机前的东南亚各国为例
泰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国国民经济在1997年以前，已连续15年保持6%-8%的增长，其中1990-1995年，泰国GDP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04%。同样的情况也在日本发生，经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经济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即便如此，在90年生危机前的15年间，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仍保持在4%左右。其中，1987-1990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分别高达4.9%、6.0%、4.5%和5.1%，远远超过预期，这些情况在其历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在墨西哥，80年代末至1994年危机前，由于付诸实施一系列改革取得成果，墨西哥同样经历了较长的经济繁荣期，包括经济持续高增长、通胀率稳步下降、财政赤字消失等等。考究这些国家的情况可以发现，正是在这些国家持续繁荣的吸引下，才发生了以下一系列现象，使得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累积，并且被表面上的经济持续繁荣所掩盖。
2.2外部资金大量流入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以及相应的政策因素吸引了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
然而，外部资金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一国经济发展融资、进一步推动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受到反向资本流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外部资金以流动性极强的短期债务和热钱为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危机前的泰国，为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增长，也为了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计划，迅速实施了一系列吸引外资和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措施，鼓励从国外以低成本借入美元，导致资金大量流入。1991-1996年，泰国等亚洲主要资本输入国年平均资本流入390亿美元，其中1996年达到770亿美元，1997年上半年仍有310亿，而到下半年已经变成资本流出540亿美元。墨西哥以及拉美其他国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危机前，都经历了大量外资流入的情形。80年代危机前主要是以国外银行借款为主的外部资金流入，三个拉美大国的净银行债务从1977年的365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底的1460亿美元，对外借款成为这些国家为贸易赤字融资的主要方式。90年代危机前外部资金流入的主要方式则是私人资本净流入，1990-1993年墨西哥每年私人资本净流入由58亿美元剧增到302亿美元，累积达到720亿美元，而其中有一半以证券投资的形式出现，此外，还有222亿美元的银行借款和162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
2.3贸易持续逆差并不断恶化
由于国内资产和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不恰当地长期维持较高的本币汇率，危机前各国贸易状况不断恶化，逆差持续扩大，由此造成了对维持本币币值的信心丧失，同时对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忧虑，使得经济在外部冲击面前不堪一击。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前，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由70年代初的平均70亿美元猛增到1974和1975年的210亿和310亿，逆差的持续增加使得这些国家大量依靠对外债务融资，增加了利息负担。墨西哥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由90年代初的2.8%迅速增长至1994年的7%，虽然不断流入的私人资本弥补了这些差额，但当资本流入的方向发生改变时，被隐藏的巨额逆差风险暴露出来，直接导致了对墨西哥货币的信心崩溃。1990-1996年，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7%，1996年超过8%，而且由于继续不恰当地维持高汇率使得竞争地位不断下降，外界对泰国维持币值能力的信心开始动摇，游资的攻击最终触发了危机。
三、历次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分析
对20世纪几次重大金融危机进行比较，每次金融危机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性质，很难把各次危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但是“经济学是健忘的”，历史很容易重演，对各次危机进行类比是有必要而且有意义的。
3.1“危机”暗含不同的诱因
1）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经济周期的繁荣而爆发，通常被认为是对经济体系里不健全的部分进行的“自残式”的自我矫正，尤其是对市场失灵的“清算”。当危机发生时，全部或者部分金融指标，比如短期利率、资产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等都产生了非常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和行业的困顿。IMF对银行业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研究。
2）银行如果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可能危及银行的信用，那就可能产生挤兑现象，如果该问题逐步升级和蔓延，那可能就演化为整个银行体系的危机。银行危机爆发的原因有货币政策失误、金融体系内生不稳定性、金融过度扩张的风险累积、金融恐慌和道德风险等原因，这些因素并非单一地起作用而是相互交织。比如，上世纪90年代北欧三国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银行危机，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1985年北欧三国取消金融机构贷款限制（包括比例和利息），使得银行间竞争急剧加大，银行过度发放信用，导致风险的逐步累加，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都出现了过热问题，最后演化为银行危机。
3）当一种货币的汇率及其制度无法反映经济基本面而改革又严重滞后时，很容易遭遇国际投机资本的投机，该货币可能出现持续、大幅的贬值，货币当局被迫救援甚至放弃本来的汇率制度，最后造成货币危机。最为典型的货币危机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2年的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危机。货币危机的根源有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冲突、政策的多重目标、道德风险以及资产负债表效应等。
4）债务危机多发生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债务和私人债务不能按期偿还所欠外债，一个经济体的国际收支系统出现严重的混乱，国家信用丧失等。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有过度负债、资产价格下降效应、经济周期变化以及大量资本流入等。80年代初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是这类危机的典型。
5）一个经济体内的各个主要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的问题，货币汇率紊乱、金融机构破产、实体经济遭殃等相继或者同时发生就意味着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到目前为止，大萧条、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演化成的新一轮金融危机都可以认为是系统性金融危机。这类危机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次贷危机就是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非审慎的住房抵押贷款、过度的金融创新和不到位的金融监管的一次彻底的清算。
6）实际上，按IMF的分类并不能将所有的金融危机简单归纳进来，尤其是金融全球化之后，各种危机爆发的原因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危机的界限也日益模糊。比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本轮金融危机的蔓延可以归因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而不仅是货币问题和次贷问题。
3.2“危机”非理性的“疯狂”过程
1）虽然各种金融危机的特点和原因大相径庭，但是危机的爆发、蔓延和升级等过程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金融危机史》（2006）中不无讽刺地表示，金融市场的各种“理性”行为可能导致整体的非理性，即出现“囚徒困境”，实际上是丧失了对现实和理性的感觉，甚至是某种近似于集体的歇斯底里或疯狂。
2）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最为经典的描述是货币主义者海曼•明斯基。他将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在经济繁荣阶段，所谓的理性和制度“错位”导致金融机构扩张信用，整体的信用就出现了非理性扩张，助长了投机狂潮，市场将演绎最后的疯狂。在经历繁荣扩张、上升等阶段之后，当市场达到高峰阶段，市场价格因“内部人”和外部冲击开始下滑，金融机构将产生财务困难，进而需要流动性支持，即将出售资产、收回现金，这对商品和证券价格将产生灾难性后果，整个金融体系可能演变为一场溃逃。
3）在经济和金融扩张阶段，一个经济体的总需求是不断扩张的。在金融中介和金融业务的推动下，尤其是银行信用扩张，使得总需求水平不断偏离真实需求水平，经济出现了非理性的繁荣。私人部门投资需求不断增长，银行大肆发放非审慎的贷款，而且资金流动速度加快，货币乘数变大，整个经济的货币供应量扩大，投机需求大量浮现。
4）在经历经济和金融扩张阶段之后，市场就进入了上升阶段。此时，由于投机需求已经转化为对商品和金融资产的有效需求，结果商品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价格的上涨带来了更多的盈利机会，并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市场。这样整个市场不断上升与膨胀，同时就产生了过度交易的情况。
5）随着投机性繁荣的继续，利率、货币流通速度和资产价格等都大幅上升，整个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一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金融系统进入资产价格下降和财务困难阶段。此时，体系内的“内部人”开始抛售资产，以锁定利润，或者外部因素冲击使得投资者作出了卖出的决定，市场开始走向脆弱的均衡。随着“内部人”的进一步行动或外部冲击逐步深化，资产价格开始下跌，对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开始产生影响，并导致资产的大量抛售和价格下跌，最后是产生严重的财务困难。
可以看到，各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不仅使金融机构大量破产，也给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甚至由于金融稳定性受到破坏，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每次金融危机都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带来或大或小的矫正，对金融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的。
3.3“危机”中的政府行为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发生危机时，政府的救助往往是最后的“稳定器”，政府的介入也是最好的选择。如何恢复市场功能、重建资源配置的机制以及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成为政府干预的主要任务。
政府大量出资或者提供担保，向金融体系大量注资，舒缓流动性不足的局面。如北欧三国的银行危机中，瑞典在1992年通过14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接管最大银行—Nordbanken银行，即使在该银行股价回升之后，瑞典政府救援的规模超过90亿美元，占其1993年GDP的3.6%。尤其是北欧国家放宽金融机构拆借的担保品的范围，是其后金融危机中政府干预行为的重要参照。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不仅放宽拆借的担保品范围，甚至还放宽拆借的机构范围，比如允许投资银行向美联储贴现。
1993年瑞典也是成立银行协助局和特别资产管理公司，以拯救金融市场。类似地，日本在1999年4月成立了全国整理回收机构，一方面接管房地产金融公司和破产银行的不良债权，另一方面向其他金融机构收购不良债权。
金融自由化和监管制度不到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完善金融自由化的监管体系是防范风险的核心要求。政府大力干预金融市场是遏制金融危机的有利手段。金融制度完善对治理和防范金融危机是十分必要的。
4结论
可以看到，历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不仅使金融机构大量破产，也给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甚至由于金融稳定性受到破坏，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历次金融危机都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带来或大或小的矫正，对金融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巴瑞•易臣格瑞(美)金融危机防范与管理2003-03
〔中图分类号〕F03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4）01-0042-03
尽管有学者对金融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概念提出质疑，认为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三种形态而非三个循序渐进的发展阶段，〔1〕但是大部分学者还是以各种相近的称谓认可了金融资本主义〔2〕的定义，包括国际垄断资本主义〔3〕、金融垄断资本主义〔4〕、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5〕、金融帝国主义〔6〕等，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进入了金融资本主宰的历史发展阶段。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由此决定了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不可避免。
一、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
法国经济学家让・克罗特德罗奈提出“金融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定义现代资本主义的历史方位，认为“金融资本是经济全球化的最后力量和手段，是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广泛地‘再植入’的操作工具，这是资本主义的变动不居的本质。因为‘金融资本主导并决定资本主义的平行经济运动。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必然导向资本的金融化。’”〔7〕虽然与上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提法略有不同，但与上述提法一样都准确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特点鲜明的国际金融垄断的新阶段。
学者尹斌认为当前世界体系的“本质可以概括为金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商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主义。资本本性是榨取利润，资本先从做贸易开始，是商业资本主义，后来为了更多更稳定地赚取利润，资本控制生产领域，成为产业资本主义，后来发现生产领域利润越来越低，又走向金融投机，成为金融资本主义。”〔8〕
20世纪70年代被普遍认为是金融资本主义得以确立的时间，主要表现为经济金融化和金融资本迅猛发展，金融资本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不仅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部门而日益膨胀，金融资本内部的金融业资本也相对于产业资本而日益膨胀，金融垄断资本将势力范围扩展到全球走向国际化。
二、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一，经济金融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首要特征。所谓经济金融化是指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不断地涌现，从商品生产派生出来的资金融通反过来主宰了商品生产，金融资本由此逐渐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9〕北京大学李淑珍对此做出进一步阐释，“工业资本主义（或曰实体经济）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其主要标志就是金融资本脱离了实体经济，使经济的发展陷入结构性的矛盾之中。金融资本原本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主要目的是给实体经济融资，而当今的金融资本主义同实体经济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实体经济越来越依赖于金融资本，但金融资本却可以脱离和独立于实体经济而运作，它不再是为实体经济融资，而是更多的为自身‘融资’，用钱来套取更多的钱。”〔10〕这种被斯威齐称为“资本积累过程中的金融化”正是支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第二，金融资本全球化是金融资本主义的另一重要特征。“金融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占据统治地位后，必然要求对外扩张，推行经济全球化，将世界各国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去，以便将其垄断势力扩展到世界范围。”〔11〕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金融资本与全球化的结合使金融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利润追逐，并形成超越民族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力量，最终实现对全球经济的霸权统治。“金融资本全球化主要由金融资本或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尤其是具有强大实力和明显优势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或者金融资本统治集团发起并主导的全球化，是高级垄断资本即金融资本的全球化。金融资本具有规模大、强势、独占和霸权的特点，因此，金融资本全球化是一种规模巨大资本的全球化、强势资本的全球化、独占资本的全球化和霸权资本的全球化。”〔12〕
第三，新自由主义是金融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20世纪 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体制。新自由主义体制推崇私有化和金融自由化，主张放松或者解除金融监管并大力推进金融创新，为金融资本拓展了广阔的获利渠道。新自由主义体制从根本上讲是符合金融资本利益的资本积累方式，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推行是金融资本“洗劫各国财富，构筑财富殖民地的基础。”〔13〕
第四，美元霸权是金融资本主义全球统治的主要支柱。1973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后，世界货币体系就废除了金本位制，由美元来充当国际流通和结算货币。美元成为世界货币。这就意味着美国能够不生产，仅仅依靠印刷自身几乎无价值的美元纸币，就能一本万利地套购世界其他地区的具有真实价值的商品，服务和资源，这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因而也是垄断了纸币发行权的美金融寡头集团洗劫世界财富的基础。“美国通过其强大的军事‘外交和意识形态力量，让信奉货币主义的各国央行不断地购买美国国债，为美国的财政赤字’对外战争以及美国公司收购外国经济制高点的行为融资。这是一种由美国政府长期高度介入，以剥削性的国际货币体系为核心的金融帝国主义。”〔14〕
三、金融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金融资本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宰者，金融资本的统治必然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首先，金融资本的增值方式内在地决定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必然性。 “从抽象的特征看，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是一致的，均统一于资本‘增值性’这一根本特征。两者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最本质差异在于，产业资本通过M-C-M ′方式实现增值，而金融资本的投入与产出都是货币，其增值形式是M-M ′。”〔15〕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金融化和虚拟化导致的结果是实体经济严重削弱，产品生产不足以支撑国家经济的运行，于是不断地发行国债为财政赤字融资，形成了债台高筑、入不敷出的局面。虚拟资本由于其虚拟性、投机性和不稳定性，必定会带来信用泡沫、资本泡沫、投资泡沫及负债泡沫。一旦经济体系当中有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就会随之发生。
其次，金融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债务危机是金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主要形态。20世纪70年代以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和危机基本都是工业主导型，发生的金融危机多是共生金融危机，其原动力来自于工业领域。金融资本主义时期的经济危机主要是“金融主导型经济危机”〔16〕，金融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新形式。〔17〕所谓债务危机是指国家的信用或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出现问题而导致的系统性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发生后，为了避免金融上层建筑的崩溃，各国政府被迫投放大量的资金来挽救脆弱的金融体系，政府负债和重新制造金融泡沫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干预金融危机，推动经济增长的唯一手段，不可避免地导致各国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规模大幅度上升，引发债务危机。债务危机作为一种危机形态主要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但是，“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以来，欧元区的希腊、西班牙、爱尔兰、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先后遭受信用危机，受影响国家GDP占欧元区GDP的37%左右。这表明，债务危机已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体的主要危机形态。”〔18〕
第三，金融资本操纵并制造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危机。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并不直接创造剩余价值，却能够集中货币的社会权力。以‘金融强权国家’为后盾的金融寡头统治集团，通过金融形态的资本流动，使世界上其他民族与国家陷入越来越深的归属与依附的境地。”〔19〕国际金融垄断资本首先以其雄厚资本，通过借贷或者投资等手段推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用投资取得当地发展的红利。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看，“为了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振兴民族经济，纷纷采取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战略，于是，便引起了这些国家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外贸产业的迅速发展和出口产品的生产过剩，又带动了相关产业的迅速发展，结果导致了国内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全面的生产过剩，从而使本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变成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依附性经济。”〔20〕当发展中国家的财富积累达到预设目标后，国际垄断资本通过改变经济环境，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迅速下滑陷入危机，然后以牟取暴利为目的抄底买进价格暴跌的各种资产，或者以控制经济命脉为目标，借机入主这些国家的金融机构或者企业，获取暴利。〔21〕
在金融资本主义构建的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网络和“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中，“美国居于最核心，欧洲和日本处于次核心，它们都是资本主义核心国家，而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则处于最。正是这一‘中心―’的世界经济结构使得美国可以通过以美元霸权为核心的金融体系，并借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经济组织推行新自由主义，强制发展中国家进行金融自由化政策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以此构建金融贸易自由化并确保其套利套汇收益的平台，大肆掠食，攫取发展中国家财富，由此造成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动荡不安和国家债务的危机。发生在阿根廷、墨西哥、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这一世界经济结构，通过金融资本的信贷杠杆掠夺财富，并以此转嫁其内部危机的结果。”〔22〕可见，发展中国家经济的繁荣、危机和衰退已成为金融资本可以操纵和控制的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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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慎明.当今资本帝国新特征〔J〕.决策与信息，2012，（12）.何秉孟.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由国家垄断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J〕.红旗文稿，2010，（3）.费利群.金融垄断资本与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当代启示〔J〕.当代经济研究，2011，（4）.马锦生，何自力.论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内在联系〔J〕.经济问题探索，20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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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22〕蒯正明，王玉.从“欧债危机”透视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制度困境〔J〕.教学与研究，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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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立强.警惕美元对世界人民财富的掠夺〔N〕.光明日报，2013-01-07.
〔16〕高峰.关于当前经济-金融危机的几点看法〔J〕.经济学动态，2010，（2）.
〔17〕李树德.从马克思的经济危机论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历史困境〔J〕.湘潮（下半月），2012，（12）.
〔18〕银锋.金融资本新霸权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影响――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J〕.江西社会科学，2013，（3）.
一、当代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
1.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美国金融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联邦储备银行系统,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起中央银行作用。具有发行货币、国库及对私人银行进行管理监督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为美国政府制订和执行金融货币政策。联邦储备系统可以通过它所制订的政策直接影响货币的供应和信贷的增长,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美国商业银行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占有主要位置,1980年,美国共有商业银行15082家,总资产为21147亿美元,占金融界资产总额的30%左右。商业银行以存款和贷款为主,70年代以来各主要商业银行为扩大业务经营范围,增强生存能力,积极开展存贷款以外的业务。由于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业务,也不能经营证券发行和买卖,故许多商业银行都设立信托部,参与证券经营活动。
2.日本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日本金融体系由中央银行、民间金融机构,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等组成,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民间金融机构为主体,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补充的模式。
3.德国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德国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国家,其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而金融市场很不发达。由2001年的统计数据发现,股票市场总市值只占GDP的24%,而银行资产占到GDP的152%。
二、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
1.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弊端
牙买加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间再次建立起来并运行到现今的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货币体系克服了国际固定汇率制度僵化导致的种种弊端,促进了国际金融创新业务、资本国际流动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除保留并加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外,它同布雷顿森林体系有许多重大的不同: (1)黄金非货币化; (2)储备货币多样化; (3)汇率制度多样化。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区域化的深入,牙买加体系潜在的矛盾日益深化,多次爆发的国际及区域金融危机便是牙买加体系内在矛盾激化的表现。国际区域货币的创立、国际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将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变革趋势。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缺陷
首先,IMF放弃了维护固定汇率的职能。其次,IMF资金短缺而难以对逆差国或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IMF拥有资金相当于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只及1945年的1/3,可见随着成员的增加和需求的扩大,IMF的资金拥有量实际上在减少。再者,IMF仍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占绝对优势,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提款权(SDRs)分配也不平衡。最后,IMF对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和对危机发生后的救援系统表现出落后性。
3.全球金融市场网络化带来的挑战
首先,使金融市场的风险上升。网络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一直被质疑,使金融市场更敏感,加上网络的高传播速度和规模的难以控制性,使市场的可预测性下降而风险上升。其次,使国家或国际社会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变得困难。法制具有滞后性特征,而金融机构通过网络而数量倍增,同时也使得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比例严重失衡而不利于监管。最后,各国对网络金融市场的监管容易导致国家矛盾。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动向
1.趋向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创造统一、单独的国际货币,改变一国货币同时为国际基础货币的格局,并遏制美元的自由发放。创造国际货币,则国际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会相较稳定,美元不再自由、任意的发放;也能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建立国家责任体系。但目前创造国际货币的能力有限,所以将基础货币扩大,形成多元化货币体系为多数国家所推崇。
2.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完善其职能。首先,增加IMF的资金规模完善其"最后救援者"的工作。此条在G20峰会上已经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并统一增加对IMF的出资,用于对危机国进行救援。其次,增强IMF的信息收集权力。IMF近年对危机预警的滞后有一方面原因来自危机国信息不够透明和及时。IMF应被赋予对基本信息进行收集并透明化和公开化的权力。再者,减少美国在IMF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或增加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最后,重新制定IMF的危机预警体系指标,赋予其危机时期进行国际协调的职能。危机发生后IMF的国际责任除了自身提供救援资金外,还应赋予其进新国际协调的能力。
3.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督。1998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经济问题声明:"增加各成员国财政、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对资本流动实行必要的监督,进一步完善国际性的规范和准则以及建立对各国金融阵地的多变监管体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国际资本中,投机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决定了在一国经济发生不利转变时,它们很快撤出致使该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外债清偿和国家信用等严重危机,引起金融市场混乱甚至货币贬值。相比过去,机构投机成为主流,目的是套利和套汇,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造成了很大冲击。
参考文献:
[1]孙 刚 齐佩金:《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演变及发展趋势》,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2]高松涛:《国际金融体系重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一、 当代主要发达国家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
1.美国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美国金融体系主要由三部分组成：联邦储备银行系统，商业银行系统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起中央银行作用。具有发行货币、国库及对私人银行进行管理监督职能，更为重要的是为美国政府制订和执行金融货币政策。联邦储备系统可以通过它所制订的政策直接影响货币的供应和信贷的增长，从而影响宏观经济的各个方面。 美国商业银行在美国金融体系中占有主要位置，1980年，美国共有商业银行15082家，总资产为21147亿美元，占金融界资产总额的30%左右。商业银行以存款和贷款为主，70年代以来各主要商业银行为扩大业务经营范围，增强生存能力，积极开展存贷款以外的业务。由于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禁止商业银行从事投资业务，也不能经营证券发行和买卖，故许多商业银行都设立信托部，参与证券经营活动。
2.日本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日本金融体系由中央银行、民间金融机构，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等组成，形成了以中央银行为领导，民间金融机构为主体，政府政策性金融机构为补充的模式。
3.德国的金融体系的基本特征：德国是典型的银行主导型国家，其银行在金融体系中处于核心位置，而金融市场很不发达。由2001年的统计数据发现，股票市场总市值只占GDP的24％，而银行资产占到GDP的152％。
二、当代国际金融体系的弊端
1.牙买加国际货币体系弊端
牙买加货币体系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间再次建立起来并运行到现今的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牙买加货币体系克服了国际固定汇率制度僵化导致的种种弊端,促进了国际金融创新业务、资本国际流动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除保留并加强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作用外，它同布雷顿森林体系有许多重大的不同： （1）黄金非货币化； （2）储备货币多样化； （3）汇率制度多样化。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区域化的深入,牙买加体系潜在的矛盾日益深化,多次爆发的国际及区域金融危机便是牙买加体系内在矛盾激化的表现。国际区域货币的创立、国际区域货币合作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缓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矛盾,将成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一个变革趋势。
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缺陷
首先，IMF放弃了维护固定汇率的职能。其次，IMF资金短缺而难以对逆差国或受金融危机冲击严重的国家提供资金援助。IMF拥有资金相当于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目前只及1945年的1/3，可见随着成员的增加和需求的扩大，IMF的资金拥有量实际上在减少[2]。再者，IMF仍被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美国所占份额和投票权占绝对优势，同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特别提款权（SDRs）分配也不平衡。最后，IMF对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和对危机发生后的救援系统表现出落后性。
3.全球金融市场网络化带来的挑战
首先，使金融市场的风险上升。网络系统的可靠性与安全性一直被质疑，使金融市场更敏感，加上网络的高传播速度和规模的难以控制性，使市场的可预测性下降而风险上升。其次，使国家或国际社会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变得困难。法制具有滞后性特征，而金融机构通过网络而数量倍增，同时也使得金融监管部门与金融机构的比例严重失衡而不利于监管。最后，各国对网络金融市场的监管容易导致国家主权矛盾。
三、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动向
1.趋向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创造统一、单独的国际货币，改变一国货币同时为国际基础货币的格局，并遏制美元的自由发放。创造国际货币，则国际金融市场和货币体系会相较稳定，美元不再自由、任意的发放；也能在此基础上更好的建立国家责任体系。但目前创造国际货币的能力有限，所以将基础货币扩大，形成多元化货币体系为多数国家所推崇。
2.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完善其职能。首先，增加IMF的资金规模完善其"最后救援者"的工作。此条在G20峰会上已经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并统一增加对IMF的出资，用于对危机国进行救援。其次，增强IMF的信息收集权力。IMF近年对危机预警的滞后有一方面原因来自危机国信息不够透明和及时。IMF应被赋予对基本信息进行收集并透明化和公开化的权力。再者，减少美国在IMF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或增加欧洲和亚洲国家的发言权和投票权。最后，重新制定IMF的危机预警体系指标，赋予其危机时期进行国际协调的职能。危机发生后IMF的国际责任除了自身提供救援资金外，还应赋予其进新国际协调的能力。
3.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监督。1998年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发表经济问题声明："增加各成员国财政、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对资本流动实行必要的监督，进一步完善国际性的规范和准则以及建立对各国金融阵地的多变监管体系，具有特别的重要性。[3]"国际资本中，投机资本的高流动性和高投机性决定了在一国经济发生不利转变时，它们很快撤出致使该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外债清偿和国家信用等严重危机，引起金融市场混乱甚至货币贬值。相比过去，机构投机成为主流，目的是套利和套汇，对国际金融市场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造成了很大冲击。
参考文献：
[1]孙刚，齐佩金：《当代国际金融体系演变及发展趋势》，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
[2]高松涛：《国际金融体系重构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
由始于2007年初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风暴正在全球迅速蔓延并持续恶化。金融创新的过度、信用监管的缺失以及道德风险的蔓延进一步加剧了美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的三大主因。
一、金融脆弱性理论回顾
金融脆弱性是指金融制度、结构出现非均衡导致风险积聚,金融体系丧失部分或全部功能的金融状态(伍志文,2002)。金融脆弱性理论认为金融体系本身是不稳定的,具有内在脆弱性,因此金融风险是普遍存在的,金融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有费雪(1933)的债务一通货紧缩理论和明斯基(1982)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性假说。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与债务的清偿紧密相关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过度负债和经济下滑引起债务的清偿。而债务的清偿会导致货币的收缩和周转率的下降。这些变化又会引起价格的下降、产出的减少、市场信心的减弱、银行破产数和失业率的上升。因此,费雪认为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是源自经济基本因素的恶化。明斯基对于金融体系不稳定性的分析基于资本主义繁荣与萧条的长波理论基础之上。他指出,正是经济的繁荣埋下了金融动荡的种子。他的基本观点是,实体经济中存在着三种筹资,即抵补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人大于偿债的现金流出)、投机性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大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和“庞齐”筹资(投资项目收益率小于贷款利率,项目现金流入也小于偿债的现金流出)。这三种筹资在经济周期的不同时期所占比重不同:经济繁荣时期,后两种筹资比例大幅度上升,金融风险增大。伴随着借款需求扩大,市场利率上升, 企业 利润下降,市场情绪由乐观向忧虑转变并进一步向恐慌蔓延,企业倒闭,银行借款急剧收缩,从而导致资产价格的快速下跌和全面金融危机的爆发。因而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经济 发展 周期和经济危机不是由外来冲击或是失败性宏观经济政策导致的,而是经济自身发展必经之路。
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魏波,2006),并形成了三代较成熟的货币危机理论。第一论由保罗·克鲁格曼(p.krugman,1979)首次提出,并由罗伯特·福拉德等人(r.flood和p.garber,1985)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以及一国国内信贷的无限制扩张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第二论以茅里斯·奥波斯特菲尔得(m.obsffeld,1994)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认为政府对于私人部门预期所做出的反应成为危机爆发的关键因素。第三论形成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许多学者跳出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代表性人物是麦金农和克鲁格曼等人。其中克鲁格曼(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即道德风险起初导致过度冒险,最后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
二、对美国金融危机演变特征与金融体系脆弱性的分析
上述金融危机理论从不同侧面揭示了各类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也为我们认识和分析此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脆弱性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复杂性,引发金融危机的新因素不断出现,也使这次金融危机呈现出新的特点。
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首先由次贷危机引起。次贷危机即指由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借款人违约增加,进而影响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大幅下跌导致的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和流动性危机。从产生根源上看,实际上它是由金融系统的内在不稳定性特别是金融创新工具的滥用、信用和监管缺失等所导致的一场货币危机、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而通过危机的扩散,目前已演变为一场系统性金融危机(即由于金融市场已经不能再有效发挥其功能,因而趋于瓦解并对实体经济可能产生很大的不利影响的状态)和全球金融危机。
(一)次贷危机本质上是信用危机和道德危机
根据上述金融危机理论,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是金融结构的脆弱性和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minsky(1982)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特征,它与这一制度下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有关。由于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周而复始地出现。周期性出现的新的获利机会总会导致人们的乐观预期,并促使信贷过度扩张。另一方面,由于竞争压力,为了保住客户和市场,银行常常会做出不谨慎的贷款决策。krugman(1998)认为,由于政府对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隐性担保以及监管不力,使得银行和金融机构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问题。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虚拟资本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即金融系统超常发展,就是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发生的基础和条件。上述理论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最好映照,对本次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从本质上看,美国次贷危机是投资者担心资产价格泡沫风险所产生出来的信用危机,它源于次贷风险,并借助金融衍生产品的渠道进行扩散。美国次贷危机正是源于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房贷市场的过度膨胀和银行信贷的过度增长而产生。作为主要面向信用记录欠佳、收人证明缺失、负债较重的客户提供的高风险、高收益的贷款,次贷市场近年来迅速扩张,市场规模在短期内迅速膨胀。但是,随着美联储不断提高基准利率,房地产价格出现下跌趋向,次级按揭贷款人心理预期与偿付能力下降出现大量违约,而其违约风险通过次贷衍生产品迅速放大,动摇了市场信心,银行纷纷收紧融资条件,借贷机构、基金公司等资金链开始断裂,导致脆弱的金融市场失控,危机最终爆发。
而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一向以制度健全、市场完善、运作规范和信用优良而著称的美国金融市场,恰恰在监管和信用方面出了大问题,整个住房市场和房贷市场各个环节充满了欺诈和贪婪 ，银行和金融机构丧失了基本的客观性和公正。
性(理查德 ·比特纳，2008)。从贷款经纪商到贷款公司，从投资银行到信用评级机构 ，从建筑商到房地产中介伪造签名、隐瞒信息、操纵和修改贷款文件、篡改信用、放大收入、评估掺水等无序运作 ，乱象丛生；降低贷款审批标准、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能力和过剩的流动性，疯狂的市场扩张 ，事后相互推卸责任、转嫁风险等，这一切更加剧了金融系统内部的紊乱，从而使整个华尔街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和道德风险之中。
(二)金融危机的传染具有快速性、整体性和全球性
关于危机中“传染”的特征也是金融危机理论关注的问题 ，有人甚至认为，危机就是“传染”引起的，没有其他原因尽管这一观点没有得到多数学者的认 同，但人们对于“传染”在加剧危机形成中的作用却大多没有怀疑。综合来看危机形成中，“传染”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发挥其作用：贸易渠道、金融联系渠道和非理性的羊群效应。
以金融联系渠道为例。由于参与美 国房贷市场的机构和投资者为数众多，结构复杂，利益勾联，相互衔接，从而形成了一条长长的住房抵押贷款“食物链条”和庞大的交易网。在缺乏应有的风险控制的条件下，一旦某个环节出了问题，便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我们看到在这一危机中，高度市场化的金融系统相互衔接形成了一条特殊的风险传导路径：即低利率环境下的快速信贷扩张一宽松的住房贷款审批标准一房价下跌、持续加息一出现偿付危机；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和衍生工具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对冲基金高比例的杠杆效应，加大了与次贷有关的金融资产价格下跌风险的传染性与冲击力，放大了次级住房抵押贷款风险。而金融市场国际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又加快了金融动荡从一国向另一国传递的速度。这种远离实体经济的金融衍生品的泛滥及虚假繁荣，终于导致次贷危机的爆发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从次贷领域到优贷领域，从房贷市场到整个金融市场，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美国金融到全球金融等，无一不在经受着这次金融海啸的洗礼与考验。而半年来，曾经不可一世的华尔街金融巨头们一个接着一个倒下，其速度之快 ，损失之惨，更是令人震惊。
与传统金融危机不同的是，这次金融危机的传染还表现出显著的“蝴蝶效应”(即地理位置遥远的国家皆能受到金融动荡的影响)和“板块联动效应”(即在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问的传递)。除了美国、欧洲、日本等，拉美、亚洲等区域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甚至有的国家面临国家破产的危险。这反映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整体性特征越来越显著，也使这场次贷危机逐渐演变成为一场波及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
(三)金融危机的处理具有政府主导性和协调一致性
此次危机中，全球范围内各国强化金融领域的管制和干预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它是抵御 自由市场制度不完善的必由之路。由于此次危机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持续时间长等特点，为了维护世界金融市场和全球经济的稳定，美国政府及世界各国政府不得已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救助计划和措施 ：接管“两房”、向 aig提供巨额贷款、改组投行、回购证券、直接注资、政府担保、联合降息、甚至国有化等，其力度之大、出手之重、方式之直接和多样 ，前所未有。而且全球联手 ，共同行动，也是史无前例。
全球金融动荡下各国强化政府干预的情况 ，充分显示了政府在拯救危机中的主导作用和协调一致性 ；另一方面，也恰恰反映了国际金融体系脆弱性的缺陷和不足 ，正是这些国家为降低国际金融体系不完善带来的冲击所做的必然选择(刘立峰，2000)。
三、稳定我国金融市场体系，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11-0016-05 中图分类号:F830.2 文献标识码:A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影响,全球实体经济也因此被拖人衰退之中。为防止金融危机深化蔓延,欧美等国纷纷以“大而不倒”为由向本国金融系统倾注大量救助资金,这种金融机构冒险纳税人买单的政策虽然暂时帮助金融机构度过了危机,但是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该政策有待商榷,因此,随着国际经济逐步企稳复苏,征收银行税的财政政策逐渐成为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监管机构的热点话题。尽管银行税的征收还未达成全球共识,但是,我们有必要从银行税的监管逻辑着手,对其优缺点进行准确把握,进而为我国是否开征银行税提供理论支持。
一、银行税的含义及监管逻辑
对于银行税的理解是基于不同视域,通常来看,银行税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的银行税是指对金融机构征收特别税,进而设立专门基金或上缴国家财政,主要用于对未来金融危机进行救助,避免再次出现金融机构因承担过度风险而需要政府运用纳税人资金来为金融危机买单的情况;广义的银行税是指除一般公司营业税和所得税之外对金融机构征收的其他特别税种,如对银行利润及薪酬水平征税。
进一步来说,银行税主要是针对大型金融机构所具有的“大而不倒”的负外部性问题提出的,目的是防止纳税人承担大型金融机构所带来的系统性损失。因此,本文认为,银行税可以理解为对金融机构、金融交易活动或者金融机构的高额红利进行征税,它实质上可以看做是要求大型金融机构让渡的补贴溢价,该溢价的大小主要根据金融机构对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贡献大小来确定。
虽然提倡征收银行税国家的动机各有不同,但银行税政策主要是为校正宏观审慎外部性而提出的。此次金融危机表明,宏观负外部性可能造成巨大损失,具体来讲,第一,金融系统中存在大型和复杂的金融机构。这些金融机构的问题通常会传递到整个金融系统,给金融系统带来巨大的损失。当危机发生时,政府不得不对类似机构施以援手,以免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然而,这种反馈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类似机构过量承担风险的道德风险问题,同时,由于类似机构“大而不倒”的特征,公众也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类似金融机构,从而这些机构不仅会获得政府补贴带来的溢价还会获得竞争溢价,导致市场竞争秩序扭曲。第二,金融机构的行为具有较强的顺周期性特征。在经济上行周期,金融机构通常加大杠杆,而较少考虑其行为给整个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带来的风险。因此,在经济上行周期,金融机构的行为风险通常被低估,从而助推资产价格的迅速上升及金融机构过度的风险暴露。同时,金融机构的短期债务通常也会有所增加,这些都可能成为经济下行周期潜在的系统性风险。
综上,银行税政策的监管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抑制大型金融机构风险过度扩张。银行税的征收将会与金融机构所从事业务的风险程度挂钩,金融机构尤其是那些大型机构在进行业务以及风险扩张时,就会进行收益和成本的权衡,因此,征收银行税可能成为有效监管大型金融机构风险的新措施。另一方面,银行税措施为政府在金融危机时期减轻金融机构系统性影响提供了操作空间。从金融机构的角度考虑,银行税可以看做是政府为抵御突发性危机为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共同保险,也可以看做是金融机构自身为在危机时期获得必要的财政援助所必须缴纳的费用。通过征收一定量的银行税,在危机时期,政府在不动用或者少动用公共财政的情况下,更为有效地对金融系统实施必要的干预政策,减轻系统性金融机构带来的冲击。
二、银行税的历史沿革
金融危机时期,银行业接受了政府大额救助资金,但对这些金融机构进行救助的资金最终大都由纳税者承担,严重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公共利益。在这背景下,2009年底,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欧美一些国家监管当局逐渐开始考虑实施征收银行税的政策,从此拉开了征收银行税的序幕。比如,美英法等国为了防止再次出现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为满足激进的银行薪水激励计划而从事高风险交易活动的情况,相继整治金融高管高薪问题:美国严控现金工资发放;英国对银行家奖金征特别税;法国也效仿英国对奖金征税。
随着时间的推移,欧美等国的银行税政策也不断得到扩充和完善。2010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提出“金融危机责任费(FCR)”这一新税计划,用以弥补金融危机中对大型金融机构进行救助而花费的财政支出。该税的税额是公司除第一级资本之外债务规模的0.15%,征税对象包括50家银行、保险公司和大型投行,其中,美国公司将占到35家左右,另外10至15家将为外资金融企业附属机构。上述计划预计将在12年左右的时间筹集1170亿美元,未来10年中可筹集900亿美元资金。紧接着,2010年5月,奥巴马政府修订了上述征收固定税率的做法,提出了新的征收方案,新方案计划对公司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征税,且风险越高的投资,适用的税率越高。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2010年6月29日,美国国会人将预计总额190亿美元的银行税条款从美国金融监管改革议案中删除,导致美国银行税议案不幸夭折。
与美国银行税议案不能顺利实施相比,欧洲国家是银行税的积极倡导者,而且他们的银行税政策的推广相对更加顺利一些。事实上,德国是继美国之后第一个制定银行征税计划的欧洲国家,德国银行税议案出台于2010年3月31日。议案规定,每家银行每年的缴税总额不超过其年利润的15%,每年年征税额拟为10-12亿欧元。该议案是德国整顿濒临破产银行一揽子措施的一部分,于2010年8月25日经德国内阁通过,预计将于2010年年底前生效。英国政坛主要的三大政党在他们的竞选中都一致支持对银行征税,政府也已在2010年6月22日公布的紧急预算案中公布了征收银行税计划。法国政府预计将在2010年10月把征税草案递交至议会,并将在2011年的预算中写入银行税细节。匈牙利政府也已决定将在2010年内开始推行银行税,为期3年。除此之外,欧盟会员国除了捷克以外都同意支持课征银行税。综合欧洲国家的银行税议案,我们可以看到,在未来的欧洲,银行税将根据银行的资产规模而非盈利表现进行征收。
当然,在这些欧美国家不断推出银行税议案时,国际经济组织也积极参与了进来。2010年6月G20峰会期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向会议提交了两份
银行征税方案,提议征收金融稳定贡献税和金融活动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银行体系在金融危机中受冲击较小的加拿大、日本、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国反对征收银行税的提议,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分析。
三、银行税政策的优缺点分析
时至今日,全球范围内并没有对银行税的征收与否达成普遍共识,但是不同国家、机构和学者基于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角度对是否征收银行税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总结归纳这些观点的基础上,我们认为征收银行税可以说是损誉参半。
(一)优点分析
1.征收银行税有助于降低财政风险
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为防止危机的进一步蔓延,支持征收银行税的欧美等国都曾向本国的金融系统提供过巨额的救助资金,付出过巨大的财政成本。根据IMF的最新估计,扣除部分已收回的财政支出,C20中的发达国家直接拯救金融体系的财政成本平均占GDP的2.7%,受金融危机冲击最重的国家尚未收回的财政成本达GDP的4%至5%;预计危机会使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在2008年至2015年期间上升约40个百分点。而且这些数据尚未包括危机中有关财政支出所承担的巨大风险。但是,这些救助资金并不是金融机构的自有资金,而是由纳税人支付的,因此,为了缓解已出现的巨额财政赤字,减轻纳税人的负担,欧美等国都致力于通过开征银行税来使银行业为其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的风险做出补偿,确保银行业可以自己承担政府的救市开支,从而降低政府财政风险。
事实上,银行税带给财政的收益是可以估计的。根据IMF的报告(2010)估计,假设仅对银行征税,税基为本国银行机构负债减存款和所有者权益的话,用2008年欧盟国家的相关数据测算,0.1%的银行税累积征收10年,税收收入各国平均将达到GDP的2%,但由于国与国之间银行机构占GDP比重以及存款资产比存在较大差别,各国的银行税收入也大大不同。比如,在欧洲国家中,德国与英国银行税收入最高,因为他们的银行机构相对经济来说占较大比重以及拥有较低存款资产比;西班牙和意大利税收收入相对较低,因为他们的银行机构相对经济来说占较小比重以及拥有高存款资产比。
2.征收银行税有助于降低金融风险
征收银行税这种银行自己买单的行为,可以说是通过税收这种合法的国家行为对金融市场形成的有效监管。通过征收银行税而建立起来的共同基金将改变以往当金融危机发生时,由政府运用纳税资金救助金融机构的情况,这是因为,如果新的金融危机爆发,金融体系就可以拿出自有资金来使金融机构渡过难关,以避免金融市场参与者进入风险由大众承受而收益由金融机构获得的恶性循环。因此,一方面,征收银行税将确保银行承担他们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所造成的风险,鼓励银行调整资产负债表,减少风险;另一方面,将减少金融机构从事高风险交易活动的资金,有利于遏制银行的投机冲动,创建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从而最终降低金融风险。
(二)缺点分析
1.征收银行税不利于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征收银行税后,虽然通过银行税所积累的资金会用于补偿金融风险,但同时会削弱银行的盈利和信贷能力以及银行承受损失、抗衡金融危机的能力,从而会对全球金融业的发展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不利于金融稳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1)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和信贷能力
盈利能力和信贷能力作为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对银行的发展以及金融业的复苏乃至国民经济的恢复至关重要,但银行税的征收可能会削弱银行的这些能力,不利于金融业的稳定和发展。
一方面,征收银行税将使银行的盈利能力受到进一步打击。当前全球金融监管趋严已经使银行面临增加资本和流动资金需求的压力,银行的资产负债规模在缩小,盈利水平也在降低。以IMF建议的金融稳定贡献税为例,目前全球GDP约为60万亿美元,金融稳定贡献税的征收可使全球税收总额高达1.2万亿至2.4万亿美元,欧洲大陆和美国每年将各征3000亿美元和6000亿美元。此外,有大量投行业务的欧洲银行,如瑞士银行、巴克莱银行和德意志银行等,有可能被征收金融活动税,瑞士信贷估计两项银行税的开征会使欧洲银行业每年盈利进一步减少20%。根据IMF的报告(2010)测算,银行税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取决于税基,当税基为总资产减存款(B1)时,0.2%的税率将会降低银行税前利润10%;当税基为B1减一级核心资本(B2)和B2减二级核心资本(B3)时,对银行税前利润的影响并没有大的改变。
另一方面,征收银行税会降低银行放贷能力,影响信贷流动,减少经济中的流动性。根据IMF报告(2010)测算,假设银行税税基为负债减存款,假设两种情况:银行税完全由利润承担和银行税由贷款人承担,这样就可以得出银行税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当银行税完全由贷款人承担时,0.2%的税率将增加贷款利率0.1%;当银行税完全由利润承担时,银行ROE将会下滑2%;在中间情况下,银行将部分税转嫁给贷款人以减少利润的下滑,0.2%的税率将增加贷款利率0.05%。
(2)影响金融机构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银行税相当于把银行资本中的留存收益转向政府税收或政府稳定基金,但同时会削弱银行承受损失及抗衡金融危机的能力,而且也无助于降低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影响金融业的稳定发展。这是因为:
一方面,由于银行的盈利能力是银行抵御风险的根本保障,如果不断给银行尤其是大多数本来就健康的银行开征银行税,银行利润和资本的积累能力就会受损,从而降低银行抵御风险、承受损失及抗衡金融危机的能力,最终会阻碍健康金融体系的建设。摩根大通、美国银行、巴克莱银行以及巴黎银行等就是凭借其庞大的盈利能力帮助其能安然渡过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征收银行税无助于降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如果开征银行税,缴纳银行税就等于银行为其过度冒险的行为向政府买保险,使政府挽救濒临倒闭金融机构的承诺显性化,金融机构一旦认为他们拥有显性或隐性的金融危机保险,道德风险的问题就会一直存在。这样所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机构靠着政府的“隐形保险”更容易获得存款人和债权人的资金,从而降低了这些机构的融资成本,获得了相对于其他机构的不正当竞争优势,降低了宏观层面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会鼓励大型金融机构更倾向于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将不利于金融系统的稳定。
(3)影响实体经济的复苏和发展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银行税的征收会抑制银行利润,延长实体经济信用紧缩局面,不利于经济复苏。其实,银行作为中介机构在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是国家货币政策调控产生效果的关键,征收银行税将使银行通过提高贷款利率的方式转移部分税负至借款人,进而会增加实体经济扩张所需成本,影响真实投资意愿,减缓实体经济的复苏。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银行业对本国的GDP、税收和就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比如,2009年英国银行业对其GDP
的贡献为16%,银行业税收占英国总税收约25%,银行支付的税款份额已高于其在经济活动中所占份额。但是,一旦全球实施银行税,对于正处在复苏之中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并没有受到较大冲击的发展中国家的银行来说,开征银行税会提高交易成本,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和信贷能力,以及银行承受损失及抗衡金融危机的能力,无疑会使各国实体经济的发展受到限制。
2.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有失公平
由于本次金融危机只是由少数国家的金融机构引发的,因此在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会有失公平。
首先,对远离危机的金融市场的发展不公。从各国是否参与救助金融机构的角度来说,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和巴西等受美国次级债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冲击较小的国家认为,本国金融机构系统并未爆发像欧美国家那样的问题,政府也没有使用纳税人的钱注资银行机构,因而不需要对银行征收银行税,以补偿给经济社会带来的损失。对于这些国家,如果开征银行税,就模糊了谁来承担危机成本的问题,会导致更多经营良好的银行机构的投机行为。而且,如果开征银行税,增加银行为其贷款可能的损失所作的资本储备,短期内会提高本国银行的经营成本、损害银行的利润,容易导致本国银行的竞争力下降。
其次,影响新兴国家的金融竞争力。从各国金融市场发展和开放程度不同的角度来说,对于新兴国家而言,无论银行税最终如何设计,都会增加金融业的营运成本,并会影响盈利和信贷,使国内企业和个人更难获得足够的银行服务,进而可能令新兴市场的经济和金融业持续处于竞争劣势,甚至会使本国金融市场被跨国银行控制。这实际上也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一些处于基础阶段且发展稳健的金融中心的发展机遇,进而会迫使国际金融机构的退出,将给该国金融市场造成沉重的压力,也将使该国的经济增长雪上加霜。但是,欧美银行业本来就处于低税负的环境,增加银行税对其银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影响有限。即使美国将银行税内容从其金融监管改革议案中删除,它仍可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向国际社会分担成本。
最后,总的说来,银行税缺乏道德上的合理性。身为金融危机源头的国家,却要求长期稳健经营的国家征收银行税,是不公平的。因此,危机成本应该合理分摊,避免强制推行,具体的分摊应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确定,不应全世界统一。
3.征收银行税缺乏可操作性
从操作层面看,虽然IMF对征收银行税进行了初步研究,并提出征收全球银行税的建议,但是由于各国具体情况不同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治理机制尚未理顺,其建议并未得到各国的普遍认可,银行税在全球范围内还不具备可操作性。
实际上,银行税的制订有相当复杂的程序,而且一旦全球开征银行税,一方面,如果不是所有的国家同时采纳银行税,那么跨国银行交易业务将会仅仅流向尚未征收银行税的国家和金融中心,使得后者发展成为新的避税型离岸金融中心,将可能造成制度扭曲及监管套利,倒逼已经征收银行税的国家和金融中心取消银行税。另一方面,根据公平原则,银行税应尽可能地对所有商业银行机构一视同仁,但是对稳健银行机构和经营风险较高的银行机构都同等地征收银行税有悖于银行税宗旨,只能导致更多原本稳健银行机构的机会主义行为。这就使得银行税存在着技术难题。
当然还存在其他操作方面的难题,比如,征收对像是按资产规模征收,还是按融资规模或利润、营业额征收;银行税由谁来征,由谁来管理;如果是交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征收和管理,那么各国之间比例如何确定以及危机出现后如何分配,而且,实际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将这笔资金到底是用于各国的金融监管还是用于自身的运营。
四、中国并不适合征收银行税
中国银行业在金融危机中并没有承受如西方银行一样重大的冲击。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机构由于从事较少的金融创新业务,所受到的冲击不大,没有出现大的不良资产或遭遇严重损失,政府也没有动用纳税人资金对金融机构进行财政救助。因此,我们对为避免将来金融危机由民众买单而征收的银行税一致持反对意见。
第一,银行税属事后弥补措施――治标不治本。从危机反思的角度看,银行税只是一种补救措施,而非预防措施,过分强调这一提议,意义不大。其实,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重的,包括金融机构自身问题、宏观政策问题以及监管问题,因此,救助成本不应由金融机构单独来承担。后危机时代,各国已采取或正在考虑不同的救助成本分担方式,但是由于各国的国情不同,各国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等具体差异,实行不同的成本分担方式,因而征收银行税并不是降低金融系统风险、避免金融危机的唯一选择。
第二,中国银行业的国有性质决定,征收银行税的意义不大。中国银行业政府控股参股程度高,与国外机构投资者占比高的情况大不相同。我国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是国家独资企业,现虽已上市,但国家仍是绝对控股股东,相反在金融危机中大伤元气的美英银行属股权高度分散型银行,如美国上市银行中,机构投资者占30%-70%,其余均为散户投资。金融危机发生时,由于金融机构大而不倒的性质,欧美等国不得不出资运用纳税人的资金来直接救助银行,但中国银行的国有性质,事实上已承载了国家的信用,是市场的主体,征收银行税的意义不大。
第三,中国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高于世界同行。中国银行业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高达17%,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的央行(如美国、加本大、瑞士、新西兰、澳大利亚等)都降低或取消了法定准备金率,中国的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能为可能出现的挤兑情况提供一定的保障。同时,中国银行业仍存在存贷款利率管制,国家对这些金融机构的监管,比很多国家都更严格。
第四,中国金融机构税收负担高于世界同行。征收银行税会使原本就沉重的中国银行业税负加重,降低中国银行业的竞争力。事实上,中国银行业的税负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在所得税税负水平处世界中位,在流转税税负方面明显过重。2008年中国银行业企业所得税内外资统一为25%,同时放宽了一些税前扣除限制,减少了一部分税负。但在流转税方面,银行业承担5%的营业税,而世界其他国家大多对主要金融业务不征或免征流转税,即使征收,税率也远低于5%。
综上,当前的中国银行业并不适合从税收的角度考虑对银行业风险的防范,对于银行业的监管应将更重要的目标放在资本监管、拨备计提和流动性监管等方面。
参考文献:
[1]沈国兵,全球统一征收银行税:争议的本质[J],西部论丛,2010,(7):14-16
[2]郭红雨,李芙蓉,没有全球步调银行税何去何从?[N],中国税务报,2010-7-14(5)
[3]郭田勇,阿威,开征银行税困难重重[J],厦门航空,2010,(6):128-129
改革开放三十年，金融，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宏观调控的杠杆，正在迈向生机勃勃的春天。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金融市场的逐步放开，金融业也逐渐暴露出许多问题，特别是金融业的税收制度，其长期存在的问题将制约我国金融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及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当前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金融行业造成了负面影响。近期出台的税改方案会为金融机构带来哪些利好消息呢?金融业税收制度会因此完善而向前推进吗?首先要明晰我国金融机构税收制度的症结。
目前我国金融企业的纳税比重占总体税负的65%—75%，由此可见金融业为国家税收的巨大贡献建立在金融机构沉重税负的基础之上。[1]
其中，在对金融机构征收的所有税费中，尤以流转税税负较为突出。目前，在现行税制下，对银行等金融机构征收的流转税主要包括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和具有税收性质的教育费附加等。本文主要分析的税种存在问题有以下几类：
1.1营业税
首先，营业税是对金融机构征收的主要税种之一。中国银行业营业税税率在1994年被定为5%，1997年提高为8%，自2001年起每年递减一个百分点，到2003年降回至5%。虽然如此，金融业的营业税仍然高于其他行业，也大大超出4%的营业税平均水平。[2]同时，同营业税紧密相关的还有按照营业税税额附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
1.2印花税
对于金融资产，金融机构还要缴纳印花税。印花税按照涉及的交易额(如贷款合同金额)全额向交易双方征收的税种，尽管其税率较低，但从贷方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借方的贷款成本的角度来看，印花税也构成一定的税收负担。[3]
而在国外，为减少税收对金融业的负面影响，一般是少征营业税或者征收登记税、印花税等其他税种，税率很低。如韩国实行金融业0.5%的营业税率；欧洲国家一般不征收流转税，而征收税率较低的印花税或登记税；意大利、德国选择部分业务征收营业税。[4]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国外对金融业的征税模式值得我国借鉴。
2税制改革趋势及其影响
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直至2008年8月份金融危机产生，为了有效发挥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作用，预防大规模经济危机席卷全国，中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税费改革方案，这对在金融危机中首当其冲的金融机构可以说是一剂良药，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2.1印花税调整拉开救市序幕
2008年8月，以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证券被收购、AIG集团被美国政府接管为标志的华尔街的金融风暴升级，次贷危机正式进入第二阶段。而此时，中国金融业拉开了应对次贷危机的自救行动序幕。9月16号，证券交易印花税由原来的双边征税改为单边征税，这是自1991年以来对印花税的首次调整，而证券交易成本也因此次印花税的下调降低了40%，这对于身处金融危机的金融市场无疑使一次重振信心和稳定资本市场的大好机会。尽管印花税改为单边征收，但是税率的大幅下调比率使得银行业的课税负担减轻，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金融机构业绩在金融危机中所受到的负面影响。
2.2增值税改革为金融业带来利好
此外，正值全球经济衰退阴霾扩散之际，我国也欲通过对营业税税种的改革，为金融业注入新活力。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郑建新于12月9日表示，增值税转型改革完成后，该税种下一步改革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将目前征收营业税的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消除重复征税。尽管财政部的规划蓝图不能在短期内实现，但是国家对于营业税的调整趋向已经在近期金融股飙升的事实上体现出来。据报道称，有关部门正在酝酿下调商业银行营业税税率，在目前5%的基础上降低2个百分点。如果此消息属实，那么金融业无疑是最大的受益者，具体原因归纳为两个：
(1)由于营业税是对我国金融业影响较大，是我国金融业税收负担的主要来源，所以金融营业税政策调整后，金融机构的运营成本将会大大降低，这利于盈利的增加。而且也使金融企业降低贷款利率成为可能，从而刺激生产性信贷和消费性信贷。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许多行业，以房地产业为代表面临着较高的破产倒闭的风险，而营业税的下调还可增强国有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消化不良资产的能力，有利于逐步克服较高的坏帐比例。而营业税的下调部分可用于补充资本金，加强盈利能力。
(2)2009年1月1号将成为增值税改革的起始点，以东北地区为试点，将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掀起一番改革浪潮。从这次改革内容来看，增值税制不仅要走“转型”之路，更要实施“扩容”之举，即目前没有执行增值税政策的金融等行业，在未来将被纳入增值税征收范畴。增值税“扩容”将对金融行业产生一定影响，提升其利润空间。同时，这也有助于金融机构避免重复征税，卸载长期以来金融机构所背负的营业税、增值税双重负担。如果在长期内逐步取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将大大降低其营业成本，有利于金融机构的长足发展，并加速与国际金融业接轨的进程。
如今的税制改革在危机的大背景下刚刚拉开帷幕，中国金融业的税制改革任务仍然任重而道远。金融改革之路在三十年风雨兼程之后，再次成为热点议题。金融税制改革是金融改革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为金融业税负减负成为金融税制改革的重中之重。2009年施行的税改新政将在国家的稳步推进中逐渐发挥其效，让金融业在税改中成为受益人，在国际金融市场竞争中提升其国际竞争力。
参考文献：
[1]孙金刚.中国金融业税收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6.
自2007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进入公众视线，到2008年9月美国金融市场再起风波，其间不过一年多的时间，在最初强烈震撼美国金融市场不久，便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惊天巨浪。从程度上看，今日的局面是美国次贷危机向全球金融危机加速转化的产物。而此次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带来的猛烈冲击已使得大洋彼岸的国人感到了阵阵寒意。本文意在评析此次金融危机形成根源，刻画现阶段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获得经验与启示。
一、金融危机的形成根源分析
基于特殊性和一般性划分标准，这次金融危机既有属于其自身的特殊缘由，又有与其他金融危机相同的根源。前者站在微观视角上，审视信贷结构产品对于危机爆发所起的作用；后者置于宏观视角，利用经济形势和金融系统的更迭变化解释危机的形成。下面将分别加以分析。
1.次贷危机形成的特殊根源
以往金融危机不同，此次金融危机一个显著特点是信贷结构产品对于危机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中，信贷结构产品作为信用风险转嫁的创新工具一直受到业内人士追捧，其规模也呈现出迅速扩张的趋势。然而此类产品的主要特性使之为日后的金融动荡埋下了伏笔。
第一，信贷结构产品收益高度非线性。在经济运行良好时，此类产品可以提供稳定的现金流，而经济陷入困境时，将诱发巨额损失。具体来说，这类产品对于资产价格、收入等易于受到经济周期影响的系统性因素是高度敏感的。这种高度非对称并且具有强门限效应的敏感度，将使得经济形势良好时，市场参与者难以对经济形势恶化后这类产品的损失情况做出确切的估量。
第二，和普通债券不同，信贷结构产品的风险分布具有更大的拖尾风险。危机爆发前已有很多文献指出，具有相同期望损失的债券和信贷结构产品相比，结构产品发生巨额损失的概率高得多，即拖尾风险较大。传统的信用评级仅仅考虑了结构产品的期望损失，极大地误导了投资者对于这类产品风险分布的认识。
第三，针对信贷结构产品的未来违约和风险分布的建模具有极高的不确定性。依赖建模评估信贷结构产品的价值事实上也是一种无奈之举。因为除了利用建模之外，无法对此类产品的价值进行更为有效的评估。然而，由于当前建模技术的局限以及历史数据的不足，使得模型参数难以估计。
以上特性是危机爆发前风险的积聚以及危机出现后引发的金融混乱的微观基础。在信贷结构产品大规模交易时，由于评级作用的不到位以及市场参与者对于风险的估计不足，使得整个市场中积累了大量的风险。危机显现后，这些特性使得市场参与者的损失超越预期，进而造成信心丧失，整个市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引入金融工程技术设计的金融衍生产品日益呈现出复杂化的特性，使得投资者甚至业内人士也对这些新工具缺乏必要的认识，为危机埋下了祸根。
2.次贷危机形成的一般根源
和以往的金融危机一样，此次金融危机再次反映了金融系统和宏观经济的紧密联系。当经济景气时，信贷扩张与风险积累并行，纵然风险积累已经过度也会被强劲的经济增长所掩盖。当经济进入调整阶段时，先前积累的风险就显现出来，导致金融动荡，而金融系统的问题又将经济推向衰退。过度积累的风险往往通过发生灾难的形式释放出来。
过去的岁月中，金融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信贷和资产价格“繁荣萧条周期性”的强化，这种周期性是金融系统自身具有的。资产价格、存款贷款差额、银行内部风险评估都是顺周期性的，这些顺周期性行为和宏观经济运行相互影响，使得经济波动被放大。在经济繁荣时，信用扩张，资产价格高企，而后这些高价的资产作为抵押获得了更多的信用额度；反之亦然。
上述金融市场的周期性是司空见惯的，进一步说，金融系统具有持续、显著偏离长期均衡的倾向，即金融失衡，随着金融动荡的到来，先前的失衡得以释放，从而表现为金融过度繁荣和萧条，周期性波动太大。金融失衡及其释放被定义为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且具有高度非线性的特点。
简言之，金融系统的过度顺周期性是高度非线性的，风险的积聚特别难以判断，而拖尾风险的积累让市场呈现出风平浪静的假象。一旦资产价格升高到极至近而反转，金融系统将遭受巨大的损失。次贷危机的发生就是金融系统过度顺周期性的最好例证。
二、现阶段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
随着次贷危机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加速转化，整个金融市场的动荡呈现出了新的特征，这也是随着危机波及层面逐渐展开后的必然结果。
1.全球性金融危机
无论是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还是随后的俄罗斯、巴西、越南等金融动荡，无不发生在国际金融市场的非核心区域，对于世界经济金融的影响程度有限。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国际金融市场的核心，发端于其国内的金融危机很快波及整个世界，形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受此影响，全球经济衰退成为定局。
次贷危机爆发后，除了美国金融业遭受重创之外，欧洲和亚洲的很多金融机构因为深度参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而遭受损失。此后，金融危机引发全球范围流动性枯竭，迫使欧洲、日本等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向银行系统注入巨资救市。而期间“百年老店”莱曼兄弟的垮台乃至冰岛政府的“破产”，令世人大为震惊。
与此同时，美国次贷危机导致了美国股票市场的大幅下挫，并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严重冲击。美国金融危机向欧洲蔓延，引发欧洲股市动荡不安。2008年9月15日，英国《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了3.92%，德国DAX指数下挫2.74%，法国巴黎CAC40指数下跌3.78%。10月6日，全球资本市场迎来“黑色星期一”，英国《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下跌了7.85%，创造了1987年以来最大单日跌幅，德国DAX指数跌幅为7.07%，法国巴黎CAC40指数跌幅9.04%。而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更为惨淡。
2.系统性金融危机
此次金融危机发端于次级抵押贷款市场，最初的影响范围仅限于持有或经营次级抵押贷款的房地产信托投资公司、商业抵押贷款机构、投资银行以及商业银行的抵押贷款子公司等。然而随着金融危机不断深化，波及面愈发广泛，一些商业银行开始冲减次级贷有价证券，财务状况不断恶化，甚至出现了净亏损。面对这一情况，银行业普遍收紧了企业和消费者贷款标准、提高贷款条件，信贷紧缩开始困扰实体经济的运行。到此，次贷危机完成了向信用危机的转化。
信贷紧缩笼罩着货币市场，导致货币市场基金的机构投资者面临日益增大的赎回压力，流动性的紧缺使得货币市场总市值萎缩了。信贷紧张还提高了现有借款者的房贷违约率，并直接冲击了经营债券保险及信用违约担保产品的保险公司，导致其融资成本升高，债权人不断要求其追加债务担保。在信用市场、保险市场身陷困境的同时，金融危机还影响了公司债券市场、商业票据市场、股票市场、汽车融资市场等其他金融市场，形成了全面而系统性的金融危机。
3.各种金融风险集中爆发的金融危机
从次贷危机向金融危机的转化进程中，美国金融市场各种各样的金融风险悉数登场。危机发端于利率上调引发的利率风险以及借款人无法偿还贷款引起的违约风险；危机也因金融机构面对严峻的市场环境进而减少同业拆放所引起的流动性风险以及金融市场价格快速变动所导致的市场风险而不断加深，最后大量的交易对手违约导致的操作风险近乎使金融市场出现了去功能化的趋势。各种风险的相继爆发，使得金融市场的各个子市场陷入困境，而子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使得危机的严重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4.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相互影响的金融危机
发端于实体经济的美国金融危机，终归又作用到实体经济，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因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本轮金融动荡首先源于地产价格泡沫的破裂。由于美国金融市场的规模数倍于实体经济总量，金融市场动荡严重冲击了实体经济。此次金融危机中，金融动荡向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是：随着金融危机深化，信贷收缩笼罩市场，使企业融资成本快速攀升，甚至导致新增投资来源枯竭；金融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的大幅下滑带来财富效应缩水，抑制了总消费。金融危机冲击了投资和消费两架“马车”，自然使得经济下滑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最终演绎了“房地产市场下滑导致次贷危机，次贷危机演变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冲击实体经济”的循环过程。因此，金融危机最终能否结束，将取决于美国经济的表现尤其是美国实体经济的恢复状况。
三、此次金融危机的启示和经验
旷日持久的金融危机还在继续，但是危机前后暴露出的问题，以及针对危机采取的措施手段值得进行深入思考。毕竟危机总有一天将会过去，而到那时，如何将这次危机带给人们的启示和经验应用到未来经济活动中去，无疑具有非凡的意义。
1.放纵的金融创新成为此次危机爆发后备受诟病的一点。事实上，金融创新本身并不可怕，如何理顺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如何把握金融创新工具交易的合理规模才是我们应该着力解决的问题。必须承认和美国金融市场相比，中国的金融创新不是过度，而是不够。我们不能永远在其他国家身后亦步亦趋，应当利用创新推动国内金融行业的发展。但是在引进金融创新的过程中，应该加强监管，用良好的监管保证创新品种的交易是符合标准的，不能任由创新品种的交易盲目扩张，这样才能保证现代金融业的稳定发展。
2.长期以来，中国银行业以美国和欧洲的大型银行为师，一直将这些机构的先进经验作为制定战略的标杆。在当前危机的冲击下，可以借鉴的标尺骤然消失，我国庞大的银行“舰队”进入了丢失海图的大洋。危机暴露出的问题，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身的发展轨迹，即使调整发展的战略和思路，当前这个任务极为艰巨。事实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道理依然适用于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我们应该学习西方大型银行的宝贵经验而规避他们的不足。与此同时，还应积极参与国际银行业有关行为准则和相关业务规则的制定和修改，发挥影响力，争取更强的话语权。
3.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的发展及巨额救市方案即将出台，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海外金融机构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风险偏好，甚至出现了大量资金退出新兴市场的趋势，从而在全球金融市场引起更大的波动，其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引发新的国际金融市场动荡，从而使我国涉外企业面临更大的金融风险和市场风险，并对我国涉外企业的风险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此外，随着美国银行业在本轮金融危机中蒙受重大损失，国际银行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部分国际大银行面临日益紧迫的筹措资金、补充资本的压力，其中可能涉及我国银行业股份制改造中所引进的战略投资者，对此，我们应该及时采取措施，控制相关风险。
4.随着美国、欧盟及日本等宏观经济增长态势及经济实力强弱对比的变化，特别是美国财政赤字的持续攀升，影响美元汇率变动的因素呈现日趋复杂的特征，国际主要货币汇率波动幅度不断加大，为此，我们应密切关注美元、欧元及日元等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动趋势，及时调整国内资产结构，适当分散币种结构，以防范可能出现的汇率风险。
参考文献：
[1]徐克恩，鄂志寰.美国金融动荡的新发展：从次贷危机到世纪性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研究，2008，（10）.
（一）危机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特征
2008年之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大约经历了30多年的长周期发展阶段，这一时期，衍生品市场规模不断膨胀，创新日益活跃，各类机构参与广度和深度不断加强，监管氛围总体宽松。从总体规模来看，衍生品市场从无到有，进入2000年以来，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至2008年6月达到最高点；从品种来看，包括利率、汇率、权益类和信用类等品种相继出现，尤其是以CDS为代表的信用衍生产品，更是成为市场发展的一大亮点；从交易主体来看，越来越多的金融和非金融机构参与到衍生产品的交易中来，在各类交易场所（尤其是场外市场）广泛交易，规避风险或者获取投机收益；伴随着这一时期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国际金融衍生品监管也相对宽松，相对于外部监管而言更加侧重于激励参与者的内部管理方面。
（二）危机成为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分水岭
2008年爆发的次贷危机，成为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分水岭，并由此对市场发展的趋势和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改变了对其风险管理本质属性的认识。金融衍生品应风险管理的需求而产生，这是其最基本的作用。尤其是信用衍生品，其快速发展起初正是得益于其协助投资者剥离信用风险，实现信用风险的转移、分散和重组。但是，金融危机爆发后，以CDS为代表的金融衍生品遭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质疑，各种争议声音渐起。
其次，改变了其持续30多年长周期发展的势头。危机爆发后，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经历了明显的拐点，市场快速膨胀的势头戛然而止。
第三，改变了其原先面临的宽松监管环境。危机的爆发，使得被市场膨胀所长期掩盖的风险集中爆发，政府在金融市场尤其是衍生品市场风险管理方面的监管真空和监管漏洞引致诸多非议，迫使各国政府纷纷摒弃遵循多年的金融自由化趋势，加强了对各类金融市场风险的管理。
二、当前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发展的新趋势
虽然欧洲仍受债务困扰，但从世界范围看，当前全球经济已逐渐从危机中恢复和发展。在全球经济的大环境下，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也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
（一）名义规模已创出新高，但市值离峰值尚有差别
从名义规模来看，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的统计，截至2011年6月末，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包含场外市场和交易所市场，交易所市场统计的是期货和期权）规模达到790.4万亿美元，已经高出2008年6月衍生品市场名义规模高峰值754.4万亿美元近4.8个百分点。但从市场价值来看，现阶段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市值离峰值尚有不小差距。以场外衍生品市值为例，截至2011年6月末，其市值为19.52万亿美元，而在2008年底的高峰期，其市值规模曾达到35.28亿美元，现阶段与峰值相比尚有近16万亿美元的差距。而且，与名义规模已经出现向上增长的趋势不同，现阶段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市值依然处于下行阶段。
（二）产品和期限结构分化明显
次贷危机过后，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不同品种的发展态势和期限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1、品种结构明显分化。对场外衍生品而言，其分为外汇、利率、权益类、信用违约互换（CDS）和其他类。次贷危机后，不同类别的衍生品出现了明显分化。
2、期限结构的短期化特征明显。考察危机前场外衍生品市场（包括利率类、外汇率和权益类）的期限结构来看，在期限结构方面呈现出明显的长期化特征。
（三）场外市场的绝对主体地位不变
在次贷危机期间，关于场外市场有效监管不足等造成风险难以防范进而引致全球性危机的论断，使得场外衍生品市场的发展受到一定制衡，相应地场内衍生品发展速度有所加快。
（四）总体风险敞口已明显降低
次贷危机前期，由于对场外衍生品市场监管相对不足，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其总体风险敞口的过度膨胀。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19982008年底，场外衍生品总体风险敞口从1.2万亿美元膨胀到超过5万亿美元，增幅接近320%。巨大的信用风险敞口形成了对全球经济运行的潜在威胁，伴随着危机的全面爆发进而对全球经济运行造成了极大危害。次贷危机发生后，全球衍生品市场尤其是场外衍生品市场在监管方面有了明显加强。
尽管如此，当G20真正走向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中心以对全球经济政策加以协调时，却依然面临较大的合作困境。从多伦多峰会刺激和退出政策的分歧到伦敦峰会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争论，再到首尔峰会汇率问题的互不相让，G20政策协调的困难暴露无遗，在涉及金融改革、贸易保护、政策刺激以及汇率制度选择等核心问题时，G20国家内部很难达成一致意见。
本轮金融危机的出现是将G20推向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核心位置的根本动力，因此，G20合作具有典型的危机推动型特征，会议的主题也多以应急性问题为主。一旦危机过去，伴随着共同利益的减少，不同国家在权力分配和利益争夺上的博弈将会进一步加剧。因此，G20长期内的合作与政策协调仍然离不开共同利益支持下各方利益的平衡，而不同国家产出变动与宏观政策效应的趋同则构成了G20进一步合作与协调的先决条件。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着重从经济基础层面探讨G20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困境和未来的演进方向。笔者在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的基础上，从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对称性以及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两个层面对G20国家的合作困境加以分析。笔者认为，虽然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初期，全球实体经济的普遍衰退为G20的深化合作提供了内在动力，但无论从产出损失的角度看，还是从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出发，G20成员国内部非对称的特征都始终存在，而这一点，直接形成了当前G20政策协调与合作的现实困境。
二、金融危机下G20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
下面，笔者首先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产出损失进行估算，并从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层面对G20国家进一步合作的经济基础加以探讨。实际估算时，笔者分别从实际产出的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层面来对实际产出损失进行衡量。
对于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的估算，笔者主要参考荷和汉和克林格比(Hohohan and Klingebiel)以及克拉斯森斯、克林格比和莱温(Claessens, Klingebiel and Laeven)的计算方法[1][2]，通过考察金融危机发生前后各个国家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变化，以危机前与危机后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差值来对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加以衡量。其中，金融危机后的经济增长率以每个国家2008—2009年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平均值表示，而金融危机前的经济增长率笔者则以一定时期内各国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均值表示。为了增强产出损失估计的稳健性，笔者选取2007年、2005—2007年、2003—2007年三个不同的时期为参考基期，以这些时期实际产出的平均增长率作为危机发生前相应国家的产出增长率。
同时，正如郝格斯等人(Hoggarth et al.)和博伊德等人(Boyd et al.)所指出的，在金融危机发生后，初始年份产出水平往往下滑较为严重，因此即便在产出增长率达到金融危机发生前水平的情况下，实际产出水平也往往低于危机前的产出水平。因此，单纯从产出增长率损失的角度来衡量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低估实际产出损失的大小。[3][4]对此，笔者在以实际产出增长率损失对金融危机的实体经济效应进行考察的同时，也引入对于绝对产出水平损失的分析。具体来说，笔者主要以实际产出相对于潜在产出的差值来对金融危机所造成的绝对产出损失进行估算。潜在产出的测量主要是在假定不发生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按照金融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所可能实现的产出水平。而危机发生前的产出增长率仍然参考多个时期，以2007年之前1年、3年和5年产出增长率的均值来表示。
表1从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水平损失两个维度，基于金融危机发生前产出增长率的1年平均值、3年平均值和5年平均值，给出了金融危机发生后，G20国家实际产出的损失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发生后，在G20国家内部，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全面性和非对称性表现得非常明显。
一方面，在全球贸易、金融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国别经济之间的相互依存逐渐深化，产出波动的传递和影响也逐渐拓宽到全球经济层面。因此，本轮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具有非常显著的全球性特征。这一点，对于G20国家而言也不例外。从表1可以看出，在G20成员国中，无论以何种指标对金融危机的产出损失进行衡量，① G20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在本轮金融危机中受到了负向冲击。除去澳大利亚、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相对较小外，其余G20国家的产出损失大部分都在3％以上。整体而言，G20国家产出增长率的平均损失在4％左右，而绝对产出损失的大小则在4.6％～5.0％之间。
另一方面，虽然从整体上来看，美国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对每个G20国家都形成了负向冲击，但在本轮金融危机的产出效应呈现出全面性特征的同时，在G20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非对称特征反映得依然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就G20中的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国家整体而言，虽然本轮金融危机起源于发达国家，但从实体经济所受到的冲击来看，新兴市场国家整体受到的冲击却相对较大，其平均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大概比发达国家高出0.3个百分点到0.5个百分点，而绝对产出损失则高出了0.2个百分点到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在新兴市场国家内部，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也比发达国家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G20中的新兴市场国家而言，这里既存在着产出损失相对较小的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韩国，也有产出损失相对严重的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和土耳其，产出增长率损失最大的俄罗斯和最小的印度尼西亚竟然有接近9％的差异。而与之相对应，发达经济体的产出损失虽然也存在一定的非对称特征，但却相对较为收敛，增长率损失大部分在3％～5％之间，绝对产出损失则在5％左右。G20内部非对称的产出损失特征，在反映了不同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为G20的进一步合作带来了新的困难。
事实上，如果我们参考1973—1975年经济危机的产出损失时，当前G20国家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表现得更为明显。以3年平均方式计算出 的产出增长率损失和绝对产出损失为例，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7国集团的产出增长率损失为4.24％，绝对产出损失则为5.64％，② 比本次美国金融危机中G20发达国家的平均产出损失略高，但标准差却只有1.37％和2.72％，不但低于当前G20国家2.26％和2.73％的标准差，更是大大低于G20国家中新兴市场国家产出损失的标准差(见表2)。这进一步说明了在当前全球经济的治理框架下，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较大的分化特征，相对于20世纪G7国家而言，G20国家在现实合作上的困境更为明显。同时应注意，不但在产出损失上G20国家的分化特征明显，就危机发生前的经济条件而言，当前G20国家的经济差异特征也更为突出。表2计算了不同类型国家在两次危机发生前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状况，③ 从中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相一致，在危机发生前的初始经济条件上，20世纪70年代G7国家的外部经济变量收敛特征也更为显著，经常项目平衡、对外贸易开放水平和金融开放水平的标准差都相对较小，分别只有0.70％、31.31％和43.61％，均远低于当前G20国家外部初始经济条件的标准差。较小的初始条件差异不但导致了产出损失的相对收敛，也为G7国家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提供了保证。而这一点，既是G7国家逐渐走上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地位的经济基础，也说明了当前G20国家深化合作的现实困难。
三、金融危机后G20的政策效应差异——一个内生分组视角
在前一部分的分析中，笔者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探讨了G20国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认为虽然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全面冲击为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协调提供了内在动力，并使得G20逐渐取代G7成为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的核心力量，但从产出损失分化的角度看，其政策协调的经济基础仍不稳固。在接下来的分析中，笔者将视角转向政府政策层面，探讨金融危机发生后，各国政府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在减少产出损失方面的效应大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产出损失在不同国家间存在着国别差异，但是如果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在力度和效应上存在一致性，这些国家经济政策协调机制的建立仍然值得期待。
值得注意的是，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直接决定了一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应的一致性与否。因此，在分析不同国家经济政策效应差异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些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考察。进一步说，我们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初始经济条件进行分组，以决定哪些国家是“同一类”国家，并对不同类别国家的经济政策效应进行考察。
(一)分析方法及数据说明
实际分析时，笔者不再采用简单地以经济发展阶段和所属地区等外生指标为依据的分组方法，而是采用汉森(Hansen)所提出的非线性的门槛回归方法(threshold regression)[5]，在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的基础上，对不同的前提条件组合下、金融危机后各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差异进行探讨。
具体的模型如下：
Y＝C＋β×POLICY＋e (1)
式中，Y代表金融危机后各国的产出损失情况；POLICY为政策变量，实际分析时，笔者进一步将其区分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分别以金融危机发生前后政府支出和货币供给增长率的变化值表示。由于不同政策变量的产出效应依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所以我们需要对回归过程中的门槛值进行考察。如果前提条件变量中有门槛值的存在，则式(1)可以写成如下的形式：
就说明有门槛值的存在。笔者的工作就是对门槛值的存在进行考察并对其大小进行估计。同时在此基础上，依据各变量的门槛值，对样本国家进行内生分组，分析不同“类别”国家的政策变量对产出变化的影响。实际分析时，笔者主要考察4个门槛变量，分别为贸易开放度(TO)、金融开放度(FO)、经常项目平衡(CA)和汇率弹性(ER)。其中，贸易开放度以一国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金融开放度则参考莱恩和米尔斯—范瑞提(Lane and Milesi-Ferretti)的研究[6]，以一国金融资产和负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经常账户平衡则以经常账户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表示；汇率弹性变量笔者以每个国家2002—2007年实际有效汇率波动的标准差来加以表征。实际分析时，为了消除短期波动因素的影响，除去汇率波动变量外，其余3个变量均为2005—2007年相应经济变量的平均值形式。金融开放的数据来自External Wealth of Nations Mark II数据库，其余变量均来自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
具体分析时，首先需要对门槛值的大小进行识别。根据汉森(Hansen)提供的算法[5]，门槛值γ的估计值就是使得回归残差平方和最小的γ值。④
由于在零假设下，门槛值是无法识别的，因此普通的LM检验的分布是非标准的，其显著性水平无法从标准的表中直接给出。对此笔者必须采用“自举法”(bootstrap)来获得其渐进分布。
(二)样本内生分组结果
笔者首先根据由2007年的产出增长率为基准所计算出的增长率损失指标，对91个样本国家进行“自举法”的估计。
首先，针对整个样本进行第一轮分组。观察“自举法”所生成的bootstrap P值，发现CA和ER这两个变量门槛值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基于TO的分组生成的P值虽然较小，但仍然大于基于FO分组的P值。FO分组的P值接近于零，因此参考汉森(Hansen)的研究[5]，笔者以P值最小的FO作为样本第一轮分组的核心条件变量。同时进一步对FO的门槛值进行估计，发现其门槛值的大小为155％。因此，笔者以155％的金融开放水平为基准，将整个样本分为高金融开放和低金融开放两组国家，前者包含49个样本，后者则有42个样本。
其次，针对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49个国家，笔者采用相同的方法对“门槛效应”的存在进行第二轮的检验。4个变量“自举法”估计的P值分别为0.007(CA)，0.093(TO)，0.591(FO)和0.024(ER)，说明在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经常账户平衡又构成了另一个核心门槛变量。对其估计的结果表明，其门槛值为0.964％。因此，笔者进一步将这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的国家再一次分为经常账户顺差较大的33个国家和经常账户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16个国家。由于第二组国家的样本数较小，因此笔者不再对其进行进一步分组。对第一个子样本进行第三轮检验的结果表明，在低经常账户顺差—低金融开放的33个国家里，贸易开放程度在6.1％的 显著性水平上有门槛效应的存在，相应的门槛值为66.92％。因此，笔者再将这些样本分为包括13个低贸易开放和20个高贸易开放的两类国家。
此外，依照同样的逻辑，笔者针对初始产出水平较高的42个国家，进行了第二轮以及第三轮“门槛效应”存在的检验，又进一步将这42个国家按照贸易开放度和经常账户平衡状况分为3个子样本。具体的分组结果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与传统的外生分组结果不同，在考虑政策效应门槛条件存在的情况下，笔者对G20的内生分组结果更为具体。而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来看，与产出损失的非对称性特征相类似，在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也非常明显。具体来说，印度、土耳其和墨西哥由于其外部经济条件较为相似，其宏观政策的效应大小和方向较为一致，而中国、韩国和巴西等国家虽然同为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其较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则被分在了另一个高贸易依存、低金融开放的组别中。此外，虽然发达国家整体上具有高金融开放和低贸易依赖的特征，但其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的差异仍然将8个发达国家进一步区分为贸易顺差组的加拿大、日本和德国，以及贸易逆差组的美国、澳大利亚和英国等。
需要提及的是，内生分组的结果在反映了G20国家初始经济条件巨大差异的同时，也彰显了G20内部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差异，而在产出损失不对称的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分化特征则进一步导致G20未来政策协调以及经济合作难度的加大。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的关键仍然在于国内初始经济条件趋同下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致性。而从区分G20国家“类别”的条件看，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是较为核心的指标，因此在发达国家对外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的一致性为由，进一步要求发展中国家提升整体的对外贸易和金融开放水平。同时，由于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方向和大小既是不同国家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分工地位存在差异的外在反映，也决定了一国的利益实现机制和利益实现水平的高低。因此，在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状况成为影响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重要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对外部失衡状况的调整既是G20国家未来政策协调成功与否的关键，也是G20国家未来利益纷争的焦点所在。这一点，在巴黎峰会上已经初步得以体现。
(三)不同内生分组国家政策效应的差异
为了进一步对G20内部不同“类别”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具体差异进行考察，在完成对样本数据的内生分组之后，接下来我们重点考察不同“类别”国家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后一国产出损失的影响。分析时仍采用经怀特异方差调整后的最小二乘估计，结果见表4。⑤
从表4可以看出，在不同的组别内，金融危机后一国所采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果无论在系数大小还是在统计显著性水平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具体来说，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整体来看，相对于低金融开放程度的组别而言，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第4组、第5组和第6组，无论是财政政策变量还是货币政策变量在统计上大都不显著，不同组别之间宏观经济政策的差异更多地体现在变量符号的相对大小上，显著性水平并未呈现根本不同。这说明在金融开放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几乎没有发生作用。究其原因，这可能与开放条件下政策的溢出效应有关，即在对外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金融开放度漏出了国内相应宏观政策的效应，使得一国产出变动的情况对本国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敏感性降低。
2.在金融开放程度较低的组别下，外部经常账户平衡情况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有效性的核心初始经济变量。从表4可以看出，在第1组和第2组国家中，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为负，并在统计上非常显著，而财政政策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则不明显。而在第3组中，情况恰恰相反，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显著为负，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符号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这说明，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财政政策在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产出负向冲击时更为有效，而在那些经常项目顺差较小(逆差较大)的国家，货币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则更为显著。究其缘由，这可能与以下两个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方面，在一国存在较大的经常项目赤字的情况下，其财政政策的运用空间将受到较大限制，在面临产出下降的冲击时，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内外平衡政策的冲突，而此时扩张性货币政策的运用则有利于实现产出增长和外部平衡的双重目标。另一方面，在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资本项目顺差下外部资本的流入对一国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虽然在扩张性财政政策实施下利率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进一步吸引资本的流入，可以部分抵消掉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但在对外金融开放程度整体较低的背景下，这样的一种作用机制却受到了较大限制，而此时货币政策扩张下低利率水平的负面影响则被进一步缩小了。
3.第1组和第2组的国家均具有低金融开放水平以及较大的经常项目逆差的特征，差异主要体现在对外贸易开放水平上。而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效应来看，处于这两个组别的国家其财政政策变量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而货币政策变量的系数则均在统计上显著为负，只是系数的相对大小有所不同而已。整体上看，无论以何种指标衡量，第1组国家货币政策的效应都要大于第2组国家。这一点，进一步论证了笔者之前所提到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溢出效应，即较高的贸易开放水平可能较大地漏出了一国内部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
(四)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检验——绝对产出层面
在就宏观经济政策在减少产出增长率损失的影响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接下来继续对不同前提条件下，一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在减少危机造成的绝对产出的效应进行探讨，以对上述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的实证结果见表5。⑥
从表5可以看出，在以绝对产出损失替代增长率损失指标时，实证分析的结果与表4的结果基本一致，说明了本文实证分析的稳健性。也就是说，在本文的样本国家中，由于每个国家初始经济条件的差异，不同“类别”的国家其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也存在着较大不同。当一国对外金融开放水平较高时，由于开放条件下溢出效应的存在，一 国产出变动无论对财政政策还是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都大大降低，此时一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产出效应相对有限。而当一国的金融开放水平低于一定的门槛时，一国外部经常项目平衡的状况又进一步影响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产出效应的相对大小。对于经常项目顺差较大的国家而言，财政政策在抑制产出下降方面的效应可能更为显著，而对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而言，在应对产出下降时，货币政策的扩张可能是较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即便在那些金融开放水平较低、经常项目逆差较大的国家内部，由于不同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不同，其货币政策的效应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只不过，相比于产出损失的增长率指标，当使用绝对产出损失指标时，这种差异表现得不是那么明显而已。
(五)小结：从G20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差异看G20的合作前景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与产出损失的分化特征类似，G20在政策协调上的进一步深化合作也缺乏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基础。此外，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就宏观经济政策效应而言，虽然发达国家外部经常项目的平衡状况存在差异，但在对外金融开放水平整体较高的背景下，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化特征并不明显。也就是说，相比于发展中国家，从宏观经济政策效应一致性的角度考虑，发达国家更易于形成合力。这一点，进一步佐证了笔者产出损失层面的分析结论。同时，如果进一步考虑开放背景下宏观经济政策的效应溢出，在未来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较为缓慢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在要求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市场之外，还有可能会通过贸易保护以及汇率手段等方式来减少其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挤出效应。这些因素加上不同国家围绕外部经济失衡的利益纷争，势必会形成G20国家进一步政策协调和经济合作的黯淡前景。
四、结论
本文主要从经济基础层面对当前G20合作的现实困境加以解释，通过对金融危机后G20国家实体经济产出损失的考察以及内生分组视角下对不同“类别”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分析，笔者发现，当前G20国家政策合作的现实经济基础无论在产出损失的对称性方面还是在政策效应的一致性方面都存在典型的分化特征，而这直接带来了当前G20国家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现实困境。
同时，由于对外开放水平和外部经济失衡特征是影响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主要因素，因此在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的背景下，G20中的发达国家可能会以政策协调为名，要求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而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刺激效应，各种贸易保护和汇率手段的运用也有可能频繁出现。此外，鉴于外部经济失衡状况在一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和利益实现上的重要地位，在未来G20的进一步合作中，外部经济失衡的调整必然会成为G20国家利益博弈的焦点所在。
最后，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由于相对于发达国家，新兴市场国家在G20内部的分化特征更为明显，而分歧加大下共同利益的减少势必会进一步弱化新兴市场国家的合作意愿。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说，虽然金融危机后G20的地位有所提升，但在一定意义上这只是发达国家应对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的主动调整，其整体设计和制度框架仍然是符合发达国家现实利益的。在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世界经济政策协调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局面不会发生根本改变，而经济权力向发展中国家的让渡和转移也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才能得以实现。
［收稿日期］2011－11－02
注释：
① 在个别指标衡量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的产出损失时，并没有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受到了较大的冲击。
② 出于一致性的考虑，这里的产出损失主要考察的是1974—1975年的短期产出损失，具体的计算方法同上文。
③ 这里的初始经济条件指的是危机发生前相应经济变量的3年平均值，具体的计算方法和数据来源见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