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标志着全球已达成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维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如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前提和需要。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因而声乐种类繁多。中国声乐发展到今天，在唱法上已经形成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共存的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这里的民族唱法特指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学院派为代表的唱法）。在此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笔者就原生态、民族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发表一己之见。
一、原生态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个性的体现，首先应当受到提倡和保护
原生态唱法是中国百姓在生活的自然空间中，以自然的发声方法为基础，不断总结和改进发展而来的。它不论在演唱的语言、内容、形式还是技巧上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它多元的音乐风格、鲜明的民族特性、个性化的演唱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对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主流媒体上的大量展示使人们对原生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青歌赛中朝鲜族卞英花古典的演唱、蒙古族的呼麦、李氏姐弟的海菜腔、扎西拉宗的康巴弦子等众多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唱，都给大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精神享受，使观众认识到中国除了有以郭兰英、李谷一、阎维文、、宋祖英等为代表的民族唱法外，还有如此丰富、有个性的声乐文化。
原生态是培养艺术家的沃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声乐教育家万昌文教授也曾经说过，要唱好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就需要用民间音乐的风格和唱法。民族歌唱家大都有向原生态学习的经历，如吴雁泽到鄂西向放排工学习“打啊哈哈”后，才将《清江放排》唱得更加腔正味浓。胡松华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曾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学习过“海菜腔”，向“草原长调之王”哈扎布学习过“若古拉”，向藏族“囊达”大师扎西顿珠学习过“真园”，向“花儿歌王”朱仲禄学过“花儿”，还学过维吾尔族“木卡姆”、苗族“飞歌”等原生态音乐，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原生态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源泉，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所在。它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神韵，独特的审美品质以及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彰显出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无穷的音乐智慧。
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他诸多原因，使原生态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地威胁。因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政策和制度并加强对其实施的力度。特别要重视对原生态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传承者、原生态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媒体应该更积极地引导大众对原生态的关注和认识。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增加更多原生态的内容等措施来保护和提倡原生态，这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民族唱法作为中国民族声乐共性的体现也应受到提倡和保护
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以下简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适合民族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表现民族音乐特有的韵味，反映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人文精神，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这些特征上，它与原生态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继承了传统民族唱法的精髓，主要以汉民族为审美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时代的产物。早在1963年，总理就曾经指示要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别人，训练嗓子基本功的民族的歌唱、民族的发声方法，这就要求确立自己的民族唱法。要确立一个唱法或建立一个学派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理论化、规范化、系统化。简言之，要有共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发展得很快，已经能够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走向世界，在新加坡、宋祖英在悉尼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它已经被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接受和喜爱，其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完整体系是其他原生态所无法替代的。它的共性化使其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如果说原生态是强调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那么民族唱法则是强调共性，是中国民族声乐这一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樊祖荫先生也曾说过：“音乐教育的规范性与民间音乐的即兴性特征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并不能丢弃任何一方，应学会两条腿走路。”①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应该共融互补，共同繁荣我国民族声乐，从而达到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至于田青先生所说“在规范化的歌声里不要说历史，常常连人性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就是技术”。②这恐怕有些绝对。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唱的《孟姜女》，虽然外国人听不懂歌词，但观众热烈的反应说明他们听懂了音乐，听懂了艺术。况且国内更有数不胜数的民族唱法的忠实观众，他们中有几人能听出技术上的孰优孰劣？绝大多数是被歌唱家的艺术感染力所吸引，并接受和喜爱民族唱法。田青先生还说：“这个民族唱法很了不起，最适合歌颂，因为它宏大、亮、通、透、传得远，这种颂歌式的民族唱法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民族唱法就是‘颂’，你听几个有名的歌手唱过几首爱情歌呢？我们的民族唱法唱什么？党、祖国、母亲、父亲、战友、长江、黄河等。”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是对民族唱法稍有些偏见。就算民族唱法只唱颂歌，颂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文化层面来讲，它也是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也应该被保护和提倡，更何况它还有如《兰花花》《望月》《五哥放羊》《孟姜女》《小背篓》《辣妹子》等许多颂歌以外的内容。
声乐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声乐均为世界多元声乐文化的一元，都有其相对的文化价值。尊重不同民族声乐的差异性和平等价值，保护和提倡声乐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展民族声乐，也是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注释：
①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34.
②③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20，18.
参考文献：
[1]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
[2]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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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惠红，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卢遂茂，广西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2003级学生，广西南宁 530004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07)03―0082―04
今天所说的西部，是一个包含地理位置、经济发展状况和民族分布的综合性概念，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2个自治州：内蒙古、新疆、、宁夏、广西、云南、贵州、青海、四川、甘肃、陕西、重庆、湖南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湖北的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1(P2)。在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除了满、朝鲜、黎、畲、赫哲和高山等9个少数民族外，其他的46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西部，西部少数民族的人口有一亿多2(P3)，46个民族形成不同类型的文明，使西部民族文化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一、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形成的原因
(一)多民族造就了西部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我国西部共有46个少数民族，其中少数民族的人口有一亿多，占西部总人口的30％。众多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繁衍生息的过程中，依据自己所处的不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积累，形成了世界上少有的多族群、多文化交错并立的共生地带。时至今日，西部地区仍有着辉煌灿烂的文化遗存：古朴原始的遗址、蜿蜒起伏的长城、雄伟恢弘的王都、苍凉浑厚的城址、绚丽多姿的庙宇、巍峨壮观的建筑、精美绝伦的石窟、瑰丽神秘的墓葬、古拙粗犷的岩画、浑然天成的彩陶；尤其是异彩纷呈的民族节日、五彩缤纷的民族服装、鸿篇巨制的民族史诗、轻曼刚健的民族歌舞、色泽艳丽的民族绘画、独特的民间戏剧、丰富的民间文学、各具特色的民族艺术、民俗文化等。
(二)不同的地理环境造就不同的民族文化。民族是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其中，共同的地域使民族共同体产生共同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的地域也是民族自我意识和风俗习惯形成的自然前提。因此，地理环境的不同对该地区文化形态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我国西部地区的自然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都比较复杂。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南北两个亚区。西北亚区深处欧亚大陆腹地，地貌多为沙漠、戈壁，其中间有面积大小不等的绿洲、河谷，气候干旱。西南亚区主要由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和四川盆地组成，高原上横亘着多列山脉，山脉间有大大小小的河流，广泛分布着高山草原、高山草甸、河谷平坝；除了有热带、亚热带、温带等气候外，尚有典型的立体性气候。西部各少数民族根据特殊的自然条件，采取了不同的生计方式，并形成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下面，我们以云南地区为例，研究地域环境与民族文化间的关系。
云南省地处云贵高原西部，大部分分属横断山脉的延伸，山脉的河流纵列，相间分布，地势起伏大，形成复杂的地理环境。云南地区各民族按照不同的地理环境分居各处，其人文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受居住的地理环境的制约，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生存方式，进而形成了多种经济文化类型。如居住在山区的苗、瑶、布郎、拉祜等民族多从事山区旱地农业；同样居住在半山的哈尼族又从事山区高田稻作农业，并形成一整套与之相适应的梯田文化。居住在河谷、平坎的白族、壮族、部分彝族、布依族等从事稻作农业；藏族等民族既从事牧业，又有小面积的草原农业。云南各民族采取不同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去适应其复杂的地理环境，并不断调整与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逐渐形成各具特色的饮食、建筑、服饰、节庆、人生礼仪、等人文景观，丰富了云南文化的内容。如纳西族“东巴文化”、白族“建筑文化”、彝族“火文化”、哈尼族“梯田文化”等等。
(三)民族文化多样性是西部民族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相互碰撞与交融的结果。一种民族文化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往往经过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各民族经过迁徙与其他民族的融合，经历了不同民族间的双向互动、吸收彼此优秀的文化的过程。西部地区每个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都经历了这一过程。下面，我们对甘宁青地区的文化形成过程作一探究。甘宁青地区属于山地高原区，正好处于我国最大高原――黄土高原，最高高原――青藏高原和最干旱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边缘和交汇地带。甘宁青地区一直是我国古代农牧民族频繁迁徙的主要场所。多路径、多方式的民族人口的迁徙、移动，使大部分民族形成了大分散、小聚居的状态。长期的交错杂居，致使各民族间不仅有政治、经济方面的来往，还有文化、血缘等方面的交融。当然，这中间既包括自然发生的、自上而下的、无强制手段的民族融合，也包括统治者实行的强迫性的、灌输式的民族同化。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传统文化积淀较少、人口规模小、与其他民族混居程度高的民族，其融合速度快一些；而传统文化积淀较多、人口规模大、人口中与其他民族混居程度低的民族，比较容易保持其民族特性以及文化、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凝聚力，其融合速度相对缓慢。这样，原来的特有的民族文化与外来优秀文化并存，其文化特征更显多样性。
(四)国家对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帮助其发展，这是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得以保留的根本原因。国家对西部文化遗产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这是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得以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为了保持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健康繁荣发展，国家制定和实施了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对西部文化遗产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并且举全国之力收集编纂民族文艺志书等，在整个国家人民的共同努力下，编纂了多部民族文化志，少数民族的语言也得到保存和推广，各种民族节日也更加流行，更具特色。国家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遗产采取“抢救第一”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并动员各种力量抢救、保护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以及积极组织和领导各民族古籍文化的管理工作等。同时，国家还培养了一批由少数民族的人员组成的工作研究队伍，从事研究和抢救民族文化遗产的工作。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保护和弘扬，是西部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得以继续存在的根本原因，并为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状
分析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日益发展，我国西部的少数民族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展和世界文化的融合而丧失自己独特的文化特征，他们在传统的原创民族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不断利用先进文化技术来发展优秀民族文化，再加上国家对西部文化遗产实施了有效的保护、整理和研究，使西部不仅民族文化多样性得到保持和发展，也丰富了该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生活，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对外交流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当然，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具体表现在：
(一)传统多样的民族文化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随着西部大开发的经济重点向西转移，中国加入WTO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孕育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传统生成环境也随之变化，这意味着这种特定环境下所产生的独特民族文化将受到外部环境的冲击。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被商品化、庸俗化，各少数民族的价值取向被同化以及传统的民族文化面临退化的危险。
(二)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遗产保护受到影响。现今，西部很多地方，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城市和农村建筑在旧城改造中遭到破坏或拆毁；现代化设施建设以占用毁坏古迹遗址为代价；不法分子以兜售文物为生；地区以开发民族特色旅游景区为名对传统的文化景点等进行改装。此外，由于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一些民族语言文字的失传等原因，一些民族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以致无法进行辨认。
(三)少数民族文化多样性的发展道路受到影响。一方面，现代社会是一个发展经济、发展科技的工业型社会。西部地区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资源。但是一些传统的民族文化被作为经济利益的工具，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是西部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世界各种文化既相互碰撞、相互冲突又相互吸收、相互融合。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要保持多样性的发展，就要不断创新发展，以致不被其他文化取代或同化。在现代经济日益发展的今天，西部少数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发展道路依然在探索中发展。
三、保持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途径
(一)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在西部乃至全社会营造有利于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氛围。保持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首先要加强西部各级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对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强化保护意识。我们可以在西部地区开展民族文化保护的宣传工作，使西部各级领导干部及广大群众，高度重视并认识到民族文化在民族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重要地位，并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除了采用大张旗鼓的宣传手段外，营造有利于保护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氛围，教育无疑是一种重要的途径。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主体应该是西部各民族群众，因此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应重视西部各民族群众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知识的教育培训工作。通过民族语言教学、民间技艺传习、民族历史文化讲授等多种渠道，加深西部各少数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的认识和了解，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鼓励和激发各民族群众自发保护和发展本民族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促进实施文化保护的行动效果。我们也可以利用传统师徒相授、现代学校教育或传统教学和现代教育结合等方式，尽可能多地培养各种各样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人才，以实行文化项目的活态保护。我们还可以通过办培训班、鼓励在职自学和脱产进修等方法，努力培养和扩大西部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队伍。总之，我们可以采用各种灵活的手段，使教育成为西部地区保持、扩大和传播民族文化的制度。
(二)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健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机制。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更加规范和科学。要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机制，立法是关键。建国以来，国家和各地政府曾对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出台了不少法律、法规，对民族文化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国家关于民族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多侧重于民族语言文字、民族文物方面，而民族器物和大部分的民俗类文化资源还没有相应的法律保护规定。需要继续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政策与法规。另外各地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地区一些规定过于笼统，缺乏可操作性。地方政府的法规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国家和西部地区政府应加强这方面的立法工作，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更加规范和科学。在这方面，西部各级政府必须结合本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以下机制：
1.建立民族文化多样性保护的保障机制。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首先要解决民族文化资金投入不足的问题，要加大民族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度，才能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得以真正落实。为此，必须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内容包括经费划拨、机构设置、人员组织、项目确立、税收优惠政策、专家咨询机构设置，以及奖励和惩处措施等。
2.建立健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普查和专项调查机制。普查和专项调查是对民族文化多样性进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其主要内容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对物质文化遗产的材料收集。西部各地区要通过立法的形式，使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普查和专项调查制度化、规范化。
3.建立民族文化的重点保护机制。在国家和地方政府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为了保证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卓有成效，必须建立民族文化的重点保护机制。对濒危文化遗产，应该重点予以扶持。对于濒临失传的民间绝技，政府一方面要组织人员进行记录、整理，另一方面给予民间艺人以适当的资助，鼓励其带徒传艺。对于具有重要价值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遗产，国家采取重点扶持政策。建议对一些既无历史、又无文化的名城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实行摘帽制，每两年检查一次，对保护不力、名存实亡的各级名城和文物保护单位实行末位淘汰制。
4.建立文化生态保护机制。西部地区风景迷人，文化遗产十分丰富，至今还有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的地区。建议国家加大投入，对西部文化遗产进行修复保护，划定文化生态保存比较完整的地区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建立少数民族文化原生形态保护区。基本要点是维持少数民族文化赖以产生、传播和传承的自然生态环境及人文生态环境，提供相对稳定的局部生存发展条件，维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原貌，减少人为因素造成的干扰破坏，以此恢复和增强其自身再生机制，尽可能延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良性循环周期。同时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创办博物馆、民族文化生态村、传习馆，切实搞好民族文化的传承工作。
(三)充分利用西部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优
势，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发展西部民族文化产业。这是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必由之路。任何一种文化现象，一旦在社会中失去功能，就会自动消失。实践也证明，许多文化事象之所以消失、文化资源之所以枯竭，与其长期闲置、利用不够有很大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利用的过程也就是保护的过程。要实现对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有效保护，必须将保护与利用结合起来，在利用中实现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可以多方面被利用。经济方面，开发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可以成为一个地区新的经济增长点。通过开发旅游，使传统文化恢复活力，使各族人民重新认识本民族的文化，可以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通过开发保护民族文化，这是可行的。这种开发应突出民族地区的特色文化。西部地区有着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各少数民族杂居，共建家园，形成了西部地区个性鲜明的文化特征。我们的任务就是很好地挖掘、利用这些历史文化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发展西部民族文化产业，这是保护民族地区文化多样性的必由之路。民族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产业化的基础与前提，文化产业化为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近年来，西部民族地区在这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可贵的探索，从“文化搭台、经济唱戏”逐渐过渡到“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从而使文化变成一项产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习惯于让文化成为商品的附属，过去西部并不看好文化的经济意义，认为文化就是花钱的，就是向政府要钱的，所以特别强调“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西部地区的人们已经开始改变这种观念：文化不但能赚钱，而且能赚大钱，在更高的层次上，文化完全可以唱主角，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云南的文化产业的发展独具特色，取得的成绩与影响是公认的，近年来，云南省通过不断的努力，打造出《云南映象》及姐妹篇《香巴拉映象》等在场文化，通过舞台形式，为保护云南的文化多样性，传承优秀民族文化起到了很好的带动作用。清华大学教授熊澄宇将云南这种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创作与全力发展民族文化产品的实践道路，概括为“党政领导，战略布局；职能部门，统一运作；专家论证，观念突破；科学决策，试点先行；群众参与，保持特色；市场运作，机制创新；立足本土，拓展海外；文化兴邦，产业富民”3。广西的文化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较高，无论是已打响品牌的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还是印象刘三姐的成功开发，以及《妈勒访天边》等一些文化艺术精品的打造，都凸现了广西文化产业的巨大发展潜力。这些对西部地区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同样具有很强的指导性。我们应立足于西部的基本区情，立足西部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资源优势，建立区域性的特色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这是保护西部地区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根本出路。这不仅能达到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也能促进当地特色经济的建立。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单纯的保护观，是一种保留、传承、发展观。
当然，西部大开发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在实施这一工程的伟大实践活动中，要注意其整体性，防止片面性、局限性。既要追求经济的增长，又要注意保护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面对西部丰富的民族文化，我们需要开发与保护并重，从而发挥西部地区得天独厚的特色优势，实现西部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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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文化多样性 原生态 民族唱法
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上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标志着全球已达成提倡文化多样性的共识。保持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维持文化生态的平衡如同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一样，是人类生存和共同发展的前提和需要。文化多样性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延续的条件，也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基础。
中国历史悠久、民族众多、语言丰富，因而声乐种类繁多。中国声乐发展到今天，在唱法上已经形成美声、民族、通俗、原生态共存的百花盛开的繁荣局面（这里的民族唱法特指上个世纪40年代以来，在中国传统声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学院派为代表的唱法）。在此文化多样性视野下，笔者就原生态、民族唱法与中国民族声乐的发展发表一己之见。
一、原生态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个性的体现，首先应当受到提倡和保护
原生态唱法是中国百姓在生活的自然空间中，以自然的发声方法为基础，不断总结和改进发展而来的。它不论在演唱的语言、内容、形式还是技巧上都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色。它多元的音乐风格、鲜明的民族特性、个性化的演唱都植根于特定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有其不可替代的相对的文化价值。近年来，主流媒体上的大量展示使人们对原生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如青歌赛中朝鲜族卞英花古典的演唱、蒙古族的呼麦、李氏姐弟的海菜腔、扎西拉宗的康巴弦子等众多鲜明地方色彩、浓郁民族特色的演唱，都给大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精神享受，使观众认识到中国除了有以郭兰英、李谷一、阎维文、彭丽媛、宋祖英等为代表的民族唱法外，还有如此丰富、有个性的声乐文化。
原生态是培养艺术家的沃土，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源泉。声乐教育家万昌文教授也曾经说过，要唱好民族风格的创作歌曲，就需要用民间音乐的风格和唱法。民族歌唱家大都有向原生态学习的经历，如吴雁泽到鄂西向放排工学习“打啊哈哈”后，才将《清江放排》唱得更加腔正味浓。胡松华曾深入40多个民族地区体验生活，曾向彝族歌手白素珍学习过“海菜腔”，向“草原长调之王”哈扎布学习过“若古拉”，向藏族“囊达”大师扎西顿珠学习过“真园”，向“花儿歌王”朱仲禄学过“花儿”，还学过维吾尔族“木卡姆”、苗族“飞歌”等原生态音乐，此类例子不胜枚举。
由此可见，原生态是中国民族声乐的根基和源泉，也是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所在。它体现了中国音乐文化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和源远流长，也体现了中华各民族的神韵，独特的审美品质以及巨大的艺术创造力，彰显出我们五千年文明古国无穷的音乐智慧。
但由于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其他诸多原因，使原生态的生存受到了极大地威胁。因此，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应该制定切实可行的保护政策和制度并加强对其实施的力度。特别要重视对原生态的搜集、整理以及对传承者、原生态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保护。媒体应该更积极地引导大众对原生态的关注和认识。在学校教育中应该增加更多原生态的内容等措施来保护和提倡原生态，这也是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
二、民族唱法作为中国民族声乐共性的体现也应受到提倡和保护
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以下简称民族唱法）是建立在民族语言基础之上的，适合民族的生理与心理特点，表现民族音乐特有的韵味，反映民族的审美取向和人文精神，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在这些特征上，它与原生态没有本质上的差异。它继承了传统民族唱法的精髓，主要以汉民族为审美主体。它的产生与发展适应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时代的产物。早在1963年，周恩来总理就曾经指示要研究出一套不同于别人，训练嗓子基本功的民族的歌唱、民族的发声方法，这就要求确立自己的民族唱法。要确立一个唱法或建立一个学派就必须有一套完整的体系，必须理论化、规范化、系统化。简言之，要有共性作为评价的标准。以学院派为代表的民族唱法正是这样做的并且发展得很快，已经能够作为中国民族声乐的代表走向世界，彭丽媛在新加坡、宋祖英在悉尼和维也纳金色大厅成功的独唱音乐会就是有力的证明。而且它已经被中国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接受和喜爱，其民族性、艺术性和时代性相统一的完整体系是其他原生态所无法替代的。它的共性化使其能更好地传承与发展。
由此可见，民族唱法与原生态原本就有着千丝万缕的渊源。如果说原生态是强调中国民族声乐的个性，那么民族唱法则是强调共性，是中国民族声乐这一问题矛盾的两个方面。樊祖荫先生也曾说过：“音乐教育的规范性与民间音乐的即兴性特征有着天然的矛盾，但并不能丢弃任何一方，应学会两条腿走路。”①因此，笔者认为民族唱法和原生态应该共融互补，共同繁荣我国民族声乐，从而达到提倡和保护文化多样性的目的。
至于田青先生所说“在规范化的歌声里不要说历史，常常连人性都感觉不到，感觉到的就是技术”。②这恐怕有些绝对。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唱的《孟姜女》，虽然外国人听不懂歌词，但观众热烈的反应说明他们听懂了音乐，听懂了艺术。况且国内更有数不胜数的民族唱法的忠实观众，他们中有几人能听出技术上的孰优孰劣？绝大多数是被歌唱家的艺术感染力所吸引，并接受和喜爱民族唱法。田青先生还说：“这个民族唱法很了不起，最适合歌颂，因为它宏大、亮、通、透、传得远，这种颂歌式的民族唱法就变成了我们唯一的民族唱法……我们的民族唱法就是‘颂’，你听几个有名的歌手唱过几首爱情歌呢？我们的民族唱法唱什么？党、祖国、母亲、父亲、战友、长江、黄河等。” ③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似乎是对民族唱法稍有些偏见。就算民族唱法只唱颂歌，颂歌也有它存在的价值。就文化层面来讲，它也是多样文化中的一种，也应该被保护和提倡，更何况它还有如《兰花花》《望月》《五哥放羊》《孟姜女》《小背篓》《辣妹子》等许多颂歌以外的内容。
声乐艺术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声乐均为世界多元声乐文化的一元，都有其相对的文化价值。尊重不同民族声乐的差异性和平等价值，保护和提倡声乐文化多样性，传承和发展民族声乐，也是为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做出贡献。
注释 ：
①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34.
②③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20，18.
参考文献 ：
[1]刘晓真.专家说“原生态民歌”[J].艺术评论，2004，10.
[2]田青.原生态音乐的当代意义[J].人民音乐，2006，9.
滇西北地区各民族的大融合
滇西北纳西、藏、彝、白、傈僳、普米、怒、独龙等族都是藏缅语族族群，与西北的氏羌族群有渊源关系。这种同源共祖的历史奠定了各民族之间唇齿相依、友好相处的客观条件，并在历史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了同源异流、异源同流，在分化和融合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亲缘关系。历史上滇西北各民族形成同区域交错杂居、聚居而相安无事〔除了过去因各种历史原因而产生过的一些短期民族纠纷）的格局，也是这种友好关系的反映。
纳西族《创世纪》中说藏族、纳西族和白族是同父同母的三兄弟，彝族古老的故事《居木乌乌》中说汉族、彝族、藏族是居木乌乌和天女所生的同胞：藏族传说《萨当汉・松诺罗丹》的故事，把丽江木氏土司称为萨当汉，即“丽江王”， 他的藏语法名是“松诺罗丹”，意为今“柞永盛”，这些传说都反映了滇西北各民族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唐代洱海地区“乌蛮”蒙氏王族与“白蛮”贵族联合建立多民族集合体南诏政权的历史，是滇西北不同民族联合实现地域性统一的反映。从古至今，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相互通婚者很多，从中也可以看出各民族和睦相处的传统。历史上，汉族和汉文化对滇西北各民族的影响很大，白族即英人与到滇的汉人融汇而成的民族，南诏、大理国的整套典章礼制深受汉族政治、文化的影响：明代为滇西北霸主的纳西族木氏土司广采博纳汉族文化，大量引进中原汉族人才，极大地推动了其统治区域的经济、建筑、医药、汉传佛教和道教文化等的长足发展。各个时期的汉族移民与滇西北各民族在城乡杂居，和睦相处。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很多汉族也入乡随俗，学会了各民族的语言文字。
在历史上，滇西北一些民族之间也有过因封建中央王朝的政策以及民族上层利益导致的冲突和纷争，但各民族人民之间在经济、文化上的友好交往是一直存在的。南诏统治者曾与吐蕃联盟抗唐，后又联合唐朝军队击败吐蕃：唐代磨些与吐蕃之间既有争夺盐池之战，这段历史纠葛形成藏族著名的神话诗史《格萨尔传奇・姜岭之战》的历史背景，但唐代磨些和吐蕃之间又有着密切的友好关系，吐蕃贵族与磨些酋长之间建立姻亲关系。
据唐代《蛮书》等记载，铁桥〔在今丽江塔城）上下的吐蕃与磨些等族民众之间的牛羊等商贸交往十分频繁。明代，中央王朝推行“以蛮攻蛮”的政策，扶持纳西族木氏土司，认为木氏土司“守铁桥以断吐蕃，滇南籍为屏藩”。木氏土司在明王朝扶持下多次出兵与藏族土司交战，其势力远达滇川藏三地藏族地区，战争给藏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木氏土司在促进藏族地区的佛教和经济的繁荣方面也起了较大的作用，如土司木增在明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主持刊印“丽江一一理塘版《甘珠尔》大藏经”，广建藏传佛教庙宇，推广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和农作物品种等等，都赢得了藏族人民的好感。该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主办的《环球市场信息导报》杂志http：//总第547期2014年第15期-----转载须注名来源在滇西北，既有称为“磨些古宗”的藏族，也有称为“藏纳西”的纳西族，反映了两族的相互融合和密切的关系。
滇西北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贸易有悠久的历史，遐迩闻名的“茶马古道”即是滇西北各民族长期进行贸易而形成的充满活力的商业通道。历史悠久的大理三月街、洱源鱼潭会、鹤庆松桂会、兰坪营盘街、丽江三月龙王庙会、七月骡马会等，都是滇西北各民族进行贸易的集市和物资交流会。清代和民国年间，藏族、白族商人纷纷在丽江开商号，纳西族商人也在中甸、德钦等地设立很多商号。纳西族、白族商人深入到傈僳、怒、独龙族的居住区域经商，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商贸交流。在“茶马古道”上，滇西北纳西、藏族商人还齐心协力修桥筑路，促进这条滇藏贸易通道的繁荣。如位于德钦县澜沧江上的云南进重要渡口溜筒江铁索桥是由丽江纳西族商人赖耀彩在1946年倡导并出资、得到迪庆藏族商人马铸材等的积极响应而修建成的，此桥建成后，改变了过去这里只能用溜索渡江、危险异常、人畜渡江辛苦万分的原始状况，极大地促进了“茶马古道”商贸的繁荣。
滇西北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云南是多民族省份，汉族之外，有25个少数民族，至今多数民族都保有自己的民族语言。在这种语言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文化，也最终汇聚成了云南的多样性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这样的文化状态使云南获得了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
云南省是少数民族大省，在云南省的经济发展中，民族文化和民族风情是一张不可替代的名片，但恰恰是出于经济发展的考虑，在民族文化的保护取舍上，更多是基于经济效益而非人类持续发展的考虑，我们在向外界呈现云南少数民族文化时也采用了极为简化的处理方式。因西双版纳而选中傣族，因大理而选中了白族，因丽江而选中了纳西族;而我们展示的文化内容也局限于这几个民族与汉族迥异的服饰、舞蹈等“有声有色”的东西，在民俗的介绍方面，也是仅仅挖掘与汉族风俗差异较大(当然，如果是完全不同的习俗效果更好)的角落，比如婚俗等等，以期增加其神秘色彩，最终引起更多的好奇感，甚至猎奇心态。这样的民族文化发展方式，当然不可能深入到更为丰富的内在的空间，多民族语言问题必然难以得到关注。如果云南多民族文化就这样蜕变为经济效益的一个简单符号，不仅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的保护，而且也不可能提升云南民族文化大省的内涵和品质。可以肯定，对于多民族文化，只要局限于上面所说的那种选择性展示，放弃了对这座无形但无价的民族文化资源宝库的充分的挖掘，必将逐渐使民族文化不可避免地变得单薄而虚弱，有损于云南省这一中国充满多样性文化的区域的整体形象，当然，最终失去的必将是多民族文化的新的流失与变异，云南也将会像世界某些地方一样，在强势文化的挤压下成为文化趋同潮流的牺牲品，而不是充满生机与持续发展力量的文化多样性区域。
二、多民族语言是云南多样性文化的核心
1.多样性文化生态的自身诉求使语言发挥重要作用
我们可以从生物进化活动获得启示。在生物界，多样化的物种形成的生物链，能促使各物种在竞争和相互依赖中健康发展，求同与存异，生物学提倡物种多样性，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这一观点并意识到生物多样性对环境自我完善的重要性。文化生态在某种意义上也与生物生态一样，它同样需要一个良性的自我成长环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通过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确认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和语言多样性的相互关系，将这种联系上升为生命多样性的构成内涵。语言遗产的重要性在这里显露无遗，它也是人类无形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大省，少数民族语言丰富，多语共生、互为渗透现象表现得非常突出。而由于语言的这种共生，又导致了明显的不同民族文化碰撞、交互影响，和谐共处的局面。不同民族聚居地核心区域，显现出浓郁的本民族文化特点，与其他民族的接缘地带，又呈现出文化混杂但却和谐共处的局面，这是历史积淀的必然结果，“云南成为多民族地区，并不始于近代。从先秦到汉晋时期，云南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已经生活着许多民族群体，到元明清时这些族群基本形成现代的民族及其分布格局。”[1]可见，云南多民族文化生态的形成，有着历史的基础，它创造了云南当代民族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生态环境。
2.多民族语言奠定了云南多样性民族文化状态
语言是文化符码，思维的载体，每一种民族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的独特文化智能，这在现代语言学理论中有着清晰的表达。“对于索绪尔来说，语言是一种‘其内部各部分之间都相互关联着的封闭系统’，尤其重要的是差异关系，包括二元对立。因此举例而言，单词热的意义不是来自于‘真实’世界的某种固有性质，而是来自于这个词与单词冷之间的关系和二元对立。意义、心智和社会世界都是由语言结构所形塑的。因此，我们拥有的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里，不是人们形塑着他们的周遭环境，相反，而是人们以及社会世界的其他方面被语言和它的符码结构或将单词结合起来的那些专横的规则所形塑。”[2]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也指出，“语言不再表征现实，不再是用来强化主体的工具理性的中性工具，语言变成了，或者更确切地说，重构了现实。”[3]
在云南，我们知道，并不是一种语言在发挥着这种作用，而是20多种语言发挥这种作用，在它们所形成的语言体系中，这种构建的丰富性再一次得到了延展，不同区域与不同民族文化的柔性魅力就在这种丰富中折射出来，它们体现为风俗与风情，并为宗教、艺术、人生态度等等所区别。当它们再一次出现在表达层面，语言在此充当了重要角色。所以保护一种语言就必然意味着保护一种文化的根基，同时也保护了文化多样性的根基。可以说，语言的多样性绝对是人类最重要的遗产之一。
在此意义上，任何一种民族语言的消亡都将是整个人类的损失。随着一种语言的消失，创造的文化篇章也随之在人类历史上关闭。在云南，许多人意识到这一点，尤其是一些青年作家，面对这种文化消亡所产生的忧患感是十分强烈的，这种忧患感当然是缘起于民族语言的。回族诗人马绍玺说：“语言是文化中最基础、最鲜活的部分。一种语言的死亡，意味着依托这种语言而生存的文化失去了自己的原生态文化机制，其结果就是该语言的文化被其他文化同化、殖民化，甚至彻底灭亡。”[4]当然，在云南，这并不是一种绝对现实，它只是一种发展中的趋势，在民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中可以得到引导和校正，尽管这看上去很难。
云南在少数民族文艺事业方面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据统计，文学方面，云南的25个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作家，都有获得过“骏马奖”的作家作品。云南省近年来涌现出彝族、哈尼族、回族、白族、纳西族、景颇族、傣族、佤族等少数民族文学群体。一些地区性的少数民族文学群体也开始崛起，……而在舞台、演出、歌舞及民间艺术的繁荣发展方面，云南省也走在了前面。目前云南文化产业已经推出了一批如《云南映象》、《丽水金沙》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被业内喻为“云南现象”。[5]我们很难想象，没有少数民族的语言基础及其在此之上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这样的文艺盛举可以在云南出现。
三、云南多民族语言与多样性文化发展前景
1.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
既然每一种民族语言都负载着一种文化，并为整体的多样化贡献了力量，那么，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必然是我们建构云南多样性文化的首要工作和可预期的前景，它可以使云南多民族的文化获得可持续发展空间。在语言问题上，过去，我们做得最多的是整合，而不是弘扬不同语言的独立价值，其结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社会政治机体的日趋一统，作为主流精神文化载体的汉语便逐渐成为云南各民族之间交流的通用语。”[6]今天，在全球化趋同背景下，多样性显示出它的价值，在云南，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这是具有文化建设价值的最重要的实践策略，它会对云南多样性文化建构发挥潜在的基础性作用。
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必须有相关的民族语言政策支持和实际行为。民族语言政策主要指关于一个国家内部少数民族语言的政策，具体说，就是如何对待少数民族语言、如何规定少数民族语言的社会性政策。云南省教育厅2009年数据显示，云南省已有6000多所学校实现了普通话授课，对云南这样一个教育落后的省份，这一数据确实显现出一种可喜的转变。但问题的另一面，则是民族语教材和民族乡土教材的开发欠缺，这是让人遗憾的状况。另一方面，资金缺乏一直是制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一大障碍，目前国家的双语政策大多停留在理论上，因为真正实施起来会增加教学成本，很多地方的双语教学流于形式，根本原因是没有钱，一年级的教材编了，但是没有资金去编二年级的教材。这些现象说明，尊重并保护各民族的语言，在云南文化发展中，任重道远，需要做的事还很多。
2.在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创造新的文化亮点
在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发掘过程中，我们不应当一味强化差异，人为增加其神秘感，甚至把少数民族文化置于汉族文化的对立面。不同民族的文化在表现形式和表述方式上固然存在差异，但我们必须看到，人类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相同的，如果否认人类普遍价值观的存在，一味极端强调差异，一方面会遮蔽不同民族文化在云南这块土地上和谐共存的漫长历史，另一方面，也无助于在今后的发展中共同前行。
可见，研究云南的民族文化，不能只关注少数民族的文化研究，也必须分析和研究云南汉民族文化，事实上，自有文献记载的“庄蹻入滇”以来，汉人入滇的历史就没有间断，只存在规模的大小之别。因此，云南的汉族文化与中原地区的汉族文化是一脉相承，共同发展。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汉民族与云南的少数民族漫长的交往中，华夏族直至后来的汉族夷化现象是客观存在的，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文化融合不断发生，形成了亮点，其中的意义是无比巨大的。语言更是如此，没有新因素的补充它就不可能发展。现代汉语本身在形成过程中，不仅继承了汉语的固有特点，也吸纳了多种民族的语言因子。
与此相应，云南的少数民族语言其实也在这种类似状态中不断发展。“由于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远离中心的边缘位置，加之其他一些语言屏障，令汉语推行至此每每失去纯正，不可避免地掺入了大量使用民族的语音、语调、句法以及运用过程中一些不全然等同于汉语文化的对词义的理解方式，产生了佤汉语混合、傣汉语混合一类的双语混合现象。”[8]事实证明，这正是语言交融创造的新亮点。它的意义在多方面得以体现，比如文学创作，这是一种直接使用语言的活动，最能见证语言交融的力量。确实，许多少数民族作家使用了汉语言进行写作，而“正是在这种穿行中，少数民族作家可能发现了汉语的特殊性。一个人只有在掌握一门外语后，才可能真正意识到母语的特殊性，差异和对比使特性突出。……认识到这种差异，将异质带进汉语中，可能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汉语写作的一种贡献。”[7]如前所述，语言是文化的符码，思维的载体，语言的交融必然带来民族多样性文化的发展，只要我们具有语言的平等意识和观念，而不是歧视的意识和观念，便会接近了规律和真理。在这个意义上，多民族语言与云南多样性文化建构，也就获得科学的支撑和内在的潜力。[参考文献][1]王文光，龙晓燕.云南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概要[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9.
[2][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M]. 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3.
[3][美]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M].范静华译.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马绍玺.在他者的视域中：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民族诗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从古至今，有匈奴、鲜卑、突厥和党项等靠游牧为生的几个民族在蒙古高原上生活和居住过，这些游牧民族在生活生产中逐渐创建一个独特的多样的草原文化，但是随着社会结构的演变和时间的推移，现在仅仅有蒙古族一直守卫着生活在这伟大的高原上，而且这个神圣的高原一直还存在着古老文化、艺术和审美的延续。所以，从地域文化的方面来进行蒙古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民间艺术的造型艺术的研究是很重要的，这样的研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关键词】
蒙古族文化；多样性；民间艺术；包容性
与农耕文化相比较，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具有掠夺性和破坏性的特点，但是蒙古文化对于外来文化的的态度是开放的，能接受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因此蒙古的游牧文化具有一定的包容性。当然，蒙古文化的包容性决定了蒙古文化的多样性。本文笔者从几个方面进行对蒙古文化的多样性和民间艺术的包容性进行研究探讨。
1 蒙古文化与中原文明
在历史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汉族和少数民族相互学习，并且进行密切的沟通，携手为中华民族的长久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蒙古作为少数民族中的重要一员，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国的很多学者对青花瓷的起源问题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系统的论证。元青花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是蒙古族的相关颜色。唐宋的青花瓷胎质粗松，釉是苍白色的和灰绿色，图案不好，典型的元青花与其相比，造型和装饰风格独特，与其有显著性差异。因此，“唐宋青花”没有具备青花的条件。
在我国的北方有一座五塔寺，五塔寺有一个蒙文天文图石刻直径是一百四十四厘米，圆心是北天极，同是在上面标出了赤道和经线的位置，同时具有五个同心的圆，这五个圆分别是天南极圈、冬至圈、天赤道圈、夏至圈、天北极圈。这个五塔寺的蒙文天文图石刻具有很强的代表性，是世界上独有的一座以蒙古文标注的一幅天文石刻，具有很高的科研价值和艺术价值。这个蒙文天文图石刻也是我国唯一一个用少数民族的语言进行标注的天文图，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和艺术价值。而且这个天文石刻的精度很高。
蒙古文化中的建筑文化也与中原文化有着深刻的联系，典型的一座建筑就是延庆观了，是我国的文化遗产之一，也是我国的旅游胜地。延庆观位于河南的开封，室内的建筑结构和建筑的外形都与蒙古的建筑有很大相似的地方，比如，外形就是颇像一座蒙古包，室内是用八根弧形的支架进行支撑，世人对其的评价是“一座华丽的蒙古式宫殿”。 延庆观这个玉皇阁的建造的结构和外形都是是蒙古包与中原楼阁的巧妙结合， 是蒙古和汉文化融合在建筑艺术上的生动反映。
有史以来，汉文化对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是很深的，在中国，一道屏障是蒙古文化和中原文化的分水岭，就是阴山山脉，这也使得汉文化和蒙古文化得以在异中求同的条件，让汉文化和蒙古文化进行有效的接触和缓冲。这是不能不提的就是蒙古文化中的民间艺术了，在蒙古文化中，好多饰品图案来之于中原文化，比如“寿”“喜”等吉祥的图案都是和汉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影响从元代就开始了，一直延续至今。
2 蒙古文化与藏族文化
一个民族的艺术形式不能没有他们的生活方式，藏族和蒙古族一样，有着相同的悠久的“逐水草迁徙”的游牧生活，因此，他们都擅长使用明亮的色彩，用大胆的简单的线条来表达他们热爱的生活。他们的生活生产工具美观大方，携带方便，实用，这些文化和精髓是蒙古族和民族居住的文化和迁移文化中的产品具有艺术美和强大功能相结合而形成的。在许多器具上都有描绘生活的片段或者植物和动物的变形的过程的情景，或者是画上吉祥图案，然后对金属进行雕琢，这样的商品经久耐用，携带方便。有的在一些细节上运用优雅的金粉，而且细腻进行对称设计，平行交叉的结构，这些创造和艺术是令人无法想象的。
蒙古族和藏族建筑技术与产品艺术之间有着多种形式的密切关系。蒙古建筑风格出现在藏传佛教寺院建筑是在十三世纪中期，而在十六世纪是发展的鼎盛阶段。库伦宫殿的一大部分中有一大批宫殿都是蒙古风格的，这标志着蒙古建筑艺术发展影响了藏族，而且影响很深刻。对于艺术和手工艺产品，蒙古具有独特的悠久的手工制作的传统。他们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主要是通过用木头，金属和皮革等。随着藏传佛教的深入，藏族艺术也进入了蒙古人的生活，所以，在蒙古的家庭生活，我们可以在他们生活范围随处可见藏文化的手工艺品。应该说，藏传佛教艺术为蒙古家庭手工业提供了新的素材和内容。在蒙古的家庭日用品，我们处处可以看到藏传佛教留下的清晰的印记。如：八吉祥纹金属浮雕，碗勺和其他配件。
藏传佛教对蒙古文化有着很深的影响，一方面藏传佛教给蒙古文化注入了新鲜的元素和内容，让蒙古文化更加多样化，另一方面，藏传佛教主张的佛教宣扬的思想让朴实的蒙古人而少了几分游牧文化的朴实、积极，多了几分凝重的消沉。
3 蒙古文化与伊斯兰文化
蒙古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有着深远的交流，在蒙古还没有统一前，草原上的游牧民族种类繁多，为了生存和利益互相残杀，导致当时的蒙古人民生活中战争的硝烟中，但是当时一些的较强的部落已经接受了伊斯兰的文化，比如成吉思汗所在的部落。这无疑对于老百姓是一个好的前景。这时候蒙古文化已经和伊斯兰文化有了初步的交流，直到蒙古占领了阿拉伯地界，这时的文化交流达到了高潮。蒙古在早期的手工业是落后的，又因为豪放不羁和勇猛的性格，使得蒙古不喜欢中原的文化，对于伊斯兰精美华丽，雍容华贵的文化却是爱不释手。即使是现在也能够看出在蒙古族民间美术中很大一部分保留着伊斯兰工艺美术的审美元素。如繁缛的纹样、几何形花草形图案、富丽堂皇珠光宝气的装饰等。
4 结束语
随着我国社会的飞速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中的地位也在不断的提高，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必须具有自己特色的中国文化。中国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同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同时也在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蒙古族作为中国民族重要组成，其传统文化和，民间艺术都有着很强的地域特色。尤其是作为一种优美的视觉艺术值得去发展和学习传播。这种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美术必须要进行保护。
【参考文献】
[1]康国章.论中原文化内涵研究的体系性[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01）：27-28.
[2]韩博文.论藏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在甘肃地域文化中的地位[J].中国藏学，2009，（02）：45-46.
【英文摘要】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human beings created variousethnic cultures in an immense variety of survival environments.the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are the precious items in thehuman treasure house of wisdom. to protect the cultures isconducive to the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and is importantto help stop the deterioration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关 键 词】民族文化/生存环境/文化类型ethnic culture/survival environment/cultural types
【 正 文】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梦想彻底征服自然。开始是凭巫术，以后是凭信仰、凭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类经济秩序。其结果是人类在局部问题上使自然按照人类的意志发生了改观，但在总体上却不断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还是控制，是利用还是征服，是依存还是对立？本文拟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加以分析。
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不同，其他生物物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生物属性，在生态区域内参与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任何一个物种在其间失去平衡，该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都会相应按生物规律做出反应，使之重归于平衡。人则不同，就其生物性而言，他与其他生物物种无异都得摄取生物能，消耗生物能，都得接受同一区域并存物种的生物性制约。而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就迥然不同，他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凭借文化结成社会，维系成个体集合——民族。用人类特有的手段——文化去摄取和消耗生物能，因而和人并存的生物，只能在生物性上层面上对人的生息和繁衍加以制约，而在生物层面之外对人类却无能为力，人类却能在生物层面之外凭借文化按自己的意志对于伴生生物加以控制甚至彻底征服。这样一来，矛盾酿成了，即人类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它可以左右生态系统，却不受生态系统制约。终有一天人类这个脱控的生物物种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均衡运作，使所处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这一天目前已经迫近了，这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降临。
人类在生态系统内的脱控既然导因于人类的文化，那么要使之在生态系统中重归于平衡，也得惟文化是问。要使人类这一物种在生态系统内重归于平衡，当然得靠一种制约力。这种制约力只能是文化，文化又只有人类才有，因而不能靠其他生物种的文化来制约人类，只有靠人类自身的文化来制约人类自身。如果这个制约的方案能够行得通，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地球上的失衡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问题也就彻底缓解了。
我们知道文化可以划分为具体的类型，类型之下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样式。要使文化对生态失衡发挥制约作用，当然不能靠文化的整体，而只能靠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去实现。为此，我们得按照文化的类型一一分析，看看他们各自对生态系统失衡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去加以制约。
属于狩猎一采集类型的文化，由于是在伴生生物的运作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种文化类型也能够积累有限的代偿力，但是这样的代偿力仅作为转换生活区域、对付生存环境不测因素的变故之用。一旦所维系的民族成员个体数量超过所处地带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生物个体数，随之而来是该种文化在该区域内适应度的锐减。人们的反应只能是扩散或出现该种民族的分裂。在这种文化类型中，人类虽然超越生态环境的生物性，但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仅仅用于人类转移生存环境和对付生存环境的不测变故之用，而不是在生态系统之外按自己的意志，迫使生态系统改观来适应自己，因而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阻滞，即生态环境运作仍能按其生物性正常延续。
斯威顿耕作类型的文化也是在所处生态系统中凭借伴生生物在该系统内的生物正常运作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在这种文化中可以积累较多的代偿力，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划分出由人严格控制的生产区，于是仅具有生物性的生态系统开始接受来自人类文化的强制性控制。这时所积累的代偿力已经可以使自然生态系统局部地改观，但却不会使这种改观延续下去，否则，人类在生存区域内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就会与其对应的文化失去平衡，导致适应度的降低。于是，在这种文化类型下的人们，为了避免适应度的降低，同样只能向新的生存环境扩散，去构建新的生存环境，使暂时的生态系统阻滞迅速得到恢复，而不能在使生态系统改观中找出路。因而在这样的文化类型下，人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态系统中生物性特征的制约。由于代偿力的积累，人类可以局部地扰乱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正常运作，但那仅是处于构建生存环境的临时需要，并非以此为目的。因而在该类型文化下，人类对其处的生态系统造成的阻滞是暂时性的。
关于斯威顿耕作是否会造成生态危机，曾有过不少的偏见，处于一般进化类型较高的民族，往往指责斯威顿民族靠毁林烧畲谋生，是生态资源破坏的罪魁。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色彩，近年来很多切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已对这种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匡正。尹绍亭在云南边境地区所作的研究工作，使这种带有传统性的偏见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国外也有很多卓越的学者，同样地证明了这一点。拉巴婆特在对岑巴甲玛凌族的生计生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该民族的斯威顿耕作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呈相当和谐的平衡状态，并未造成生态系统运用的阻滞。
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
在历史上很多农业民族都曾蒙受过来自畜牧民族的威压，因而从感情上难以公平地对待处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民族，总是谴责处于这一类型的民族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内容的指责与畜牧民族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并不相关，因为畜牧民族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固有生存环境，必然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所谓畜牧民族专事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农业类型文化和以往的生产类型都不同，它必须积极地使生态环境改观。使生态环境按人的意志只适应特定的由人类驯化的植物生长，凡干扰该种作物生长的其他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一律从生态系统中被人驱赶出外。随着人类农业水平的提高，这种驱赶伴生生物的做法越来越彻底。这样一来，作物的生长不是靠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体的自然运作而生存，而是在人的监护下以打乱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为前提而得以生存。一旦作物生长越过生态系统所能容许的范围，人类所积累的代偿力又足以匡复，那么，长期性的运作阻滞就必然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在其生存环境内的适应度锐减。加上在本类型文化中，生态环境的改观是固定化了的，避免适应度锐减的办法就只能是靠强化代偿力投入来加以暂时的维持，于是长期的生态运作阻滞就可能诱发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终止人类的过分活动才能使生态环境重归于均衡运作。
在一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人类曾经一度建立起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一度的文明之后诱发成了局部性的生态危机，这些繁荣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之后就消失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夏政权，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而今却埋没在荒凉的沙漠之中。不过在农业类型文化中，由于它所要求的生态系统改观，并不是在人力的全部控制下实现文化运作，因而诱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普遍，只有生态环境自身较为脆弱地带，才可能出现局部生态危机，比如降雨量较少的地带，又比如土层较薄、坡度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于宽旷的平原、水量丰富的江河三角洲，人类通过文化的特殊进化也可以长期地保持文化的高适应度运作。汉族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保持着人口的高聚合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此外，在17世纪的西欧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莱茵河下游的尼德兰族和佛来芒族就十分成功。
农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并不会导致大面积的生态危机，但是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大量的代偿力，可以诞生出强有力的稳定性大帝国，而这样的大帝国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滥用积累起来的代偿力，比如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可以迫使非农业民族接受涵化，迫使非农业民族向他们交纳农产品，其结果必将造成被它控制的弱小民族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强行进行农业生产。这往往导致这些民族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长期性运作阻滞，甚至诱发为生态危机。萨珊王朝时期的中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格里布和巴勒斯坦都曾局部地出现过类似情况。
工业类型文明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都不同，它是立足于最终性地彻底改变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为其文化运作的基本前提。这种改变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由于这是按人为意志凌驾于生态系统上而从事的活动，因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对它完全失去了控制，这种文化运作的本身就必须建立在生态运作阻滞之上，是靠人力来加以平衡的生存方式，一旦人力超出了生态控制的极限，必然酿成生态危机，这种状况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露头。比如北美的草原局部退化、莱茵河下游的海水倒灌、英伦三岛的环境污染，都是这方面的明显征兆。但是，由于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巨额代偿力，局部性的生态危机不足以从全面动摇该文化类型的运作，因而往往被掩盖下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直延续到了近年，人类才日益感到对自然的束手无策，生态危机的话题才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伴随有巨额代偿力积累，还带来另一个生态恶果。为了维护本类型文化的运作，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度，工业类型民族往往赁借其代偿力的直接投入，控制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强迫他们提供廉价的原材料，成为接受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凭借实力推行全球范围内的涵化政策或同化政策，打乱其他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环境，迫使有关民族不得不按工业民族意志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去调适其文化。然而，工业文明自身的弱点导致了他自身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必然造成他为其他民族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这就必然导致有关民族文化运作调适上的混乱，迫使这些民族超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因此而造成的所处生态系统的运作阻滞，一旦工业类型民族不能维系他为其他民族所构建的外部环境，有关民族的文化运作阻滞就有可能爆发为大面积的生态危机。当前世界上已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征兆，而且这些征兆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中更为严重。埃塞俄比亚全国性的干旱、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化、亚马逊原始密林的破坏、印度和孟加拉的水患、巴基斯坦的干旱，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生态运作阻滞和生态危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生态运作阻滞是生态系统内有关物种的个体数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态运作暂时性失衡，一旦外来因素消失，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可以使之重归协调和达成新的平衡。生态危机则不同，生态危机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变而造成的生态系统运作混乱，单纯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无法恢复正常。对人类总体的生存而言，生态运作阻滞并不可怕，其最终极的严重后果仅止于导致某些民族的兴盛衰亡，从人类总体而言，只需换用另一种文化去从事开发利用，同样可以使之趋于正常。
就农业文化类型而言，在其有效生存环境内，虽然改变了生态环境的原有面貌，打乱了原有生态运作结构，但这样的文化还必须接受生态环境适应度的制约，一旦适应度降低，有关的民族就只有暂时地部分地中断该种文化的运作，同样不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止于有关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民族的衰亡。这与生态危机的出现没有直接关系。农业类型文化诱发生态危机不是在它的有效分布区内，而是在它的代偿分布区上。由于不是有效分布区，在出现危机时，可以轻易地退出，自然会促使原来的文化在该地区的重新启用，所造成的危害经过相当时间后，也能趋于缓解，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真正酿成祸患的倒是某些农业民族高度发达，人口聚合度极大，能够持续地积累巨额的代偿力，因而对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地区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强行投放代偿力，以维持该民族势力在该地区的存在，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生态危机的质变和扩大其规模。历史上汉民族在内蒙古西部和塔里木各绿洲的活动正是这种情况。要缓解这些地区的生态危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换用其他类型的文化代替汉族农耕文化的代偿性存在，才能救治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需要最终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隐患是人力的控制限度，而不是生态系统运作本身。换句话说，工业类型文化是造成生态危机隐患的根本原因。而这样的危机隐患又不能靠自然力加以节制，只能靠工业民族的自我约束，这乃是生态危机被人类注意到并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的文化背景。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于工业类型文化还把积累的巨额代偿力强加于其他民族，使之为其提供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生存环境，又无需为这些民族承担任何责任，以致于生态危机可以扩展为全球性的危机，并且把祸水泼向其他民族，这才是当代人类最大的灾难。这种损人利己的生态危机转嫁办法得以扩大推广，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的特征。
环境污染与资源危机一样都是世界统一经济秩序的派生产物，在世界统一经济秩序下，只容许一种经济计量体制存在，而不容许多种体制并存，因而处理污染物无利可图，不能纳入文化正常调适之中去加以解决，而最终诱发为全局性的环境污染危机。
在统一的经济秩序下，人口越密集，经济越有利可图，作为20世纪高度繁荣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这一不合理需求的表现形式。而高度都市化导致了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加上对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又促成了废物的超量排放，这是环境污染激化的另一个原因。
环境污染的激化还导致资源的单向倾斜消费。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污染物的存在是早已有之的事实。只要对自然资源消费不过分地单一化，有限的污染完全可以凭借自然的运作去加以平衡，问题在于人类的消费高度单一化剥夺了自然力平衡的必需时间，从而构成了全局性的环境危机。
环境恶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好事。而文化的可调适性本身具有对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抑制不利作用的牵制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调适从无序到有序得有一个过程。20世纪的超速发展和对资源超前消费，使不利因素的出现频率加大，从而加速了无序状态的延续时间，使各民族文化的调适难于形成定型的反馈，也使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牵制力难以有序化，从而无法抑制环境污染因素的蔓延。
基于上述原因的并存，同时导致了同一的结果——全球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针对环境恶化的症结，对待人类生存环境形势，如下一些认识应当逐步地建立起来：
第一，20世纪末，环境专家在评估污染危害时往往与短期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没有将短期的经济损失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加以严格的区分。举例说，人们在评估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时就有如下几种相互关联的结论：一是二氧化碳过量排放会造成温室效应，致使原先富饶的农业区会因为过热干旱而蒙受经济损失；二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加速两极冰雪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造成足以代表人类高度繁荣的濒海城市彻底报废；三是温室效应会导致某些寒生物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生物具有经济价值或者具有生态价值，这些生物生存危机也会带来人类的经济损失；四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将造成世界气候的震动，使很多原先有效的经济活动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评估的背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起着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温室效应导致一些原先的农业区干旱，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太阳能补给下，全球的水蒸发量应当趋近于一个常数，总蒸发的水蒸气结成雨时，回落到地面也应当接近于一个常数，因而局部地区的干旱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又会有多的雨量，使原先不能耕作的干旱地区重新变得可以利用。因而雨量的重新分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从全局来看，得失是相抵的。
又比如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虽然会使一些已经高度繁荣的大都会，使一些极为宝贵的工程设施被淹没掉，但是凭心而论，这被破坏掉的仅是人类构建的经济产物，而不是人类本身。人类完全有能力凭借经济活动重新加以构建，经济损失是短期的，人类修复损失的能力是长期的。这同样不能最终毁灭人类本身。
气候震动和气象的超常肯定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这并不足以造成全人类的创伤。得失相较，同样处于人类可以调适的范围之内。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环境恶化的评估，必须将短期的经济损失、局部的毁损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和全局性的威胁区分开来。关键的目标是要让污染的变动不至于太突然，以至于人类无法发挥文化的调适能力，也无法让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并存发挥有效的相互牵制力去缓解环境恶化的速度。
第二，环境污染诱发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对环境质量的评估如果停留在线性思维模式上，就必然限制人类思维的正常发挥，使人们无法看到因果的多重性，进而把环境的恶化看死，无法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应对环境的变动。以上述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例，目前学术界谈得最多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的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刺激植物生长的作用，却没有形成问题的热点。事实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后肯定会加速植物的生长。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曾经一度较高，但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后，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就相应降低了。这样的过程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具有稳定的可持续性。而植物的快速生长对人类来说是具有长远经济效益的。此外，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也会诱发目前尚不显著的化学反应，进而较多地消耗掉二氧化碳。总之，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不光作用于人类社会，同样作用于自然，以至于自然的正常运作全为之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提高，这样的变动对人类来说同样得失参半，只有加以有效的扬长避短，环境的危机才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那么恐怖。
第三，同样由于20世纪末对环境评估使用的是线性思维办法，所提出的对策也脱离不了线性思维的影响。这些线性思维的特征就在于片面地依赖于对污染物排放的硬性控制，而不在于诱导人类社会对此作出有效的调适，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的交互制约力上去有效地调控“三废”的排放。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说，这种评估是一种被动的评估，提出的对策也是一种消极的对策。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后，我们就可以按照非线性思维的模式去讨论人类文化多样化与各民族文化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既然是族际关系多样化被忽视的必然产物，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对策就得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入手。
首先，应尽力维护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并存，以缓解环境的恶化。在这一点上，对付环境恶化的对策与对付经济震动、资源危机的对策是同步的，只要解决资源消费的单一化，就能一举而三得。这从经济投入的效率上看，人类社会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只要多渠道能源的获取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消费，哪怕是部分地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源危机就可以得到局部的缓解，利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也可以得到缓解，经济秩序单一化的弊端也可以得到解除。对付其他形式的环境危机在本质上与此相同，解决的思路也可以比照执行。
其次，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威胁具有相同性，但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在不同民族间却是有区别的。因而在族际关系互动过程中，各民族的利益和损害是有差别的。“三废”的排放，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互动去形成有效的制约力，以放缓“三废”的排放，事实上在20世纪后期这种制约力已经有所表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民族和国家已经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谴责，从而使“三废”的排放者和因事故污染肇事者受到应有的制裁。问题在于在统一经济秩序下，总是抑制这种制约力的形成，致使消除污染的效益并不显著，不能真正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举例说很多发达国家为了怕污染自己的环境，把那些高度污染的产业以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方式移置到欠发达地区，又利用统一的经济秩序以低价吸收高污染企业的产品为自己赢得好处，这实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如果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制约力能够行之有效的话，完全能够抵制这一不合理的行为。遗憾的是统一的经济秩序在作怪，致使明知不合理，发展中民族也只好被迫接受。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肯定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随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抵制力的凝聚，这种转移环境污染的短期行为肯定会被最终制止。
再次，人类社会的调控能力也不容低估。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集中与污染物排放的超量，致使自然力无力在短期内消耗这些废弃物，重新使环境清洁。但是当“三废”排放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原有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提高，比如说水质污染必然使用水的企业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去提高水质才能正常生产，这样一来，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原有的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从而迫使当前的人们极力地支持保持水体资源的对策，即使是耗费经济的对策也在所不惜。因此环境污染导致成本的提高，会反过来促使企业为治理环境而努力。有效的对策就应是及时地将治理环境的经济代价有效地分散到现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迫使造成污染的企业参与到治理的行业中来。通过社会的调控让当事人合理地负起责来，环境污染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效的遏制。
最后，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还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速度超过了必需的调控时间，致使各民族文化对于污染的反馈长期无法定型，因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同时抑制恶化的定型反馈不能稳定，有效的对策就应当针锋相对，利用环境监测的结果针对污染物的排放施加压力，有效地压低不顾后果的经济膨胀。一方面降低了强污染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各民族文化的调适赢得可贵的时间，再一方面又直接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还使自然力的自我复原能力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只要这种监测和抑制合理，就能够收到多重性的环境治理实效。
总而言之，环境危机是经济秩序统一化的派生产物，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的调适能力是否发挥实效，只要这种调适能力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同时又为自然界的复位能力创造一定条件——不言而喻，创造这种条件同样得依赖文化的调适，只要能兑现这些做法，人类的生存环境绝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所预言的那样可怕，21世纪的环境对人类来说同样具有光明的一面。
我们认为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明确责任，依赖人类自我节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具体的解决方案，必须明确以下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多种文化类型、多种文化样式的并存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维护现有各种文化的合理并存是医治生态危机的根本大计，因而某些民族为了其文化运作需要，使用代偿力企图改革其他民族的文化运作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
第二，代偿移置往往是造成局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代偿移置的规模和代偿移置所推行的地区，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应当保证代偿移置所涉及的民族拥有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和最终的否决权，个别民族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间的协商解决，不允许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损害的民族有权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正当的，是维护人类总体利益的正义举动，应当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第三，工业类型文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文化类型，但是对其必须一分为二。在承认其对人类所做贡献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其对人类生态危机应承担的责任，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应当动员起来，有效地限制其规模。而工业类型文化民族也应当自我节制，不应当把其他民族的限制看作敌对行动。事实上，人类的创造拥有巨大的潜力，其他民族的限制，虽然造成了外部环境的不利，但是却有利于促使工业类型文化民族向更高的层次更新文化。把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关系理解为敌对行动，是民族本位偏见在作祟，不应当使之合法化。只有按上述三大原则达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相互制约，生态危机才能最终地解决，全人类的永世其昌才有希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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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human beings created variousethnic cultures in an immense variety of survival environments.the various ethnic cultures are the precious items in thehuman treasure house of wisdom. to protect the cultures isconducive to the human survival environment and is importantto help stop the deterioration of survival environment.
【关 键 词】民族文化/生存环境/文化类型ethnic culture/survival environment/cultural types
【 正 文】
人类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梦想彻底征服自然。开始是凭巫术，以后是凭信仰、凭人类的科学和技术及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人类经济秩序。其结果是人类在局部问题上使自然按照人类的意志发生了改观，但在总体上却不断地遭到了自然的报复。那么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是协调还是控制，是利用还是征服，是依存还是对立？本文拟从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的关系加以分析。
人与其他生物物种不同，其他生物物种完全是凭借自身的生物属性，在生态区域内参与生态系统的协调运作，任何一个物种在其间失去平衡，该生态系统内的其他物种都会相应按生物规律做出反应，使之重归于平衡。人则不同，就其生物性而言，他与其他生物物种无异都得摄取生物能，消耗生物能，都得接受同一区域并存物种的生物性制约。而就人的社会性而言，人与其他生物物种就迥然不同，他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特有文化，凭借文化结成社会，维系成个体集合——民族。用人类特有的手段——文化去摄取和消耗生物能，因而和人并存的生物，只能在生物性上层面上对人的生息和繁衍加以制约，而在生物层面之外对人类却无能为力，人类却能在生物层面之外凭借文化按自己的意志对于伴生生物加以控制甚至彻底征服。这样一来，矛盾酿成了，即人类超越于生态系统之外，它可以左右生态系统，却不受生态系统制约。终有一天人类这个脱控的生物物种会打破生态系统的均衡运作，使所处的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这一天目前已经迫近了，这就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降临。
人类在生态系统内的脱控既然导因于人类的文化，那么要使之在生态系统中重归于平衡，也得惟文化是问。要使人类这一物种在生态系统内重归于平衡，当然得靠一种制约力。这种制约力只能是文化，文化又只有人类才有，因而不能靠其他生物种的文化来制约人类，只有靠人类自身的文化来制约人类自身。如果这个制约的方案能够行得通，人类这一生物物种在地球上的失衡也就随之得到解决。人类生存环境恶化问题也就彻底缓解了。
我们知道文化可以划分为具体的类型，类型之下又可以划分为具体的样式。要使文化对生态失衡发挥制约作用，当然不能靠文化的整体，而只能靠文化的不同类型、不同样式之间的交互作用去实现。为此，我们得按照文化的类型一一分析，看看他们各自对生态系统失衡应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以及如何去加以制约。
属于狩猎一采集类型的文化，由于是在伴生生物的运作中获取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这种文化类型也能够积累有限的代偿力，但是这样的代偿力仅作为转换生活区域、对付生存环境不测因素的变故之用。一旦所维系的民族成员个体数量超过所处地带生态系统所能承担的生物个体数，随之而来是该种文化在该区域内适应度的锐减。人们的反应只能是扩散或出现该种民族的分裂。在这种文化类型中，人类虽然超越生态环境的生物性，但是由于他们所拥有的文化仅仅用于人类转移生存环境和对付生存环境的不测变故之用，而不是在生态系统之外按自己的意志，迫使生态系统改观来适应自己，因而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阻滞，即生态环境运作仍能按其生物性正常延续。
斯威顿耕作类型的文化也是在所处生态系统中凭借伴生生物在该系统内的生物正常运作从中获取生活资料。在这种文化中可以积累较多的代偿力，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从所处的生态系统中划分出由人严格控制的生产区，于是仅具有生物性的生态系统开始接受来自人类文化的强制性控制。这时所积累的代偿力已经可以使自然生态系统局部地改观，但却不会使这种改观延续下去，否则，人类在生存区域内所构建的生存环境，就会与其对应的文化失去平衡，导致适应度的降低。于是，在这种文化类型下的人们，为了避免适应度的降低，同样只能向新的生存环境扩散，去构建新的生存环境，使暂时的生态系统阻滞迅速得到恢复，而不能在使生态系统改观中找出路。因而在这样的文化类型下，人们仍然没有完全脱离生态系统中生物性特征的制约。由于代偿力的积累，人类可以局部地扰乱生态系统中生物的正常运作，但那仅是处于构建生存环境的临时需要，并非以此为目的。因而在该类型文化下，人类对其处的生态系统造成的阻滞是暂时性的。
关于斯威顿耕作是否会造成生态危机，曾有过不少的偏见，处于一般进化类型较高的民族，往往指责斯威顿民族靠毁林烧畲谋生，是生态资源破坏的罪魁。这种提法，带有很大的民族偏见色彩，近年来很多切实细致的研究工作已对这种偏见进行了有力的匡正。尹绍亭在云南边境地区所作的研究工作，使这种带有传统性的偏见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国外也有很多卓越的学者，同样地证明了这一点。拉巴婆特在对岑巴甲玛凌族的生计生态研究后，明确地指出，该民族的斯威顿耕作与其所处的生态系统呈相当和谐的平衡状态，并未造成生态系统运用的阻滞。
畜牧类型文化不是用代偿力去使所处的生态系统暂时改观，而是凭借控制大型的食草动物去谋求生存，其所控制的大型食草动物，是在其所处生态系统中按生物性参与生态运作，人类则在这一运作中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该类型文化下，人们所控制的仅是饲养的动物本身，不是这些动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因而这些人类手中的动物一直在接受着生态系统中生物运作规律的制约，一旦这些动物的繁殖超过该系统所能容纳的数量，造成生态运作阻滞，受到制约的首先是这些动物本身，依赖这些动物为生的人类则受到间接的制约。由于这种类型中，人类没有直接控制生态系统的运作，因而不存在人为的生态运作阻滞。生态系统规律却间接地控制着人类的过分活动。很多中亚和北非的草原尽管从局外人看来条件十分险恶，但是生存其间的游牧民族却得到长期的延续，这间接地证明了在畜牧类型文化之下，生态运行阻滞是极为有限的。
在历史上很多农业民族都曾蒙受过来自畜牧民族的威压，因而从感情上难以公平地对待处于这一类型文化的民族，总是谴责处于这一类型的民族破坏他们的生存环境。但是，这种内容的指责与畜牧民族自身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人为破坏并不相关，因为畜牧民族一旦离开了他们的固有生存环境，必然被农业民族所同化，所谓畜牧民族专事破坏生态环境的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农业类型文化和以往的生产类型都不同，它必须积极地使生态环境改观。使生态环境按人的意志只适应特定的由人类驯化的植物生长，凡干扰该种作物生长的其他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都一律从生态系统中被人驱赶出外。随着人类农业水平的提高，这种驱赶伴生生物的做法越来越彻底。这样一来，作物的生长不是靠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体的自然运作而生存，而是在人的监护下以打乱生态系统正常运作为前提而得以生存。一旦作物生长越过生态系统所能容许的范围，人类所积累的代偿力又足以匡复，那么，长期性的运作阻滞就必然产生，随之而来的是文化在其生存环境内的适应度锐减。加上在本类型文化中，生态环境的改观是固定化了的，避免适应度锐减的办法就只能是靠强化代偿力投入来加以暂时的维持，于是长期的生态运作阻滞就可能诱发为整个生态系统的破坏性改变。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终止人类的过分活动才能使生态环境重归于均衡运作。
在一些生态系统较为脆弱的地区，人类曾经一度建立起高度的农业文明，但在一度的文明之后诱发成了局部性的生态危机，这些繁荣的农业文明，在历史上昙花一现之后就消失了。中国西北地区的大夏政权，曾经一度繁荣昌盛，而今却埋没在荒凉的沙漠之中。不过在农业类型文化中，由于它所要求的生态系统改观，并不是在人力的全部控制下实现文化运作，因而诱发生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普遍，只有生态环境自身较为脆弱地带，才可能出现局部生态危机，比如降雨量较少的地带，又比如土层较薄、坡度较大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至于宽旷的平原、水量丰富的江河三角洲，人类通过文化的特殊进化也可以长期地保持文化的高适应度运作。汉族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稳定的发展并保持着人口的高聚合度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此外，在17世纪的西欧也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莱茵河下游的尼德兰族和佛来芒族就十分成功。
农业类型文化对人类的生存环境来说并不会导致大面积的生态危机，但是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大量的代偿力，可以诞生出强有力的稳定性大帝国，而这样的大帝国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滥用积累起来的代偿力，比如为了增加财政的收入，可以迫使非农业民族接受涵化，迫使非农业民族向他们交纳农产品，其结果必将造成被它控制的弱小民族在不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强行进行农业生产。这往往导致这些民族所在地区生态环境的长期性运作阻滞，甚至诱发为生态危机。萨珊王朝时期的中亚、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马格里布和巴勒斯坦都曾局部地出现过类似情况。
工业类型文明与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化都不同，它是立足于最终性地彻底改变所在地区的生态系统为其文化运作的基本前提。这种改变随着工业文明的成长而与日俱增。由于这是按人为意志凌驾于生态系统上而从事的活动，因而生态系统的正常运作对它完全失去了控制，这种文化运作的本身就必须建立在生态运作阻滞之上，是靠人力来加以平衡的生存方式，一旦人力超出了生态控制的极限，必然酿成生态危机，这种状况在本世纪初已经开始在局部地区露头。比如北美的草原局部退化、莱茵河下游的海水倒灌、英伦三岛的环境污染，都是这方面的明显征兆。但是，由于该类型文化可以积累巨额代偿力，局部性的生态危机不足以从全面动摇该文化类型的运作，因而往往被掩盖下去，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一直延续到了近年，人类才日益感到对自然的束手无策，生态危机的话题才引起了全人类的关注。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伴随有巨额代偿力积累，还带来另一个生态恶果。为了维护本类型文化的运作，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其生存环境的适应度，工业类型民族往往赁借其代偿力的直接投入，控制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强迫他们提供廉价的原材料，成为接受工业产品的市场。也就是说，凭借实力推行全球范围内的涵化政策或同化政策，打乱其他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环境，迫使有关民族不得不按工业民族意志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去调适其文化。然而，工业文明自身的弱点导致了他自身生存环境的不稳定性，同时也必然造成他为其他民族人为构建的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这就必然导致有关民族文化运作调适上的混乱，迫使这些民族超限度地利用自然资源，而不考虑因此而造成的所处生态系统的运作阻滞，一旦工业类型民族不能维系他为其他民族所构建的外部环境，有关民族的文化运作阻滞就有可能爆发为大面积的生态危机。当前世界上已出现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征兆，而且这些征兆在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中更为严重。埃塞俄比亚全国性的干旱、撒哈拉沙漠的扩大化、亚马逊原始密林的破坏、印度和孟加拉的水患、巴基斯坦的干旱，都是这方面的例子。
在这里我们必须严格地区分生态运作阻滞和生态危机两个截然不同的学术概念。生态运作阻滞是生态系统内有关物种的个体数比例失调而造成的生态运作暂时性失衡，一旦外来因素消失，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可以使之重归协调和达成新的平衡。生态危机则不同，生态危机是由于对生态环境的根本性改变而造成的生态系统运作混乱，单纯凭借生态系统的自身协调律无法恢复正常。对人类总体的生存而言，生态运作阻滞并不可怕，其最终极的严重后果仅止于导致某些民族的兴盛衰亡，从人类总体而言，只需换用另一种文化去从事开发利用，同样可以使之趋于正常。
就农业文化类型而言，在其有效生存环境内，虽然改变了生态环境的原有面貌，打乱了原有生态运作结构，但这样的文化还必须接受生态环境适应度的制约，一旦适应度降低，有关的民族就只有暂时地部分地中断该种文化的运作，同样不导致生态危机的爆发。所造成的严重后果仅止于有关民族文化的蜕变和民族的衰亡。这与生态危机的出现没有直接关系。农业类型文化诱发生态危机不是在它的有效分布区内，而是在它的代偿分布区上。由于不是有效分布区，在出现危机时，可以轻易地退出，自然会促使原来的文化在该地区的重新启用，所造成的危害经过相当时间后，也能趋于缓解，都能够有一定程度的恢复。
真正酿成祸患的倒是某些农业民族高度发达，人口聚合度极大，能够持续地积累巨额的代偿力，因而对已经出现生态危机的地区出于军事、政治的需要，强行投放代偿力，以维持该民族势力在该地区的存在，这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地区生态危机的质变和扩大其规模。历史上汉民族在内蒙古西部和塔里木各绿洲的活动正是这种情况。要缓解这些地区的生态危机，惟一可行的办法是换用其他类型的文化代替汉族农耕文化的代偿性存在，才能救治这一地区的生态危机。
工业类型文化由于需要最终地改变自然生态环境，因而造成生态危机的隐患是人力的控制限度，而不是生态系统运作本身。换句话说，工业类型文化是造成生态危机隐患的根本原因。而这样的危机隐患又不能靠自然力加以节制，只能靠工业民族的自我约束，这乃是生态危机被人类注意到并作为重大问题提出来的文化背景。更为严重的事情还在于工业类型文化还把积累的巨额代偿力强加于其他民族，使之为其提供有利于本民族文化运作的外部生存环境，又无需为这些民族承担任何责任，以致于生态危机可以扩展为全球性的危机，并且把祸水泼向其他民族，这才是当代人类最大的灾难。这种损人利己的生态危机转嫁办法得以扩大推广，正是当前生态危机的根本性的特征。
环境污染与资源危机一样都是世界统一经济秩序的派生产物，在世界统一经济秩序下，只容许一种经济计量体制存在，而不容许多种体制并存，因而处理污染物无利可图，不能纳入文化正常调适之中去加以解决，而最终诱发为全局性的环境污染危机。
在统一的经济秩序下，人口越密集，经济越有利可图，作为20世纪高度繁荣的都市化进程，正是这一不合理需求的表现形式。而高度都市化导致了污染物的集中排放，加上对资源的浪费性消耗，又促成了废物的超量排放，这是环境污染激化的另一个原因。
环境污染的激化还导致资源的单向倾斜消费。自然界本身是一个庞大的整体，污染物的存在是早已有之的事实。只要对自然资源消费不过分地单一化，有限的污染完全可以凭借自然的运作去加以平衡，问题在于人类的消费高度单一化剥夺了自然力平衡的必需时间，从而构成了全局性的环境危机。
环境恶化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都不是好事。而文化的可调适性本身具有对付恶劣环境的能力，各民族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具有抑制不利作用的牵制能力。问题在于这样的调适从无序到有序得有一个过程。20世纪的超速发展和对资源超前消费，使不利因素的出现频率加大，从而加速了无序状态的延续时间，使各民族文化的调适难于形成定型的反馈，也使各民族之间的互动牵制力难以有序化，从而无法抑制环境污染因素的蔓延。
基于上述原因的并存，同时导致了同一的结果——全球范围的人类生存环境恶化。
针对环境恶化的症结，对待人类生存环境形势，如下一些认识应当逐步地建立起来：
第一，20世纪末，环境专家在评估污染危害时往往与短期的经济利益纠缠在一起，没有将短期的经济损失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加以严格的区分。举例说，人们在评估二氧化碳的超量排放时就有如下几种相互关联的结论：一是二氧化碳过量排放会造成温室效应，致使原先富饶的农业区会因为过热干旱而蒙受经济损失；二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加速两极冰雪的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从而造成足以代表人类高度繁荣的濒海城市彻底报废；三是温室效应会导致某些寒生物的生存危机，而这些生物具有经济价值或者具有生态价值，这些生物生存危机也会带来人类的经济损失；四是温室效应的出现将造成世界气候的震动，使很多原先有效的经济活动变得无利可图，甚至会造成直接的经济损失，等等。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评估的背后，短期的经济利益在起着潜在的关键性作用。
比如说温室效应导致一些原先的农业区干旱，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局部问题不是全局问题。因为在同样的太阳能补给下，全球的水蒸发量应当趋近于一个常数，总蒸发的水蒸气结成雨时，回落到地面也应当接近于一个常数，因而局部地区的干旱的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又会有多的雨量，使原先不能耕作的干旱地区重新变得可以利用。因而雨量的重新分配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一个局部问题而不是全局问题，从全局来看，得失是相抵的。
又比如海平面上升的问题，这虽然会使一些已经高度繁荣的大都会，使一些极为宝贵的工程设施被淹没掉，但是凭心而论，这被破坏掉的仅是人类构建的经济产物，而不是人类本身。人类完全有能力凭借经济活动重新加以构建，经济损失是短期的，人类修复损失的能力是长期的。这同样不能最终毁灭人类本身。
气候震动和气象的超常肯定会造成直接经济损失，但这并不足以造成全人类的创伤。得失相较，同样处于人类可以调适的范围之内。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对环境恶化的评估，必须将短期的经济损失、局部的毁损与人类长期的延续和全局性的威胁区分开来。关键的目标是要让污染的变动不至于太突然，以至于人类无法发挥文化的调适能力，也无法让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并存发挥有效的相互牵制力去缓解环境恶化的速度。
第二，环境污染诱发的后果具有多重性。对环境质量的评估如果停留在线性思维模式上，就必然限制人类思维的正常发挥，使人们无法看到因果的多重性，进而把环境的恶化看死，无法让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应对环境的变动。以上述的二氧化碳排放为例，目前学术界谈得最多的是二氧化碳排放过多导致的温室效应，而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对刺激植物生长的作用，却没有形成问题的热点。事实上，二氧化碳的浓度提高后肯定会加速植物的生长。地质学研究表明，地球表面二氧化碳的浓度曾经一度较高，但经过植物的光合作用后，二氧化碳的浓度也就相应降低了。这样的过程虽然需要较长的时间，但却具有稳定的可持续性。而植物的快速生长对人类来说是具有长远经济效益的。此外，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也会诱发目前尚不显著的化学反应，进而较多地消耗掉二氧化碳。总之，二氧化碳浓度的提高，不光作用于人类社会，同样作用于自然，以至于自然的正常运作全为之而出现相应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二氧化碳浓度的快速提高，这样的变动对人类来说同样得失参半，只有加以有效的扬长避短，环境的危机才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得出的结论那么恐怖。
第三，同样由于20世纪末对环境评估使用的是线性思维办法，所提出的对策也脱离不了线性思维的影响。这些线性思维的特征就在于片面地依赖于对污染物排放的硬性控制，而不在于诱导人类社会对此作出有效的调适，也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各民族文化多样化的交互制约力上去有效地调控“三废”的排放。鉴于此，我们有理由说，这种评估是一种被动的评估，提出的对策也是一种消极的对策。
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后，我们就可以按照非线性思维的模式去讨论人类文化多样化与各民族文化环境的关系。环境污染既然是族际关系多样化被忽视的必然产物，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对策就得从各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入手。
首先，应尽力维护全球范围内多元文化的并存，以缓解环境的恶化。在这一点上，对付环境恶化的对策与对付经济震动、资源危机的对策是同步的，只要解决资源消费的单一化，就能一举而三得。这从经济投入的效率上看，人类社会是可以承受的。比如说只要多渠道能源的获取能替代化石能源的消费，哪怕是部分地替代，化石能源的资源危机就可以得到局部的缓解，利用化石能源造成的污染也可以得到缓解，经济秩序单一化的弊端也可以得到解除。对付其他形式的环境危机在本质上与此相同，解决的思路也可以比照执行。
其次，环境污染对人类的威胁具有相同性，但造成污染的直接责任在不同民族间却是有区别的。因而在族际关系互动过程中，各民族的利益和损害是有差别的。“三废”的排放，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互动去形成有效的制约力，以放缓“三废”的排放，事实上在20世纪后期这种制约力已经有所表现。造成重大环境污染的民族和国家已经遭到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谴责，从而使“三废”的排放者和因事故污染肇事者受到应有的制裁。问题在于在统一经济秩序下，总是抑制这种制约力的形成，致使消除污染的效益并不显著，不能真正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举例说很多发达国家为了怕污染自己的环境，把那些高度污染的产业以资本输出、技术输出的方式移置到欠发达地区，又利用统一的经济秩序以低价吸收高污染企业的产品为自己赢得好处，这实质上是一种损人利己的做法。如果各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形成的制约力能够行之有效的话，完全能够抵制这一不合理的行为。遗憾的是统一的经济秩序在作怪，致使明知不合理，发展中民族也只好被迫接受。随着世界经济多极化的出现，这种损人利己的做法肯定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抵制，随着各民族文化多样化抵制力的凝聚，这种转移环境污染的短期行为肯定会被最终制止。
再次，人类社会的调控能力也不容低估。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集中与污染物排放的超量，致使自然力无力在短期内消耗这些废弃物，重新使环境清洁。但是当“三废”排放达到一定的限度后，原有的生产成本必然会提高，比如说水质污染必然使用水的企业要耗费一定的成本去提高水质才能正常生产，这样一来，产品的成本就会提高，原有的生产秩序就会被打乱，从而迫使当前的人们极力地支持保持水体资源的对策，即使是耗费经济的对策也在所不惜。因此环境污染导致成本的提高，会反过来促使企业为治理环境而努力。有效的对策就应是及时地将治理环境的经济代价有效地分散到现有企业的生产成本中，迫使造成污染的企业参与到治理的行业中来。通过社会的调控让当事人合理地负起责来，环境污染问题就可以获得有效的遏制。
最后，20世纪环境污染的症结还在于污染物排放的速度超过了必需的调控时间，致使各民族文化对于污染的反馈长期无法定型，因而加剧了环境的恶化。同时抑制恶化的定型反馈不能稳定，有效的对策就应当针锋相对，利用环境监测的结果针对污染物的排放施加压力，有效地压低不顾后果的经济膨胀。一方面降低了强污染企业的增长速度，为各民族文化的调适赢得可贵的时间，再一方面又直接减少了对环境的压力，同时还使自然力的自我复原能力有发挥作用的可能。只要这种监测和抑制合理，就能够收到多重性的环境治理实效。
总而言之，环境危机是经济秩序统一化的派生产物，核心问题是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并存的调适能力是否发挥实效，只要这种调适能力有效地发挥其效能，同时又为自然界的复位能力创造一定条件——不言而喻，创造这种条件同样得依赖文化的调适，只要能兑现这些做法，人类的生存环境绝不会像线性思维模式所预言的那样可怕，21世纪的环境对人类来说同样具有光明的一面。
我们认为要解决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必须明确责任，依赖人类自我节制，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具体的解决方案，必须明确以下三条指导原则。
第一，多种文化类型、多种文化样式的并存是解决生态危机的必要前提。维护现有各种文化的合理并存是医治生态危机的根本大计，因而某些民族为了其文化运作需要，使用代偿力企图改革其他民族的文化运作的做法必须加以制止。
第二，代偿移置往往是造成局部生态危机的根源，因而代偿移置的规模和代偿移置所推行的地区，必须进行严格的控制，应当保证代偿移置所涉及的民族拥有最大限度的发言权和最终的否决权，个别民族的需要必须通过民族间的协商解决，不允许强加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被损害的民族有权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正当的，是维护人类总体利益的正义举动，应当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
第三，工业类型文化是迄今为止人类社会最高文化类型，但是对其必须一分为二。在承认其对人类所做贡献的同时，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其对人类生态危机应承担的责任，其他类型文化的民族应当动员起来，有效地限制其规模。而工业类型文化民族也应当自我节制，不应当把其他民族的限制看作敌对行动。事实上，人类的创造拥有巨大的潜力，其他民族的限制，虽然造成了外部环境的不利，但是却有利于促使工业类型文化民族向更高的层次更新文化。把这种形式下的民族关系理解为敌对行动，是民族本位偏见在作祟，不应当使之合法化。只有按上述三大原则达成各民族之间的谅解和相互制约，生态危机才能最终地解决，全人类的永世其昌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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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来，经济的步伐所到之处，少数民族的原有文明迅速改变，人们不禁思考：由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进步”，难道必然要以原住民的文化原型的变迁或同化为代价么？在这一背景下，如何将经济的步伐和民族文化保护加以整合，即在开发生经济的同时使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延续，成为目前学术界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在开发中保护
民族传统文化是民族群体一致认同，经过世世代代传承、淘汰而得以保留，至今仍为本民族共同遵守的行为范式、价值体系、民间信仰和民族精神，是民族的灵魂。民族文化是民族旅游资源的源泉，若无民族文化，民族旅游资源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地旅游业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民族旅游开发中迅速脱贫，已开始认识到传统文化保护的必要性，但是由于认识还很不到位，许多旅游经营者还是把片面追求旅游规模、争取游客放在第一位，从而导致破坏性开发。例如，一些珍贵文物因过度开发而遭破坏，一些传统风俗也因被过度舞台化、艺术化而失去了原有韵味和风貌。少数民族地区一些传统文化十分脆弱，一旦遭到破坏或毁灭，就再也不可能重现。因此，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在开发民族旅游时，一定要重视对民族文化的保护。
2、在保护中开发
诚然，经济开发给民族文化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但我们决不能因此而放弃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坚决反对以“保护传统文化”为名来限制民族旅游业发展的行为。保护不是保守，更不是自我封闭和与世隔绝，因为这与社会经济发展主流相悖，与民族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也不相符。采用封闭式、隔离式的保护违背了少数民族人民追求富裕和现代化的美好愿望，其本质是阻止民族文化的进步。一个地区的民族文化是独特性、传承性、整体性的统一体。为了充分展现少数民族地区各民族的风土人情，应多挖掘一些优良的、高尚的、易于教化和传播的风俗。要想更好地传承和保护好民族文化，我们应当把能表现民族精神、民族特性、行为偏好的文化广泛传播和推广。因为少数民族文化价值是在开发、保护、传播及其与主流文化的相互撞击与交融的辩证过程中得到体现的，所以，对民族文化资源既要合理开发利用，又要充分保护。总之，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业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走“保护性开发”的道路。
二、关于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关系的思考
1、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
1.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是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共同需要。生物多样性是指地球上陆地、水域、海洋中所有的生物以及它们所拥有的遗传基因和它们所构成的系统之间的丰富度、多样化、变异性和复杂性的总称。文化多样性是与生物多样性相对而言的，笔者以为，文化多样性就是指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样化、异质化以及文化所依存的自然地理环境的复杂性。世界上可能并不存在完全未被侵扰的自然环境，就像世界上并不存在未被侵扰的原的文化一样，任何自然环境都承载着许多人类文明入侵的痕迹，而任何文化都打上了一定的自然环境的烙印。因为，任何一种文化都是在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中形成的，具有各自的地域特点。文化多样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正是后者为人类社会和特定的生存方式以及文化的建立提供了无数的物质材料。正如自然界的任何一种物种类型都有其生存的合理性一样，每个民族的文化也都有其生存的权利。其实，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有机的自成体系的环境系统，像生物一样有自己平衡发展和相互制约的机制。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在历史上是协同进化的统一体。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文化多样性保护在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的进程中应被视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2.可持续发展是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的共同追求。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国一直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可持续旅游实际上是可持续发展思想在旅游领域的应用。1995年，《可持续旅游发展》指出：“可持续旅游发展的实质，就是要求旅游与自然、文化和人类生存环境成为一个整体”。即旅游与自然、文化、环境相统一，以形成一种旅游业与经济、文化良性协同发展的模式。虽说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和文化变迁等问题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但旅游业的开发却强化了这些问题。旅游业的发展不仅造成民族地区环境的恶化，更使民族传统文化受到冲击，民众的价值观受到震荡，并使很多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最有吸引力的部分面临着衰退变迁的困境。
三、关于旅游开发和民族文化保护整合的思考
保护与开发是世界性的课题，至今没有完全成功的例子。但有效的方法，就是从的视角审视旅游活动和民族发展之间的关系。民族生存方式的本质是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民族文化是在自然界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的，两者相互依存，自然和文化交织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民族生存空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只能植根于本土环境，只能在体现民族氛围的地域中进行。保护民族的生存空间必须重视民族自然和文化环境的保护，保护自然环境的同时必须保护这个区域原住民的有形的、无形的文化，只有重视这一点，才可能维持一个民族长期完整的环境体系。
搞旅游开发，民族文化及其遗产的保护是第一位的。文化是旅游者的出发点和归结点，是旅游景观吸引力的渊薮，是旅游业的灵魂。旅游的基本吸引物既包括自然因素也包括文化因素，但通常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文化或倾向，或者是旅游者在旅游过程中没有明显的倾向变化情况。
要想处理好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民族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的关系，必须进行保护性开发。要想对民族文化进行有效保护，必须明确保护对象，并针对不同的民族文化采取不同的态度和措施。此外，还须正确分析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体系，使各主体的合力最大限度地推动民族文化和民族旅游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旅游与文化遗产保护并举―――PECC第二届国际旅游论坛综述.
电影《可可西里》海报 在“国家—民族”语境和关系层面上，“民族电影”特指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电影；而在“全球—国家”语境和关系层面上，“民族电影”则特指与外国电影相对的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电影。本文中的“民族电影”，是在前一层面上使用的，即特指具有少数民族文化特色的电影。近年来，我国的民族电影制片厂，主要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天山电影制片厂、云南民族电影制片厂、宁夏电影制片厂，已经通过转企改制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民族电影制片厂而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不仅要求其“真转实改”，而且要求国家和地方在相关的体制创新、机制转换上给其以切实的扶持。
一、深化民族电影制片厂
改革的意义由于我国民族电影制片厂历史积弊较多、体制惯性巨大、机制惰性严重，其姗姗来迟的转企改制不仅代价巨大而且前途难卜，正所谓“不转制是等死，转制是找死”。近年来，民族电影制片厂主要以小成本电影、艺术电影维持生存。一些民族电影即使在国际和国内电影节上大放异彩，也往往在市场上受到冷淡。在商业大片为王、企业巨头当道的当代电影产业，民族电影制片厂仅仅以自身的力量与国内外优势电影企业争夺市场或很快成为现代企业都是不太现实的。所以，我国并不能简单地将民族电影制片厂向市场一推了之，而是要以切实的扶持深化其改革。这样做的意义，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有利于保护多样性的民族文化
全球化绝不是全球文化的同质化，而是以文化多样性为前提的世界整体化发展进程。2005年10月第33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的《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中，文化多样性被定义为“各群体和社会借以表现其文化的多种不同形式”。“文化多样性不仅体现在人类文化遗产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化表现形式来表达、弘扬和传承的多种方式，也体现在借助各种方式和技术进行的艺术创造、生产、传播、销售和消费的多种方式。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http：//mcprc.gov.cn/xxfb/zcfg/flfg/200708/t20070803_42913.html）
就我国的少数民族而言，其现代化的后发性、输入性和被动性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其文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正不可避免地受到威胁，其文化的重构、文化价值的突变、文化主体的焦虑是必然的。这也是民族电影制片厂重点思考和反映的问题。民族电影制片厂特殊的文化身份，决定其先天具有保护多样性民族文化的社会功能。具体而言，民族电影制片厂根植于民族文化、积蓄于民族情感、出发于民族意识，因而能以多种形式反映民族的时代精神和价值取向，能深层次地挖掘民族艺术、知识、信仰、习俗、道德等内容，进而能起到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维护民族文化安全的作用。基于此，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和地方都应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扶持民族电影制片厂的发展、繁荣民族电影的创作。这对于整合、保护、传播、发展、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对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对于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有利于保护民族电影的原创力量
由于全球化、市场化和国外大片的冲击，以及由于电影管理体制、机制等原因，民族电影制片厂的原创力量日趋萎缩。尽管近年来的民族电影仍维持一定的产量，但拂去其泡沫的表层，就会发现其深处的巨大扭曲和苍白单调。例如，弘扬民族精神、传播民族文化、塑造民族形象的创作定位已经发生偏移，工业标准化、伪时尚化、伪个性化成为创作趋向，满足外界猎奇与想象、提供民族文化奇观或符号成为创作要旨，一部分创作者已放弃了精英立场，陷入了漠视现实与消费历史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一些商业化的民族电影，表面上华丽眩目或票房上佳，但由于民族现实关怀的缺失、民族历史认识的浅薄乃至悖谬，更由于迎合市场的潜在动机，其实质仅是对中国民族电影一次次饮鸩止渴般的拯救。
·博士论坛王光文：我国深化民族电影制片厂改革的意义与对策 为实现民族电影的良性发展，国家和地方应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保护、壮大民族电影制片厂的原创力量。只有这样，才能使其超越“为生存而为”的阶段，才能走出华丽影像和浅陋思想相伴的怪圈，才能到达自由探索、自主创造并提供更大价值的层次，进而建立以丰厚的民族文化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为核心的电影价值系统和美学语境。同时，民族电影制片厂自身也要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尊重艺术，重视人才，努力调动其积极性，特别是要培养、扶持青年创作者，为他们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条件。
3.有利于全方位、多层次地表现民族文化
文化是由表层的物质文化、中层的行为文化和深层的观念文化组成。物质文化包括可感知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人文景观等；行为文化包括生产生活方式及社会交往活动；观念文化包括意识形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等。民族电影以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但并不意味着每一部民族电影都能全方位、多层次地反映民族文化：有的电影可能只揭示到表层的民族文化，有的电影可能深入到了中层的民族文化，有的电影则能够全面反映民族文化。这主要取决于电影创作者对民族文化的认识程度和表达水平。
怒江源出于青藏边境唐古拉山南麓，斜惯自治区东部，入云南后，经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保山地区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出境入缅甸，在缅甸称萨尔温江。怒江流域面积有32.5万平方公里，在历史上就是诸多民族频繁迁徙流动的地区，共有傈僳、怒、独龙、彝、傣、白、纳西等22个民族栖息于此，该流域集中了非常丰富的民族文化习俗、语言和传统，原始宗教、道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六种宗教并存，历史积淀深厚，文化多样性突出。近年来，由于怒江主体民族僳僳族群众80％以上的人皈依了基督，怒族、独龙族、白族、彝族、拉祜族、佤族、傣族、藏族及其他少数民族基督信徒人数也逐年上升，民族特色文化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淡化、弱化、变异、消失的态势，再者，由于国际化、市场化发展步伐快速向少数民族地区迈进，人们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对自然的过度改造不可避免地衍生对多样性民族特色文化的侵袭、渗透、消解，从而也导致了各民族逐渐流失自身的本位文化，即使是原有先进的生态文化因子也一并面临逝去的危险，整个怒江流域特有的文化样式日渐式微，形势比较严峻。然而，我国幅员辽阔，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是我国各民族团结共处、共同发展的和谐因子，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体发展的文化景观，探索少数民族地区多元民族文化生态保护与发展模式是建设少数民族多元文化安全长廊、稳固和谐边疆地区极为积极有益的尝试。
在我国，民族文化指的是：“具有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的语言和文字；世代相传，流程完整，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或地区特色生产工艺及其制品；具有民族特征和地域特征的文学艺术表现形式；反映某一民族或区域风俗习惯的礼仪、节日和庆典活动、游艺活动、民族体育活动等民间习俗；集中反映某一民族或地区生产、生活特征的民居、服饰、器具、代表性建筑物、设施、标示及其他物品等；具有民族民间特色的代表性建筑物、设施、标识及特定的自然场所等等。”
根据实地田野调查和深入访谈，我们认为，肯定少数民族悠久历史的那些生态生存方式和生活经验，理解和分享少数民族先进、文明的价值观和习俗渊源，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以此推进我国的民族文化可持续保护与发展，这是切实可行的，而且也是必须的。首先，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和传承的主体是当地的各少数民族民众；其次，民族特色文化可持续发展的长效传承机制是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表征，它集中表现在他们的各种节庆仪式、居住样式、服饰等景观中；第三，各级各界人士及各少数民族自身对其优秀文化元素的温情和敬意是他们滋养文化自信心的精神食粮；第四，各级政府组织是扶持、辅助、引导各少数民族实现其文化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证。
一、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
——当地的少数民族民众
少数民族主体的自觉性和参与性是保护民族特色文化的根本基础。根据我们对怒江流域傈僳族、白族、普米族、彝族、傣族、景颇族、阿昌族、佤族的文化现状调查，我们认为，民族文化保护的主体首先应该是当地民众，其次才是政府各级各类组织的宏观调控、扶持和引导。仅仅依靠政府各级各类组织的“法律法规”进行民族文化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应该重视从民间和政府两个层面相结合来对少数民族特色文化实施保护。比如，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在举行节日庆典、招商引资、民族节日等活动的时候，曾规定各乡镇村少数民族群众必须衣着少数民族服装方可上街、赶集、观摩、参加节庆活动等，否则以罚款论处；政府各类组织和机构在一些少数民族村寨，先后专门建立了一些民族民间歌舞活动场所、祭祀活动场所，适时举行歌舞表演、民间贸易交流活动，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加入到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行列里来。以上措施和努力既体现了政府各级各类组织在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特色文化上的积极努力，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少数民族群众保护和传承了其特色文化，功不可没。然而这些保护措施和强硬规定却没有成为减缓民族特色文化弱化、消失最有效的方式。近年来，随着人们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对幸福指数经济指标的渴望导致的过度开发使得怒江流域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淡化、弱化、消失问题也越来越突出，有的少数民族聚居区除了族称外几乎已经找不到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踪迹，即使是本族群的民众，他们已经基本或完全不了解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表征性的文化特征也已消逝。根据调查，我们认为商业化开发、建设与民族文化保护并不矛盾。既要保护民族传统特色文化和其中的优秀元素，又要与时俱进地与国际文明成果接轨，如果仅仅依靠政府细化措施并监督实施、帮助少数民族群众组织经常性的文化活动来保护、传承、发展民族特色文化是远远不够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与传承的有效方式应该是政府各级组织的政策和制度保障与民间可持续传承、保护、发展理念相结合，如此才能在国际化、市场化的发展格局中进行民族文化的保护与有效传承。例如，云南某大学曾在怒江福贡县赤恒底傈僳族村寨设置“云南少数民族村寨跟踪调查与小康社会建设示范基地”，他们以傈僳族传统民居样式融合现代化设施与理念来建设基地房屋，该地区傈僳族群众慕名参观后，纷纷表示自己建房盖屋也要以基地的傈僳族传统民居样式建造，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民众在选择自己居住文化上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创造力的趋奉、热爱和尊敬，附和了他们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深层冀望和心理要求。所以，民族特色文化保护
转贴于论文联盟
的主体首先应该是族群民众，其次才是各种规章制度的保障。文化保护一要从精神层面确立、肯定其文化与时展相吻合的优秀部分，二要在制定文化保护和传承机制时首先与他们的切身利益和发展冀望相结合。少数民族民众在保护传承发展自己民族经济与文化的过程中重新感受、体验、认识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优秀部分及在族群发展中的进步意义和作用，从而确立族群文化自尊意识和自尊理念，与其他民族共同发展、共同进步。
二、民族特色文化村寨群
——可持续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的基础
文化表征是民族文化存续的根本保证。居住样式是民族特色文化最重要的外在表征，因此，民族特色文化村寨群是族群文化向心力的外在形式，是可持续传承、保护民族文化的基础和精神纽带，同时它还是少数民族地区保护和发扬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文化的基础。然而，少数民族村寨与主体民族——汉族村寨并无二致的建筑模式和发展思路既不利于少数民族文化自信心的确立和族群文化精神的期许，也不利于他们特色文化的保存、延留和由此而带来的经济发展潜力，它在某种程度上稀释、屏蔽了少数民族族群对自己民族形成、生存历史的肯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1世纪始，国家为改善怒江流域少数民族居住条件，提高少数民族生活质量，先后斥资实施消灭茅草房工程，代之以石棉瓦房、土砖房、混凝土楼房等房屋样式，在一定数量上取代了少数民族世代居住的茅草房、竹篦房、木楞房，确实达到了改善少数民族居住条件、提高少数民族生活水平、保护少数民族地区生态、消除少数民族地区居住安全隐患的作用。但是，安居工程伴随着的却是以牺牲其历史形成的特色文化场域为代价。此时期，该地区少数民族生产生活中蕴含着传统生态理念的竹、木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也相继被现代生活用品所取代。如，2003－2005年，贡山县政府为了改善当地少数民族的居住环境，实施了消灭茅草房、危房和美化庭院的温暖工程，为多民族乡丙中洛查腊怒族村每户怒族群众免费提供一定数量的水泥、石棉瓦，改造木质危房，消灭茅草房，查腊怒族村寨传统特征的居住样式开始改变，出现了石棉瓦水泥空心砖房，目前，怒族传统居住样式——木板石片房正逐渐被取代、否定，怒族村民开始积极努力建盖现代的水泥空心砖房；1990年后，特别是2000年后，当地怒族、傈僳族、独龙族、藏族村民传统竹、木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被现代生活用品所取代。然而，各少数民族在赶上和超过其他民族比如汉族这个历史相对悠久、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主体民族现有生活水平的跨越式发展中，更多地是以放弃和否定自己的民族文化为代价的，他们更多地认同汉族文化的发展速度和格局，努力追求与汉族一样的生活理想，除了居住样式外，民族特征鲜明的衣着服饰审美取向也逐渐趋同于汉族，如怒江流域一部分聚居或散居的傈僳族、怒族，部分彝族和阿昌族。而那些靠近县城、乡镇或与汉族杂居的少数民族，民族特色文化消失的情况更加显著，有的则仅仅保留着族称，其特色文化表征如居住样式、服饰、节庆仪式、歌舞等深蕴着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表征均与汉族完全一致，如兰坪县的白族居住样式过去趋同于傈僳族，多木楞房、石片房，现今基本与汉族村寨一致，大多是土墙瓦房、空心砖瓦房和少量水泥浇注的多层小楼房，既无大理白族特色风格的民居样式，也无与其他民族互融互渗形成的新的白族建筑区域样式；梁河县城的阿昌族居住样式、服饰审美已经和汉族完全一致，几乎所有民族文化表征都已消失，仅在离县城20公里之外的弄邱村，还保存了极少量的阿昌族传统居住样式的房屋及部分传统民族服饰和节日歌舞；福贡县上帕镇腊乌村和鹿马登乡赤恒底村傈僳族村寨、贡山县丙中洛乡查腊村怒族村寨、贡山独龙族乡孟登木村、熊当村独龙族村寨等，传统地域材质和样式的傈僳族、怒族、独龙族特色居住文化景观正受到现展理念的强烈冲击和挑战，民族服饰、节日歌舞消解、异化、消失的的情势比较显著，仅在偏远之地才可见到各族群特色文化景观的显著存在状貌，而且其特色的居住文化也因其贫困、落后的表征逐渐被否定、被消灭。
关于怒江流域少数民族居住等文化历史积淀，清代余庆远在《维西见闻录》中曾这样记载过怒族的居住、服饰情况：“覆竹为屋，编竹为桓。……人精为竹器，织红文麻布。”由此可知，怒族居住区在历史上曾为茂密的原始森林，竹木制品是他们历史上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明证，蕴含着他们早期的生态审美思想和理念，是他们传统文化得以延续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在怒江流域还有部分(有的地方甚至是众多)以竹木为主要建筑材料的竹蓖房、石板房存在，而它们正处于当地政府以消除贫困落后、安全隐患为发展蓝图的安居工程之列。
但是，值得我们充分注意的一个历史经验就是，一个民族，其文化的核心就是它的价值观。居住样式是一个民族文化价值观最具亲和力的外在表征之一，如果一个民族表征性的东西都已经不存，那么它的文化被彻底颠覆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了；况且，如果一个民族的发展总是以羡慕人家的文化为基础，对自己的文化缺乏了解、执着和敬爱，那么文化表征的消失随之而来的就是自身文化的流失。怒江流域有着最为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目前这些文化资源正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式微现实。在怒江峡谷，由于山高险峻，自然环境特殊，可居的平地不多，“千脚落地房”、“木垛房”(“木楞房”)、“木片房”居住理念和样式是怒族、傈僳族、独龙族等少数民族长期与大自然交相融汇的经验结晶，不仅熔铸了他们对自然的理解、依持和和解，而且承载了他们与自然协调的特质，熔铸了他们的智慧，既是他们长期与险恶的自然环境斗争的结果，也是他们生态文化语境的自然延伸和呈现。如傈僳族村寨的“千脚落地房”，建房选址时，房子主人考虑较多的是房屋能否躲避山洪和泥石流、要选用坚硬又耐腐性强论文联盟的树木、要以三角形的稳定性来考虑房屋的结构等问题，这种房屋最大的优点是空气流通、防潮避湿、冬暖夏凉。它不仅是傈僳族聪明才智的展现，而且是他们与天斗、与地斗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深蕴着他们的民族心理和民族自豪感，一味以现代化的全民一致的居住样式来启示、取代他们的特色民居样式，既不符合其独特的自然、气候等条件，又遮蔽、消融了他们的文化。这样做的结果，与否定他们的生存发展历史、否定他们长期与险恶自然环境斗争的智慧与创造力毫无二致，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文化自尊的丧失。
应该看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由于多元文化的存在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但是，民族传统文化所寄托的族群精神、族群情感的淡化与稀释，必然会带来民族个性的变异，它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民族特征的弱化和消失，还可能是族群价值观的盲目性变迁，最终不仅会使中国五彩缤纷的文化性征变为单一化，而且也会给族群发展带来难以预知的隐患。因此，从居住样式的多样性人手，逐步建立怒江少数民族特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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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传承保护区，与怒江“自然(生物)遗产基金库”的地域环境相协调，形成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多样性性征，辐射整个怒江流域是与世界接轨的理性选择。其方式和具体措施可从以下方面人手。第一，提炼少数民族各族群居住文化精神，注意肯定、保存少数民族特色居住文化景观；明确少数民族民众对族群居住文化样式选择的主体作用，启发、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建盖符合其族群历史文化样式的住宅；以坚固的现代化材料和理念取代少数民族传统的不利于人类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的建筑材料。第二，少数民族地区城市表达充分考虑少数民族地域和风俗习惯，与国际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径相结合，在州县乡镇一级的城市或城镇设立少数民族标志性雕塑及建筑物，通常以人口较多或较少的少数民族居住风格和有形特色文化形态为城市风貌和地方特色的主要标志。第三，少数民族乡村表达充分尊重少数民族居住理念的的原生态创造，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审美心理和文化传承中的先进理念，改革不适宜安全、卫生的居住格局部分，如在怒族聚居区建盖新房时可逐步考虑以复合竹木制品或仿木、仿竹材料代替空心砖、石棉瓦、混凝土的整体外观样式；对原有怒族居住样式进行模拟性外观保护；修缮、加固、改造现存的竹木制房屋，使之符合现代化发展对居住的要求，逐渐形成特色民族文化村寨群落。
因此，在怒江地区建设符合少数民族心理积淀、审美追求的居住文化样式，形成多元民族文化村寨群，能从客观上熏陶、影响、启发少数民族民众充分发挥民众的主体性作用，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油然而生敬意和爱意，带动该地区文化、经济、社会发展，增强族群自尊和文化自尊，自觉保护、传承、发展本族群文化，使该地区多样性民族文化保持旺盛的生机和活力，得到永续发展。
三、可持续传承民族文化保护的长效机制
——语言、服饰传统和民族歌舞
历史感和认同感是民族特色文化生存、延续的根本。
1.语言传统是民族内部彼此认同的核心内聚力
云南怒江流域各少数民族绝大部分有语言无文字，其历史文化只能口耳相传，民族语言在民族特色文化保护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族群文化认同和内聚力的基础。调查中我们发现，各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群众在现实生活中使用各自语言的情况各有不同，通常是靠近县城或者与汉族杂居、与汉族交往频繁的少数民族村寨，少数民族语言消失得较快，衣着服饰、节庆仪式等民族特色文化的表征也随附消失，而在偏僻一点的少数民族聚居村寨，本民族语言使用比较频繁，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表征就显得浓厚一些，如兰坪黄梅乡龙登村白族及白族支系勒墨人离县城有七十多公里，周围也都是白族村寨，虽然日常语言为地域特征的白族语言，但由于外出打工者较多，当地矿山外来人口也较多，白族与外界汉语交流的机会增多，因此，除50岁以上的女性还穿着已经融合了其他民族特色的白族服饰外，在日常生活中已经普遍不着传统白族服饰，节庆既不过或很少过白族传统节日、不着白族服饰，汉化进程加快；再如梁河的阿昌族村寨——弄邱，离县城二十公里，属较为偏辟的阿昌族村寨，日常生产生活语言大部分使用阿昌族语言，但男性村民汉语沟通和使用机会多于女性，男性大部分着汉族服饰，女性则大部分着阿昌族服饰；福贡离县城三十余公里的架科底乡俄科罗村傈僳族，其日常生产生活语言大部分使用傈僳语，民族服饰仅限于40岁以上女性衣着，年轻一代使用汉语者较多，服饰基本与汉族一致。承载民族文化的语言系统消失，民族文化消失的风险增大。
2.服饰传统是民族凝聚力的外在表现形式
少数民族女性是保护与传承民族服饰文化的生力军。女性是美的使者，从心理学上讲，女性更重视服饰的与众不同，她们总是以丰富多彩的服饰美化自己族群的视域，呈现出自己迥异于别人的特色，她们是天然的民族传统服饰文化的忠实守护者。在具有鲜明特色的民族服饰方面，女性不仅是民族服饰的制作者，她们还是服饰文化最主要的传承者，女性在本民族服饰的存续和传承方面表现出较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是使民族主体文化心理在服饰表征上深层积淀的积极继承者和创造者，原因有三。
一是对民族文化的热情和敬意。对本民族文化积淀的由衷喜爱和趋奉是少数民族女性自觉传承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有效方式，如，贡山县丙中洛乡查腊怒族自然村一社和二社共有村民353人，男性184人，女性169人(根据2010年1月“人口统计表”统计)。查腊自然村怒族女性传统服饰制作的时间以一年12个月365天计，怒族女性在家织布、织怒毯，制作怒族服饰的时间约60天，而且主要集中于8月和9月雨季和农闲时，8、9两个月织布、织怒毯、制作怒包、怒衣的女性平均每天约4人／次，占全村女性人数的7％。2005年以前，怒族女性制作怒族服饰绝大部分是自用，出售的很少，而且她们的男性亲属普遍对其制作怒族服饰持赞赏和支持的态度，这说明，女性群体对本民族文化的喜爱是自觉的，油然而生的，制作本民族服饰也是自愿的，没有或较少受外界压力的控制和经济因素的影响，而怒毯作为怒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对女性的吸引力更大，制作怒毯的机率最高。目前，由于旅游公司对怒毯的订购，怒族女性制作怒毯呈现出一半自用，一半出售的情形，怒毯的经济因素开始显现。
二是经济利益驱动和激发。增加经济收入、担当家庭重担是少数民族女性非自觉传承和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催产素。如，福贡县鹿马登乡赤恒底村是福贡县著名的傈僳族服装生产点，在赤恒底的9个自然村中，傈僳族服饰制作以出售、增加家庭经济收入为主，家庭织造出售的市场份额占70％，自用仅占30％，出售服装的材质为现代的棉线或毛绒线，成品产出速度比较快，传统傈僳族复杂的织布工艺和程序基本消失，会做傈僳族传统服装的女性以45岁以上的人居多，这些女性为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农闲时节大多手工织布、手工刺绣，机器制作民族服饰，虽然是以增加经济收入为目标，客观上某种程度地保护、传承了本民族千年形成的服饰文化特征。
三是民族审美心理积淀。亲和感、温情和敬意是少数民族女性追求民族服饰美和创造民族服饰美的心理内驱力。调查中发现，女性对自己的本民族服饰有一种天然的感情，油然而生美感，一是日常生产生活中女性比男子更多地、更频繁地衣着本民族服饰，如梁河弄邱一带阿昌族，日常生产生活中女性着阿昌族传统服饰的人数占90％以上，而男子却鲜有阿昌族服饰，但男性对女性衣着本民族服饰的赞赏度较高，很支持女性制作、穿着本民族服饰；二是女性总是不由自主地在农闲时制作本民族特色的服饰，即使是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购买现代衣料方便快捷的今天，傈僳族男女两性对麻布服饰依然情有独钟，偏远一点的山村女性更甚，她们更多地以衣着麻布服饰而自豪，从内心深处的热爱使得她们不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制作麻布服饰，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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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本民族文化。因此，少数民族族群主体共同的审美心理、价值判断是促使男女两性自觉维护、继承、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原动力，女性则是族群服饰审美冀望天然的忠实守护者。
3.民族歌舞是民族文化认同感和凝聚力的有效渠道
怒江流域各民族都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歌舞是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婚丧节庆、亲友聚会要歌舞自娱，甚至打官司也要用民歌对答、调解，这是构成少数民族传统特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民族历史，歌咏现代生活的族群文化的有机载体，是族群凝聚力的体现。但是由于怒江流域皈依基督的人数逐年递增，蔓延族群增多，少数民族特色歌舞在信徒中呈现为消失的情势，如怒江福贡上帕镇俄玛底傈僳村民小组，80％以上的村民信奉基督教，信教群体不仅不过傈僳族传统节日——阔时节，也不在任何场合唱跳本民族歌舞；贡山茶腊是一个典型的多种并存的怒族自然村，原始信仰和喇嘛信仰者常常自发自觉唱跳本民族歌舞，举行传统的有发展理念的婚礼和葬礼仪式，但基督信仰者则完全禁绝之。在怒江流域基督信仰较为普遍的地区，由于一些教会严禁信徒过本民族节日，唱跳本民族歌舞，有的甚至禁绝衣着民族服饰，所以一些族群村寨几乎完全不唱跳本民族传统歌舞，不过本民族传统节日，也鲜有衣着本民族服饰，即使有的村寨也过本民族传统节日，但方式却是基督化的，对基督教的虔敬使得他们消泯了对自己民族歌舞及优秀文化因子的热爱和肯定，致使民族特色文化已经在怒江主体民族——傈僳族族群中呈整体消解、消失状态，其他各族群的文化特色消泯，传统文化凝聚力减弱。
毋庸置疑，对本民族文化的充分肯定和热爱是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主体性传承的基础。所以，在怒江流域这个多民族、多种宗教、多元文化的地区肯定并弘扬各少数民族历史流传下来的原创优秀文化精神理念及表现形式是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传承、发展、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化的长效机制。具体措施一是提炼各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精神和积极因素，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设立一定比例的少数民族文化传习所来传承族群文化；二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完小设置一定学时的民族特色文化技能双语课程，教授各少数民族儿童部分传统生态技能；三是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乡镇村设置民族传统服饰、传统歌舞培训班，分批、分阶段、分层次培训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制作技术、传统歌舞表演，并在一定的时间进行民族服饰制作、设计、歌舞展演和比赛。
四、古老而先进的生态思想和先进理念
——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精神动力
少数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按照自己的生存语境创造了自己的文化，积淀了丰厚的生态思想，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文化内容和文化内涵。在各少数民族传统的节庆、祭祀仪式中不同程度蕴含着古老先进的生态思想和生态理念，这是各少数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所在。对自己民族古老生存历史文化的现代肯定是各少数民族提高民族自信心，维护共有文化根基的精神保证。在历史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特色文化消失加快比较严峻的现实情况下，少数民族古老生态思想和生态理念的张扬是特色民族文化保护、传承、发展的重要方式。它一方面充分肯定、赞扬了少数民族生存、发展的科学性、合理性、经验性文化，另一方面还增强了他们保护、捍卫自己特色民族文化的责任感、紧迫性和主动性，促使族群特色文化获得旺盛的生机和活力。
例如，过去，狩猎是怒江流域傈僳族、怒族、独龙族、普米族等早期居民的基本生存方式，因此他们天生依赖自然，敬畏自然，自然在他们朴素的世界观里有着神圣的地位。在怒江一带，打猎不仅是族群历史上一种维持生命的活动，而且也是传承民族生存技能、价值判断的一项体育竞技活动，然而，在今天打猎已经被完全禁止的时代，偷猎的现象仍然在少数民族群众中有着一定的市场。如在高黎贡山白花岭一带，一位老猎王曾说：“几百年来，我们祖祖辈辈都靠山吃山，哪个男人不上山打猎?如果打猎能把动物打绝，那几百年前早就打绝了，哪里还等得到你们来建保护区?”在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时间里，怒江两岸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茂密的森林养育了无数仅靠采集、狩猎为生的原住民，可是青山绿水却没有消失，虽然过度开发导致的环境和生态的变迁加剧了怒江森林动植物资源的压力，可是完全禁绝少数民族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精神，也是不明智的。例如，过去傈僳族猎手打猎时一般都供奉山神及猎神。山神主管山中动物及家中禽畜兴旺，而猎神则保佑猎人捕到动物。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全村人要集体到山房(类似山神庙)宰杀鸡或羊祭祀山神。出猎前需点三炷香杀牲供奉村子附近古树下或者岩石下的猎神，在场的人都要磕三个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年立秋后是围山的季节(又称开山的季节)，祭祀山神后就可狩猎，猎人在山上有规律地布置捕兽扣，第二天去查看，如果没捕到猎物，15天之后再去山房祭祀山神，第二次还没捕到猎物，这就昭示说山神发怒了，不宜狩猎，该年禁绝狩猎。如果开山第二天就捕到猎物，猎人就要把捕到的第一只猎物做上标记放归大自然，直到捕猎到那只做了标记的猎物才“封山”，这是山神提示：此次围山季到此结束。傈傈族的狩猎过程和习俗其实蕴含着他们古老的科学的生态思想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用现代科学方法来分析，其狩猎过程有其先进的科学性：如果间隔15天依然没有捕到猎物，说明该物种数量很少，只有当年不捕猎才有利于动物种群繁衍；在捕猎季节两次捕到同一只猎物，说明动物种群数量比较多，且成熟；立秋开山捕猎是动物的成熟季节，避开了动物繁殖生长的关键时期，有效保护了动物的生长。这种原生态的秘密是使其居住的青山绿水长盛不衰的秘诀。在现代社会，虽然各少数民族伴随狩猎而生的各种特殊的图腾崇拜仪式早已淡出他们的生活，但部分传统文化深厚的傈僳族人、怒族人、独龙族人至今仍把与本民族有关的动物或植物作为图腾来崇拜，在日常服饰、装饰物中还延留着他们原创文化的遗迹，故而该地区少数民族狩猎文化才会以“偷猎”的方式部分保留并被继承下来。
所以，可以从生态文化保护的角度，充分考虑少数民族的感情和生活习俗，制定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在对逐渐消失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进行及时有效保护的同时，利用古老的生态文化精神和理念激发该地区少数民族森林生态的保护意识和保护行为，合理利用和保护野生动物资源，自觉地阻止生态破坏行为，建设幸福家园。
设置一定的时间和区域，给予各少数民族传统狩猎文化一定的空间场和时间场，重塑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精神。在怒江州这个原始生态保留最充分、最完整、狩猎文化最为持久与浓厚的地区划出一定的狩猎区域，根据合适的季节，规定一定的时间限度，在生态保护的基础上进行狩猎活动，活动期间举行民间的民族体育竞技活动和猎物贸易活动，传承民族技能和精神文化。
设置一定的少数民族特色体育竞技场，适时进行传统生存工具和传统技能展演活动，合理保护、宣传、发展少论文联盟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优秀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