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中日韩三国开发利用东海渔业资源的现状分析
无论是中国、韩国还是日本，都在很早之前就将东海区作为了其传统的作业渔场，其开发利用渔业资源的方式主要是拖网、围网、刺网以及钓等。从总体上来看，与东海区比邻的中日韩三国对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利用时间都较长，并获取了大量鱼类资源，渔获量十分惊人。与其他两国相比，我国对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利用更多，其总体捕捞量占据了绝对优势，对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影响也是最大的。因此，在管理和养护方面，我国理当承担主要责任，要加大对东海区渔业资源的保护力度，并提高其管理水平。
2 东海区渔业资源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必要性分析
在国际社会中，解决海域自然资源的常用方法是共同开发与合作管理，这种方法已经被广泛应用在了实践中，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对于岛屿上尚没有明确的岛屿，在开发利用其资源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管理问题，而采取的方式大多是共同管理共同开发，对于存在管辖权争端的海域，可以先搁置或者是先确定，而对资源进行共同开发，共同利用，这两种处理方式在国际上都有典型的范例，比如对斯瓦尔巴群岛上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自上个世纪中后期以来，沿海各国都在扩大自己的海洋管辖权，并加大了对渔业资源的利用力度，全球性的渔业资源都在面临衰退。为了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国际社会对渔业资源加大了管理力度，很多沿海国家都在积极参与，并通过与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签订区域性协议，来实现对渔业资源的共同养护，对渔业资源进行区域性合作管理。建立区域性的渔业资源合作管理机制已经成为了国际渔业管理的主要发展趋势，到目前为止，各种类型的渔业管理机制都比较多了，比如民间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政府间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机制、双边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机制以及单边渔业资源^域合作管理机制等。
东海区集聚了强大的捕捞能力，长时间的过度捕捞使得渔业资源丧失了原生性的再生能力，进而导致东海区渔业资源在整体上呈现出了严重的衰退趋势。基本上所有的国家都一致认可，在上个世纪中后期，人们对东海区的渔业资源进行了过度捕捞，使得鱼类的体积倾向于小型化发展，鱼类的早熟现象也十分明显，经济鱼类的比例下降，渔获量降低，鱼类的营养降低，鱼类的质量也得不到保障。这些现象都表明，东海区的渔业资源正在逐步走向衰退。
在此种现状下，必须要强化对东海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降低其开发速度，加大共同利用东海渔业资源国家之间的联系力度，并让其都承担起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养护责任。东海区并不是完全开放的海域，其海区内的生物都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独立性，很多鱼类与外界的交流较少，其渔业资源量主要是由初级生产力决定的，外界海域不能对其进行适当补充。东海区海域状况决定了必须加大对其渔业资源的养护力度，周边国家和地区必须要加大合作力度，为鱼类洄游流动做好保障。此外，根据《公约》的63条、74进而123条等的规定，对于两个及其以上的沿海国专属经济区的种群，在对自然资源和生物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时必须要履行相应的义务，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做好资源的管理和养护工作。
3 东海区渔业资源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可行性分析
自1972年至今，中日两国为了协调好两国在东海区的渔业生产曾多次签订过《中日民间渔业协定》，以此来协调两国间的渔业纠纷。在1975年时两国就已经在东海区渔业资源养护方面达成了合作共识，并根据《公约》的相关要求来解决两国以后在东海区渔业资源开发利用中遇到的新问题。为了更好的的让中日两国享有在东海区渔业资源方面的权利和履行相关的义务，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渔业协定》，在此协定中，明确了规定了两国在暂定措施水域的作业方式以及船数、船型和功率，并设定了指导监督单位，对两国在东海区水域内的渔获进行统计。中日两国之间所签订的各种协定，为两国在东海区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提供了可能。
长期以来，中韩两国的渔民都一直在东海区从事渔业生产活动，并且会在彼此之间给予对方必要的救助和其他方面的照顾，双方基本上形成了友好的渔业生产关系。在两国建交之前，两国在东海区的渔业纠纷主要是由双方民间组织来协商解决的，建交之后，两国便签订了《中韩渔业协定》，对东海区两国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达成了协议。中韩两国在暂定措施水域两侧也设立了过渡水域，并规定在此区域内，应当设立联合委员会来解决其在渔业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在过渡水域中，双方应当主动减少渔获船只数量，并对两国在此水域中的渔获量进行监督检查。
日韩两国为了解决在东海区面临的渔业问题，更好的利用各自专属经济区内的渔业资源，也签订了《日韩渔业协定》，并承诺共同遵守《公约》中的相关内容。为了强化对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中日韩三国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加大了措施的执行力度。三国不仅在彼此之间签订了渔业协定，调整了各自国家内的渔业发展方针，健全了与渔业相关的法律法规，而且对渔船数量和功率都进行了指标控制，实施了系列零增长制度，对部分经济鱼类实行了专项保护。鉴于中日韩三国以往在东海区渔业资源管理和养护方面达成的共识，在经济发展新时期，让这三个国家在东海区渔业资源管理方面采取区域合作机制并对此海域的渔业资源进行共同养护是可行的，是具备执行基础的。再加上世界各国都在倡导可持续发展，生态发展，对于东海区渔业资源的衰退都比较忧心，都在呼吁区域合作，发挥各国的共同力量来对东海区的渔业资源进行养护和管理。
4 东海区渔业资源合作管理与共同养护策略分析
（1）合理控制捕捞量
在区域合作管理方针方面，从近期来看需要合理控制捕捞量，而捕捞量的确定需要中日韩三国共同协商，作业海域与船数等其他指标也需要根据东海区渔业资源实际情况进行定期修改。在之前三国渔业资源协定框架下，中日、中韩以及日韩在彼此之间的暂定措施水域中的具体管理措施需要双方共同协商，并借助两国间的渔业委员会进行或者是两国间的会谈进行。而渔船数量的确定，则需要综合考虑各国的渔业现状和东海区的渔业资源情况，避免出现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而对各国之间的渔业生产带来大的冲击。当中日韩三国在实践中都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之后，再让其来共同参与合作，结合东海区渔业资源的再生能力合理确定管理方式、捕捞方式以及捕捞力量。
（2）实施间接渔业管理措施
自上个世纪以来，中日韩三国就在东海区渔业资源管理方面做了许多规定，并在合作的基础上制定了统一的标准，形成了系列间接管理方案。其次，中日韩三国在国家内部也出台了许多有关渔业资源保护的办法，制定了捕捞许可制度，规定了最低可捕标准并限制了网目尺寸。这些间接措施的出台，能够进一步落实区域合作管理要求，对东海区的渔业资源进行共同养护。
（3）设立区域合作管理委员会和渔业科研合作机构
在东海渔业资源区域合作管理和共同养护中，需要设立专门的区域合作管理委员会和渔业科研合作机构，让其来具体负责制定中日韩三国的渔业政策和渔业科研合作机制。现如今，中日韩三国都在每年试行TAC制度方面达成了共识，设置专门的区域合作管理委员会来对各国的鱼种和渔获量进行具体配额，并制定其他管理措施，能够有效提升区域合作管理水平。为了完全发挥区域合作管理委员会的作用，还需要在此委员会内设立常设机构，让其负责日常工作为中日韩三国提供具体的渔业咨询服务并对三国的渔获量进行信息统计。渔业科研合作机构能够为渔业资源的调查、评估提供科学依据，定期监测、调查东海区的渔业资源具体状况，并配合区域合作管理委员会将各种管理措施落到实处，减少各种分歧问题的发生。
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已成为世界渔业发展的主题。我国是渔业生产大国，水产品年总产量自1990年以来持续居世界首位，2007年达到4747.5×104t。然而，我国渔业发展与渔业资源的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尽管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加强了捕捞渔船数量和主机功率控制，并相继实施了海洋捕捞产量“零增长”、“负增长”政策以及捕捞渔民转产转业措施，捕捞统计产量自1999年开始略有下降并保持基本稳定，但渔业资源的有限性和过大的捕捞能力之间的矛盾一直没有得到缓解，加上水域环境恶化的影响，渔业资源衰退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部分严重衰退的资源种类未能得到恢复，如大黄鱼、绿鳍马面鲀等。部分主要渔获物种类低龄化、小型化严重。
2006年国务院了《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明确了我国渔业资源养护的目标：到2010年，渔业资源衰退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过大的捕捞能力得到压减；到2020年，渔业资源衰退趋势得到基本遏制，捕捞能力和捕捞产量与渔业资源可承受能力大体相适应。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依靠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有效的管理制度，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现状如何，是否符合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实际需求？值得认真研究。
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体系主要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内容主要是捕捞许可制度以及禁渔区、禁渔期等技术管理措施，而同一时期世界渔业发达国家的渔业资源管理已发展到以总可捕量制度、配额制度等产出控制为主，产出控制、投入控制、技术管理措施综合运用的阶段。我国《渔业法》于2000年修改后明确规定了捕捞限额制度，至此在立法层面上才形成较为全面的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制度体系。因此，从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来看，我国明显落后于国际渔业管理的发展。
近些年来，我国在渔船削减和禁渔措施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渔船盲目增长的势头得到一定的遏制，渔业资源衰退有所缓解。但立法不完善和执行不全面，致使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基本立法和制度执行之间存在很大落差。实际上我国的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至今缺乏捕捞产出控制，仍主要依靠捕捞投入控制和技术管理措施。而在在捕捞投入控制和技术管理措施方面，渔具限制性管理和幼鱼保护措施未能得到有效执行。同时，捕捞准入制度的缺失导致捕捞许可实质上是开放式的许可，捕捞投入控制的效果受到影响；捕捞统计基本管理制度的缺失，使统计数据无法有效支撑管理决策和执法监督。因此，下一阶段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制建设，既需要加强现有制度的实施性立法，也要注重基础管理制度的完善，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严格执行。
在现有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下，我国缺乏有效的渔业资源分配制度。渔业资源属于公共资源，在资源利用权共享状态下，渔获物的私有性和资源利用权的共享性必然产生捕捞盲目竞争，最终导致捕捞能力超过资源承受能力。渔业资源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将共享性的捕捞权进行私权化分配，其作为一种消除捕捞竞争的有效手段，在国际上被广泛地引入渔业管理，包括捕捞投入配额（渔船、渔具、作业时间配额等）、渔获量配额，以及渔场专属性分配等。我国目前实行的捕捞渔船数量与主机功率指标控制制度，是一种对渔船投入要素的分配，但由于缺乏捕捞准入制度和渔具数量、规格限制，事实上并没有建立起完整的捕捞投入配额制度；渔获物配额制度则由于捕捞限额制度未能实施而缺乏；在渔场分配方面，我国实行了作业渔区核定制度，并限制跨海区界限或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管辖水域界限作业，但仍缺乏专属性、排他性的渔场分配制度。
根据前述分析和讨论，我国目前的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在立法和执行上都存在较大的缺陷，尚不能满足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实际需求，难以据此实现《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提出的长期养护目标。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的法律制度。
（1）严格执行现有的较为完整的法律制度，特别是渔具数量、规格的限制性管理以及有关幼鱼保护技术管理措施，必须加强执行，以充分发挥其管理效果，并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第三条渔业资源费的征收和使用，实行取之于渔，用之于渔的原则。
第四条市、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收购许可证的权限，征收渔业资源费。
第五条渔业资源费分为海洋渔业资源费和淡水渔业资源费。
第六条海洋渔业资源费的征收金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一）从事外海捕捞作业的渔船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1％计征。
（二）从事近海拖网作业的国营、集体渔船，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2％计征；个体渔船按3％计征。
（三）从事近海围网（含对网）、流网、钓作业的国营、集体渔船，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1％计征；个体渔船按2％计征。
（四）从事定置作业的渔船，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3％计征，其中集体渔船从事高稀网、海蜇涨网、疏目转网、板曾网等作业的按2％计征。
（五）对持有临时捕捞许可证的渔船，按同类型作业的征收标准加倍计征，但最高不得超过9％。
（六）教学单位的教学实习船根据上级主管机关批准的实习计划从事捕捞作业的，可以减半征收；实习计划外从事生产性捕捞的，按国营渔船同类型作业标准计征。
（七）科研单位的科研调查船根据有关部门批准的课题任务书、调查监测计划从事捕捞作业的，可以免征；课题或者计划外从事生产性捕捞的，按国营渔船同类型作业标准计征。
（八）按规定属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征收渔业资源费的，按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制订的收费标准计征。
凡从事不利于渔业资源保护的作业（包括国家限制发展和应当逐步淘汰的作业）的，其征收标准应当高于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3％，但最高不得超过9％。
教学、科研单位需要减征或者免征渔业资源费的，按发放捕捞许可证、收购许可证的权限审批。
第七条淡水渔业资源费的征收金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一）对从事钩子、丝网、扎网、抄网、扛网、虾笼、鳝笼、扒蚬（螺、蚌）等作业的船只或者个人，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2%至6％计征。
（二）对从事机拖蟹、机拖虾、珠网等作业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4%至8％计征。
（三）对从事机吸蚬（螺）、软硬簖等作业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6%至12％计征。
（四）在划定的增殖水域采捕增殖资源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5%15％计征；在重点增殖水域采捕增殖资源的，征收比例可以高于15％，但最高不得超过25％。
（五）在本市管辖的长江渔业水域从事流网、挑张网等作业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2%至3％计征。
凡从事不利于渔业资源保护的作业（包括国家限制发展和应当逐步淘汰的作业）的，其征收标准应当高于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15％，但最高不得超过20％。
非专业渔民从事季节性淡水捕捞作业的，应当按同类型作业征收标准的200%至300％计征。
第八条对多种捕捞方式兼作的海洋或者内陆水域渔船，按其产值较高的作业类型的征收标准，计征渔业资源费。
对海洋、长江水域捕捞兼作的渔船，分别按相应的作业类型的征收标准，计征渔业资源费。
第九条对专项采捕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的，属海洋的可以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3%至5％计征渔业资源费；属淡水的可以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5%至10％计征渔业资源费。
第十条因养殖和其他特殊需要采捕水生动植物苗种、亲体的，按不超过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15％的标准征收渔业资源费。其中从事鳗苗捕捞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5%至10％计征渔业资源费，从事蟹苗捕捞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3%至5％计征渔业资源费。
第十一条凡从事收购或者经营经济价值较高的水生动植物苗种、亲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其收购或者经营总金额的1．5%至2．5％计征渔业资源费。
收购经济价值较高的水生动植物苗种、亲体直接用于增殖、养殖的单位和个人，按其收购总金额的0．5%至1％计征渔业资源费。
第十二条依法经批准采捕珍稀水生动植物的，依照本办法第九条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渔业资源费。因科研活动的需要依据有关规定经批准采捕珍稀水生动植物的除外。
第十三条经本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许可在本市管辖水域作业的外省（市）渔船和个人，从事海洋捕捞的按本市同类型作业的标准计征渔业资源费；从事淡水捕捞的可以高于本市同类型作业的标准计征渔业资源费，但最高不得超过其年总产值的25％。
第十四条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如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向发放捕捞许可证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减征或者免征渔业资源费。
第十五条渔业资源费的具体收费标准，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发证权限，依照本办法第六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确定，并报同级物价部门核定和上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六条本市凡利用江、河、湖泊、河沟等自然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按当地平均亩产值的0．5%至1％计征养殖保护管理费。
精养鱼塘、园沟、宅河的养殖保护管理费征收与否由各县（区）人民政府自定。凡征收养殖保护管理费的，每年每亩收费不得超过1元。
第十七条市、县（区）两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按照职权范围在核发捕捞许可证、收购许可证、养殖使用证的同时征收渔业资源费及养殖保护管理费，在有关证书上记录缴款金额、加盖印章并出具收款收据。
已持有捕捞许可证、养殖使用证的单位和个人，在办理年度审证时缴纳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
在规定日期内不缴纳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的单位和个人，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补缴，并按日加收0．5％的滞纳金。
第十八条渔业资源费列入当年生产成本。
第十九条渔业资源费实行按比例留成和上缴部分统筹使用的办法：
（一）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征收的海洋渔业资源费，10％上缴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90％留用。
（二）各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征收的海洋、淡水渔业资源费，10％上缴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90％留用。
（三）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委托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捕捞许可证所的渔业资源费，80％上缴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20％由机构留用，其中的鳗苗渔业资源费，20％上缴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80％由机构留用。
前款规定应当上缴的渔业资源费，征收单位应当按季度上缴，不得截留坐支。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所征收的养殖保护管理费，全部留用。
第二十条渔业资源费用于渔业资源增殖保护的使用范围是：
（一）购置增殖放流用的苗种和培育苗种所需的配套设施，修建近海和内陆水域的增殖设施。
（二）为增殖保护渔业资源的科学研究提供经费补助，以及为渔业资源监测和渔业水域环境监测提供经费补助。
（三）购置、更新与渔业资源增殖保护有关的渔政公务车、船，改善渔政管理设施。
（四）为保护渔业资源、渔场环境和维护渔业生产秩序提供经费补助。
（五）为保护特定渔业资源品种，借给生产单位用于转业或者转产的生产周转金（不得作为生活补助和流动资金）。
依据本办法所征收的养殖保护管理费，全部用于维护渔业生产秩序的经费补助。
第二十一条渔业资源费用于资源增殖的开支原则上应当高于用于保护管理的开支。
本市渔业资源费用于资源增殖和保护管理的比例为：资源增殖不得低于50％，保护管理不得高于50％，其中对采捕、收购、利用鳗苗所征收的渔业资源费，资源增殖不得低于40％，保护管理不得高于60％。
第二十二条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
市、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征收的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应当交同级财政在银行开设专户储存，按规定用途专款专用。
市、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使用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应当在年初编制收支计划、在年终编制决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并报上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收支计划和决算报表使用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订的格式。
第二十三条本市的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自**年度起征收。
第二十四条市、县（区）财政、物价、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征收使用的监督检查。对挪用、浪费资金的行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查处。
第二十五条本市各县（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办法和当地实际情况，制订具体的补充条文，不另订实施细则。
第三条渔业资源费的征收和使用，实行取之于渔，用之于渔的原则。
第四条市、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依照批准发放捕捞许可证、收购许可证的权限，征收渔业资源费。
第五条渔业资源费分为海洋渔业资源费和淡水渔业资源费。
第六条海洋渔业资源费的征收金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一)从事外海捕捞作业的渔船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1％计征。
(二)从事近海拖网作业的国营、集体渔船，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2％计征；个体渔船按3％计征。
(三)从事近海围网(含对网)、流网、钓作业的国营、集体渔船，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1％计征；个体渔船按2％计征。
(四)从事定置作业的渔船，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3％计征，其中集体渔船从事高稀网、海蜇涨网、疏目转网、板曾网等作业的按2％计征。
(五)对持有临时捕捞许可证的渔船，按同类型作业的征收标准加倍计征，但最高不得超过9％。
(六)教学单位的教学实习船根据上级主管机关批准的实习计划从事捕捞作业的，可以减半征收；实习计划外从事生产性捕捞的，按国营渔船同类型作业标准计征。
(七)科研单位的科研调查船根据有关部门批准的课题任务书、调查监测计划从事捕捞作业的，可以免征；课题或者计划外从事生产性捕捞的，按国营渔船同类型作业标准计征。
(八)按规定属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征收渔业资源费的，按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制订的收费标准计征。
凡从事不利于渔业资源保护的作业(包括国家限制发展和应当逐步淘汰的作业)的，其征收标准应当高于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3％，但最高不得超过9％。
教学、科研单位需要减征或者免征渔业资源费的，按发放捕捞许可证、收购许可证的权限审批。
第七条淡水渔业资源费的征收金额按以下方式确定：
(一)对从事钩子、丝网、扎网、抄网、扛网、虾笼、鳝笼、扒蚬(螺、蚌)等作业的船只或者个人，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2%至6％计征。
(二)对从事机拖蟹、机拖虾、珠网等作业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4%至8％计征。
(三)对从事机吸蚬(螺)、软硬簖等作业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6%至12％计征。
(四)在划定的增殖水域采捕增殖资源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5%15％计征；在重点增殖水域采捕增殖资源的，征收比例可以高于15％，但最高不得超过25％。
(五)在本市管辖的长江渔业水域从事流网、挑张网等作业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2%至3％计征。
凡从事不利于渔业资源保护的作业(包括国家限制发展和应当逐步淘汰的作业)的，其征收标准应当高于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15％，但最高不得超过20％。
非专业渔民从事季节性淡水捕捞作业的，应当按同类型作业征收标准的200%至300％计征。
第八条对多种捕捞方式兼作的海洋或者内陆水域渔船，按其产值较高的作业类型的征收标准，计征渔业资源费。
对海洋、长江水域捕捞兼作的渔船，分别按相应的作业类型的征收标准，计征渔业资源费。
第九条对专项采捕经济价值较高的渔业资源品种的，属海洋的可以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3%至5％计征渔业资源费；属淡水的可以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5%至10％计征渔业资源费。
第十条因养殖和其他特殊需要采捕水生动植物苗种、亲体的，按不超过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15％的标准征收渔业资源费。其中从事鳗苗捕捞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5%至10％计征渔业资源费，从事蟹苗捕捞的按前3年平均年总产值的3%至5％计征渔业资源费。
第十一条凡从事收购或者经营经济价值较高的水生动植物苗种、亲体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其收购或者经营总金额的1．5%至2．5％计征渔业资源费。
收购经济价值较高的水生动植物苗种、亲体直接用于增殖、养殖的单位和个人，按其收购总金额的0．5%至1％计征渔业资源费。
第十二条依法经批准采捕珍稀水生动植物的，依照本办法第九条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渔业资源费。因科研活动的需要依据有关规定经批准采捕珍稀水生动植物的除外。
第十三条经本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许可在本市管辖水域作业的外省(市)渔船和个人，从事海洋捕捞的按本市同类型作业的标准计征渔业资源费；从事淡水捕捞的可以高于本市同类型作业的标准计征渔业资源费，但最高不得超过其年总产值的25％。
第十四条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如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造成重大损失的，可以向发放捕捞许可证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申请减征或者免征渔业资源费。
第十五条渔业资源费的具体收费标准，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根据发证权限，依照本办法第六条至第十三条的规定确定，并报同级物价部门核定和上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六条本市凡利用江、河、湖泊、河沟等自然水域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按当地平均亩产值的0．5%至1％计征养殖保护管理费。
精养鱼塘、园沟、宅河的养殖保护管理费征收与否由各县(区)人民政府自定。凡征收养殖保护管理费的，每年每亩收费不得超过1元。
第十七条市、县(区)两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按照职权范围在核发捕捞许可证、收购许可证、养殖使用证的同时征收渔业资源费及养殖保护管理费，在有关证书上记录缴款金额、加盖印章并出具收款收据。
已持有捕捞许可证、养殖使用证的单位和个人，在办理年度审证时缴纳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
在规定日期内不缴纳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的单位和个人，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责令其限期补缴，并按日加收0．5％的滞纳金。
第十八条渔业资源费列入当年生产成本。
第十九条渔业资源费实行按比例留成和上缴部分统筹使用的办法：
(一)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征收的海洋渔业资源费，10％上缴海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90％留用。
(二)各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征收的海洋、淡水渔业资源费，10％上缴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90％留用。
(三)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委托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捕捞许可证所的渔业资源费，80％上缴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20％由机构留用，其中的鳗苗渔业资源费，20％上缴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80％由机构留用。
前款规定应当上缴的渔业资源费，征收单位应当按季度上缴，不得截留坐支。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所征收的养殖保护管理费，全部留用。
第二十条渔业资源费用于渔业资源增殖保护的使用范围是：
(一)购置增殖放流用的苗种和培育苗种所需的配套设施，修建近海和内陆水域的增殖设施。
(二)为增殖保护渔业资源的科学研究提供经费补助，以及为渔业资源监测和渔业水域环境监测提供经费补助。
(三)购置、更新与渔业资源增殖保护有关的渔政公务车、船，改善渔政管理设施。
(四)为保护渔业资源、渔场环境和维护渔业生产秩序提供经费补助。
(五)为保护特定渔业资源品种，借给生产单位用于转业或者转产的生产周转金(不得作为生活补助和流动资金)。
依据本办法所征收的养殖保护管理费，全部用于维护渔业生产秩序的经费补助。
第二十一条渔业资源费用于资源增殖的开支原则上应当高于用于保护管理的开支。
本市渔业资源费用于资源增殖和保护管理的比例为：资源增殖不得低于50％，保护管理不得高于50％，其中对采捕、收购、利用鳗苗所征收的渔业资源费，资源增殖不得低于40％，保护管理不得高于60％。
第二十二条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按预算外资金管理。
市、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征收的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应当交同级财政在银行开设专户储存，按规定用途专款专用。
市、县(区)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使用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应当在年初编制收支计划、在年终编制决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并报上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备案。
收支计划和决算报表使用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制订的格式。
第二十三条本市的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自1989年度起征收。
第二十四条市、县(区)财政、物价、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渔业资源费、养殖保护管理费征收使用的监督检查。对挪用、浪费资金的行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查处。
2.江苏省高宝邵伯湖渔业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江苏扬州225000）
作者简介：杨显祥（1980-），男，硕士，高级工程师，从事水产养殖技术示范推广与渔业管理。E-mail：274910909@qq.com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5.07.021
摘要：概述了扬州湖区渔业的现状，重点阐述了湖区渔业在养殖规模、养殖品种与模式、放流与捕捞、渔业资源保护等方面的特点，分析了湖区渔业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加强湖区渔业管理的建议与措施。
关键词 ：湖区；渔业；现状；问题；措施
环境资源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太湖蓝藻爆发”事件给江苏经济发展敲响了警钟，重视湖区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已成为各地党委政府关注的重要课题。扬州市地处江淮交汇、调水源头，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东部，域内河网密布，湖荡众多，水域资源丰富，水域滩涂面积达15.3万hm2，拥有全省第三大湖泊——高邮湖，还有宝应湖、邵伯湖、白马湖、射阳湖、广洋湖等，湖荡滩涂面积超过5.3万hm2，其中可开发湖荡超过2万hm2，湖区渔业生产是扬州市渔业发展的重要基地。截止到2014年底，全市湖区共有渔业生产户3099户，8558人，其中养殖户1914户，6138人，捕捞户1185户，2420人。拥有捕捞渔船1294艘，实现渔业产量42667t，其中捕捞产量9680t，养殖产量32987t。上个世纪80年代以前，扬州市湖区的渔业生产以捕捞为主；80年代以后，渔业生产方式从单一捕捞逐渐转变为养殖生产与捕捞相结合的方式。由于大肆圈湖运动的开展，盲目扩大养殖生产，湖区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湖区渔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如何调和渔业生产与保护湖区生态环境、养护野生渔业资源的矛盾是湖区渔业生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课题。
1全市湖区渔业特点
1.1湖区养殖规模逐步缩减
）湖区大规模网围养殖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渔民不顾自然条件状况，一哄而上，盲目投入，“圈湖”运动大肆开展，养殖规模迅速扩大，到2009年湖区养殖面积达17844hm2，养殖产量达3.99万t。2007年“太湖蓝藻爆发”事件后，地方政府高度重视湖区的科学发展，大力推进水域滩涂养殖证制度的实施，科学评估湖区的生态环境承载力，总体规划湖区的渔业生产，逐步减少湖区的养殖规模，退渔还湖，“十二五”期间全市湖区养殖面积逐步减少，到2014年全市湖区养殖面积为15069hm2，比2010年减少15.8%；实现养殖产量3.30万t，比2010年减少8.48%，湖区的养殖生产从无序逐步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
1.2养殖品种模式更富多样
从80年代初开始大规模发展围网养蟹业，养殖模式单一，尤其在高邮湖、邵伯湖等过水性湖泊，投入少，效益低，基本是望天收，靠运气吃饭，渔民不敢尝试，加之前几年外源性污染的影响，导致渔民养殖经济效益不断滑坡，养殖户亏损严重。近年来，根据湖区自身特点，政府与渔业主管部门每年都组织渔民进行技术培训，引导围网养殖结构调整，在不同区域进行种草投螺、轮养轮休、稀放养蟹、网箱养鱼、围网养鳖以及套养青虾、鳜鱼、花鲢、罗氏沼虾等新技术的示范和推广，湖区养殖效益有了很大的提升，效益可达7500～15000元/hm2。另外，高邮湖区大量推广抗风浪浮式网围养殖设施，目前推广面积达0.57万hm2，该设施可以降低湖区水位变化带来的养殖风险，而且成本低，便于管理，免去了渔民不敢投入的后顾之忧。
1.3强化放流与捕捞相结合
湖区渔业由于长期过度捕捞，野生渔业资源大量减少，并且难以恢复。为了维持湖区渔业的可持续发展，全市湖区通过渔业资源增殖放流与控制捕捞强度来养护湖区的渔业资源。根据湖区的资源现状与生产特点，一年多次在不同地点进行渔业资源的放流，放流品种包括中华绒螯蟹、鲢鱼、鳙鱼、鳜鱼、细鳞斜颌鲴、翘嘴红鮊、中华鳖等品种，且放流多在禁渔期内进行。“十二五”期间湖区共放流中华绒螯蟹幼蟹4.7亿只，鱼类4306万尾，湖区渔业资源有所恢复，截止到2014年底捕捞产量达9680t，比2010年增长44.3%。通过开展渔业资源增殖放流，改善湖区水域生态环境，恢复渔业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探索出了一条湖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途经。
1.4强化渔业资源保护
一是严格执行湖区禁渔期制度。从每年的1月1日至5月31日为扬州市高邮湖、宝应湖、邵伯湖等湖区的禁渔期，非经许可禁止入湖从事水生动植物捕捞。另外，6月1日0时至8月9日24时为梅鲚禁渔期，禁止兜网、摊网捕捞；6月11日0时至8月9日24时为银鱼禁渔期，禁止捕捞。白马湖自3月1日至6月1日实施封湖禁渔，禁止一切捕捞活动。通过开展湖区鱼类繁殖期与生长期禁渔行动，增殖湖区的野生渔业资源。二是设立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为保护湖泊鱼类种质资源，全市湖区共设立了5个部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分别是高邮湖大银鱼湖鲚部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邵伯湖部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宝应湖部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射阳湖部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和高邮湖河蚬秀丽白虾部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区面积达11900hm2，保护品种涵盖大银鱼、湖鲚、环棱螺、三角帆蚌、黄蚬、秀丽白虾、日本沼虾、鲤、鲫、长春鳊、红鳍鲌、翘嘴鲌、鳜、黄颡鱼、三角帆蚌、河蚬、褶纹冠蚌、无齿蚌、丽蚌、沙塘鳢、乌鳢、青虾、黄鳝、泥鳅等20多品种，通过建设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养护天然的水产种质资源，奠定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2面临的问题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虽然扬州市湖区渔业逐渐从以前盲目扩大的生产方式转变到科学发展的思想认识上来，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2.1湖区渔业负载量依然偏大
首先，虽然湖区实施水域滩涂养殖证制度，对符合养殖功能规划的养殖区发放了养殖证，湖区养殖规模有所控制，但超出养殖规划区仍在进行养殖区域的还有不少，甚至影响泄洪通道；其次，由于淮河入江水道的变化，上游水体不再流经宝应湖，宝应湖变成了一个“死湖”，水体交换少，水位变化不大，但养殖利用过大，养殖占有率超过60%以上；再次，在经济效益的驱使下，广洋湖、射阳湖开发利用过大，整个广洋湖基本都开发成了池塘，射阳湖未开发水体也所剩不多，原有的湖泊湿地功能大大丧失。
2.2湖区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一是扬州市高邮湖、邵伯湖是淮河入江水道的组成部分，为过水性湖泊，由于淮河上游存在污染，使得位于下游的高邮湖、邵伯湖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此外，近几年沿湖地方的工业发展和湖区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也是造成湖区富营养化的原因之一。其次是湖区过度的开发利用，尤其大规模地进行网围养殖，未被利用的残饵、粪便和投入使用的渔药进入湖区水体，对水体也有一定的影响。三是扬州市湖泊多为综合性湖泊，具有农田排涝、灌溉之功能。近年来随着农田、荷藕田化肥用量、农药用量加大，通过地表径流或用过的水被排放到湖区，形成局部污染，造成死鱼、死蟹事故屡有发生。四是受经济效益的刺激，部分渔民在湖区偷播芡实，造成芡实在湖区大范围地扩张，采摘后茎叶腐烂严重影响湖区水质。
2.3自然灾害影响渔民投入的积极性
扬州市高邮湖、邵伯湖均为过水性湖泊，洪涝、干旱、污染、台风等灾害都会严重影响到水产养殖。湖区养殖渔民担心生产投入血本无归，投入的积极性不高，平均效益大部分停留在3000元/hm2以下。
2.4违法捕鱼现象依然存在
近年来随着湖区放流力度加大，湖区渔业有所恢复。但部分不法渔民在禁渔期、禁渔区偷捕，甚至在湖区进行电捕鱼等不法行为，严重影响了渔业资源的恢复。
3加强湖区渔业管理的建议与措施
3.1严格落实水域滩涂功能规划，积极推进“退渔还湖”
实施湖区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根据《扬州市水域滩涂养殖功能规划》和《白马湖（扬州）水域养殖功能规划（2011-2020年）》要求，调整湖区生产和管理思路及政策，科学合理地落实湖区养殖布局与规模，因势而渔，保障湖区良好的生态环境与渔业的可持续发展。一是继续压缩湖区网围规模。根据《规划》的要求，要适当压缩湖区围网养殖面积，减少对湖区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利用，不宜从事水产养殖的区域坚决放弃，改为自然捕捞水域，使湖区自然资源得以逐步恢复。尤其在有污染的区域，划定弃养区域，恢复自然状态，提高水体的自净能力，减轻污染。二是逐步引导“围湖造塘”湖区的恢复。湖区作为湿地的一种，对生态环境维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白马湖（扬州）、宝应湖和广洋湖、射阳湖池塘等要进行部分湖区恢复，休养生息，促进湖区自净等生态功能的恢复。
3.2加强政策与财政扶持，完善湖区生产退出机制
一是省级渔业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加大对规划外区域网围等养殖设施拆除的财政扶持，对“退渔还湖”渔民的社会保障的扶持，维持退渔渔民的生计，推进“退渔还湖”的力度；二是要动员养殖面积小、技术差、年年亏的渔民尽快退出养殖，根据《江苏省国有渔业水域养殖权流转办法》，将水面向大户能人流转，逐步推进规模经营；三是积极动员渔民转产。积极组织和引导渔民外出务工搞创收，或者转产从事水上运输，也可动员渔民发挥得天独厚的湖区自然优势开展服务、餐饮等第三产业。
3.3大力推广生态养殖，逐步恢复湖区的生态环境
一是推广多品种套养模式，实行鱼蟹、鱼虾蟹、鱼鳖等多品种混套养模式，网围套养鳜鱼以及围网区里按5％的比例套养小网箱；二是重点大力推广轮养轮休养殖方式，动员养殖户每年拿出1/3～1/2的围网养殖面积进行休养，用人工方法恢复水草、螺蚬等资源，第二年再轮换养殖；三是鼓励网围发展鲢鳙鱼养殖，以生物的方法净化湖区水质，充分发挥水生动植物对水体的净化作用，做到“以渔养水”。
3.4加强渔政执法，养护湖区渔业资源
一是加强渔政执法与巡逻检查，积极打击“电毒炸”等违法捕鱼行为，保护湖区的渔业资源；二是继续推行湖区禁渔期的制度，严厉打击休渔期内的偷捕行为，保障湖区水生动物的繁育与生长，促进湖区渔业资源的恢复；三是严厉打击湖区人工播撒芡实行为，清剿湖区过度生长的芡实，同时对湖区野生芡实采取依法申请采摘的方式，打断播收芡实的经济效益链，维持湖区的生态平衡。
3.5推进放捕结合生产方式，保障湖区渔业可持续发展
一是加大湖区放流力度，及时对湖区生物多样性进行调查，掌握湖区水生动物产量的动态变化，合理确定放流品种与搭配，做到放流与增殖的科学化；二是适当控制捕捞规模，要严格控制湖区捕捞渔船的数量，对“三无”渔船或有过违法行为的渔船坚决予以取缔，保证放流与捕捞的动态平衡。
[中图分类号] P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623（2016）02-0019-04
[基金项目] 教育部2014年人文社科研究青年基金（14YJC820072）“我国专属经济区渔业资源养护的法律问题研究”；中国博士后基金面上项目（2014M56214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630043）。
[作者简介] 张艾妮（1979 ― ），女，湖北武汉人，广东海洋大学法学院讲师，英国南安普顿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海洋法；李飞星（1970 ― ），女，湖南娄底人，中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流动站博士后，广东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全球价值链、网络能力、农业经济管理。
南海海域是世界上渔业产量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属于典型的多鱼种兼捕渔业。然而近年来，南海渔业资源逐渐耗竭，可捕捞到有经济价值的鱼种也越来越少。纵观人类对渔业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过程，一般都经历“开发不足、加速增长、过度开发和资源管理”4个阶段，而在南海地区，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开发利用很难顺利进行到第四个阶段。
南海的渔业资源对于周边国家而言是重要的食物来源之一，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能否保持可持续性，如何在养护与生产之间保持平衡意义重大，同时愈演愈烈的渔业纠纷也需要有妥善解决的平台和机制，这些都决定了南海周边国家存在多边合作的现实需要。
一、南海渔业多边合作的必要性
（一）南海海洋渔业资源日渐衰竭
南海海域本是天然的大渔场，然而近年来周边国家认识到海洋经济的重要性，且均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发展海洋渔业捕捞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便纷纷把目光集中到南海海域渔业资源开发上来，还对本国渔民采取特殊扶持政策，鼓励其渔船进入南海作业过度捕捞，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南海周边国家的渔业捕捞量整体呈上升趋势。虽然渔业资源有再生性，但南海为半闭海，受外界海洋环境因素影响不大，该海域的渔业资源活动范围集中，再生能力有限，缺乏外来补充能力，依赖水域环境。一旦捕捞能力超过资源承受能力，南海近海海洋生态环境便被严重破坏，渔业资源明显衰退。
（二）鱼类洄游性和海洋环境的整体性使得单边治理效果有限
海洋生物区别于其它生物资源的最大特征便是具有洄游性或游动性，虽然人类将海洋分为领海、专属经济区等不同区域，适用不同的法则，但海洋确是一个相互连通的整体，这些人为的边界是无法挡住鱼类游动的。同时，游动的鱼不属于任何人，谁捕到它，鱼的财产权便归谁。海洋环境是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渔业资源与其生存、发展所需要的环境因素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某一海域的污染会影响其它水域，海洋环境的破坏直接会造成渔业资源的衰退。
海洋生物资源的公共性、整体性、洄游性和脆弱性等特点，决定了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管理不可能通过个别国家的努力来实现。对该资源的保护必须首先站在全人类立场上确保行动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尽管这种构想在实行中具有种种困难。而不应在不断扩大国家管辖权力的前提下去寻求国际合作，南海一个个周边国家的渔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简单相加，绝不能得出整个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更何况一些南海周边国家必然会首先从本国的发展战略出发，将南海视为“公共池塘”，将其海洋渔业资源视为先到先得的战利品，偏离养护渔业资源的根本目的而将渔业政策变成实现各自国家利益的工具，注重南海渔业资源的使用价值，而忽视其养护和保护。因此，应将海洋渔业保护的思路重新引导到强化国际合作和落实国家责任的道路上来。
（三）现存双边和多边治理方式的缺陷
目前在南海海域，合作开发渔业资源仍以双边形式为主。除中越在北部湾因海域划界达成共识，渔业资源合作养护较为理想外，其他海域所做出的努力、取得的效果则相对有限。南海周边国家也建立或参与了如东盟渔业协调组织（CGFI）、东南亚渔业发展中心（SEAFDEC）等一些渔业组织，但都未能很好解决南海非法捕捞问题。迄今，南海区域尚未形成具有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多边渔业组织，未建立起整体的监测、控制和监视措施，未使用国际流行的总捕捞配额制度，未产生渔业纠纷的争端解决机制，也未做出整体休渔期、休渔区的安排。相较世界其它区域渔业资源合作养护机制而言，南海渔业多边合作还在起步阶段，任重而道远。
（四）渔业合作对领土争端的解决有外溢效应
南海渔业资源如能得到合理有序的共同养护与开发，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会给周边国家的渔民带来直接利益，控制住南海海洋环境恶化、渔业资源衰退的局面，并进而促进各国渔业经济的发展。其次，中国与南海其它周边国家在渔业合作上的良好合作和管理经验，会积极影响到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其他合作领域，促进自贸区的进一步深化发展。最后，中国―东盟自贸区在合作过程中产生的积极效应外溢至地区政治层面，将对南海的和平、稳定乃至未来相关海域划界、岛屿归属问题的解决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
二、中国与南海渔业多边合作
（一）“一带一路”战略与南海渔业多边合作
21世纪“一带一路”战略作为重要推力和载体，除了从规模和内涵上进一步提升中国与东盟贸易政治关系，也将大大促进和实现南海渔业资源合作，为有效解决南海渔业争端，实现区域渔业合作提供契机。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渔业合作方面已有相当基础，自然条件及其资源、渔业技术、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等多方面具有现实的互补性。而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以自贸区升级为标志，双方关系更是进入成熟期，合作已进入快车道。先后签署的《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中国与东盟农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南海宣言》乃至《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将逐渐为渔业多边合作营造氛围、创造条件、扫除障碍，理清思路。而借“一带一路”战略契机，更是可以在渔业多边合作问题上趁热打铁，使之逐渐转变成为中国同东盟国家之间的“粘合剂”，进一步加大中国与东盟合作力度。
（二）借“一带一路”战略契机积极主导南海渔业多边合作
中国是渔业最大生产国，中国渔民在南海作业历史最为悠久，活动范围广阔、捕捞量最大。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和海洋生态环境的维护，关系到中国渔民的切身利益，更关系到中国渔业发展的切身利益。海洋渔业权益是海洋权益中一项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在南海的传统渔场、渔权不断受到侵扰，渔民的生命与财产权不断受到威胁，是不容忽视的，也更不应该由渔民自身承担这些风险。中国必须积极参与乃至主导南海渔业规则的订立与执行，促进中国在国际渔业秩序中的观念转变――从国际渔业规则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革新者，和角色的转变――从国际渔业事务的旁观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通过构建南海渔业资源合作机制促进“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提升我国与东盟的贸易政治关系。
南海渔业资源明显衰退的现状和渔业纠纷不断的紧迫形势，决定了南海周边国家存在合作的现实需要，必须加强多边合作共同维护南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由生产限制与调节型向渔业资源养护型转化。海上丝绸之路正逐渐促使南海问题演变成为中国同东盟关系的连接点，中国着力于加强同东盟各国间友好合作，与之签订睦邻友好条约、推进中国东盟经济共同体建设，将为海上丝绸之路上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基础。应以此为契机，大力推动南海渔业多边合作制度的构建，并在制度构建中下先手棋，凸显中国利益。
三、南海渔业多边合作的现实障碍
南海争议海域面积之广、利益牵涉方之多是罕见的，渔业多边合作必定面临诸多内外因素阻碍。
内部因素是互信基础薄弱、沟通渠道有限。伴随着南海地区被勘探出蕴含丰富的油气资源，周边各国开始竞相争夺海上权益。南海地区渔业资源衰减与各国政府对本国渔民过度开发、非法捕捞的放任甚至支持是分不开的。缺乏覆盖整个南海区域的渔业组织，南海渔业资源便成了周边各国先到先得的战利品。南海地区的争端经历了逐渐升温、复杂多变的过程。虽然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合作进入快车道，“一带一路”战略更是为地区稳定营造良好氛围，但不稳定因素仍时不时影响合作与发展。
外部因素是区域外大国的阻扰。南海地区争端逐渐升温，一些区域外大国以各种方式介入，希望将之多边化、国际化，阻扰东盟与中国通过磋商与合作自行解决争端，目的或出于遏制中国，或出于扩大自身影响力。
此外，制度构建也是难点。南海海洋渔业多边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在管理过程中确保南海周边国家海洋渔业利益相关者的行为合理化，以利于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南海海洋渔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合作机制最大的障碍是当事国能否将部分国家权力移交机制内的超国家权力机构。
四、南海渔业多边合作养护开发机制构建
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自产生以来，由早期的强调控制海洋、捕鱼自由逐渐转变为强调养护与管理，提升生态系统观念。1994年生效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系列国际协议和相关国际实践所体现的国际习惯的总结和发展，它全面规定了缔约国在管辖海域和不属于任何国家管辖的公海海域养护管理海洋生物资源的权利义务，明确了缔约国在管辖海域内外所承担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的一般性责任和特殊责任，是新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管理制度形成的标志。而随后产生的以《国际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协议更是不断强化国家对渔业资源管理与养护的责任。
南海渔业多边合作虽然存在不少障碍，但确是大势所趋。南海的渔业资源能否可持续发展与各国渔业经济息息相关，不断发生的渔业纠纷也需要有妥善解决的平台和机制。对这一点，南海周边国家未必没有共识，否则之前也就不会为了恢复南海的渔业生产力出现各式各样的双边合作和区域性渔业组织，也不会出现中国与东盟在渔业合作上的逐渐升级。换而言之，南海周边国家对展开渔业多边合作、解决渔业纠纷的政治意愿是逐渐上升的。
南海周边国家应暂时搁置岛屿及海域划界争议，以便展开渔业合作。国际关系理论中历来有“高政治（High Politics）”与“低政治（Low Politics）”之分。具体到南海渔业多边合作问题上，就需要将合作机制引导到相对容易开展的低政治领域，限制区域外大国的介入，从而保证渔业多边合作机制的成功构建。
而制度构建虽有难点，但也有他山之石可供借鉴。太平洋区域针对金枪鱼资源进行的合作可以说是区域性渔业合作的成功范例，2004 年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 成立，目的是集合所有在西部和中部太平洋海域金枪鱼资源的利益各方，通过协作努力来有效管理，长期保护及可持续地利用该地区的金枪鱼资源。并通过包括控制渔获量、监督渔船活动、规定休渔期和休渔区等种种举措已取得了明显效果。因地理与资源条件的差异，WCPFC的经验未必能全盘适用，然而国际社会的主流趋势是国家合作，合作代替对抗；定纷止争，协调各方利益。南海周边国家虽有各自利益，但海洋环境恶化和渔业资源衰减对于各国确是共同危险，还是极有可能在之前已具备的基础上展开有效的渔业多边合作的。
渔业是资源型产业，渔业管理的目标是实现资源利用与资源保护之间更好的平衡，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极大统一，为达此目的，南海渔业多边合作应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和预警原则。一方面消灭过度捕捞甚至是捕捞竞赛，合理使用和开发海洋渔业资源，保护海洋环境和实现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以使其能够在满足当代人民需求的同时又不损害子孙后代的利益；另一方面虽然还没有一套完整的科学数据能够被用来精确地控制采捕量，但面对这种科学不确定性（scientific uncertainty），宁可采取小心谨慎的“预警方法”进行管理，也不该任由情况继续恶化下去，以免将来科学证据数字弄清楚了，但环境生态的破坏，已经成为永远无法挽回的灾难。
近年来，渔业共同管理逐渐成为各国在处理公共渔业资源方面的有效做法，它更加强调渔业管理的过程和程序，使不同的渔业参与者都参与区域渔业管理，最大限度实现合作开发与保护。据此，可以在渔业共同管理的理念之下，建立南海渔业资源养护与管理委员会，由南海周边国家乃至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进行管理和运行。中国有诚意主导南海渔业多边合作，在保障自身利益的基础上做出积极贡献。
[参考文献]
[1]陈新军.论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J].资源科学，2001，23（2）：71.
[2]鞠海龙.南海渔业资源衰减相关问题研究[J].东南亚研究，2012，24（6）：54.
[3]全红霞.南海渔业资源合作开发法律机制探讨[J].理论月刊，2010，54（10）：28.
[4]葛红亮，鞠海龙.南海地区渔业合作与管理机制分析[J].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25.
[5]何志鹏.中国与国际法治的完善―历史分析与未来评估[J].法治研究，2015，56（3）：114.
[6]李晗希.挪威―冰岛争议海域渔业合作剖析及其对南海渔业合作的借鉴[D]，北京：外交学院，2013.
1.2废渣废水排放与日剧增，流域生态环境破坏严重沿河两岸人口居住密集，小型加工企业及养殖企业较多，废渣废水排放量日益增加，河流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已造成河流基本功能衰减。流域内植被差，水土流失严重，在汛期，集流水汇入河流时间快，洪量大，泛滥成灾。特别是近年来两岸人口居住量增，向河道倾倒垃圾，违章建筑侵占河道现象日渐增多，加之河床多年未清淤，致使河床水位提高，河道萎缩，行洪能力逐年降低，对所在区域的企事业单位，居住百姓的生命财产安生构成了严重威胁。
1.3居民渔业资源保护意识不强司马河流域境内附近以农业人口居多，农业人口常年占区域内总人口的95%左右，居民渔业资源保护责任意识不强，一旦发生毒鱼、炸鱼、电鱼等事件，由于害怕打击报复等原因，调查取证的难度大。
2对策
2.1增加投入，建立渔业资源保护机制建议按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渔业资源保护，沿河乡镇政府切实履行对河道的管理职责，设立村级河道渔业资源环境保护管理人员，以利于信息畅通，及时处置。积极向上级争取资金投入，同时从环保排污费中安排一定的比例的资金用于渔业资源及环境的保护，解决渔业资源环境保护管理人员的报酬和保障渔政执法所用经费。
2.2加强宣传，共筑渔业资源保护网深入开展《渔业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宣传，结合人工增殖放流，把渔业资源保护政策法规宣传到村、到社区、到农户，促使市民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同时要加大对流域内毒鱼、炸鱼等违法案件的打击力度，对蓄意破坏渔业资源环境的违法分子，要对其严加管教，加大处罚力度，增加其违法成本，给违法分子威胁力，不断提高市民对渔业资源环境保护的认识。
2.3加强管理，积极恢复流域生态环境制定渔业资源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一是统一工厂、企业用水排放标准，对用水排放不符合要求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二是在隘口等河段加强对养殖业的管理，减少因养殖等对河流污染的行为，提高水体自我修复能力，积极恢复流域水生态环境；三是公安、环保、渔政及乡镇政府等部门建立统一保护渔业资源的机制，积极加强对司马河流域渔业资源环境的保护。
2.4合理规划，共建和谐家园由于隘口河等，为该市重要的饮用水源，加强该流域的渔业资源环境保护，还需要加强对该流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管理，对于沿河区域合理规划，严格审批，对有污染的工厂等，严禁建设，避免走“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同时，对已建设的违章建筑等，积极开展治理和拆迁等工作，保障河道的行洪能力，同时，设立禁渔区，确保流域内的渔业资源多样性。
第三条县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辖区内渔业资源的保护工作。
公安、工商行政管理、环保、水利、交通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的职责,配合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做好渔业资源保护工作。
第四条采捕自然生长和人工增殖的水生动植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缴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
第五条对具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渔业资源品种实行重点保护。具体保护品种及其采捕标准名录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执行。
第六条在网次或者航次渔获物中未达到可捕标准的重点保护品种,海水产品不得高于25%,淡水产品不得高于5%。
第七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捕捞省重点保护品种的苗种和禁捕的怀卵亲体;因养殖、科研等特殊需要捕捞的,应当向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同时提交下列材料:
(一)养殖证或者科研立项审批材料;(二)捕捞品种和数量;(三)捕捞区域和时间;(四)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其他材料。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15日内作出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单位和个人。
第八条省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的保护办法另行制定。
第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收购、运输、销售国家和省重点保护品种的苗种及禁捕的怀卵亲体。
第十条对重点保护渔业资源品种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应当设定禁渔期、禁渔区。禁渔期和禁渔区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定并公布执行。
第十一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渔期、禁渔区内实施下列行为:
(一)未经省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出海作业;
(二)向违法作业渔船供油、供冰;
(三)销售、代冻未经依法处理的违法捕捞渔获物;
(四)国家和省规定的其他行为。
第十二条对渔业捕捞网具应当规定最小网目尺寸限制标准。限制标准由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公布执行。
第十三条禁止使用下列渔具、渔法:
(一)低于最小网目尺寸限制标准的网具;(二)炸鱼、毒鱼、电鱼和用鱼鹰捕鱼;(三)使用渔船推进器、吸蛤泵采捕贝类资源;(四)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认的损害渔业资源的其他渔具、渔法。
第十四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制造、销售国家和省禁用的渔具。
第十五条养殖区的划定应当坚持开发渔业水域与保护渔业资源相结合。
重点保护渔业资源品种的自然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不得划作养殖区。
第十六条在渔业水域从事水下爆破、勘探、施工作业的,应当在作业前与县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协商,采取保护渔业资源的有效措施,并在作业结束后清除水底的残留物。
第十七条在海洋或者内陆湖泊、水库等水域新建、改建、扩建水产养殖场的,当地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环境影响评价。
第十八条禁止船舶及海上设施向渔港水域和渔业水域排放污染物、废弃物、压舱水、船舶垃圾及其他有害物质。
第十九条任何单位和个人向海洋或者内陆渔业水域排放陆源污染物,应当执行国家和省规定的排放标准。
禁止在重要的渔业水域兴建新的排污口。
第二十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渔业水域环境的养殖容量合理确定养殖规模,并核发养殖证;养殖证核准的养殖规模不得突破渔业水域的养殖容量。
第二十一条从事水产养殖的,应当按照养殖证规定的用途和技术要求利用养殖区水域,合理确定养殖密度,并按规定投饵、施肥、使用药物。
第二十二条违反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一条(一)项、第十三条、第十四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有关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三条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二)项规定的,由县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所属的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给予警告,对非经营性的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对经营性的并处3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四条违反本办法第九条、第十一条(三)项规定的,由县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主管部门给予警告,并处违法水产品市场价格1倍以上3倍以下罚款,但最高不得超过3万元。
第二十五条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规定,造成渔业污染事故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渔业资源损失的,应当按照《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向当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缴纳渔业资源损失赔偿费。
突出重点，加大保护渔业资源的力度。严格实行“禁渔期”制度。县委政府和主管部门在充分利用水面资源优势，发挥水产生产潜力，使水面大县向水产大县迈进，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将水产开发与资源保护相结合起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针对实际，确定禁渔期和护草期，划定禁渔区、养殖区、增殖区和实施轮休轮养的制度，实行鱼、蟹、虾等水产品的混养，通过食物链的有效连接，充分合理地利用水草资源和渔业食物养分。开展普法工作。如何提高养殖单位、生产经营者和个人的法律意识，自觉地依法生产，以法律保护其合法权益和发展生产，这就要加大渔业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每年，我县结合《渔业法》宣传及专项治理，印发宣传材料，在报纸、电视台同时刊载播放，提高了广大生产经营者的水面、资源国有化意识。人工增殖水产生物资源。为了有效地增殖大湖渔业资源，确保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水产主管部门在对全县渔业现状的充分考察的同时，拿出专项资金对大湖进行人工增殖放流。使渔业资源保护费真正做到“取之于渔，用之开渔”。水产部门引导明星企业对大湖进行增殖，全面推行“种草移螺”工程，推广“湖泊生物资源快速修复与渔业利用技术”科研成果，加大资源修复工作力度。2008年度在泊湖水产开发有限公司和大赛湖水产开发公司等明星企业的带领下，全年共注入“种草移螺”等资源恢复资金600多万元，投放螺蛳286万公斤，移植草种52900公斤，复植面积达25.1万亩，使大湖资源得到了较好的修复，从而走出了一条开拓创新之路，创造了“投入小、产量高、效益佳”新的经营模式。加强国有水面监管力度，全面实施养殖证制度。县委、政府在转变工作思路的同时将规范国有水面使用权的管理作为产权改革的突破点和起步点，由直接指挥水产经营转到宏观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县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实施办法，出台了相关的管理规定，提出新时期发展思路和操作原则，实现国有水面的使用制度改革。按照市场规则运作调整国有水面，实现国有水面政府高度垄断，“一个龙头放水”的基本目标，使国有水面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改变“甩手”承包、“官倒”的现象，遏制酷捕滥捞，“吃资源饭”的境况。开展渔业水域环境保护工作。××湖泊是长江河谷洼地经长江圩堤封闭而形成的水流冲积湖为过水型湖泊。湖内水质优良，无工业“三废”污染。ph.1—7.8，水体透明度1.5—2米。是养殖开发的优良水域。虽然目前境况很好，但主管局及渔政管理部门“居安思危”，通过深入细致调查，制定切实可行的水域检测标准，依法查处、监控生活污水、船机修理等对水域造成污染的案件，保护渔业生产者的合法权益。
严格执法，严厉打击破坏渔业资源的违法行为，营造稳定和谐的渔区环境。县级水产部门及渔政执法管理单位是维护渔业生产秩序、保护渔业资源的执法主体，本着“严查、严管、重点打击和普遍教育”的精神，采取划分区域、责任到人、普遍管理、重点突出、联防治理、死看硬守、经常管理与临时出击相结合的办法，确保国有渔业资源不受损失。
2004年,我国内陆水域和海水养殖产量高达3209万t,占全国渔业总产量的65%[1]。然而,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也对天然渔业资源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对其进行分析,可寻找有效的途径,以促进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水产养殖业概况 我国作为传统的渔业大国,过去主要依靠天然渔业资源来满足人们对鱼类及其它水生动植物营养的需求,渔业产量也主要由捕捞产量决定。1985年起,我国确立了以水产养殖为主的渔业发展战略,使沉睡多年的浅海、滩涂、河流、湖泊、水库、低洼盐碱地、采矿塌陷区等养殖适宜区得到了合理开发和利用,扩大了水产养殖规模,优化了渔业生产结构,减少了对天然渔业资源的冲击与破坏。至1988年起,养殖产量首次超过捕捞产量,达到904万t[1],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渔业大国养殖产量超过捕捞产量,并持续至今,为世界渔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 (一)内陆水域养殖 近年来,我国在养鱼塘生态系与食用鱼养殖技术、稻田养鱼生态系与综合技术、冰下水体生态系与鱼类安全越冬技术、鱼类养殖种类结构与养殖方式、内陆大型水域鱼类增养殖应用基础理论与综合技术等方面,均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从而实现了我国淡水鱼类养殖的快速发展[2]。2004年,我国内陆水域养殖产量达到1892万t,占全国养殖渔业总产量的59%,占全国渔业总产量的39%;其中:鱼类1721万t、甲壳类123万t、贝类19万t、其他29万t[1]。 (二)海水养殖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广大海洋科学家和水产学家的智力支持下,海水养殖业实现了举世瞩目的藻、虾、贝三次产业浪潮[1]。2004年,我国海水养殖产量达到1317万t,占全国养殖渔业总产量的41%,占全国渔业总产量的27%;其中:鱼类58万t、甲壳类72万t、贝类1025万t、藻类147万t、其他15万t[1]。在水产养殖业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种苗人工繁育、人工饵料、水产机械、冷冻加工业、渔业贸易和物流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并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2004年全国至少有449万从事养殖的专业劳动力[1],并有相当多的劳动力兼职水产养殖业和相关产业。我国作为一个养殖渔业大国,2003年养殖产量占世界养殖总产量66%[3],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几年来,渔业经济发展的市场环境对我国水产养殖业提高质量、优化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们必须实现水产养殖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要做好天然渔业资源保护。 二、我国水产养殖业对天然渔业资源的不利影响 虽然,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水产品的供应量,促进了市场繁荣,优化了农村产业结构,也对保证粮食安全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从目前发展状况和趋势看,水产养殖业也对天然渔业资源造成相当大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第一,养殖业对内陆生态环境与沿岸资源造成相当大的冲击与破坏,对天然渔业资源状况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潮间带和沿海湿地是许多鱼类、贝类的重要的育成场所,形成沿岸或近海的优良渔业资源。由于这些区域被开辟为养殖塘场,导致沿岸生态系统功能丧失,一些近岸天然水产品产量快速下降。另一方面,鱼药浓度超标或富营养化的养殖废水排放,导致下游水域中的有毒藻类生长,贝类大量死亡,同时也对下游水体和地下水造成长远的不利影响。第二,由于盲目引进水产养殖品种,造成生物入侵。一般地讲,入侵种类适应性强,在我国广大地区很容易找到适宜繁殖的水体,而且,在我国自然界通常缺乏限制其发展速度的天敌。因此,如果对此估计不足或缺乏防范措施,引种的结果就可能弊大于利,必将打破现有的食物链平衡,威胁土著鱼类的生存,造成对环境的破坏,对我国天然渔业资源造成巨大的不利影响。目前对我国造成危害的入侵鱼类主要有鳙、鰕虎鱼、麦穗鱼、食蚊鱼、鲐鳉和甲壳类克氏螯虾等[4]。第三,养殖鱼类外逃,把病害带到天然水域,对野生鱼类造成毁灭性打击。另外,外逃的养殖鱼类与野生同类杂交繁殖,产生的混种鱼类可能不适应野生环境,致使野生鱼类种质下降。第四,采用鲜活饵料养殖造成的不利影响。近海网箱养殖一直沿用鲜活饵料,甚至连新兴起的抗风浪深海大网箱也使用小杂鱼和非食用鱼作饵料,导致对天然幼鱼和非食用鱼资源的大量捕捞,造成资源枯竭,使位于食物链上层的其它鱼类大量减产,直接影响渔业资源修复行动效果。同时,由于我国养殖饵料利用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残余的饵料和鱼类代谢物沉积在海底,会缓慢释放出大量硫化氢等有毒物质;再加上网箱这种高密度养殖方式,抑制了海浪的作用,使表层海水无法交换[5],养分停留在表面,在高温下很容易发生赤潮危害。第五,对资源增殖和环境管理改良重视与支持不够。我国仅有小规模的对虾、海蜇、刺参、贝类等海洋种苗和内陆水域部分种苗增殖放流,与日本、北大西洋沿岸国家等先进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 三、实现我国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鉴于上述问题的存在,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关于“积极发展水产业,保护和合理利用渔业资源”的要求,水产养殖与天然渔业资源保护与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必须特别关注和认真思考解决的问题。因此,水产养殖业只能在保护和合理利用好天然渔业资源的前提下,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适度扩大渔业资源供应量,同时,为渔(农)民增收和加快农村发展做出贡献。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发展中要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水产养殖业平稳、持续发展 目前,我国水产养殖业正处在从传统渔业向现代渔业转变的关键时期,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水产养殖业发展,是促进渔业增长方式转变、保证水产养殖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一是要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保护广大渔(农)民发展水产养殖业的积极性,营造良好的市场发展环境。二是牢固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理念。对自然水域、滩涂要在开发利用的同时,做好保护工作,发展水产养殖业要充分考虑养殖区的承载能力,建立水产养殖业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确定合理的养殖规模、养殖方式,力求做到资源利用与保护和谐统一,逐步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养殖结构和消费方式,全面提高资源利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p#分页标题#e# (二)确立自然资源具有价值的理念 水产养殖产品的现行价格只包括了养殖生产的成本、税金等,没有包括水产养殖适宜区资源租金[6]的价格。价格构成不完全,造成了人们对水产养殖适宜区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大大降低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导致资源利用的浪费和养殖区及周边生态系统的破坏,阻碍了人类社会对水产养殖适宜区的可持续利用。因此,应确立资源具有价值的理念,对水产养殖适宜区实行资产化管理,实行有偿开发利用、有偿使用制度。 (三)加大科技开发力度,促进水产养殖产业升级 水产养殖业要实现质的飞跃,必须进行科技开发、储备。加强对种苗人工繁育、养殖优势产业关键技术、技术规范等基础研究是提高水产养殖业竞争力的不竭动力,是促进产业增效、渔民增收的有效途径。水产养殖业的发展与升级必须建立水产人力资源管理保障体系,以科技储备为前提,积极运用现代生物技术,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提高水产养殖业发展的科技含量及推广体系的整体优势,提高推广效果。 (四)合理确定养殖结构 1、水产养殖应倡导、鼓励间养、轮养、混养等生态养殖模式。严格控制肉食性品种的增加,以减少对饵料类野生渔业资源的冲击和破坏,并与渔业转产、休渔等措施结合起来,逐步实现天然渔业资源的恢复和增长。2、发展绿色水产品,全力推进健康生态养殖。近年来,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内外消费者对水产品质量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安全、优质成为水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重要特质。大力发展绿色水产品成为新时期水产养殖业的方向。一是应积极颁布执行各类养殖规范,大力推行养殖标准化。二是应根据现有不同养殖形式和养殖品种,进一步制定水产养殖产品质量评定标准,并组织推广和实施,为实施健康养殖奠定基础。三是应严格执行养殖水产品用药标准,推广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在水产养殖中的应用;并积极遵守《2000年后的水产养殖发展:曼谷宣言和战略》文件规定的“关于水产养殖和渔业产品残留物监测国际协议”[7]。四是在有条件的地区积极恢复和推广具有循环经济显著特征的稻鱼混养[8-9]、桑基鱼塘[10]和盐碱涝洼地“高农低鱼”间作等生态健康养殖方式。3、要重点抓好海参、海胆、鲍鱼、扇贝、牙鲆、半滑舌鳎等名特优珍品增养殖[11],扩大规模,拓宽领域,全力推进精品水产养殖渔业的发展。 (五)制定养殖规划,完善运行机制 一是应加快制订科学的水产养殖发展规划。因地制宜调整养殖方式、品种结构,进行合理布局,优化水产养殖资源配置。二是控制养殖数量。由于水产养殖对天然渔业资源毕竟是一种利弊兼有的事情,短期内对渔业资源供应量的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但远期效果必须经过长期的研究、评估才能确定。在目前尚不能最终确定水产养殖对天然渔业资源和整个生态环境影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合理控制养殖数量,使水产养殖数量实现可控制的增长。三是合理控制养殖密度,加强最大养殖容量研究。最大养殖容量是指特定养殖环境中能养殖的最大数量。最大养殖容量与养殖水域水交换能力、养殖作业的方法及技术、养殖品种及混养品种结构间的平衡协调和对养殖品种的疫病防治能力有关。当养殖规模低于最大养殖容量时,养殖才有可能顺利而持续地进行下去,反之,则有可能引发养殖灾难。因此,必须加强最大养殖容量研究,科学地确定各养殖品种的养殖容量,确定适宜的养殖规模,以实现最大可持续产量。四是要结合养殖技术培训,逐步实行养殖业准入制度。五是严格水产种苗生产执法,督促苗种生产企业不断完善育苗生产设施,规范育苗操作规程,健全各项数据及用药情况记录,确保养殖用苗种的数量和质量。六是控制养殖区域。对濒危鱼种的产卵区、摄饵区、洄游通道等设置禁渔区、禁养区和限养保护,以逐步恢复濒危鱼类的野生种群数量。对限养区应严格限制养殖数量、密度和品种等。 (六)严格养殖引进种的科学管理 在引进新的品种前,应先对其适应性、繁殖周期、天敌和入侵历史等情况进行评估,在确定不会造成入侵后,再进行引进,避免引进后因各种原因造成生物入侵。对现在已经造成入侵的品种,应采取妥善措施,加以治理。对现有引进品种中的疑似入侵品种应进行严格控制,进行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继续养殖。主要做法应包括以下几方面:1、建立全国性水产养殖新品种引进管理体系与信息系统,以便对我国已经引进和待引进的水产养殖新品种进行全程跟踪管理。2、应重视和加强对当地生态环境的保护。引种前应进行认真调查研究和论证工作,引种后应严格控制养殖范围,在确保对当地生态环境不会造成威胁后再推广。3、严格执行检疫法规,杜绝病害带入。在实施引种过程中,应对新品种和随其而来的所有工具、饵料进行严格的检疫、消毒并隔离饲养、观察,确定无病害后再转入大面积养殖。针对有些养殖品种是通过非正常渠道流入国内,导致一些病害漏检的情况,今后应加大执法力度,扩大执法范围,严防带入新病原。4、切实搞好引进后的保种和推广工作。应及时补充新的纯正亲体,以防止种质衰退。同时,应加快推广应用速度。 (七)加强养殖水域生态环境保护 为创造良好的养殖环境,一是应深入开展内陆水域、滩涂、海洋与渔业法规宣传。通过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水污染防治法》、《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实施办法》和粮农组织《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等法律法规的宣传,进一步增强海洋和内陆水域环境保护意识。二是应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坚持预防与治理相结合,正确处理长远利益与眼前利益,沿岸工业、旅游与水产养殖业发展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渔业生态环境监测机制,加强对海上陆源污染、内陆水域外源污染和水域环境的跟踪监测;大力发展生态健康养殖模式,通过控制放养密度、适当减少投饵量、改进投饵方式、采用深水网箱养殖等先进生产工艺等措施来尽量改善养殖水域环境质量,为水产养殖业健康、高效、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三是要控制养殖自身污染。减轻养殖自身污染的措施主要有:(1)充分利用水中微生物将水中有机物进行氧化分解,使水质能够自净,符合养殖要求。(2)合理用药。对水产养殖中的病害,实行处方购药,严禁有毒、有害药物使用,并在鱼药市场准入方面严格检测、监督、管理。(3)实行机械增氧,结合定期使用微生物制剂方式,改良养殖区水质,发展节水养殖[12],减少养殖用水的使用量,以缓解因大量取水而造成地下水水位下降和海水倒灌等环境冲击。四是严格控制养殖场排水,以避免其中多余的营养成分、鱼药和病毒病菌对下游水体和其它养殖场造成污染。五是严格控制养殖品种外逃。#p#分页标题#e# (八)加强增殖放流 基于我国部分重要渔业水域出现了较严重的资源衰退现象和趋势,为恢复和改善资源状况,必须加强渔业资源增殖放流[13]。一是应将增殖放流提高到保护渔业资源、增加渔民收入、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积极支持和鼓励开展增殖放流,努力恢复渔业资源,繁荣渔业经济,保持渔区稳定。二是应将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纳入政府生态建设规划,使其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三是应加大资金投入,将增殖放流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四是放流应规范化运作。应建立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科学管理制度。有关科研、资源和环境监测等单位应加强增殖放流科学研究,为增殖放流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指导。并加强从放流品种选择、苗种培育、检验检疫、生态环境监测、标志放流及增殖效果评估等全过程规范化管理,并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放流效果。五是应保证放流的生态安全性,严格控制放流品种和来源。放流品种原则上应以本地原种和其子一代苗种为主,不应向天然水域中投放杂交种、转基因种及种质不纯等不符合生态安全要求的物种;不得在种质资源保护区、重要经济鱼、虾、蟹类的产卵场等敏感水域进行放流。放流苗种应由经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水生野生动物驯养繁殖基地、原种场、良种场和增殖站提供。外来物种增殖放流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论证,并必须通过省级以上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生态安全评估方可进行。六是应积极营造保护和增殖渔业资源的良好社会氛围。积极联合工程建设、环保、交通、媒体等部门参与增殖放流活动,发挥各部门的优势,加大资源增殖重要性的宣传,扩大影响力,加强社会监督,不断提高全社会保护资源和环境的意识。
中图分类号：F32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632222
1 预警原则在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管理中应用的必要性
海洋Y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组成，专属经济区海洋环境的保护和科学开发，是当前海洋事业发展中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海洋渔业资源的管理面临着很大压力，由于过度捕捞使得很多鱼种濒临灭绝。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全球海洋渔业资源管理进入了370.4km专属经济区，中国渔业作业范围大大缩小，加大了中国海洋渔业资源养护的压力。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后，中国与日本，韩国分别签订了《中日渔业协定》和《中韩渔业协定》，来解决海洋的共同渔业问题。2000年又签订了《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规定双方按照规定进行作业，并接受双方互相监督和检查。并要求在过渡性安排水域进行作业的渔船每年要减少1/4，4a以后全部退出对方水域。随着3国协议的生效，中国渔民逐渐从传统作业渔场退出，进行中国近海作业，大大减少了渔民作业场地，迫使部分渔民寻找新的出路。加强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将预警原则纳入到相关法规中，将有效防止海洋渔业资源的继续恶化。
2 预警原则在我国专属经济区适用构想
2.1 加强监测力度
当前，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已经建立了《海洋生物资源法》和《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对海洋渔业资源管理和养护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重视，而在我国未来制定的《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可以将预警原则作为一般性的规定纳入到法律规定中，在《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和管理法》出台之前，可以先将我国现行的《渔业法》进行修订，明确规定预警的具体措施，如休渔制度，渔船报废制度，预警参考点和捕捞许可制度等。
健全的海洋环境监测体系是保证海洋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保障。我国相关部门必须在现有海洋环境监测体系基础上进行不断的完善，提高海洋环境监测技术的整体水平和相关工作人员的专业技能，加大对海洋监测体系的研究，获得更加详细、准确、科学的监测资料，对海洋生物的种类、数量也要更加详尽地掌握。还需要拓宽检测工作的领域，加强海洋生态保护、相关生物与赤潮以及海域功能区的监测，将我国专属经济区海洋渔业环境的监测更加细化，将海洋真实地描绘出来。要加大对专属经济区域海洋生物的监测频率，增加监测站点的数量和密度，使获得的信息更加准确。
2.2 建立完善的海洋渔业预警体系
专属经济区的海洋管理包括多个部门，如海洋局、交通部、环保部等。为了能够更好地进行预警监测和管理，可以在下属部门设立专门的海洋环境预警体系，明确其职能，以便更好地进行工作。在建立独立预警监测部门后，建立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保障海洋检测预警体系工作的政策运转。为了扩大预警原则的推广范围，可以在近海海洋渔业资源问题严重的地方进行试点使用。如在胶州湾或者福建沿海等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方，结合当地海域渔业资源的实际情况，对预警措施使用的成本、收益和风险进行评估，并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预警措施。可以设立预警参考点和海洋自然保护区，实施禁渔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加入预警原则，根据试点的实验效果逐渐向中国各个海域扩展。
2.3 加大海洋环境风险评估
风险评估是预警原则实施的重要条件之一。在海洋生物管理中，必须对海洋中存在的潜在风险进行评估和预测，对专属经济区中的生产开发等活动进行有效的风险评价，对这些开采活动可能造成的风险进行评估，防止这些开采活动对海洋渔业产生危害。对海洋生物的生活习性和具体人类活动存在的风险进行评估，根据实际情况对海洋渔业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防止海洋生物因为自然或者人为因素而受到威胁。
3 结束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