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员中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在中国革命或者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认识到：“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
追溯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仲夏为代表，从五四运动中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深入工人之中，创办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识字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揭示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号召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成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初步的、肤浅的、非系统的。但是，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由于中共在诞生之时，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时间很短。党在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实际革命斗争，忙于应付各方面的复杂工作，无暇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又由于中共长期处于各根据地的分散状态，没有时间和条件对全体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不能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教条主义在党内泛滥。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了教条主义对中围革命的危害；在1937年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1940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曾经历了三次高潮
抗日战争中期开始以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成立了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成员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主要任务是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中共历史。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著。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整风运动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批判了教条主义，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达成共识，公认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一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理论上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在实践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整风和整党运动为起点，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二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
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分析了党内存在忽视理论现状，要求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学习，特别要求高级干部应该成为全党钻研理论的模范。在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原著的学习是重点，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终身钻研马克思主义原著，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会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各项实际问题。为了配合学习，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在实践上提高了共产党员的执政能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在理论上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工业化道路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误区。
“文革”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三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邓小平复职后，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此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在思想上拨乱反正，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二、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佳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在民主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其一，受教育者的特殊性～一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劳动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他们处在社会底层，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文化，目不识丁，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其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一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欧、俄国的社会特点、民族特点和思想文化特点，中国革命也不同于西欧和俄国，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都是欧洲人，在他们的著作论及中国的事情并不多，革命导师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浅的共产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解决第一个困难，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中华民族的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用中国的民族语言和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通俗易懂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解决第二个困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因为工农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难以为他们所掌握，就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去重新创立一个新的通俗的理论；也不能只图简单，去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而是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实践中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由此可见，解决这两个困难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
第一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党内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熟读熟背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将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如王明、博古等人他们自称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孤立、片面的理解，他们断章取义，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个别词句、只言片语或某一原理生硬地搬运到中国，导致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盛行，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共在根据地的损失高达百分之九十，在白区的损失几乎高达百分之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几乎被葬送。
第二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误区。人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个个手捧红宝书，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和“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扭曲，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后，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不是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是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甚至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混为一团。“两个凡是”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教条主义。它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思想上的僵化，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两年中在徘徊中前进。
(三)毛泽东、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毛泽东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正确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它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学习理论，而是为了单纯学理论而学理论，是无的放失。毛泽东还指出主观主义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认识和实际相脱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怎样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呢?那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马克思主义教育要有的放矢，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也在于此。1938年秋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实践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重点。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民主革命，如何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解决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重点。
新中国成立并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造，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平的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剥夺剥夺者”的设想，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化三改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为重点。
所谓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党员中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使他们能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在中国革命或者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产物，是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因此，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早在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就认识到：“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
一、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
追溯历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开端于五四运动。先进的中国人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邓仲夏为代表，从五四运动中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他们深入工人之中，创办工人俱乐部、工人夜校、识字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揭示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号召工人开展革命斗争。他们在寻求救国救民的过程中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渐转变成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就是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过程。它使中国的工人阶级第一次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尽管这种教育是初步的、肤浅的、非系统的。但是，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由于中共在诞生之时，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时间很短。党在成立后就立即投入实际革命斗争，忙于应付各方面的复杂工作，无暇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又由于中共长期处于各根据地的分散状态，没有时间和条件对全体党员进行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因此，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普遍较低．不能较好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教条主义在党内泛滥。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毛泽东在1930年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指出了教条主义对中围革命的危害；在1937年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号召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接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1940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全党干部认真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曾经历了三次高潮
抗日战争中期开始以延安整风运动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一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成立了高级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成员由党内高级干部组成，主要任务是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与中共历史。在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陈云、刘少奇撰写了《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论着。整风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其中心内容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整风运动批判了理论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学风，批判了教条主义，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使全党达成共识，公认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一一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这场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理论上有利于毛泽东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在实践上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整风和整党运动为起点，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二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
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分析了党内存在忽视理论现状，要求全体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系统学习，特别要求高级干部应该成为全党钻研理论的模范。在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原着的学习是重点，要求每个党员特别是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党员终身钻研马克思主义原着，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会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中的各项实际问题。为了配合学习，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教育，在实践上提高了共产党员的执政能力，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在理论上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工业化道路理论的形成。
“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误区。
“文革”结束后，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掀起了第三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潮。邓小平复职后，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在全党和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此后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这次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学习和教育，在思想上拨乱反正，为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实践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二、对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最佳途径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在民主革命时期，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遇到了两大特殊困难。
其一，受教育者的特殊性～一共产党员的文化水平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等劳动阶级出身的党员在党内占绝大多数，他们处在社会底层，被剥夺了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没有文化，目不识丁，接受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其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一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经济文化落后且发展不平衡。中国有着不同于西欧、俄国的社会特点、民族特点和思想文化特点，中国革命也不同于西欧和俄国，具有特殊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都是欧洲人，在他们的着作论及中国的事情并不多，革命导师没有也不可能为中国革命提供现成的答案。因此，文化水平低、理论水平浅的共产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来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就显得特别的困难。
解决第一个困难，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现中华民族的特性，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用中国的民族语言和中国人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马克思主义不再是高深莫测的东西，而是通俗易懂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
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解决第二个困难，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不能因为工农出身的党员占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难以为他们所掌握，就在马克思主义之外去重新创立一个新的通俗的理论；也不能只图简单，去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而是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揭示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实践中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具体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
由此可见，解决这两个困难的最佳途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
从历史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经历了两次大的曲折。
第一次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共党内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把马克思主义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将熟读熟背马克思主义的书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将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如王明、博古等人他们自称百分之百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孤立、片面的理解，他们断章取义，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个别词句、只言片语或某一原理生硬地搬运到中国，导致了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盛行，给中国革命带来极大的危害，中共在根据地的损失高达百分之九十，在白区的损失几乎高达百分之百。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前途几乎被葬送。
第二次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步入误区。人们“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人人佩带毛主席像章，个个手捧红宝书，号称是毛泽东思想的大普及和“活学活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严重扭曲，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文革”结束后，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两个凡是”的观点，认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谕地遵循”。不是完整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而是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甚至把毛泽东思想等同于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晚年错误混为一团。“两个凡是”是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新教条主义。它造成了理论上的混乱、思想上的僵化，致使社会主义建设两年中在徘徊中前进。
(三)毛泽东、邓小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
毛泽东指出，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正确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从它那里去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这种态度，是有的放矢的态度。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不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而学习理论，而是为了单纯学理论而学理论，是无的放失。毛泽东还指出主观主义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产生的思想根源。
认识和实际相脱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是教条主义产生的根源。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中心内容，就是进行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毛泽东说：“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怎样才能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呢?那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马克思主义教育要有的放矢，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强大生命力也在于此。1938年秋中共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明确向全党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
针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总结历史教训．邓小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来的基本结论”。“我们不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自己的方针，所以才能取得胜利，这一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里是没有的。现在我们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里有继承的部分，有发展的部分。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实践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主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重点。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重点是一致的。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变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实现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民主革命，如何争取民主革命胜利”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解决了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基本问题，开辟了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重点。
新中国成立并完成了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重任是实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进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什么是社会主义改造，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为主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有别于苏联的工业化道路，创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平的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剥夺剥夺者”的设想，再次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此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是“一化三改造”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自然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道路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为重点。
顾海良（课题组首席专家、武汉大学教授）：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坚持“两个放在”和“两个结合”，力求做到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认识有所深化。
所谓“两个放在”，就是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放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来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来理解，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在理论特征、社会理想、政治立场和理论品质等方面的内在统一性，更加深刻地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厚的理论底蕴和巨大的理论贡献。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形成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是其产生和发展的源泉。因此，深刻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除了从理论发展史的角度切入，还需要将其放在党领导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程中来理解，在对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进行深入考察中，揭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实践基础、形成发展机制及其回应实践提出的诸多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方式、成果，进而深刻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大的生命力与深刻的现实指导意义。
所谓“两个结合”，就是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内涵的研究与对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取得的新的理论成果的研究结合起来，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的回答结合起来。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根据实践的新发展，作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创新。这些理论创新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也是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应该关注的重要内容。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努力回答新的实践提出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我们开展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记者：这“两个放在”和“两个结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那么，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的研究方面，你们又是如何把握的？
王炳林（课题组成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种理论的精神实质，是指这一理论的主旨、精髓和要义，是其各种观点和论断所体现的根本精神。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精髓和灵魂，就是这一理论所依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二是核心，这是理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与根据；三是本质，就是这一理论的根本属性，它决定着理论的性质和方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活的灵魂和精髓。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为思想基础和逻辑起点的；另一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丰富和发展，仍需要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新的生机和活力，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到一个新境界。
坚持党的先进性，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回答了长期执政条件下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如何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问题。它把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赋予党的先进性以更加丰富、更加深刻的时代内涵，为我们正确理解和坚持党的先进性开拓了视野和思路。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立党宗旨和执政目的的高度，把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利益观的重点放在“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上，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爱民、为民、利民的政治本色。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精神实质的三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只有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才能坚持党的先进性；只有坚持党的先进性，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三者紧密联系、相互补充，贯穿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理论体系中，统一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记者：“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中共中央印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要求：“既从总体上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又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深理解。”在总的题目下，你们是如何开展分工合作的？
张雷生（课题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研究中，我们将总课题分解为15个子课题，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方面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是研究的重点。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方面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问题，我们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
一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系问题。主要是从研究和揭示二者关系的角度，把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进而理解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体现的科学发展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指导意义。
二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问题。主要内容有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现代产权制度、国有企业改革等。这一研究表明，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首先必须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三是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贫富差距问题。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方面的具体体现。正确理解这一原则，对于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四是统筹城乡发展和区域发展问题。这个问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在当今中国经济建设实践中的重要体现。这方面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剖析造成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原因，探讨缩小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的路径。
记者：看来，从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加深理解，确实有利于把研究引向深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哪些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
侯惠勤（课题组成员、南京大学教授）：围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这个问题，课题组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进行界定，这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引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潮流，着眼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推进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努力实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二是深入进行社会调研，了解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的现状及其对当代中国政治建设的影响，从中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政治基础；三是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政治思想内涵及其精神实质。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方面提出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有很多。比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的观点；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政治体制改革要着重加强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观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观点；尊重和保障人权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要求的观点；等等。关于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大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九个方面作出了部署。当前，世界局势继续处于深刻变动之中，我国改革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指针。只有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才能在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的正确应对中，在对多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科学引导中，在对各种复杂利益关系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整合中，牢牢把握正确方向，扎实做好各项工作，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作为我们党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指明了方向。对这个问题，我们着重从党所面临的历史条件的新变化和党的阶级基础、社会基础的新变化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记者：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加强文化建设的理论研究对于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赵存生（课题组成员、北京大学教授）：是这样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和重视。这里，介绍这样几个问题：
一是先进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其主要内容包括：从文化的性质和功能的层面，深入研究文化发展在整个人类社会和各国、各民族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从文化兴盛与国家、民族兴盛，文化衰落与国家、民族衰落，文化持久发展与国家、民族命脉绵长的互动现象中总结文化发展的规律；从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联系层面，深入研究文化建设与经济、政治、社会建设的内在关系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文化建设任务，探讨科学发展观的文化底蕴、和谐社会的文化诉求、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的文化支撑、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因素等；从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层面，深入研究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趋势下的世界文化发展态势，文化的冲突与共存同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的关系，世界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及二者的发展前景，以及世界范围内判断文化先进与否的标准、强势文化与先进文化的异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等。
二是关于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向问题。主要是深入分析国际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竞争和较量的态势，有力、有效地反对在文化建设领域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模糊化”、“疏离化”、“边缘化”等错误观点和倾向，同时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抵制各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深入研究先进文化建设规律，正确处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贯彻“双百”方针的关系、指导思想一元化与文化表现多样化的关系，以及建设与批判、吸收与剔除、和谐与矛盾、内生与外引、继承与创新、传统与现代等关系；深入研究涉及文化安全的重点难点问题，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建立切实有效的国家文化安全预警系统和制定国家文化网络安全战略，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国际影响。
三是关于加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关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我们党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同志以他们的理论创造和实践探索，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加强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和建设，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生产的理论开始，建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
记者：谢谢各位专家。这次采访和座谈，使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个博大精深、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祝愿课题组的研究工作不断取得新的进展。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研究”课题介绍（链接）
中图分类号：D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801(2009)01-0011-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接续形成和共同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奠定了新世纪新阶段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同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特色鲜明的当代中国内容。认真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确把握其形成和发展的源流、脉络，有助于我们坚定思想信仰和提高行动自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社会进步问题，先后完成了两次成功结合，实现了两个历史性飞跃，解决了两大历史性任务。第一次飞跃，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思想，从实践上指导中华民族获得独立和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第二次飞跃，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从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实践上引领社会主义中国走向富强和中国人民达到小康。中国历经一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半个多世纪的自立崛起，所完成的社会变革和历史转折，蕴涵着极为深刻的真理。归结到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实际和人民实践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成的历史链条和逻辑演绎，说明两次飞跃是一个分阶段的完整过程。两次飞跃各自经历深刻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过程，不仅决定了本身的成就，也为下次飞跃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而第一次飞跃能否真正实现向第二次飞跃的过渡，同样取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适时国情的正确结合。
第一次飞跃始自上个世纪20年代之前。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传人中国，中国无产阶级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随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并且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于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历史性变革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具备了科学的思想前提、坚强的领导力量、雄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民族民主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单靠背诵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照搬苏俄成功的革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现实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崭新的革命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形成了思想。他们运用思想指导中国的工人阶级同与其有天然联系的、又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阶级结成最广大的革命同盟军，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最终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创造了中国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条件。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展经济恢复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并举的方针，逐步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被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同时，它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准备了思想条件和提供了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开始思考怎样巩固、建设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尽管没有直接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但是。他已经明确地提出要“以苏为鉴”、不能走苏联走过的弯路，要通过“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影响，找到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能够成功地开展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
根据这样的思路，领导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长期艰苦的探索：创建的人民民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坚实的制度文明基础；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重要的物质文明基础；总结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经验，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科学的治国理政思想――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巩固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不要迷信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好；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各种矛盾，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按照“长期共存，相互监督”的方针，巩固和发展多党合作；统筹兼顾，处理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关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继承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吸收世界先进文化成果；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独立自主，团结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等，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奠定有力的精神文明基础。这些思想理论成果，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来源。
然而，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导致的探索没有成功。有两个主要问题局限和困扰着他的探索最终走上歧途：一是始终没有明确中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二是始终沿用革命思维和斗争方式解决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问题。结果产生社会问题政治化和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偏差。而革命思维、斗争方式与过渡时期思想的融合，便形成了“无产阶级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这样的理论和路线，使的探索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渐行渐远，直至伤及和危害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应该说，的探索，初衷是正确的，方向是明确的，开端是良好的。即使他的失误，也为后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走向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积累了重要经验，留下了深刻启示。邓小平说过，在许多方面，我们还是把已经提出、但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开创和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深化，就是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继承和发展为主要代表的老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开创的伟业。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第二次飞跃始自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当时，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出现新的深刻变化。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和平，成为时代主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中国发展主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
因应时代变迁和人民诉求，开创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由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往开来、锐意创新，经过30年的伟大实践，逐渐显现出存在价值和发展优势，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相应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事业走向成熟和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相继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大发展，取得了相互联系、步步深入的三大成果。在此基础上，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相继组成和共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在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有整体性，又有发展的阶段性。
邓小平理论是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是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初走向系统化的重要标志，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观点，从生产力角度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条件和发展程度，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发展阶段，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主要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矛盾。它用改革思维取代革命思维，用发展方式取代斗争方式。如果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中国现时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立足点，那么，改革和发展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在此基础上，邓小平理论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崭新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最基本观点与最核心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世纪之交、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突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进一步结合起来，不断实践和实现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蓝图。它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发挥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的各个方面，提出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把社会主义建设与执政党建设联系在一起，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在新世纪、以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来的。它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视野，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内容。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新的历史起点。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正处在新的关键时期。科学发展观着眼于解决新问题、新矛盾，提出和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社会和谐，从认识上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实践上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针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展开，都是为了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产生。它们具有共同的理论渊源和立论基础，面临共同的历史任务和时代课题。在维护和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它们的基本观点、重要论断，虽然各有侧重，但又紧密联系、相互贯通，带有思想交汇、理论相融、不断深化和具体化的特点。三者形成和发展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
第一，它们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中国国情、时代变化、人民实践，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得到新发展。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坚持维护社会整体利益，协调群体利益，保障每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不断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要：坚持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努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坚持用改革创新的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使我们党能够不断肩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重任。这一切既体现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也体现了创新马克思主义。
第二，它们都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并以此作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依据。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我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状况决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必须经历很长的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贯穿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矛盾。因此，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就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我们党的一切理论建构和政策制定，都不能脱离这个实际，也不能超越这个阶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是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基础来认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执政党建设问题、发展问题。正是基于这样的立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它们既没有割断历史，又不迷失方向；既没有落后时代，又不超越阶段。
第三，它们都以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目标。实现现代化，是百年来中国人的不懈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现实途径。走这条道路，中国能够在避免社会动荡和两极分化的前提下加快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指出，中国用100年时间基本实现现代化，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程度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而且是共同富裕的，就会充分显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和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进而坚定人们的社会主义信念。邓小平理论提出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思想。在此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完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把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结合到现时代。
第四，它们都直接体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人民群众的愿望，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邓小平理论关于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关于“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关于人民群众高不高兴、满不满意、答不答应的说法，无不着眼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当作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强调发展先进的生产力和文化，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的成果人民共享，强调发展要维护整体利益，兼顾不同群体利益，协调好各方面利益关系，还要关心每个人的利益诉求，关心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满足人的发展愿望和多样性需求。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都坚持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不固守已有的理论。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经验，注重探索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问题，不断用新思想、新观点、新判断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其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是以邓小平理论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科学发展观，主要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基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三者在思想理论上相互贯通、层层递进，是继往与开来的结合，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结构和逻辑线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的主题，也必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切建构和论述、创新和运用，都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解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三大基本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探索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如何巩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需要首先破解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是社会主义本质；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核心是社会主义道路。两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对此，邓小平理论创造性地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重大思想，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观点和最核心的内容。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又相继进行深入探索，针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形成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这些重大理论观点，进一步揭示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追求社会主义社会和谐的有机统一，是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相互促进的有力实践。
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其自身建设、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自身建设搞不好、执政能力低，社会主义事业就搞不好。执政的共产党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执政的合法性必然受到质疑。建设什么样的党，关键是实现由革命党思维到执政党思维的转变，明确执政党建设的目标；怎样建设党，关键是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创新党的建设的方式方法。两个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紧紧抓住这个重大问题进行不懈探索，先后提出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完善党的领导方式、改进党的作风、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推进党内民主建设、造就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和人才队伍等一系列理论观点，创造性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1）源远流长的见证：汉字和史书典籍。汉字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史书典籍是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的重要见证，规模大，存留丰富。
（2）博大精深：①独树一帜，独领。我国的文学艺术，以其辉煌而悠久的历史、丰富而绚丽的内涵、鲜明而独特的风格，在世界文学宝库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长期处于世界的前列，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②一方水土，一方文化。中华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各地文化各具特色又互相交融。③中华瑰宝，民族骄傲。中华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各民族文化都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
2.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1）中华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于它所特有的包容性，即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所谓求同存异，即能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和谐相处；所谓兼收并蓄，即能在文化交流中吸收、借鉴其他民族文化中的积极成分。
（2）包容性的意义：有利于各民族文化在和睦的关系中交流，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对其他民族文化的理解。
3.中华各民族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
（1）中华各民族的文化，既有中华文化的共性，又有各自的民族特性，它们都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2）各兄弟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
（3）各族人民对共同拥有的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显示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典型例题】中华饮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不断创造积累、走向完善并自成体系的独特文化。近期热播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就是以美食作为窗口，让海内外观众在领略中华饮食之美的同时，又推广了中华饮食文化。一道菜就是一个故事，一个汤就是一种文化，锅碗瓢盆透出的都是丰厚悠久的文明：广视野、深层次、多角度、高品位的区域性特征；风味多样、四季有别、讲究美感、注重情趣、食医结合的多样化特征；食源开发、食具研制、食品调理、营养保健和饮食审美的多角度审视……
结合中华饮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说明中华文化的特点。
答案：①中华饮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在长期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说明了中华文化源远流长。②中华饮食文化具有区域性、多样化和多角度等特点，说明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③中华饮食文化是中华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包容性。
知识点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1.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1）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
（2）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①地位：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它贯穿于民族精神的各个方面。②作用：爱国主义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③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在当代中国，爱国与爱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
2.民族精神的时代特征
民族精神具有深厚的民族性、鲜明的时代性和先进性。中华民族精神的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历程中，体现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
3.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意义
（1）中华民族精神的作用。①中华民族精神始终是维系中华各族人民共同生活的精神纽带（历史）；②是支撑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现实）；③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强大的精神动力（未来）。总之，中华民族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整体风貌和精神特征，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火炬。
（2）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的意义。①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提高全民族综合素质的必然要求。②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不断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要求。③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需要。
4.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途径
（1）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是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心骨”作用。
（2）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3）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思想的影响。
（4）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必须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
（5）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做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播者、弘扬者和建设者。
【时事热点链接】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悍然完成“购买”中国领土及其附属岛屿的手续，非法实施所谓“国有化”。中国人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100多个城市都爆发了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网友把保卫谱写成歌曲传唱……同时，也有极少数民众行为过激，致使一些日本人控股的商场和店铺遭遇砸抢，不少行驶或停放在街头的日系车被捣毁。
分析：①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中华民族精神是动员和鼓舞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我国各地爆发的针对日本的示威游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坚决与侵犯我国独立、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作斗争，是爱国主义的体现，但应采取理性的方式来表达。
知识点三、走进文化生活
1.文化生活“喜”与“忧”
（1）“喜”：①表现：满足人们日趋多样化的文化需求，充实人们的精神生活；通过灵活而有吸引力的表现方式，传播科学文化知识；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使人们潜移默化地接受正确的价值观念、提高思想道德素质；引导人们的消费观念，推动生产发展等。②原因：文化市场、大众传媒、现代科学技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文化市场的发展。
（2）“忧”：①表现：有些部门和单位生产、销售品位低下的文化产品；有些文化产品以荒诞、庸俗的内容迎合低俗趣味；有些媒体单纯追求轰动效应等。②原因：文化市场的自发性和传媒的商业性；封建思想的残余和旧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西方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对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冲击。
2.发展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
只有面向广大人民，反映人民的利益与呼声，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我们所倡导的大众文化。
3.落后文化与腐朽文化
（1）落后文化。①含义：指各种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等色彩的文化。②危害：以传统习俗的形式表现出来，如看相、算命等，是文化糟粕。③处理：需要不断通过科学文化教育，予以改造和剔除。
（2）腐朽文化。①含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殖民文化、“”、色情文化等，都属于腐朽文化。②危害：腐蚀人们的精神世界、侵蚀民族精神、阻碍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危害社会主义事业。③处理：必须依法取缔，坚决抵制。
【时事热点链接】2012年12月28日，针对网络热议的干露露母女三人在江苏教育电视台竞猜节目《棒棒棒》录制中放泼撒野、大爆粗口一事。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明确表示，江苏教育电视台违反《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罔顾媒体社会责任，为丑恶言行提供展示舞台，造成恶劣社会影响，应当受到严厉谴责，广电总局将依据有关法规，给予严肃处理。
分析：①文化市场的自发性和传媒的商业性，引发了令人忧虑的现象。一些电视台单纯追求轰动效应、提高收视率而以荒诞、庸俗的内容迎合低俗趣味。②文化市场越活跃，越需要加强管理、正确引导。国家叫停电视节目肆意炒作，有利于发展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③只有面向广大人民、反映人民的利益与呼声、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文化，才是我们所倡导的大众文化。电视节目要制作出真正符合广大人民群众需求的大众文化。
知识点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与繁荣
1.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1）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
（2）①重要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②必要性：在意识形态领域，多种文化并存是客观事实。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更加繁荣，同时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面对文化发展的这一阶段性特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不仅有利于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而且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3）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
2.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根本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这也是发展先进文化的根本目标。
（2）具体要求：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建设和谐文化，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互爱互助、见义勇为的社会风尚。
【时事热点链接】十报告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坚持正确导向，提高引导能力。壮大主流思想舆论。
分析：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坚持和拓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②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③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
知识点五、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1.加强思想道德建设
（1）地位：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规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
（2）主要内容：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以“五爱”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为着力点；深入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教育，引导人们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3）思想道德建设的宝贵资源：中华民族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美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长期革命与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秀革命道德。
2.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1）主要内容：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八荣八耻”。
（2）地位和意义：①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②社会主义荣辱观，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全体社会成员作出道德选择、判断行为得失提供了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③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在社会风尚的方方面面；既凝结着中华传统道德的精华，又融入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既有先进性的导向，也有广泛性的要求。
【时事热点链接】2013年是同志“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发表40周年。40年来，雷锋在亿万人民群众心中，始终是一个光辉的榜样；雷锋精神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宝贵财富，深深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之中，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精神文明的同义语、先进文化的象征。新时期要大力弘扬雷锋精神，努力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全面提高自身的文明素质。
分析：①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规定着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有利于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②把握雷锋精神的实质，有利于树立崇高理想，坚持实现自身价值与为人民服务的统一；有利于坚持知行统一的修养原则，做实践雷锋精神的模范。
知识点六、思想道德修养与科学文化修养
1.含义和内容
①科学文化修养。人们在科学知识、文史知识、艺术欣赏等方面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过程。学习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知识，用人类创造的科学文化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是科学文化修养的重要内容。②思想道德修养。人们通过自省、自律等方式，不断提高思想道德认识、思想道德判断水平，陶冶思想道德情感，养成良好行为习惯，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崇高理想的过程。
2.思想道德修养与科学文化修养之间的联系
①良好的科学文化修养，能够促进思想道德修养。②加强思想道德修养，能够促进科学文化修养。③科学文化修养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参加健康有益的文化活动，自觉接受先进文化的陶冶，使自己的思想道德境界不断升华，为人民服务的本领不断提高，成为一个脱离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一个真正有科学文化修养的人，也应该是具有崇高理想和高尚思想道德的人。
3.追求更高的思想道德目标
张富文博士的新著《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研究》从新的视角去研究马克思主义，通过经典原著文本的解读，阐释其基本内容，揭示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真谛，提炼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精髓，深刻透视其对中国的深刻影响，精辟总结其历史经验，已达到推动中国当代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梳理、归纳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基本内容，对于深入领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容体系和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相关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深入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该著选题既有理论的厚度，又有现实关怀的维度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研究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该著通过深入细致地探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有一个清晰全面的了解，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能够加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该著注重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对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和开放的科学体系，它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有具体体现，自从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的核心价值理念以来，“以人为本”已经成为中国的主流话语。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进行了深刻系统的论述，把“以人为本”作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理念给予定位。“以人为本”集中体现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核心理念。该著作能够为深入理解和把握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以人为本”提供深厚的理论基础，能够推动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活动，能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指导，能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
二、该著注重马克思主义原著文本的梳理，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内容体系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内容十分丰富，而且具有自己的理论特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着眼于人的本质、人的历史地位、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形成了一个包括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逻辑起点、立论基点、价值诉求和终极目标在内的完整体系。这四个组成部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四位一体的内容体系。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具有科学性和前瞻性、批判性和革命性、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等几个方面的特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以人的自由自觉性的内在本质为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立论基点是现实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在现实人及其巨大历史作用的立论基点上，提出了广大人民群众解放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为广大人民群众的解放和全人类的解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找到了现实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价值诉求体现为人类的解放，以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前提，通过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为中介，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与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终极目标是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它是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终极人文关怀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类解放的最高境界，是马克思、恩格斯构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内容博大精深，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还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主要体现为科学性和前瞻性、批判性和革命性、阶级性和全人类性等几个方面。这些理论特色显示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特质，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能够超越时空、经久不衰、永葆生机的重要保障。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扬弃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吸取了费尔巴哈对人的认识的“合理内核”， 在批判地吸收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合理因素基础上超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并进一步发展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中国变成变革现实的革命理论，它必定绕不开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提供了文化基础和民族心理基础，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远远地超越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
三、该著立足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的历史经验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同中国实践、具体实际、时代特征、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其在中国实现民族化、具体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产生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现实，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潮，特别促进了中国人民国民性的改造，逐步使中国人民具有现代公民的意识，推动了中国人的现代化。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影响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不仅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而且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贯穿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之中，对中国的启蒙、建设和改革，中国共产党的转型，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问题具有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当下的中国依然具有指导意义，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中国的最新发展，而以人为本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在中国的最新实践就是要把“以人为本”思想贯彻落实到实处。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既有凯歌行进的成功推进，也有遭遇挫折的偏离正轨。因此，拨开历史的迷雾，弹掉历史的尘埃，系统清理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该著主要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反对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抵制个人崇拜等几个方面来系统总结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经验。
第一，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运用群众路线，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动员了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与进行自己解放自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取得了胜利。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依然要坚持群众路线，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结合，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理论伟力，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
第二，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要坚持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国情和实际相结合，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要发挥其理论自身的作用必须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中国具体的不断变化的国情和实际决定必须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国情的具体结合和统一更是要求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并作出新的理论总结和概括，把中国不断丰富的人本实践经验与理论马克思主义化，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使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取得一个又一个的丰硕成果。
第三，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所谓“统一”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人本要想真正的实现中国化，必须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相结合，使产生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变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并且具有中国语言表达形式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所谓“对立”就是指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部分、糟粕是格格不入的，针锋相对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清理和消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消极部分，拒斥传统文化的糟粕，才能不断推进和发展。
第四，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坚决地反对和抵制教条主义。教条主义是对某一理论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的盲目照搬、生搬硬套，把本来生动的理论“”为僵死的条条、框框，不是根据实践去发展理论，而是用本本去框实践，根据理论去剪裁丰富的实践，理论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是推动而是阻碍实践的发展。可见，教条主义危害巨大，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坚决抵制教条主义。反对教条主义一定要注意两个倾向：一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本身的照搬照抄、生搬硬套和盲目套用；二是对西方人道主义理论不加鉴别和分析的盲目崇拜和迷信。
第五，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要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天敌”，对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要坚决反对个人崇拜。个人崇拜是人类历史遗留下来的腐朽、落后的糟粕遗产。它完全背离马克思主义有关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相互关系的基本观点，提倡盲目崇拜和迷信，严重妨碍和压抑人民群众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破坏无产阶级政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基本原则。因此，个人崇拜与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水火不容、格格不入的，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一定要坚决抵制个人崇拜。
四、该著运用科学研究方法，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相关问题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27-02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分别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探讨和争论。不论持何种观点，学者们在分析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过程中始终绕不开三个基本问题。
一、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在讨论二者关系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正确看待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部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思想与他本人晚年所犯的错误已有区分，并且表明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即，思想中不仅仅涵盖了革命时期的理论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提出了思想成果。
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成果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1956年，鉴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积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条道路。正如他所说：“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方法论指导。同时，论述了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其矛盾学说的代表。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转变消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除此之外，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如关于“三位一体”战略布局思想等。尽管晚年走了弯路，但不能因此否认思想中正确的理论观点，且“没有对这些失误和错误的纠正，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2]，同时继承借鉴思想中的正确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思想源泉，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在两大理论成果中有一定差别，尤其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正确思想和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指导意义，体现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由此可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起于思想，但注意区分的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并就此持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开端
历史起点的时间界定，直接影响着学者们对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界定。一般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其历史开端，主要依据党内颁布的相关政治文件、报告等；另一种反对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多数学者是以党的文献为依据得出结论。一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3]。二是党的十三大时就已提及“两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第一次的飞跃时限只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紧接着党的十四大就将它延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与进步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概括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综合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可以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主要存在“1921年说” “1927-1934年说” “1956年说” “1982年说”，这些分歧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讨论较为激烈。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的很大原因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认知上的分歧，学者们难以达成统一认识。即使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后，仍有学者将1956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1956年说”作为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影响最大的一个起点说。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论点是：一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戒”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且契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和准备阶段。”[4]二是就理论开端而言，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三是中国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启动社会主义建设，并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时间来认定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起点的依据。这三个时间分别涉及制度、道路、理论，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故而1956年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在三个方位的同时启动。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问题毋庸置疑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诸多中央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问题的多次概括都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其次，在确定历史起点时，必须要弄清楚“开始探索”与“开创”的区别。最早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在20世纪50年代，始于，但是不能笼统地认为他已经开创了这个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从根本上而言还处于探索阶段，难以论证起点一说。再次，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于两个有较大差别的时期。思想形成时期以鹫与革命为主题，而后者形成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两次历史性飞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前者解决的是革命道路问题，后者要解决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最后，思想产生于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改革开放为实践基础。
三、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前文探讨的关于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及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开端，最终服务于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成果关系中，多数学者偏向“不包含说”。首先，二者不能混为一谈[6]。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产生了具有明显区别的两大理论成果，理所当然是不包含的关系。其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及“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鲜明指出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谈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换句话说就是，“当代中国”指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历史阶段，不涵盖思想。最后，必须正确理解“中国特色”这一概念。两大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有差别，比较而言，前者更加侧重中国传统特色社会主义，后者则具有鲜明中国当代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于思想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一观点主要集中在党的十七大之前，其中影响广泛且存在争议的就是“始于毛，成于邓”，这类观点持有者倾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探索，《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便是佐证。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经验。对于这段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结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7]据此，有学者把它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的根据。即使党的十七大明确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存在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思想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养分和组成部分。再者，有学者从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必然遵循质量互变规律为由，认为新旧事物在量和质方面的部分重合、交叉和包含是必然的，且这种重合、交叉和包含正是事物相互联系的具体表现。
笔者认为在探讨两大理论成果关系时，不能简单认为二者就是包含关系或者不包含关系。它们应当是内在统一的平等并列关系，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分别产生的，是有机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关系，有先后顺序，但无高低之分。常见的“不包含说”容易产生贬低思想的历史地位之感，也贬低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重要作用，使这两个时期俨然割裂开来，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而“包含说”势必会造成一个从属关系，将思想涵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会造成一种从属感，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思想历史地位。再者，将其概括为包含关系，不符合我们长期以来关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提法，与认知不符。曾就此强调：“虽然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二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参考文献：
[1]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9.
[2]陈锡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起点问题的讨论及思考――兼析“始于毛，成于邓”的命题 [J].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2008（10）：13.
[3]本书编写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上）[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
[4]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 [N].光明日报，2003-05-21.
詹姆逊诞生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他经历了较为独特的思想历程。在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在美国文坛占统治地位的是以对文本的语义分析为主的新批评派。20世纪50年代末期，詹姆逊在读博士期间曾经留学德国与法国。这时期正是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流行德法之际。因此，尽管在导师奥尔巴赫与斯皮泽相关的新批评文体学影响下，詹姆逊完成了博士论文《萨特：一种风格的始源》（1961年出版）。但是，德法的存在主义与结构主义思想已经在其中形成一种明确的反动因素，使这样一本著作明显带有反对文学常规，反对文体学霸权模式色彩。其后，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掀起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高潮，出现新左派，再加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性质的越南战争运动高涨，詹姆逊也开始投身到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之中，并写作了反映黑格尔与马克思辩证传统的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形式》（1970年出版）。
在《马克思主义和形式》中，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辩证传统，阐释美欧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同时，介绍了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布洛赫、卢卡奇、萨特等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形成了自己较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立场。这些思想帮助他走出新批评模式的以文本分析（对作品进行语义分析）为中心的批评视界，也为他日后确立起“人学批判”思维路线开辟了思想道路。后来不久，他自发地以自己的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诠释批判了法国的结构主义思潮，写作了《语言的牢笼》（1972）。并于其后，较为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进行思想研究，发表许多理论探索与文化研究作品，进行广泛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实践，写作了关于魔幻小说、电影、绘画、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文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帝国主义、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新左派等领域的重多文章（其中很多篇章收入了《理论的意识形态》一书）。也是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文学的“政治无意识”理念，认为文学是对社会的表征，文学研究应该摆脱“新批评”模式而走向更加广阔的文化批评。
二、“文化批评”的不断深入开展
20世纪70年代，詹姆逊自觉地以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来审视文学文本以及电影、绘画等艺术，以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等文学思潮，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帝国主义、新左派、第三世界民族解放等现象。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发现政治无意识无处不在，在文学中也不例外。于是，在跨越了整个文化经验领域的思考基础上，提出文学的政治无意识本质观点，自觉的写作并在1981年出版《政治无意识》。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指出文学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进而提出文化批评观点，走上关注文化文本的研究道路，这样一来，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及其文本的关注到对重要的文化文本——电影的关注，再走向对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关注，便成为一种自然。
《政治无意识》是詹姆逊对20世纪80年代之前自己马克思主义文学批判思想的总结，可以说是其文学理论研究历程中一部成熟的文学方法论著作，也是其思想成熟的一部里程碑式的著作，其中包含对文学形式历史的较为系统的思想创见。正是在这部著作中，他树立起来了马克思主义人学批判的文学研究与其他社会文化批判理念。政治无意识理念确立起来之后，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以及电影工业等社会文化现象进行的自己较为独特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审视（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观我们将另文探讨）。1982年，在韦特尼博物馆讲座上詹姆逊作了《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的演讲，形成了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基本看法，并在后来发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中，詹姆逊以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将后现代主义归结为一种文化要素，即后现代是一种文化“要素”，而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容纳那些残存的或突然产生的反对它的种种文化形式的系统。“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晚期/多国/消费资本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经济基础的重要参照，后现代主义文化是这个总体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文化分期。”《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的发表，标志其独特的后现代主义思想观点逐渐树立起来，也真正拉开了其著名的文化批评大幕。
《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发表之后，他将研究目光投向远距离纯文学文本较远的影视作品，并在1990年、1992年分别出版了专门性较强的影视研究著作《可见的签名》和《地缘政治美学》。其后，进一步关注社会文化现象，将自己的思维视点从文学文本扩展到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种种社会文化现象，并于1998年出版《文化转向》，明确指出自己演变成为了一名文化批评家。在这样的一个研究过程中，一种社会人学的批判思维逐渐树立起来，为其新世纪思维观点的进一步突飞猛进——转移到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提供了可靠保障。
詹姆逊1980年写作《论阐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象征行为》、出版《政治无意识》，确立起相对较完备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观，逐渐将思维视域转移到对文学背后的社会历史文化发展上，受欧陆法国后现代主义以及德国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影响，开始考察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逻辑——后现代主义。如美国新左派主要代表佩里·安德森所言：“没有哪个作 者像詹姆逊那样深入探讨或全面研究后现代的文化、社会一经济和地域一政治层面的理论。”（见佩里·安德森1998年春为詹姆逊的《文化转向》所作《前言》）在詹姆逊看来，文艺的奥秘在于社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文艺。因此，在詹姆逊的理论研究中，文艺研究与社会历史本质发现并驾齐驱。詹姆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最主要的内容是后现代主义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非常关注社会历史文化发展。将文学研究放进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视域进行深层结构的思想透视是他一贯做法，在这种对文学的社会本质透视过程中，逐渐将思想视点集中在对后现代主义的本质思考。
综合起来看，詹姆逊对后现代主义的透视即其卷帙浩繁的“文化批评”创作可以划分为这样两个阶段。第一，历史化分析与意识形态考察阶段，即如同对现代主义进行历史化分析以及意识形态考察一样，将后现代主义文化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来审视，将后现代主义视为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表征，其代表著作为：《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后现代的诸种理论》《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第二，结合社会文化、艺术现象变化对后现代主义进行深入的思维考察与性质批判（代表著作：《后现代的诸种理论》《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后现代性中形象的转变》《艺术的终结还是历史的终结》）；此外，还有进行社会精神变革实质发现即逻辑分析，例如：他在《后现代主义和消费社会》中指出：“我们已经看到了后现代主义复制或再造——强化——消费资本主义逻辑的方式；而更为有意义的问题是，它是否也有某种抗拒那个逻辑的方法。”其中已经包孕纯粹哲学批判的影子。
三、“现代性”的哲学批判
当资本主义的政治诡计、暴力色情等后现代主义文化形式淹没思想启蒙的伟大、“法国大革命”的崇高，人们内心开始重新渴望现代主义及其乌托邦——现代性。20世纪末米勒、布鲁姆等人对“回归经典”的号召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新美学”理想的最高呼唤。历史进入21世纪，詹姆逊针对这些精神现象的变化，仍然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研究，而且在各个方面都实现了巨大思想跃迁。
在西方思想者看来，“现代性源自启蒙主义，它所基于的原理是对进步的信念且相信人类理性可以并应当改变世界”。在西语里，“现代”是同“传统”相对的一个概念。依照黑格尔的世界万物相反相成辩证而生的原理，现代不能脱离传统而存在，在传统中一定有现代的影子。依照胡塞尔的“现代”是对“古代”特别是古希腊传统的复兴理论。当我们翻开西方文化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性假如是以理性为内核的话，一定就是涵纳了超验想象、先验规定、经验分析、情绪体验的主体性焦虑——人的亘古不变的“存在焦虑”。依照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想见，现代性蕴含在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之中，而不是“现代主义”的简单精神表征。依此，我们可以推翻詹姆逊20世纪80年代甚至20世纪90年代对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比如他肯定地说现代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一种时间性超越、后现代主义是一种对现代主义的空间性超越）。假如现代性就是人的主体性的焦虑，是人关于生存与生活的一种整全性的存在焦虑。那么，依照詹姆逊的文化是一种社会象征行为的理论观点，我们就可以说无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文化都是对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超验想象、先验规定、经验分析、情绪体验等象征行为，均是现代性的表征，根本就没有什么“时间性缺失”与“空间性变换”的根本差异，那种关于时间与空间的“书写的差异”的断想实际只是德里达对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景观的一种描述或曰社会象征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真理解读。
后现代主义文化，也就是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詹姆逊看来，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这样一种文化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经历民族市场时期、帝国主义垄断时期之后的最新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后工业文化即信息传媒技术获得大发展，视像文化获得大流行，崇高批判文化传统正在被淹没，代之而起的是臣服于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个体下的快感评判的文化——大众文化流行。拯救人们于大众文化之水火的现代性焦虑——乌托邦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文化的主要特征。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之后，处于核心文化地位的仍然应该是这种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乌托邦叙事。在我们看来，这些无疑是进步而正确的社会思想文化观点。究其原因，无怪乎这是蕴含着马克思现代性的社会批判的合理思想内核的一种文化批判。这不禁让我们联想，詹姆逊在资本主义横行的全球化时代，在世界全面进入资本主义笼罩时代究竟坚持了什么思想？
詹姆逊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坚持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特别是生产方式变革与经济形式变迁决定文化样貌作为批判的出发点，发扬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批判思想，坚持的是乌托邦批判。乌托邦批判来源于社会主义理论，詹姆逊认为马克思主义批判是科学的资本主义批判，在对资本主义批判过程中坚持了空想社会主义时代的乌托邦思想。今天，在对全球化资本主义文化进行批判的过程中依然应该坚持马克思的乌托邦批判视角，应该把这样的批判作为批判的思想基石。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现代性以理性为核心要素，通过对理性的分析我们看到，理性不反对超验的想象与先验的归纳，理性是有目标的，也一定是先验的归纳与超验的想象。詹姆逊的全球化批判理论不同于后现代主义“解构”特点的文化理论，与哈贝马斯提出社会交往行动理论一样，直接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文化困境找来救命稻草——历史化的眼光、乌托邦的想象，表现出比较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主义的批判文化特征。此外，这种理论与晚期德里达的思想也非常一致。20世纪90年代，德里达开始寻找“解构思想”的理论前提，最终将 正义，将马克思以及莎士比亚等人的现代性幽灵思想作为自己思想的始源。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詹姆逊的现代主义追问——现代性哲学考察是伟大的，即：21世纪来临之后，尤其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家逝世之后，其关于现代性的哲学批判有巨大精神启示意义。
四、詹姆逊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特点：“理论仍在途中”
早在1985年秋，詹姆逊曾经来到中国，在北京大学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讲学，将后现代诸种理论带入中国；2002年7月，詹姆逊再来中国，在华东师范大学为作了题为《现代性的幽灵》的演讲。从这两种演讲的对比中能发现其关注点的历史变迁。作为一个思想家，詹姆逊为我们不断提供崭新的学说与理念。他是一个不断进行理论探索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理论仍在途中”（1995年语言学会上与张旭东的谈话中提及）。他的理论睿智而深刻，内容丰富、精神厚重。综观其历程，1961年出版《萨特》之后，思想开始发生转向，即：20世纪60年代开始倾心马克思主义研究，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20年时间，先后出版梳理美国黑格尔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与形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批判研究结构主义并出版《语言的牢笼》，1980年出版比较成熟的阐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政治无意识》，并从此走上广阔的文化批评思想道路。
詹姆逊是个非常勤奋的学者，我们在各个思想领域均能见到他的身影。无论是新批评、还是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德法晚期马克思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人类学、民族学、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等等人文社会学术领域都是他思想泛舟之所，思考对象遍及文学、政治、电影、建筑、服装等诸多社会文化。詹姆逊在自己的学术生涯中，不断把异国思想引入美国，一方面从其理论发展本身探讨揭示其实质，一方面用来思索美国主导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况。他的学术兴趣广泛，学术态度明确，学术思想稳定，我们能说他的理论研究在“文化转向”（具体应该说“转向文化批评”）之后（从《政治无意识》出版开始）就不再思考文学及其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仍然写作多篇关于文学及其理论的著作。关于文学的政治表征理论之作——《政治无意识》出版之后，文学还有其他文化现象均成为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思考与批判对象，变成他了解并把握社会发展状态的媒介。批判视域扩大，他并没有就此不关心文学。相反，他开始在更广阔思想视域中关心文学。
[作者简介]马艳青，广西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广西南宁530001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8－0094－0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形成的，包括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就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在理论上所形成的中华民族特点。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的形成，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过程，可以说，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最为直接的理论概括，其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表达三个方面。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的时代内涵：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围绕中华民族的历史使命展开，实现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紧密结合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这就告诉我们，任何伟大的思想、科学的理论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同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不断地解决时代与实践提出的重大课题中，把思想理论大大向前推进，把人类社会实践大大向前推进。
近代中国有两个重大的历史课题：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时代特点首先是中华民族独立的问题。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作出了成功探索，走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形成了极富民族特色的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不断探索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立足本民族实际，逐步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对“处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共产党如何开创党建工作新局面，进而更好地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等问题进行了成功的探索，先后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再一次把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将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在怎样发展上开拓创新，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发展道路的认识，进一步丰富和凸显了“中国模式”的独特魅力。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
从文化传播学角度看，某种外来文化的传播从来不可能是全面移植，而必须与本民族的文化相融合，才可能在本民族的土地开花结果。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文化契合、文化融合与文化重建的过程，既要使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传统的土壤，从中提取素材，吸收营养，丰富内涵，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又要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面向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体系，剔除糟粕，发展精华，推陈出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最主要的体现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最一般的理论宗旨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精神有机的结合，并在这种结合中实现对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扬，这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最高境界，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举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创举。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关于文化的基本精神，我国历史学家张岱年先生说：“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也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些思想观念或传统受到人们的尊崇，推动了社会发展，成为生活行动的指导原则和历史发展的内在思想源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中国文化基本精神的重要内容。“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两层含义：一是在人与神的关系上，体现为“天地之性人为贵”的人格肯认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轻神重人的根本态度；二是在民众与统治者的关系上，体现为“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社会观和朴素的民主观。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闪光亮点。但总体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观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它只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其统治的一种治理理念而已。
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是党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整合中国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思想所取得的一个重要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其内涵远比传统的“人本主义”丰富得多，它继承了中国传统“民贵君轻”、“利民富民”的民本精神，又在依靠人民、爱护人民、尊重人民、富民的思想上，对“人本主义”给予了新发展。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就是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它体现了对人的生命的充分尊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可以说，科学发展观的“以人为本”是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中，融入了中国传统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既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又扬弃了民本思想的历史局限。另外，提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都是传统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典范。
(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秉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又突显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
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其民族特色也在不断的突显和增强。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来看，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在增强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问题上，主要体现在用民族的语言以及民族的形式对马克思主义进行阐释和转化方面，以为总书记的党的领导集体则体现在遵循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秉承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促进中国传统价值取向的凸显和发展。
和谐思想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髓所在，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西周太史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他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春秋时期，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老子提出“知和日常，知常日明”；《论语》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孟子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中庸》提出“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的思想最为体现中华民族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蕴含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哲理。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客观审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和新问题，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决策。这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又一次理论创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内在统一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实际已经包含有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和谐社会既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又是其发展的必然结果，只有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才能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发展。倡导和谐理念的科学发展观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着统领作用，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灵魂。在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中，这两大理论紧密联系，交相辉映，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起着强烈的指导作用。
可以说，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文化理念相结合，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秉承，更是对中国古老价值取向的凸显和发展，真正体现出了鲜明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的生动展现：特色鲜明的民族形式表达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想文化传入中国，要使它能为中国人民广泛接受，并在实践中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寻找到一种为中国人民所理解和接受的民族形式。曾经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表现出来的马克思主义。”通过民族形式表达马克思主义，就是用中国优秀文化的表达方式和百姓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深入浅出地阐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从而使产生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呈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是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重要特点。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和的发展史中的文化问题乃至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本文就2001年以来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作一概括，以便对研究其他的文化理论有一定的借鉴。
一、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研究
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与背景，形成的过程特别是形成的标志，历来是学者们的焦点，笔者就2001年以来学者们的观点阐述如下：
首先，就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形成了种种观点。在各种观点中，共性的一面是，大都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形成的思想资源是在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如凌厚锋在《论文化观及中国文化转型》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第一次转型。从指导思想、方法论、文化主体和民族精神等方面给予中西之争以正确的解决，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1］詹永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基础》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作为一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观，既是历史发展的需要，又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其方法论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运动的实践及经验和九一八事变以来文化界关于建设新文化的思想是其思想来源。”［2］王东在《中华腾飞论》一书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铺垫”一节中指出：“在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基础上，深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3］牛君、温炳禄在《论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及其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影响》一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在对近代以来长期的中西文化争论做了科学回答的前提下，在理论上借鉴了梁漱溟、胡适的中西文化思想的合理内核，同时，超越了二者的局限，并提供了对待文化的批判武器，而形成的完整的文化观。”［4］郭若平在《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的思想资源――以“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论争为中心》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既是中国革命长期实践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思想上的体现，同时，它的形成还得益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艺界有关“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思想论争，这两大论争为新民主主义文艺观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5］范玉双在《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一文中提到：“近代中国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孕育的土壤；马克思哲学世界化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大批‘文化’涌进边区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产生提供了帮助。”［6］鲍雪松、史文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理论渊源》一文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丰厚土壤；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有益养料；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内在理论根源。”［7］另外，孙玉太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伴随着他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辛探索，伴随着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而形成。”［8］
其次，围绕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过程特别是形成标志争论激烈。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形成的标志说法不一，各持其据。主要有如下三种观点：第一，即三阶段论；张艳国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酝酿形成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从五四时期、陈独秀等的最初探索开始，中共成立后，瞿秋白对新文化运动的理论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深化。直到40年代初期，以《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为标志，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这种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并且多年来一直在学术领域占主导地位。”［9］第二，即两篇文章论；王东在《中华腾飞》一书的第一节“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历史铺垫”中指出：“于1940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加上1945年七大报告《论联合政府》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10］第三，即多篇文章论；刘辉在《近二十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形成的标志除了的《新民主主义论》外还应加上等人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等文，这样来理解‘标志’问题可以较清楚地反映该思想体系的形成特征，真正体现中共高层在文化问题上的集体智慧、思想共识和整体认识上的互补性特点。”［11］
二、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研究
史学界长期流行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的提法，即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2001年以来学者们围绕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展开了新的探讨。
首先是四特征论。刘辉、黄兴涛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再认识》一文中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提法更加流行和被大多数人认可。［12］
其次是一致论。郭建宁在《的文化观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指出：“三特征与四特征是完全一致的，即作者的一致论，其依据有两个：第一，首次论，即首次提出了四特征的说法，只不过是后来沿用的这一思路，阐发这一精神的，在后来的报告中，没有沿用四特征的说法，而是改用三特征的表达，这是令人费解的。第二，包含论；即认为大众的就包含了民主、代表了民主、意味着民主，并且用的论述，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是民主的。”［13］
最后是学术界其他的观点。侯且岸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论析》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特征是创新的文化、民族的文化、科学的文化、大众的民主的文化、建设中的文化。”［14］闫锋在《浅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质》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与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它不仅具有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的基本特征，而且还应具有三个特征：一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二是内部呈现出各种文化思想错综复杂多元并存的特征；三是具有过渡性特征。”［15］
另外，周红在《浅析的文化观》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民族性、开放性；人民性、民主性；科学性、实践性。”［16］
三、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研究
近年来，学术界也开始注意到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的研究，主要从科学内涵、理论创新和现代的价值意义等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孙玉太在《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述论》一文中指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科学概括了新民主主义的性质、内涵、特征和作用，成为近代中国人会通中西文化最为珍贵的历史结晶，既高扬着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又灌注着强烈而理性的民族精神。不仅有力地推动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也为未来新中国文化精神成为中共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继续深入思考的起点，直接孕育出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思想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代表中华民族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基本思想。”［17］秦文志、刘静在《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科学内涵及其现实指导意义》一文中指出：“第一，关于中国文化分期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的历史渊源，把握先进文化思想与党的方针政策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二，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正确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文化纲领的制定和贯彻，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三，关于中国先进文化的地位、文化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以及反对‘全盘西化’等问题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坚持中国先进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第四，关于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重要问题的论述，对于今天我们坚持文艺工作的正确服务方向，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18］
杜艳华在《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进步作用》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服务于时代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富强不可缺少的武器；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其救亡和启蒙的双重作用，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新民主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表明它代表了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19］范玉双在《浅谈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一文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关系密切，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前提和基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则是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展。”［20］
另外，施碧霞、张玲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在当代中国农村的新发展》一文中指出了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对当代农村的新发展及其现实意义：民族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形式成为农村发展先进生产力的重要动力；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内容成为农村文化建设的行动指南；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品格成为农村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根本体现。 ［21］
总之，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全方位拓展，对构建社会主义的新价值体系，推进和谐社会建设，有着重大而现实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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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詹永媛.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形成的历史背景和思想理论基础.［J］.广西社会科学，2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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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闫锋.浅论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质.［J］.党史文苑，2006(12).
［16］周红.浅析的文化观.［J］.思想研究，2001(6).
总书记鲜明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这个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民族特点是指_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和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与其他民族的不同点。它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发生变化。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是对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趋势的科学把握。但是，马克思主义要付诸实践则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是可能的。在这种结合中，普遍的真理被具体化，具体的实践经验和民族文化优秀成果被概括和提升，融合为一种体现着普遍和特殊相结合的理论成果，并成为该民族、国家和地区的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打上民族性的烙印。马克思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中叶的欧洲，马克思和恩格斯面对的是欧洲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想文化关系和发展进程，回答的是当时的经济、社会、历史发展和阶级斗争提出的重大问题，制定的是当时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战略和策略。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必然是带有历史特点的，同时又是具有民族形式的。当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其他民族、国家和地区的时候，就有一个同当时历史条件、发展过程和民族特点相适应的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要与民族特点相结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强调，脱离各个国家的历史条件和发展进程来谈论他们的理论，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各国的工人政党要胜利地领导本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都必须从自己国家的历史条件出发，制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民族特点相结合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z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变化，《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明确强调，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这段重要论述，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其一，不管情况发生多大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必须永远坚持，决不能背离和丢弃。其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革命实践的产物，坚持和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必须以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必须与民族特点相结合。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我们认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共产党人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时，不是要求消除多样性，消灭民族差别，而是要求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
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
同志鲜明指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也都是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确定党带领人民推进事业发展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战略策略，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提供科学指导，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这一重要论断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坚持立足中国国情。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就肩负着如何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历史任务。这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全面、系统地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又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灵活运用，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与理论。早在1938年10月，就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运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悱这一科学的认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挥指导作用的关键前提，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并初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重要保证。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没有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中的词句和个别结论，而是紧紧抓住“实事求是”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精髓，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出发，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依据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以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国情有机结合的光辉典范。
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和养分
总书记鲜明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结合，而且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任何理论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能正确指导实践，而任何理论只有与文化相结合才能深入人心。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须充分考虑中国传统文化，使之体现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使之与中国文化融为一体，创造出体现时代要求又具民族特色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原则。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化、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做到以下几点。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实行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第二，对中国传统文化要采取科学的态度，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第三，坚持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不同学术观点的交流和碰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