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构主义——一种分析范式
建构主义是一种关于认知和学习的理论。苏格拉底的“助产术”(是指一种师生双方基于平等地位的辩论式教学方法。他认为教师的职责不是灌输知识，而是要通过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和获得知识，教师只是新知识和新认识的“助产士”。)和柏拉图的理念论一般被认为是建构主义的思想起源。纳尔逊·古德曼第一次提出了“建构主义”的概念。[1]建构主义理论发展到今天，出现了很多理论分支，被广泛应用于教育学、认知心理学、国际关系学、公共外交、文化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等学科。
建构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基本信条：第一是认识的获得是认知主体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被动地接受获得;另一条是认知主体带有自身的利益和判断，“价值无涉”原则不适用于建构主义理论分析。根据建构主体的不同，建构主义可以分为个体建构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前者认为认知行为为认知个体单独建构;后者则强调认识活动的社会性，强调认识的形成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动态互动。社会建构主义认为认知同文化历史相联系，同文化价值观相互通融，人们是在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圈定的范围内进行认识活动的。[2]建构主义既是认识论也是方法论。
它为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哲学视野和一套新的认识工具。尤其在侧重于分析认识的形成和“涉人”的社会现象时，社会建构主义的有效性是显而易见的。[3]本文的关注点在于公众作为“社会人”在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形成中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建构主义分析。
二、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内涵和意义
政治传播是“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信息的扩散、接受、认同、内化等有机系统的运行过程，是政治共同体内与政治共同体间的政治信息的流动过程。”[4]作为传递政治信息，达成政治共识的一种社会行为，政治传播渗透着人的价值追求和判断，是一种典型的“涉人”的社会现象。在现代民主政体中，政治人物通常通过组织或加入政党、参加选举，从而获取影响政治进程、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因此，政治人物与社会共同体中的其他成员最本质的区别就是拥有政治权力。
政治人物公众形象是指社会公众基于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政治人物形成的综合印象和评价，是社会公众对经过多渠道直接和间接获得的关于政治人物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言谈举止、服饰发型、精神风貌、政策主张和政治理念等信息，建构起来的整体印象。
个人对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个人及组织对良好声望和威望的追求就是对其良好形象的追求。[5]政治人物推动政治进程，进行社会管理除了需要其自身权力带来的强制力外，还需要有良好的声望和较高的威望带来的感召力。强大的感召力是政治人物行使权力的润滑剂，能够有效降低权力运行的阻力和成本。因此可以说，政治人物的良好形象是政治人物在政治传播中的一种坚实有力的“软力量”。
虽然在媒介化社会，政治人物形象呈现于报纸、电视以及网络等各种媒介平台的声音和影像之中，使受众有着所听所见即为真实的强烈错觉，但是，一直以来对传播效果的研究提醒我们不能忽视受众的主观能动性。公众内心积淀形成的对政治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是影响公众政治情感以及指导政治行为的最大动力。
三、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建构
政治人物公众形象是公众对政治人物的情感和意志的总和，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根据建构主义的基本观点，社会公众是有能动意识的受众群体，具有不同的知识背景和经验基础，带有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判断。社会公众把从外界接收到的关于政治人物的信息进行解码，结合自身的文化、知识背景、价值取向进行整合，形成整体印象和判断，从而建构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社会公众获取政治人物信息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接触或者感知;另一种是间接接触，即通过媒介或人际传播群体等中间介质接收信息，大致包括正式公开渠道获得经验和“小道消息”两种。在认知心理学上这两种途径也叫作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另外，社会建构主义指出认知的建构是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制约下，通过跟他人的相互作用来实现的。认知结果是个体与社会中其他人达成的某种共识。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建构也应符合这一规律。处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受众群体接触的信息源和获得信息的渠道不同，对信息的辨识、理解和加工处理方式和能力也不尽一致。所以，大众对政治人物形象的认知结果在不同阶层中会有一定的差别。分属各阶层的社会大众形成的认知结果，只有通过交流、协商后相互妥协达成的最大公约数，才是最具客观性、普遍性和真实性的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
四、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要素分析
(一)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客观要素
政治人物的言谈举止、服饰外表以及政策主张和政治理念等信息客观存在于现实世界当中，构成政治人物的“具象”，是媒体塑造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原材料，也是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过程中相对客观的要素。这些客观要素一般经过包装和修饰，体现着政治人物的形象风格和政治风格，并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使得政治人物形象本身成为政治传播中具有高辨识度的象征和符号。比如，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发型上保留了前任的风格特点，这种形象设计有助于巧妙地借助前任的威望实现自己的政治统治。
(二)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直接经验
社会公众通过参与一些社会政治活动，如政治人物的调研考察活动、新闻会、赈灾慰问等，从政治人物的外貌体态、话语和行为，获得对其最直接、最真实的感知，形成对政治人物的情感体验。
另外，公众对于所置身的社会政治生活以及对政府服务、政绩效果等政治治理的体验会影响其对政治人物的情感、印象和评价。这对处于执政地位或往届任期的政治人物公众形象的构建有着直接的影响。例如，社会治安问题、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进步、波动，都会导致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肯定或是批评和质疑。对大多数社会公众来讲，直接接触政治人物的机会毕竟很少。直接经验本身具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性，也会受各种主观因素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由直接经验建构的政治人物公众形象难免相对片面。
(三)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间接经验
1、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是政治人物公众形象建构的关键要素
随着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网络的普及，大众传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稳定的、全面的信息传递系统。公众可以通过媒介获得远离自己直接经验认知范围的认知对象的信息。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是政治人物作为一个客观存在，通过报刊、电视和网络等媒介所呈现出来的公开形象。而这种形象本身就是经过了媒介基于自身的价值取向和传播目的一次建构。因此，社会公众通过传播媒介获得的关于政治人物的间接经验，实际上是由媒介和公众自身双重建构的结果。
首先，媒介对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如果说政治人物是客观现实的话，根据李普曼的“拟态环境”理论，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就是媒介传递的“象征性现实”。大众媒介在进行新闻报道和信息传递时，并不是“有闻必报”，它只能最大限度的接近而非复制客观真实。大众媒介塑造并呈现的政治人物形象也是经过其“把关”之后的产物。这是媒介对传播对象主动建构的结果。媒介伦理是媒介建构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价值基础。媒介自由是媒介伦理的一个重要范畴，表现在媒介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和客观公正的价值追求，即媒介担负的社会责任和对专业品格的追求。
在媒介环境相对保守的社会，媒介往往趋同于政治人物和执政党的主流意志和价值，侧重于对政治人物的正面报道，着力塑造正面形象。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则比较单一。如果把政治人物的形象分为现实形象和理想形象的话，在保守的传媒环境下，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呈现的更多是政治人物的理想形象，或者是媒介和政治人物所认为的理想形象。而在多元化的媒介环境中，政治人物形象则会相对全面、真实。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会更趋近于政治人物的公众形象。公众获得的认知结果也会更加趋近于政治人物的现实形象。
其次，公众对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重构。根据建构主义的观点，认识的获得是认知主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建构的结果，而不是通过被动的接受外界刺激获得。社会公众对政治人物媒介形象的重构表现在公众会根据文化背景，主流价值标准和既往经历等主动地寻求、选择信息，对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进行解码，进而获取新的认知和经验。不同的人会喜欢不同的电视节目，订阅不同的报纸，或者把注意力放在同一份报纸的不同版面。为了满足特定的需求，公众还会主动寻找能够强化已有认知的信息。例如主动查阅资料，打听小道消息等。
2、公众获得间接经验的另一途径——“小道消息”
“小道消息”有时也被称作“未经证实的消息”、“谣言”、“八卦”等。这类“未经证实的消息”往往通过非正规、非公开的渠道传播。比如，以前中国的茶馆、酒肆，英国的乡间酒吧等都是传播类似信息的主要场合。在媒介性质趋同的社会环境中，政治人物的媒介形象往往比较单一，“小道消息”更可能与公共媒体传播的政治人物媒介形象存在差异，甚至是颠覆。这些消息因能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反而更能吸引公众的注意力。
结语
认知行为理论是由众多认知理论和行为矫正技术组成的理论系统。从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角度为出发点，来改善服务对象的不良认知和异常行为，可以针对不同的心理障碍单独使用或联合运用。随着社会快速的发展，心理健康问题受到人们极大的关注。利用认知行为理论与社会工作实务结合的工作方法去服务于心理健康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相信通过不断的探索、创新和调整，认知行为理论能够在人们寻求美好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一、认知行为理论在实务中运用的重要性
服务于治疗心理健康问题的心理治疗方法在全世界不少于两百种，全世界到目前为止，在服务心理治疗的实践中具有较好的效果和可操作性，并且在实践中经常用到的方法不过几种。而认知行为理论治疗的方法是二十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社会针对病态心理的干预和积极心理的发展中经常会运用到的和具有极大影响的一种理论和治疗方法。但是，认知行为理论治疗的方法在我国的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中基本上没怎么被运用，比如在“中国知网”上进行相关论文的搜索，只能找到几篇论文，在其他网站也很难搜索到相关的内容。可见，在我国对于认知行为理论治疗的方法应用于社会工作实务的过程来讲，还可以算是一个未开垦的地方。
在社会工作实务的助人过程中，认知行为理论治疗的方法侧重于改变服务对象的认知方式来达到认知、情感和行为这三者的和谐共存、相互促进，同时也重视对不合理的行为的改变。通过与一般的心理健康治疗的理论和治疗方法在社会工作实务助人活动中的运用相比较，认知行为理论在注重对服务对象现实存在的不合理认知的改变的同时，也兼顾不合理情绪和行为的矫正，并以问题作为服务的介入点。
现今社会中，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在社会工作实务中服务对象会更加倾向于疗程相对较短、实践性强的治疗方式。所以认知行为理论治疗的方法在人们这方面的需求上比较适宜。同时，由于认知行为理论治疗的方法相对比较简单、容易掌握，这样就可以将其推广到社会的各个系统上，比如家庭、社区、学校等。
二、认知行为理论应用于社会工作实务
认知行为理论治疗的方法强调通过说理、追问和争议，来修正服务对象不合理的认知，进而矫正不合理的情绪和行为。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为了使服务对象发生改变，适应新的认知方式和行为，社会工作者一方面要服务对象做到认知自我并控制自己的不合理认知；另一方面也要协助服务对象寻找外部环境资源的支持，让外部资源系统能有效的与服务对象相结合，促进和巩固服务对象积极的改变。在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过程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专业关系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专业关系建立的基础是心理、信任为核心的情感表达。目的是为了服务使对象促成改变，并在改变后让服务对象的能力得到提高。因此，除了以上所说的促进和巩固关系的态度和言语外，社会工作者同时要关注服务对象需要的改变和存在的问题。
认知行为理论治疗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工作实务的助人过程中首要关注的主题是服务对象的认知方式。社会工作者在与服务对象在建立专业关系和巩固专业关系的过程中就需要社会工作者通过服务对象的言语表达和行为来初步了解服务对象需要的改变和针对此改变存在不合理认知方式。最后，在专业关系的过程中，需要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分清两者之间关系，避免移情和反移情的现象发生。
（二）预估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运用认知行为理论治疗的方法，预估的重点应放在服务对象认知、情绪和行为上。社会工作者需要将服务对象的问题放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对认知、情绪和行为进行分析。因为服务对象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人，只有结合服务对象生活的环境空间才能清晰地看到其的成长空间，并通过此空间来了解服务对象的问题是怎么样产生的，服务对象对自己行为、家庭成员、同辈群体、生活的社区等人的看法以及这些人是如何看待服务对象和所表现的行为。
（三）制定计划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运用认知行为理论治疗方法需要注意的一个主题是将情绪和行为的反应归因于认知，同时情绪和行为也影响着认知。所以，在制定服务计划时首要目标应该放在帮助服务对象改变不合理的认知方式、减轻不合理的负性情绪和不合理的行为上，这往往也是服务对象的困扰所在。社会工作者在此过程中就需要和服务对象一起商量，并协助服务对象有针对性的在计划中需要对哪些认知、行为和情绪的困扰进行改变以及这些问题的改变所需要运用到的相关治疗技术和方法。在商定好治疗的基本内容、基本程序之后就要制定服务计划和签署相关治疗契约，制定服务计划签署治疗契约的过程中需要写出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一起认定需要改变的问题、治疗的周期、需要达到的治疗目标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需运用到的各种行动和方法，同时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以便在介入阶段能够更好的去督促服务对象为了去解决自身的问题而努力。
（四）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
1.帮助服务对象找出不合理的认知。
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要帮助服务对象认识到对自己、他人或对事物的看法与态度所呈现出的错误的不合理的认知方式，找出造成服务对象产生障碍的不合理认知。此外，让服务对象对所发生的事件进行叙述，或是通过对服务对象进行角色扮演、情景再现等方式重塑当时的情景，去解释在当时情景下，服务对象为何采取那样的行动。
2.改变服务对象的不合理认知。
认知行为理论将情绪和行为的困扰归因于认知方式的不合理，并将认知的改变用于情绪和行为的修正上。所以，在社会工作实务进行介入过程中运用认知行为理论主要是针对服务对象的不合理认知进行改变主要是进行理性和非理性的辩论，常用的方法有语义技术②或者是针对服务对象不合理认知进行直接的质疑式提问。
在社会工作者不断重复与服务对象那些不合理的认知进行分析和辩论的过程中，使服务对象真正认识到自身的那些不合理的认知是不现实的、不合逻辑的，并在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下让合理的认知方式去取代那些不合理的认知，进而改变服务对象的不合理的情绪和行为。
3.巩固服务对象对新建立的对自我、未来和适应环境上的有效性。
在社会工作实务中，这是服务于巩固和扩大治疗成果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社会工作者除了要进一步帮助服务对象摆脱原有的不合理的认知外，还需要让服务对象在治疗中所学习到的合理思维方式得到巩固和强化。同时，进一步巩固服务对象在社会工作介入过程中所学到的与不合理的认知进行辩论的方法和各种监控、应对技术。让服务对象所有学到的这些都将会在结束治疗后仍发挥作用，并能运用于面对现实生活的世界。
在社会工作实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也需要优化服务对象的外部环境系统，这也是在对新建立起来的合理认知方式的强化和巩固。所以，巩固和强化服务对象的改变，需要社会工作者协助服务对象建立起能够提供长期的、支持性的外部资源环境关系，让服务对象的内部资源系统与外部资源系统有效的、积极的连接起来，促进服务对象更好的适应社会。
三、认知行为理论在实务中的优势与不足
认知行为理论作为一种有效的心理治疗方法，但它并非是一种完美的理论。在社会工作实务中运用时既要考虑到它的存在优点，同时也要考虑到它的不足之处。
（一）主要优势
认知行为理论由多种认知理论和行为理论整合而成，以认知治疗为主，同时也兼顾行为的矫正，属于一种具有一定程度整合的心理治疗理论。在治疗中，着眼于服务对象现实存在的问题，不会去纠结于服务对象的童年往事和潜意识，而是以服务对象的问题为介入中心，去改变服务对象不合理的认知方式来修正不合理的情绪和行为。所以，认知行为理论运用于社会工作实务中具有实践性强、灵活性高、治疗和质询用时较短的特点，适用于学校的心理辅导、监狱的犯罪人员的矫正和危机咨询等社会上的各个领域中。
（二）主要局限
认知行为理论治疗的方法偏向于注重对服务对象认知的干预，在问题归因方面太过绝对化的把不合理的情绪和行为反应都认为是直接由认知方式的不合理引起的，而在治疗中也不会去考虑服务对象的过往经历和潜意识。所以，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容易对某些心理问题产生的归因偏向不恰当，治疗表面化，同时由于该理论在治疗中偏重于服务对象的认知，所以对于智力水平相对低的人群则可能会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这就需要注意，在社会工作实务中运用该理论需要选好服务的对象。另外，在社会工作实务的介入过程中能否得到比较满意的效果，也与社会工作者本身也有关。因为，社会工作者也会存在不合理的认知，而这些不合理的认知在介入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影响到服务对象，进而就会影响到治疗的效果，因此在介入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有不断的对自己进行反省，避免此类情况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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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晶（1990-），女，汉，贵州，在读硕士，贵州大学，社会学，社会保障方向。
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障碍诸多形成因素中，教育对象的心理因素在引发接受障碍中是基础性的因素，它的产生是引发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障碍最关键的因素。因此，化解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障碍应优化思想政治教育者心理的诸要素，才能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
一、激发教育对象积极向上的主动性
教育对象因缺乏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和追求导致了教育对象的接受障碍。因此，化解其障碍就应从激发教育对象的需要入手。根据人的需要去做思想政治工作，才能避免出现接受障碍和矛盾，必然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尽可能地满足教育对象基本而合理的物质需要。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较低，物质追求对大多数人来说仍是第一位需要的。所以要尊重教育对象合理的物质需要，对于个体不合理的需要，教育者要积极引导，使教育对象不合理的需要服从合理的需要，低层次的需要从属于、融化于高层次的需要。
其次，在满足了教育对象合理的物质需要后，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承担起对教育对象进行求善向上的精神需要的引导。教育者应以教育对象的物质需要为前提，引导教育对象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能成为富有者。唯有如此，才能激发教育对象求善向上的需要，才能化解教育对象因缺乏思想政治教育的需要而产生的接受障碍。
二、使教育对象兴趣盎然地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为化解教育对象因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缺乏兴趣引起的障碍，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激发教育对象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兴趣，才能使教育对象兴趣盎然地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首先，激发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的学习兴趣有赖于教育者对教育对象的积极评价。调动教育对象的学习积极性，让教育对象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理论知识来对现实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把教育对象的学习潜能充分地挖掘出来。并且，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或与教育对象的交往中，要用和蔼的表情、平易近人的态度、表扬的言语、微笑的面容、欣赏的目光、对教育对象进行鼓励、肯定和正面的积极评价。要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引导教育对象发现自身的“闪光点”，并进行积极的评价，充分进行肯定，让教育对象有获得成功的经验体会，把教育者的赞许和肯定转化为教育对象学习的内在动机，从而激发教育对象的学习兴趣。
其次，激发教育对象对教育内容学习兴趣，还要克服兴趣的随意性，培养教育对象的志趣。人的兴趣的发展，一般要经历有趣、乐趣、志趣三个阶段。教育对象被新异刺激物所吸引，产生直接兴趣，这是有趣;当教育对象对感兴趣的事物比较专一，积极研究，并a向纵深的方向拓展，就会成为乐趣，当教育对象的兴趣能与人生的奋斗目标、远大的理想相结合，乐趣就会转变为志趣。因此，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创设问题情境，激发教育对象的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学习兴趣，把教育对象的间接兴趣逐步转变成直接兴趣，把教育对象的有趣逐步转变为志趣，提高教育对象的学习积极性。教育者要经常不断地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教育。
三、使教育对象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所在
教育对象的片面认识导致了思想政治教育接受障碍。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积极引导教育对象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所在，接受障碍才能化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成长及社会发展的一种作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个体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功能。因此，教育者应从个人和社会的角度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进行分析。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引导教育对象正确认识其个体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人价值的实现主要表现在个体思想和行为的导向;精神动力的激发;个体人格的塑造;个体思想和行为的规范等几个方面。总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就是实现个体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教育者就要紧紧围绕教育对象的生存、发展、需要等方面进行正确的引导与开发，使其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对个体发展的重要性。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引导教育对象正确认识其社会价值。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与其他社会现象如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发生作用而呈现出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这些便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价值的具体形态。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价值也越加彰显出来。因此，在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要使教育对象充分的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增长和发展，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需要的经济价值;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社会政治发展中的政治价值;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对文化进行选择、传播、渗透、创造的文化价值;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在使生态意识渗透到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对人们进行环境法规和生态伦理教育中的生态价值。
最后，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引导教育对象正确认识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联系。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教育者要通过说明、解释、举例等方法手段，引导教育对象认识到个体价值是社会价值的基础，社会价值则是个体价值的延伸和验证。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价值和社会价值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教育对象既要重视个体价值的实现，更要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做到个体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综上所述，教育对象求善向上的需要、教育对象学习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兴趣以及教育对象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正确认知是化解教育对象心理因素障碍的有效手段。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积极激发教育对象的主动性，从而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接受效果。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注重社会管理创新，从人格塑造入手，依托社会心理机构的专业平台，对社区服刑人员施以专业化的心理矫治活动，帮其重塑健康人格，重建守法意识和行为态度，最大限度地降低未来再犯罪风险，为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建设社会秩序最好的首善之区做出积极努力。
二、目标任务
以区心理矫治基地—心理医院为主阵地，采取“专兼结合，分类矫治”的方法，针对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状况和社会适应能力，运用心理教育、心理辅导、心理治疗、行为训练等手段，引导和帮助他们调节不良情绪，克服心理障碍，逐步树立起对人、对事、对己的基本态度，以实现心理结构中知、情、意、行诸要素的协调统一，最终达到自觉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回报社会的目的。
三、主要内容
（一）心理测试。按照集中与个别相结合的原则，街道司法所在矫正对象接收后的一周内，组织其到心理医院进行MMPI量表、SCL—90量表和16PF量表的心理测试，由心理医师根据量表测定结果，作出心理矫治建议。经心理医院系统的治疗后，心理医师要对矫正对象未来再犯罪风险进行测定，以确定其守法心理与良好行为建立的程度。
（二）心理矫治。根据矫正对象心理状况的不同程度，实施分类矫治，对测试中具有明显心理症状和人格障碍的中、重度矫正对象由心理医院负责其心理矫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矫治效果的评估、心理档案的建立等工作，将这一特殊群体置于专业化、系统化的矫治模式中，激发自信，纠正行为，使其人格缺陷得以复健和预防；对测试中心理状况基本正常的轻度社区矫正对象，由街道社区矫正专职工作者承担其心理矫治工作，在心理医生的指导下，通过宣传教育、说理感化和行为训练等方式对其进行健康心理的引导和塑造，从而达到矫治的目的，最大限度地减少重新违法犯罪。
（三）特色培育。充分发挥心理医院的辐射带动作用，抓好特色培养，在拥有高等院校、医院、中介组织等心理优势资源的片区建设心理矫治特色点，通过不同组织机构的介入矫治，进一步探索心理矫治的活动规律和工作机制，形成适合矫正对象特点的心理矫治新模式，推动全区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四）能力培养。要以提高专职队伍实际工作能力为基点，加大对基层社区矫正工作人员心理矫治业务的培训力度，邀请心理矫治方面的专家、教授讲授心理学基础知识和心理矫治的基本技能，并发挥心理医院、监狱结对医师或干警的作用，建立每月“坐诊”制度，对街道司法所人员进行专业辅导，适时选择具体个案开设心理矫治课堂，提高社区矫正工作人员独立做好心理矫治的能力。并采取循序渐进方式，在系统内培养一批取得心理资质的心理咨询师，为增强社区矫正工作的整体效果提供足够的人力资源。
四、几点要求
（一）提高认识，切实加强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的领导。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是贯彻社区矫正“人性化”管理理念的重要体现，是改变矫正对象心理和行为、降低重新违法犯罪率的重要手段。各单位要充分认识心理矫治工作对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意义，将其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健全组织机构，加强工作领导，加大物质投入，并结合各自实际，成立心理矫治工作室，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积极推进，科学运作，使这项基础性、创造性、探索性地工作卓有成效地开展。
（二）认真组织，确保社区矫正心理矫治工作的有序进行。各街道司法所要本着高度负责的态度，耐心细致地做好矫正对象
任何创新都要以理念创新为先导。社会治理摒弃大包大揽的理念，政府开始放下身段，学会尊重和平等对待合作伙伴、管理对象。这就启示我们要恰当定位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的关系，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常带有一些纠偏色彩，教育者忽视教育对象的主体性，采用填鸭式的灌输方法，社会治理创新的大背景下，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亟待改变。在尊重思想政治教育对象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增强其主体意识，使其明确自身的全面发展不仅是教育者的使命，同时也要积极培养自身的主体能力，努力为实现自身价值自觉奋斗，从而实现从他律向自律的顺利过渡。这样就节约了教育成本，而且特定情况下思想政治教育者和教育对象角色的互换，有利于实现教学相长。
社会治理创新强调在完善机制的基础上发挥多主体的协同作用，而思想政治教育者也要学会“弹钢琴”。[3]我们不能仅把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视为传统的党政机关、学校教师，要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学生团体等主体的教育作用，如高校中学生组织在社会实践活动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基层社会团体通过自发组织的各类公益活动达到育人效果，博客、微博中的意见领袖基于网络传播社会主义正能量等等;社会治理主体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离不开法律的保障和支持，而思想政治教育法治化也是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及增强有效性的保证。[4]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要通过发动群众广泛组织、参与相关实践活动确立群众的主体地位，在相互尊重、人格平等的基础上，以民主协商、讨论交流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充分体现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二、社会治理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
正如创新社会治理中，政府对社会的统治观念让位于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改革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不仅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同时更要尊重教育对象的主体地位，将单向灌输转变为多向交流，扩大非权力因素的影响力，积极促进教育对象实现自我教育。首先，教育者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一改从前不顾教育对象实际情况一刀切的现象，教育者要秉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教育目标与教育对象的合理需求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实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对人的终极关怀。其次，面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社会化趋势，我们不能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仅仅局限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二者之间，应提倡采用互动式、体验式、渗透式等新的方法和途径。[4]广泛发动和吸引教育对象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去，充分发挥多元行为主体的参与性，使其在教育者的积极引导下，在交往中互动，在互动中合作，从而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
此外，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虽一字之差却更多地彰显了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的精神，这也正是思想政治工作必须遵循的原则。有针对性地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鼓励先进又要照顾多数，既要统一思想又要尊重差异，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实际问题。贯彻落实十八大报告的要求，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中图分类号：F0-0，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2101（2020）05-0001-09
来稿日期：2020-06-30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实体经济转型升级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17DZJ01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周文，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电子邮箱：zhou59201@163.com；代红豆，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电子邮箱：17210010009@fudan.edu.cn。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显然无论是西方的经济学理论还是中国传统的经济理论都无法很好地阐释这一中国发展奇迹。伴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自信的不断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它不仅关乎中国发展，更将提供一种“集众家之所长、助力新世纪发展”的全新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要厘清的就是其研究对象。这是一个抽象性与理论性兼具的重要命题。
一、生产方式理论与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但它的确立必须基于对前者的借鉴学习之上。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不仅仅只是一个抽象的结论，必须从马克思的生产方式理论及其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完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仍是一个尚存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事实上，关于这一议题的探讨，自建国以来就络绎不绝，并始终围绕“生产关系”“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力”这三个核心概念展开。大多数人赞同将“生产关系”作为研究对象，也有人主张将研究生产力放在首位（熊映梧，生产力经济学创始人之一[1]），还有人主张要研究生产方式（马家驹、蔺子荣，1980[2]）。
学界普遍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是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经济学。蒋学模先生就在其《政治经济学教材》开篇中指出：“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这样重要，是因为它是一门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3]可以说，老一辈经济学家基本赞同这一观点，其背后具备充分的学理依据与深入的学术思考：一方面，就文本依据来看，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分析把握不应停留于单个文本的字句解读，而应回到其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中做整体把握。遗憾的是，马克思凭借他个人真正完成的只有《资本论》第一卷，但根据他的研究方法与体系，他采用科学抽象法并呈现“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研究序列，第一卷是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的最抽象分析，而第一卷最后作为最抽象的结论，也最接近问题实质，已然可以从某种意义上作为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结论。而事实上，第一卷最后要回归的就是关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生产关系问题。且最后由恩格斯编写的第三卷实则也回归到了这一问题。另一方面，就理论分析来谈，政治经济学既研究关乎社会经济运行规律的深层次问题，又在本质上属于“历史的科学”。由此，既要借由生产方式理论分析社会生产的运行及其发展，又要结合特定社会历史的主要矛盾和实际需要。而马克思当时就是为了推翻资本主义社会而去研究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故“生产关系”的研究必然放在首位。也可以说，生产方式理论与马克思所处时代的历史实际相结合决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
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关键依据。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来说，“生产关系”揭示了问题的抽象本质，但“生产方式”比“生产关系”更为丰富、更为具体，也因此“生产方式”较“生产关系”更具解释张力。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与以“生产方式”为核心范畴并不冲突，而是相辅相成，不是单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在“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研究“生产关系”。笔者也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就是“生产关系”，但必须以其生产方式理论为依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确是“生产关系”，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整体学说和所处历史时代所客观决定的，但对于后世来学习借鉴已有经典理论来说，重要的不是“是什么”，而是“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显然不能依据其对象本身来确立，而应从其生产方式理论中得到确立，但遗憾的是，后世往往忽略了这点而醉心于已有结论的字句争端。
（二）生产方式理论
强调生产方式理论而非仅仅停留在“生产方式”范畴，意在将它作为整体理论体系加以探讨，但仍要从其作为范畴开始着手。关于“生产方式”（英文themodeofproduction，德文derProduktionsweise）范畴的含义，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断的重要问题。国内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受到斯大林局限定义的影响，他在1938年写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提出：“生产方式既包括社会生产力，也包括人们的生产关系，而体现着两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的统一。”[4]将“生产方式”界定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不可否认，其虽对明晰概念的含义做了尝试，但确属形而上的界定，一度造成对这一范畴的忽视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误解。1980年，马家驹、蔺子荣率先对这一界定提出质疑，与斯大林相反，他们认为“生产方式”并不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把这两者包括在自身之内，而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从而把它们联系起来的一个范畴。”[2]自此以后，关于“生产方式”究竟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统一还是两者中介的争论持续不断，但这其实是表象问题，更深层次问题则应涉及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理解。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专门组稿3篇对“生产方式”的概念含义及其理解加以深入探讨。进一步地，吴易风则在前人基础上率先提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主张基于此原理而非“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5]整体来看，围绕“生产方式”内涵这一议题形成的代表性观点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中介；生产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核心问题是所有制形式；劳动的方式；生产的社会形式等，尚无统一定论。研究该议题确实面临客观困难：马克思自身在不同时段不同场合多次使用这一概念；但研究者也多局部取义，没能把握马克思使用这一范畴的本质内涵，没能从马克思主义整体视域把握这一术语的精妙。
据已有文本可考，马克思在标志着唯物史观创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始明确使用“生产方式”概念，“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6]，“生产方式”是“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生活资料的方式”。而马克思开始习惯使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原理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的可依据文本，则最早出现在1846年致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安年科夫的信中：“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随着新的生产力的获得，人们便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而随着生产方式的改变，他们便改变所有不过是这一特定生产方式的必然关系的经济关系。”[7]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生产方式”的重要性和社会历史性做了交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8]2-3此为唯物史观的经典阐述但绝非成熟，探讨生产方式理论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确立，还是应回到政治经济学经典巨著《资本论》中加以考释。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强调“生产方式”的社会历史性，这从“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在《资本论》中的多次使用便可得知，“生产方式”总是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社会，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运用于现实社会考察的显著表现。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不同篇章结合具体需要，认为“生产方式”具备不同具体含义，但都共同服务于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对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完整考察。如：在第一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篇中，马克思提到：“他的劳动生产条件，也就是他的生产方式，从而劳动过程本身，必须发生革命”[9]366，“生产方式”在此等同于“劳动生产条件”，着眼于劳动过程本身，包含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强调通过变革生产方式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在第一卷“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节中，马克思谈到：“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9]872-874可以说，在考察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时，“生产方式”指建立在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一定的结合关系基础上的社会生产，他还进一步概括了这一历史趋势的发展：“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9]872-874此外，“社会生产有机体形式”也是常见含义之一，马克思在论述人与生产过程，以及在社会生产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的相互关系时多次用到。
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键精妙即在于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现实考察的融通，置于整体视域探求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及其规律。但现世的理论借鉴更应探求其究竟如何实现融通。毋庸置疑，现实关怀和问题意识是关键遵循。但“生产方式”作为同时出现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板块的重要范畴，显然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笔者认为，“生产方式”是一个整体性与有机性兼具的范疇，是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统一原理的关键，是实现对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完整考察的关键，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精髓在现实政治经济学考察中的重要化身。唯其如此，历史唯物主义因现实的生产方式考察而得以“落地”，政治经济学因生产方式的整体把握而得以探清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和必然灭亡的历史规律。惟“生产方式”的存在，两大伟大发现得以真正成立，得以相互贯通并构成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因此，对“生产方式”范畴及其相关理论的理解，应置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学科视域来加以探讨。
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归根结底是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世界观，由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有机构成，本就极其复杂。同时又一直面临一个悖论：强调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就容易陷入生产力一元决定论陷阱；但忽视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便无法真正探清社会历史发展实际。于是马克思找到了“生产方式”这一宝器，一个可以不再过分局限于单纯探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关系问题、而更加科学合理地解释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复杂实际的介质。至此，马克思基于“生产方式”整体视域研究“生产力”“生产关系”，一般原则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发展起反作用”，但社会历史发展是复杂的，生产关系也可能先于生产力而发生变革，同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生产关系也可能起决定性作用，但这与上述一般原则并不冲突，而真正关键的是置于“生产方式”整体视域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科学理解人类社会发展。政治经济学领域：进入现实的政治经济学考察，“生产方式”是一个美妙的化身，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的重要化身，它与具体的经济理论有机联系，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考察。当然，最后的共同指向是科学社会主义。
（三）生产方式理论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作用
1.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依据。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专门总结概括了新时代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九个方面，其中一个要求就是“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10]。而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想必然不能剥离生产方式理论。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领域，借助生产方式理论能更加科学合理地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复杂历史，同时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生产方式理论与具体的经济理论有机联系，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考察。由此也完全可以说，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重要依据，使研究对象获得学理支撑。
2.生产方式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兼具客观现实性与社会历史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问题上存在显著差异。就西方经济学而言，比较能引起共识的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这也是一般经济学教科书上的明确规定。不可否认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具体经济运行层面确有贡献，但实际上它还是存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经济学面临的问题，即混淆“生产一般”同“资本主义生产特殊”，在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视为永恒规律的前提下，撇开特定社会形式及生产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脱离社会现实。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它基于特定社会生产方式之上研究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兼具客观现实性和社会历史性。
3.学科建构层面，生产方式理论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等实现有机统一。此处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进行简要梳理：第一，研究对象。“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9]8第二，研究目地。“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9]10第三，研究方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专门用一节探讨了“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笔者结合该节内容将研究方法概括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综合运用科学抽象法与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方法，综合考察具体经济现象和社会整体经济活动，于运动发展中探求经济关系本质。第四，理论体系。“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顺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8]1上述每一个都是重大议题且尚存争议，但且从其整体把握，以利于问题探讨。事实上，对象服务于目的的实现，理论体系也由方法呈现为一个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序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精妙之一就在于这些学科建构层面的重大理论命题有机统一，而在这其中，生产方式理论与每一命题都密切联系，促使它们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考察。
4.理论研究层面，生产方式理论联接研究对象与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考察。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一个很大的诋毁即在于：认为它只是抽象地研究生产关系，不关心资源配置问题，从而不具备现实意义。但事实上持有这一观点的人，他们还需要进一步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吴易风教授专门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指出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就研究对象这一问题的真正分歧，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资源配置在经济研究中的合理地位以及怎样研究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只是孤立地研究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结合特定生产方式具体考察资源配置。[5]进一步，正是基于特定生产方式之上，我们所熟知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与资本积累理论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才能具备特定内涵与意义，并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完整考察。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以现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根基，在研究进程中实现分割与统一，但这不是纯粹的头脑抽象，而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所决定，并最终呈现为一个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序列，实现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解剖。在此必须特别提及《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第一章《导言》中的第一节《研究的对象》，其实该节具有特殊重要性，但学界却有所忽视。在该篇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单个进入社会、由静止进入运动，开始全面考察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此，马克思专门对第一卷和第二卷前两篇的研究对象做了总结，关键的是他不仅阐释了前面各篇的研究对象是什么，更在对比中说明了各篇对应着特定的研究对象，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发展，并共同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资本论》各卷各篇考察的差别不在于研究的对象，而在于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抽象法的各个不同阶段。比如，第二卷前两篇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第三篇则是研究这个方式在社会资本运动中所出现的形式。进一步，《资本论》三卷虽侧重不同，但互相补充构成一个整体。第一卷对生产过程的考察揭示被现象掩盖的问题实质；第二卷则揭示了掩盖实质的运动形式，使对实质的分析从抽象的理论进入具体的事实而得以丰富；而在第三卷便上升到最具体也是最接近人类肉眼可感知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时资本主义的神秘面纱已然揭开，我们既看到了身着五彩华服的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看到其亮丽外衣下难掩的罪恶本质。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解与探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1.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的继承与发展。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其研究对象也应伴随历史的发展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首先应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孕育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是“革命”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主要是“建设”的政治经济学。[11]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也无法预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的产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具体发展，“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以产品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典社会主义模式也有了许多重要的差别。”[12]因此，应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确立研究对象的完整理论，但并不要求完全照搬其仅作为结论的研究对象内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实际加以丰富发展，服务于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共同实现，置于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
2.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能够有效应对西方经济学就研究对象问题所提出的挑战。一般而言，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则在“生产方式”基础上研究“生产关系”，显然两者相互对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当代中国，西方经济学就研究对象问题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时有诘难，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研究具体层面的经济运行问题；二是无法量化，缺乏实际操作性。但事实上，“西方經济学不过是用一般的、抽象的资源配置学说掩盖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以阶级对抗为特征的资源配置”[13]，它天然地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颠扑不破的永恒真理，故大多脱离特定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仅从经济运行层面探讨资源配置问题，显然这只能触及表象而无法真正深入本质。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不同，一方面，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观的继承，探求的仍是符合经济理论研究本质的问题，并能真正揭示社会经济的历史发展；另一方面，生产关系范畴的确难以包容资源配置问题，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而非“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有助于明确资源配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的合理地位，回应西方经济学挑战，更好服务于现实中国的发展。问题的真正关键不在于是否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怎样研究资源配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资源配置问题置于特定生产方式中加以系统考察，比西方经济学仅孤立地探讨资源配置问题更科学。
3.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这一议题的研究现状与尚存争议来看，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能够有效回应争议、避免无意义的字词争端。“整体看来，当前学界围绕该议题主要呈现三种研究取向：一是坚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主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仍旧还是生产关系，因为生产关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核心；二是强调立足现实中国实践的情况和需要，结合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在研究生产关系的基础上丰富和发展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其中又可划分为主张也要研究生产力、也要研究上层建筑以及生产力和上层建筑都要研究这三种代表性观点；三是试图避开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界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做新的阐释。”[14]不同研究取向的背后实则是不同理论观点的争鸣与交锋。例如：如何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如何理解和研究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研究对象是否包含生产力等，争议不断、尚无统一定论。而事实上，一门学科确立研究对象的真正要义在于划定研究范围、明晰研究指向以及构建研究体系，且目前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构的重要历史机遇期，不可过分拘泥于纯字词争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主张根据马克思确立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理论依据与完整过程，而非简单的字句照搬，在中国特色社會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中系统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有利于减少争议、凝聚共识，助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科建构与理论发展。
4.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本质与理论发展需要。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本质问题，首先必须明确政治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是“对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剖析，揭示其内在矛盾与运动规律，以指导人们变革或完善某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社会实践”[1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对社会经济运行的本质问题进行分析，这是对其政治经济学身份的“坚守”。同时，它不是别的什么政治经济学，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必须扎根于现实的中国大地，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从而获得独立且完整的存在。[16]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深入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探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问题，直接关涉社会经济发展本质问题；另一方面，强调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同时历史地来看，每一次由人类社会发展大变革所引起的经济学理论的革新发展，都是以现实的社会发展为基准、对以往所有的经济学理论进行融合后的超越式创新再发展。假定这样的关键性历史时刻又再次到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想把握好这一伟大历史机遇，在学科定位上就应开阔，在研究对象界定上更不应局限于传统的单一界定，它应揭示抽象的本质性规定，但必须是寓于丰富的“具体”之中的“抽象”。
5.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符合中国发展的现实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绝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简单运用，更不是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框架内容原封不动简单化设置为‘教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指导下，‘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以中国问题为导向，回答中国问题，从而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规律。”[17]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关键问题即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解决既不能依靠单一研究生产关系，也不能只研究市场经济的运行问题，最终还是应当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问题。只顾抽象探讨生产关系绝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更不是当前中国发展实际需要的政治经济学说。而真正重要的，是回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作的经典政治经济学考察，服务于中国整体发展，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结合中系统考察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综上，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这不是对研究对象的泛化，而是强调结合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完整而非断章取义式的借鉴，从而避免学界纯粹的概念之争。
三、在理论与实践中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丰富内涵
归根结底，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马克思“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对其丰富内涵的理解，首先应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加以把握，其次应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具体地加以阐释。
1.基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本质上属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根本区别，是一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生产方式。由前所述，“生产方式”是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精髓在现实政治经济学考察中的重要化身。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便暗含：在该学科理论研究及其相关实践中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与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归根结底是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伟大发现，即超越以往唯物论和唯心主义的历史局限，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也是唯“物”的，实现唯物论与辩证法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双重贯彻。马克思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方式既由一定社会生产力客观地决定，又由特定社会发展历史地决定，因此生产方式兼具客观现实性与社会历史性。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区别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末总结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两大基本特征：“生产的产品是商品”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地和决定动机”。[18]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一开始的目标定向就与之不同，其发展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为了更好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而决不是少数人攫取大量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体现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理论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发展趋势。可以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简要概括为：第一，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扬弃。第二，在生产关系层面，重建个人所有制与联合劳动。作为对“资本的生产过程”所做抽象分析的结论，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一节中论述了生产关系发展的否定之否定过程：“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到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9]872-874在此，“个人所有制”是对前面所有生产关系的扬弃，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相适应，劳动者个人充分占有所需生产资料，实现自由的联合劳动。第三，在分配关系层面，“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些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发展提供了目标指引与前进方向。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生产方式，要实事求是、根据其民族特殊性与历史继承性具体地加以把握。
2.理论层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当引领起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在学科建构上，与研究目地、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重大命题有机统一；在具体理论研究上，与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相互贯通。以现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根基，贯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整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键精妙之一即在于其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一个理论整体，研究目地、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理论体系等学科建构层面相关的重大命题密切关联，共同支撑起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现实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以此为鉴，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发展为根基，构建一个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整体序列，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的理论研究密切联系，只有寓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之中的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才能具备特定内涵与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有以政治经济学具体理论为依托才真正成为其研究对象。一个现实的理论诘难即是：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是否还适用于当代中国？反对者认为这些皆为適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一旦适用于中国就等同于承认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赞同者则着眼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他们无法回应反对者的质疑。而事实上，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分析框架，赋予这些理论以特定时空背景，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了。此外，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取得巨大成功，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两大优势。由此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现实考察，对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极大丰富。
3.实践层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应当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契合并能够引导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精准把握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马克思晚年提出过跨越“卡夫丁峡谷”设想，主要是结合俄国问题时谈到，“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就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19]，即经济落后国家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它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高度和科学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20]党的报告中也突出强调虽然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必须牢牢把握这一基本国情。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契合。顾钰民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中国化的三大成果时指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这三个层面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三大成果，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和个人收入分配理论。”[2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相契合，要与当前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相适应。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要能够迎接挑战，抓住新型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机遇。当前的全球局势与新技术革命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得不引起我们对世界大势的再审视。进入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逻辑统治着全球，如今又再次兴起探讨，即资本逻辑能否最终被技术统治所取代？这尚无定论，但可以明确的是处于世界大势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对这一变化引起足够重视。落实到现行中国经济发展上，高质量发展应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转变，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变革的统一”，而现代化经济体系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良性互动的经济体系。”总之，在变局之中把握不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整体视域中系统把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四、简短结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科学性问题
“科学”这一提法最早源于自然科学领域，后来才逐渐引入到社会科学领域加以探讨，一般指“正确反映世界本质与规律的理论”。事实上，科学的基本任务是解释事物和指导实践，而政治经济学则研究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指导社会经济变革与经济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政治经济学是可以成为科学，但前提是必须满足：一方面，阶级性与科学性的问题，亦即研究立场要克服阶级性；另一方面，研究内容要能够揭示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与规律。此亦为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科学性的要求。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提到，“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9]10，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物质利益问题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必然极易受到阶级性问题的干扰而难以实现科学性，故政治经济学研究要能够抛开阶级局限和意识形态偏见，服务于特定社会的经济发展。后一个问题，则要求既要具备社会历史性，与当时当地社会的整体经济发展密切联系，同时经济理论的研究对象不是空中楼阁，要具备现实性和具体性，与现实的经济发展和具体的经济理论密切联系。
关于XX市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调查报告
20xx年1月28日，xx市在三个区启动了社区矫治试点的第二阶段。当社区矫治作为一个概念对于大多数公众来说还很陌生的时候，谨慎而又精明、敏感而又睿智的xx人却以一种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把社区矫治从学者们的寂寞书斋里请到了自己的生活中。近日，记者对xx市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情况进行了调查，并在此前就社区矫治的有关问题就教于有关专家，以期对社区矫治有最基本的认识。 让我们一起走进xx，走进社区矫治。 （一） 早春的xx。午后的空气湿润而安详，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卧室内，一张干净利落的单人床上，半躺半坐着一个老人，他正在与一位中年女性进行着交谈，面带病容的脸上不时浮现出一丝笑意；二人夹杂着一些普通话和xx话对白，也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 这是xx市普陀区真如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周老师在走访矫治对象、保外就医人员夏某。 夏某，男，1936年生人，大学毕业，xx市某行政单位计划处原副处长，某工程指挥部原负责人，1995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因病于1998年12月被予以监外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去年底，在最先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徐汇区斜土街道、普陀区曹杨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共有104名像夏某这样的矫治对象，他们分布在三个街道的64个居委会中。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牵头人、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郭建安介绍说，社区矫治，也可称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经法院宣告缓刑和经法院裁定假释以及由监狱等部门予以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构，在机关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意识和恶习的刑罚执行活动。郭建安说，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行刑活动中，社区矫治已成为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它反映出整个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而其最终将带动刑罚制度走向恢复性司法的理想阶段。仅就缓刑和假释两种行刑方式来讲，据20xx年的统计，社区矫治人数与监禁人数之比在加拿大为394．15％、在美国为236．10％、在日本为111．60％、在俄罗斯为81．01％；而在我国，由于观念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从立法、司法到执行的各个环节严重依赖监禁刑，社区矫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目前属于社区矫治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有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郭建安认为，xx市的试点工作是一种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今年大年初一，斜土街道的敬老院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斜土街道的30名矫治对象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服务来了。他们有的擦窗扫地、晒被子，有的陪老人聊天、给老人换衣服，有的在给老人理发，还有的在与老人对唱京剧……气氛融洽。在场的斜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晓当即与敬老院签约：今后每月都组织矫治对象来敬老院服务两次。 为老人们服务，是试点街道对矫治对象实行劳动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在社区，矫治对象要遵守社区矫治办公室（或工作小组）制订的相关守则，要遵守外出请假制度；要定期参加社区矫治办公室组织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活动；要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班；而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公益劳动，则成为矫治对象接受社区矫治的主要手段。 斜土街道制定了《斜土街道社区矫治义工（公益劳动）制度》，规定凡是符合劳动条件的矫治对象（保外就医者除外）每周必须参加不少于四个小时的义工劳动；凡是超过就业规定年龄的对象，可以自选义工点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但须征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认可，并有工作小组指派义工点人士负责记录《社区矫治义工劳动记录卡》；有固定职业或工作岗位的矫治对象，可根据自己时间岔开安排；凡矫治对象因有病或有急事无法按时参加义工劳动的，须提前一天请假，准假后另行安排时间补上；可连续计时，但须经社区矫治工作小组许可，采取月计、季清办法（每月不少于18小时，季不少于54小时），社区矫治小组工作人员将月中随访，季末汇总，列入奖罚考核内容。 实行义工劳动制度，促进了矫治对象与人沟通的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其早日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在试点街道，参加公益劳动已成为许多矫治对象的自觉行动。“我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罪错。”曹杨街道的矫治对象白某这样说。 先期试点的三个街道的104名矫治对象至今无一人有重新犯罪记录，其中斜土街道的一名保外就医人员通过社区矫治还获得了假释。 （二）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均由公安机关执行，实际是由公安派出所来执行。但是，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现行犯罪，同时还负责维护日常社会治安和担任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已十分繁重。因此，在公安机关内部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以及执行人员，实践中对这类罪犯的考察往往很难进行。郭建安有如此看法。 从 关于XX市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调查报告第2页
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实际出发，借鉴国际上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治执行机构设立模式，xx市在20xx年8月做出部署，试点街道要建立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按适当比例配备社区矫治工作者，人员主要来源于市监狱局派出的干警和社区适合担当这项工作的同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是实施社区矫治工作的主体。有官员将xx市的这种社区矫治机构管理形式戏称为执行主体与工作主体的分离。 根据有关部署，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对社区内各类被判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假释、监外执行的各类对象进行管理和教育；负责掌握矫治对象的现实表现，定期进行访谈，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建立社区志愿者队伍，制作考核材料及相关的法律文书，协助有关单位解决社区矫治对象的实际困难等。而在每日的具体事务中，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工作则要繁琐得多了。 在许多试点街道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办公室里，记者都见到了对应每名矫治对象建立的《社区矫治工作记录簿》，详细记载着矫治对象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接受刑罚情况以及个人专业特长等。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每月还要填写《社区矫治工作情况月报表》，按季填报《社区矫治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新接受一名矫治对象时，要向其发送一份《致社区矫治人员的公开信》；斜土街道还要送上一份市区主要场所的情况介绍以及乘车路线等等。而为了体现对矫治对象“思想上帮一把、生活上扶一把、工作上搀一把”的“三个一”工作原则，帮助矫治对象走出思想误区、调和家庭矛盾、解决生活困难、安排劳动就业则是矫治工作小组的“重头戏”。正如一位志愿者所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真正做到了“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劳动手册》在xx市是就业的“准入证”。20xx年8月获得假释从新疆回来的徐某，因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了近一年，因为多了一张嘴而负担过重的妻子此时提出离婚。出于自尊和无奈，徐某几乎天天到居委会去找：我在监狱里还有工作可做，为什么回到社会上反而找不到工作了？就在这时，社区矫治工作小组开始工作了。小组人员在做好徐某妻子工作的同时，三番五次往返于区劳动就业保障部门做说服工作，并找到重庆市有关刑满假释解教人员享受社会保障的规定提供给他们做参考，终于为徐某拿到了《劳动手册》。目前徐某已在一家公司开始了工作。通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大量工作，矫治对象李某不仅拿到了《劳动手册》，还得到了相应的生活保障金，现在正在办理退休手续。 监狱干警是社区矫治工作的重要力量。三个试点街道在工作初始就各配备了两名监狱干警。他们在街道提供的办公场所上班，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工资关系和人事关系均在原所属监狱。曹杨街道社区矫治办公室的曹光仪从1966年开始至今一直从事监狱管理工作，可以说经验丰富。他认为对罪犯来讲，“大墙内”的管理具有“刚性”，而在大墙外的社区矫治更强调的是“用人性化的理念进行理性化操作”。斜土街道的老王长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目。他也是一位监狱干警。“我们要为矫治对象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有亲和力。”不紧不慢、实实在在的几句话似乎印证了记者对他务实、诚恳的“第一印象”。 辅绍玉当过民兵营副营长，做过厂办主任，干过保安，20xx年在普陀区真如镇一居委会任治保、调解主任。20xx年12月16日至20xx年1月29日，参加首期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考试合格，获得结业证书，现在真如镇社区矫治办公室工作。虽然刚刚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他对该项工作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会尽力的。”四十多岁的他说话时略显得有些羞涩。他属于社区矫治的社会工作者，属于“街道的人”。 77岁的陈惠珍女士离休前从事妇联工作，做过多年的行政工作，具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热情，思想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面对矫治对象这一特殊的思想工作对象，她充满着激情。她与矫治对象陈某结成“一帮一”对子，经常与她聊天，不断开导她。在陈某因为丈夫提出离婚要求而对生活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是陈惠珍女士及时救了她，并使她战胜了自我的脆弱，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陈惠珍女士是社区矫治工作的志愿者，她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 真如镇南大街居委会的女治保主任崔福美有一个硬壳笔记本，四边已被磨损，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居委会辖区内矫治对象的日常情况。“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是一个厚道而热心的人。 有了无数人的热情和热心，社区矫治工作才能不断前行。 （三） 从xx市司法局的刘卫萍博士和张祖馥先生提供的大量材料和他们介绍的情况中，记者大致理出了xx市社区矫治工作从初始到现在的时间表： 20xx年初，xx市司法局提出：20xx年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社区矫治制度； 20xx年8月，xx市正式在本市普陀区曹杨街道、徐汇区斜土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启动社区矫治试点工作； 20xx年12月，xx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在相关会议上作题为《xx探索开展社区矫治工作的有益实践》的简要汇报； 20xx年1月28日，徐汇区召开社区矫治志愿者协会暨全面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动员大会，中共xx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出席会议并对徐汇、普陀、闸北三区全面推进社区矫治作了讲话； 20xx年1月29日，xx市第一批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结束，并举行结业典礼，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陈旭、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秋波、市监狱局副局长邰荀出席典礼并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有30名监狱管教干警、13名中小学教师和8名街道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社区矫治工作在xx初具形态，从建章立制、健全机构到理顺关系、开展工作，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似乎有点儿“蓄谋已久”的味道。那么xx市当初在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共xx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 “xx的公安民警任务太重了。”胡燕平开门见山。他认为，当初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主要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一是xx市社会变化比较大，加强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刻不容缓，需要有一支专门的力量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二是因为监狱是封闭型管理，集中、强制，罪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而社区矫治则强调对象的主观行为，是开放型管理；而最重要的是，社区矫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建设政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措施。 谈到今后的打算，胡燕平也很有想法。比如争取年底在全市全面推开社区矫治工作、尽快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治工作管理机构和有关协会组织、推动地方立法等等。说起前景，胡燕平很自信。 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也听到和了解到社区矫治工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扩大社区矫治的适用问题、如何改革我国现有刑罚制度问题、如何建立专门的非监禁刑罚执行队伍问题以及如何对现有五种社区矫治对象区别教育区别管理问题、如何把对矫治对象的行政奖励转化为司法奖励问题、外省籍罪犯如何处理问题等等。 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中国的社区矫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993年就在《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上撰写《我国亟需建立专门的缓刑机构》一文来呼吁建立社区矫治制度的郭建安这样感慨道。 但正如提出“四联单”构想的中共xx市普陀区真如镇委员会副书记、政法委书记萧公茂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是地方党委政府与各有关部门以及人民群众的一项共同事业，需要我们大家来努力。 军人出身的xx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秋波一再向记者强调报道要低调。“我们只是在做而已，”他说。“但历史就是做事的人写就的。”记者反驳道。 在结束此次调查的时候，记者只有这样的愿望：愿社区矫治早日从xx走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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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4-0278-02
印象及其形成的相关理论是社会心理学社会认知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属社会心理学范畴，它着重研究在认知活动中，人们对于对象各方面特性进行判断而形成印象的规律。当前，学界对于社会心理学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及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在态度理论等方面。而对于社会认知理论中的印象理论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及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研究较少，且多以印象整饬为研究对象，缺乏对于印象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的整体探讨。
一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带有鲜明指向性的教育活动，其目的是要把一定社会的思想观念、政治意识、道德规范转化为受教育者个体的思想品德，引导、帮助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思想道德品质[1]104-106。而社会印象则是指留在人们记忆中的认知客体的形象。具体的，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角度来看，受教育者记忆中的认知客体主要指教育者及教育内容。由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可知，教育者及教育内容留给受教育者的印象如何，对于教育者能否引导、帮助受教育者形成一定社会所期望的思想道德品质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探讨社会印象理论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有助于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建立教育主客体间良好的关系、提高受教育者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接受性，从而建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首先，社会印象理论有利于发挥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一般而言，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处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这种主导作用贯穿于思想政治教育的全过程[2]170。但这种主导作用并非是简单、单向的，而是为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参与和制约等作用所影响。受教育者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者所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相反，受教育者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如果忽视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就可能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缺乏对于受教育者认知特点的适应性和针对性，不能满足受教育者的精神世界发展的需求，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也就得不到充分的体现。教育者为发挥主导作用，使受教育者形成符合社会所期望的思想道德品质，就要充分认识到受教育者的这种主观能动性，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对于人的作用只有通过受教育者积极主动地接受并内化才能得以实现。社会印象理论有利于我们充分认识受教育者的印象形成特点，科学地把握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在准确把握受教育者印象形成规律的特点和主观能动性基础上，通过对于教育者自身及教育内容的合理整饬来提高受教育者对于教育者及教育内容的认可和接受程度，从而使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
其次，社会印象理论有利于建构教育主客体间的良好关系。由社会印象理论可知，受教育者往往由于第一印象效应、晕轮效应、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等原因而形成对于认知对象的认知偏差，这种偏差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由社会心理学人际关系相关理论可知，个人特征对于人际吸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消极的认知偏差，实际上就是受教育者对于教育者个人特征的不良评价，这种消极的认知偏差不利于二者良好关系的构建，而二者良好的关系恰恰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促进因素。因而，我们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努力规避受教育者对于教育者甚至教育内容的消极认知偏差。造成认知偏差的因素的影响痕迹不可避免地存在于受教育者的身上，这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在许多情况下是难以克服的，因而我们通过社会印象理论认识这种规律的同时，不能否定它而应利用它。通过利用印象理论中有关认知偏差形成的规律，来努力使受教育者形成正确的认知或积极的认知偏差，规避消极的认知偏差，从而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间建立起良好的关系。
最后，社会印象理论有利于提高受教育者对于教育内容的接受性、合理引导受教育者的发展方向。思想政治教育不仅是一种带有科学性的活动，也是一种充满了艺术性的活动，教育者必须通过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性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适应性、吸引力和感染力。同时，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不仅起着主导作用，还起着引导、示范的作用，即教育者的“以身作则”的作用。思想政治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该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去影响和感染受教育者，以促进其思想品德水平的不断提高[2]217。因而教育者的这种示范、引导对于受教育者品德形成而言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性和教育者示范性的要求，社会印象理论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把握受教育者印象形成规律的途径，而且社会印象理论启示我们合理利用印象整饬等理论，努力在受教育者的认知过程中建立积极的印象，艺术性地提高教育内容的被认可度和可接受性，以自己的模范行为来影响受教育者的发展方向。
二
社会印象的形成规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功运用社会印象理论的基础，社会印象的形成规则影响着社会认知偏差的形成，通过认识并掌握社会印象形成的规则来控制社会认知偏差，从而有目的地控制别人对自己形成各种印象，这一过程就是利用印象形成的规则进行印象整饬的过程。尽管当前存在怀有不良居心的人利用印象整饬来达到其目的，但我们应当看到，印象整饬本身并无善恶，从其积极方面而言，它可以用来调节与人际关系，使人们的交往能够顺畅地维持下去。从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看，印象整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涉及教育者、教育内容和教育情境三方面的印象整饬。因而进行积极地印象整饬应当从教育者自身形象的塑造、教育内容的生动化、具体化、简要化和建立平等、宽松、愉快的教育情境等入手，而教育内容和教育情境的印象整饬有赖于教育者的教育行为的展开方式。从社会印象形成的规则来看，社会印象的形成规则包括一致性原则、评价的中心性、中心特性作用、先行信息的加重作用及消极否定信息的加重作用等，无论哪一方面的印象整饬，都离不开印象形成的规则这一基础，都必须遵循印象形成的以上规律。
首先从一致性原则看，在判断一个人的时候，人们趋向于把他作为协调一致的对象来观察，尤其是在估价这个人的时候。甚至当关于某人的信息资料自相矛盾时，人们也极力消除或减小这种冲突，把对方看成是多种特性一致的人[3]122。在对对象进行一致性估价中往往更多地受印象形成的评价的中心性的影响。社会特性和智能特性两者中，社会特性处于中心，对于社会特性的定位，影响着智能特性的标签的正与负。因而这要求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要注重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要注意在社会特性和智能特性上给受教育者留下良好的印象，同时要更加注重社会特性对于印象形成的影响，即教育者要在受教育者面前努力展现自身的良好品德和丰富的学识，并更加注重通过率先垂范在受教育者心中树立自身的高尚人格，避免受教育者的印象形成过程中受晕轮效应影响而产生以点概面、以偏概全的消极的认知偏差。
从中心特性作用来看，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的“中心特性”对于良好印象的形成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起着关键性作用。教育者的“中心特性”由其角色所决定，是认知过程中的某种突出因素。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越是充分表现自己的角色特征，就越能够把自己的中心特征表现出来[4]。由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可知，思想政治教育要求教育者要具备良好的政治、道德、知识和心理素质以及富有吸引力的教育方式等，这要求我们要加强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培训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综合素质，同时，教育者要树立角色意识，教育者本身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思想政治教育对于教育者的以上素质要求，通过不断的学习、实践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文化知识修养和教育水平，突出展现教育者的“中心特性”，提高受教育者对于自身的印象评价。
从先行信息的加重作用来看，先行信息的加重作用，即指初次认知带给受教育者的信息往往更影响着受教育者对教育者及教育内容的印象的形成。先行信息的加重作用是由于人们的心理反应机制使人们往往认为最先得到的信息比后来得到的信息要有价值，因而人们往往重视最先得到的信息，而忽略之后得到的信息。而认知偏差中第一印象效应是指人们重视最先得到的信息，根据最先得到的信息形成对他人的印象。因而可以看出，先行信息的加重作用影响着第一印象效应的形成。而第一印象效应形成后，也往往会导致人们形成定性效应或刻板效应，会持续地影响到受教育者随后的认知过程。先行信息的加重作用的重要意义要求教育者在与受教育者的首次接触过程中，要特别注意穿着打扮和言行举止，尤其要精心设计第一堂教育课程或教育活动，丰富教育内容的展现形式，生动有趣地传道授业解惑，横向拓展与纵向延伸相结合，以期无论是教育者还是教育的内容和情境都能给受教育者留下良好的甚至富于吸引力的第一印象。
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说的便是消极否定信息的加重作用。认知者不会同等地看待对方所具有的好的特性和不好的特性，与好的特性相比，认知者更注重不好的特性[3]125。也就是说，消极否定信息比积极肯定信息对印象形成的影响更大。联系评价的中心性中社会特性和智能特性的关系来看，教育者要避免给受教育者带去有关自身的负面信息，尤其在道德品行方面，要做到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做受教育者的楷模。通过这种良好形象的树立，使受教育者更乐于主动与教育者接触，接受其指导与教育，达到“亲其师，信其道”的效果。
最后，社会认知偏差中的近因效应现象也需要我们关注，并用来完善教育者在受教育者心目中的印象。近因效应是由于人们前期和中期信息模糊，而使近期短时得到的信息对印象形成的作用更加明显。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大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在特殊的情境下，尤其是当与某些大学生在思想观点、价值观念方面出现尖锐矛盾或冲突时，也会出现理性失控、感情冲动下的不当言辞或举止，这种有违角色规范的行为有可能会伤害学生的感情，造成师生之间心理上的隔阂[1]104-106。在出现这种问题时，教育者应当利用近因效应，通过主动认真的自我批评等方式，坦承不足，积极改善，以近期短时的良好印象，来淡化先前出现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杨素稳，李德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逆反心理的社会认知原因及其预防[J].思想教育研究，2011（4）.
1 腐败政治心理的形成过程
“所谓政治心理就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一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信念等等”。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心理是行为体在政治生活中自发产生的，正是这种政治心理使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自发的产生对于权利的迷恋、追逐和崇拜。
1.1 由自发的政治心理所产生的腐败——不自觉的腐败
政治心理作为一种精神现象和心理活动离不开社会客观环境的制约，政治行为体必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从事政治活动。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其心理和意识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他被社会化的过程。换句话说，政治心理也就是人在社会生活过程中，在对社会环境的长期和全面感受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心理积淀。社会环境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总体文化，这种总体文化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地被传播、被继承、被接受，从而成为新一代社会成员的心理基础。
政治心理不是一种显象的文化现象，而是一种更为隐蔽、更难把握的文化形式，是一种潜在的社会意识。因此受到该社会环境影响的人们，并不会自觉意识到自己正在受到周围社会环境的影响而在进行着某些行为活动。这就不难看出，有些腐败官员在最初的腐败行为中并不一定是有意识的进行腐败活动，他或许只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如：重血缘、讲亲情）而作出的一种自发行为。正是由于政治心理是一种缺乏理性指导的心理想象，所以当一个人只是凭借其政治心理来行动时，他对于政治行为的价值目标、条件分析和后果评估都带有很大的模糊性，进而导致了其政治活动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也就是说他这时在客观上所从事的腐败行为并不是他的主观追求，而是一种相当不自觉的随意行为。
1.2 由稳定的政治心理定势所产生的腐败——自觉腐败
上面我们已经谈到政治心理是自发产生的，因此具有不稳定性和易变性。在这一阶段行为体还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心理，行为体的行为只是“跟着感觉走”，即主要靠以往的经验和直观感受来进行政治行为活动。当腐败分子处于“跟着感觉走的阶段时，这个时候如果他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已经构成腐败，悬崖勒马还来得及；如果还继续跟着感觉走，这种”感觉“就逐渐沉淀下来，最终就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政治心理定势。这种定势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稳定性，行为体在以后的政治行为中要想彻底排除它的影响就很不容易，这就是稳定的政治心理形成之后很难改变的原因。
这个阶段腐败分子本人已经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在从事腐败活动，但由于私欲的不断膨胀自己已无法控制自己，也就是说他想摆脱业已形成的政治心理的影响，但却又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在腐败的泥沼里越陷越深。这就足以说明为什么有的腐败分子贪污了几百万、上千万的钱财仍不满足的原因，按常理，这么多钱足可以让他花上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为什么还要贪呢？原因就在于他无法摆脱业已形成的政治心理定势的影响。由此可以想到，“高薪养廉”对腐败只能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遏止腐败。
1.3 由于政治心理失衡和扭曲而产生的腐败——突然腐败
政治心理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如果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由于受到外界的突然刺激而使原来稳定的政治心理失去了平衡和扭曲，在这种情况下同样可以产生腐败，这种由于政治心理失衡和扭曲而产生的腐败我们姑且称其为突然腐败。之所以这样称呼它，意指这种腐败不是政治心理发展的必然结果，而是由于政治心理突然失衡和扭曲而产生的偶然现象。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心理与社会生活是一种双向互动关系，一方面，政治心理来源于社会政治生活，正如腐败的政治心理有时来源于对现实社会腐败现象的耳濡目染一样；另一方面，政治心理一旦形成，又反过来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和影响，腐败的政治心理存在是社会腐败现象不可根除的根本原因。
2 根治腐败的对策
腐败是社会的毒瘤，根治腐败是维护社会肌体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许多学者分别从经济、政治、制度等方面提出了根治腐败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否有效，我们从近年来腐败现象的不断蔓延和不可遏制中便可以找到答案，这是因为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心理三者呈现出的是由表及里、由浅至深的结构序列，政治心理相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处于最深的文化层次，相对于前两者，它更为持久和稳定。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秩序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改变，但要从人的心理上改变旧有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影响，塑造一批新型的政治成员，却需要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这就是说政治心理的改变要比政治制度的改变难的多，这也是仅从政治制度方面根治腐败不能奏效的原因所在。
由于政治心理与社会生活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必须从社会环境的改造和政治心理的重建两个方面入手，要“外在影响”和“内在成长”并重，不能顾此失彼。一方面，要净化社会风气，努力创造一个公平、公正、和谐、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尽量减少社会丑恶现象（如腐败）对社会成员的不良政治心理影响，为社会成员健康政治心理的形成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氛围；另一方面，要通过政治宣传、政治思想工作、政治教育等途径，从心理上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心理形成过程，使社会成员从开始便形成一种健康的政治心理。针对对党的干部要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教育党的干部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使每个党员干部从心理上远离腐败，并逐渐使他们形成一种疏远、憎恶腐败的政治心理，从而实现由“不敢腐败”、“不能腐败”到“不想腐败”的转变，以达到从根本上医治腐败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是要抛弃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在一定时期内必要的政治、法律手段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要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业已形成的政治心理的影响往往要靠强制力迫使人们改变原有的思维定势和思维习惯。只有当旧有的、落后的政治心理从根本上得到根本改变并且建立起一种新的政治心理时，政治和法律的手段才能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只有当这种新的健康的政治心理稳定下来并成为群体的政治心理时，在这种政治心理支配下的每个社会成员才会自觉的远离腐败，腐败便从根本上得到了铲除。
（一）
早春的。午后的空气湿润而安详，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十五平方米左右的卧室内，一张干净利落的单人床上，半躺半坐着一个老人，他正在与一位中年女性进行着交谈，面带病容的脸上不时浮现出一丝笑意；二人夹杂着一些普通话和话对白，也让人感到平和而愉快。
这是市普陀区真如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周老师在走访矫治对象、保外就医人员夏某。
夏某，男，年生人，大学毕业，市某行政单位计划处原副处长，某工程指挥部原负责人，年因贪污受贿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半，剥夺政治权利一年，因病于1998年12月被予以监外执行。
据有关部门统计，截至去年底，在最先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的徐汇区斜土街道、普陀区曹杨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共有104名像夏某这样的矫治对象，他们分布在三个街道的64个居委会中。
司法部社区矫正制度研究课题组牵头人、司法部预防犯罪研究所所长郭建安介绍说，社区矫治，也可称社区矫正，是与监狱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经法院宣告缓刑和经法院裁定假释以及由监狱等部门予以监外执行的罪犯放在社区，由专门的国家机构，在机关团体、民间组织和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矫正其犯罪意识和恶习的刑罚执行活动。郭建安说，在当今国际社会的行刑活动中，社区矫治已成为发展较快的一个领域，它反映出整个刑罚制度由肉刑到监禁刑、再到非监禁刑的发展，而其最终将带动刑罚制度走向恢复性司法的理想阶段。仅就缓刑和假释两种行刑方式来讲，据年的统计，社区矫治人数与监禁人数之比在加拿大为394．15％、在美国为236．10％、在日本为111．60％、在俄罗斯为81．01％；而在我国，由于观念和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从立法、司法到执行的各个环节严重依赖监禁刑，社区矫治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目前属于社区矫治范畴的刑种和行刑方式有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郭建安认为，市的试点工作是一种会产生深远影响的、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今年大年初一，斜土街道的敬老院里传来阵阵欢声笑语：斜土街道的30名矫治对象到敬老院为老人们服务来了。他们有的擦窗扫地、晒被子，有的陪老人聊天、给老人换衣服，有的在给老人理发，还有的在与老人对唱京剧……气氛融洽。在场的斜土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陈晓当即与敬老院签约：今后每月都组织矫治对象来敬老院服务两次。
为老人们服务，是试点街道对矫治对象实行劳动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在遵守国家法律的前提下，在社区，矫治对象要遵守社区矫治办公室（或工作小组）制订的相关守则，要遵守外出请假制度；要定期参加社区矫治办公室组织的爱国主义、思想道德品质教育活动；要参加社区举办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班；而参加社区组织的各种公益劳动，则成为矫治对象接受社区矫治的主要手段。
斜土街道制定了《斜土街道社区矫治义工（公益劳动）制度》，规定凡是符合劳动条件的矫治对象（保外就医者除外）每周必须参加不少于四个小时的义工劳动；凡是超过就业规定年龄的对象，可以自选义工点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但须征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认可，并有工作小组指派义工点人士负责记录《社区矫治义工劳动记录卡》；有固定职业或工作岗位的矫治对象，可根据自己时间岔开安排；凡矫治对象因有病或有急事无法按时参加义工劳动的，须提前一天请假，准假后另行安排时间补上；可连续计时，但须经社区矫治工作小组许可，采取月计、季清办法（每月不少于18小时，季不少于54小时），社区矫治小组工作人员将月中随访，季末汇总，列入奖罚考核内容。
实行义工劳动制度，促进了矫治对象与人沟通的能力，增强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和责任意识，为其早日融入社会创造了条件。在试点街道，参加公益劳动已成为许多矫治对象的自觉行动。“我要用劳动的汗水洗刷自己的罪错。”曹杨街道的矫治对象白某这样说。
先期试点的三个街道的104名矫治对象至今无一人有重新犯罪记录，其中斜土街道的一名保外就医人员通过社区矫治还获得了假释。
（二）
依照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缓刑、管制、假释、监外执行以及剥夺政治权利等非监禁刑均由公安机关执行，实际是由公安派出所来执行。但是，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打击现行犯罪，同时还负责维护日常社会治安和担任安全保卫工作，任务已十分繁重。因此，在公安机关内部还没有建立起专门的执行机构和执行队伍以及执行人员，实践中对这类罪犯的考察往往很难进行。郭建安有如此看法。
从我国目前刑罚执行的实际出发，借鉴国际上较为完善的社区矫治执行机构设立模式，市在年8月做出部署，试点街道要建立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按适当比例配备社区矫治工作者，人员主要来源于市监狱局派出的干警和社区适合担当这项工作的同志。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是实施社区矫治工作的主体。有官员将市的这种社区矫治机构管理形式戏称为执行主体与工作主体的分离。
根据有关部署，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任务是：对社区内各类被判处缓刑、管制、剥夺政治权利以及假释、监外执行的各类对象进行管理和教育；负责掌握矫治对象的现实表现，定期进行访谈，组织各种公益活动，建立社区志愿者队伍，制作考核材料及相关的法律文书，协助有关单位解决社区矫治对象的实际困难等。而在每日的具体事务中，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工作则要繁琐得多了。
在许多试点街道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办公室里，记者都见到了对应每名矫治对象建立的《社区矫治工作记录簿》，详细记载着矫治对象的个人情况、家庭情况、接受刑罚情况以及个人专业特长等。社区矫治工作小组每月还要填写《社区矫治工作情况月报表》，按季填报《社区矫治人员基本情况统计表》；新接受一名矫治对象时，要向其发送一份《致社区矫治人员的公开信》；斜土街道还要送上一份市区主要场所的情况介绍以及乘车路线等等。而为了体现对矫治对象“思想上帮一把、生活上扶一把、工作上搀一把”的“三个一”工作原则，帮助矫治对象走出思想误区、调和家庭矛盾、解决生活困难、安排劳动就业则是矫治工作小组的“重头戏”。正如一位志愿者所认为的那样，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真正做到了“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劳动手册》在市是就业的“准入证”。年8月获得假释从新疆回来的徐某，因找不到工作在家待了近一年，因为多了一张嘴而负担过重的妻子此时提出离婚。出于自尊和无奈，徐某几乎天天到居委会去找：我在监狱里还有工作可做，为什么回到社会上反而找不到工作了？就在这时，社区矫治工作小组开始工作了。小组人员在做好徐某妻子工作的同时，三番五次往返于区劳动就业保障部门做说服工作，并找到重庆市有关刑满假释解教人员享受社会保障的规定提供给他们做参考，终于为徐某拿到了《劳动手册》。目前徐某已在一家公司开始了工作。通过社区矫治工作小组的大量工作，矫治对象李某不仅拿到了《劳动手册》，还得到了相应的生活保障金，现在正在办理退休手续。
监狱干警是社区矫治工作的重要力量。三个试点街道在工作初始就各配备了两名监狱干警。他们在街道提供的办公场所上班，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工资关系和人事关系均在原所属监狱。曹杨街道社区矫治办公室的曹光仪从1966年开始至今一直从事监狱管理工作，可以说经验丰富。他认为对罪犯来讲，“大墙内”的管理具有“刚性”，而在大墙外的社区矫治更强调的是“用人性化的理念进行理性化操作”。斜土街道的老王长得白白胖胖，慈眉善目。他也是一位监狱干警。“我们要为矫治对象解决实际问题，这样我们的工作才会有亲和力。”不紧不慢、实实在在的几句话似乎印证了记者对他务实、诚恳的“第一印象”。
辅绍玉当过民兵营副营长，做过厂办主任，干过保安，年在普陀区真如镇一居委会任治保、调解主任。年12月16日至年1月29日，参加首期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考试合格，获得结业证书，现在真如镇社区矫治办公室工作。虽然刚刚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但他对该项工作有很深刻的认识。“我会尽力的。”四十多岁的他说话时略显得有些羞涩。他属于社区矫治的社会工作者，属于“街道的人”。
77岁的陈惠珍女士离休前从事妇联工作，做过多年的行政工作，具有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和热情，思想开放，善于接受新事物。面对矫治对象这一特殊的思想工作对象，她充满着激情。她与矫治对象陈某结成“一帮一”对子，经常与她聊天，不断开导她。在陈某因为丈夫提出离婚要求而对生活绝望、准备自杀的时候，是陈惠珍女士及时救了她，并使她战胜了自我的脆弱，开始了充满希望的新生活。陈惠珍女士是社区矫治工作的志愿者，她的工作没有任何报酬。
真如镇南大街居委会的女治保主任崔福美有一个硬壳笔记本，四边已被磨损，里面密密麻麻地记载着居委会辖区内矫治对象的日常情况。“能帮多少就帮多少。”这是一个厚道而热心的人。
有了无数人的热情和热心，社区矫治工作才能不断前行。
（三）
从市司法局的刘卫萍博士和张祖馥先生提供的大量材料和他们介绍的情况中，记者大致理出了市社区矫治工作从初始到现在的时间表：
年初，市司法局提出：年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积极探索社区矫治制度；
年8月，市正式在本市普陀区曹杨街道、徐汇区斜土街道、闸北区宝山街道启动社区矫治试点工作；
年12月，市司法局局长缪晓宝在相关会议上作题为《探索开展社区矫治工作的有益实践》的简要汇报；
年1月28日，徐汇区召开社区矫治志愿者协会暨全面推进社区矫治工作动员大会，中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吴志明出席会议并对徐汇、普陀、闸北三区全面推进社区矫治作了讲话；
年1月29日，市第一批社区矫治工作者培训班结束，并举行结业典礼，市委政法委副书记陈旭、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市司法局副局长史秋波、市监狱局副局长邰荀出席典礼并向学员颁发结业证书；有30名监狱管教干警、13名中小学教师和8名街道工作人员参加培训。
社区矫治工作在初具形态，从建章立制、健全机构到理顺关系、开展工作，仅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似乎有点儿“蓄谋已久”的味道。那么市当初在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时，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共市委政法委副秘书长胡燕平。
“的公安民警任务太重了。”胡燕平开门见山。他认为，当初决定开展社区矫治试点工作主要出于这几方面的考虑：一是市社会变化比较大，加强社会治安的动态管理刻不容缓，需要有一支专门的力量从事社区矫治工作；二是因为监狱是封闭型管理，集中、强制，罪犯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而社区矫治则强调对象的主观行为，是开放型管理；而最重要的是，社区矫治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和预防重新犯罪、建设政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措施。
谈到今后的打算，胡燕平也很有想法。比如争取年底在全市全面推开社区矫治工作、尽快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治工作管理机构和有关协会组织、推动地方立法等等。说起前景，胡燕平很自信。
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也听到和了解到社区矫治工作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如何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扩大社区矫治的适用问题、如何改革我国现有刑罚制度问题、如何建立专门的非监禁刑罚执行队伍问题以及如何对现有五种社区矫治对象区别教育区别管理问题、如何把对矫治对象的行政奖励转化为司法奖励问题、外省籍罪犯如何处理问题等等。
问题的解决不在一朝一夕。“中国的社区矫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年就在《青少年犯罪问题》杂志上撰写《我国亟需建立专门的缓刑机构》一文来呼吁建立社区矫治制度的郭建安这样感慨道。
1.1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萌芽阶段
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萌芽阶段主要是指1978―1983年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科学化”的讨论阶段。在这一阶段学者们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要科学化的命题，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对象的研究也渗透其中。1982年杨静云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科学》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科学，它的研究对象是人们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以及对人们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1983年张蔚萍在《思想政治工作概论》一书中提出“思想政治工作学是研究人们的政治思想和行为活动规律，以及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基本规律的。”这一阶段学者们没有认识到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而是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有的现象。所以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认定为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和对人民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由此可见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对象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
1.2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的过渡阶段
在这一阶段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认识，表现为开始出现“一规律论”和“两规律论”的争论。“一规律论”表现在恽重在《思想政治工作学的对象究竟应该是什么？》一文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应以人们的政治思想、政治行为的形成和发展规律为研究对象。”“两规律论”主要表现在1991年高教版《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关于人们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意识形成和发展的规律，是依据人们思想活动规律而科学地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这一阶段学者们对思想政治教育学对象的研究处于过渡阶段。
1.3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的形成阶段
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的形成阶段主要是指1997年至今这一时期。在这一阶段“一规律论”和“两规律论”的争论更加明显。如刘梅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新论》中提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思想价值观念。”而刘新庚等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对象的新认识》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类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思想政治教育现象及其运行规律。”关于对“两规律论”认识的不同主要体现在陈秉公在他主编的《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必须以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教育规律与人的思想品德和心理素质发展变化规律为研究对象。”张耀灿则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以人们的思想品德形成发展规律和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为研究对象”。在这一阶段学者们逐步形成了“一规律论”即人们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规律或对人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
2.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研究思想政治教育学，必须要明确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领域。确定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这门学科确立的根据和学科发展的逻辑起点。学者们认为，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规律，并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2.1从思想政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思想政治教育现象自产生以来，尤其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明确提出要对本阶级进行政治教育，一直以对人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为中心。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其统治阶级不仅制定了一套完整的政治制度来保障本阶级的统治地位，同时也力图把本阶级的意志强加于被统治阶级来实现统治。在西方的中世纪教权和王权的结合使当时的封建庄园主的统治既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也有了强大的思想保证。14世纪以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通过这些运动唤醒本阶级的价值诉求来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觉醒，最终为实现其统治而服务。19世纪随着三大工人运动的兴起，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明确地提出了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等观念，要求让广大人民群众意识到自身的现状和历史地位，并以此来号召无产阶级起来革命来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
2.2从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都必须具有独特性来看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