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样例十一篇

时间：2023-12-21 11:26:39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例1

创业环境影响因素研究现状及评述

从创业环境界定中不难看出，创业环境是由若干环境要素构成的。很多学者对创业环境构成要素进行了研究，详见表1。对现有创业环境要素划分的评述如下：

（一）缺乏从系统角度对创业环境要素的划分

创业环境是一个系统，系统的特征表现为整体性、层次性、开放性与相关性。现有创业环境要素研究都是基于对创业外部影响要素的研究，即外部环境研究；而没有把创业内部环境如创业团队的文化、组织与分工等纳入创业环境研究框架，创业环境研究整体性缺乏。另外，各个影响要素的层次性也不够，有单纯对宏观环境的划分（池仁勇，2002），也有单纯对市场环境的划分（Porter，1980）。基于此，本文把内部创业环境引入到创业环境研究框架，构建完成创业环境要素分析模型。

（二）缺乏对创业环境要素之间关系的研究

现有研究对创业环境要素的来源研究比较多，而一个完整的创业环境系统，必须考虑到系统各个要素之间的关联性，这样才可以更好的认识和评估创业环境。创业环境各个子系统既有独立的运动轨道，又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共同构成创业环境动态链，了解各个子系统之间的联系以及对创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重点分析了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的形式。

创业环境因素划分标准的理论探讨

（一）系统环境观

系统环境观认为环境是一个系统，它不仅包括外部环境，还包括内部环境，是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统一体。因此，在研究创业环境时，不仅要研究外部创业环境，还要研究内部创业环境；在研究新创企业与创业环境之间关系时，就不能把新创企业内部因素如创业团队和企业外部环境看成对立的断点，而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评估创业机会和新创企业绩效时，不仅要考虑到外部环境因素，还要考虑到内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当研究如何营造良好的创业环境时，环境营造的主体就不只是政府，创业团队也是营造环境的主体等等。系统环境观区别于单纯的外部环境观。

（二）均衡与非均衡

均衡与非均衡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均衡是指市场供给等于市场需求的一种状态，而非均衡是指市场供给不等于市场需求的一种状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客观上是非均衡的，均衡只是一种“偶然巧合”。创业企业是各种资源的需求方，外部环境是这些资源的供给方。对某种资源来讲，如果资源的需求大于资源的供给或者资源的供给大于资源的需求，这两种状态都没有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会出现不均衡状态；但如果外部环境对资源的供给较好地满足创业企业对这种资源的需求，则实际上达到一种均衡状态，也是一种较好的理想状态。

（三）内生性

内生变量是指由系统内部因素影响而自行变化的变量，通常不被系统外部因素所左右，而外生变量是指系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决定的变量。现有创业环境的研究基本上都建立在外部环境观基础之上，因而将环境作为企业的外生变量，作为创业环境研究的重点。然而，依据系统环境观，创业环境就是一种内生变量。首先，创业企业内部环境如创业团队、创业者等是新创企业内部因素，是可控的；其次，即使是外部创业环境因素，创业企业也可以通过调整内部创业因素，在资源稀缺的情况下，创造性的整合资源以满足新创企业的需求，从而影响外部创业环境。因此，本文将创业环境作为新创企业管理或决策的要素而不是既定前提，构建创业环境研究框架。

创业环境影响因素模型

依据系统理论的整体性，本文将创业环境分为内部创业环境与外部创业环境，内部创业环境是可以控制的，而外部创业环境是不可控的；同时，外部创业环境本身也是一个系统，依据系统的层次性特征，将外部创业环境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宏观环境子系统（或称社会环境子系统）、市场环境子系统、自然环境子系统。依据系统理论，本文认为创业环境是由内部创业环境、宏观环境、市场环境与自然环境四个子系统构成（见图1）。

（一）内部创业环境子系统

内部环境子系统是创业者可以控制的环境系统，主要包括创业者素质、创业团队文化与创业组织。创业者素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次：精神层与物质层。精神层是指创业精神对创业成功的期望程度；物质层是指创业技能与技巧，创业者要具有创建和管理新事业的技术与商业知识和能力。创业团队文化是指创业团队的合作意识、对风险的承受能力、团队进取心等理念，良好的创业团队文化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内部创业环境，促进创业成功。创业组织科学的分工与合作，能提升创业组织的效率，充分发挥创业团队的潜力，充分利用内部的资源。

（二）宏观环境子系统

宏观环境子系统又称社会环境子系统，包括政策法规环境、金融环境、科技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四个方面。良好的政策法规环境会促生更多的创业机会、减少创业成本并为创业者提供更好的服务，增加创业者的动力和信息；良好的金融环境是创业成功和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良好的科技环境能够为创业者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创业所需要的技术，有利于科技成果向产品的转化；社会文化环境传递着社会对创业的支持态度、容忍程度及相关的支持，良好的社会环境会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影响人的观念，减少创业成本。

（三）市场环境子系统

市场环境子系统又称为微观环境子系统，本文借鉴波特的产业竞争模型，认为市场环境是由供应商、顾客、替代品、潜在进入者和竞争对手五个方面组成。市场环境关系到创意能否成为一个创业机会以及创业机会的优劣。没有顾客需求的创意不能够成为创业机会，同时供应商、替代品、潜在进入者以及竞争对手都影响到竞争环境，对于创业者而言需要对市场环境进行有效评估，以决定是否建立新企业，将创业机会转化为现实的产品或服务。

（四）自然环境子系统

自然环境子系统是新创企业赖以生存所需要的资源环境，是新创企业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自然环境子系统包括自然资源环境与生态环境。企业是一个资源的转化体，通过企业系统的转化，将一定的投入转变为产出，以产品或服务的形式存在。然而任何投入都离不开资源，资源的可得性以及持久性决定创业机会是否可以持续的转变为产品或服务。另外，新创企业还必须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因为任何企业都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生态环境，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会促进新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例2

关键词：集群创业环境影响因素模型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产业集群化已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发展潮流，产业集群构成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因此，研究中国的创业环境，特别是集群的创业环境，对于促进集群创业活动，提升集群竞争力，从而提升区域竞争力，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例3

从上述结构图来看，媒介生态系统的内层——媒介、媒介与媒介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是新闻史的烛照中心，媒介根据其从环境中获得资源的方式在媒介生态系统中占有一个生态位。

在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生存环境中，能满足媒介生存的资源是恒定的，在资源数量不能满足需要时，个体间所发生的资源争夺现象，即是竞争。在一个特定的媒介生态系统内，竞争是媒介生存交往关系的核心，媒介通过竞争所组成的媒介集合体就是媒介群落。

媒介生存所需的资源是由媒介生存环境提供的，“环境是相对于某个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个事物有关的周围的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所以我们理解环境，它一定是先确定中心。”媒介生态以媒介生态为烛照中心，将环绕媒介的周围事物都视之为媒介的生存环境，它包括国家作为公权力持有者层面的制度环境，作为社会层面的资源环境、受众环境，以及地理环境、国际环境和非常态下战争环境。简言之，即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所组成的集合体。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的媒介通过竞合所组成的媒介群落与媒介生存环境相互作用所组成的整体就是媒介系统，它是一个以媒介为生命有机体，以地域环境为依托，以服务受众为旨归，以法律制度为经络，以资源流动为命脉，以媒介竞争为机制的人工生态系统。

二、媒介生态学的资源观与新闻史研究

媒介生态主要是研究媒介与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从生命有机体的假设出发对媒介与环境之间关系的观照。它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如下解释假设：媒介生存需要资源，资源占有只能从环境中获取。因此，媒介与生存环境之间进行信息、能量与物质的交流是媒介生存的前提，如此，媒介才能生存发展，新闻史才能绵延不息。

1信息资源

作为社会巨型系统的子系统，信息传递是媒介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其最基本、最本质的属性。媒介是新闻信息传播的组织者和实施者。是从事“新闻信息”工作的专业组织，其所生产的产品也不同于其他企业的物质产品，而是信息产品。“新闻活动是人类求生存图发展的需要”。媒介的产生、发展即源于人们对社会生产、生活信息的需要，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媒介的职能在于对新闻信息进行采集、筛选、加工、处理和传播，使得这些信息真正能够达到受众的面前。受众通过新闻信息的传播，从而不断地改造世界。因此，丰富而又能自由流动的信息环境是媒介生存的要素之一。

2能量资源

媒介与生存环境进行能量交换，主要是指如下两个方面：一是从新闻人来看，新闻人在其自身的新闻实践中，要消耗能量，作为专业的社会分工，新闻人只有通过新闻信息的生产，以新闻为商品与外界进行交换，才能维持自身的生存和其后代的繁衍；二是从媒介本身来看，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产物的大众传播媒介，都是以能源的消耗作为其运转基础的，从蒸汽动力到电力的运用，其消耗的能源都需要从生存环境中得到补充，才能维持媒介的生存。

3物质资源

媒介与生存环境的物质交换，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人才，媒介是现代分工的产物，是一项具有相当智力要求的专业活动，其从业人员必须接受新闻专业的训练，才能适应新闻媒介工作，人员素质是影响媒介生存的重要因素之一。新闻人的老化与死亡使得媒介必须从其生存环境中获得人才资源的补充，因此，媒介生存环境能够为媒介提供何种受过新闻专业训练的人才，以及规定了媒介通过何种方式来录用和淘汰人才，这是基于媒介生态的新闻史研究新范式的分析要素之一。

二是技术，媒介是现代科技发展的产物，其生存发展对媒介技术有着高度的依赖性，另外，邮政与交通技术的发展也是影响媒介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正因为此，有学者认为，传播科技是传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之所以说传播科技是传播发展的第一推动力，是因为传播科技的进步决定了传播媒介的更新，促进了传播方式的变革，而且导致了传播观念的进化和高能记者的养成。”

三是广告，现代新闻媒介其产品销售与其他商品销售的区别就在于，新闻作为商品要经历两次销售，第一次是将新闻销售给受众，第二次是将版面、时段销售给广告主。大众媒介通过广告获得销售收入，维持大众媒介的生存并扩大生产。

在媒介生态学看来，媒介的生长状态是由环境所提供的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各项资源状况决定的，它决定着媒介的新闻生产、媒介组织与媒介观念，而这各种因素是以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态势对媒介生存与发展产生作用的，同时，这诸多因素又具有不等价性。在诸因素中必然有起主导或决定作用的因素。媒介生态学视域中思考物质，才是与媒介的生命息息相关的物质，才是具体的物质，而不是仅仅为演绎一个历史的刚性规律所必须设定的逻辑前提，才能如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布洛赫的信中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把这个说法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因此，在媒介生态中，资源观体现了物质的观点、结构的观点和运动的观点的统一，和唯物辩证法关于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结构是物质的空间分布、内容决定形式等观点完全统一起来，丰富了唯物辩证法关于物质的认识，同时，它也要求我们在考察媒介现象时必须摒弃既往的机械决定论思维，而是运用过程论思维、关系性思维、系统性思维来思考媒介问题。

媒介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其资源的流转是维持其正常运转的命脉，法律制度对媒介控制，往往就是控制其资源的流转，因而最终得以控制媒介。媒介的生存方式——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满足其生存的信息、能量与物质等资源——深刻地影响到新闻的生产、管理与观念，影响到一个时代的媒介状貌。媒介生态演替的实质是媒介系统内部产生了一种新的稳定的资源流动方式，媒介的组织结构方式的变化是媒介内部的资源流动方式变化的表现，媒介的资源流动方式的变化创造了新的媒介生态。在媒介生态学视野里，新闻媒介通过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开辟历史。

三、媒介生态学于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启示

以媒介生态为理论资源的新闻史研究视角，以媒介与其生存环境关系为烛照中心，把新闻媒介的发展历程看作是对其生存环境适应的自然过程，在一个如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上思考中国的新闻史，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启示。

1在地的新闻史

新闻事业作为一种文化事业，它必然受文化母体的影响，有其很强的传承性，由地理环境和人的行为方式不同所产生的文化差异必然会在新闻事业上反映出来，简言之，新闻媒介是在一个个“文化非同质”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媒介生态”所秉持的“生态哲学是后现代哲学世界观”，它在时间和空间的历史叙述中纳入了地域这一范畴，新闻史不应外在于地域，视媒介现象、新闻实践是大众媒介对其生存环境的一种生态性适应行为，“媒介现象”与地域独特的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相关。它放弃了普世话语的冲动，解构中心主义的历史话语，视世界历史为一分支过程而不是一线性过程，它坚持媒介的生存与发展与生存地域密切相关，媒介生态理论认为，媒介在组织新闻生产时，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相当地方化的、具有很大差异性的地域资源作为背景，对媒介的描述不能脱离其地域进行抽象的演绎，认为历史叙述应该走向地域化和多元中心，它对本土经验的重视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进入路径。

因此，媒介生态作为分析新闻史的方法和视角，主张回到中国新闻史的感性经验，把中国新闻史视为一个具有其历史连续性的整体，媒介的落脚处——“中国”——这个媒介的生存地域中来提炼出我们的问题意识与发问方式，探究中国新闻媒介的源头活水，提出符合本身历史脉络的诠释，重新中国新闻史的书写。正像恩格斯在《(论俄国社会问题)跋》中所指出的：“每种特定的经济形态都应当解决它自己的，从它本身产生的任务；如果要去解决另一种完全不同经济形态所面临的问题，那是十分荒谬的。”简言之，媒介生态式的具有“在地感”的中国新闻史研究可以了解新闻媒介的生存环境——中国国情，揭示被显在的媒介现象所遮蔽的历史，让历史变得“澄明”，逐渐使我们从多方面去认清中国新闻媒介乃至中国文化的基本型态及其发展过程；同时通过这种对过去的了解可以照亮我们今天的历史处境。

2整体的新闻史

基于媒介生态学的新闻史研究范式从“生态隐喻”出发，坚持一种整体的研究视野，正如萨克塞所言：“生态学的考察方式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克服了从个体出发的、孤立的思考方法，认识到一切有生命的物体都是某个整体中的一个部分”。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为我们研究新闻史提供了新的分析途径，一方面，它考察媒介与媒介因为竞争生存资源而形成的媒介群落；另一方面，它考察媒介生存与其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关系，这两者都统一与媒介基于生存而形成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网络所构成的媒介生态系统，凡是同媒介生存与发展有关的各种因素，都是新闻史研究分析对象。整体的新闻史放弃了本质主义式的思维原则，它以“新闻媒介”为历史主体，以“新闻实践”为观照中心，将“新闻媒介”与其不在场的“存在者整体”诸如政治、经济、文化等关联起来，综合为“共时性整体”。新闻媒介的历史演进不是纵向的线性决定，而是横向的多维影响，把单一的经济决定的历史演绎转向横向的历史社会学研究。

媒介生态视野下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既有纵向的发展，又有横向的展开；既看到媒介自身的演变和发展，又看到媒介的演变、发展与国家、社会的关系。由是形成了对中国新闻史的整体、全面、系统的观照，一方面，我们既关注了媒介自身生存发展的经过，另一方面，我们也关注了媒介在与其生存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其对社会的作用和政治、经济、技术、文化等对媒介生存与发展的影响，在对新闻史的分析过程中，必然会将其放置到整个大的社会系统中，以一定时代、地域条件下，媒介与社会各构成要素之间相互关联所形成的具有特征性的结构形态为研究对象，揭示出社会系统中与媒介关系密切，对媒介自身的决策和运作产生直接影响的要素，在剖析要素对媒介产生制约作用并达到相对平衡的基础上。显示出中国新闻媒介的独特发展历程，探寻其可持续发展之路。这样整体的新闻史研究，才能如黄旦先生所说：“认定报刊为报刊史的主体，当然不意味着报刊史是封闭的和绝缘的，不需要研究报刊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比如政治、文学、经济、文化甚至政治派别与政党等等，不能使用除了报刊以外的诸种资料，不必了解其他学科对历史报刊之研究”，为中国新闻史研究描绘出一幅多姿多彩、气象万千的画卷。

3生成的新闻史

媒介生态学从生命有机体的假设出发思考媒介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将媒介生存设定为新闻史的研究本体，媒介的生存实践创造了新闻史，所以，一部新闻史就是媒介生存实践活动的历史，就是新闻媒介如何同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历史，从根本上讲，就是一部媒介生长史。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例4

中图分类号：F061.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224－03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党的十七大又提出必须把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落实到每个单位、每个家庭。这是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依据我国国情，借鉴国际先进发展理念，为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而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对于不断提高我国资源环境保障能力、构建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地认识、利用、改造和适应自然环境的过程中发展的。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历史演变是一个从和谐到对立，再到新的和谐的过程。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根据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演变，我们可以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环境依赖型社会，第二个阶段是环境对抗型社会，第三个阶段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当然，环境友好型社会还正处于建设之中。

1.环境依赖型社会

在原始社会，人类在强大的自然面前，力量显得十分单薄，人类像其他动物一样完全服从自然界的支配和统治。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利……”[1]在“人的依赖关系”的条件下，人类完全依赖于自然界。到了农业社会，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发生了一定的变化，人类开始将自然界作为对象来开发，开垦土地、种植庄稼，而不像以往那样只是采食现成的野果和狩猎，所以，人与自然之间出现了原始的对立。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和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人类在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出现了对自然的破坏，主要是过度地开垦土地和砍伐森林造成的。但是，那时的人类开发自然的能力还很有限，那些破坏还在自然的承受能力之内，所以总体上，人与自然之间还是基本和谐的。我们可以把处于与自然环境这种关系下的社会叫做环境依赖型社会。

2.环境对抗型社会

自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人类逐渐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也进入了全新的阶段。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尤其是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发明和投入使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能力越来越强。而工业社会又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求，而是追求更高的物质和精神消费。这导致对煤、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木材、淡水、矿产等资源的巨大需求。大量开发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导致自然资源的急速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与自然环境之间愈来愈呈现出对抗关系。工业社会以来，人类已经从匍匐在大自然脚下的奴隶一跃而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但人类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沉重代价。正如恩格斯所言：“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我们可以把与自然环境处于这种严重对抗关系下的社会，称为环境对抗型社会。

3.环境友好型社会

人类社会在完全依赖自然环境并受其支配下生存，固然不可能生活得富裕、自由和健康，但是，人类社会这样与自然环境严重对抗，控制与支配自然环境，满足自己无休止的欲望和要求，也必将受到自然的惩罚，最终会遭受灭顶之灾。因为，毕竟地球的资源有限，承受人类破坏的能力有限。人类进入环境对抗型社会，不到几百年，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压力和破坏却远远超过了人类几百万年的辛苦劳作。这使人类自己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趋于枯竭，从目前探明的煤炭、石油等资源的储量看，恐怕不到一个世纪，就会消耗殆尽，能源危机已现端倪；而更为严重的又一后果是，工业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大大破坏了生态平衡，空气污染日益严重，全球气候开始变暖，水资源出现世界性危机，大批森林草原惨遭毁灭，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臭氧层日益变薄，这些都使地球越来越不适宜人类生存。环境危机不断提醒我们：人类不能再与自然环境对抗下去了，应该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和特征

关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涵尚没有范式化的概念，本文认为，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一种理念，其实质就是要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当然这种和谐不是原始社会和农业社会时的人与自然的和谐，那是在以人服从自然为前提的和谐，而此时的和谐是以人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这种和谐不是自动实现的，是靠人类的主动调控实现的。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如下三方面的特征：

1.人与自然的和谐

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应该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回顾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至今还没达到这样的状态，在古代，自然过于强大，人类完全处于大自然的控制之下，既畏惧自然，又不得不依赖于自然，这时候的人类是完全被动地去适应大自然，谋求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但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和谐，真正和谐的前提是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到了近代，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日益增大，人类开始在与自然的关系中处于主动地位，但过于自信，准备控制和支配自然，与自然处于对抗的地位。只有到了当代，人们才开始意识到只有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使自己更好地发展下去，人与自然是共存共亡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会经历这样的演变，这与人们对发展的本体的看待的不同不无关系。在古代，那些唯物主义者的本体和本源是一回事，本体就是自然，而社会和人并不重要。这必然导致人们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把自然看得重于人，人与自然之间就不可能建立真正的和谐关系。近代占主导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把人看作发展的唯一本体，一切都要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这个时候的自然已退居次要地位，那么人们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必然以人为重，人与自然之间也不可能建立和谐关系。当代，人们要建立人与自然之间真正的和谐关系，必然要以马克思的社会本体论为哲学基础。马克思将社会和人也纳入了本体的范围，创造了社会本体论。这样发展的本体就变成了三个，即自然本体、人本体和社会本体，它们组成了一个完整统一的本体系统。这个系统本身就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不可分割性以及和谐共处的必要。

2.人与人的和谐

环境友好型社会也是人与人和谐的社会，这也是它最本质的特征。人与自然的背后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是相互联系和不可分割的，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1]基于此，要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友好和谐，也必须，而且首先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友好关系。人与人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关系，比如，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等，而这些社会关系的核心是利益关系。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和活动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各种各样的利益。利益可以分为个人或者局部的利益和整体的利益。由于社会资源是有限的，环境的承受力也是有限的，人们在追求自身的利益时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而冲突也势必会影响到每个人的正常发展，所以，人与人之间应该维持和谐的关系。为了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需要对利益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既能满足个人的利益需求，也不损害社会整体利益。

3.环境与发展的和谐

环境友好型社会也是环境与发展和谐的社会，这是它的必然要求和基本保障。环境与发展共处于人类社会这一大系统之中。两者具有共同的目的，无论是建立和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还是发展经济，都是为了满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使人类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取得全面持续的发展，而不是单纯地为了大自然的和谐而保护环境，为发展而发展。环境与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互为前提，谁也离不开谁，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会相互转化。首先，环境是发展的基础。其次，发展是环境能否良好平衡的前提，没有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失去了环境改善的根本保障。

三、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实践机制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个系统复杂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推动，需要一系列的机制来保障其顺利进行。

1.观念机制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拥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什么样的行动。环境友好型社会本身是一种全新的理念，这是针对以前人们对环境不友好的观念、习惯和行为提出来的。所以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首先就要进行一场观念的更新和革命，真正在人们的心目中建立起人与环境要和谐友好的观念。从这种意义上讲，观念机制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前提。首先，要彻底抛弃旧的以物为本、以经济增长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的发展观，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其次，要彻底抛弃征服自然、掠夺自然的旧意识，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环境、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

2.经济机制

经济是基础，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同样离不开这个基础来支撑，它要求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机制，因为它是与以往不同的社会形态，要求人与环境和谐友好，与以前的不和谐不友好相对。而这个新型的经济机制就是循环经济，因为循环经济具有其特有的运行原则，首先是减量化原则，它要求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管理技术的改进，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物质和能量流量，因而也称为减物质化。换言之，减量化原则要求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为使这种增长具有持续的和与环境相容的特性，人们必须学会在生产源头的输入端就充分考虑节省资源、提高单位生产产品对资源的利用率、预防废物的产生，而不是把眼光放在产生废物后的处理上。其次再利用原则。该原则要求尽可能多次以及尽可能多种方式地使用人们所买的东西。通过再利用，人们可以防止物品过早成为垃圾。最后，资源化原则。该原则要求尽可能地通过对“废物”的再加工处理使其作为资源，制成使用资源、能源较少的新产品而再次进入市场或生产过程，以减少垃圾的产生。所以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实现资源永续利用，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而这些正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的。

3.制度机制

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全社会树立节约资源、循环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理念，并有效地转化为自觉行动，而这需要良好的制度机制作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在于它通过引导性或者强制性力量使经济活动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比较资源节约、废弃物循环利用和无害化排放的成本和效益，最终按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来调整自己的经济行为。一方面，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完善、有效的制度作为保障和依托。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形态，在调整经济利益的关系时要兼顾微观个体利益和社会群体的公共利益，因此必需有相应的制度保障，促使环境行为融入效率市场的约束和调节的范围当中。另一方面，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对相关制度建设与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成为推动制度变迁和创新的动力。首先，要建立健全政府推动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的各项制度，比如，政府部门和其他公共组织的环境信息报告制度，政府部门绿色采购制度，绿色税收制度。其次，要建立健全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公众、社会团体参与和监督制度。再次，要建立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制度。最后，要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4.科技机制

社会发展要以绿色科技为动力。两个半世纪以来，人类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资源环境危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技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发展绿色科技不仅是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动力，也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突破绿色贸易壁垒的重要措施。因此，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就必须摒弃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传统技术，加快开发替代自然资源、保护环境的绿色技术，建立环境友好的科技体系。首先，要发展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技术，其次要发展可再生资源恢复技术，再次要发展再利用和再循环技术，最后要发展废物无害化处理技术和污染治理技术。

5.法律机制

法律、法制和法治秩序对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们是环境友好社会的必要条件这一点上。法制建设既是环境友好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又是实现环境友好社会的基本条件和法律保障。法律具有调整社会关系、协调不同社会利益的重要功能。只有通过法律才能有效地处理环境友好社会中各种复杂的社会、经济和生态关系，才能保障建设环境友好社会的目标、任务、计划的顺利实现。建设环境友好社会不是短期行为，它需要相对稳定的政策、措施和制度，而法律的稳定性恰恰能够满足政策稳定的基本要求。法律是使环境友好社会建设活动制度化的重要方式。首先，环境友好社会的法律体系应该具有合理的结构、科学的层次，形成协调、和谐、互补的有机整体。其次，要加强环境教育立法。再次，要加强环境友好市场立法。最后，要加强环境友好生态区立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3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17.

Concerning Simply the Building of Environment-friendly Society

HOU Rui-gang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例5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具有工具合理性的科技与经济相结合而一体化发展的结构功能连续统，乃是现代社会系统为满足其经济、科技与社会协调发展之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种系统结构功能分化的结果。技术创新不仅在微观上构成了企业为满足其生存发展所必须作出的主导性行动，而且在宏观上也逐渐显示出其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并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结构功能层面。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技术创新“已经构成了一种至少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转型的基础发动机”（[1]，p.13）。

正因为如此，自从熊彼特首次提出创新概念并建构了其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创新理论体系以来，技术创新就一直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并对其进行了大量的经验研究、理论概括和统计测度，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和显著的社会效益。透过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技术创新主要是在经济与科技相结合的领域中得到生成和发展，故而首先主要是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下由技术经济学、科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学等学科作出了较详细的考察和研究。但是，随着对技术创新研究层次的深入及研究范围的拓展，而且也随着技术创新活动逐渐越出单纯的经济系统并在社会整体系统之中功能凸显趋势的增强，其所具备的社会行动性质和社会关系结构等非经济特征就远非纯粹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所能涵括的了。而这实际上就是为对技术创新的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契机，即对技术创新进行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对技术创新给出这样的解释性定义：技术创新是由创新主体（企业）所启动和实践的、以成功的市场开拓为目标导向、以新技术设想的引入为起点，经过创新决策、研究与开发、技术转化和技术扩散等环节或阶段，从而在高层次上实现技术和各种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及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并最终达到改变技术创新主体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从这样一种定义出发，可以看到，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无论其创新资源的获取与社会动力的提供，还是其社会运行机制的展开和社会功能满足方式的呈现，都总是离不开其社会环境的。因此，考察技术创新行动或行动系统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了。

在社会学理论中，环境是与行动相关联的。从社会学中行动或行动系统的概念来看，任何社会行动总是行动者与其环境之间的某种关系，而社会行动之所以具有区别于行为或“观念的流溢”的规定并从而具有客观的自主性正是从这一关系中得出的。一般来讲，社会行动具有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与行动的主观方面即行动者相对应的有两个因素：①目的——行动过程所要达到的未来状态；②规范——与行动目的相一致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与行动的客观方面即环境相对应的也有两个因素：①条件——环境中不能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②手段——环境中能够为行动者所控制的因素。这四种因素的组合即构成了所谓的社会行动的“行动参照构架”。正是这种行动参照构架（又可简化为手段——目的构架或条件——规范构架）的形成，不仅从整体上规定了社会行动的基本特征，即社会行动本身是包含其环境因素的行动参照构架整体，或者说是一种行动系统，而且也规定了社会环境的性质，即环境是作为行动的客观方面而参与了行动参照构架的形成，环境是不能脱离行动而自在成立的。这也就是说，社会行动不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总是在一定的客观环境中进行的，这种客观环境一方面作为条件限制了行动的取向和范围，另一方面又为行动提供了手段或工具；行动者在其行动过程中不能超越于环境之外，但却能从环境中获取行动的手段或工具。同时，环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动的关联中存在着和发展着的；其对行动的条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动的目的相连接时才能成立，才有意义。更进一步地讲，环境只有在和行动的互动关系格局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存在意义和价值，才能获得其与行动者相对应的独立性和外在性。行动者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为中介的，文化的作用是为行动者提供了行动规范。

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行动或行动系统，技术创新也必然具备上述的行动参照构架的特征。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目的与规范同其客观方面即技术创新的手段和条件之间的关系来建构自己的行动构架。这一方面表明，技术创新行动不仅有着自己特定的目标指向，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并与之发生关系，它或者受到环境的限制而调整自己的行动路线和范围，或是从环境中获取技术创新的手段和资源以达成自己的行动目标，并在此过程中同时也参与了对环境的重建。另一方面则表明，要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必然离不开技术创新行动本身，因为环境已经成为了技术创新行动构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的考察应以环境和行动之间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但是，遗憾的是，在以往的对技术创新的研究文献中，不仅对环境因素的作用强调不够，而且即或有所提及，也只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和其环境当作两个无内在关联性的分离系统来处理的。而从社会学的角度以社会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出发点来考察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及其特征、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和机制等就更是殊见。因此，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以技术创新行动之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去考察技术创新行动其特有的社会环境变量及特征，而技术创新与环境的互动作用关系和环境变迁的社会过程及特征则留待它文中再作阐述。

从一般的意义上讲，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就是作为创新主体的企业所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大系统。社会系统是由多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因素集合而成，其中经济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环境的等等因素，构成了社会这一复杂的有机体。因此，广义地讲，这些因素及其关系均可作为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而存在。但是，由于我们在这里考察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理论出发点是技术创新的行动参照构架，这种行动参照构架中的环境因素或者作为创新手段为创新主体所把握，或者作为条件因素制约着创新目标的达成。这就表明，要确定技术创新的社会环境因素就必须从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特征出发，才能从广泛的社会环境因素中获得技术创新之独特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的定位。从环境因素与技术创新行动的关联性或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出发，我们可以确定出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定社会环境因素的几个变量，即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

1.社会物质资源

社会物质资源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最基本环境变量，是社会环境系统中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硬性”约束要素。如果社会物质资源出现短缺，或者其与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互动交换关系发生障碍，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手段要素的比例减少而条件要素的比例增加，其结果，是在限制了创新主体对创新资源的有效获取的基础上也阻碍了技术创新行动的正常展开和顺利实现。

如果以文化的主层次结构的标准来看待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话，则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是居于该系统结构的器物层次，其和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和交换关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领先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居于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结构的器物层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并非纯然是一种具自然物质性的要素的集合，而是一种包含了生产要素资源、人力资源、资金投入、市场需求和信息资源等在内的广义性社会物质资源系统。

生产要素资源包含了技术创新所必须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等，它是影响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最基本的成份。如果缺乏这种最基本的环境要素的供给，技术创新行动将无从谈起。在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就曾指出，所谓创新就是把一种从未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生产体系之中，而其中的一种新组合形式即获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应来源的实现就是一种创新。由此可见，虽然生产要素资源不能涵括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要素的全部特征，但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物质资源性环境要素却是技术创新行动所不可缺少且必须与之发生互动关系的。

人力资源主要包括企业家群体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的人才性资源环境。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包含诸多运行环节或阶段的社会行动，其全过程的顺利展开和成功实现必须通过人的活动或行动才能完成；其各个环节、各个阶段的运行质量和速度都取决于从事该环节工作的专门人才的科技水平、创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的高低。企业家群体是技术创新的启动者、协调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而技术创新各环节所需的专门人才则是创新能否正常运行和顺利实现的技术性保证。因此，如果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不能同其人力资源环境要素发生通畅的社会交换和互动，则势必导致创新所需的企业家和各类专门技术人才的匮乏和枯竭，从而也必将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的瓦解。在这一点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t·舒尔茨也曾指出，在通过科技进步提高生产力的问题上，“资本的传统概念必须加以扩大，以便容纳人力资本”（[2]，p.1），“从分析的角度来说，如果有可能将所有不同形态的人力资本集中在一起，其作用会大大超过全部非人力资本”（[2 ]，p. 2）。这种看法实际上是以一种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中的资本概念阐明了人力资源的贮备以及对其进行的投资对于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性。

资金投入是技术创新的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又一重要的约束性因子。由于技术创新行动的高风险、高投入和高效益性质，从而决定了资金投入作为一种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要素的独立性和重要性。西方的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曾经指出，投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因为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社会资本总拥有量与总产出之间存在着由资本产出系数所表示的关系；若资本产出系数不变，增量产出则完全要依赖增量资本投资。据此，他们认为，大规模的投资和由此造成的资本累积是使一国经济实现起飞的前提条件。不管这种纯粹的经济学增长模型的假设是否恰当，单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来看，如何选择合理的资金投入方向以及降低资金投入的风险- 效益比，则的确是制约技术创新成功实现的前提条件。

市场需求既是促进技术创新的外部社会动力，也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创新实践来看，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压力。市场发育不健全，市场体系不完善，则以市场需求信号为主要表征的市场机制就不能有效地起到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并引导其创新发展方向的作用。因此，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如何准确地把握市场需求的类型及其发展趋势，如何建构良好的市场体系和市场运行机制，从而把市场需求从技术创新行动参照构架中的条件取向转化到有利于技术创新的手段取向上，并形成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市场需求之间灵敏通畅的社会互动关系，乃是技术创新能否顺利启动和成功实现的重要保证。

信息资源是技术创新之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中的又一重要成分。从信息论的角度看，技术创新行动实际上就是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内部以及该行动系统与外部社会环境之间信息的输入和输出关系的总和。就技术创新行动系统和环境之间的信息交换来看，在创新的启动和决策、r&d、生产、销售和创新扩散等诸环节或阶段上，都存在着大量的信息的流动和交换活动。如果缺乏这种从外部社会环境中获得或输入的足够的信息资源，如科技发展信息、市场需求信息、地区和行业技术改造信息、技术引进信息等，则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由于得不到适度质量和数量的信息保证或是无法作出决策而启动，或是创新诸环节之间联系纽带中断，或是创新产出过程受阻，或是创新扩散过程失效等。因此，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物质资源这一环境变量时，就不能只定位在人力、资金、市场或生产技术要素等物质性的成分上，还必须充分认识到信息资源的重要性和制约能力，从而充分发挥信息资源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触发作用、纽带作用以及创新资源集聚作用等。这实际上就是要求在技术创新行动中，必须谋求有效的技术创新行动系统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信息沟通，并建构出有效的沟通渠道。这种信息沟通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大众新闻媒介；②学术刊物和学术会议；③政府部门的信息；④技术市场；⑤行业之间的信息网络；⑥同学、同乡、熟人等非正式的人际关系网络等。

2.社会制度模式

在社会学看来，社会制度是“被历史地加以传递的外部社会安排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加以传递的内化了的社会价值”（[3]，p.316）。帕森斯则更明确地指出，“制度是规范的一般模式，这些模式为人们与他们的社会及各种各样的子系统和群体的其他成员互动规定了指定的、允许的和禁止的社会关系行为的范畴。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总是有限制的模式”（[4]，pp.144—145）。这就表明，社会制度作为人们社会行动和社会关系的制度化规范价值体系，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出现而出现、发展而发展的。它在规范人们社会行动、实现社会进步以及必要的社会秩序的维系等方面都发挥着核心的作用。

从上述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制度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社会制度具有相对于社会行动的外在性和独立性。社会制度是在人们为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并维持社会秩序的整合过程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建构出来的；但社会制度一经建构出来，由于其组织人类社会生活的形式化程序和合法化价值，从而导致了它逐渐地同具体的人类社会行动相脱离而具有了外在性和独立性的特征。正如p.布劳所指出的：“社会制度构成一种历史现实，它至少部分地存在于人类之外并独立于构成社会的人类”（[3]，p.316）。第二，社会制度对人们的社会行动具有限制性和规定性。由于社会制度的外在性和独立性，导致其表现为一系列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从而为人们的社会行动提供了一种限制性和规定性。作为制度的外在安排，这种形式化的规则和程序往往是由制度建构者或提供者通过强制性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从而也使得社会制度本身具备了一种强制性的力量。

对于技术创新行动而言，社会制度的这种外在性和独立性特征必然导致其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外部环境变量而出现；而社会制度的强制性和规定性力量则决定了它必然成为技术创新行动系统所必须面临的最为重要的环境变量的性质。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环境变量，社会制度或制度模式不仅为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提供了一种共享的行动规范，从而使企业之间或企业与其环境之间的互动和交换能够按照某种稳定的或可预期的方式进行，而且在这种互动或交换活动的制度化过程之中，它也历史地塑造出了一种企业之间、企业和社会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企业在共享这一制度安排后果的历史过程中，随着其合法化和形式化程度的提高。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对这种制度化安排付出不断的、大量的利益投入尤其是机会成本投入，并对其抱有长期的利益收益预期。由于这种在历史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投入- 利益收益行为选择模式是很难更改的，因为更改意味着企业以往的成本投入可能全部或大部分作废，因此，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强的刚性，从而对企业从事具“更改”性质的技术创新行动构成了强大的障碍和挑战。这就正如帕森斯所说的，社会制度模式以及其所塑造出来的利益分配格局“它们在满足处于某种典型条件下的系统功能必要条件的意义上，维持一种稳定状态的条件。它们规定的限制使经济和其他方面的约束得以生效。这种限制一旦被打破，不仅会涉及利益的得失，还会涉及权力和义务的破坏和侵犯。”（[5]，p.90）对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行动而言，其具体表现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目标要求与企业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之间的摩擦和冲突，表现为那些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业或企业成员对由技术创新行动所建构出来的新的制度安排或原有制度安排的调整其社会认同方面的严重差异和分歧，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企业从事技术创新行动并由此建构新的行动规范和组织形式以及实现其制度化过程的严重障碍。

根据社会需要类型的分类标准，即根据社会制度满足人类社会需要和规范协调人们社会行动与社会关系的不同维度，我们可以把社会制度模式划分成如下类型：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军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其中能够纳入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中成为技术创新之社会环境变量的主要制度类型有经济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而其他社会制度类型虽也可作为环境因素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系统的结构、过程与实现，但较之于前述几种的影响而言则仅具有一种间接性和边际性，因而在一般情况下可以对它们存而不论。

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社会制度这个词在社会科学或社会学中的使用其涵义是十分广泛且有较大差别的。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它不仅指“由周密制定、易于确认和相对稳定的规范、价值观和法律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6]，p.298），不仅“指日常意义上在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组织模式”（[6]，p.299），而且也指控制着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制度领域或社会系统中各种独立完整的结构功能层面。上述社会制度的不同层面或维度均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必须面临且不得不产生和运行于其中的一种制度环境，而不论这种环境是表现在制度建构的发生学维度上还是表现在制度转轨的结构过渡维度上。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戴维斯和诺思曾对所谓的“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作了区分，在他们看来，“制度环境”是“一系列用来建立生产、交换和分配基础的基本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基础规则”（[7]，p.270），而“制度安排”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7]，p.271），它可能是正规的、长期的，也可能是非正规的、暂时的。其实，这种区分从社会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来看，并不是一种制度之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和内生变量的区分，而只是表明了社会制度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其作用方式的正式性与非正式性之分，表明了在社会制度模式中正规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同非正规的制度安排或非制度化的行为规则即所谓社会潜网的区分。但是，从这种经济学家对制度所作的区分中却可以启发我们看到，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体现为一种新的制度规范或创新潜网的建构过程，而这种创新潜网作为更广泛的社会潜网之一部分往往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更直接更具体的影响。因此，同上述新制度经济学家不同，我们在阐述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时，应当更为关注这种社会潜网及其作用，因为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大量起作用的就是这一类行为规则，而且对于具创造性、新颖性和超前性的技术创新行动来说更是如此。

3.社会文化背景

社会文化背景是影响和制约技术创新行动的又一重要环境变量。前面已经指出，社会制度模式由于其外在性、独立性、强制性和规定性的特征而对技术创新行动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环境影响，它构成了技术创新行动赖以发生、运行并实现其社会化和社会整合的制度性依附。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技术创新行动中所依循的社会规范和社会价值并不完全是由社会制度来体现和承载的，也就是说，在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系统中还存在着一种无所不在且强有力的社会力量来补充社会制度模式在规范现实的技术创新行动时之所不及。这种力量不是一种与社会制度模式相对立的，也不能仅仅被理解成是社会制度模式的补充力量，而是一种包含社会制度模式在内的、更广泛、更深层的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价值规范体系，它甚至还成为了社会制度赖以创生、演变和发展的基本依据。这就是以文化价值规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文化背景。

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规范和制约中，社会文化背景作为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殊环境变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作用或者说社会文化价值规范的功能发挥并不完全以正式形式为条件，不一定具有相应的正式组织或设备作为其实体性物质基础；但正因为其不具备完整的、正式的实体形式，才显示出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无所不在的制约力量来。可以说，它不仅广泛地影响着技术创新行动的各个环节和层面，不仅涉及了技术创新行动的具体行动方向、范围和路线，而且还深刻地影响着从事技术创新行动的企业家及相关人员的心理定势、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第二，作用层次的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制约力量具有超越于单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之上的外在性，同时又具有影响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主体的内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进行技术创新行动的选择或决策时，不得不依从既有的文化价值规范，从而力求为技术创新行动的开启、展开和实现谋求一种普遍的社会认同；后者则指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历史经验和文化累积的性质并积淀在每一个技术创新行动者的意识之中，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具体表现。社会文化背景的这种内在性与外在性相统一的特征，体现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制约作用的张力范围，塑造了其对技术创新行动的既促动又限制的作用性质。

最后我们可以说，作为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变量之一，社会文化背景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影响或作用虽不如社会物质资源环境变量那样直接，也不如社会制度模式环境变量那样具有决定性，但它却通过自己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和作用层次的内外统一性的作用特征为基础，以一种文化规范潜网的方式发挥对技术创新行动的功能影响，并填补了此二种环境变量对技术创新行动影响不及的作用真空地带。

4.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特征

上面我们从技术创新作为一种社会行动其行动参照构架出发，阐述了作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因素的社会物质资源、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三个环境变量。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就已经包含了影响技术创新行动的所有社会环境因素，而只是表明在和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关联中它们被确立为技术创新行动之特有的社会环境因素的恰当性和重要性。但尽管如此，通过上面对三种环境变量的阐述，我们已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因素的主要内容和面貌，并且进而也可归纳出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及其关系为主体的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系统的基本特征。

第一，关联性。这是指构成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之间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着的。社会物质资源的交换与获取离不开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限制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价值影响；社会制度模式的规范性限制离不开社会物质资源的支持和社会文化背景的认同；而社会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只有通过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物质资源为载体才能具体表现出来。应当强调指出的是，正是这种社会环境诸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联性，表征了我们前面把技术创新视为一种行动系统并以其整体性的行动参照构架作为考察其社会环境的理论出发点的正当性。因为，由于环境变量之间关联性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行动主体在和任一环境变量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时候，都必然牵连着其他环境变量乃至整个环境系统的影响，如果不从系统的角度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特征，不以技术创新行动的整体行动参照构架为理论基点来把握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的内容，就势必导致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之间互动交换关系网络的离散，并最终导致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之结构和秩序的紊乱。

第二，层级性。从社会系统论的观点看，我们可以把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系统的结构划分成分别以上述三种环境变量为表征的三个层次，即器物层、制度层和价值观念层。其中，器物层是以社会物质资源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制度层是以社会制度模式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价值观念层是以社会文化背景表现出来的社会环境。同时，如果我们从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社会环境系统之互动作用的顺序考察，也可以看到环境结构的很明显的层级性，即首先是技术创新行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其次涉及到社会制度模式，最后是社会文化背景。而反过来，则是形成一种作用调节的信息控制等级次序结构，即在信息方面社会文化背景制约着社会制度模式与技术创新行动的互动作用并限制着其互动关系的变化范围，而社会制度模式作为对扮演技术创新主体角色的企业的期望，又限制着其在和社会物质资源之间发生互动交换关系的动机、目的和决策过程。

第三，差异性。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由于存在着不同的创新行动主体，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目标取向、收益预期、行动方式和功能要求，从而决定了技术创新行动和环境之间的互动交换关系在形式和内容上会有差异，而这实际上也就表明了社会环境的差异性特征。对于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企业来讲，其可能采取不同的创新方式，或产品创新，或工艺创新，或组织创新。而对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物质资源和社会制度模式，而对组织创新或制度创新而言，其所面对的社会环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会制度模式和社会文化背景，等等。社会环境的差异性一方面可以为技术创新行动提供适宜的行动契机和行动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导致创新主体获取创新资源和手段的机会和位置的差异，从而导致创新主体之间在技术创新行动中的不平等竞争。

第四，动态性。这是指技术创新行动之社会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创新行动的展开会处在变动不定的状态之中。首先，社会环境的各种要素或变量具有较大的可变性。一方面每一环境变量都处在其他环境变量所构成的环境中，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每一环境变量都将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和内容从而表现出一种动态的适应过程；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行动本身也参与了其周转环境的构造与重建，因此由技术创新行动所体现出来的更新取向也必然导致环境变量的动态性发展。其次，各种环境要素或变量之间的结合方式或互动作用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经常地具有新的内容和新的结构。

最后，利用上述的技术创新行动的环境变量及特征的分析框架来对照中国现实的技术创新状况，可以看到在中国技术创新行动的社会环境结构的三个变量层次上，明显地存在着短缺效应、转型效应和迟发效应等三种环境变量的影响和制约，并形成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其社会环境结构的刚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它们阻碍了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行动的顺利启动、运行和实现。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消除这种环境影响的障碍和限制，就必须在对技术创新行动的目标选择和具体操作上要有一种系统的观念，即不单是把技术创新行动同其社会环境看作是两个互无内在关联的系统，而必须是把环境因素纳入到对技术创新之行动参照构架的建构过程之中，从而通过行动建构系统的过程不断地把环境因素中的条件成分转化到手段成分中去，形成一种技术创新行动与其环境的共同创新和重建过程。

参考文献

[1]g. dosi,　technic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london, the macmillan press,1984.

[2]西奥多·w·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

[3]p.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和权力》，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4]t.帕森斯：《现代社会的结构与过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版。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例6

基金项目：本文系辽宁省社会科学联合会2015年度咨政建言课题“关于建设具有辽宁特色的自主创新体系，加快完善创新环境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5lslzz-70；本文系沈阳市社会科学研究课题“关于进一步改善沈阳生态环境的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SYSK2015-14-10。

一、关于进一步改善沈阳生态环境的重要意义

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和着力点。着力强调改善生态环境既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也明确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途径和方式，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点任务和主要内涵。大力推进沈阳市生态环境建设是面对新时代机遇与挑战积极响应，是夯实实现美丽“中国梦”的基础。进一步改善沈阳城市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利于改善民众的生存环境、节约资源、优化投资软环境、提升城市整体实力，提升沈阳市的综合竞争实力，加快沈阳实现“智慧城市”建设的步伐。

二、关于进一步改善沈阳生态环境的对策建议

（一）实现指导思想的转变。各级领导干部要充分生态环境建设的重大意义，把创建工作作为重大任务来抓，增强贡任感、紧迫感，力争走在全国、全省前列。创建工作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二个关系：一是数据指标与群众感受之间的关系，大力解决群众关注的突出环境问题，以环境的明显改善赢得群众的环境感受。二是生态建设决策与群众支持之间的关系，创新生态决策形成机制，探索生态建设补偿与利益分享机制，使生态决策能获得群众的普遍支持。三是政府主导与群众参与之间的关系，注重吸引群众参与，促成全民生态建设氛围。

（二）大力加强结构调整、节能减排，着力转变发展方式。沈阳市应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加强节能减排，积极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经济，努力实现绿色发展。加快发展旅游、会展、房地产、金融、商贸和新兴服务业。推动三次产业内部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按照大调整、大开放、大实干的思路，全力推进产业结构由偏重调到轻重协调发展、产品结构由初级调到精深、工业布局结构由分散调到集中、所有制结构由国有经济占大头调到民价经济占大头。争取构建循环经济产业、城市基础设施循环利用、生态保障核心系统、生态农业、建筑与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旅游和循环经济服务产业等各大循环产业。建立严格的项目环评市批制度，加大节能减排力度，逐步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例7

1. 1 环境监测主体的生产性

环境监测与传统的社会化大生产有着密切而特殊的联系。社会化大生产产生环境污染物( 或破坏生态) ，产品进入另一生产或生活消费时又会产生新的污染，污染物进入环境还可能产生次生污染。正如针对产品的检测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环节一样，针对污染物排放及其对环境质量影响的检测( 即环境监测) 也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一个环节。所以，社会化大生产是环境监测的本源，因而也是最根本的责任主体。

需要强调的是，从总体和长远看，社会化大生产也是环境监测的对象主体，或者说污染源监测是环境监测的主要业务。一方面，污染源量大、面广，排放污染因子众多，排放方式复杂、多变，落实预防为主、源头控制环境政策需要大量的监测信息支撑。另一方面，污染源对环境的影响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果单从环境质量变化来追踪评价污染源影响，可能会受监测能力和综合分析水平的限制而掩盖污染源的影响; 而一旦环境质量有了明显的改变再回过来溯源、控制排污或修复环境，往往事倍功半。

1. 2 环境监测过程的生产性

由于环境监测的科学技术性、与管理的渊源以及环境资源公共性，通常被归属到技术服务行业而区别于传统的生产。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信息产业的普及，广义的生产也涵盖了技术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环境监测发展先后经历了与环境科研分家、与管理职能分离以及监测信息公开三级跳，目前又面临社会监测公司涌现和政府购买环境监测服务的新形势，在此背景下将环境监测与生产相联系不难理解。

事实上，环境监测从任务和方案开始，经过布点、采样、保存、运送、前处理、分析测试，到数据处理和报告编写等过程，有劳动者和工具、有投入产出、有程序规范、有控制反馈、有质量效率、有成本效益等，都充分体现了社会性、系统性、重复性、规模化和标准化等社会化生产特征，与其他社会化生产没有本质区别，也是一个社会化的生产过程。随着环境监测现代化、服务供应的社会化、作业的标准化以及社会监测公司的参与，环境监测将越来越显示出现代社会化生产特征。其中，监测人员创造了劳动价值; 监测人员技术能力、仪器先进性、管理水平以及相关科学理论和技术方法决定了生产力; 环境监测站行政管理、机制体制、价值评价与效益分配、与排污企业及与社会监测机构的关系等体现了环境监测的生产关系。

1. 3 环境监测价值的生产性

环境监测的目的是向企业、政府和社会提供用于生产自控、行政监管和公众服务的环境监测产品，并通过产品使用实现其价值。用户对环境监测产品的要求除了合格的质量与足够的数量外，还包括合理的产品结构。产品结构中横向结构包括环境质量与污染源、水气声渣( 土) 辐射等不同要素监测产品的数量分布和质量水平; 纵向结构包括初级产品与深加工产品、主导产品与专用产品、传统产品与高新产品等数量分布和质量水平。

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是，建立在监测数据基础上的环境监测报告是环境监测信息文本化的成果，用户使用的表面上是环境监测数据，实质上是数据所蕴藏的环境监测信息，其真正的使用价值在于减少相应的不确定性，可用信息熵度量。

H = - pi logbpi( 1)

式中: H 为信息熵，pi为第i 项分量概率，b 为对数底，分量项数。

例如，华中某林区政府所在地设有省级空气自动监测站并日报( 非研究性或背景点) ，20032013 年统计结果表明，其空气质量优良率接近100%( 每年0 或1 d 超过二级标准) 。该站每日数据量很大，但用空气质量是否优良( b = 2，p11，且p20) 评价每日监测信息量，则趋近于0。相反，假如某污染源排放可能超标，也可能达标，概率各50%，那么，此项监测信息量最大( H = 1) 。这2 个简单案例指示了一条理解环境监测产品使用价值的新思路，值得深入探讨。

2 环境监测业务中逆生产性问题分析

前文从环境监测与传统社会化大生产联系的紧密性、环境监测过程的生产性和环境监测成果的产品性3 方面探讨了环境监测的生产性。这3个方面相互联系，反映了环境监测的本质特征，环境监测业务应适应其生产性。以下分析环境监测业务中逆生产性问题。

2. 1 污染源监测地位和作用问题

根据环境监测生产性，污染源监测应是环境监测的重点。研究人员习惯于从污染后的环境倒推去找污染源，环境监测工作偏重环境质量，集中于环境中已污染的因子，污染源监测信息不足[3]等，带来了近年灰霾及其源解析、土壤污染及其防治专项之类的被动问题，从反面为污染源作为环境监测对象主体提供了支持。近几年，全国上下加强了污染源监测，污染源在线监测已在国控、部分省控重点污染源上快速铺开，第三方运营、企业自测迅猛发展，商业监测公司进入污染源监测，但是在线监测项目有限且质量堪忧，社会监测在行政管理、商业运行和质量控制等方面还在摸索，污染源监测整体上仍然缺乏前瞻性、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实效性和质量保证，在数量和质量方面仍然存在问题。这些问题反映出在对污染源监测地位和作用认识上的偏颇，也与长期以来监测整体生产能力不足、管理水平跟不上有关。

2. 2 环境监测生产过程中的问题

一是生产过程策划、控制与反馈问题。完整的环境监测生产过程应包括任务下达( 产品设计) 、生产( 接受任务、布点、采样、分析、报告) 和成果应用( 产品价值实现及再生产) 3 大环节，需要系统的策划、有效的控制和必要的反馈。但是，现实业务中，重生产环节、轻产品设计和成果应用( 重小环节轻大环节) ，重程序轻时效，重实验室分析轻布点和采样，重实际样品轻与之相关的工况和水文条件等现象，造成任务下达超越生产能力、产品设计与需求脱节、基础数据不扎实、高水平产品缺乏、成果的应用不畅和产品过时等问题，甚至隐藏着设计( 任务) - 生产- 应用负反馈的风险。问题的成因与环境监测生产方式有关，实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体现。

二是人力资源问题。目前，社会监测机构尚在发展探索之中，各级环境监测站是环境监测的主要力量。近10 a，虽然环境监测站配置大量先进的仪器设备，但是人力资源保障不力、人机不匹配影响了环境监测生产力的发挥[4]。环境监测站人员结构中管理人员比例普遍偏高，有些站在编人员年龄结构不合理; 技术人员层次结构中，环境监测采样、分析、质控等生产基础性人力资源不强、不稳，技术领军人才、优秀综合分析人才和高级生产与技术管理人才匮乏; 人才素质评价偏重知识和学历，缺乏与环境监测生产性相适应的创新意识、务实作风和团队精神。

三是生产组织与管理问题。环境监测站及监测系统组织结构建立在与行政区划和行政层级相关的机制体制上，通常行政化色彩浓厚，基层监测站小而全、省级监测站全而同的结构影响专业质量和规模效益。通常有行政、技术和质量3套管理体系并行，其中行政体系最为成熟，也因人权与事权不协调而与生产性冲突最大。技术体系未摆脱科研文化的束缚，也未跟上现代社会化生产管理步伐。质量管理体系大多直接套用计量认证、实验室认可体系，只是针对实验室的最基本的、通用的能力要求，有其局限性。这3 套管理体系需要改进，并整合成统一的环境监测生产管理体系。

2. 3 环境监测产品信息和使用价值问题

环境监测信息产品需要通过应用来实现价值，而不同的用户可能需要不同的信息，相同用户在不同时期可能需要不同的信息。目前环境监测产品信息和使用价值问题突出表现在3 方面: 产品设计未能充分识别不同用户的信息需求; 综合分析缺乏必要的监测信息提取、相关信息综合和监测信息产品再加工过程，建立在各级监测站( 生产者) 分工之上的、或仅由数据上传或统计形成的监测业务结构不能代替环境监测信息产品应有的层级结构; 理论与方法体系问题。前文所列案例挑战了现行的环境监测点位设置及成果表达等理论和方法，体现了创新环境监测业务的必要性。

3 环境监测业务创新建议

从逆生产性问题及其成因分析中可总结出环境监测业亟待发展的3 大方向，即加强污染源监测、发挥环境监测生产能力、提升环境监测信息产品使用价值。这3 方面的发展都需要通过环境监测业务创新来实现。

3. 1 创新环境监测站生产方式

一是明确各级环境监测站职能定位，强化污染源监测。新环保法的实施对环境监测站职能定位提出了新的要求，具体定位可能见仁见智[2]，监测站自身应有自己的定位思考。如省级监测站的定位为①发挥人才、设备、技术和管理优势，在高新监测科技应用、高新监测产品开发、质量控制与品质提升上起主导和引领作用。②突出重点任务和主导产品，以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为主导做好污染源监测，同时做好环境质量目标责任制考核监测。③履行公益职能，以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环境质量和城市区域空气环境质量为重点，做好环境质量监控预警监测，做好环境投诉和应急监测。④监测行业监管技术支持或研究性监测。无论最终怎样定位，环境监测站生产力资源占主导地位，应在污染源监测( 尤其是污染源监督性监测) 上起主导作用。

二是优化环境监测生产方式，改进生产流程。①创新管理体系。改进和整合环境监测站现行的行政、技术和质量3 套管理体系，形成统一的环境监测生产管理体系，并逐步去行政化，积极推行公司化管理。通过管理体系创新，优先解决人才问题，保障采样、分析等基础技术人员的数量和素质，促进环境监测综合分析人才和生产管理人才发展。②整合监测系统资源。针对基层环境监测站小而全、省级环境监测站全而同的问题，面向质量和效率，通过区域资源整合，促使不同区域、不同级别的环境监测站功能和专业分化、层次结构分化，发展区域特色站。对污染源监测和环境质量监测等可以整合常规业务，可在省或市相应层面上整合力量，实现专业质量和规模效益。③改进生产流程。重点针对环境监测生产过程中重小环节、轻大环节问题，结合资源整合和理论方法创新，积极强化产品设计，主动促进产品应用，建立设计- 生产- 应用正反馈机制。

三是做好环境监测信息大文章，创新环境监测理论和方法。用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现代管理学理论和方法丰富和发展环境监测理论和方法，任重道远。当前应着手2 项探索: ①保障信息有用。组织专门力量，配合监测管理部门，认真调查、分析、研究监测信息产品需求，科学而实用地设计产品，并优化产品结构，通过理论和方法创新提升环境监测信息产品使用价值。②保障信息充分。针对基础数据不扎实问题，将采样点位( 断面) 和频次设计建立在对污染源排放和水文等相关环境条件调查分析、统计和信息量评估基础上，以保障样品所代表的信息充分。

3. 2 发展社会监测力量

一方面，应充分认识社会监测力量的重要性。社会监测力量是环境监测生产主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社会监测力量有利于改进环境监测生产方式，也符合各方整体和长远利益。尤其是在污染源监测方面，如果没有社会监测力量加入，仅靠现有的环境监测站系统难以满足污染源监测需求。另外，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利于降低环境监测成本、改进质量和提高效率，有利于优化环境监测产品结构。

另一方面，社会监测公司良莠不齐，应保障社会监测力量健康发展。①重视环境监测生产的特殊性，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短期与长远关系。②监测市场发育需要一个过程，且在区域上不平衡，应找准进入时机和业务区域。③环境监测市场容量有限而监测生产能力( 尤其是环境监测站系统生产能力) 会不断提高，应注意生产规模控制和业务范围的优化，避免机构雷同，实现能力互补。

3. 3 加强环境监测行业监管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例8

一、绿色发展的内涵

2002年,联合国计划开发署了《2002中国人类发展报告:绿色发展,必选之路》,首次提出人口众多的中国应当选择“绿色发展”之路即“强调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统一协调”之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全球“绿色新政”的倡议,并于2009年4月公布了《全球绿色新政政策概要》,启动了“全球绿色新政及绿色经济计划”。2009年11月13日,在第二届“绿色经济与绿色责任”的中国绿色发展高层论坛上了《2009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报告》,会议对绿色发展的内涵做了具体的阐述:首先是生态环境响应,不能对自然系统结构与过程造成破坏,还要通过绿色的发展设计实现城市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其次是高效的资源利用效率;第三是城市居民可持续的消费行为;第四是城市生态环境良好、生态风险低,城市人与自然和谐;第五是人与人的和谐,城市社会平等不断进步。绿色发展是相对于传统“黑色”发展模式而言的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核心目的都是为突破有限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的制约,谋求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实现发展与环境的双赢。①清华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认为:黑色发展是指高消费、高资源消耗、高污染排放;低附加值、低使用价值、低资源生产率的发展。胡锦涛主席在2009年底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的开幕式讲话中提出中国要“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积极发展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研发和推广气候友好技术”。绿色发展,意味着从政策上鼓励发展绿色经济,在自然系统可自行恢复的限度内发展经济,以保护并改善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②

可见,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绿色新政等都可以说都是绿色发展的应有之意。笔者认为“绿色发展”的要义在于“共赢”,即在现实中依靠技术进步来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率,减少污染排放率,将环境与发展从对立与冲突关系转向共赢关系,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过程中实现经济的不断增长,最终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如今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走绿色发展之路,已成为世界发展的新模式。

二、绿色发展与环境教育立法的关系

(一)环境教育概述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例9

2007年，广东佛山大规模的建筑陶瓷产业（下文简称建陶产业）转移引起了业界与学界的关注：随着佛山建陶企业的发展和扩张，产能不断提高，而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也更加突出，即建陶产业发展和资源环境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凸现。目前，我国建陶产业的最大问题是可持续发展。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实现产业、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协调。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是使建陶产品的生产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尽可能降低资源投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并把对环境的危害限制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内的生产发展，实现资源――产业发展――环境的三系统协调发展。建陶产业是一个复杂的大系统，需要借助系统学的分析工具才能较全面地揭示可持续发展内涵。

本文尝试结合建陶产业及其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构建陶瓷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框架，并基于该框架对各系统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解析，以期有助于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模式及推进对策措施的选择。

一、建筑陶瓷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解构

建陶产业具有“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污染密集产业特性。建陶产业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表现在与环境资源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与否。建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要围绕建陶产业本身、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而展开的，这是建陶产业能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鉴于其污染密集产业特性，其中环境的保护是难点与关键，环境保护需要重点解决的是降低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

图1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框架

1.建陶产业子系统。建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首先体现在建陶产业自身系统的可持续性。见图1，图中建陶产业子系统不仅包括建陶产业本身，还包括关联产业系统，事实上这里的建陶产业是大产业概念。因为，只有建陶产业链上各个关联环节的企业实现了可持续，整个产业才可能实现可持续性。作为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建陶产业，除原料的耗竭外，其生产过程能耗高，还带来了环境污染的副作用。这种负面影响使建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更为迫切，且更为困难。一方面是产业生存发展需要资源投入，但产生环境污染；另一方面是可持续发展要求尽可能降低投入、减少污染，实现经济、产业和环境的和谐发展。因此，建陶产业的持续性发展就直接表现为如何将有限的资源（含能源）进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如何寻求新的可替代资源（含能源）、如何降低环境污染、如何延长建陶企业的生命周期。这既需要技术创新的支持、也需要企业观念的转变和管理的完善，更需要社会经济子系统、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协调发展，形成建陶产业与资源、环境之间的良性补偿互动机制。

2.建陶产业与社会经济子系统。建陶产业与居民生活和国民经济体系密切相关：从居民生活来说，装修材料中的地砖、面砖、卫生洁具等都来自建陶产业；从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房地产业、建筑业来说，建陶产业为它们提供所需的墙面砖、瓦等材料。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时期，住房需求和房地产业投资呈现出强劲的增长趋势，新能源、建材等领域的技术创新层出不穷。经济发展一方面给建陶产业带来了发展契机，也为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的再生、环境的保障提供了科学技术和物质支持；但是，另一方面，也通过经济系统和关联产业子系统直接和间接导致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带来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下降的后果。

3.建陶产业和资源环境子系统。建陶产业的生产一方面需要从资源环境子系统中获取资源（含能源）投入生产，降低资源承载力；另一方面生产过程的产生的废物会给资源环境子系统带来污染，降低环境承载力。从传统经济学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分析可以看出：长期来看，生产可能性边界会左下移，即使是相同的环境质量，经济产出都将下降；或者反过来说，相同的经济产出需要更多的环境投入。这也解释了建陶产业子系统和资源环境系统的相互关系。因此，建陶产业的发展程度受到环境和资源承载力水平的制约，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夺取一旦超过一定的允许阈值，不仅使资源环境超负荷，也会缩小建陶产业的生存发展空间，这不利于建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4.各系统目标的矛盾统一。在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和子系统中，不同系统的发展目标有差异。对于和会经济子系统而言，发展的目标是经济总量的增加和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于建陶产业子系统而言，发展目标是建陶及关联企业的发展壮大，经济利益的增加；对于资源环境系统而言，发展目标是各子系统共同实现的，主要为企业投入产出率的上升、新能源和替代资源的开发利用，环境质量的改善和环境承载力的增强。社会经济子系统和建陶产业子系统发展目标的实现会给资源环境系统带来副作用，以牺牲资源环境承载力来实现目标。而资源环境系统的发展目标是资源、环境承载力的保障和提升。因此各系统的发展目标之间存在矛盾。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就是要实现三个系统之间的相互协调，从而达到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协调的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

二、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因果关系

为了更好地了解建陶产业与经济子系统、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关系，从中找出影响和制约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下面我们将通过建陶产业、经济、资源环境之间的因果关系图来反映三系统之间的关系。

图2 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之产业―经济―资源环境因果关系图

见图2，图中表示出以下因果关系：

1.社会经济发展推动建陶关联产业和建陶产业发展，关联产业的发展与建陶产品的需求之间正向关联，同时社会经济发展还会带动全社会各领域对建陶产品的需求增加，引起建陶产品的短缺，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2.为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建陶产品的需求增加，一方面建陶产业上、中、下游各环节投资加大，实现建陶产品供给，从而减少建陶产品短缺，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加大对建陶产品的进口，也引起建陶产品短缺的减少，满足需求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

3.建陶产业投资的增加使得建陶产业的生产能力增加，生产能力增加后将直接导致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增加，影响经济的发展。

4.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后，降低资源和环境容量，从而降低资源承载力和环境承载力，制约社会经济的发展。

5.资源、环境承载力的降低将制约建陶产业的生存发展空间，最后导致建陶产业发展受限，进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达到的基本目标是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既满足社会经济和建陶产业协调发展，又必须考虑环境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的机制。因此，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以下关键点：

一是，建陶产业的短缺总量＝建陶供给总量＋建陶进口量－建陶需求总量－建陶出口总量－替代产品的开发利用。这个数值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或者恰好等于零（供求均衡，偶然情况）。这个数值如果为负，说明供不应求，不利于经济发展和消费者的福利，这就需要加大对建陶产业的投资；另一方面，如果建陶产业的短缺为正数，说明供过于求，则应该考虑减少对建陶产业的投资。

二是，鉴于建陶产业的“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的污染密集产业特性，该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的难点和关键是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问题。这可以通过资源和环境承载力来监控建陶产业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同时应该注意，可持续发展不是在问题严重后再推进，而应该在经济运行的每个环节、每个领域的持续性推进的过程，可以通过推进技术创新来降低能耗和污染，也可以通过政府管制来限制建陶产业的发展，不过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当然，资源、环境的承载力不是固化的，从短期来看，这种承载力有限，但从长期来看，它随着经济技术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不过产业发展对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的负面影响与承载力的上升速度总是不平衡的，因此，应该在当代就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并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预防机制，以逐步实现产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三、小结

从上文的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解构及因果关系解析来看，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是：建陶产业本身、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鉴于其污染密集产业特性，其中环境的保护（资源消耗与环境污染的降低）是难点与关键。而对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系统因果关系的解析我们认为：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达到的基本目标是在经济允许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既满足社会经济和建陶产业协调发展，又必须考虑环境承载力和资源承载力的机制。因此，建陶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以下关键：一是，市场的供求平衡；二是环境的保护。

建陶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应当是对资源长期合理高效开发的发展，是企业与自然环境、经济社会协调进步的发展，是为国民经济、地方经济持续做贡献的发展，是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发展。从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向可持续发展模式的转变是一个系统工程，还需要寻求合适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建立可持续发展的预防机制，制定切实可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辅以一系列经济政策、法律法规予以支撑等等，这些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探索与研究。

参考文献：

[1]丹尼斯.米都斯著,李宝恒译:增长的极限[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2]徐崇温:全球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的思想和活动[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3]赵建军:可持续发展理论形成的背景透视[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18(1)

[4]张坤民:可持续发展论[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9

[5]Mac Neill J. Stralegies for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Scientific American 1989, 261

[6]牛文元:持续发展导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例10

关键词：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环境问题；对策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problem; measures

中图分类号：X3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03-0136-01

1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把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分离开来，只能给地球和人类带来最终毁灭性灾难。

1987年2月，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在日本东京第八次委员会上通过《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报告中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全面论述。可持续发展被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自然环境综合的动态概念。

2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既对立，又统一，是一个系统的两个因素，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统一体。

因此，要正确协调好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和谐统一。

3我国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

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环境环境问题有：

3.1 大气污染严重以燃煤和汽车尾气造成的大气污染为主，许多城市空气污染严重。南方许多地区酸雨污染加剧，并且酸雨有由南向北扩张趋势。

3.2 水环境普遍受到污染由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的大量排放，许多江河湖泊受到严重污染，工业发达地区水域污染尤为突出，严重的水污染已造成许多城市不断缺水。

3.3 固体废弃物日益增加工业企业的快速发展和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快速增长，许多城市处于垃圾包围之中。

3.4 城市噪声污染污染严重我国多数城市噪声处于中等污染水平，其中社会生活噪声影响范围广，并且呈扩张趋势，由于私家车的大量使用，交通噪声对环境的影响最为严重。

3.5 生态环境日益恶化我国的生态破坏严重，水土流失量大面广，土地沙漠化不断扩张，草原退化加剧，森林面积持续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3.6 资源、能源紧张由于人口继续增加，经济总量不断上升，资源、能源消耗持续增长，资源、能源紧张短缺压力越来越大。

3.7 环境污染对人们身体健康形成危害由于环境污染问题不断上升，人们的身体健康受到危害日益加剧。

4实施可持续发展环境保护的对策

4.1 建立和完善环境法律体系，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时，必须关注生态环境与人类生存的相互关系，保证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能够在法律条文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要兼顾社会经济效益和人类生存发展。因此，制定环境方面的法律，必须与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使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协调统一。目前，我国正处在向市场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必然要求相关法律随之改变，最终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制体系，同时，环境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也必须以改善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4.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循环经济，就是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快转变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建设以节水、节地、节能、节材、节约其他资源和保护环境为主要内容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按照“减量化、再使用、资源化”的原则，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环境为核心，努力实现产业生态化；积极推行清洁生产，以生态化改造工业园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废物回收再利用产业和环保产业，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循环利用率。严格环境准入，提高环保准入门槛，限制和禁止上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高污染的建设项目；实施强制淘汰制度，对技术落后、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的生产工艺、技术、设备、企业实行强制淘汰；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降低产品单位产值的能源物耗和污染物排放；鼓励各行各业节约资源、降低污染排放；继续推广各类循环经济试点示范活动。

4.3 要强化环境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要强化环保科技科技基础平台建设，培育环保科技创新型企业，提高区域自主创新能力。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构建技术研发服务平台，着力抓好技术标准示范企业建设。要围绕资源高效循环利用，积极开展替代技术、减量技术、再利用技术、资源化技术、系统化技术等关键技术研究，突破制约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瓶颈。积极推广保护环境的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为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活力。

新能源与环境的关系例11

资源环境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随着能源、粮食、水、生态环境等问题的出现而发展起来的应用边缘经济学科。但是这一相对年轻领域的许多研究方法、思路却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甚至经济学概念形成的初始阶段。本文将西方资源环境经济理论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古典资源环境思想、新古典资源环境思想、近代资源环境理论和当代资源环境理论四个阶段，并分别予以简要评介。

古典资源环境经济思想

在古典经济学家的视野中，所谓的自然资源主要是指土地和矿产资源，他们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有无限制。

亚当•斯密像重农主义者那样，认为农业具有超过其投入的产出，制约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关键因素不是土地稀缺，而是资本积累规模和劳动投入量。

集中体现古典经济学家思考资源环境问题的理论成果是“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和“乐观的李嘉图”模型。

“悲观的马尔萨斯”模型也称作绝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该理论假设可耕地存量有一个绝对界限，而整个经济体系又依赖于这种核心的自然资源，一旦社会经济的发展达到可耕地的绝对数量界限，持续的人口增长将形成对可耕地存量的压力，进而阻碍经济的正常发展。

“乐观的李嘉图”模型又叫做相对自然资源稀缺理论。该理论否认可耕地存量有绝对界限，但认为可耕地在质量上逐步降低，其边际产出递减。相对于经济体系的需求来说，可耕地是相对稀缺的资源，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造成暂时的影响，但不至于形成绝对意义上的制约。

上述两种理论的区别在于：马尔萨斯假设可耕地质量上没有差别；而李嘉图认为可耕地在质量上存在差别。两种理论的共同之处是假设无技术变化因素的影响；经济增长受到稀缺效应的制约。此外，在一定程度上，李嘉图的理论可被视为是对马尔萨斯绝对增长约束条件的放松。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约翰•穆勒比较清楚地表达了古典经济学派的观点：在长时期内，经济增长必然受到农业收益递减的影响，并引起利润下降、地租上升以及工资上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进入停滞状态。与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不同的是：穆勒比较明确地注意到了技术进步对停滞趋势的阻碍作用；考虑了煤、铁等不可再生矿产资源对长期经济增长的限制；探讨了经济增长对对环境质量的不良影响。

杰文斯在《煤炭问题：对有关国家的发展和我们煤矿资源可能耗竭问题的探讨》一书中着重分析了矿产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限制。他认为不可再生资源（特别是煤）被耗竭的可能性是制约工业化国家（如英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威胁。

新古典资源环境经济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家观察到，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种种悲观预测并没有成为现实。于是他们着重从市场机制角度对资源环境问题作了重新探讨。

马歇尔的资源环境思想包括了四个方面的内容：同意古典经济学家有关土地收益递减的分析，认为土地肥力的降低会引起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但不认为这一稀缺效应会制约经济增长。在马歇尔看来，趋于上升的农产品价格将刺激农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减弱土地收益递减规律对经济增长的限制。认为不可再生资源不存在收益递减规律。因为矿产资源的开采能力不仅与开采的投入和逐步加大的开采难度有关，而且与矿产资源的耗竭速度有关。如果开采初期就投入较多的劳动和资本以较快的速度开采，则同样储量的矿产只能持续较短的时间。因此，矿产资源的稀缺程度与价格之间的关系远较农产品复杂。认为自然环境的价值不容忽视。在人类生产的许多产品价值中，环境所提供的服务并未计算在内。认为自然资源稀缺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以反映，并通过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得到消除。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与人类的需求相比较，资源永远都是相对稀缺的。在市场经济中，相对稀缺的资源通过价格机制进行分配。随着矿产资源开采量的增加，资源质量品级随之降低，开采难度也相应增大，为维持或提高原有产量，就必须投入更多的劳动和资本，开采的平均成本相应提高。但是在最优化的动态经济条件下，必然会刺激旨在提高开采效率的新技术、新发明的出现，促使人们寻找能够降低成本的替代品，或是对已有自然资源深加工、回收和更有效率的利用。因而在长时间内，不存在资源环境问题对经济增长的限制。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这一基本观点可以看作是对“乐观的李嘉图”模型的进一步放松，并且在本世纪60年代以前一直被推崇为正统的资源环境经济思想。

近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

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一系列非经济因素如资源环境保护运动、热动力理论、生态理论等对于突破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资源环境思想产生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资源环境保护运动其意义主要体现在：引起人们对资源环境问题的广泛重视。它使人们认识到资源环境问题不仅是发达国家的问题，也是发展中国家由于工业化和经济扩张同样会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提出了许多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例如如何使可持续发展更切合经济实际；如何对环境保护的价值作出经济分析；如何看待生态系统与环境功能的经济地位等。

生态学家们比较系统地分析了生态系统和进程的复杂性及多样性，并且提出了在人类活动干扰情况下生态环境保持稳定和持续能力的条件，特别是对可控生态系统如农业生态系统保持其满足人类需要能力的条件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

热动力理论则为一些经济学家思考经济过程与环境系统之间的依存关系提供了有益启示。

上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以及“能源危机”、“矿产资源危机”等问题日益严重，许多生活在上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开始反思新古典资源环境思想。他们对资源的最优耗竭率问题、污染问题和环境保护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并对市场机制在资源环境方面的作用能力产生了怀疑。

最优耗竭率。在假设相对价格会自动反映自然资源稀缺程度的前提下，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试图确定自然资源的最优耗竭率。对于不可再生资源，着重分析了决定最优耗竭率的经济条件以及在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趋于最优耗竭率的过程中实际价格与最优价格的变化关系。对于可再生资源最优耗竭率的分析，则考虑了一些其他相关因素，如资源的再生率、开采程度和过程等。对于自然资源最优耗竭率的研究为确定影响自然资源存量的主要经济因素和优化利用的条件提供了分析的工具。

污染问题。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沿袭了马歇尔和庇古的观点，把污染当作与最优资源利用无关的一个外部性问题来看待。他们认为由于价格机制不能有效地激励消除污染的经济行为因而超出环境吸收能力形成的污染是不可避免的。部分经济学家主张对造成环境污染的行为征税，以便在价格中恰当地反映出这种行为的社会成本。科斯主张对产权进行界定，制约污染行为。激进经济学家则认为消除污染的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的私人利润制度。另外这一时期的经济学家还对直接或间接的污染管制政策作了大量探讨，引起了人们对环境吸收能力、公共物品、外部性、市场失灵以及自然系统保护等问题的关注。

环境保护问题。保护环境的必要性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经济行为造成的环境成本；二是强调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的不可替代功能。这一认识超出了单纯把自然环境作为经济过程物质和能量来源的观点。在估算环境功能的价值方面，“影子价格”理论得到了发展和应用，并导致了大量关于消费、积累与环境质量之间最优选择的理论研究。

当代资源环境经济理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源环境经济理论主要是针对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在资源环境问题认识上的不足而展开的。因为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仅对一些“微观”的资源环境问题，如资源耗竭、污染控制、环境保护进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资源环境理论则着重揭示资源环境系统的“宏观”问题。其主要观点是：

经济过程在物质上依赖于环境，经济活动必然产生环境成本。

环境整体上是一种稀缺“资产”，它有三种主要的经济功能：环境为经济过程提供物质和能量来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流量和存量的价值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得到反映；环境为经济过程提供吸收其排放废物的功能。这一功能不仅会由于废物排放量超过环境的吸收能力遭到破坏，而且由于发挥这一功能的土地、空气和水资源的公共物品性质而被排斥在价格机制作用范围之外；环境的服务功能。环境为人类提供的服务依赖于人类对环境的保护和环境质量。

区分了长期稀缺与短期稀缺概念。当环境被过度地作为物质和能量来源而导致质量下降时，就会产生短期自然资源稀缺。长期稀缺则是指持续扩大的环境退化不能得到有效的制止，生态的稳定性和持续性遭到破坏，经济及其增长的持续能力受到绝对的稀缺限制。由于维护环境质量的物质基础是被排斥在市场机制之外的公共资源和生态系统，没有正确反映其成本大小的价格信号，因而经济的环境稀缺限制不能被经济系统内部的创新自动消除。

某些创新可以延续环境质量的退化。这类创新有，但是由于环境质量问题外在于市场机制，因而这类创新是没有保证的。为保持环境质量和功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旨在弥补市场机制缺陷的制度设计和政府政策干预是必要的。

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政府干预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矛盾的政策的总体框架，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是当代经济学家所推祟的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是要在动态的权衡过程中，找到生态和资源系统、经济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相互作用的最优水平。

从对西方资源环境经济思想的历史回顾中不难看到，贯穿着这一领域经济思想的主线是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古典经济学家肯定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并以不同方式表达了他们对这一限制的忧虑与思考；新古典经济学家则以对市场经济的绝对信心否定了这一限制，但也不得不为如何摆脱这一限制作出各种各样的说明，并对摆脱这一限制的途径进行探讨。近、现代经济学家也未能跳出这一基本的关系范式。

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来看，资源环境的约束问题具有更加强硬和长期的特征。这一方面与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实力相关，不容易做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比较完美地处理好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问题；更为主要的是，在我国资源环境的硬约束还与人口的硬约束交织在一起，加深了资源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程度。可以肯定，在我国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关系研究，将会比西方经济学家对发达国家的资源环境与发展关系的研究复杂得多。

参考文献：

1.邵赤平，李慧凤.资源、环境与发展.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