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5）17019203
1问题的提出
197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53条规定明确提出“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就意味着计划生育成为一项时效长、影响范围广的基本国策之一。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人口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历史转折，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迈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同时也创造了长达30余年的“人口红利”，具体表现在充足劳动力资源、高储蓄率、低劳动力成本对经济促进效用。然而，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的短缺、失独家庭的数量增加等社会矛盾也日益增加。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逐步放开严控生育政策向“单独二胎”过渡引起了各方热议与论辩，关于单独二胎政策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本文运用倡导政策联盟框架分析其中政策参与主体在政策变迁弈与学习的过程，并提出单独二胎政策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2理论基础：倡导联盟框架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的发展实质就是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对于公共政策变迁而言，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的决策子系统之间博弈的影响下也在持续不断的变革，逐渐成为公共政策存在的一种常态。传统政策变迁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的Charles Lindblom 的“渐进主义”模型，该阶段以Robert Nakumura的“阶段分析法”最为典型，它把问题界定、议题设置、政策规划、政策设计、政策执行与结果评估视为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这种视角最大的弊端是把政策看成是一种线性过程的变迁，忽略了公共政策变迁的动态性，无法对政策变迁作出全面性、动态性的解释。20世纪80年代Sabatier&Jenkins-Smith在“阶段分层法”批判的基础上提出“非线性公共政策变迁过程”的理论典范―倡导联盟框架。该理论努力探究代表不同价值观的政策行动者如何通过竞争和学习从意识形态、政策利益的对立转化为共享一套信仰体系的过程，从而实现政策变迁。为了更加清晰的解释政策变迁过程具体情况，倡导联盟框架需要通过观察一个十年或更长久的时段来解释政策的变迁，具体理论特点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倡导联盟框架的政策主体
传统的政策变迁理论认为政策的变迁是不同利益集团件相互讨价还价的结果。与此相反，倡导联盟框架则认为是由持有不同政策立场的行动派相互博弈、相互学习的过程。这种思想源自于对“行政管理机构、立法机关、利益集团”的传统铁三角的批判，希望从原有的模式中拓展出来，主张把共享一个特定的信仰系统（信仰、价值取向、立场、问题的态度）的政策行动者归属于同一个行动联盟。然而，在一个政策系统当中会存在多个政策联盟，由于各自的政策偏好和政策目标的不同则会引起不同程度的矛盾和冲突，甚至会引起政策僵持。因此，各种倡导联盟需要设法把他们的内核信念转变为公共政策，如果发生政策僵持，权威决策者、专家学者等也将充当政策经纪人协调各方的矛盾，提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将矛盾降至最低。
2.2倡导联盟框架的影响因素
引起政策变迁影响因素不是单一的，而是由相对稳定因素和外部事件的互动的结果。相对稳定的因素一般指在较长的时期内基本没有较大变动的因素，如政策问题背景、基本的社会结构、社会资源等一切可能对引起政策过程变化的影响因素。外部事件相对来说活跃程度较大，如社会经济条件、民意、其他子系统的决策影响等。倡导联盟框架重点关注这些变量的属性如何影响政策的变迁的发展，真正摆脱了传统的从单一因素决定论。真正回应政治价值取向多元化和环境复杂化的实践背景。
2.3倡导联盟信仰系统
倡导联盟理论认为每一个政策变迁都有具体体系化的信仰系统，信仰系统主要包括倡导联盟的价值取向、问题认知、政策目标认同及目标优先序等。这些信仰系统对于人们对问题的判断、选用政策工具和路径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信仰系统由抽象到具体可分为三个层次：深层核心信仰、政策核心信仰、表层信仰。深层核心信仰属于抽象信仰层面，如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等这类难于改变价值观，它直接影响政策核心信仰和表层信仰，直接改变倡导联盟的判断力、认知力及其行为规范。政策信仰是较为具体的信仰，是由政策子系统当中的行动者根据外部环境的变化将深层核心信仰作用与某个具体政策，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一个联盟政策的核心信仰并非僵化不变，只是调整起来非常困难；表层信仰指政策变迁当中具体的规范，如对问题界定、影响问题的成因，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等。
2.4倡导联盟信仰系统间博弈
不同的倡导联盟为扩大自己信念体系的影响力，需要借助各种手段保证目标的实现。其一，通过设置议题讨论发动联盟内部的成员从事发表言论、抗议、选举等活动，引起广泛的关注。其二，策略性的利用媒体宣传联盟倡导的宗旨，吸取有相同信仰的成员，扩大联盟内部的力量。其三，借助权威人士、公众舆论、可靠性的信息等各种政策资源与竞争对手进行对话和辩论，通过政策学习吸取各方的信仰体系中合理因素，淘汰不合理的信息，逐渐地调整和改变内部信仰，最终促使政策的产出与实施。若当政策子系统中的各方倡导联盟处于势均力敌时，就会产生政策僵局或内部震荡。政策制定者则会积极寻找各个联盟能接受的折中性方案，缓解各方的矛盾。
3我国单独二胎政策变迁
我国二胎政策经历了一个从鼓励生育时期到计划生育酝酿阶段、计划生育发展阶段、计划生育调整阶段的过程中发展和完善，具体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鼓励生育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十年期间，国家没有明确的人口生育政策，这个时期实际上受前苏联人口政策思想影响以及国内社会经济发展影响，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到生产和建设中。
二是计划生育酝酿阶段。1953年第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表明，我国总人口已突破6亿。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表明了丰富的劳动力带来的效应固然是好的，但也是一个极大的负担，如果不加控制与调整金，势必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党和政府意识到限制人口增殖的重要性，开始提倡群众避孕节孕。
三是计划生育发展阶段。1971年，国务院批转的《关于做好计划生育的报告》中提出全面推行“晚、稀、少”宽松型的计划生育政策。而真正开始转变为严格的独生子女政策始于1980年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该文件明确指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这项政策起初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据统计妇女总和生育率从上世纪20年代初的5.8下降到了1979年的2.7。
四是计划生育调整阶段。1984年中共中央转发了《关于计划生育情况的汇报》的7号文件，对“一孩”政策进行修正。严禁生育超计划的二胎和多胎，对要处分，经过批准的困难农村家庭允许生二胎，即“开小口”、“堵大口”、“禁歪口”。
4我国二单独胎政策变迁：基于倡导联盟框架的分析
4.1我国二胎政策变迁中的政策子系统的构成及其其核心信念体系
如若对公共政策变迁的整个过程进行深入的研究，倡导联盟框架需要回答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秉持不同政策价值观的子系统在多大的程度上、采用何种政策资源支持自身的政策立场，另一方面是如何对对方的价值观、观点和意见加以引导和约束。在围绕信仰差异进行政策论辩的过程当中，也只有结盟，才能保证提出的政策行动方案的建议被决策者所采纳。
（1）“支持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首先，“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保持合理的劳动数量和人口结构。2012年末我国劳动年龄人口9.37亿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意味着劳动力匮乏的问题使我国人口红利进入逐渐收缩的态势。因此，需要重新激活劳动的活力才能重新分享人口的红利。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证实来这个观点，开放单独二胎政策能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使得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其次，我国人口迅速老化的现状使得劳动力数量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比例失衡，未富先老、失独家庭数量激增、独生子女家庭养老等问题也随之凸显。这将导致社会养老成本增加，年轻人的压力增大。因此，开放单独二胎政策有利于延缓人口老龄化速度，增强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
（2）“反对二胎联盟”主张“开放单独二胎政策利大于弊”。
与此相反，“反对二胎联盟”认为放开“单独二胎政策，意味基本国策的动摇。担忧一旦放开生育政策，婴儿出生率会在短期内大幅度反弹，一方面这将造成环境、资源、城镇化、就业等问题的恶性发展，另一方面也使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形成供需紧张的局面。其次，截止到2005年末，《第四次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人事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系统工作人员共计508713人，其中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的公务员104753人。《2012年全国公共财政支出决算表》显示，人口与计划生育事务的支出是812.85亿元。在防止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上，有关专家指出单独二胎政策，从根本上解决不了中国的老龄化，它只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弱化老龄化的水平。从社会的抚养负担来说，迫于社会经济的压力下，许多公众表示不是生不起，而是养不起。
4.2政策取向的学习和政策变迁
政策变迁是政策子系统相互学习、调适和妥协的产物。倡导联盟框架认为，在政策制定的环节上，持有不同信仰的联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在充分论辩基础上及时调整提出的政策方案及正常立场。最有利的方式是通过政策学习进行调整，政策学习是政策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它包括一个倡导联盟信仰体系内的学习和跨越不同联盟信仰体系的学习。从单独二胎政策变迁过程中来看，存在着三个层面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倡导联盟内部、倡导联盟之间以及政策斡旋人。各个倡导联盟之间都围绕所面临的争议点着广泛而深入的政策取向学习活动，其目的是：一抨击对方的观点缺点，二吸取对方观点的合理性。
（1）支持单独二胎政策联盟的学习。
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并不完全意味着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动摇，当前，我国人口众多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改变，当前的人口结构对经济、社会、环境的负面影响依然存在。要继续坚持落实和稳抓计划生育相关法律法规。对自觉实行计划生育的，要继续给予奖励扶助；对违法生育的，要依法依纪予以处理。其次，计划生育并非人口老龄化的主要因素。科技技术、社会发展、医疗水平的提高，也会延长人的预期寿命。另外，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人口红利减少没有必然联系。
（2）反对单独二胎政策取向的学习。
对于公众所关心的“放开单独二胎后短期内是否会出现出生人口大幅增长”的观点，“单独二胎反对政策联盟”认为实行放开二胎政策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人口数量的增长从社会的角度上看必然会增加人口与公共资源的矛盾、劳动力的矛盾。由于生活、教育成本的提高，人们的生育观念正发生了转变，“少生优生”的思维定式已在新生代育龄夫妻中悄然形成。面对高昂的育儿成本，即使放开“单独两孩”并不会引起生育的反弹。放开“单独二胎政策”在短期内人口数量增长是可以通过各省政策实施的时间差来进行适当调整。中国正处于出生率降低、升老龄化造成死亡率上阶段，二者相抵，新增人口对出生率不会造成太大影响。
（3）政策斡旋人的调和。
当各方联盟严守各自阵地，各执一词，都无法作出让步时，政策将陷入政策僵局的局面。在政策变迁过程中需要政策斡旋人帮助政策子系统摆脱僵局状态。如权威机构、专家都能起到斡旋的作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承担着计划生育工作及相关人口工作的规划、协调、指导、监督、宣传等工作职责。其部门本身的公共性一方面不能允许政策的改革出现停滞不前的现象，另一方面要想法设法使陷入政策僵局的联盟决策达成一致，共享一套政策系统。二胎政策的出台是否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已到“被松绑”，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表明坚持计划生育是长期坚持的“主旋律”，新形势下的许多问题也要纳入思考中，比如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地区人口分布不均等都是人口政策设计的重要方面。实行二胎政策与坚持国家计划生育基本国策两者之间并不矛盾。
5结论
本文采用倡导联盟框架，分析了单独二胎政策演变的动态过程。其理论的意义是能为我们全面的研究单独二胎政策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在应用的过程中不能完全挪用，应结合我国公共政策的实际情况，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虽然放开“单独二胎政策”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老龄化，尤其是调整社会劳动力构成起着重要积极促进作用。但从长远来看，放开单独的二胎政策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还需要综合各方面的建议进行调整。
参考文献
[1]张璐.放开二胎政策的利弊比较研究[D].长春：吉林农业大学，2014.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生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一）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之前
从1957年开始，我国对节育态度开始明朗化。《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明确指出，要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
人口学家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明确了人口过快增长与中国资金积累及工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指出人口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控制人口增长刻不容缓。并提出定期举行人口普查，提倡节制生育。时期左倾思想泛滥，大力推进工业和农业发展以致劳动力需求大增；同时中苏关系破裂导致了发展危机。在1958年至1961年间，“计划生育”几乎中断。
（二）计划生育一胎政策
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计划生育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年12月，计划生育被写入宪法，计生工作自此正式进入全面普及阶段。
200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通过，标志着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被纳入法制轨道。2000年，我国出台“双独”政策。2013年，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2015年，为应对老龄化现象，我国政府启动全面二胎政策，于2016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
二、全面二胎政策的提出背景
（一）人口红利消失
近几十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人口红利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优势为我国吸引了大量的外资。但随着时间的推进，我国目前正面临“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减少，中国将面临劳动力短缺局面，同时劳动力价格逐渐增长，影响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以及产品出口，减缓我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人口老龄化
老龄化现象的日益严重也是促使我国政府采取全面二胎政策的一个主要原因。由于一胎政策的实施，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日益降低，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从2000年到2014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已经达到10%，老年人口比例升高增加了社会的养老负担。“根据预测，到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比重将达到12.1%，2030年将达到大约16%，2040年为22.3%，到2050年将达到23.6%，中国将进入重度老龄化社会。”年轻劳动力的减少会增加家庭抚养负担，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不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上升。
（三）男女性别失衡
由于我国自古以来的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一胎政策实施后，多数家庭选择性生育，刻意选择性别。特别是自从我国部分地区实行一胎半政策以后，第一胎为女孩的家庭会继续申请二胎，更加剧了性别失调。
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3，与正常值104―107有较大的偏差。性别失衡会影响家庭关系与社会稳定，甚至影响生育计划政策的实施。实行全面二孩政策有利于推进性别比趋向平衡，维持社会稳定并促进社会发展。
三、全面放开二胎的意义
（一）延长人口红利
由于年轻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我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因此全面放开二孩，可以有效缓解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短缺。“与政策不变相比，2030年，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比政策不变多出4600万人，2040年多出9100万人，2050年多出1.09亿人。若维持生育政策不变， 从2036年开始，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将降至8亿人以下，但在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的条件下，劳动年龄人口在2048年才下降至8亿人以下，生育政策的放开使其推迟了12年。”
（二）减缓人口老龄化
一胎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人口结构问题日益凸显，人口老龄化问题加重。全面放开二孩有利于有效减缓人口老龄化。“根据预测，202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6. 6%，比维持政策不变低1个百分点；2030年，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升至23.6%，比政策不变低1.6个百分点；2040年，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至27.3%，比政策不变低2.8个百分点；2050年，两种方案下人口老龄化的差异进一步拉大，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下为29.9%，比政策不变低4.6个百分点。”由此可以看出，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可以有效延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
（三）拉动相关产业发展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不可忽视，将会对相关产业如食品、玩具、母婴医疗等等产生直接影响。同时政策的实施在未来将改变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也间接对房地产等行业产生影响。根据目前的儿童抚养成本估算，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将会带来大约每年1200亿―1600亿的消费红利。
四、全面放开二孩的弊端
（一）加剧资源短缺现状
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量小。全面放开二孩，人口将面临加速增长，人口基数进一步增大，资源短缺加剧，特别是将会导致粮食短缺加剧。除此之外，资源短缺问题不只体现在自然资源方面，也包括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等人文资源。由于中国医疗教育、公共设施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加剧这些资源区域不平衡的现象。
（二）影响女性就业
女性就业歧视一直存在，生育是其主要原因。而二孩的生育将进一步影响女性的就职率，并同时产生更多的就业问题。除此之外，一些女性就职率较高的单位，比如学校，全面放开二孩会影响其正常的工作活动。女性扎堆生二胎，申请生育的女教师明显增多，再加上福利制度的日益完善，产假延长，导致单位排班困难，教师紧缺，直接影响教育教学工作的正常开展。
（三）增大性别比
中国人固有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的家族思想。对于有一个女孩的家庭来说，二孩放开，无疑是给了他们得子的机会。而在医学水平发达的今天，生育的性别选择很容易做到。而这不仅不能改变我国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反而会加大性别比例差距。
（四）增大家庭压力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消费者物价指数逐步攀升，再加上社会对孩子教育的重视、公共资源的稀缺，孩子的生育养育成本增加。而一些社会调查显示，极少的富人和一些收入水平低的穷人，生育欲望最为强烈。对于那些穷人来说，生二胎只会进一步降低其家庭生活水平，且孩子的教育水平不能得到保证。
五、结束语
针对二孩政策带来的种种弊端，我国需要进一步完善全面二胎政策，加快相应工作的进展和配套设施的完善。第一，增加资金投入，加快医疗卫生与教育资源的发展与合理分配。第二，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增长并提高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水平。第三，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科学发展观。
从长期看，我国老龄化社会的趋势不会改变，人口政策的调整虽然不能阻止老龄化的大趋势，但是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老龄化社会的进程。人口学专家、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生物统计学博士黄文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面二孩”每年带来的新增人口在300万―800万之间，估计中值为500万，生育高峰可能在2017年出现。
虽然暂时我们还不能清晰地判断全面放开二孩对人口结构产生的影响，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全面放开二孩之后，相当一部分中国家庭的家庭结构将发生改变，人们将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老龄化和人口的关系，从而形成更加理性成熟的生育观念，这种观念也必将进一步影响人口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这也是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所带来的利好。
综上所述，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一项对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有极大积极意义的举措。但在实施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对于全面放开二孩对于经济发展的利弊进行了阐述，针对其中的问题，本文也提出了建议。总之，全面放开二孩对人口基数巨大的中国来说，终归是一个完善社会人口结构、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策，是一项需长期坚持并逐步发展完善的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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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7.10.064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增长，被称为“中国奇迹”，并且，中国也仅仅花费不到30年的光阴，就几乎实现了西欧、北美等地区百年时间的人口转变历程。此时，人口基本保持着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从一方面来说，既保证了劳动数量的充足，另一方面却又承担着较少的儿童和老龄化负担，因此，促进了人均产出快速增长，促使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中国的综合实力也实现赶超式发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人口红利”为经济的飞跃发展做了巨大贡献。而现阶段，中国人口开始逐渐呈现“三低”特点，即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人口红利”面临消失，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面临挑战。人口发展与经济题成为关系中国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为进一步调整人口的数量与结构，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正式开始实施“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这一政策对我国人口数量与人口结构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通过选取1978至2015年统计数据，对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对“全面放开二胎”政策进行利弊分析，探讨现行人口政策的合理性与可行性。
1全面放开二胎的有利影响
1.1优化人口结构，缓解人口老龄化进程
在实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同时，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问题逐渐突出，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同时也带来诸如男女比例失衡、子女赡养负担重等很多社会问题，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优化我国人口结构、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具有积极作用。现在中国有很多“4+2+1”结构的家庭比例，子女赡养老人的负担重，放开二胎政策，有利于人口出生率的增长，环境男女比例失衡问题，减少未来“4+2+1”这种家庭结构的比例，将赡养义务分摊到多个子女身上，减轻子女的赡养压力。另外，放开二胎，对提高出生率有很大的帮助，低龄人口数量的不断提高，对增加我国劳动力数量有很大帮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劳动者的能力和素质也在不断提升，年轻劳动力的成长会慢慢取代年老工作者，同时，提高劳动力生产效率，这对改变中国现阶段“倒三角”的人口结构具有重要作用。
1.2提高劳动和经济增长率
伴随着老龄化现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随着社会的发展，知识频繁更替、科技飞跃进步、互联网行业也得到迅猛发展，老年人接受和创造的能力明显慢于年轻人，不能很好的适应当代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和生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放开二胎，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工作中来，对生产和创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另外，随着人口的老龄化，对居民的消费水平也产生一定的影响，无法刺激国内的消费需求。从长期看，伴随着生育政策，二胎时代即将到来，伴随着孩子出生到成长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对不同行业产生很大的影响，直接刺激了消费，扩大内需，市场活力开始逐渐增强，诸如婴幼儿用品产业、教育、医疗、建筑业等行业的都会得到发展，也会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在一定程度提升了经济增长率。
1.3缓解社会养老问题，完善国家养老体系
随着二胎时代的到来，家庭成员结构会不断改变，子女的增加能够分担养老义务，增强家庭养老功能，不仅从经济上分担，精神上也给予老人更多的满足，不断改善的家庭结构，能给够增强家庭的稳定性和抵抗风险的能力，进一步促进家庭和谐，维护社会稳定。另外，改善“失独”老人问题。失独我国独生子女家庭数量多，面对养老负担和生活压力，许多子女不堪重负，从而产生了“失独”老人问题，失独家庭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补助，还需精神上的慰藉，精神上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难度。放开二胎政策，能够减少“失独老人”家庭，促进社会稳定。二胎的开放也有助于完善国家养老体系，新增社会人口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养老金压力，这缓解养老金制度危机有了很大帮助。
2全面放开二胎的不利影响
全面放开二胎政策对中国有积极的影响，也有消极的影响。第一，会加剧人口、资源、环境的相互矛盾。我国虽然地大物博，但人口基数大，资源对应人口来说，无论种类和数量再多，都相对短缺，资源也难以完全满足中国十几亿的人口需求，二胎的放开进一步加重了资源的消耗。另外，环境问题本就是中国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的一大问题，二胎时代伴随着人口的增多，会滋生出很多环境问题，将给当前不容乐观的环境带来新的负担，激化人口、资源、环境的矛盾。第二，对社会公共服务等带来一定的影响。伴随着新生儿的增多，会给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带来一定的影响，也会给现有基础设施建设、社会公共服务带来一定的影响，更会使竞争日益激烈的求职道路变得更加艰辛。第三，加重了生存压力。随着社会的进步，抚养小孩的成本越来越高，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这加重了新生儿父母的压力。当前，为了缓解就业压力，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学期间生子，这给其学习生活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另外，“二孩”时候基本都是父母事业的上升期，要大量花费时间、金钱照顾二个小孩，加重了整个家庭的工作、生活压力。
3人口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
3.1模型设定
基于经典的C-D生产函数，研究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即Yt=AKtαLtβμ；其中：Yt是第t年总产出、Kt是物质资本存量、Lt是就业人口数量；A为技术因素（假定为外生变量），μ为随机误差项。
3.2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了真实反映国民经济收入水平，消除通货膨胀影响，以1978年基期，采用实际GDP反映产出。
据前人研究文献，采用戈德史密斯在1951年建立的永续盘存法测度物质资本存量。即Kt=Kt-1（1-δt）+GTt/PIFt；其中，对于初始物质资本存量值、物质资本折旧率以及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的确定，采用王会宗，张凤兵（2016）的研究，设定K0=11292亿元（1978年不变价），δt=5%，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采用前人研究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组合数据。数据主要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3.3实证分析
为了消除异方差性，采用对数的形式，得到下式：lnYt=lnA+αlnKt+βlnLt+μ，利用Eviews8.0，得到如下回归结果：
lnYt=-11.0188+0.4688lnKt+1.0715lnLt
（R2=0.9961、R2=0.9959、F=4476.291）
上述方程的F、t统计量均通过显著性水平为5%的统计检验，且拟合优度达到99.61%，回归效果显著。由回归结果可知，自1978年后，中国就业人口数量的变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就业数量每提高1%，经济增长水平大致提高1.0715%，这充分说明了人口数量的增长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增长的重要影响力。
4对策与建议
4.1缓解老龄化问题
从短期来看，放开二胎政策并不能改善当前的老龄化问题，而且有可能进一步加重的趋势。随着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平均寿命也在不断增加，人口就会不断朝着老龄化趋势发展，但是从短期看，社会的生育水平并不会迅速增加。所以，会表现出来的整体特征是：生育率不变或者小幅增加，但老龄化问题则会不断加重。为解决短期内面临的老龄化问题，首先，要加强相关养老产业的建设，要做好养老产品、养老配套措施、养老基础设施的建O，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其次，适当的提高退休年龄，提高中老年人的自我养老意识，这样不仅可以使得即将退休的中年人继续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也弥补了一些岗位空缺的问题，也减轻了子女的负担。最后，鼓励个体经营、小企业的发展，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特别是适合中老年工作的岗位，为那些因退休但仍想为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贡献力量的中老年人提供工作机会。
4.2做好防范措施
为应对“二胎政策”开放初期带来的新生儿期，政府应该提前做好防范促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提高公共服务功能。首先，要在教育和医疗方面加大投资，做好即将面临的教育事业和医疗压力。要加大幼儿教师的培养以及幼儿园的建设，缓解教育资源的压力。大量婴儿的出生需要更多的医疗资源，因此政府应该提前做好应对措施，合理配置公共资源，提高质量和效率。其次，要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机制。结合二胎的相关实际情况，适当提高二胎生育的医疗费用报销比例，也可以通过免费领取奶粉、减免学杂费等措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最后，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对于一些较为落后的地区，政府要适当的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同时，也要制定相关政策，加大补贴力度和优惠措施，减轻一些落后地区人们生育二胎、养育二胎的负担。
4.3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要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三者的关系，坚持可持续发展观，要在人口发展的同时，树立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意识，要不断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同时，不断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创新能力，不断改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的发展方式，走资源节约型、环境保护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科学道路，建立人力资源绿色强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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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计划生育工作出现了新的难题，即城市中出现的新的特殊群体，流动人口不稳定、不安全因素大量显现。流动人口管理成效如何，直接左右和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稳定，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流动人口带来的社会治安问题，流入地计划生育管理服务不够，导致了流动人口计划生育管理难、管理弱的问题，同时对于流动人口自身而言，流动人口多来自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生活水平较低，在文化素质、法制意识、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方面与城市的要求存在很大差距，受中国传统的性别偏好，这种偏好因经济社会发展条件而有其深刻的基础。出生性别比偏高在初期更多地受到对女婴有意、无意漏报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B超技术的普及，选择性流产逐渐增多，导致真实的出生性别比升高。因此对城市的社会治安、计划生育、环境卫生等方面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这个问题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应当采取综合的措施加以解决。
二、出生婴儿性别比开始攀升
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表明：中国的男女比例是117：100。照此趋势，到2020年全国将有三千万到四千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专家们认为，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直接原因主要是B超等胎儿性别鉴定技术的普及和选择性别的引产。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引发买卖婚姻、拐卖妇女、等违法犯罪行为。
三、人口老龄化
老年人口以及老年人口中高龄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老年抚养系数的增大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负担加重。35年前，中国的儿童对老人的比例是6：1。但今后再过35年，这个比例会扭转为1：2。这一问题同时也引起了联合国的关注。这个国际组织此前的估算数据显示，如果目前人口发展趋势不变，到2040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将占总人口的28%，远高于目前的11%。退休人口不断增加，而工作人口日益减少，资金一直严重不足的社会养老体系就有可能崩溃。
四、独生子女的弊端
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状来看，中国人口学界的水平都令人堪忧！1980年，当中国开始推行“一胎化”政策时，人口学专家们严重低估了“一胎化”的负面效应，例如，当时估计老龄化现象最快也得在40年以后才会出现，即2020年才会出现老龄化现象；事实则不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在1999年10月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另外一个没有充分估计到的影响是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持续偏高上。当时的估计是“解放以来，我国历年人口统计都表明，男女性别比的比例大体上差不多，男孩稍为多一点。对头胎生一子女政策的利弊分析
利
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弊
1、导致人口年龄结构失衡。到独生子女一代进入成年期时，人力将严重不足，所谓"四、二、一"结构将使所有家庭以及整个社会无法承受。
2、导致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由于重男轻女思想普遍存在，许多人千方百计只养男孩不养女孩，许多地方男孩数已大大多于女孩。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将引发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
3、实际效果不好，有损于政府威信。由于得不到大多数人的真心拥护，执行起来困难重重，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执行不下去，有些地方的人口增长甚至完全失控。政府的政策不能有效执行，反过来严重影响了政府和政策的威信。
4、不利于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政府部门采取的强制措施往往引起磨擦和对抗，甚至引起许多悲惨事件，使部分群众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不利于社会稳定。
5、城市紧，农村松，导致高素质人口生育率低，低素质人口生育率高。长此下去，将严重影响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
6、执行过程中容易出现种种弊端。如：有些人弄虚作假，用不正当手段多要准生证；有的地方只要有钱交罚款就能够多生；有些干部贪污、滥用超生罚款；有些人利用先进医疗手段（如B超等）帮助想要男孩的人弃女养男等等，这些都对社会风气有不良影响。
7、许多地方为了应付上级，谎报数字，导致我国的人口统计严重失实。
8、万一独生子女不幸亡故，其父母的后半生将不堪设想。
9、一旦爆发战争，由独生子女组成的军队战斗力较低。
10、独生子女容易产生性格方面的缺陷，“小皇帝”、“小太阳”现象令人担忧，如果一代人中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整个民族的精神状况将受到消极影响。
11、一子女政策没有法律依据，强制推行有违法之嫌，不利于加强法制建设。
建议实行二子女政策
中国的人口必须控制，但控制人口的目的应当是：使人口的增长速度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总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因此，制订人口政策必须高瞻远瞩。
为使人均国民收入在一定时期达到某一指标，而采取所谓“急煞车”式的人口政策是错误的。这种政策以短期的、狭隘的经济利益为目标，必将损害全民族的长远利益和总体利益。
二子女政策的利和弊
利
1、人口年龄结构将趋向平衡，社会不会因为严重老龄化而陷入困境。
2、人口性别比例不会失调。二子女政策使人们有可能利用现代医疗技术实现每家一男一女（这肯定是绝大多数家庭的愿望）。如果帮助选择胎儿性别时收取一定费用，还可能大大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3、能够得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护，个别要多生的人会受到大多数人的谴责，因此容易贯彻执行。政策的顺利执行反过来又会提高政府的威信，形成良性循环，使控制人口的目标能够真正实现。
4、有利于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政府出面组织力量帮助实现每个家庭一男一女，必将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感谢。因为不必采取强制措施，所以不会产生磨擦和对抗。
5、有利于在全国实行统一政策，避免高素质人口生育率低、低素质人口生育率高的不合理现象。
6、有利于子女形成健康人格，“小皇帝”、“小太阳”现象将大大减少，家庭生活将更为和谐、美满，社会气氛将更加祥和。
弊
与一子女政策相比，实行二子女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增长率较高，总人口数字较大，不利于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
两种政策的比较
一子女政策的好处，只有在政策有效贯彻执行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而这在许多地方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即使能够做到，所得到的好处也是短暂的，而且将来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而它产生的许多弊病，影响则是长久的。
二子女政策的弊，实际上是相对的，暂时的，它对物质生活水平的影响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严重。从长远看，如果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两个子女，总人口在若干年内达到峰值后将缓慢下降。即使最大人口数比实行一子女政策多一两亿，其影响也不过相当于一个十几口的家庭又增加一两口人。考虑到新增加的人并非只消费不生产，人们不难估算出他们对生活水平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实际上，二子女政策由于容易执行，会比一子女政策更有效地控制总人口的增长。
权衡利弊，结论是明确的：现行人口政策必须尽快修改，应当以二子女政策取代一子女政策。
以上仅仅是一个提纲，不包含详细论证，但其中的每个论点都是经过认真思考的。
－－希望这一提纲能引起人们的讨论；
一、现行的人口政策
我国实行多年的人口政策是“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符合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具体执行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在个别省市，原则上农村也是一对夫妻只允许生育一个孩子；二是，在一些省市，第一个孩子是女孩的，可以照顾间隔几年后可以生育第二个孩子；三是，普遍允许有计划地生育两个孩子，包括海南、云南、青海、宁夏、新疆5省、区。
十强调，计划生育仍是我国的基本国策，相对于十七大，中央的政策有了“一增一减”的变化，增加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减少了“稳定低生育率”这一提法。这其实也是对我国人口政策的一个修正。
关于现行的人口政策，每位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见解。李建新教授就主张二胎政策，他认为实行二胎政策是对把干预降到了最低的水平，尊重了人权，也尊重人口的自身发展规律，他认为一胎化政策是有悖人性的逆发展过程，会导致国力衰竭、民族衰亡；翟振武则教授认为现在不是放开二胎的最好时机，因为现在的劳动力仍有大量剩余，现在放开二胎无疑会使就业问题雪上加霜，而且依靠放开生育政策缓解老龄化问题治标不治本，最根本的还是建立起完善的养老保障体系。
二、人口形势的分析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的总人口约为13.4亿人，人口略有上升，然而这主要是由于我国的人口基数大，而不是生育率的上升。最近几年有关人口的调查显示人口出生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这使很多学者都心存疑虑，认为存在着瞒报漏报的行为，然而他们忽视了人们的生育意愿。
首先，经济方面，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不断攀升，而且未来的养老保障必将会越来越完善，就代际财富流来说，由子代流向父代的少了，而由父代流向子代的多了，考虑到孩子的价值以及经济因素等方面，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选择放弃生育来换取富裕、自由的生活。其次，文化方面，由于现在人们学历的普遍上升，推迟生育的现象也普遍存在，高学历的父母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而不是孩子的数量，他们宁愿在一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使自己的孩子得到更好的发展。 再次，思想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在我国实施了30多年，使得各家各户有这种潜意识的存在，人们逐渐倾向于生育一个孩子，并且享受生育一个孩子给家庭带来的各种优惠以及较少的负担。
这样看来，生育率呈下降趋势不可避免，我们不排除有瞒报漏报的存在，但是也不得不正视现在所面临的低生育率。
三、“一胎政策”的弊端
计划生育在我国实行30多年来，的确有效的控制了人口的增长，然而在当今社会，其弊端也逐渐显现出来。
首先，在经济方面，长期实行 “一胎化”政策不利于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它会使我国的劳动力逐渐呈现减少的趋势，在劳动力方面的优势大大减少，阻碍经济的发展。其次，在社会方面，会使我国的老龄化更加的严重，我国尚未建立起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老龄化问题的出现与加剧会引发各种社会问题，还会使抚养比上升，之前积累起来的“人口红利”会逐渐的消退。再次，在家庭方面，现在出现的好多“失独”家庭，就是实行独身子女政策之痛，由于只有一个孩子，在由于各种原因失去自己的孩子时，是父母的伤痛无以言表，尤其是对于已经过了育龄期的家庭更是如此。最后，是对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独生子女从小娇生惯养，适应社会的能力差，性格中会出现自私的特性，为其他人考虑的较少，个人利益占上风。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必须正视不能逃避的问题，然而这些问题又是十分棘手，难以解决的问题，有针对性的措施，其结果也是治标不治本。
四、放开二胎是大势所趋
放开二胎政策对于促进社会公平以及家庭的稳定都有积极的影响。
细细想来，“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只不过是给穷人上的一个枷锁，对富人毫不起作用，拿钱买孩子是大多数富人们的一种手段。考虑到经济成本，现在在普通人家庭一般“养不起”孩子。与以往“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说法不同，现在有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家庭才会多生孩子，较少的考虑经济成本，这样还会使阶级分化进一步的加剧，如果能够放开二胎，更有利于社会的公平。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现在大部分家庭都是一个孩子，那面临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国家的传统节日——春节，是在婆家还是在娘家过，现在每每大节之后都会有不少“闪离”的故事，虽然有可能与夫妻之间的关系有一定的关联，但是独生子女政策也脱不了干系。如果继续实行“一孩政策”的话，不仅人口老龄化问题会更加严重，使我国未富先老的困境面临更大的难题，还会影响由以往传统的大家庭所带来的稳定家庭结构。
由此可见，放开二胎是大势所趋，但我们也要继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要走稳健的人口路线，不能从一个极端（最大控制）走向另一个极端（放任自流）。通过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分析，笔者认为放开二胎是我国人口未来政策发展的必然 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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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428（2016）03-81 -03
2015年10月29日闭幕的党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一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意味着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调整和完善，将会促进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回望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不断转变，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提出来的独生子女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刚性要求，后来在农村实施“一孩半”的政策，即第一孩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五年后允许二孩，再到后来，城乡陆续实行“单双独二孩”生育政策，总体上是在逐渐放松了家庭的生育数量。那么如何评价三十多年的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弊端以及“只开放单双独二孩”政策成效不明显的成因，并且对于当前启动实施的“放开二孩”政策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一、长期以来“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弊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国家为了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提高人口素质，全面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政策规定一对育龄夫妇只可以生育一个子女，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中提到“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政策实施一段时间内我国人口数量明显减少了，降低了我国人口增长率，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数量迅猛增长的态势。但计划生育政策是把双刃剑，在缓解人口压力的同时，由此也拉开了中国家庭全面进入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形成中国所特有的家庭结构形态，伴随而来的是“一胎化”所造成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资源匮乏和失独家庭的出现等等，这些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
长期的“一胎化”促使家庭规模不断缩小和家庭生育功能的弱化，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有关标准，一个社会如果60岁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10%，或者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7%，那么这样的社会就被称作“老龄化社会”。 根据2012年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达到总人口的14.3%，65岁以上的人口从2011年8.1%上升到现在的10.1%，紧接着2013年老年人口总数将达2亿，如果在“一胎化”政策不变的情况下，2050年和2080年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比例将会高达28.6%和37.2%，从数据可以看出，我国老龄化趋势的严重性伴随劳动人口的负增长，2012年开始减少了300万，劳动力的供求逐渐匮乏，严重影响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地位。同时人口老龄化现象带来的养老问题不可忽视，独生子女面对沉重的养老负担是无法承受的，而社会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进行养老，这样就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出生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出生人口性别比例是指某一时期（通常为一年）内出生的男婴总数与女婴总数的比值，用每百名出生女婴数相对应的出生男婴数表示。按照正常的生育愿望，联合国明确规定男女性别比例应该维持在102～107之间，正常情况下，出生性别比应该是维持在105左右的常数，其他值域都会被视作异常，而在“一胎化”政策实施以后，我国人口出生的性别比持续上升，并居高不下，政策本身导致女孩数量结构性减少，从地域范围来说也是不断扩大的，2000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中显示，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值高达119.3，如此高的比值已经偏离了107的正常值，如果继续保持“一胎化”的生育政策不变将助长男女性别比大幅度偏高的危险趋势。这是个很复杂的社会问题，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其中生育政策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还因为重男轻女根深蒂固的思想，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会导致男女比例失调，容易引发同性恋、、犯等社会现象。
（三）失独家庭的增多
失独家庭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群体，简单地说是指那些年龄在50岁以上的，失去独生子女的家庭，1983年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要求育龄夫妇只可以生一个小孩，但由于各种意外或自然灾害导致他们唯一的孩子过早地离开人世。人口学家易富贤在《大国空巢》中推测：目前我国约有两亿以上的独生子女，有一千万独生子将在25岁前离世，如此一来，在十几年内就会有一千万失独家庭的存在。在一般情况下，我国只生一胎的50岁以上的夫妇在失去独生子女后很难再生第二胎，随着父母年龄的增加，独生子女死亡的概率也不断增大，同时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不稳定因素，将会带来很严重的社会隐患，“天灾人祸”是无法预知的，比如2008年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死亡的独生子女比例则要高很多，不难想象失独家庭抵御风险能力的脆弱性比正常家庭要低很多，如果继续保持这种“一胎化”政策，将会衍生更多“高风险”的独生子女家庭。
二、开放“单独二孩”政策行不通
三十多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人口增长，使全国少生了4亿多人口，但长期的“一胎化”政策带来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于是在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宣布“单独二孩”政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该政策对于缓解长期“一胎化”所产生的社会家庭问题是有利的。此后，各地陆续实施该政策，截至2015年，全国提出再生育申请的单双独夫妇有145万，占符合单双独政策条件夫妇总数的比例为13.2%，从政策效果来看，单独二孩申请在全国各省市遇冷，申请数远低于此前官方预期。为何如此“优惠”的政策却不能吸引有条件的夫妇生育二孩？
（一）养育二孩成本高
在众多调查中，大多数夫妇给出了以下回答“生得出养不起”，随着我国逐步步入小康社会，居民生活水平相比较以前有较大提高，但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经使人们进入了一个高生育成本时代，主要还是家庭经济和个人精力方面的养育压力，孩子的保姆价格、教育、就业、房价等累加起来的成本就让很多家庭入不敷出。在低生育年代，孩子的质量甚过孩子的数量，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独生子女精养模式已经让父母沦为了“孩奴”，即使是“穷养”，抚养一个孩子到成年，至少也要三十万，“富养”则根本就是个无底洞，如此算来，生育“二孩”似乎成为了富人的“特权”，很多家境一般的父母也只能抱有一种观望的态度。
（二）“4-2-1家庭”模式已成定势
“4-2-1家庭”模式是指，一对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后，家庭结构是由4个父母长辈、1个小孩和他们2人组成。两个年轻人要负担起4个老人的养老重任和至少一个孩子的家庭压力 。这种模式将日益成为我国的基本家庭结构，由于长期计划生育理念的宣传和“一胎化”政策的推行，独生子女模式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家庭模式，一家一个孩子也成为了常态，父母也没有了强烈的再生育的念想，长辈也没有了带孩子的积极性，独生子女更不希望有个弟弟或妹妹抢占了自己在家庭中的“小皇帝”“小公主”地位。因此，在社会变迁的大环境背景下，家庭的生育意愿弱化已成为规律性趋势，这样的家庭模式使得不想生的人群越来越多，从而导致“单独二孩”的持续低迷。
（三）助长了性别比例失衡
在大部分农村地区，单双独夫妇数量很少，所以还是维持之前农村的“一孩半”政策，即大多数农村第一孩为男孩的不得再生，而第一孩为女孩的农户在间隔4到5年后允许生育第二孩的弹性计划生育政策。很多农村家庭由于文化程度不高，传统思想严重，还是倾向于生男孩，往往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子的家庭会比第一个是男孩子的家庭更有意愿生二孩，这就相当于“一个男孩等价于两个女孩”的心理暗示，助长了重男轻女的思想，而且增加了产前性别鉴别的案例和流产女婴的数量，而且一孩半的政策不允许第一孩是男孩而不会流产女婴的夫妇生二孩，只允许第一孩是女孩而可能流产女婴的夫妇生二孩，也导致了结构性的女孩数减少与男孩数增加。这些都助长出生性别比超常偏高，上述的论断早已被许多学者通过全国普查调查数据反映的实证分析充分证实。
虽然出台了“单独二孩”政策，但是中国家庭由于长期受到低生育文化和高生育成本的影响，从多重因素看，很难走出“独生子女时代”，所以政策难免会遭受遇冷的尴尬。实际上“单独二孩”被认为是过渡性政策，因为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全面放开二孩风险比较大，我们可以基于稳定的人口政策之下，逐步稳妥地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不能笼统地全面放开，也不能一刀切。仍要适当控制放开二孩的节奏，建议用五年左右时间过渡到全面放开二孩。
三、放开“全面二孩”政策的紧迫性
10月29号，呼声已久的“全面二孩”政策在中共十五中全会上宣布落定，从“十三五”期间，也就是2016年全面放开二胎，相比较之前的“单独二孩”政策，该举措将不仅仅局限于独生子女的夫妇了，而是面向所有的人，该决定不仅是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一项改革，更是符合我国目前的国情，顺应人们民心的具体体现，“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能够很大程度缓解一些社会问题。
（一）有利于减缓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
在过去计划生育的三十多年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逐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了，也就是意味着中国正在进入“未富先老”的社会。在计划生育政策下，我国妇女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下降的趋势，“单独二孩”政策实施遇冷的局面下，很多符合条件的家庭都是选择不生二孩，如此低的生育率使得未来的劳动力存在很大的缺口，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我国实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会使我国将来的劳动力资源慢慢走上正轨，避免因为控制人口生育造成的低生育率、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负增长而影响我国人口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必经途径，虽然放松生育政策并不能立刻带来立竿见影的预期效果，但是从长期看对于提高生育水平、增加人口数量、提高未来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等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通过增加一定数量的青年人口来削减老年人口的比重，是遏制老龄化进程进一步加速的有效途径。
（二）有利于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
我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了，这种现象是多重因素导致的，最主要的因素莫过于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人为选择生育性别成为现实。我国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偏高，虽然在“单独二孩”政策的影响下，近几年有所下降，但出生人口结构仍处于严重失调状态，而仅放开“单独二孩”政策从长期来说还是不利于人口的均衡发展，尤其在农村重男轻女的思想比较严重，老人偏好男孩的意愿比较强烈，传统生育观念加上B超技术的发展导致男女比例的进一步失调。全面放开二孩已十分必要，因为在正常的生育状态下，多生能够使性别比达到平衡的手段，通过调整生育政策，未必在短时期恢复正常，但是一定程度上能降低出生人口性别比，促进男女比例协调发展。
（三）有利于降低独生子女家庭风险
计划生育政策是把双刃剑，在控制人口的同时，长期的实施必定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我国家庭规模逐渐小型化，家庭的生育功能、养老功能随之弱化，伴随着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逐步降低，因此独生子女家庭面临诸多风险，其中最大的莫过于由于各种原因导致的独生子女意外死亡而产生的失独家庭。根据全国性统计，每年失独家庭增加7.6万个，如此庞大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而失独家庭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方面的困境，更严重的是心理方面的问题，失独者的自我拯救是个痛苦的过程，几乎没有父母能真正走出心理困境，社会上提倡的“拯救失独”也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口号而已，要想从源头上控制和降低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风险就应该全面放开二孩，全面放开二孩将会改变传统的人口年龄结构，提升家庭经济社会功能，完善家庭发展能力，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有效防止过多的“失独”家庭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
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出台的意义很大，它是中国调整人口政策的必然趋势，而“一胎化”政策是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它不再适应中国的国情，必须对人口政策做适当的调整，“单独二孩”是承接独生子女政策向全面放开二孩的过渡性政策，在“全面二孩”放开以后，衔接新旧政策的方案要及时跟进，一个政策的调整都会带来许多新问题新挑战，要将挑战转化成机遇，要坚定不移地执行政策宣传和积极稳妥地实施全面二孩，更好更全面地走可持续人口发展道路，实现人口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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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对重大民生和公共政策问题的研究与讨论不能禁声。应当说，从1980年代初期就有学者倡议二胎，如梁中堂、马瀛通当时就提出了人口老龄化问题，认为人口的“倒金字塔”结构会加重社会负担，使经济发展缺乏动力；2004年，顾宝昌等人口学家针对生育政策组织了相关课题组，在2009年亦提出放开二胎的建议；至于媒体对各类计划生育事件的报道与评论，更是不计其数。
正是因为有了这一轮轮的研究与公开讨论，才有了生育政策的不断调整与改变。可见，事关重大民生与公共政策问题的，完全可以放开公众参与，深入讨论，从而吸纳民意进入公共政策和事务的决策中。
其次，对重大民生及公共政策问题进行改革，要形成科学的试点、评估与研判机制。这有助于减少改革阻力与社会震荡，减少因政策失误带来的社会损失。毕竟中国的改革属于渐进式改革，包括计划生育政策，都有摸着石头过河的意味。
独生子女政策初始，江苏如东县比全国提前了10年实行，如今也比全国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老人比重如今已达30%，学校招不到学生，本地年轻人越来越少。上文所提的梁中堂，虽然当时没有推动两胎化的政策改变，但却推动了山西翼城县成为首个二胎试点地区，30年时间证明，翼城人口总量增长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让那些反对放开二胎者无话可说。1987年，甘肃酒泉、辽宁长海等11个县市开启了二胎试点，年均生育率均普遍低于周边地区。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样本，才会在2013年放开“单独二胎”后，如此快速就全面放开了二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像房地产、教育、社保、医疗等事涉民生的重大问题，在决策前进行试点与评估也同样重要。大多公共政策问题都像人口问题一样，专业性极强，后果也极难凭借直觉来判断，这时，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试点与评估研判机制就意义重大。这其中，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制尤其重要，因为大量的公共政策都事关部门利益，就如同计划生育与过去计生委的关系一样，如果没有独立而专业的政策评估机构进行评估，会让决策的推进变得异常困难，试点与评估的随意性也会极强。比如计划生育政策，对控制人口快速增长有积极作用，但对人口结构的影响却至远，如何权衡，是需要专业的第三方做科学评估的。
有了这样的机制，一方面可告诉民众某些公共政策实施后的效果和利弊，增加他们对政府在决策时依据不同的目标做出权衡的理解；同时，也可使政府尽早发现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为改进或终止政策提供决策依据。随着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化，过去以直觉和经验进行政府决策的方式已无法满足现代政府的需要，只有从经验型向试点型、科学化决策模式转变，才能少犯决策错误。
此前，他和妻子悄悄备孕，政策外生下了第二胎，这是夫妻俩期盼已久的一个女儿。“终于男女双全了，等我们老了，小孩可以有个伴”唐军无奈地说，如果早知道全面二孩政策年底就会出来，他跟妻子就不必冒这个险了。
唐军和妻子在南屏一家企业打工，为了迎接这个不符合政策的新生命，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两人一直提心吊胆，被辞退，甚至罚款的阴影笼罩着这个外来工家庭，夫妻俩犹如惊弓之鸟，“妻子不敢去大医院，检查要找熟人，也不敢告诉同事自己有了第二个小孩，担心消息泄露。”
苦等五年多后，单独二孩政策2014年3月在广东终于落地，夫妻俩仍被排除在政策的藩篱外。
“我和妻子都有兄弟姐妹”唐军说，如果再等四五年，妻子错过生育年龄，以后想生都生不出来了，于是决定冒险赌一把，先把孩子生下来再说，“年龄不能再等了。”
“为了逃避处罚，唐军曾考虑过让妻子偷偷回老家，生下小孩后把户口挂在亲戚名下，当时想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后来都被否定了，我和妻子还是觉得一定要给两个小孩相同的权利待遇。”
令唐军感到庆幸的是，随着单独二孩放开，生育手续比从前简便了许多，妻子5月生下第二胎时并没有办理准生证，也暂未被发现超生。
除了向身边的同事朋友隐瞒了生育二胎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广东允许超生儿落户，不再与计生捆绑的政策出台后，唐军和妻子同样犹豫不决，“超生儿入户后可以正常缴纳儿童社保，但像我们这种在政策出台前抢生的担心秋后算账。”唐军说，看到全面二孩的消息，心里只有一个期盼，希望能对政策出台前抢生的家庭网开一面，不要罚款了，“既然国家已经放开了，说明对人口是有需求的。”
除了心理上的担忧，二胎带来的经济压力，让唐军的日子过得不如从前潇洒了。
唐军说，小女儿出生后，两个小孩加上老人，原来买的三房明显不够住了，需要换房，如今市区房价动辄两万多一平米，压力大太，而每月支出也增加了很多，零食、玩具都要双份，加上奶粉钱、服装、幼儿园学费，小孩抚养支出越来越大。
唐军和妻子周末想出去娱乐放松一下都很难有机会了，“天天围着孩子转。”
唐军坦言，因为家里有老人且身体健康，帮忙照顾小孩，自己和妻子尚能勉强支撑，“如果老人身体不好，光靠我和妻子根本不敢去想第二胎。”
三年前生二胎她丢了工作 比起唐军，苏丽（化名）似乎不幸一些。因为超生第二胎，她丢掉了工作。
苏丽和丈夫是珠海户籍，十年前在香港产下第一胎，户籍也落在香港，因此当夫妻俩2012年决定生第二个小孩时，一度存有侥幸心理，“当时觉得第一胎是在香港生的，没有占用内地的指标，生育第二胎应该是合法的。”
苏丽原本在一家国有大型通信企业珠海分公司工作，怀上小孩时她没有对外宣扬，但当她挺着一天大过一天的肚子到单位上班到第五个月时，终于被同事领导察觉了，有一天人事主管打来电话，“领导说我这样生育第二胎也是超生，要么打掉，要么主动辞职。”
苏丽说，她曾经辩解过，自己第一胎在香港，第二胎应该不违法，但单位领导并不认同她的做法。
去年12月，金湾法院曾审理了一起类似案例，一名女子在香港生育第一胎后，回珠海生育第二胎，被计生部门以超生为由追缴20多万元罚款，女子随后将计生部门告上了法庭，要求取消罚款，但被法院一审驳回败诉。
苏丽说，她在这个岗位上已经工作了十几年，习惯了这份工作，在此之前，她并未想过辞职，但在权衡利弊后，她最终选择放弃工作，“我舍不得小孩，但也不想让领导为难。”
20世纪70年代，为了防止人口过快增长，确保低生育水平，减轻人口对于经济社会带来的巨大压力以及缓解人口和资源缓解之间的紧张关系，我国开始全面推进计划生育，并在1982年将计划生育列为了一项基本国策。到如今，虽然计划生育带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开始显现出来，并引出了一些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此，全面二胎政策开始实行。在这里主要就针对全面二胎政策进行分析。
一、实施全面二胎政策的原因
1.“低生育陷阱”就在眼前
在实施计划生育的几十年中，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下降非常严重，在2012年曾一度降低到了1.18。对于一个国家来讲1.5是总和生育率的一个关键点，如果是低于了1.5那就很难在升到1.5以上，也就是陷入到“低生育陷阱”中。如果是真的陷入到了“低生育陷阱”之中，就使得少子化程度超过老龄化，导致劳动力供给不断地减少，进而使得劳动力出现短缺，大大增加劳动力成本，让外企撤资，并向东南亚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进行转移，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实力的提升。同时，青年人数的下降还会使得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大受影响，严重的影响高精尖技术的开发以及研究，并且会影响到高新技术产业人才的严重缺乏，导致中国人才强国战略受到严重阻碍。与此同时，青年人口数量的不足还会导致整体消费能力的下降，导致内需出现严重不足，对GDP的增长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为了摆脱“低生育陷阱”，必须要全面实施二胎政策。
2.老龄化现象变得越来越严重
截止到2015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的盗恳丫达到了22200万人，占了总人口数的16.1%，其中65岁以上的有14386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0.5%。由此可见，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非常严重，并且老年人口技术较大，有着较为明显的高龄化、失能化、空巢化趋势。这是的人口红利在逐步的小事，导致了投资与建设需求的不足情况，带动了房价的波动，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养老问题。并且因为老龄人口的增加，导致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受到影响，并且因为老龄人口的增加，使得政府需要在养老保险以及医疗保险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并且缴纳养老金的人口在不断地减少，但是领取养老金的人口却在不断地增加，同时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是劳动力人口，而老龄化的加剧使得劳动力人口在不断禁烧。这些都会对社会的再分配带来严重影响，并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男女比例失调日趋严重
因为传统重男轻女观念的影响仍旧为消除，同时加上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导致了我国当前那女出生比例的失调，相对来讲当前中国人口中男性大约比女性多出3000万人，男女比例已经严重失调，这不仅仅是会影响到传统家庭的稳定性，同时还会使得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容易诱发更多的绑架贩卖妇女等犯罪行为，严重时甚至可能会导致社会动荡。同时那女比例失调还会使得房价不稳定，并且还会使得收入分配不公加剧，对社会经济的稳定带来影响。
二、实施全面二胎政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
1.有助于缓解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
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所能够带来的影响是多方位的，有助于对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进行缓解。通过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缓解老龄化的家居，并对老龄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有效的缓解。通过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地提高新生儿的出生率，增加新生儿的数量，这样就能让劳动力降低以及社会生产力减少的情况得到环节，进而有效预防中国出现未老先富情况的出现。在实施需全面二胎政策之后，可以让适龄劳动力得到有效保障，在整体上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奠定良好的基础，并让人口结构变得更加的合理，进而有效地推动人口红利额的增长。
2.带动婴幼儿奶粉、母婴保健等相关行业的经济发展
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有助于提升新生儿的出生率，进而直接带来影响的经济产业就是和婴幼儿以及母婴保健相关的行业，使得这些行业的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建设转型的关键时期，在全面二胎政策的影响之下，食品、娱乐、俯视等各个领域的消费需求都会得到刺激，进而能够有效地带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有效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让企业拥有更好的人才供给，对于企业的新产品开发以及新技术的研发都能提供重要的人才储备，更是有助于我国高端产业的发展。
3.有助于促进稳定房价
通过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可以有效地稳定房价，继而确保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目标能够得到实现。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国的房价在不断上涨，其种男女比例失调对于房价上涨的趋势产生了一定的促进。在2015年时，我国的房价月均增幅达到了0.5%，在一些大城市之中甚至是达到了2%。房价的虚高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会威胁到国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如果出现楼市价格泡沫的破灭，那么对于国家社会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而在全面二胎政策实施之后，可以使得男女比例得到一定的调整，也有助于增加楼市的刚需，对于房价的稳定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进而可以在一定层面上稳定经济。
三、结语
总之，全面二胎政策的时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进行解决，但是很多问题并不是在短期内就可以得到解决的，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对于全面二胎政策，我们不能仅仅是看到其带来的积极影响，同时还必须要对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进行清楚的认识，并提前做好预防措施，以确保国家的稳定发展。
一个国家的生育政策是关乎于国计民生的大事情，生育经济学对家庭生育偏好的研究，不仅关注生产力，而且关注消费力。相对于美国、欧洲及日本而言，中国经济消费率偏低的原因之一也是城市家庭的平均生育率偏低。可想而知，一个家庭多生一个孩子的消费总额会增加多少。然而在这里，城市化驱动消费升级的趋势却遇到了人性的“二律背反”：女性职业化一方面激发女性的消费欲望，另一方面会抑制女性的生育偏好。家务的社会化增加家庭生育成本，抑制个人消费欲望，人性的道德冲突由此浮现：女人的一生应该更多为孩子活还是为自己活？和社会学不同，经济学把孩子定义为社会产品（Social Goods），把家庭的生育行为定义为社会劳动力的再生产，所以生儿育女在欲望都市具有家庭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双重属性。既然生儿育女不仅是家庭义务而且是社会责任，生育政策是应限制还是鼓励生育呢？
目前，中国缓慢的人口增长速度，带来了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的现象。人口老龄化必然带来社会劳动力短缺、人口红利消失、楼市泡沫等严重的经济问题。开放二孩政策能够在合理范围内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同时又保证人口在持续增长的状态，缓解老龄化情况，缓解社会经济因人口增长缓慢带来的问题。
一、全面开放二孩的相关背景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增长率每年呈递减规律，我国成为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相较人口增长过快带来的经济压力、资源压力，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劳动力短缺情况会进一步导致人口增长率降低，导致我国人口老龄化进一步严重，我国人口结构失衡，造成更多的社会问题出现。相关人士指出，分布单独二胎政策（夫妻一方是独生子女可生二胎）对社会劳动力的减少并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要通过全面开放二孩正政策才能够缓解危机。
二、全面开放二孩的必要性
1.人口结构趋于正常化
按照国际标准，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是指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的数量达到社会总人口的10%及以上，或是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数量达到社会总人口数量的7%。按照这一标准，本世纪初，我国就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正是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增长率进行了严格的控制，导致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断下降，社会老年人比例不断提高，我国社会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若二孩政策难以顺利实施，不能够全面展开，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人口增长速率的缓慢会进一步影响社会的人口构成。我国社会老年人比例会进一步上升，青少年的比例会不断下降，中国社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供养老人以及小孩，对社会经济、家庭经济都会带来重大的不良影响。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能够提升社会青壮年的比例，提升社会劳动力数量，对劳动力供养情况得到显著的缓解，对改善社会经济、家庭经济都有着重要意义。
2.经济发展需求
社会劳动力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社会拥有足够的劳动力才能够进一步发展经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我国社会劳动力人口比例会在一段时间后得到显著的提升。只有劳动力数量的增多，才能够在飞速发展的社会科技水平之下，提升我国的社会生产效率，促进社会的生产力水平的发展，从而全面的提升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另外，二孩政策的推行，能够化解社保空账危机和楼市泡沫，一定程度上稳定了社会经济环境，有利于经济市场更好的发展运行。
三、全面开放二孩的经济意义
1.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社会人口众多，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需要人口红利的支持。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飞速发展，这其中人口红利所起的作用不可估量。但随着人口增长速度的不断缓慢，我国的人口红利不断在降低，甚至有专家预测人口红利即将会消失，中国社会即将出现“未富先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极大的威胁。而开放二孩政策能够有效缓解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保证社会经济增长速度。我国人口增长速度的降低，主要体现在我国生育率的降低，与我国发展中国家的这一国情不相符，造成我国经济增长出现了“隐形减缓”的现象，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会出现经济增长率下滑的情况。二孩开放必然能够缓解人口红利下降设置消失的情况，避免经济下滑。
2.化解楼市泡沫
楼市泡沫现象是指房价不断上升，实际房价与社会实际可承受的房价不协调，出现了“泡沫假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的房价已经严重虚高，并且这一泡沫现象正在不断的向中小型城市延伸。以北京为例，2004年至2014年，尽管政府已经对房地产企业以及二套房等等做出了各种缓解措施，但十年内北京房价增长幅度还是高达四倍有余，城市居民住房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住房作为群众生活的必须物品，对社会和谐、经济稳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对于提升人口增长，促进居民住房实际需求有着重要意义。而住房实际需求的增加，是稳定房价的重要手段，能够解决目前我国严重的楼市泡沫的问题，对于稳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有着重要意义。
3.解决社保空账危机
为了解决我国严重的人口老龄化对劳动力带来的巨大的供养负担，也为了保障老年人的正常生活，社会保障制度开始逐渐在我国运行。然而我国社保发展历史比较短暂，发展速度也相对比较缓慢，与我国目前人口老龄化速度严重不符，造成了我国社保资金流入减少，甚至出现负增长，出现了严重的空账危机。而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能够缓解人口老龄化情况，缓解社保资金的流出速度，缓解空账危机。
四、总结
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与我国人口增长息息相关，二孩政策的全面开放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难以估量的影响。当然，这些影响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目前学术界依旧争论不休，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二孩政策的开放，必然带来社会劳动力比例的上升，对社会经济发展必然存在众多积极意义值得深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