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新闻传播史学是研究中外新闻事业、传播学说产生发展的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新闻科学，它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与新闻理论、新闻业务课程一样，其课程教学在讲授方法、教授方式上面临着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各层次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其面临的教学方法改进的压力大大高于其他课程。如何适应目前变化的教学环境、改变其难教的现状成为这类课程教学面临的问题。
一、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临的困境
1.体系庞大，知识点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高校新闻传播学科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史学基础课程(含《中国新闻传播史》、《世界新闻传播史》)一直以专业必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进行通识教育的功能;新闻传播史学延伸课程(包括媒介发展史、新闻教育史、新闻学术史、广播电视史、广告史等方面的课程)以专业选修课的定位出现，发挥着拓展专门知识的功能;二者共同构筑了对于新闻传播学科学生进行通识知识教育和专门知识教育的平台。
《中国新闻传播史》课程教学内容的主要框架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总体脉络和历史沿革，包括重要的新闻媒介、新闻人、新闻事件、新闻作品，重要新闻理论家、新闻研究者和他们在特定时代的新闻学说、传播思想等;从而探讨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本土化特征，中国新闻传播事业在社会发展、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中作出的贡献以及它与中国社会文化进步的关系。
《世界新闻传播史》课程主要教学内容为欧美主要国家在近代、现代、当代以来的重大新闻界活动，美、英、德、意、俄、日等国各个历史时期主要新闻传播媒介(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以及新闻机构的产生发展过程、重要新闻人言论活动等，进而探讨西方新闻思想、传播观念、管理体制、新闻报道的诸多风格等相关问题。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新闻传播史学课程在教学内容上面临双重的困境:一方面要把庞大体系、众多知识点整合成有趣味的、学生可接受的内容，需要教师知识广博，变“标本”为“活体，’;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及现代化的推进，传统的僵化的“革命化”视角已疏离了今天的现实，必须用新的视角才能解释全球化、信息化语境下的诸多现实及其历史擅变，这需要教师必须做到视角“转型”。
2.教育技术含量高。在教育技术层面上，伴随着新媒体、新兴技术在新闻业务类课程中的普遍应用，学生对新闻业务类课程的兴趣与日俱增，这对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形成了挑战。那么，现实的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中的课件制作、多媒体应用、网络教学等不再只是一种附属和装饰，而同样成了一种吸引学生、深化教学、提高表达水平的必备手段。
二、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
新闻传播史学课程面对庞杂的教学体系、教育技术层面、教学理论层面的挑战如何解决?这是目前这类课程授课教师正在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新闻传播史学课程自身教学方法的改进来转变，具体说就是:在教学内容上重视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在秉承史学传统品质的同时，将文化史视角、社会史视角引人到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教学当中来。
1.明确新闻传播史学的当代性意义。何兆武先生认为:“通常我们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指过去发生过的事件，一是指我们对过去事件的理解和叙述”，由此构成了历史事实和历史认识:“前者是史事，后者是历史学，有关前者的理论是历史理论，有关后者的理论是史学理论。历史理论是历史的形而上学，史学理论是历史学的知识论。”按照这二者关系的思路，新闻传播史实与认识的关系可以表述为:新闻传播史实是证明曾经发生过事实的有关记载，可以使人们想象再现这一事件的象征，存在于人们头脑、精神世界、文化创造中;新闻传播史认识是对子新闻传播史实的重构、重组。那么如何从当代性的意义对新闻传播史实进行“重构、重组”呢?
当代性是“全部历史的本质特征”。新闻传播史实是构成新闻传播史的基础，对它的认识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思想认识的深化、对史料的理解变化而改变。、新闻传播史学家让新闻传播史成为总结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鲜活记忆，那么新闻传播史学课程授课教师要做的就是使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得以体现。新闻传播史的当代性就是让学生认识到新闻传播史总同当代社会、现世人生息息相关，它对个人生活、人类生存来说是不可分离的，其一切内涵(包括价值、发展规律、形态变化等)都属于当下此刻，新闻传播史是活的现实而非死的标本，是现实之镜而非流逝的旧影。当学生认识到学习新闻传播史是基于现实的激情而非思古的幽情时，教师的激情和学生的兴趣会同时被点燃。
2.重视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方汉奇先生认为:“新闻史是一门科学，是一门考察和研究新闻事业发生发展历史及其衍变规律的科学……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在门类繁多的历史科学中，它属于文化史的范畴，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新闻事业是文化事业，新闻机关是文化机关，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文化方面的范畴。”新闻传播史既然作为文化史的组成部分，那么改变其传统教学中少有文化、少有鲜活思想的状貌就迫在眉睫。
文化是当下的一个关键词。作为应用于新闻传播史学课程中的文化研究方法不仅仅是社会学层面与政治、经济等并列的一个领域的指称，它“更加体现为人类永远追求创造、超越和批判的精神向度”。过去很长时间新闻传播史学课程的教学思路由于受到“革命化范式”的影响，“中新史”一直以“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为主线构筑，形成了单一的阶级斗争史的模式;而“外新史”也以强化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和资产阶级新闻事业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新闻事业与资本主义阵营新闻事业的抗衡为主调。这些模式已经无法令人信服地解释诸多史实。相比较下文化学视角则要敦厚、公允得多，也更有利于论证、阐释诸多史实，因而含有较丰厚文化含量的新闻传播史学也就更令人信服。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新闻传播史学家对新闻传播史本体的追寻，新闻传播史学在内容上逐步摆脱了对政治斗争史、政治思想史的重复和演绎，回归到新闻事业自身过程与规律的探讨上。这表现为由重视报刊形式转向宣传内容、由着重历史沿革转向社会作用、由微观考据转向历史分析的转化。这种逐步以新闻事业自身属性为中心，展示新闻传播思想活动、传播媒介殖变的方法着重探讨新佣事业自身产生发展的过程与规律，彰显了新闻传播的现实影响力，进而显示出了新闻传播史学作为“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现实文化内涵和文化意义。这正是我们引人文化学视角的现实语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政治说教与宣传在新闻传播史中不再居于独尊的地位，而尝试建构一种文化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它以新闻事业作为本体，以整个世界新闻历史的全局为对象，以跨时间、跨空间和综合多种传播媒介作为方法探讨新闻传播史的价值与规律。
3.关注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20世纪以来史学研究的一系列新的动向和新的发展总称为“新史学”。引人社会史的视角研究新闻传播史学，则新闻传播史学也会被改造成新史学所共同追求的总体史。李彬认为“社会史范式在新闻史研究中体现为三种融合: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的融合(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新闻理论与新闻史的融合(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那么社会史视角带来的结果如何呢?
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学注重的是“社会的整体关系、整体结构，针对的是千百万人的日常生活、历史实践，追求的是一种综合的、系统的、全面的总体史”。社会史视角下的新闻传播史不仅仅就新闻谈新闻、就媒体谈媒体，而是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联系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如政治经济、日常生活、文化思想、时代心理、社会风俗习惯等。
基金项目：2010年国家重大招标课题《当代中国公民思想道德素质与中国社会文明程度研究》（10&ZD049）的子课题《政治文明与当代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程度》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邵 腾，男，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理论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当代中国政府与政治；
张英魁，男，南开大学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与乡村社会学。
意识形态（Ideology）对于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与提升政治正当性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意识形态传播面临着诸多新情况与新问题。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是指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体系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推进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意识形态的传播问题尤为重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1]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作为大众传媒中的重要政治、经济与文化信息传播渠道，承担着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职责，其传播绩效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塑造与政治正当性的损益。值得肯定地是，多数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贡献良多。但是，从时事新闻的意识形态传播功能承载、传播方式以及媒体意识形态的系统传播三方面来考量，当前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却还存在着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的疏离：传播功能弱化
传播主流意识是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一项极其重要的功能。所谓时事新闻，是指“刊期内发生的国内外大事的综合报道、综述、背景分析、大事记、专题报道等”[2]。这表明时事新闻的主要内容是国内外近期发生的大事，内容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时事新闻因而呈现两大特征：时效性与广泛性。而在社会主义中国，电视媒体是执政党和政府的喉舌，承担着主流意识传播的关键功能。那么，时事新闻作为电视媒体中的重要板块，更因其与政治高度相关、与社会生活紧密衔接、与受众接触频率极高，而成为电视媒体传播主流意识的主力军。时效性产生吸引力，广泛性带来触及力。时事新闻应充分发挥自身两大优势，担负好主流意识传播的职责，常态化而高频率地将主流意识输送到受众那里，扮演好主流意识传播的尖兵角色。
但在现实世界中，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与主流意识传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疏离，其传播功能弱化甚至缺失。主要体现有三：一是传播的阵地意识缺失。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自觉不自觉地忽视其主流意识传播功能的发挥，在日常新闻节目的策划环节缺乏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主动性。二是传播的行为缺失。缺乏传播的阵地意识必然导致传播行为的缺失，一些电视媒体在时事新闻节目中对主流意识传播的份量不多，所占版块不大。三是传播的非常态化。部分电视媒体的时事新闻节目虽然不乏主流意识的传播意识和传播行为，然而却并未形成一种机制化传播的理念和行动，处于一种被动为之的低级状态。如此一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丧失了一条极为重要的传播渠道，传播幅度大为缩小，传播效力自然受损，进而导致其辐射力减弱。
上述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逐步向多领域拓展并向深层次推进。与此同时，社会生活领域发育并成长起来，社会文化呈现出与以往迥异的相对自由与世俗化特征。从这一视角来分析，导致时事新闻主流意识传播功能弱化的根源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是基于新闻媒体市场化运作的收视率诉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种媒体陆续由事业单位改制为企业，从行政统辖转为市场化运作。自负盈亏与市场竞争促使各种媒体不得不遵循市场规律，注重收视率，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就要求电视媒体节目包括时事新闻在内，必须追随和吻合大众的阅听趣味与现时需求。在此情形下，主流意识传播的弱化就不难理解了。
其二是当下社会文化的娱乐性与消费性。有学者认为，精英文化的衰落与大众文化的兴起是20世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3]。市场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物质繁荣，温饱而小康之后的文化诉求开始转向以个人官能的愉悦与感性面的暂时满足。应时的娱乐文化与消费文化等迅速发展起来，并因颇受大众追捧而占据了当前文化阵地的主流位置。当这样一种文化形态与媒体的收视率诉求汇至一处，结果必然是后者毅然投入前者的怀抱。这是一种极为现实的抉择。但是，这种抉择的代价是挤压和占领了主流意识传播的生存空间。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电视媒体节目满足了自身利益的考量，却造成了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弱化乃至缺失。
上述失位现实亟待改革，时事新闻应该回归其传播主流意识的应然位置，治理之道在于促进其重回其位。时事新闻固然应为其电视媒体收视率作出贡献，但无论如何它都不能只是作为大众的娱乐佣人和消费向导一类的角色而存在。它有着更加崇高和理性化的职责。所以，时事新闻应该恢复并强化其主流意识的传播功能，总方针是统筹兼顾职责履行与市场效益。
要强化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理念。时事新闻的特性决定了其主流意识传播的主体地位，故应名正言顺而又责无旁贷地担起传播主流意识的职责。要端正对于主流意识传播重大价值的认识，真正将其作为自身功能定位而贯彻于传播实践过程中。
合理安排传播主流意识的节目与其他节目之间的版面比例。获取市场效益关乎生存，传播主流意识关乎使命，生存与使命不可偏废其一。所以，时事新闻应在节目设计上推陈出新，合理规划，既要恢复主流意识传播的节目比例，又要避免其过度挤压其他节目版面而造成收视率下滑。总之要通过精心计算寻求一种最佳规划方案。
实现主流意识传播的常态化。时事新闻应该稳健地履行传播主流意识的功能。而且，主流意识的传播是一项旷日持久的工作，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只有坚持不懈地传播，方可深入人心并起到影响人们心理和行为的功用。所以，时事新闻应进行机制化管理，设置相关规则，避免主流意识传播的随意性，并进而成为一种固定存在。
二、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主流意识的教条化传播：传播的异化
时事新闻节目传播主流意识的方法应遵循新闻与传播规律。一个完整的新闻传播系统包含四项要素：传播者、信息、传播媒介与受众。有学者认为，受众之所以关注新闻，是出于对异常事物、相关利益和个人偏好的关注，新闻价值就体现于满足受众上述需求[4]。承载着主流意识的时事新闻仍不脱新闻本质，因而同样要具备新闻价值，满足受众需求，进而引其关注。而传播学的核心语汇“传播”，本身就具有“‘共享’的基本内涵，表明其本意是双向、互动的，它是指信息、知识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动和变化”[5]。所以，时事新闻的主流意识传播应重视受众认可与接受心理。唯有取得受众的心理认同，主流意识方可发挥应有作用，其传播方可谓行之有效。这就要求时事新闻工作者应根据新闻的科学规律与受众的心理特征，将严肃的理论化的主流意识形态转化为受众乐为观读的新闻形式，做到时事新闻与主流意识的高度融合。在满足受众新闻需求的同时，将主流意识春风化雨般传递给受众。
然而，目前时事新闻在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方法层面存在教条化传播现象。部分时事新闻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处理和转化，没有真正掌握所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真谛所在，缺乏对于传播规律的理解和运用，也未将新闻与主流意识形态融为一体，反而将主流意识形态生硬地直塞给受众，致使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为单方面的“自说自话”。表面看来，每一句话、每一段文字和每一幅画面都在“传播”主流意识，但实际上已经远远背离意识形态传播规律，而且由于严重忽视受众心理认可与接受状况，激起了受众内心的反感与厌恶，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异化：欲以传播促进受众对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却导致了受众因传播不当而对此产生排斥。空耗人、财、物等资源，未取得预期认同效果不说，反而加剧了某种程度上的不认同现象的产生。
客观地说，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的出现有其历史原因。时事新闻传播主体的传播观念未能与时代变化和受众心理的转向而同步创新，仍在惯性作用下沿袭过去那种单纯灌输传播方法。灌输理论最早源于列宁，他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这种理论后来发展成为一种“圭臬”式教育方法。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内，灌输方法成为我国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渠道，并在特定的年挥了显著作用。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这种方法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基本上忽略了受众的心理需求和心理认同。在规制宽松化、个人主体性获得增长和思想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现代民主社会中，时事新闻的受众不再仅仅是一个个信息接收者，还是一个信息发出者。单向度的灌输之道只停留于将主流意识形态形态传递至受众，而不顾及受众对此的心理接受和认可。有学者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受众心理机制划分为四个维度：认知图示的运动与契合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结构，情感体验是受众夯实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机制，需要驱动是受众接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根本动力，行为实践是强化受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念的有效方式[6]。对受众心理认同问题的认知不足与把握欠缺是当前时事新闻主流意识教条化传播的根源所在。
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的有效性要求必须摒弃教条化传播。如果将受众心理认同看作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成败的关键，就应通过争取受众心理认同来控制意识形态传播过程与结果。应加强以下三个方面的建设：
其一，除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基本能力之外，意识形态传播主体还应具备对于受众心理的认知和把握能力，包括对受众的语言和行为传达的心理状态的识别与判定，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进行受众心理规律总结的概括能力，以及根据受众心理变化特点适时适度调整意识形态传播策略的能力。
其二，时事新闻意识形态传播的方法应该丰富多样，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传播方法体系。传播方法还应呈现人性化与清新化特征，既充分考虑受众的精神与生活需求，又能避免因干瘪单一而引起受众“审美疲劳”，比如可以采取寓教于乐的方式，去除意识形态传播节目过于刻板的严肃面孔，以一种生活化的姿态争取与受众之间产生共鸣。
其三，传播与反馈的双向通道建设是实现有效传播的重中之重。传统的意识形态传播只是时事新闻本身的自说自话，因为缺乏反馈的通道。而“对于新闻媒介来说，不仅要‘联系’读者，还要下更大的工夫去倾听他们的意见，咀嚼他们的批评并向他们作出交代。”[7]所以，不仅要认识到取得受众心理认同的重要性，而且要精心设计受众对于意识形态的反馈通道。现代科技突飞猛进，各种通信手段日新月异。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信和网络科技的发展成果，建立起畅通无阻的反馈渠道，给予受众观点表达和观点争鸣的机会与路径，完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过程的双向反馈通道，最大限度地避免意识形态传播异化现象的产生。
三、部分电视媒体时事新闻节目的主流意识孤立化传播：多元异质信息的挑战
电视媒体的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诸多部分，时事新闻只是其中重要的一部分。鉴于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长期性，时事新闻一家的传播力量不免显得单薄。因此，包括时事新闻在内的新闻媒介诸节目群，都负有且应担起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由此可见，意识形态传播的系统应是一个有机系统，即系统的每一部分能够做到相互协调和支持。各种媒体节目联袂传播，各种散化资源和力量整合为一股强大合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效果自然大幅上扬。事实上，媒体节目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总会传达出一定的思想、价值、理念和愿景，时事新闻之外的其他节目（电视剧、选秀等娱乐节目）自觉或不自觉地裹挟着某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消费和购物的节目所体现出的消费主义也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讴歌英雄模范与伟大人物的影视节目也在传递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
就目前来说，时事新闻与其他媒体节目在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上尚未做到协同传播。一些媒体没有积极主动地履行其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职责。更为甚者，部分媒体节目所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出现了冲突和悖反，以致抵消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努力和成效。举例而言，部分影视、娱乐作品中个人主义的宣扬、自由化鼓吹以及对西方资本主义的美化，就与时事新闻中主流意识形态所宣扬的集体主义、四项基本原则与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背道而驰。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化显而易见，多元的异质信息正在消解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成效。
以上所言孤立化传播的原因可从客观方面与主观方面来解读。就客观原因而言，全球化、通信革命与文化改革，推动了各种文化和思潮的多元发展，极大地影响了人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构成。各种思想文化成分投射到电视媒体节目中，就出现了电视媒体节目精神层面和行为层面的多元化。
就主观原因而言，一是新闻媒介的自身利益驱动。正如上文所述，市场化了的电视媒体需要收视率以求得生存，因此自然会逢迎受众的口味。而在当代，精粹与糟粕、先进与落后都自有市场。意识形态的理论抽象性与整体性使传播需要主客观条件，对人的理性精神与人文情感都有较高的要求。而其他娱乐化的节目，更容易引起大众的兴趣，因而在传播主流价值观时形成异质价值的挑战。同一电视媒体的不同节目间所传播的意识形态掣肘情形也就不难理解了。二是电视媒体节目管理者的失策，体现为意识形态整合传播的缺失。一些管理者尚缺乏对于其他媒体节目传播意识形态功用的清晰认知，自然不会将其纳入传播体系。一些管理者则尚未察觉其他媒体节目正在传播的意识形态与时事新闻所传播者相悖的现实，因而不能纠正传播中的冲突问题。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导致了当前媒体节目群意识形态传播上各自为战的纷乱格局。为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促进主流意识形态的协同传播：
首先，应当建立意识形态传播的整合机制，以改变时事新闻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孤立处境。整合离不开全部电视媒体工作者的集体努力，所以要对其进行意识形态协同传播的教育，具体内容包括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责任教育，帮助其树立主流意识传播的阵地意识，以及意识形态传播的协作观念等。
一、新闻翻译的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不断发展，大众传播媒介都需要翻译大量国际新闻来满足大众的信息需求。正是出于对新闻翻译重要性的认识，一些院校开始重视新闻翻译课程，在专业中设置新闻翻译方向。目前，我国仅有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暨南大学等为数不多的几所高校开设了该专业。新闻翻译是一门交叉学科，而国内对新闻翻译领域的研究绝大多数是从语言学和翻译学的角度出发的，如有学者曾对发表于1979-2006年间的有关新闻翻译研究的论文进行了收集分类，发现我国在此期间新闻翻译研究的主题中有关新闻文体特点和翻译方法的文章占61％。但是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除了语言学和翻译学的知识外，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新闻翻译实践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强调新闻翻译的传播本质，试图从传播学的角度出发，对新闻翻译实践加以分析研究。
二、翻译的传播本质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换活动，具有传播的一般性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翻译学研究者开始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即翻译传播理论，它将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进行研究，认为翻译本身就是一种传播行为。沃尔夫拉姆·威尔斯在《翻译学：问题与方法》中提出“翻译是与语言行为和抉择密切相关的一种语际信息传递的特殊方式。”。这一定义对翻译进行动态的过程分析，逐渐明晰了翻译的传播本质。吕俊教授是国内翻译传播理论的先驱研究者，对翻译传播的本体、载体、客体、环境和效果等进行跨学科研究，他认为翻译的本质是传播，是一种跨文化跨语际的特殊的传播活动。。翻译同样具有传播学的一般性质，即是一种社会信息的传递，表现为传播者、传播渠道、受信者之间一系列关系；是一个由传播关系组成的动态的有结构的信息传递过程；是一种社会活动，其关系反映社会关系的特点。与普通传播过程不同的是，翻译是在跨文化间进行的，操纵者所选择的符号也不再是原来的符号系统，而是产生了文化换码，但其原理却是与普通传播相同的。正是由于翻译的这种传播本质，译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翻译的传播目的，才能使翻译活动顺利地发挥信息传播的功能。
三、传播学模式下的新闻翻译
传播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于美国，韦伯·香农是其创始人。韦伯发现了构成传播过程的五种基本要素，形成了传播学上的“五w模式”：whosayswhatin what channelto whomwith what effects，即：传者信息渠道受者效果。这一模式包括了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渠道、传播对象和传播效果等五个方面的内容。针对这五种要素拉斯韦尔又提出五种与之相对应的传播研究：对应传播主体的“控制分析”，对应传播内容的“内容分析”，对应渠道研究的“媒介分析”，对应传播对象的“受众分析”，以及与传播效果对应的“效果分析”。按照这一模式，新闻翻译的传播模式可解读为在两种语言环境下的两个传播过程，即原新闻的首次传播：原新闻作者原新闻媒体原新闻读者效果；译文新闻的再次传播：新闻翻译者译文新闻媒体译文读者效果。因此，要使新闻在目标语境中取得最好的传播效果，就必须对新闻翻译的传播过程加以分析研究，使每个传播环节都顺利地发挥作用。
1 新闻翻译的控制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一种传播活动，是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也就是特定的生态环境下进行的。新闻翻译者具有译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应承担言论出版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遵守相应的传播制度。因此，译者在翻译前首先应了解特定社会制度和传播制度下的媒介控制问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国家和政府的政治控制、利益群体和经济势力的经济控制、思想文化和社会监督的文化控制。新闻翻译是两种语言间的传播活动，新闻翻译者除需精通双语外，还必须具备渊博的背景知识，对法律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体育等专门领域也要有基本的认识，才足以应对包罗万象的新闻题材。
2 新闻翻译的内容分析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传播学的奠基人之一库尔特·卢因提出了新闻选择的“把关人”理论，形象地说明了大众传播是如何报道新闻的。他认为在群体传播过程中存在着一些把关人，只有符合群体规范或把关人价值标准的信息内容才能挤入传播的渠道。记者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素材应该写成新闻稿；编辑是把关人，决定着那些新闻稿应该刊播；编审和总编是把把关人，决定着那些内容应该成为重要新闻等等。而新闻翻译中，翻译者也是把关人，决定着哪些新闻应该翻译以及如何翻译。新闻翻译者对新闻价值和新闻要素的研究深刻影响着对翻译内容的选择。新闻翻译具有重要的国际通讯功能，对国家社会有重大影响，因此新闻翻译者面对全球排山倒海的外电报道，必须有能力筛选重要事件，从本地的角度，加以消化重组，同时兼顾新闻的完整性以及读者的兴趣。
国际新闻的翻译非常注重综合翻译改写，尤其在遇到突发事件时，常常采用先综合整理后翻译改写的报道方式以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新闻翻译中的翻译改写技巧相当于翻译领域研究的“变译”。所谓“变译”，指译者据特定条件下特定读者的特殊需求采用增、减、编、述、缩、并、改等变通手段摄取原作有关内容的翻译活动。具体而言，变译可以是摘译、编译、改译、缩译、译写、译述、译评等等方式。新闻翻译者的任务是根据新闻的不同语体，读者的立场视角，以及两种语言所处环境的不同传播环境(即政治、经济、文化制度)，采用变译的方式，对原新闻的内容进行有选择有目的的编排整理，进而翻译改写，向读者传递其最需要的信息。
3 新闻翻译的媒介分析
媒介作为信息传递、交流的工具和手段，在人类传播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认识和研究翻译与不同形式的媒介之间的关系，非常有利于研究翻译的效率、速度、质量、翻译量的大小与翻译传播媒介发展水平的关系。如果在这方面认识不清，不注意研究，就会制约翻译传播事业的发展。相反，加强对媒介的研究，增强其可靠性、效果性，就会极大的促进翻译事业的发展。对媒介的认识与研究对新闻翻译者尤为重要。只有了解各种媒介的类型和特点，新闻翻译者才能通过媒介更好地把信息传递给读者。只有对新闻传播媒介有系统的认识，才能在跨媒介类型的翻译任务中顺利地将原媒介的新闻翻译成更适合目标媒介的新闻。如今，随着多媒体和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型的媒介不断出现对新闻翻译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 新闻翻译的受众分析
受众，简单地讲就是传播活动的目的地，是传播内容的归宿，同时它又是传播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没有受众的参与，传播活动是不完整的。大众传播的受众主要包括报纸杂志的读者以及广播电视等听众与观众。由于文化、语言、政治及生活环境的差异，受众对新闻内容有着不同的兴趣及需求。各国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习惯、思维方式、经济发展状况等等给信息传播造成了必然的障碍。作为信息的传播者，新闻翻译者必须对译文的受众有所了解，确定受众的社会阶层、经济文化政治背景、教育程度、年龄层次、职业差异、价值取向等等随着资信革命和互联网时代的降临，如何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和喜欢阅读的信息，是新闻翻译工作者面对的巨大挑战。
5 新闻翻译的效果分析
新闻翻译作为信息传播活动，其传播效果是评价新闻翻译的重要标准，因此，传播活动的效果如何也是新闻翻译者应当关注的问题。在传播学的研究领域，传播效果指带有说服动机的传播行为在受传者身上引起的心理、态度和行为的变化，还指传播活动尤其是报刊、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受传者和社会所产生的一切影响和结果的总体，不管这些影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显在的还是潜在的。在大众传播效果研究中，尤以大众传播的活动对社会的运行、变化和发展所产生的宏观效果为主要参考对象。传播效果是检验传播活动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如果传播者发出的信息不被受众接受，效果不佳或者甚至适得其反，那就失去了传播意义。新闻翻译的成功与否，同样也取决于新闻翻译。新闻中新词新语的翻译对传播效果的影响尤其显著。大量的研究证明，传播效果不仅受传播主体。传播内容和技巧的影响，受众自身的属性，也就是他们的阅读兴趣、政治态度、价值观等差异，也制约着传播的效果。
华中理工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申凡教授认为，我国对传播心理学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主要以新闻心理研究的形式呈现出来的，虽然研究方法单一，但是它研究的传者（记者、编辑）心理、受众心理，研究的采访、写作、编辑活动中的心理规律，在当时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新闻学研究起到补充、拓展领域的作用；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至今，直接以传播心理学的形式展开的，虽然研究方法日益严密与科学，但是内容要么与传播学理论重复、重叠，要么是对传播中的心理术语简单解释，这些研究尚不能达到补充传播学与拓展传播学研究空间的作用。申凡教授建议，可以从对传播学研究拾缺补漏的地方入手，开拓自己的领域；也可以把传播学中已有的心理研究作为起点，再向纵深方向研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再逐步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林之达研究员发表了对传播心理学建构革新的想法。他认为：用普通心理学理论框架中的原理来观察、解释传播（包括传播的各外延）领域中的心理现象，结果把这些领域中有机联系的心理系统切割成互不联系的零碎心理现象。本研究采取另一种思路：第一步，考察、揭示了传播系统与心理系统原来是人类精神生产流水线上紧紧相扣、不可分离的工序，传播的天职就是为心理系统输送精神能源材料，心理系统的使命就是把传播系统送来的信息，通过一系列心理反应，转化成与信息异质的心理能，心理能外化为人的行为，行为做功，便产生了传播的社会效果；第二步，沿着传播领域各心理系统本来有机联系着的脉络建构传播心理学（包括新闻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宣传心理学在内的各分支学科）的理论框架。
北京广播学院国际传播学院陈卫星教授的发言，从帕洛・阿尔托学派的基本原理出发，探讨传播心理的建构过程。帕洛・阿尔托学派的语用学理论是要把传播作为一个被整合的社会现象来考察，把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考虑，从元传播入手，从非传播的模态找出传播的可能性。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周庆元教授认为，整个20世纪，对于新闻与传播心理研究对象的认知历程可归纳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孕育期，可称为“采访对象说”，这是20世纪初期关于新闻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基本认识，代表人物是邵飘萍等；第二阶段是萌生期，可称为“受众心理说”，进入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新闻学者提出要对受众心理进行研究，代表人物是安岗、陈朗等；第三阶段是草创期，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张骏德、刘海贵合著的《新闻心理学》正式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新闻心理学专著，尽管不成熟不完善，然而它初步提出了新闻心理学的框架结构，开创了新闻心理学研究的崭新时代。这一时期的汪新源先生提出了“记者为主说”；第四阶段是发展期，可称为“认识主体说”，酝酿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成熟于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主要代表有刘京林等。
对于传播心理学与新闻心理学的关系问题，与会代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传播心理学包括、涵盖了新闻心理学，目前是新闻心理学向传播心理学方向发展；另一种认为两者相互关联又相互独立，不存在种属关系。北京广播学院刘京林教授过去认为传播心理学涵盖新闻心理学，现在则认为两者不存在种属关系，而是并列关系。她解释说：“按照完形理论的观点，被整合之后的对象不能再分解为构成它的最基本的元素。同理，虽然新闻学、心理学等学科曾经是传播学的前身与源头，但是传播学一旦形成独立的学科之后，便可以与新闻学、心理学平起平坐，相互之间不存在归属关系。以此类推，传播心理学和新闻心理学也不存在归属关系，而是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又各自独立的学科。”
[关键词]
新闻；传播；媒体；新闻教育
读了《国际新闻界》今年第3期上发表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卡莱(Jamesw．Caxey)教授的文章《新闻教育错在哪里》，以及同期刊载的当时正在香港做访问教授的美国哈佛大学李欧梵教授的回应文章《媒体更新与新闻教育》，引发了我许多思考。
文中谈到的美国和香港地区新闻学研究和新闻学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似乎在我们这里都有所反映，有所表现。以笔者之见，这些问题的产生虽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人们对新闻学和新闻教育的基本内涵、基本理念的认知与理解存在歧见。
我很欣赏卡莱教授提出的新闻教育必须遵守的三条原则。这三条原则是对新闻教育内涵及目标的独到概括，也是对新闻学学科本质及特征的深刻表述。联系到近些年来我国新闻教育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很有必要对卡莱教授的这三条原则作认真的解读和思考。下面是我对卡莱教授文章及其所提三条原则的一些思考和回应。
一、新闻学和新闻教育不等同于或包含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
卡莱教授强调新闻学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实践学科”，有其特定的学科范畴和理论内涵，有其深刻的“人文学科基础”和特定的“人文价值因素”。他反对把新闻同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相关的学科等同起来，抹煞新闻学自身的学科特征及其价值体系。他主张新闻教育必须“将新闻学本身作为目标”。
那么，“新闻学本身”到底指的是什么呢?我理解，它应当是一种能代表和反映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基本理念的东西。
新闻传播的基本特征是传播新闻，因此，新闻学首先必须弄清“什么是新闻”，进而还要弄清“新闻事业是做什么的”，“新闻工作者应当是怎样的人”。这是新闻学需要解决的三个基本问题，也是属于“新闻学本身”的基本理念的东西。
新闻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要让学生掌握这些基本理念，真正弄清什么是新闻，什么不是新闻；弄清新闻事业的宗旨、任务和职责是什么，什么是新闻事业应当做的，什么是新闻事业不能做的；弄清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特征和职业素养是什么，怎样才能做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如果学了几年新闻学专业，到头来这几个基本问题、基本理念还没弄清楚，弄明白，那么，新闻教育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现在，在我们的新闻实际工作中存在着许多奇怪的现象。如有的人把广告当作新闻；有的人任意策划和制造新闻；有的人以稿谋私，搞“有偿新闻”；有的人把新闻工作作为追逐个人名利的手段；有的人把新闻媒介当作表达个人情感和意见的工具等等。这些有悖新闻工作基本专业理念，有违新闻职业基本道德准则的问题的出现和存在，说明在我们的新闻队伍中的确有许多人对“新闻学本身”的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弄清楚。
新闻实际工作中所存在的这些问题同新闻教育也有一定关系。近些年来，一些新闻院校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加大了广告、公关、传播等课程和内容，而放松或减弱了对一些传统新闻学课程和内容的教学，致使有些学生混淆了新闻与广告、公关、传播等的界限，同时忽视了对新闻学基本理念和基本观点的掌握和理解。
当然，为了扩展学生的知识面，同时也为了增加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机会，在新闻学专业教育中开设一些与新闻学相关的广告、传播、媒体研究、公共关系和广播等课程，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应当提倡的。但问题在于不能因此混淆它们同新闻的区别，特别是不能用某一门学科知识来代替新闻学。例如，在处理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关系上就存在一些这方面的问题。
近些年来，随着传播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研究成果的不断积累与扩大，传播学越来越被人们所认知和接受，其影响力越来越大，学科地位也越来越高(已成为与新闻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传播学的发展对新闻学既产生了一定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扩大了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充实了新闻学的学科内容，完善了新闻学的研究方法——同时也给新闻学带来一些冲击和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新闻学的学科界限，淡化了新闻学的传统理论，弱化了新闻学的学科地位——正是在这种冲击和影响下，有些人提出，传统新闻学已经过时，主张用传播学来代替新闻学。表现在新闻教育中，就是有意或无意地弱化和排斥新闻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的教育。
其实，传播学与新闻学虽然有不少联系，但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与方式上都有着明显的区别。在新闻教育中应当讲清它们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切忌将它们混为一谈，更不应该用传播学来简单地取代新闻学。
卡莱教授在文章中谈到的传播(学)对于新闻(学)的消极影响对我们不无启示。他指出：“传播以功利主义的眼光审视新闻，而不是研究它的内涵。它将新闻贬低为一种信号系统，但没有无限增强我们对于新闻作为一种社会行为、政治现象和想象中社会结构的理解。”
根据多年来一些院校的实践经验，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的新闻学专业教育中，还是应当坚持上好传统的新闻学专业课程，当然内容和形式应当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及实际需要加以充实和创新，要尽可能增加一些反映和代表最新新闻传播知识和现代新闻传播科技的内容，包括一些与新闻学直相关的传播学的知识和方法。至于传播学及其它一些相关课程，可以通过“概论”的形式，让学生掌握一些基本知识及相关的方法，因为新闻学专业的培养目标主要是为各种媒体输送热爱新闻事业，具有新闻专业理念，熟悉新闻业务技能的新闻人才。因此，新闻教育重要的在于帮助学生掌握新闻专业理念，具备新闻敏感和新闻悟性，具有献身新闻事业的道德理想和敬业精神。
二、新闻学作为独立的社会实践不能与传播或者媒体混淆
卡莱教授用“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来比喻“新闻”与“媒体”和“传播”的关系。他认为，新闻应当是“鱼的故事”，而媒体和传播则是“鱼本身”。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强调不能将新闻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传播行为，或是一种传播媒体。卡莱教授认为，美国新闻教育的错处就在于把它视为传媒。
新闻当然要借助一定的媒体，借助一定的传播环境、传播技术、传播手段和传播方式才能进入流通领域，为受众所接受，进而实现其社会价值，发挥其社会功用。但新闻的内涵及本质决不是“传播”和“媒体”所能简单代表和体现的。
按卡莱教授的解释，新闻学的学术来源根植于人文科学和人文类的社会科学中，它同政治、文学、哲学、艺术和历史都有密切的联系。因此，新闻教育的任务在于要在新闻与政治和联系中，让学生理解民主生活和民主机构；在新闻与文学的联系中，提高学生的语言和表达能力；在新闻与哲学的联系
[page_break]中，帮助学生确立自己的职业道德基准；在新闻与艺术的联系中，教会学生掌握捕捉完整的视觉世界的能力；在新闻与历史的联系中，使学生能够建立起自己的意识和自觉。这些应当是新闻教育所追求的目标。
在新闻教育实践中，我们不难发现存在着这样一些情况：有些人仅仅将新闻学停留在对媒体组织、媒体机构、传播技术、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等相关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上，而忽略了对新闻学基本理念和基本观点的传授，忽略了对新闻传播中的人文精神的关照，从而使得一些人只是把新闻传播当成是一种功利性的东西，单纯地追求新闻的技术性、工具性和实用性。虽然我们并不否定和排斥新闻同媒体和传播的密切联系，但如果因此将它们等同起来，那便成了卡莱教授所说的将关于“鱼的故事”和“鱼本身”混为一谈了。
理想的新闻教育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文关怀精神，使他们懂得如何关注社会，关注人生，关注国家和民族事业的发展。
总之，新闻教育说到底应当是一种新闻素质、素养和专业理念的教育，而决不仅仅只是一种传播技能、方法和应用知识的教育。
李欧梵教授在香港看到的一些情况也反映出当前新闻界的一种浮躁和偏向。他指出，香港一些报纸“内容愈见贫乏”，“世界新闻少”，“评论文字不足”；一些报纸“放弃了新闻所原有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开阔读者知识和见闻领域的目的，反而变成了与公关和广告相差无几的媒体和商品”。
这些情况在大陆新闻界也不难见到。如果我们将新闻简单地与媒体组织、媒体机构和传播手段、传播形式相混淆，不去履行它的“社会调查”、“思想启蒙”、“传播知识”等职责，忽视了它应有的社会功能和效用，那么，新闻同广告、公关和一般的传播行为还有什么区别呢?
我们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降格为一种没有灵魂，没有思维，没有方向的纯粹的信息媒介和简单的传播行为的做法，更要警惕那些把新闻驯化为一种纯粹的营利工具、公关帮手的做法。我们主张并强调，新闻应当成为一种有灵有肉的东西，成为一种有情有感的东西，成为一种有人有物的东西。新闻应当用自己的心，用自己的情去讲述人间故事，去传播人类文明，去引导社会进步。总之，它应当是一种有生气、有灵气的活生生的信息提供者、舆论引导者和文明传播者，而决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信息商品”、“传播中介”、“物化媒体”。
三、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卡莱教授从新闻的人文与社会的价值及意义上看待新闻传播，指出新闻是民主的另一种表达，或者说，没有民主就没有新闻。
对于民主，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制度和社会形态下的人们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把新闻作为一种民主的内容、形式和手段应当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
卡莱教授是从西方国家的角度，用西方学者的思维和价值观提出并解释新闻与民主关系这一命题的。他所说的“民主”和“新闻”具有一些特定的涵义。特别是他对前苏联社会与新闻传播状况的批判，表达了他的一种立场和倾向。在认识这些问题时我们应当有自己明确的态度和观点。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卡莱教授关于新闻与民主关系的表述，揭示了新闻在民主政治建设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以及民主政治对促进新闻事业生存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这对我们认识新闻与民主在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及相互作用具有一定启示。
从新闻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闻是民主的产物。正是人们对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渴求与奋争，促进了近代新闻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当资产阶级把知情权和出版权作为公民的一种民利去争取的时候，它们选择的斗争武器就是报刊。
而确保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则成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又成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一种必要的手段和形式。
无产阶级同样把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及人民大众的新闻自由作为无产阶级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内容。当还没有取得政权的时候，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把争取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内容和政治目标写在自己的斗争旗帜上。当取得政权，建立了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一方面把包括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在内的各种民利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把它们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和形式。
民主和新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没有新闻，民主便失去了它的一项重要内容——体现民主精神的新闻自由；同时也失去了自己得以存在的一种保护手段和实现形式——为民主自由勇敢呼号的新闻媒体。而若没有民主，新闻将被窒息，将被扼杀，将无法生存。即使能苟且存在，也会失去自己应有的品质，失去体现新闻本质与内涵的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形态的民主。这是有着不同政治内涵和本质的两种民主形态。
资本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它是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为资产者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服务的。在这一前提下，国家赋予公民运用新闻媒介监督政府的权利。而作为一种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主的形式和手段，新闻媒介本身也具有了民主的内涵，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在于，它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其内涵体现在，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群众拥有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民利。而人民群众这些民利的实现，最有效的形式和手段之一便是新闻。借助报刊、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人民群众可以对政府的决策、施政和工作情况进行监督，提出批评、建议。国家和政府实现民主的渠道和形式很多，扩大新闻自由，鼓励人民群众运用新闻媒体行使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的权利是其重要渠道和形式之一。
新闻和民主、政治如此紧密相联，如此相互依赖，这是民主政治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特征无论在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社会主义国家都体现的十分明显，尽管它们在对民主内涵的理解上有着不同的认识，在实现民主的形式上也有着许多差异。
（2）知识性。科技新闻以科技事件为报道对象，新闻内容中必然会包含大量科技知识，如果不了解科技知识的受众，很容易受到误导。因此，科技新闻报道时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反映科技新闻中包含的科技知识，客观反映当前科技成果，正确体现科技知识量，避免夸大。但目前我国很多科技新闻内容虽新鲜，却经不起推敲，缺乏权威性，一些不正确的科技知识，严重影响着科技新闻的可读性。
（3）规范性。实际上科技技术研究中有着很多专业术语，科技新闻不能随意自由使用其他词汇去描述，避免曲解科技技术研究成果，科技新闻报道必须使用科技术语。但目前我国很多网络媒体对科技新闻的报道五花八门，用词缺乏统一，一个专业词汇有多种翻译，这就导致了受众无法理解，最终科技新闻价值难以得到体现，科技新闻规范性必不可少。
二、受众视角下科技新闻传播模式的创新
（1）故事传播模式。实际上科学科技新闻枯燥死板，很多受众并没有耐心看下去，往往看一点点就失去了兴趣，这是目前科技新闻的通病。故事传播模式能够有效改变科技新闻的枯燥问题。例如，使用故事案例开篇，通过故事激发受众对新闻的关注，而后进行科技传播，将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故事传播模式能够更有效地将知识信息传达给受众，并且故事传播模式很容易被受众记住和理解，一些受众人群觉得有趣，还会讲述给他人听，这便大大提高了科技新闻传播率。故事传播模式有效提升了科技新闻可读性和感染力，加强了人们对科技新闻的接受力。并且在阅读故事后，人们对科技新闻便更有兴趣，更加关注。
（2）套餐传播模式。套餐传播模式是近些年新闻传播应用比较广泛的模式，但一直以来都没有融入科技新闻中。套餐新闻传播模式指的是主打新闻配若干副新闻，组成套餐新闻。例如，加入图片、背景介绍、相关信息、点评等等，以实现给受众一种不同的阅读体验，套餐新闻可以理解为合成新闻，套餐新闻信息量大，内容丰富，比较容易受到大众关注和认同。套餐传播模式融入科技新闻，将大大提升科技新闻的传播力。
（3）竞赛评选传播模式。竞赛评选过程中是吸引受众关注的最佳时机，竞争过程比单纯的科技新闻报道更富有吸引力。科技新闻传播中可以评比出“十大科技新闻”，“十大科技人物”等等，往往这种模式下的新闻是吸引受众关注的最直接手段，受众往往十分关注评比结果和真相。但是评比内容必须真实，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规范性，避免引起受众反感。如果不能进行真实报道，可能会降低受众对科技新闻的信任，进而影响科技新闻发展和传播。
（4）受众参与传播模式。科技新闻传播中如果能够加入受众的参与，那么关注科技新闻的群体将会变得越来越多，参与传播模式，可利用网络、手机、微信、微博，为受众解答对科学新闻报道中的疑问，接受受众的批评和点评及意见，让受众成为新闻的监督者，这样大大提高科技新闻的客观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对世界本质的描述、对世界存在方式的描述和教导主体对客观世界的理解，以抽象的方法概括了宏观世界。其对新闻传播活动的研究则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宏观的哲学来解决具体的问题。这些哲学理论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的一般规律、本质、性质，影响着新闻传播活动中的每一环：传者、内容、受众、效果。
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一）物质论和认识论使新闻传播活动更贴近事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物质论中的物质、意识对新闻传播的源出做了恰当的解释。它决定了新闻活动的本质是物质，是客观的外部世界，是事实。新闻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这种反映的方式就是信息。
陆定一认为，新闻是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同时，新闻也是信息。一言以蔽之，新闻传播活动作为人类意识活动对物质的反映，要通过信息表现出来，表现的方式就是新闻报道。
社会上形形的人作为意识发出的主体，也是新闻报道的主体，新闻工作者在承认物质性的前提下，以事实为基础进行新闻报道，尽最大可能对现实世界进行还原，但是由于意识的主体的价值观、世界观具有多样性，所以对新闻报道的角度和方法会有不同，报道的题材和体裁也就不尽相同，这也从侧面要求记者对新闻事件要进行全面报道，在宽度上拓展、深度上挖掘，将不可避免的主观意愿通过编辑思路、版面设计展现出来，而不是对新闻事实的歪曲。
同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相互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石[1]。新闻传播活动，是人们有明确目的和动机的社会行为，是人们认识外部世界和反映外部世界的意识活动，这种意识活动所产生的产物就是新闻作品，反映的对象就是客观的外部世界。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新闻传播史研究表明，新闻的本源是物质的，是客观事实。新闻报道中所要突出的不同的性质就是由事实决定的，而这些性质虽然不决定事实，但是对新闻选择却有一定的作用，它们决定事实在意识活动中的排列顺序、优先程度。另外，不同的社会制度、价值观也会影响事实的取舍。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新闻事实经过一定的文字、画面、声音加工，就成为新闻报道，成为主体的观念成果。与物质论中意识是对物质的反映相同，不同的利益主体，可能对同一件事报道的侧重点并不相同：2008年奥运火炬在法国巴黎传递过程中遇袭，外媒的报道基本上集中于对我国火炬传递的抨击，而国内媒体则纷纷将报道热点聚焦在残疾人火炬手金晶誓死保卫火炬上，这反映出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以及这两种制度之下不同的传媒体制。
同时，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新闻传播者生产出作品的同时，也就是生产出了接受这些作品的读者、观众、听众；再者，在生产过程中，又会有新的生产者加入，为新闻生产的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培育更多的新闻传播者。另外，新闻工作者在接到任务去进行采访时，并不是毫无准备的，他们总会在实际工作之前，拟订详细或者简单的采访计划，对于特别重大的事件或者连续报道、深度报道，新闻工作团队又会更为周密地策划，然后根据前期的计划和设想去进行采访活动。
因此，从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原理来看，一方面要求新闻传播者坚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地反映客观世界，坚持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另一方面要求客观社会为传播者提供更加自由、平等的传播环境，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撑。
（二）运动论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普遍联系是人们进行社会交往的哲学基础。
人们最初的联系是物质联系，并没有上升到精神层面，人们的精神联系不是与生俱来的。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产品交换越来越频繁，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这样的变化使人们认识到必须与周围的人们产生来往。所以只有当一个人“意识到必须和在周围的人们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2]时候，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才得以出现。
但是不可否认，在这个过程中，信息的流动和传受不可能保持绝对的完整，传者和受者之间也不可能是绝对的平等。
矛盾的对立统一为新闻活动提供了发展动力。
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自然界、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事物普遍联系的根本内容和事物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力。矛盾双方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在斗争和统一中推动事物的前进与发展。
分析新闻传播活动，新闻传播发展的外在动力就是矛盾。至于其内部的几组矛盾，从操作层面上讲是新闻的真实性与及时性的矛盾和传者意图与读者发展之间的矛盾。就前者而言，新闻，所谓“新”就是要把握新闻的时间，特别是现今社会，网络媒体以速度见长，媒体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如果把握不好时间，就有可能被其他媒体抢占报道先机，开辟独家新闻，而本媒体手中的新闻就成了明日黄花。所以为了在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新闻工作者就选择了缩短新闻采访时间和调研时间，更不会花时间和精力对一个事件做全面深入的报道，这样，就很容易造成新闻的失真和报道的不全面。
而对于传者与受者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新闻自身的要求和读者的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互动更加密切，随着联系的加强，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人们开始产生对信息的迫切需求，而新闻就是信息，因此，人们的需求成为不断产生不同类型新闻的推动力，新闻的发展要不断满足人们不同的需求。人民的历史主人地位是新闻发展的动力。我国新闻战线“走改转”的第一点就是“走基层”，所谓“一头汗两腿泥”才能写出好新闻。[3]200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重庆市、云南省考察工作时提出了“三贴近”，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突破口，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长期坚持的工作原则。“三贴近”，具体来说是指新闻宣传要始终坚持正确导向，把体现上层的意志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不断改进宣传方法，提高引导水平，关注群众切身利益，联系群众身边实际，运用群众的语言，报道有实在内容、有新闻价值的事情，做到入情入理、入脑入心，可亲、可敬、可信。“三贴近”成为新闻工作者了解群众思想和行动的一种有效途径和方法，新闻工作者在贴近群众、生活的时候，可以充分了解到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在基层的执行状况以及在执行过程中群众的切身体会，真正在报道中体现民意，了解群众的需要，提供适应群众需要的新闻作品。[4]
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
马克思用抽象的宏观的理解解释了具体的历史阶段，抽象的理论在具体国家形式上的表现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新闻传播事业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属于观念形态。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规定了新闻事业的性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的传媒性质是不同的，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相联系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各方面的总和又构成了经济基础，新闻事业的性质和功能就是由它们借以立身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我国的社会制度决定了我国的新闻事业是全体人民的新闻事业，人民运用同时也监督新闻传媒机构。列宁关于党的报刊的任务和党的报刊的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党性原则的论述，就是我国规范新闻事业的根本指导思想。以新闻战线的“走转改”活动为例。所谓“走转改”，就是“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作为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闻工作只有扎根基层一线，才能汲取养分、不断发展，从而使新闻从业人员克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正由于此，客观、公正、真实、全面报道新闻，成为新闻传播的基本要求[5]。
结合上文中提到的矛盾的观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本身就是一对对立统一的矛盾。从新闻传播活动的机制层面来看，新闻传播机制涵盖了新闻传播活动中的各个方面：从传者到受者，其中包括传播内容和传播手段。从传播内容上看，在新闻传播活动中，沟通传者和受者关系的就是信息。信息的本质是世界构成的要素之一，是物质体现出来的表征，所以说，信息作为传播内容本身就是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各个矛盾事物及其每一个矛盾的侧面的公开披露。除此之外，观念、舆论作为新闻传受双方互相连接的纽带，也是运用新闻传播载体对客观世界普遍存在的矛盾的反映。
对于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即传者和受者，新闻传播的每时每刻传播的信息数量都是不计其数的，有正面的信息，也有大量负面的信息，这时，就需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和情况，权衡利弊得失，对报道时机的快慢、报道量的大小、新闻处理的轻重进行决策，这实际上就是把关人的工作，本质上就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对矛盾关系的把握与运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结 论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分析一切社会现象的基本方法，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来，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来，并把生产关系作为决定其他关系的原始关系。这样的方法为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架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这个架构出发去研究新闻传播活动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角色、特点和作用，并提出规范新闻传播活动的准则和制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哲学基础，并在新闻传播实践中不断检验既有规律，克服可能存在的片面性和不可操作性，将对新闻传播的认识不断深化，从而形成一门学科并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张世飞.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史[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3）.
[2]冯静.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电视传播引导[J].新闻前哨，2001（10）.
[3]黄小希.走基层，听民声，走向广阔天地，反映民情民意――全国新闻战线积极开展“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EB/OL].news.省略/2011-08/18/c_121879778.htm.2011-08-18.
[4]张艳华，张贺泽.浅论“三贴近”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脉相承性[J].新闻与写作，2003（12）.
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历程是由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新闻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从不同的角度为人们呈现最直观的新闻消息。而跨文化新闻传播则将国家间的消息公开传递，方便过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这种现代化的跨文化新闻传播并不是现代特有的，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历史性，这是现代人对于现代化的跨文化传播产生的错觉印象。新闻传播是将各个国家的新闻加以传播，而因国家的不同，经济、政治、军事的制度的不同，新闻所具有一定的文化限制，一定历史基础。因此，跨文化新闻传播从历史上看，跨文化新闻传播是由历史向世界历史过渡的。跨文化、跨地域的新闻通过公开传播，使各个国家更好的学习交流、相互了解，推动世界的进步。因此，跨文化的发展历程是由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
跨文化新闻传播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以及公平。每一个国家都会站在自己的立场及角度去看问题、看世界，这里的民族志是指通过观察分析去研究跨文化新闻传播。这种研究方法强调观察、参与、反思去研究问题，因此在跨文化新闻传播中，它比其他方法更显中立性，不加入过多的个人情感，因此更为专业。而任何国家在进行跨文化新闻传播的时候都会根据一定的经济、政治、军事、民族的立场去进行跨文化新闻传播，因为这种文化、地域的不同都会出现民族中心主义。而公平才是跨文化新闻传播中的核心，公平才可以均衡的将跨文化新闻进行传播。因此，跨文化新闻的研究方法应当从民族志、民族中心主义以及公平这三个方面进行研究。
二、跨文化新闻传播在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性
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整体的发展趋向一体化。跨文化新闻传播融合了各国的新闻，而不同的国家所处的环境不同，不同国家间的语言也就不同。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跨文化新闻传播需要语言符号作为交流媒介。然而，各国间语言符号的翻译应当建立充分理解国家价值观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文化融合。跨文化新闻传播的现状所面临的恰好是文化融合困境，目前缺少对于语言翻译及具备新闻学能力相结合的专业性人才。这制约极大的制约着跨文化新闻的传播，影响世界的发展。因此，跨文化新闻传播在全球化进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
三、我国跨文化新闻传播现状
中国跨文化新闻传播面临着传播能力弱、文化融合困境、文化传播困境，大致呈现出一个困境循环。
传播能力弱这一困境，源于我国新闻传播的地位优势不强。新闻传播的力量与能力都不够强大，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在国际上仍处于边缘地位。从自身原因看，我国的新闻传播缺乏的自己的主见，很少发表自己的言论，新闻传播实力和力量都不够强大。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新闻传播背景下，受西方的价值观念影响较深，而中国却常常受制于其他价值观念，没有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念。因此，我国跨文化新闻传播的现状面临着传播能力困境。
阻碍文化传播的主要原因是传播能力困境和文化融合困境。跨文化新闻传播主要是展示本国的文化，向世界宣传本国文化，从而实现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战略，更加注重经济和政治，而忽略文化的发展。因此，我国应当全方面重视文化，真正解决我国跨文化新闻传播所面临的困境。
四、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策略
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发展策略基本包括：明确认识文化差异、促进文化认同感、加强特色文化建设、重视“理解、自由、平等、发展”的理念。
4.1明确认识文化差异
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环境，不同的文化各具特点，文化界限十分清晰。跨文化新闻传播过程中的基础是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有利于明确认识文化差异。各国间的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形式，中国西方文化存在明显的差异，这是由于地域、环境、人文、经济、政治、军事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明确认识文化存在差异，才能更充分理解文化，有利于跨文化新闻在国际上的传播，也更容易使中国的文化被其他各国所认可。
4.2促进文化认同感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以及对本国文化深深的认同感。新时期下的跨文化新闻传播就要求以大众感兴趣的新闻为主，促进文化认同感。跨文化新闻传播以宣传文化和传递信息为主，在进行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同时，对跨文化新闻传播的理念及传播放方式进行转变。我国在发展经济、建设政治的同时也应当注重文化的发展，增强我国跨文化新闻传播在国际上午地位，有利于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因此，促进文化认同感，才能更好的将中国文化展现到国际上。
4.3加强特色文化建设
1.1社会学理论视角
从社会学理论视角来看，在实际传播新闻的过程中，新闻存在的价值问题主要包含两个主体——价值主体以及价值客体，前者是实际的传播价值，后者是新闻自身的价值，二者关系紧密相连，都是彼此的前提。对于前者，新闻自身的价值而言，它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就是新闻自身一新近发生的事，本身是客观发生的事件，不夹杂主观意识。
而后者，是在实际进行信息传播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对这件新近发生的事的信息采集、信息筛选和信息处理等行为。正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的“新闻角度”，角度是人们认识事物的出发点和侧重点。而新闻角度就是新闻工作者挖掘和表现新闻事实的角度，不同的角度报道不同的新闻，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新闻工作者在选取新闻角度时，需要考虑受众心理需求、栏目定位等，而更重要的是记者主观的认知动机的影响一一想要满足社会和公众认知需求，这就使得在选取新闻的时候，常常侧重某个方面的新闻价值而忽略其他方面，因此具有很强烈的人为主观性。这一区别也就是价值主体与价值客体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实际表现。
1.2哲学伦理视角
从哲学理论视角来简单的分析这一问题，则是另一种不同的视角。哲学视角不仅涵盖了社会的发展形态，还包括客观的信息形态。在哲学视角中，新闻价值被给予丰富的内涵，不仅可以直观衡量新闻对受众、社会的有用程度，还可以直接来宣传指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念和人生观念。
在进行新闻传播行为的过程中，新闻工作者也背负着公正平等的社会责任意识，如关系到受众权益的报道——关系国计民生的决策和变化。新闻信息要想成为社会存在发展的一部分，需要有利于社会系统的适应与调整，满足受众的接受教育、认知的需要等，并不是上文中社会学视角中所涉及的“客观存在的信息个体”，也就是新闻本身那么空泛化。
在新闻工作者进行实际新闻传播的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信息个体”在经过新闻工作者进行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将其转变为社会意识形态中的综合产物。在哲学范畴内，物质与意识的相伴相生关系贯穿在事物的属性中。因此，我们在看问题的时候，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问题，既注重物质的客观性，又不以人的主观意识为转移。
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对于新闻“物质”选取何种事件进行报道的选择中’新闻工作者需要紧密结合报道主题，在之中考虑此报道具有怎样的新闻价值，是否能满足教育受众、传播信息、文化娱乐、使受众产生认知等的需求，结合受众的价值取向。新闻工作者这一行为也就决定新闻实践中的受众角色会受到各种各样的人生价值观新闻观念的影响。新闻传播中新闻信息的价值也会由此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对于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员工来说，新闻价值也很难真正进行彻底全面的理解。
2.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价值立场所包含的内涵
新闻传播过程中的价值立场所包含的内涵即“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二者在实际新闻信息传播的过程中，相互作用和相互制衡。新闻信息传播的真实性，实效性、及时性等相关原则，可以理解为，要求新闻工作者保持“价值中立”的新闻价值传播观念，以客观真实的态度进行报道，将事实的原生态展现在受众面前，这也是实际新闻传播活动中的行为准则。
但是，现在新闻生产和传播的过程有了很大的变化，人人都可能通过微博、微信新闻，引导舆论的功能凸显。在技术赋权的网络环境下，容易产生舆论的偏激共振效应，如果记者不能很好地把持，就会陷人新闻跟风的泥沼。因此，新闻工作者不能跟风，需要及时进行制定一系列的新闻价值标准——“价值关联”来细致衡量新闻传播行为，从而进一步维护社会生活的和谐稳定。
网络新闻传播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新闻传播,只不过其载体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是报纸、广播、电视,而是新时代的计算机、手机等高科技产品,通过这些载体形成新的新闻传播方式。但网络新闻传播的社会分工变得模糊、不明确,传受关系不在是单向的,而是受众与传媒双向交流。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来传播新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及意见,从而影响到他人,微博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当今网络传播发展速度之快,让人不得不加以重视。它的传播速度快捷,并且传播便利,不受空间的限制。像世界瞩目的奥运会,无论在何地举行,都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网络传播出来,实现新闻传播的全球性特征。并且传播的方式往往也并不单一,不像报纸只是通过纸质、文字和图片来进行传播,也不像广播通过声音来传播,更不同与电视单一的声像传播方式。而是融合了多种方式,多种媒体的传播方式,可以是文字、图表、图片、声音、动画、影像多种方式并存。
传播的快捷,也直接带来了大量的网络信息,这些信息内容广泛、涉及生活、社会、人文、科普等等,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但同时也给网络新闻传播带来的新的挑战,过多的信息量会使广大群众难以分辨是非,无法确定其真假,从而导致网络新闻传播混乱,影响网络新闻传播的健康发展,同时也使群众对其权威性有所保留。
二、专业人才教育
面对网络新闻传播的新方式,笔者认识到其为传统的新闻传播带来了挑战,边缘化了报纸、广播等传播方式,成为了主流传播主体,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迎接这种挑战呢?笔者认为重中之重就是要加大专业人才培养,这种培养不在是单一的、传统的培养,而是要结合网络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与时俱进。
1.无论是哪个领域的人才培养,都对其自身素质有着严格的要求。这种要求不仅仅在专业上,更应该表现在思想、生活等等方面。作为新闻传播者,要有过硬的基础知识,坚定的思想原则,忠诚的政治素养。在面对网络新闻传播复杂的情况下,这些条件必不可缺;试想在面对众多的新闻时,怎样正确的引导群众,发挥新闻传播的作用,对传播者都是十分大的考验。新闻传播者要对新闻内容,有着正确的认识、深刻的理解。同时,在全球化的急遽发展下,英文也成为新闻传播者的必修课,想要获得传播第一手的信息,就必须具有一定的英文水平。并且要知法懂法,这种法律不仅仅是中国的法律,也要懂的国外的法律,只有知法懂法了,才能正确的判断出新闻内容的正误,从而正确的进行新闻传播工作。总之,只有新闻传播者自身素质上的去,才更有利于新时代的网络新闻传播。
2.那究竟怎样才能使得网络新闻传播者具有高素质呢?这就对专业人才教育上,提出了新的要求。网络新闻传播者不能像从前一样只注重人文,而不注重其他学科,当代的网络新闻传播不在单一的属于文类,而是一种文理交叉的学科。这种性质上的转换,让我们不得不对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网络新闻传播中,网络占有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这就对计算机的水平提出了要求,不在是你会写稿子便可以进行新闻传播,只有懂得网络技术,利用视频、动画、文字等等多媒体方式,才能更好的进行工作。这就要求在培养专业人才的时候,不能只看重文学素养,同时也要文理兼顾,培养复合型人才。在文理兼顾的基础上,还应该认识到网络新闻传播者也要对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等领域有着相应的理解,网络新闻传播不能只掌握专业内知识,其他领域的知识也十分重要,只有凝聚各个领域的精华,融会贯通才能更的做好网络新闻传播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