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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融合是当今媒介发展的趋势,图书出版产业链正是在媒介融合的背景下形成和发展的。就图书出版业而言,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图书传播将不再局限于“就书论书”,图书文本可以实现在不同媒介之间的转换,而传媒集团将作为转换的平台,一个成熟的传媒集团可以实现整个图书产业链的构造。
一、文本“互文性”:文本转换的理论依据
文本的“互文”及“互文性”是20世纪西方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互文性”的引入,进一步阐释了不同文本在不同媒介中转换生成的关系。文本“互文性”认为,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与转换。任何一个单独的文本都不是自足的,文本之间相互参照,彼此互渗,从而形成一个开放性的网路结构。①从这个意义上讲,作品都在不同程度上带有其他作品的痕迹,也就是说,所有的文本都是互文的。“互文性”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文本之间时间上的聚合关系,体现了文本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统一。
文本“互文性”体现最为明显的是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的转换,对文学文本影视诠释都是对原著以及先前改编影片的吸收和回应,并为之后的改编与创作提供摹本。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有很强的互文性与对话性,文学文本是影视文本的前提,影视文本则推动了文学文本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②文本在不同媒介中的转换不仅存在于文学文本与影视文本之中,在图书产业链中,以文学文本为源头的不同文本的转化也是以文本“互文性”为依据的。
根据麦克卢汉冷热媒介的分类,文学文本应属于“热媒介”,而影视文本则是“冷媒介”,从这个角度看,按照互文性的理论,“冷”“热”媒介在一定的时间和条件是可以转换的。也就是说,文学媒体与影视媒体之间存在着交互性,也就是“媒介间性”。③“媒介间性”不只指文学媒体与影视媒体的交互性,更大范围上将包括所有的媒体的交互性,在这个意义上,也为图书产业链形成的理论依据。
不同文本所产生的不同形态以及其在不同媒介载体之间的传播,要求在文本传播中要选择最优的载体形式,以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和经济收益。
二、案例分析——模式借鉴
当前图书产业链并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因此,分析已经存在的产业链模式,可以提供一定的借鉴。
1、以图书文本为源头的产业链模式——以《杜拉拉升职记》为例
《杜拉拉升职记》的成功,其意义不仅在于其图书销售码洋、电影票房、电视剧收视率,可贵的是提供了一种由图书作为起点,建立跨越多种媒体的文化产业链的本土范例。《杜拉拉升职记》以传统的纸质图书为基础,以版权内容为核心,通过内容产业的经营,打造、开发相关产品,从而使出版模式走向新的商业领域。④这是图书出版业在当前媒介融合背景下最为有效的发展模式。此模式以图书文本为源头,通过图书文本在不同媒介中的转换和一系列衍生产品的开发来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2、以影视文本为源头的产业链模式——以蓝猫系列动画为例
蓝猫系列动画是三臣卡通集团下的一个品牌,该系列动画受到了观众的喜爱。在影视文本的基础上,三臣卡通集团进行了商业化运作,通过组建蓝猫产业群、蓝猫版权延伸等商业活动,形成了独特的“艺术形象——生产制造——整合营销”产业链模式,被业内称为“蓝猫模式”。⑤以影视媒介为源头的模式中,通过由影视媒介到其他媒介的拓展,既有利于扩大影视媒介本身的品牌知名度,又能通过其他媒介的影响延伸品牌效应,实现共赢。
3、国外成熟的产业链模式——以韩文化为中心的韩国文化产业链
韩国自1998年提出“文化立国”以来,一直将文化产业的发展作为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以韩剧为例,通过韩剧的热播,带来的一系列利用影视文本纵深开发而产生的衍生产品,包括同名小说、剧中服饰,剧中用品,剧中具有特殊意义场景的旅游观光业等,除了这些经济效益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韩国文化的传播。通过韩剧,韩国明星带来的韩流文化席卷亚洲,这几年还有走向欧美的趋势。
三、图书文化产业链的形成
对出版业来说,文化产业链的发展最好是以图书文本为基础,在此基础上不断拉长产业链,这是实现图书增值的一个有效路径。因此,在探讨图书文化产业链形成中,首先要关注图书文本的质量,也就是“内容为王”意识的确立。快餐式的文化消费仅仅是昙花一现,只有高质量的内容才能在文化产业中立于不败之地。在图书文化产业链的形成中,版权是一个重要方面,其中涉及到版权保护,版权贸易还有版权的资本化经营问题。
1、版权保护
相关概念分析
（一）生态产业链
生态产业链的发展模式是相对于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而言的，线性的发展模式即是从资源到产品到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排放，这样不仅给自然系统带来巨大的再生和降解压力，还会带来巨大的浪费。生态产业链是仿造自然界生态过程物质循环的方式构建的。通过在一个区域内企业能够分别承担起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分解者角色，通过企业彼此的资源和最后的产品以及附属产品等为纽带形成上下游企业，通过彼此的合作实现在一定经济发展区域内资源的循环流动，最大程度地利用资源，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二）生态效益
生态效益是顺应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而提出的一种评判经济发展的标准。生态效益并不是全然的只关注环境，而是兼顾生态和经济的发展。这一概念表明，社会整体的进步和发展不仅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也取决于环境效益，更取决于两者的协调和兼顾。作为一种价值判断的标准，生态效益的提出目的在于促使企业在进行行为和决策的时候能够兼顾到环境的承受能力，同时在这一压力之下，促使生态产业链中作为分解者的企业的发展。
（三）生态产业链结构
生态产业链类似于自然界的生物链，存在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这三者之间也不是相互独立的，而存在彼此的联系和依赖。物质和能量在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之间转移和运动形成一个闭路系统。生态产业链则是模仿这一循环，在一定的区域内，建立起不同层次的材料加工、制造、分解、废物利用等企业，这些企业之间相互合作形成产业集群。企业根据在区域内的不同位置以及位于生产中的不同环节承担起类似于生产者、消费者以及分解者的角色。同时在一定的区域内，生态产业链不是唯一的，随着区域产品的增多，企业合作的进一步深入，会形成彼此相互交叉的多条生态产业链。
生态产业链形成比较研究
（一）传统研究
对于生态产业链形成的组织因素，主要研究生态产业链上企业数量的多少、不同类型企业规模的大小等。组织因素理论认为如果企业数量以及类型彼此不适应，会导致产业链出现过度竞争或者上下游企业协作不足，最终导致产业链的破裂。技术因素主要是指对企业的副产品的清洁生产、废物的资源化、废物的企业流转、循环和再次利用等技术。技术因素理论认为技术对于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具有关键性作用，但是忽略了企业作为一个主观能动性的组织对于技术的态度以及是否采用技术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因为生态产业链是由位于产业链上的不同企业构成的，所以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政策因素理论认为对于政府在其形成上至关重要。政府相关部门制定的政策法规、对企业的激励和管制、行政干预、税务手段等直接影响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和稳定性。
（二）生态效益对生态产业链形成的影响
基于生态效益的对生态产业链形成的研究区别于传统的研究，其区别在于生态效益认识到企业是形成产业链的基本和最重要的因素，彼此之间的信任以及合作，是促成原料和资源在其流动的根本因素。同时我们应该认识到企业的主体性以及主体的经济性属性。生态效益通过对企业主体性的调动形成内外两种不同的激励机制，促使废物能够在不同的企业之间得到最大程度的利用。企业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同时基于不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产业链的上游企业只能在一定的价格幅度范围内决定其副产品的价格，从而实现下游企业盈利的可能性和专门废弃物治理和再利用企业的产生。这种内部机制会促使企业之间相互的妥协带来效用的最大化。产业链中下游企业的发展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其能够接受上游企业废弃物的价格，从而影响上游企业的经济效益，形成彼此的约束，最终促成生态产业链的形成和稳定发展。
（三）生态效益对生态产业链形成的促进路径
1.生态效益促进生态产业链“分解者”的产生和发展。不同的企业基于生态效益的追求，会主动寻求其产品废弃物的降解和再利用。但是由于企业的生产边界所在，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催生专门的污染物治理和废物再资源化企业的生成和发展。同时这些专门化的企业会和上游企业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有针对性地改进生产的技术和工艺，促使生态产业链的形成。
2.生态效益迫使企业之间加强合作。生态效益会促使生态产业链“分解者”的产生，这些分解者是具有很强的资产专用性。传统产业链的形成往往是对产品的不同加工程序，这样的加工可以针对同一类型的企业，而“分解者”企业由于设备的专用性、地理位置的专用性、员工的专用性等使得上下游企业的相互依赖程度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加强。但是在当前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企业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很多的不确定性，这就更要求生产企业和“分解者”企业加强合作，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从而形成稳定的生态产业链。
3.生态效益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企业之间的合作。在一定的区域内，生态产业链中的“分解者”是针对“生产者”而言的。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企业之间也需要不断加强合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产业链条中的企业就会形成一种大范围内的“准企业联盟”，在此基础上，企业之间文化的渗透、价值观的渗透以及彼此不同的协和效用会让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投机行为，从而有利于生态产业链的形成状态趋于稳定。
旅游产业生态产业链的形成
（一）旅游业发展模式转变
构建基于生态效益的旅游业生态产业链本质上是对旅游业发展模式的转变，对旅游产业消费和发展过程中所带来的副产品的重新认识，也就是从原来的旅游资源到旅游产品最后到旅游业废弃物排放对环境带来的影响，转变为从旅游资源到旅游产品最后到再生旅游资源的闭路循环系统。
（二）旅游生态产业链结构
旅游行业从狭义上来讲，包括旅行社、交通、餐饮、酒店和旅游目的地管理等从旅游资源地到目的地的管理。从广义上来讲，则主要是从涉及的行业来进行研究，包括农林牧副渔传统行业以及媒体建筑等方方面面的行业。但是要建构旅游业生态产业链，还必须建立旅游废弃物的处理企业，使其能变成再生可循环使用的旅游资源。加入旅游行业的环保部门之后，旅游行业的产业结构就形成，如图1所示。
在旅游行业的生态产业链中，使旅游行业能最终形成可循环再生系统的关键是分解企业，也就是旅游环保服务企业的加入，生产企业和消费企业在进行生产和消费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废弃物，经由环保服务企业进行降解，最终使其再次投入到旅游产业的生产发展过程中，其分解的类型如表1所示。
（三）构建生态产业链企业关键行为
构建旅游行业的生态产业链不是单一旅游企业的行为，而是需要不同的企业之间紧密合作，形成上下游企业之间资源的流动。对于位于生态产业链的上游企业来说，首先必须对旅游风景区进行必要的培育和保护，例如森林资源的培育，同时在资源的利用选择上，要积极推广对传统资源例，如煤炭的清洁使用，同时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如风能和太阳能。在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要选用对环境污染影响小的、低毒的、低害的资源，从此在源头上减少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对于消费者而言，必须对其进行适当的教育，使其在消费旅游资源和产品的同时，控制和约束行为，减少对资源不可逆转的影响。最为重要的是以上游的生产企业为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环保企业，使其所生产废物排放之后能顺利流入下游环保企业并进行废物处理。为了实现这一流动，可以对废物和副产品进行集中的交易，并由政府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最终保证产业链的形成和稳定发展。
基于生态效益的理念对旅游产业生态产业链形成的作用
旅游生态产业链的本质是分工，即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分工合作，把其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和副产品分解再次投入到旅游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循环生产，因此企业是产业链形成的关键因素，而使其树立生态效益，不仅关注其本身的经济效益，更关注其带来的环境效益，并通过内外部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最终使生态效益也能影响到企业最终的经济效益。
（一）生态效益促使企业产生活性，生态产业链扩大
一条产业链的生成以及生成之后的稳定发展，需要产业链成员活性的提高，生态效益理念使其区域内的企业树立长久和共同发展的理念，在关注自身发展的情况之下，也为上下游企业创造机会和价值。因为在生态效益理念的情况下，企业必须对自身所产生的废物进行处理，但是由于企业业务边界的范围所在，企业自身对废弃物进行处理，必然会带来企业的不经济行为。但是对产业链的某一企业而言，某种资源或者副产品是其无法利用的，但是对于自然环境服务企业而言，则是其生产的原材料。同时随着这两种企业规模的扩大，其原材料和资源就会扩大，则会在区域内吸引更多的企业，而企业的增多，其业务的范围就会扩大，联系就会更加紧密，区域内的网络图和共生的链条则会生成，整个生态产业链条则会更加稳定。
（二）生态效益促使企业生成创新因子，生态产业链稳定发展
生态效益对上下游企业所产生的内外部约束机制，促使价格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波动，下游的生态服务企业就会有获益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一定区域范围内就会催生出创新的因子或者不断进行创新的企业，生态产业链条中的活性因子就会得到加强，构成链条的联系不断紧密，引力不断增强，生态产业链就会得到稳定发展。
结论
当前，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要想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生态产业链是具有现实困难的，生态服务企业要求较高的技术，需要对产业形成集群，要有一定的规模性，同时又由于生态服务企业的资产的专用性，也会对民间资本投资这一产业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我国必须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首先建立实验基地，通过建立标准化的生态产业链，政府需对位于生态产业链末端的环保服务企业进行扶持，从而使生态产业链从无到有，并逐步扩展，最终使我国整体的产业结构得以升级。
参考文献：
1.徐志朋，郭晓林.基于SWORT分析的低碳经济环境背景下生态旅游产业链研究.老区建设，2011（10）
一、中国农业产业链现状
农业产业链是指农产品从原料、加工、生产到销售等各个环节的关联，其实质是一种与农产品初级加工有密切联系的产业群之间的供需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并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以来，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农业产业链这一理论也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但是，目前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低，长期以来，我国传统农业产业链过窄过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限制了农产品的获利空间；农业产业链各个主体间协调效率低、质量差，推进农业产业链发展势在必行。
二、中国农业产业链形成中存在的问题
（一）科技薄弱，技术应用滞后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无论在任何产业中都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而在中国农业中，科技是最薄弱的一根链条。农业产业链包括从原材料、加工、生产、销售等各个环节，每一个环节都需以科技做支撑。从各国农业先进的经验来看，越是现代化的农业，在农业产业链的前期对科研的投入比重越大，科研的贡献率越高。农产品中以果蔬为例，在运输储存方面，冷冻、保鲜科技尤为重要。国内的果蔬流通90%以上，基本是常温运输，至多上面盖一块帆布或塑料布，有时候，棉被成了最好的保温材料。每年国家在农业科技方面投入了人力和资金，产出的优秀科技成果普遍处于中心城市，脱离了科技成果转化及应用的大环境，科研成果堆积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导致了科技成果产出率高，实际转化率低的情况。同时，新技术在应用过程中缺乏知识型人才指导，高科技科研成果难以在农民中难以广泛推广。
（二）融资困难
要发展农业产业链，资金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国近些年所提出的有关扶农，惠农政策为农业发展提供了不少资助，同时国家设置的政策性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也更是加强了农业发展的保障。但是农业发展不能仅仅只依靠国家，更需要自身的转型发展。我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要投入更多的生产要素，由此需要更多的资金做推助。目前已形成农业产业链是一个新兴的产业链，由于形成时间短，且无其他借鉴经验，具体来说，农业处于低收入状态，交易量小，风险大，收成不确定的不利条件，使得其融资风险较大，提供贷款的投资者也少。银行也无与其配套的银行金融机构产品，因此，资金是其面临的又一大问题。
（三）农户与企业利益失衡，龙头企业尚在发展中
农业产业链是在借鉴供应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供应链与农业产业链均将上下游客户有机结合，并以核心企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为核心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1（核心企业）+N（中小企业）”的供应链思想同样应用于农业产业链，即“1（龙头企业）+N（农户）”。从全国来看，龙头企业在数量、规模和实力上与农业产业化的要求仍有较大差距，在企业总体规模偏小，生产集中度不高。由于科技和投入等多方原因，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技术一致性难以保证，龙头企业发展受到限制。龙头企业控制着加工和销售环节，最终完成农产品的价值实现。农业产业链最底端的农户由于农户经营分散、规模小、商品化和专业化程度很低，以及农产品的买方市场结构和信息的不对称，导致龙头企业掌握着实际的定价权。龙头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常常会压价，导致农户利益受损。农户未获得公平利益，也会调整其行为，如主动违约等，导致龙头企业的原材料来源失去稳定的保障。
（四）产业链短，后期加工企业力量薄弱
我国农业生产的后向产业即农产品加工业领域一直以来相对滞后，加工企业的规模技术、设备等原因，精深加工能力较差。农业产业链中各主体创新能力不强，资金短缺，这是导致农业产业链窄短不能形成完整产业链的原因之一；其二，行政性区域市场分割和行业分割，导致信息流的滞缓偏差、信息不对称，使得在生产组织、质量监控、信息传输、价格协商等方面难度较大。在我国，由于农业的分散性和规模特点，大多数农户处于分散经营的状态，市场成本高昂，难以完成产业链的延伸，产业链环节的交易费用增高，阻碍了农产品的顺畅流通，使得后期精深加工企业难以扩大规模。
三、中国农业产业链存在问题的应对策略
（一）依靠科技进步发展产业链
加大建立良种选育基地和新品种繁育基地的支持力度，提高品种繁育和种、养植技术的创新能力；依托高校和农业科研院所研发中心，切实运用生物技术和其他新技术；同时，建立农村科技培训体系，促进农业先进适用技术的传播应用，着力保障现代农业产业链前端的技术需求。基础农科所是农民最直接的知识来源，建设好基层农科所对推进新科研成果在农民中广泛得到应用具有重要意义。“产、学、研”联合开展，加快产、运、加、销一体化的技术研究，促进科研、推广、生产等部门共同协作，使产业链在现代技术基础上高效运作。同时，要加强产业链科研平台建设，每一家龙头企业要培育一个省级创新平台，依托平台，引进和培养科技领军人才，整合科技资源，加强对产业链重大技术的联合攻关，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现代农业产业链运行效率，降低农产品产业链交易成本，促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二）为农业产业链发展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
制定向农业产业链组织倾斜的相关信贷政策。农民、农业企业和农业关联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一直是困挠我国农业及其关联产业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其分散、规范小、效益不高等都是银行惜贷的重要原因。商业银行因有自身的经济效益和经营风险考虑，对其信贷不可强求。而作为国家农业发展银行，应留出专项信贷资金，对农业产业链组织和经营的发展提供信贷支持和政策倾斜。鼓励商业银行向一些经济效益好的农业产业链组织提供信贷。
变单独支持“农业龙头企业”的政策为既支持“龙头企业”又支持整个农业产业链协调发展的政策。目前，政府已梳理出若干国家级、省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给予了特殊支持。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代表方面上，这类农业龙头企业还很少，今后还应多多发展。另一方面，仅支持农业龙头企业是不够的，一条农产品链的竞争实力还表现在农业产业链内部的协调性如何及产业链内部各环节的配合度如何。因而，国家还应选择一些典型农业产业链组织，分层次、分力度对其进行支持。
（三）农民入股，参与龙头企业
美国绝大多数农户就是企业，其农业产业发展模式是“企业+企业+企业”。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农业产业链管理的主体。由于我国现阶段农民与龙头企业的利润收入极度分配不均，龙头企业占大头，农民占小份，必然会激化两者的矛盾，进而一个完整、有效的产业链无法形成。要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从农户入手，鼓励参与龙头企业的管理，这一做法不仅加强了自身利益的合法化、保障化，更是为龙头企业的原材料等材料的选择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另一方面，龙头企业可适度降低收购等价钱，以保证稳定、优良的原材料，这样既稳固资源，又增强与农民之间的沟通，增强合作，为企业长远利益打下基础。
（四）大力拓宽产业链
提高农产品精深加工比例，提升农产品价值；应尽可能提高综合利用程度，使得各个产业链环节发挥其功能；壮大农业产业链的规模，只有具有一定规模的产业链，才能产生一定的市场竞争力。不仅对大宗农产品仍需进行基地规划和建设，更需要对非大宗农产品进行规模拓展，特种稀少的种养业其加工产品往往更具市场前景。
（五）加强对外交流，学习先进经验
作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农业已实现了高度的产业化。它的每一方面都有具体的国家政策为其做参照。针对我国目前这种状态，可借鉴美国冷藏、保鲜、运输等物流配送方面的经验。首先，建设发达而完善的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要想富，先修路。”美国的交通运输设施，呈网状分布，四通八达，每一条路可以直接通往每一个家庭，新鲜的农产品在如此便利的条件下，可直接运往生产商，加工商手中，甚至客户手中，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其次，健全农业信息。信息引导是一种事前控制，美国的计算机在农业领域已广泛普及，各种农产品信息会及时更新在网络中，农场主也能熟练的运用这些知识为自己的生产、种植做出及时的应对措施，使自身的损失最小化。
参考文献：
1.赵绪福，王雅鹏.产业化经营需要看中国农业产业链的构建[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4（8）.
2.丁慧媛.我国农业产业链主体协调的现状与整合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9（9）.
3.王士勇.农业产业链融资障碍及对策研究[J].现代经济信息，2011（23）.
4.宋燕萍.农业产业链的技术创新特征研究[J].科技进步与对策，2010（8）.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2.04.019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in Dalian Cluster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DONG Xue, HU Yong-chao, BAO Teligenbaiyi
（Hi and Appropriate (Suzhou) Company, Ltd., Shanghai Branch，Shanghai 200051，China）
Abstract: The connotation of enterprise clusters defined and described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in Dalian; secondly, social,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at produced from the cluster, the cluster requirements, supply conditions, the cluster generated by analysis of Dalian Fisheries processing enterprise cluster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from the specializa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rooted and spatial aggrega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of Dalian cluster formation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the problems in Dalian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enterprises cluster development and gives conclusions and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 enterprise cluster; aquatic products processing; Dalian
1 企业集群内涵
对于企业集群，不同的经济学家有不同的定义，最早与企业集群有关的描述来自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他强调了(集群内)小企业之间的分工与联合。
迈克尔?波特在他的竞争优势基础上对中小企业集群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小企业集群是某一特定产业的中小企业和机构大量聚集于某一特定地区，形成了一个稳定、持续的竞争优势集合体。企业集群的成员包括提供零部件等上游产品的制造商，以及具有相关技能、技术或共同投入的其它产业的企业，还包括提供专业的培训、教育、信息、研究与技术支持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如大学、质量标准机构、短期培训机构以及贸易协会。并且指出，中小企业集群是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1]。
学界对企业集群尚没有一致的认识，但有3个基本相同的指向：（1）空间指向――企业集群大量企业集中在某一个较小的地理空间上；（2）关系指向――企业集群内不同企业存在一定技术经济关系，它们生产的产品在行业上具有同一性或关联性，它们之间存在并不主要基于股权纽带的分工与合作关系；（3）利益指向――企业集群内企业能够获得单个企业在分离状态下孤立发展难以获得的利益。总结为企业集群是指某种产业领域里相互关联的公司和机构，在地理上的集中。
2 大连市水产加工企业发展态势
近年来，大连市已形成以龙头企业为主体，优势产品为重点，技术创新为动力，出口贸易为导向的水产品加工业发展新格局，这些都为大连水产品加工企业集群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大连立足区位条件，依托资源优势，开拓创新，优化布局，努力打造水产加工园区，取得一定成就。水产加工园区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规划、土地、能源、交通、渔业等多领域。2003年，以大龙王塘实业总公司为主体，开始规划建设水产品加工园区。根据资源分布情况，这个园区分为陆域生产经营商贸、海上耕海牧渔、居民生活三大区域。陆域生产经营商贸区依次分为市场交易、商贸服务、水产品冷冻冷藏、精深加工、来料加工、第三代水产制品、科技研发、休闲渔业、居民生活等九大区。至2008年，龙王塘、黑岛、皮口、棉花岛等水产品加工园区全部启动，并已成为渔业经济一个显著新增长点。产业发展上，以水产品加工为主体，计划到2010年，园区总产值将达到25亿元。由于规划合理，贴近实际，龙王塘加工园区发展的步伐较快，2005年，园区进驻水产品加工企业34家，完成产值12亿元，渔村人均收入15 000元。按照大连市政府原则要求，到2010年全市基本组成黑岛、关驾山、皮口、大李家、棉花岛、龙王塘、桃园、炮台、永宁和金贝广场10个水产加工园区，每个园区建设规模为2 km2以上，并且集中连片；生产设施要引进和采用同行业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产品质量安全，达到无公害或绿色标准，生产过程符合环保要求；投产之后年加工产值要在10亿元以上；要带动当地渔民致富，村屯建设向城镇化推进[2]。
3 大连市水产加工企业集群形成的条件
3.1 社会文化与历史条件
悠久的渔业历史和深厚的渔业社会文化都为大连水产加工园区实施企业集群化发展战略提供了很好的背景。一般说来，一个区域历史遗留的从事商业活动的社会风气、商业文化氛围可以成为当地商业兴起的一个条件。生活在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往往会自觉或不自觉的养成了经营意识，培养了经营思想。大连地区先民早在6 000年前就已筑室定居，除渔猎外，已开始农作物种植和家畜饲养。到西汉时，大连地区农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元朝在大连地区设金复州屯田万户府，实行屯田垦殖，奠定了今天大连地区农业的基础。但在明清之际，由于战乱，大连地区又一次沦为人去室空的荒漠之地。清初颁行招民屯垦政策后，经过近百年的开发，大连地区已桑梓满坡，耕地连片，成为辽东农业发达地区之一。大连地区渔业生产历史更为悠久。全地区三面环海，岸线长达1 906 km，海岸曲折、港湾毗连、岛屿众多，滩涂水域广阔，有富饶的渔场。至魏晋时期，渔业经济已很兴盛，捕鱼采贝成为海岛和沿海居民的主要生计。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代，渔业经济发展缓慢，生产力水平低下。日本统治大连时期，对渔业资源进行疯狂掠夺和破坏。解放后，渔业生产步入科学发展轨道，实行养捕并举，生产、加工、销售一条龙，重视科学技术在水产生产中的应用，吸取一度枯捕滥采的教训，加强对资源的保护，扩大养殖规模，保持持续发展的势头，并在船舶、渔具方面进行改革。改革开放以后，经过调整，全市已经形成捕捞、养殖、加工三个产业并举，国有、集体、个体三种体制同进，产供销、渔工商、内外贸综合经营的渔业经济格局。构筑起渔业病害防治、水产技术推广、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渔业行政执法四大保障体系，使全市渔业不仅成为农业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在多个领域居全国领先地位。
3.2 需求条件
渔业己成为大连的特色、优势及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水产品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特别是海水产品,由于它营养价值高,含大量的蛋白质、氨基酸和微量元素及独特的生理活性物质,对增强人体免疫机能,促进发育代谢,防病抗癌、抗衰老等方面有独特的生理疗效。消费者对于集群产品的消费行为呈现易变性和上瘾性。对于一些消费品，消费者有求新求变的消费心理。对于同一种商品的多次反复消费，消费者往往希望变换口味。随着消费经验的积累，消费者对该种商品将产生上瘾的消费行为。另外，营销信息沟通的口传性。距离集群越远，则该集群的知名度越高。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是与营销信息沟通的口传性相差的。在企业集群成长的早期阶段，集群企业主要依靠当地的专业市场从事产品的批发和零售。现代营销手段，如广告、品牌、建立远距离营销网络，还没有在集群中使用。远距离的消费者大都无法实地考察企业集群，他们只能从贸易商或者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得到关于集群产品的有关信息。口传增加了集群整体的知名度，有利于集群产品开拓远方的市场。因此，综上所述，增加水产品的品牌效应和水产品的多样化是大连水产加工园区企业集群化发展的主要需求条件[3]。
3.3 供给条件
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要加工品包括虾夷贝柱、半壳贝、盐渍海参、淡干海参、原味鲍鱼等几十种产品，公司现有永祥水产品公司、永盛水产有限公司、荣成食品公司、海胆食品公司及金贝广场分公司共5座水产品加工厂，具备年15 000多吨的加工能力。大连棒棰岛海产企业集团始创于1993年，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我国最早开始海参工业化生产、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专业海参企业，现已形成集刺参原种保护、苗种繁育、精深加工、科研开发、市场营销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企业在生产产品时有明确的分工，同时还要存在大量相关配套产品生产的企业和中间产品交易市场。一般来说，产品的价值链条越长，技术上进行工序分解的可能性越大，垂直方向的劳动分工延伸也较长，这样产业集群产生的条件就越充分。大连水产加工企业的产品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大连水产加工企业集群发展提供了必要的供给条件。
4 大连水产加工企业集群的特征
4. 1 水产加工企业的专业化
分工和专业化所带来的生产成本的节约大致来自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工人的局部劳动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商品成本。第二，劳动工具的分化和专门化，有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劳动工具的投入。第三，分工和专业化节省了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费用。第四，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有助于降低管理工作的复杂性，从而降低管理成本[4]。目前，大连市优质高效水产品养殖技术及规模已经达到一定的水平和影响力，水产品养殖面积累计达到28万hm2。獐子岛渔业目前已成为我国最大的虾夷扇贝生产基地，壹桥苗业已成为国内最大的扇贝育苗基地，另外，棒棰岛海产、玉?U海洋珍品、上品堂等已成为全国最专业的海参加工基地，以天正实业为代表的国内最大的河豚鱼养殖出口基地。据统计，截止到2000年，水产品加工企业发展到600多家，精深加工水产品达到十大系列100多个品种，大连涌现出了獐子岛、棒棰岛、壹桥、玉?U、天宝、善岛等6家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其中獐子岛、天宝已成为上市公司，壹桥苗业、玉?U海珍、棒棰岛海产、上品堂等企业正在积极筹备上市。獐子岛、棒棰岛获得了国内水产领域仅有的2枚 “中国驰名商标”，国家级刺参原种场、虾夷扇贝、紫海胆、牡蛎、菲律宾蛤仔等良种场均落户大连。大连的虾夷扇贝、海参、鲍鱼、裙带菜、牡蛎、菲律宾蛤仔等海产品的品质和资源量均名列全国前列。大连海参、扇贝、鲍鱼等系列海珍品叫响全国，远销海外。
4. 2 水产加工企业的根植性
企业集群竞争优势与地域根植性的相关性分析，企业集群的“地域根植性”是指集群对特定区域环境关系(如制度安排、社会历史文化、价值观念、关系网络等)的依赖性 [5]。大连獐子岛渔业集团公司大力发展“五合一”模式，联合各地水产行业协会、水产养殖专业户、科研院校、有关金融机构等组成利益共同体。另外，企业集群发展所需要的政策措施、土地使用、人才引进、银行贷款、信息服务、行业协会、职业学校、培训中心、技术创新、公共服务等服务支持体系还不完善。而这一系列公共资源、外在制度、文化环境及社会资本等支撑性条件单靠企业集群或企业集群内部企业根本无力，或很难创造和提供，但它们对企业集群形成、规模扩张、竞争力提升具有基础性作用[5]。
根植性是指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到区域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等关系中，形成不可替代的社会资本，它是产业地方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形成产业竞争优势的力量源泉 [6]。
4.3 水产加工企业的空间集聚性
企业集群的地理聚集特征，是集群内的企业之间、企业与支撑机构之间产生紧密联系，大量产业关联度高的专业化企业聚集在一定区域，形成了相互信任的产业文化，降低了集群内企业之间交易的不确定性，减少了交易费用，使集群区域实现了规模生产。同时，专业化分工形成的社会化分工网络，把人员的培训、销售网络的建立、运输成本的降低、原材料的供应全部纳入区域的专业化分工之中。集群的地理聚集特征是集群获得聚集效应的重要因素[2]。
大连水产加工业发展布局：按照点线结合、区域布局、规模发展的思路，重点培育水产品加工产业带，在产业带中培育加工园区，重点扶持大中型水产品加工企业成为产业发展的龙头，打造产业集群，形成新优势，发挥产业集聚效应[7]。
5 结论与建议
虽然大连水产加工企业集群发展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由于大连水产加工业起步较晚，企业数量和规模远远不及其他省份等一系列因素制约，大连水产加工企业集群化发展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基于存在的问题，给出的建议是：
（1）培育龙头企业，牵动产业开发。重点培育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产权关联度大、带动能力强、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中型特色水产品加工龙头企业，支持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营，提高特色水产品加工水平和档次。
（2）用足用好政策，借力促进发展。抓住机遇，充分用好、用足、用活国家和省辽宁有关部门出台的对农产品加工业扶持政策，争取水产行业以外的各方面支持。
（3）培植研发基地，加强自主创新。充分发挥省水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水产品加工工程技术中心和省内科研院所的技术优势，与大型加工企业进行合作，走“产、学、研”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水产品加工关键技术研究。
（4）实施名牌战略，促进产业经营。做好企业产品推介宣传，扩大知名度。提高质量卫生标准，改进包装，树立信誉，扩大市场占有率。加强企业营销，创建品牌，打造名牌，积极申报中国名牌和驰名商标，申报辽宁名牌和著名商标。依靠品牌优势，提高产品市场竞争力，进而带动水产品加工业整体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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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杜克大学学者格里芬(Gereffi)是GVC领域目前最具影响的学者，他对价值链进行了扩展。分析角度从过去单纯地局限于一个国家而扩展到整个全球价值链，强调不同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价值链合作的重要性及其关联，为了将价值链理论直接连接到全球经济或产业组织中去，20世纪90年代，一些学者在价值链等理论基础上发展了一种新的研究理论，即全球商品链理论(GCC)(格里芬，1999)。全球商品链理论是基于全球购买商(主要是零售商和品牌商――格里芬称之为“没有工厂的制造商”)作为全球分离的生产和分销体系中关键驱动者的地位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格里芬(Gereffi)将这种采购者驱动(Buyer-dfiven)的价值链与生产者驱动(Producer-driven)的价值链条进行了比较研究。后者基本上对应于跨国企业对全球生产体系的垂直整合。这两种类型的价值链分布可以由图1、图2来说明。
全球价值链模型最近在产业集群分析中很盛行，基于上述两种不同的价值链分布，以全球价值链的观点看，形成的地方产业集群的基础也会有所不同。全球价值链模型正确认知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大部分是全球价值链的一部分，但对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如何更有效地成长与培育很少涉及。
全球价值链中各个价值环节在形式上虽然可以看作是一个连续的过程，不过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一完整连续的价值链条实际上是被一段一段分开的(片断化)，在空间上一般离散性地分布各地，通过表Ⅱ可以对此空间多层次性有一认识和了解。
当代的国际经济竞争是产业集群的竞争。而区域产业集群不仅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构架，还常常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竞争力之所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制造业实际上已经逐步进入全球价值链中，因此研究区域产业集群创新管理问题，也必然要将视角升华到GVC的高度，但国内在该领域的研究尚属空白。
地方产业集群一般都是全球价值链条在空间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之所以能够成为竞争力角逐优胜者，很大程度也是各种治理模式交错发展的结果。地方产业集群一般是全球价值链片断化的结果，那么其最终的发展轨迹或提升路径也应该是沿着全球价值链一步步来完成。有必要强调地方产业集群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虽然有自我不断强化的效果，但这一过程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一条直线，而是需要各个经济行为体的共同的持续努力才能完成。
二、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资源型产业集群
(一)资源型产业集群的价值链构成
资源型产业集群总是基于某种资源而产生和成长的。那么在该类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成长中，就会依赖自然资源在产业成长中的利用方式不同、生产特点不同、需求不同、技术特点不同、政府作用等不同方面的原因而表现出各种成长特点。作为基于自然资源成长的产业集群，其在区域上集聚的特征往往是全球价值链环节(片段)本地化的一种表现。同时，由于资源型产业集群对资源的依赖，通常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本地化往往靠近产业价值链的前端。
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发展在资源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这里基于前面所论述的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集群发展来探讨资源型产业集群的发展。从全球价值链的观点看，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程。而且，在从过去一个国家内部的价值链扩展到全球时，不同国度的资源、生产、市场以及国家之间的贸易，将使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形成不同的片段，也会因为创新的因素而产生价值链的延伸或派生出新的环节(片段)。
基于资源成长的产业集群的价值链分布，其中产业价值链的基础是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在价值链的构成中，由于资源基础不同，价值链的延伸以及可能的延伸与扩展的部分也会不同。不仅如此，其扩展和延伸的各个片段(或产业环节)的本地化而形成的地方产业集群的类型也不同。从价值链的扩展看，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延伸和向相关领域扩展，从而使价值链构成复杂化，从资源型产业本身的发展看，则会形成基于同一类资源而成长的多行业分布的横向相关性或纵向相关性的多行业产业集群。
(二)资源型产业集群中的企业价值链
基于上面资源型产业价值链的构成，在派生的扩展和延伸价值链上的各个片段(环节)由于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的分工又可能进一步派生出新的片段，这些价值链片段的本地化则形成了基于自然资源成长的地方性产业集群。从产业价值链到企业价值链的分析看，在资源型产业集群的产业价值链上的各个环节落实到企业，并在企业层面形成企业价值链。
在资源型产业集群的成长中，基于产业价值链的全球分布以及各个价值链片段的再分解和本地化，将出现依托产业的全球价值分布以及与资源的结合程度而在不同的产业环节和地理环境产生相应的资源型产业集群。如在我国羊绒产业的发展中，羊绒资源以及制品在国际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在市场以及营销等方面仍比较薄弱。
三、全球价值链中的资源型产业集群
在全球经济发展中，自然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和需求市场的全球化发展，使资源型产业的发展表现出全球分布的特色，这种全球分布的特点在资源的开发、加工、深度开发、消费市场等方面有可能表现出来，如石油产业的发展，由于石油蕴藏分布相对集中，于是其开采、炼油、石化加工、石化产品消费等各个环节表现出全球的分布和基于石油资源价值链各个片段(生产与销售环节)的全球分布，并由于石油资源生产和加工的特点，在有关环节上出现生产的相对集中。
以我国羊绒产业为例来看，资源型产业的全球分布而形成的全球价值链在不同的环节上由于片段(环节)的本地化而形成相应的产业集群。
从全球看，产绒山羊主要分布在北纬35°～55°，东经5°-120°的区域，主要产绒国为中国、中亚五国、俄罗斯、蒙古、伊朗、巴基斯坦和土耳其。而全世界有70％的羊绒来自中国。目前，我国的白山羊绒主产于内蒙古、辽宁、宁夏、甘肃等地，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地区产绒品质最好。同样是白绒，根据其产地不同、绒质的细腻程度、绒毛纤维的长短、柔韧性的不同。其价格差别从每吨十几万元到100多万元不等，鄂尔多斯白绒曾有过每吨120万元的国际市场价格。被世界公誉为软黄金“纤维钻石之冠”的鄂尔多斯羊绒系列制品，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2003年获得了由国家质检总局颁发的《国家原产地标记注册证书》。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1.19
中图分类号：F406.3;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1-0087-05
Linkage Studies on Intra-industry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 in the Inflow Area
――A Case Study for Gansu Province
GUAN Ai-ping， CHEN Chao
（School of Business，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730070）
Abstract：Based on the 16 industrial sectors panel data from Gansu province over the 2006 to 2011 period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hange of 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modes and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of intra-industrial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The results show that intra-industry technology spillover effect is not beneficial for the shift of industrial economic growth from extensive mode to intensive mode， while inter-industry forward spillover effect has an obvious propelling function.Industrial development level， degree of opening， and human capital level have obvious influences on inter-industry technology spillover.
Key words：inter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er;industrial technology spillover;economic growth modes;influential factors
引言
自从MacDougall发现在FDI过程中伴随技术溢出效应以来<sup>[1]</sup>，作为深度FDI结果的区际产业转移便被赋予了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早期理论界对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往往从行业内角度出发，且结果存在争议。如：Caves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sup>[2]</sup>、Behrman 和 Wallender对美国<sup>[3]</sup>、Nadiri对欧盟、陈涛涛对中国的研究都发现了FDI具有比较明显的行业内技术溢出，并极大提升了承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Aitken 和 Harrison（1999）、Djankoc 和 Hoekan、Kinoshita（2001）对委内瑞拉和捷克等国的研究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针对这种情况，相关学者们开始关注行业间的垂直技术溢出效应。Javorcik认为FDI通过后向关联提高了立陶宛企业的生产率<sup>[4]</sup>，王苍峰则将我国行业内技术溢出与行业间的前后向联系做了对比<sup>[5]</sup>。从研究方法上来看，Grilliches早在1979年就指出，技术的外溢具有随地理距离衰减的特征，而以往的研究几乎没有将距离因素纳入考虑。随着空间计量技术的不断成熟，我国学者也开始从空间维度重新考虑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问题。如：陈琳、赵放和刘秉镰等人就分别用空间计量手段考察了产业转移过程中的技术溢出效应[6，7]，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果。造成产业转移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的另一个原因被认为是承接地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不足。Keller、赖明勇等人认为人力资本水平是影响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张存菊则利用面板数据分析了区际产业转移的粘性问题<sup>[8]</sup>。张宏、许和连、李平、关爱萍、李娜等人着重从行业开放度、技术差距、市场竞争、知识产权保护和吸收能力的门槛效应等方面进行了探究<sup>[9～11]</sup>。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不难发现，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缺乏创新已经成为我国区际产业转移行业内技术溢出研究的一大障碍，因此必须将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也归入研究体系，同时将技术溢出与经济增长方式联系起来进行联动研究才能在相关领域更进一步。尤其对于我国西部地区来说，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显得比追求经济增长本身更加紧迫。因此，本文从空间角度研究区际产业转移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对甘肃省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以期发现一些有用的结论;同时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深入剖析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影响因素，力图找出制约甘肃省行业内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关键要素。
1 指标构建、计量模型的设计与变量说明
1.1 甘肃省工业经济增长方式评价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TFP）可以全面和动态地反应经济总量的变化，尤其是强调了技术因素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我国理论界通常采用该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但遗憾的是其无法反应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本文借鉴了赵文军等人的做法<sup>[12]</sup>，选用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率（RTY）来反映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
假设i行业在t时间的生产符合C-D生产函数，即：Y=AitKαitLβit。由此可知，产出增长的变化率gYit（ΔYit/Yit）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gAit（ΔAit/Ait）、资本增长率gKit（ΔKit/Kit）和劳动增长率gLit（ΔLit/Lit）的变化。即存在：
gYit =gAit +αgKit +βgLit（1）
将式（1）两边同时除以gYit可得：
1 = gAit/gYit +αgKit/gYit +βgLit/gYit（2）
对式（2）进一步变形可得：
RTYit=gAitgYit=（Ait-Ait-1）/Ait-1（Yit-Yit-1）/Yit-1（3）
其中，RTYit代表全要素生产率对产出的贡献率指标，其值上升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趋向集约化和内涵化，反之则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趋向粗放化和外延化。本文采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对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投入变量设定为行业i在t时间的固定资本存量K和劳动投入L，产出变量则是对应的总产值Y，L和Y的值由《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平减得来，固定资本存量K的计算采用永续盘存法，以2000年为基期进行盘存。
根据式（3），可得出甘肃省16个工业行业2006～2011年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趋势，见表1。
通过表1可见，16个工业行业在6年间经济增长方式起伏较大，部分行业在中间年份一度出现向集约化转变的趋势;但总体而言，行业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摆脱依靠资源投入的模式。本文将从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角度探讨区际产业转移对甘肃省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
1.2 计量模型的设定
1.2.1 经济增长方式传统面板模型的建立
在借鉴Kugler（2001）等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层面对区际产业转移的技术溢出效应展开联动研究，并将考察其对工业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基础回归模型如下：
RTYit=β1Kit+β2 Lit+β3RDi（<sup>t-1</sup>）+β4LnGAPi（<sup>t-1</sup>）+β5Hit+β6Fit+β7Bit+μit（4）
其中，被解释变量RTYit如前文所述，Kit和Lit分别表示i行业t时间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分别采用经过永续盘存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和当年行业从业人员数来表示;变量RDi（<sup>t-1</sup>）用来衡量甘肃省工业行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其值由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来表示，考虑到研发投入对技术水平的影响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故采取滞后1年;变量LnGAPi（t-1）反映行业内甘肃和外省的技术差距水平，同样做滞后1年处理。Hit为行业水平技术溢出效应指标，由国内省外投资对行业固定资产合计占比计算得来，这里用国内省外投资作为区际产业转移的指标;变量Fit、Bit分别代表行业间的前向和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即用来衡量行业总投入中有多少来自于上游和下游行业中的省外投资，其计算方式如下：
Fit=∑i≠jαijHjt
Bit=∑i≠jβijHjt（5）
其中Fit表示行业i的中间投入来自上游行业j的份额，Bit表示上游行业i中提供给下游行业j的份额。
1.2.2 经济增长方式空间面板模型的建立
本文尝试将空间距离因素加入模型以对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形成约束。借助陈琳<sup>[6]</sup>的研究方法，将传统回归模型转化为以下形式：
RTYit=β1Kit+β2Lit+β3RDi（<sup>t-1</sup>）+β4LnGAPi（<sup>t-1</sup>）+β5wHit+β6wFit+β7wBit+μit（6）
相比式（4），将空间权值矩阵w与技术溢出的变量Hit、Fit和Bit进行连乘处理，以控制技术溢出效应随距离因素所造成的衰减。考虑到本文从行业层面开展研究，因此选取行业间的技术距离构建空间权值矩阵，参考潘文卿（2011）等人的方法，使用甘肃省2007年投入产出表中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结构向量的角余弦（产业相似度）来计算，具体方法如下：
Φij=∑akiakj∑a2ki∑a2kj
Dij=1-Φij（7）
其中，Φij为产业相似度，aki和akj分别表示第i产业部门与第j产业部门直接消耗系数结构列向量的第k个位置的元素，Dij为行业间的技术距离。计算中涉及到的行业直接消耗系数来源于《2007年甘肃省投入产出表》，并采用加权平均法计算其余年份的产业相似度。最后利用行业间的技术距离，便可以得出基于行业间联系的空间权值矩阵。
1.2.3 行业内技术溢出影响因素回归模型的建立
在综合比较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着重从行业对外开放程度（OPEN）、产业发展水平（ID）、人力资本水平（L）、行业自主创新能力（RD）和行业技术差距（GAP）四个方面来考察其对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回归方程设计如下：
Hit = β1OPENit + β2IDit + β3LnLit + β4 RDi（<sup>t-1</sup>）+ β5 LnGAPi（<sup>t-1</sup>）+ μit（8）
其中Hit为水平技术溢出指标，OPENit为行业开放程度，用t年国内外省投资占i行业工业总产值的比来表示;产业发展水平IDit的计算由t年i行业工业销售额占甘肃省规模以上工业行业销售总额的占比得出;人力资本水平、行业自主创新能力和行业技术差距指标的选取同上文。
1.3 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基于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甘肃2006～2011年16个工业行业进行实证研究。国内省外投资数据由甘肃省商务厅的原始统计资料整理得来，并利用以2000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新产品开发经费支出（RD）来自历年《甘肃发展年鉴》，缺失数据利用SPSS软件中的线性趋势法进行插补，并以45%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和55%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加权合成指数作为平减指数对该数据进行平减。行业技术差距（GAP）的值则通过DEAP2.1软件中的多阶DEA方法得出。产业发展水平（ID）则通过相关年份的《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计算得来。
2 实证结果及分析
2.1 行业技术溢出效应对工业增长方式的影响实证分析
考虑到上文设定的式（4）和式（6）可能会产生系统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参照Arellano和Bond（1991）的研究，采用系统GMM方法对其进行估计。使用Stata 11.0对式（4）、式（6）进行系统GMM回归并进行过度识别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在不考虑距离因素的情况下，模型选取的工具变量全部有效，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行业内水平溢出并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转向集约，甚至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副作用;而行业间前向技术溢出则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方式走向集约化，后向溢出则对这种改变的贡献并不显著。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西部省份的自主创新能力还未形成规模，因此从行业内角度来看，要素投入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在这种情况下，行业间的前向技术溢出更能发挥“及时雨”的作用，当省外优势产业投放于行业上游时，能够及时带动下游产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并通过竞争效应促进上游企业的技术水平，从而使经济增长方式走向依靠技术的集约模式。同时不难发现，当模型中逐步加入控制变量（RD、GAP）时，人力资本因素越来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可见，西部省份人力资本水平还较低，无法有效吸收技术溢出效应。最后，同业技术差距因素明显提升了经济转型的动力，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经济发展如果向以技术为依托的集约化转变，一定的技术空间是必要的。
而在空间面板范式下，考虑了行业技术距离的行业内技术溢出与行业间前向溢出结果与传统面板下的研究如出一辙。可见，技术溢出效应的扩散难易程度并不能显著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与前文不同的是，在不涉及同行业技术差距因素（GAP）时，行业间后向技术溢出效应同样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究其原因，很可能是由于行业内技术差距对行业间技术差距形成了干扰，且在考虑行业间技术距离因素的情况下，处在下游的省外转移产业很难将技术溢出传递给上游的本省企业，因此造成经济增长方式趋于保守。同时，随着空间距离思想的引入，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转型的正效应得以充分发挥，而人力资源投入则恰恰相反。从原理上讲，同是要素投入作用效果却迥然不同，这也说明了甘肃省工业资源配置上的不合理，人力资本水平低仍是制约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主要障碍。
2.2 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影响因素的实证结果分析
为了更加详细地考察在不同的行业内技术溢出条件下，各种因素对这种溢出的贡献力度，本文采用Koenker和Bassett（1978）的分位数回归理论开展实证研究，利用Eviews7.2软件可得具体结果如表3。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行业开放程度在任何分位数水平上均可以显著地促进行业内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这说明只要一个行业接受产业转移，对外省先进技术持包容态度，才能更好地激发行业内技术溢出，从而提升经济发展水平。而对产业发展水平而言，较低和较高的分位数水平对技术溢出效应作用明显，中间分位则不太能够发挥作用。可见在产业转移进入的初期，一个积极发展的朝阳行业更能够激发行业内产生技术溢出，同时在技术溢出比较稳定的时期，其作用同样明显。人力资本水平则随着分位数的提高对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逐渐下降，说明对于我国西部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而言，行业内技术溢出越难发生，越应该从人力资本角度着手去思考对策。行业技术差距因素则随着分位数水平的逐渐加大，对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影响由负转正，但并不显著。这反映了只有存在较大的技术空间，才更易于产生溢出;而行业自主研发水平则刚好相反，从理论上不难理解，行业自主研发水平越高，越能够抑制外部技术的进入。
3 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对甘肃省承接区际产业转移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进行联动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通过使用传统面板模型和空间面板模型对甘肃省工业行业经济增长方式展开对比研究发现，无论是否考虑行业间技术距离，行业前向技术溢出效应都非常利于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而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则不利于这种转型发生。同时随着空间因素的加入，资本与人力投入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技术距离确实对研究结果具有放大作用。遗憾的是，当从经济增长方式角度对区际产业转移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时发现，甘肃省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依然以要素投入为主，并未显著向集约化增长发生倾斜。
第二，当对影响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相关因素开展研究后发现，行业开放度无疑是产生行业内技术溢出的关键，而产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虽然能够促进行业内技术溢出，但通过分位数回归足见其作用路径却并不相同，前者在较低和较高分位数水平较为明显，后者则伴随分位数水平上升而上升。行业自主研发水平和同业技术差距则在较低分位水平不利于产生行业内技术溢出，不同的是，在高分位水平同业技术差距对技术溢出的影响由负转正。
基于以上实证分析结论，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首先，加大力度引进上游行业区际产业转移，同时着重提升甘肃人力资本水平与资本投入之间的协调性，为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承接做好铺垫。对于同业技术距离与自主研发则要因地制宜地进行筛选，优先发展技术差距大具有相对劣势的行业，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向技术主导型发生
转化。其次，继续保持工业行业对省外资金技术的吸引政策，通过行业的开放态度从宏观层面为外省区际产业转移保驾护航。更重要的是，必须积极对产业转移技术溢出的进程加以观察，以便在不同的溢出阶段针对具有不同发展水平和创新能力的行业进行配套要素投入，尽可能实现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最大化，切实带动甘肃省乃至我国西部地区实现产业升级，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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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3）34-0091-02
1廉江红橙的产业现状
廉江市位于湛江雷州半岛的北缘，在廉江西南部一带，肥沃土壤和充足的阳光是天然的红橙种植基地。当地政府规划青平、高桥、雅塘、石颈、长山、塘蓬、石岭7个镇作为发展红橙重点镇。历经五十多年的生产经验积累，廉江红橙已经具有极高的国际品牌。然而随着知名度的提升，潜伏着很多隐患。首先，本地市场上也出现了很多假冒廉江红橙的其他柑橙；其次，红江橙遭遇大面积黄龙病，导致大量橙树枯死；再次，外贸市场又面临来自加州新奇士橙的竞争。
综上种种，廉江红橙的品牌优势不断下滑，产品出现滞销现象，廉江红橙产业未来出路令人担忧。随着信息产业的崛起，通过电子商务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来进行市场拓展，实现产、供、销一体化，走电子商务化道路，将是廉江红橙产业的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
2 电子商务对廉江红橙产业的影响
廉江红橙产业，过去由于信息不畅造成某一年份大批量种植红橙，丰收时红橙大量积压，同类产品恶性竞争反而卖价过低，遭受严重损失，同时影响下一年的种植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随着信息技术的普及，如何利用信息化技术为廉江红橙产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型升级，成为了本文要研究的内容。
2.1 电子商务指引农业生产更加符合市场需求
廉江红橙产业依托于当地的自然环境及农民对农产品的市场行情判断，若盲目种植容易导致供需不平衡。由于果农本身素质及能力有限，所收集到的信息的质和量方面均存在不足，果农习惯于根据直觉或习惯进行种植，其结果就是农产品生产失衡，近几年当地果农卖果难的现象就充分说明这种种植方式不适应市场的需求。
电子商务是指在互联网的环境下，买卖双方不谋面地进行各种商贸活动，实现各参与方进行各种商务活动的一种新型的商业运营模式[l]。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果农可以即时获取第一手的信息[2]，并利用这些信息指导种植、利用网络推销农产品，避免供求不平衡。电子商务拉近了供需双方的距离，以其特有的准确性和便捷性的特点提升廉江当地果农种植红橙的积极性，提高果农收入，有效调节了供求不平衡现象，对稳定农村发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2.2 电子商务加快了农产品流通速度
首先，物流业的发展解决了农产品的运输问题。廉江红橙所在的生产地区偏远，对保鲜要求高，依赖于物流业的快速运送，流通速度越快，对农产品而言越好。其次，电子商务的发展，方便果农更快、更准确的寻找市场。在电子商务交易的环境下，红橙的交易各参与方可以降低中间商的交易成本，有效调节了供需不平衡状态，提升果农的利润，提高其种植的积极性。廉江市当地政府已经建立了针对廉江红橙产品信息网，为果农提供了准确及时的生产和销售信息、拓宽了红橙产品经销的市场空间，廉江红橙产业正走在信息化的道路上。
电子商务是一种新型的商务模式[3]，它的出现对于廉江红橙产业实现产、供、销一体化有较大的影响。电子商务这一个平台，对提升了廉江红橙产品的竞争优势，由第一产业向以信息化指导的第三产业的转型及升级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 电子商务对廉江红橙的产业升级影响
随着农业信息化的发展，不少果农纷纷上网，利用网络信息指导生产、销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卖果难的问题。由于农产品的生产周期比较长，生产者承担着巨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果农若能通过各种信息渠道预测、规避风险，就能有效增加收入，避免供求不平衡。
随着廉江市当地信息技术的不断深化和完善，电子商务的发展和应用也比较深刻影响到当地果农，对当地的产业升级带来深远的影响[4]。廉江红橙产业升级面临挑战及机遇。由于长期以来产业结构不合理，廉江红橙产业以第一产业为主，具有深加工、高附加值特点的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电子商务信息产业的发展，大幅提升廉江红橙产业第一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的比重，并改善第三产业生产落后及布局不均的局面，可以大幅提升其产业升级力度。
电子商务对廉江红橙产业升级所带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组织体系、农业生产过程以及农产品流通领域上。
（1）廉江红橙产业组织整体化。为了应对全球农业竞争，廉江红橙产业生产迫切需要改变当前零散的农业生产模式，打造具有区域性的产业巨头。这种农业产业巨头，代表当地果农利益，果农可以参与公司利润分红，提高其种植积极性。
（2）廉江红橙产业生产信息化。首先，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5]，促进农业生产过程自动化、信息化。其次，在农业项目选择方面，通过电子商务信息的及时化、准确化以及全面化拓展销售市场，以降低市场波动导致的损失。
随着电子商务的普及，廉江红橙网上交易进一步变为现实，一方面要利用网络向全球本地优质农产品资源信息；另一方面，开设网上廉江红橙网上超市，逐步实现网上交易；最主要的是通过网络供求信息，廉江红橙产业服务，让当地果农学会利用信息指导生产和规避风险。
4 结论和建议
电子商务对廉江红橙的产业升级具有积极的意义和影响，使得当地的红橙产业实现组织整体化、农业生产信息化、产品销售网络化，能更快更好地利用信息来规避风险，避免供求不平衡的现象。
4.1 廉江红橙产业电子商务的发展的不足
（1）网站建设水平不高。由于廉江市地处粤西地区，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网络营销市场尚未成熟：对于廉江地区的果农而言，普遍存在网站建设水平不高、运营机制与网络营销难以整合等问题。
（2）电子商务应用普及深化程度不足。廉江当地红橙产业电子商务的发展，目前还面临一些现实困难。首先，在传统渠道与网络渠道的融合方面存在问题；其次，开展电子商务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不足；最后，缺乏对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吸引、留用与培养的条件与机制。
4.2 相应的政策建议
（1）加大信息建设投入。电子商务是在计算机互联网等信息化条件下发展的产物。当地政府及企业必须加大网络硬件、软件的投入建设。
（2）普及电子商务的应用。首先，加强当对电子商务在传统与网络渠道的融合；其次，完善当地电子商务的基础配套设施建设；再次，提供良好条件吸引留住电子商务专业人才。
总而言之，加快廉江红橙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必须以市场为导向，建立健全的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一方面，廉江红橙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积极响应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政府要完善网络基础设施，积极培养电子商务人才；加强农产品信息服务体系建设，及时为农民提供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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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环境质量仍处于下降趋势，生产型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尤为突出，从产品的设计、材料采购、生产到产品的销售与售后服务，最终形成产品价值，在一系列的价值增值活动中，每一项活动都会对环境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为抑制环境进一步恶化，在发展模式上，我国提出实施循环经济模式，使资源可以得到反复使用、充分利用、减少废物排放，从根本上解决我国一直以来存在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冲突的问题;在管理方法上，我国提出将环境成本纳入会计核算体系，通过环境成本控制来有效降低生产型企业对环境的污染程度。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将环境因素以成本化的形式纳入到价值管理体系中，使企业价值链有了新的拓展与科学内涵。本文基于循环经济与价值链相结合的循环经济价值链对环境成本控制提出相关建议。
二、企业循环经济价值链概述
目前，对于价值链理论与循环经济理论相结合的理论研究及实践还比较匮乏。彭秀丽（2008）在界定区域循环经济价值链内涵的基础上探讨了区域循环经济价值链的构成及运行机制。米潇（2008）以煤炭行业为研究对象，在煤炭价值链的基础上运用循环经济思想重构了煤炭价值链的组成内容，并对其价值链的形成机制做了相应分析。赵春雨（2009）界定了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并构建了循环经济价值链的运行机制及模型框架，从循环经济价值链的形成机制、传导机制与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透彻的理论分析。肖序等（2010）在循环经济价值流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组合多学科的，能充分解释循环经济物质流路线中的资源价值变化信息的循环经济价值流理论与方法体系;王琳等（2013）构建了循环经济价值链的灰色测度模型，并提出了生态工业园循环经济价值链优化运行的政策建议。
循环经济价值链的实质就是在价值链理论中加入环保的概念，是企业、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战略。循环经济价值链不仅延长了企业的价值链，还赋予了企业价值链新的内涵，强调资源在价值链过程中的循环利用，是对企业价值链的一种创新。传统经济下的企业价值链仅仅是一种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价值链单向流动、简单的开环价值链。而循环经济价值链是在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下对企业价值链的重构，采用各种高新技术手段，以“3R”（再利用、再循环、减量化）为基本原则，深入分析企业内部与外部各个价值增值活动，优化各个业务流程，在生产活动之间及生产活动与消费活动之间增加了回收再生利用活动，从而降低资源与能源的浪费以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共赢。
生产型企业其主要特征是有实物产品产出，其内部价值链一定是从原材料到产品的生产再到下游客户。循环经济下生产型企业价值链同一般企业价值链一样，同样可以企业本身为节点分为内部价值链和外部价值链，从材料的投入到产品的生产再到产品的营销这一主要价值链就构成了企业内部价值链，企业所获取的价值就是这些内部增值活动所形成的。而生产型企业的循环经济价值链主要表现为在其主要价值增值链上将循环经济思想融入其中，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前提下，原材料投入时要考虑投放的减量化、生产过程中要考虑资源的再利用、废弃物处理时要考虑资源的回收再处理（如下页图1所示）。
三、循环经济价值链与环境成本控制的内在联系
环境成本是企业为了降低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对环境造成的负担，为了执行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政策采取的一系列保护环境的活动所发生的各种耗费。现行的会计系统并没有将这样的成本纳入到核算系统中，环境成本也就成为了企业的不相关成本，不利于解决环境问题。现有的社会环境问题迫使企业必须要改变以往以利润为唯一目标的落后思想，要高度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企业对环境、社会、公众的贡献。生产型企业的特征决定了其对整个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大，因而将生产型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到最低是企业自身与社会更为关注的问题。采用怎样的有效控制方法是生产型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核心问题。价值链理论与环境成本控制高度相关，循环经济又与价值链密切关联，因此从循环经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生产型企业环境成本控制是顺理成章的，也是一种新的研究视角。
（一）环境成本控制伴随着价值链的创新发展。在理论探索方面，环境成本的控制方法随着价值链的延伸而有所拓展。当价值链仅限于企业产品生产过程时，环境成本的控制也就仅限于在生产阶段降低资源耗费与减少废弃物排放;当价值链延伸至从研发设计到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时，环境成本的控制也拓展到各个环节的环境成本降低方法;但是这并没有完全反映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涉及的环境成本，因此，价值链又从企业内部发展到企业外部，从横向价值链到纵向价值链，为了更加全面地反映企业环境成本，其原有的环境成本控制方法与控制方向也在不断创新;近年来提出的循环经济价值链更是价值链的一种创新，将原来单向的、开环的价值链，在循环经济理论的基础上转向为循环的、闭环式价值链，由此，环境成本控制也应该有其新的拓展。
（二）环境成本为企业循环经济价值链管理提供了重要信息。任何一个企业在其生产经营过程中必然会对其利益相关者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又必须考虑其利润目标。生态效益与环境效益的最优点就在于企业是否遵循循环经济价值链的发展规律，是否能够协调企业自身内部价值链、产业与区域循环经济价值链等之间的复杂关系。环境成本作为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重要信息要素之一，它贯穿于整个企业价值链中，其大小决定着企业价值活动的合理性、有效性、完整性。因此，环境成本的发生能够及时反映出价值链中任何一个环节的优势与不足，给企业循环经济价值链的管理、创新与发展提供重要信息。
（三）循环经济价值链为环境成本控制提供有力指导。企业价值链的延伸，使得企业环境成本的控制链在不断延长和拓展，控制方法也随着价值链的创新而不断改进，进而形成一套适用于企业自身性质的控制方法体系。循环经济价值链是价值链的创新发展，它为环境成本的有效控制提供了新的思路，在此基础上环境成本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出来，进而有利于环境成本控制。
四、循环经济价值链下生产型企业环境成本的分类及其内涵
环境成本是近年来理论界讨论的重要内容之一，相关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探讨了环境成本，使环境成本的内涵与外延都有所扩大。对于企业环境成本的内涵与分类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说法。循环经济价值链视角下的环境成本可以从产生原因、根本目的、指导思想、核算范围与计量手段等多个方面来考虑，周航（2011）提出了循环经济下环境成本的定义：某会计主体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以循环经济发展为基本战略模式，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指导思想，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原则下，为保护环境，降低环境负荷，以取得环保效益和经济效益为目标，在相应的时期内进行的一系列环境保护活动和其他的一些必要经济活动，由此企业产生的可以货币化或非货币化的支出。并将环境成本分为减量化成本、资源降级成本、资源回收利用成本、环境管理成本与环境机会成本五大类别，表1列示了其具体内容。
笔者认为该分类并没有有效、系统地将环境成本的内容完全表达出来。例如，在研发阶段企业发生的环保论证费支出;在材料采购阶段为了减少产品在价值链后续阶段的环境污染、上游企业销售过程中产生的包装物污染而发生的环保材料费支出;在销售阶段为减少和治理企业在销售环节如包装环节、定价环节中发生的污染以及与环境保护相关的支出，以及运输、仓储中为减少环境污染而发生的支出等。环境成本不仅仅存在于产品的生产阶段，也始终贯穿于整个产品价值链，存在于每个价值增值环节。因此，企业环境成本应该按照企业价值链来分类，这样才能完整包含企业行为中的全部环境成本。在循环经济价值链视角下的环境成本应该包含但不限于以上五大类环境成本。
五、循环经济价值链下生产型企业环境成本控制
循环经济价值链下生产型企业环境成本控制不仅要求企业重视生产经营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更要关注环境成本对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不仅注重环境成本控制是在循环经济模式下进行的，更要将环境成本的控制纳入到从产品研发、采购、生产、销售及服务等各个环境中来;不仅关注企业内部环境成本的控制，更要将上下游相关企业的环境成本作为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尽可能将环境成本降到最低，全方位地确保企业的经济活动对环境带来的负荷最小。本文仅对企业内部价值链上环境成本的控制进行简单探讨。基于循环经济价值链的理论知识，为了体现循环经济与价值链相结合的基本思想，对于企业内部循环经济价值链上的环境成本应该采用事前规划、事中监控、事后控制的全过程价值链管理控制方法，以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形成的价值链为基本分析工具，以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为基本控制思想，将两者有效合成，形成循环经济价值链，从而贯穿于环境成本控制的全过程，力求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最优状态。循环经济价值链下的环境成本控制如图2所示。
由图2可知，循环经济价值链视角下生产型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在整体上主要由三个阶段构成。
（一）事前规划。在规划阶段环境成本的控制主要在于产品的生态设计方面，要求企业在进行产品研发时，能将环保意识、消费者健康与社会责任等有机融入到产品当中，全面考虑产品在生产、销售、使用与回收等过程中可能带来的环境成本支出，同时将由于生态设计所带来的成本增加纳入到企业成本管理系统当中，根据成本效益原则选择最佳实施方案。
（二）事中监控。这一阶段是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最核心阶段，也是环境成本控制中最能体现出循环经济价值链的重要组成部分。（1）材料采购。生产型企业生产经营的首要活动就是原材料与各项辅助材料的购买，按照事前规划过程中对于原材料的要求，在选择合适的材料时，也要考虑在采购各个环节对环境的影响，不适当的采购活动会带来更多的运输负荷与包装负荷。运输负荷会给环境造成更多的大气污染，包装负荷会给环境带来更多的固体废弃物污染，同时有可能使企业的相关采购成本增加。因此，在采购阶段要注意各个采购环节对环境的影响程度，综合降低企业可能发生的环境成本，从而降低采购总成本。（2）产品制造。在这一阶段，很多专家学者提出了“清洁生产”的控制方法，这种方式比较有效，特别是针对生产型企业，从原料的投入开始到废弃物的产生都始终贯穿“清洁”二字，并且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要求具备科学而严格的管理措施，实现“投入清洁、生产清洁、排放清洁、服务清洁”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方式下就使得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达到原材料的减量化投入、充分化利用、循环化使用，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减少废弃物排放。（3）产品营销。使企业产品价值最终实现的阶段就是产品的营销阶段，在这一阶段的成本控制主要是包装物与运输两方面的控制。这一阶段与材料采购阶段相对应，企业在包装物的选择方面要尽量降低产品包装废弃物的产量，使用可重复使用、可回收利用、易降解无毒的包装物材料;在运输工具上选择污染较小的运输工具，在运输渠道上建立自己的运输物流中转站，减少运输过程中资源的耗损与浪费。
（三）事后控制。目前，一些生产型企业往往会忽视售后这一阶段，而现在的产品营销系统很注重产品的售后服务，这一阶段可以将消费者退回的商品进行回收处理;可以将维修后的“废弃物”进行重新制造;更重要的是可以向下游企业或者广大消费者进行环保宣传，让更多的企业与大众加入到环境保护运动当中来。
综上，从宏观上来看，通过事前规划制定有效的环境成本控制实施方案、事中严格把控各个环节中环境成本的合理性、事后注重环境成本控制的实施效果，并反馈给事前规划阶段，这是循环经济价值链下环境成本控制的外循环。从微观上来看，企业在产品生产的材料采购、生产、流通、营销以及售后服务等价值链环节上实现了资源投入的降低、资源的循环利用，资源使用效率提升，这本身就是循环经济的本质要求，构成企业循环经济价值链下环境成本控制的内循环，这是一条可持续的、循环的完整价值链。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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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从文献资料上看，1985年，姚齐源、宋武生、李国忠、殷君伯、过杰等学者在学术期刊中开始著有“产业链”一词，但未对其定义有明确阐述。1988年，张文合在“青海省工业战略性优势产业群决择”一文中对产业链做出了定义。1990年至1993年，傅国华在课题中，从农产品的角度提出了产业链的概念。此后，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产业链的定义作出了说明。
一、从供给和需求等前后关联的角度解析
在产业链研究的最初，学者们多仅从分工角度，从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解析产业链，认为产业链是由产业之间供给和需求而形成的一种顺序向的前后关系。从文献的梳理来看，这种从供需角度解析的概念也是在发展变化的。最初的解析相对静态，仅停留在生产要素的提供和购买上或单纯的供给和需求上或单纯的投入与产出上形成的链条状联系。如：1999年，陈博在“产业链与区域经济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不同的产业通过生产要素的提供和购买的关系，形成的产业之间链条状的联系。2001年，周路明指出产业链是一种生态图谱，这种生态图谱是建立在产业内部分工和供需关系基础上的。2002年，鲁开垠在“解析产业链”一文中从产业关联的角度指出产业链实质上是指各产业相互之间的供给与需求关系。2003年，郭海君在“产业链构建是产业化经营的关键”一文中从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来描述产业链。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产业链的定义从静态向动态发展，从单纯的供需、投入与产出角度向从原材料到消费者流动的相对动态的角度进行。如，2005年，郁义鸿在“产业链类型与产业链效率基准”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一个纵向的链条，是一个从原材料到消费者的最终产品的生产加工过程链。同年，在“产业链中间产品动态定价研究”一文中，李心芹等也指出了产业链是一个以企业为单位的纵向关联的系统，其观点也定位在产品或服务上，与郁义鸿的观点基本上相同。也于同年，王缉慈等在“关于区域发展中‘打造产业链’的问题的讨论”一文也指出了类似的观点，把产业链界定为一个过程，这一个过程也是从原材料到消费者的整个过程。2013年，高成亮等在“产业链效应与产业链传导机制研究”中也指出了类似观点。在研究中，也有学者把产业链的定义笼统地从前后经济的关联上进行阐述，如2006年，王云霞等在“产业链现状研究综述”一文中提到从分工的角度指出产业链是上中下游企业之间形成经济、技术关联。2007年，刘贵富等在“产业链的‘内涵链’研究”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由供应商、生产商、销售商等若干企业依据产业的前后关系组成的经济系统。
二、从产业关联形成机制的角度解析
从2004年开始，学者们对产业链的定义从单纯考察前后之间的联系扩展到从探究这种前后联系是如何形成的，开始从产业关联形成的机制上对产业链概念进行探索。在这一探索中，有的从围绕核心产品或主导产业关联性的角度解析产业链。在这种解析中，学者们强调产业关系的形成所围绕的核心却有所不同，有的认为应围绕某一主导产业，如2004年，乔忠，贾敬敦等在“基于产业链的工厂化的农业发展模式”一文中提到产业链是一个前后联接的有机链条，但这一前后联接的有机链条是以某一主导产业为主的，是围绕着该主导产业而发展形成的。有的学者认为这种产业关系的形成应是围绕某一核心企业，如蒋国俊等在“产业链理论及其稳定机制研究”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一种战略联盟关系链，但这种战略联盟关系链是以某个产业中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企业为核心而形成的，是该企业与与相关产业中的企业结成的。也有的学者认为产业关系的形成应围绕某一特定的核心产品或服务。如2004年，卢明华等在“从产业链的角度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产业集合，而这种产业集合是要围绕特定产品生产或服务。2007年，董磊等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我国产业升级问题研究”一文中也提出了产业链是一种顺序性的纵向链条，是以某种产品为核心的从该产品的研发设计到生产制造，再到实现商业价值所包含的各个环节的整个纵向链条。
三、从价值创造的角度解析
而后，有的学者把视角拓展到从价值创造的角度对产业链进行定义。在这一视角下，有的学者直接把产业链等同于价值链，如2005年，张铁男等在“产业链分析及其战略环节的确定研究”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产业链是价值链，在其定义中，虽也认为产业链是一个从原材料到半成品到最终产品的一种过程，并且这种过程是围绕着某一核心企业而形成的，但其强调这种功能链是一种价值链，该价值链上相互关联的企业承担着不同的价值创造职能。郑胜利在“产业链的全球延展与我国地区产业发展分析”一文中也指出产业链主要是指产业价值链。在这一视角下，也有学者只是从价值增加的角度对产业链进行描述，认为产业链不仅是一个前后联系的动态过程，还是一个增加价值的活动过程。如2006年，芮明杰等在“产业链整合理论述评”一文中就指出产业链是一种增加价值的活动过程。2008年，郭彤梅等在“我国产业链构建的思路探”一文中对产业链也作出了同样的定义。
四、从横向及网状角度解析
从前述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对于产业链的定义，学者们从产业前后之间的关系到从探索这种关系的形成机制，到从价值增加的角度的探索，都是从纵向的角度对产业链作出解析，2005年开始，有的学者把产业链的研究拓展到从横向联系的角度，进而从网状系统的角度进行探索。
在横向联系的角度中，有学者在概念中做过描述，但是并未更详尽地对横向拓展的方式进行描述。如2007年，李炜在“产业链中企业分工与协同效应分析”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产业的横向与纵向拓展。
对网状系统这一视角的拓展中，有学者泛泛认为产业链是一种纵横交织而成的网络系统。也有学者认为产业链是具有网络组织特性的一种新型产业组织模式。但对网络的边界却没有相关说明，这无疑使其与正在发展中的产业集群等概念可能存在混同或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如2005年，梁学忠在“产业链在开发区招商工作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文中就指出产业链是一种网络状系统，这种网络状系统是以若干个企业为大节点、产品为小节点纵横交织而成的。2012年，张晖等在“产业链的概念界定――产业链是链条、网络抑或组织”一文中将产业链定义为是具有中间性组织和网络组织特性的新型产业组织模式。
在对网状系统这一视角的拓展中，大部分学者并未脱离产业链的“链”式结构，只是把这一“链”从单纯的纵向关系往横向关系拓展，把这一“链”加粗至为“网链”或“链网”结构。有的学者在描述时只是简单提出了“链网”或“网链”，并未对其扩展方向进行更为详尽的探究，如2007年，陈朝隆等在“区域产业链的理论基础、形成因素与动力机制”一文中虽指产业链是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链网状产业组织系统，但是并未进一步说明该链网是从哪个方向上进行拓展的。有的学者对于产业链横向拓展的方式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描述，如2006年，刘贵富等在“产业链核心企业研究”一文中指出产业链是一个整体的功能链网式结构，在该定义中，其肯定了产业链从供应商到最终用户的前后联系，也指出了产业链的形成应是围绕某核心企业，而对链条的拓展其是从对信息流、物流、资金流的控制层面上而言的。2009年，黄正平在“产业链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研究”一文中指出对产业链所做的定义与此并无不同。
在“链网”或“网链”视角下，有的学者从产业集合、从空间布局的角度扩展“链”。如2006年苏景军等在“构建产业链，推进高科技产业化发展”一文中就从产业集合和空间布局的角度指出产业链是一种网链状的产业形态，在其定义中，也肯定了这种产业集合需要围绕某种特定产品或服务需求。2008年，赵红岩在“产业链整合的阶段差异与外延拓展”一文中从生产关系和空间分布，把产业链定义为具有价值增值功能的网链式企业战略联盟。而2012年，王秋菊在“产业链内涵及结构分析”一文中也把产业链定义为一种“链网式组织”，在其定义中，除对分工、前后顺序联系、价值增值进行了肯定，还强调了区域性、基础性（指出应以资金、技术、产品和信息为基础），并强调了这种“链网”的动态非稳定性。
除上述对产业链概念探索的角度外，还有的学者从其他角度对产业链的概念作出了解释。从对我国产业链概念的梳理情况来看，从最初的仅涉及供需的前后联系的垂直链条到探索前后联系的相关机制，到引入价值增值，并到拓展到链网或网络状结构，我国学者对产业链概念的认识正逐步从单一而向丰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对产业链的一些共性特征也得到学者的共识，但是，其中仍存在一些尚需进一步进行探索并界定的内容，如价值增值性是否等同于价值链，“网链”或“链网”的“网”的范围的界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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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6—0031—03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经济增长和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迫在眉睫。循环经济理念的落实，关键在于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建立在生产、消费、排放环节都做到资源高效利用、废弃物再利用、污染排放减少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对于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研究，目前国内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将分别从循环经济产业链的理论、发展实践两方面对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
一、循环经济产业链理论的研究
循环经济产业链理论的研究目前较少，涉及的领域也较窄，学者们主要研究了其概念内涵、形成机理、稳定性等方面。
（一）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内涵
对于循环经济产业链概念内涵的界定，学者们的看法普遍比较一致。刘变叶（2007）对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概念做出了界定，他认为，循环经济产业链是按照环形经济的理念，模仿自然生态系统，通过“原料—产品—废物—原料”的循环过程，把上一个产业（或企业）排出的废物作为下一个产业（或企业）的原料，在具有市场、技术或资源关联的产业（或企业）之间形成链条。吴飞美（2010）认为，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提出全面革新了人们生产的价值观念，人们不再视大自然为“原料厂”和“垃圾堆”，而是视其为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杨银涛（2011）从以下几点总结了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内涵：首先，循环经济产业链以循环经济理念为核心。其次，循环经济产业链必须以3R为原则，就是在生产的源头减少物质投入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在生产过程中循环利用废弃物，减少废物产生和排放；在产品消费后，废弃物尽可能通过处理重新变为资源。第三，循环经济产业链的落实以具体的产业链构建为载体。第四，循环经济产业链以产业链式发展为增长途径，促进经济发展。
（二）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形成机理
部分学者探讨了循环经济产业链的形成机理。乔晶（2008）认为，企业是循环经济产业链基础，而企业的本质是追求利润，因此，能够为企业带来利润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才是企业需要的。杨雪峰（2008）从价值链角度探讨了循环经济产业链，他认为，产业之间之所以能形成循环经济链条，是因为存在合理的收益空间既价值增值空间。不同于传统产业链，循环经济产业链的价值增值空间还来源于价值发现，例如：从废弃物发现残余价值、降低生产成本、资源节约和反复利用等。价值增值空间是循环经济产业链存在的价值基础。刘志坚（2007）从价值链的视角探讨了循环经济产业链的耦合机理，认为资源深度利用驱动、生产驱动、利益驱动是循环经济产业链耦合的三个驱动因素。杨忠直（2011）推进了循环经济产业链形成机理的研究，他给出了经济系统物质流动的价值增值定律，物流方向选择的价值梯度公理和确定物流最佳数量的价值最大化定理，以此作为循环经济系统正向物流和逆向物流规划的理论依据。然后分析了循环经济系统物质流动价值增值过程，定义了循环物流价值增值倍数，发现循环经济系统的物流价值增值倍数是循环经济的核心所在。
（三）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性研究
循环经济产业链的运行不仅需要构建具有增值空间的价值链，还需要稳定的运行环境。因此，如何支撑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运行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之一。高省（2008）把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性的内涵界定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产业链对于干扰破坏的抵抗和避免能力，二是产业链在受到干扰破坏后迅速恢复到最初状态的能力。杨雪峰（2008）把影响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性的因素概括为两个方面，即交易的不稳定性和非交易不稳定（如技术的不稳定、质量的不稳定、系统的不稳定等）。交易不稳定的主要因素是交易成本过高，非交易不稳定来自于循环经济系统本身的不确定性，主要包括系统自身的复杂性、制度的不完善性、技术运用的不成熟和收益不确定性及产业规划的滞后性。崔兆杰（2009）实现对循环经济产业链稳定性的定量评价，对循环经济产业链柔性（既系统适应不确定条件的灵活性）进行了系统研究，建立了循环经济产业链柔性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
关键词：
特色农业；产业链整合；产业集群；龙头企业
一、引言
与传统农业相比，特色农业能充分发挥地域和资源优势，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产品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在农业领域发展特色农业，能够促进传统农业经济的转型和可持续发展、推动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有效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特色农业的发展不仅在美国、荷兰等发达国家得到重视，在我国农业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也越来越强调依靠发展特色农业来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县域经济的发展。在特色农业发展中，产业集群导向的发展战略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发展水平方面表现突出，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日益得到重视。然而在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实践中，依靠地理位置相邻，生产和加工特色农产品的加工企业集聚并与地方政府、农业科研机构、行业协会等辅助机构长期互动自发形成产业集群，往往需要经历较长的发展时期。如果能够因时制宜、因地制宜构建和培育产业链条，对已初步形成的产业链条进行有效的资源整合，汇集产业链优势，形成产业集群网络并在链网互动中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可以实现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壮大。
二、特色农业产业空间组织形式：农业产业链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
(一)农业产业链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概念辨析产业链作为新型产业组织形式，在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从最初投入的资源或原材料一直到生产出的最终产品到达消费者手中所包含的各个环节构成了纵向的产业链条[1]。在此基础上，结合农业产业特征，农业产业链是指立足市场，在土地、劳动力、资本与技术等生产要素投入下，在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带动下，围绕某种核心农产品的生产或以此为原料进行的加工生产以及运输、销售等环节所形成的链式结构。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是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分工不断深化的结果。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产品生产过程中，为了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在专注于生产环节或片段的同时，不断强化与提供生产加工原材料的种植户以及农业加工制成品销售企业的互动联系，形成围绕农业加工制成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链条式结构关系。同农业产业链相比，农业产业集群这种农业产业空间组织具有更为明显的网络化结构特征，它是一系列地理位置相邻且相互联系紧密的农产品企业与地方政府、相关辅组织机构、广大农业种植户共同形成的有机整体。在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过程中，若能够立足区域特色，发挥特色农业资源优势，积极开发名特优新农产品，发展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将会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促进农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特色农业集群内部，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与大学或研究所等科研机构、金融机构等辅组织和中介机构、地方政府部门在一定地理空间集聚形成集群网络结构。
(二)农业产业链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组织结构作为农业产业的两种产业空间组织形式，产业链与产业集群是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在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尤其是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过程中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农业产业链不是单个农产品加工企业在加工生产中形成的简单链接，而是相关环节以投入产出为纽带联接而成的复杂系统。从产业链空间组织结构来看，产业链纵向环节在产品生产过程中在核心企业的驱动下，实现产品和价值流动，在互动过程中形成承前启后的联系。在产业链链条上的各个环节，聚集大量同类企业或辅机构，形成横向环节的竞争与协作关系。对于产业链，更多时候关注的是其纵向上下游环节的衔接关系与价值分布，在最终产品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产业链纵向各环节都参与产品价值的创造或实现，各环节具有连续追加价值的产业活动构成了价值链。价值在产业链上变化转移并向对价值创造起关键作用的环节集中[3]。产业链上农产品种植、加工制造、市场销售等环节所实现的价值各不相同。在产业链上各环节中，根据其价值创造的多少可以区分出产业链的驱动力量。对于一般产业链而言，根据驱动力量的不同，可将产业链区分为生产驱动型产业链以及销售驱动型产业链，生产驱动型产业链中生产企业是产业链条的驱动者，销售驱动型产业链中从事产品营销的企业发挥产业链驱动者作用。对于农业产业链，生产驱动型产业链中农产品加工企业是产业链条驱动者；销售型产业链中，从事初级农产品销售的企业(如大型超市)扮演产业链条的驱动者角色。就特色农业产业链而言，基本上属于生产驱动型产业链。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是众多与特色农业联系密切的生产者、企业以及相关的支撑机构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4]。作为农业生产组织中的模式创新，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空间网络结构特征。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网络中，出于对某种具有地域特色的农产品的需求，以该农产品为加工原料的加工企业和大量的关联企业在某一地域集聚，进一步带动从事种子培育、农药化肥生产、机械工具生产、技术咨询、物流运输以及其他的辅组织机构的集聚，这些企业和辅助机构的集聚又促使农业聚集的进一步增强，经过集聚的自我强化效应，最终形成加工企业和关联企业、种植户、地方政府、辅组织或机构等主体联系密切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内部，各行为主体在各种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相互交织过程中构建了集群内部网络。可以说，特色农业产业集群既是由各行为主体构成的经济网络，又是由各主体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特色农业发展路径：培植和整合产业链发展产业集群
特色农业发展既能实现农业自身的转型升级的主要途径，又能对地域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农业领域发展特色农业产业的过程中，应该通过何种方式或途径来实现特色农业的快速发展？是依托打造特色农业产业链，整合产业链资源发展特色农业，还是通过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特色农业。结合我国农业发展现状以及部分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经验，本文认为，特色农业发展应该立足发展现实，在培育整合产业链基础上促进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和不断发展演化，通过产业链与集群网络协同发展促进特色农业优化升级。
(一)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的现实困境在我国农业发展中，产业集群化战略已成为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主导战略。国内的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群、甘肃定西马铃薯产业集群以及河北昌黎葡萄酒产业集群等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在推动农业经济增长、农业增收以及传统农业升级转变中发挥了突出作用，然而，从总体来看，我国当前特色农业集群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制约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的现实困境。我国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面临的最大困境是集而不群，多数特色农业产业集群仅仅是大量同类农产品加工企业在一定地域的聚集，企业间的关联性和互补性较差，企业之间缺乏长期合作所需的信任关系，在生产合作中存在短期机会主义行为，难以形成有效地利益分享机制和维持长期稳定的协作关系；加工企业与特色农产品种植户之间的关系也更多表现为出售——购买农产品的买卖关系，双方缺乏共同的利益基础，种植户与企业之间的销售契约不稳定，在农产品销售过程中存在的“压价”、“毁约”现象进一步降低双方长期合作生产的可能性；企业聚集区域内的地方政府与辅组织机构也没有发挥有效促进和服务集群发展的作用。无论是自发的地理空间的企业聚集，还是在政府主导下的产业集聚，政府部门的角色定位和功能发挥对产业集聚成群产生重要影响。在当前的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形成过程中，地方政府的角色定位不准，往往走向两种极端，一种是在集群发展中完全忽略市场的作用，完全由政府主导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另一种极端则是听任市场发挥作用，政府部门对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不提供政策扶持和施加影响。在企业集聚区域，加工企业及相关企业、种植户、地方政府、辅组织机构等集群主体之间的互动联系的缺乏，难以在各主体间建立紧密的经济网络和社会关系网络，制约了特色农业的集群化发展过程。特色农业产业链的残缺和不完整、相关链条环节缺乏有效的衔接是我国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的又一制约要素。我国特色农业发展过程中，生产企业与特色农产品种植户以及与销售环节之间形成的产业链条通常较短，缺乏向上游种子培育、加工机械等环节以及下游物流运输、产品售卖等环节的拓展延伸；同时，产业链往往较单一，在产业链条横向上拓展不够，难以充分发挥每个链条环节的潜力。产业链纵向延伸不足与横向拓展不够，导致农业产业链难以充分发挥整体竞争优势，阻碍产业链中龙头企业利用产业链的有效衔接带动不同环节企业集聚以及与地方政府、种植户、辅组织或机构互动最终形成产业集群的进程，制约了特色农业的持续性发展。
(二)产业链整合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网络演进从组织结构来看，产业链是基于纵向生产关系形成的链式结构，产业集群则以内部主体构建的网络结构为显著特征。尽管二者组织结构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通过对国内外典型产业集群发展过程来看，产业链和产业集群网络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协同机制，对集群网络演进、实现向特色农业集群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基于当前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结合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网络的结构特征，特色农业的发展应该从构建特色农业链出发，明确识别产业链的主导者。由于产业链是价值链的物质承载体，不同环节具有不同的价值分布，通常而言占据价值最大份额的环节就是产业链条资源整合的主导者。从特色农业产业链发展特征来看，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在最终产品市场价值构成中占据最大份额，因此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是驱动产业链培植和资源整合的主导。在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主导下，对产业链主体进行资源整合，包括产业链条的延伸以及强化不同产业链环节的互动联系；以及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在农产品加工企业的主导或带动下，衍生发展附属(旁支)产业链条，促进产业链主链条与附属产业链并存和协同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企业主导的产业链培植和资源整合为集群网络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产业链培植和资源整合是动态化发展过程，产业链条上的种植户、加工企业、销售企业等主体在这一过程中互动关系不断强化，同时，特色农业产业链的发展也促使政府部门以及相关的辅机构和科研机构介入并逐渐形成关系交错的产业集聚网络，网络中各构成主体经过较长时期的关系互动，在形成基于产品生产的经济网络的同时，长期的接触在个主体间构建了无形社会关系网络，特色农业发展由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网络演进发展，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特色农业产业链的培植整合并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形成发展是一个相互促进的循环过程，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又会对特色农业产业链发展产生反馈作用，进一步推动和完善特色产业链在地理空间上的衍生拓展。产业链与集群网络形成的链网互动持续强化和推动了特色农业产业的发展。
(三)产业链整合与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对策从国外发达国家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来看，集群化发展战略已成为推动特色农业发展的主导战略，在产业发展实践中也取得突出的成就。结合产业链培植整合与集群网络演进发展的机理以及我国特色农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在我国未来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中，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1.扶持特色农产品加工龙头企业的发展，发挥其在产业链培育整合以及产业集群网络形成过程中的核心作用产业链各环节是在一定的投入与产出关联关系基础上构建起来的，龙头企业在产业链中影响力系数最大[5]。因此，在特色农业产业链中，应根据特色农业发展特征，根据企业发展潜力、发展导向等一系列综合指标，识别出能够在产业链发展中发挥核心作用的龙头加工企业，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重点扶持。依托龙头加工企业的发展，引领和强化产业链条各环节的有效衔接，实现产业链资源的整合、延伸产业链以及强化与农户、中介组织、政府机构等集群主体的协调互动，最终特色农业由产业集聚向产业集群演进。2.对产业链实施深度资源整合，促进区域产业链的不断完善以及产业链整体竞争力的持续提升在特色农业产业链中，发挥龙头加工企业主导作用，实施产业链资源的深度整合。在产业链纵向上加强处于分离状态的产业链条片段之间的联系，实现特色农业产业链条间的联动，在分工协作机制下，逆向拉动产业链上游的育种、种植环节，正向推动产业链条向销售环节的有效衔接，不断延伸主产业链条；在主产业链条基础上，培植新的产业链条，扩展和完善产业链结构，强化产业链整体竞争力。3.在培育和整合产业链过程中，促进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在链网互动过程中推动特色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通过培植和整合产业链，在完善产业链条结构基础上，产业链条上种植户、农产品加工企业、销售企业和其他提供配套服务或技术支撑的企业或组织机构从单一的纵向联系向多向交错的网络状结构演变，而产业集群网络的发展又会推动产业链条的整合重构，在链网互动过程中不断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化发展。4.充分重视和积极发挥政府在特色农业产业链培植整合以及产业集群化发展中的作用特色农业产业链在培植和整合过程中，龙头加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政府部门在特色农业产业链的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的资源整合中的能够发挥积极助推作用。同时，作为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构成主体之一，政府部门公共服务的提供、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也影响了特色农业产业集群的发展。在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形成初期，需要政府对特色农产品加工生产进行统筹规划;在集群发展过程中，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公共服务的供给，创造良好发展环境，吸引外部企业集聚。政府部门在特色农业集群化发展进程中，能够促进产学研结合，推动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和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发展与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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