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著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1积极培养城镇绿色文化，加强环境治理强度
在环境治理体系中，文化影响最为关键，可以从不根本上预防各种生态污染，从而加强环境建设，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宣传部门要加强对市民的保护环境的教育，提高每个民众的环境保护意识，摒弃各种生态污染行为。或者，可以通过网络平台来宣扬，加强环境治理的力度，如“微信公众号、微博、QQ、抖音等等”促使每个民众参与进来。所以，市政部门要不断的培养城镇绿色文化，引入多样的治理手段，加强环境治理的力度，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比如，城市环保局可以在每个区县设置专门的“环境治理与维护中心”，定期给民众普及一些环境保护措施，完善良好的行为习惯，保证良好的环境质量。或者，小城镇可以开展一些生态文明的活动，以讲座和视频观影为主，深化民众的环保意识。此外，还可以建立“回收奖励制度”，每家每户可以自己分类可回收垃圾，每周送往“垃圾回收中心”，换取一定的积分，达到预定标准后可以获取一定的物质奖励。为了贯彻现代化的维护理念，环保部门也可以借助人工智能软件，分析每个地区的环境情况，进行精准的人员安排，根据环境污染的程度，规划不同的改善计划。最后，把数据导入网络终端，相关的工作人员可以及时的整理，并制定最为详尽科学的治理计划，从而改变当下的生活环境。因此，城市建设部门需要逐步的完善环境治理系统，加强生态文化建设，积极的贯彻与实施绿色文化，加快现代化治理的进程。
2实现环境治理的文明化和科学化
在城市环境治理过程中，需要秉承文化与科学的处理方针，从现实情况出发，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改善措施。当然，也可以适当的融入现代化的治理方式和策略，综合各种方法，实现全面的区域治理与维护，明确各个地域的问题，采取相应的解决策略。城市环境问题主要体现在“空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两个层面”，相关部门要以这两类为中心点，引入现代化信息技术，展现高超有效的效果。比如，可以在城市人群较为密集的地区限制各种大型汽车进入，降低汽车尾气对于空气的污染，这只是一种最为基础的手段。要想达到最理想化的治理效果，市政部门需要在全市下发执行“新能源汽车引入方案”，鼓励新能源汽车在城市中的生产，舍弃具有污染性的汽车品种，提高城市空气治理。或者，可以借助智能化环境监测仪器，定期巡查测试各地区的环境问题，巡查仪器可以根据GPS传送信息数据，技术人员要全面的监控，把主要问题罗列出来，制作成系统化的表格。接下来，部门人员要深入的分析与研究，制定出科学化的治理计划，通过线上平台发送到相应的地区。在这种制度下，可以全面的管理与应对环境问题，实现最大化的治理效果。
3创新低碳环保技术，完善环境治理体系
[中图分类号]D5；X3 [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1674-6848（2012）04-0079-08
[作者简介]刘 颖（1977—），女，博士，山东单县人，山东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与环境政治研究。（山东济南 250014）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新世纪以来的西方新社会运动研究”（12YJCGJW008）的阶段性成果。
随着环境的恶化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全球环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自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以来，国际社会中关于环境议题的国际会议召开的频率与规模呈现递增趋势，各国领导人非常注重环境在外交领域中的地位与作用，制定了一大批与环境相关的具有一定约束力的国际环境法律文件或原则，国家间、地区以及全球性的环境治理机构也得以建立。经过几十年的治理实践，全球环境治理也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目前全球环境治理虚的成分比较多，实的成分比较少，大量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的订立并未有效遏制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①无论是从全球环境治理的主体还是从环境政策与协议的实施等方面来看，还存在一些限制全球环境治理有效性的因素。本文拟从全球环境治理构成要素的角度，分析全球环境治理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并探寻全球环境治理走出困境的具体路径。
一、全球环境治理及其构成要素
（一）全球环境治理的含义
随着环境的恶化与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环境恶化等问题关注度的上升，全球环境治理逐渐成为国际政治理论领域中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全球环境治理是全球治理理论在环境领域中的拓展与应用，由于学术界对全球治理的定义理解不一，导致对全球环境治理概念的界定也存在分歧。学者王宏斌把全球环境治理理解为：“通过具有约束力的国际规则解决全球性环境问题，从而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并认为全球环境治理的理论内涵包括规则、价值、对象、主体以及效果五个方面。①而学者蔺雪春根据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文件，把全球环境治理理解为：“主要是国际社会通过建立新的公平的全球伙伴关系，经由条约、协议、组织所形成的复杂网络来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②结合学者们的观点，笔者认为全球环境治理指的应是国际社会中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和公司企业等在内的各种行为体，为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通过谈判、协调与妥协等方式来进行合作，制定与环境相关的条约、协议、规则来规范、约束甚至是制裁国际社会中的环境破坏行为，以求获得稳定的国际环境秩序，维持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进程。
（二）全球环境治理的构成要素
全球环境治理不仅是一个动态的进程，同时也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它包含了四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笔者将这四个构成要素概括为“四个w”。
1.“who”，即“谁治理”的问题。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6-0080-03
引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1]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强调“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2]可见，生态治理内嵌于国家治理的系统过程之中，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加强生态环境治理，建设生态文明，已成为当前政府治理的重要任务，并成为衡量政府绩效水平的主要标准之一。管理学家琼・玛格丽塔曾经说过，“不能评估就无法管理。”因此，生态环境治理如果不能通过量化考评，则难以实现有效的治理。有鉴于此，笔者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战略愿景出发，在生态环境治理评价中引入平衡记分卡的理念，从四个维度建立生态环境治理评价模型，从而创新生态环境治理评价思路和方法，以期对推进生态环境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活动有所助益。
一、平衡记分卡简介
平衡计分卡（the Balanced Score Card，简称BSC）是著名的绩效管理工具。其由美国著名的管理会计学家、哈佛大学的罗伯特・卡普兰 （Robert Kaplan）教授和美国波土顿复兴全球公司总裁大卫・诺顿 （David Norton）两个人于20 世纪90年代初共同开发。1992年，罗伯特・卡普兰和大卫・诺顿通过对当时绩效评价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12家企业进行为期一年的项目研究，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了论文《平衡记分卡：驱动业绩的指标评价体系》，在文中首次提出平衡计分卡理论。此时的平衡计分卡作为一种纯粹的绩效评价工具， 弥补了传统的单纯财务指标评价方法的缺陷。在之后的几年里，两位学者对平衡计分卡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并于1993年和1996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相继发表《平衡记分卡的实际应用》《平衡记分卡在战略管理系统中的应用》从而使平衡记分卡的理论框架体系逐渐完善。在此基础上，1996年，《平衡计分卡：化战略为行动》一书出版。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平衡计分卡理论的成熟。至此，平衡计分卡由一个业绩衡量工具转变为战略实施工具。 [3]13
平衡记分卡是从财务（Financial）、顾客（Customers）、内部经营过程（Internal Business Progress）、学习和成长（Learningand Growth） 四个维度，把组织的战略转变为具体的目标和测评指标，以实现战略和绩效的有机结合，从而全面评估组织经营业绩的新型绩效管理体系（见图1）。其核心在于“平衡”二字，平衡记分卡的四个维度，实现了组织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结果考核和过程控制、内部人员与外部人员、硬性客观指标和软性主观指标、战略管理与经营管理之间的平衡。平衡计分卡是一种战略导向的创新型综合性绩效评价管理思想和操作体系，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切实可行的绩效评估工具。平衡计分卡作为一种先进的全方位综合平衡绩效评估工具，被《哈佛商业评论》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10项管理工具之一。
二、平衡记分卡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适用性及其修正
1.平衡计分卡在政府组织中的适用性。平衡计分卡最初诞生于企业， 在企业绩效管理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平衡计分卡不仅仅适用于企业，它还被广泛应用于其它各类组织的绩效评价。20世纪70年代末期，平衡记分卡由企业领域扩展到政府组织，形成了政府组织平衡记分卡体系。平衡分卡的发明者卡普兰和诺顿认为，平衡计分卡除了适用于一般营利性机构之外，同样适用于非营利性机构的绩效评价，尤其是政府机关部门。 [4] “虽然平衡计分卡最初的焦点和运用是改善营利企业的管理， 但是平衡计分卡在改善政府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上效果更好。” [3]143普兰和诺顿强调：“平衡记分卡的四个维度应用于广泛类别的公司和产业，都被证明是十分有效的。但是，这四个维度应该被看作样板，而不是紧身衣。” [5]也就是说，在将平衡记分卡运用于管理实践中时，不能过于刻板和机械，要视不同行业和不同组织的实际情况而定。由于政府组织与企业组织在很多方面存在差别，所以平衡计分卡不能原封不动地运用于政府组织，应该根据政府组织的特点和自身特殊要求来建构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企业绩效评估的科学方法，平衡计分卡应用于公共部门时，需要按照公共部门的发展战略，对平衡计分卡的框架结构和具体指标进行修正和重构。
2.平衡记分卡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修正。生态环境治理是指以政府为核心的包括政府、企业、公众和社会组织等在内的多元行为主体以有效促进生态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采取相应的行动来控制环境污染及保护生态环境，寻求生态改善和生态进步，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过程。由此可见，生态环境治理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治理主体多元性。它是由政府、企业、公众、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过程。在这个复杂的多元主体治理系统中，政府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它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领导者、组织者和监督者。政府的生态治理是关系生态环境治理绩效好坏的决定性因素。第二，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事前预防、事后治理的动态循环过程。它不仅仅是单纯的环境保护和治理行为，它需要从公众的观念和意识层面，预防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从根源上杜绝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产生。第三，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为战略愿景的生态治理过程。生态环境治理应该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和可持续发展为目标，因而治理过程要注重长远性、全面性和动态性，避免短期性、片面性和静态性。
生态环境治理评价的长远性、全面性和动态性特点，与平衡计分卡的逻辑思路相契合。因此，在生态环境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中，引入平衡计分卡的分析框架非常适合。平衡计分卡是以组织发展战略为出发点，将组织的目标分解为财务层面、顾客层面、内部经营层面、学习与成长层面这四个层面而组成的绩效评价系统。平衡计分卡反映了财务与非财务衡量方法之间的平衡，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之间的平衡，外部和内部的平衡，结果和过程平衡。同样，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以可持续发展为战略目标的动态的系统的发展过程。因此，生态环境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不能只注重环境污染控制、环境保护、生态系统恢复和生态系统健康等结果性的指标，还应该体现其动态变化的过程，反映其内部管理的状况，考虑其长期绩效与短期绩效的结合，体现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与结果的统一。针对生态环境治理的特征，对平衡计分卡的指标内容进行适当的修正，是建构生态环境治理平衡计分卡的前提和核心。因此，根据生态环境治理的评价要求，借鉴平衡计分卡将组织战略分解为四个维度的思路，可将生态环境治理的评价目标分解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意识维度、客户维度、管理流程维度、学习与成长维度，从而建立生态环境治理评价的理论模型。
三、生态环境平衡记分卡理论模型的阐释
1.生态环境治理的意识维度。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形成生态治理的意识和观念。生态意识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只有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才能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从而转化为生态治理的具体行为。西方著名思想家欧文・拉兹洛曾经说过：“人类的最大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类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碍着我们向更好的未来进化。” [6]8拉兹洛认为人类在地球上遇到的极限与人类自身的观念和立场这些内在限度息息相关。“如果我们能超越我们的内在限度，超越那些束缚和困扰当今世界的陈腐观念或行为，那么进化的前景就会‘在轨线上’。” [6]6可见，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重心要放在人自身的内在限度即人的意识、观念和行为的治理上。实现人与自然共荣共生、和谐发展，需要通过教育、宣传和举办活动等多种方式来培养和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和观念，这是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出发点。生态治理的意识是生态环境治理平衡计分卡理论模型的逻辑起点。
2.生态环境治理的顾客维度。生态环境治理中的顾客指的是与生态环境存在利益关联的生态系统的利益相关者，他们能从生态环境治理中获得各自的短期利益，即拥有健康的生态环境和宜居的生活环境；同时，也能从生态环境治理中获得长期利益，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可持续的发展。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消费着同样的空气和淡水，所以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生态环境的消费者，即顾客。生态环境状况与公众的生产和生活息息相关，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质量产生直接的影响，随着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生态环境治理，其目的是要满足人们环境利益需要。正如企业把顾客满意作为检验工作好坏的终极标准一样，生态环境治理的成效最终也要靠公众来评判，也就是以公众满意度为终极标准。生态环境治理的公众满意度是指公众对生态环境治理情况的一种主观体验和评价，它能够帮助生态环境治理的各行为主体尤其是政府了解生态环境治理的基本状况，有助于政府生态治理效能的进一步提高。因次，建立公众满意度评价指标体系是生态环境治理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公众对环境违法案件查处的满意度、公众对政府行政效率的满意度、公众对政府诚信的满意度、公众对宜居生活环境的满意度等。
3.生态环境治理的管理流程维度。生态环境治理的管理流程主要包括战略规划、组织执行、监督控制等环节。政府是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主体，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不可替代的作用。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需要政府从宏观上进行战略上的规划与组织，通过法律法规、制度政策和相应的组织机构等实施环境保护的指导、监督与管理。在管理过程层面，首要的是做好生态环境建设的总体规划。这就需要设计合理的生态环境总体规划制度和具体的生态环境执行制度。党的十报告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生态制度建设的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是生态环境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是决定生态环境治理绩效的重要因素之一。在生态环境治理总体规划的基础上，需要相应的领导机构和部门组织实施。否则，制度就会流于形式。要加强政府部门与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组织建设，合理设计和优化生态环境治理的组织领导结构，从而确保生态环境治理得以有效执行。最后，要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执行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生态环境治理的控制环节主要目的是有效纠正偏差，以保证生态环境治理目标的顺利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管理流程从战略规划到组织执行再到监督控制的每一个环节都是环环相扣的，是生态环境治理顺利进行的有效管理过程。
4.生态环境治理的学习与成长维度。生态环境的有效治理，从根本上来说依赖于人们生态意识的提高。而生态意识的提高，需要相应的学习与不断的成长。生态教育和环保宣传是学习与成长的重要手段。生态教育是关于保护自然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教育。生态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生态知识、生态精神、生态智慧和生态素养的“生态人”。它以社会公众为教育对象，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为主要方式，以生态道德教育、生态知识教育、生态实践教育为重点内容。 [7]在环保宣传方面，要强化环境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环保意识。要以提高全社会生态意识为重点，构建多哟巍⑷方位、广覆盖、齐参与的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体系。通过宣传教育，使公众树立牢固的生态意识和观念、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观念。
四、结论
将平衡计分卡的核心理念引入生态环境治理，构建生态环境治理评价模型，其各个维度之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生态意识是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起点，生态意识的培养和提高依赖于不断的学习与成长。当生态意识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态环境保护就将上升为国家的意识，如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制度政策等，通过政府及相关部门组织机构在全社会贯彻执行。政府通过制度、政策等对生态环境实施的强制保护与公众通过学习与成长树立生态意识而形成的自觉保护形成生态环境治理的合力，生态保护的意识和观念转化为公众的具体实践行为，在社会生产、生活和消费领域得以体现，从而通过全社会的共治，实现生态环境保护的目的，并在客户维度实现了生态环境的优化和公众满意度的提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战略愿景，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环境治理平衡计分卡模型实现了主动保护与被动保护的平衡，内部管理和外部客户的平衡，治理过程与治理结果的平衡，短期治理目标与长期治理目标的平衡，是生态环境治理方面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全方位综合平衡绩效评估操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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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中华文化的千年彩页，有关王公贵胄、仁人志士们尊重自然、关爱生命、珍视环境的记载比比皆是，莫不流露着作为传统的农业古国，中国人对于大自然特殊的依赖感和敬畏之情，莫不颂扬着我们虽朴素却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环境文化思想。以环保立法的发展为例，据记载，早在原始部落时期，就有“木官”、“火官”、“土官”等专司生态管理的官职，这标志着中国的环境文化意识早在四千年前就觉醒了。并且，官方(黄帝)已经提出了“考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的明确环保要求。到了奴隶社会，开始出现习惯法形式的严格环保法令，如夏法规定:“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周王亦有令:“毋坏屋，毋填井，毋伐树，毋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不赦。”这些简明严苛的规定中渗透着古人“无为而治”、“取之有时”、“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朴素生态哲学观，正是它们开创了中国环保立法的先河。此后的封建历朝历代，也都积极借鉴前朝采用法律手段保护和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经验，纷纷设立明确的生态保护法规和环境管理机制，环境法制日臻完善。战国时，一代名相管仲秉承“春政不禁则百长不生，夏政不禁则五谷不成”的理念，颁布严格的封山禁令，为使“山林梁泽以时禁发”，甚至动用极刑威慑;至秦朝一统天下，不仅多沿袭先前《秦律》中甚多甚严的环保法规，且好颁令施诏，时本着“生即仁”和“仁民爱物”的思想，以皇权为花草树木、鸟兽虫鱼请命，该习惯到了汉代仍有借鉴，“循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的环境伦理隐现其中。如汉宣帝时诏令:“其令三辅毋得以春夏掷巢探卵，弹射飞鸟。具为令。”可见我们的祖先已不乏朴素的生物链意识。秦汉时还尤其重视植树造林，秦始皇不仅诏令在驰道两旁“树以青松”，且通过行政法令将此纳入官员的政绩考核之中，使得当时全国植树造林“已有相当规模”。由此不难看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在当时已初具形态。直至唐宋，中国古代的环境立法水平达到了巅峰。从保护范围上看，可谓天罗密布、无孔不入。被纳入政府管理范围的自然资源不再限于秦汉时代的山川丘陵、河泽溪薮，也包括三山五岳等风景名胜以及城市绿化;禁伐区与禁猎区也以皇家囿苑为中心扩展到京畿地带……就执法的认真程度论，较之秦汉时亦有加无减。比如北宋时规定基层官吏也要负责侦捕违禁捕杀动物的人。“我们可以将环境文化区分为环境技术文化、环境行为文化、环境规范文化、环境心智文化等四个子系统或构成要素”，而“环境规范文化”“通常包括环境保护法律和法规、环境和环境保护的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环境和环境保护的管理方式和制度等。”因此，中国古代环保立法的发展脉络就是环境文化演进过程的一个缩影。而历朝历代的环境立法，从三皇五帝到至唐宗宋祖，无不彰显着昔日先哲们“大山为友、松鹤为伴”的环保思想，无不倾诉着泱泱华夏古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保精神。
(二)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环境文化的断层
文化要不间断地在一片土壤上代代传承与发展，不能单纯依靠自我延续的惯性，更要借助于绵绵不断的哲学意识流与坚实稳固的制度基石。后两者一旦滞涩松动，文化就有出现断层的可能。近代以来我国环境文化的衰落恰好证明了这个规律。如果说我国传统环境文化在外化推衍上以严刑峻法为制度支撑，那么在内部构造上就是以“天人合一”的哲学为价值导航。前文已对古代环境法制做了粗疏考察，则在历史和现实的烛照下，我们也需对“天人合一”的古老东方智慧一窥究竟。总的说来，“天人合一”哲学并非哪个流派的一家之言，而是一种以“天地合一的和谐精神”为骨，以“道法自然”的道家自然哲学与“天人合德”的儒家人文伦理为翼的整体智慧。无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出世情怀还是“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的入世憧憬，其内核无非皆是“天人亲和”、“众生协调”。中国这种“天人合一”“和谐”宇宙观与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思想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后者注重的乃虑周藻密、枝叶扶疏的纯形式逻辑思辨，追求的是一种“我思故我在”式的终极真理。在这座由缜密学科体系构建的西方哲学思维大厦中，超越万物的绝对理性精神成为命脉根基。正所谓“哲学为观照历史而带来的唯一思想即‘理性’这一单纯概念;即理性是世界的主宰……理性是宇宙的实体。”而前者诚如黑格尔在《哲学史演讲录》中所言，缺乏理论性思辨色彩，是一种系统的、生态的、混沌的、超越时空的哲学“一元论”，特征是擅长运用直觉性、体验性、形象性、非线性循环和隐喻性类比思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道圆圆”、“道生万物”的老子学说正是这种思维范式的典型代表。
以这种前科学时代的先验思维来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形而上”的“天”和“形而下”的“人”同属于一个内在统一的“大同”世界，人并非自然界的统领，反之，和万物一样，乃其组成部分，是循环往复的生态系统中平衡运动着的一环。“天人合一”所追求的不是一个逻辑上完美无瑕的终极真理，而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宇宙生命和谐共生的大“道”。在这种以生命为中心的哲学模式下，一种生态理性与生态德性水融的环境文化自然自觉地熔铸而成、孕育而出、风发泉涌、绵延千载。然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人合一”哲学观经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阮籍、嵇康的“自然主义”发展至宋明新儒学的极致时，亦逃不脱亢龙有悔、盛极而衰的发展规律，逐渐走上西风落叶、火烬灰灭的下坡路。长期不明主客、无谓主次的“天人合一”思想到此阶段已不满足于一元论的宇宙和谐理念，更升格为一种人伦至上的。“在经历了历代贤哲的无数次的系统化论证后，在三纲五常为统治阶级反复提倡下……使人们对道德价值的追求，放在一切活动的首位。”这种思维禁锢带来的恶果首先是国人个体觉悟的消亡、自我人格的泯灭，其后更放大为整个国家、民族开拓意识的淡化、创新思维的停滞。正是在这种“固步自封”的意识迷雾中，中华文明逐渐没落，政治流于声色犬马、经济酿成一潭死水、科学沦为奇技淫巧……于是，帝国主义的铁蹄“势如破竹”般趁虚而入，给予旧制度“摧枯拉朽”的打击，霎时间，统治神州大地千年的中华法系“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与此同时，全然迥异于我们的西方意识形态潮水般涌进国门。“穷则变，变则通”，知识分子们亦开始返观内照，救亡图存，从而掀起一场师夷长技、革风易俗的浪潮。“筚路蓝缕启山林，创榛辟莽开先路”，哲学作为文化之源，其改造无疑首当其冲。魏源强调“经世致用”，严复号召“与天争胜”，梁启超提倡“乃物随我”，孙中山坚信“人能胜天”……自清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哲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禁锢人性的“天人合一”变为众矢之的，弘扬个体的“主客二分”渐成众望所归。法度灭、哲理失，则传统环境文化顿时“上无所蒂，下无所根”，徒有“随波逐流”，走上向“人本主义”生态观嬗变的不归路，在中国近代史上持续一个世纪之久的环境文化断层由此形成。
(三)现代文明对新环境文化的呼唤
西方“主客二分”思维引导下的“天人分离”生态哲学，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控制和征服自然为内核的人类主体性思维。这种思维将人与自然打造成两个完全分离的对立阵营，而“天人分离”的纵深发展便是“人本主义”环境文化。正如“生态主义”在中国源远流长一样，“人本主义”在西方也历史悠久。这种文化滥觞于公元前3世纪，当时，亚里士多德就提出“自然是人类的仆人”的命题。之后，基督教更是打着“救世主”的旗号，引申出“人是自然的主人”之教义，并借虔诚的基督徒之手使之广泛传播，给整个西方社会造成深远影响。直到17世纪末，西方人还笃信《创世纪》中所言，以为人是上帝的使者，享有至高无上之殊荣，人的任务就是改造自然。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为满足工业化大生产的现实发展需要，这种文化中立足于经济理性主义和个人功利主义的工具价值一面被资产阶级深挖放大，进而衍生出一种鼓励竞争、追求效率、以征服猎物为目标的工业时代狩猎式环境文化。这种文化在促进西方乃至全世界经济繁荣、科技飞跃、政治昌明、法治蓬勃中的积极作用值得肯定，甚至可以断言，它是工业文明得以降临的必备要件。然而它为了迎合物资爆炸时代人们对于金钱的贪婪渴求，过度解放了人性中无节制消费资源的原始欲望，从而导致人们对除人以外的生命价值的极度漠视，工业文明的大厦几乎建立在对生态资源的屠戮之上。又由于该消极因素本就是普世价值观中不可拔除的组成部分，在整个狩猎式环境文化毒泷恶雾般向社会蔓延扩散的情况下，生态危机就成为必然恶果。“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西方工业文明是人类可怕的自我毁灭的蛮荒，其文化发展模式与文明的真正实质是分裂的或背道而驰的。”因为“随之而来的却是自然界对人的一次又一次的报复”。愈演愈烈的环境矛盾在当前的环境文化图式下已不可调和，正日益转化为阻碍发展的新瓶颈，不顾一切的继续掠夺意味着敲响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丧钟。在这种生态裂痕大背景下，原先被西方哲学奉为圭臬的“主客二分”逐渐走下神坛，源于中国的“天人合一”竟否极泰来，成为济世良方的天然药引。
随着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人与世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生态哲学，“主客二分”思想开始向“主客相融”的哲学转化。西方人已经意识到人的作用不是为“自然立法”，不是充当自然的主人，而应倾听自然的呼声，顺从自然规律，与自然和睦相处。正当西方人忙着向古老的东方智慧取经时，我们却焚林而田，竭泽而渔，只顾陶醉于“主客分立”带来的蝇头微利，却茫然不知自己正在重蹈他们“天人分立”的覆辙，这真是历史的讽刺!君不见，蒙蒙一片雾遮天，滚滚八荒沙蔽颜。举目无极云罩日，伸手不见指当前!君不见，日照南山升黑烟，疑似妖魔降人间。可怜莽原变荒野，苍灵焰中舞翩翩!君不见，鸟兽含冤入画图，鱼虾抱恨葬浆污。花泣不见蜂蝶舞，山恸难挽松柏枯!君不见，日出霞光耀蓝藻，春来江口涌赤潮。渡头柳衰燕语塞，江南酸雨多寂寥!君不见，“落星”痛失苍穹鉴，玉环岂愿逐飞燕?浩渺烟波成旧梦，空余芦荻曳阑干!君不见，江豚“愚笨”迷厄水，珠蚌“慧黠”喜鸩肥。若个污了“长江肺”?“金山”不语大桥岿!君不见，白暨哀弃云梦泽，夜鹭苦觅灌木窠。“迷魂阵”内倾巢殁，“长江之肾”又如何!君不见，土花漠碧云茫茫，沧浪化尘染天光。曾经淮海难为水，黄河之后有长江!君不见，鱼虾贪杯醉氮酒，昔日碧波浮白沤，沱江不必独幽咽，龙涎染镉胜一筹!君不见，硫烟秘织幽云绣，浮尘暗渡乌粒游，长空痛替人垂泪，扎入心底刺双眸!不胜枚举的事实证明，这绝不是危言耸听:若我们继续执迷于“人本主义”的畸形文化，必会招致灭顶之灾!唯有回归“天人合一”的和谐乐章，才可能跃出“越发展却越不可持续”的怪圈。但这并不表示着我们要完全回到落后的过去，根据主席提出的“中国梦”伟大理想，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几千年来不断延续、传承至今的文明，但要体现现代文明色彩，就必须超越数千年来创造的农耕文明形态。这就意味着我们要把体现自然美、生态美、环境美的“生态文明”与追求高度工业化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工业文明”有机结合起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工业文明”新路，而为这条新路导航的必将是一种新的中国特色“环境文化”。于是，“环境文化”的新理念应运而生，环保人士们站在历史向度外赋予其“玉宇澄清万里埃”的自然价值关怀使命，它因此被总结为“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先进文化型态。”中国特色新环境文化是对我国现实环境危机的反思与应对;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
二、儒家法文化启示下的环境文化二元构建
根据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的“文化滞后”论，文化变迁受四个因素影响:发明、积累、传播和调试。中国特色新“环境文化”正是针对滞后于可持续发展观的旧环境文化所进行的积极发明创新。而受适应文化(相对于物质文化)根深蒂固的惯性和保守性，即“积累”的消极效应影响，新适应文化要得到社会大众普遍认可须经历一个与旧适应文化斗争的过程，在此漫长阶段内，旧文化仍持续生效。反映在环境文化的更新(指不施加任何外力的自动更新)中，则为先进的新型生态环保观“并不能立即改变人们的开发模式，由于短期经济利益的诱惑，人们会想方设法敷衍、甚至抵制新环境文化。”幸而文化并非单一无机体，而是由高度整合的多个部分构成的有机统一体。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我们大可利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协调机制，通过对某个核心部分的改变刺激其它部分进行适应性调整，进而促进文化整体之演变。这可以称为“调试”基础上的文化“传播”，该方法或许不及文化革命来得迅猛彻底，却避免了社会震荡带来的血雨腥风，这种平和中正的模式恰与我们古老的中庸之道契合，不失为一条理想的环境文化复兴之路。
(一)“法治”———环境文化的“安身”之本
在这套复杂精密的多米诺骨牌系统中，确定作为引动核心的第一张骨牌的位置至关重要。因此，以下我们便开始研析这个问题。上文已提及，环境文化包涵环境技术文化、环境行为文化、环境规范文化、环境心智文化四个子系统。其中，“环境心智文化”作为人们的环境意识与环境理念的综合反映，指导着人们的具体环境技术活动和生存行为。比如，一个讲求环境道德的人在进行生产加工时自然会注意监测污染物的排放，反之，可能为追求效益超标排污。从这个意义上讲，环境心智文化无疑是整个环境文化系统的最高层次。而通过给人们设定纲纪和划定自由空间界限来调整人们行为的环境规范文化，其健全及完善程度恰恰反映着管理者对环境文化建设的重视程度，表征着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环境心智文化的基础发展水平，因而可以看做是更高位阶的统治性“环境心智文化”。其优劣与否直接决定了在其指引、评价、教育、预测下的各种文化行为是否理性有序，整个环境文化产业和事业是否沿着可持续发展的轨道稳步向前。可以说，缺少了先进环境规范文化的必要制度保障，旧环境文化很难获得及时、积极的调适，只能在民间缓慢地发生变化。在这个过程中若人们的经济利益、眼前利益与保护生态环境发生矛盾和冲突，当人们的观念还局限在对生态环境的实用主义的立场上时，就可能由于环境文化失调发生一些公害事故。由此可隐约窥见环境规范文化作为第一张骨牌的泉眼性纲领地位。在国家引导和保障环境文化发展的所有规范中，唯有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做后盾的他律机制。作为建立和维护环境秩序的依据，环境法律法规以其特有的制度权威和普适性优势制定和实施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准则。它不仅要求普通大众知法、守法，更对政府部门和党政领导提出了依法行政和执法的硬性要求，通过确认和保护人们的环境权、制裁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来恢复和建立正常的环境文化关系，从而将国家意志、人民意志中对环境行为美丑荣辱、褒贬奖惩的文化认知评价反映出来，并通过坚持不懈的制度性推崇有效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先进环境文化也由此得到延续。因此可以说，“环境法治”是决定环境文化大局的中坚力量。尽管通过“命令和控制”手段强制性推行环境政令看起来稍显人情味不足，但对整个国家环境伦理秩序的建立、对在社会范围内弘扬环保正气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基础且实际的。
诚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的那样，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方面，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全民法律素质，推动人人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维护法律权威和社会公平正义”，其不仅能够有效地固化和体现环保文化理念，“而且还是经济计划和市场工具的一个框架。”正因为如此，企图通过法律进行社会变革(包括文化变革)已成为现代世界的一个基本特点。这里我们需要明确两点。首先，“环境法治”(非“环境法制”)才是环境文化的安身立命之本，之所以强调二者的区别是因为“环境法制”仅重视静态维度上的环境法律制度体系构建，而“环境法治”涵盖的维度更广，它是一国环境法律制度及其运行的有机统一，是法治理念在环境保护领域中的具体体现和贯彻。即将环境保护活动纳入法治轨道，既包括一国静态的环境法律制度(环境法制)，也包括环境法律制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动态运行和实现状态。自1979年颁布《环境保护法》以来，我国环境立法已耕耘30余载，目前无论数量上还是体系上都已初具规模，然“环保法律既无大错也无大用”，法制体系的完备并未带来山明水秀的实际效益，反之，环境质量是每况愈下，终于到了前无古人的严重程度。这倒也不难理解，立法再完美，如若不能得到有效实施，也无异于一纸空文。“法制存、法治亡”正是当前我国环保领域的真实写照。因此，我们的重点应从立法转到执法和司法上来，建立高效运行的环境管理体制与环境法执行机制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正如吕忠梅教授所言，“如果我们因为一部法律没有得到执行而将这部法律弃之不用，再去制定新的法律，其结果也只能是重蹈覆辙。”其次，“法治”可以从两种角度进行解读。其一为英国宪法学家戴雪提倡的“形式法治”，即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所说的“服从法律的统治”(Theruleoflaw)，它强调的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其二是“实质法治”，又可称为“至善之法”。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良法之治”原则，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正是对实质法治最简明扼要的诠释。它强调的是公民权利有效保障和社会真正公平。我国当前的环境立法偏向形式法治，而“环境法治”恰恰应将重点放在“实质法治”上，尤其是确认和保障公民的“环境权”更是重中之重。
(二)“德治”———环境文化的“修身”之道
“环境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生存权，既是环境立法、执法和司法诉讼的基础，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得以延续的核心要素。我们本应全面贯彻“十”的精神，制定一部确认环境权、有效促进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环境法律，但囿于缺乏足够的环境道德支撑，环境立法的伦理基础始终薄弱且畸形———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前者一直处于次要地位，后者则往往被视为发展经济的掣肘。这才铸造了仅加以公民保护环境的义务，对于作为该义务前提和条件的环境权却缄口不提的荒谬立法逻辑。而顶层制度设计的偏误决定了环保法律与与环保目的南辕北辙，这样一来自然常陷于名存实亡的“休眠”状态，环境执法和环境司法的软弱乏力便更不在话下，甚至环境守法的成效也因此大打折扣。环境立法不说无孔不入也算是密而不疏，为何违法行为却前仆后继、屡禁不绝呢?表面看来是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管理对象由于受地区条件、经济基础、政策水平、文化素质等因素的限制”，不少人不愿自觉呼应政府的行政法令。实际上，公民与政府行政的相呼应来源于制度规范中喷薄而出的国家心智文化导向以及行政人员的以身作则。这是因为人的行为受制于整个社会的主流文化氛围，而主流文化正是由立法所圈定的。如果立法本身都已背离其表面宣扬的环境伦理价值，执法人员又习以为常地亵渎法律权威，又怎能期待普通民众培植出自觉保护环境的深层心理动因呢?因此，环境法治的最终实现，根本上还是取决于顶层制度设计的调整。而调整的动力须来源于社会良好环境道德习惯的积累。古罗马法谚说得好，法律没有社会伦常的支持又有何用?也正如哈特所言:“一个法律制度并不而且也不能仅仅依赖统治者的权力，所以它必须依赖道德义务感或对制度的道德价值信念。”当众多个人习惯(尤其是立法者和执法者)不约而同升华为全社会的道德共识时，规则意识才可能最终培养起来。
由此可见，环境德治是环境立法和环境法治的连接点。不仅如此，环境德治还是环境法治和整个环境文化的连接点，该关系在环境文化的构建初期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是因为，尽管环境法治是构建环境文化最有效的手段，但同时也存在不够经济的固有缺陷。申言之，“制度的形成和实行必须付出相当大的成本，包括制度设计和实施、立法程序、执法组织等的成本，还包括制定法律(规)的信息成本、谈判成本、监督成本、修订成本、教育成本等。”并且，“从制定法律到培养出人们的良知，这需要一段时间。最健全的法律所包含的规范内容，也不会多于起码的消极性的公共伦理的内容。法律能禁止那些最严重的违规行为，但却无法使公民主动行善。”这就决定了环境法治的实施效果可能大大缩水于预期。而以“扬善”为宗旨的德治无疑完美地弥补了该空缺。首先，成本低廉。由于环境道德具有传染性，除了宣传教育外，其养成更多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传播与学习，这就大大节约了环境德治的成本;其次，作为社会核心的“自律”机制，环境道德的强制力来源于社会舆论与良心谴责带来的自我羞耻感，这种精神的禁锢远比于金钱损失和身体压迫更具约束力，加之环境道德是一种不折不扣的事前预防，相比于环境法治的事后补救在减少违规、增进秩序方面显然更有效率;再次，道德强调“义务至上”，关注的是公益而非私权，这就避免了“法不责众”在遭遇多主体环境违法时爱莫能助的尴尬窘境。更重要的是，环境道德在高度上更贴近环境文化的内核，它不仅仅是强调个人对他人的善意与尊重，更旨在培育一种善待环境的情感和习惯。这类似于我国古代伦理文化中的自然道德，即不仅将自然万物纳入道德伦理范畴中，肯定并赋予其内在价值，同时明确人对于自然万物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些独特的优势决定了环境德治同环境法治一样，是整个环境文化系统中的引导性骨牌。
(三)“德”与“法”的互蕴互动:儒家法对环境文化构建之启示
德与法虽属不同文化形态，但二者在社会控制中的地位、关系向来为人所津津乐道。这是因为社会秩序(包括文化秩序)的建立本就是一个特定历史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整合过程，从该意义上而言，环境德治与环境法治与其说是个理论问题，倒毋宁说是个实践问题，二者恰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两种基本方略在环境治理问题上的具体实现。正是因为如此，环境法治与环境德治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互补”一词所能显微阐幽，二者在文化调控中的价值配比也远非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相辅相成”足以张本继末。格物方能致知，察古而后通今，不求甚解和纸上谈兵则只会使理论束之高阁。为此，我们有必要从作为中华文明思想基础的儒家法文化入手，结合当今的具体国情，通过与西方进行对比，探索法治和德治在环境文化构建中的合理定位，洞悉二者间微妙的联系。我们常称儒家法文化为“伦理法”，正是源于其睿智渊深的德治传统。孔子有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则格。”孟子也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可见早在三千年前，儒家始祖们便明察秋毫，窥探到了人们在对刑与利进行博弈时的侥幸心理和法律(主要是刑罚)在维护社会秩序中的局限性，因之提倡以道德在人们内心中筑起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以德教维护秩序、稳定统治。儒家重德并不意味着弃法，事实上，一直以来，其都坚持德法并用，只是在具体价值配比上侧重不同，即所谓的“德主刑辅，德教为先”。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建设，首先要更新理念。理念就是人们对于某一事物或现象的理性认识。在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以人为本已成为主导文化环境的核心理念，而凸显主体、回归生活和“两个统一”则是这一核心理念在目标、实践和系统层面的具体体现。
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其一，以人为本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是做人的工作的，其根本任务是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性和引发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培养具有积极道德行为和自主创新能力的现代社会的有用建设者。因此，提高人的素质既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其二，以人为本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在文化环境建设中做到“三贴近”，坚持以人为本，顺应时代召唤，满足大学生身心发展需求。其三，以人为本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要求。以人为本的目标，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要以“四个以”为指导方针，并积极发展新型的大学生人际关系，为大学生提供精神关怀，创造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氛围，充分发挥大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的目标理念是凸显主体
当前教育理论界积极讨论的一个理论问题就是“主体性教育”。与传统的教育模式相比较来说，主体性教育是把学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使学生自主、自觉地参与学习，能动、创造地认识和实践；使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以适应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中，要凸显学生的主体性。
其一，内容上满足学生。只有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内容满足大学生的需要，才能促进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去接受和感受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的影响。其基本内容主要有：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而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中要考虑学生的需求，在其文化环境内涵上要蕴含着积极向上的思想内容，符合我国社会发展的政治内容，具有高尚的道德教育和健康的心理教育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是学生的内在需求。
其二，方法上不断创新。由于大学生的素质结构、自身条件、生活环境和主观能动性的不同，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注重大学生个性差异。为此，要紧紧抓住培育学生的主体性，不断创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的方式方法。
其三，环境上营造主体氛围。这种主体的氛围即他教与自我教育的和谐氛围。主要靠学校有意识地积极地利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技巧形成良好的文化环境。健康积极的文化环境有利于大学生主体意识沿着正确、合理的方向发展。让每一个学生具有一种信念，只要有可能，你就可以做。你必须使你自己相信这是可能的，你不必去模仿他人；你的同学已经做到了，那么你也能够做到。你没有读过他的理论，但你有更好的生意，你就去尝试做。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给学生创设的使学生能够独立思考氛围，一旦有好主意，他们就可以白手起家创办公司而不考虑这会有多少困难。这种主体氛围使大学生主动地适应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敢于实践和善于创新。
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的实践理念是回归生活
生活是生命的存在方式，生活世界是生命存活的世界，是生命求得意义和价值的活动空间。思想政治教育在本质上是完整生活质量的教育，与生活交织、渗透在一起。脱离生活，就会失去思想政治教育自身所蕴藏的精神内涵，只能流于理论空漏的说教。“回归生活”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实践要求。 社会生活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思想政治教育将走向虚无。而思想政治教育又是社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反思的结果。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回归生活，体现生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回归生活就是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过程中，必须立足于生活，在生活中寻找契机，营造以人为主体、以生活为中心、以教育为导向的文化环境氛围。这是社会生活实践的要求。马克思主义人本论始终立足于人类的生活需求与素质发展，是最为科学与彻底的“以人为本”。 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回归生活，意味着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营造关心人、尊重人、发展人、激发人的潜能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让大学生在现实而实际的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中舒展生命、感受自己的生存价值、体验生命的活力，学会生存、学会做人，享受尊严，享受幸福，提高大学生的生活质量和精神境界。
另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文化环境建设的系统理念也应该得到重视，既要树立校内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相统一的小系统理念，还要形成家庭、学校、社会相统一的大系统理念，防止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劳动被其他非专业思政课教师、干部及员工的言行所抹杀，避免“课上一年功，不如社会一阵风”、“一个假期颠覆一个学期”的惨痛现象出现。
1.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理论研究上的不足
相对于国外人文思想的发展，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理论的发展存在时间短、内容参差不齐、尚未形成完善体系等等问题。
一是发展时间短。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溯源于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将思想政治工作者视为唯一的主体，将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主导性无限夸大，甚至完全忽视了思想政治工作客体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应该具有的积极主动性和主体性地位，这是对人文关怀精神的忽视。
二是内容上良莠不齐。我国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同时融合了国外的政治、教育思想的人文关怀因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关怀因素。在其内容上可以说是兼容并包，同时带来了复杂性，造成了内容上的良莠不齐现象。
三是尚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思想政治工作学在长期实践和研究中已经形成了以基础课程、应用课程和创新课程为主的理论体系。其中涉及人文关怀理论的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实践中探索更多的是实际操作层面的人文关怀，缺少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指导人文关怀的实践操作。
2.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人文关怀的欠缺
（1）主、客体地位不平衡问题。思想政治工作主体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是组织者和实施者，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客体往往处于受动和服从的地位。在未来多样性的社会中思想政治工作追求的不应当是相似性和类同性，而应当是个性，应朝着多样化和专业化的方向发展。新形势下，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必须把工作的切入点更多的放在受教育者身上，充分重视他们的个性特征。
（2）强调整体性忽视个性。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过分强调“灌输式”的理论说教。心理疏导为思想政治工作对象提供了情绪宣泄的平台，起到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这就需要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载体的创新和良好思想政治工作氛围的营造，否则思想政治工作就容易失去市场和人群。
二、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实现的有效途径
通过分析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缺失的原因，可从社会环境的优化、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实现路径两个方面探索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实现。
（一）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实现的环境支撑
现代思想政治工作环境是与现代社会相联系并能够反映现代化进程的影响思想政治工作的外部条件的总和。如何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的优化，对于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非常重要。
1.树立人文关怀的环境观念
在力促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实现的过程中，正确看待环境决定论和环境无用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工作，自然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支持，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实现，也是脱离不了社会环境的影响，所以在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环境观问题上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者人与环境、教育与环境关系的唯物论，承认环境的决定作用；同时更坚持辩证法，强调人对环境的能动作用。
2.优化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社会环境
（1）构建完善的社会机制。首先在经济机制上要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争求更大的发展，为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实现提供一个稳定而又牢固的经济基础的支持。其次要实现政治体制的成功变革。以服务求生存的政治体制模式对于思想政治工作的支持是必要的。最后在文化发展机制上，需要秉承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理念，力争为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实现提供一个相对宽松、愉悦的文化氛围。此外，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等其他相关社会机制的构建也对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环境的实现起到支持作用。
（2）优化思想政治工作内部环境。思想政治工作内部环境的支持作用的实现，主要在于构建构建融入社会生活的融合机制、建立思想政治工作主客体有效交流机制、探索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科学育人机制、搭建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激励机制等。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运行机制的构建，有利于实现思想政治工作规律和方法的有效连接，这对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大有裨益。
（3）明确营造思想政治工作环境的主体。在社会环境的营造上，一方面党和思想政治工作者需要发挥主体性作用，另一方面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客体积极性的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实施首先是为满足思想政治工作客体需求而出现的，思想政治工作客体的需求是首要因素，所以如何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也是实现人与环境互动关系良好发展需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
（二）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实现路径
实现思想政治工作的人文关怀，需要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人文关怀的理论和实践体系。人文关怀理念要想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得以贯彻实施，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付诸于实践。
1.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树立人文关怀的理念
在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必须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具体是指“在思考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坚持从工作对象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既注重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提高，同时又现实的关注作为人民群众个体的每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利益需求，把‘人’的利益和生存状态作为检验一切理论和实践的标准。”
2.构建人文关怀的思想政治工作内容、方法和机制
思想政治教育人文关怀的内容建构、方法构建和机制构建是一项系统工程，是一个从关心人的基本需要、普遍关怀到引导人的终极追求的、终极关怀，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从表层往深层推进的过程。
党的十报告明确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事关民族未来发展，事关国计民生。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资源过度开发、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随之而来。土地荒漠化、沙尘暴、雾霾无一不在警醒我们要善待自然、保护自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的突出位置。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实现中国梦过程中要善于运用生态文明理论和生态文明思想，不断汲取和吸收国内外优秀文化思想，推进我国生态化建设。
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治理的新常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正式步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历史机遇期。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呈现新特点。
一是国家更加重视生态环境治理。国家对当前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高瞻远瞩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思路，用生态文明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全面统筹解决当前我国存在的生态环境发展问题，推动新常态下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有序推进。
二是我国坚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发展道路。实践证明西方走的“先污染后治理”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给生态环境和人民生产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因此我国要走生态发展和平崛起之路，建立和完善生态保护长效机制，全面推动我国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
三是要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强调，绿水青山就是生产力，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要正确认识生产力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力推动绿色发展、低碳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升绿色经济比重。
四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发展战略。国家生态环境政策制定，生态环境保护体系构建都要坚持“以人为本”发展战略，都要围绕维护百姓切身利益槌龇⒌悖通过不断增强政策投入、资金投入和精力投入，全力打好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攻坚战。
五是要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的，需要我们立足国情，审时度势对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理清思路制定措施，按照国家的总体方略，推动我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生态思想植根于世界优秀文化沃土，站在哲学高度对人与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积极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相处，推动生态环境与人类共同生存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需要借鉴和吸收国内外环境理论和实践教训，马克思生态思想意蕴深刻内涵丰富，能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提供理论借鉴和当代启示。
人是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在马克思生态思想理论体系中，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现实需要和权益保障。“以人为本”价值理念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理论的核心，通过对自然中心主义生态观和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批判吸收，建立起科学的马克思生态观。马克思生态观认为人是生态环境的主体，生态环境是客体，二者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关系，这里对主体人的界定应该是实践活动中客观存在的人，人是研究生态环境和生态问题的关键和前提，离开实际存在的生命个体谈生态问题就失去了现实意义。因此，坚持“以人为本”价值理念是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变革生产方式是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途径。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是国家制定的重要战略方针，是实施国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吸收和总结西方国家在生产方式和生态环境治理层面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生态思想就是要告诉我们要用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来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要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走生态文明发展之路，通过变革生产方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最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与自然共生共存。
马克思生态思想对生态环境治理的现实启示
指出，当前我们要充分认识生态环境治理的重要性和紧迫感，充分认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要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强化责任意识与紧迫感，吸收借鉴马克思生态思想，通过制度和法治建设对生态环境治理一以贯之。
明确治理主体，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全民化。人作为实践主体具有主观能动性，社会建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都是人在发挥主动作用，其出发点和落脚点也都围绕“人”这一主体展开。因此，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生态思想，坚持“以人为本”生态环境治理思路，将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衡量生态环境治理的出发点和根本标准，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让广大人民群众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中坚力量。为此，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治理的广泛宣传，通过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相结合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要有所创新，在宣传方式和宣传途径上要贴近百姓。通过广泛宣传，让社会上更多成员树立起生态意识，让社会更多成员参与到生态环境治理中来，履行监督责任，敢于与一切环境污染的行为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宏观指导，要协调各个生态环境治理主管部门，成立相关联席工作会议，从国家部委层面推动相关生态环境治理政策和措施落实，全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迈上新台阶。
创新治理手段，加强生态环境治理技术化。马克思生态思想在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同时也对人与科技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指出人在科学技术中处于主导地位，要充分发挥人在科学技术使用中决定作用，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此，一方面要充分培养科技人才，通过科技人才的培养推动科技的不断发展创新，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技运用能力和人文综合素质，在生产生活中自觉运用科学技术减轻环境压力。另一方面要在生态环境治理领域不断投入科技力量，重点发展清洁能源、绿色生产和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上要加大科技投入，创新生产方式，大力推动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应用。
完善治理保障，实现生态环境治理制度化。马克思生态思想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要高度统一，要在建设生态文明中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要通过制度建设来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有效实施。党的十报告中将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作为关键环节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有效实施。因此，在政府层面要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作为考核评价内容纳入到各级政府和领导干部考核体系之中，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治理作为干部提拔任用的重要考核项目，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在政府考核中的比重。进一步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充分发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市场手段、法律手段、经济手段、税收手段等多种手段来推动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有效落实。在社会层面要通过制度方式对社会成员生态环境行为加以规定，对造成生态环境破坏的要按照制度加以追究。同时要切实建立健全公众生态权益保障制度，切实维护和保障公众对生态环境治理的监督权和知情权。
（作者单位：南通大学）
1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影响
大学生在高校中思想的进步、对政治教育的认知、良好的品格的养成离不开高校的环境氛围熏陶。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高校对学生的素质教育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高校环境对于大学生来说是一个长期生活的地方，学生往往会因为环境中带来的氛围，渗透着其所带来的人文文化，从而得到感情上的感染，认知得到影响。人类的思想觉悟，品格是否高尚是离不开环境的影响的，古语有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就是诠释了环境对人所带来的影响。
思想政治的教育，应该是潜移默化的，从根本上去使学生认知，理论很难体现出思想政治的精髓。思想政治的教育往往与环境所带来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优化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大学生在文化素质的学习上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高校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优化资源优化育人环境的层面上落实。
1.1文化素质的形成
大学生在高校生活中文化素质的学习需要在特定环境下形成。文化素质实质上是在学习中形成的一种习惯，一种思想。文化素质是学生在知识学习，自我能力的发展以及思想素质学习中慢慢形成的具有稳定性的基本品质体系。文化素质的学习不单单是指在学校中书面文化知识的学习，而更多的是在学习的环境中受到的对思想方面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一种行为意识。
1.2人文环境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影响
人文环境往往对教育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人类对社会进行建设，不断完善改进，就是在改善环境。人文环境的形成是通过教育的态度，教育观念的贯彻，学习的风气，所信仰的教学理念等关键性因素所组成的，是一种无形的环境，是潜移默化教育的关键。
人文环境与教育之间是一种相互而生密不可分的关系，人文环境的形成影响着教育的氛围，影响着教育的效果。同时教育的观念、教育的效果，又在影响着整个人文环境。
1.3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文环境带来的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注重学习思想政治的创新性，强调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贯彻学生对学习的创新意识。思想政治教育并不是一种古板无用的理论学习，思想政治教育主要目的是养成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从思想行为上使学生改善不足，规范言行，从思想上使学生取得思想上的进步。
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背景认知环境中，思想政治教育涵盖了对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的整个过程，形成了一种无形的作用力，推动学生对思想政治的学习，贯彻先进的思想。这种有着影响力的环境成为大学生在高校对思想政治成长中的一种重要的因素。
2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应用的对策研究
2.1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应用在大学生心理认知上
大学生的文化素质的发展离不开其心理的认知，心理认知是自身在学习和成长过程中不断发展所逐渐形成的对兴趣、爱好、需求的一种心理导向。心理认知是有助于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思想上的觉悟和对学习的追求等。外部环境是影响心理认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环境条件是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环境给予了学习者一个氛围熏染的过程。思想政治的教育对受教育者来说是一种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具有很大积极意义的学习。思想政治教育赋予的环境条件，可以使教育上需要理解的观念，学习上本身的意义等得到贯彻，对受教育者得到一种渗透性的灌输，同时使受教育者在学习中思想不断进步，与外界环境产生共鸣，完善心理上的认知。
2.2贯彻思想政治教育，优化人文环境
要缔造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从氛围中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造成积极的影响，必须要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体制入手。思想政治的教育无非就是提高学生思想的觉悟，调动起学生的一切积极因素，从而去使学生提高自己的文化素质。
现代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创新意识，在积极的教育引导下，激发学生对思想政治的探究兴趣，从而创造一个良好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环境。思想政治环境对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高校应该着力建设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从整体上优化高校的人文环境，贯彻学生对思想政治学习，使大学生提高自身的学习觉悟，这才是有效提高大生文化整体素质的手段，有利于学生在高校中更好地向全面发展。
3 结语
思想政治的教育潜移默化，优化高校中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对大学生在文化素质的学习上有着积极的意义，在高校中贯彻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缔造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中，从氛围上感染学生，使学生思想从根本上得到觉悟。
【参考文献】
中图分类号：TU9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7-0172-01
水是城市的灵魂，人依水而生，城得水而灵。现代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市水系既发挥着排涝、防洪、供水、涵养生态等作用，同时也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城市灵气的所在及居民精神的依托。从而对水环境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逐渐加强。水―具有生态环境、空间景观和文化心理等综合价值，对凸显城市魅力、增强城市识别性、提升综合环境品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1、黑臭水体整治背景
城市水环境的质量是人居环境的重要内容，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整治城市黑臭水体，实现河道清洁、河水清澈、河岸美丽，对于促进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城市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能促进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强调改善城市黑臭水体。
2015年，国务院颁布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提出“到2020年底前：地级及以上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均控制在10%以内，2030年：城市建成区黑臭水体总体得到消除“的控制性目标。
为贯彻落实《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加快推进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住建部《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指南》。
2、黑臭水体治理指导思想与原则
2.1 指导思想
在尊重本底自然条件和相关规划的前提下，以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为指导，秉承“人―水―城”和谐发展理念，科学规划、统筹推进，以黑臭水体治理为抓手，以水环境综合治理、水生态格局构建、水安全措施保障、水文化整合传承、水资源开发利用为主线，坚持保护优先、修复为主、科学治理的方针，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幸福指数提升提供更加可靠的基础支撑和安全保障。
2.1 治理原则
（1）全面规划，统筹兼顾，遵循城市水系的安全性、生态性、经济性、系统性和特色文化性原则。既要全面考虑防洪、除涝、降渍、供水、水资源保护、水环境改善等各项水利目标，也要兼顾水生态修复、交通航运、旅游开发、水产养殖等综合利用要求。注重水资源水环境容量资源、水域与岸线资源等河道相关资源的集约开发、节约利用、管制使用，保证开发利用的合理、高效并与河道保护相协调。
（2）畅通水系、发挥效益。充分利用现有河道，疏浚局部卡口、束窄段，以及现有泵站、闸坝，通过调度手段畅通水流，发挥现有工程效益。同时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及用地布局要求，适当新增、拓浚河道，合理调整河道功能，完善现有水系布局，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河道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因地制宜，一河一策，突出重点。突出骨干河道、重点区域的保护和治理，突出饮用水源保护、城市排水、排污口整合方面的研究；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人水和谐，彰显城市水文化的传承与鉴赏。创建城市绿色之城、生态之城、健康之城。
3、黑臭水体治理技术路线
黑臭水体治理主要分为六个步骤：调查与分析、问题识别、整治方案、重点项目、完成目标。
调查分析包括现状调查：水系水文、水环境、水生态、市政设施、污染源、景观绿化、历史文化等；规划梳理：总体规划、水功能区划、绿地系统、防洪排涝、排水规划等。
问题识别是黑臭水体治理过程中的重点，是提出整治方案的重点。水环境问题识别包括确定水功能区，查找污染源，计算环境容量；水生态问题识别需认清城市水生态保护区、生态廊道河栖息地；水安全问题识别重点是城市防洪排涝和水系沟通。水文化和水资源则要搞清城市水系格局，历史文脉以及城市过境水、雨水利用、污水再生状况等。
在调查分析与问题识别的基础上提出城市的黑臭水体整治方案和重点项目，项目主要有以下几项分类。水环境工程：管网截污、污染源控制、生态补水、水系贯通；水生态工程：生态修复、雨洪收集、城市湖泊恢复、控制初雨、增加海绵体；水安全工程：分流排洪、完善防洪围堰、疏通水系、增加排涝能力；水文化工程：梳理文脉、确定主题、构建体系、多彩文化施策、分类整治；水资源工程：雨水调蓄利用、污水再生利用、中水回收利用。
4、黑臭水体治理思路
以黑臭水体治理为抓手，贯彻“全区域统筹、全方位治理、全过程控制”的总体方针，遵循“源头削减、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的污染削除原则，按照城市的分区策略，根据城市水系格局和规划对河道分级，在水环境现状调查及污染源解析基础上对河道进行分类，并以水环境功能区划为依据确定治理目标，提出分级管控、分片治理、因河施策、分期实施的系统治理思路，全面提高城市水环境质量。
（1）分级管控
按照城市水系格局和规划，将区域内水体进行分级：饮用水源地、过境河流、城市内河以及城市封闭水体。对不同水体提出相应管控措施：为重点管控区，划分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进行重点管控：重点加强城区污染源管控，逐步完善上游污染治理；城市内河及封闭水体：完善“河长制”，消除城区污水直排现象。
（2）分片治理
根据水系和黑臭水体分布特点，将规划区划分为多个片区，并根据汇水区域和水系连通进一步细分为治理单元，最终将污染负荷削减目标及工程措施落实到各个治理单元。
（3）因河施策
根据水体污染来源和污染因子特点，分配污染物削减量，提出有针对性的技术方法和工程措施，，水质较好水体以生态修复为主，水质较差河流以“截污+清淤+补水+生态修复”措施进行治理。
5、水环境功能区划与环境容量研究
城市黑臭水体的治理应根据城市的环境功能区划，将城市的河道作为对象，按照水环境现状参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的要求，将城市地面水水域分类。根据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建设，划定城区主要河道水功能与水质目标。
根据主要河流现有的水文参数及水质监测数据，参照水质目标，城区景观河流选用枯水期平均流量作为设计水文条件，入河控制量计算执行《水域纳污能力计算规程》（SL348-2010），计算指标为COD、氨氮、TP。
6、结语
城市黑臭水体的综合治理是对城市防洪、供水、生态环境保护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对保障城市河湖流域生态环境安全，提高居民生活环境质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显著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效益。
生态环境效益：能显著提高区域内的生物多样性，增强湿地生态系统自我调控能力，提高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有序性。从而促进区域生态环境的有效改善，维护流域的生态安全。社会效益：美化人居环境，创造人与自然交流的机会；生态科普，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安全洁净的饮用水源，改善人居环境；创建和谐社会，促进城市发展；传承历史文化，实现“绿色”与“人文”的和谐统一。经济效益：优化环境，提升土地利用价值；促进生态休闲产业的发展，增加第三产业的收入；吸引投资，拉动地方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