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目的是实现善治善政。联合国亚太经济社会委员会了《什么是善治？》，对“善治”提出八项标准：共同参与治理、厉行法治、决策透明、及时回应、达成共识、平等包容、实效和效率、问责。达川区基层社会治理的理念、制度和实践，正是体现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与此同时，达川区基层社会治理实践是向着善治目标前进的探索，因此，其经验具有生命力和广泛推广的价值。
第一，推动党政机关制度改革和领导干部的自我革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首先要推动党政机关领导制度及体制机制的改革和领导干部的自我革新，确保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达川区把依法治访作为抓手，抓党政机关制度的改革完善和领导干部的自我革新。达川区通过出台党委《工作规则》、《议事规则》，制定《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突出问题二十条措施》，实行财政“因素分配制度”等措施进行制度改革创新和干部的自我净化和自我提高，提升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以党政善治引领社会共治，抓住了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关键。
第二，坚持以人为本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其实质是在党的领导下，依法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用制度法规限制公权滥用和对公民利益的侵犯，是以实现人民利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主要内容，以达到经济健康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维权是维稳的核心。达川区的“五个到位”制度，就是立足于尽快为访民解决问题。凡是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诉求，确保解决问题到位。对于不符合法律和政策规定，但确有困难的，要帮扶到位。区里出台了“十大民生救助制度”，作为“五个到位”的配套措施，把解决矛盾和改善民生结合起来，深得群众拥护。
第三，民主与法治同行。达川区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始终突出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引导群众广泛有序参与政府决策和社会治理，以制度保障群众的知情权。“315”工作法就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对群众通过各种形式举报的问题，实行“查实奖励”，大大激发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进行监督，主动参与反腐和纠正“”的积极性。同时，在群众中进行广泛深入的普法教育，把法律武器交给群众，使人民群众学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依法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等方式，逐步形成法治底线不可触碰的社会共识。以民主支撑法治，以法治保障民主。民主与法治同行，推进了善治善政。
第四，政府与社会共治。达川区把社会共治作为建设法治达川的重要途径。注重规范引导协会、团体等各类社会组织建立科学运行的管理体系，支持依法依规依章参与社会治理，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和各类社会组织的协同共治作用，有效弥补了政府短板和不足，提高了社会治理效率，降低了治理成本，形成了多层次、多领域、多向度的整体推进的依法治理工作新格局。政府把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购买服务。同时，在确保内容合法、程序合法的前提下，以解决问题为导向，引导群众及时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提高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水平。
中图分类号：F0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17）10-0005-12
当前，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被提高到学科高度，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设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对一年多来学者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进行梳理，以便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总体状况和前沿动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及学科特点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的界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同时吸取中国历史优秀文明成果和世界上别国优秀文明成果的产物，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后为列宁毛泽东等继承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脉相承，是中国化、时代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理论渊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是源和流的关系②。从发展阶段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发展阶段，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体地说，它是用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和运行特殊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揭示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的特殊属性，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它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并将在实践中继续发展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关于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因此也属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属性上是一致的④。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与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相结合的成果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体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差别还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加突出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性、创造性和民族性，贯彻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方法论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方法；而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贯彻的是一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演绎逻辑，也就是说，始终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理解为社会主义的终极标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多地采用一种规范的思维方法来研究，更多地侧重于说明社会主义“应该如何”，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则更多地侧重于分析现实社会主义究竟如何发展、发展的必然形式、道路和规律等等问题⑥。
总而言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当前实践而产生的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的必修课。
2.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思想的讨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思想，学者们对此达成了共识。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学者们对于其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上存在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笼统地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基本原理和方法贯彻始终⑦，而没有严格区分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地位和作用；一种观点认为应当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加以区分，并强调其中方法论的作用，认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以其方法论为本，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发生矛盾时，应遵循其方法论原则修正其理论，而不是为了维护其理论而违背其方法论原则⑧；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具有内在统一性，二者都很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源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不能把基本原理与方法论对立起来和分割开来，创新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⑨。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義政治经济学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指导作用无疑都十分重要，但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对于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十分关键。如果不重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则容易陷入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只有重视方法论，才能联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原有的理论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创新，才能真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断向前发展。正如有学者在谈到《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关系时指出，《资本论》构建体系结构可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提出重要的借鉴，是借鉴而不是指导；而其方法论才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构建重在创新，不能照抄照搬⑩。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特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研究政治经济现象，探索基本经济规律，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质属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本质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是社会基本经济规律，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具有一般政治经济学的普遍性，又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
具体地讲，政治经济学的一般性有世界性和历史性。有学者认为其世界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包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及可以与别国经济理论与实践相互学习和借鉴。另外，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人们在生产和交换时所处的条件，各个国家各不相同，而在每一个国家里，各个世代又各不相同。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历史研究是构建政治经济学的基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稳固基础，只有把问题放在历史的坐标系中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只有正确而充分地认识历史，才能总结经验教训，进而升华为理论。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政治经济学具有历史性，其研究对象在不同的国家、同一个国家的不同世代又各不相同，所以政治经济学从空间来说又具有每个国家的特殊性。有学者将其表述为民族性，认为民族性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以及决定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基本国情、基本实践都具有特殊性。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该理论形成于中国、发展于中国、服务于中国，其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总结中国经验，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科学指导，因此具有中国特色。有学者将其特殊性表述为国家主体性，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国家主体性，是指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的，强调的是中国。这里说的“特色”是相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的，其实讲的就是中国的国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经济学，同时又是对中国道路的理论总结，因而不可避免地具有政治经济学的共性即历史性、世界性以及中国特色的个性即民族性、国家主体性。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观点符合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关系的哲学原理，是经济规律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4.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特殊性的分析
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科学，其研究对象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中，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为研究对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着全面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同时中国又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影响，因此作为产生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必然具有相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对此，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性上讨论其特殊性。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阶段性上的学科定位是：在生产关系上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力上属于中等收入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该定位决定了研究层面：通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分析层面限于经济关系本质层面，即生产关系层面的分析，而在社会主义现阶段所面对的发展生产力问题，不只是生产关系的完善和发展这个层面，还涉及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两个层面，这两个层面都同生产关系相关，进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对研究领域的拓展。有学者认为“初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是我们辩识“中国特色”的实践和理论问题的坐标或参照系的底色，“初级阶段理论”让我们获得了改革最迫切需要的历史方位感，“‘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市场经济”这是中国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对社会主义形态发展的最重大贡献。有学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进行讨论，认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義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重要体现，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一些学者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践内容的角度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特质，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全面发展和全面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被称为改革的经济学、建设的经济学、发展的经济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具有了特殊的时代特征，正是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发展生产力，我国才从单一的公有制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计划经济逐渐形成了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以及其它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相适应的制度和体制。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内容，这些因素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特征。另外，经济实践是发展生产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从理论的目的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肯定既有制度的前提下探索增加国民财富的途径的学说，是属于建设性的经济学，而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是在否定现存制度的前提下寻找更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好制度，是批判性经济学。可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了独特的时代特征。
（一）新思想――思想亮点
《决定》把系列重要讲话列入全面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成为《决定》的思想红线和主线;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的全过程和各方面，总结概括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条基本经验;《决定》通篇体现了党对宪法的高度尊崇以及确保实现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坚强决心;通篇体现了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坚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篇体现了法治建设要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针对司法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把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重大课题。
（二）新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决定》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有三个特征：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内在统一。党的领导为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提供根本政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鲜明特色;依法治国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二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和最本质特征。三是坚持公平正义。这顺应了人民美好愿望，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法治道路、中国道路、社会主义道路，是传承、发展、改革的道路，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决定了中国法治的性质、方向和命运。
（三）新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其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政治方向;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行动指南;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是重点任务;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基本原则;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基本要求;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重要目标。
对法治战略目标的确定高瞻远瞩，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是实现了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根本转变，着力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二是从分散到整合的转变，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落脚点，实现了从分散、多层次推进法治向顶层设计并统一到法治国家这一宏伟目标的飞跃转变。
（四）新关系――对六大关系的深刻阐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科学回答了法治的共性与个性、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党法与国法、法治与德治、改革与法治、显规则与潜规则等的辩证关系，这些重大关系论断是对新中国成立65周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6年来法治建设基本经验的高度概括，深刻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例如，对于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决定》明确指出：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彻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可以看出，《决定》对二者的关系问题回答得非常透彻、清晰、旗帜鲜明。这些重大关系论断廓清了当前社会上不正确的理论认识，坚决地回击了国外各种言论攻击，最大限度凝聚理论共识。
（五）新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新论述和新部署
党中央第一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概念，相比“法律体系”、“法制体系”，其本质和内涵大有不同。法制是相对静态的，本质是建章立制，确立规矩;法治是相对动态的，本质不仅仅是手段、工具，更重要的是战略目标，是国家发展的重要方向和价值取向。法律体系更多是规范公平、社会、市场的法;法治体系更多是规范国家、执政党、政府治理的法，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决定》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法治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等重要内容。其中，科学立法是前提，严格执法是关键，公正司法是保证，法治精神和法治文化是灵魂。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一字之别，体现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式与理念的重大转型与重要飞跃，也意味着中国的法治进程没有任何模式可以照搬照抄。
（六）新布局――“两个坚持”表明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及其内在关系
全面依法治国的工作布局就是“两个坚持”：一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其主体是人民;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和根本途径，其主体是党，党要善于将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程序及时转化为法律，保证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能够及时成为全社会公众的行为准则;依法行政是在法律要求范围内行使行政权利、履行行政职责。二是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法治国家是指治理国家的根本依靠是“法”，法治是国家的根本价值追求。法治政府是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是法治国家的主体。法治社会是法治国家和法治政府的延伸和扩展，其基本要求不限于“守法”层面，更重要的是相对于政府公权力的其他社会共同体要依法行使社会公权力。“两个坚持”涉及国家、政府、党及社会各方主体，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社会等多方事物，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全面性”本质。依法治国与法治国家是全局和根本，依法行政和法治政府是重点和难点，依法行政和法治社会是基础和保障。
（七）新方针――新十六字方针体现出全面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与战略布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法制“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党的十提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十六字方针，表明法治中国的建设进入全新时代。前者强调法律规模和数量，后者强调立法质量，法律是否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以及对法律空白地带的补缺、重点领域的立法;前者政权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居于主动与主体地位，民众置于被动与从属地位;后者鲜明提出依法治国本质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新十六字方针表明中央对于法治的态度从工具走向依靠、从依靠走向价值追求;全面依法治国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体现推进各领域改革发展对提高法治水平的要求，而不是就法治论法治。
二、全面依法治国的行动纲领
（一）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导是根本、领导干部是关键、人民群众是主体
党的领导是根本，从严治党是前提。全面依法治国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实践中，首先要加快党规党法建设，依法从严治党。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法治体系内，全面依法治国，也包含着要把党规党法建设好，要求党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也要求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其次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具体而言，我们党要以壮士断腕、刀口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持续推进法治事业，而且要更好地统筹依法治国各领域工作，即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
发挥领导干部推进法治的关键作用。指出：“各级领导干部法治观念如何，能不能坚持依法办事，对全社会具有重要示范作用。”如果说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广大党员、领导干部内心的力量源泉，那么党纪国法则是广大党员及领导干部心中的“戒尺”。各级领导干部唯有对法律存有敬畏之心，从坐而论道到起而行之，带头树立和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全力保证公正司法，促进全社会信法、用法、守法，才能担负起全面依法治国、依法行政以及建设法治政府的历史使命。
突出广大人民群众维护法治的主体地位。今天的中国需要各个社会阶层、各族人民有序、平等地参与到国家建设中，共同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须赋予“人民当家作主”新的时代内涵：在法律框架内，最大限度地满足广大群众的合理需求，最大限度地回应广大群众的内心期盼，最大限度地倾听广大群众的真切呼声，主持公道、伸张正义，切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使法治秩序维护与群众权益保护有机统一。
（二）全面依法治国，重点要培育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要求人们将法律精神内化于民族精神，将法治文化内化于民族文化。切实推进依法治国，首先要解决认识问题和信仰问题。中国共产党站在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战略高度、从大局出发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可见对其的认识非常深刻。对于领导干部，同样要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及执政水平间的必然联系，进一步坚定法治信仰。对于公民法治信仰的培育，一是要给人盼头，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法律的价值认同，让其觉得法律管用、好用。二是要给人甜头，“我们要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让知法守法者尝到甜头，让违法者吃到苦头。三是要给人劲头，就是要让法治氛围形成“大气候”，拧成信仰法律的一股劲头。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法律信仰，要求首先增强领导干部以及执法、司法人员的法治意识与法治信仰，这一定程度体现出领导干部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关键作用。
【中图分类号】D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6—0014—07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概念、内容结构及对政治道路发展探索的历史考察，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提出及形成标志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关键词之一是道路。何谓道路？道路是指达到某种目标任务的途径和模式，或事物发展变化的途径和方式；政治道路，是指达到实现政治领域某种发展目标的途径和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指从中国实际出发，顺应时代潮流，突出中国特色，达到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统一，使政治发展民主化、法律化、制度化，政治公权合理配置，公平实现全体人民各方利益的政治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提出、发展和完善，经过了反复认识的探索过程。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在延安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政权兴亡“周期率”时第一次讲到政治道路，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1]610这是中国政治道路的思想发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以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核心的上层建筑，开辟了中国社会的新纪元。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随着苏联模式弊端的显露，及时提出了以苏为鉴，发表了《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2]213在这里用了“中国路线”的概念，其实质是在寻找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这个思想是明确的。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作为理论主题，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十分关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政治发展问题，他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3]168还强调，我们的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4]195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了政治体制、领导体制、领导机构三大政治改革的任务和目标。党的十三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命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的确立指明了方向。
以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行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党的十五大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使我国政治建设上升到现代法制的高度。2002年5月31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新概念，指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5]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走自己选择的政治发展道路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
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十分重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2005年2月4日，在中南海召开的党外人士迎春座谈会上，他第一次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完整概念。2007年10月，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写进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阐明了它的主要内容。指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6]2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确道路，它深刻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确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部署，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发展规律性的认识，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确立，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的发展，丰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内容结构及特色
依据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深刻论述，其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核心是党的领导，目标任务是发展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国家。（2）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推进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保障。（3）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提高政治文明水平，推进政治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的发展动力。（4）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支持派和无党派人士更好地履行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重要的发展条件。（5）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科学内涵的逻辑结构可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指导思想层面，要求以政治理论包括民主政治论、政治改革论、政治制度论、政治文明论、民主执政论、依法执政论、依法治国论、统一战线论、参政议政论、行政管理论、民主监督论等为指导思想，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前进方向。二是制度保障层面，要求以“四大政治制度”为依托，从最高权力的人大制度到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从多党参政的政党制度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四个方面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健康发展。三是政治实践层面，要求由政治理论转化为政治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维护好、发展好、实现好政治发展目标、发展战略、发展任务，在实践中又好又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高政治文明水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概念中，最鲜明的特点是“中国特色”，在6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已突显出“中国特色”。其主要表现是：
1.领导力量的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建设和谐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和改革开放面临各种风险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始终掌握和运用一切科学的新思想、新知识、新经验，努力成为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特点和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才有希望。
2.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坚持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成为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志的共同理想追求。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方向，以共同理想凝聚力量，形成共同团结奋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思想基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
3.本质核心的中国特色。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本质和核心，是与其他一切社会政治道路的本质区别所在。其中国特色就在于：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民主政治建设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最终目标，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中国特色还在于：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宪法和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相统一的体现。依法治国、治党，依法办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
4.发展动力的中国特色。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所在，只有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才能有不竭动力和方向途径。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保证党有效治理国家；扩大人民民主，保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有序扩大公民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
5.政治体制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集中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和符合中国政党实际的政党体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其特点是能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邓小平指出：“我们实行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院制，这最符合中国实际。如果政策正确，方向正确，这种体制益处很大，很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避免很多牵扯。”[4]220还指出，我们中国大陆不搞多党竞选，不搞三权分立、两院制，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政党体制采取的形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体制的特色是：一方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集中各派、各人民团体和各界人士的智慧，促进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另一方面，又能实现集中统一，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的利益，是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又一重要形式。
6.民主形式的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民主形式的鲜明特色，集中表现为“两个结合”：第一，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相结合，其结合点是“带动”。这就是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通过发展和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达到最终推进整个国家人民民主建设和政治文明发展的战略目标。这种民主的带动和结合是相互作用的，要通过三个途径。一是精神带动。党内民主建设的精神转化为人民民主的精神；二是法制带动。人民民主建设的法制转化为党内民主的行动。如1979年修改《选举法》，人大代表由等额选举改为差额选举，8年后党的十三大第一次引入了党代会，实行差额推选程序。三是制度带动。要求以各种制度把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联系起来。如民主集中制，既是党内的组织原则，也是国家的一项具体制度。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和制度把党内民主建设与人民民主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效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第二，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我国坚持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民主形式上采取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其中国特色集中表现在两个民主相结合基础上，突出了协商民主。凡是重大政策和重大问题在决策之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充分协商，求大同存小异，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这样有利于扩大社会各界的有序政治参与，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展示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这种协商民主具有广泛性、包容性和真实性，是创新的民主形式之一。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考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在探索中发展，经过三个发展时期。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奠基准备时期（1949-1978年）。这个时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酝酿准备时期。在这29年间，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为着力点，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人民民主的国体和民主政体的确立为标志，“中国的历史进入一个完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7]432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了充分的奠基和准备。这个奠基和准备集中体现在五件大事上。
第一件大事，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它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会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8]809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总目标和基本途径。会议还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是伟大的，但是胜利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巨。提醒全党同志务必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因此，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不是可以削弱，而是必须加强。七届二中全会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第二件大事，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会议讨论通过了三个重要政治文件，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成立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选举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其中《共同纲领》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是一部建国纲领，规定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以及国家结构形式，论述了政党制度。“在整个新民主主义建设时期，《共同纲领》成为规范和衡量全国一切党派、团体、个人的行为活动的共同准则。”[9]16
第三件大事，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伟大胜利，标志着中国人民受奴役受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历史从此进入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从此开始。时隔近三年的1952年，中央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这是建国后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
第四件大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根本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实现了从专制独裁政治到人民民主政治、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转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和正式实行，是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伟大创造，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确定了一种新型政权组织形式和总的民主程序，更重要的是确立了同我国的国体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根本保证。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为全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通往包括政治道路在内的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中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一个良好开端。
第五件大事，1966年5月开始的十年“”。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历史上，这场“大革命”给党、国家和全国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留下了极其沉痛的教训，为我们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在政治思想上，由于“左”倾错误理论的影响，造成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社会风气、道德水准下降，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及各种错误思想泛滥。在政治生活上，党的组织和政权机关受到空前浩劫和损失，长期陷于瘫痪状态；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大民主横行，破坏了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为纲统揽一切，玷污了人民民主，严重地影响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在党的建设上，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引导下，党的机关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激烈冲击，搞乱了党的指导思想，败坏了党的作风，破坏了党的纪律，降低了党的威信和凝聚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中断。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形成时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作为实践模式，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作为思想模式，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是一个统一体。其形成过程始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80、90年代，以党的十六大为形成确立的标志。在这个探索过程中，经过了三个阶段。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形成的历史起点。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党的十二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形成的历史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从根本上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纠正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开始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就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起点。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第一次把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之一明确提了出来。决议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具有深远的影响。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首次提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的改革问题。1982年党的十二大，邓小平在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从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定名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的十二大在强调“两大文明”建设要靠社会主义民主来保证支撑的同时，还强调了社会主义民主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要密切结合起来，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制化。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个重要的探索实践，集中体现在党的三次重要会议上。一是党的十三大。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建设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作为改革的长远目标，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探索进程。二是党的十四大。1992年党的十四大召开，大会确立了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明确提出了“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同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相适应，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新任务。三是党的十五大。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提出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政治纲领，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政治任务。这一任务要求，把坚持党的领导、发扬人民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统一起来。这些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2002年5月，在中共中央党校一次讲话中第一次提出“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论述了这条道路的核心内容、发展目标和发展任务等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首先，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其次，把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作为政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其三，第一次揭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内容。这个“三者统一”重要思想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形成和确立。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发展创新时期（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要战略思想，在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走和平发展道路等一系列新理论和重大战略决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道路发展上开辟了新的境界。以党的十七大为标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民主政治发展的新理论、新观点和新举措，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主要的理论创新有如下几个方面。
（1）政治发展道路命题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科学命题。这一命题的表述是完整的、系统的，它是“社会主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的有机统一体。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理论，又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2）政治发展道路基本内容的创新。党的十七大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基本内容。其表现：一是提出了“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的新论断，丰富和创新了邓小平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思想。二是阐明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奋斗的新目标。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三是提出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新概括。党的十七大强调，必须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性工程重点推进。四是阐明了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的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的理论。
（3）政治发展道路动力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动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新部署。基本要求是在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下，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的，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保证。
（4）政治发展道路制度框架的创新。党的十七大把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制度框架和制度基础。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发展了这一制度框架的思想，首次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新概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新命题。在这个制度体系中突出了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机制的具体制度，尤其是突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创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理论。
（5）政治发展道路战略举措的创新。党的十七大和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战略任务和战略举措全面系统地进行了阐述。归纳起来是：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利；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完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
（6）政治发展道路领导力量建设的创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核心领导力量，党的建设就是关键的关键。为此，党的十七大和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对党的建设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其创新思想集中反映在“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上。其创新点是：第一，首次提出“一条主线”和“一个要求”。即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必须把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作为基本要求。第二，首次系统完整提出“五大建设”的重点。即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第三，首次提出了32个字的党建新目标。这就是“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10]4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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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国共产党历史：第2卷（1949-1978）上册[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
[10]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Conceptual Contents and Historical Survey of the Path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unde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U Yuanchang
政治社会化的内涵
对政治社会化专门而系统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如今，政治社会化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政治社会化研究过程中，政治社会化的内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出发，政治社会化的定义可以表述为：“人们在特定的政治关系中，通过社会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逐步获得政治知识和能力，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能动过程”。①
在上述定义中，包含关于政治社会化六个层面的内涵：政治社会化具有鲜明的政治倾向性，是“特定政治关系”的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是“特定政治关系”中的人；政治社会化的客体是特定政治系统中的“政治知识和能力”；政治社会化的目标是“形成和改变自己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即形成健全的政治人格、正确的政治态度和稳定的政治情感，进而提高政治行为能力，有序参与政治生活；政治社会化的媒介是“政治生活和政治实践活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是人的能动的而非被动的过程，是在特定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互动中，能动地形成特定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的过程。
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涵义
大学生政治社会化是指大学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习得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知识和能力，形成正确的政治认知、理性的政治态度、良好的政治情感的互动过程。其最终目的是健全大学生的政治人格，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凝聚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维护政治社会秩序与安全，提高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政治行为能力，有序参与社会主义政治生活与政治实践活动。
因此，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实质是两个方面互动统一的过程。一方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和造就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也就是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必须的政治人才与合格公民的过程；另一方面是大学生能动地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理论知识，传承政治文化，稳定政治心理，提高政治能力，从“自然人”逐渐成长为成熟的“政治人”的个人习得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统一于高等学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
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主要特征
大学生政治意识的不成熟与可塑性。大学时期是青年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与稳定时期。政治社会化是其在政治领域的社会化，是其成长的必经阶段，也是其一生中政治观和政治人格形成的关键阶段。总体来看，由于受自身发展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影响，部分大学生的政治意识还显得非常不成熟。于此同时，大学生在这一阶段的心理发展特点决定了此时的大学生虽然已经初步具备了选择政治社会化方向和内容的能力，但还存在很多迷茫，政治理性还不成熟，政治情感还不稳定，政治态度还不坚定，政治信念还不坚决，政治方向还不完全确定。这就使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呈现出很强的变动性与可塑性的特点。
大学生政治教育的灌输性与能动性。政治教育是引导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方式，也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不是自发地、自然而然地进行的，灌输是引导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必要手段。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展开，人们的利益意识逐渐觉醒，主体性要求越来越强烈。面对各种思潮的涌入，大学生被推向了各种思潮交锋的最前沿。大学生已不再简单而被动地接受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思想和观点，因此，高校要认真研究新时期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新特点，尊重并利用大学生能动性的发展规律，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式方法，在满足大学生的政治发展需求、激励大学生主动接受政治教育和自觉进行自我政治教育上下工夫。
主导价值一元性与价值取向多元性。一方面，在教育引导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要坚持马列主义、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这一根本原则。另一方面，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为不同社会意识和不同价值取向的存在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多元价值取向的并存不可避免。因此，在大学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要尊重大学生不同价值取向的客观事实，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更要加强教育和引导，用主流的意识形态主导和塑造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唯有如此，方可完善大学生的政治人格，并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
媒介的多元特性与目标的高预期性。政治社会化是通过各种传递政治文化的媒介完成的。概括来说，影响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各种媒介主要包括家庭、学校、大众传媒、政治实践等。家庭是人的政治社会化的第一个途径。家庭环境，尤其是父母，引导孩子初步学习和了解社会政治生活，对孩子的政治观念、政治态度、政治情感的形成产生最初、最深层和最持续的影响。学校是最具系统性的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它可以灌输大学生的政治理论知识，培养理性的政治认知能力，强化大学生的政治情感，提升大学生的政治参与能力，完善大学生的政治行为。大众传媒包括广播、电视、网络、报纸、杂志等宣传传播工具，是大学生政治社会化的重要途径。政治实践是“客观政治世界达之于人们主观政治心理和政治意识的最重要的桥梁，比起政治社会化的其他媒介来，它更具有根本的意义”。②
中图分类号：G64
思想政治教育重视人的心理对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影响是以1982年疏导方针的提出为标志的。同志在《关于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的谈话》中指出：解决人民群众的思想问题、认识问题，我们要坚持疏导的方针。我们要在疏通中引导，在引导中疏通，又疏又导。心理疏导方针在政治教育中也能发挥作用。
一、心理疏导的必要性
（一）提高人的社会化水平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只要有人，就有社会关系。为了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能够正常生存和发展，思想、道德，还有阶级社会的政治、法律等社会规范确立。社会规范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遵守，对违反者威慑和制裁。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要求就是政治教育，要求社会成员接受、内化并按照社会规范生产和生活。根据人的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社会成员接受社会规范的较好时期是少年期和青年前中期，即社会成员逐渐离开家庭，接受学校教育到社会成熟的时期，所以，社会规范对社会成员的教育途径主要是学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学阶段是社会成员进入社会独立生活的准备阶段，为了在社会生活中少碰壁，少走弯路，少遇挫折，大学生应该提高社会化的程度，接受社会规范，适应社会。
（二）促进人的素质全面发展
社会成员从自然人发展到社会人，需要具备四类素质：基础素质、基本素质、专门素质和具体素质。[1]遗传素质和心理素质是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心理基础；人从事各种社会活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包括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法纪素质、身体素质是基本素质。社会成员从事某项活动所具备的条件，包括劳动素质、学习素质、交往素质等属于专门素质。具体素质是基础素质、基本素质和专门素质的具体化。在这四类素质中，心理素质是基础，占中心位置，是核心素质。而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有差异，有的同学有情感障碍、意志障碍等心理缺陷，很难正确地领会、掌握社会所要求的行为规范。但他们也要生活，也要发展，更需要心理疏导的帮助和调节。
二、心理疏导的内涵
政治教育中的心理疏导，就是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观念（包括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及其行为）进行心理引导，使其形成预期的观念倾向。疏导的侧重点在于“导”，使大学生的政治观念向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和转变，理解并接受科学发展观，理解和接受现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做到思想上坚信不疑，行动上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心理疏导的过程表现在心理活动上，即根
据社会要求去影响社会成员的政治认知、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及其行为方式。心理疏导的“导”，有两层含义，一是因其势，不逆其心；二是导其向，不纵其谬。[2]言下之意包含必
要的法律威慑和制裁。离开法律威慑，心理引导将失去必要的支持，会变得软弱无力。
三、心理疏导的内容
政治教育的内容包括政治观点、政治态度、政治立场、政治情感及其政治行为。它们在大学生中的接受、内化、遵守过程中都有不尽如意的地方，主要表现在认知失真，情绪失衡，意志失调。
（一）认知失真
政治观点的认知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掌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还属于阶级社会，社会成员的社会关系主要的是政治关系、阶级关系。根据人的心理反映的是客观的现实，所以，政治心理是政治关系的产物。
1.实践的范围和程度限制因素。作用于人脑产生观念的因素包括：一是物质因素，物质生产资料和物质生活资料；二是政治因素，包括国体、政体、政党组织和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纲领、战略等；三是精神因素，包括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理想信念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等。这些因素反复作用于人脑，进而影响人的观念，可以形成某种观念；可以动摇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某种观念；检验和校正原有的某种观念。影响的方式可以是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自觉的和自发的，影响的途径是人的实践活动。人的实践活动范围决定了人所能接触客观的范围，人的实践活动的水平决定着人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检验人的观念指导作用的积极与消极，检验观念正确与否。由于学生还在学校学习前人的理论、经验，还没有真正融入到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中，即使有实践活动，实践活动的水平有限。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道路、制度的注意、了解、比较、思考不够，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科学性和对实践的积极指导作用，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和对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贡献，不能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影响学生对政治观点的认知。
2.人的生活经验因素。人所积累的个人经验制约着人对客观现实的反映。知觉的选择性决定了反映哪些事物，不反映哪些事物；反映的先后顺序、反映的程度、反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同，影响到人对政治观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认知。过去接触过的观点是否科学，是否反映事物的发展规律，过去认知的观点对自己的实践活动是否起作用，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过去参与过的政治活动对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改善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影响的性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否与自己已有的认知相冲突，是否与自己所属的集体（包括非正式群体）的观点相一致，这些个人的经验对于学生注意、了解政治观点、政治制度和政治活动的积极性、主动性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会导致认知失真。
3.区域、城乡发展不平衡的氛围因素。由于我国的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在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市，政治关系复杂、政治规范严格，政治心理突出；在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乡村，政治心理较为淡薄。人的政治心理的产生和发展与所处的政治环境的状况和变化密切相关，政治舆论作为政治环境直接影响人的心理。当政治舆论成为各种舆论的重心时，人们关注政治；政治舆论在各种舆论中的地位不明显，人们对政治关心的程度就下降，导致认知失真。
4.人的个性心理因素。个性心理包括个性倾向性和个性心理特征。政治观点是否维护自己的利益，能否满足个人的需要、这些因素制约着人的心理活动，制约心理活动的组织和引导，使心理活动有意识的、自觉的有选择地对客观现实进行反应。部分社会成员不愿意做社会工作和管理工作，通过领导、管理和服务实现人生价值，对政治不感兴趣，不参与政治活动，对政治方面的事务处理不分配注意力。个性心理特征方面，人的能力、气质、性格的差异是客观存在，如领导、管理他人的能力不同，气质特征、性格特征不适宜参与政治活动，不发表政治观点、不表明政治态度、不选择政治立场、不表达政治情感。这些因素影响人对政治的认知。
（二）情绪失衡
人对事物认知的同时会对所反映的事物产生一定的态度。态度不同，相应产生的体验和内心感受也不同。人产生的的体验和内心感受就是情绪情感。情绪、情感是人对自己与环境相互关系的主观体验的过程。政治情感是政治主体在政治生活中对政治体系、政治观点、政治制度、政治活动、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等方面所产生的内心体验和感受，表现为政治责任感、事业感、使命感、正义感、荣辱感、爱憎感、亲疏感等。
1.心理状态因素。心理状态，简称心态，是人的心理活动在某一定时间内表现出来的形态。如紧张、镇定、急躁、焦虑、动机冲突等，是心理过程和个性心理联系的过渡阶段。既有暂时性，也有一定的稳定性。当教育者在组织教育活动，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道理、制度，分析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比较国体、政体、政党组织和政党制度、民族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发展战略的时候，受教育者的心态不佳，会拒绝接受教育或者对教育者的刺激产生负性的情感体验。
2.个性心理因素。个性心理中的性格是人对客观现实稳定的态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的综合。[3]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本来并无根本的利益冲突，但在现实生活中，由于教育者和受教育对某些问题的出发点不同、立场不同，难以形成共识。受教育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体系持消极、厌恶、反感的态度，而教育者要求学生接受、认同、赞成、支撑该理论体系、政治体系时，受教育者会产生互相冲突的情绪，导致情绪失衡。
3.从心理相容分析。受教育者多考虑个人利益、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而教育者多考虑社会利益、长远利益和全局利益，这时，看法难以统一。有的教育者在调节利益关系时，办事不公正，或自私自利，言行不一，会造成受教育者对其所传之道持反感态度，造成情绪失衡，难以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难以形成坚定的政治立场、科学的政治信仰、积极的政治态度、正确的政治方向；难以处理好个人与他人、个人与集体的利益关系。
（三）意志失调
政治意志是社会成员在贯彻落实思想体系、坚持政治观点的过程中，自觉地确立目标、克服阻力的坚持精神，表现为锲而不舍的精神和坚定、果断、勇敢、顽强、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
从心理倾向性分析意志失调的原因，动机弱化导致意志失调。当社会成员的活动背离他所要达到的目标时，动机就会减弱或停止。如大学生有选举权和形势选举权利的机会，学生希望通过选举人大代表的活动，表达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而被选举出的人大代表与学生本人不认识，或者没有征求学生的意见，代表不了学生的利益。这时，学生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弱化。学生在认知上调整每个成人公民拥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通过被选举人表达自己的利益和心声，每个人能够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这一政治观点。在实际的权利行使过程中，需要受阻，参与政治活动的动机弱化，可能不参与政治活动或者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动机弱化是意志失调的愿因。
心理疏导能够按照人的心理活动规律开展教育，有利于科学实施政治教育，影响大学生的认知过程，情绪体验过程和意志调控过程，提高学生认同、内化、践行社会规范的效果。
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重点的深化
(1)社会层面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矛盾状态。我国是在中华民族文化主导下的多元文化的发展,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成为多种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形态。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体系。在现实社会中,主导意识形态与多元的意识形态长期并存而且相互影响,影响着学生的思想品德和道德风范。思想政治教育要运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相关学科理论,研究社会客观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具体影响,更要研究这些因素对学生思想、行为的综合影响。也要研究国家在改革开放中的政治主导、民族文化主导、人本主导和社会核心价值主导等,这就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所要研究的主导性思想政治教育形态。(2)个体层面的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矛盾状态。在市场体制条件下拥有自和民主发展条件下拥有自由性,能够独立、自主和创造性地发展自己主体性与个性特点的同时,必须融入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与道德生活,接受社会政治、法制与道德规范。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的实质就是以思想政治和社会道德的目标、规范实现学生的社会化。在学生社会化中,学生在不断的追求进步和实现理想而不是依赖于社会的生活条件。学生具有独立性、创造性和自主性。
我们不妨具体地来看看。例如，西方式的民主竞选，竞选人要胜出，主要靠吸引选民眼球的漂亮政纲。竞选人是否真正具备治国能力并不重要，只要他口才好、能言善辩就行。又如，西方式的两党制或多党制政党竞争，虽然各政党都声称要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彼此又因各自的特殊利益而争权夺利，为自己能够上台执政而相互对立倾轧，彼此之间极尽抹杀污蔑之能事，日益造成社会的分裂。再如，西方式的议会决策制度中，不同的议会党团出于党派私利的考量，对本来有利于国家和民众的决策任意否决，造成了空转和久拖不决的僵局。这些情况，即便在西方国家，也引起了深深的忧虑，有识之士开始思考如何走出困境。
西方思想理论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究竟为什么？这就需要先弄清楚，什么叫理论？理论是指人们对自然界和社会事物，形成了比较系统化的认识。它运用语言文字的概念和逻辑形式，进行推理，得出结论。通俗点说，理论就是讲道理，辨明是非曲直，使人们获得对某一事物和问题的阐释、理解。
既然理论有助于人们认识自然界和社会事物的内在关系和发展规律，所以理论是十分重要的。当然，我们所需要的理论，必须是正确的理论，正确的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而错误的理论则是失败的前奏。什么样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呢？第一，正确的理论必须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事物的实际；第二，正确的理论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第三，正确的理论也要与时俱进，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地修正和发展。
即使有了正确的理论，还要注重运用理论的科学方法，这里也要特别强调两点：首先，和世间任何的事物既有普遍性也有特殊性一样，任何理论本身也都含有普遍性和特殊性，要区别什么是普遍性的认识，什么是特殊性的认识，不要混淆在一起；其次，一切理论都是以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运用任何一种理论也都必须与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决不能刻舟求剑、生搬硬套。
明白了以上的道理后，我们就丝毫不奇怪，为什么西方一些看似绝对正确的理论，必然会在中国退场。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对西方的理论我们已不再盲从，也不再搞教条主义了。比如说，我们要推进民主政治，但是，是否一定要采取一人一票、直接投票选举的形式，那就要看具体情况了。事实已经证明，在经济和文化都不发达的国家里贸然推行西方式的直接民主选举，带来的不是和平和稳定，而是战争和动乱。正因为西方国家自命不凡，把自己的理论发明看成是绝对正确的、到处适用的，才遭遇了在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滑铁卢”结局。
辛鸣：中国理论遵循规律，抓住本质
中国理论最大特点就是遵循规律，抓住本质。理论本身不能自相矛盾，也不能名不副实，更不能发生异化。理论存在的价值和使命是什么？必须面向现实、解决实际问题。中国理论在形式和实质的问题上，更加注重实质。
例如，西方国家总是向全球推行西方民主。诚然，西方民主尤其是选举民主是人类进步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政治成果，这一点不容抹杀，我们也不会抹杀，但是这个成果并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最优的。如果将西方选举民主当作人类民主的唯一形式，不仅会犯历史性错误，还会自食苦果，自讨苦吃。美国曾经在二战后将其民主形式推广到世界各地，但凡是照抄照搬的全都后院起火、叫苦不迭，甚至现在连美国自身也感觉到其民主理论的失败或失灵。西方选举民主只是在选举之时把人民动员起来投票。选举过去了，人民的民利就休眠了，要想再做主，只能等四年之后。而中国的协商民主，把人民的民利体现在政治发展的全过程。既然民主的着眼点是让人民参与政治，那么民主参与就不能是一时一地的，不能只是选举之时，而应是全过程的。政治参与不仅仅有选举一种形式，更要有平r、日常的民主参与、民主监督、民主协商等。这种民主理论的创新，着眼于理论需要解决的问题，所以更有效。
中国法治理论同样如此。西方法治理论最大的特点是讲究程序和形式，甚至把其作为法治基石。法治发展中的程序和形式当然很重要，但形式永远不能替代内容，把形式等同于内容就是本末倒置，就是忘记初心。法治精神真正可贵的是实质公正，而不能只是形式公正、程序公正。如美国的辛普森杀人案，判案法官公开承认，美国人民都知道辛普森有罪，连上知道他有罪，但是法律没有看见辛普森有罪，所以法官只能判定辛普森无罪。一些法学人士不遗余力吹捧这一案例，殊不知这样的法治已经变味，只会让人民远离法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决不照搬外国法治理念和模式，而是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体现的正是对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科学兼顾。
范明志：中国法治理论完善了法治的人民性
自党的十五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一直在探索与发展之中。2014年10月，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要决定既提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勾画出了基本框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为原则，以中国实际为出发点，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人类法治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以其历史发展及其先进性向世界证明，一个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才能使人民真正成为法治的主体。中国共产党以人民利益为己任，他没有自身的利益，也从来不固化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这不但消解了人治的质疑，更使法治的人民性得以彻底的彰显。而且，党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的十以来提出的从严治党，更是以法治的方式保证了党的人民性。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坚持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更是以法治的方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法治的领导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进一步完善了法治的人民性。法治的两个基本要素，“制定良好的法律”、“法律得到普遍遵守”，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使传统法治理论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为法治增添了实质性的内容要素：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如果说西方资本主义法治像一种权力游戏规则，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则为这个游戏规则增加了人民性这一实质性的内容，从而实现了人类法治理论的新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现了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体系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性
评价一种法治理论的优劣，不仅要看自身的体系性和完善性，更要看它对所服务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与中国现阶段国家治理相适应的一种理论。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更有利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特点与优势。
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角度来看，中国与当今主要西方国家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是我国与西方相比所具有的最明显政治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更加讲究整体性，以社会为本位，更能够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更容易建立整体性的发展目标，协调社会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矛盾，更有能力解决地区发展之间不平衡的矛盾，并将实现整体性目标的成果惠及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注重个人权利，往往以个体为本位，注重l挥个人的积极性，通过个体的发展来实现整体的积累，从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从每一个国家都有对自己发展模式选择的角度来讲，两种发展模式并没有对错之分，关键是看能不能发挥出自己所选择模式的优势，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实现党、国家、社会各项事务治理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就是要提高我们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并将依法执政与依法行政、依法治国共同推进，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契合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模式，妥善地处理了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既能够有效地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又能使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得到法律活动的支持，从而保证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每一个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权益与福祉。
不仅如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对社会发展的适应性还表现在对社会生产力最新发展的响应上。比如，在当前信息化社会背景下，我国比西方国家更早更系统地提出并建设司法信息化，尤其是网络司法公开，我国远远地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党的十提出，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事实上就是为国家治理设立的总目标。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我国的国家战略，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作为一种国家治理体系，将为实现中国梦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对社会发展的动态适应性，恰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的优势所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古今中外，法治是治国理政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但法治既不是完美的，也不是万能的。法治的不完美性，即来源于法律自身的缺陷。比如，僵化性、抽象性和教条性，以及由此带来的高成本；法治不是万能的，首先表现在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需要法律来调整。例如，道德领域、慈善领域中的某些关系，其次表现在法律调节局限的权利义务关系上，对于更高思想层次的关系，如奉献、信仰等关系，法律则无能为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克服了传统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方式的局限。指出：“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道德和法律都具有维护社会秩序、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的功能作用。在社会管理上，二者既相辅相成、相互补充，又相互独立，各有千秋。而且，我国在历史上也有德法结合的优良传统，在批判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扬德治的优点，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作为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优势体现。
“社区党建”是同志考察上海社区工作时提出的概念。这是首次把党建工作引入到社区。社区党建是指，街道党工委与社区的基层党组织为建设主体，结合辖区内各种类型的党组织共同参与的党的基层建设活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统筹城乡社区建设，科学把握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推进社区治理创新。由此可见，社区党建对社区治理具有积极作用。
一、社区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与思路
（一）社区党建工作的指导思想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为基础，充分发挥基层政权的作用，使党的工作扩大和更加能作用于社会为工作重点。在基层发挥好基础党组织的战斗堡垒和党员自身的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组织应该成为社区建设的推动者。
（二）社区党建工作的主要思路
社区党建工作包含众多，其中首要的就是创建良好的社区环境，为城市的发展提供助力。这就要求基层党组织不断深入学习体会科学发展观，把党的政策，党的路线，党的宗旨贯穿到社区的建设中，尤其是为社区居民提供社区服务。不断结合城市建设和管理要求，按照社区的实际情况，对社区进行建设。促进良好的社区环境，把解决社区问题当作工作要点来进行处理；及时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前解决在萌发状态，维持社区稳定，化解邻里矛盾，创设和谐社区环境。
其次，要主动发展社区文化，以文化促建设，以文化创文明。在社区党组织充分发挥思想导向作用的基础上，认真履行领导辖区思想政治工作，深入领会各级党政部门文件精神，确保把社区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通过开展各种各样的党员活动，促进群众对党的认知和认可。在强化宣传的基础上，挖掘社区文化资源，通过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传达党的精神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满足群众精神文化需求。而且还要结合群众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对好的做法，好的榜样进行表彰和宣传，让群众有激情，激发社区文化活力。
再次，把社区服务放在第一位，满足社区居民的合理需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首先就要求党员能普遍联系群众，党组织更要把联系社区群众作为第一要务。因为只有联系好群众，党组织活动才能顺利开展，党组织活动才能取得成效。联系群众就要求服务群众，要把对群众的服务做好、做细、做实，听取群众的意见，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把群众的问题摆在第一位。
最后，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先锋模范作用，把党组织成效的各种成功经验进行有效推广，促进社会对社区党组织工作的认可度，提高党的群众基础。服务群众群众认可，是我们党的荣耀，也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哪里有群众，哪里就有党的服务，始终把党的服务放在第一位。只有这样才能使社区党组织更具生命力，从而扩大全党在社会的影响力。社区党组织尤其需要关注退休人员、失业人员等人员，给予他们关怀和温暖，想方设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为社会稳定夯实基础。
二、社区治理的特征和困境
社区治理不是随心所欲的群众自我管理，而是在法律范围内进行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这其中有着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探寻这些特征，有利于从社区党建工作中探寻社区治理方法。
（一）社区治理的基本特征
社区治理作为基层治理主阵地，其具有一系列自身的特点。通过分析这些特点，可以把握社区党建对社区治理的发展脉络。 笔者进行调研，发现社区治理的主要特点如下：
社区治理是属于地域性的基层社会治理。“块块管理”就是对地域性的基层社会治理的通俗化表达。内涵就是，在城市中区县级行政区以下的街道、社区内的各种公共事物和行为实施一定的治理，这种治理具有综合治理的特点与“条条治理”有很大差别。另外，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环节，是社会治理的根本和前沿阵地。社区治理直接面对群众，与群众最为接近，社区党组织可以零距离接触社区内群众，及时了解民意和获悉群众需求，也能及时为群众提供服务，解决群众问题。社区治理的这一特征与党组织建设思路具有很强的契合性。
社区治理还是群众自治和行政管理的有机结合，具有明显的共治特点。虽然我们国家现在对社区治理的界定为居民或者是村民委员会辖区共同体。但是，由于社区管理的特殊性，这种类型的社会共同体的服务管理，既可以是基层政权的职责范围，即：行政管理服务；也可以是基层群众自治的范围。所以社群治理的主体具有一定的多元性，具有共同治理的属性。因此，在社区党建过程中调节好社区的行政管理服务，对促进社区治理具有积极意义。
社区治理离不开社区服务。社区作为基层组织，其治理方式也多种多样，但其基本存在方式和手段就是社区服务，以服务促管理。例如：面对贫困阶层的利益诉求，把诉求方向导入到社区，把这种诉求管理移到社区，不仅可以使基层党组织及时了解辖区群众生活情况，还能及时帮助弱势群体；同时，老年人的诉求也转向社区；流动人口服务等向社区转移都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群众，便于社区管理和为民服务。寓服务于管理，以服务促管理，是社区管理的发展方向。这一点与党组织的服务功能相结合，把党建和社区治理有机统一。
（二）社区治理的困境
社区治理的发展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分析我社区治理的发展脉络，对于在党建工作中寻找促进社区治理发展办法具有促进作用。就目前我国社区治理情况来看，其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社区治理模式更新滞后。由于社会结构矛盾的多元化趋势，社会改革和利益协调落后于问题的出现，所以社会管理系统往往不能及时做出反映，这就导致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不能很好地对问题进行解决，表现为社会管理和服务落后。同时，在人民法律意识觉醒的今天，对于纠纷解决，居民欲求着法律的完善，而一些权益保护机制的不完善就有可能使得社区治理出现困境，难以使居民问题及时和有效地进行解决，无形中就增加了社区治理困难。
其次，面对社会风险，社区治理的压力增大。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社会开放度的提高，社会管理体系已经逐渐从静态的、封闭的管理体系转向了动态的、开放的管理系统。社会管理也开始触及到虚拟社会，即互联网。社区的治理和问题越来越公开，社区作为“块块管理”的形式受到社会舆论的监督。社会矛盾的也越来越公开，在社会治理制度不够完善和健全的情况下，一些群体仍然难以控制。这就导致社区治理的难度得到提高，如何做好社区的服务工作，让社区群众认可成为社区治理的首要任务。一旦出现问题，如何引导舆论都是社区治理中必不可少的技能，要做好防范工作和预案。充分应对社区治理中的各种可能出现的社会风险。
最后，社区治理也不能忽视环境问题。就目前来看，社会愈加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在逐渐提高，但是社区群众的精神文明与生活水平的提高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步现象。较为突出的就是社区环境问题。爱护环境，尤其是爱护社区环境虽然逐渐成为社区群众的共识，但在社区治理中仍然要投入人力和物力。环境污染，尤其是社区的环境污染，最容易诱发社区群众的不满情绪，不利于文明城市建设。同时，社区环境问题，相对于其它工作也更能获得群众认可。因此，提高社区环境卫生对于社区党建工作是仍然大有可为。
三、社区党建与社区治理的契合
通过前文我分析和研究，我们发现社区党建工作与社区治理具有很多共性。那么在推动社区党建工作的时候，就可以把社区治理融入进去。在社区管理中就可以实现以党建促治理的工作模式。
一是社区党建要以社区治理为旨归。在社区的治理中主要是以服务促治理，而党组织的是模范先锋队，党组织具有服务功能。只有加强党组织的领导，才能使得社区治理中服务功能的提升。同时，党组织也是各种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在社区中，党组织也不能忽视对社区进行有效管理，这是社区党组织对社区管理的客观基础。社区党建就必须要围绕社区治理，离开了社区治理的党建就是空中楼阁。
二是社区党建工作要围绕在社区中的政治引领功能而展开。社区党组织是基层党组织，承担着我们党凝聚群众，服务群众，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让人民群众在社会主义各得其所。而且党组织的这种职责是其他任何组织都不能代替的，所以基层党组织也要把社区治理当作促进自身建设的途径之一。把社区党建工作立足于社区治理上来，使人民群众了解党的政策、认可党的政策从而拥护党的政策。
三是社区党建工作是党组织服务社区的纽带。目前我国社会转型，人口流动、独居老人、贫富分化、社会救助等问题开始凸显，社区党组织如果能把处理好这些社会问题当作自己建设的着力点，那么对于社区治理具有很强的助力。社区居民不仅能通过党组织获得帮助，也能提高群众对社区基层党组织的认可，有效扩大党组织的正面影响力，化解社区治理中面临的社会风险，促使社区建设在网络舆论中呈现正能量。
参考文献：
[1]刘同昌.创新社区治理模式提高社区治理能力[J].理论周刊，2015，（08）.
进入2l世纪以后，中国学术界引发了一阵“治理”热潮，关于国家治理、公司治理、大学治理、社区治理、乡村治理等的研究方兴未艾，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日益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我们应立足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和总结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成功治理经验，并且对西方先进的治理理论兼收并蓄，才能最终实现中国治理科学的创新发展。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治理理念
中国古代文化“百家争鸣”，今天热议的“治理”话题，其体现的治理理念在当时的多家学派中都形成了各自的理论体系。我们可从中提炼出中国从古及今文化传承中所包含的众多治理思想，它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精华理念。
(一)道家无为而治，取法自然
道家无为则无不治。把为当作无为，把无为当作为，取法自然，其体现的是一种依法治理、遵循规律的治理理念。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须充分吸收道家学派依法治理、遵循客观规律、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谐等治理理念。
(二)儒家仁义中庸，崇尚德性
儒家把人性与管理相结合，形成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模式即德治主义，它的目标不仅仅在于经济利益的实现，更重要的是追求人格的完善和人伦的和谐。儒家这～主张体现的是以德治国的理念。在今天大力倡导依法治国的中国，我们在重法的同时也要兼顾重德，以法促德，以德促法，相辅相成，才是治理良策。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中必须涉及和不可忽略的一部份。
(三)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
法家的法治论主张。在立法方面要做到事皆有法；在执法方面必须做到任法、从法；在法的保障方面，赏刑分明，刑为主赏为辅。商鞅提出了推行法治的三要素——法、信、权0法家立法严刑，施术用势的主张，尤其是以法为本，法律至上的治国方针，值得我们学习并吸收其中合理的成分。当今中国，若要更好更有效地推进法治化进程，需要借鉴法家的这些主张。无论如何，崇尚法律的绝对权威是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的。
(四)其它学派的主张
兵家奇正变幻，贵在权变；农家因地制宜，不违农时：墨家兼爱交利，善立表率：名家巧设名辩，擅长剖析：纵横家连横合纵，唯利是从。。我们只要深入推敲．就能感受到这些学派各具特色的治理思想和理念。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应该积极吸纳进来，让其成为有特色的治理理论的闪光点。
二、改革开放三十年间治理的成功经验
在治理精神的指导下，我国很多方面的政治和行政都在实践着治理的理念。以政府治道变革为例，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变化。从政府治道变革的实践中，我们能总结出很多宝贵的成功经验。
(一)发展观念转变
对于中国政府来说，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发展观念上的变化，体现在从“一部分入先富起来”的政策走向“和谐发展”的政策。“和谐社会”在治理意义上的核心内容是以人为本，协调发展。以人为本是治理理念的核心精神，协调发展是善治的重要精神。平衡发展，统筹兼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治理来说尤其显得重要。
(二)政府职能转变
治理理念对中国政府来说意味着政府自身的改革，主要任务是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近些年中国政府转变职能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企分开，不断落实企业自主权；二是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创新管理制度和方式；三是全面履行政府职能，在市场竞争领域政府退出，在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强化政府职能；四是完善社会管理制度，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方面。
(三)目标理念转变
治理理念引导下的中国政府自身变革，还意味着政府的目标理念发生变化，由建立传统权威型政府转变为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法治政府是善治的核心理念，责任政府是善治的重要内涵，服务政府、效能政府、阳光政府是善治的重要理念。
三、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路径选择——多角度视角
(一)主体多元化
1．政府。作为元治理的政府，不再是过去的全能型政府，而是一个现代型政府，即有机地梳理各个治理主体间的权责配置及相互关系，而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核心纽带作用。政府作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它自身的改革完善非常重要。就中国现实情况来看，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组织，建立强而精的政府，其对社会管理的重点放在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公共服务等方面。
2．市场。坚持市场的治理主体地位，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的必要前提。有中国特色的治理理论必然要求坚持市场导向，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应是以市场为前提的功能补偿性行政或助动式行政，政府是对市场功能缺陷的替补，是市场调节和社会自治的剩余物。
3．公民社会。治理理论下公共治理模式的过程是寻求新型国家——社会关系的过程，而公民组织的发展和公民积极参与公共事务是治理得以运转的物质基础。充分发挥公民社会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这是向善治目标转变的必经途径。公民社会在中国现今只能作为一个相对次重要的治理主体，因其自身力量的弱小。我国要改变历来“强政府、弱社会”的传统，就必须培育和发展公民社会。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4．执政党。中国从传统政府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包括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的博弈以及政府内部和公民社会内部各自的积极力量与消极力量之间的博弈。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为这两种博弈创造条件，推动双方最终使博弈达到双赢的结局，从而实现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因此需要转变我们党的角色和职能，这不但是行政管理模式转变的关键。而且也是现代化过程中彻底解决党政关系问题的关键。
(二)领域宽广化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运行显著地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这三期叠加的轨道，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新情况新问题愈加凸显。如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临的重大课题。2014 年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提出了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的新要求。强调学好用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自觉认识和更好遵循经济发展规律，不断提高推进改革开放、领导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效益的能力和水平。这里提到的各级党委和政府经济发展规律能力和水平这样一些关键词表明，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治国理政的高度论述学好用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2015 年11 月，在规划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重要关口，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方法论为主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8 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的重要论断，从必修课意义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面对极其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势，面对纷繁多样的经济现象，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有利于我们掌握科学的经济分析方法，认识经济运动过程，把握社会经济发展规律，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更好回答我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提高领导我国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论述，是制定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指导思想，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指向。
从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到强调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必修课，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理论指导意义的肯定。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在根本上也就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必修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经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最新发展的理论形态，具有显著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1956 年，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确立时，毛泽东同志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始创之作。在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的调研中，毛泽东同志提出进行第二次结合的重要思想，确定了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的原则和方向。他提出：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了。基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现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他指出：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进行第二次结合过程中，《论十大关系》和之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一些独创性观点，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毛泽东同志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提出了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制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从进行第二次结合的根本原则上，对中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正确道路确定和战略思想制定上的作用和意义作了深刻阐释。
1984 年，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转折时期，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同志认为，这一《决定》中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论断，是适合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的新话，这些新话给人以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初稿的印象。这一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邓小平同志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新高度，从进行第二次结合历史进程中，对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到党的十八大召开期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成就及其必修课的作用和意义作了重要论述。
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历史地，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其起源和延伸上，就是以中国实际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联系起来为基础的，也是同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的。在战略思想意义上，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共产党对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的探索为主题和导向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必修课思想的历史根据和理论基础。
2016 年7 月，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能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又要经受实践的检验，进而指导实践。要加强研究和探索，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从经济新常态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指导实践到加强对规律性认识的总结，从加强研究和探索到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要求上，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高度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则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品质和思想特色。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原则，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实施的重要目标和重大课题
在201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的重要思想，其中最为要紧的重大原则就是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治国理政的高度，对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做出多方面的论述。从准确把握全面深化改革意义上，他提到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经济社会发展整体关系上，他提出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从治国理政的战略全局上，他提出我们讲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要有坚如磐石的精神和信仰力量，也要有支撑这种精神和信仰的强大物质力量。这就要靠通过不断改革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比资本主义制度更有效率，更能激发全体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能为社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更能在竞争中赢得比较优势，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体现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重大原则的思想，充满着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深刻意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治国理政的高度阐释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的聚焦点和着力点，也成为他丰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立足点和生长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新的判断;他强调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使保护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成为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南。在新常态经济大逻辑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的思想;在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探索中，他又提出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整体改善的思想。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从社会生产力和经济体制运行方式的总体整体的结合上，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研究的视界，丰富了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原则，也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大课题。党的十四大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经济改革目标模式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这已经成为最近2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遵循，也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新的历程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具创新性的理论观点;而市场经济体制如何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起来，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主题。
这一结合起来主要体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背景下，市场经济体制和机制与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以及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结合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经济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辩证法、两点论，继续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上下功夫，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 在这一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公有制经济也好，非公有制经济也好，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些矛盾和问题，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挑战，需要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但是，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最不符合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
二是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既不能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把两方面优势都发挥好。在这一问题上，同样要讲辩证法、两点论，把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用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也不是简单地让市场作用多一些、政府作用少一些的问题，而是统筹把握，优势互补，有机结合，协同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辩证法两点论，关键就在于要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切实把市场和政府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从理论上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这一定位，是以中国的经济事实和经济改革实践为依据的，是对这一实践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题的重要呈现，是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新发展，为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提供了系统的理论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相连、结为一体的思想特色。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凸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根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通过深化改革、创新驱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物质精神产品，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根本立场，深化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核心观点。
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新发展，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理念，这就是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在新发展理念中，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发展的第一动力内在要求必要条件必由之路和本质要求这五个方面紧密相连、相互着力，既各有侧重又相互支撑，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统一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实施，统一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统一于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五大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怎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重大战略问题的新的回答，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