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间，通过使用脑电图、肌电图、眼电图等现代医疗仪器进行研究，打开了睡眠迷宫的大门。人们发现，在睡眠时，有一阶段全身肌肉已完全放松似深睡，而脑电图表现却只接近浅睡状态。这种大脑皮层浅睡与躯体肌肉近似深睡的矛盾现象，称为睡眠分离现象或矛盾睡眠。在这个时候发现被观察者有特征性的快速眼球运动，所以叫它快相睡眠。到了另一个阶段出现高波幅慢波为特征的睡眠期，则称作慢性睡眠。一般地说，在快相睡眠期，心率、血压、呼吸等植物神经功能的变化明显，大脑皮层的抑制较浅，也容易受到记忆、周围环境和生活体验(包括看到的、听到的，读到的、脑海中瞑思默想的)以及其它各种刺激的影响，形成多种多样的梦境。很多学者的实验研究都肯定，快相睡眠这一阶段，与梦有着密切的关系。
可以人工造梦吗?
今天，国外有人已经在进行人工造梦的尝试。1970年，OKuma创造了一种简易的“梦发现器”，用这种“梦发现器”，不仅在科学家的实验室里，而且在被检查者的家里，也可以进行梦的科学实验。“梦发现器”的原理是，人们进入快相睡眠期后，肌肉张力由清醒期的半松弛状态转为完全松弛，肌电图出现的肌电波也渐渐降低到一定水平，与此同时，在眼电图上，眼球也出现快相运动。科学家们把快相睡眠期的这两种特殊现象，作为信息输送到一个小型的电脑中，指令电脑相隔一定时候根据快相睡眠期持续的时间(一般可定为5～15分钟)发动电铃响。那么，被检查者每次睡眠进入快相睡眠期后5～15分钟时(往往恰好经历了一个生动的梦境)，就被准时发生的铃声惊醒。这时，被检查者对于自己亲历的梦境历历在目，可以立即向预先放置在枕边的录音器叙述梦的内容。科学家们也就可以正确地获得了神秘的梦境。现在发现，在快相睡眠时，特定的刺激往往可以造成特定的梦境。侧如，有人在睡眠时将被子踢掉了，两下肢冷起来了，这时他梦见自己正在深沟中涉水横渡，河水寒冷彻骨。假如睡者耳旁有自来水的滴嗒声，往往能使他梦到狂风大雨，苍蝇或蚊子侵扰脸部，可梦为白刃加颈；微风吹窗，可能造成强盗敲门的梦境。要是睡眠时自己的手或其他原因压迫了胸部，使呼吸受到影响，这往往会梦见自己被捆绑起来、被绞杀或被活埋而喘不过气来，胃肠道与膀胱过分膨胀的感觉，也同样可以引起惊恐的恶梦。因此，晚饭不要吃得过饱，晚上饮水不宜过多，睡觉时尽量别把被子蹬掉等等，都是合乎科学道理的。
为什么黄粱宋熟而梦历一生?
“黄粱一梦”的故事告诉我们，梦境可以长达数十年。许多人也觉得恶梦彻夜、乱梦连绵。而实际上，做梦的时间是极短的。
为什么一刹那的梦境会觉得非常长呢?科学家们己为我们揭开了这个谜。原来人们入睡后由浅睡渐渐进入熟睡。在熟睡时期，大脑和各种感觉器官对外界的一切刺激接近阻断状态，由于清醒时的“我”与快相睡眠梦境的“我”失去了空间连续性，梦中的“我”失去了对时间的正确能力。所以做梦的体验就与清醒时对时间的体验有极犬的差别。
什么梦境易忘?
一个正常成人，每阵快相睡眠期约持续5～30分钟，平均15分钟左右，即迅速转入熟睡的慢相睡眠期。美国有位叫Dement的学者，做了一个重复351人次的有趣试验，结果是：在快相睡眠时被叫醒的人中，73％可以清晰地回忆梦境；而慢相睡眠对被叫醒的人中，却只有7％的人能记得自己曾经做过梦。这说明，快相睡眠时做了梦，再经过慢相睡眠阶段，梦境就会部分或全部地被遗忘掉。
天文学家通过仔细的天文观测逐步发现，行星在天空中的运动轨迹会发生逆行。这个观测发现挑战了当时流行的地心说宇宙观。因此需要建立新的理论模型解释这个新的天文观测现象。托勒玫（公元90年～168年）提出的模型是“地心说+本轮”，也就是对地心说的一次修正，他认为行星的逆行是真实运动，每一个行星在绕地球运动的同时，也绕着自己的一个“本轮”进行转动。只要赋予每一个行星一组参数，就可以精确描述当时获得的每一个行星的观测结果。但是天文学家哥白尼（公元1473年～1543年）认为需要彻底旧的地心说模型而建立一个全新的日心说模型。哥白尼认为，行星的逆行是行星和地球都绕太阳运动的相对运动所产生的视运动，这个模型也可以精确描述当时的观测结果。从解释当时已有观测结果这个角度，无法判别这两个模型哪个正确，因此需要新的观测数据来检验这两个模型。
第谷（1546年～1601年）的大量天文观测发现地心说和日心说都不能完全解释观测结果。他发现日心说不能解释为什么恒星没有视差。（实际上第谷非常英明地预言了视差现象。今天我们知道，当时没有观测到恒星视差的原因是恒星太远，视差小于当时的观测精度所致。）尽管进一步人为地修改地心说的“本轮”能够和数据相符，但是地心说的“本轮”太过复杂。于是第谷提出了一种介于地心说和日心说之间的宇宙体系，简称第谷体系，这一体系认为地球静居宇宙的中心，行星绕日运动，而太阳则率行星绕地球运行。
和第谷同时代的开普勒（1571年～1630年）相信日心说，但是开普勒当时并没有掌握最好的观测资料，因此在第谷去世之前无法验证和发展日心说。第谷尽管和开普勒的学术观点不同，但在去世前还是把观测资料都交给了他。开普勒仔细分析了第谷的观测资料，发现只需要把日心说的圆轨道修改成椭圆轨道，而太阳处于所有行星的椭圆轨道的一个焦点（开普勒第一定律），这样就能够解释行星运动的全部观测资料，并根据观测资料建立了行星运动的另外两个定律，第一次用简洁的数学公式描述了行星的运动。开普勒三大定律的发现确立了日心说基本思想的正确性，并且对日心说进行了重要的修改，能够精确描述当时对行星的所有观测结果，是人类认识宇宙的重大突破，使得人类明确地认识到人类居住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牛顿和爱因斯坦理论的诞生
尽管开普勒定律能够很好地描述当时的天文观测，但是就严格的意义上讲，开普勒定律仍然不是科学规律，因为开普勒并没有说明为什么会有开普勒定律，也不能通过更加基本的规律推导出开普勒定律，因此开普勒定律只能是基于当时的经验数据所整理归纳出的经验规律。
牛顿（1643年～1727年）在他的力学三大定律的基础上，可以用万有引力定律解释和推导出开普勒定律。开普勒第一定律表明行星和太阳之间必须有引力作用（也就是万有引力的体现），开普勒第二定律就是牛顿第三定律（相当于动量守恒）的表现，而开普勒第三定律则可以使用牛顿第二定律加上万有引力定律定量地推导出来。因此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上升到了科学规律的层面，能够清楚地解释已有的经验规律。既然是科学规律，就必须能够做出预言，并经受新的经验（观测或者实验）检验和验证。
伽利略（1564年～1641年）于1609年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从此天文学家对宇宙的观测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对行星运动观测的精度也大大提高。他们发现有些行星的运动轨道并不是严格地遵循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预言，这些偏离被称为轨道的“摄动”。如果相信牛顿万有引力定律的正确性，那么观测到的摄动就只能解释为尚未发现的行星引力造成的。天文学家们根据牛顿定律计算天王星轨道的摄动，于1843年～1846年预言了海王星的位置。海王星于1846年9月23日被发现（此时牛顿已经逝世一个多世纪了），这是牛顿定律的伟大胜利，也从此彻底确立了牛顿定律的正确性。因此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成为了广为接受的科学规律，也是现代自然科学的第一个理论体系。
当然，伽利略对科学的贡献远远不只是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他也是早期显微镜的重要研究者。实际上牛顿第一定律（也就是惯性定律）就源于伽利略的相对性原理，也就是在封闭的匀速直线运动的车里无法知道自己在运动。牛顿第二定律的基本思想来源于伽利略的假想斜坡滚动实验（假设一个球在一个斜坡上往下滚，那么斜坡的坡度越小，球滚动的加速度就越小。如果斜坡没有任何阻力，当斜坡完全变平时，球就会一直匀速滚下去）。而万有引力定律的灵感很可能不是来自于牛顿被树上落下的苹果砸中，而是传说中的伽利略比萨斜塔实验，或者在其它某个塔的实验，或者伽利略的假想斜坡实验。所以伽利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鼻祖。但是牛顿并不是一个拿来主义者，更不是今天我们经常见到的学术剽窃者。恰恰相反，牛顿是一个集大成者，他把当时的经验知识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大幅度的提升，从而发现了新的科学规律并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
尽管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可以说建立了现代自然科学，但是牛顿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更加精确的天文观测所发现的水星近日点的进动，因此牛顿的理论需要进行修正。事实上，牛顿的理论并不能回答引力的本质这一深刻的问题，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引力的作用是瞬时发生的。
爱因斯坦（1879年～1955年）的广义相对论认为引力的本质是质量引起时空弯曲，任何物体（包括没有质量的光子）在弯曲的时空中的运动就等同于受引力作用的运动，而引力作用不是瞬时的，而是以光速传播的，牛顿定律仅仅是极低速和极弱引力场的近似。广义相对论的精确计算不仅能够完全解释水星近日点的进动，而且预言了遥远恒星的光线经过太阳附近时的引力偏折。爱丁顿于1919年在日全食时观测的结果和广义相对论的预言一致，而比牛顿理论的预言大了一倍，这证明了爱因斯坦理论的正确性。此外，在此之后大量的天文观测和实验室的实验，都验证了广义相对论的正确性。因此广义相对论是比牛顿定律更加基本，当然也更加精确的科学规律。
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建立
通过太阳系行星运动的研究，可以总结出天文学研究方法的几个阶段：
1、经验模型。古希腊人的宇宙观，也就是地心说，是当时经验的总结。而行星的逆行表明经验模型存在谬误。
2、唯象模型。托勒玫的本轮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基于一定的观测结果，但行星运动的精确观测逐渐发现唯象模型存在问题，这个模型与第谷的观测数据不能完全符合。
3、经验规律。开普勒三定律是哥白尼唯象模型的改进，把哥白尼的唯象模型提升为数学规律，但是仍然不能回答为什么是这样。
就药物研发而言，只有反复的研究和测试才能确定某一药物的疗效。研究必须由不同的科学家在不同的实验室分别开展：研究人员不断地重复实验，而后发表研究结果。而且，重复性验证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基础。它也是科学界自我约束的利器：重复性验证可以减少主观干扰。比如，科学家通常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结果，他们的下意识会多多少少影响实验数据。而重复性验证可以甄别这些主观影响，并促使学术界改正主观因素导致的错误结果。
然而现在，事情有了新的变化。那些经过重复性验证并且发展成熟的假设正逐渐失去可信度，它们正在失去做为“事实”的资格。你想想，那些研究结果，也被多方证明为真了，也写进教科书了，突然间就遇到拦路虎说：你不真。科研人员该多受打击？目前，可信度丧失的现象还没有正式名字，但从心理学到生态学的众多领域都出现过这种现象。在医学领域更为普遍：不仅前文提到抗精神病药物，其他如心脏支架，维生素E和抗忧郁药等医疗方法的研究都遭遇了这个效应。戴维斯教授有一个即将公布的分析研究证明，抗忧郁药物的疗效近几十年间降低了三倍之巨。
对于芸芸科学研究从业者而言，这个现象特别棘手，因为它揭露出了科学研究过程的问题：重复性验证到底靠谱吗？如果重复性验证是区别科学和假科学的试金石，而现在这款试金石出现质量问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处理通过试金石测试而现在存疑的科研结果？我们应该相信哪一方，继续信任重复性验证还是放弃一切存疑的结果？而且，实验研究是科学界无所不摧的利器：早期现代哲学家佛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也是现代科学方法的开拓者，曾宣称实验是科学研究的精华，因为实验允许我们向客观世界提问。但是，现在客观世界开始乱给答案。
1980年代，华盛顿大学的在读研究生菜鸟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发现了语言和大脑记忆的关系中不为人知的另一面。此前，人们普遍认为用语言描述可以强化人的记忆。针对此“迷信”，乔纳森・斯库勒（Jonathan Schooler）创意地设计了一个实验研究，并证明此迷思为伪（译者注1）。他将被试者分为两组：第一组被试观察人脸，然后用语言描述；而第二组被试观察人脸后，不需要语言描述。随后，斯库勒测试了两组被试的人脸记忆情况。他发现第一组记忆效果不如第二组，也就是说用语言描述人脸特征并没有强化记忆脸谱。乔纳森・斯库勒给这个现象起名为 “ verbal overshadowing”，中文对应为语言屏蔽（效应）（译者注2）。（译者：这一效应被认为和目击证人的证词通常不靠谱的现象有关，因为目击证人在向警方描述事件的时候，描述这一需要语言功能的过程影响了目击证人的记忆功能）
乔纳森・斯库勒本人因此成为了一颗学术新星，他的语言屏蔽效应论文于1990年发表后，已经被引用了400多次。不久之后，斯库勒将语言屏蔽效应模型扩展到其他研究项目，比如记忆酒的味道，品定草莓酱，玩益智玩具等等。每一个研究项目都证实，如果被试把脑中所想说出来，他们的测试表现会很差。
但当斯库勒准备将这些新的研究结果投给有声望的学术期刊上时，他却开始有些担心：因为他后来很难重复自己的早期结果。斯库勒本人说：“语言屏蔽效应的重复性实验中的确检测到了语言屏蔽效应，但它的效果却不大，似乎语言屏蔽效应正在丧失作用力”。 起初，斯库勒曾认为他在实验方法设计和统计分析法方面犯了错误，但经过排查他又找不到错误。最后他推测认为，可能最早的一批被试自身比较敏感，语言遮蔽效应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大。（前文提到的精神病学教授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推测第二代精神病类药物疗效的下降很可能是出于相似原因：最新的疗效研究中被试的精神疾病症状可能并不严重，而早期临床研究中被试的症状比较严重。即使病人经过治疗后完全康复，新病人症状的改善也不如早期病人多。）“这个解释并不很给力，” 斯库勒说： “我的一位导师曾说过，我真正犯的错误就是试图重复我的实验，他说重复实验只会让我失望。”
后来，斯库勒试图不再纠结这个问题，他的同事也言之凿凿地说，科研中这种低重复性的事儿经常发生。后来的后来，斯库勒事业得意家庭美满，但他还在纠结实验低重复性问题。 1995年，到底意难平的斯库勒首次重复了1990年的语言屏蔽效应研究，他发现，语言屏蔽效应缩水了30％。第二年他再一次重复此研究，发现语言屏蔽效应又缩水了30％。其他实验室重复了斯库勒的实验，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语言屏蔽效应的影响力明显地衰弱了。斯库勒说：“这让我非常挫败，就好像大自然恩赐我一个非常棒的成果，但现在它反悔了想要收回去。” 私下里，斯库勒把问题归结为是“自然界的习得性麻木”。就好像某一个体逐渐适应了某一个外界刺激之后渐渐对这个刺激麻木无反应了。斯库勒说：“习得性麻木解释了为什么你有时不会注意到熟悉背景中的个别物体。这个变化其实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开始淡定，甚至开玩笑说这其实是大自然开始对我的研究产生了习得性麻木，我想它只是针对我。”
现在斯库勒博士是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终身教授，他有着黑色卷发和淡绿色眼睛，还有那种轻松的神态，就好像他住在自己最喜欢的海滩附近似的。接受采访时，他会越说越走题：他可能以记忆话题开场，可突然又跳到了威廉姆・詹姆斯的名言，而这个名言又引发了他大谈特谈内省的重要性。此后不久，我们又开始看他苹果手机里火人节的照片，这张照片才将我们的话题引回到了记忆的脆弱本质。
现在语言屏蔽效应理论已经被广泛接受：比如它经常用于目击证人作证等场合中。斯库勒博士还是对自己的遭遇有一些不平，“我知道我早该向前看，”他说，“我真的应该停止纠结了，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那是因为他深信他自己已经被一个严重的问题绊住了，而且这个问题也影响着心理学发展。
早在19世纪30年代，这种奇妙的现象就开始“戏弄”科研人员了。比如，杜克大学的心理学家约瑟夫班克斯莱茵（Joseph Banks Rhine）曾研究超感知觉（extrasensory perception／ESP）存在的可能性。莱茵设计了自己的研究工具齐纳牌―一套齐纳牌共有25张，五张一组，一共五组，五组分别印有五种不同的符号。实验过程是：研究人员从牌堆里抽出一张，要求被试猜测抽出的牌印的符号是什么。大多数被试都能如预期地保证20％的正确率（通俗的说，就是五猜一，随便乱猜就能保证1/5也就是20％的正确率）。但在首批实验中，一名叫亚当林茨迈耶（ Adam Linzmayer）的本科生竟然达到了50%的正确率。更不可思议的是：林同学曾连续猜对9次，而这事的概率理论上是二百万分之一。但林同学就这么小概率了三次（此时的林茨迈耶同学比章鱼保罗还神，因为保罗不过是每次二猜一。）。
莱茵记录了林同学的奇异表现并且准备就此发表几篇论文。但是，当莱茵开始认可超感知觉存在可能性的时候， 超级英雄林同学却突然丧失了他的赌神天赋。1931和1933年间，林茨迈耶同学又猜了几千次牌，但他的正确率已经降到与常人无异。项目主持人莱茵不得不承认：林茨迈耶同学的超感知能力的确急剧下降。当然，林同学的故事并不是个案，莱茵和其他研究超感知觉的学者都记录到了相似的案例。莱茵将这种现象---效应量随时间流逝而戏剧般下降---命名为递减效应（Decline effect）。
斯库勒教授对莱茵的研究困境很着迷，因为他找到了一个同伴：另一个遭遇递减效应的悲催学者；而且莱茵的研究也经常悲剧。2004年，斯库勒教授开始模仿莱茵的研究，讽刺的是，他试图重复实验的不可重复性，也就是说，斯库勒的目的就是实验重复不出来。同时，为了表达对莱茵研究兴趣的尊敬，斯库勒教授决定研究另一种心理玄学现象－－预知能力（precognition）。他的实验设计是：被试们首先看到一组图片在眼前快闪，随后他们会被要求指认出来图片。当然，大多数被试并没有记住图片，因为图片闪现的时间太短，来不及在大脑中留下印象。随后，斯库勒随机选择图片中的一半播放给被试，并测试被试指认图片的结果。他想知道：那些被播放两次的图片，在第一次播放的时候，被指认出来的概率会不会更大。也就是说，被试会不会“提前感知了”第二次看到的图片，而在第一次看图片的时候就指认出来。第二次观看图片会不会逆时间流回去影响第一次指认图片结果？
这个假设的疯狂之处在于，斯库勒知道预知力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可这次他并不是要验证超感知觉能力，而是要测试递减效应。斯库勒说：“刚开始时，如我们预期的，数据看起来很喜人，但我不能相信我们发现了那么多预知力显灵的例子，但随着实验的进行，递减效应开始显灵了：效应量开始下降。（效应量是统计学中用于衡量处理效应大小的指标。）”课题组招募到两千多名本科生参与实验。斯库勒说，“实验进行到最后，我们的结果看起来与莱茵的结果无异，像莱茵一样，我们‘发现’了预知力存在的‘证据’，这个发现昙花一现后又主动抛弃了我们。”
递减效应最可能的解释是：均值回归。即，早期实验中“侥幸”获得的阳性数据开始与后期得到的“阴性”数据正负抵消。斯库勒预知力研究中的被试者并没有“丧失预知力”，他们不过是被更多“无预知力”的数据遮盖了。同时，斯库勒还注意到遭遇递减效应的数据组是通过统计学检验的。也就是说，数据量是足够大的，所以均值回归的影响不应该这么强烈。斯库勒说：“数据通过了所有的（统计学）测试，理论上说，它们是无意义的随机数据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所以，递减效应是不太可能出现的。实际上，它却经常显灵。而且我人品不好赶上了好多次。” 斯库勒博士认为递减效应该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四处招摇的递减效应正在挑战统计学。斯库勒说“每当我讨论递减效应时，学者们总是觉得不安。我还是想弄明白我的数据到底怎么了。和大多数学者一样，我认为随着个人成长，我的研究工作会越来越轻松，因为我的实验技巧越来越好，研究语言屏蔽效应的实验设计也会越来越好。但为什么总是事与愿违呢？我相信我们可以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解开这个谜题，但在此之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真正的困境。”
1991年，丹麦动物学家安德斯默勒（ Anders Møller）在瑞典乌普萨拉大学做研究时，做出了一个不错的发现。这个成果的关键词是，家燕，和身体对称。传统上认为，生物个体的身体对称性与其基因组突变量是直接相关的。越多的基因突变意味着更多的“波动性不对称”。（测量人类波动性不对称的一个简单方法就是对比双手的手指长度）。安德斯默勒的发现是，雌性家燕非常愿意与羽毛又长又对称的雄家燕。这意味着，挑剔的雌性家燕用雄性家燕羽毛的对称性做参考，来衡量雄性基因的好坏。默勒的这篇研究在引无数大牛尽折腰的《自然》科学杂志上，引发了相关领域中一场狂热的研究竞赛。因为学者发现可以用一个简单且适用性广泛的参数来衡量基因质量，而且雌性/女性也会被这些参数的特征吸引。某种程度上说，审美是由基因推动的。
中国的现代化历经被侵略被奴役到独立自主，从被现代化到自觉主动现代化，经历了封建专制王朝、新文化运动、反侵略战争、国内革命战争，花了整整一个世纪（19世纪中下叶至20世纪中下叶）。此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已经发展成熟，而中国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开始竞相实施现代化，全球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但是，全球化的实质还是现代化，全球化是由现代化引起的，没有现代化也就没有全球化。中国的现代化已不可能孤立地实施，不可能与全球化分割开来。这就意味着中国必须被纳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接受国际经济秩序，受制于种种规章制度的约束，而这些规章制度又都是由现代化先行一步的西方发达国家制定的。当今，中国国际关系的错综复杂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另一方面，中国又决不追随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当然也决不重蹈苏联的现代化道路，明确提出并且强调，中国的现代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发展道路，因而具有极大的探问求索的需要。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现代化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而其代价也是巨大的，其中有两方面最值得重视，一是大量资源的消耗，一是众多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价值的低廉。对资源的索取导致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加剧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对资源（如油气、矿产、木材等）的需求也加剧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劳动力的低廉导致相当多民众（特别是农民）的贫困、缺少甚至没有社会保障，贫富两级分化日益明显，种种社会问题凸显，恶性事件频发。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突出民生问题的重要性，显然都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现实性。中国和世界各国为实现现代化所进行的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种种尖锐的矛盾、严重的危机、错综复杂的问题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带来了机遇和任务。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实现现代化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探索和实施现代化的进程和道路。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肯定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后者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实施的现代化，而中国现代化的经济基础是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并重）。所有制是社会最基础的部分，不同的所有制必定派生出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制度和不同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观念，相互之间必定发生矛盾冲突。然而，双方又处于同一经济环境之中，遵守共同的规则，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存在着互利双赢的可能。因此，在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合作共赢与对抗冲突乃至兵戎相见两种可能性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当探索以私有制为基础和以公有制为基础这样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道路的相同和相异之处。长期以来我们惯于把矛盾双方看作势不两立，你死我活，一方吃掉另一方。但是，现实生活中无数事例表明，矛盾双方并不都是这样，如果处理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因为长期以来西方社会被种族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所支配，将西方文明、欧美的生活方式看作最先进的，应当取代其他文明。这种历史观文明观的核心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自由民主是天赋人权。在西方文明观价值观支配下，对中国在实施现代化进程中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充满着种种疑虑乃至反对和敌视。中国开创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成功的先例。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路还很长很远。从历史久远和实力、经济发达程度来讲，欧美现代化无疑占据优势，然而其弊端和矛盾危机的深刻程度也更突出和严重；中国的现代化还处在初始阶段，在力量、发展程度上远不如前者，而其展现的勃勃生机让前者无法比拟，但迄今中国依然未能避免类似欧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和问题。譬如，欧美国家从现代化开始就高喊公平正义，历时数个世纪也未真正达到；中国的现代化也强调社会公平正义，迄今也未完全做到，就此而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远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的现代化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不同于西方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应该有不同于西方的思想理论。当前，我们不仅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落后于现代化先行的国家，而且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远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任重道远。
二、现代化展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域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离不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以往的历史是这样，现当代同样如此。从宏观层面看，现代化的道路以及经验和教训就值得我们从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去研究探讨。实现现代化的路径、方法，既有共性更有个性。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有各自不同的发展方式，这与各国的政治体制、自然资源、周边环境、文化习俗等都密切相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现当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像西方国家以前那样用侵略掠夺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可是实现现代化必须要有资源（包括自然资源、资金、人力）和市场，仅仅局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肯定是不行的。这就是说实现现代化必定是在一个国际关系之中，决不可能在一国之内实现，因为资本和市场按其本性就是要增值，要扩展，决不限定在某一点上。现代化已经形成了“全球化”的态势和格局，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这里涉及大量重要的国际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记忆犹新的美苏争霸，苏联解体，其中的许多前因后果、内在的外在的条件、偶然的和必然的联系等都还有待研究分析，揭示真相。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继续寻求实现现代化的道路，美国的霸权，欧洲的一体化（欧盟），中东的战乱，国际恐怖主义，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都与当今全球实现现代化的进程有关，又都是我国实现现代化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如上所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又要利用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所积累的经验和方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通过实践去求索。现代化进程不仅有经济方面的种种问题，还有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中的大量问题，两者是紧密相关的。这里不可能一一讲述人文社科在各个领域所面对的各种问题，只能从宏观角度，先就现代化进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两个层面，再从中提出当代世界社会发展的根本问题来谈人文社科研究所面对的问题域。
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开发索取利用自然界，更要治理保护培育自然界，还要防范大自然对我们的侵害袭击。当前全球性的环境污染，生态恶化、灾害频仍。联合国论坛专家疾呼发展绿色经济，称“气候变化危害远超金融危机”。联合国报告称：全球3千多城市面临海平面上升威胁。（《文汇报》2009年10月28日）我国并不能幸免。一方面是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迅速而神奇，另一方面却是陆地、海洋、天空全方位地出现危及人类发展乃至生存的严重灾害。一方面是高新科技日新月异，另一方面无论无机界还是有机界，植物、动物、人类，不断面临新的威胁。在科技得到高度重视并快速发展的今天，必须同时重视科技的正确应用，否则，科技成果给人类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科学社会学、科技伦理等人文社会科学必须与科技同行。撇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单凭自然科学技术是不可能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在人际关系层面上，人文社会科学显得更为重要。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人化自然的广度和深度日益扩展和加深，社会生活的外延和内涵也愈来愈宽广和深化。一方面个人的能动性、能量和作用得到更大程度的发挥，人的个性得到超过往常的发展；另一方面个人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和社会要高得多，个人的社会性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现代人一方面提倡个人自由，个性发展；另一方面又被现代科学技术和各种规章制度连结在一起，须臾离不开社会。现代社会是个体和整体相关联的有机体。为使这个整体、这个社会健康协调地运作和发展，现代人制定各种各样的制度、规章、法规、条例等，遍及社会的各个方面和角落。现代人生活在由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个网络是否合理完善、是否现实可行，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为编织好这张网络服务，从各个方面为这张网络论证辩护。任何社会制度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决不可能是永恒的万能的。
论证辩护一种制度既不是单纯的颂扬，也不是简单的否定，而必须判明其合理与不合理，现实与非现实，利与弊，正面与负面，等等，进而划清真善美与伪恶丑，并为人们的行为方式确立价值标准和观念体系。任何规章制度的制订都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可行性的问题，既要考虑动机、理由、原因和可操作性，也要考虑其可能产生的后果、影响、效果。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国内情况往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许多界线常常模糊不清，法情理，真善美，并非都一目了然。现实生活经常要求人们作判断分界线，否则将迷失方向。人类的生存实践活动说到底就是要寻求真善美的统一。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把真善美的养料渗透到社会成员的心灵之中，凝结为社会成员的内在的素养和能量，表现为人们观察问题、分析情况、作出解答时的一种立场、观点、方法，或者一种思路、途径、态度，一种分析思考的视角和思维能力。社会成员的这种内在素养和能量的高低优劣对于社会和人类生存环境的发展至关重要。由此可以看出人文社科研究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素质、修养、品格、能力等方面的要求，比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化对人的要求更高。特别是对各级政府官员、管理人员、执掌权力的人员的要求必须更高。因为任何所有制必须有载体，在公有制条件下，掌权者和管理者实际上成了公有资产和财富的代表，对于公有资源（资产）和财富的分配、调节、管理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的政治、业务、道德、思想、文化水平和素养直接关系着他们执掌和运用权力的水平和状况。无数事实表明，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都与人的素质问题密切相关。提高人的素养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我们现在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最重大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提高全社会成员尤其是掌权者和管理者的政治、道德、思想、文化、教育水平，以及各种素养。权力的运作无疑是贯穿于现代化各项事业的核心和关键，与此紧密相关的则是财富和，它们构成当代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三大问题。
权力、财富和自古以来就是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在当代世界它们显得格外突出和重要。这是因为现代化给社会带来的巨大财富是以往社会所没有的，如何分配和利用财富成为突出显要的问题，由此也使权力和问题凸显出来。处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经常能看到这三大问题的浮现。西方社会对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曾作过探索、研究，但均未达到成功解决的地步。在中国，这三大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还缺乏探索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未敢正视这些问题。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直面人生、直面社会，揭示和探究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权力、财富和三大问题各有不同的内涵和特点，但又是彼此密切关联的。如前所述，现代人生活在由各种制度和法规交织而成的巨大网络之中，这些规章制度也正是权力的体现。因此现代人也可以说是生活在由各种权力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体制改革”、“社会转型”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权力的改革和转型，就是使权力的运作能推进而不是阻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权力从本质上说应体现公共利益和意志。权力及其运用首先面临的重要问题是权力由谁来执掌和行使及其是否正当合理公正的问题。权力的确定和运作的范围、限度，它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确立和实施，是当代权力问题中最重要最紧迫的核心问题。当代世界普遍采用民主制度来规范、健全权力的运作和使用。各个国家、地区和民族都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和文化传统的特点，确定自己的民主制的形式，这是一个漫长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强制推行某种形式的民主制会引起或激化社会矛盾。在国际关系领域、国际社会中，同样要确立以民主制为基础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防止或制止霸权、强权等不正当不公正权力的实施。
财富分配的方式和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的发展。从理论上说，公正合理应是财富分配的最基本原则。但是，怎样才能公正合理，如何做到公正合理，即使在理论上也未能有一个满意的回答，至于在实践上公正合理只能是一种愿望或理想。现实是：在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日趋悬殊。据报载，全世界最富有的1／5人口与最贫困的1／5人口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60年的30∶1扩大到1997年的74∶1；世界上最富有的3个人拥有的财产已超过了48个最不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国际金融报》2000年8月30日）在各国内部因财富分配而造成的贫富差距问题同样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最富有的5％的美国人拥有全国72％的财富”。在金融危机复苏期的2009－2010年，“美国新增财富中的93％被1％的最富有人收入囊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状况正在削弱美国中产阶级，财富向顶层集中正在改变美国引以为傲的梭子型社会结构，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已从70年代的65％下降到了44％。”（朗咸平《谁来拯救世界经济》，东方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7页）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中国社科院《2011年社会蓝皮书》指出，中国的基尼系数（反映社会不均衡差距的指标）达到0．5，这“意味着收入分配不均衡已经成为极其危险的社会问题”。（同上书，第17页）财富分配制度首先取决于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一般来说，个人获得财富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个是凭借劳动，包括体力或脑力、知识、技能，等等，按理，这是最公正合理的获取财富的方式。问题在于在衡量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价值上能否真正做到公正合理。另一个是凭借资本，在市场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凭借资本获利尽管有一定风险，但其获利量要远超过凭借劳动所得；而且凭资本获利已不限于“资本家”，因为凭资本获取高额财富在许多情况下是与新知识和高科技结合在一起的。在此情况下，凭资本获取财富是否公正合理就显得更为复杂。除此之外，凭借政治、经济或其他方面的权力谋取社会财富，即“以权谋利”、“权钱交易”，在世界各国都是一个极为普遍的客观事实。这种不公正不合理的谋财途径最易遭到民众的反对和愤恨，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乱。财富和权力之间的这种关系无疑是最值得重视和研究的课题之一。财富分配制度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个人）与政府（国家）之间究竟如何分配。
应该说无论偏重哪一方都各有利弊。从理论上讲，富国与富民应该统一，但在实践上达到两者一致并非易事。藏富于民可以说是普遍的共识，因为民众的财富可以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可以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包括教育文化等），而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使社会成员富裕起来，提高公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注重富民而忽视了富国，那么，必定会削弱社会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的建设，削弱军警等治理社会的力量，难以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调节社会贫富差距。反之，聚敛财富于政府，可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城市出现崭新面貌，取之于民的财富可以返回来服务于民，利于民。但是，政府利用财富兴建各种“项目”，也往往成为不良分子腐败的良机，尤其在缺乏严格而科学的管理、监督、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工程项目的效率和质量更是令人堪忧。市场经济要通过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政府的开发项目如何确立、权力的行使如何顺应和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些问题都不是靠官员的意志愿望能解决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其中所应发挥的作用不可或缺。所谓问题，指的是合法婚姻之外的性要求、性活动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婚姻制度是人类得以健康地可持续地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随着文明的发展，婚姻制度也有很大的进步。
但及由此引发的性暴力、性犯罪、性疾病和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却有增无减。在现当代社会，活动商品化市场化倾向日趋严重。在有些国家和地区，进行易的红灯区已成为合法的商业区。是否允许易成为合法的经营，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看法做法不一，无法达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回避或掩盖这个问题，用空泛的话语代替切合实际的措施，不仅无济于事，而且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和复杂。更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是问题与财富、权力问题的密切关联。性活动日益商业化，已成为谋取财富的手段，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畸形的产物。与权力的关系古已有之，少数统治者曾经利用手中权力在方面享有种种特权。随着社会的进步，虽然这类特权已被取消，但与权力的关联并不因此而终止，而是变得更为密切而广泛，使得问题具有了政治、经济的内涵和特点。利用两性关系争权夺利贯穿于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当今世界出现的女性主义、女性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社会中权力与的关系。
三、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思潮：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
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伴随有相应的社会思潮，包括各种理论学说等。西方自现代化以来，出现过各种思潮，其中最重要的、从走上现代化道路开始就出现而至今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具有重大影响的当属“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19世纪中叶诞生并与自由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至今它们依然是世界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两股最强大的思潮。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不过那时的“自由”思想还未成为“主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开启了人性解放、自由的理念，为自由主义的形成产生作了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现代的自由主义是随着西欧社会封建专制、建构资本主义制度的变革而产生形成的，源于17世纪英国革命时代的霍布斯（1588－1679）和洛克（1632－1704）的“自然状态说”（“自然权利说”）和“社会契约说”。同时代的荷兰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也是自由主义的奠基人之一，他提出国家是建立在个人的自然权利基础上的契约，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人的天赋权利。18世纪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谟（1711－1776）、亚当•斯密（1723－1790）、柏克（1729－1797），德国的康德（1724－1804），法国的启蒙运动思想家，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由主义理论，为西方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孟德斯鸠（1689－1755）的“三权分立说”，卢梭（1712－1778）的人类平等自由说，孔多塞（1743－1794）的人类历史进步的历史哲学，等等，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18世纪80年代美国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战争）民主派领袖杰斐逊（1743－1826）的《独立宣言》（1776）是美国的立国之本；联邦派领袖汉密尔顿（1757－1804）设计制定了美国宪法和之路。他们把欧洲思想家们的自由主义传播到美洲，并且从理论变为了实践。
19世纪堪称自由主义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占据主导地位，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现代化呈现繁荣兴旺发展的局面，自由主义从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自由民主解放的思想武器，成了为现政权和现成政治秩序服务、辩护的思想工具。19世纪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1805－1859）于1831年到美国考察并总结了民主制，提出民主制国家如何保障个人自由和个性发展问题，指出民主制条件下对自由带来的新问题。他所提出的“多数的暴政”、“多数的意志”、“多数的权威”尤为引人关注。他强调要防止民主国家借多数之名扼杀个人自由；指出绝对权威无限权威都是危险的，一种权威拥有无限权力，就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巨大威胁。他的观点影响至今。当然，19世纪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表现为功利主义，最著名的思想家是英国的边沁（1748－1832）和密尔（1806－1873）。他们打着“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旗号将功利主义式的自由主义推向高潮。功利主义与社会契约论具有不同的理论前提和内涵，但都趋向政治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即个人自由是社会的最基本出发点，是社会政策和立法的基础，虽然不排斥集体和社会，但强调保护个人的生命、财产是保障个人自由的重要条件。认为对个人自由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要以社会制约政府，不能让政府主宰社会，社会人群是主人，政府是公仆。提出对权力进行限制、牵制、制衡。主张人格平等，宗教宽容，多元文化，等等。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1883－1945）提出国家干预主义，终结长期居主导地位的放任自由主义，形成著名的“凯恩斯主义”。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1912－2006）提出了与凯恩斯主义相对的主张。强调“货币最重要”的理论，认为政府的经济政策主要是控制货币的发行量，而不是凯恩斯主义那样要求政府进行更多的干预。批评20世纪近数十年间政府对经济生活干预日益扩大，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坚持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保障并促进人们自由的天然权利，自由市场经济促进机会平等，使用强力推行平等将毁掉自由，一个社会把自由放在首位将得到最大的自由和更大的平等。弗里德曼将古典放任自由主义转变为新自由主义。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经济和社会的变化发展，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等诸多实践哲学蓬勃兴起，涌现出许多有影响的代表和著作。诸如哈耶克（1899－1992）、奥克肖特（1901－1990）、阿伦特（1906－1975）、波普（1902－1994）、伯林（1909－1997）、布坎南（1919－2013）、罗尔斯（1921－2002）、德沃金（1931－2012）、诺齐克（1938－2002）等等。其中尤以罗尔斯的《正义论》（1971）最为出众。罗尔斯并不认同功利主义，而以新社会契约论为基础阐释正义原则。他强调正义的至上性，称正义是法律和制度、政治和道德的最高标准。达成正义原则的“原始协议”是人们在“无知之幕”的后面选择出来的。原始协议下的“起点平等”是一种假设，而现实社会中的人生来就处于特定社会的特定地位，经过“审慎思考”，通过对各种正义观的“反思的平衡”，形成道德和正义判断。他强调法治主义的基本原则，认为法治与自由密切联系，形成“秩序良好的社会”是“正义论”的基本前提。他在晚期针对西方多元社会和文化的现实，提出正义是合理而广泛包容的各种学说“重叠（交叠）共识”的焦点，以此来解释社会正义和自由民主。自由主义自产生起还不断遭到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批评和挑战。早在18世纪末英国思想家柏克（1729－1797）就从保守的立场攻击法国大革命，反对平等和抽象的天赋人权，是典型的保守的自由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1864－1920）、卡尔•施密特（1888－1985）和列奥•施特劳斯（1899－1973）也是20世纪著名的自由主义的保守派思想家。晚近30多年来，麦金太尔（1929—）、查尔斯•泰勒（1931—）、桑德尔（1953—）等在道德、政治、社会等领域以“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但自由主义依然占据主流地位。当代美国思想家弗莱西斯•福山甚至声称，历史终结于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这种看法遭到各方面的尖锐批评。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在我国是有影响的。
中医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瑰宝，许多西医药无法医治的顽症可用中医药攻克。然而，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单方还是复方，由于中药化学成分的复杂性，我们始终无法像西药那样阐明其在体内发挥疗效的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这严重制约了中药走向国际医药市场的步伐，并成为实现中药现代化的主要瓶颈。
中药药代动力学（pharmacokinetics of TCM）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以上问题，它是借助于动力学原理，研究中药活性成分在体内吸收、分布、代谢和排泄的动态变化规律，并用数学函数加以定量描述的一门边缘学科［1］。目前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比如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将该研究项目作为重点资助专项。
中药药代动力学的研究目的：阐明中药在体内发挥疗效的药效物质基础和作用机理；同时，为临床应用选择合适的剂型和制定合理剂量提供科学依据；此外，为发现新药提供一条新的途径。
1 中药药代动力学的研究目的与内容
我国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中药进行药代动力学的研究，该项研究始于对中药单方—大黄体内过程的探讨，其研究领域伴随着三个阶段的发展，并逐渐掀起热潮，第一阶段主要进行活性成分的体内过程，并未应用现代药代动力学理论，对实验数据作动力学分析；第二阶段中药的药代动力学得到迅速发展，药代动力学模型理论普遍应用；第三阶段许多新理论的出现活跃了中药药代动力学的研究［1］。
据文献报道，我国学者首先以中药有效成分为指标成分对中药进行了血药浓度曲线的研究，描绘了不同剂型中药制剂的血药浓度曲线，计算了药物的生物利用度，为临床应用中药制剂制定合理剂型和剂量奠定了科学基础。史向国等［2］绘制了以水飞蓟宾为指标成分的西里马林等3种制剂血药浓度曲线，该3种制剂药动学参数结果比较表明，受试制剂西里马林其生物利用度（时间-浓度曲线下面积AUC06）高于利加隆等其它两种参比制剂，该研究对三种剂型受试制剂从体内动态过程进行科学评价；同时，研究得出西里马林的其它达峰时间Tmax与达峰浓度Cmax；且为临床应用该三种中药制剂制定合理的剂量，并针对疾病缓急选择合理剂型提供科学依据。居文政等［3］对复方薤白滴丸和复方薤白胶囊的药代动力学进行了比较研究，以小檗碱为指标，采用HPLC法获得以上两种剂型其主要药动学参数时间-浓度曲线下面积（AUC06）滴丸为428.0 μg·h-1·ml-1，而胶囊仅仅为398.5μg·h-1·ml-1；达峰时间（Tmax）滴丸为7.8h，而胶囊则是13.8 h；达峰浓度（Cmax）滴丸为154.3 μg·ml-1，而胶囊是89.8 μg·ml-1。对复方薤白滴丸和复方薤白胶囊药代动力学的研究结果表明：滴丸指标成分小檗碱的生物利用度优于胶囊，且在生物体内吸收入血后起效快，从而从药物发挥作用体内动态过程进行了对两种剂型的优劣合理评价，这对于合理选择剂型奠定了科学基础。徐凯建等［4］对双黄连注射剂与气雾剂人体生物利用度的研究发现：两种药物剂型虽然不同，但给药后血药浓度曲线基本一致，药时曲线下面积（AUC06），达峰时间（Tmax）及达峰浓度（Cmax）都无显著性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双黄连气雾剂是该治疗药物的新剂型，具有与原剂型注射剂疗效等同的作用，因此，可作为一新品种与原有注射剂同时使用，增加新的给药途径，方便患者使用。 以上研究均围绕着药物在体内吸收、生物利用度高低进行研究。
大量研究发现，药物口服后，在胃酸性环境、肠道菌群及肝代谢酶作用下，可能在生物体内发生生物转化，原有化学成分发生变化形成新的物质，因此，药物在体内真正起药效作用的不一定仅仅是组方中原有的化学成分，既可能是原化学成分也可以是该成分在体内发生生物转化后形成的代谢产物。因此，近年来中药药代动力学的研究又扩展了新的领域，从着重药物的吸收转向侧重于研究药物在生物体内的代谢物，力图在代谢物中寻找药物在生物体内发挥以疗效的有效成分-体内药效物质基础。国内外学者为此展开了探索性研究，如小谷功等研究了人参皂苷在胃、大肠中受胃肠环境影响的分解情况，发现人参皂苷在胃酸性环境与在大肠碱性环境中的代谢产物不同，证明了胃肠道酸碱环境对药物的溶出、分解及代谢有一定影响［5］。TsutomuI等［6］研究发现，甘草中化学成分甘草酸铵在小肠部位不易被吸收，大部分在小肠停留时被肠道菌群的水解酶水解成甘草次酸等脂溶性较大的代谢产物后才易被吸收，同样提示中药口服后有效成分的吸收、代谢与肠道菌群所产生的酶密切相关。车庆明等［7］在研究含黄芩苷中药复方制剂的药代动力学时，首先对该复方制剂中有效成分的代谢情况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黄芩苷在体内经肠内微生物水解成其苷元—黄芩素而发挥药效，从而找到了该复方制剂在体内赖以疗效的药效物质基础。以上研究均证实了中药有效成分在生物体内受体内环境的影响，在体内发挥疗效的作用形式可能与原有存在形式不同，同时说明了研究中药有效成分体内代谢情况，确定中药（复方）体内疗效发挥有效成分作用形式的必要性。只有建立该工作基础，才有可能探讨中药（复方）的体内吸收、分布情况，才能从根本上描述中药（复方）的体内动态过程及作用机制。该项研究工作是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
随着药物新剂型研究的不断发展，近年来，有关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的发展在中药靶向制剂的研发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药物口服后除吸收入血外，有相当一部分药物吸收进入各组织中。因此，研究给药后各组织中药物浓度的分布情况，这有助于我们了解药物有效成分在体内作用的靶向部位。汉防己甲素为从防己科植物粉防己干燥块根中提取的双苄基异喹啉生物碱，研究表明，汉防己甲素可选择性降低肺动脉高压［8］，但是长期使用对肝组织细胞毒性较大［9］，李凤前等［10］对汉防己甲素用喷雾干燥-热变性微囊化，并对该靶向制剂微囊与原水针剂进行体内分布情况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微囊组药物在肺中的浓度明显高于心、肝及肾等其它组织；同时，微囊组药物在肺中浓度高于水针剂组，且停留时间延长，研究结果证实了汉防己甲素微囊化后的肺靶向性。
由于靶向制剂相对普通制剂药效作用部位更加明确，对体内其它部位毒副作用显著减小，因此，有关药物靶向性研究更多地应用于抗肿瘤药物靶向制剂研究中。如冬凌草有效成分冬凌草甲素经药理和临床证实对肝癌、食管癌具抗癌疗效［11］，制成固态类脂纳米粒后可增强其肝脾靶向性、缓控释、降低毒性，提高了治疗指数和临床疗效［12，13］。张典瑞等对冬凌草甲素普通注射液和固态类脂纳米粒体内分布情况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冬凌草甲素固态类脂纳米粒在肝、脾、肺、心及肾中的相对摄取率分别为4.25%，3.44%，1.19%，0.52%和0.60%［14］，以上数据证实了该制剂可增强肝脾靶向性，提高药物的生物利用度，并一定程度延长药物在体内作用时间。再如羟基喜树碱为从中国特有植物喜树中分离出的一种吲哚类生物碱，为广谱抗肿瘤药物，临床常用作治疗肺癌［15］。陈军等［16］探讨了羟基喜树碱雾化吸入靶向性治疗肺癌的可行性，对羟基喜树碱体内分布情况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原有静脉给药方式下，羟基喜树碱在肺部的浓度分布较低，而主要分布在肾和小肠；而采用雾化吸入的方式给药，药物在肺中分布浓度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且停留时间延长，但在胃肠道的浓度显著降低，该研究为羟基喜树碱雾化吸入靶向性治疗肺癌提供了科学依据。
2 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的意义
2.1 发现新药以上有关中药制剂代谢产物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可确定中药制剂在体内赖以疗效的有效成分，该中药制剂在体内靠该有效成分发挥疗效，因此，可针对其中的有效成分再次进行新药的研发，如车庆明在给大鼠灌服双黄连制剂血浆中鉴定出黄芩苷代谢物黄芩素，而黄芩素为该中药赖以发挥疗效的有效成分［17］。车对黄芩素进行药学研究、药效学研究、一般药理研究、急毒与长毒研究，最后用双黄连口服液的有效成分黄芩素开发出了一类新药，这对我们来说不能说不是一个新的启示。
2.2 开发新型靶向制剂—提高抗肿瘤药物的疗效与传统剂型比较，靶向制剂可靶向特定组织和器官，使靶向部位的药物浓度集中，并延长药物在靶向部位的作用时间，避免药物全身分布可能导致的疗效降低及对其它组织的毒副作用。同时，药物有效成分在体内分布情况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探索新型靶向制剂尤其是抗肿瘤药物的研究开发如：已开发出的治疗肝脾肿瘤的冬凌草甲素固态类脂纳米粒制剂与治疗肺癌的汉防己甲素微囊等新型靶向制剂，这些新型靶向制剂必定给肿瘤患者带来福音；此外，该领域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探索新的给药途径下药物的靶向性，如羟基喜树碱雾化吸入靶向性治疗肺癌，同样为抗肿瘤药物的目的性开发开辟了一条新途径。
2.3 为临床应用制定合理剂量和适合的剂型提供科学依据研究药物不同剂型制剂在体内血药浓度曲线，求出各种剂型制剂药物的药动学参数，如药物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达峰时间（Tmax）与药物达峰浓度（Cmax）等；对不同剂型制剂AUC（吸收值）进行比较分析，可得出不同剂型制剂在体内吸收值高低的比较结果；同时，不同剂型制剂的Tmax与Cmax的实验结果，对临床应用该制剂制定合理剂量及针对疾病缓急选择合理剂型提供参考依据。因此，该项研究可为临床合理应用中药制剂奠定科学基础，如魏红等［18］研究了苦参碱乳膏剂与注射剂的药代动力学：发现静脉注射剂虽然达峰时间短，在最初30 min内血药浓度较高，但很快就衰减；而乳膏剂虽达峰时间较长，但一经达峰，便可维持较长、较平稳的血药浓度，在3～7 h内血药浓度保持在21 μg·ml-1左右。由于乳膏剂可提供比注射剂更稳定的血药浓度，且绝对生物利用度高达80.82％。研究结果为苦参碱经皮吸收制剂的临床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3 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的难点
3.1 中药复方体外有效成分明确是前提西药成分简单，有效成分明确。而中药尤其是复方化学成分复杂，有效成分尚不明确，因此，应首先对中药复方进行体外药效物质基础的研究，否则无法进行其药代动力学的研究和探索。
3.2 生物标本可变因素多通常生物标本采用血浆（血清），药物口服后12 h内连续取样多份，样品采集难度大；同时，生物样品化学成分复杂，处理环节多，样品重复性难以保证；此外，内源性物质等干扰作用使生物样品稳定性较差，样品中药物浓度检测的分析方法建立难度大。
3.3 所需仪器价格昂贵生物样品中药物含量极低（近纳克级），普通配置紫外检测器的HPLC一般无法检出，需要电化学检测器（DAD）的配合才能有效检出；同时，需要LC-MS或者LC-NMR等检测技术的支撑进行化学结构的鉴定。而这些仪器设备大概要数百万元人民币。
3.4 要求多学科的合作有关中药药代动力学的研究需要天然药化、药物药理、药物分析、中药学及制剂学多学科专业人员密切配合，才能完成，因此是一门边缘性的学科领域。
4 中药药代动力学的研究方法
4.1 对口服给药后，大鼠血浆中化学成分进行定性分析大鼠给药后，2 h内处死，取血，离心分取血浆，经固体萃取C18小柱处理后，浓缩注入HPLC-DAD，进行定性分析，同时采用LC-MS，LC-NMR等分析方法，对血浆中经分离后的化学成分进行结构鉴定。
4.2 制备药物代谢产物采用生物技术或化学合成的方法制备以上经结构鉴定的主要化学成分，将所制备药物代谢产物与原化学成分进行物理、化学性质的比较，以确保以上代谢产物的化学结构鉴定准确无误。
4.3 进行药效学比较实验结合文献报道，对主要化学成分进行药效学比较实验，寻找有效成分群体，针对原方的临床用药效作用进行设计，通过主要化学成分与原复方药效的比较研究，确定有效成分群体，从而确定该复方在体内赖以发挥疗效的药效物质基础。
4.4 绘制血药浓度曲线或组织分布曲线 取大鼠，口服（禁食12h）某中药制剂，在给药前、给药后各时间点抽取血样，同时，取数只大鼠，在给药前、给药后各时间点处死，取胃、肠、肾、心、肺及肝等组织；血样及组织样品处理后注入色谱仪进行检测，绘制有效成分群体中典型成分血药浓度曲线及在胃、肠、肾及肝等组织的分布曲线；经NONMEM软件数据处理，确定各血浆及组织中有效成分的动力学模型，给出相应药动学参数（药物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药物达峰浓度Cmax及达峰时间Tmax）；比较各组织中有效成分浓度的高低，从而确定各有效成分体内发挥疗效的靶向部位［19，20］。
5 问题与展望
目前有关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的范畴仅限于一些有效成分、单方和组方简单的中药复方，对于组方复杂的中药复方因为成分复杂目前尚无涉及，我们期待着该项工作的迅速发展。同时，相信随着该项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将有利于阐明更多中药在体内赖以疗效的物质基础和其作用机制；同时，为临床应用中药制剂制定更加合理的剂型剂量提供科学依据；此外，还可以提供发现新药的途径，并开发出靶向制剂尤其是肿瘤药物的靶向制剂等。总之，该项研究工作的开展，将推进我国中药现代化前进的步伐，增强我国中药产品在天然药物的国际市场的核心竞争力，从而使我国早日实现由中药大国变成中药强国的崇高理想！
参考文献
［1］刘昌孝.中药药代动力学研究的热点和难点［J］.药学学报，2005，40（5）：395.
［2］史向国，钟大放，张逸飞，等.反相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大鼠血浆中水飞蓟宾的浓度［J］.沈阳 药科大学学报，2001，18（2）：113.
［3］居文政，奚肇庆，曹世宏，等.复方薤白滴丸和复方薤白胶囊的药代动力学研究［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0，16(6)：349.
［4］徐凯建，孙考祥，陆义成，等.双黄连注射剂与气雾剂的人体生物利用度研究［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1992，12(11)：484.
［5］小谷功. 关于人参皂甙的吸收、分布、排泄和代谢的研究(4)［J］. 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 1993，(总176) : 43.
［6］T sutomu I.Chem Pharm Bull， 1984， 32 (9) : 3734.
［7］车庆明，黄新立，李艳梅，等.黄芩苷的药物代谢产物研究［J］.中国药学杂志，2001，26（11）：768.
［8］王秋月，王怀良.汉防己甲素降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动脉高压的近期疗效观察［J］.中国医科大学学报，1996，25 (3):260.
［9］刘月盈，潘克英. 汉防已甲素的安全性［J］.中国医院药学杂志，1990，10(5):204.
［10］李凤前，陆彬，陈文彬，等.汉防己甲素缓释微囊肺靶向给药系统的研究［J］.药学学报，2001，36（3）：220.
［11］张典瑞，任天池.冬凌草甲素的药学研究进展［J］. 中国药学杂志，2003，38(11):817.
［12］ Annette M， Schwarz C，Mehnert W． Solid lipidnanoparticles(SLN) for controlled drug delivery-drug release and release mechanism［J］． Eur J PharmBiopharm，1998，45(2)：149．
［13］Muller RH，Mehnert W，Lucks JS，et a1．Solid lipidnanoparticles(SLN)—— an alternative colloidal carriersystem for controlled drug delivery［J］．Eur J.Biopharm，1995，41(1)：62．
［14］张典瑞，任天池，娄红祥，等. 冬凌草甲素固态类脂纳米粒在小鼠体内的组织分布及兔体内的药代动力学［J］.药学学报，2005，40（6）：573.
［15］许 青，王杰军，郭 静，等.羟基喜树碱诱导人肺癌细胞SPC—A—1的凋亡［J］.肿瘤，2000，20（1）：11.
［16］陈 军，方 芸，张海霞，等.雾化吸入羟基喜树碱在兔体内的组织分布［J］.药学学报，2004，39（9）：747.
［17］车庆明，黄新立，李艳梅，等.黄芩苷的药物代谢产物研究［J］.中国药学杂志，2001，26（11）：768.
［18］魏 红，李中文，蒋国明，等.苦参碱乳膏剂的动物药动学及生物利用度研究［J］.中国中药杂志，2OOl，36(3)：183.
后现代系统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一个新领域。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理念已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由此，科学发展观视野下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应运而生。本文立足于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对后现代系统理论做较为深刻的探讨与研究，并以此解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逻辑。
一、后现代系统理论的精神实质在于它的有机整体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自然界、社会、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由若干个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群构成。整个系统一旦形成，其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等就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和目的性。按照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大卫·格里芬的观点，后现代科学的特征包括整体论和有机论。整体论认为，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拥有内在联系。有机论认为，具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与部分之间、部分与整体之间是一种动态生成关系。整体有机论对“有机”、“整体”、“内在联系”的强调提示人们：人类与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不仅包含在他人之中而且也包含在自然之中。[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反对把事物看成是完全外在的、机械作用的，无视内在的和整体的联系的还原论的方法，主张科学应将其方法建立在整体的有机性基础之上，只有用整体论研究宇宙与科学的统一性，才能超越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经济主义、生态危机等种种现代性的消极后果。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正是在吸纳和扬弃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这些科学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精神实质就在于它的有机整体性。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揭示整个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体性，认为在发展过程中要保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有机联系，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经济社会整体结构的合理性。科学发展观认为，系统性表现在一切方面，正确使用系统思想进行分析，可以使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等各子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任何事物（包括系统）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它既具有矛盾运动、发展变化、否定自我的力量，同时，也存在肯定自身、保持自我、维护自己整体和统一的属性。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关注人与自然和谐的整体统一性。并认为，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概念，内涵着增长、稳定、公平、民主、价值等要素，但发展并不仅仅简单等同于经济增长，还应包括自然的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发展的全面系统性，决定了任何发展都是一个开放的、充满矛盾和曲折、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不仅是个理论概念，更是个实践的概念。因此，无论在宏观决策上，还是在微观制度上，后现代系统理论始终应该成为人们的指导思想。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非有机、非整体发展的传统思维模式，引导人们以片面的目标与状态从事要素群之间的协调与合作，碎裂了系统的有机整体性，其结果不仅难以促进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相反还导致自然资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破坏生态平衡。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有机整体的高度有效克服了这些传统思维模式的弊端。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还在于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理性控制和现代社会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强调在发展过程中，通过对经济社会发展逻辑的把握，尽可能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社会群体的不安定和环境的过度污染。而在信息社会和虚拟世界中，信息既非“纯粹物质”，也非“纯粹精神”，是主观和客观内容的统一。它作为能指者不同于所指者，其意义包含着很大的主观性、虚拟性、建构性、能动性、多元性、不确定性、相对性、协同性及实用性，与人之生存状态和历史进程紧密相关[2]。科学发展观认为，由于世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三部分组成，因此，信息是一切系统保持一定结构、实现其功能的基础。社会各子系统只有拥有更多的信息，才能有助于实现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做到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的理性控制和理性发展。由于经济社会各子系统具有耗散结构，它们的存在与发展需要引入负熵，各子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的熵交换联系，在熵交换的过程中，经济社会本身的作用相当于经信息流来调控系统间的熵交换，减低系统所构成的复合系统内部的熵增，合理地分配负熵，走向共同有序与发展。科学发展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在熵交换的有序均衡性上提升了系统的人文精神，达到经济社会整个系统的和谐，共享负熵，走向共生的发展之路。在国际上，通过融入国际社会的发展大环境，掌握世界先进技术、发达经济和民主政治等发展信息，为我国的科学发展制定卓有成效的决策；在国内，使全体人民能够及时获得更多国际国内的最新技术及政治经济、环境生态等方面的信息，包括涉及这些信息的新内容与新知识，增加国内人们对于获取发展信息的对称性要求，减少人们对于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不确定性，消除经济社会系统的熵增现象。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有机整体性更在于揭示了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非平衡理论、非稳定性转变规律、非突变式质变过程。
首先，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不平衡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常态，而平衡是需要有文明程度与制度、立法等来保证的。科学发展观并不否定差别，更不是主张经济社会绝对平衡的发展观，而是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平衡发展，使差距控制在社会系统能够容许的限度内，使经济社会在适度发展差别中良性运行，从而实现真正的科学发展。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一方面主张发展的均衡性，另一方面主张发展的渐进性，要让人民认识到，发展是分层次的、有先后的，不可能让所有的人在同一个时点进入同一个层次的小康水平。
其次，后现代系统理论承认发展的非稳定性，但是，更关注社会发展非稳定性的转变规律。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稳定是动态的，是发展过程中的相对状态。这种动态的稳定，不是封闭式的绝对稳定，而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开放式的相对稳定，是一种有着局部变化而全局相对不变的大局稳定，是一种通过对局部变化的制度化调节而保持全局稳定的动态平衡。例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一致，甚至尖锐对立，但它并不影响经济社会总体的健康发展，倘若管理者能高度重视发展中具体而微的民生问题，并及时采取措施进行调适疏导，就能达到更高层面的社会稳定。
再次，后现代系统理论主张社会发展的非突变式是常态，是和平演进的量变过程，而非冲突式的社会变革。按照系统的相变理论，如果中间过渡态是稳定态，相变过程就是渐变。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重视非突变式的常态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现阶段，人们都更加注重社会变革中的非冲突形式和渐变过程，强调缩小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贫富差距，强调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人们的公平正义，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相处。而这正是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主旨之一。
二、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基本内涵在于它的动态共生
从后现代系统理论的角度看，所谓动态，是指一个具体系统如果不同周围其他系统发生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转换和交换，它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发展，因此，系统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取决于系统与环境的互动。所谓共生，是事物存在和变化的一种现象，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和趋势，是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社会的必经阶段。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共生”还包含和谐的基本指向，涵盖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的共生、不同文明的共生等各个方面。这种全面的共生观念不是简单的概念堆，而是应内化到具体的人的各种实践活动之中的核心理念[3]。一般来说，动态共生是一个复合概念，在实践中不可分割。
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观认为，个体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依赖、相互改变的；开放系统随着时间而改变和发展，并日益复杂化，而不像封闭系统一样在既定均衡和非均衡状态之间摆动；系统变化体现在其内部的各个参数内；系统内没有一个发展状态或阶段是静止的。动态共生的系统又是一个自组织、自纠正、自稳定的系统，发展过程存在多种可能性，但其结果却具有普遍性。在动态系统的发展过程中有两点非常重要：（1）子系统在与整体保持一致的过程中缺失了灵活性，但更加稳固；（2）如果整体内某一个部分显著，则系统集中于那个部分，且这个部分有一个重要的顶点，在这个点上，当系统处在一个敏感状态时，一个小小的变化都将改变系统的基础状态[4]。由此可见，发展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系统的变量互动变化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强调动态共生。以往的发展观，因其片面性，所以都未能形成科学的发展理论体系。现代社会的发展观历经了工业文明观、增长极限论、可持续发展观、综合发展观、“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六个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由于多学科介入发展观的研究，产生了综合发展观，加进了对“人”的因素的研究，但当时还并没有突出人的地位。至1995年的哥本哈根世界人口与发展会议上，“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全体人民”，才被提上议事日程。这些发展观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也在不断地完善，但它们都缺乏发展过程中的动态共生理念，都未能把握发展过程的本质特征，也因此都没能进入科学发展系统理论所追求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境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以后，面对国际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状况，特别是2008年爆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我国国内相继发生的南方雪灾、四川汶川大地震及三鹿毒奶粉事件等一系列灾祸，因此，如何深刻总结国内外在发展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吸收和综合人类社会发展研究的优秀成果，深入研究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毫无疑问，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即不仅涉及自然界、社会，还涉及人的精神领域。这些研究，摆脱了以往各种片面的发展理论中单纯地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忽视人的伦理判断和道德底线的设定，从哲学的高度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从而实现在扬弃中达到经济社会动态共生发展的目标。
科学发展观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动态共生学说还主张，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动态共生的过程，由于共生的元素的多样性，因此，不可避免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矛盾和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的问题，是必然的也是正常的。唯物辩证法认为，前进中的问题只能在前进中解决，发展中的矛盾只能靠加快发展和科学发展来解决。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就是这个观点的坚定持有者。
科学发展观认为，后现代系统理论，特别是它的动态共生学说，来自于社会现实生活的需求，合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遵循这个规律同样是对动态共生的科学发展逻辑的尊重。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吸收了其他发展理论的合理成分，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完善。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都推动了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反过来，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又更好地促进了自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人的发展和精神的发展。特别是在社会发展领域，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在探索人口、资源与环境和谐共生的关系及其规律性等现实问题上，具有重大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众所周知，人口爆炸、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是全球性问题。对尚处于转型期的我国而言，这些问题尤为严峻。在既有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太慢则难以满足人们生活水平日益增长的需求，经济增长过快又极易陷入人口、资源与环境的恶性循环。传统的社会学与经济学理论都未能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如西方人口经济学理论偏好技术分析，而忽视人的因素；我国人口经济学理论则侧重制度分析，而忽视现实需求；新兴的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理论又大多是以新古典范式，试图破解面临的经济社会发展难题，虽然它们的阐释均具有各自的部分合理性，但均难免视角陷于狭隘，无法根治经济社会发展所遭遇的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瓶颈问题。究其根源，或是过于陷入理论演绎，或是过于就事论事，因此，都未能从理论上真正理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精神动态共生的核心要义。而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则能最大限度地阐释这些问题并提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如关注人口增长的适度规模问题、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问题、环境保护的自律与监控问题，等等，无不可以动态共生的理论来开拓人们的思路，求得全面协调可持续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人与自然和谐
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不能善待自然便不能善待人类自身，而不能善待人类自身显然不符合人类追求自由发展与完善的终极目标。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主张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如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改变消费模式，避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抑制人口膨胀，缓解地球生态环境压力；提倡全球的绿色运动，倡导生态文明等，以实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为的，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的两大变革：一是人同自然界的和解，二是人同人本身的和解[5]。而“和解”首先便是和谐。
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从原始物本、神本、近代物本到人本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原始物本强调构成客观自然界的各种具体物质元素，把它们看成是构成世界的本源，尚未涉及人的重要性问题；在中世纪，神本思想成为奴役人的工具，现实世界的人只是神的奴隶；到了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才第一次提出“以人为本”的口号，主张一切以人为中心，强调人的利益，提倡个性自由。但资产阶级革命后，又异化了早期的人本精神，把社会发展理解为就是发展经济，形成近代的“物本主义”。物本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经济人”，物的增长是人类发展的最高和最终的目标，一切发展都应该以人为中心，最终形成了现代主义的“人类中心论”，强调人对自然的权利，人是自然的主人，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必然导致“人类沙文主义”，导致对自然资源进行无限度、无休止、破坏性的索取和掠夺，忽视人对自然的道德责任和义务。这种反自然的价值观，不能不说是导致今天生态危机的根源。
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人与自然是一个系统的有机整体的两个部分，不存在谁优谁劣的问题。反对人类优于自然的观念。提出消除人与自然的敌对的或冷漠的异他关系，重建一种联合的、快乐的人与自然的系统关系。主张人类应既充分有效地运用自然资源，同时又善待自然，反对那种靠大规模地破坏其他生物来获得人类社会“进步”的形式，否则，人类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实践价值就在于它最大限度地揭示了这些内在逻辑。
1.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在于它强调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后现代系统理论看到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提出了自己的生态观，主张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和谐共生，其积极意义已远超出生态本身的境界。生物学意义上的生态一词源于古希腊文，原意是指家或者人类的环境。生态就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而“人态”通常指的是人的精神生态、人格生态。人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只有精神生态健康、人格生态健全，才能真正理解和实践自然生态与社会“人态”的同生共存、和谐相处，才能真正实现哲学意义上的和谐。人当然有改造自然的权利和自由，但同样有呵护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人与其他物种都是宇宙生物链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享用自然并非人类的特权，而是一切物种共有的权利。要使人类和自然能够共同发展，人类首先要在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合理地开发自然，把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规范在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范围内，倡导在热爱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维护生态系统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积极能动地改造和利用自然。无论是传统生态观，还是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都既没有正确认识自然生态，也没有正确认识社会“人态”，更没有认识到发展的价值目标和伦理关怀最终是为了人的，同样也没有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上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马克思曾经指出：“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关系制约着他们之间的狭隘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制约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6]当代社会，人类之所以面临着生存危机主要就是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其实，人的问题是社会的根本问题，环境问题归根结底仍是人的问题，人如何对待自然界实质上就是如何对待自身的问题。
2.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在于它全面整合了传统生态观和现代人类中心主义，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后现代系统理论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二者互为逻辑前提入手，把人与自然之间的协调发展作为其前提和条件，而且从人类发展的实践困境和生态伦理学的逻辑困难双重前提出发，将后者归结到前者来解决，因而获得了更有力的说明性。它一方面立足于人的尺度来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因此，是一种以人为本的价值观，而不是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它另一方面立足于自然的尺度来衡量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也是一种环境主义的价值观，它实现了以人为本与以自然为友的结合。后现代系统理论的发展观是人口、经济、环境等各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它将人类的经济活动、环境保护活动与培育健全人格、造就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7]。它要求把握好“以人为尺度”和“以自然为尺度”之间的必要张力，明确在什么条件下以人为尺度，什么条件下以自然为尺度。正确把握和利用自然生态环境演化规律，自觉而积极地协调改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身的复杂关系，真正达到生态—经济—社会三者共赢和谐发展的境界。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并不寻求对自然的盲目征服，而是主张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科技也不再是征服自然的统治工具，而是维护并增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加剧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人类的命运和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要求在更深层次上和更广范围内采取有效的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推动人与自然同生共存的发展。
3.科学发展观的后现代系统理论的核心价值还表现在特别强调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生存平等、利益平等和发展平等。后现代系统理论的人与自然平等观并不是指不能消耗自然资源和对生态进行“必要伤害”，而是指这种“必要伤害”必须设定生态底线。“必要伤害”是人类为了发展而对自然界不得不做出的损害。“必要伤害”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客观现象。在自然界生态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伤害”现象，并以“伤害”的形式维系着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森林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对此，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必要伤害”虽然有它的自然生态学意义，但不能因此就成为人类大肆挥霍掠夺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理由。主张，“必要伤害”的底线是：第一，它是一种条件伤害。即这种伤害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指伤害行为的实施只有在人类和自然发生冲突时进行，才是合乎道德的，才是能够被容忍的。第二，它是一种限度伤害。这种限度，从个体上说，对个体的伤害不能危及到该个体的种的灭亡；从整体上说，这种伤害不能破坏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第三，它是一种特殊的保护。这一特征是从必要伤害的另一层面来表达的。如人类通过利用一种生物的天敌来限制另一种生物的过度繁殖，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和谐；再如，令人通过科技手段采取节育来保持人口的生态平衡等[8]。设定“必要伤害”的底线，前提是生态安全原则。生态安全包括生物安全、环境安全和生态系统安全这几方面组成的安全体系。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基石，生态系统安全构成了生态安全的核心。没有生态安全，系统就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也只有在生态安全的原则下，“必要伤害”的底线才有现实意义。在人与人的平等观上，后现代系统理论认为，一部分人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为代价。既要求代内公平，也要求代际公平。代内平等的原则强调当代人在利用自然资源，满足自身利益上机会均等，在谋求生存与发展上权利均等。代内公平要求从成本效益的角度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保护两者的公平分配和负担，主张谁污染谁治理，谁最先享用了地球、最先破环了自然的生态平衡，谁就应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发达国家对“全球生态赤字”理应负有更大责任。而代际平等的原则要求当代人与后代人享用自然、利用自然、开发自然的权利均等。人类应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不能以牺牲环境和后代人利益为代价换来现代人的高速发展，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绿色文明”。
参考文献
[1]朱传信.后现代“整体有机论”的生态和谐意义[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2]张之沧.“信息”的后现代解读[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6）.
[3]李刚.科学发展观与“系统和谐论”[J].党史文苑：下半月学术版，2007，（12）.
[4]陈向阳，张艳玲.动态系统理论研究进展[J].社会心理科学，2007，（5）.
[5]海瑞.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意义与原则探讨[J].现代商业，2008，（2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5.
科学实在论是一种关于科学目的、科学活动、科学理论的本质的元理论。这些元理论包含两个预设：科学的目的是给实在提供—种为真的概括性描述；科学定律和理论由它们的正确性、客观性和经济性做出评价。显而易见，科学实在论的两个预设均蕴涵着它的描述性主张和规范性主张。因此，劳丹这样概括到道：“从本质上看，实在论是一种关于利学的目的或价值应该是什么的学说。尤其是实在论者坚持科学的目标总是要找到对于自然界更加逼真的理论。但是，现代实在论者把这种价值论的观点与描述的观点结合了起来，……虽然实在论的规范主张在逻辑上独立于描述性主张，但前者在认识论上依附于后者。”
诚如图奥梅拉(r．tuomela)所言，科学实在论是科学自己的哲学，是比任何其他哲学观点都更为认真地对待科学的哲学学说。布朗(h．i．brown)也力图证明，实在论为追求科学的人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科学目标。他认为，科学理论就是预先假定独立于我们理论化而存在的项目（item）做出断言的，我们能够通过针对那些项目检验理论并承认那些进入理论的项目来追求实在论的目标。在科学实在论者和大多数科学家看来，追求实在论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二)科学实在论有代表性的具体表述
由于着眼的侧重点和强调的强弱程度不同，科学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对科学实在论的具体表述也因人而异。现在，我们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表述分而述之。
著名的反实在论者范弗拉森(b. c. van fraassen)认为，科学实在论的一种朴素表述是：科学给予我们的世界图象是真实的、在细节上可信的图像，而且在科学中所假定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科学的进步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在范弗拉森看来，像皮尔土(c. s. peice) 这样的早期的科学实在论立场已被经验发现所拒斥，但它也有正确的韵味。它回答了两个主要的问题：它把科学理论的特征概括为对真实存在的东西的描述，它把科学活动的特征概括为发现的事业而不是发明的事业。范弗拉森在列举丁其他人的看法后，提出了一个自认为是相当弱化的、为任何科学实在论者都能接受的定义：“科学以其理论给我们一种字面上为真的关于世界像什么的描述；接受一个科学理论意味着相信它为真。”在范弗拉森看来，这里的“字面上”(1iterally)为真的描述的观念有两个方面：语言必须在本义上诠释；这样诠释，描述为真。加德纳（m. r. gardner）称范弗拉森表述的立场为意图实在论（purpose-realism），因为这种表述讲的是科学理论的意图以及接受它的人相信什么。
博伊德(r．n．boyd)通过两条原理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经验假设来详细说明实在论：成熟科学中的术语典型地有所指称，成熟科学中所接受的理论典型地近似为真。加德纳把这种表述称为近似实在论（approximation-realism），因为他建立在“似真性”概念的基础上，讲的是科学理论的目的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程度上必须实际实现。博伊德还指出，所谓科学实在论，一般是指包含如下四个中心论点的学说：(1)应把科学中的理论词项(即非观察词项)看成假定有所指的表达式，即要从实在论的角度解释科学理论；(2)被实在论解释的科学理论是可确认的，并且事实上常常按照通常方法论标准解释的被证实的理论为真；(3)成熟科学的历史进步是一个逼近真理的过程，后继理论建立在由先前理论体现的(观测和理论)知识之上；(4)科学理论描述的实在基本上不依赖于我们的思想和理论承诺。
塞拉斯（w. sellars）的陈述说：“有健全的理由相信某一理论，事实上就有健全的理由相信该理论假设的实体是存在的。”按照图奥梅拉的理解，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可以这样表述：一切有感觉的存在（包括人）和一切没有感觉的物理对象，正好都具有与在最佳地说明它们所有行为的理论中所需要的理论的科学术语对应的组分和性质，在这里说明也覆盖了世界的感觉特征和人对它们的反应。
埃利斯（b. ellis）似乎同意塞拉斯的观点，不过，他给科学实在论以更强形式的表述：“我理解科学实在论是这样的观点：科学的理论陈述是或者声称是对实在的真实的概括的描述。”
普特南（h. putnam）给出了一个据他说是从达米特（m. dummett）处学来的表述：“实在论者（就给定的理论或论述而论）认为：（1）该理论的句子非真即假；（2）使它们为真或为假的是某种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一般地说）我们现实或潜在感觉材料，或我们的思想结构，或我们的语言等等。”不久，他参照博伊德的观点提出了进一步的看法：“成熟科学理论中的术语典型地有所指称，成熟科学中所接受的理论是似真的，相同的术语即使当它出现在不同的理论中时，也能够指称相同的事物——这些陈述被科学实在论看作是对科学和科学与其对象的关系的任何合适的科学描述的一部分。”
牛顿-史密斯（w. newton-smith）指出：“实在论”用来概括科学哲学中的许多见解。不过，所有这些见解都包含着这样的假定，即科学命题为真或为假。在这里，真理是根据已被放弃的真理符合论来理解的。
布朗（j. brown）这样写道：“科学实在论是我们的理论要确确实实地描述世界的一种原则。它主张存在着一个非观察的实体和过程的领域，而科学以它对可观察世界的解释合理地展示了这个领域。”
格林莫尔（c. glymour）把实在论定义为下述命题：“有健全的理由相信一个理论在经验上是适当的，就有健全的理由相信它所假设的实体是实在的，进而相信我们能够而且的确有这样的理由赞成我们的某些理论。”
图奥梅拉认为：“一般而言，科学实在论是这样一种学说：它宣称科学方法是什么存在和什么不存在的标准。或者，由于科学方法被实在论者典型地假定产生真的理论，我们也可以说，按照实在论的观点，科学的目的典型地在于或至少应该在于找出世界像什么，即找出世界（关于它的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部分和方面）的真的理论；而且，实在论者典型地相信，这样的理论原则上是可以找到的（即使也许不需要宣称能够得到并非唯一的关于世界的真的描述）。真理在这里包含——至少部分地包含——指明世界像什么，这典型地假定要求某种类型的真理符合观（correspondence idea of truth）。”
法因(a. fine)把实在论的观念概括为三条。第一，存在着一个确定的世界，即世界包含着具有关系和性质的实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人的行为和动因的。第二，有可能获得相当数量的、可靠的、相对独立于观察者的关于世界及其特征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恰恰局限于可观察的特征。第三，科学的目的在于完全可以接近(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实在论认为是可能的那种确定的世界结构。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实在论是普遍的（科学）知识论。它的形式之一假定，世界独立于我们收集知识的活动，科学是探索世界的最好方式。科学不仅产生预言，而且它涉及事物的本性；它是形而上学和工程论（engineering theory）的结合。”
也许对科学实在论特征性主张列举得最详尽的要算是莱普林(j. leplin)了。他认为，下述特征性主张，其中每一个都不占压倒多数，甚至还有适当的限制，但是任何一位自称是实在论者的人都可能认可其中的某一个主张。它们是：(1)最流行的科学理论至少近似为真。(2)最流行理论的中心术语有真正的指称。（3）科学理论的近似真理性是对该理论预见成功的充分解释。(4)科学理论的(近似)真理性是对该理沦预见成功的唯一可能的解释。(5)一个科学理论即使指称上不成功也可以近似为真。(6)至少是成熟科学的历史表明，科学理论不断地接近物理世界的真实说明。(7)科学理论的理论主张是被确实地理解的，而且这种理解确定为真或为假。(8)科学理论做出真正的、存在的主张。(9)理论的预见成功就是它的中心术语指称成功的证据。(10)科学旨在对物理世界做出确切真实的说明，它的成功是由不断地向达到其目标的方向前进来估算的。莱普林指出，实在论者具有这样的共同信念，即科学变化总的来说是进步的，而科学关于世界的可能知识超越了它的那些易于理解的和经验上的表象。
赫尔曼(g．herman)和胡克(c．hook)各自从三个方面对科学实在论作了系统的表述。赫尔曼的语义学表述是：(1)科学中有些理论语句具有真值。(2)一般来说在科学中的“观察语句”同“理论语句”之间不存在可辩护的分界，使得仅仅前者具有真值。(3)成热科学的术语一股来说都有指称，而且这类科学定律一般来说都是接近于真的。纯本体论表述：(4)科学主要研究一种独立于心智的物质世界。认识论原则：(5)不存在知觉屏障；知觉乃是涉及对环境的物理输入做出生理反应的一种复杂过程，我们由此而知觉那个环境的一部分和一些方面。(6)就科学而言，一般说来在“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之间不存在可辩护的分界，使得人们可以合乎理性地仅仅相信（即相信是真的或接近于真的）前一种类型的语句。 (7)在一个具体的科学发展阶段，我们的最佳综合性理论t可能告诉我们：“存在一些客体、事件等x（其特征是满足一些具体的理论谓词），以致这些x原则上是不可观察的(按照t)”；并且在这一点上我们相信t乃是合乎理性的。
胡克关于科学实在论基本主张的框架的形而上学部分是：r1)存在在逻辑上和概念上独立的认识条件(实在的存在独立于认识)。r2)实在是可认识的，认知者与认知对象是因果相关的，而非以更强的结构性相关。语义学部分是：r3)真理在于语言和世界之间适当的对应关系。r4)真理的获得与否独立于认识上接受或拒斥的标准。r5)科学理论既是真理的候选者，也是决定认识上接受与否的候选者。r6) (因此)理论术语具有适合于其作为真理候选者成分的语义学内容，而这一内容并不能全部还原为观察术语的语义学。认识论部分是：r7)在任何给定时刻，正是理论的总体认识论价值，决定了我们对这些理论的理性的认识论态度。理论的经验适当性仅是总体认识论价值的一部分。r8)我们最具认识论价值的理论，是我们认识实在时最可接受的指导。胡克坚持认为，一个根本的可辩护的科学实在论应包括从r1到r8在内，因为它们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关于我们和我们世界的一致的可信的概念。这些命题相互之间在逻辑上是严格独立的，但它们作为实在论的组成部分确实又并不独立。
以上表述尽管有明显的差异，但它们是统一的而不是互斥的，在特殊形式中蕴含着内在的一致性。郭贵春梳理了一般科学哲学家所理解的典型的科学实在论，从整体上看具有如下特点：(1)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实体是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或理论的信仰而客观存在着。因此，科学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关于存在的主张。(2)科学理论的语词(即非观察语句)应作为特定假设的相关表达方式来考虑；这就是说，科学理论应当实在地被解释或说明，而不能停留在理论语词上仅仅作概念化的描述。(3)被实在地解释的科学理论是可证实的。而且事实上，由于被一般的科学证据表明与一般的科学方法论标准相一致，理论也常常被证实为接近于真理。 (4)一个理论接近真理，是对其预言成功的最充分的解释；而一个理论预言成功，则是核心术语的实在的可参照性成功的证据。(5)成熟科学的历史进步，表明了无论是对于可观察的还是不可观察的现象来说，科学理论都成功地、更精确地接近于真理，即对物理世界真正根由的进步性的接近。(6)在任何成熟科学中，成功的理论都表明它与前理论保持着相关的逻辑联结，即后理论是典型地建筑在前理论具体化了的(观察的和理论的)知识基础上的。因此，前理论将成为后理论的一个特例。(7)一个可接受的新理论应当解释为什么它的前理论像它一样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以及它为什么能够取而代之的逻辑根据。(8)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一种确定的和真正的对物理世界的说明，而且它的成功将由它向其目标的进步来评价。也就是说，科学(给出了详尽的解释和精确的预测)的经验的成功相应地提供了对实在论的严格的经验证实和逻辑证明。
(三)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信条和本质特征
从科学实在论观点的具体表述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广泛地涉及到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语义学的诸多方面，它与科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理论的内容和真理性、科学预测和说明、科学检验和评价、科学实在的涵义、科学进步和成功等紧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因此，片面地、教条地固守于一隅，都难以洞察出科学实在论的精神实质。但是，这个网络上的纽结毕竟体现了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信条和本质特征。
科学实在论有两个基本信条：科学理论中的专名有所指称；科学理论中的定律近似真
理。史密斯(p. smich)称此为指称问题(problem of reference)和述谓问题(problem of predication)。指称问题说，在已确立的科学理论中所指称的那些东西的确存在着。述谓问题说，科学理论中包含的陈述或真或假。指称问题虽然和述谓问题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完全分离，因为说明一个陈述为真是什么的一种方式，就是表明事物如何能够像该陈述说它们存在那样存在于世界中。词和世界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符合关系(correspondence relation)，建立在符合关系基础上的真理论称之为真理符合论。真理符合论往往被认为是实在论者关于指称和述谓问题的观点的不可分割的形式，甚或是必然的结果。
科学实在论的一个主要论证是最佳说明：如果世界的行为正好如同科学所设定的实体那样存在，那么对这一事实的最佳说明就是这些实体确实存在。实在论的最基本的论证路线基于这样的前提：科学方法是达到世界知识的最佳方法。实在论认为科学方法预设了实在论。因此，实在论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科学方法(在其最丰富的意义上)至少原则上能够导致最佳说明的世界理论(其他东西均不能)。由于理想的、最佳说明的理论被经验实在论者设想等同于真的理论，因此科学方法能够导致真的理论(其他东西均不能)。
史密斯把科学的目的在于不断给出更严格的、更似真的世界图像视为科学实在论的中心假定，而把谈论真理和逼近真理以及说明能力的增强视为科学实在论者的典型谈论。胡克则认为，实在论的中心观念在于认知者和认知对象是因果相关的，实在论惯用的口号是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独立的实在。劳丹则把实在论者为达到他们的认识目的而提出的方法和规则概括为两条，即最佳说明推理方法和可接受的新理论必须保留它们成功的前任理论的理论内容(或扩展的范围)中有意义的部分。图奥梅拉则把“科学是存在的万物的尺度”看作是科学实在论的箴言，即科学是关于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的最后仲裁者。
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信条和本质特征，也可以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看出。范弗拉森认为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或是把产生一个字面上为真的描述作为科学的目的，或是科学只提供经验上恰当的理论。莱普林认为，二者的争论本质上在于划分世界模式的个体性和类似性概念。实在论承诺我们发展了划分世界的方式，而非实在论则承诺我们构思了划分世界的方式。实在论的划分概念反映在它承诺真理符合论、指称因果论和形而上学本质论。
科学实在论的基石之一在于它的本体论承诺，即科学理论中的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尤其在于它的实在概念。在埃利斯看来，本体论或实在概念包括五个方面： (1)物理实体范畴；(2)物理事件范畴，包括能量在宇宙中分布的一切变化；(3)物理实体与事件之间时空关系的范畴；(4)物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范畴；(5)物理性质范畴，包括因果上有效的一切性质；(6)数字关系范畴。本体论是高度可还原的，其中最基本的物理实体是基本粒子和场。关于物理实体的判据，哈金（i. hacking）提出了下述标准：当科学家对假定的实体的因果性质的理解容许他们利用这样的实体作为工具研究自然的其他方面时，那么就有理由接受这样的实体作为真实的存在。
郭贵春从三个方面来看判据实在的标准。(1)可观察性标准，即一个理论实体存在的标准在于它所表征的客观对象的直接可观察性。换句话说，通过可观察实体的朴素的“直接可观察性特征”而使得相应理论实体的存在解释成为合理的。(2)语义标准。这种标准不是从确定科学认识的对象，而是从阐述科学理论的意义的角度做出的。持这种标准的实在论者认为：理论是由涉及“实在的”或“存在的”实体之真或假的陈述所构成的。因此，只要从语义分析（包括句法分析）上判定这些陈述的真值，便可确定相关实体的实在性。（3）因果效应标准。这种标准是为了解决以上两种标准所存在的困难而提出的，即只要能够确定不可观察实体的某些可观察的效应或特征，我们就可逻辑地断言与其相应的理论实体是存在的。
董光壁认为，对应于感觉和知觉的经验世界以及由我们的思想构成的理论世界，有两种实在，即经验的实在和理论的实在或数学的实在。对实在的这种二元要求，可以称之为实在的二重性原理。对物理实在的描述，可以在理论上区分为三种不同强弱的等级：符合型描述(要求理论实在要素和经验实在要素一一符合)，说明型描述（不要求两种实在要素一一符合，只要求通过这一函数关系相联系），诠释性描述(要求必须以一种物理世界图像为基础)。
费耶阿本德则把实在概念与人类生活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也许可以称其为“泛实在”。他指出，“实在”问题其实已变为人类决定的问题：“我们决定把那些在我们所喜欢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看作是实在的。”“所谓‘实在的’东西，也就是在人们渴望选择的那种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切。”因此，实在的尺度就不再是某种独立于人类生活的东西，而成了生活形式本身。
二、科学实在论的变种
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不断地汲取自然科学和哲学成果，同时在与反实在论的论战中锻造自己的武器，从而摆脱了传统实在论的僵化内容和呆板形式，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变体或变种。下面，我们择其有代表性的变种分述如下。
(一)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实在论变种
1．哈金的实体实在论
哈金把实在论为两种类型：实体实在论和理论实在论。理论实在论是指我们试图形成关于世界、关于物质的内部构造、关于不能达到的遥远空间的正确理论。哈金认为理论实在论过于乐观了，他赞成实体实在论，即断言诸如电子、夸克、黑洞、过程、状态、波、流、相互作用、场等实体是真实存在的。哈金认为实验物理学给科学实在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是工程而非理论，才是实体实在论的最好证明。哈金集中探索了实体实在的标准。他得出结论说，如果人们以特定的目的干预和操作实体(不纯粹是建立实体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该实体是存在的。
2．胡克的进化自然主义实在论
胡克的进化自然主义实在论在整体理论上的表现，就是要彻底打破那种极端地强调逻辑方法的预设性、永真性和绝对性为核心的“第一哲学”，而建立一种以进化的科学世界观的规范功能为核心的“元哲学”，从而使科学哲学理论真正成为科学的和自然化的。胡克指出，自然主义实在论者坚持把科学哲学建构为可错的科学理论，从而统一认知理论。在一个科学理论中，人们自然会发现方法论的进化是科学认知动力学的绝对中心。同时，对哲学和科学的一致性和非人类中心论的要求直接导致我们在生物学和认识论中采取进化论立场。进化论立场对于发展一般认知理论和意识理论、对于发展科学认识论、对于语言理论特别是科学动力学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进化论将导致三个认识论的重要结论，即采用彻底的可错论态度，从逻辑接受转向理性接受，强调在理性信念动力学中冒险和判断的基本作用。
3．埃利斯的客观自然主义实在论
埃利斯坚持内在实在论，他把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与真理的内在论结合起来，发展了一种适合于科学和作为极限理想的“真理”的内在实在论观点以维护实在论，形成了他自称的客观自然主义实在论。埃利斯认为客观世界是在因果含义上独立存在的，承认科学中理论实体的实在性，这样的存在和实在性只有在一个理论或概念框架内才有意义。他主张真理是一个认识论评价概念，是人类的真理，是内在于我们和我们的世界的关系之中的，是在认识论上值得相信的东西。因此，真理是一个与信念价值有关的问题，埃利斯称其为内在论的真理论(internalist theory of truth)。埃利斯所谓的“客观的”，既指世界是我们接受信息的源泉，也指真假问题被认为是原则上能达到非强制的、主体间的一致性。所谓“自然主义的”，就是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以共同的方式观察与加工信息。
4．图奥梅拉的因果内在实在论
图奥梅拉反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坚持因果内在实在论。他把因果内在实在论定义为下述原则的合取：(a1)存在着独立于精神的实在的项目(物、事件、过程等)。(a2)这些项目因果地相互作用(或至少能够相互作用)，从而与人相互作用，其相互作用的方式使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意识成为可能的。(a3)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语言无论如何不是“所予的”(a given)。换句话说，(a)不存在本体论上所予的、范畴上现成的(ready-made)实在世界(否定所予神话的本体论变种（mgo）；(b)人们不能与世界进行非概念的交流，而是进行认识论的交流(否定给予神话的认识论变种mge)；(c)不存在概念上优越的、亦即语义学不可替代的语言或概念图式(否定给予神话的语义学变种mgl)。(a4)在描述世界时，科学是什么存在和什么不存在的尺度。
5．夏佩尔的理性实在论
夏佩尔将信息域看作是一个具有复杂内在结构的实体。这一实体以客观的实体信念为基础，以广阔的背景知识信念为主体，以求解难题为目的，以科学方法为手段，以各项的变化和发展为过程，形成了一幅具有高度动态性的科学图像。夏佩尔的信息域既是科学理性发展的客观产物，又是科学实在论进行研究的现实对象；它既是一个理论上的理性重建框架，又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实在论分析结构；从而也表明了科学的进步是一个理性的进化过程。夏佩尔认为，他对信息域理论的理性发展给科学以理性实在论的解释。这种理性的和实在论的分析并不是对科学的“哲学覆盖物”，而是潜在地、深入地“嵌入了科学的发展过程，存在于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之中”。因此，“怀疑实在论说明是真实的，这种怀疑本身就不是一个理由，即它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6．博伊德的辩证实在论
博伊德据理批驳了两种主要的反实在论传统，即经验论和建构论，他坚持术语与实在相对应，理论具有似真性，认为科学认识是一个向实在对象不断地接近的过程，是由理论到实在，再由实在到理论的辩证过程，因而先前的理论总是包含着真理的颗粒。博伊德指出科学方法论可以辩证地发展。科学方法论立足于近似为真的理论，是发现新成果和改进旧理论的可靠指南。其结果，我们对世界知识的改进导致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又导致了更加精确的理论，如此循环不已，最后产生一个不断精确的世界理论图像。科学方法论的这种独特的实在论观和辩证观为捍卫实在论提供了基础，也是反驳反实在论所必需的。
7．萨蒙(w．salmon)的理论实在论
与哈金不同，萨蒙是理论实在论的倡导者。萨蒙主张，关于不可观察物的陈述是可以得到经验证据支持的。比如，如果关于分子的各种陈述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得出的，那么这个陈述就意味着分子的实在性。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或者为真，或者为假，或是真理的候选者，而理论的目的则在于求真。萨蒙坚信物质世界及其因果联系的客观实在性，坚信借助归纳和演绎可以从关于可观察物的陈述合理地推论出关于不可观察物的陈述。
8．塞拉斯的知识实在论
塞拉斯从对理论框架、观察框架、对应原则以及认识真理的分析入手，重新解释和确定了理论和观察知识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提出了他的知识实在论。在塞拉斯看来，理论框架是具有确定语义规则的概念整体，任何理论术语都有本体论的意义，理论实体的存在是客观的，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观点是普遍的非条件命题。观察框架的生命力根植于它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的认识论地位，观察框架的本质在于它对未来科学进步具有潜在的调节功能，观察谓词具有描述功能。对应规则在知识实在论中具有联网作用，它把孤立存在的理论框架和观察框架有效地联结起来并发挥各自的和总体的功能。一个陈述为真，就在于这个陈述满足了所有相关语义规则的要求。塞拉斯就这样立足于科学实在论的立场，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构造了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和发展的知识结构和理想化的真理观，为科学实在论开创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
9．麦克马林（e．mcmullin）的结构实在论
麦克马林洞察到实体实在论的弱点，指出它不能说明科学发展对这些实体不断否定和取 代的事实。因此，科学理论所直接描述的不是实体本身，而是实体的结构，科学的发展表现 为对这些实体结构的改善不断取得进步。麦克马林据此认为，科学实在论应该主张理论所描 述的实在的结构符合世界的结构，而不在于断言理论实体的存在。虽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名 称指谓某一种实体，但它的结构则是连续的、一致的。
10. 费耶阿本德的方法实在论和伦理实在论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实在论均非纯粹的本体实在论，而是科学理论探索中的方法实在论，都是在理论的选择、解释和评价中，为解决理论与实在的关系而从方法论意义上进行的探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科学实在论是关于(科学)知识的一般理论”，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方法实在论坚持科学知识发展的动态性，主张本体论的一元论，并蕴含着历史实在论的观点。另外，费耶阿本德提出观察受理论统摄、观察术语与理论术语无根本性区别的重要论点，据此建立了以实在边界的可移动性为基础，以把科学视为参与活动的断言为特点，以伦理学尺度为最终结果的相对主义科学观和实在观的伦理实在论。伦理实在论的主旨是：始于生活(伦理规范)，终于实在。
11．普特南的语义实在论
普特南以科学哲学家特有的宽容和洞察力，把语义分析方法从预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怀抱中“移置”到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上，从而强化了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解释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普特南把重建实在论的“意义”理论作为一个战略性的目标，把给出一个综合的意义图景视为语义分析的目的，力图建立实在论的因果指称论。在普特南看来，一个词的意义的常规形式描述应该是一个“有穷序列或矢量”。它的要素主要包括：适用于词的语句标示，语义标示，对陈规旧套的其他特征的描述，对外延的描述。他坚持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 “一组语义分析的规则”，指称就是“语词-世界”之间的具体的关系。
12．h．i．布朗的预期实在论
布朗认为，弱实在论的观点是：某些事物独立于我们认识它的企图而存在着。他把下述两个信条附加到弱实在论之上，从而形成了他所谓的预期实在论(prospective realism)：(1)了解这些独立的项目的企图是科学的合情合理的目的；(2)我们追求这种目的的能力由于越来越高级的仪器设备的发展而不断增长。布朗批驳了反实在论的三个主要论据，即历史归纳、不充分决定(underdetermination)和不可通约性。他相信，科学家将继续不断地设计出更加强大的仪器，从而把科学理论置于日益强大的经验约束之下。这使我们返回到预期实在论的命题：没有实在论将会获得成功的保证，但实在论的目标是可以追求的，我们追求这个目标的能力日益增长，因为我们仪器的功能日益增强。
l 3．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内在实在论
普特南和图奥梅拉等人都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内在实在论下过定义。按照图奥梅拉的界定，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观点是：（1）世界是“现成的”，它是由一组固定的对象构成，且独立于人的精神。(2)存在着一个且仅有一个为真的、完美的世界描述。(3)真理是彻底的非认识的概念，即是语言表达和世界的符合。内在实在论否认这三个主张，它坚持认为：(1’)“世界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仅在理论或描述中才有意义。因此，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人的概念图式“人造的”或“加工的”。典型的内在论变种也坚持：(2’)世界能够用一些真的和完善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的方式来描述，(3’)真理是认识的(或依赖于理论的)概念。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实在论假定，世界、语言和我们的知识在于超验地给予的感觉，而内在实在论则否认这些超验的假定。
14．逼真认识论实在论(cer)
劳丹指出，逼真认识论实在论是由下述五个观点构成的：(r1)科学理论(至少是成熟科学)是典型的近似真理，并且在同一领域中较新的理论比较老的理论更接近真理。(r2)在一门成熟科学理论中的观察术语和理论术语真正有所指称。(r3)任何成热科学的成功理论都保留着较早理论的理论关系和明显的指称。(r4)为人们所接受的新理论必须而且应当解释它的前任在其成功的范围内为什么会成功。(r5)r1~r4的论点保证(成熟的)科学理论应当是成功的；事实上，这些论点构成了最好的即使不是唯一的对科学成功的解释。科学经验上的成功(在有详细解释和精确预言的意义上)会给实在论提供严格经验上的确证。劳丹反对这种逼真认识论实在论。
15．测量实在论
测量实在论在科学解释中所注重的并不是被测量的客体本身，而是被测量的客体的性质或物理量。测量实在论者坚持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测量给出了关于现象的客观特性的信息。存在着任何实体的客观事实，这些事实独立于任何语言的约定，即独立于任何我们所接受并信仰的背景理论。他们把测量对象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看作是有资格的真正实体，而且特别是由于它们的解释价值，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们的存在。测量的结果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对测量系统的积极解释和说明，是科学方法论的有目的的运用，是背景理论原则的生动展开和实现。因此，测量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操作性，而在于它是实在性、经验性和科学理性的统一。邦格、斯沃耶(c. swoyer)等人都是测量实在论者的代表。
科学实在论的变种并不止于这些，例如还有意向实在论(intentional realism，由于理论的倡导者断言与一些理论相对应的实体的存在而使理论一般有所意指的观点)、经验实在论(理论的经验恰当性的证据即是它的真理性的证据)、证据实在论(evidential realism，我们有时有理论为真的证据而恰恰没有在经验上恰当的证据)、动机实在论(motivational realism，实在论是隐藏在创造性科学工作背后的，并值得为之去干的主要动力)、数学实在论(数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具体的客观性而不是抽象的实在性)、物理实在论(物理概念的本质就在于它是物理学对客观实在进行语言重构的基元，是物理理论的形式化与物理对象之间的一致性的体现)等等。而且，这类变种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二)哲人科学家的科学实在论变种
科学家(尤其是科学实验家)大都信奉科学实在论，但只是在哲人科学家身上，才有意识地形成了比较自觉的科学实在论观点。在这里，我想选择三位现代超级哲人科学家，阐述一下他们各自的实在论观点。
1． 彭加勒的关系实在论
彭加勒是关系实在论(relation-realism)的先驱。在彭加勒看来，实在即是关系，真实对象之间的真正关系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实在。科学能够达到的并不是像朴素的教条主义者所设想的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把客观实在理解为世界的和谐(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主体间性(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称之为客观实在的东西，归根结底对大多数思维者是共同的，而且对所有的思维者也应当是共同的，我们将看到，这种共同的部分只能是数学定律所表示的和谐而已。正是这种和谐，才是唯一的客观实在，才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真理。”彭加勒有时并不否认细胞、原子之类的实在(他在佩兰实验之后明确承认原子是一种实在)，但他认为这些细胞排列的方式和导致个体统一的方式是比孤立的要素更为有趣、更为深刻的实在。他实际上更看重关系而不是实体。彭加勒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实验真理和数学真理)，这种追求是可以达到的。但是，绝对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是一个逐步逼近的过程。科学虽有危机和革命，但这种革命并未否定科学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旧理论依然在其适用范围内具有客观价值，新理论依然包含着旧理论中的真关系。
2． 爱因斯坦的综合实在论
综合实在论(synthetic realism)是我为爱因斯坦的科学实在论所取的专门名称。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理性论的实在论(这是创立相对论的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和经验约定论(它是构筑相对论理论框架的有力的方法论工具)，当然他的早期哲学思想中也包含着相当明显的怀疑的经验论(它是破除绝对时空观的锐利武器)。因此，爱因斯坦的实在论思想是实在论和经验论、理性论、约定论等异质因素的有机的化合，而不是简单的混合。爱因斯坦的物理实在概念包含着物理实体、物理事件、时空关系、因果关系、物理性质等本体论范畴，以及现象、经验、理论等认识论论因素。他的综合实在论在诸多范畴、因素和成分之间保持了“必要的能力”，既保留了古典实在论的某些色彩，也体现了当代实在论的一些气质。
3． 玻尔的经验实在论
郭贵春认为玻尔是一位经验实在论者。玻尔擎起反对唯心主义、先验主义和机械实在论的旗帜，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精练的语言，独特地揭示了量子时代理性与实在的特征，表明了科学理性发展的新抉择。玻尔对量子力学的理性重建表现在用抽象化取代形象化，用互补性取代因果性，用统计解释代替个体解释，用主客体统一的测量理论取代经典测量观。玻尔并不否认微观粒子的实在性，但他对这些粒子的实体本身与其存在状态作了区分，对波函数所描述的状态从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的要求上作了具体的解释。这种解释使得玻尔把整个量子现象的描述看作是客观的经验实在，这种经验实在构成了整个人类关于微观世界的知识大厦的基础。玻尔的物理指导思想的焦点不在于本体论的断言，而在于清晰的经验描述。正是从这样一个视角，玻尔将观察经验与符号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特的经验实在论思想。
(三)科学实在论分类
科学实在论的表述见仁见智，科学实在论的变种花样翻新，容易使人茫然无措、不得要领。因此，有必要加以归类，科学哲学家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哈金采取了两分法：关于实体的实在论和关于理论的实在论。他认为二者的重大差异在于，后者是关于科学目的学说，即担负着某种价值的学说，而前者则在价值上更加中立。
劳丹则采取了三分法：本体论的实在论(认为世界具有独立于作为认识者的我们的确定性)、语义学的实在论(断定科学理论、科学定律和科学假设是就世界所做出的或真或假的断言)、认识论的实在论(我们有权将得到最好确证的自然科学理论接受为真)。劳丹接受两种而拒斥第三种实在论。
费耶阿本德从方法论的功能去考察，认为科学史上有三种实在论类型。其一是对被选定为研究基础的理论进行实在论解释的选择实在论。其二是关于理论实体的表征实在论，即科学理论引入了新的理论实体，这些理论实体都被假定表征了特定的实在客体。其三是关于理论评价的实证实在论，认为就实在做出判断等于断言某一特殊幻像比另一个幻像更为可取。
董光壁依据物理实在判据的强弱等级把实在论分为三级。客观实在论：物理实在的要素在具体测量作用完成之前已经存在。经验实在论：物理实在的要素同被测量的对象相联系而存在，但同测量仪器的选择无关，只强调因测量作用而存在。因果实在论：物理实在的要素被认为是可精确预言的测量作用结果的原因，它既不要求物理实在的要素在测量之前存在，也不要求物理实在要素与测量结果同时发生。
郭贵春从对解释对象的层次分析方面，将科学实在论分为三个层次：关于客体的实在论、关于测量的实在论、关于理论实体的实在论。从研究的方法论结构分类，则有本体论实在论、认识论实在论、意向实在论、方法实在论、参照实在论(referential realism)、语义实在论。
不少人还依据科学实在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语义学诸方面承诺程度的不同，将其分为强实在论、弱实在论或硬实在论、软实在论以及最低限度的科学实在论(msr)、温和的科学实在论(mosr)、极端的科学实在论(esr)等。
三、对科学实在论的反驳
现代科学实在论也是在与反实在论和非实在论的诘难与斗争中诞生、发展起来的，随着二者之间的论争的深入和系统化，相互之间也出现了渗透和交叉的趋势。因此，要详尽地了解科学实在论，就有必要了解它的对立面——反实在论或非实在论。
(一)反实在论的主要论据和基本观点
博伊德指出，反实在论有两类主要传统，即经验论传统和建构论传统。经验论的论证是：经验上等价的理论在证据上是不可区分的，因此知识不能扩展到“不可观察的东西”。这种证据不可区分性论题代表了当代经验论者的关键性的认识论主张。他们强调事实知识总是建立在经验之上，没有任何先验的事实知识。理论主张的证实也不能表明理论是关于世界的本来面貌的知识。建构论的论证是：科学方法论密切地依赖于理论，它最多只是一个建构程序，而不是发现程序，科学史上前后相继的范式在逻辑上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的范式反映的是不同的世界。
h. l. 布朗认为反实在论有三个主要论据：历史归纳、不充分决定和不可通约性。历史归纳论据企图利用科学史的证据得出结论：我们没有恰当的理由宣称任何流行的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因为先前曾受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的理论现在却一致认为为假，因此目前受到优待的理论也是假的。不充分决定论认为，当我们考虑接受任何普遍概括时，当我们乞灵于观察证据驳斥普遍命题时，当我们考虑相信不可观察物时，都会出现不充分决定的状况。不充分决定说明可达到的观察资料从来也不足以在理论状况方面做出唯一的决定，而实在论者却要求我们在每一个领域达到唯一的理论。不可通约性的论据是，基本的理论序列没有比较评价的客观基础，没有办法在不同的概念系统之间做出选择。因为观察依赖于理论，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划随理论而变化，科学理论又是文化产品，从而削弱了理论评价的客观基础。
莱普林注意到反实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历史的。科学的历史表明，理论科学从根本上说是不连续的；用以支持流行科学的有效证据在本质上是靠不住的，而且证据也不能系统地决定超越于我们经验之外的关于世界的信念。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真理或近似真理被归结为理论所能给出的经验成功的解释。真理和成功并非总是对应的，有时不似真的理论也能在经验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以为它就是真的了)。
著名的反实在论者范弗拉森这样表述反实在论的立场：科学的目的不见得非要给出一种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字面上为真的描述，接受一个理论完全可以包括某种弱于(或除了)相信它为真的信念。
郭贵春认为20世纪以来反实在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有现象论、工具论、约定论、实用主义、逻辑经验论、建构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导致了对科学实在论的怀疑论，即对科学实在论乐观主义的“反动”。反实在论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五花八门，但在基本立场上却具有一致的特征。首先，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方面来讲，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实在论早已随着逻辑实证论所谓的“哲学革命”而消亡了，近几十年的复兴，只不过是死灰复燃，回光返照而已。其次，从对理论的经验检验方面来看，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实在论是毫无意义的，因而是非科学的。再次，从科学解释的方面看，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实在论的累积观是错误的，真理论是一种模糊的普遍信仰，理论解释的逻辑性是不完备的，等等。
(二)几种有代表性的反实在论或非实在论观点
1. 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
范弗拉森从科学的目的和区分可观察物与不可观察物两个方面向科学实在论提出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反实在论的命题即建构经验论：“科学旨在给予我们经验上合适的理论，而接受一个理论所包含的是仅仅相信它在经验上是合适的。”在这里，所谓的经验合适性指的是理论对世界的更紧密、更经验化的关系，是所有那些现实的、可观察的经验结构部分在理论所许可的某个世界模型中的可嵌入性。
2．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
法因既不赞成实在论，又不同意反实在论的主张，他提出所谓的自然本体论态度(简称noa)。法因约定，这样的态度容许科学是不言而喻的，即容许科学为它自己的结果提供它自己的逻辑解释，而不是用实在论或反实在论以总括的方式加以解释。法因建议，如果我们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总括解释就是无用的覆盖物：没有必要，没有正当理由，最终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法因引用爱因斯坦的下述言论为noa唱赞歌：莫扎特的音乐(演奏“noa”)似乎如此自然，相比之下，其他作曲家的音乐(演奏“实在论”或“反实在论”)听起来却是人为的和造作的。
四、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1. 正如本文开头所点明的，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科学背景和哲学背景。但是，科学实在论的智力根基也许要久远得多。诚如费耶阿本德所说，科学实在论把它的存在和概念归因于常识和综合理论的古老对立。它产生于希腊智者受到对抽象、描述的新种类和对生活的新价值的热爱的指导，否定传统的观点，力图用他们自己的叙述取代它们之时。它是传统和这些叙述之间的斗争，是“哲学和诗之间的古老战役”，它导致把传统视为一个整体，引入了存在和实在的普遍概念。而且，科学实在论的一些变种也从哲学史中汲取了营养或抓住了契机。例如，科学实在论与康德哲学就有关联：用科学对象即最佳说明的科学理论所假定的对象代替了康德的本体（noumena），康德的经验直觉在某种意义上被不仅仅局限于感性直觉的事实直觉代替了，康德的静态先验范畴归根结底被分析为可变的功能范畴，即某种语言的东西或至少是类似于语言实体的某种东西。
2．与其他哲学流派相比，科学实在论是最贴近科学的哲学学说。它为科学提供了自明的、合乎情理的目的，无论从理解世界的好奇心和来自实际的考虑都是如此。而且，科学史已经表明，追求这样的目标往往不会使我们落空。当然，达到实在论的目的的能力最终取决于理论选择受观察的限制有多么大，不过科学实验日益为实在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诚如普特南所说，科学实在论是不使科学的成功成为奇迹的唯一哲学。
3．科学实在论在其内在逻辑地发展中，在与反实在论和非实在论的争辩(这种争辩已由绝对的对立逐渐演为相对的互补)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论据，修正自己的观点，改变自己的形式，丰富自己的内容，从而不仅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自身也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势头。但是也应该看到，科学实在论的一些表述或变种由于缺乏明晰的概念和语义限定而具有某种程度的任意性，这对其今后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4. 有人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科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事后对所得成果的描述方式上，而且事先也提供了研究和启发解决特定问题的战略。也有人认为，目前进行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既不关心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又不能起到科学哲学所应起的作用，完全脱离当前的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我们认为，科学实在论乃至一般的科学哲学在哥白尼天文学和牛顿力学的诞生、世纪之交分子实在性的争论以及本世纪初叶以来关于量子力学诠释的论战中，确实对科学发展大有促进，但是在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其作用并不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当代的科学实在论乃至一般的科学哲学确实也越来越专门化和技术化，这固然深化了对问题的探讨，但的确也远离了科学和科学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科学革命时期前后的那种科学与哲学密切结合、哲人科学家群星璀灿的局面，如今已是“蝶去莺飞无处问，隔水高楼望断双鱼信”。费耶阿本德发出的“回到马赫去！”的呐喊是有一定道理的，真可谓空谷足音。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社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编：《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
2 郭贵春：《当代科学实在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
3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编：《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论文集》，香港：新亚书院，1989年第1版。
4 劳丹：《科学与价值》，殷正坤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
5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版。
6 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版。
7 金吾伦：科学实在论研究现状概述，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2期。
8 张来举：科学与实在：费耶阿本德的理解，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8期。
9 bas c. 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0．
10 j. leplin ed., scientific re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 r. tuomela，seience, action, and reality,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12 p. smith, realism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3 j. t. cushing ed., science and realit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14 p. k. feyerabend, realism, rationalism ＆ scientific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p. k. feyerabend, problems of empiric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c. dilworth, empiricism vs realism: high point in the debate during the past 150 years, stud. hist. phil. sci., vol. 21,no.3, pp.431~462,1990.
科学实在论是一种关于科学目的、科学活动、科学理论的本质的元理论。这些元理论包含两个预设：科学的目的是给实在提供—种为真的概括性描述；科学定律和理论由它们的正确性、客观性和经济性做出评价。显而易见，科学实在论的两个预设均蕴涵着它的描述性主张和规范性主张。因此，劳丹这样概括到道：“从本质上看，实在论是一种关于利学的目的或价值应该是什么的学说。尤其是实在论者坚持科学的目标总是要找到对于自然界更加逼真的理论。但是，现代实在论者把这种价值论的观点与描述的观点结合了起来，……虽然实在论的规范主张在逻辑上独立于描述性主张，但前者在认识论上依附于后者。”
诚如图奥梅拉(R．Tuomela)所言，科学实在论是科学自己的哲学，是比任何其他哲学观点都更为认真地对待科学的哲学学说。布朗(H．I．Brown)也力图证明，实在论为追求科学的人提供了合情合理的科学目标。他认为，科学理论就是预先假定独立于我们理论化而存在的项目（item）做出断言的，我们能够通过针对那些项目检验理论并承认那些进入理论的项目来追求实在论的目标。在科学实在论者和大多数科学家看来，追求实在论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
(二)科学实在论有代表性的具体表述
由于着眼的侧重点和强调的强弱程度不同，科学实在论者和反实在论者对科学实在论的具体表述也因人而异。现在，我们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表述分而述之。
著名的反实在论者范弗拉森(B. C. van Fraassen)认为，科学实在论的一种朴素表述是：科学给予我们的世界图象是真实的、在细节上可信的图像，而且在科学中所假定的实体是真实存在的：科学的进步是发现而不是发明。在范弗拉森看来，像皮尔土(C. S. Peice) 这样的早期的科学实在论立场已被经验发现所拒斥，但它也有正确的韵味。它回答了两个主要的问题：它把科学理论的特征概括为对真实存在的东西的描述，它把科学活动的特征概括为发现的事业而不是发明的事业。范弗拉森在列举丁其他人的看法后，提出了一个自认为是相当弱化的、为任何科学实在论者都能接受的定义：“科学以其理论给我们一种字面上为真的关于世界像什么的描述；接受一个科学理论意味着相信它为真。”在范弗拉森看来，这里的“字面上”(1iterally)为真的描述的观念有两个方面：语言必须在本义上诠释；这样诠释，描述为真。加德纳（M. R. Gardner）称范弗拉森表述的立场为意图实在论（purpose-realism），因为这种表述讲的是科学理论的意图以及接受它的人相信什么。
博伊德(R．N．Boyd)通过两条原理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经验假设来详细说明实在论：成熟科学中的术语典型地有所指称，成熟科学中所接受的理论典型地近似为真。加德纳把这种表述称为近似实在论（approximation-realism），因为他建立在“似真性”概念的基础上，讲的是科学理论的目的在什么时候、在何种程度上必须实际实现。博伊德还指出，所谓科学实在论，一般是指包含如下四个中心论点的学说：(1)应把科学中的理论词项(即非观察词项)看成假定有所指的表达式，即要从实在论的角度解释科学理论；(2)被实在论解释的科学理论是可确认的，并且事实上常常按照通常方法论标准解释的被证实的理论为真；(3)成熟科学的历史进步是一个逼近真理的过程，后继理论建立在由先前理论体现的(观测和理论)知识之上；(4)科学理论描述的实在基本上不依赖于我们的思想和理论承诺。
塞拉斯（W. Sellars）的陈述说：“有健全的理由相信某一理论，事实上就有健全的理由相信该理论假设的实体是存在的。”按照图奥梅拉的理解，塞拉斯的科学实在论可以这样表述：一切有感觉的存在（包括人）和一切没有感觉的物理对象，正好都具有与在最佳地说明它们所有行为的理论中所需要的理论的科学术语对应的组分和性质，在这里说明也覆盖了世界的感觉特征和人对它们的反应。
埃利斯（B. Ellis）似乎同意塞拉斯的观点，不过，他给科学实在论以更强形式的表述：“我理解科学实在论是这样的观点：科学的理论陈述是或者声称是对实在的真实的概括的描述。”
普特南（H. Putnam）给出了一个据他说是从达米特（M. Dummett）处学来的表述：“实在论者（就给定的理论或论述而论）认为：（1）该理论的句子非真即假；（2）使它们为真或为假的是某种外在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是（一般地说）我们现实或潜在感觉材料，或我们的思想结构，或我们的语言等等。”不久，他参照博伊德的观点提出了进一步的看法：“成熟科学理论中的术语典型地有所指称，成熟科学中所接受的理论是似真的，相同的术语即使当它出现在不同的理论中时，也能够指称相同的事物——这些陈述被科学实在论看作是对科学和科学与其对象的关系的任何合适的科学描述的一部分。”
牛顿-史密斯（W. Newton-Smith）指出：“实在论”用来概括科学哲学中的许多见解。不过，所有这些见解都包含着这样的假定，即科学命题为真或为假。在这里，真理是根据已被放弃的真理符合论来理解的。
布朗（J. Brown）这样写道：“科学实在论是我们的理论要确确实实地描述世界的一种原则。它主张存在着一个非观察的实体和过程的领域，而科学以它对可观察世界的解释合理地展示了这个领域。”
格林莫尔（C. Glymour）把实在论定义为下述命题：“有健全的理由相信一个理论在经验上是适当的，就有健全的理由相信它所假设的实体是实在的，进而相信我们能够而且的确有这样的理由赞成我们的某些理论。”
图奥梅拉认为：“一般而言，科学实在论是这样一种学说：它宣称科学方法是什么存在和什么不存在的标准。或者，由于科学方法被实在论者典型地假定产生真的理论，我们也可以说，按照实在论的观点，科学的目的典型地在于或至少应该在于找出世界像什么，即找出世界（关于它的可观察的和不可观察的部分和方面）的真的理论；而且，实在论者典型地相信，这样的理论原则上是可以找到的（即使也许不需要宣称能够得到并非唯一的关于世界的真的描述）。真理在这里包含——至少部分地包含——指明世界像什么，这典型地假定要求某种类型的真理符合观（correspondence idea of truth）。”
法因(A. Fine)把实在论的观念概括为三条。第一，存在着一个确定的世界，即世界包含着具有关系和性质的实体，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于人的行为和动因的。第二，有可能获得相当数量的、可靠的、相对独立于观察者的关于世界及其特征的信息，这些信息并不恰恰局限于可观察的特征。第三，科学的目的在于完全可以接近(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实在论认为是可能的那种确定的世界结构。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实在论是普遍的（科学）知识论。它的形式之一假定，世界独立于我们收集知识的活动，科学是探索世界的最好方式。科学不仅产生预言，而且它涉及事物的本性；它是形而上学和工程论（engineering theory）的结合。”
也许对科学实在论特征性主张列举得最详尽的要算是莱普林(J. Leplin)了。他认为，下述特征性主张，其中每一个都不占压倒多数，甚至还有适当的限制，但是任何一位自称是实在论者的人都可能认可其中的某一个主张。它们是：(1)最流行的科学理论至少近似为真。(2)最流行理论的中心术语有真正的指称。（3）科学理论的近似真理性是对该理论预见成功的充分解释。(4)科学理论的(近似)真理性是对该理沦预见成功的唯一可能的解释。(5)一个科学理论即使指称上不成功也可以近似为真。(6)至少是成熟科学的历史表明，科学理论不断地接近物理世界的真实说明。(7)科学理论的理论主张是被确实地理解的，而且这种理解确定为真或为假。(8)科学理论做出真正的、存在的主张。(9)理论的预见成功就是它的中心术语指称成功的证据。(10)科学旨在对物理世界做出确切真实的说明，它的成功是由不断地向达到其目标的方向前进来估算的。莱普林指出，实在论者具有这样的共同信念，即科学变化总的来说是进步的，而科学关于世界的可能知识超越了它的那些易于理解的和经验上的表象。
赫尔曼(G．Herman)和胡克(C．Hook)各自从三个方面对科学实在论作了系统的表述。赫尔曼的语义学表述是：(1)科学中有些理论语句具有真值。(2)一般来说在科学中的“观察语句”同“理论语句”之间不存在可辩护的分界，使得仅仅前者具有真值。(3)成热科学的术语一股来说都有指称，而且这类科学定律一般来说都是接近于真的。纯本体论表述：(4)科学主要研究一种独立于心智的物质世界。认识论原则：(5)不存在知觉屏障；知觉乃是涉及对环境的物理输入做出生理反应的一种复杂过程，我们由此而知觉那个环境的一部分和一些方面。(6)就科学而言，一般说来在“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之间不存在可辩护的分界，使得人们可以合乎理性地仅仅相信（即相信是真的或接近于真的）前一种类型的语句。 (7)在一个具体的科学发展阶段，我们的最佳综合性理论T可能告诉我们：“存在一些客体、事件等X（其特征是满足一些具体的理论谓词），以致这些X原则上是不可观察的(按照T)”；并且在这一点上我们相信T乃是合乎理性的。
胡克关于科学实在论基本主张的框架的形而上学部分是：R1)存在在逻辑上和概念上独立的认识条件(实在的存在独立于认识)。R2)实在是可认识的，认知者与认知对象是因果相关的，而非以更强的结构性相关。语义学部分是：R3)真理在于语言和世界之间适当的对应关系。R4)真理的获得与否独立于认识上接受或拒斥的标准。R5)科学理论既是真理的候选者，也是决定认识上接受与否的候选者。R6) (因此)理论术语具有适合于其作为真理候选者成分的语义学内容，而这一内容并不能全部还原为观察术语的语义学。认识论部分是：R7)在任何给定时刻，正是理论的总体认识论价值，决定了我们对这些理论的理性的认识论态度。理论的经验适当性仅是总体认识论价值的一部分。R8)我们最具认识论价值的理论，是我们认识实在时最可接受的指导。胡克坚持认为，一个根本的可辩护的科学实在论应包括从R1到R8在内，因为它们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关于我们和我们世界的一致的可信的概念。这些命题相互之间在逻辑上是严格独立的，但它们作为实在论的组成部分确实又并不独立。
以上表述尽管有明显的差异，但它们是统一的而不是互斥的，在特殊形式中蕴含着内在的一致性。郭贵春梳理了一般科学哲学家所理解的典型的科学实在论，从整体上看具有如下特点：(1)科学理论所描述的实体是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或理论的信仰而客观存在着。因此，科学理论构成了真正的关于存在的主张。(2)科学理论的语词(即非观察语句)应作为特定假设的相关表达方式来考虑；这就是说，科学理论应当实在地被解释或说明，而不能停留在理论语词上仅仅作概念化的描述。(3)被实在地解释的科学理论是可证实的。而且事实上，由于被一般的科学证据表明与一般的科学方法论标准相一致，理论也常常被证实为接近于真理。 (4)一个理论接近真理，是对其预言成功的最充分的解释；而一个理论预言成功，则是核心术语的实在的可参照性成功的证据。(5)成熟科学的历史进步，表明了无论是对于可观察的还是不可观察的现象来说，科学理论都成功地、更精确地接近于真理，即对物理世界真正根由的进步性的接近。(6)在任何成熟科学中，成功的理论都表明它与前理论保持着相关的逻辑联结，即后理论是典型地建筑在前理论具体化了的(观察的和理论的)知识基础上的。因此，前理论将成为后理论的一个特例。(7)一个可接受的新理论应当解释为什么它的前理论像它一样到目前为止是成功的，以及它为什么能够取而代之的逻辑根据。(8)科学的目的在于探索一种确定的和真正的对物理世界的说明，而且它的成功将由它向其目标的进步来评价。也就是说，科学(给出了详尽的解释和精确的预测)的经验的成功相应地提供了对实在论的严格的经验证实和逻辑证明。
(三)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信条和本质特征
从科学实在论观点的具体表述不难看出，这些观点广泛地涉及到科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和语义学的诸多方面，它与科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理论的内容和真理性、科学预测和说明、科学检验和评价、科学实在的涵义、科学进步和成功等紧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因此，片面地、教条地固守于一隅，都难以洞察出科学实在论的精神实质。但是，这个网络上的纽结毕竟体现了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信条和本质特征。
科学实在论有两个基本信条：科学理论中的专名有所指称；科学理论中的定律近似真
理。史密斯(P. Smich)称此为指称问题(problem of reference)和述谓问题(problem of predication)。指称问题说，在已确立的科学理论中所指称的那些东西的确存在着。述谓问题说，科学理论中包含的陈述或真或假。指称问题虽然和述谓问题截然不同，但二者并非完全分离，因为说明一个陈述为真是什么的一种方式，就是表明事物如何能够像该陈述说它们存在那样存在于世界中。词和世界之间的这种关系称为符合关系(correspondence relation)，建立在符合关系基础上的真理论称之为真理符合论。真理符合论往往被认为是实在论者关于指称和述谓问题的观点的不可分割的形式，甚或是必然的结果。
科学实在论的一个主要论证是最佳说明：如果世界的行为正好如同科学所设定的实体那样存在，那么对这一事实的最佳说明就是这些实体确实存在。实在论的最基本的论证路线基于这样的前提：科学方法是达到世界知识的最佳方法。实在论认为科学方法预设了实在论。因此，实在论的一个根本特征就在于，科学方法(在其最丰富的意义上)至少原则上能够导致最佳说明的世界理论(其他东西均不能)。由于理想的、最佳说明的理论被经验实在论者设想等同于真的理论，因此科学方法能够导致真的理论(其他东西均不能)。
史密斯把科学的目的在于不断给出更严格的、更似真的世界图像视为科学实在论的中心假定，而把谈论真理和逼近真理以及说明能力的增强视为科学实在论者的典型谈论。胡克则认为，实在论的中心观念在于认知者和认知对象是因果相关的，实在论惯用的口号是存在着一个逻辑上独立的实在。劳丹则把实在论者为达到他们的认识目的而提出的方法和规则概括为两条，即最佳说明推理方法和可接受的新理论必须保留它们成功的前任理论的理论内容(或扩展的范围)中有意义的部分。图奥梅拉则把“科学是存在的万物的尺度”看作是科学实在论的箴言，即科学是关于什么存在、什么不存在的最后仲裁者。
科学实在论的核心信条和本质特征，也可以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中看出。范弗拉森认为二者争论的焦点在于，或是把产生一个字面上为真的描述作为科学的目的，或是科学只提供经验上恰当的理论。莱普林认为，二者的争论本质上在于划分世界模式的个体性和类似性概念。实在论承诺我们发展了划分世界的方式，而非实在论则承诺我们构思了划分世界的方式。实在论的划分概念反映在它承诺真理符合论、指称因果论和形而上学本质论。
科学实在论的基石之一在于它的本体论承诺，即科学理论中的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问题，尤其在于它的实在概念。在埃利斯看来，本体论或实在概念包括五个方面： (1)物理实体范畴；(2)物理事件范畴，包括能量在宇宙中分布的一切变化；(3)物理实体与事件之间时空关系的范畴；(4)物理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范畴；(5)物理性质范畴，包括因果上有效的一切性质；(6)数字关系范畴。本体论是高度可还原的，其中最基本的物理实体是基本粒子和场。关于物理实体的判据，哈金（I. Hacking）提出了下述标准：当科学家对假定的实体的因果性质的理解容许他们利用这样的实体作为工具研究自然的其他方面时，那么就有理由接受这样的实体作为真实的存在。
郭贵春从三个方面来看判据实在的标准。(1)可观察性标准，即一个理论实体存在的标准在于它所表征的客观对象的直接可观察性。换句话说，通过可观察实体的朴素的“直接可观察性特征”而使得相应理论实体的存在解释成为合理的。(2)语义标准。这种标准不是从确定科学认识的对象，而是从阐述科学理论的意义的角度做出的。持这种标准的实在论者认为：理论是由涉及“实在的”或“存在的”实体之真或假的陈述所构成的。因此，只要从语义分析（包括句法分析）上判定这些陈述的真值，便可确定相关实体的实在性。（3）因果效应标准。这种标准是为了解决以上两种标准所存在的困难而提出的，即只要能够确定不可观察实体的某些可观察的效应或特征，我们就可逻辑地断言与其相应的理论实体是存在的。
董光壁认为，对应于感觉和知觉的经验世界以及由我们的思想构成的理论世界，有两种实在，即经验的实在和理论的实在或数学的实在。对实在的这种二元要求，可以称之为实在的二重性原理。对物理实在的描述，可以在理论上区分为三种不同强弱的等级：符合型描述(要求理论实在要素和经验实在要素一一符合)，说明型描述（不要求两种实在要素一一符合，只要求通过这一函数关系相联系），诠释性描述(要求必须以一种物理世界图像为基础)。
费耶阿本德则把实在概念与人类生活形式紧密地联系起来，也许可以称其为“泛实在”。他指出，“实在”问题其实已变为人类决定的问题：“我们决定把那些在我们所喜欢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东西看作是实在的。”“所谓‘实在的’东西，也就是在人们渴望选择的那种生活中发挥作用的一切。”因此，实在的尺度就不再是某种独立于人类生活的东西，而成了生活形式本身。
二、科学实在论的变种
现代科学实在论者不断地汲取自然科学和哲学成果，同时在与反实在论的论战中锻造自己的武器，从而摆脱了传统实在论的僵化内容和呆板形式，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变体或变种。下面，我们择其有代表性的变种分述如下。
(一)科学哲学家的科学实在论变种
1．哈金的实体实在论
哈金把实在论为两种类型：实体实在论和理论实在论。理论实在论是指我们试图形成关于世界、关于物质的内部构造、关于不能达到的遥远空间的正确理论。哈金认为理论实在论过于乐观了，他赞成实体实在论，即断言诸如电子、夸克、黑洞、过程、状态、波、流、相互作用、场等实体是真实存在的。哈金认为实验物理学给科学实在论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是工程而非理论，才是实体实在论的最好证明。哈金集中探索了实体实在的标准。他得出结论说，如果人们以特定的目的干预和操作实体(不纯粹是建立实体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可以合理地认为该实体是存在的。
2．胡克的进化自然主义实在论
胡克的进化自然主义实在论在整体理论上的表现，就是要彻底打破那种极端地强调逻辑方法的预设性、永真性和绝对性为核心的“第一哲学”，而建立一种以进化的科学世界观的规范功能为核心的“元哲学”，从而使科学哲学理论真正成为科学的和自然化的。胡克指出，自然主义实在论者坚持把科学哲学建构为可错的科学理论，从而统一认知理论。在一个科学理论中，人们自然会发现方法论的进化是科学认知动力学的绝对中心。同时，对哲学和科学的一致性和非人类中心论的要求直接导致我们在生物学和认识论中采取进化论立场。进化论立场对于发展一般认知理论和意识理论、对于发展科学认识论、对于语言理论特别是科学动力学理论，都具有重要意义。进化论将导致三个认识论的重要结论，即采用彻底的可错论态度，从逻辑接受转向理性接受，强调在理性信念动力学中冒险和判断的基本作用。
3．埃利斯的客观自然主义实在论
埃利斯坚持内在实在论，他把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与真理的内在论结合起来，发展了一种适合于科学和作为极限理想的“真理”的内在实在论观点以维护实在论，形成了他自称的客观自然主义实在论。埃利斯认为客观世界是在因果含义上独立存在的，承认科学中理论实体的实在性，这样的存在和实在性只有在一个理论或概念框架内才有意义。他主张真理是一个认识论评价概念，是人类的真理，是内在于我们和我们的世界的关系之中的，是在认识论上值得相信的东西。因此，真理是一个与信念价值有关的问题，埃利斯称其为内在论的真理论(internalist theory of truth)。埃利斯所谓的“客观的”，既指世界是我们接受信息的源泉，也指真假问题被认为是原则上能达到非强制的、主体间的一致性。所谓“自然主义的”，就是人类具有共同的本性，以共同的方式观察与加工信息。
4．图奥梅拉的因果内在实在论
图奥梅拉反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坚持因果内在实在论。他把因果内在实在论定义为下述原则的合取：(A1)存在着独立于精神的实在的项目(物、事件、过程等)。(A2)这些项目因果地相互作用(或至少能够相互作用)，从而与人相互作用，其相互作用的方式使人对世界的认识和意识成为可能的。(A3)世界、我们的知识和语言无论如何不是“所予的”(a given)。换句话说，(a)不存在本体论上所予的、范畴上现成的(ready-made)实在世界(否定所予神话的本体论变种（MGo）；(b)人们不能与世界进行非概念的交流，而是进行认识论的交流(否定给予神话的认识论变种MGe)；(c)不存在概念上优越的、亦即语义学不可替代的语言或概念图式(否定给予神话的语义学变种MGl)。(A4)在描述世界时，科学是什么存在和什么不存在的尺度。
5．夏佩尔的理性实在论
夏佩尔将信息域看作是一个具有复杂内在结构的实体。这一实体以客观的实体信念为基础，以广阔的背景知识信念为主体，以求解难题为目的，以科学方法为手段，以各项的变化和发展为过程，形成了一幅具有高度动态性的科学图像。夏佩尔的信息域既是科学理性发展的客观产物，又是科学实在论进行研究的现实对象；它既是一个理论上的理性重建框架，又是一个方法论上的实在论分析结构；从而也表明了科学的进步是一个理性的进化过程。夏佩尔认为，他对信息域理论的理性发展给科学以理性实在论的解释。这种理性的和实在论的分析并不是对科学的“哲学覆盖物”，而是潜在地、深入地“嵌入了科学的发展过程，存在于科学家的思维方式之中”。因此，“怀疑实在论说明是真实的，这种怀疑本身就不是一个理由，即它本身就是不合理的。
6．博伊德的辩证实在论
博伊德据理批驳了两种主要的反实在论传统，即经验论和建构论，他坚持术语与实在相对应，理论具有似真性，认为科学认识是一个向实在对象不断地接近的过程，是由理论到实在，再由实在到理论的辩证过程，因而先前的理论总是包含着真理的颗粒。博伊德指出科学方法论可以辩证地发展。科学方法论立足于近似为真的理论，是发现新成果和改进旧理论的可靠指南。其结果，我们对世界知识的改进导致了一个更加可靠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又导致了更加精确的理论，如此循环不已，最后产生一个不断精确的世界理论图像。科学方法论的这种独特的实在论观和辩证观为捍卫实在论提供了基础，也是反驳反实在论所必需的。
7．萨蒙(W．Salmon)的理论实在论
与哈金不同，萨蒙是理论实在论的倡导者。萨蒙主张，关于不可观察物的陈述是可以得到经验证据支持的。比如，如果关于分子的各种陈述是以直截了当的方式得出的，那么这个陈述就意味着分子的实在性。我们关于世界的理论，或者为真，或者为假，或是真理的候选者，而理论的目的则在于求真。萨蒙坚信物质世界及其因果联系的客观实在性，坚信借助归纳和演绎可以从关于可观察物的陈述合理地推论出关于不可观察物的陈述。
8．塞拉斯的知识实在论
塞拉斯从对理论框架、观察框架、对应原则以及认识真理的分析入手，重新解释和确定了理论和观察知识在科学认识中的地位，提出了他的知识实在论。在塞拉斯看来，理论框架是具有确定语义规则的概念整体，任何理论术语都有本体论的意义，理论实体的存在是客观的，科学实在论的本体论观点是普遍的非条件命题。观察框架的生命力根植于它在科学认识过程中的认识论地位，观察框架的本质在于它对未来科学进步具有潜在的调节功能，观察谓词具有描述功能。对应规则在知识实在论中具有联网作用，它把孤立存在的理论框架和观察框架有效地联结起来并发挥各自的和总体的功能。一个陈述为真，就在于这个陈述满足了所有相关语义规则的要求。塞拉斯就这样立足于科学实在论的立场，运用语义分析的方法，构造了一个动态的、变化的和发展的知识结构和理想化的真理观，为科学实在论开创了一条新的探索之路。 9．麦克马林（E．McMullin）的结构实在论
麦克马林洞察到实体实在论的弱点，指出它不能说明科学发展对这些实体不断否定和取 代的事实。因此，科学理论所直接描述的不是实体本身，而是实体的结构，科学的发展表现 为对这些实体结构的改善不断取得进步。麦克马林据此认为，科学实在论应该主张理论所描 述的实在的结构符合世界的结构，而不在于断言理论实体的存在。虽然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名 称指谓某一种实体，但它的结构则是连续的、一致的。
10. 费耶阿本德的方法实在论和伦理实在论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实在论均非纯粹的本体实在论，而是科学理论探索中的方法实在论，都是在理论的选择、解释和评价中，为解决理论与实在的关系而从方法论意义上进行的探索。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科学实在论是关于(科学)知识的一般理论”，是一种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方法实在论坚持科学知识发展的动态性，主张本体论的一元论，并蕴含着历史实在论的观点。另外，费耶阿本德提出观察受理论统摄、观察术语与理论术语无根本性区别的重要论点，据此建立了以实在边界的可移动性为基础，以把科学视为参与活动的断言为特点，以伦理学尺度为最终结果的相对主义科学观和实在观的伦理实在论。伦理实在论的主旨是：始于生活(伦理规范)，终于实在。
11．普特南的语义实在论
普特南以科学哲学家特有的宽容和洞察力，把语义分析方法从预设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怀抱中“移置”到科学实在论的立场上，从而强化了科学实在论的理论解释的合理性和可接受性。普特南把重建实在论的“意义”理论作为一个战略性的目标，把给出一个综合的意义图景视为语义分析的目的，力图建立实在论的因果指称论。在普特南看来，一个词的意义的常规形式描述应该是一个“有穷序列或矢量”。它的要素主要包括：适用于词的语句标示，语义标示，对陈规旧套的其他特征的描述，对外延的描述。他坚持认为，一个词的意义就是 “一组语义分析的规则”，指称就是“语词-世界”之间的具体的关系。
12．H．I．布朗的预期实在论
布朗认为，弱实在论的观点是：某些事物独立于我们认识它的企图而存在着。他把下述两个信条附加到弱实在论之上，从而形成了他所谓的预期实在论(prospective realism)：(1)了解这些独立的项目的企图是科学的合情合理的目的；(2)我们追求这种目的的能力由于越来越高级的仪器设备的发展而不断增长。布朗批驳了反实在论的三个主要论据，即历史归纳、不充分决定(underdetermination)和不可通约性。他相信，科学家将继续不断地设计出更加强大的仪器，从而把科学理论置于日益强大的经验约束之下。这使我们返回到预期实在论的命题：没有实在论将会获得成功的保证，但实在论的目标是可以追求的，我们追求这个目标的能力日益增长，因为我们仪器的功能日益增强。
l 3．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内在实在论
普特南和图奥梅拉等人都对形而上学实在论和内在实在论下过定义。按照图奥梅拉的界定，形而上学实在论的观点是：（1）世界是“现成的”，它是由一组固定的对象构成，且独立于人的精神。(2)存在着一个且仅有一个为真的、完美的世界描述。(3)真理是彻底的非认识的概念，即是语言表达和世界的符合。内在实在论否认这三个主张，它坚持认为：(1’)“世界由什么组成”的问题仅在理论或描述中才有意义。因此，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通过人的概念图式“人造的”或“加工的”。典型的内在论变种也坚持：(2’)世界能够用一些真的和完善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的方式来描述，(3’)真理是认识的(或依赖于理论的)概念。也就是说，形而上学实在论假定，世界、语言和我们的知识在于超验地给予的感觉，而内在实在论则否认这些超验的假定。
14．逼真认识论实在论(CER)
劳丹指出，逼真认识论实在论是由下述五个观点构成的：(R1)科学理论(至少是成熟科学)是典型的近似真理，并且在同一领域中较新的理论比较老的理论更接近真理。(R2)在一门成熟科学理论中的观察术语和理论术语真正有所指称。(R3)任何成热科学的成功理论都保留着较早理论的理论关系和明显的指称。(R4)为人们所接受的新理论必须而且应当解释它的前任在其成功的范围内为什么会成功。(R5)R1~R4的论点保证(成熟的)科学理论应当是成功的；事实上，这些论点构成了最好的即使不是唯一的对科学成功的解释。科学经验上的成功(在有详细解释和精确预言的意义上)会给实在论提供严格经验上的确证。劳丹反对这种逼真认识论实在论。
15．测量实在论
测量实在论在科学解释中所注重的并不是被测量的客体本身，而是被测量的客体的性质或物理量。测量实在论者坚持认为，在一般情况下，测量给出了关于现象的客观特性的信息。存在着任何实体的客观事实，这些事实独立于任何语言的约定，即独立于任何我们所接受并信仰的背景理论。他们把测量对象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看作是有资格的真正实体，而且特别是由于它们的解释价值，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它们的存在。测量的结果不是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对测量系统的积极解释和说明，是科学方法论的有目的的运用，是背景理论原则的生动展开和实现。因此，测量的本质不在于它的操作性，而在于它是实在性、经验性和科学理性的统一。邦格、斯沃耶(C. Swoyer)等人都是测量实在论者的代表。
科学实在论的变种并不止于这些，例如还有意向实在论(intentional realism，由于理论的倡导者断言与一些理论相对应的实体的存在而使理论一般有所意指的观点)、经验实在论(理论的经验恰当性的证据即是它的真理性的证据)、证据实在论(evidential realism，我们有时有理论为真的证据而恰恰没有在经验上恰当的证据)、动机实在论(motivational realism，实在论是隐藏在创造性科学工作背后的，并值得为之去干的主要动力)、数学实在论(数学的本质在于它的具体的客观性而不是抽象的实在性)、物理实在论(物理概念的本质就在于它是物理学对客观实在进行语言重构的基元，是物理理论的形式化与物理对象之间的一致性的体现)等等。而且，这类变种还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
(二)哲人科学家的科学实在论变种
科学家(尤其是科学实验家)大都信奉科学实在论，但只是在哲人科学家身上，才有意识地形成了比较自觉的科学实在论观点。在这里，我想选择三位现代超级哲人科学家，阐述一下他们各自的实在论观点。
1． 彭加勒的关系实在论
彭加勒是关系实在论(relation-realism)的先驱。在彭加勒看来，实在即是关系，真实对象之间的真正关系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实在。科学能够达到的并不是像朴素的教条主义者所设想的事物本身，而只是事物之间的关系。他把客观实在理解为世界的和谐(事物之间的关系)和主体间性(人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称之为客观实在的东西，归根结底对大多数思维者是共同的，而且对所有的思维者也应当是共同的，我们将看到，这种共同的部分只能是数学定律所表示的和谐而已。正是这种和谐，才是唯一的客观实在，才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唯一真理。”彭加勒有时并不否认细胞、原子之类的实在(他在佩兰实验之后明确承认原子是一种实在)，但他认为这些细胞排列的方式和导致个体统一的方式是比孤立的要素更为有趣、更为深刻的实在。他实际上更看重关系而不是实体。彭加勒认为，科学的目的在于追求真理(实验真理和数学真理)，这种追求是可以达到的。但是，绝对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是一个逐步逼近的过程。科学虽有危机和革命，但这种革命并未否定科学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旧理论依然在其适用范围内具有客观价值，新理论依然包含着旧理论中的真关系。
2． 爱因斯坦的综合实在论
综合实在论(synthetic realism)是我为爱因斯坦的科学实在论所取的专门名称。爱因斯坦的主导哲学思想是理性论的实在论(这是创立相对论的坚实的认识论基础)和经验约定论(它是构筑相对论理论框架的有力的方法论工具)，当然他的早期哲学思想中也包含着相当明显的怀疑的经验论(它是破除绝对时空观的锐利武器)。因此，爱因斯坦的实在论思想是实在论和经验论、理性论、约定论等异质因素的有机的化合，而不是简单的混合。爱因斯坦的物理实在概念包含着物理实体、物理事件、时空关系、因果关系、物理性质等本体论范畴，以及现象、经验、理论等认识论论因素。他的综合实在论在诸多范畴、因素和成分之间保持了“必要的能力”，既保留了古典实在论的某些色彩，也体现了当代实在论的一些气质。
3． 玻尔的经验实在论
郭贵春认为玻尔是一位经验实在论者。玻尔擎起反对唯心主义、先验主义和机械实在论的旗帜，以其敏锐的洞察力和精练的语言，独特地揭示了量子时代理性与实在的特征，表明了科学理性发展的新抉择。玻尔对量子力学的理性重建表现在用抽象化取代形象化，用互补性取代因果性，用统计解释代替个体解释，用主客体统一的测量理论取代经典测量观。玻尔并不否认微观粒子的实在性，但他对这些粒子的实体本身与其存在状态作了区分，对波函数所描述的状态从量子力学形式体系的要求上作了具体的解释。这种解释使得玻尔把整个量子现象的描述看作是客观的经验实在，这种经验实在构成了整个人类关于微观世界的知识大厦的基础。玻尔的物理指导思想的焦点不在于本体论的断言，而在于清晰的经验描述。正是从这样一个视角，玻尔将观察经验与符号形式结合起来，形成了他独特的经验实在论思想。
(三)科学实在论分类
科学实在论的表述见仁见智，科学实在论的变种花样翻新，容易使人茫然无措、不得要领。因此，有必要加以归类，科学哲学家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哈金采取了两分法：关于实体的实在论和关于理论的实在论。他认为二者的重大差异在于，后者是关于科学目的学说，即担负着某种价值的学说，而前者则在价值上更加中立。
劳丹则采取了三分法：本体论的实在论(认为世界具有独立于作为认识者的我们的确定性)、语义学的实在论(断定科学理论、科学定律和科学假设是就世界所做出的或真或假的断言)、认识论的实在论(我们有权将得到最好确证的自然科学理论接受为真)。劳丹接受两种而拒斥第三种实在论。
费耶阿本德从方法论的功能去考察，认为科学史上有三种实在论类型。其一是对被选定为研究基础的理论进行实在论解释的选择实在论。其二是关于理论实体的表征实在论，即科学理论引入了新的理论实体，这些理论实体都被假定表征了特定的实在客体。其三是关于理论评价的实证实在论，认为就实在做出判断等于断言某一特殊幻像比另一个幻像更为可取。
董光壁依据物理实在判据的强弱等级把实在论分为三级。客观实在论：物理实在的要素在具体测量作用完成之前已经存在。经验实在论：物理实在的要素同被测量的对象相联系而存在，但同测量仪器的选择无关，只强调因测量作用而存在。因果实在论：物理实在的要素被认为是可精确预言的测量作用结果的原因，它既不要求物理实在的要素在测量之前存在，也不要求物理实在要素与测量结果同时发生。
郭贵春从对解释对象的层次分析方面，将科学实在论分为三个层次：关于客体的实在论、关于测量的实在论、关于理论实体的实在论。从研究的方法论结构分类，则有本体论实在论、认识论实在论、意向实在论、方法实在论、参照实在论(referential realism)、语义实在论。
不少人还依据科学实在论在本体论、认识论和语义学诸方面承诺程度的不同，将其分为强实在论、弱实在论或硬实在论、软实在论以及最低限度的科学实在论(MSR)、温和的科学实在论(MOSR)、极端的科学实在论(ESR)等。
三、对科学实在论的反驳
现代科学实在论也是在与反实在论和非实在论的诘难与斗争中诞生、发展起来的，随着二者之间的论争的深入和系统化，相互之间也出现了渗透和交叉的趋势。因此，要详尽地了解科学实在论，就有必要了解它的对立面——反实在论或非实在论。
(一)反实在论的主要论据和基本观点
博伊德指出，反实在论有两类主要传统，即经验论传统和建构论传统。经验论的论证是：经验上等价的理论在证据上是不可区分的，因此知识不能扩展到“不可观察的东西”。这种证据不可区分性论题代表了当代经验论者的关键性的认识论主张。他们强调事实知识总是建立在经验之上，没有任何先验的事实知识。理论主张的证实也不能表明理论是关于世界的本来面貌的知识。建构论的论证是：科学方法论密切地依赖于理论，它最多只是一个建构程序，而不是发现程序，科学史上前后相继的范式在逻辑上是不可通约的，不同的范式反映的是不同的世界。
H. L. 布朗认为反实在论有三个主要论据：历史归纳、不充分决定和不可通约性。历史归纳论据企图利用科学史的证据得出结论：我们没有恰当的理由宣称任何流行的科学理论的真理性。因为先前曾受到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的理论现在却一致认为为假，因此目前受到优待的理论也是假的。不充分决定论认为，当我们考虑接受任何普遍概括时，当我们乞灵于观察证据驳斥普遍命题时，当我们考虑相信不可观察物时，都会出现不充分决定的状况。不充分决定说明可达到的观察资料从来也不足以在理论状况方面做出唯一的决定，而实在论者却要求我们在每一个领域达到唯一的理论。不可通约性的论据是，基本的理论序列没有比较评价的客观基础，没有办法在不同的概念系统之间做出选择。因为观察依赖于理论，评价理论的方法论规划随理论而变化，科学理论又是文化产品，从而削弱了理论评价的客观基础。
莱普林注意到反实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历史的。科学的历史表明，理论科学从根本上说是不连续的；用以支持流行科学的有效证据在本质上是靠不住的，而且证据也不能系统地决定超越于我们经验之外的关于世界的信念。第二个问题涉及到真理或近似真理被归结为理论所能给出的经验成功的解释。真理和成功并非总是对应的，有时不似真的理论也能在经验上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以为它就是真的了)。
著名的反实在论者范弗拉森这样表述反实在论的立场：科学的目的不见得非要给出一种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字面上为真的描述，接受一个理论完全可以包括某种弱于(或除了)相信它为真的信念。
郭贵春认为20世纪以来反实在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有现象论、工具论、约定论、实用主义、逻辑经验论、建构论。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导致了对科学实在论的怀疑论，即对科学实在论乐观主义的“反动”。反实在论尽管在形式和内容上五花八门，但在基本立场上却具有一致的特征。首先，从科学哲学的历史发展方面来讲，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实在论早已随着逻辑实证论所谓的“哲学革命”而消亡了，近几十年的复兴，只不过是死灰复燃，回光返照而已。其次，从对理论的经验检验方面来看，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实在论是毫无意义的，因而是非科学的。再次，从科学解释的方面看，反实在论认为科学实在论的累积观是错误的，真理论是一种模糊的普遍信仰，理论解释的逻辑性是不完备的，等等。
(二)几种有代表性的反实在论或非实在论观点
1. 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
范弗拉森从科学的目的和区分可观察物与不可观察物两个方面向科学实在论提出挑战。他提出了一种反实在论的命题即建构经验论：“科学旨在给予我们经验上合适的理论，而接受一个理论所包含的是仅仅相信它在经验上是合适的。”在这里，所谓的经验合适性指的是理论对世界的更紧密、更经验化的关系，是所有那些现实的、可观察的经验结构部分在理论所许可的某个世界模型中的可嵌入性。
2．法因的自然本体论态度
法因既不赞成实在论，又不同意反实在论的主张，他提出所谓的自然本体论态度(简称NOA)。法因约定，这样的态度容许科学是不言而喻的，即容许科学为它自己的结果提供它自己的逻辑解释，而不是用实在论或反实在论以总括的方式加以解释。法因建议，如果我们采取这种态度，那么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总括解释就是无用的覆盖物：没有必要，没有正当理由，最终甚至是不可理解的。法因引用爱因斯坦的下述言论为NOA唱赞歌：莫扎特的音乐(演奏“NOA”)似乎如此自然，相比之下，其他作曲家的音乐(演奏“实在论”或“反实在论”)听起来却是人为的和造作的。
四、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1. 正如本文开头所点明的，现代科学实在论的兴起有其深厚的科学背景和哲学背景。但是，科学实在论的智力根基也许要久远得多。诚如费耶阿本德所说，科学实在论把它的存在和概念归因于常识和综合理论的古老对立。它产生于希腊智者受到对抽象、描述的新种类和对生活的新价值的热爱的指导，否定传统的观点，力图用他们自己的叙述取代它们之时。它是传统和这些叙述之间的斗争，是“哲学和诗之间的古老战役”，它导致把传统视为一个整体，引入了存在和实在的普遍概念。而且，科学实在论的一些变种也从哲学史中汲取了营养或抓住了契机。例如，科学实在论与康德哲学就有关联：用科学对象即最佳说明的科学理论所假定的对象代替了康德的本体（noumena），康德的经验直觉在某种意义上被不仅仅局限于感性直觉的事实直觉代替了，康德的静态先验范畴归根结底被分析为可变的功能范畴，即某种语言的东西或至少是类似于语言实体的某种东西。
2．与其他哲学流派相比，科学实在论是最贴近科学的哲学学说。它为科学提供了自明的、合乎情理的目的，无论从理解世界的好奇心和来自实际的考虑都是如此。而且，科学史已经表明，追求这样的目标往往不会使我们落空。当然，达到实在论的目的的能力最终取决于理论选择受观察的限制有多么大，不过科学实验日益为实在论提供了最强有力的证据。诚如普特南所说，科学实在论是不使科学的成功成为奇迹的唯一哲学。
3．科学实在论在其内在逻辑地发展中，在与反实在论和非实在论的争辩(这种争辩已由绝对的对立逐渐演为相对的互补)中不断完善自己的论据，修正自己的观点，改变自己的形式，丰富自己的内容，从而不仅加深了对科学的认识，自身也呈现出兴旺发达的势头。但是也应该看到，科学实在论的一些表述或变种由于缺乏明晰的概念和语义限定而具有某种程度的任意性，这对其今后的发展显然是不利的。
4. 有人认为，科学实在论对科学的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事后对所得成果的描述方式上，而且事先也提供了研究和启发解决特定问题的战略。也有人认为，目前进行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既不关心科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又不能起到科学哲学所应起的作用，完全脱离当前的科学实践与科学理论。我们认为，科学实在论乃至一般的科学哲学在哥白尼天文学和牛顿力学的诞生、世纪之交分子实在性的争论以及本世纪初叶以来关于量子力学诠释的论战中，确实对科学发展大有促进，但是在所谓的常规科学时期，其作用并不是很明显的。另一方面，当代的科学实在论乃至一般的科学哲学确实也越来越专门化和技术化，这固然深化了对问题的探讨，但的确也远离了科学和科学家。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科学革命时期前后的那种科学与哲学密切结合、哲人科学家群星璀灿的局面，如今已是“蝶去莺飞无处问，隔水高楼望断双鱼信”。费耶阿本德发出的“回到马赫去！”的呐喊是有一定道理的，真可谓空谷足音。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社社会科学院哲学所自然辩证法室编：《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
2 郭贵春：《当代科学实在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版。
3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编：《分析哲学与科学哲学论文集》，香港：新亚书院，1989年第1版。
4 劳丹：《科学与价值》，殷正坤译，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版。
5 劳丹：《进步及其问题》，刘新民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年第1版。
6 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版。
7 金吾伦：科学实在论研究现状概述，北京：《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9年第2期。
8 张来举：科学与实在：费耶阿本德的理解，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8期。
9 Bas C. 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80．
10 J. Leplin ed.， Scientific Realis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11 R. Tuomela，Seience， Action， and Reality，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5.
12 P. Smith， Realism and the Progress of Scie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3 J. T. Cushing ed.， Science and realit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4.
14 P. K. Feyerabend， Realism， Rationalism ＆ Scientific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5 P. K. Feyerabend， Problems of Empiric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 C. Dilworth， Empiricism Vs Realism: High Point in the Debate During the Past 150 Years， Stud. Hist. Phil. Sci.， Vol. 21，No.3， pp.431~462，1990.
21世纪以来，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国已步入信息化时代，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实践中运用已经成为必然趋势。我国提倡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不仅是提倡要培养现代化的人才，更是要求在教学中也要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所谓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教育作为我国的基础教育，现代信息技术在小学学科教学中的运用不仅能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学科教学整合，更能提高小学的课堂质量，为小学生学习信息技术、为国家培养新型人才打下良好基础。
1 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学科教学整合的条件
1.1 国家政策提供机遇
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中，提出要推进现代信息技术在教育中的发展，把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基础教学实践中，促进现代信息技术和各学科的资源整合，改变传统的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老师的教学方式和师生的互动方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使得学生学习和发展的环境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增加更为有力的学习工具。另外，邓小平同志曾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国一直在探寻教育现代化发展之路，而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实现这一教育方针提供了契机[1]。小学教育作为我国的基础教育，现代信息技术在小学学科教学中的应用成为了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础，为我国更好地实现教育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2 社会发展的必要要求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已经进入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息化教学已经成为现代教学的必然趋势。小学生具有活泼好动、好奇心强的特点，对新鲜的事物更具有强烈的探索欲，把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学科教学整合，更能发挥其作用。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发展进步，由于更新快，发展迅速，其新鲜程度更容易引起小学生的注意，把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的学科教学整合更能满足小学生好奇心强的特点，激发他们的求知欲，对其课堂学习和自身发展都有益处。
2 现代信息技术在小学学科教学中的应用
2.1 以老师为依托，改变教学方式
在课堂中，老师的主导地位始终是不变的，作为课堂的主导者，其对课堂的教学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要把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小学学科教学中，首先得以老师为依托，改变其传统教学观念，从而改变教学方式。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老师上课的工具只有教材和黑板粉笔，学生上课注意力基本集中在教材和黑板上，课堂中只有毫无生气的文字，而小学生因为自制力差，难以长时间集中注意力，这样的教学方式难免会显得枯燥，从而降低课堂质量。要想提高上课质量，活跃课堂氛围是关键，如何把课本上“死”的东西变“活”，教师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教师对现代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决定了现代信息技术在课堂运用的质量，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改变原有的知识结构不断学习新的知识，掌握现代信息技术理论知识和基本的操作技能[2]。
2.2 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
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教学手段，在小学学科教学中只有辅助作用，并不是唯一的教学方法，更不能取代教材占领课堂的主要地位。要想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小学学科教学中的辅助作用，必须以教材内容为宗旨，根据课堂实际情况发散思维，运用多媒体技术把教材内容变“活”，从而达到课堂预期的效果。例如在小学英语的课堂教学中，老师在教学生认识字母或拼读单词时，由于一系列因素，导致一些老师发音可能不准确，这不仅影响上课质量，对小学生英语基础的学习更是造成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如果老师在上课之前在网络上收集下载资料，利用多媒体准确发音教学，让学生准确的发音，这不仅提高了教学质量，同时新鲜的教学方法更能激起小学生的学习欲望[3]。
3 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学科教学整合的意义
3.1 激发学习兴趣，提升小学教学质量
小学生具有活泼好动的特点，对色彩鲜艳的东西以及动画尤其感兴趣，而现代信息技术在小学学科教学中的应用主要是通过多媒体教学，老师在课堂中把教学内容通过声音、图片、文字和动画视频等多种方式表现出来，不仅生动形象，增加了课堂的趣味性，同时多种感官的刺激更能引起学生的注意，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更好地投入到课堂的学习中，掌握知识。例如在上小学思想品德课时，在讲到有关的思想品德故事时，老师可以结合课堂内容以动画片的形式播放寓言故事或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情节，如《孔融让梨》、《掩耳盗铃》、《狼来了》等大家所熟悉的故事，同时对故事进行适当的讲解，使学生在视觉享受的同时理解故事中的意义，寓教于乐，提升教学质量。
3.2 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小学课堂教学中，只有学生对课堂感兴趣才能激发他们的表现欲，发挥他们在课堂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现代信息技术在小学学科教学中的应用具有趣味性强的特点，而小学生好奇心强、喜欢动画，只要任课老师在上课之前利用多媒体做好充足准备，在课堂中一改传统的手捧书本的教学模式，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首先激起小学生的好奇心，同时在备课时利用网络搜集一些与课堂内容相关的课外小知识，利用图片或动画的形式在课堂上表现出来，便能激起学生的兴趣，激发他们学习的主动性。另外，由于小学生对现代信息技术都比较好奇，在课堂中老师需要学生利用多媒体答题时更能提高他们对教学内容的兴致，从而激发他们的表现欲，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4]。
3.3 拓展思维，提升认知能力
现代信息技术作为新时代的技术，具有新鲜性，并且随着科学技术地不断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把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学科教学整合，也就意味着把新时代最新的知识融入到了小学的教学过程中。小学生由于年龄小，认知能力有限，因此老师在教学过程中，难免会遇到课本知识范围以外的问题，这时候现代信息技术便能发挥尤为重要的作用。现代信息技术中的超链接技术，可以使老师在课堂中以新的教学手段引入课本以外的知识，其新鲜的表现手法为学生提供新颖的课堂环境，使他们认识到课本以外的东西，提升他们的认知能力[5]。另外，在课堂教学中，老师可以利用多媒体在课堂设置情景，设置问题并一步一步引导学生找到问题的答案，在解疑中拓展他们的思维。
4 结束语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小学教育作为我国的基础教育，现代信息技术在其学科教学中的作用更加重要。现代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教学辅助手段，在小学学科教学中不仅能帮助老师进行各种教学活动，增加课堂的趣味性，还能激发学生的教学热情，提高他们对学习的兴趣，拓展他们的思维，从而提高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1]林果.浅谈现代信息技术与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的整合[J].新校园：理论版，2012（5）.
而有 社会有隆替，学术有兴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怎样顺应此规律，才能促进学术和科学的发展。任何割断历史，单纯追求全新的所谓“学术”，只是徒劳而已。当今全世界所面临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出现危机，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一致要求东西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藕合。墨西哥地需求学家龙尼兹1982年在北就大陆寺震活动和地震预报国际会议上撰文急呼：“现在西方科学特别擅长于解决几个简单点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但对理解大的复杂系统的性质就显得格外无能了。……中国科学包括了一些能描述复杂系统动力学我的古老方法。”德国《易经》符号逻辑专家斐德烈博士近来在德国semiotic（符号学）杂志上（1991年1-2期）以“《易经》符号逻辑”为题撰写的论文中指出：“《易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功能模型，……，这种模型的演化逻辑和建立反映了地球上自然环境的基础结构。《易经》这种符号创造在任何时代都可称之为范例。虽然《易经》符号起源于古代，但其原则仍适用于现代科学知识水平的概念范畴，告别是对于正在相互渗透中的演化科学可以理解的符号学来说，易卦符号系统为它开辟了一个机关报的远景。”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思维方法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并非出自偶然，从100多年前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以及后来的爱因斯坦，波尔，直到近来国内外若干世界上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有类似的评价，有的已把《周易》和《老子》的思想应用于其科学实践中，并取得可观的效果。因此，对近几年来国内外出现的《周易》热应当加以盯导，使其步入正轨，沿着自然科学持续发展需要结合东方思维的方向发展下去。
本人认为东方思维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学最富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原则有：主客体不能截然分开的思想；天地人整体观思想；重虚、重功能、重相互关系的思想；大易以逆为用的思想；大易与计算机、人工智能为同构物的思想；大易的圜道（周期）和中道（协同论）思想；易象蕴含有意场或意函数（譬如现代计算机汉字按字音输入，显示出若干个同音异义字的处理问题）的思想；易数为离散数和无量纲数，并通向分维数的思想；《易传》“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思想。关于这些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有的正在结合，有的尚待研究。关于这些内容本人拟在今后逐一撰文阐述，不拟在此讨论。
二、东方思维用于现代自然科学之重要实例
70到80年代以来，国内外召开了不少次《周易》学术会议，1989、1990、1991在河南连续召开了三次国内和国际《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最后一次叫《周易》与现代化》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论文玉器有不少涉及现代各门自然科学。然而，这些论文中讨论应用的多，探索赔东西方科学思维怎样藕合的少，以东西方科学思维相结合撰写的专著少。兹选择其中思想性强的少数专门著作及论文作一下介绍：
1.刘绍光的《一元数理论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刘绍光40年代曾在法国巴黎爱因斯担实验室工作过，爱因斯坦对其一元数学思想评价较高但认为自己现在（因正在研究相对论）无法研究。刘绍光研究一无数学四十年，于1984年才发表了《一元数理论初探》。该书是把几何图象（易象）、数（易数）、物理（物理参数、性质等）结合起来，用现代数学推衍而成。所谓一元者即肥形、数、理结合在一起之谓。一元数学可用来计算无法观测的尺寸大小和参数等，如可计算地壳厚度、地幔厚度、地核直径等，其计算结果与现代地球物理研究的数据符合（见刘绍光，“地震的一元机制及其效应推算”，《华北地震科学》，1988，1期）。一元数学的特点是：计算时不用观测数据，观测数据只作为一元数学计算结果的验证。本人认为，一元数学应当与现代细胞自动机理论相通，都可用来检验现代大量使用的非线性物理学各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是一门很有前途的数学学科。
2.郭增建《灾害物理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89）：第二章“灾害物理学方法论”详细讨论了东方灾异观，其中包括：《周易》的象数结合；象数理关系论；内象个象论（邵雍《皇极经世》）；阴阳结合论；《内经》“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论；八卦数；倍九论；祸福相随观；《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论等。特别是《周易》象数和邵雍内象旬象论，对于近年来现代非线性物理学的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象数与非线性物理学的结合，将对不定期灾害预测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3.焦蔚芳《洛书数学》：美藉学者焦蔚芳在《周易》三阶幻方洛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数学已发表三篇文章：焦氏《洛书矩阵》学说（上海《世界科学》，1987年，5期）；焦氏《洛书数字几何学》导论（世界科学》，1991，3期）；《洛书数论原理》（《世界科学》，待刊）。焦氏拟在此基础上写成《洛书数学》一书（1992-1993可望出版）。《洛书数学》与《一元数理论初探》的性质相近，都是铁数与现代数学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概念和原理为现代数学中所缺少的，如洛书空间是无限的，但亦可变成有限的；洛书空间为连续的，但亦可被数学运算划分成许多互不连续的组合；洛书空间可由实数和虚数、无理和有理娄组成；洛书空间可以重复膨胀和收缩；洛书空间能作周期性运动或永不休止地变化；洛书空间具有量子化的特点。洛书数学由于采用矩阵形式，故与现代计算机的运算及力学张量（由9个量组成）密切相关，可以很方便地用来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力学，其发展前途是远大的。
4.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刘子华40年代留学法国，1940年以《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星的预测》的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近年来把论文整理成书发表。该书内容是用《易经》研究现代天文学，预测十在行星木王星的典弄著作，已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正如作者在其书结论中旨出：“八卦宇宙学原理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木王星应为完成太阳系的最后一颗主要星球。”为什么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能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并且能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八卦系统合乎现代浑沌理论分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原理的一套卦系符号的结构和功能，合乎现代理论物理学关于物质运动、状态和扬的概念，并以此理业把握事物的动态规律。而西洋自然科学则是通过仪器观测、计算扒导出为根据的。东西方思维相结合研究天文的事实吻合，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刘子华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八卦宇宙论之就用范围很广，吾人仅以本书用于天体方面作为其他研究之张本”。
本人认为同《周易》八卦推衍谁出的八卦宇宙论既适用于太阳系的研究，亦实用于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全球变化、灾害学以及更微观的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以遗传密码为核心向外推衍和开拓）等研究。因为这些学问都含有程度不同的相似和自相似性、对称性、全息性等特征。近年来从西方传来的分维、分形理论的研究，很快便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因为分维、分形数学主要为幂函数，其正反演都很容易，应用时则完全属于反演，故近几年迅速得到扒广。“大易以逆为用”的原理在这里又一资助得到证明。近提召开的全国第一届（1989）和第二届（1991）分形理论及应用讨论会，以及地震系统召开的地震科学整体观（1988）和几次非线性物理学讨论会（昌黎，1991；保定，1992）的论文中有不少篇的内容与《周易》象数理论相通。特别是分形分维理论、细胞自动机理论可看成是《周易》象数理论的同构物或《周易》象数理论通向现代自然科学殿堂的桥梁。我们衷心希望对《周易》用于现代自然科学特怀疑的反对态度的同志们，能静下来研究一下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最前缘的科学问题以及国内外走在最前列的自然科学家们的西方科学方法危机感和向往东方科学思维的论述及呼声，这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三、自然易的实质何在？
有的同志提出：研究科学易先要知道什么是《周易》，不了解这一点其他都谈不上。我们认为应当先了解的是“易”，因易有《三易》，《三易》之前不有画卦及重卦等问题，这些都与易有关。对“易”理解最深刻者莫如宋代理学家，宋代理学家把易划分为画（卦）前易与画（卦）后易。画前易指在伏羲画卦之前在自然界然界就存在有易之结构。画前易的观念由现代遗传学的生物遗传密码完全符合64卦的卦画结构而得到证实。《易传》“生生之谓易”，同样适合于无机自然然界的地球。现代地球化学研究表明，能过洋底矿物中水的交换，海水约10亿年全部更新一次。此类规律在人类社会以前的地球内部和表部的物质同交换中就已存在。故《易传》“生生之谓易”可谓之画前易理。这类实例很多，不再一一枚举。因此，本人参加1987年山东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时，在会上提出以“现代自然然科学条条道路通象数”为题目的论文曾引起自然科学界学者的的强烈反响，时至今日，仍陆续有学者来访问这一问题，企图从中吸取启发，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可以说：“易是自然界的化身或同构物”。《易》《老》同源：《易》为自然界的同构物与《老子》法自然的思想息息相通。《易传》“制器尚象”说也是法自然然的典型总结，现代仿生学亦应视为《易传》“制器尚象”的同构物。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易”到底是什么。至于易理用于社会科学那是由易的自然属性引伸、开拓到社会方面去的结果，是流不是源。故想把《周易》与社会科学研究深入下去，必须先懂易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易与社会的关系是流不是源，自然界存在的画前易结构是指自然易而言。
社会有隆替，学术有兴衰，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问题在于怎样顺应此规律，才能促进学术和科学的发展。任何割断历史，单纯追求全新的所谓“学术”，只是徒劳而已。当今全世界所面临的是现代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已出现危机，国内外知名的科学家一致要求东西方科学思想和方法的藕合。墨西哥地需求学家龙尼兹1982年在北就大陆寺震活动和地震预报国际会议上撰文急呼：“现在西方科学特别擅长于解决几个简单点间相互作用的问题，但对理解大的复杂系统的性质就显得格外无能了。……中国科学包括了一些能描述复杂系统动力学我的古老方法。”德国《易经》符号逻辑专家斐德烈博士近来在德国Semiotic（符号学）杂志上（1991年1-2期）以“《易经》符号逻辑”为题撰写的论文中指出：“《易经》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符号功能模型，……，这种模型的演化逻辑和建立反映了地球上自然环境的基础结构。《易经》这种符号创造在任何时代都可称之为范例。虽然《易经》符号起源于古代，但其原则仍适用于现代科学知识水平的概念范畴，告别是对于正在相互渗透中的演化科学可以理解的符号学来说，易卦符号系统为它开辟了一个机关报的远景。”国外学者对中国古代科学思维方法作出这样高的评价并非出自偶然，从100多年前的德国学者莱布尼兹，以及后来的爱因斯坦，波尔，直到近来国内外若干世界上一流的理论物理学家都有类似的评价，有的已把《周易》和《老子》的思想应用于其科学实践中，并取得可观的效果。因此，对近几年来国内外出现的《周易》热应当加以盯导，使其步入正轨，沿着自然科学持续发展需要结合东方思维的方向发展下去。
本人认为东方思维对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学最富有参考价值的理论原则有：主客体不能截然分开的思想；天地人整体观思想；重虚、重功能、重相互关系的思想；大易以逆为用的思想；大易与计算机、人工智能为同构物的思想；大易的圜道（周期）和中道（协同论）思想；易象蕴含有意场或意函数（譬如现代计算机汉字按字音输入，显示出若干个同音异义字的处理问题）的思想；易数为离散数和无量纲数，并通向分维数的思想；《易传》“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等思想。关于这些思想内容极为丰富，有的已与现代自然科学结合在一起，有的正在结合，有的尚待研究。关于这些内容本人拟在今后逐一撰文阐述，不拟在此讨论。
二、东方思维用于现代自然科学之重要实例
70到80年代以来，国内外召开了不少次《周易》学术会议，1989、1990、1991在河南连续召开了三次国内和国际《周易》与现代自然科学（最后一次叫《周易》与现代化》学术会议。这些会议的论文玉器有不少涉及现代各门自然科学。然而，这些论文中讨论应用的多，探索赔东西方科学思维怎样藕合的少，以东西方科学思维相结合撰写的专著少。兹选择其中思想性强的少数专门著作及论文作一下介绍：
1.刘绍光的《一元数理论初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4）：刘绍光40年代曾在法国巴黎爱因斯担实验室工作过，爱因斯坦对其一元数学思想评价较高但认为自己现在（因正在研究相对论）无法研究。刘绍光研究一无数学四十年，于1984年才发表了《一元数理论初探》。该书是把几何图象（易象）、数（易数）、物理（物理参数、性质等）结合起来，用现代数学推衍而成。所谓一元者即肥形、数、理结合在一起之谓。一元数学可用来计算无法观测的尺寸大小和参数等，如可计算地壳厚度、地幔厚度、地核直径等，其计算结果与现代地球物理研究的数据符合（见刘绍光，“地震的一元机制及其效应推算”，《华北地震科学》，1988，1期）。一元数学的特点是：计算时不用观测数据，观测数据只作为一元数学计算结果的验证。本人认为，一元数学应当与现代细胞自动机理论相通，都可用来检验现代大量使用的非线性物理学各种方法的研究结果。是一门很有前途的数学学科。
2.郭增建《灾害物理学》（陕西科技出版社，1989）：第二章“灾害物理学方法论”详细讨论了东方灾异观，其中包括：《周易》的象数结合；象数理关系论；内象个象论（邵雍《皇极经世》）；阴阳结合论；《内经》“生生化化，品物咸章”论；八卦数；倍九论；祸福相随观；《老子》“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论等。特别是《周易》象数和邵雍内象旬象论，对于近年来现代非线性物理学的研究有很大参考价值，象数与非线性物理学的结合，将对不定期灾害预测有重大的促进作用。
3.焦蔚芳《洛书数学》：美藉学者焦蔚芳在《周易》三阶幻方洛书的基础上，结合现代数学已发表三篇文章：焦氏《洛书矩阵》学说（上海《世界科学》，1987年，5期）；焦氏《洛书数字几何学》导论（世界科学》，1991，3期）；《洛书数论原理》（《世界科学》，待刊）。焦氏拟在此基础上写成《洛书数学》一书（1992-1993可望出版）。《洛书数学》与《一元数理论初探》的性质相近，都是铁数与现代数学相结合的产物，其中有些概念和原理为现代数学中所缺少的，如洛书空间是无限的，但亦可变成有限的；洛书空间为连续的，但亦可被数学运算划分成许多互不连续的组合；洛书空间可由实数和虚数、无理和有理娄组成；洛书空间可以重复膨胀和收缩；洛书空间能作周期性运动或永不休止地变化；洛书空间具有量子化的特点。洛书数学由于采用矩阵形式，故与现代计算机的运算及力学张量（由9个量组成）密切相关，可以很方便地用来研究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力学，其发展前途是远大的。
4.刘子华《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四川科技出版社，1989）：刘子华40年代留学法国，1940年以《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一颗新星的预测》的论文，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近年来把论文整理成书发表。该书内容是用《易经》研究现代天文学，预测十在行星木王星的典弄著作，已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正如作者在其书结论中旨出：“八卦宇宙学原理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木王星应为完成太阳系的最后一颗主要星球。”为什么刘子华的《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能得到国际国内的某种承认，并且能与现代天文事实互相吻合？这是由于中国古代八卦系统合乎现代浑沌理论分叉（太极--两仪--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原理的一套卦系符号的结构和功能，合乎现代理论物理学关于物质运动、状态和扬的概念，并以此理业把握事物的动态规律。而西洋自然科学则是通过仪器观测、计算扒导出为根据的。东西方思维相结合研究天文的事实吻合，说明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刘子华在该书的“结论”中指出：“八卦宇宙论之就用范围很广，吾人仅以本书用于天体方面作为其他研究之张本”。
本人认为同《周易》八卦推衍谁出的八卦宇宙论既适用于太阳系的研究，亦实用于地质学、气象学、海洋学、全球变化、灾害学以及更微观的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遗传学（以遗传密码为核心向外推衍和开拓）等研究。因为这些学问都含有程度不同的相似和自相似性、对称性、全息性等特征。近年来从西方传来的分维、分形理论的研究，很快便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因为分维、分形数学主要为幂函数，其正反演都很容易，应用时则完全属于反演，故近几年迅速得到扒广。“大易以逆为用”的原理在这里又一资助得到证明。近提召开的全国第一届（1989）和第二届（1991）分形理论及应用讨论会，以及地震系统召开的地震科学整体观（1988）和几次非线性物理学讨论会（昌黎，1991；保定，1992）的论文中有不少篇的内容与《周易》象数理论相通。特别是分形分维理论、细胞自动机理论可看成是《周易》象数理论的同构物或《周易》象数理论通向现代自然科学殿堂的桥梁。我们衷心希望对《周易》用于现代自然科学特怀疑的反对态度的同志们，能静下来研究一下现代自然科学发展最前缘的科学问题以及国内外走在最前列的自然科学家们的西方科学方法危机感和向往东方科学思维的论述及呼声，这一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三、自然易的实质何在？
有的同志提出：研究科学易先要知道什么是《周易》，不了解这一点其他都谈不上。我们认为应当先了解的是“易”，因易有《三易》，《三易》之前不有画卦及重卦等问题，这些都与易有关。对“易”理解最深刻者莫如宋代理学家，宋代理学家把易划分为画（卦）前易与画（卦）后易。画前易指在伏羲画卦之前在自然界然界就存在有易之结构。画前易的观念由现代遗传学的生物遗传密码完全符合64卦的卦画结构而得到证实。《易传》“生生之谓易”，同样适合于无机自然然界的地球。现代地球化学研究表明，能过洋底矿物中水的交换，海水约10亿年全部更新一次。此类规律在人类社会以前的地球内部和表部的物质同交换中就已存在。故《易传》“生生之谓易”可谓之画前易理。这类实例很多，不再一一枚举。因此，本人参加1987年山东济南国际周易学术讨论会时，在会上提出以“现代自然然科学条条道路通象数”为题目的论文曾引起自然科学界学者的的强烈反响，时至今日，仍陆续有学者来访问这一问题，企图从中吸取启发，解决自己的问题。
由此可以说：“易是自然界的化身或同构物”。《易》《老》同源：《易》为自然界的同构物与《老子》法自然的思想息息相通。《易传》“制器尚象”说也是法自然然的典型总结，现代仿生学亦应视为《易传》“制器尚象”的同构物。如果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易”到底是什么。至于易理用于社会科学那是由易的自然属性引伸、开拓到社会方面去的结果，是流不是源。故想把《周易》与社会科学研究深入下去，必须先懂易与自然的关系。因为易与社会的关系是流不是源，自然界存在的画前易结构是指自然易而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