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9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5）05-0075-04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村改社区’组织建设研究”（TJSR11-03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于莉（1976-），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社会学博士，研究方向：城市社会学;曹丽莉（1978-），女，天津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讲师，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社会工作。
一、从二元空间到一体化发展
一直以来，城市与乡村被视为人类社区的两个基本类型，尽管很多学者认为城与乡的划分很难有明确的界限，[1]但城与乡的差异一直客观存在且为研究者所关注。
在我国，对城乡二元隔离与对立的研究被视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研究者普遍认为，20世纪50年代末，我国采取“重城市、轻农村，重工业、轻农业，重全民、轻集体”的发展战略，导致了城乡发展的差异化，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的二元化结构。[2]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农村和城市成为两个相互隔离的封闭系统，各自孤立发展。农村单一搞农业，特别是种植业和养殖业，城市则发展工业;农村经济以集体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为主，城市经济则主要为全民和集体所有制，国家计划和投资的重点都放在全民所有制，形成重工业、轻农业，重城市、轻农村的发展道路;同时，统购统销制度利用城乡之间的剪刀差，保证城市的生活供给和城市工商业利润，不仅造成了农村的贫困，也严重破坏了小集镇和集市贸易的发展。[3]在这种情况下，城乡差异越来越大，而行政手段人为的将城市和乡村割裂和封锁起来的方法，又进一步造成城乡之间的恶性循环和新的城乡对立。[4]
城与乡的分离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城乡融合的趋势逐渐呈现出来。我国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践与理论探讨始于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的改革开放。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施，使农民获得了生产和出售农产品的自;农村进行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民在搞好农业生产的基础上，可以发展第二、第三产业;恢复发展农村集镇贸易，推动小城镇的建设，允许农民进城务工、经商;鼓励城市设备、人才、科学、技术和资金向农村流动;改革统购统销制度，建立完善市场机制。[3]由此深刻改变了我国原有的城乡关系，农村打破单一的产业格局，乡镇企业得以发展，小集镇和集市贸易得以恢复，逐渐有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城乡壁垒开始松动，城乡关系呈现新的一体化发展趋势。
城乡一体化理论认为城与乡是相互依存的，二者互相促进，成为一个统一体。城与乡通过生产要素和资源的自由流动，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功能，从而实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的协调发展”。[5]而城乡结合部正是城市化成果辐射到乡村的桥梁，是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过渡，也是城乡之间资源流动的枢纽，作为城乡社会消除隔离、缓冲差异、交流沟通、包容发展的中介，城乡结合部日益成为城乡体系中的重要构成部分。
二、城乡体系中的城乡结合部
城与乡的融合与一体化是城市化深入发展过程中不可抗拒的趋势。曾经界限分明的地域空间和物质景观，是否会在一体化进程中消失了彼此的区别;曾经迥然不同的经济社会形态，是否会在一体化发展中模糊了彼此的特征？从而，人类生活空间中城不再是城，乡也不再是乡，又或者，城亦是乡，乡亦是城？从现实来看，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能够辨别出城市与乡村两种不同社区空间的存在。大多数学者都相信，城乡融合与一体化发展，并不是让城市变成乡村，也不是让城市取代乡村，这种发展所实现的是城与乡不再是彼此封闭与隔离的地域空间，而是在交流互动、优势互补中，形成协调发展的一体化的社会体系。在这个过程中，城与乡的某些属性特征仍然差异鲜明，而另一些特征则会趋于一致。城与乡的界限不再如楚汉分界般清晰鲜明，同时，在城与乡融合过渡的地带，日益呈现出一个亦城亦乡而又非城非乡的第三空间。随着城乡社会融合与一体化发展进程的推进，这一空间不断扩展，其独特的物理景观与经济社会特性也日益鲜明，并在城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功能，这个被我们视为“第三空间”的地域就是城乡结合部。
1936年，德国地理学家路易斯首次提出“城市边缘区”，[6]这一概念指称的是城市与乡村的交接过渡地带。此后城市边缘区在城市学、地理学、规划学等学科中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20世纪80年代末，我国学者开始对城乡结合部的研究，研究者在探讨中使用了多种不同的称谓，如“郊区”“城乡交错带”“城乡过渡带”“城市边缘区”等等，虽然概念表述不同，但它们所界定的具体地域范围通常是相同或者重叠的。[7]
在我国，城乡结合部概念是上世纪80年代由国土规划部门提出的，用于指称城市市区的边缘及其与郊区交错分布的区域，它是构成城市区域的一个重要部分，也是城市向近域扩张的表现。[8]本研究鉴于城乡结合部概念在我国行政管理、城市规划和主流话语中经常被使用，并获得广泛的接受和理解，因此使用“城乡结合部”概念界定研究的地域空间。
研究者较为普遍地认为城乡结合部地处城市的边缘，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过渡地带。同时，城乡结合部在时空分布上具有动态性和向外扩张性的特征，它以城市市区为中心，“以圈层扩展的形式，随着城市建成区的扩张而向外扩展”。[9]在地域空间上，城乡结合部是城乡系统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处于城市扩张的前沿，并具备毗邻城市的地理区位，城乡结合部以其独特的空间优势，发挥着其不同于乡村和中心城市的特有的地域功能：[9]首先，城乡结合部成为中心城市的外际空间，为中心城市集聚资源、能源和设施。一些不适合布局在中心城市的设施和生产力要素逐渐外移到城乡结合部，如热电厂、变电站、石油天然气储运站、自来水厂、污水和垃圾处理厂等，均呈现由中心城市向城乡结合部转移的趋势。其次，由于毗邻中心城市，具备交通、信息、科技等多种空间优势，城乡结合部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再加上城乡结合部所具备的土地资源优势，很多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建到城乡结合部，大型工厂、物流中心、储运中心也转移到城乡结合部，城乡结合部成为聚集城市工业、贸易的重要地域。再次，城乡结合部成为城市生态调节与环境改善的缓冲地带。许多大型湿地、公园、水域等景区建在城乡结合部，成为环绕城市的绿化隔离带，同时也控制着城市中心区的过渡扩张。
三、城乡结合部的属性特征
第一，城乡结合部的经济特征。城乡结合部“是城市经济扩散的主要空间载体”。[10]在接收城市原有产业向外迁移的同时，城乡结合部也成为城市新兴产业和各类新型开发区的落户地带。此外城乡结合部原有的乡村经济也部分的保留下来。由此构成城乡结合部传统乡村经济、传统工业产业与现代城市产业多元发展的特征。农业与非农业、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并存共生，形成城乡结合部独具特色的“混合经济形态”。[10]
首先，城乡结合部的传统乡村经济被城市经济形态所替代。许多工业园、开发区落户城乡结合部，在城市招商引资中发挥前沿作用。由于产业聚集，具有较强的发展活力，且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城乡结合部成为工业产业的新基地和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城市工业产业经济形态逐渐成为城乡结合部的主导产业。与此同时，城乡结合部的农村经济形态并非完全被取代，相反，农业产业园区和生态园区的建设和规模化经营，带动城乡结合部传统农业经济得到全面提升和发展。
其次，城乡结合部“既是城市边缘区，又是城市的开发新区”，[10]表现在经济类型上，具有高端与低端并存的经济特征。制造业、能源与资源的生产和供应业等传统产业是城乡结合部的经济主体，批发、租赁、零售等低端服务业是城乡结合部服务业的主体，与此同时，新兴产业园区在城乡结合部的落户，也带来了新兴产业形式，并逐渐扩大其比重。
再次，违法违规经济活动的存在是城乡结合部经济结构的又一特征。城乡结合部往往是一些违法违规经济活动的存身之地，无照经营、制假卖假、违章建房租赁等现象常出现在城乡结合部。
此外，城乡结合部的经济要素构成十分复杂。具体体现在：其一，既有国有土地，也有集体土地，二者交错分布，带来了规划与管理的困难;其二，集体资产比例较高，长期积累的集体资产和城市化进程中的集体土地收益，使城乡结合部的集体资产规模大，数量多。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集体资产的经营管理具有自身独特特征，大部分集体资产集中在传统产业、低端产业，尤其是租赁行业，对城乡结合部经济形态和发展效率均产生较大影响。
第二，城乡结合部的人口特征。城乡结合部的人口结构往往呈现出“人户分离、农居混居特征”。[11]
首先，由于城乡结合部在经济功能上成为城市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大量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储运中心座落于城乡结合部，这同时也意味着城乡结合部具有了更多的就业岗位，再加上相对于中心城市而言，城乡结合部的居住成本较低，因此城乡结合部往往成为外来人口的聚集区。由于我国特有的户籍属地管理制度，使得外来人口的户籍无法转移到居住地，因此存在大量“人户分离”的外来人口，他们虽然在城乡结合部工作、居住，但并不具备本地户籍，也因此无法归属本地社区管理，更无法获得本地的社会保障，成为长期居住在本地的外来人。
其次，城乡结合部还存在较为明显的“农居混居”的特征。所谓“农居混居”是指农业户籍人口与非农业户籍人口的混居。城市化发展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大量土地房屋被征收改建，很多农民失去耕种的土地和居住的村落，他们被安置在新建小区之中，由于不愿放弃村籍利益，很多被征地农民虽然已经脱离了农业生产与生活方式，迁居到新建的城镇化社区，但他们依然保留农业户籍和“村民”身份。另一方面，中心城市的重建改造，使许多城市居民在拆迁后被安置到城乡结合部的新建商品房社区之中，同时，许多开发商也利用城乡结合部毗邻中心城市的优势地位开发建设商品房项目，吸引城市居民买房定居。从而形成了城乡结合部农业户籍居民与非农业户籍居民混居的特征。
此外，还存在一些农业户籍居民在征地拆迁后，或者主动或者被动地将农业户籍转变为非农业户籍;一些城市居民虽然从中心城市迁移到城乡结合部，但出于种种考虑，并没有将户籍转变过来等等现象，使得城乡结合部“人户分离、农居混居”的特征呈现多样化。
四、有针对性地解决城乡结合部的独特问题
正是城乡结合部所具有的独特空间特征，导致其所面临的问题也具有独特性。由于城乡结合部是城市扩张和城市化变迁影响最为显著的地带，迅猛的社会变迁在给城乡结合部带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和现代化转型的同时，也为城乡结合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问题、矛盾和冲突，它们成为城乡结合部稳定发展的隐患，需要予以关注，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探讨和解决。
第一，城乡结合部作为城市外际空间的新型功能地域，成为政府规划征地的首选区域，大量土地被征收，用于建设工业开发区、住宅小区和公共设施。通常认为“法律和社会所接受的是符合公共目的的土地征用”，[12]因此，各国都严格按照“土地用途是否为公共用途或具有公共利益”[13]来判断土地征用的合法性。但是，由于农业用地转变为城市经营性开发用地，其回报率大大提高，使得土地功能的转变带来巨大的收益，由此产生了非法占地、不合理补偿等问题。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实现“以地生财”的过程中，被征地农民对于土地补偿、征地安置等环节的权益问题日益关注，围绕征地和拆迁，利益矛盾和冲突比比皆是，被征地农民的不满甚至抗争也是此起彼伏。征地和拆迁既是城市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正在经历的重要现实，也是关系被征地农民利益和城乡结合部发展的重大问题。因此，必须处理好征地补偿和拆迁安置，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应有权益，获得被征地农民对征地和拆迁的积极评价，这样才有利于被征地农民自身的身份转换，有利于城乡结合部社会的顺利转型和稳定发展。
第二，由于城乡结合部成为中心城市设施、生产力要素、经济发展实体外移的载体，因此，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这也带来了城乡结合部土地资源和耕地减少等生态问题。此外，许多城市设施和工业厂房向城乡结合部的外移，也带来了环境污染、资源流失等问题。显然，在城乡结合部成为支持城市发展的重要空间和城市经济贸易发展的新的增长点的同时，要注重维护城乡结合部的生态资源和生态环境，不能以牺牲资源、环境和生态为代价，换取城市的发展。
第三，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十分显著。农业经济需要集约化和现代化发展;工业经济需要调整传统和现代产业结构，改变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不合理结构;第三产业需要高端化发展，实现资产的高效使用。在城市化的冲击下，城乡结合部所面临的问题最为复杂和突出。城乡结合部的产业结构复杂，层次高低差异显著;经济活动多样，正规经济与非正规经济并存;资本构成多样，集体资本地位突出，运营效率低下;劳动力构成复杂，弱势群体集中，无业、失业比率高;多元管理主体并存，经济管理交叉矛盾……这些问题都成为城乡结合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障碍，需要加大力量促进经济要素的整合提升，协调经济结构的均衡发展，发挥高端产业力量的带动作用，从而推进城乡结合部经济的健康转型和快速发展。
第四，城乡结合部较为复杂的“人户分离、农居混居”的现象，不仅带来了人口身份差异和待遇区别，造成人口隔离、社会距离等现象，而且也带来人口管理的困难。由于很多社会管理工作，例如安置就业、申请低保、婚育证明等，都需要通过户籍所在地的证明和审批，而人户分离情况的增加，带来了户籍所在地人口管理工作的困难。同时，无户籍居民也无法在其居住地获得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此外，由于农居居民享有不同的待遇，例如农业户籍的生育政策、村籍福利不同于非农户籍居民，非农户籍居民的就业与社会保障也不同于农业户籍居民，这也造成了人口管理的复杂性。正因为如此，一些地方采用了分而治之的方式，分别管理农居居民，但这样做的结果，导致了农居居民在社区生活中的隔离，也造成社区资源和人力的浪费。因此，必须改革和创新户籍与人口管理制度，推动城乡结合部的人口城市化发展与融合。
第五，城乡结合部是城乡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相对集中的地带。由于空间开发不平衡，社会结构不稳定，城乡结合部常常存在社会管理与防控的失调失控。[14]首先，城乡结合部人口来源广泛，流动性强，结构复杂，管理困难，导致违法违规行为有了可乘之机;其次，城乡结合部房屋出租量大且管理不规范，地域宽广且交通便利，容易成为犯罪活动的集散和藏匿地;再次，城乡结合部的监管制度尚不健全，导致非正当行业、特种行业和非法行业的集中。以上种种，造成城乡结合部治安问题和犯罪隐患较为突出，威胁城乡结合部的社会稳定和发展。因此，需要加强城乡结合部社会管理与综合治理，完善城乡结合部的管理体系，为城乡结合部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第六，城乡结合部公共管理与公共设施滞后。城乡结合部往往存在公共物品提供不足，公共环境、卫生、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15]首先，城乡结合部的很多地区并没有纳入城市管理体系，存在政府投入不足、管理不完善的情况;其次，由于城乡结合部存在城乡管理体制并存的情况，造成多个管理主体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既可能交叉重复，又可能推诿扯皮，从而导致一些公共问题和公共死角的出现。因此城乡结合部公共设施和公共管理的问题，需要政府更多的关注，不仅要增加投入，而且要规范、创新管理体制和提升管理标准，以促进城乡结合部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
结语
有研究者认为城乡结合部是兼具城市与乡村双重特性的区域，是从城市向乡村的过渡地带，它一方面会逐渐被中心城市吞噬，一方面又会不断向外扩展，侵入更广阔的农村地区，所以它是具有变动性和过渡性的地带。然而，本研究认为，城乡结合部确实具有变动性，但它在变动中存在相对的稳定性。中心城市不会无限扩展，人口可以向外迁移、交通线可以向外延伸、住宅区域可以向外扩展、工业贸易功能可以向外转移、城市基础设施也可以向外搬迁，但中心城市并不需要无限的扩张，现代城市规划也会限制这种不必要的扩张。城市的扩张并非大规模拓展中心城市的区域面积，而是要在中心城市的功能、要素外移过程中，构造出一个具有独特功能与特征的地带，它的面积不断扩展，在功能上与中心城市和农村连为一体，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中间地带：一方面它将城市辐射与带动的影响传递给乡村，另一方面它将乡村的功能和作用传递给中心城市。城乡结合部的存在有其独立的景观、独特的社会经济特征和独有的功能，它作为第三空间的特征日益明显，它连接城市与乡村、消除城乡二元隔离的功能也越来越显著。因此，不应将城乡结合部简单视为从乡村转变为城市的暂时过渡，而应将其界定为具有独立特征的第三空间。广义上可以认为城乡结合部是城市的一部分，但如果从狭义上看，城乡结合部的未来不是转变为中心城市，它将是中心城市的空间，是城乡交流、功能传递的中间地带，还是城市影响辐射乡村的传送地带。也正因为如此，针对城乡结合部的问题，不能简单照搬中心城市的经验方法，而要采用独立视角，在城乡关联中审视城乡结合部的独特环境、元素和功能。城乡结合部的未来不是转变为中心城市，而是日益形成具有现代性和城镇化特征的独立的第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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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汪晖. 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征用：征用权与征地补偿 [J]. 中国农村经济，2002，（2）.
1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城市边缘区的概念有多种提法，如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nsprawl)、城乡结合部(citycountryfringe)、城市阴影区(urbanshadowarea)、城乡交错带(urbanruralfringe)等。现在国外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是由普内尔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虽然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表述和理解不是很一致，但城市边缘区确是城市地理的客观现实区域。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地带，是城市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在土地利用上则表现为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混合土地利用地带。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延的发展用地，是城市人的服务区，既是城市外延部分二、三产业的吸纳地，又是为城市提供大量农副产品的基地，它总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
将社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农村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这些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城市边缘区农村社区是指在地理位置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社区，它具有部分城市特征，也保持了原有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应将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往往采取政府主导，依托原有的街道委员会进行。这是在城市建成区条件下的模式，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创新模式，满足各方面要求。总之，在城市边缘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中，利用创新社区规划模式可以对村容村貌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避免新农村社区成为城市社区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2．1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位置、建设情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且，城市的快速扩张促使城市边缘区里城中村与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普遍出现，这部分的建成环境出现了既有完全城市环境包围乡村，也有乡村包围城市住区，还有城市与乡村杂存的复杂情况。这部分的新农村社区具有了很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开放性。随着广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广州城市边缘区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尽管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仍然是农户，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愈益社会化，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
(2)流动性。当地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的外出务工经商。即使在本乡村务农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间在广州市或周边的城镇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3)异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在于其同质性社会，即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人群从事同样的职业，过着同样的生活。现在，由于村域内产业的兴起，外来人口的大量介入，农村社会正处于大分化之中，差异性愈来愈突出。产业分化造成不同产业人群、不同职业和身份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
(4)动态性。城市边缘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域范围也不断在变化。在这样环境中的新农村社区也不断的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有的仍是农村社区，有的虽然名义上是农村社区，实际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2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特征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具有以下的特征：
(1)自然环境优美。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人海口，边缘区农村大多位于珠江水系纵横的河道水网之间，一年四季植被茂盛，形成丰富的绿色景观。由于地域文化特点，有历史的旧村建设都会考虑一定的风水因素，因此，大多数城市边缘区的农村仍然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基础。番禺南村镇的八个村落都有水系河流，其中陈边村内还有几个小山分布其中，形成特色生态景观。
(2)新农村传统社区环境各具特色。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传统农村社区大部分具有较长的历史，在明清时代建村的较多，例如，番禺南村镇的南草堂村建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有的村落沿江而建，有的村落依山而起，有的村落自成体系，形态完整。例如，南村镇新基村传统社区环境形态受珠江支流小河的影响明显，呈线性发展。所有村落传统社区的街巷肌理自然有序，历史性建筑点缀其间。各个村落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既契合周边自然环境，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理念，从而各具特色，体现了岭南乡土文化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村落景观。
(3)现有村落空间架构呈现拼贴性特征。其中，历史旧村环境空间结构特征明显，广州城市边缘区的农村社区处于广府文化影响圈内，村落实体空间的生长反映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村落布局中，祠堂、宗庙成为核心节点，空间结构肌理具有岭南特色；而上个世纪末建设的村落格局则成格网状布局，每户宅基地面积一致，未考虑公共交通，各家住宅距离很近，整体村落呈现两种肌理的拼贴。南村镇市头村旧村肌理清晰，建筑与道路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中宗祠(公祠)众多，新旧共存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异质拼贴特性。
(4)村落环境需要改造。边缘区村落在发展中，实体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与村民生活需求脱节，表现在村内交通、聚居方式、交往空间、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村内交通无法满足村民开车出行的需要，防火通道不符合要求；聚居方式分散，土地利用存在浪费现象；交往空间较少，村落公共空间不支持村民活动；公共设施缺乏，防火、垃圾处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村落居民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与这样的生活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3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构想
1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的内涵
学术界关于城市边缘区的概念有多种提法，如城市边缘带(urbanfringe)、城市蔓延区(theareaofurbansprawl)、城乡结合部(citycountryfringe)、城市阴影区(urbanshadowarea)、城乡交错带(urbanruralfringe)等。现在国外比较权威性的定义是由普内尔于1968年提出的：“一种土地利用、社会和人口特征的过渡地带，它位于中心城的连续建成区与纯农业腹地之间，兼具有城市与乡村两方面的特征，人口密度低于中心城，但高于周围的农村地区。”…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发展到特定阶段所形成的，紧靠城区的一种不连续的地域实体，是处于城乡之间、城市和乡村的社会、经济等要素激烈转换的地带。虽然学者对城市边缘区的表述和理解不是很一致，但城市边缘区确是城市地理的客观现实区域。城市边缘区位于城市建成区的地带，是城市与广大乡村地区相连接的部位。它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所形成的独特地域实体，在土地利用上则表现为由城市向乡村过渡的混合土地利用地带。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外延的发展用地，是城市人的服务区，既是城市外延部分二、三产业的吸纳地，又是为城市提供大量农副产品的基地，它总是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变化。Www.133229.cOM
将社区作为一个科学研究的概念，最早起源于农村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一种自然状态下，由于长期共同生活在一定的地理空间范围，而形成的具有共同文化理念的共同体。这些社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
城市边缘区农村社区是指在地理位置处于城市边缘的农村社区，它具有部分城市特征，也保持了原有的农村社区的文化理念。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规划建设，应将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应该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快速城市化的大背景联系起来考虑。当前国内城市社区的建设往往采取政府主导，依托原有的街道委员会进行。这是在城市建成区条件下的模式，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应该根据实际条件，创新模式，满足各方面要求。总之，在城市边缘区社会主义新农村规划中，利用创新社区规划模式可以对村容村貌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避免新农村社区成为城市社区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2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2．1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
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位置、建设情况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而且，城市的快速扩张促使城市边缘区里城中村与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普遍出现，这部分的建成环境出现了既有完全城市环境包围乡村，也有乡村包围城市住区，还有城市与乡村杂存的复杂情况。这部分的新农村社区具有了很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开放性。随着广州城市的发展，特别是房地产、交通、信息因素的介入，广州城市边缘区传统农村社区的封闭性被打破。尽管农村的基本生产和生活单位仍然是农户，但是他们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愈益社会化，由此形成丰富的社会关系；
(2)流动性。当地农村人口不再限于本乡本土，而是大规模、高频率的外出务工经商。即使在本乡村务农的农民也利用农闲时间在广州市或周边的城镇外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3)异质性。传统农村社区有高度的认同感和凝聚力还在于其同质性社会，即在同一社区居住的人群从事同样的职业，过着同样的生活。现在，由于村域内产业的兴起，外来人口的大量介入，农村社会正处于大分化之中，差异性愈来愈突出。产业分化造成不同产业人群、不同职业和身份群体共同居住在同一社区；
(4)动态性。城市边缘区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地域范围也不断在变化。在这样环境中的新农村社区也不断的处于动态的变化中，有的仍是农村社区，有的虽然名义上是农村社区，实际在空间上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
2．2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特征在当今社会条件下，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实体环境具有以下的特征：
(1)自然环境优美。广州位于珠江三角洲人海口，边缘区农村大多位于珠江水系纵横的河道水网之间，一年四季植被茂盛，形成丰富的绿色景观。由于地域文化特点，有历史的旧村建设都会考虑一定的风水因素，因此，大多数城市边缘区的农村仍然具有良好的自然景观基础。番禺南村镇的八个村落都有水系河流，其中陈边村内还有几个小山分布其中，形成特色生态景观。
(2)新农村传统社区环境各具特色。广州城市边缘区的传统农村社区大部分具有较长的历史，在明清时代建村的较多，例如，番禺南村镇的南草堂村建村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有的村落沿江而建，有的村落依山而起，有的村落自成体系，形态完整。例如，南村镇新基村传统社区环境形态受珠江支流小河的影响明显，呈线性发展。所有村落传统社区的街巷肌理自然有序，历史性建筑点缀其间。各个村落在自然发展的过程中，既契合周边自然环境，又具有自己的文化理念，从而各具特色，体现了岭南乡土文化特征，形成了丰富的村落景观。
(3)现有村落空间架构呈现拼贴性特征。其中，历史旧村环境空间结构特征明显，广州城市边缘区的农村社区处于广府文化影响圈内，村落实体空间的生长反映了村落内部的社会结构。村落布局中，祠堂、宗庙成为核心节点，空间结构肌理具有岭南特色；而上个世纪末建设的村落格局则成格网状布局，每户宅基地面积一致，未考虑公共交通，各家住宅距离很近，整体村落呈现两种肌理的拼贴。南村镇市头村旧村肌理清晰，建筑与道路具有明显的向心性，其中宗祠(公祠)众多，新旧共存的整体空间结构呈现异质拼贴特性。
(4)村落环境需要改造。边缘区村落在发展中，实体环境的某些方面已经与村民生活需求脱节，表现在村内交通、聚居方式、交往空间、公共设施等各个方面。村内交通无法满足村民开车出行的需要，防火通道不符合要求；聚居方式分散，土地利用存在浪费现象；交往空间较少，村落公共空间不支持村民活动；公共设施缺乏，防火、垃圾处理、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提供不足。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村落居民在经济上比较富裕，与这样的生活环境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3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规划构想
基于上述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特点，结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的认识，提出新农村规划应该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统筹。在宏观层面需要结合广州城市总体城市规划，进行城乡规划统筹。城乡规划法已经颁布实施，在落实广州城乡规划中，需要重视将新农村规划统一进来。广州城市区域不能无限制的蔓延，基于我国可利用土地较少的现状，采取有机聚集发展是可行的方式。这样边缘区的新农村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社区，有一部分将成为城市边缘绿带界限中的聚落，自然景观得以保持而不被城市化的浪潮所淹没。
(2)产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产业发展。广州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与广州市毗邻，在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市产业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目前广州正处在产业转型期，新农村社区需要结合自己特色，寻找发展的新机遇，在特色农业、第三产业发展中拓展空间。在社区规划建设中，预留产业发展空间，根据不同产业类型，结合居住社区建设综合性的新农村社区。例如，南村镇的新基村紧邻大型房地产开发项目——华南新城，新基村发展必然要受到华南新城房地产开发的影响，变被动为主动，走一条房地产商、村民集体和政府三赢的道路。
(3)特色保留。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各具特色，构成了广州城乡景观的重要部分。过去在城市化进程中已经出现不少建设性破坏工作，有些农村聚落的空间组织也受到了影响。因此，在新农村社区建设中不仅要注意保护社区环境中有价值的历史建筑，也必须合理的保护具有明显空间结构肌理的农村聚落，创造有特色的新农村场所景观。
(4)规模合理。社区建设可以与村庄行政区域、基层社会组织紧密相连，为了保证社区建设与地域居住环境和基层社会组织相配合，社区应该具有合理的规模，这样有利于形成较强的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现在的农村社区正在不断的异质化，原有的共同心理文化特征还没有被彻底改变，一些新的变化也在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实体空间环境的规划应该注意按照社区规模确定地理范围界限。并运用多种手法，在不割裂整体性的前提下，实现社区的整合，这对于城乡和谐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5)渐进发展。城市边缘区新农村规划建设存在各种问题，也有很多机遇，在当前条件下，更容易采取的建设方式应该是小规模改造。一方面，广州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量大面广，相关利益复杂。建设资金缺口也较大；另一方面，采取变革性的彻底改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农村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关照各方利益，实行渐进式的小规模改造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每个新农村社区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由点带面，展开滚动式发展。
(6)空间有序。参照国外城乡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城乡规划方法必然是综合性规划，而不是简单的环境规划。综合性规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将实体规划与社会结构发展相结合，建设有序的空间环境。城市边缘区的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其社会意义，有序的空间环境也会影响人的行为，构建和谐社会。针对规划对象的社会结构具有传统与现代结合的特点，需要通过调查研究对新农村的社会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考察传统社会结构发生的变化，对人们文化心理层面的认识进行探索，并落实到新农村空间实体环境的规划中，形成有序发展的新农村社区环境。
(7)可持续利用。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必须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根据国家允许集体所有制农民土地进行流转的新政策，考虑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采用生态的规划方法与建设科技，实现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创新新农村社区的管理模式，针对城市边缘区新农村不断融合进城市社区的特点，达到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4结语
城市边缘区是城乡统筹发展的重点区域，而新农村社区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因此，如何进行城市边缘区新农村社区的建设是城乡规划必然要面对的问题。在北京，上海等地方，已经进行了一些实践。在广州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中，我们尝试以社区建设作为出发点进行规划设计。抛砖引玉，珠三角地区的新农村具有自身特点，考虑地域特征条件下的新农村社区规划还需要更多的理论和实践。
[参考文献]
[1]杨山．城市边缘区空间动态演变及机制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8(3)，19—23．
Creating a Public Spatial System with Urban features of Seashore Landscape—With the Planning of Zhuhai Public Resorts and Open Space System as an Example/Yang Zhengping，Lan Tian
[Abstract] The Planning of Zhuhai Public Resorts and Open Space System has put forward the aim of "constructing an open air public resorts and open space system that covers all the open space in the city ".Resorts functional zones are pided by the features of sea islands and islets，country areas and suburbs and urban populated areas，etc.，thus forming a resorts and open space system with two levels:one for outdoor resorts and open sapce system and the other for public resorts system together with an ecological health greenbelt system.
[Key words] public spatial system，Zhuhai，public resorts and open space system，planning
城市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需要多样化、个性化的公共空间来容纳。
城市公共健身游憩空间是指城市居民进行运动健身、户外休闲活动的用地空间，它包括城市绿地、广场、森林公园、公共体育用地等能发挥此类功能的开敞空间。
随着后工业化时代的来临，人们对户外空间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进而对城市公共健身游憩活动空间的需求不断上升。构建一个高效率的、富有特色的城市公共空间系统，是公共空间系统规划追求的目标。研究公共空间的空间布局，必须针对公共空间所处的社会人文环境、空间资源特征、从事活动的人群和公共活动特色进行深入的、全面的分析，以建立“人群—活动—场所”特征突出而相互匹配的空间系统。
珠海在进行公共健身游憩系统规划过程中，通过对珠海城市空间资源的独特性、使用人群及健身活动的类型进行分析、评价，提出“突出海滨城市、山水城市资源特色”的空间规划体系。
1、珠海城市空间资源特征评析
1.1整体风貌特征
1.1.1自然环境特征
珠海市位于广东省南部、珠江口西岸，濒临南海，市域面积为7 649 km2，其中海域面积为6 051.3 km2，占全市总面积的79％，陆地海岸线和岛屿岸线为690 km。
珠海市域地势平缓，且自西北向东南倾斜，陆地上的丘陵、平原和田野被纵横交错的水网分割，西江水系八大出海口(门)中有5个(珠江口、磨刀门、泥湾门、鸡啼门和崖门)在珠海，因此，水体成为珠海市最重要的自然景观要素。
珠海市域海上岛屿星罗棋布，共有近海、远海岛屿146个，被称为“百岛之城”。
1.1.2人工环境特征
珠海市城市结构为分散组团式，各城市组团之间被自然山体、河流、海岸线及生态农田分隔；珠海市城区建设形成山环水绕、临山而筑、滨水而建之势；珠海市城市绿地系统基本以各山体为绿心，以海河岸线、道路绿化为纽带。珠海市大部分城市社区800 m半径范围内均有城市滨水区、城中山体森林存在。
1.2分区风貌特征
在空间上，珠海市大致可分为东区、中区、西区3个各具特色的区域。
(1)东区—珠江口上的海岛、海洋区。该区岛屿星罗棋布，且大多数岛屿都尚未开发，神秘、独特的亚热带海岛景观成为开发海岛水上运动的重要资源。
(2)中区—从珠江口到磨刀门，北为唐家湾片区，中为中心城区，南为南湾城区。该区是城市建设活动最集中的地区，各城区组团基本形成以山体为绿心、海河岸线环绕、城区与山水交融的海滨山水城市的景观风貌。
(3)西区—其北部为斗门地区，以山丘、河流、田园等为背景，自然风貌尤其是田园风光成为西区的主要景观特征。西区南部为金湾地区，城市滨海岸线较长且邻岸岛屿众多，生态湿地资源丰富，海岸、沙滩、青山、湖泊等构成了海滨城区的主要特征(图1)。
2、人群活动及场所特征评析
作为一个新兴的海滨花园城市，珠海市经过二十多年的城市建设，已由一个边陲的小渔村发展成一个拥有150万人口的大城市，并以其独特的自然山水环境、四季如春的亚热带海洋气候及丰富的城市人文景观吸引着来自国内外的客人，更是许多人工作、定居的首选之地。
从对珠海市民日常的运动健身活动调查的情况看，珠海市市民健身游憩活动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除常规的球类运动和社区健身活动外，更多的市民热衷于户外休闲健身类运动，如跑步、骑自行车、登山、散步、郊游、海岛休闲、垂钓等，这反映出珠海市民的健身游憩活动对城市自然资源的适宜性特征。
珠海市民日常健身游憩场所主要是社区健身广场、社区绿地、水岸绿带、城市公园、公共海滩和城中森林公园，出行方式以步行为主。而市民的周末健身游憩场所主要是各类运动中心、郊野森林公园、海岛和乡村田野，出行方式以乘坐公交车和自驾车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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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共健身游憩系统规划
3.1系统结构
根据珠海城市资源和人群活动特征，规划提出“构造覆盖全市开敞空间的户外公共健身游憩空间系统”的目标，将全市的森林公园、水岸公园、城市公园绿地、文化广场、公共海滩、公共体育用地等开敞空间进行系统整合，在这些开敞空间里增加健身游憩设施，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体育运动健身游憩场所。
3.2四类运动健身游憩主题功能区
结合各城区的资源特色，规划提出“突出资源供给特色的运动健身游憩主题分区，以及特色健身游憩活动的开发指引”(图2)。
(1)以海洋岛屿为特征的运动健身游憩区。规划突出城市东部地区海域宽广、岛屿众多的空间特征，将其作为市民周末的海岛休闲游憩活动区域。规划将城市东部的万山海洋实验开发区作为海洋岛屿运动健身游憩区，在此开发海岛度假、海滩冲浪、垂钓、潜水等活动项目。
(2)以乡村郊野地区作为运动健身游憩区。规划突出斗门地区自然山体和田园风光特征，在该地区开发郊野远足、露营、森林探险等活动项目以满足市民周末自然乡村远足健身游憩活动的要求。
(3)以滨海休闲活动为主体的运动健身游憩区。该区位于西南金湾滨海地区，自然海岸线绵长，沿岸五大优质海滩似珍珠般串连，邻岸岛屿丛林密布，规划将其建设为以城市滨海休闲活动为主体的运动健身游憩区，在此开发沙滩球类运动、滨海自行车赛等活动项目。
(4)以城市密集区群众社区健身活动为主体的运动健身游憩区。该区处于城市人口密集区，通过公共体育用地、城市绿地、城中森林公园建设，为市民提供多层次的健身游憩空间，并形成以群众日常社区健身游憩活动为主体的运动健身游憩区，开发球类运动、户外健身、散步慢跑、游泳、骑自行车、登山等常规活动项目。
3.3两个层次的健身游憩空间系统
规划拟从系统层面，构建城市户外健身游憩空间和公共体育用地空间两个层面互为补充、和谐一致的健身游憩空间系统。
3.3.1城市户外健身游憩空间系统
规划将城市森林公园、水岸公园、城市公园绿地、公共海滩、户外公共体育场地等开敞空间纳入城市户外健身游憩空间系统之中，并建设各类健身游憩空间之间的交通网络(包括步行和自行车系统的建设)，进而提出各类户外健身游憩空间开发策略(图3)。
(1)森林公园健身游憩空间。规划将城市森林公园按区位划分为城中森林公园和郊野森林公园。城中森林公园即位于城市组团中心的山体森林公园，开发此类森林公园可为市民日常健身游憩活动提供场地。郊野森林公园即位于城市边缘的山体森林公园，它可以承担区域绿地功能，对其进行适当的开发可为市民周末健身游憩活动提供场地。
规划针对区位、功能等方面的差异，提出建设五大城中森林公园健身游憩设施的指引，并强调设施建设的日常化，如登山路径、眺望点、小型健身场地等建设的日常化。规划还相应地提出建设三大郊野森林公园游憩设施的指引，用以满足周末家庭郊游的需要，如露营地、野外探险等特色项目的建设，并增加度假服务设施、停车设施等。
(2)水岸公园健身游憩空间。规划结合珠海已规划的距离市区滨水地带30 m～100 m的水岸公园，提出6条海岸公园、5条河岸公园健身游憩设施建设指引，并根据公园区位、服务对象的差异，确定设施类别和比例；为旅游人口服务为主的公园，强调保留自然景观，适当建设游览广场、自行车路径和小型服务设施等；为社区居民服务为主的公园，强调各种设施的建设，如增加健身广场、小球场地、健身路径等。
(3)城市公园、公共海滩健身游憩空间。规划根据城市公园绿地规模等级和主题特征，提出在公园内增加运动设施的指引和用地控制指标，如增加篮球场、健身广场、健身路径等运动设施区，并提出城市公园绿地内公共体育用地的下限指标(公共体育用地在城市公园绿地内的比例须在10％以上)。
3.3.2公共体育用地系统
(1)体育运动休闲中心系统。体育运动休闲中心即指以室内体育场馆、综合健身馆、社区活动中心为主体，综合室外健身广场、运动服务中心(包括运动培训学校在内)的综合体。它既可提供正规化的体育运动服务，又可提供业余运动健身服务。规划拟在运动休闲中心内适当增加休闲服务设施(如餐饮、保健设施)，以增加服务收入用于设施维护。
(2)公共体育运动场地系统。公共体育运动场地即指在室外开展体育运动和健身活动的设施场地，包括全民健身广场和社区健身运动公园。
全民健身广场是在户外集中安排各球类场地、健身广场、健身路径、游泳池等户外设施的公共体育运动健身场地。
社区健身运动公园是在城市社区内，以500 m为服务半径集中设置的户外健身活动场地，内设小型健身广场、健身设施和球类场地。规划提出建设社区健身运动公园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与社区公园绿地对应，二者结合布置，实现共建。
3.4一条生态康体绿道系统
规划利用与城市道路并行的带状绿地，结合城市滨水带状公园，形成一个供市民自由活动的非机动交通网络，该网络可以覆盖主城区，并联系城市公园绿地，形成一条串联所有居住区及公园绿地的环形绿廊。
1 城市滨河旧区的概念
旧城是指城市建成区中某些经济衰退，房屋年久残旧，市政设施落后，房屋质量较差的地区。为了使其恢复活力，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调整原有的结构模式，补偿物质缺损，调整人口分布以达到改善环境，振兴经济，改善生活质量的目的，这一般称为“旧城更新”。滨河区特指城市中濒临江河的地块，按照河流的走势，具有明显的线形特征。滨河旧区是为了与城市扩张而形成新的城市滨水区相区别而设的概念，是建筑学中“旧城区”的一部分。
滨河旧区是城市中自然活动强烈的地带，具有生态多样性，又是人类活动的频繁地带，是城市公共开敞空间。因此，它同时具有物质空间与人文形态2个层面，在内容上不仅限于物质实体环境，也包括附着在实物形态上的社会、经济、文化等非物质环境。从深层意义上来讲，滨水旧区不是水体边缘可以机械求得距离的长短，而是指城市居民对滨水区有较高认可度的区域，表现更强烈的是一种心理距离。
2 城市滨河旧区的环境特征
2.1 自然环境特征
城市滨河旧区是城市中自然因素最为密集，自然过程最为丰富的地域，同时，这里受人类活动与城市的干扰又非常严重。水滨空气环流过程、河流水文及地貌过程、水滨生物过程是发生在滨水地区最基本和最重要的3种自然过程， 也是对城市等人类聚居环境质量影响最大的3种自然作用力。
2.2 历史文态特征
历史地段是文物古迹比较集中、连片，或能较完整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的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地区。城市滨河旧区作为城市发展最早的地区，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具有深厚的人文特征与场所精神，其历史文态特征包括有形特征与无形特征2个方面。
3 滨河旧区更新设计
3.1 滨河旧区更新的必要性
城市滨河旧区具有优越的区位性，人们“亲水”的趋向带来了旺盛的“人气”，同时，市政基础设施比较完备，政府对开发还有政策倾斜，因而更新开发投入少，见效快。但滨河旧区又有复杂的现状条件，常常涉及到众多的历史人文因素，需要考虑的因素远不像新区建设“白纸一张”那么简单，更需要考虑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可以说滨河旧区的更新设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目前，国内的许多城市，如杭州、宁波、南京、牡丹江、苏州、上海、武汉等都在开展城市滨水旧区的环境更新设计的研究与实践。我国的城市发展都是以内河为主导的江河文化，黄河长江孕育了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国内所面临的滨水旧区更新，较多地表现为城市滨河旧区的更新与开发。其目的主要有2点：（1）城市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城市更新与开发，以旅游开发与商业扩张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2）市民的生活环境需要改善，滨河区的历史文化需要保护。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内，经济发展与环境、历史资源保护存在着矛盾。
从目前国内很多城市滨河旧区的环境更新设计来看，矛盾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很多城市滨河旧区更新设计追求新技术、新理念、新形式，而放弃了原来最能体现城市个性与亮点的历史元素，从而沦为平庸，造成现在千城一面的现象，造成城市建设中原本地域特征最为明显的滨河区特色的缺失。
3.2 滨河旧区更新的发展与方法
由于文化特性的关系，西方和中国滨水区的开发在类型上有比较大的差别。中国是“江河文化”下成长的文明，虽然也有很长的海岸线，但是，纵深的大陆和贯穿内陆的河流造就了为数众多的滨河城市，这些城市宛若明珠贯串在漫长的河道上。中国沿海城市是工业社会以后在西方列强外力作用下被迫成长起来的，并不代表中国滨水城市的典型，因此，中国的滨水地区开发主要表现为城市滨河地区的更新设计。尽管如此，西方城市滨水地带更新开发的理论和例子仍然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经验，应该结合中国滨河城市发展的历史和现实状况，把握好“源”与“流”的关系，以期在我国滨河旧区的实践中有更好的作为。我国目前的城市更新设计实践，包括滨河旧区的更新设计，对于功能主义、结构主义和空间形态给予了足够的重视，领导、市民和专业工作者对这3种立场具备一定的认识，但对于人文主义方法，却普遍存在认识上的不足。
4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滨河旧区是城市中兼具自然特征与人工特征的区域，并且具有浓厚的历史特性与人文价值。如何通过对我国城市滨河旧区更新设计，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延续城市的历史文脉，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干净、舒适、优美的滨水环境，成为城市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
二、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关于城市家庭碳排放的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家庭基本特征和家庭能源消费方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国外学者帕乔里(Pachauri)借助家庭微观调查的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是家庭碳排放的重要影响因素;杰克逊(Jackson)的研究表明，家庭规模、住房面积、成员结构、消费水平等家庭特征是家庭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弗林格尔(Vringer)等发现，户主年龄在40－50岁的高收入群体，其家庭能源消耗最大。杨选梅等以南京为例认为常住人口、交通出行、住宅面积是影响家庭碳排放的显著因子。杨瑞华等对全国不同地域9个城市的家庭碳排放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对城市家庭碳排放特点和不同地域城市碳排放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家庭碳排放量与家庭经济文化水平和家庭常住人口数呈正相关，沿海经济发达城市家庭的碳排放量高于内陆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城市。威尔森(Wilson)等研究了家庭成员的环境认知、能源消费行为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二是家庭碳排放的空间分布差异研究。阿尔蒙德(Almond)等研究发现，在中国，秦岭－淮河以北地区由于需要家庭集中供暖，其碳排放量特别高。卡恩(Kahn)通过使用1993年美国居住能源消费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居住郊区化对能源消费的显著影响以及其环境后果。黄茹等通过广州市3个不同区位类型社区家庭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郊区社区家庭碳排放量最高，市区社区家庭碳排放量居中，城乡结合部家庭碳排放最低。张馨等研究了城乡居民家庭能源消费的碳排放，结果表明，从2000－2007年城镇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和间接能耗碳排放都呈上升趋势，农村居民家庭的直接能耗碳排放逐年增加而间接能耗碳排放有所下降。三是从时间序列分析家庭规模的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蒋耒文等认为，相对于个人而言，家庭是消费的主要单位，在人口总量保持稳定的情况下，家庭规模变化导致的家庭户总量的变化有可能对碳排放产生明显的影响。陈佳瑛等就中国1978－2007年家庭模式变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情况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家庭规模与总户数对于碳排放具有较大影响力，家庭户单位体现出对人均单位未能包括的家庭消费行为模式的包容，因而可能成为更合适的居民能源消费产生碳排放的分析单位。王钦池认为根据边际效应递减规律，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条件下，应该存在一个能源利用效率最高的家庭规模，称之为最优家庭规模。当家庭规模大于或者小于最优规模时，都会导致能源利用效率的降低和碳排放量的增加。总体说来，家庭碳排放的研究视角从开始较多地集中在宏观层面逐渐转向家庭微观层面。随着我国新型城市化建设的加速推进，人们生活方式将发生巨大变化，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也将不断提高，城市生活能耗消费量将不断增长，导致城市家庭能耗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更加明显。因此，有必要对某一区域或省域的家庭碳排放特点及变化特征做详细调查研究，这样可以针对不同研究区域的家庭特征、低碳消费行为分别研究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从而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区域、社区及微观家庭成员的减排政策。本文将以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为基础，以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江苏作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的结构特征和区域差异性，并分别对调查城市家庭的基本特征、家庭成员低碳消费行为与家庭碳排放的相关性作回归分析，最后得出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素。
三、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数据来源
研究采用2013年南京邮电大学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江苏城市家庭碳排放调查”研究小组对江苏省城市家庭活动的调查数据。该调查按照江苏南北区域经济发达与不发达等特点选取了苏南的南京市、苏中的南通市以及苏北的连云港市，由于三个城市2012年的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性支出分别与所在区域的平均水平最接近，且南京市是江苏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南通市是苏中地区三个市中人口最多的城市，连云港市2012年人均GDP排在江苏13个地级市的倒数第二位，因此，选取这三个城市体现了江苏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和典型代表性，可以代表不同区域的城市家庭碳排放基本情况。研究在每个城市选择三个社区(市区社区)，为了使数据收集更具广泛性和灵活性，并且提高问卷收集速度，在每个社区选择150户家庭采用入户随机发放和现场填写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要求每个家庭18周岁以上成员填写调查问卷。研究共发放问卷1350份，收回有效问卷1288份，问卷有效率为95.4%。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分:家庭基本特征、家庭低碳消费行为和家庭碳排放结构。家庭基本特征包括家庭的人口统计特征、消费特征(居住面积)、出行特征、文化特征、经济特征(家庭收入)五个方面，其中人口统计特征包括:家庭常住人口数、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家庭低碳消费行为包括家庭成员的每周购物频率、在外就餐频率、垃圾分类情况、空调温度调控、自备购物袋以及“一次性”用品的使用六项内容。家庭碳排放结构包括家庭能耗(家庭用电、水、天然气或罐装液化气)、交通出行(飞机、火车(动车)、长途汽车、地铁、公交车、小汽车、电动车)、家庭生活垃圾三个方面。
2．研究方法
比娜等提出了消费者生活方式方法(ConsumerLifestyleApproach，CLA)，该方法是从家庭外部环境、个人决策因素、家庭基本特征、消费者行为以及消费行为产生的后果五个方面研究家庭碳排放。该模型首先被用于美国家庭碳排放研究中，随后该模型被众多学者引用。此模型中消费者是指为满足其生活需要购买产品和服务的个人或家庭的实体;生活方式影响并决定了消费者的个体消费行为。该模型的目的是通过理解消费者的个体行为以便制定出更好的公共政策。由于各种影响因素的相互交织，并且其中一些因素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了解“消费者”变得很复杂。本文在此方法的基础上加以修改和补充，绘制了基于家庭消费行为特征的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技术路线图。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第二，基层党组织依法履行领导和支持本社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职能，保障社区居民民主参与社区治理的权利。以关涉社区共同利益的事务为抓手，开展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吸引社区居民依照程序参与社区治理，激发其参与热情，培养政治理性，锻炼和提高自治能力，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社区政治生活。
第三，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拓展文化活动的空间，建设文化惠民和文化共享机制；寻找有特色的文化发展定位，在继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促进城乡文化的融合，实现文化创新；社区的真正本质是社区精神，通过开展社区文化建设活动，增进社区治理主体间的了解与理解，增进社区认同，形成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要素结合、体现城市文明和时代精神内核的社区精神。
第四，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立足现状，以村庄规划和环境整治为着力点，以社区公共服务为核心，整合社会资本，统筹规划社区公共服务，完善公共服务政策；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经济组织、非营利性组和其他社会组织，鼓励其参与社区公共服务建设，承担社会责任；建立和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资金投入保障机制、教育培训机制以及各项工作的综合协调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由民间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参与的、涵盖所有人口的多元化、多层次的社区公共服务体系，实现社区公共服务均等化。
参考文献：
一、都市型村庄及其过渡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村庄是“农村村民居住和从事各种生产的聚居点”，人口相对分散、有明显的同质性、社会结构较单一，主体人口为农业人口，基本的生产活动是农业生产。但是，随着中国都市化的迅速发展，一些村庄逐步丧失或部分丧失传统村庄的基本特征和功能，职业分化、人口流动、产业结构变化，均质性被打破，社会结构日趋复杂。依据都市化即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并在某个区域（城市、城镇）集中的过程这一界定，我把这种村（居）民拥有宅基地和私人房屋产权，没有或少量拥有村集体农地和集体财产，第二、三产业已经取代农业成为主要产业，村（居）民已经全部或部分变成非农业户口，兼有大量外来人口入住的村庄称之为都市型村庄。从总体特征上看，由于中国地域广大，都市型村庄在区位环境、拥有的社会资源、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上存在巨大差异，使得这些村庄特质迥异，难以归类。然而，这些村庄也有许多共性特征，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等公共事务的管理上，都还没有完全纳入到城（镇）的总体规划中，集体经济、集体资产、独特的“村籍”制度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并利益分配和社会管理过程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等。实现情况表明，当下都市型村庄既没有完全拥有现代意义上的都市社区特质，也没有完全失去传统村庄的要素特征，呈现出传统村庄向都市社区转型的过渡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过程中的主客体要素现状分析
社区治理是指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依托于政府组织、民营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自治组织以及个人等各种网络体系，应对社区内的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和实现社区社会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过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系统聚合了不同于城、乡社区治理的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制和外部环境等多要素，其中每一个要素的变动都会对系统运行产生深刻影响，尤其是主客体要素。
（一）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主体的二元化要素特征和多元化结构性特征
正在成长的都市型村庄社会治理主体，既包括政治性的组织，也包括营利性组织、非营利性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等。社区治理逐步形成从政府一元走向村（居）民委员会、各类社会组织、专业社区工作者、社区居民等多元主体并存的架构。
从法律层面看，党的基层组织有权力对村（居）委会进行政治上的领导，对社区内的各类组织进行宏观协调，政府派出机构有义务对村（居）委会进行业务上的指导，推动社区各项建设活动的开展。村（居）委会接受政府业务上指导，动员、组织社区内的各类服务性的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为社区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丰富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生活，增进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共同治理社区事务，并协助政府开展相关工作。
从现实层面看，由于都市型村庄社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并存、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并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自治性的社会组织并存，社区治理主体要素呈现出明显的城乡二元化特征；社区内包括（村）居民委员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组织发育迟缓，成熟度不高，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都非常弱，专业社区工作者队伍尚未完全建构起来，社会资源相对不足，在处理社区事务的过程中，客观上存在着借助党和政府权威，依赖政府财政和政策上的支持，由此形成了“以执政党为圆心的同心圆状的中心一边缘型治理结构”，凸显出基层党组织在多元社区共治中的核心地位，社会组织边缘化，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并存、层次分明的结构性特征。
（二）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的客体是社区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宪法》确认村（居）委会的功能是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办理公共事务、公益事业、反映群众意见要求、提出建议等。《城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居民的合法权益，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兴办有关的服务事业。《村居法》确认的社区公共事务还包括：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应当尊重并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教育和推动村民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爱护公共财产，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发展文化教育，普及科技知识，促进男女平等，做好计划生育工作，促进村与村之间的团结、互助，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活动；支持服务性、公益性、互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等。
处于过渡期的都市型村庄，由于土地、户籍、人口、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区组织、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城乡二元化特征，致使其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遇到的经济、文化、社会、空间、环境等方面的各种社会问题比成熟的城市社区和传统村庄量要大、复杂程度更高，解决难度更大。有些村庄既要管理本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引导村民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支持集体经济组织依法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维护农村农业经营机制，又要负责征地拆迁、村庄规划、居民安置以及相关的利益分配，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其他经营者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既要履行宪法规定的义务，又要解决化解二元并存带来的诸如促进城乡融合等特殊性问题等。社区治理客体不仅点多、面广、矛盾错综复杂，而且变动性大，无法简单依据《城居法》或是《村居法》来加以界定，只能依据各个社区具体情况相机界定。
三、优化社区治理主客体要素，建设都市型村庄社区
当下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缺乏直接可资参考、借鉴的经验，建构切合都市型村庄特点、规范有效的治理规制，协调各方利益和矛盾，实现都市型村庄社区善治，必须按照城乡“一体化”思路，参照都市社区要素特征，整体布局、统筹规划、拓展思路、创新体制。
（一）提升社区治理主体能力，建构科学的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充分认识各类主体在社区治理中的职责和作用，建立多元共治的主体架构，形成内含科学分工与合作机制的以社区（村）居委会为轴心、基层党组织为核心、其他主体参与其中的交互式的新型社区治理主体架构和治理结构。
第一，加强党和政府的领导，大力培育和扶持社区内各类社会组织，理顺社区内集体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组织内部的关系，明晰其结构与功能，避免出现“缺位”、“越位”、“错位”等职能的交叉、功能紊乱现象。
第二，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与监督，逐步弱化社区组织行政功能，增强社区内行政部门的行政能力；强化社会组织的自治性，提高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建构合理的社区治理结构，建立社会资源、权利共享，社会义务、责任分担机制，维护社区内部的行政组织与社会组织平等地位，促进其协同发展。
第三，打破以集体土地产权为核心的“村籍”制度，赋予外来人口和本地人口在社区治理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建立各类社区治理主体共同参与社区治理的民主制度、决策程序和协调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发挥村（居）委会在社区治理中的轴心作用，确保各类社会组织和社区居民对社区重大事务的决策、治理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使社区治理制度化、民主化、程序化。
（二）厘清社区治理客体属性，建构城乡一体化的社区治理模式
都市型村庄社区治理客体不仅包括了原来村集体管理的事务，还政府改革职能转换过程中剥离出来的社会管理事务和村庄都市化过程中衍生出的一些新事务，尽管内容复杂，治理过程权责关系模糊。但从性质上还是可以分为几大类：经济工作、行政工作、社会工作、其他工作。社区治理必须在厘清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类别的基础上，依法界定集体经济组织、行政组织、村（居）委会组织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在社区事务治理过程中的权责关系，坚持城乡一体化思路，以提升“城市性”为目标，建构和完善社区治理机制和模式。
第一，（村）居委会依法加强对社区类各类经济组织的经营资质的审核，运行过程的监管，营造优良的经营环境，协调经济组织间以及经济组织与社区居民间的经济利益矛盾和纠纷。以依法拥有村集体经济和土地资源管理权为依托，结合都市型村庄的特点，总体规划村庄经济发展，采用多种方式经营集体土地和资产；立足都市农业，发挥集体经济组织和第一产业优势，构建集农业生产、观光、旅游、休闲于一体，三大产业协同发展的经济架构，发展社区经济。
Abstract: Taking the urban design of inner city renewal north to Fuyuan Road in Anji Zhejiang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newal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that can be introduced to general city renewal. This kind of inner city cannot be defined as “typical”; however, remaining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in urban development. So the renewal should be based on its importance in civic develop history, reflecting local humanity and historic value, as well as supported by practical market-oriented Operation.
Key words: inner city renewal;urban design;market-oriented;governance
中图分类号:TU984.1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09)04-40(6)
作者简介:张咏梅 安吉建设与规划局总工程师高级规划师
范军勇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博士
1引言
在城市旧区改造的具体实践中,城市规划设计和管理工作者面对着多重复杂的条件和目标。这一过程涉及对旧区价值的判断考量、旧区改造的目标取向、旧区功能的重新定位、旧区改造的实施途径以及对旧区改造的实施效果的管理控制等多方面的内容。从实践角度来看,从对城市总体利益的考量出发,针对性地解决地方旧区改造中面对的具体问题,并落实到针对城市规划建设管理的指导性成果,不失为城市旧区改造实践中较为切实有效的规划手段。而城市设计作为一种通过控制公共空间的形成,促进城市社会空间和物质空间健康发展的社会实践,在亟待改造开发却又尚无实际项目的旧城区域,比较适合采用城市设计的手段对旧区改造进行全面预见和控制,以利于实际开发项目的操作与规划控制内容的落实。
结合对城市设计基本要点的把握,笔者将详细规划层面的城市设计理解为针对具体地段的综合性规划研究实践过程。这一过程通过对地段的多方位综合研究,考虑建设的实施操作,确定地区的定位、功能、风貌特征、指标控制等总体规划要求,在此基础上强调空间与环境的塑造与控制,并最终落实到可指导规划管理的成果内容。本文结合安吉递铺港芜园路以北地区旧区改造城市设计的具体项目实践,提出对旧区改造城市设计方法中的一些思考,以期能与规划工作者们共同探讨。
2旧区改造项目中的难点与问题
2.1判断:在地区历史价值上的分歧
旧区改造需要明确的是对旧区历史性与时代性的价值取向判断,它决定了旧城改造的方向和路径。从我国旧区的现状来看,旧区的特征可大致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旧区的发展形成经历了较长的周期,属于目前仍存留有大量体现地方传统风貌特色的历史街区。对于此类型的旧区,在改造过程中,对旧区从物质环境到地方文脉的保护都应当放在第一位。改造方式上更多的是采取历史保护基础上的更新,以充分体现出对地方历史文化的尊重。第二种类型,旧区基本没有或者仅存留少量具特色的历史建筑,而多数的建筑产生于新中国成立后的自发建设,在风貌特征上更多地表现出建设的破败、环境品质的低下和配套设施的落后;但另一方面,此类旧区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生活和人文内涵、地方的历史记忆和空间意象,同样在居民的心目中留有重要的地位。
由于第二种类型旧区的大量存在更具有广泛的普遍性,因此对其改造方法探求理应得到更多的思考。然而目前对于此类旧区的改造要么采取了简单粗暴的方式,仅从经济上考虑,以全新的建设形态植入,对城市旧区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结构进行侵入接替式的改造①;要么以消极的态度来对待,由于其高昂的改造成本与社会矛盾因素任其衰败下去。
笔者认为,城市的发展是一个延续的过程,对于城市的建设更新应强调城市发展的历史传承与延续。而其对象不应仅仅着眼于建筑等物质性内容,而应更广泛地从包括地区的建筑特征、空间形态、公共场所、人文活动等多方面要素考虑,挖掘地区的历史人文内涵,以达到物质空间环境改善及精神文化环境改善的双重核心目标。特别是对于在建筑风貌特征上并不具有典型性的普遍性的旧区,更应当在改造中充分考虑其内涵的发掘,体现对城市发展历史的尊重。同时,在操作中必须考虑到操作的可行性。
2.2手段:地区历史记忆的留存与延续的具体方式
作为城市旧区中可发掘的物质与非物质的历史人文要素,总体可归纳为以下一些内容:
(1)地区在城市发展脉络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特别是对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区段,其本身的历史地位就应是地区重新定位需重点考虑的因素。
(2)地方建筑特征要素:对于有价值历史建筑遗存不多的旧区来讲,对地方建筑特征要素的发掘不应仅限于对单个保护建筑的考虑,而应当从片区乃至城市的传统历史建筑中提炼其特征要素,包括从建筑构件、布局形式、组合方式等多个方面收集资料,提炼出的特征要素可以在新的建设中得到应用和体现。
(3)具有地区历史特征的空间与场所要素:包括具体的街巷尺度、线型以及从中提炼出的空间组合方式、公共交往场所、地标区段等。
(4)地区居民特有的生活方式、具有特色的街巷名称等非物质文化要素:比如村镇集市庙会、南方地区榕树文化、江南地区水巷坞埠等特殊生活习惯及其映射的城市空间;再比如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地区现存的“大上海计划”时期以“国、民、政、府”四字起头的道路名称等,均可在城市设计中通过非物质要素向物质空间的具象化使这些遗存得以延续。
由于我国区域差距较大,各地的基础条件与改造要求也不同,同时政府在参与过程中的作用不同,这就决定了旧区保护与更新手段不可能是“万能胶”。因此,在旧区改造中,对历史记忆的留存和延续方法的研究,必须是紧密结合地方实际,并结合实现手段不断探索的过程。②
2.3博弈:面向市场化运作的改造过程中的市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平衡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旧区改造已由单纯的政府行为变为政府、开发商、居民、土地使用单位以及金融机构等的共同行为,利益的多元化在旧区改造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规划管理工作者要面对的是现实而复杂的条件:旧区的面貌和环境呈现出与城市发展不相适宜的状况,亟待通过旧区改造的实施改变旧区面貌、改善居民生活、完善城市功能;而旧区往往是城市中建筑密度和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地区改造的成本高,难度大;在目前情况下,旧区改造的范围大、成本高,通过政府的有限财力无法承担旧区改造的沉重压力,因此,旧区改造的实施主体需要由商业运作的开发机构来承担……即使在有些情况下,政府可对旧区改造项目提供一定的补贴和支持,但总体上来看,绝大多数旧区改造项目的推动还是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实现的。作为市场力量主体的开发企业,只有在满足合适的利润的情况下才会考虑改造项目的承接实施。而对于政府来讲,则需要从保证公共利益的角度,对开发商的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保证地区良好的整体空间形态、避免地区的过度开发、满足公共设施和活动空间的需求,保证良好的整体风貌景观效果。
在改造开发条件的设定中,需要综合考虑市场利益与公共利益内容,在利益的博弈中寻求最优化的解决方案。这一结果需要市场利益和公共利益都能在其最佳方案的基础上让步,达到彼此能接受的帕累托平衡点③。只有这样,才能以积极的态度推进旧区更新改造,并保证旧改项目过程中最大化的保证公共利益。作为面向政府规划管理控制的城市设计,其出发点是基于对城市公共空间和公共利益的保证,应充分考虑这一博弈的过程,在政府与开发商的博弈中起到确定平衡点、辅助决策并制定规则的作用。
2.4实践:针对管理的可操作性城市设计成果的制定
城市设计导则和图则的制定,国外同行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很多经验④,国内近年的城市设计实践也进行了许多可贵的探索⑤。但从成功的城市设计案例来看,以城市建成地区环境整治或保护类型的城市设计项目为主⑥,而对于无典型特征的旧区改造项目来讲,城市设计对于风貌、景观控制的标准设置缺少存在的既定参照物,因此大大增加了城市设计的难度。也因为没有太多现实条件的约束,在城市设计引导内容的取舍也面对了更多元的要素。因此,在此类旧区改造的城市设计中,笔者尚未看到较为令人满意的设计成果,这就要求城市设计的编制者能够基于我们的现实情况,继续不断探索,提出在城市新建内容大于保留内容的情况下,保证城市空间、环境和谐发展的城市设计内容及合理的表达方式。
3本次城市设计对于其表达形式的探讨
本次城市设计实践的项目位于浙江省安吉县。安吉县地处浙江省西北部,邻近沪、杭、宁都市圈,有着“中国竹乡”的美誉。规划基地位于县治所在地递铺镇北部,地块总用地面积21.1公顷。递铺镇的“母亲河”递铺港从基地中间穿过,基地是城市最早的形成发源地。基地内现状主要以居住用地为主,混杂有工业市政等其他性质用地。现状建筑基本以低层为主,多数质量较差。基地总体居住环境较差、设施配套不完善,亟待改造;同时基地内保留有一定的传统风貌建筑与特色空间,结合濒临递铺港的景观要素为打造特色创造良好条件。
3.1追求评价本身过程的理性
作为旧区改造项目,规划研究设计的第一步是需要通过理性的研究分析,判断地区价值,确定地区改造中保护与更新的价值取向,明确地区的功能定位、把握地区风貌的主导特征并获取支撑其特征的城市设计要素。因此,在本次规划的前期分析,规划编制者力求通过严谨的工作方法,理性的分析判断来把握本次城市设计的重点。在具体调查研究工作方法,设计人员通过现场踏勘、市民交流访谈、报纸问卷市民参与、相关文献收集整理等多种方法充分收集资料与市民意见。在分析研究过程及内容方面,则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地区历史价值判定:通过对城市建设发展脉络进行梳理,了解到规划地块在城市发展变迁的过程中,经历了从最早作为城市发源点,到随着城市行政中心易址导致的被边缘化,再到目前城市拓展使该地区重新回到城市重要地段这一戏剧性的地位变迁。
(2)地区功能的确定:作为城市重点地区的设计研究,笔者综合了地块的历史文化价值判断、上位规划定位、城市服务设施现状分析、市民意愿登报调查等多方面的信息,综合确定地区功能为以居住为主,兼具地域历史文化展示和休闲商业功能的综合性社区。
(3)现状建设情况调查:通过现场踏勘,了解地区内建筑环境质量、总体风貌特征、特色历史建筑的分布等建设的基本情况,为确定改造的方向和方式提供支撑。
(4)历史记忆要素整理:通过现场踏勘、居民访谈等方式,对主要街巷及空间结构、地标与重要记忆场所、历史建筑分布、古树名木分布、建筑风貌要素特征与布局模式等空间要素整理以及地方特有的空间利用方式、街巷名称等非空间要素进行收集整理,为在城市设计中能更好体现地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延续收集素材。
3.2地区历史风貌的延续与再造研究
对于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段,尽管可能地区留存下来的可被直接保护利用的物质财富并不多,但经过对地区人文生活要素的收集整理,在改造更新中加以合理的运用,同样可以使当地居民在地区的重新规划后找寻回历史的感觉与回忆,对地区产生心理上的亲切和认同。这种对于历史文化要素在改造规划中的保留与创造性再应用,挖掘了地方生活中深层次的符号印象和空间感受,甚至比单纯的建筑保护与保留更能唤起居民的历史记忆。在本次规划中,根据对地区历史人文要素的收集整理,在地区改造城市设计中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地区历史记忆的延续与再造(见图1)。
(1) 街巷公共空间处理
在规划为历史文化展示与休闲商业功能融合的公共核心区域,有选择地保留具有典型特征的街巷空间路径,通过原始街巷空间保留、在步行街道中通过铺装材质的变化来体现旧有街道线型,以及利用树木、构筑物围合形成具有类街道特征的空间等手法,结合保留原有街巷名称作为呼应与提示,将旧区中的重要街巷空间的空间感受延续下来。同时,通过现场观察和与居民交流所总结出的地区历史城市设计要素(地标、重要公共交往空间、活动节点等内容),在地区的再设计中得到充分尊重和体现,成为旧改城市设计中的重要控制要素(见图2)。
(2) 历史建筑保留、处理与肌理再现
不容置疑,地区中具有特色的历史建筑仍然是地区风貌体现中重要的要素,在本次城市设计中,对于原有具有保留价值的历史建筑加以保留。并结合设计需要,设计中还考虑从当地其他地区移植具有特色的历史建筑,以异地保护的形式,增添了地区传统建筑风貌展示的亮点。另外,在与历史建筑紧密协调的周边区域,建筑的平面布局与组合方式也借鉴传统建筑的模式,是建筑的空间和肌理方面再次体现对历史的尊重。
(3) 总体建筑风貌特征的延续与再创造
在本次城市设计中,考虑到地区的历史地位和传统内涵的丰富,总体的风格取向侧重于在现代建筑中更多延续与体现地方的传统文化与形象特色。因此,提取传统的设计元素,使其在新的建筑中得到体现和升华,也是本次城市设计中重点考虑的内容。通过地方传统建筑元素在新建筑中的利用和再创造,以新风土建筑的特征,而非仿古建筑的特征展现,使传统与现代得到和谐的共生。
3.3重视市场机制操作的可行性与公众利益的均衡
(1)为保证旧区改造市场操作的可行性,通过开发控制内容的市场化实施研究,利用成本――产出模型计算满足开发商利润要求所需要提供的开发强度控制阈值,作为规划指标提出的框架依据。在对开发强度控制指标计算的过程中,还提供了三种假设,假设条件分别为政府实施公共空间开发,由开发商实施商业开发的方式;开发商捆绑实施公共开放空间建设,政府对公共空间地价实行一定补贴的方式;全部开发内容交由开发商建设(包括公共空间由开发商捆绑开发,作为公共使用),政府不补贴的方式。通过三种不同开发方式的假设,分别计算出该方式下地块的开发强度指标。然后根据三种情况对公共投入、所获得的公共利益、市场利益的综合权衡,结合对地区整体空间效果控制预期,整合平衡选择开发建设的方式及其所对应的开发控制要求。
(2)由于地区建设密度和人口密度较大,而地块地处城市滨河重要景观地段,其开发强度不宜过高。在本次规划编制的利益博弈研究中,规划进一步提出通过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提高地区的整体价值,进而提高地区住宅及商业价值的手段,再次在开发强度的控制方面争取了一定的空间。虽然这一结果并未达到公共利益的最优化,但是在改造与否的选择面前,必须寻求公共利益与市场利益间能实现的平衡点。
3.4厘定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编制可操作性的城市设计图则
在本次城市设计中,根据地块性质的不同,将地块分为公共开发地块和私有开发地块两种类型。基于城市设计是对公共空间的控制与引导,对于两种地块的图则编制深度有所不同:各私有性地块(以居住功能地块为主)图则内容包括地块指标控制图则、建筑形式控制引导图则、建筑色彩控制图则和沿街界面广告标志设置图则四部分内容构成。而对于公共性地块(与公共开放空间结合的商业、文化展示功能地块)在以上图则基础上则还增加了绿化景观设施引导图则和城市家具设置引导图则,进一步强化对公共性地块环境塑造的引导内容(见图3)。
在以上的设计图则中,地块指标控制图则接近于控规图则的内容,主要对地块开发强度、建筑高度、绿化率、退界要求等硬性指标提出规定性要求;建筑形式控制引导图则中则对建筑的屋顶形式、立面关系与开窗形式、建筑材质、建筑元素与构建等内容分别提出建议、禁止、要求使用的形式,对各种控制要求通过图示与实例照片相结合的方式,清晰表达意图,易于理解,便于管理实施。为避免城市设计要求过多约束具体的建筑设计,对于私有性地块,建筑形式控制引导内容重点放在对沿路等公共界面的控制引导上,在保证公共空间的协调有序的同时给建设设计者留有更大的自由空间。通过对规划设计要素和原则的提炼,将其纳入到较为系统并且简洁实用的城市设计图则的编制,最终将城市设计者的规划意图传达给具体地块设计者,保证了城市设计的操作实施。
4结语:从单纯技术上的最优走向规划社会价值的本体
因此,城市旧区的改造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内容的复杂过程,在对旧区改造的规划设计中,包括了对旧区价值的认知与判断、对旧区改造中保护与更新取向的抉择、对旧区改造的实施操作可行性的研究、创造性的规划设计手法的应用以及设计意图与规划管理工作的衔接等问题。在对多种问题的思考与解决中,规划师能理清头绪,形成能体现对城市历史文化的理解,具有时代特色又能具体付诸实践的作品实非易事。特别是对于面向市场开发的旧城改造项目,在城市设计的编制中更充分体现了完整的城市设计应具有三方面的特征,即技术创作特征、社会经济特征和管理协调特征。在这一现实的过程当中,规划设计者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技术创作本身方面的内容,还应当充分考虑与市场情况的贴合,与管理实践的衔接。在开发企业与政府间架设沟通协调的桥梁,在市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间寻求平衡。从技术理性的思维中走出来,与社会的实践相结合,从单纯规划技术上的最优走向规划社会价值的本体。
注:
① 参见张鸿雁.侵入与接替――城市社会结构变迁新论[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39.
② 例如在我国许多城市的一般性的旧区更新改造中,政府的态度存在着较大不同。从最后的收益上可以区分为:政府与市场都赢利的模式、政府补贴与市场盈利模式以及政府不赢利与市场赢利的模式。而大多数旧区由于并不是典型性历史保护街区,因此政府往往对于旧区改造的态度为第二或第三种态度。而这一态度对于最终方案中改造指标体系与开放空间的确定存在着直接的影响。
③所谓帕累托最优,就是指在不是其他人境况变糟的情况下,而不可能再使另一部分人的处境变得更好。就旧区改造而言,可演化为在满足公共社会福利的前提下,开发建设活动涉及的各个主体(如政府、开发商和原住民)均得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的平衡点。
④如美国旧金山于1971年编制的总体城市设计相关设计导则以及其后编制的居住区设计导则中,常被作为是城市设计导因中的经典案例来引用。
⑤在北京王府井商业步行街、上海南京路商业步行街等城市设计编制中,操作性较强的城市设计导则的制定对为规划控制提出较好的依据,形成良好的效果。
⑥这一类型城市设计有着较稳定、成型的基础条件,对于风貌控制、环境协调等方面的标准有着地区内大量的参照物作为约束,因此较易于形成统一明确的标准,并于实施操作,实施后也利于形成较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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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00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5 ― 0005 ― 03
城市休闲体育的空间分布与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频度和参与度具有很大的关联性。对城市休闲体育进行分析既要考察城市休闲体育的供给情况，还应对城市居民对休闲体育的需求情况进行分析，即了解城市居民参与休闲体育的时间性特征[1]。对城市休闲体育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更好地完善休闲体育基础设施，满足居民需求。
一、绍兴市休闲体育时空总特征
本研究以绍兴市部分地区为调查对象，对越城区、柯桥区、上虞区三个地区进行抽样调查，采用问卷分析法对部分居民休闲体育的活动时间、活动范围、活动频率、活动场所等因素进行调查。本研究共发放问卷1300份，有戏回收问卷1124份，问卷有效回收率为86.46%。采用SPSS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检测，体现出较好的效度和信度。
（一）休闲体育时间总特征
时间是居民休闲体育的必备条件之一，随着生活模式的逐渐转变，城市居民对体育活动和休闲活动的重视性逐渐增高，自由时间内人们进行休闲体育的时间比重提高[2]。根据数据调查，工作日期间居民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平均量为2.12h，休息日期间居民可自由支配时间的平均量为6.50h，见表1。按照可支配时间的多少将居民划分为5个等级，见表2。休息日期间绍兴市居民多数为中量级和多量级，中量级259名，多量级440名；工作日期间绍兴市居民多数为少量级和中量级，少量级478名，中量级333名。数据显示，绍兴市居民可自由支配时间并不充足，大部分居民处于中量级及以下级别，说明绍兴市居民的生活节奏比较紧张。
表1 绍兴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间统计表（h）
（二）休闲体育空间总特征
根据被调查居民休闲体育行动的基本活动范围和规律，将居民休闲体育活动空间划分为居住圈、社区圈和城市公共活动圈三个层次[3]。绍兴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空间与出行时间和距离呈负相关关系，10分钟为绍兴居民休闲体育的基本时间距离，45分钟为绍兴居民休闲体育活动行为的基本范围，60分钟为休闲体育活动时间距离上限。休闲体育活动方式一般为体验式、旅游式，部分居民还尝试高尔夫等高消费活动方式。绍兴居民休闲体育活动的空间总特征为近家性与距离衰减性，大部分居民倾向于在距离家较近的小范围活动区域进行运动。
二、不同空间类型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时空特征分析
（一）居住圈休闲体育行为时空特征
1.空间特征
居住圈内居民休闲体育的活动范围主要在距离居住地较近的空间；活动方式为简单的体育活动，除了使用健身设施之外还有太极拳和广场舞等形式；活动场所为公园内或者专门的健身地点。休闲体育设施的利用者主要为附近小区居民，大部分体育锻炼者为中老年，活动的主要目的是强身健体，以基本的体育活动达到身体健康是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主要动机。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居住圈内居民休闲体育活动的空间特征为明显的近域集中性，距离居住地越远，居民休闲体育活动的频率和人数明显降低，在距居住地1.5km以外的范围样本数量接近为0。
2.时间特征
机动化在绍兴居民休闲体育中的比重逐渐提升，空间距离不再是居民休闲体育选择的唯一指标。时间地理学认为时间距离对城市居民行为活动模式具有更强的解释性，而城市居民对时间距离的感知是有着特定的时间范围的，且活动方式不同，时间距离感知存在着不同的时间范围。根据图 显示，15分钟不属于时间距离敏感区，15分钟以内居民休闲体育活动并不考虑时间成本，而是更多地对体育设施的空间分布性进行考虑。15分钟内的时间距离集中了91.42%的活动群体，表明15分钟时间距离是绍兴居民休闲体育活动的基本范围，超过15分钟后时间距离越长样本数量越少，具体见图1。
表3显示了绍兴居民休闲体育活动的时间选择情况，选择工作日进行体育活动的居民比例为81.74%，选择休息日进行体育活动的居民比例为87.07%，表明大部分居民在工作日和休息日都会选择进行休闲体育活动。从休闲体育活动的时间段数据分析，无论是在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大部分绍兴市居民都选择在5点至8点时间段内进行活动，工作日早晨居民活动比例为51.43%，休息日比例为33.52%，在这个时间段内进行体育活动的人群主要为老年人，这部分人习惯于晨练。17点至19点时间段内休闲体育活动出现一个小高峰，这个时间段是工作居民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见图2。
（二）社区圈休闲体育行为时空特征
1.空间特征
社区圈内休闲体育活动的主体为社区居民，体育场和体育馆为主要的活动场所，现阶段在绍兴的很多社区内建立了公共运动场所，比如大众健身房、健身公园、绿地等。社区居民进行体育锻炼的目的除了健身之外还为实现心理层面的愉悦，达到身心共同放松。这类活动居民对体育锻炼设施的质量与环境并没有很高的要求，基本设施和场所就能满足其需求。社区圈内休闲体育的空间分布也呈现出一定的距离衰减性，但与居住圈休闲体育活动的空间性相比距离衰减性并不明显，因此活动范围明显扩大。2.5km范围内社区圈休闲体育活动空间近域衰减规律不明显，2.5km-3km范围内进行体育活动的居民数量急剧减少。2.5km范围内96.12%的居民进行体育活动，其中0.5km范围内39.72%的居民进行体育活动，0.5km-1km范围内25.18%的居民进行体育活动，1km-2.5km范围内31.22%的居民进行体育活动。5km范围外进行体育活动的居民接近于0，见图3。
这种活动的主要参与者为青少年，活动方式主要为球类，比如篮球、足球。与居民圈休闲体育活动主体相比，这类活动的主体的出发点也是在居住地，活动范围一般集中在1km-2.5km范围内。超过2.5km范围外居民活动意愿明显降低。
2.时间特征
相比居住圈休闲体育活动15分钟的敏感区，社区圈休闲体育活动时间距离敏感性扩展到30分钟。社区圈休闲体育活动的时间特征表现为随着时间增加进行休闲体育的人数也在不断增加，在距离出发地45分钟时间距离的范围内89.82%的居民进行了体育活动（图4），这表明这个范围是该种类体育活动的主要范围，也是居民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距离上限。时间距离的敏感区范围之所以增加是因为活动水平提升，时间距离的参考性下降。从进行体育活动的时间段来看，70.18%的居民选择工作日进行休闲体育活动，97.43%的居民选择休息日进行休闲体育活动（表4），工作日活动时间段主要集中在13点至17点和17点至19点两个时间段，比例分别为21.22%和35.41%，休息日体育活动时间明显集中在13点至17点时间段内，比例为58.83%（图5）。
（三）城市公共活动圈休闲体育行为时空特征
1.空间特征
城市公共活动圈具体指城市内大型的体育活动场所和空间，比如综合性体育馆、市民运动馆、大型游泳馆、网球馆、羽毛球馆等。进行这类体育活动的目的也是实现身心愉悦，但这类活动对场地和设施的要求比较高，只有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才能进行相关运动，才能体会到运动应有的环境与氛围。根据数据显示，城市公共活动圈休闲体育行为具有明显的广域性特征，距离衰退趋势不强。1.5km至5km范围内集中了85%以上的绍兴市居民进行休闲体育活动，3km范围之后距离衰弱的趋势逐渐增加，5km范围以外很少出现居民进行体育活动，见图6。
城市公共活动圈休闲体育行为的广域性特征与体育设施的需求与供给关系有着很强的关联性，一方面居民对体育设施的高需求性，另一方面高质量、高环境体育设施供给相对集中性，使得进行此类休闲体育活动的居民对空间距离成本的关注度下降。很多被调查居民表示，绍兴市综合型体育馆比较密集，特别是市中心地区公共体育设施相对完善，显示出绍兴市休闲体育活动的中心指向特征。与居住圈和社区圈休闲体育活动相比，城市公共活动圈休闲体育活动除了提供基本的健身需求之外，更多的是为设施和场所利用者提供高层次的环境与氛围享受。进行城市公共活动圈休闲体育活动的主体为消费水平较高的中青年或者是职业人士，因此这类人群的活动出发地多为工作地点。
2.时间特征
与社区圈休闲体育活动时间距离敏感性相似，城市公共活动圈休闲体育活动时间距离的敏感范围也在30分钟左右。出行时间60分钟的范围内95.55%的居民进行休闲体育活动，表明该时间距离是城市公共活动圈体育活动的主要范围，其中出行时间45分钟内的居民比例为84.76%，超过60分钟时间距离范围以外的很少出现居民进行体育活动，见图7。这类休闲体育活动的主体一般为“有车一族”，因此对体育活动时间距离并不敏感。从进行休闲体育活动的时间段来看，72.48%的居民选择工作日进行体育活动，88.06%的居民选择休息日进行体育活动见表5。工作日期间，13点至19点时间范围内进行休闲体育活动的居民数量呈不断上升趋势，占据了57.3%的比例。休息日期间，13点至17点时间段内居民休息体育行为出现高峰，占据了39.2%的比例，见图8。
三、总结
根据对绍兴市部分地区居民休闲体育活动时间、方式与范围的调查发现，居民休闲体育行为的时空特征具有一定的共性，但不同的活动范围与活动方式下又呈现出一定的个性。
首先，绍兴市居民休闲体育行为按照活动范围分为居住圈、社区圈和城市公共活动圈三个圈层，每个圈层内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距离衰减规律，居住圈休闲体育活动呈近域性特征，而城市公共活动圈休闲体育活动呈广域性特征。其次，不同休闲体育行为圈主体对进行体育活动的需求层次不同，从居住圈到城市公共活动范围圈需求层次逐渐提升，决定和影响着出行方式、出行范围的选择，这也是影响不同圈层呈现不同程度空间特征的重要原因。再次，绍兴市居民休闲体育活动室时间相对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居民的休e体育行为仍能够展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表明绍兴市居民休闲体育活动呈现常态化趋势。
上述研究为绍兴市休闲体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方向指导，即以建设和完善休闲体育基础性设施为根基，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多元化需求，针对不同层面的居民出行方式、出行范围、出行能力等设计不同的建设方案，从而使得居民充分进行体育活动，增强居民身心素质。
参考文献：
【英文摘要】Rural Geography is a weak branch of Human Geography in China,especially with regard to it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and somebasic concepts.First of all,this paper analyses rural definit-ions systematically from a multi-dimention point of view (occupational、ecological、socio-cul-tural).As an occupational de-finition,"rural"means an area where farming is the main mode ofproduction.As far as ecological definitions are concerned,it means a settlement whose population scale is smaller,outside urban area,with rural landscapes showing unmistakable signs of being dominated by extensive use of land,and with discrete s-patial units isolated from the outside world.Socio-cultural definitions are in terms of clear differences in behavior and attitude between people in rural and urban area,such as ways of life,spatial behavior and aspiration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all the definitions are lack of delimitations of rural totally and essentially.Rural can not be summarized by a simple definition,because it is a complicated and indistinct conception.Difficulties of defining rural lie in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whole rural,unconformity among rural elements,relativ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and relevant rural-urban continuum,which makes the boundar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more indefinite.To a certain extent rural is regarded as areas differing from urban greatly and the difference can be compar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oduction activities,ways of life,etc.The close extent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represents different stages of rur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suggests rurality should take place of rural defini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ization in the world of today.Rurality refers to the manifestation of rural characters which take urban as criteria of reference within a specified area.The author draws his conclusions.First,every region can be looked on as a unity of urbanity and rurality.The more urbanity a region is,the less rurality it will have.Urban and rural are continuous and there is not any broken locality between them.Second,the size of rurality index takes urban as unit of reference.Using different urban criteria can reflect difference of rurality and stages of its development.Finally,rurality is concerned with scale,index and method which are used in our research.
We can weaken some r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 regi-onal urbanity in practice such as village-town planning and regional planning by estimating rurality index of different aresa.In order to be favourable to urban-rur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we also need to put forward rural countermeasures concerned correctly.
【关 键 词】乡村/城乡连续体/乡村性rural urban-rural continuum rurality
【 正 文】
乡村具有区别于城市地域的诸多特征，在当今城市化潮流下，乡村的功能不断发生变化，对乡村这个概念的认识似乎清楚但不明晰，人们往往理解不一致，致使乡村问题的理论研究受到影响，也困扰着乡村政策的制定，虽然在有关文献资料中已有大量的关于城乡划分标准的看法，但仍然缺乏一个足以说明乡村的总体性、本质性的概念。本文尝试从多重侧面剖析乡村这一综合性概念，以期对乡村地理学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1 乡村概念的多重侧面
1.1 职业的定义与功能属性
乡村作为一个职业概念是与这个词在历史上的用法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农村，指的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的地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就是农民，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人民聚居的场所就是农村聚落。这一定义的出发点是把农业产业作为农村赖以存在、发展的前提，没有农业的存在，农村就不成其为农村，农民就不成其为农民。从界定农村的角度分析，这一定义的内涵和外延都缺乏严密性。
首先，以农业生产为主体，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来决定，还是以农业生产在整个经济中的地位，或者是以农业生产用地在整个土地利用结构中的比重来确立呢？这个主体的含义是模糊的，没有明确说明以什么为主体。不管是以人，还是以经济、用地来确立主体都难以正确地把握当今的农村与非农村。
其次，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而言，农业人口＝农民＝农村人，也许在单一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这个等式是存在的，但农业人口兼业化的发展，使这一性质日趋复杂，他们既从事农业生产又从事非农活动，这些农户可以根据其兼业的行业分为一兼农户（主要就业于农业，其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二兼农户（主要就业于非农产业，收入主要来源于非农业经营），还不包括农业内部的兼业活动，或者已经有固定的非农就业岗位的农户。
第三，从场所和地域的角度来看，农村聚落往往是农业活动与非农业活动并存，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混杂。而且在某些非农业发达的农村地区，不管是从非农化水平还是从总量上看，都超过了中心城区，出现了所谓的“农村包围城市”现象，这样就更难以对该地方或地域进行归类。
1.2 生态的定义
乡村作为生态的概念加以认识存在着不同的视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1)用来指人口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指的是单个聚落人口规模较小的地方，这些聚落之间则是较大的开敞地带。该定义抓住了乡村与城市之间人口集聚规模差异这一特征，最为接近于人们对乡村的理解，而且便于操作，许多国家都把乡村与城市的分界线以聚落人口规模加以确定。
(2)乡村用来指一种地域的概念。乡村指的是城市以外的一切地域，严格地讲是城市建成区以外的地区，这样，乡村是一个空间地域系统，与作为一个产业部门的农业有本质的差异。
(3)用来表示某种特殊的土地利用类型，也就是乡村型的景观。维伯莱(G.P.Wibberley)认为：“乡村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国家的那些地区，它们显示出目前或最近的过去中为土地的粗放利用所支配的清楚迹象。”[1]
(4)从生态构成上看，乡村不但用来指居民少的地方，而且也指与人口多的地方来往较少的隔离开的定居区。在当代社会里，绝对的隔离很少见到，但只要联系上不方便、交通上成本较高这种情况还存在，那么相对隔离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乡村就是受城市影响较小的地方。从城乡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看待乡村，考察乡村的相对隔离程度，牵涉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看待隔离，是用物理性距离、交通费大小，还是有无交通工具、时间等来说明。二是在确定是否易于接近时应该用哪一个人口中心作为参考点。如英国诺福克郡规划局(Norfolk County Planning Dept)就采用了距离2万人口城镇8.045km和距离10万人口城镇16.09km这一指标。
乡村的生态学定义建立的假设是：社会形态(Social form)可看作是人类文化适应环境特征的产物，并为人类的适应所修正。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人口分布、景观、土地利用特征、相对隔离程度等生态环境背景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是引起城乡差异性发展的重要因素。采用生态定义乡村，避开了经济职能上专门化的问题，尽管粗放的土地利用、开敞的乡村、小规模的聚落、人口密度较低等特征隐含着以第一产业为主的特性，但更多的是从城市的影响程度来考虑的，具有重要的社会学内涵。
以生态环境状况来定义乡村地域，虽然是当今最为广泛采用的标准，但许多研究人员发现，这一定义的最大的不足就是分级界限的相对性、可变性，不同国家采用的标准不一样，国际可比性较差；其次，从人口密度较小来理解乡村，由于人口密度只是一个静态的、容易产生误解的统计指标，它大多依赖于计算密度单元的大小；第三，社会学者对生态定义的质疑是：城乡之间最本质的差异是社会的结构与功能方面，社会经济的特征与乡村的问题更为相关，如高女性比例，较低的收入，更多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状态，劳动力中妇女就业率低，受教育的人口少，年长者受到过多的重视等。尽管人口分布状况对这些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但两者之间并不是相对应的。
1.3 社会－文化的定义
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从社会文化构成这一角度来定义乡村，着眼于城乡居民之间行为与态度上的差异性。主要特征有：
(1)乡村社会生活中，社会接触多为直接的、面对面的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密切。
(2)乡村社会行为的标准比较单一，风俗、道德的习惯势力较大。
(3)乡村社会生活以家庭为中心，家庭观念、血缘观念要比城市为重，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谋生手段，经济活动简单。
(4)乡村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少、密度低、变动慢，因而人们具有保守心理。
(5)乡村的物质文化设施较城市差，乡村居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一般较城市低。
(6)从政治标准上看，农民在国家中处于从属的地位，要服从有权阶级的法令和要求。
乡村的社会化定义抓住了乡村居民、乡村社会的最本质属性，而且在它与城市的比较中理解其相对性。但问题在于：
首先，用极端化的方式来定义乡村，大量的过渡型、中间型地区就是不确定的。随着城乡关系的演变，不仅大量的乡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还有一些城市居民出于各种不同的动机迁往乡村，乡村本身的产业结构、人口结构和劳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人类社会严格地划分为乡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时代最终将为城乡结合或城乡融合发展所代替。
其次，认定乡村地区是同质的，这是值得怀疑的。从个人角度上看，大多数人都不能划分为纯粹的某种文化类型（如乡村人或城市人），传统的农民逐渐从封闭、半封闭、半自给性的小生产者向开放性、经营性的商品生产者转变，由质朴、纯厚的传统型向开拓进取的新型农民转化，农民内部发生着阶层、职业的社会分化。米勒(Miller)等人在考察美国人时，认为88%的美国人都可归入乡城混合类型[1]。弗林(Flinn)也把乡村地区的价值体系分成三种类型，即小城镇理想(Small-Town Ideology)、平均地权论(agrarianism)和乡村主义(ruralism)。可见从乡村社会角度看，乡村并不是单一化的。
第三，用生活方式、空间行为、抱负等来定义乡村，在实际应用于具体的空间地域划分时非常困难。在城乡隔绝发展的态势下，也许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与地理分布是相一致的或相近似的，而在城乡作用日益加强的当代社会里，城市里包含着诸多的乡村特性，乡村里也纳入了诸多的城市特征，城市与乡村之间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绝大多数的聚落都可归入乡城、城乡混合体之中。
2 乡村界定的困难
从多重角度对乡村进行剖析都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可见乡村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义所能涵盖的，它是复杂而又模糊的概念。界定乡村的困难在于乡村整体发展的动态性演变、乡村各组成要素的不整合性、乡村与城市之间的相对性，以及由于这三大特性形成的城乡连续体。
2.1 动态性
乡村人口以各种方式向农业以外的其它产业部门转移，乡村地域向综合化方向发展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基本目标。历史上的乡村与当代的乡村有很大的差异，不同地域的乡村演化过程也不一样，城乡之间的关系是动态发展的过程。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乡村居民单纯从事农业生产的格局、乡村严重落后于城市的不合理状况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除了城乡之间地理景观的明显差异外（景观界限随着城市的蔓延而不断变化）无论是经济职能还是社会文化上，当代的乡村社会经济转型明显加快，正在日趋向城市靠拢。因此，乡村的概念与内涵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不能以传统的农民、农村来定义当代的农民、乡村。动态性特征使乡村与城市之间的分界日趋模糊，农民与非农民之间的二分法也日趋不适应。
2.2 不整合性
传统格局下城乡界限非常明晰，乡村的职业、生态和社会文化特征相吻合，农民未走向分化，乡村的单一性、同质性显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对乡村的影响日益加强，乡村本身的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动，职业、生态与社会文化特征之间不相吻合了，农业、农村、农民三者相等的格局愈加不相适应了。
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在非农部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成为工人、商人、教师等，从职业角度讲，他们已不再是农业劳动者或农民。有一些劳动力并未实现就业的完全转移，出现了亦工亦农、亦商亦农、半工半农等形式。有的人实现了地域的转移，进了城市，一些人采取了外出打工（季节性或常年性）的形式，还有一些人则在本地实现了职业的转化。这样，城市里有了乡村的人、乡村的社会文化特征，乡村里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城市生产活动、生活方式，甚至于城市的居民居住在乡村等。这种社会文化特征、经济特征、生态特征三者之间在城乡的相互重叠，带来了复杂的不整合性。
2.3 相对性
城和乡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乡村是与城市相比较而存在，也只有在与城市的比较中才能正确地理解与把握，因此，所谓的乡村从某种程度上看是指与城市之间差异较大的地区。这种差异可以从生产、生活方式等多种要素进行比较，城市与乡村之间接近程度的高低代表了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
乡村的相对性还体现在不同的人研究尺度的差异上。我们可以从个体的角度着眼，研究农民的行为和抱负、个体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大小，在整个社会结构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功能等考察个人的社会化程度。也可以从不同的聚落来加以研究，从小的村落到小城镇到大城市等不同的乡村特性表现程度。也可以从一个小的区域到较大的区域进行不同层次的解剖。
乡村定义的相对性是依据选择的指标而有差异的，以人口密度差异、职业的不同、距城远近等相关指标来描述定义乡村，或者以复合的综合性指标来对乡村属性加以概括，更可以反映出乡村类型的多样化。
2.4 城乡连续体
我们通常用两分法把人类聚落划分为城市与乡村，从乡村的动态性、不整合性和相对性来分析，不论是聚落还是文化、经济活动，城乡都是一个连续体，在这个连续体中，区分两个极端是很容易的，而众多的中间类型则是难以确定其断裂点的。
2.4.1 聚落连续体 从聚落的规模来看，从巨大的城市集聚体到小的聚落甚至分散的住宅，其间没有明显的断裂点，城市消失的地方就是乡村的开始点，聚落连续体是沿着一条线从极点的一端——农村向另一端逐渐演变，因此城乡聚落的规模划分必然是人为的。
事实上，从聚落的职能上也存在着连续性，从纯粹的单一化农业村落、农副业村落、兼业性村落一直到非农业聚落，都代表着城乡职能上的差异性。
2.4.2 乡村—城市连续体 与地理学者对聚落连续体的关注不同，社会学者从社区、文化角度进一步分析这种连续体现象。在当代现实社会中，社区类型既不是完全的乡村也非完全的城市，可以从典型乡村到典型城市排成一个连续谱，乡村与城市的差异只不过是某种程度上的问题，许多城市郊区和城乡交错区就处于这个连续体中间的位置。特定社区在这个连续体中的位置取决于：社区人口多少、社区人口密度及社区内乡村与城市之间规范的强度。社会学研究还揭示出，即使在高度城市化的地区仍然存在着乡村的文化。
3 乡村性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推进，传统乡村特征逐渐在转化，表现在经济上从农业向非农业转型，社会构成上农民的分化（农民—非农民或新式农民），聚落从乡村型向城镇型转化，乡村文化的转型等，这些要素的变动带动了地域的转型，出现了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乡城地区，这种经济、社会、文化、地域的演变代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是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如何在城乡连续体的现实态势下构建乡村概念的新思维？大多数研究人员尝试着在城乡之间划分一个过渡区，如在城市聚落与乡村聚落之间再分出一个似城聚落类型，在城市地域与周围乡村地域之间的交接地带划出一个城市边缘区，甚至从更大的地域范围着眼，划分出乡村城镇化区域。对处于转型阶段的地域作为城乡之间的过渡地带来加以研究，部分地解决了城乡界限日趋模糊的问题，但就象区划中划分过渡区出现的问题一样，过渡区本身，城市、乡村与过渡区之间也存在着过渡现象，因此就出现了乡村、准乡村、准城市区、城市化地区等多种多样的过渡类型。
乡村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特大系统，它包含着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极其丰富的内容，在每一个侧面又包括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和诸多的因素。因此从单个方面来定义乡村不会得到广泛的接受，寻求综合方面的界定更为人们响应。而且，什么是城市、什么是乡村，我们不应受某种概念的束缚。用极端化的传统乡村作为参照来套用当今的实际，这种理念支配下的归一法陷入困境是必然的。
笔者认为，在当今世界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乡村的定义应让位于乡村性这一概念，在一定地域内考察乡村性质的强弱（从对立面来看，就是城市性的弱强），比起不断划分过渡地带的做法更可操作，更具有可比性。确定一个地区的乡村性：
首先，每个地区都可以看作是城市性与乡村性的统一体（乡村性与城市性合计为1），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弱的地区，城市性弱的地区就是乡村性强的地区，乡村性强的地区就是乡村地域，城市性强的地区就是城市地域，两者之间不存在断裂点，城乡之间是连续的。
其次，乡村性指标的高低应以城市为参照单元，用城市的标准（如市区、市域、不同规模的城市）来衡量乡村性的高低，可以在统一的框架下反映其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不同地域之间具有可比性。也许会出现有的我们认为是乡村的地域（行政上的），其乡村性指数低于有些城市地域，这样我们对城乡的认识会有新的本质性理解。采用不同的城市实体为标准，可以反映城市性、乡村性的质量差异。
第三，乡村性除了与选择的参照标准有关，还与研究的尺度大小（如个人、单个聚落到不同大小的地域单元）、选择的指标与采用的方法有关，社会学家可以从社会发展指标来定义乡村性，经济学者可以从经济结构状况来分析，地理学者可以综合社会、经济、地理特征加以选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进行调整。
第四，由于乡村性概念是以区域为基础的定义，依据的是更为广泛的地理类型，而不是专门化的单一聚落特征，体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思想。因此，某些与土地面积广大相关的密度指标很难与城市同步发展，但某些人均指标、结构指标则有可能超过城市，如人均GDP、非农产业比重等等，对此应区别对待，合理安排。不能一刀切，各项指标均要求与城市同样考虑。
据此，乡村性指数可以用下式粗略计算式中：E[ot,i]表示第i个反映t年份城镇特征的标准值(i=1，2，…，n)；E[st,i]表示反映t年份s区域城镇特性的第i个指标值(i=1，2，…，n)。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从理论上初步探讨了乡村性这一概念，作为推论，笔者认为可以在实践中（如村镇规划、区域规划等）通过削弱某些乡村特征，提高区域的城市性。在城乡规划和管理、政策制定过程中，应贯彻城乡一体化的思想，在当今城市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要保证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更要贯彻这一理念，提高城市性与削弱乡村性并举，进一步推动空间地域城市质量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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