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nomy regulation and it objectivity-senior high school political a little bit hot problem of the lesson teaching
Wang Zhang-sheng
【Abstract】The economy regulation is objective, people want to know and make use of objective economy the regulation obtain socialism construction business of victory.Basic economy the regulation occupy predominance position, domination and check and supervision in the society the all the economy the regulation system other economy regulation.Nature regulation and economy the regulation have different and similar point.The economy regulation is divided in to have especially economy regulation with total have economy regulation.
【Key words】Economy regulation;Basic economy regulation;Nature regulation;Have economy regulation especially;Total have economy regulation;Objectivity
经济规律是政治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问题，正确认识和对待经济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1. 什么是经济规律？什么是基本经济规律
1.1 经济规律。涵义：经济规律是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体现着经济过程的必然趋势。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在于揭示经济过程中存在的客观经济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而社会生产关系，是在和生产力、上层建筑的相互制约中不断发展变化的。经济规律是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任何经济现象，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周围的经济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联系也是很复杂的，但总的可分为本质联系与非本质联系。非本质联系，是表面联系，是偶然性联系，它不反映事物发展的基本趋势；而本质联系则与此不同，它是内部联系，是必然联系。本质联系对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主要的决定性作用，它决定事物的性质和发展的基本趋向。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诸方面彼此联结，共处于一个有机的统一体中，它们互相依存，互相斗争，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经济规律是以经济现象的本质联系为基础，它是从本质联系中产生的，而且又在本质联系范围内直接发生作用。譬如：价值规律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之间的本质联系。伟大导师马克思说：“规律‘是两个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1］
经济规律作为经济现象之间的本质联系，它具有重复性和普遍性。重复性，是说这种联系在同类事物中反复出现，经常存在，始终起作用。普遍性，是说这种联系在同类事物中都存在。而本质联系，则是由事物内在矛盾决定的，它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代表一定要贯彻下去的趋势，决定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
注意，经济规律深藏在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内部，它的作用总要通过一定的经济机制才能贯彻和实现。因此，要深入研究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还必须重视对经济运行机制的考察和研究。
1.2 基本经济规律。涵义：基本经济规律是这样的一种经济规律，它不是决定社会生产发展的某些个别方面或某些个别过程，而是决定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切主要方面和一切主要过程，因而是决定某一社会生产本质的规律。它体现某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特征，决定某一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
譬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起作用的各种经济规律中，剩余价值规律就是这样的经济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一切最重要的现象，不论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任何方面，都是受剩余价值规律支配的。因为资本主义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围绕榨取剩余价值这个轴心转动的。决定资本家生产什么、不生产什么、生产得多点还是少点；生产出来的商品是早点卖出去，还是囤积起来暂时不卖；在扩大生产规模时是多添置些机器设备，还是多雇一些工人，所有这一切都是以能否取得更多的利润为转移，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这说明剩余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经济规律中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因而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2. 自然规律与经济规律相比较
2.1 自然规律是完全离开人们的活动而独立存在和发生作用的，而经济规律主要是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运动的规律，离开了人们的经济活动，也就不存在经济规律。
2.2 自然规律大多是长久不变的，而绝大多数经济规律只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发生作用。因为经济规律只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和发生作用，一旦这种经济条件消失，这些经济规律也就随之消失。
2.3 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都有阶级背景。因为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总会直接涉及到某个阶级或集团的利益，所以，不同阶级对发现和利用经济规律的态度是不相同的。
3. 特有经济规律与共有经济规律
分类标准：经济条件和其发生作用的范围
经济规律 特有经济规律共有经济规律
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样的”，“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而且只有在完成这种研究以后，它才能确立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2］斯大林指出：“各种社会形态在它的经济发展中，不仅服从自己特有的经济规律，而且还服从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各个社会形态不仅以自己特有的规律互相分开着，而且以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经济规律互相联系着。”［3］因此，认识特有经济规律和共有经济规律的关系，对我们研究和揭示客观经济规律具有指导意义。经济规律总是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历史发展的一定经济时期发生作用。而政治经济学必然要结合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条件，来提示发生作用的特殊规律。
涵义：特有的经济规律是反映某一特定社会形态经济现象的某一特殊本质的经济规律。它只在某一特定的社会形态中发生作用，随着这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被另一种社会形态所代替，这种特有的经济规律也就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让位于另一种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经济规律。
譬如：剩余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平均利润率规律等，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有的经济规律。它们反映的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这种特殊的经济关系。不论哪个国家，只要存在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的这些特有经济规律就发生作用。而当无产阶级经过革命斗争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后，资本主义的特有经济规律就失去效力，退出历史舞台。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规律、按劳分配规律等社会主义的特有经济规律就在新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产生出来，在经济生活中发生作用。
涵义：共有的经济规律又叫普遍规律，是指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里或几个社会经济形态里起作用的经济规律。
譬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和状况的规律，是在一切社会经济形态都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经济规律，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经济规律。另一种是在几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和发生作用的经济规律；价值规律（是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形态里都存在，也是共有经济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等等。
为什么经济规律会分成特有的经济规律和共有的经济规律呢？这是因为，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世代相承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每一代人在开始进行经济活动时所遇到的一切，如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进行生产，是石器工具、铁器工具还是机器？应用什么样的动力和劳动对象，是电力、蒸汽机还是人力、畜力，是棉花还是化学纤维？人们之间结成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是互助合作关系还是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一切都不是由他们自己创立的，而是上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现成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人们只能在这个基础上向前发展，而不能人为地割断历史。所以，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有它的阶段性，又有它的连续性。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产生各种特有的经济规律；而经济发展的连续性产生共有的经济规律。
阶段性。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漫长过程中，根据生产力的不同状况和与之相适应的不同的生产关系，分成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存在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五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每个社会经济形态所以能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一个特殊阶段，就是因为有着和其他社会经济形态不同的特殊的经济本质。而经济运动的本质不同，意味着人们在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时所处的经济条件有着根本的区别，是用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经济活动的。
连续性。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连接一个向前发展的；所以，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存在某些共同的东西，有着某些共同的属性。既然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有着某些共同的内容，因而必然有表现这种共同本质的共有的经济规律。如果说各种特有经济规律把各个社会经济形态分开来，那么，这种适用于一切社会经济形态的共有的经济规律则使它们互相联系着，使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过程形成一种统一的历史的发展过程。
总而言之，在任何一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各种特有的经济规律和某些共有的经济规律都在发生作用。它们互相联系、互相制约，形成一个复杂的经济规律体系。在这个经济规律体系中，有一个经济规律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经济规律，它在全部经济规律体系中占据主导的地位，支配和制约其他经济规律的作用。
4.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
任何经济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都是客观的。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是说经济规律的存在和作用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和人们的主观认识相对而存在的。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主要表现在：
4.1 经济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经济条件是客观的。任何经济规律都是在一定的客观经济条件基础上产生和发生作用的，并随着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有什么样的经济条件，就会产生与它相适应的经济规律。所谓客观经济条件，主要是指一定的社会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关系的状况。经济条件变化了，经济规律的作用也会随之相应地发生变化，经济条件消失了，经济规律也将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比如：只要存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也就必然存在和起作用；如果不存在商品经济，价值规律也就不存在、不起作用。
4.2 经济规律的内容和要求也是客观的。任何经济规律，都有它的客观内容和要求；否则，也就不成其为经济规律。经济规律的内容和要求，也是由客观经济条件决定的。如价值规律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它要求商品生产者彼此交换他们产品时必须实行等价的原则。这是由商品经济条件决定的。
总之，因为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人们既不能“消灭”经济规律，也不能“创造”和“改造”经济规律。不管人们主观意识如何，承认还是不承认，喜欢还是不喜欢，经济规律总是客观存在并起作用。承认和研究经济规律的客观性，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前提。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在政治经济学中被正确地反映出来，就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客观规律。我们研究经济规律客观性的目的，在于认识和掌握经济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而研究经济规律的客观性，首先要研究经济规律赖以存在和起作用的客观经济条件，弄清楚经济规律和客观经济条件的相互关系；同时，也要在这个基础上弄清楚经济规律的客观内容和要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弄清楚经济规律的表现形式及其利用方法，我们才能掌握并利用经济规律。
5. 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是客观的，人们必须尊重经济规律，按照它的要求办事。但是，承认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并不意味着人们在经济规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只能听凭经济规律的摆布。相反，正因为经济规律具有客观性，人们就可以通过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来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也只有在深刻认识经济规律的基础上，才能对客观存在的经济规律作出科学的表述和概括，才能自觉地熟练地加以运用。
人们认识经济规律的目的，在于利用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所谓利用经济规律，是指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根据客观规律的运动趋势和要求，制定经济工作的方针和政策，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从而在实践中达到更好地实现经济利益的目的。人们对客观规律认识得越全面、越深刻，行动就越自由，就越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即通过改变经济条件，来限制某些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或者为某些经济规律提供发生作用的充足条件和广阔场所，利用它为社会谋福利。
人们既不能消灭、废除和替换经济规律，也不能创造或制定经济规律。经济规律只能随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人们可以创造某一种新的经济条件，可以改变甚至消灭一种原有的经济条件。原有的经济条件消灭了，以此为基础的原有的经济规律也随之退出；新的经济条件产生了，在新的经济条件基础上就出现了新的经济规律。但是，人们创造、改变或消灭经济条件的行动本身，不是随心所欲的，必须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的要求来进行的。
人们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就是人们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所谓主观能动性，是主观对客观的反作用。而从实际出发，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是正确发挥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前提。经济规律客观性决定人们的主观能动性；人们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制约。人们在任何时候，决不可以超越客观经济规律去计划自己的行动，只有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才能有效地发挥主观能动性，造福于社会。同时，也必须看到，要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又必须充分发挥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因此，必须坚持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人们的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如果片面夸大主观能动性，而忽视甚至否认客观经济规律，这是主观唯心论；如果片面强调客观经济规律，而忽视甚至否认主观能动性，这是机械唯物论。这两种情况，都违反了经济规律客观性和人们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坚持经济规律客观性和人们主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是我们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道路，也是历史的结论。
那么，怎样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实现经济规律客观性与主观能动性的统一呢？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实践，而且只能是实践，客观规律是事物的内部联系，隐藏在事物的内部。要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必须深入到实践中去。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必须提倡“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总结群众的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人们通过反复实践，客观经济规律不断地为主观所认识和掌握；同时，也通过实践使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正确认识变为改造客观世界的实际行动。经济规律的客观性和人们主观能动性，是在实践中实现其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因此，反复实践，是人们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的必由之路。
1962年1月，同志的《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经济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4］ ――历史早已深刻表明，无论革命和建设，都必须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败的根本问题；我们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利用客观经济规律，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化，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50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6-187页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1-0193-02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以低能耗、低污染为基础的“低碳经济”已成为全球热点。欧美发达国家大力推进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低碳革命”，着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
一、低碳经济发展概论
（一）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和必要性
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全球人口数量的攀升，越来越多的发展问题影响着地球生态环境，化石能源等常规能源的使用造成的环境问题及后果不断为人们所认识，随着废气污染、光化学烟雾、水污染和酸雨等的危害，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升高将带来的全球气候变化，已被确认为人类破坏自然环境、不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常规能源的利用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此背景下，“碳足迹”、"低碳经济”、“低碳技术”、“低碳发展”、“低碳生活方式”、“低碳社会”、“低碳城市”、“低碳世界”等一系列新概念、新政策应运而生。2007年在亚太经合组织第15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提出了四项建议，明确主张“发展低碳经济”，对人类未来负责。会上提出“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为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做出努力”，这是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最初要求。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确定在5省8市开展低碳产业建设试点工作。到现如今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趋势，低碳经济发展的好坏关系着我国综合国力和世界的影响力。低碳经济对于我国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实现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二）我国低碳经济立法的现状
关于保障低碳经济在我国更好发展的立法问题，从我国提出低碳经济发展理念时就已经引起很大讨论。发展到现在，我国立法机关和相关机构围绕节能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在2009年8月份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充分肯定国务院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意报告提出的今后工作安排。
另外，关于《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实施方案》、《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行动》、《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一系列配套的关于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政策指导意见，对于我国低碳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保障促进作用。但是，21世纪信息时代的经济发展瞬息万变，对于低碳经济发展的立法还存在很大问题。
二、现阶段我国低碳经济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法未成体系
基本法通常是指在一个国家或地区拥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低碳经济在我国发展以来，法律保障一直停留在综合法律的基础上，关于低碳经济的概念，基本生产经营原则未进行明确规定。建立完善的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需要在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进行规范，既要有强制性规范也要有引导性规制，既要涉及生产领域也要涉及消费等领域。低碳经济发展涉及方面广，若没有统一的基本法和理念的指导，很容易在实际发展中产生各个法律的交叉冲突，造成立法资源的浪费和法律权威的下降等严重后果。所以，在我国低碳经济法律制定中，基本法的制定及完善是本文认为最为主要的，必须明确低碳经济的概念，确立低碳经济法律体系设定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管理体制。
（二）指导低碳经济发展的单行法有待完善
单行法是和一般法相对应的称谓，一般法规定的是比较综合的法律问题，而单行法是对一般法中规定的某个特别法律事项进行的特别规定。如我国民法通则就规定了物权事项，什么担保、抵押、质押等等，而我国另外还有一部担保法，担保法就是一部单行法，而相对于担保法而言，民法通则就是综合的一般法了。我国现行的低碳经济单行法主要集中在化石能源和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很多需要法律法规规制的低碳经济领域如天燃气、石油等新生能源领域缺少专业的立法。低碳经济单行法的不完善一方面体现在单行法体系的不完善，另一方面是单行法内容上的问题，如我国现行的《煤炭法》中关于对煤炭生产、经营中责任人的法律义务进行了规定，但是相应的法律责任却没有进行规定。很多条款规定缺少具有实际操作性的法律措施，过于原则不具有详尽的指导意义。
（三）现行的低碳经济相关法律的激励性不强
现行的低碳经济法律中对于指导其有效发展和限制不利低碳经济发展的规定较多，如《循环经济促进法》、《可再生能源法》等；而关于有效激励社会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律激励性却不强，如《节约能源法》中“国家实行有利于节约能源资源的税收政策，健全能源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促进能源资源的节约及其开发利用水平的提高”，但是实际工作中并未有具体的有利节约能源资源的税收政策，如何减免低碳经济发展企业的所得税并没有详细的法律规定。低碳经济法律中的激励性条款的牵引法律文件层次较低，内容不够具体，相应的权威性和激励力度就可想而知，这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
（四）低碳经济法律的监管机制不健全
低碳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有相关的法律监督机制的保证，我国现行的低碳济的法律监督机制滞后于现实的需求，不利于低碳经济相关法律的有效执行。一方面相应的法律未赋予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执行法律的严格约束，政府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以身作则的作用未充分发挥，政府的监督促进作用没有得到有效体现；另一方面，关于公民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行为约束相应的法律监管不到位，公民中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个人环境行为的监管没有纳入到法律的监管中。低碳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和公民的共同参与，所以对二者在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法律监管机制一定要完善起来。
三、完善低碳经济法律的建议
（一）制定有效的低碳经济基本立法
低碳经济的基本立法在其整个相关法律体系中发挥着总揽全局的作用，协调着各个相关法律的执行实施。低碳经济具体包括基本原则、总则、基本法律制度激励措施和具体的法律责任等，明确基本法的统一指导和理论指导的作用，增强其他法律制定的可操作执行性。在基本法的指下，低碳经济中重要的两个领域，大气法律体系和能源法律体系也做相应具体的法律规定，保证低碳经济在法律体系下健康可持续发展。学习发达国家如美国的《2009年美国清洁能源和安全法案》中关于发展节能技术、实施能源消费多样化等多个方面的具体规定，总结有效的成功经验尽快制定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立法。
（二）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单行立法
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单行立法，一方面要根据低碳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对相关法律政策不符合现实发展需求的部分进行修订，如强化清洁生产、鼓励低碳技术的研究研发、支持低碳能源的开发利用；另一方面，针对石油、天燃气、原子能等制定专门的单行法，对能源进行合理配置。如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可以制定以大气污染防治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排污许可证的制度规制、增加排污权交易制度、完善排污收费制度等，从而完善低碳经济法律保障体系，为低碳经济的发展提供保障。
（三）明确低碳经济立法中关于激励的具体措施
发展低碳经济对于我国传统型的生产企业本身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尤其是能源消耗型的企业会产生很大的利益损失，所以没有相关的法律激励政策是很难让其自觉自愿地积极响应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规定的。现阶段我国在法律规定方面的激励性不强，对此可以在激励性的财政和税收政策制定，鼓励企业使用和开发清洁能源并对其适当的补贴，或者可以向低碳经济行业进行更大力度的投资。完善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法律法规，设立低碳金融和低碳税收等促进各行业经济低碳发展的专门性立法，通过减免税收等引领企业开发先进的低碳技术。
（四）加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法律监管
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建立在有效的法律监管的基础上，所以保障低碳经济法律作用的有效发挥，就要加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法律监管制度。从概念上理解，低碳经济法律是监管的限制词，限定监管的各个要素，从执行层面在履行法律监管机制时要具体做到明确监管的主题、对象和内容，制定监管的依据、目标和方式，这样才能保证低碳经济法律的执行不会被形式化。
低碳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立法问题从我国低碳经济概念提出，学术界对其的探讨就比较多，现行的相关法律制度对于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在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的21世纪，我国现行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法律在内容制定和体系建立上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在制定有效的低碳经济基本立法、完善低碳经济发展的单行立法、明确低碳经济立法中关于激励的具体措施和加强低碳经济发展中的法律监管方面可采取的有效建议，促进我国低碳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米国芳，长青.能源结构和碳排放约束下中国经济增长“尾效”研究[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7，（2）.
[2] 武俊松.低碳经济背景下碳金融监管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16.
关键词：
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完善措施
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选择。循环经济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涉及到庞大的系统工程，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循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现阶段，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初具雏形，因此对于体系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律法规不配套、不协调、缺乏操作性是当前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注重法律法规的配套与协调，健全实施细则及体系结构，不断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一、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相关概念
（一）循环经济综合国内外相关解释，循环经济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的发展方式，是主要依靠生态型资源来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二）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主要是指由现行的所有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主要分为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纵向体系主要包括循环经济基本法、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横向体系主要是指综合性和行业性的经济法律，如《清洁生产法》、《食品再生利用法》等等。在我国，现行的循环经济基本立法主要有《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支撑[1]。
二、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建设现状
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同其他法律体系一样，由基本法、综合法、专门法和相关法组成。循环经济基本法主要有两部，分别是2002年通过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2008年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其中《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于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以“减量化”有限的原则全面规定了循环经济的制度。综合法主要包括《固体废弃物管理办法》、《资源高效利用促进法》等，专门法主要是指《可再生能源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防治法》等，相关法主要根据行业划分，包括《水资源污染防治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绿色采购法》等[2]。总的来说，虽然我国在循环经济发展上已经确立了一些法律法规，但是仍然存在法律不健全、立法不全、法律位阶低、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三、国外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建的经验及启示循环经济的思潮最早发源于国外，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发展，其法律体系构建已非常完善。德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实施循环经济法的国家之一，循环经济立法是非常完备的，其法律体系主要由法律、条例、指南三部分组成，层次分明。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发展模式主要以基本法为主，统率综合法和各类专项立法。美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成主要为单行法，以预防优先为原则进行立法，强调抑制废物的生成。历史实践证明，主动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经验、做法，才能促进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我国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上也要主动向发达国家学习，首先要重视循环经济的基本法的立法，用法律手段推动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要注意细化各项立法，分层次立法，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确保循环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
四、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我国现行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法律条款过于僵硬，导致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执法困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缺乏实施细则，缺乏监管力度。以《清洁生产促进法》为例，该部法律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指导性或者标准性的规则，没有实施细则，整部法律中规定企业义务的条款仅仅只有11条，导致执法部门对企业缺乏监管力度，处罚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增加了该部法律的实施难度。第二，缺乏执法保障，造成执法困难。现行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仅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法律中有个别条例明确了具体的执法措施、处罚细则，在执行其它法律条款时都均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法权，形成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执法困难的局面。
（二）法律法规不协调当前我国的各个法律体系的构架都是按照宪法—基本法—行政法规—规章的顺序进行不断完善的，这样的构建顺序导致了基本法的不健全不完善，与下阶法存在很多重复交叉的地方，容易出现法律位阶冲突问题。一方面不同位阶的法律会存在冲突，由于法律法规文件往往由不同层级的权利机关制定，因此就会出现地方法律与中央法律存在矛盾的局面，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相同位阶的法律冲突，地方性法规的冲突会导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处理法律案件的时候只能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处理案件，有些时候可能会损坏某个地方政府或公民的权益。例如：在关于产品回收问题上《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都有着具体的规定，《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关于产品的回收名目及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制定，而《循环经济促进法》则规定由国务院循环经济发展综合部门制定。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协调导致循环经济存在多头管理、执法依据相互矛盾的问题，无法对循环经济实现有效的监督与管理。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能源节约等方面息息相关，也和市场经济、政府决策等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其它部门法律法规的配合与支持，使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能够成为完整的有机整体。但是，现阶段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往往都是法出多门，存在很多法律空白，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更是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在金融法、财税法、企业法等法律中都未对循环经济作出相关规定，导致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无法建立起完善的循环型经济社会[3]。
五、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措施
（一）增强法律法规的有效性首先，要加大执法部门的权利。由于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法规都没有赋予执法部门相应的执法权力，导致执法力度不够，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因此，要不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分别赋予执法部门相应的权利，让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能够依法执行强制权，以达到执法的目的，促进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落实。其次，还要注意不断细化法律法规实施细则。没有实施细则的法律只是空壳子，没有实际指导意义，要实现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就要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之内，完善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明确工作方向、责任主体、具体措施、处罚力度等，增强法律法规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二）注重法律法规的协调性首先，在立法的顺序上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要重视基本法、综合法、专门法和相关法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补充，可以先从目前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的领域着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之后再进行专门法的编制，然后对基本法进行修改与制定，最后综合已完成的法律法规，对综合法进行调整，弥补现有的不足。其次，要注意现行的不同位阶法律法规的协调。要在尊重《宪法》的基础上，对《循环经济促进法》进行不断的修改与完善，其他相关法律、专门法律、综合法律等也要与《宪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宗旨、核心理念保持一致，将存在冲突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修改，保持法律的严肃性。最后，还要注意同阶法律的协调。发现不同部门间的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时，双方要在尊重立法宗旨和核心理念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协商，避免矛盾和冲突的出现。
（三）不断完善配套法律支持体系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循环社会的构建，因此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不可能孤立的完成，也需要一系列的支持性法律体系。要在经济法、合同法、金融法、企业法、能源法、环境法、审计法等方面进行循环经济的相关规定和约束，弥补完善现行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以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促进循环社会法律体系的完善，最终实现循环社会的构建。
六、结语
总之，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缓慢、复杂的工程，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需要从法律法规的协调性、配套性、有效性等三方面着手，要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来对公民、企业、政府、社会起到相应的约束作用，保障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循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玉基．论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J].法学杂志,2011（4）：37—41
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它不同于民法、刑法、行政法等传统的法律部门，它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规定抽象的法律关系的程度，而往往是直接将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要求置换为法的规范。这样就会产生如下消极影响：首先，过于具体的制度性规定只会造成经济法效力普遍性和适用弹性的弱化，甚至会出现经济法律法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带来实际应用上的麻烦。其次，经济法的独立与兴起，客观上需要相关理论研究的发展与深化，但当代经济法学难以满足经济法律部门发展的需要，具有相当的滞后性。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法及其理论也处在不断的完善过程中。笔者将对作为经济法基础理论核心问题的价值取向和基本原则的问题进行探讨，以期能对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作出微薄的贡献。
一、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逻辑关系的一般理
论法理学告诉我们，法律作为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调整行为关系的规范性文件，都有其追求的具体理想目标，以达到满足人和社会需要的目的，这就是法的价值取向。具体来讲，它可以包括法的自由价值、法的平等价值、法的安全价值、法的秩序价值、法的正义价值以及法的效益价值等。法的原则是指“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①，它不像法律规则那样，没有设定具体的事实状态也没有规定具体的权利、义务和责任，而是法律精神最集中的体现，构成了整个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法的原则可根据适用领域的不同划分为具体原则和基本原则。其中具体原则是指用于某一特定社会关系领域的法律原则。而基本原则是体现法律的基本精神，贯穿于法律全过程中的具有指导意义的原则，在价值和功能上比具体原则更重要和广泛。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具体原则在适用的本身领域内就会变成基本原则。法的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都是法律的抽象性规定，二者存在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表现在：（1）价值取向是基本原则的基础，是基本原则的本质内容。
法的价值取向作为法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对法的基本原则存在巨大的指导意义，决定了基本原则的规定方向和内容。例如，法的自由价值的存在就决定了会有以自由为本质内容并服务于自由价值的自由原则的出现。（2）基本原则是价值取向的表现形式。价值取向是法这一社会存在物的内在理想，它往往需要一定形式的表达。基本原则恰恰是对法的价值所追求的社会理想的总体图景的一种展现。（3）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统一于法的实现。价值取向在于引导法律的理想目标的合理实现，基本原则也同样是为了指导法律的实施和应用，二者共同统一于实现的一致性。
二、经济法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的逻辑分析
（一）经济法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的涵义
经济法价值取向是经济法在调整社会关系时所要追求的具体的理想目标，是一般法律的价值内在于经济法领域而形成的特定的第二层次的价值。它是在法的自由、平等、安全、正义、效益价值基础上形成的，并包含有这些基本价值倾向，但却不再仅仅是这些价值的一般表述，经济法价值取向已上升到了一种特殊理想的高度。同样，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在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而规定于或者寓意于经济法律之中的对经济立法、经济守法、经济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它体现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并贯彻于有关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一切环节之中。
（二）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内容———建立在经济法律行为基础上的分析
本节内容的展开是建立在笔者对整个传统经济法理论体系的突破基础上的。即通过对经济法律行为的分别定性来达到对经济法价值取向的深层阐释。笔者认为，当今经济法学界不论是李昌麒教授的“干预说”，还是杨紫煊教授的“协调论”，都没有抓住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主线索问题，因此造成了经济法律体系不严谨、不稳定的弊端。现代法学正在从规范重心向行为法学发展，而同时只要稍加研究，我们就不难发现，整个经济法法律体系都自觉不自觉地围绕两种经济法律行为展开与完善，即经济引导行为和经济救济行为。作为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各种关系中，不论是市场管理关系（市场秩序关系）、宏观调控关系还是社会保障关系都完全可以按照这两种不同的行为而分为两类。经济引导行为是指国家为了实现关系国计民生的资源、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平衡协调发展而进行的一种主动积极的事前指引和导向行为。而经济救济行为是指国家对有关市场秩序的问题并非预设某种导向性规范和行为，而是充分允许其按民商法规范运作，只有当其中出现危害公平良好的市场秩序问题时，才会对其进行一种事后的补救和规范行为。也就是说，整个经济法领域只有事前和事后两种法律行为。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有四个部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世界社会主义经脐体系。它全面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发生、发展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规律。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时期。教科书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阐明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基本特点，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现在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对于继续完成我国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有重要意义。这里就不多加论述。
党的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从现在开始，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此，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部分是目前我们学习的重点。
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部分，它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各种经济规律的作用，以及党和国家根据这些经济规律制定的经济政策和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经验。教科书通过对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论述，揭示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无限生命力和优越性。
学习社会主义的国民经济体系各章，应抓住三个中心：
第一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基础，要正确认识和利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首先研究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公有制与生产社会性是相适应的，它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也有矛盾，需要不断调整、完善。为了及时正确地发现和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促进生产力高速度地发展，就必须认真研究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根本不同，它的特点是：（1）以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集体农庄所有制这两种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2）劳动者不受剥削，建立了同志式的合作和社会主义互助的关系；（3）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实行有利于劳动者的产品的分配。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我们在学习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时，要注意研究它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根本区别和优越性，以便提高自己的共产主义觉悟，更加热爱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事业。
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形式：（1）以国家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2）合作社集体所有制。与社会主义的两种公有制形式相适应，有两种社会主义经济：（1）属于国家的国营企业；（2）属于集体的，合作经济。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都是社会主义经济，都受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支配。但是由于公有化的程度不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其中所起作用的程度与表现的形式也有差别。全民所有制比集体所有制更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与农民觉悟水平的提高，集体所有制要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因此我们要注意研究社会主义两种公有制存在的根源，相互关系，以及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条件道路等等问题。
一、循环经济的内涵
循环经济(recycle economy)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之后，在少数发达国家中出现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所谓的循环经济，是指在生产、流通、消费中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将清洁生产和废物利用融为一体，实行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其遵循3R原则，即资源—生产—再资源。这样便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宝贵而有限的自然资源，给环境带来最少的污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劲头迅猛，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外汇储备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付出了惨痛的环境和资源代价。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值是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生产模式。鉴于此，我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将维护生态系统，保护环境，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政策性规定。循环经济的推进与发展离不开法律的保障，2009年1月1日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便是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对企业的监管制度。
二、国外有关循环经济立法的现状分析与比较
在大陆法系中的许多国家，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比较完备，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立法的良性互动构成这些国家鲜明的特色。通过立法促进废弃物的回收和综合利用，以法律的形式规定循环经济制度，是发达工业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也是此项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1.德国
德国是世界上关于循环经济立法最早和最完善的国家之一。以德国进行循环经济立法的进程为例，德国于1972年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1978年制定了废物处理和电子产品回收的法律。进入可持续发展时代后，该国于1994年制定了在世界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1998年修改)，现在成为统领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基本法，其特点是突出和强调对废料的再利用，将循环经济思想的适用领域从包装废物扩展到全部废物，并且明确了循环经济的范围。此外，该国在1998年至2005年间制定了《包装法令》、《垃圾法》、《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法令》、《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再生能源法》、《电子产品、电器的流通、回收及处理法》等近20部法律法规。由此可见，德国的循环经济立法已经趋近完善，既有统领该法律体系的基本法，还有适用于各个不同部门的特别法律。所有的这些法律构成了一个较为完备的法律体系，明确了政府，企业以及消费者在推动循环经济中的责任。
2.日本
日本在其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深刻地体验到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带来的恶果，饱受大自然的惩罚。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提出了“环境立国”的口号，以构建循环型社会为主旨，集中制定了废弃物处理、再生资源利用、包装容器利用和家用电器循环利用、化学物质管理等一系列法律法规。1991年首先颁布《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1995年颁布《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1999年颁布《建筑材料循环法》后，2000年颁布了《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法》作为循环经济的基本法。2001年4月，日本开始实行八项循环经济法律，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根本原则：“根据相关方面共同发挥作用的原则，通过促进物质的循环，减轻环境负荷，谋求实现经济的健康发展，构筑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三、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立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加快了循环经济立法的步伐。从1983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结合技术改造防治工业污染的决定》到《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节约能源法》以及《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的颁布，均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相关方面的要求。此外，根据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不同，各地方立法也呈现出区域性。例如，贵州出台了我国第一部循环经济领域的法规—《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广东、上海等地也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与措施、循环经济示范推广、发展过程的鼓励与处罚等方面作了规定。目前，我国相关方面的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还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体系，在法律适用中明确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对此我们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将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循环经济制度写入国家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为所有法律提供了基本的指导方针。为了保障循环经济的相关法律法规有效、准确地适用，应在宪法中明确提出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发展循环经济。也就是说，我们应该适时修改宪法，在宪法中加入发展循环经济的条款，使得循环经济拥有宪法根据，把循环经济立法纳入宪政建设的高度。
2.完善循环经济基本法
2009年1月1日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作为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法律，明确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宗旨，基本原则，指导思想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等。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许多新的环境问题会随之而生。因此，我们应严格遵循基本法中相关的法律法规，同时灵活运用其中的原则制度，以应对在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在此情况下，如仍存在未能解决的问题，最高院可针对具体情况做出相应的司法解释，不断地完善循环经济基本法，使之成为一个科学完整的有机整体。
3.制定各个具体领域的单行法
通过单行法的制定，使得循环经济法得到落实和细化。循环经济涉及包括废弃物的处理，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的合理利用等各个领域，欲有效解决各类问题，需要具体的单行法的补充适用。针对不同的领域，需适用不同的单行法。例如，进一步修订完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等单行环境法律，对资源的节约、回收、再用、再生利用做出特殊而具体的规定。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和制定各单行法，从而使循环经济法律制度尽快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
4.以条例和规章为补充
为了促进循环经济的开展，有必要在法律的框架内由政府制定一些行政法规和条例比如制订出台《资源综合利用条例》、《废旧汽车和废旧轮胎回收条例》等循环经济的专门条例，并在条例的指导下，制定或完善有关政府规章、部门行政规章。
5.在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中，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生产者责任延伸制
即生产者不仅要对产品在其合理使用时间负责，对其废弃物也要承担回收重新利用的责任，防止其污染社会。在法律中明确指出生产者的责任。其实，笔者认为不仅要规定生产者的责任，还要具体明确。这样一旦发生问题可以直接追究到具体的企业，更有利于有关部门的监管。
参考文献
[1]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熊哲文：中外循环经济立法比较研究.特区实践与理论，2006.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体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则、政府行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规范，即一切经济活动法制化。
（一）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
1、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法律规范。
市场主体是经营的企业，它有两个广大，两个方面需要法律规范：一方面企业的产权问题，企业能够行使全部法人财产权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经营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企业在自主经营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一旦企业对利益关系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自主经营的企业或国家的利益时，这也需要法律规范。没有上述法律规范，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
2、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靠法律来构筑维系。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运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市场运行的各次规则要靠法律来构筑。市场运行有众多的规则，如生产资料市场规则、金融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规则、技术市场规则，等等。这些规则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定。因为法律手段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公开性，以及国家的法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可以从根本上规范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行。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效运转。
3、市场竞争的公平竞争需要法律保障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是自由、等价交换。没有自由交换，商品就很难流通；生产再多的产品，不能实现等价交换，就不能实现其内在价值和获得利润，生产者就没有生产和再生产的积极性。商品生产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价交换，进行公平竞争，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样，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求法律保护。没有这种法律保障，市场经济同样不可能有效运转。
4、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来强制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表现为在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一旦为人们所认识，就将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来规范，使遵循经济规律成为具有法律得来的行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映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要求，它不仅表现在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确立起来。
5、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需要法律来确认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的经济，即承认和尊重市场主体的意志自主性。这就要求用法律确认市场主体资格，明确产权，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及其意志自由。同时，规定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如果没有法制，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6、市场经济的契约性需要法律来确认保护。
市场经济的基地在于市场，而市场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具体动作，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经过自由、平等的协商新订立的契约来进行的。契约是市场的法律原型，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契约成为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建立经济关系和实现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最本质的区别，而契约这种法律形式，市场经济就寸步难行。而契约这种法律形式对契约原则、方式和法律的确认与保护为前提。
7、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法律来保障。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合理配置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但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竞争，否则，市场经济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因为在竞争过程中，有些竞争者为了贪图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风险，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资取别人商业秘密等，这就必然妨碍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如同球赛一样，球员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没有规则，比赛就无法进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维护正当竞争的保障。
8、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平等原则需要法律来确认和维护。
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通过契约发生关系的，这就是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确认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9、市场经济开放性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以适应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场国际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必须有统一的调整手段和相应的规则。要使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就必须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二）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发展形态的反映。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法律反映不同市场经济形态的特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自由竞争阶段的市场经济和垄断阶段的市场经济两种发展形态，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即在“剑与火”的文明中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经济法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英国最为典型。从17世纪开始，英国就推行了“圈地运动”，把广大农民从耕地上赶走，土地改作“牧场”。为此，英国国会于1700—1760年颁布了208个圈地法规，1761—1801年又通过了2000个土地法令。这些法律反映了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为了转化和积累资本，开展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氏法》和《商法》，以保证让“看不完的手”调节市场的运行。
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金融机构与
工商业相结合，以金融为主的垄断资本形成以后，美国国会于1899年制定了《谢尔曼法》，1914年又制定了《克莱顿法》和《联邦委员会贸易法》，统称为反托拉斯法。它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对托拉斯进行了若干限制，以调节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一般垄断阶段转变为国家垄断阶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进一步社会化，促使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为了减弱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实现调控。因此，经济法得到全面的发展，深入经济生活的主要手段。
随着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扩大和提高，自由市场经济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周期性波动，表明自由市场经济无法有效地完成资源配置任务。因此，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需要国家通过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不论资本主义市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无不通过法律来反映不同发展形态的要求，体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不同调控形式。国家运用法律手段逐步加强对市场经济实现调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治的过程。法律制度同市场经济发展安密不可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在质的方面，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所需要的法律有着根本的区别。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在法律上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主要不在于它有更多的法律，而在于这些法律体现了不同的原则，精神和程序。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要求经济主体合法经营，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意味着它对行政权力的绝对无条件地服从。法律的任务就在于用强制力将经济主体限制于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计划经济的法律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命令法体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首先在于经济主体具有法定的、任何行政权力都不得侵犯的独立权利。法律为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留下了广阔的、可以选择的自由空间。因此，市场经济的法律是以经济发主体的权力为核心的选择法体系。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这就更要求对行政权力的范围和行使方式进行限制。市场经济造就了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处的经济力量—市场主体，它可以对抗行政权力的不合理、不正当行使，改变过去那种行政权力不受约束的状况。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援引法律来实施控制和干预，但政府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定。市场经济对行政权力的经济限制构成了对权力法律约束的基本条件。总之，法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制度和特征都是在经济市场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法律再多、再完备，也不可能实行法制。市场经济需要以权力为核心，具有极大权威和独立运行机制的法律制度，这正是法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动因。可是，并不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有法制才能成为市场经济提供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法律形式。
从法制史来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所以不存在法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经济无法提供法制生长的土壤。法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法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产生而建立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定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结果导致法律长期以来不仅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反而屡屡遭到削弱和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从此，我国社会开始朝着法制化方向发展，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提示出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动因，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建成的现实。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经济法制则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为了适应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意义上的运用经济立法手段调整经济关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主要参战国出现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国家干预经济已成为垄断阶段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为了克服战时经济中出现的物资供应困难，有关国家采取经济立法手段，进一步实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为什么经济法首先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并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呢？有以下原因：
（一）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原有氏法虽然还是调节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已远远不能适应调节更方形态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于是经济法便逐步从民法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体系，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垄断资本组织、企业集团的巨大发展及其权力体系的扩张，对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间进行广泛的经济活动，使市场经济向全球化发展，因而必然要求通过国家立法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和分割利润。
（三）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通过经济立法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缓和爆发经济危机。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法是从市场经济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或者说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资本主义法制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实践舞台。那么，法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怎么样呢？概括起来讲，法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有四个方面：
（一）引导作用。法律对市场经济的引导作用，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决定的。客观地认识这些规律，真实地反映这些规律，并通过对市场的引导使之符合这些规律的要求，这就是法律的根本任务。市场经济经历着复杂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为了使密集的、复杂的、且随机性很在的社会互动井然有序，必须运用法律对人的活动进行引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既要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 又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必须借助法律的引导。必须明确的是：现代市场经济覆盖面越来越大，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市场体系规模，都是复杂而庞大的。再也不能按近代市场经济那样单纯依靠“私人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发运行与发展，必须实行高层次宏观调控，并使这种调控的形式多样化、精密化，并以引导为主要形式。
（二）促进作用。法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直接促进作用。那些直接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如氏法、经济法以及经济行政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等等，不仅促使市场经济按照法律所确认的原则深入发展，而且为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扫除障碍和创造条件。任何一项直接调整市场关系的法律，只要它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反映市场规律的，就定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2、间接促进作用。这主要指那些以调整政治关系、管理关系、家庭关系为主的那些法律。如刑法、诉讼法、家庭婚姻法等等。虽然它们不直接或多数不直接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行为，但由于通过对各种政治关系、管理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调整，正>:请记住我站域名/
（三）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属性——国家强制性和规范性，在保障经济顺利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种保障表现在如下几
个方面：
1、利益保障。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行为，大都为了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并体现为一定权利。法律通过及时制止、制裁那些侵犯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来保障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2、秩序保障。市场行为只有在良好的、稳定的、有序的秩序中进行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效果。没有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市场，更不可能进行商品交换，也就谈不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市场秩序实质上就是法律秩序。
（四）制约作用。法律在引导、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发展和同时，还发挥制约限制市场经济发展中某些消极因素的作用。我国市场经济虽然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市场竞争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已开始出现，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抑制和消除这些消极因素，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萎缩，市场机制逐渐进入了社会经济生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严重影响和干扰了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经济立法、司法、执法，特别是缺乏保障和规范市场正常运行的法律、法规体系。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呼唤并依靠着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变革。法制建设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立法是对现行行为的规范和对经验的总结和固定”这一传统观念，已经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一传统观念是导致我国的法制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生活和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来管理，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新经济关系层出不穷，日益错踪复杂，如不事先加以规范和调控，就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如果立法没有预见性、超前性，就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无论以哪种模式存在，都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建立在明确界定的产权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的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有权自由进行平等竞争的能提供正确价值参数的市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以上要素都要法制做保证。
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及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影响。
一般来说，经济的市场化必然伴随着社会法制化，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同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育方式的差异，社会的法制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从一开始就带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这些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经济市场化过程及其法制化方式。
（一）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起点是封建的自然经济。而且，从封建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通过所有权的彻底私有化完成的。作为资本主义法制基本内容的财产法、契约法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是计划经济。而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进行的。由于公有制主要通过国家所有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产权关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权力的国家，其法律调控的方式，程序显然不同于私有制。
（二）在西方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即商人和市民阶层。所谓市场经济的法律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利益要求。商人和市民阶层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进入市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断扩大市场的规模，并且力图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利益，解决随市场扩张而日益增多的纠纷。在市场经济发育守稆商人不仅形成了商业习惯法，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可是，商人和市民阶层不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而且他们的法律活动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发展。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自于国家，即政府。这一点无疑是影响市场主体法律要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由于缺乏独立于中央集权政府的“第三等级”，商人即无动机也没有机会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发展自己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实行了高度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商人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基本消失，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完全丧失了独立经营的法律资格和能力。如果说在西欧封建自然经济中商人和市民阶层还可以有机会生成并逐步发展为启动市场经济的独立力量的话，那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任何来自于社会自身的启动高层经济的力量都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当中国社会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大扶择时，却由于缺乏真正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而显得底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了。
由于市场之外的力量——国家来启动市场经济，从几方面影响了这一进程的法律要求：首先，法律要求受到市场主体状况的制约。西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是在市场主体力量已相当强大之后出现的，前提在于市场主体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和法律要求对国家干预进行控制。而我的市场主体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由国家来培育。这一方式本身就限制了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发展。企业自身不具备充分的条件参与市场竞争，它们或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优惠，或者采取投机冒险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还未形成自觉的法律求。其次，产生法律要求的利益主体在定意义上与其说是市场主体，不如说是政府。有些法律要求从名义上来看，似乎是以市场主体利益为基点，实现上是以国家或某个政府部门利益为基点的。可说，在独立的行为合法化的市场主体形成之前，很难产生真正体现市场主体利益的法律要求。再次，市场主体的法律要求在很大程度不是由市场主体自身行动而是依靠政府的行政行为来实现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核心是落实企业经营自，而落实自的关键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流行的公式充分说明了政府对市场主体法律要求实现程度的制约作用。
（三）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是一个自发的逐步过渡的过程。同样，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也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变化和完善的。起初，商人训试图同封建法律体系保持关系，在封建法律体系中为贸易的地位寻求法律依据。随着商人将其活动领域扩展至创立商业制度的城市、港口、商店、银行、工业等等时，他们开始与封建领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发生正面的冲突。11世纪和12世纪的都市化运动创立了保护城市经济角色的新的法制制度，商人们开始要求立法权、司法权和控制一个经常性市场的权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游离干国家之外的，17、18世纪以后，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才完全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并在国家的力量推动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律发展时期。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起步于计划经济并由政府直接启动，所以，这一进程一开始就有其不可避免的特点，即国家有计划地设计和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中，也反映在法律发展过程中。从积极意义上说，由政府有计划地推进经济的发育，可以尽可能地缩短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时间，减少这一进程中的阻抗。但是，将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纳入政府的计划，又可能导致市场的非正常发展。政府的改革时间各很可能与市场经济发育的客观现状和要求不吻合。这一现象势必影响到以政府改革计划为依据而拟定的立法
规划，将导致法律发展与社会实际需求相脱节。因为，由政府运用行政权力有计划地培育出来的市场会产生出某些虚幻的“法律需求”。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市场发育的方式制约引导法律发展的方式。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法律仍然被视为一种手段，而不具有制约行政权力的功能。70年代末以来，我国已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是，其中大多数法律并具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所要求的内容和品格。我们已经建立和健全了有关法律制度。但是，这些法律制度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还不能成为经济市场化的法律前提。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全新的法律制度——法制，但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特点又严重地制约着法制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容问题。要解决这一矛盾，关键还在于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发育模式，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定的基础，促进法律制度的变革。
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和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比，其运行基础、作用媒介和运行规则是完全不同的，经济方法的任务必然发生根本的改变。实现这种转变，加快经济方法，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程度。这就要求立法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及时用法律手段来确立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同时，大胆借鉴外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及其经验，使立法更具科学性。
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有其一般性，反映这种一般性的法律本身是人类的文明和共同财富。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起来的客观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作为规范经济关系的具体手段，具有世界通用性，我们应该勇于吸收和借鉴。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以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和法制。人类社会一开始，就离不开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
为了维护社会的存在，使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能正常运行，人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规则。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最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② 现代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行为规范，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历史必然。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体现这种现代的世界性的法制是大势所趋。
综观历史，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不仅首先都尽快制定了经济法，而且很注重吸收外国市场经济的法律。1804年实施的法国民法大典—拿破毛法典，就是“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③此后，各国相继制定了民法典和商法典，作为调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美国在20世纪以前的民商法规范，几乎都是照搬和抄袭英国有关的规范。例如，美国1906年的统一买卖法就与1893年的英国货物买卖法雷同。日本1868年开始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就聘请法国专家着手起草民法典，初稿完全是按照法国氏法典的体系和内容 的，1881年日本又聘请德国专家起草商法典这两部法典于1890年通过，后因延期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日本后来改由本国人起草并实施的日本氏法典和商法典，仍然完全是以法国和德国的法典为基础的。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以及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标志着近代民商法制度和学说的形成。这两部法典对各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及其立法影响很大。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北美洲国家的许多地方的市场经济的法律，都受到了宅的巨大影响。除了雇佣契约外，这两部法典详细规范了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
当然，近200年来，这两部法典也做了不少修改，各国民商法实际上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有关市场经济的基本规范没有什么变动。可以说，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范，各国都应吸收借鉴。
西方国家调整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法律，狭义地可分为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不论民法是否分立，民法的基本原则规范，如所有权制度、制度、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制度等适用于商法。另一方面，商业交往没有国家、民族和地区限制，各国的商法虽然就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有点商法制度和商品买卖制度的规范都相差不大。商法制度方面都有关于商人和商业行为，以及公司、票据、保险和海商等比较相同规范。商品买卖制度都规范了商品买卖及其相关的担保、质权、票据、权利证书等内容。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空前扩大。继30年代在票据方面订立了国际公约后，自60年代起可相继在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支付、国际航运、国际商业仲裁等方面订立了国际公约，统一了商法实体规范。应该说，上述民法制度、商法制度、商品买卖制度以及国际商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范，都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值得借鉴的。
目 录
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二、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
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及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影响
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和经验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具体表现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各个主体的权利、义务的行为规则、政府行为等方面都以法律的形式全面规范，即一切经济活动法制化。
（一）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内在要求。
1、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需要法律规范。
市场主体是经营的企业，它有两个广大，两个方面需要法律规范：一方面企业的产权问题，企业能够行使全部法人财产权而不受侵犯地自主经营需要法律保证；另一方面企业在自主经营中，必然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那么，一旦企业对利益关系采取非正当竞争手段，损害其他自主经营的企业或国家的利益时，这也需要法律规范。没有上述法律规范，市场经济就难以正常运行。
2、市场运行的规则需要靠法律来构筑维系。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运行就是市场经济的运转，而市场运行的各次规则要靠法律来构筑。市场运行有众多的规则，如生产资料市场规则、金融市场规则、劳动力市场规则、技术市场规则，等等。这些规则都要用法律手段加以规定。因为法律手段具有严密性、规范性、公开性，以及国家的法制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可以从根本上规范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行。没有行之有效的法律，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有效运转。
3、市场竞争的公平竞争需要法律保障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公平竞争。公平竞争就是自由、等价交换。没有自由交换，商品就很难流通；生产再多的产品，不能实现等价交换，就不能实现其内在价值和获得利润，生产者就没有生产和再生产的积极性。商品生产者要求平等、自主、自由地等价交换，进行公平竞争，就要求法律保障。同样，消费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求法律保护。没有这种法律保障，市场经济同样不可能有效运转。
4、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和特殊性需要法律来强制体现
市场经济的一般性表现为在各个市场经济国家都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一旦为人们所认识，就将在理性的度上用法律来规范，使遵循经济规律成为具有法律得来的行为，市场经济的特殊性反映社会制度的本质特征，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制度的要求，它不仅表现在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之中，更重要的是通过一定的立法程序用法律确立起来。
5、市场经济的自主性需要法律来确认
市场经济是自主性的经济，即承认和尊重市场主体的意志自主性。这就要求用法律确认市场主体资格，明确产权，充分尊重和平等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及其意志自由。同时，规定市场主体行使权利的方法、原则和保障权利的程序。如果没有法制，市场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其他权利就无法实现，市场就是一句空话。
6、市场经济的契约性需要法律来确认保护。
市场经济的基地在于市场，而市场交换或市场经济的具体动作，主要是通过市场主体之间经过自由、平等的协商新订立的契约来进行的。契约是市场的法律原型，市场经济最主要的法律特征就是经济关系的契约化。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契约成为经济交往的主要形式。通过契约的形式来建立经济关系和实现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不同于计划经济的最本质的区别，而契约这种法律形式，市场经济就寸步难行。而契约这种法律形式对契约原则、方式和法律的确认与保护为前提。
7、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法律来保障。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命脉，没有竞争就没有市场经济。通过竞争达到优胜劣汰，合理配置资源，这是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之一。但竞争必须是公平合法的竞争，否则，市场经济就可能失灵或扭曲。因为在竞争过程中，有些竞争者为了贪图利益不惜冒最大的风险，采取各种不正当手段如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虚假广告、资取别人商业秘密等，这就必然妨碍市场竞争的正常运行。如同球赛一样，球员必须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比赛。没有规则，比赛就无法进行。因此，必要的法律是维护正当竞争的保障。
8、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平等原则需要法律来确认和维护。
与计划经济不同，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主体是通过契约发生关系的，这就是意味着双方当事人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必须通过法律确认所有人的平等地位，至少在形式上平等地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如果没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就失去了前提和保障。
9、市场经济开放性要求有完备的法律制度以适应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它一方面要求统一开放的国内市场体系；另一方面也要求市场国际化。统一的、开放的市场体系必须有统一的调整手段和相应的规则。要使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接轨，就必须按照现代法制的要求，加入国际经济法律体系。
（二）、通过法律来治理是市场经济发展形态的反映。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法律反映不同市场经济形态的特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经历了自由竞争阶段的市场经济和垄断阶段的市场经济两种发展形态，每个时期都有相应的法律规范。
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确立的前提，即在“剑与火”的文明中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经济法在这一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其中英国最为典型。从17世纪开始，英国就推行了“圈地运动”，把广大农民从耕地上赶走，土地改作“牧场”。为此，英国国会于1700—1760年颁布了208个圈地法规，1761—1801年又通过了2000个土地法令。这些法律反映了把封建土地所有制改为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农民从土地上游离出来，为适应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雇佣劳动者。与此同时，为了转化和积累资本，开展自由贸易与自由竞争，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制定和实施了《氏法》和《商法》，以保证让“看不完的手”调节市场的运行。
19世纪未到20世纪初，金融机构与工商业相结合，以金融为主的垄断资本形成以后，美国国会于1899年制定了《谢尔曼法》，1914年又制定了《克莱顿法》和《联邦委员会贸易法》，统称为反托拉斯法。它垄断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对托拉斯进行了若干限制，以调节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垄断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由一般垄断阶段转变为国家垄断阶段。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进一步社会化，促使资本主义的垄断程度进一步提高。同时，为了减弱经济危机对经济的实现调控。因此，经济法得到全面的发展，深入经济生活的主要手段。
随着生产社会化和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日益扩大和提高，自由市场经济日益暴露出它的弊端，重复出现的经济危机和周期性波动，表明自由市场经济无法有效地完成资源配置任务。因此，在市场竞争的基础上，需要国家通过经济杠杆、法律手段和非经济手段间接调控市场，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不论资本主义市场还是社会主义经济，无不通过法律来反映不同发展形态的要求，体现国家对市场经济的不同调控形式。国家运用法律手段逐步加强对市场经济实现调控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法治的过程。法律制度同市场经济发展安密不可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在质的方面，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所需要的法律有着根本的区别。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相比，市场经济在法律上表现出来的独特之处，主要不在于它有更多的法律，而在于这些法律体现了不同的原则，精神和程序。例如，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要求经济主体合法经营，但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意味着它对行政权力的绝对无条件地服从。法律的任务就在于用强制力将经济主体限制于行政权力的直接控制之下。因此，计划经济的法律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命令法体系。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首先在于经济主体具有法定的、任何行政权力都不得侵犯的独立权利。法律为经济主体的合法经营留下了广阔的、可以选择的自由空间。因此，市场经济的法律是以经济发主体的权力为核心的选择法体系。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和政治的分离，这就更要求对行政权力的范围和行使方式进行限制。市场经济造就了独立于行政权力之处的经济力量—市场主体，它可以对抗行政权力的不合理、不正当行使，改变过去那种行政权力不受约束的状况。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也援引法律来实施控制和干预，但政府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了法律的严格限定。市场经济对行政权力的经济限制构成了对权力法律约束的基本条件。总之，法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制度和特征都是在经济市场化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法律再多、再完备，也不可能实行法制。市场经济需要以权力为核心，具有极大权威和独立运行机制的法律制度，这正是法制形成和发展的经济动因。可是，并不是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可以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只有法制才能成为市场经济提供它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法律形式。
从法制史来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之所以不存在法制，根本原因在于自然经济无法提供法制生长的土壤。法制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出现而产生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法制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主义的法律制度是随着社会主义的国家的产生而建立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否定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结果导致法律长期以来不仅得不到重视和发展，反而屡屡遭到削弱和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从此，我国社会开始朝着法制化方向发展，但当时还没有从市场经济发展的角度提示出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动因，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标志着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我国目前还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初始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目标，而不是已经建成的现实。因此，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的经济基础还十分薄弱，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能为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二、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法律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具有悠久的历史。而经济法制则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为了适应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意义上的运用经济立法手段调整经济关系，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主要参战国出现的。当时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已经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国家干预经济已成为垄断阶段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为了克服战时经济中出现的物资供应困难，有关国家采取经济立法手段，进一步实行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控制。为什么经济法首先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出现并逐步形成较为完善的制度呢？有以下原因：
（一）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原有氏法虽然还是调节市场经济的重要手段，但已远远不能适应调节更方形态的市场经济的要求，于是经济法便逐步从民法中分离出来形成独立体系，以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
（二）垄断资本组织、企业集团的巨大发展及其权力体系的扩张，对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间进行广泛的经济活动，使市场经济向全球化发展，因而必然要求通过国家立法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和分割利润。
（三）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紧密结合，通过经济立法手段，干预社会经济生活，调控市场经济运行，缓和爆发经济危机。
上述分析表明，经济法是从市场经济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或者说市场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资本主义法制制度的调整和完善提供了实践舞台。那么，法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怎么样呢？概括起来讲，法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有四个方面：
（一）引导作用。法律对市场经济的引导作用，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规律决定的。客观地认识这些规律，真实地反映这些规律，并通过对市场的引导使之符合这些规律的要求，这就是法律的根本任务。市场经济经历着复杂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的过程，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过程。为了使密集的、复杂的、且随机性很在的社会互动井然有序，必须运用法律对人的活动进行引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既要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经验，又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并使之符合社会主义的要求，这也必须借助法律的引导。必须明确的是：现代市场经济覆盖面越来越大，无论是市场机制，还是市场体系规模，都是复杂而庞大的。再也不能按近代市场经济那样单纯依靠“私人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发运行与发展，必须实行高层次宏观调控，并使这种调控的形式多样化、精密化，并以引导为主要形式。
（二）促进作用。法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直接促进作用。那些直接调整市场经济的法律，如氏法、经济法以及经济行政法、劳动法、知识产权法等等，不仅促使市场经济按照法律所确认的原则深入发展，而且为市场的进一步完善扫除障碍和创造条件。任何一项直接调整市场关系的法律，只要它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反映市场规律的，就定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2、间接促进作用。这主要指那些以调整政治关系、管理关系、家庭关系为主的那些法律。如刑法、诉讼法、家庭婚姻法等等。虽然它们不直接或多数不直接调整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行为，但由于通过对各种政治关系、管理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调整，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纠纷，从而调动人们从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积极性。
（三）保障作用。法律以其特有的属性——国家强制性和规范性，在保障经济顺利发展的过程中，起着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这种保障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利益保障。市场经济关系的各种行为，大都为了实现一定的物质利益并体现为一定权利。法律通过及时制止、制裁那些侵犯他人、集体和国家利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来保障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
、秩序保障。市场行为只有在良好的、稳定的、有序的秩序中进行才能达到预期目的效果。没有秩序，就不可能建立市场，更不可能进行商品交换，也就谈不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了。市场秩序实质上就是法律秩序。
（四）制约作用。法律在引导、促进和保障市场经济发展和同时，还发挥制约限制市场经济发展中某些消极因素的作用。我国市场经济虽然尚处于初始阶段，但市场竞争中的某些消极因素已开始出现，必须运用法律手段抑制和消除这些消极因素，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萎缩，市场机制逐渐进入了社会经济生活。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社会经济问题严重影响和干扰了经济的顺利发展。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完善的经济立法、司法、执法，特别是缺乏保障和规范市场正常运行的法律、法规体系。
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呼唤并依靠着与之相适应的法制建设的发展与变革。法制建设必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所谓“立法是对现行行为的规范和对经验的总结和固定”这一传统观念，已经不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一传统观念是导致我国的法制建设长期滞后于经济生活和改革开放步伐的重要原因。在过去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靠行政命令来管理，而在改革开放，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新经济关系层出不穷，日益错踪复杂，如不事先加以规范和调控，就可能对市场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和危害。如果立法没有预见性、超前性，就适应不了新形势的要求。
现代市场经济无论以哪种模式存在，都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就是：建立在明确界定的产权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进行决策的企业（包括各种所有制）；企业有权自由进行平等竞争的能提供正确价值参数的市场；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控。以上要素都要法制做保证。
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及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影响。
一般来说，经济的市场化必然伴随着社会法制化，但是，在市场经济发育的不同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育方式的差异，社会的法制化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我国的市场经济发育过程，从一开始就带有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点。这些特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经济市场化过程及其法制化方式。
（一）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育起点是封建的自然经济。而且，从封建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是通过所有权的彻底私有化完成的。作为资本主义法制基本内容的财产法、契约法等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展起来的。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起点是计划经济。而且，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是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前提下进行的。由于公有制主要通过国家所有权的形式表现出来，产权关系的一方是享有行政权力的国家，其法律调控的方式，程序显然不同于私有制。
（二）在西方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来自市场本身，即商人和市民阶层。所谓市场经济的法律要求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商人和市民阶层的利益要求。商人和市民阶层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进入市场，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断扩大市场的规模，并且力图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利益，解决随市场扩张而日益增多的纠纷。在市场经济发育守稆商人不仅形成了商业习惯法，而且建立了自己的法庭。可是，商人和市民阶层不仅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而且他们的法律活动直接推动了法律的发展。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启动力量直接来自于国家，即政府。这一点无疑是影响市场主体法律要求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古代，由于缺乏独立于中央集权政府的“第三等级”，商人即无动机也没有机会去维护自己的权益和发展自己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实行了高度集中控制的计划经济，商人作为一个独立阶层基本消失，企业作为政府的附属物完全丧失了独立经营的法律资格和能力。如果说在西欧封建自然经济中商人和市民阶层还可以有机会生成并逐步发展为启动市场经济的独立力量的话，那么，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任何来自于社会自身的启动高层经济的力量都难以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因此，当中国社会面临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大扶择时，却由于缺乏真正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而显得底气不足。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作为市场经济的启动力量便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了。
由于市场之外的力量——国家来启动市场经济，从几方面影响了这一进程的法律要求：首先，法律要求受到市场主体状况的制约。西方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是在市场主体力量已相当强大之后出现的，前提在于市场主体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和法律要求对国家干预进行控制。而我的市场主体从一开始就不得不由国家来培育。这一方式本身就限制了市场主体的形成和发展。企业自身不具备充分的条件参与市场竞争，它们或者依赖于政府的行政优惠，或者采取投机冒险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利益，还未形成自觉的法律求。其次，产生法律要求的利益主体在定意义上与其说是市场主体，不如说是政府。有些法律要求从名义上来看，似乎是以市场主体利益为基点，实现上是以国家或某个政府部门利益为基点的。可说，在独立的行为合法化的市场主体形成之前，很难产生真正体现市场主体利益的法律要求。再次，市场主体的法律要求在很大程度不是由市场主体自身行动而是依靠政府的行政行为来实现的。“转变企业经营机制的核心是落实企业经营自，而落实自的关键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这一流行的公式充分说明了政府对市场主体法律要求实现程度的制约作用。
（三）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的过程是一个自发的逐步过渡的过程。同样，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也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变化和完善的。起初，商人训试图同封建法律体系保持关系，在封建法律体系中为贸易的地位寻求法律依据。随着商人将其活动领域扩展至创立商业制度的城市、港口、商店、银行、工业等等时，他们开始与封建领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发生正面的冲突。11世纪和12世纪的都市化运动创立了保护城市经济角色的新的法制制度，商人们开始要求立法权、司法权和控制一个经常性市场的权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发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游离干国家之外的，17、18世纪以后，市场经济的法律制度才完全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并在国家的力量推动下，开始了大规模的法律发展时期。
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起步于计划经济并由政府直接启动，所以，这一进程一开始就有其不可避免的特点，即国家有计划地设计和市场经济的发育过程。这不仅表现在经济生活中，也反映在法律发展过程中。从积极意义上说，由政府有计划地推进经济的发育，可以尽可能地缩短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的时间，减少这一进程中的阻抗。但是，将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全纳入政府的计划，又可能导致市场的非正常发展。政府的改革时间各很可能与市场经济发育的客观现状和要求不吻合。这一现象势必影响到以政府改革计划为依据而拟定的立法规划，将导致法律发展与社会实际需求相脱节。因为，由政府运用行政权力有计划地培育出来的市场会产生出某些虚幻的“法律需求”。
上述情况表明，我国市场发育的方式制约引导法律发展的方式。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法律仍然被视为一种手段，而不具有制约行政权力的功能。70年代末以来，我国已制定了大量的法律，但是，其中大多数法律并具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所要求的内容和品格。我们已经建立和健全了有关法律制度。但是，这些法律制度的法制化程度还很低，还不能成为经济市场化的法律前提。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全新的法律制度——法制，但我国市场经济发育的特点又严重地制约着法制的发展，这是一个不容问题。要解决这一矛盾，关键还在于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市场经济发育模式，为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奠定坚定的基础，促进法律制度的变革。
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和经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相比，其运行基础、作用媒介和运行规则是完全不同的，经济方法的任务必然发生根本的改变。实现这种转变，加快经济方法，直接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完善程度。这就要求立法必须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及时用法律手段来确立市场经济规则和秩序；同时，大胆借鉴外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及其经验，使立法更具科学性。
市场经济作为法治经济有其一般性，反映这种一般性的法律本身是人类的文明和共同财富。市场经济在当今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现实选择，也是把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衔接起来的客观需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法律，作为规范经济关系的具体手段，具有世界通用性，我们应该勇于吸收和借鉴。从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来看，其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是用以调整一定范围经济关系的行为规范和法制。人类社会一开始，就离不开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
为了维护社会的存在，使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能正常运行，人们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规则。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发展某个最早的阶段，产生了这样的一种需要：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产品的行为用一个共同规则概括起来，设法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一般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后来便成了法律。”②现代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行为规范，这是社会化大生产和世界市场一体化的历史必然。因此，我国的经济立法体现这种现代的世界性的法制是大势所趋。
综观历史，世界各资本主义国家确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不仅首先都尽快制定了经济法，而且很注重吸收外国市场经济的法律。1804年实施的法国民法大典—拿破毛法典，就是“世界各地编纂新法典时当做基础来使用的法典”③此后，各国相继制定了民法典和商法典，作为调整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本法美国在20世纪以前的民商法规范，几乎都是照搬和抄袭英国有关的规范。例如，美国1906年的统一买卖法就与1893年的英国货物买卖法雷同。日本1868年开始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就聘请法国专家着手起草民法典，初稿完全是按照法国氏法典的体系和内容的，1881年日本又聘请德国专家起草商法典这两部法典于1890年通过，后因延期派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但，日本后来改由本国人起草并实施的日本氏法典和商法典，仍然完全是以法国和德国的法典为基础的。
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以及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标志着近代民商法制度和学说的形成。这两部法典对各国市场经济的法律及其立法影响很大。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北美洲国家的许多地方的市场经济的法律，都受到了宅的巨大影响。除了雇佣契约外，这两部法典详细规范了市场经济的各个方面。
当然，近200年来，这两部法典也做了不少修改，各国民商法实际上也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有关市场经济的基本规范没有什么变动。可以说，对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范，各国都应吸收借鉴。
西方国家调整财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法律，狭义地可分为民法、商法和经济法。不论民法是否分立，民法的基本原则规范，如所有权制度、制度、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制度等适用于商法。另一方面，商业交往没有国家、民族和地区限制，各国的商法虽然就有这样那样的差别，但有点商法制度和商品买卖制度的规范都相差不大。商法制度方面都有关于商人和商业行为，以及公司、票据、保险和海商等比较相同规范。商品买卖制度都规范了商品买卖及其相关的担保、质权、票据、权利证书等内容。随着国际贸易规模空前扩大。继30年代在票据方面订立了国际公约后，自60年代起可相继在国际货物买卖，国际支付、国际航运、国际商业仲裁等方面订立了国际公约，统一了商法实体规范。应该说，上述民法制度、商法制度、商品买卖制度以及国际商法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规范，都是我国市场经济中值得借鉴的。
目录
一、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
二、法律制度在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制度
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及发展过程中对市场经济法制化的影响
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应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法律和经验
二、国内循环经济的法建现状
目前，循环经济是国内认可的、科学可持续的经济模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尤其政府也在普遍推广，目前已出台了一些提及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并未形成主要的循环经济方面的基本法和专项的法律法规。其中，几项涉及循环经济的法律条款大致如下:我国首次将循环经济写入立法是在200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对政府合理规划本区经济、产业结构以及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经济的发展作出了规定，该项立法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和指导意义。200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对固体废弃物污染的减少和防治进行了全面的规定，并提出了无害化处理的原则，促进了废物的循环利用和环境的保护，这项规定对固体废物的循环处理有着深远的可持续意义。2005年通过的《可再生能源法》则是对循环经济的深入，进一步促进了可再生能源的充分使用，缓解了资源和社会生活以及环境保护之间无法兼顾的难题，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总体来讲，我国现有的关于经济循环发展，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的保护法律和法规体系虽未形成大的框架，但是已经开始高度重视和具体落实。当然，仅仅几条法律法规仍然无法保证循环经济的形成和有效发展，资源利用与环境协调的法律系统框架仍未形成雏形，距离可持续发展仍然有很大距离。这些法律法规在整体上讲是政策型的、引导性的，而不是规范性、制约性的，缺乏相对应的行政法规和执法细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所以，循环经济的专项立法十分必要。
三、关于我国循环经济立法的思考
(一)对宪法、民法等立法领域进行修改和完善，把循环经济引入其他领域的法律和法规当中去，使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在国家基础法律的环境下形成一个有序的、交叉的完整法律框架，使国家基本法与专项法律法规相互促进，相互制约，而共同发展，全面发展来实现循环、可持续的和谐社会建设。
(二)尝试地方性法规的全面细化，也就是要求地方人大及常委会、地方人民政府和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应当根据权限，在综合掌握了地方特殊情况和经济发展需要，以及掌握了自然环境的特殊性的条件制定或出台相关于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规、专项法规或者政策等等。
(三)规范和制度上与循环经济齐头并进，尤其应着重在设备能效、取水定额、耗能节能、设计规范、能效标识等方面形成全面配合的规范和制度制约，为循环经济的全面可持续发展提供制度支持。
(四)政策的科学制定与高效实施，深化改革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了制度支持，政府在科学合理的定制和落实循环经济的发展路线和政策之后，联合使用税收、信贷等引导性手段宏观调节市场主体的经济操作，有利于形成循环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
(五)在内容上确定循环经济基本法律制度，如政策规划制度，科技支持和引导制度，鼓励绿色消费制度，财政税收鼓励制度，信贷制约制度，项目责任制度和全民参与制度。真正做到在制度上实现构建循环经济法制系统的基础上得到更好的完善和补充。
(六)独立进行《循环经济法》的制定和修正使其成为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法，形成循环经济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原则、方针、指导思想和具体的法律条款等等，尤其是制约性和规范性的责任惩戒条文，来指导和制约循环经济中的经济主体，做到无论主观还是客观方面都能提升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意识。
Abstract:Asthenationaleconomysoastothelawanditslawofdevelopmentforthestudyofacross-disciplinary,nationaleconomicLawofthebasicresearchmethodsofeconomicanalysis.Fromthehistoricalnecessityoflogicandconsistency,bothintermsofeconomicanalysisisnecessary.Fromthenation''''seconomictargetsoftheadjustmentofeconomiclaw,economiclawandfairnationaleconomicoutlookandworldviewoftheunityofthenation''''seconomiclawsandregulationsrelativescarcityofthree,withthepossibilityofeconomicanalysis.Economicanalysisofthespecificmethodisacost-benefitanalysisandnormativeanalysisandempiricalanalysis.
Keywords:economicanalysisofnationaleconomiclawresearchthepossibilityoftheneedfor
民族经济法学是以民族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具有二重学科属性，一方面，它属于民族学的范畴，进一步讲，它是民族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属于法学的范畴，是从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学科分支。从学科渊源上看，它是民族学、法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三者的综合与分化。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经济法学有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分析的方法。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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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E
·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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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
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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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
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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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
参见吴宗金：《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
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最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8-0106-04
近年来，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实践不断推进，在清洁生产、废弃物的再利用与资源化、循环经济产业链的构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循环经济的发展彻底变革了传统的通过牺牲生态环境获取经济利益的生产方式，开创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和谐相融的新经济发展模式。从经济与法律的关系来看，循环经济的发展实践迫切需要循环经济法制为其提供保障。目前，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梳理，形成正确的认识。
一、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之内涵界定
在探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之前，有必要先明确法律体系的内涵。一般而言，法律体系，也称之为法的体系，是指“由一个国家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组合为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的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1]。但也有学者认为，法律体系是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是由一国多层次的、门类齐全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性文件组成的综合体。相较而言，在法学理论中，法律体系与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是不同的概念，是有区别的。首先，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的构成要素是法的外在表现形式，即法的形式渊源。多层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包括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宪法及其统帅下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等其他各层次的规范性文件。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则是法律部门，是以法律部门的分类组合而形成的一个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其次，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是以规范性文件的效力范围和效力等级为分类组合标准，而法律体系则是以法律规范所调整的不同社会关系为分类标准。但法律体系与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两者虽然存在差异性，但是也具有相融性。法律体系侧重于从法的内容和功能的维度来解构组合一国现行的全部法律规范，但它也包含形式上的要求，即要求该法律体系在效力上的等级性和功能上的逻辑性。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则主要从法的外部形式即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来分类组合一国现行全部法律，但它同时也要求内容和功能的完整性。可以说，法律体系与规范性法律文件体系这两个概念在具体要求上是密不可分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组成法律体系的法律部门中的法律规范，除了以习惯法、法定解释为表现形式的以外，在现代国家大多数都是通过规范性法律文件表现出来的。因此，我们在分析循环经济法的体系时，既要从内容的角度来分析该体系，也要从效力等级的角度来分析该体系。
从此意义上讲，循环经济法的体系，是指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依据其具体调整内容的不同分类组合而成的一个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它既包括“专门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和规章，也包括宪法和其他体现循环经济内容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等不同效力等级法律规范当中的具体条文”[2]。我们既要从效力等级的纵向角度对我国现行全部现行法律规范进行整理、归纳，这样在形式上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把握和理解。同时，在此基础上，我们又要从内容的不同来对现行循环经济法律规范进行分类，解析循环经济法体系的横向构成。
二、循环经济法体系的纵向构成：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层次
（一）宪法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条款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第9条第2款、第10、14、26条等，宣誓性地确认了保护环境与自然资源是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如其明确规定，国家是保护珍贵动、植物，保障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第一义务人，有权禁止任何组织、个人采用任何形式侵害自然资源。国家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同时，在其第10条的规定中更是隐含了“减量化”的理念，提倡节俭，反对浪费。这些规定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法律指导作用。但是，对于国家发展循环经济这一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型，在宪法中没有直接规定，使得循环经济法体系缺乏宪法的直接指导。今后，宪法应加以修正完善，以适应发展循环经济和构建生态文明的需要。
（二）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
法律，“是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据法定职权和程序制定和修改的，规定和调整国家、社会和公民生活中某一方面带有根本性的社会关系或基本问题的一种法”[3]，是我国法的形式体系的主导。目前，我国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法律比较多。根据内容侧重点不同，可以把法律层面的循环经济法分为两个方面。
1.循环经济基本法。2009年颁布实施的《循环经济促进法》是我国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法、龙头法和统帅法，它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进行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作了全面系统综合的调整。它是一部“将清洁生产、固体废弃物利用、环保产业发展和资源循环利用等相关内容统一纳入循环经济框架内综合考虑的法律，是全面体现科学发展观并从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和决策层次系统规范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规则，是在本体性循环经济法领域规定绿色消费、资源循环再生利用、行业资源回收利用的法律”[4]，是我国循环经济发展走上法制化、规范化道路的重要标志，也是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核心。
2.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相关的其他法律。循环经济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生态环境的保护、资源能源的高效利用、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绿色消费等领域。因此，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其他法律零散地分布于环境与资源保护法、能源法、经济法等法律部门中。主要包括《清洁生产法促进法》、《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农业法》、《农业科学技术推广法》、《土地管理法》、《草原法》、《森林法》、《渔业法》、《水法》、《水土保持法》、《可再生能源法》、《节约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这些法律或其中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条款对于资源、能源的开发、利用、保护和节约，对于污染的预防、废弃物的回收利用、清洁生产、绿色消费等都作了规定，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要求，属于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范畴。但总体来看，我国现行循环经济法律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备的系统，除了《清洁生产法》外，主要是在环境资源保护等法律规范中附带性地规定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方面的内容，且相互之间缺乏配合，相融性、协调性不够。
3.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行政法规。行政法规，是由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依法制定或修改的有关行政管理和管理行政两方面事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总称[5]。目前，我国颁布实施的行政法规中已有不少规定涉及循环经济方面的内容。如《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公共机构节能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野生植物保护条例》、《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森林法实施条例》、《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暂行条例》、《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退耕还林条例》、《农药管理条例》、《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矿产资源开采等级管理办法》、《资源税暂行条例》、《医疗废物管理条例》、《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等。这些行政法规在数量上并不少，但总体上看专门针对循环经济进行规定的行政法规不多，许多领域尚待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譬如《资源综合利用条例》、《垃圾处理条例》等。
4.与循环经济相关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性法规，是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权力机关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我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城市均将发展循环经济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内容，各地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大力开展循环经济实践活动，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地方性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比较有代表性的地方性立法主要有：《武汉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办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办法》、《甘肃省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条例》、、《山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甘肃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陕西省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大连市循环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清洁生产促进条例》、《深圳经济特区循环经济促进条例》、《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等。这些地方性法规的出台一方面为当地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另一方面也为国家循环经济立法工作提供了很好的经验。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地方特色不够明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循环经济法律规范与《循环经济促进法》内容大同小异，借鉴多，特色少。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差异性较大，各地经济发展侧重点各不相同，因此作为地方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制保障也应体现当地特色。
5.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行政规章。行政规章，是指由国务院各部委，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所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分为部门行政规章和地方政府行政规章。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行政规章是目前循环经济法体系中数量最多、内容最为庞杂的法律规范。国家层面涉及循环经济的部门行政规章主要有：《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新能源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的暂行规定》、《税收减免管理办法（试行）》、《开采海洋石油资源缴纳矿区使用费的规定》、《煤炭生产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无公害农产品管理办法》、《种畜禽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国家循环经济教育示范基地管理规定（暂行）》、《中央财政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等。地方政府规章主要包括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制定的进一步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见，推动清洁生产的办法，各地发展循环经济的规划、方案以及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其他配套规定。如江苏省人民政府《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意见》、《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循环经济发展的意见》、《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实施意见》、《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杭州市强制性清洁生产实施办法》、《南京市促进清洁生产实施办法》、《云南省清洁生产表彰奖励办法》、《云南省清洁生产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北京市实施细则》、《东莞市节能与循环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深圳市循环经济示范项目认定办法（试行）》等。这些行政规章是对《循环经济促进法》及其地方性相关法律法规的补充，在内容规定上更加具体明确，更加符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更具有可操作性。
6.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标准。发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相关技术标准的规范和保障。这些标准包括高耗能、耗水行业的市场准入标准、能效标准、环保绩效考核评价标准等。《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及《国务院关于印发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3]5号）都明确指出，国务院标准化主管部门、国务院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和环境保护等有关主管部门要建立健全循环经济发展标准体系。不断制定和完善节能、节水、节材和废物再利用、资源化等标准；加快制定可降解产品、再生利用产品、餐厨废弃物资源化产品、利废建材等产品标准和农业机械禁用及报废标准；健全能源效率标识等产品资源消耗标识制度；明确过度包装商品标准等。我们认为，这些标准是循环经济法体系中一个特殊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标准是具有法律性质的技术规范，它通过一些定量性的数据、指标、技术规范来表示行为的界限，来调整人们的行为，也像其他法规一样，要经授权由有关国家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制定和颁发。可以说，循环经济发展标准，既具有技术性的一面，也具有法律性的一面，既具有规范性，也具有法律的约束力。
三、循环经济法体系的横向构成：规范性法律文件的调整内容
循环经济法体系的横向构成，是指由循环经济规范性法律文件根据调整具体内容的不同而分工组合而成的统一整体。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横向构成，决定于循环经济法调整对象的构成。但目前，我国在理论上以及立法实践中都未对循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形成共识性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循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人们在生产、建设、流通、消费等领域因从事资源节约、综合利用以及绿色消费等活动时所产生的各种社会关系；有学者将其界定为在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活动中所产生的各种经济关系；还有学者认为应该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次上来理解循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6]。我们认为，学者们虽然表述不一，但其实质是相同的，即循环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国家协调本国循环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经济关系。这一在循环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是特定的，从循环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又可以分为宏观循环经济关系和微观循环经济关系。相应地，从横向结构划分循环经济法体系可以分为宏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和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横向上看，法的体系组成要素是法律部门，但我国循环经济立法工作刚刚起步。从内容上看，目前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存在立法不健全、部分领域处于空白的问题。循环经济专门性立法少，相关配套立法缺乏。发展循环经济涉及到“财政、税收、金融、投资、贸易、科技、教育培训等纵向管理，以及企业经营、垃圾处理、建筑、食品、化学品、家电、服务行业等领域”[7]的法律规范需要制定和完善。从效力上看，目前体现循环经济理念和内容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大多以“暂行规定”、“通知”、“意见”、“决定”等形式出现，效力等级不高，从而缺乏权威性和规范性。因此，在现阶段我们不宜将循环经济法再划分为宏观循环经济法和微观循环经济法两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将其称之为宏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和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更符合实际。
（一）宏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
宏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是调整在国家对循环经济总体活动进行调节、控制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根据具体调整内容的不同，可以分为循环经济发展战略规划法律规范、循环经济产业法律规范、与发展循环经济相关的财政法律规范、税收法律规范、金融法律规范、投资法律规范、价格调控法律规范等。总体来说，我国现行宏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严重缺位，主要是在《循环经济促进法》中作了原则性、概括性的规定。如《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政府应当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目标责任制，采取规划、财政、投资、政府采购等措施，促进循环经济发展。设立发展循环经济的有关专项资金，支持循环经济的科技研究开发、循环经济技术和产品的示范与推广、重大循环经济项目的实施、发展循环经济的信息服务。要将节能、节水、节地、节材、资源综合利用等项目列为重点投资领域；要实行有利于资源节约和合理利用的价格政策；要绿化政府采购政策等。这些规定对促进循环经济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但是太过笼统，可操作性不强。而一些关于促进农业、工业、服务业等产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具体规定以及财政、金融、税收、投资等激励制度则主要体现在国家及各地方政府的循环经济发展计划或实施方案之中，或者以行政规章、政策性规定等形式出现，法律效力较低，具有政策性、临时性、短效性等特征，没有形成一个全面、稳定的调控体系。
（二）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
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是调整在国家协调各类主体全面参与循环经济相关领域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根据循环经济“资源开发―能源开发―生产―流通消费―废物综合利用―污染防治”这样六个基本领域[8]，我们把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按照上述各个领域进行分类。这些法律规范大致可以分成六类：一是在资源开采、利用、保护和节约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以及相关的循环经济法标准。包括《草原法》、《森林法》、《渔业法》、《水法》、《矿产资源开采等级管理办法》等资源领域的法律规范。二是在能源开采、利用、保护和节约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以及相关的循环经济法标准。包括《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公共机构节能条例》、《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新能源基本建设项目管理的暂行规定》等能源领域的法律规范。三是在生产领域的法律规范，主要是指《清洁生产促进法》、《清洁生产审核暂行办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以及各地为促进清洁生产颁布的实施意见等法律规范。清洁生产属于循环经济的实质内容之一，它在生产领域体现了循环经济思想。四是在流通消费领域的法律规范，在这一领域我国还没有涉及循环经济的专门法律，主要是一些散布于其他法律中的条款规定。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家倡导文明、健康、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消费方式，反对浪费”。五是在废物综合利用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以及相关的循环经济法标准。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3年修订）、《废弃电气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等。六是在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以及相关的循环经济法标准。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实施细则》、《种畜禽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农药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等。必须指出，我国微观循环经济法律规范涉及面广，内容庞杂，与《循环经济促进法》之间的相互重合和不协调问题比较突出，且许多领域存在立法空白。
总之，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体系。随着循环经济不断发展实践，循环经济法体系也必然会有相应的调整和完善。今后的重点在于：纵向构成方面应不断提高循环经济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等级，进一步细化规范内容，增强可操作性；在横向构成上，“以生态文明理念为指导，以促进循环经济发展为指针，协调好相关法律规范与《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关系问题，适时修订相关规定，使各项立法相互协调配套，发挥整体合力”[9]。同时，加强循环经济立法工作，如制定《绿色消费促进法》、《资源有效利用促进法》、《再生资源回收管理办法》、《容器与包装物分类回收与利用法》、《报废汽车回收管理办法》、《垃圾处理条例》等法律规范，填补立法空白。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规范循环经济各个领域的社会关系，保障和促进循环经济以致循环型社会的形成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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