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的学者都曾对法治的概念进行过定义，但是各国学者进行定义的出发角度却是各异的，因此也产生了各异的法治概念。一般而言，西方学者对法治的定义主要有以下几种：
1?法治是国家或政府必须服从的某些原则。
2?法治是制约国家或政府的强制权力。
3?法治是一种社会普遍存在法的观念。
4?法治是通过普遍的规则约束政府行为，维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制度。
5?法治是实施法律规范的原则、方法和制度的总体。
从以上几种较为普遍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西方学者也并未直接给予法治以某种定义，只是就其某方面或者说是最为根本的一个方面给予说明和定义而已。其实在西方的法律思想史和法学史上，直接定义法治的并不多见。因为法治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发展的，是一个流动的概念，并不是僵化不变的。所以，客观上来讲，对其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况且，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水平也不相同，不可能有同一语境下的法治概念。
尽管我们无法对法治定义一个精准而通用的概念，但法治本身所蕴涵的一些根本的性质和价值追求，对于全人类来说是一样的。
二、法治的发展历程
在西方，“法治”这一术语最早由古希腊雅典“七贤”之一的毕达库斯提出。柏拉图在晚年意识到法律的作用明确提出了法治国的方案，他说，每一个城邦都应该有法律的支配，假如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从属的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毁灭；然而，我们认为假如一个国家的法律假如在官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柏拉图之后，其学生亚里士多德在认真思考“由最好的一个人和最好的法律统治，哪一方面较有利”这个问题之后，明确主张“法治应当优先于一人之治”，他说：“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当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因此，可以说，亚里士多德最早对法治的内涵作出了精致而完美的解释。以至于后来西方文明的发展进程中，西方学者对法治的理解都或多或少的受到了亚里士多德这一解释的影响。直到今天，人们在探讨法治的含义的时候，仍然将“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和“良法”作为法治的应有之义。
在中国古代，几乎与亚里士多德提出法治含义的同一时期，先秦法家也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但法家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中国当时儒家的“礼治”、“德治”而提出，并没有将其视为“法治”。
在美国，潘恩、杰弗逊将法治理论在治国实践中加以运用，并坚定的公布：在专制国家中国王是法律，在自由和民主国家中法律应是国王，国家权力源于宪法，而宪法来自人民的同意和契约。
从法治的发展历史来看，法治的发展历程其实也是人类文明和法理念的发展历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随着人类对自身关怀的增加，法律的作用不断增强，于是法治的概念产生并得到较好的发展土壤。但是，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以及以后的时代里，人们对于法治的熟悉，更多的仍然将其视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视为统治者实施更好统治的工具，人们对法的遵守更多的是处于一种被动的状态，即慑于法的威力而被动的遵守法律，以达到法治的效果。而中国先秦法家所提出的“以法治国”的方略更是一种工具性的概念。如今，各国学者在吸收亚里士多德关于法治的经典含义的同时，也开始探询法治更为根本的东西，也即法治所要达到的价值目标。
三、法治的价值追求
在如今的政治经济环境下，实行法治是必然的趋势。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人们对法律的熟悉也达到较深的水平。从文艺复兴对人的本质、尊严、个性、自由的发现和肯定，从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口号以来，人们不再束缚于君主的强权政治与特权之下。这种人文精神孕育了法治的心理、观念和思想。
在法治内涵及构造的探索道路上，同时也是进行着对法治的价值追求的探索。
（一）法律至上——法治的表象价值
在讨论法治的内涵及构造的时候，法律至上已经成为一种公认的法治构成要素。其实这种法治的表现形式也是其表象价值。应该说，法律至上是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类一直致力追求的状态。亚里士多德所谓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也即法律至上的另一种表达方式。而从西方学者对法治的不同定义来看，其共同点即是法律需获得至上的地位，而这种地位的最根本表现即是政府和统治者服从于法律。
1?从法律获得普遍服从的角度来讲，法律至上应该是两个方面的。
一个方面是统治者服从法律，在如今的国家形态下，即政府及治理者服从法律；另一个方面则是人民服从法律。应该说，第二个方面的服从是比较轻易实现的，虽然违法现象不能杜绝，但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也已经有了较为健全的纠正机制。而人们关心的是政府权力受到制约。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的发展水平还离不开人的治理，所谓“徒法不足以自行”便是这个道理，即使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应该由法律来统治，但也不得不承认的人的作用。因此所谓将“法治”与“人治”相对立时，对立的也仅仅是在“法治”的状态下，“人”的权力受到了法律的制约，而“人治”的状态下，“人”的权力无限膨胀，超过了法律规定的限度，以至于法律至上只是至上于人民而至下于统治者，不成为真正的法律至上。因此，人们更为关心的是政府及治理者服从法律。假如没有政府及治理者对法律的服从，而这种法律也不能称其为是至上的法律。
2?从法律至上的语境来讲，法律至上应首先是有一个价值判定。
法律至上并非是法便至上。笔者是坚持“恶法非法”论。因此，在笔者看来，所谓法律至上也必须是良法至上，也即推崇亚里士多德的“良法之治”。因为，法律至上不仅是一个事实判定，而应首先是一个价值判定。在有的学者看来，法律的制定本身就是反映社会发展规律的过程。因此，法律不能违反客观规律。而法律至上不仅是法律制定的问题也是法律运行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法律制定的时候应真实反映客观规律，而在法律运行的时候，法律规范应高于其他任何社会规范。所谓法律至上的价值判定，就笔者看来，其实也就是一个判定恶法与良法的过程。譬如纳粹统治时期的德国，在希特勒的统治下也有法律，但是希特勒的法律以及为执行法律而设置的党卫军、盖世太保等机构都是为了实施其种族灭绝政策的。而种族灭绝本身就是违反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这种法律以及实施法律的机构不可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因此在那样的国家里，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法治”，即使该国中所有政府机构以及官员都是严格遵循法律而行为的。当这种法律本身就已经违反了人类发展客观规律的时候也就不称其为法，对其的遵守也不能说是“法治”。从这样一个例子来看，法律至上确实更应首先是一个价值判定的过程。
3?法律至上的最重要保证——法律高于权力。
法律本身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在人类社会尚存的时候，社会的稳定，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保障都离不开法律，而法律不是自行发挥作用的，需要一定的机构来执行，因此完全抛开“人”的作用而谈法治也是不太现实的。因此，所以在努力向“法治”国挺进的时候，人的作用也是不能忽视的。而这里所谓的“人”，并非指人民，而是一国的统治机构。统治机构既是制定法律的权威也是执行法律的权威，因此在法治国中，统治机构的权力一定要受到法律的制约，法律应该是最高权威，而不是统治机构。具体讲来，即政府的权力应是有限的，行政权力不能超越法律而干涉人民的生活。更直接的说法便是法律应高于权力。统治机构代表着权力，虽然法律经由这种权力而产生并具有强制力，但是这种权力在赋予法律以强制力以后也应该服从于这种法律的强制力，否则，法律的强制力便是不完整的，也谈不上进行法治。法律高于权力是法治的重要保障，也是法律至上的重要保障。现代法治只能以民主制度为基础，是对由国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法律制度和法律理念的否定。它的运作绝不可能采取传统的单向运行模式，即由政府或国家官员立法并实行从上而下对一般大众的单纯治理、执法和适用法律的模式，而必须采用从一般大众到政府以及从政府到一般大众的不断的立法、规范、监督、反馈和修正的“良性双向运行模式”。
（二）人文关怀——法治的本质价值
以上所述法律至上只是法治的表象价值，而法治的最根本的价值应该是人文关怀，即对人类本身的关怀。法律的出现本身即是为了人类社会的有序发展，并不是为了阻碍其发展，因此，法律从根本上来说，应该是以人为本的。而人文关怀中最核心的内容便是人文精神，它是人文关怀的直接表象，并且从文艺复兴时代开始，人文精神便占据着各国思想家思考的一部分。
1?人文精神的涵义。
有学者将人文精神的要点概括为：（1）重视终极追求，执着探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和思想人格。（2）高扬人的价值，否定神和神学对人的束缚。（3）追求人自身的完善和理想的实现，在肯定人欲的合理，反对禁欲主义的同时，亦反对人性在物欲中湮没。（4）谋求个性的解放，建立人际间的自由、平等关系，实现自身的价值，反对宗法等级关系及与其相应的意识形态束缚。（5）坚持理性，反对迷信、盲从和熟悉领域的强制服从。
2?法治与人文关怀。
假如说从中世纪之神化世界到近现代的人化世界是人类历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伟大转折的话，那么，法律从神的奴仆转化为人类精神的象征则是这一伟大转折的直接后果。根据早期自然法思想来理解法的话，法即代表着公平正义，是人类的永恒追求。从文艺复兴到资产阶级革命再到现今的以人为本，人类对自身的关怀不断增加，而这种关怀更是体现在法律的制定以及实施中。从根本上来讲，法律始终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也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工具，而人才是最终极的目标与关怀。
人类所追求的自由、公平、正义、权利，都需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从而赋予了宪法以最高的权威，因为宪法是这些人类基本权利的载体。可见人类其实是用法律来实现对自己的终极关怀的。我们不能把法律理解为完全工具性的东西，在实现人类自身价值的目标上，它也是工具性的，但是就其本身所体现的人类价值来说，它应该是价值性的。因此，要求法律至上的价值追求其实也是法治的人文关怀必然导致的趋向。在法学剥去神学的外衣后，法律所体现的便是保障一个个个体的自由与权利，即使在设定义务的时候也是为了保障权利的实现。法律至上其实也就成为本质上的人的至上。因此，法律规则的至上绝不是宣扬一种冷冰冰的规则理性，而是高扬一种以人为中心的人道精神、人权精神和人文精神。
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在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的动因中，虽然经济因素占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任何制度的构建都是为了使人自身得到更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也好，无产阶级革命也好，资产阶级宣扬的理论或者无产阶级宣扬的理论，统统都是为了人的发展，为了解放人类自身，为了使人类远离于束缚之外。当然这种远离并非绝对的没有任何约束。所谓自由并非无限制的自由，因此法律的存在便是为了以一种社会公认的契约赋予人们以更大自由和行使权利的空间。法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但也从另外一个方面深刻反映了人类追求永恒的正义以及用法律这样一种形式固定住自身权利的过程。规则是人类理性的要求，而规则所反映的内容则是人类自身人文精神的映照。
品牌的理论研究在西方市场营销界(主要是美国)起自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一直持续到现在。其原因或许可以追溯到二战结束后西方经济的复苏和快速增长造就了一大批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品牌。它对理论界提出的问题自然就是，这样的品牌到底具备了多少价值，应该怎样评估一个品牌的价值，对品牌价值该怎样进行管理以保证其增值等等。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和企业国际化过程的产生和发展，跨行业、国际化的兼并和收购日益频繁，品牌研究也日益国际化。
对品牌价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一方面要寻找一个统一的品牌价值的定义，另一方面是要在这个基础上设计出具体的评估模型。由于品牌价值被用于不同的目的，研究本身又超越单个的学科范围，导致上述两方面的研究结果往往有很大的差别，其中很多研究互为补充。至今尚没有一个统一集成的对品牌价值的定义及评估模型。
品牌为什么具有价值
要研究品牌的价值，首先要回答品牌为什么具有价值的问题。这就要从品牌本身及其功能说起。
品牌从最初的意义上讲是一种产品的物理标记，借助于名字、符号、设计及其组合来区别于其它产品，这时它是一种产品的产地证明和质量保证。现代意义上的品牌当然已经远远突破原有的这种简单特性。这可以从品牌和消费者的关系以及企业利用品牌来调整自己在市场竞争中的位置等方面来分析。作为品牌的所有者，企业可以借助品牌的帮助来保持自身产品的个性化特色，从而有效地向消费者提供满足其需求的产品和服务。有了这样的功能，品牌就可以在消费者的决策行为(产品及商店选择决策)当中起到决定性的影响。成功的品牌可以唤起消费者对产品的积极联想和看法，对产品质量的感知就会转换成消费者能够接受更高的产品价格的意愿。这种积极效应的长期累积可以简化消费者的购买决策过程，并进而成为日常性的购买行为。此外消费者往往把某一知名品牌和品牌的供应商联系在一起，一个良好的品牌形象就会在消费者头脑中转变成整个企业的良好形象。如此说来，品牌是消费者和产品及其企业之间的关系的一种表达。消费者对品牌(产品)的忠诚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来看就转变成对企业的忠诚。就企业和中间商及零售商之间的关系而言，品牌同样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借助品牌对消费者的直接影响，可以迫使中间商及零售商经营自己的品牌，从而改善和强化自己在垂直竞争(制造商-中间商/经销商-零售商)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企业拥有一个好的品牌，就可以拥有一份极有意义的价值。从长远的角度来看企业也就拥有了一种资本——品牌资本。
品牌价值的定义
由于品牌具有了价值，定义本身就转变成了对一个尺度的确定，通过这一尺度可以使某一品牌得以量化。另外，品牌的价值本身处于非物质的无形的状态，它又紧紧地和品牌的所有者及品牌本身联系在一起，表明了所有者在未来使用这一品牌的过程中能够带来的价值。品牌因而资本化。在这一基础上，品牌价值还可以理解成品牌本身在市场或者其使用者当中所享有的声誉。
除了上述共同之处外，品牌价值的定义因研究者的兴趣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点，大致说来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种是从企业财务的角度把它看作能给企业未来带来利益(资产负债表中的贷方)的资本(流入)；第二种解释是把消费者的因素考虑进去，品牌价值一方面表现为由市场营销手段所支持的品牌内在特性，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者对品牌的信任和忠诚。第三种解释认为品牌价值反映了消费者在感知品牌的过程中全部或部分激活的所有积极和消极的认知总和，它最终将反映在市场竞争中企业的可度量指标当中，而这些指标往往是企业目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品牌价值的应用领域
品牌一旦具有了价值，就找到了其应用的领域，这些领域既包括企业内部，也可以延伸到企业的外部。就企业内部而言，品牌价值可以直接用于品牌的预算管理、转让、品牌线的扩张(垂直或水平)及品牌控制等等，在会计和财务准则准许的情况下，品牌价值还可以直接资本化，记入资产负债表的贷方。在企业外部，品牌价值可以用于品牌使用权的转让、企业兼并和买卖、银行信用评估等等；消费者可以利用它来进行购买比较，零售商则可以利用经营品牌商品来建立自身独具特色的形象。
品牌价值的确定因素
要确定是哪些因素决定品牌的价值，首先就要明确选择这些因素的标准。简单地说，这些标准包括客观性、有效性、可操作性和合理性等等。下面就借助这些标准来分别说明品牌价值的决定因素。一共可以从四个角度来分析。
(一)从消费者的角度，品牌价值来自于消费者对品牌所有的认知总和，这也是品牌价值的最初源泉。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1、消费者的品牌联想。它包括消费者记忆当中所有和某一品牌相关的感知、购买、使用等的总和。消费者除了可以不通过直接和品牌接触而产生品牌联想(比如通过广告)以外，通常情况下是指消费者已经直接和品牌接触并且购买和使用了某一品牌，这个时候的消费者已经具有对某一品牌的经验，这种经验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品牌联想会长时间留在消费者的记忆当中，一旦消费者处于某种消费状态(比如要做出购买决策)的时候，储存在记忆中的品牌联想就会马上被激活。激活的强度取决于消费者在过去所受到的和某一品牌联系在一起的冲击的强弱以及消费者的记忆能力。总之，品牌联想会在一个确定的时间内持续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行为。
2、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和品牌联想不同的是，消费者的品牌忠诚表现为消费者长期地和某一品牌联系在一起并对之表示满意。可见，品牌的忠诚来自于使用某一品牌后留下的相当长时间的积极印象。如果说消费者通过品牌联想可以引致第一次的购买行为的话，那么品牌的忠诚就是在很长时间内重复地、自主地购买同一个品牌。所以说消费者品牌忠诚度的提高需要制造商、中间商和零售商长期的、一贯的营销组合的支持。
(二)从品牌(产品)自身的角度来看，可以发现至少有下面几个方面影响并决定品牌的价值。
1、产品质量。产品质量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已经被无数的研究所证实。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产品质量并不是产品真正的客观具备的质量特性，而是指消费者所感知和认同的产品质量，两者之间必须加以区别。事实上在很多情况下消费者并不具备客观地判断产品质量的能力，这个时候对消费者购买决策起决定作用的是被消费者感知和认同的产品质量。这里对市场营销策略所提出的难题在于，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感知和认同很难确定，因为不同的消费者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个性、需要、偏好和价值判断等等。
2、品牌的知名度。品牌知名度是指消费者头脑中对某一品牌的熟悉和知觉存在。它显然和消费者与某一品牌接触的频率及强度有关。在消费者对某一品牌没有经验的情况下，知名品牌会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关注。知名度可以在消费者的品牌联想中提供安全的品牌信息，因为在消费者眼里，很高的知名度代表了品牌的市场位置、亲和力和企业的公众关注。需要强调的是，企业的营销组合(特别是广告)应该着眼于提高品牌在消费者当中的所谓自主知觉存在，消费者在毋须外在提醒的情况下对品牌的知觉存在对消费者的购买决策具有更现实和直接的影响。
3、市场份额。和前面的因素比较而言，市场份额属于另一层面的决定因素，就这点而言，它实际上是反映品牌价值的一个指标。好的产品质量，很高的品牌知名度，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等等最后都会在这一指标中得到反映。这里的难点在于，用以确定市场份额的相关市场实际上是很难定义的。
(三)从品牌流通的角度来看，品牌价值是建立在其在分销商和零售商当中的地位和声誉的基础上的。一个好的品牌可以减少进入市场的支出，容易获得零售商的认可，从而进入其分销渠道。对制造商而言，营销组合的重点应该放在和中间商及零售商的合作上，其目的在于保证品牌价值不但不会在流通过程中遭受损害，反而能够增值。这里可供采用的市场营销组合及合作方式很多，如供应链管理、消费者效能管理和产品类别管理等。
(四)最后是品牌的法律保护。一个好的品牌应该是登记注册受法律保护的。受法律保护的品牌不仅可以给竞争对手进入市场前后设置市场障碍，在品牌受到侵害的时候得到保护和补偿，还可以在消费者当中产生积极的联想效应。一般说来，受到保护的范围越广，品牌价值也就越能得到保证。
品牌价值的评估模型
由于对品牌价值的定义和决定品牌价值因素的认识不同，多年来西方市场营销界设计和发展了众多的度量模型，用以评估品牌的价值。仔细地比较这些模型可以发现，它们在理论基础、可操作性、有效性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笼统地说，很难判断到底哪个模型是合适的，也就是说，不同的模型只能用于不同的目的和领域，一个通用的被广泛承认和接受的模型并不存在。
大致说来，可以把它们划分成两类：一类是无法用货币计量的模型，它主要通过调查消费者对某一品牌的认知高低来确定品牌的价值是高还是低。通过这样的模型虽然也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品牌的价值高低，但是一个确定的品牌价值却无法计量，显然它对企业资产负债表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消费者的认知高低可以直接通过消费者对某一品牌或者品牌的某一方面特征进行询问来确定，也可以把某一品牌的很多方面特征包括进去，通过调查每项特征在消费者心目中的位置(权数)，再考虑这项特征的认知程度来确定品牌的综合价值。这一类模型适用于品牌的管理，特别是可以针对消费者的判断和评价找出影响品牌价值的原因，从而通过营销组合来消除不利的影响因素。
【关键词】新闻价值系统；网络新闻；综合型价值观
新闻价值（newsvalue）是一种度量，用来判断新闻原事（newsstory）和新闻文本（newstext）的意义。由于新闻价值的度量通常拥有多种取向，因此，不同的度量会自然构成一个指标体系，而这个体系被我们称之为新闻价值系统（newsvalues）。任何既有的价值系统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某种同一化的理念（mind），我们通常以“价值观”一词来指代这一抽象的思想倾向。
满足那些指标的新闻或文本被视为是“新闻的”，即是指它具有新闻的属性；而不满足这些属性或满足不充分的，则会被视为不具备新闻属性或新闻属性不明确。鉴于对新闻属性的判断是在富于主观化倾向的形容与描述的基础上建立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度量基本上是一种关于主观认同的标准的预设；之所以在理论上承认这种主观预设仍具有论证意义，是因为建立这个新闻价值体系的有关度量的不同指向，早已被一一证明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曼切尔（Mencher）认为，所谓的新闻价值标准，就是决定事件或观念具备新闻价值的因素；麦道格尔（MacDougall）指出，撇开政策考虑作为新闻评判的因素不谈，报纸和其他传播媒介，不论有何差异，他们每天在对千百万事件作出选择时都有确定其潜在新闻价值的大体一致的标准。从心理学意义上说，即使这些标准可能是肤浅的甚至是错误的，但它们已经受到年复一年的经验的考验，并且在一批数目不容忽视的新闻编辑部内盛行。①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曼切尔不仅仅把新闻价值看成是一种对有形对象的描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后者还是一种观念上的差别信号；而麦道格尔的观点则能从语言和逻辑上提醒我们，尽管我们承认一切现有新闻价值标准体系，但是鉴于它在理论上是一种流行——尽管这一流行经历了漫长的时间的积淀，被公认为具有合理性和存在的价值，因此它仍然是可以改进的，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新闻实践的反复积淀，这种改进的必要性日益明显。而在当代，在Internet以超过以往任何媒介的孕育成长速度发展的十数年间，是否已经沉淀下某种智慧与旨趣，让我们能够把握到新闻受众中出现的有关读什么、听什么或看什么的要求?这里，我们所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抱着这样的理论兴趣，结合网络新闻发展的机制，来探索网络时代对传统新闻价值体系构成挑战，并演进出新的统合观念的问题。
一、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合
客观性（objectivity）是传统新闻观念的思想核心，也是新闻价值系统的逻辑基础。今天，关于客观性的理念，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客观——主观性”（objectivity/subjectivity）的统合型理念方向发展。
对于新闻来说，客观性是指一个新闻文本与现实生活中的事实相对应的程度。而在网络传播的环境下，以下两个因素是我们在探究新闻的客观性属性时所必须重视的：1.Internet环境对新闻的概念的泛化，即从狭义的传统新闻概念泛化为其他有用的信息，甚至包括日常生活和商务。这使得我们对于网络新闻的客观性的评判工作变得比以往更具有未知性和挑战性。2.Intetnet环境的主要特征是把关人的缺失感，反映在信息文本的表现上，则是主体与客体的有效交融。正如我们在泛传播（pan-communication）的观念研究中所指出的那样——“媒介即人”——网络中的受众已不再单纯的是接受者，而演化为媒介的一部分。②因此，对于网络新闻的某些文本形式（如新闻组、论坛、网络调查等）作有关客观性的判断时，仅仅依靠单纯的二元判断是不够的。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体验到了大众传播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来自信源的普遍的匿名性。在由叠加和链接共同作用的“辗转相传”的环境中，任何一个泛化的终端文本、声音、图像、文字、图表、内容、标题、细节的精细程度，都有可能会遭到折射和歪曲。在匿名、把关人缺失、受众大量参与交互、海量新闻信息的多重作用下，网络新闻的客观性在某些特定的文本样式以及总体的文本特质中，表现出比传统新闻更具有脆弱感。也许这正是今天我们在Internet环境下，在享受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和人本化的新闻信息时，不得不面对着更多的新闻诽谤、谣言、片面报道、失实、滥寄（spam）、噪避（zapping）③及其他涉及新闻法律与新闻伦理问题的根本原因。
无论我们是否相信网络新闻在客观性方面弱于传统新闻，我们都会从技术的本质上看到一个明显的先验性的主题：在泛传播的条件下，由于把关人作用的消解，每一个匿名受众都有可能会把参与交互看成是新闻的一部分，也把对传播与再传播的参与看成是一种对新闻资源的良性的开发和利用。不管是在讨论版、新闻组、电子邮件中，还是在文章的转贴、编辑、深度链接过程中，我们都能够发现，由于存在着极大量的个人化影响的可能，我们不得不冒着比传统媒体更严重的失去原创新闻的事实及事实本身的真实的双重风险。并且，我们还会发现，这一理论上的风险往往不幸被现实所证实。④
但我们同时也注意到，正是由于传统的客观性观念受到冲击，另一种在Internet上可能会被公认的价值原则在悄悄地浮现。这个新型的传播事业所带来的同一性理念究竟是什么?它在新闻价值观念的判断上可以被公认吗?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如果确实存在某种关键词的话，那么这个词可能会是“宏观真实”（macroscopictruth）或是其类似物。也许，为了与本题相关，我们更应该称之为“理念真实”（truthinmind）。新闻的宏观真实强调从宏大的系统上，如从长时段、事件与环境的关连、时代性上总体把握新闻的客观性，而在Internet上，透过那些技术上具有先验性的密集的失真，我们恰恰能够观照到在Internet的精神深处所蕴含的、本质上的、使新闻信息真实化的能力：1.以多信源的宏观竞争机制消解单一信源的微观的不确定或失真；2.以极广大的受众的主动化的对真相的追求，取代少数把关人对真实性的施予；3.以信息的极大丰富激发受众对于真实的判断力以及受众作为思想主体群落的自组织性。
也许我们终将承认，正是Internet使我们发现了：在新闻媒介中蕴含着人，人本身即是新闻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客观性的一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人”扩展了“客观性”的定义本身。
二、异常性与寻常性的统合
有关异常性（abnormal）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异常——寻常性”（abnormal/normal）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异常性是对新闻报道内容所具有的罕见性或陌生感的度量。从传播经验上说，异常性显著的新闻是指对明显偏离常规和日常经验的事件的报道。我们需要以异常性作为新闻价值标准，是因为传播的一个重要使命是岗哨作用，它监督人类社会行为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异常现象。人类应该在日常行为当中密切关注一切有可能会导致对群体有所伤害或危及社会生活的事件，这些事件被当然地被预设为“罕见的”和“令人感到惊奇的”。这也同时告诉我们，求新求异并不是新闻者的动机，而是受众的源自人类集体无意识的传播动机。只有吻合受众的动机，新闻的价值才有可能会被确立。
正是从观察受众动机的角度，我们注意到，进入网络时代，异常性的价值观会紧密地与寻常性的概念相结合，相辅相成地构成一个更新的价值链。这主要是因为：互联网使人们在阅读任何奇异事物的报道时，都会比以往更有条件和更有理由追问：这个奇异的消息对于我本人意味着什么?而恰恰也正是Internet在新闻的领域里完成了对这一提问的回答：你可以自助地使用信息仓库、超文本链接和Internet交互，在技术平台上把不寻常的新闻转化为一种寻常的认识。今天，人们在哲学认知上从异常（个别）上升到寻常（一般）的这样一个过程大大地缩短了。比诸以前，人们有更多的材料和更加充分的技术（包括搜索和统计）条件，能够在发现异常的同时，也发现该异常对于他们自身日常生活的准确的意义，甚至具体到可量化的细节。人们对于新奇的事物和信息的渴望永无止境，网络新闻恰巧能够满足这种巨大的好奇心。从前我们在传统媒体上对于异常新闻的期待总是有所保留的，因为并不是每天都有“人咬狗”的事件出现，但是当全球的信息联网如望远镜、显微镜、传声筒、会议厅那样被造就为一个唾手可得的工具时，人们能够随时了解他们想要了解的事物。因此，今天的网络受众，比以往任何时候的新闻受众都更加习惯于经常得到这些异常。这也正可用来解释为什么网络新闻既已开发出如此巨大的功能，但是它仍然能以高速度不断进步。网络新闻在价值观念上并不满足于传统意义的“异常”，而是强调“寻常的异常”。
更为重要的也许是下面这个因素：在全球化的Internet上，新闻受众却是个人化的或至少是分群的，因此他们对于异常性的把握互不一致。几乎每一个受众群都有自己的鉴别标准。在某一方认为是异常的新闻，在另一方看来也许是平淡寻常的，反之亦然。因此，在网络新闻这个一体化的宏大概念中，如果不将定义范围缩小到准确描述的分众群，我们很难定义什么是异常。考虑到了Internet几乎包容了所有的信息化人群，这种难以定义的牺牲，也许比以往任何大众传媒都更具有对新闻价值观的演进意义。
三、影响性与交响性的统合
有关影响性（affect）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影响——交响性”（affect/interaffect）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影响性是对新闻的题材或观点影响受众的深度与广度的度量。通常我们所指称的新闻，是指大众传播媒介中所的新闻，因此，一个新闻能否影响较大的社会范围十分重要，影响越深越广，则新闻的意义越突出，反之，则新闻的意义越微弱。在传统媒介新闻中，正如密苏里新闻学院写作组所阐述的那样，关于事件影响力的大小取决于下面几个因素：对多少读者有影响；对读者有多少直接影响；是否会立即产生影响。
而在Internet环境下，对新闻影响力的度量的标准发生了某些变化：1.受众的影响量可以区分为绝对数量和相对数量。追求绝对数量，是指争取影响总数量较多的受众群；追求相对数量，是指对于分众传播的某一层面的受众群（目标受众）来说，要力争在这一人群中占有尽可能大的比例。网络新闻人群影响力的计量，是这二者的总和。2.网际新闻的直接影响不仅仅包括针对直接的受众，而且还包括信息链条中的任何一个转载环节。即对于某一网络媒体来说，还包括其他网站乃至传统新闻媒体，包括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各种传播渠道对于该信息的转载、传达、引用率。转载、传达、引用率越高，说明它的直接影响力越大。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影响力的度量特征是：要看它是否能够立即促发交互。交互式影响是网络新闻的一个主要的特质，影响的交互性越丰富、越强烈，直接影响越大。3.迅速产生影响的问题反映在网络新闻的首发与跟进速度上，也反映在是否引人注目，是否便于认知、理解或记忆上。网络新闻的影响的即时性与其影响的直接性是融为一体的，如前所述，它能够以当前交互来实现这一融合。
网络新闻对传统新闻的有关影响性的不同取向，使得构成影响力的不同元素重新列序，并形成新的重点。这个重点，就是我们称之为“交响”的影响概念。我们把交响一词用于定义网络新闻的影响力，试图反映网络新闻在影响力方面的几个主要特质：1.新闻的文本能够迅即得到新闻受众的反馈。2.文本的作者、制作者或者本身能够与受众交互。3.受众与受众之间能够交互。4.者与者，文本与文本之间能够经由后台管理，而形成与文本信息直接相关的可利用的组织。从以上意义层面上说，也许，我们仿照affect而对比的使用interaffect一词来指代交响概念更为恰当。在未来，网络新闻对新闻的价值理论及标准会做出较大的调整，而最有可能被传统新闻理论所接受的，正是这种从单一性的影响到交互性的交响的跨越。事实上，从当代新闻的发展方向上来看，无论是传统新闻媒体还是网络新闻媒体，都在试图走向联合、协作、同一，这也更为深邃地意味着，未来所有的新闻领域都有可能试图向这一价值观看齐，从而实现多向度的新闻的交响性。
四、及时性与全时性的统合
有关及时性（timeliness）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及时——全时性”（timeliness/timelessness）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从传统新闻学意义上说，及时性是对新闻报道追踪新闻事实的速率的度量。新闻通常被人们视之为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个“新近”是指该新闻事件总是在离时间或离当下尽可能近的时刻“发生”。对于电子媒体来说，及时通常意味着在刚才、当天、不久以前；对报纸来说，这种时效性经历的时间跨度会较大一些，而杂志则更大。尽管电子媒介已经把近代新闻媒介新闻的定时性有效地拓展为及时性，使得时效性的概念比两个世纪以前要先进得多，但在当代，这种价值标准仍然经由“随时化”和“全时化”思想而受到了某些必要的修正。
从观念进步的过程上来说，全时性的理性概念的提出受启发于BBC的随时化新闻服务理念——它为时效性下了“在需要时收看新闻”（newswhenyouwantit）的定义。⑤随时化的新闻服务思想既对正飞速跃进的网络新闻业作出了理念的呼应，又启发我们对网络新闻自身所蕴涵的全时化新闻观作出基本的阐释：1新闻的全时化观念并不主动的来自传统媒介的实践——仅就作为实态而言，CNN早在1985年已开始电视的24小时新闻播出，但10多年间并未很快形成观念的潮流——而恰恰出自网络新闻时代的召唤。2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以受众（消费者）为导向，而不再以新闻文本与故事（产品）或新闻机构与人员（生产者）为导向来规划新闻运作（生产），这意味着媒介在时间战略上终于可以有能力真正听命于受众的“安排”。3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倡导以受众为本的服务。24小时内每一个收听、收看新闻的受众都有自己的特殊传受要求，因此，既一视同仁，又能区别对待，成为了媒介从观念到技术的新闻服务指针，在时效性上，新闻更强调时间的纵深感和连续性，更加及时的更新以及更科学的专题服务与搜索服务。4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以时间战略实现了空间战略。快速（以秒为单位）、高频度更新（以分为单位）、重复、综合（主题链接）和移动（超文本阅读），使得受众对于新闻的接受更具有历时性和历史感，而与此同时，“受众主动式”的深度新闻优势亦展现无遗。5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化新闻并不只是针对网络新闻或传统新闻，而是针对一切面向未来的媒介新闻，它与泛介质（pan-media）的网络概念相呼应，⑥从虚指性的观念角度提示了未来新闻时代的最重要的媒介传播特质。
网络新闻时代的“全时性”对“及时性”这一传统的新闻价值指向给予了重要的改进和统合，使其更强烈、更深刻、更细腻、更人本，同时也更辩证地反映了新闻的时间意义。
五、冲突性与冲击性的统合
有关冲突性（conflict）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冲突——冲击性”（conflict/impact）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冲突性是对新闻题材及文本所展现的矛盾或戏剧感的强度的度量。新闻故事中的组织之间、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的相互矛盾与对抗，构成了某种新闻叙述上的本初的张力，而从表现形式上来看，则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戏剧感。它从两个方面满足新闻的受众需求：1.冲突性的新闻总是给人的启示较多，同时，有关冲突的内容强烈地向受众发出警告，使人们关注危险的迫近、困难的出现。2.戏剧化地描绘矛盾被解决的过程，提供了一种可观赏性，能够促使受众的阅读兴趣始终得到保持。
在传统新闻中，冲突性易被媒体叙述成为一种简单的二元对立，陷入脸谱化的境地，正如批评者所分析的那样，媒体似乎在抱着一种处理警察新闻或体育新闻的心理状态进行报道，把人们分成好人和坏人，而且总是认为每一冲突必有赢家和输家。⑦此外，过分追求冲突使得新闻充满了阴谋、暴力、犯罪、战争，这对于社会化的教育显然不利，容易出现那些本来可以避免的负面作用。在Internet条件下，人们（包括大众和分众）仍然像过去一样迷恋于新闻的冲突性，但是与其技术条件和传播的机理相适应的是，这种冲突性和对冲突性的处理方式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
1.人们已经可以主动地寻求冲突和冲突性的表现程度，分众化的效果使得受众的决策权力更大。他们对于频道、栏目或议题的选择余地更强，可以按自己的口味、品味或需求来对新闻的冲突性和戏剧感有所把握。2.人们对于冲突的理解比以往更深刻。受众、媒介、记者和矛盾的各方“共同介入”文本，通过视觉虚拟的方式，受众可以进入“新闻现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冲突不再是过去新闻事件内部的冲突，而是转化为它的一个广泛的隐喻：每一则新闻都代表了这个世界的缩影，代表了某一个受众对于世界的认知。这种冲突性与其说是新闻戏剧的冲突，不如说是人们内心矛盾的总体表现。3.就媒介的性质而言，Internet能够用更有冲击力的方式来表现新闻内容，包括音频、视频、文字、图表、讨论和大容量的资料库，受众对于新闻形式力量的需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冲突性”这个纯粹的新闻价值取向，在今天已经变得更加繁杂、深刻，并且发生了某种偏转，它不再是一种简单的矛盾的体现，而是包括了更多的元素、更多的视角，形成了对广泛世界和个人内在精神世界的复合化的冲击之力，我们把这些转化和复合的方向描述为：有关冲突性的新闻价值已走向“冲突——冲击性”的统合。
六、显要性与需要性的统合
有关显要性（significance）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显要——需要性”（significance/necessary）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显要性是对新闻报道涉及知名对象的程度的度量。“显要”在汉语里有显赫、重要之意，而显要性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它着眼于外化知名人士和机构所包含的新闻价值。为什么显赫而重要的人物和机构能够产生新闻?除了新闻事件发生于他（它）们身上的概率较大的原因之外，还因为对于大众而言，名人和著名机构具有很强的召唤力或吸引力，其一举一动都会影响社会的利益，受众关注显要人物或机构的事迹，即是关注他（它）们所代表的阶层，亦即是在关注受众自身的不断向上增长的需要。
以美国为例，近20年来，新闻的主要旨趣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异，大众的阅读兴趣更加集中在那些软性的新闻，包括那些不太“重要”的新闻，比如名人的纠纷与风流韵事等等。这些相对软性的阅读兴趣在近年间形成了一种非常复杂的现象，即一方面新传播时代的人们并未放弃关注国际国内大事，另一方面也对那些琐碎的、普通的，甚至是“无聊的”新闻内容感兴趣。⑧或许，正是这一类的受众倾向导致了当代新闻传播的多元化情境。
这种多元化的阅读在Internet环境下，得到了媒介技术能力的支持。Internet的分众能力，使得受众可以根据自己阅读需求去寻找他们的所需要的频道和新闻栏目，可以集合自己所需要的、与自己阅读口味相一致的人群，并与他们形成传播交互关系。事实上，这种传播方式上的变化是新闻媒介的题材热点发生变化的一个主要的动因。就像在经济学领域里所发生的从生产者导向转化为消费者导向的发展潮流一样，媒介所的新闻有任何一点旨趣上的变化都是由受众市场引起的。在Internet环境下，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将会保持下去，并且以一种看得见的调节方式，来使得新闻逐步地在终极用户那里得到和谐和统一，并且自发地产生某种新的秩序。这就是我们所要论述的有关传统新闻价值观中的“显要性”的价值元素开始向“需要性”方向发生偏移的机理。
这种偏移，目前是以一种“显要——需要性”相统合的形式出现的。在未来将向什么方向变化，一时还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那种以一个单纯的关键词来规定哪些新闻是受欢迎的、哪些新闻是不受欢迎的价值观念已经过时。
七、接近性与亲近性的统合
有关接近性（accession）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接近——亲近性”（accession/intimate）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接近性是对新闻题材与目标受众生活空间的吻合程度的度量，有学者更直言接近性是指“在报纸发行的广播的区域内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新闻价值。⑨接近性之所以构成新闻价值，是因为人们对于发生在自己周围的事件总是更感兴趣，并受到打动——事件发生的地点离受众越近，与受众的利益关联就越大。如果对此做一个有趣的推论，那么我们会认为新闻接近性倾向于把物理距离缩短为零：要是某一新闻事件是由受众自己参加的，那么该事件的报道在这一个别受众心目中的新闻价值是最高的。一个较为极端的关于灾难性新闻报道的阐释：灾难事件死亡人数的多少与事件发生距离的远近（以当地为中心）成定比。例如，某个遥远国家因洪水死亡上千人的新闻，其价值相当于本国边远地区淹死上百个人的新闻价值，又相当于本州内淹死十人的新闻价值，还相当于本地淹死一人的新闻价值。因此媒介对于不得不报道的外地新闻和遥远的国际新闻，通常会千方百计地突出与当地目标受众相关的因素，使其带上地方性的色彩。⑩这种相关要么是指在空间上与其接近，要么就是在情感上与之相联系。而从传统媒介来看，想使得信息与最大量的目标受众相吻合，通常的做法只能首选空间上的接近性。
但在网络时代，这种局面已为之改观。这主要反映在：1.技术特征使得媒介新闻可以支持个性化订阅、栏目的互动化以及更强的参与性。这使每一个受众都能够主动地寻求与自己的心理相接近的新闻。同时，他们自己还能够做到使用交互手段使心理距离更加趋近于零。这实际上是在把过去传统媒介甚至不敢想象能达到的出版目的，在一举手间得以实现。2.由于数据库能形成任何一条新闻和其他相关新闻相互联系的便利，使得新闻的本地色彩或者与相关对象之间的关联变得更加容易。3.在BBS、新闻组等媒介信息（泛意义上的新闻文本）服务项目中，人们所亲身参与的内容恰恰又多是他们所最关心的新闻，因此在这种样式当中，新闻的拉近性，最大限度地表现为与每一个对象的零心理距离的亲近性。
我们注意到，以上三种特征，无一例外的以心理接近消解了空间距离。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变化，是因为在Internet环境下，对于接受心理的控制是新闻分众化作业的首要问题，而空间性则早已被介质特征所消解。使物理转化为心理，这一媒介特质开创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网络新闻在新闻价值方面改变了从前我们所确认的关于“接近性”的单一原则，使其转化为“接近——亲近性”的统合原则。联想到美国自90年代以来，由WaltHarrington等人在传统新闻领域里倡导“亲近性新闻学”（Intimatejournalism）时所强调的“记录普通人每日心理与生活”的理念，⑾不能不使我们产生有关网络新闻环境下“接近——亲近性”的统合型价值观正在与所有新闻领域里的相关理念形成相互激励的推测。显然，赛博空间以其虚拟性消解了受众以往所依赖的集群法则，并正在试图使信息消费的指向从物理空间重新回到人本身。
八、人情性与人群性的统合
有关人情性（humanity）的价值观在网络新闻环境下正在向“人情——人群性”（humanity/community）的统合型价值观方向发展。
人情性是对新闻内容契合人类基本感情的程度的度量。人情性又称人情味或人性。按照麦道格尔的观点，人们对于人自身以及对其他任何人都可能遇到的涉及男男女女的各种事件的兴趣就叫做人情味。而汤姆森基金会则认为，人情味是指报道可以更多地涉及新闻中的人的人性侧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情性可以看作是新闻对于人性的展现、挖掘或捕捉，它能够最大限度地体现人与社会的关联，以及人类独特的情感特征，并进而唤起受众的广泛的共鸣。
有关人情性的基本共识大致可以描述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怜悯。对不幸的人物或人群悲惨的命运给予关注，并提示他们不幸的根源。2.幽默。日常生活当中所出现的喜剧化的特征能够为新闻作品带来相互的阅读趣味。3.故事性或悬念。如前所述，戏剧感是新闻的一个重要的吸引力因素。4.对妇女儿童的关注。妇女儿童的处境总是能够被置于一种特殊的视角被观察，对她们的关注能够反映人性中最根本的善意。
人情味的价值指向实际上是在确认，新闻媒体应该用各种手段，从风格和题材上指向尽可能多的人群，并且使他们能够因相同的情感而产生类似的共鸣。这种同一化的努力有时因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使得大量目标对象的理念差异不能被有效地弥合。而在网络条件下，由于大众性和分众性能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泛传播意义上的分层、分群的交流，因此，对于人性的指向可以以一种定向方式“本地化。”这既包括个性化服务，也包括网络用户的主动性阅读。如果我们观察网络新闻的总体格局，会发现随着网络新闻的日益成熟，它在平台的开发、新闻栏目的设计，以及受众的交互方面，都越来越倾向于不单纯依靠泛泛而论的人性指向，而不断地“增添”那些能体现“人以群分”思想的人群性议题的传受方式。对于人群的关注既不会过多的抵触人性的基础，又会较为准确地照顾到某一特定人群的传播趣味。
就出版而言，在网络媒介上，它早已不是单向的，而呈现为双向的甚至是多向的，编辑的分群化处理也早已被程序设置以及广泛的传播互动所取代。正因为如此，人群性不仅没有使得人性化的意味因为网络新闻的实践而减少，相反，更为它增加了新的、丰富而具有指向性的元素。这不仅使新闻更加具有信息效果，而且，其实在化的能力也比以往大大增强。——比如，你会发现那种“一人有难众人相帮”或者“一人有疑问众人交互解答”的高效的实在化生活场景现在正频繁地发生在网际信息环境中。
结论是：“人群——人群性”的统合理念比之于单一的人情性的理念，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不同之处，那就是更多地强调新闻价值中的“有用”的部分。“有用”的思想，与其说是在反映人性，不如说是在反映实际生活的需求和特指的实在人群的尊严。我们可以由此联想到，西方某些关于中国的“人权”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总是在力图泛化普遍的人性，而忽视了在今天这样一个多极化、多元化的世界及传播环境中，脱离有人群性专指的新闻价值观，实际上难免会退缩为片面化标榜的高头讲章。
今天，网络媒介的分群能力早已不单纯是一种口号，而成为完全可以用技术来实现的作业内容。小到只有一个人的专指的新闻服务，大到面向一个阶层、一种文化或一个国家。从新闻价值观来说，也许，这种技术上的伟大进步，其更重要的意义是在于为未来新闻指引了更加科学化的观念之路，即从普遍人性的观点迈向“人情——人群性”的统合价值观。
注释：
①⑦⑨⑩除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36页，144页，139页，140页，新华出版社，1998。
②⑥杜骏飞：《网络新闻学》，14-20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及杜骏飞：《泛传播的观念——基于传播趋向分析的理论模型》载《小雅思想网》网站，
③关于噪避（zapping）的译名及传播学意义，参见杜骏飞：《论广告创意的观念》，载《南京大学学报》，1998（4）。
④以图片新闻报道为例，吴心梅在《眼见未必为实——网络新闻图片的陷阱》一文中，即以大量事实举出在Internet上出于种种广泛的原因导致新闻文本：A.自相矛盾，莫衷一是；B.图文不符，张冠李戴；C.细节失误，南辕北辙；D.无中生有，胡编乱造等4大类失实陷阱。载《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网站，
中图分类号：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2)03-0097-05
受尼采以来的反本质主义哲学观的影响，西方传统本质主义的哲学观、文学观被颠覆，人类文化好像进入了一个虚无主义的“终结”时代。如美国知名学者J·希利斯·米勒于2000年秋在北京召开的题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提出“文学消亡论”，俟后即在《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发表题为《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的文章指出，文学及文学理论必将变成一种虚无的东西，像空气中的烟圈，难逃消亡的命运。面对国外理论界的这种文学消亡理论，中国文论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文学存亡问题的大讨论。本文不拟详述这一讨论的具体发生过程，而是就讨论问题时不可避免地涉及的两种方法论视角，即“本质主义”“非本质主义”进行清理反思，重提一种超越于二者之上的价值本体论，最后将对“价值本体论”之于今日中国文学理论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作出初步评估。
一、作为知识本体论的两种哲学—文学理论观及其学理反思
(一)作为本质主义的知识本体论及其反思
一、公允价值的涵义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将公允价值界定为熟悉情况和自愿的双方在一项公平交易中，能够将一项资产进行交换或将一项负债进行结算的金额。我国会计准则制定机构将公允价值定义为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负债清偿的金额，并在《企业会计准则—非货币易指南》中对非货币易中公允价值的确定原则做出了如下规定：如果该资产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市价即为其公允价值；如果该资产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应比照相关类似资产的市价确定；如果该资产及其相关类似资产均不存在活跃市场，则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可依据其未来可以产生的现金流量及适当的贴现率计算的现值来评估确定。
从这个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公允价值的运用需要三个前提条件：完全的市场经济、公平交易、持续经营。
二、公允价值的优越性
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主要是因为公允价值计量与传统的历史成本计量相比，有以下几点优越性：
（一）与市场经济紧密结合，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
公允价值所强调的是交易与事项中蕴含的产权契约关系。而在市场经济环境中，这种产权契约关系又必须遵守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允价值恰恰能够体现这种等价交换的原则。因此，以公允价值为计量基础可以看成是会计计量的回归。正因如此，公允价值一经提出，就受到世界各国会计界的重视，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变化趋势，便于会计的国际协调。我国新颁布的会计准则引入公允价值计量，正是这一点的体现。
（二）能够反映企业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采用历史成本计量，尽管都采用货币为计量单位，但是计量的属性却不配比。收入是按现行市价计量，而成本和费用却是按照历史成本来计量，这样计算出来的收入缺乏准确性和可比性，会出现收入超分配或者虚利实分的现象。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收入、成本和费用都采用公允价值，使得计量属性符合配比原则，又保证了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有利于真实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正确评价企业的经营成果。
（三）有利于维持的经营能力
企业要使经营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必须使生产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能力得以补偿，以维持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如果采用历史成本来计量在生产过程中的能力耗费，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却不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将会萎缩。运用公允价值来计量，即是按照现行市价或者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来计量生产能力，即使在物价上涨的经济环境中，相同的金额也能购回与原来相等规模的生产能力，使企业的经营在正常的状态下持续下去。
（四）能够适应新业务的需要
从目前会计界所遇到的会计计量难题来看，衍生金融工具会计问题、人力资源会计问题、环境会计问题、网络会计问题等，在计量基础上所共同指向的应是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当然，作为一项基本的会计计量基础，只能起到一种导向作用，并不能代替具体计量方法的研究。正因为如此，在以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公允价值计量基础应该能够适应各种经济发展变化对会计计量的需要。
三、我国运用公允价值计量的不利因素
公允价值计量尽管有上述诸多优越性，但是在我国运用公允价值的大环境尚未全面形成，运用公允价值还有诸多不利因素：
（一）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
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尚未完善，许多问题还处于研究之中。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现阶段还处于一个正待研究的领域，至今尚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特别是对它的价值如何来进行确认与计量，因其在实务操作上对其价值的选择很难克服人为因素影响。由于在理论上还不完善，使公允价值在会计实务上还是处于探索的过程。由于具体的价值确认的标准有许多，容易受人为的因素影响，致使会计信息可靠性较差。
（二）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
市场不活跃，缺乏公平价格的形成机构对于绝大多数资产和负债而言，很难找到可以观察到的市场价值。我国现在还处于市场经济初级阶段，各类要素市场的运作还不够正规。中介机构尚难以真正独立、客观、公正地行使中介职能。还有一些中介机构缺乏诚信，对一些资产或负债的评估有失公允，资产评估的科学性还存在较大欠缺。
(下转第63页）
（上接第55页）
（三）会计人员的素质跟不上经济形式的发展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化程度低，在公允价值的确定过程中，将未来现金流量按一定的折现率折算成现值计量，往往就成为估计相关价格即公允价值的最重要的技术手段。但因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点和货币的时间价值等等都是不确定的，会计人员的素质偏低，在计量的操作上往往难度很大，使公允价值计量的优势难以发挥。
四、在我国推行公允价值运用的几点建议
（一）完善公允价值的理论体系
借鉴国际会计的研究成果，曾为我国公允价值的会计理论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研究要注重理论体系的健全，并将健全的理论在我国全面推广与运用，才能促进解决运用中出现的难题。
（二）改善公允价值计量运用的市场环境
1．加快市场经济发展，完善市场体系。只有加快市场经济的发展，促进完善的生产要素市场、资本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建立，才能更好的确定商品成本和市价，从而获得商品公允价值的信息。首先需要完善的是市场体系；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下，价格是所有市场参与者在充分考虑了收益和风险之后所达成的共识。此时，价格才能成为真实的、准确的市场信号。其次要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法律法规能够规范人们的行为，为交易双方公平交易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完善法制环境，健全法律、法规对会计舞弊法律责任的规定和惩罚机制，尽力避免给那些利用公允价值进行会计舞弊者留下操纵的空隙。
2．大力发展独立诚信的中介机构。当资产和负债的市场价格无法观察到时，企业除了可以自行估计资产和负债的公允价值外，还可以借助独立的中介机构对资产和负债进行评估。因此，以评估价值代表公允价值的可靠性和相关性主要取决于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目前，我国的资产评估中介机构的独立性和诚信都不理想。要改变这种情况，一方面需要我国管理中介机构的行业协会加强对其监管，制定理加严厉的措施对违规中介机构进行处罚；一方面需要政府培育公平的市场环境，促进中介机构之间的公平竞争。
3．加快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信息化的建设。一方面加大市场信息网络化的建设力度，一方面企业在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上也应加大力度，特别是会计电算化的建设和网络化建设。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会计部门与市场信息之间的网络并行，加快对公允价值信息的及时收集和处理。
（三）全面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
要在我国全面地推广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归根到底还要取决于会计人员素质的提高。首先，要从整体上来提高会计人员素质。会计人员在业务素质上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和形势的发展，要不断更新观念，接受新的知识。其次，要加强对公允价值计量属性的广泛宣传和对会计人员进行知识更新，使广大会计人员能尽快地熟知公允价值计量属性，同时并能尽快地掌握对其的具体运用。最后，会计准则制定者应经常与会计实践工作人员保持沟通，及时解答他们在处理公允价值上遇到的现实难题。
【参考文献】
[1]徐淼．公允价值在我国会计准则中的应用及前景分析[J]．生产力研究，2006，（3）．
我把影视看作文化产品而不是艺术产品，作为一个公共文化产品，可以把它看作四方面力量博弈的过程：主流意识形态、社会正确的价值观念、知识分子的参与、资本介入的过程。四方面力量既是博弈的过程也是冲突和妥协的过程。我个人认为，四个方面在今天要有一个重新解释的过程。
大学要介入批评，大学的特征是什么，更应该提供一个研究性的支持，今天我们为什么会对很多批评不太满意，某种原因是后面缺乏扎实的研究性的支持，80年代的文学研究批评之所以那么有力量，是因为它后面有一个现代文学研究的支持。那么今天来说，对影视应该加强专业、细致、带有方法论的研究，包括对主旋律的影视片的研究。这样的一个研究出来以后会为媒体的影视批评提供一个很好的指向性。
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是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吕晓明
如果当代电影批评缺失的话，那么它缺失的正是这样一种严肃的、科学的电影活动和电影文体。正像西方有的电影研究学者讲的，他们认为电影批评实际上也是一种需要依赖于认知的技巧、需要想象和品位而且集科学与艺术于一身的一种实践活动。电影批评、需要有专业的学者、专业的技巧。这是我对现状的看法。那么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除了作为电影批评主体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的缺失和我们的商业化的社会背景这样一些很难一时改变的原因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根本的原因，就是当代中国电影的工业，和当代的电影批评之间没有形成一种有机的互动的联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呼唤要有人文深度和人文高度的电影批评，但不是用人文科学去代替电影批评。当前对重要影片的评论很少，对年轻导演的关注很少。对热点问题、焦点问题的发现和讨论也少。怎么提高电影批评水准？要实事求事，不要拔高和贬低，不要颂扬和反问。
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白烨
我谈谈影视创作、制作和批评的三个不适应。第一个不适应——“大片无大评”。我觉得，这几年大片一直很火爆，这从市场上来说是好现象。但是评论太缺乏，其实有很多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比如这些年，这么多编导都在搞古装武侠，是什么问题呢？这些问题没有人批评。我觉得大片没有相应批评的话，也是失衡的，像陈凯歌、张艺谋、李安这些导演及其他一些大牌演员，在观众中具有偶像作用，只要是他们的东西，观众会不假思索就接受，没有批评，这样很危险。
第二个不适应——“管播不管评”。国家只依法禁止播出某些不健康的影视片，但不制约评论。电视台有时候会把剧组请来，播出一些花絮，但那些东西和评论没有任何关系。我觉得电视台和一般的媒体不一样，在播出的时候应该给予正确引导。其实评论最好的平台就是电视。
第三个不适应——“乱改不顾评”。比如说，对古典名著的改编。早期的一些不错，过了几年，说人家老了，要从人性的角度重新改，重新弄，又不好好来，弄什么选秀。曾经在北京的一次活动中见过几个“红楼梦中人”的演员，个个都很漂亮，但这和《红楼梦》又有什么关系呢，它完全是一个做秀的事件，选出的演员导演没法用，不合适。这样的事情没有人说，没有人批评。
高等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徐甡民
我觉得在现在这个人文环境下面，影评不可能或者说很难单独进行，因此，我觉得这是个非常艰苦的工作。我觉得电影的智力在衰退，有点像中国足球，兴致的确很高，但球却一直踢不进，没有长进。不太礼貌的讲，很多电影看起来真的叫拙劣愚蠢，看后坐在那里会生气。如果说对电影那么重要的一个艺术品种还有一点关怀的话，那么我们就觉得影评不得不作出尖锐的批评，这非常重要。在这个当中，我觉得现在高校，院校的影评应该受到关注，因为影评它还是需要有理论的素养，高校的一些老师、同学的一些影评它的确有一些理性辨析的东西。
当然高等院校影评也有一个问题。过去有个电影叫《有话好好说》，我个人感觉，院校的某些少数的影评也是要“有话好好说”。影评这个东西是说理的，有理不在声高，有理也不在话语花哨，一定就是把它说到位，说准、说透，不在字眼上。高校的影评文章中很多词汇的出现，比如“语境”，很多文章都用。我们没有发现“语境”这个词的时候，我们的文章怎么写的。当然，用了“语境”包括很多很现代的词汇，也可能完全是好文章，但不要都这样，一种腔调。
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石川
我觉得今天会议的题目本身构成了人文知识分子的一种集体焦虑。以电影工业的角度来看，人文知识分子或者说某种民间话语正在被边缘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在这个工业市场当中无法构成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也就是说，工业不需要听你人文知识分子的评论，或者说，它听了你的评论反而导致它的生产力的一种降低。我觉得这也是很尴尬的一种现状，之所以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按我个人的看法，主要是现在的中国的电影工业所处的一个文化生态、现实，这个现实充满了各种矛盾。
具体而言，换到大片上，我在各种媒体上看到各种各样对大片的批评、攻击甚至谩骂、贬低。当然，如果从一个艺术分析或者从人文知识分子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有发言的权利，但我觉得这种评论是否能够适合现在的需要？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有时我也很困惑，能不能寻求一种双方能够理解的对话，比如说，院校里的学院派批评能不能通过艺术批评方式，帮助创作者提高，慢慢地把我们倡导的理念、思想、价值观演变为一种积极的生产力元素。
电影批评是有独立价值的陈思和
批评家的任务不是拍电影，拍电影是导演的任务。电影批评与其他所有的艺术批评一样，都是有独立价值的。它与电影制作的好与不好一点关系都没有。电影制作得不好，供我们批评；制作得好，供我们研究。我并不觉得我们的影视批评有多么糟糕，现在许多高校都开设了影视专业，博士也培养出来了。他们的职责不是为了拍电影，而是为了培养有关电影理论和电影批评的崇高的审美能力。
人文学者如何介入影视批评曲春景
当影像文化铺天盖地的时候，影视批评的孱弱和缺失，会使人油然而生一种焦虑感。即便知识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种介入意识，却很难找到与影视剧主创人员或者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的平台。我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国导演不像欧美优秀编导那样本身介入理论研究和批评。其次，人文知识分子认为自己不懂电影，因此也不愿轻易介入影视批评。所以造成影视批评缺失的现象。其实，电影批评应该分为两类，一类是电影的本体批评，由懂行的专业理论家、批评家操控，面对小众；另一类是影视文化批评，面对社会和大众。理论家批评家不需要研究“用光”和“机位”等问题，其研究对象是市场上普遍民众都能看懂的影视作品，是这些作品携带出来的各种文化内涵。因此，人文知识分子应该是这类批评的主体，不用受业内某些有成见人士的影响。有些导演对这一块非常排斥。这种排斥并不是中国电影史一开始就有的，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电影发展得非常好，那个时代的电影对人文内涵是有要求的，他们是竭力邀请知识分子介入的。现在这种情况有很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这种情况应该有所改变。
“思想淡出、学术凸显”是影视批评症结之一吴小丽
李安和姜文同时参加威尼斯电影节，前者获得金狮，后者没有斩获。李安是一次次地运用普适性的叙事和普适性的人文关怀，来赢得全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观众。姜文就输在电影的普适性人文关怀上。普适性不仅指思想性、艺术性、商业性的兼顾和融合，更多地是指作品一定要触摸到人类内心深处的、共同的人性内涵，也就是每个人灵魂深处的不被轻易触动的、封存的“结”。如果触动了这一点，电影就带有人性深度，能够赢得观众。
普适性价值同样适用于影视批评。当前影视批评文章并不少，然而很多文章只是各类知识的堆积、学术的炫耀、某种时兴方法论的实验，沉浸在学术的孤芳自赏当中。学术研究式的批评只能存在于高校、研究机构，专业的学术圈里，是研讨会、评职称、博士硕士毕业论文的需求，它们与现实是毫无关涉的。新时期以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问题，也是影视批评的症结之一，人文批评的缺席是思想的缺席和淡出。
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以人文性为核心曾军
专业影评存在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是对常识的沉默，对基本的社会伦理问题保持一种沉默，去追求别样的意义。第二个是意义的过度阐释的现象，就是说本来没有，硬要在影视剧里去挖掘各种各样的意义。我引用乔纳森·卡勒一句话来说明目前专业影评的一个问题，他说：“正如大多数知识活动一样，诠释只有走向极端才有趣，四平八稳、不温不火的诠释表达的只是一种共识，尽管这种诠释在某些情况下也自有其价值，然而，他却像白开水一样淡乎寡味。”所以那些从事专业文化评论、文学评论、影视评论的人，对这些淡乎寡味的意义，很容易就把它们抛弃掉。我的结论很简单，如何让影视批评真正深入到普通观众的心坎里面，能够被他们所接受。普通观众的欣赏趣味就是对人生对命运的一种共鸣。那么，我们的影评，针对编导而言，就应该探讨这种具有普适性的人文关怀如何用镜头语言更好地去表达；面对观众，我们应该探讨如何从中吸取人生的意义。这可能又回到了80年代初启蒙的状态，可能现在回不去了，但是我觉得我们既然要谈人文学者如何介入，那么人文性的强化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真正有效的批评应该是以人文性为核心，体现人文关怀、理性精神的一种批评。
美国电影评论面面观孙绍谊
先介绍美国的一些情况。美国的电影研究成为一个学科是从1960年代开始在大学里出现的，并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表现出强烈的理论性和当代性倾向。电影研究在确立自身学科身份的同时，另一方面也使其日渐游离于电影创作实践和大众观影行为之外。美国大学开设的很多电影课程和教授撰写的文章都是高深的、很理论化的，基本上发表在学术刊物上，跟现实毫无关系，跟创作和大众的观影行为毫无关系。这是一种知识生产活动，是满足于学术机构里面的知识活动，成了由学术出版、学术研究以及大学课程构成的研究类大学运作机制的一部分。电影理论和电影研究的课程整个有一个内循环的过程，基本上不和创作实践、观影行为发生关系。
和创作实践和观影行为发生关系的是在电视、报纸、杂志上出现的介入电影的专门的评论员，这些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大学里面任职的，他们可能没有博士学位，但却是学电影出身的，形成了一个很专业的队伍。这批影评人绝对是有价值的，观众也养成了一个观影习惯，他们专门看影评人的评论才决定看哪部电影。培养一个品牌的影评人是比较难的。而美国大学的理论传统比起中国来更加浓厚，更象牙塔一些。
批评的缺失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阅读者的缺失孙善春
作为一个文字工作者，我经常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影像的阅读者，而没敢把自己当作一个批评家，虽然有时也不得不写一些所谓的批评文字。我们在说批评者缺失的时候，我首先会想到一个阅读者的缺失，认真的、优秀的、非常专业的阅读者的缺失。在这个资讯非常发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非常轻松地变成专家，在电影这个机械技术复制的时代，连卖报的小童他都可以说是半个专家，他也可以谈电影，当然他谈得可能不像我们那么专业。那专业是什么呢？我想专业读者他要读得非常地细致，要有趣，要有美感，要投入时间，要享受阅读的乐趣，一种鉴赏式的古典情怀的欣赏，我觉得我们需要这样一种态度。因而，我觉得批评的缺失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严格的阅读者的缺失。
中国电影批评界的分工倪震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电影批评基本完成了体制化的分工，现在中国电影批评界从体制分工来讲，大概有这么几种：第一种是政治主流的影视评论，第二种是商业性广告性批评，第三种是学院派人文知识分子批评，第四种是网络化全面性的电影批评。实际上这几种都有交叉，比如网络批评里也有很多很专业的很优秀的批评，第一种政治主流的影视评论也有相当多的教授参与进来，无论从文化政策、产业研究包括艺术本体论方面都体现出很高的水平。商业性广告性的批评实际上真正的话语权掌握在娱乐记者手中。
在这种定位之下，我们人文类知识分子能做什么，能完成什么功能，能否把学问做到国际性的世界性的水平，能否在国际性的交流平台上做到话语畅通。我们就要拿出一个人文研究的姿态和学问的深度来进行表达。最后才是影响创作者。我们应该根据中国国情，既能够有一种很好的、温和的、古典式的评论方式，也要适当地关注我们在这个语境里怎样寻找群体性的、和学院派的电影研究应有的阵地。
中国有没有独立的影评毛尖
很多年前看到戈达尔的剧本里面有一句话，电影只不过是金钱罢了。当年觉得很难接受，因为戈达尔电影的美学特征好像和金钱有些距离，但是这几年把戈达尔的后期作品都看了以后，并且随着电影形势的发展，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而且它也可以应用在影评上，“影评也不过是金钱罢了”。今天在国内写影评，有的时候很灰心，泥牛入海可能还是好的结果。所以整个逻辑是，谁砸的钱多，谁的影响力就大。这个逻辑的反向同构或者是反向运作就催生了暴力影评，基本是你砸金钱，我砸板砖。所以在影评界，道德重构成了最艰难也最不可能的事情，这是一个很现实也很悲观的问题。
中国现在到底有没有独立的影评，或者说有多独立，互联网可以吗？我觉得网络影评以匿名性获得欢呼，好像草根影评也占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其实是很不乐观的。大量的心情式影评，没有立场，也很飘忽，这种影评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那种独立影评的地位。所以我宁愿暂时保持不独立的状态。那么，对于大学来说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大学首先要把电影作为一种阅读，另外大学可以提供电影史的知识，提供更多角度的方法论的知识，不断强迫观众重新体验他本身作为电影观众甚至是电影作者的可能性，然后就是发挥想象力，影评需要更多的文化想象力和各种文化知识，包括重新研究电影意识形态和消费市场。
必须重估影评人和电影研究的价值葛颖
我觉得影评人就这个时代来讲是生不逢时的。因为之前影评人其实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当然他们的人数也少，并不像我们今天那么多。创作界非常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因为他们除了影评人这个身份之外，大多数还有其他的身份。还有一个我觉得生不逢时的原因是本来的大众是沉默的，影评人非常有幸地成为了大众的代言人。但是今天随着媒体的发达，大众文化的发达，他们有了表述自己见解的可能和空间，因此我们根本上失落了一个代言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影评人在这个时代被创作者和大众同时抛弃了。
所以倘若我们谋求继续存在的可能，就必须重估影评人和电影研究的价值，以此展开生存的新维度。在公共空间中不断将热点议题引向建设性的方向，将火爆的争论、甚至诋毁谩骂引向逻辑释理，应该成为我们介入大众的姿态。对时下创作界晦明不清的问题，能够提供扎实的基础性研究成果，帮助厘清一些观念，构建创作方法。我们也可以是创作界的密切监视者，阐释不良的创作动态背后的玄机，进行善意的揭露和警示。
一、大学精神、教育伦理价值与内涵延展
大学精神是大学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积淀，是大学保持生命力的思想前提和基础，属于应然的范畴。应然是种与现实的比照，大学精神理应是高校发展追寻的境界和指导。大学精神的内涵拓展过程中，在西方国家逐渐形成了以独立、民主、自由等要素为核心的构成，其目标旨向终于公共性的实现。
独立是大学作为能动主体在地位上的一种努力，即大学的运作主要由法律的规范，不受无端的干预，主要体现为以学术自由为旨向的自主决策权的行使。社会与政府的影响不是强制性的命令，仅是对大学保持公共性的外在规束，或是干预成为一种决策的参考，而绝不会形成对大学运作的宰制，大学依据学术主体的主张进行自治，自主地处理大学内部事务。就目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状况而言，大学制度的基础是政府控制。大学应然具有的多样性特征，通过规范、模式、资源限制等中介亦形成同一化的形式，教育本质蕴含的个体实现的质量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政府和高校的协同机制和路径成为必需思虑的问题。
民主是大学的间接努力和自觉追求，通过理念的传输和正外部效应予以实现。大学是社会良知和先进文化的发现者和弘扬者，是社会公众获取知识和塑造自我管理能力的基本路径，亦属教育本质的应然范畴。除却职责的功能之外，凭借的正外部性同样促进民主精神的生成与作用。
自由是大学精神产生的根基，主要涉及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个体域内活动自由等向度。在高校内部运作中，自由的终极在于通过学术自由的实现塑造具有自由思想和独立行为的个体。学术自由的核心在于保护知识的研究与传播，其合理性是由高深学问性质所决定。这种自由以责任承担为主线，通过学者使命促动社会价值，进而引导政治、经济、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发展，是自由的价值追求，亦是大学精神的核心所在。
大学精神亦或教育价值的旨向公共性的实现，需要经过两重回归的过程:一是意念的范畴，即主体的价值塑造与延续;一是行为的范畴，即不同个体构成的自我实现。前者是价值存在向价值认同的过渡，后者实质指出个体还原的可操作性是公共性的有效性前提。
大学精神和教育价值过渡到伦理价值体现更多的是主观层次的理论前提，目标在于自我实现和社会实现，其效果的双重性亦是教育的本质所在。柏拉图曾正言，“教育已被证明是一个吸引的过程，即引导儿童们接受正确的原则的过程”。由此可见，正确的原则是高校等主体追寻的应然伦理价值。
向善是人性的内在需求，表现为对他人和社会有意义存在，教育内容、教育过程和教育功能在本质上设计应然的体现“良性”品质。教育内容本身具有容纳性的特点，学科和知识内涵是多元构成，有机的整体组合会促进本域内的递进和创新的实现，个体通过对知识的接纳奠定认知和感悟“善”的前提，知识积累和广裹与对“善”的把握娴熟度在常态下是正相关的关系。教育过程的兼进性将个体的特征纳人教育的范畴，全面教育和细节性教育促使人的向善伦理价值的实现。道德知识的传授不能诊释伦理价值的现实意义，实践性的道德品质塑造则是“善性”实现的重要路径。
功利主义学者边沁主张，苦与乐统治世界，人应追求最大的幸福。幸福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实现与自我实现的结合。幸福的达成不仅仅波及个体的发展，实质是对共同体的推进。柏拉图认为，教育应该使人们产生一种强烈的、对成为一个完善公民的渴望。这种完善体现为实现的满足感，是伦理价值的向度和范畴。教育的功能是多维度的，其发展性、享用性的功能是人的自由和幸福实现的必要条件。不以伤害他者为原则的个体幸福生成的是和谐的状态，幸福的延展性和延续性使得幸福的主体范畴扩展为高校内部主体和外部相关主体的组成，即主体间性的向题。领域的扩大实质是个体到公共的回归，个体的自我实现与公共性之间形成循环和双重回归。理论的描述转化为现实则需要外在规束和机制的保障，是对相关者互动关系的引导，在角色合理归位下的利益协调。由此，大学伦理价值与治理之间产生关联。
二、高校治理的可行性与高校运作现状
治理理论起源于公司治理理论，是制度经济学家和信息经济学家对企业领域的产权状态与决策结构间的关系的研究。其基本观点:早期企业制度建立在的所有者与经营者信息不分离的基础上，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信息对称，决策结构明了;现代企业制度实行的是法人公司制模式，建立在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委托关系基础上，信息不对称，存在风险，由此产生了复杂多方位的决策结构，即“企业治理结构”。
后来此种管理模式逐步适用于非营利组织和公共部门，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正式给出治理定义，将其定义为“是个人或组织、公共部门或私有部门管理其一般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它是一个使得冲突和多元利益得到妥协并采取合作行为的持续过程。”治理的核心前提“冲突和多元利益”及“契约关系”的存在。高校治理正是这些思想、方法、理论等引人现代大学制度的产物。管理学家的研究对高校作为利益相关者组织的共识，公立高校两权分离的基本实现为治理理论在高校的运用奠定了必要前提。
治理理论的实现要注重适用性，作为非营利组织的高校与作为私有部门的企业间存在先天的差异，主要表现为结构和社会属性的不同。高校社会构成的广泛性决定了治理过程中决策权力主体的多元化。企业的治理过程中，按股份确定具有决策权的股东构成，追逐利益的本性促成决策权力主体的单一化和唯一性。高校委托关系在渊源上最终追溯到公民的授权，高校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公民，以公民的发展为目标，处于直接委托主体地位的政府亦表明了治理的公共性。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相对独立性，自然决定了两者连同高校及高校内部主体决策权力主体的地位。高校的社会属性决定了目标取向。高校的受益人是社会公众，建立在公共利益的基础之上，高校治理的目标是自身发展和满足社会需求的双重层次。
高校治理结构的功能在于建立大学决策过程与社会权利主体的合理关系，改变“内部人控制”的现象，构筑多种主体间的一种协同与合作。治理结构的实质是“大学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参与高校重大事务决策的结构和过程。”这就涉及对利益相关者的甄别和界定，以及对治理机制的寻求和塑造。依据看待问题的逻辑性，明辨高校现行运作中存在的问题是高校治理模式塑造有效的前提。
(一)国家教育体制发展的滞后
高等教育体制一般由办学体制、管理体制和资源获取体制构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办学主体由垄断走向多元，出现公立与私立之分，在管理上高校的法人地位得以实现，高校发展呈现独立和自主的倾向。总体而言，这种趋势依然需要改进和加强，受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体制的影响，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具有明显泛行政化特点。高校间的行政等级化现象比较严重，与政治资源、政府关系的关联程度成为大学发展的重要因素，与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的空间关系直接影响着高校的发展。高校主要管理主体的层次与高校的行政级别与资源获取呈现一致性，办学权力和管理权力集中于教育行政部分，资源分配的话语权被其垄断，资源的多寡依科层而定。特别是“211”院校、985”工程实施，将有限资源和教育投人集中到少数学校。大多数学校由于资源的困厄发展越来越慢，少数学校则借助资源的优势进行整体的超越。 (二)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市场化倾向严重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旨是高等教育公共性的实现，受益规模的扩大和受益质量的提高是主要的途径，是改革主导者政府的责任。根据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践而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等同于高等教育的市场化已成为众多相关者的“错误共识”。这种观念的普遍践行实质是通过改革卸责的体现，将政府的职责分解为高校和社会公众的负担。高等教育成本分担主体的多元化是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必然结果，学生受益规模的急剧增加与教育投入的增长滞后形成明显对比。高等教育运行成本在政府责任之外的找寻，使得家庭成为必然的付费者，慈善团体、企业则是或然的参与者。家庭的义务性或强制性承担是对公民应然话语权的剥夺，高等教育改革主导者话语权的绝对性缺乏合法性的前提。
(三)高校行政学术化日益普遍
高校行政学术化是近期部分学者倡导的一种教育改革取向，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管理人员学者化、管理工作科学化、管理为学术服务。这种探索在外在约束匾乏或无力的情况下，只能寄希望于相关人员的内在道德，品性的差异则容易造就教授间的分化，学术主体的平等性就遭遇侵蚀，是高校内部不同域场间宰制的体现。
三、教育伦理价值与高校治理模式塑造
价值观良性延续的自觉是行为的先导，解决行为和机制的问题要以规范的理论体系和主观的善性向度为先导。如前文所述，教育伦理价值的形成关键在于个体品质的塑造而非知识的形式传输，高校治理模式的有效性依赖于利益相关主体的行为自觉，自觉本身即是价值取向的体现。高校和政府的行为动力源于其应然的职责和对利益得失的测度，个体的动力则更显现为一种本能。
政府和高校在广义上同属高等教育运作主导者的范畴，具有话语的强势，制度造就的行为惯性偏重对既得利益的维护，改革带来的利益得失比重是其行为抉择的决定性要素。同时，公民及相关个体主体意识的觉醒，权力观民主层次上追溯的取向，促使政府将维护职责的合法性必然纳人不断更新维护的任务之中。在个体而言，其行为是争取和维护基本人权的手段，自我实现和自我欲求的凝聚是规律性的，个体会最终成为教育伦理价值的形成渊源和前提。
治理模式是对各个主体地位和意愿的尊重，是决策权力在主体间的合理分配，体现为战略利益枚关者主导作玫姆⒒雍鸵话憷益相关者的有效参与。就中国日前的教育现状而言，上文相关主体的行为自觉能否取得良好效果取决于强势主体对权力的自我让渡—宏观层次是政府对高校?社会的善意回应，微观角度是高校权力在高校内外部主体间的科学划分。
作为公共权力构成的公共教育权力，应该具有这样几个内涵:从主体看，从属于公众而非个人;从个体看，指向公共事务;从功能看，为公共利益服务。因此，以良好的伦理价值为出发点，消解国家或政府在公共教育权力中的垄断地位是实现大学治理的重要途径。
(一)在国家和政府层次，要增强教育规范制定的民主性，构筑科学的规范制定机制
尊重各方的利益和需求，以个体和团体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增大各方在规范制定上的话语权，避免单一规范制定主体的利益倾向对其他主体的宰制。具体而言，各级教育规范的起草者要有广泛的代表性，其成员构成要反映各战略利益相关者的意愿，完善立法体制和立法人员的确认机制，这是规范效力存在与否的合法性前提。
(二)在高等教育的运作层面，引进相关利益者的参与，建立竞争机制
政府运作的公益性特点不能遮蔽自身失灵，资源配置的优化依赖于公共渠道和私有渠道的结合。市场化不等同于付费，强调的是竟争机制的引人，基于公平和效率的原则破除政府垄断运作的低效能。当前运行较好的是办学机制的多元化和高等教育所需服务提供的多元化，机制运行成本的承担基于高等教育公共性的本质依然是政府的责任，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市场化不能成为政府规避职责的借口。
(三)就高校自身而言，要建立高校自我发展和自我规束机制，促进高校的全面和谐发展
前言
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及国际化的市场竞争愈演愈烈的今天，企业之间的竞争变得愈来愈激烈，产品的内涵和外延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拓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品位的上升，人们对产品的需求也从“量的满足”转向“质的追求”，甚至是“情感的交流”,这也使产品设计向多元化、个性化的纵深方向发展。然而，我国现阶段的产品设计存在着一些缺陷与盲点，大多数企业以引进为主，对国外同类型产品进行模仿，造成设计理念上的失衡与同类型产品的同化。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系统进行分析，有利于全方位的提高产品的内涵和外延，设计出高质量的产品。
产品设计中的价值层面已渗透到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产品循环体系，要涉及到经济、技术、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对产品设计中的价值进行系统分析，制定合理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坚持经济、人文、社会三位一体的设计观念，致力于人类生命环境的改善与发展，使产品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1、产品设计中的经济价值
在产品设计过程中，选择合适的材料、加工工艺，以最省的用料在短时间内生产制造出具有高性价比的产品，即以最低的成本费用收到最大的经济效益，这是产品设计中的经济性原则。
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整个循环系统中，设计要涉及到全过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商品的销售，是以经济性作为保障的。当产品的综合质量好而价格过高时，大部分消费者不敢问津；当产品价格低、质量差时更不会赢得消费者。因此，如何在保证基本功能的基础上产生最大的经济效益，如何满足生产经营者获取利益和满足消费者使用的双向需求的动态平衡，是工业设计融合运用价值工程的新的理念。
价值工程VE（ValueEngineering）是工业管理领域的科学的技术经济分析方法，在应用系统性和创造性的独特研究方法过程中，以最低的寿命周期成本L.C.C（LifeCycleCost）可靠的实现必要功能。价值工程的基本原理是通过产品的功能分析，对产品性能、生命周期、可靠性等各个指标进行系统的综合平衡，最大限度的利用和分配各种原材料，探求和采用新的、成本低的变体，节约各种物化劳动成本，提高产品的价值。
功能与成本两个迥然不同而又密切相关的概念，构筑了价值工程的基本框架，为提高产品价值的终极目的奠定了基础，深刻地反映了在市场经济规律下，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降低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高，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若在功能不变或提高的前提下，增加了成本，则企业获得的效益低，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
在现有的生产及技术条件下，提高功能与降低成本具有二元对立性。在工业化进程的每一时间段内，二者都具有相对稳定的和谐格局。但科学技术是一个流变的概念，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新技术及新材料的运用以及人们审美意识的提高，这种表面的、暂时的、不稳定的和谐格局会随之而改变，生产同一种产品，在技术较先进和现代化管理水平较高的企业里，功能与成本的系数比高于技术与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因此，工业设计师应遵循功能与成本、技术与经济的辨证统一关系，尽可能的满足二者的动态平衡，建立成本及功能的共同的精神指归——“以人为目的”，形成为用户服务的现代设计理念。
2、产品设计中注入的人文理念
设计的任务是解决“人——机——环境——社会”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其设计的出发点是人，旨在通过生产技术手段把人的创造思维转变为实体的产品，实现为人服务的目的，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问题。因此，在产品设计中注入人文理念，探讨产品所蕴含的人性化设计观念和根植于时代特性和地理特性的文化价值观念，能为产品设计提供更深层次的理论依据，使产品更合乎人性，使人与生存环境的关系更为和谐。随着社会的发展，设计所具有的人性的意义就将越来越显示其重要性，人性化的设计观念是合乎时展要求的。
在以“人”为本的设计活动中，产品与文化又是紧密相关的——产品是文化理念的载体，而文化则是产品内涵的延续。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的生活的文化氛围，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现代设计师要善于通过适当的物质材料，借用一定环境和文化背景的某种符号系统，创造某种同构性的艺术形式，来唤起受众身心结构上的类似反应，从而形成和传递现实的设计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能够把握社会文化结构需求的趋势与变迁，使相应的产品与之相契合，这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
2.1人性化设计观念
人性化的设计观是工业设计经导入期、发展期、成长期发展到现在的成熟期以后而出现的一种新的设计哲学。它反对像过去那样，设计师只重视产品的功能与造型，而是要求设计师积极考虑经过设计的产品将在人们生活过程中发生什么样的作用，以及对周围各种环境的影响程度。因此，设计应充分的尊重人、理解人的特点，以人为基本出发点，用主动、积极的方式去研究人的需求，探索各种潜在的愿望，用一种系统的、整体的观念，把需求、人机工程学、美学及环境因素等有机地融合，进行综合分析，以此确立产品设计的目标。
产品设计不仅设计了产品本身，而且设计了人与人之间、人与产品之间的关系，也设计了人的生活方式。技术的进步减轻了人的劳动强度，信息的快捷方便了人类生活。当今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现实问题，如人的孤独感、造型的失落感以及自然资源的枯竭、环境的破坏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本质原因并不在于物质技术的本身，而正是人类总体设计上的失衡，没有把人性化的理念系统的贯穿了人类的一切创造和设计活动中所形成的恶果。因此，把人的因素放在首位的设计思想，强调人、产品、环境、社会之间相互依存、互促共生的关系，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2产品设计中蕴含的文化价值
文化根植于人类社会和赖以生存的环境之中，但又因其地域的不同而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文化是环境因素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人类生存的大环境中，有形的物理环境和无形的文化环境都对产品设计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社会性使产品在无形中成了沟通和交流的媒介。随着经济文化一体化趋势的来临，使得产品设计中的文化含量越来越大，尤其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知识、文化价值。因此，设计应符合文化的时代及全球信息化的特性，展示不同文化传承下的设计理念和价值观念。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托夫勒所说：“人类需要高技术，更需要高情感，人们的购物过程不仅满足的是物质需要，还有文化上的需要。产品一旦被赋予某种美好的情感，就会缩短人与产品在情感上的距离，出现购买行为上的文化认同。”
同时，文化环境对产品的影响是隐性的，如法律、道德、习俗、价值观念等的影响就是如此。产品设计应符合特定的文化特性，表现出与时代精神和科技进步的协调性与前瞻性。反过来，产品设计又可以影响人们的生活文化，甚至导致一种新生活文化形态的形成。
3、产品设计中彰显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进步，产品作为“工具”，已逐渐形成的具有一定社会意义的象征物。在产品——商品——用品——废品的转化中，产品作为设计师思维物化的产物，作为传达给受众的一种使用符号，使得设计活动在这种转化中起到了纵向联系和横向承接的作用。无数的设计实践证明，在如火如荼的国际化市场竞争中，产品的设计进程中有着无法量化的社会价值。
3.1树立可持续发展的价值观念
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在获得巨大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人类亦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就是对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人与人的相互疏离。甚至西方国家在20世纪还推出了“有计划的废止”的一次性消费观念，在设计上竭尽所能，不断推陈出新，以产品的快速更新来刺激消费，创造市场，以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正是这种片面的发展观，最终使人成了“单向度的人”，造成了今日全球性问题，使全人类的生存受到了威胁。大量的资源被过度消耗，大量的污染破坏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环境。
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产品创新中要遵循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设计准则已深入人心，环保消费已蔚然成风。可持续发展已经形成几个主要的设计思想，如绿色设计、生态设计、循环设计等设计理念，有效的实现了产品设计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交互。
3.2科学技术的物化
任何产品都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它是那个时代、那个民族或地域的社会观念及经济技术基础的总和，以及人们对材料、结构、加工工艺的理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着产品的更新换代，使整个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发生了质的飞跃，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了产品设计的全面更新，引导产品创新跨向新的平台，而新创造出来的产品又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观念，又引发了科学技术的变革，二者形成了有机的互动。
科学技术是一种资源，但是，人类要接受这一种巨大的资源，把这种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社会价值，还需要某种载体，这种载体就是设计创造。新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管理、巨额的资本投入，都需要经过这“媒介”才能转化为社会财富。科学技术是通过设计与制造向社会广大消费者进行自我表达的，设计使新技术的“可能”转变为现实，使设计观念和设计语言进一步演进，使艺术畅想进一步摆脱了物质条件的束缚，使人类的创造、想象和情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
综上所述，站在价值系统的角度研究产品设计有助于综合的考虑设计、制造与生产等各个周期的经济因素、人文因素及社会因素，促使新生代的设计师在理性层次上思考产品创新与经济、文化、社会的关系，使创造出来的产品更能引起使用者情感、心理等方面的共鸣，满足人们动态的物质生活需要及精神生活需要。
参考文献
价值及其源泉问题是每一个从事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学者都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国内学者对劳动价值理论有着各种不同的理解，如：物质生产劳动价值论、社会劳动价值论等。[1]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出现了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给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如：科技知识及经营管理创造价值的问题；第三产业的价值创造问题等[2]。面对经济生活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必须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对其不断丰富和发展。尤其是加深对于价值及其创造的理解，是更好地理解劳动价值论，科学回答这些新问题的钥匙。本文试图从分析价值和价值创造入手，并结合经济现实，对经济领域中价值创造进行解析。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和哲学基础
1、科学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对古典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批判继承，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首先他打破了古典派只从交换价值的形式上看待价值的局限，而从“不同性质使用价值为什么能够在数量上相比较”出发，抽象出价值概念。为此他提出商品的二重性学说，并独创了劳动二重性学说，把价值作为一个独立范畴确立下来。即：“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在价值创造上，马克思指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的大小。并运用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价值创造的源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对抗性，解释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本质，并指出，“剩余价值的出现既离不开流通领域又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生产领域。生产领域的价值增值关键是生产者，资本家的预付资本并不创造价值而是转移其自身的价值。”因而，在价值创造源泉上，坚持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科学真理。[3]
如何深刻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质，必须认真分析其价值理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构成了马克思价值理论哲学基础，是深刻理解马克思价值理论的钥匙。
2、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哲学基础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一个基础是：价值概念是建立在以人类整体的偏好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框架之下的。迄今为止的几乎全部学科，只要涉及价值判断的，都是建立在以人类为中心的基础之上的。某物有价值完全是因为其对人类有效用，能满足人类需要；反之若某物不能满足人类需要则无价值。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二个基础是：价值的概念是商品用于交换时才产生的。价值概念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人类之间的交换，物品永远只是物品，只具有使用价值。可见，价值是针对交换而提出来的，确切地说是针对人们交换中双方交换物的比例关系而提出来的，是衡量交换是否公平的一种尺度。从这个意义上，价值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也不是在交换过程以后，而是在交换的一瞬间才得以体现的。[4]
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三个基础是：价值是表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范畴。马克思认为：“商品形式和它借以得到表现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5]既然价值只有在交换中才有意义，它表现为交换价值，交换又是建立在双方平等意愿的基础上，所以价值是在等价交换基础上的人与人交换关系（表现为商品的交换比例）的表现。
二、价值创造的源泉
1、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
为什么土地、资本也同样参与生产过程，但它们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而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呢？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个问题已隐含在马克思对价值和交换的分析之中。让我们先考察交换，在假定交换物品对人类有效用，而且交换双方也为之付出劳动的基础上，来分析商品的交换比例问题。那么，以何种比例交换二物品最恰当呢？为什么一只海狸交换两头鹿，而不是一头或三头呢？这就集中到价值创造上了。马克思正是在前三个基础之下，对其作了科学的回答。既然价值是以人为标准进行评判的，那么就看这次交换对双方是否公平。若公平则成交，否则交换就不能进行。怎样才是真正的交换公平呢？当然又是要从人类本身的判断来考虑。可见，马克思只所以抽去商品的使用价值属性，即是把价值概念建立在“人类为获得该商品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的基础之上的[6]。因此，这种付出理所当然成了衡量交换比例的尺度。但这种艰辛和付出的度量在实践中又是有困难的。因此，马克思只有抽象出一般劳动，认为他们是同质的。进行了这种抽象之后，衡量商品的价值的标准就是人类的劳动。然而劳动还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有用人类生产这种商品的劳动时间取代。而人类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时间不是任何一个人的，而是社会平均的，所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决定了商品的价值。
2、价值创造的更一般意义上的源泉
经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看出，建立在以整个人类的福利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我们得出价值的唯一的更一般的源泉：“人类为获得该商品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从而价值创造的一般要件就是：第一，主体创造出使用价值。第二，人类在创造该使用价值时付出了艰辛和麻烦。第三，创造价值用于交换。从这个基础上考虑问题，一切效用价值论者都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只从个体（效用）出发，而未以整个人类社会（效用）为对象，以个体抹杀了一般。三位一体的公式也是错误的，因为“价值是体现在人们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上的，只能由人来创造而不能由物来创造”[7]，非劳动的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并没有为商品的形成付出“艰辛和麻烦”，只是单纯的价值转移。三、价值创造分析——新时期对劳动价值论的运用和深化
通过对价值理论的前提、价值创造的一般源泉以及价值创造的判断要件的分析，我们可以据对新时期复杂经济现象的价值创造问题进行解析。
1、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是否也创造价值，这个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争论的焦点，我们认为：人类劳动在当代仍然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物化劳动包括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生活资料被消费转移到劳动力中，构成劳动力的价值，是不能创造价值的。凝结在生产资料中的物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具体劳动逐步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也不能创造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不能创造价值，但它对价值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是价值创造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第一、它是劳动过程得以进行的物质条件。没有物化劳动参与，劳动者就无法借助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第二、它构成了价值载体的物质内容，即使用价值。没有物化劳动参与，商品价值就缺乏物质载体。第三、作为上一劳动过程结果的物化劳动是经验的累积，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条件[8]。
2、科学技术知识不创造价值
随着科技的发展，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在与过去相同的时间内生产出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所以有些学者便认为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价值，并以“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作为论据[9]。其实这是混同了使用价值与价值的概念。生产力是人们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跟价值即这个表征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范畴毫不相干，更不可能成为创造价值的力量。科技的运用，只是导致使用价值的成倍增长，而非价值的成倍增长。正是科技使人们生产该商品的生产率提高，减少了人们“获取该物所付出的艰辛和麻烦”，单位商品的价值才下降，而总价值却是不变的[10]。另外，科技的发展导致价值的转移或者说价值的剥削，会产生一个重新分配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但不是科学技术、知识创造了价值。科技的唯一作用就是广泛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一个行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引起对其他行业剩余的剥削，必然带动社会各行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从而人们获得社会产品所“必须付出的艰辛和麻烦”减少，即：单位商品的价值量降低。这个价值量降低的过程是人类生产自身摆脱自然束缚的能力增强的过程。
3、经营管理劳动的价值创造
经营管理劳动在企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是组织、协调、指挥、监督，是构成企业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特别是在现代科技发达、生产环节复杂的生产下，经营管理显得比普通劳动更加关键。管理者虽没有参与使用价值的直接生产，但其劳动与工人一般性劳动构成了企业的“共同劳动”，管理者也是“总体工人”的一部分，间接参与了价值的创造。而且其劳动是更加复杂的劳动，需要掌握更加复杂的科技知识和管理方法，是比普通工人劳动更有创造力的劳动。
4、第三产业劳动、私营企业主劳动的创造价值
第三产业劳动也是价值创造的一个重要源泉。理由如下：第一，第三产业的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第二，第三产业劳动产品也是人类社会劳动的一般凝结。第三，第三产业的劳动用于社会交换，满足社会需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第三产业的劳动就业率越来越多，创造的产值也逐渐增加。第三产业中无论是生活服务部门、生产资料服务部门还是其他服务部门，都是创造了无形产品，是人类一般劳动的凝结。
私营企业主的劳动作为一般劳动，与工人的劳动或国有企业管理者的劳动没有两样。私营经济与公有制经济的区别就是其所有权的不同，或者说是价值分配不同，这与其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不能相提并论。判断一种劳动是否创造价值，要依据价值创造的三个要件。即：主体创造出使用价值、价值创造主体为获得该使用价值付出艰辛、用于社会交换。由此看来，第三产业劳动、私营企业主的劳动同样具有价值创造的属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尽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关系与生产方式的变化，价值产生和实现的条件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但人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在现在与将来仍然适用。不能由于一些经济现象的变化去否定劳动价值论，而应该在分析当时经济环境的条件下，进一步认识和发展劳动价值论，使之更加成熟，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冯春安．国内劳动价值论争鸣简评，经济学动态[J]．2001（1）：154-56
[2]罗润东、秦海英．劳动价值论研讨会观点综述，经济学动态[J]．2002（3）：46-48
[3]鲁友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北京，人民出版社[M]．1983：74-84
[4][5][6]马克思．《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M]．1975：64，89，51
[7]邓先宏、傅军胜、毛立言．对劳动价值理论几个问题的思考，经济研究[J]．2002（5）：8
二、教学内容
讲得明教学内容是对教材的二次创造和加工，这种创造和加工是根据社会环境和学生实际对教材的深入解读。实现教学过程在核心价值观的指导下谋篇布局，从观念体系、知识体系向学生的价值取向、信仰追求和自觉行动有效转化，达到核心价值观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自觉行动，并切实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价值指引和精神力量。这一目标的基础是做到两个契合，使教学内容呈现观念明晰、事理明达、是非明鉴。核心价值观同大学生的实际相契合。学生对思政课是否有学习兴趣与教学是否符合学生的需求有直接的关系。思政课的实效不理想，问题的症结是知识没有转化成学生的价值观念，头脑中没有价值观念的支撑，自然就缺少正确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方法去应对日益复杂的现实生活。价值观的教学具有根本的目的性，人的社会化主要是社会价值观念的内化。青年阶段是个人与社会对立统一关系最激烈的时期，在表现出自主性和理智性的同时，还存在不稳定性，表面性、功利性和矛盾性，面对大量信息时，选择和甄别往往不知所措，产生迷茫与困惑，选择就会跟随当下的社会流行观念。核心价值观指明了作为个体的理想生活方式和目标追求，其形成是一个塑造人格，教化人心的过程，基本的力量来自大学生个人对基本价值的认同与信仰。首先，从学生角度出发，关注他们的心理需要和思想特点，重视心灵的沟通，建立起温馨的对话场景，从他们所思所想中寻找正能量，提升对价值观的理解认同，让价值观为现实生活的主要问题提供合理的解决思路。其次，从学生成长的角度出发，把核心价值观与学生的成长、发展联系起来，使价值观真正作为学生在生活中面对各种选择判断过程中的标准，让学生学会在实践中不断验证核心价值观对于人生历程的价值，体验到核心价值观的强大逻辑力量、实践力量和物质力量。核心价值观与社会热点相契合。核心价值观在本质上反映了制度的性质，反映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描绘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图景和精神追求，必然会融入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当代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特殊历史时期，最突出的特征是市场化、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改革这三大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时空中进行。社会经济结构重构，阶层分化，阶级归宿感淡化，原有的单一的价值理念与模式被打破，必然引起价值重估，各种思想和思潮的激荡、冲击人的思想。人的独立性、选择性、差异性明显增强，社会热点问题大量出现，其形态多样。首先，教学中要把重大的理论问题、学生关心、疑惑的社会热点问题同思政课教学内容和核心价值观紧密契合，对各种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进行全面、客观、理性的分析，特别是针对一些热点问题存在的负面影响要注意对学生进行理性引导。理论必须回答这些重大问题才能站得住脚，也才能为学生提供指导，并因之赢得学生发自内心的尊重。其次，要突出民族性、时代性和先进性，既不回避西方的市场、民主、自由，更要弘扬“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中华传统价值观。让学生在人类优秀文化遗产中净化自己的灵魂，升华自己的人格。
一、对管理会计在实践运用的基本评价
1.管理会计在实践中的运用状况。单就管理会计所囊括的各种方法看，其中一些方法可追溯至“泰勒”式管理时代。可以这样说：我们今天讲的管理会计，就是过去“生产+核算”模式，这种模式与“成本管理”有着基本一致的含义，如果仅就这个层面上说，管理会计的应用在实践上不仅有悠久的历史，也有普遍的推广价值。但它与我们今天所指的管理会计所言及的盈亏平衡点、经济订货批量、回归预测法、贡献毛益法等等方法已经大相径庭了，而这些新方法在实践中究竟有多大用处呢？多数企业家认为“成本管理”很重要，只是苦于方法难寻。正视我国管理会计现实，人们要么探讨一些所谓的基本理论，给人们隔靴抓痒的感觉；要么介绍一些所谓前沿，使人感到“可望不可及”，要么罗列一些具体问题，找出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再提出一些原则性的改进建议，只能供人“一次性”消费；要么沉溺于数量分析技术，在一些不切实际的假定下，构造几个“貌似天仙”，但不食“人间烟火”的模型。当然，在我们现实的经济生活中，确有能创造出富有经济效益的一系列成本管理方法。在冶金行业中，已形成群众路线为特色的企业管理和成本管理方法。诸如50年代鞍钢“班组核算制度”，60～70年代冶钢的“五好小指标竞赛”，同期鞍钢、本钢、马钢推行的“内部利润制度”，80年代首钢“包、保、核”为基础的层层承包做法，90年代邯钢的“模拟市场，成本否决”等。上述各种卓有成效的方法如果勉强纳入管理会计方法，那么这些方法也只限于冶金行业，而其他制造业和化工业，还鲜有类似的系列方法。同时我们还看到即使在冶金行业，各个企业在加强“成本管理”中也有自己的成本管理特色，邯钢就提出炼铁学马钢，炼钢学鞍钢，中板学济钢，轧钢学唐钢；主要指标学安钢，利用系数学济钢。这就表明成本管理不能形成模式。同时我们还发现在冶金行业的企业能够推行丰富多样且具特色的成本管理方法，也有其产品的特殊性，因其产品功能、规格、样式比较一致，产成品便于比较，成本也便于比较。而在制造业，特别是产品功能差异大，质量规格多样性情况下，就难以总结有特色的成本管理方法。家电业和生化业等科技含量高的行业以及电子网络行业运用管理会计方法就更是寥若晨星了。可见管理会计在20年来，虽有管理层的鼓与呼，理论界的捧与吹，但在实务界鲜有进展，是因为管理会计的方法论只能局限于个别行业和个别企业。
2.管理会计在实践中失灵的成因。管理会计在实践中难以得到广泛应用，既使有所运用，其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在会计组织机构设置中，由于管理会计的职能部门和专职人员缺位难以组织运作，同时它自身既定的作用，形成有它无它无所谓的恶性循环；二是在管理会计提供的方法中，其抽象的数量模型反映不了客观实际的需要，方法抽象，基本资料难以筹集，这是由于其理论体系不完善而造成的。
首先从第一个原因看，会计工作与审计工作、统计工作一样，是一项应用性很强的工作，其业务活动的开展，必须有专门的责任机构和责任人员承担，才能卓有成效的开展业务活动。目前在企业中，财会、统计、审计都有实实在在的职能机构和专职人员。但是纵观管理会计的机构设置和专职人员的情况，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全国几乎还没有一家企业能这样做。在全国500家大企业里，也没有把管理会计工作看得很重要，这表明我国对管理会计业务活动的开展在企业中还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即使在个别企业对管理会计进行一次性运用，也是把各项任务分解到有关职能部门去承担，把预测职能分配给统计部门，把计划职能分配给业务部门，把预算职能分配给财务部门，把决策职能分配给决策当局，把控制职能分配给生产或施工部门，这就把原本连续系统完整的一项活动割裂得七零八碎，降低了各项职能应有的效果。各部门把承担管理会计所分配的相应任务，也看作“苛捐杂税”和额外负担，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很容易想象其最终的效果。
其次，管理会计在实践中不能得到发挥，不被人们所重视，还由于其抽象数量模型方法所造成的。抽象数量模型方法适于做一般性的分析，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而不是具体的运用。特别是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某一具体问题，单纯用数量模型的方法去解决是注定要失败的，需要结合经验方法，更需要善于观察思考的方法。但是现实中的人们经常采取“机械主义”和“拿来思想”，照套公式，照填数据，歪曲了数量经济模型的本来用意。之所以在管理会计中肯定抽象的数量模型，是提倡由数量模型所倡导的理论和思路，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要否定的是不少数量模型往往把事物本质属性扭曲了，为模型而模型，而不是为解决问题而模型。
二、对管理会计理论价值的基本评价
1.管理会计从其会计学科地位上看，是不能与财务会计相提并论，并占有现代会计两大领域其中之一的。从某些层面看，管理会计的失败，其中一点就是过度拔高了其学科地位，从而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而导致运用的失败。无论从管理会计的形成渊源或是现存的内容构成来看，它都是研究成本的制订和成本控制，也即成本的管理。而成本的管理，自新中国建立以来，一直做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的，其理论研究也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可以说成本管理工作既有着深厚的传统，也有着广泛的基础。但是由于后来“食洋不化”，在没有弄清“管理会计”的“根”和“本”是什么的情况下，一举将其提高到与其不相称地位，从而使“管理会计”的边界越拓越宽，最后使理论工作者和实务操作人员对它感到莫衷一是，搞不清它“是什么”，也搞不清它如何成为“两大领域之一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它“迄今使人感到内容上变幻莫测，方法上复杂多变，应用上曲折艰难，均盖源于其理论体系上的匮乏和混乱”。说得严重一点，正是管理会计的引进，削弱了人们对成本管理研究的重视，使得成本管理研究停滞不前。
2.管理会计从其内容体系上看，部分内容脱离了“成本”这一主导线，从而使其内容体系显得很不系统。如上所述，管理会计的根是“成本”，几乎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成本会计是管理会计的雏形”。无非管理会计侧重成本管理，包括成本分析、成本计划（预测）、成本决策（制订）、成本控制，而成本会计侧重成本事后核算，这一点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如果现有的管理会计体系沿着“成本”这一主导线延伸下来，无论在系统性，还是在逻辑性，以及深入性方面都会有更合理的安排。但是目前在大家认可的体系中，硬要把属于财务管理内容的投资决策，全面预算等内容穿插于进去，从而在内容体系上显得很杂乱，并且模糊了管理会计的本质属性。
3.管理会计从其方法论体系上看，它并没有形成独特的方法论。在方法论体系中基本按照预测、决策、控制三大板块安排的，实际上这些方法论是管理学的主体内容，另外管理会计还吸纳了统计学方法、经济学方法（杠杆即弹性系数）、高等数学和初等数学方法，但它没有像统计学那样由统计调查、整理、分析组成系统方法论体系，也没有像管理学那样对预测、计划、控制等方法论做出科学解释，更没有像会计学所形成的划分科目、填制凭证、登记入账、试算平衡、编制报表这样严密紧凑的方法体系，更不用说会计学独特的复式记账（特别是“借贷”）方法所组成的平衡关系。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管理会计的方法论体系不能纳入“会计”体系，它与“会计”核算的基本特点是格格不入的。管理会计中由于没有“会计”特有的方法，而在已有的方法中又显得杂乱无章，没有普遍推广的价值，所以说它在方法论上也是不成功的。4.管理会计理论研究也处于几度“夕阳”状态。目前对管理会计有所研究的人员主要是来自高校教师，而这一部分教师也大多数不愿从事专职的管理会计讲授，他们仅把管理会计的研究也作为一种业余爱好，难得有较深入系统的研究。以“中央财经大学为例，在过去八年间，每年约有25名经国家统考入学会计专业研究生毕业，而以管理会计领域作为毕业选题的每年只有1到2名，并且有几年甚至无一人以管理会计为题做为毕业论文”，这一数据基本体现我国各高校研究生毕业论文选题的总体情况，也比较集中体现了较高层次上目前管理会计理论研究的状况。还有某些我国管理会计最初热心介绍和引进的学者，也开始转移自己的研究方向，这都说明理论界对管理会计的由热转冷发展趋向。现状如此，其理论研究出路，更是值得深思。
三、管理会计路在何方
管理会计的现状已引起学术界和实务界的极大忧虑，它将如何发展也引起了理论工作者和业务工作者的极大关注。因此在基于以上两个评价的基础上，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探索比较可行的出路。
1.清理思想，强化管理会计的“管理”理念，淡化管理会计的“会计”地位。笔者从来不想否认在企业中，加强企业的内部核算和成本控制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在制造业和重工业加工业中，非常需要强化“成本管理”这一环节。实践也证明，凡是坚持强化“管理”理念的企业，凡是把“管理”提高到非常重要地位的企业，无论市场有多少困难，也无论企业面临多糟糕的环境，企业都能保持一种良好的运行状态和较好的经济效益。这就要求强化“管理”这一理念。具体而言就是强调要加强“成本管理”，例如像邯钢所推出的“市场模拟，成本否决”所贯穿的基本理念就是强化成本的全员“管理”和全面“管理”，可见“管理”二字非常重要。
结合我国冶金行业成本管理的实践，我们不难看出，在成本管理的各种方法中，内核就是“计划”方法。包括标准（目标）成本的预测、制订以及控制，实际就是对成本计划的安排、执行和监督。像邯钢的成本管理方法就是把成本用计划指标方式分解到每个责任人头上。所以说在成本管理理念下，就是要用计划的方法组织企业活动，包括成本制订计划和执行计划。在企业中要强化“管理”理念，也要重视“计划”方法，这样做肯定是一种正确抉择，要比空谈“管理会计”是现代两大会计领域之一要有效果的多，肯定要比空谈提高管理会计的地位口号而缺少落实措施要有明显的效果。这也就是说要淡化管理会计的“会计”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