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于物而动”与古代文学创作发生论
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创作极为繁富，源远流长。在长期的文学艺术创作中，众多的文学家、文论家不断总结积淀，对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发生、文艺创作的心态、文艺创作过程中的想象等方面形成了颇具中国特色的言说。
中国较早对于艺术创作的基本原理进行深入阐释的是儒家经典之一的《乐记》。《乐记·乐本》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志之所之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感于物而后动。”《乐记》认为，音乐是“由人心生”的，而“人心之动”乃“物使之然也”。音乐的产生是人心“感于物而动”的结果。因此，音乐生成的根本原因，乃在于“人心之感物”。由“人心之感物”而导致“人心之动”；“人心之动”进而“形于声”，于是音乐生成。《乐记》此处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艺术发生命题，即“感于物而动”。这一创作模式也适应于文学艺术创作的发生。因为文学艺术也是“由人心生”的，而“人心之动”也是“物使之然”。“人心之感于物”是文艺创作的前提，“心动”是“感物”的结果，也是文艺创作发生的动因，文艺作品因之而成。
“感于物而动”的命题确立了中国古代艺术创作发生的基本框架。其后，许多文论家、文学家在此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总结和探讨。《诗大序》所持诗论与《乐记》“感于物而动”的观点即有相通之处。《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诗大序》指出诗的创作发生乃在于“情动于中”，由情而心动，故形于言，而后“永歌之”。“情动于中”是创作主体诗歌创作的动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文学自觉的重要时期，很多文论家、文学家围绕文学创作的发生提出了自己的论断和言说。陆机提出了“瞻万物而思纷”、“宣之乎斯文”的观点，萧统在《答晋安王书》里谈到“睹物生情，更向篇什”，这些观点基本体现了《乐记》“感于物而动”的思想，其文学创作的逻辑过程即物情文。无论是“瞻万物”“思纷”“宣之乎斯文”，还是“睹物”“生情”“更向篇什”，基本呈现出“感物”“心动”（情）文学创作的逻辑过程。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文论的集大成之作，他在《文心雕龙》里提出了很多文学创作的观点，其中有些论述充分体现了“感于物而动”文学创作发生原理。如《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个创作过程即“应物斯感”“七情”“吟志”。“感于物而动”是文学创作发生的重要前提。《诠赋》篇云：“盖睹物兴情。情以物兴……物以情观。”也指出了睹物兴情，感物而动的观点。《物色》篇云：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盖阳气萌而玄驹步，阴律凝而丹鸟羞；微虫犹或入感，四时之动物深矣。若夫珪璋挺其惠心，英华秀其清气，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以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
刘勰在《物色》篇里比较详细的阐述了文学创作发生的原理，即物情辞，由“感物”而“心动”，“心动”导致了“辞以情发”。这些观点基本体现了“感于物而动”的文学创作发生原理。刘勰之后，还有很多学者对于文学创作的发生提出了类似的理论观点。如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由“物之感人”而“摇荡性情”，最后“形诸舞咏”。孔颖达《诗大序正义》云：“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外物感焉。”认为人心之志，乃外物所感而成，心有所动而生。《毛诗正义序》云：“六情静于中，百物荡于外，情缘物动，物感情迁。”这段话鲜明论述了情与物感的关系。情缘于物动，物动有感而情有所迁，即感物动情。梁肃《周公瑾墓下诗序》云：“诗人之作，感于物，动于中，发于吟咏，而后形于事业。”白居易《策林第六十九》云：“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两人不约而同地指出了诗歌创作，大多是“感于物（事）”，“动于中（情）”，而后“形于歌诗（事业）”。这些观点，大都指出了人心感物而动情，而后文学创作的文学艺术发生原理，这对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对于当代的文学创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二、“神思”“妙悟”与古代文学艺术想象论
（一）“陶钧文思，贵在虚静”
“神思”是指艺术想象发生时作家头脑中思维的跃动，具有极大的超越性。对于“神思”刘勰认为，其核心内容即是“神与物游”与“贵在虚静”。他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神思》）这就是说，作家在酝酿文思、文意时，最重要的是虚心静气，排除杂念，使精神澄澈，不以成心而妨碍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不因成见干扰对问题的深入思考。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的思想本源于老庄。庄子在《知北游》中引老聃的话说：“汝斋戒，疏瀹尔心，澡雪尔精神。”老子是主张内心修养的，认为人们如果过多地参加社会活动，思想就会被纷乱的外物所蒙蔽，从而辨不清事物的真相，只有向内修养，安神静意，排除一切成见，才能正确地认识外物。老子的此一思想被刘勰在《神思》篇中引用，成为艺术创作心态的典型话语。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的观念为中国古代的许多文学家、文论家所秉持。陆机说：“镜无蓄影，故触物则照，是以虚已应物，必究千变之容；挟情适事，不观万物之妙。”（《演连珠》）意谓只有内心纯净，偏离杂念的干扰，保持虚静的心理状态，才能探究客观万物的奥妙。司空图在《诗品·冲淡》中要求作家“素处以默，妙机其微”也是强调作家在创作时要处之以默静，只有在虚静的心态中才能省察到外界事物的本质与变化。
相反，如果作家在创作活动中不能进入虚静状态，被“成心”所蔽，杂念所扰，就不能敏锐地感受生活，观物取象、立象尽意。宋代的理学家朱熹曾批评当时的一些人，之所以写不出好诗，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家心不虚静。欧阳修也强调了虚静对作家孕育形象的重要意义。他说：“处身者不为外物眩晃而动，则其心静，心静则识明，是是非非，无所施而不中。”（《非非堂记》）所谓“不为外物而动”即是不因外界的干扰而心绪杂乱，要心安气定，思想专一，这样才能深刻地思考问题，明辨是非，这是成功孕育文思、写出优秀文学作品的前提。
（二）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与物游
“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出自刘勰的《文心雕龙·神思》，彼文云：
古人云：“形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此句的意思是说艺术想象不受时空限制，具有变化莫测的特点。这里，“神”指变化迅疾莫测，“思”指心思、想象。“神思”作为一个词组，是以“神”形容“思，即心思、想象的特点。刘勰在《神思》篇中，以创作主体的精神活动为中心，多方面地论述了想象在创作构思中的重要作用。
首先，他界定了“神思”的内含。他在篇首就云：“形在江海之上，身存魏阙之下，神思之谓也。”这本是庄子的一段话。《庄子·让王》记载：中山公子牟身在江海而心却想到宫廷。刘勰从想象的角度加以引申发挥，意在说明，艺术创作中的想象，可以身在此而心在彼，不受时空的局限，超时空自由地驰骋，此即简要说明了想象的含义。
其次，刘勰论述了想象在艺术构思中的作用。构思是作家创作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构思中始终离不开想象。对于这一点陆机早有论及，刘勰更加强调说：“文之思也，其神远矣。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思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刘勰在论述了想象的自由驰骋之后，进而强调它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就充分肯定了想象在构思中的重要作用。受刘勰的影响以及众多艺术实践的体验，许多作家、理论批评家也都探讨了想象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萧子显认为作品中的事，出于艺术想象，而艺术想象能“感召无象，变化无穷”，所以是“属文之道”。胡应麟认为写七律诗，必须“荡思荒，神游万古”。王夫之以具体诗歌为例，一方面阐述了想象与联想可以使毫不相关的事物、景物、情感联系起来，转化成饱含思想感情的诗歌形象，另一方面也指出诗人应该用想象来虚构形象和意境。清人刘熙载认为如果能“凭虚构象”，那么“象乃生生不穷”。刘熙载从诗歌应该“神游象外”的观点出发，强调了用想象虚构形象在诗歌创作中的重要作用，与刘勰的“神思”一脉相通。
第三，刘勰论述了艺术想象的特征。不同于一般的想象，艺术想象并非脱离具体物象的冥思空想，艺术想象的过程中始终伴随着物象，刘勰称之为“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即心与物相接，想象伴随着物象而展开，“神与物游”即是当下创作论所说的形象思维的过程。
第四刘勰论述了“神与物游”展开的契机。认为“神与物游”依“志气”和“辞令”展开。他说：“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刘勰认为一方面“志气”在艺术想象活动中统领着关键，即作家的思想感情对艺术想象活动的展开起着决定的作用；另一方面，作家的想象活动又与物的表象结合在一起，而物的表象需要语言建构，“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即艺术想象必须依赖语言。
可见，刘勰深刻地阐述了艺术想象活动的展开与创作主体的心理状态、创作主体思想感情以及语言间的关系，形成了对艺术想象体系化的论说，把文学创作中的想象论提高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加深了人们对创作特征和艺术规律的认识，无论对于中国古代乃是当代的文学理论建设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三）古代文学创作论与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建构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是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文学理论为指导，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体现民族精神的文学理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的很多观点对文学普遍规律都有深刻的揭示，是文学理论史上的瑰宝，是中国传统文学理论的宝贵遗产，将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相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重要任务。
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论中，“感于物而动”的艺术创作发生论、“神思”“妙悟”等古代文学艺术想象论，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合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文学观点。比如“感于物而动”的文学创作发生论揭示了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它对于我们深入探讨古代文学创作的发生原理，指导当代的文学创作都有重要价值。“感于物而动”的观点首先指明了文学创作离不开客观生活。物是情动的根源，离开了客观世界的物，创作主体的审美情感就是无水之源，情无以生，也就谈不到文学创作。只有感物、观物，情动于中时，才有了文学创作的产生。因此，无论古代还是当代的文学创作，都离不开生活，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只有对生活，对客观世界的有了感触，感情萌动时，才会有文学创作的冲动，这种文学创作也才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这种以物为本的文学创作发生论，对于我们当代的文学创作是很有参考价值的。“感于物而动”的文学创作发生理论还指出了情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客观万物，如果不是让人动心，让人感物生情的话，这些物也是没有价值的，不会成为文学作品之物。只有心与物合，情与物接，作家才会在感物心动的基础上，缘情创作，从而产生摇荡性情的文学作品。文学创作不能脱离作家之情。这说明我们在文学创作中要用心去感应万物，体会生活，当心有所感时，自然会有创作的动机。在文学创作中，要重视情的重要作用，情是文学创作的根源“物”与文学作品的不可或缺的媒介，离开了“情”这一审美载体，文学作品也是难以完成的。无论感物还是动情，文学作品才是文学创作的根本目标。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情的作用，也离不开物的引发，因此，文学创作既要多观察，又要善感，其后才是构思创作。如果作家没有善感之心，心灵麻木，即便万物直于前，也未必会有创作的发生。“感于物而动”的文学创作发生论内涵丰富，这对我们当代的文学创作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指导意义。
“神思”“妙悟”等古代文学艺术想象论，揭示了艺术思维方式的本质特征和基本规律，与当代文学创作的思维方式和规律具有共通性，也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可贵资源。文学创作离不开艺术想象，“神思”“妙悟”都属于纯粹的精神活动，但这些抽象思维活动又离不开“物”这一艺术表象，“神与物游”是“神思”、“妙悟”的基本特点。神思”、“妙悟”要借助“物”这一实体的艺术表象才能展开，将审美情感寓于艺术表象之中。离开了艺术表象，审美情感缺少了载体，“神思”、“妙悟”也就无从展开。“神思”“妙悟”虽为古代的概念术语，但两者所揭示的艺术想象规律同样适用于当代的文学创作，因此也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学创作论的有益养料。
院系所、专业、研究方向 招生人数 考试科目 复试科目 01 文学院 45 501 中国语言文学
（省级优势学科） 45 050101 文艺学 5 _01文艺社会学
_02文学阐释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0中国古代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西方文论 050102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 5 _01 汉语言文字应用
_02 对外汉语教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现代汉语
④811古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 050103 汉语言文字学 5 _01现代汉语
_02古代汉语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2现代汉语
④811古代汉语 语言学概论 050104 中国古典文献学 5 _01中国古典文学文献学
_02地域文献与文化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0中国古代文学
④811古代汉语 文献学基础 050105 中国古代文学 10 _01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
_02唐宋文学
_03元明清文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0中国古代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古代文学作品阅读与评析 050106 中国现当代文学 10 _01现代文学
_02当代文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1中国现当代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现当代文学评论写作 050108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5 _01外国文学与文化研究
_02中外文学比较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13外国文学
④810文学理论 比较文学 02 生工学院 35 0710 生物学 35 071001 植物学
（省级优势学科） 7 _01植物资源学
_02植物生物技术
_03植物天然产物研究
_04植物生态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或821生物化学 植物学 071002 动物学 5
_01动物生物多样性研究
_02动物资源研究与管理
_03动物生理生态学
_04动物分子生态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或821生物化学 普通动物学 071005 微生物学 8 _01微生物资源保育与应用开发
_02微生物代谢产活性物质研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或821生物化学 微生物学 071009 细胞生物学 5 _01维生素D类药物的研发
_02植物细胞逆境适应
_03细胞工程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0细胞生物学 生物化学 071010 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 10 _01食品生物化学
_02功能基因组学
_03应用生物化学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620普通生物学
④821生物化学 分子生物学 03 机械工程学院 20 0802 机械工程 20 08020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5 _01机械装备的设计与制造研究
_02数字化制造技术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080202 机械电子工程 5 _01机电控制及其自动化
_02机械设备检测与诊断技术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080203 机械设计及理论
（省级重点学科）
5 _01机械强度分析及现代设计方法
_02新型机械传动的设计与研究
_03逆向工程与造型设计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080204 车辆工程 4 _01汽车节能与能量转换技术
_02制冷系统优化设计、节能控制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1数学一
④830机械设计
或831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机械原理
或机械制造技术基础
中选一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省级优势学科） 10 080503 材料加工工程 10 _01功能材料的开发与应用研究
_02材料成型工艺过程及控制
_03复合材料的制备与应用研究
_04金属材料强韧化
_05新型节能环保材料的研究与应用 ①101思想政治理论
②201英语一
③302数学二
④840材料科学基础
或841大学物理
2014年10月吉林自学考试科目表（专科及基础课段）已公布，具体内容请各位考生查看如下：
专科及基础课段(40个专业) 国际贸易020109 基础英语00088 国际金融00076 国际贸易实务(一)00090 中国对外贸易00092 中英合作金融管理020116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大学语文04729 会计020203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成本会计00156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市场营销020207 企业定价00180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广告学(一)00181 经济法概论(财经类)00043 中英合作商务管理020214 政治经济学(财经类)0000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大学语文04729 物流管理020228 物流经济地理03995 物流英语05362 国际物流导论05372 劳动和社会保障020231 劳动和社会保障概论03312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劳动和社会保险统计与计算机应用03320 劳动和社会保险业务案例分析03321 电算会计020242 财务管理学00067 国民经济统计概论00065 成本会计00156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采购与供应管理020265 人力资源管理(一)00147 物流英语05362 酒店管理与导游020290 旅游学概论06011 旅游政策与法规03959导游实务01525 旅游职业道德01527 旅游礼节礼仪01520旅行社业务01526 法律030112 民法学00242 中国法制史00223行政法学00261 民事诉讼法学00243 经济法概论00244 社会工作与管理030202 社会政策与法规00274人类成长与环境00276 社会问题00275 公共关系学00182 社会工作概论00272 机关管理及办公自动化030307 管理心理学00163秘书学概论00345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二)03204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00346公共关系学00182 数据库及其应用02120 心理健康教育040109 心理咨询与辅导(一)05619团体心理辅导03372 心理测量与评估05616 发展与教育心理学00466 心理学史05952 秘书050102 秘书学概论00345管理心理学00163 公文写作与处理00341 办公自动化原理及应用00346公共关系学00182 外国秘书工作概况00514机关管理00509 汉语言文学050114 文学概论(一)00529心理学00031 古代汉语00536教育学(一)00429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00531外国文学作品选00534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二)00533 朝鲜语言文学050119 中国古代文学00559外国文学00598 中国现代文学00546 朝鲜文学00588 朝鲜语翻译00630 俄语050209 现代俄语05019 外事外贸俄语01142 基础俄语(二)00614 俄语阅读(一)00846 朝鲜语050211 朝鲜语语法00631 朝鲜语国家概况00632 朝鲜语基础(一)00627 朝鲜语基础(二)00628 视觉传达设计050406 设计概论(一)03521 美术教育050409 心理学00031 教育学(一)00429 数字媒体艺术050420 数字影视三维动画07889 数字媒体视频编辑07891 艺术设计（特教）050436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聋哑试卷） 视觉传达设计概论05549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聋哑试卷） 服装设计与工程050442 应用文写作02126 服装设计05334服装画技法03903 服装品质管理03906 服装市场与营销00683 游戏艺术设计050459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03706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3707大学语文04729 地铁电动客车技术080312 机械知识05464 电子电路07439 客车工程05465 车辆修造工艺与装备05466 数控加工与模具设计080326 机械制造02230 电气传动与可编程控制器(PLC)02207 计算机在模具设计中的应用05517 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04080 汽车车身数字化设计080331 车身二维数字化设计技术01880 汽车设计形态美术基础01882 工业设计美学基础01883 车身构造01885 汽车电子控制技术080619 发动机原理02577 汽车电器基础06923 汽车电工电子技术基础06931 汽车制造基础06919 数控技术应用080744 电工电子技术基础04070 数控机床操作05789 机械设计基础(一)07743 计算机辅助制造技术0408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080748 电子商务技术04614 高级语言程序设计（一）00342互联网软件应用与开发00898电子技术基础（三）04730 数字逻辑06626 物流信息技术（一）11180 地铁运输与管理081721 电子电路07439 城市轨道交通概论05774 客运市场营销05775 汽车服务工程082229 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05877汽车保险与理赔05873 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05875汽车营销案例分析05872汽车应用英语05869 汽车营销技术05871汽车诊断与维修05881 职业道德与礼仪05868汽车售后服务管理05870 兽医公共卫生090415 有机化学及动物生物化学04786 食用动物寄生虫病学01413动物性食品理化检验学01417 动物性食品微生物检验学01416动物生理学06663 兽医诊断学及内科学01411 眼视光技术100310 角膜接触镜03766 物理光学03753 眼视光器械学03764 低视力康复学03768 康复治疗技术100313 运动治疗技术12510 作业治疗技术12512 言语治疗技术12518 护理学100701 病理学02901 药理学(一)02903护理伦理学02996 医学心理学02113内科护理学(一)02998 外科护理学(一)03001妇产科护理学(一)03002 社区护理学100704 病理学02901 药理学(一)02903社区常见健康问题03624 社区特殊人群保健03623 社区护理技术03625 中药学100803 中药学(一)02974 中医基础理论(一)02972中药鉴定学03040 医古文(一)02976 方剂学(一)02975 生物制药100906 生物制药设备原理及操作01400 口服药品制剂学01408 药用微生物01402生物制药工艺学01396 生物大分子结构与功能01394生物药品分析01404
1959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h.j.穆勒在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的一次会议上，针对百年来人们对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简单、片面的理解，以及进化理论发展的迟缓，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一百年来没有达尔文也是一样的”。[1]时间又过去了37年，我想， 如果穆勒在天之灵有知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当前中国的状况，他还会发出相同的感叹。
姑且不论中国当前对于达尔文主席和进化理论的研究、教学方面的忽视〔1〕， 就是对于达尔文主义和当代生物进化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方面，我们也远远落后于欧美。再具体一些，对于什么是进化这一进化论中最基本的问题，不少人的认识和理解依然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水平，其中当然不乏误解。《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 期上的“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以下引注此文时，只注页码）。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在中国目前有不少人持有与该文作者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因此，我们就进化问题的讨论便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它不是针对某人，而是针对问题本身的。
一
“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进化与事物的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等概念是一回事”。并且认为这“首先是客观的事实”，“所以，从语义学上讲，‘进化’者‘前进变化’之简谓也”。（第23页）
从汉语的语义学角度看，“进化”确实能使人产生“前进变化”的联想。但是这样理解显然是望文生义。因为“进化”（evolution ）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语，又有译作“演化”的（笔者认为，根据现代的进化生物学，“演化”是比“进化”更贴切的译法），它的词根“evolv ”的拉丁语含义是“滚动”的意思。据《牛津英语辞典》，“进化”一词于1670年首次使用在生命科学中，但直到19世纪初叶，“进化”这个词基本局限于胚胎发生学中，大致用来表达胚胎发育中潜能的“展露”（unfolding），即表达胚胎的有机发育。〔2〕
这也是为什么拉马克、达尔文这两位科学进化理论的创始人很少使用“进化”一词的原因之一，因为容易与当时人们熟悉的“进化”用法混淆。 在表述生物的进化时， 拉马克更多更明确使用的是“转形”（transformisme ）， [ 2] 而达尔文则经常使用“带有饰变的由来”（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3］、［4］，p.34）
在达尔文时代，使用“进化”一词最响的并不是达尔文，而是赫伯特·斯宾塞。不过斯宾塞的“进化”用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达尔文理论的含义，而是带有前进变化的含义，并且主要通过他，“进化”一词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5]
即使从理论的内涵上看，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也并不完全含有“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的意思。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革命性变革”或“革命性变化”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命科学领域中有其特定的含义。灾变论的创始人乔治·居维叶正是使用“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来说明地层中脊椎动物的不连续性，说明地质史上生物的灾变。（［5］，pp.106—112）。而拉马克和达尔文理论很少的共同点中就包括他们都明确反对“灾变”（或按当时的用词“革命性变化”）的观点，他们都信奉赫顿的箴言“自然中没有飞跃”，达尔文则更是一位坚定的“均变论”者。[6] 而恩格斯的“自然界完全由飞跃所组成”的观点表明他并没有汲取当时的最新科学成果来看待自然变化的连续性与间断性。〔3〕此外， 拉马克和达尔文从未提出过生物的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观点。试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拉马克、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哺乳动物起源于爬行动物，如果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话，也就意味着，哺乳动物中还会发源出爬行动物。自然界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相互转换的生物进化例证。至于生物进化是否是“上升发展”的观念，在拉马克的理论中确有这样的含义，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中则几乎没有。
现代主流的科学进化理论秉承达尔文主义的传统（即综合进化理论，又被称作新达尔文主义），结合了现代的遗传学、系统分类学、古生物学、胚胎学、生态学、动植物地理学、动物行为学等成果，对于生物的进化有了更新更透彻的理解。无论按照综合进化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迈尔所下的并且被广泛使用的“进化”定义，“进化是适应的改变和生物群体多样性的变化”，还是按照许多遗传学家所坚持的“进化是群体中基因频率的变化”的“进化”定义［7］pp.162—163），“进化”的科学含义中都不存在“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或“相互转化”的意思。亦即，从语义上看，“进化”不等于“前进变化”。
二
“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在这个〔指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看来，生物的变化就决不只是种类和数量的简单变化，即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发展过程。……‘进化’概念的科学含义，就是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变、转化、发展”（第23页）。持有相同进化观的人在中国为数不少。这一点，仅从十几年来的几本高校自然辩证法教材中就可以看出来。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中就指出：“进化论用大量的事实……揭示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变化的自然图景”（22页），动植物都经历了“从低等到高等的发展”（71页）；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舒炜光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原理》中也说：“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是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478页）； 而东北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995年）陈昌曙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中依然认为生物的进化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80—82页）。此外，在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论文集》中我们看到，即使象方宗熙这样从事多年生物进化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看待生物的进化（258页）。这种观点显然是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曲解。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具有很丰富的内涵。[8] 他将生物的进化看作生物（确切地说是物种）的趋异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物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结果是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达尔文认为生物的进化是一两个阶段的过程。第一阶段是随机（不定向）变异的产生，这完全是一个偶然性的过程。第二阶段是自然选择的作用，结果使适应的变异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应的变异被淘汰（［3］，pp.80—81），这个阶段可以视为定向的和必然性的过程，但衡量的标准只是生物的适应。在达尔文看来，适应是生物进化最终结果。在这样一种理论柜架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真正达到了统一。现存生物以及人类的出现是生命演化长河中无数偶然性，以及每一阶段、每一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中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并非“物质的本性”决定了必然“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第25页）。同样，对比之下， 恩格斯所谓“太阳系、地球可能要毁灭，但还会重新出现新的集结运动过程，星球、生物、人类还会重新出现”显然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只能算是幻想。此外，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框架，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进化观也显得毫无必要。再者，“低级”，“高级”、“前进”都是人类中心说的判定标准。达尔文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中彻底的唯物论内涵，包括完全抛弃人类中心说的判定生物是否进化的标准。这也正是达尔文理论与前人的进化理论及西方传统观念的一个明显的区别，[9]同时也是他迟迟不发表自己进化观点（推迟了20年）的顾虑所在和他的理论最终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所在。（［4］，pp.21—27）
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低级与高级之分，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并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形成“自然等级”（scala naturae）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根据其质料因和形式因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并构成静止不动的自然等级。在这个等级中，无机物是低级的，有机物是高级的；而在有机物中，植物是低级的，动物是高级的，人类则是最高级的。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后期与经院哲学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理论结合了起来，成为基督教教会和封建贵族解释社会等级差别的理论依据。到了17—18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等级观念被改造成为“存在的巨大链条（the greatchain of being）[10]，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链条之间的环节并非固定不变的。到了18世纪后期，存在的巨大链条不是静止不动的，其中存在进步（或前进）变化的观点已广为人知。[10]、[11]
拉马克的进化理论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论框架形成的。拉马克承认自然界中存在从低级生物到高级生物这样一个等级序列，其中人类是最高级的。但拉马克认为这样一个序列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存在着进步（或前进）式进化变化，即链条的每个环节都会发生本质性改变，明确地说，物种本身会发生改变，变化的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2］，p.60）。这是不同于莱布尼茨等人观点的重要地方， 莱布尼茨等所提出的生物潜能的展露并不涉及生物的本质变化。在谈到生物进化的机制时，拉马克提出，除了环境的作用、获得性遗传、用进废退、自然发生外， 还有生物内在的向着完善的驱动力（intrinsic drivetoward perfection）（［12］，pp.222—250）。应该指出的是，19世纪下半叶流行欧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就包含了许多拉马克理论的成份，如获得性遗传、环境对生物变异的直接作用、用进废退和生物具有向着完善进步进化的内驱力等。（［5］，pp.266—274）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观点显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大影响。[13]社会达尔文主义也随着进化论在上个世纪末传播到中国[14]，加上带有浓厚拉马克主义色彩的米丘林、李森科等前苏联学者的进化观在中国的广泛宣扬，至今在一些国人的进化认识中，依然存留着拉马克主义的痕迹。
达尔文以其坚定的推论和丰富的依据，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而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加合理地解释了生物的适应、和谐、地质史展示的生物变化与差异，从而带来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9]
达尔文在其进化理论形成的早期（1837—1838）就认识到不能用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来解释生物的进化，“当我们谈到高级时，我们总会说到智力上的高级——但是当我们面对覆盖着美丽的大草原和森林的地球时，很难认为智力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15]以后他更加明确地告诫自己“绝不使用高级和低级这些词”。（［7］，p.251）这一思想被现代的绝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所继承了。确实诚如现代著名进化论者古尔德所说，“假如阿米巴象我们一样适应生活的环境，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级的生物？”（［4］，p.36）倘若不以人作为参照标准， 低级与高级就更难划分了。比如，软骨鱼出现的历史早于硬骨鱼，按照拉马克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所展示的观点，会认为软骨鱼是低级的，硬骨鱼是高级的，但是不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还是从食物链上位置的角度，都很难认为作为软骨鱼的鲨要比作为硬骨鱼的鳕鱼低级所以认为进化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发展过程”，既不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又不是现代的科学成果，只不过是被达尔文理论所替代的拉马克进化论或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的乐观主义进步论而已。
三
诚然，达尔文在谈到生物进化的用词上，并没有完全脱离他那个时代。他在《物种起源》中10次使用“进步”（progress），123 次使用了“完美”（perfect, perfected perfection）。[3]但他在使用这些词时，很少带有人类中心说的色彩。他在使用“进步”一词时，并不指生物向着完善的定向发展和前进，而是指时间的进程。（［7］，p.240）在《物种起源》中，只有一处在谈到“高级”（即地层中晚出现的）化石动物群可能取代其他类群时，达尔文使用了带有发展改善意思的“进步”一词，但他又说：“我找不到检验这种进步的方法”。（［3］，p.337）在使用“完美”一词时，达尔文主要用来说明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生物更加完美地适应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等级上完美的意思。（〔3〕 第六章，〔7〕，pp.240—241）斯宾塞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使用“进化”、“进步”、“完美”时，与达尔文的用法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含有以人类或智力为标准而指称从低级向高级上升前进、不断完善的意思。 [5][16]恩格斯在使用这些词时，其中的含义更近似于斯宾塞的用法。 这类用法的“进化”概念，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进化概念。
19世纪中叶以来，“进化”概念从生命科学中传到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进化”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不同于达尔文在说明生物变化时的原义了。今天，“进化”一词被广泛用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变化、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变化等，但其中的含义基本上是事物随时间的改变，而且是单向性的，甚至有些进化是可以预先确定方向的。而生物的进化除了时间上的变化外，它还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分叉状的，另外生物进化的方向并不是预先可以确定的。（［17］，p.5）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 科学界关于物质形态的进化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其实，即使在生物学界，在生命进化本身的看法上也没有达成共识。如此看来，上面所引述的且被目前许多人所认同的恩格斯的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统一学说就显得过于乐观和缺乏依据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无疑是奉献给人类的无价财富，继承这笔财富的最好方法是利用时展所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包括科学的最新成果）去丰富它，而不是恪守其中已经过时的教条。
参考文献
[1] h.j.muller, "one hundred years without darwin areenough". the humanist, 19:139—149, 1959.
[2] j.b.lamarck, zoological philosophy (1809). translatedby h.elliot, london, 1914; reprinted by univ. of chicago,1984.
[3] c.darwin, 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 1859) , facsimileof first edition, ed. e.mayr, harvard univ. press, 1964.
[4] s.j.gould, ever since darwin, w.w.norton, 1977.
[5] p.j.bowler, evolution-the history of an idea, univ.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6] e.mayr, 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harvarduniv. press, 1982.
[7] e.mayr, toward a new philosophy of biology, harvarduniv. press, 1988.
[8] d.kohn ed., the darwinian heritage,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5.
[9] m.ruse,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univ. of chicagopress, 1979.
[10] a.o.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 reprinted: harper, 1960.
[11] s.f.梅森：《自然科学史》，第28章，周熙良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2] e.mayr, evolu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life, harvarduniv. press, 1976.
[13] r.m.young, "darwinism is social", in [8], pp. 609—638, 1985.
[14]李佩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29—32。
1959年，美国著名遗传学家H.J.穆勒在纪念达尔文《物种起源》发表一百周年的一次会议上，针对百年来人们对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简单、片面的理解，以及进化理论发展的迟缓，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一百年来没有达尔文也是一样的”。[1]时间又过去了37年，我想， 如果穆勒在天之灵有知达尔文主义和进化理论在当前中国的状况，他还会发出相同的感叹。
姑且不论中国当前对于达尔文主席和进化理论的研究、教学方面的忽视〔1〕， 就是对于达尔文主义和当代生物进化理论的理解和接受方面，我们也远远落后于欧美。再具体一些，对于什么是进化这一进化论中最基本的问题，不少人的认识和理解依然停留在一百年前的水平，其中当然不乏误解。《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 期上的“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便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例证（以下引注此文时，只注页码）。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在中国目前有不少人持有与该文作者相同或相近的观点。因此，我们就进化问题的讨论便具有了普遍性的意义，它不是针对某人，而是针对问题本身的。
一
“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进化与事物的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等概念是一回事”。并且认为这“首先是客观的事实”，“所以，从语义学上讲，‘进化’者‘前进变化’之简谓也”。（第23页）
从汉语的语义学角度看，“进化”确实能使人产生“前进变化”的联想。但是这样理解显然是望文生义。因为“进化”（evolution ）是一个纯粹的外来语，又有译作“演化”的（笔者认为，根据现代的进化生物学，“演化”是比“进化”更贴切的译法），它的词根“evolv ”的拉丁语含义是“滚动”的意思。据《牛津英语辞典》，“进化”一词于1670年首次使用在生命科学中，但直到19世纪初叶，“进化”这个词基本局限于胚胎发生学中，大致用来表达胚胎发育中潜能的“展露”（unfolding），即表达胚胎的有机发育。〔2〕
这也是为什么拉马克、达尔文这两位科学进化理论的创始人很少使用“进化”一词的原因之一，因为容易与当时人们熟悉的“进化”用法混淆。 在表述生物的进化时， 拉马克更多更明确使用的是“转形”（transformisme ）， [ 2] 而达尔文则经常使用“带有饰变的由来”（descent with modification）。（［3］、［4］，p.34）
在达尔文时代，使用“进化”一词最响的并不是达尔文，而是赫伯特·斯宾塞。不过斯宾塞的“进化”用法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达尔文理论的含义，而是带有前进变化的含义，并且主要通过他，“进化”一词被广泛用于社会科学中。[5]
即使从理论的内涵上看，拉马克和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也并不完全含有“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相互转化”的意思。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革命性变革”或“革命性变化”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生命科学领域中有其特定的含义。灾变论的创始人乔治·居维叶正是使用“革命”（revolution）这个词来说明地层中脊椎动物的不连续性，说明地质史上生物的灾变。（［5］，pp.106—112）。而拉马克和达尔文理论很少的共同点中就包括他们都明确反对“灾变”（或按当时的用词“革命性变化”）的观点，他们都信奉赫顿的箴言“自然中没有飞跃”，达尔文则更是一位坚定的“均变论”者。[6] 而恩格斯的“自然界完全由飞跃所组成”的观点表明他并没有汲取当时的最新科学成果来看待自然变化的连续性与间断性。〔3〕此外， 拉马克和达尔文从未提出过生物的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观点。试以一个简单的例子，按照拉马克、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哺乳动物起源于爬行动物，如果进化是相互转化的话，也就意味着，哺乳动物中还会发源出爬行动物。自然界中根本就没有这种相互转换的生物进化例证。至于生物进化是否是“上升发展”的观念，在拉马克的理论中确有这样的含义，在达尔文的进化理论中则几乎没有。
现代主流的科学进化理论秉承达尔文主义的传统（即综合进化理论，又被称作新达尔文主义），结合了现代的遗传学、系统分类学、古生物学、胚胎学、生态学、动植物地理学、动物行为学等成果，对于生物的进化有了更新更透彻的理解。无论按照综合进化论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迈尔所下的并且被广泛使用的“进化”定义，“进化是适应的改变和生物群体多样性的变化”，还是按照许多遗传学家所坚持的“进化是群体中基因频率的变化”的“进化”定义［7］pp.162—163），“进化”的科学含义中都不存在“革命性变革”、“上升发展”或“相互转化”的意思。亦即，从语义上看，“进化”不等于“前进变化”。
二
“论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学说”一文中提出，“在这个〔指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看来，生物的变化就决不只是种类和数量的简单变化，即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前进发展过程。……‘进化’概念的科学含义，就是指事物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演变、转化、发展”（第23页）。持有相同进化观的人在中国为数不少。这一点，仅从十几年来的几本高校自然辩证法教材中就可以看出来。1979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自然辩证法讲义（初稿）》中就指出：“进化论用大量的事实……揭示了生物……从低级到高级发展变化的自然图景”（22页），动植物都经历了“从低等到高等的发展”（71页）；198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舒炜光主编的《自然辩证法原理》中也说：“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是经历了从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478页）； 而东北大学出版社最新出版的（1995年）陈昌曙主编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新编》中依然认为生物的进化存在着从低级到高级的方向性（80—82页）。此外，在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的《自然辩证法论文集》中我们看到，即使象方宗熙这样从事多年生物进化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也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看待生物的进化（258页）。这种观点显然是对达尔文进化学说的曲解。
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具有很丰富的内涵。[8] 他将生物的进化看作生物（确切地说是物种）的趋异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物发生了从简单到复杂的变化，结果是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达尔文认为生物的进化是一两个阶段的过程。第一阶段是随机（不定向）变异的产生，这完全是一个偶然性的过程。第二阶段是自然选择的作用，结果使适应的变异保留了下来，而不适应的变异被淘汰（［3］，pp.80—81），这个阶段可以视为定向的和必然性的过程，但衡量的标准只是生物的适应。在达尔文看来，适应是生物进化最终结果。在这样一种理论柜架中，偶然性与必然性真正达到了统一。现存生物以及人类的出现是生命演化长河中无数偶然性，以及每一阶段、每一特定时间、特定环境中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并非“物质的本性”决定了必然“发展出能思维的生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95年第4期第25页）。同样，对比之下， 恩格斯所谓“太阳系、地球可能要毁灭，但还会重新出现新的集结运动过程，星球、生物、人类还会重新出现”显然缺乏事实和理论依据，只能算是幻想。此外，按照达尔文的进化理论框架，生物“从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进化观也显得毫无必要。再者，“低级”，“高级”、“前进”都是人类中心说的判定标准。达尔文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在于其中彻底的唯物论内涵，包括完全抛弃人类中心说的判定生物是否进化的标准。这也正是达尔文理论与前人的进化理论及西方传统观念的一个明显的区别，[9]同时也是他迟迟不发表自己进化观点（推迟了20年）的顾虑所在和他的理论最终引起很大争议的原因所在。（［4］，pp.21—27）
生物，乃至整个自然界，存在着低级与高级之分，这种观点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念论，并且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从而形成“自然等级”（scala naturae）的理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然界中的万物根据其质料因和形式因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并构成静止不动的自然等级。在这个等级中，无机物是低级的，有机物是高级的；而在有机物中，植物是低级的，动物是高级的，人类则是最高级的。这种观念在中世纪后期与经院哲学和世俗的社会政治理论结合了起来，成为基督教教会和封建贵族解释社会等级差别的理论依据。到了17—18世纪，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等级观念被改造成为“存在的巨大链条（The GreatChain of Being）[10]，并且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个链条之间的环节并非固定不变的。到了18世纪后期，存在的巨大链条不是静止不动的，其中存在进步（或前进）变化的观点已广为人知。[10]、[11]
转贴于 拉马克的进化理论正是按照这样的理论框架形成的。拉马克承认自然界中存在从低级生物到高级生物这样一个等级序列，其中人类是最高级的。但拉马克认为这样一个序列并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存在着进步（或前进）式进化变化，即链条的每个环节都会发生本质性改变，明确地说，物种本身会发生改变，变化的趋势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2］，p.60）。这是不同于莱布尼茨等人观点的重要地方， 莱布尼茨等所提出的生物潜能的展露并不涉及生物的本质变化。在谈到生物进化的机制时，拉马克提出，除了环境的作用、获得性遗传、用进废退、自然发生外， 还有生物内在的向着完善的驱动力（intrinsic drivetoward perfection）（［12］，pp.222—250）。应该指出的是，19世纪下半叶流行欧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就包含了许多拉马克理论的成份，如获得性遗传、环境对生物变异的直接作用、用进废退和生物具有向着完善进步进化的内驱力等。（［5］，pp.266—274）恩格斯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观点显然受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很大影响。[13]社会达尔文主义也随着进化论在上个世纪末传播到中国[14]，加上带有浓厚拉马克主义色彩的米丘林、李森科等前苏联学者的进化观在中国的广泛宣扬，至今在一些国人的进化认识中，依然存留着拉马克主义的痕迹。
达尔文以其坚定的推论和丰富的依据，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全新而严谨的理论体系，更加合理地解释了生物的适应、和谐、地质史展示的生物变化与差异，从而带来科学史上的一次革命。[9]
达尔文在其进化理论形成的早期（1837—1838）就认识到不能用从低级和高级的角度来解释生物的进化，“当我们谈到高级时，我们总会说到智力上的高级——但是当我们面对覆盖着美丽的大草原和森林的地球时，很难认为智力是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15]以后他更加明确地告诫自己“绝不使用高级和低级这些词”。（［7］，p.251）这一思想被现代的绝大多数进化生物学家所继承了。确实诚如现代著名进化论者古尔德所说，“假如阿米巴象我们一样适应生活的环境，谁又能说我们是高级的生物？”（［4］，p.36）倘若不以人作为参照标准， 低级与高级就更难划分了。比如，软骨鱼出现的历史早于硬骨鱼，按照拉马克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所展示的观点，会认为软骨鱼是低级的，硬骨鱼是高级的，但是不论从适应环境的。角度，还是从食物链上位置的角度，都很难认为作为软骨鱼的鲨要比作为硬骨鱼的鳕鱼低级所以认为进化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发展过程”，既不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又不是现代的科学成果，只不过是被达尔文理论所替代的拉马克进化论或启蒙运动时期思想家的乐观主义进步论而已。
三
诚然，达尔文在谈到生物进化的用词上，并没有完全脱离他那个时代。他在《物种起源》中10次使用“进步”（progress），123 次使用了“完美”（perfect， perfected perfection）。[3]但他在使用这些词时，很少带有人类中心说的色彩。他在使用“进步”一词时，并不指生物向着完善的定向发展和前进，而是指时间的进程。（［7］，p.240）在《物种起源》中，只有一处在谈到“高级”（即地层中晚出现的）化石动物群可能取代其他类群时，达尔文使用了带有发展改善意思的“进步”一词，但他又说：“我找不到检验这种进步的方法”。（［3］，p.337）在使用“完美”一词时，达尔文主要用来说明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生物更加完美地适应所生活的环境，并不是等级上完美的意思。（〔3〕 第六章，〔7〕，pp.240—241）斯宾塞等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在使用“进化”、“进步”、“完美”时，与达尔文的用法有很大的区别，其中含有以人类或智力为标准而指称从低级向高级上升前进、不断完善的意思。 [5][16]恩格斯在使用这些词时，其中的含义更近似于斯宾塞的用法。 这类用法的“进化”概念，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科学进化概念。
19世纪中叶以来，“进化”概念从生命科学中传到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在这一传播过程中，“进化”概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不同于达尔文在说明生物变化时的原义了。今天，“进化”一词被广泛用来说明人类历史的变化、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变化等，但其中的含义基本上是事物随时间的改变，而且是单向性的，甚至有些进化是可以预先确定方向的。而生物的进化除了时间上的变化外，它还不是单向性的，而是分叉状的，另外生物进化的方向并不是预先可以确定的。（［17］，p.5）换句话说，到目前为止， 科学界关于物质形态的进化还未形成统一的理论。其实，即使在生物学界，在生命进化本身的看法上也没有达成共识。如此看来，上面所引述的且被目前许多人所认同的恩格斯的关于物质形态进化的统一学说就显得过于乐观和缺乏依据了。
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无疑是奉献给人类的无价财富，继承这笔财富的最好方法是利用时展所取得的精神、文化成果（包括科学的最新成果）去丰富它，而不是恪守其中已经过时的教条。
参考文献
[1] H.J.Muller， "One Hundred Years Without Darwin areEnough". The Humanist， 19:139—149，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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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D.Kohn ed.， The Darwinian Heritage， Princeton Univ. Press， 1985.
[9] M.Ruse， The Darwinian Revolution， Univ. of ChicagoPress， 1979.
[10] A.O.Lovejoy， The Great Chain of Being， 1936. Reprinted: Harper， 1960.
[11] S.F.梅森：《自然科学史》，第28章，周熙良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
[12] E.Mayr， Evolution and the Diversity of Life， HarvardUniv. Press， 1976.
[13] R.M.Young， "Darwinism is Social"， In [8]， pp. 609—638， 1985.
[14]李佩珊：“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达尔文进化论在中国”，《自然辩证法通讯》1991，3:29—32。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和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和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和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和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新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新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探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假如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新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新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新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新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新问题进行了探索。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猜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新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
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和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功能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功能,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功能——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功能。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新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和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功能,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功能时,将劳动能力量新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和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新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非凡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有关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作者：李志艳
根据这些地方的地理情况，“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太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下结论说:“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⑩地理的认识论方法呈现出浓郁的唯物主义色彩，它打破了历时性认识论方法的单一性，并且以空间的象性变化程序与系列显现出时间的轨迹，更能凸显认识论之本体与征象的统一。最后，在中国古代，人－地及其关系并非单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而是一种圆融的弹性机制。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中国古代的人－地及其关系是在宇宙统一论的情况是提出的，《老子•四十二章》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瑏瑢人与万物拥有着同一性构成、运动、发展规律。《庄子•齐物论》亦云:“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瑏瑣。第二，在类同性、本体同源论的基础上，人－地及其关系体现出明显的相生性、对话交融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人作为“三才之一”，能够在诚心至性的基础上参与、推动天地运行规律的完成，《中庸•右第二十一章》有云:“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能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瑏瑤另一方面，“山能使人澹，湖能使人阔”瑏瑥，地理环境亦能反作用于人的物质生活、思想情感，从而在对话、互动的基础上，相互为参，回归于“道”统与圆融。第三，人－地及其关系的可移动性与想象态。在人类长期的社会实践后，人－地及其关系由客观的物质关系逐渐向以物质关系为基础的精神关系转化，人－地及其关系所构设的空间也呈现出物态和精神态的混融体。陆机的《文赋》早就出现了在天人一统的存在论体系下人－地及其关系的可超越性与运动无滞碍化，“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瑏瑦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强调了人－地及其关系的情感精神态的可高度契合性:“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瑏瑧人－地及其关系的多重性和精神化意味着该关系本身的生命有机性，它指向两个维度，一是人－地及其关系折射的本质就是宇宙生命的存在与运动发展方式;一是该关系自身机制的可协调性、和谐化、圆融态的生命能力与生命征象。可以说，人－地及其关系构成了文学地理的内在肌理与外在征象，唯有在基础上讨论文学地理学的构成才能获取其学科成立的哲理依据，建构其学科内属的方法论问题，乃至最终完成学科体系建立。人－地及其关系的系列属性为其递变为文学地理奠定了先决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地及其关系就等同于文学地理。文学地理是人－地及其关系的文学化实践，而真正将文学地理与他类人－地及其关系区别开来，并标示着人－地及其关系彻底完成文学化转型，主要集中于文学活动范式中文学系统与人－地及其关系存在着的高度同一性与相互转换性，人－地及其关系给养着文学，反过来，文学又不断塑造着地理，促进着地理的物态发展与精神建构。
首先，文学地理与文学审美经验。艺术的本体就是审美经验，艺术创作的任务是“恢复作为艺术品的经验的精致与强烈的形式，与普遍承认的构成经验的日常事件、活动，以及苦难之间的连续性。”由此，“文艺美学的中心问题应该归诸于审美经验”。在中国古代，审美经验的产生源自于人与自然宇宙的同构与交感。一方面，由于人－地的同源性与同构性，《淮南子》卷七《精神训》说:“有二神混生。经营天地。孔乎莫知其所终极。滔乎莫知其所止息。于是乃别为阴阳。离为八卦。刚柔相成。万物乃形。烦气为虫。精气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门。而骨骸反其根。……夫精神者。所受于天也。而形体者，所禀于地也。”审美经验在哲学本体上依然是道、气、阴阳的一种运动存在，表征出规律的同一性。另一方面，以此为基础的审美经验存在方式首先在于天－人－地空间状态中的运动态，并以运动态的表象显现的变化态及其连续性来表征时间向度。在此条件之下，审美经验的发生和获得，只不过是立足于人－地及其关系、遵循道气运行法则，以交感而主要表征方式的自然发生而已。《文心雕龙•物色》云:“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瑐瑢从而“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并烛照现实情况，“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毛诗序》)瑐瑣审美经验复归于“地”，在这其中，“物”、“形体”、社会政治情况等又以“地”为母体和根本，是“地”的表征，成为人之精神的载体、运动空间和显现形态。可以说，人－地及其关系构成了审美经验赖以形成的核心维度，它不仅形塑了审美经验的运动场域、时空向度，乃至征象显现，并且在本体论上表现出与审美经验的同一性与去界限化。在这个基础上，人－地及其关系在人属经验基础上的情感化和审美化就是审美经验，它内涵于文学作品的整个文学创作程序及其作品之中，构成了文学地理的主要内涵与形成方式。其次，文学地理与文学表意方式。中国的文学表意方式中，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其一是思维方式的象性机制，如《文心雕龙•神思》中云:“神用象通，情变所孕。物以貌求，心以理应。”情感是神思运行的动力，思想需要物态化的载体来呈现，心物之间在感应与表达上实现一种高度契合，构成意义表达的核心机制与实践性原则，即“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其二是讲究“活法”的创作理念，吕本中在《夏均父集序》说:“学诗当识活法。……盖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瑐瑦严羽认为诗歌创作“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活法”的目的在于对规律的学习与超越，即在以表意为核心主旨的情况下崇尚创新中心论，统筹着整个文学表意方式，显现为文学文本呈现与创作理念的复合与统一。其三是语用学意义上的“赋比兴”实践技法，钟嵘《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这些技法的使用不仅是象性思想机制的具体化与实践化，更是中国古代追求语言意义呈现出的委婉性与意义弥漫、延展的无限性，折射出美学境界与人格理念的一体性。其四，功用目的上的讽谏说与教化说。顺承上述原则，文学表意的基本原则与目的在于“主文而谲谏”(《毛诗序》)瑐瑩，追求“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瑑瑠，最终实现文学创作美学魅力与社会功能的统一。在这一言意系统与机制中，“活法”是统筹，“象性”思维是承转中心、实践枢纽，“赋比兴”是实践技法，功能是文学与社会的实践关系的再构建。比较之下，“象性思维”乃是重中之重。而从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来看，“象性思维”的运用主要呈现于两个方面，一是“物”象，即“托物言志”、“咏物抒怀”，这在诗歌文体中频繁出现;一是“事”象，即通过特定的事件及其叙述方式来实现特定的表意目的，或者说是表意的多重性，它经常出现在叙事文学中，当然在诗歌中或作为特定典故、书写对象，或是创作的特定语境出现等等。刘熙载在《艺概》卷一《文概》中一方面认为“文学本诗”，一方面觉得“叙事之学，须贯六经九流之旨;叙事之笔，须备五行四时之气。‘为其有之，是以似之’，弗可易也。……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瑑瑡无论是“物”象，还是“事”象，都以一定的人－地关系范式，在文学化实践中呈现出:第一，文本构成要素。它们都是文学作品构成的主要要素之一，是文本与客观世界的联系纽带，这意味着它们都能在地理环境中找到自我原型，并且以个体体验性和文化复合性的方式成为文学创作与现实关系的集中表征。第二，美学空间。它们不仅承载着创作者直接或间接的审美经验，并且以其特定的物理条件制约着文学作品的审美内涵和想象维度，它源自于地理，并且又以数量的累积和时间的叠加形塑成文化，复归于地理，由此构建起文学想象的底蕴、容量，乃至运动向度。第三，评价标准。地理以其“物”象和“事”象的方式和形态构成文学创作对象、现实基石，同时以其文化的形态成为文学创作的母体、深度，甚至是评判标准，这条标准指向文化与地理的统一性，具有裁决文学的权能。第四，地理的被创造与可超越性。“物”象和“事”象所蕴含的思维模式和“活”法原则，都是基于地理意义之上的审美创造，它们以地理为根，同时折射出文学创作的现实基础、创作法则以及美学理念，反过来又在塑造地理，并最终超越地理的物理性空间和时间，成为艺术的本旨，表征人类存在的方式与状态。
在这样的条件下，文学地理外化于文学表意程序，内证于文学思维模式、创作理念、评判标准等，完成了文学地理与文学审美经验实践化呈现的本体与征象的统一。再次，文学地理与文学接受。该问题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作家所处的语境及其审美经验问题，即作家都是处于特定的地理环境之中，是以地理环境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的产物，“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但由于其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存在，意味着作家及其审美经验受制于人－地及其关系的同时，又显示出超越性，而人－地及其关系也在主体意识的流动状态中呈现出原始地理环境的越域能力，并随着这种文化能力与心理能力的积累与发展，维系着人－地及其关系的膨胀系数和辐射范围。这在前文已有论述。其二是文学的传播过程，文学传播的因素非常多，包括作家出生、身份地位，作品艺术成就，社会文化习俗，政治经济科技因素等等。但在中国古代，地理在所有因素中占据着重要地位，王兆鹏就曾以柳宗元、元好问的诗歌创作情况为例论述到:“文学传播接受的冷热，与创作主体的生存状态、地域环境、人文地理也有相当的关联。”瑑瑣关于此，梅新林《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尚永亮《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史的文化学考察》(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等都有过翔实而系统的论述，并且已经成为当前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和古代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建构的逻辑起点。其三是接受实践，刘勰《文心雕龙•知音》论到了文学接受程序:“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瑑瑤文学艺术是情感的文字显现，进入艺术世界的途径主要在作者－文本之间的关系程序中展开。对于作者维度而言，则包括作者研究和相应地理空间、历史时间的研究，《乐记》中云:“夫民有血气心知之性，而无哀乐喜怒之常;应感征物而动，然后心术形焉。”瑑瑥《吕氏春秋》卷一《孟春记》云:“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瑑瑦以此为基础和研究限域，还应该囊括以地理为中心的政治、文学风气等，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就在论证建安文学兴盛的原因与气象时显现了此关系范式:“自献帝播迁，文学蓬转，建安之末，区宇方辑。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而对于文学作品，一方面要重视文学作品所处的地理文化语境，如清代黄图珌《看山阁集闲笔后识》就曾谈到:“《琵琶》为南曲之宗，《西厢》乃北调之祖，调高辞美，各极其妙。”另一方面也要注重文学作品背后基于地理为中心的创作语境，杨湜在《古今词话》中谈到:“韦庄以才名寓蜀，王建割据，遂羁留之。庄有宠人，资质艳丽，兼善词翰。建闻之，讬以教内人为词，强庄夺去。庄追念悒怏，作小重山及空相忆云……。”还更应该在文本与地理现实的关系相互为参，达到文学接受的广度和深度。如叶燮就不仅强调文学接受能够“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更在论到《夔州雨湿不得上岸作》中“晨钟云外湿”句说:“不知其于隔云见钟，声中闻湿，妙悟天开，从至理事实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在论到《摩柯池泛舟作》中“高城秋自落”句云:“而曰高城落，则秋实自高城而落，理与事俱不可易也。”强调在“事”、“情”、“理”相互为参、互文见义的程序中通达文中之“不可言之理，不可施之见，不可径达之情”，实现“理至、事至、情至”瑒瑠的至高境界。是以在文学接受领域，文学地理在文学创作、文学传播与文学接受整个生产环节都发生着重要的影响作用，它形塑了文学基本活动程序范式，并在恒定性中突显出不可或缺的文学理论建构维度。综合来看，地理不仅指向客观物态的、空间可感的地理地貌，是一个限域性的物理空间，更包含着以前者为基础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文化、经济、宗教、政治等人类一切社会实践形式，具有强大的主体性与自我超越性。而文学地理作为人－地及其关系的文学实践化，在征象上表现为文学活动程序中的系列地理因素和地理现象，在本体论上就是人对地理的情绪体验之后的审美意识形态，包含着:(1)文学地理的哲学根据依然是历史唯物主义;(2)文学地理在存在论上指向以人－地互建为中心的一切文学活动的恒定存在范式;(3)文学地理所开辟的研究视角是将传统研究的时－空范畴转化为空－时范畴;(4)文学地理有着自身的结构体系，它以运动论上的人－地同一性为系统原理，贯穿着文学的文本结构、文学活动范式、文学本体论思想，具有着从微观到宏观的程序性与发展性。目前学界对于文学地理学系统结构还少有研究，邹建军的文学地理学批评的十个关键词“文学的地理基础、文学的地理批评、文学的地理性、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意象与人文意象、文学的地理空间、文学的宇宙空间、文学的环境批评、文学的时间性与空间性、文学地理空间的限定域与扩展域、文学地理批评的人类中心与自然中心”瑒瑡为此奠定了基础，结合上文研究可以发现，从文学地理的研究来探讨文学地理学的系统结构，具有学理可行性。原因在于文学地理不仅具备了人－地及其关系的基本属性，并在整个文学系统中参与着文学本体性构成、文学文本结构理念，以及文学生产活动关系论和程序运动论。这意味着文学地理学研究的是以地理－作家－文学－地理为核心活动范式，在此互动程序与影响关系中研究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它构成了从文学地理来建构文学地理学系统结构的充要条件和学理基础。首先，微观文学地理学，它主要针对的是文学文本。文学地理首先意指的是人－地及其关系在文学文本中的客观呈现，是文学地理在文学文本中的媒介构成，包括直接性和间接性两个部分，前者是指客观地理空间与时间的明确标示，比如地理名称;后者是指以与地理相关性的物象和事象来间接实现的地理表征，比如说风土人情、服饰、人物、叙述语言、事件、特殊的动植物等等。它们拥有着特定的符号载体，在文本充任着题材、人物、场景、意象、事件、情节等，暗含着比兴、象征等修辞方法和一系列叙述技巧，并以此为基础满足作家的表意需求和文本的意义播撒。因此，微观文学地理学也就集中在文学地理在文本中的物态化显现研究，这一研究贯穿着文学地理在文本中的显现方式和形态、充任的角色和成分、发挥的意义功能及其突显的表意原理等。其次，宏观文学地理学，它主要针对的是文学活动。
文学地理的第二层次表征的是人－地及其关系的类属概念，宏观文学地理学也集中体现为文学地理在文学内部、外部、二者间性系统中的运动，乃至运动机制的研究。在地理－作家－文学－地理的活动程序中，文学地理体现为以客观地域环境为中心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所有物质态和精神态的审美化总和，它们有着特定的地理中心论，但同时又以这些总和要素的系统性运动向外扩张，从而以其特有的移动属性和权力属性形成地理板块之间的对话、交融，乃至重新分割。不仅如此，由于人的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地理力量的不断强大，地理对于人的建构能力也就越强，那地理的符号化程度相应就会越高，它就越能表征出对客观地缘的超越，发展为精神的归宿与象征。此种条件下的文学地理以作家－读者为双核，在创作、传播、接受、再创作的生产流程中形成全面性与层次性影响。这种影响呈现为文学作品的想象空间、文化底蕴、美学内涵，甚至一系列的社会功能，都以反思和追问的方式暗含着对地理的寻根与依托。它显现着作家的个体独创性，但更在类属性上得到放大、突出和影响力。这直接确定了宏观文学地理学集中于文学活动论研究，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以特定地理区域为中心的纵向时间序列变化研究，是特定文学版图的史学性研究;一是局部与局部间的文学版图的横向空间运动研究;三是以前两者为基础，将此二者进行综合性研究，从而在更广阔的文学地理视野中来考察各系统结构部分的空－时运动及其规律。因此，宏观文学地理学作为一种空－时研究，它以空间的视野，以时间的序列，来实现文学研究视域的突破、批评范畴的新发掘、文学史的新撰写，以及由此进一步达到文学理论之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发展论、批评论乃至文学史研究的革新。微观、宏观文学地理学显示出的系统结构规律是:第一，文学地理承载了人－地及其关系所显示出来的方法论是一种空－时性质的历史学和唯物论，以及文学之审美经验的显现方式、积累储存、现实关系、个人体验以及集体印痕等，它在文学文本中得到集中体现，成为文学地理学一切研究的起点和核心对象，是以文学地理的文本状态成为微观文学地理学的核心内容，包含着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建设的可能性与合理性。第二，宏观文学地理学以微观为基础，其依持的理念是文学地理构成的集体概念，以及经由人－地及其关系所凸显的文学活动程序思想，它将微观地理学拓展为文学内系统、文学外系统，以及文学内外系统的结构、关系研究。以此为基础，宏观文学地理学凸显出显著的理论建设性，一方面它以文学地理所折射的人－地及其关系的哲学同一性、统一性和互动性为理论依据;另一方面又着眼于文学地理版图的实在运动以及规律，是基于整体性与局部性之间辩证统一的文学地理学全结构、多层次考察，并由此实现文学理论的革新和文学史的重新撰写。第三，文学地理学建构的核心原则是文学地理的结构构成、显现方式和运动规律，具体又细化为(1)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是由文学地理所决定的唯物论与历史观;(2)审美经验的地理属性;(3)文学文本的地理构成;(4)文学生产的地理依托;(5)地理的固定、漂移与去地理化的统一;(6)文学版图的地理运动;(7)地理变化时间序列所支撑的文学史发展。第四，文学地理学所显示的活动范式与艾布拉姆斯(M．H．Abrams)的四要素，后又加入传播的“五要素”瑒瑢相比，更加强调地理对于文学活动存在的先在性、文本构成的实在性、影响关系的原生性，这也构成了文学地理学系统的基本恒量，而其变量则是由文学地理在文学活动的演化形态、量度增加所串联起来的自我与他系统的关系函数。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论资源并没有对文学地理学进行直接的建构。然而，通过对文学地理的认识、理解和论证，中国古代文论资源间接的建构了文学地理学的主体内容以及系统结构。从对当今世界的发展情况来看，虽然光电时代的到来导致了空间的被同一化与时间的并置性，然而乔治•里茨尔(GeorgeRitzer)认为:“位于或靠近那个总括序列的实在一端的现象，很可能与本地的各个地理区域有着牢固的联系，而那些位于这个序列虚无一端的现象则没有多少这种联系。”“实在”指向“内含本地环境丰富的复杂性和独特的实质性”，“虚无”则指向地域现象的“一般性”和“集中化”瑒瑣。也就是说，当代社会存在地理问题特殊性与一般化的两个层面，二者一体两翼，相生而又相争，并以此维持自身的位置、身份认定，发展轨迹，乃至全球化和地方化的并行模式。基于此，文学地理学的学科兴起与建设，其意义就远远的超越了文学、文学理论，在全球化与去全球化的世界进程里，它必然将以“中国身份”对整个学界产生重大影响。
提起演化学说，一定不可不提达尔文和他的生物演化学说，实际上，在达尔文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问世之前，演化这个名词已经被不少学者广泛提及，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2000），他将演化这个名词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从那时候开始，演化学说在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已经开始了；同样在生物学领域，在达尔文之前的拉马克和加法洛意的形态学说已经表现出了演化思想的雏形，这些思想为后来的演化经济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隐喻和指引。
由于人和人类社会的高度复杂性，决定了人类个体和集体意识的高度复杂性，生物演化的目的性和方向性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是达尔文学说无法解释的，当做默认条件而存在，因此，达尔文以及他的后来者将进化理论应用于人类和人类社会上是十分谨慎的。在谈到演化的目的和方向性问题时，不可避免地将决定人类演化目的和方向的最原始的推动力——自主意识引入研究范畴，恰恰意识的高度复杂性，而由此引申出来的思想界到底是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讨论，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争，在可见的未来还将持续下去，因此现今的生物进化论研究基本上停留在过去达尔文的研究成果上。
然而，演进学说在生物学方面的研究陷于停滞的时候，在经济学领域，自纳尔逊和温特于1982年发表《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以来，却得到了长足地发展，对于生物学无法解释的决定演进目的和方向的意识问题，演化经济学有着严谨的富有逻辑性的解释：个人的意识，构成了集体的意识，集体的意识，构成了社会的意识，社会的整体意识在国家和社会中是以意识形态的形式来体现，而这些意识客观上在经济学领域被体现和解释为人类理性自利和效用最大化原则，这一些恰恰就是当今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假设，在生物学领域无法解决的问题，在经济学领域以“基本假设”的形式，轻而易举的解决了，客观上这也为未来的演化经济学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铺平了前进的道路。
与达尔文同一时代的思想家马克思说过，“经济生活呈现的现象，和生物学和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马克思，1867），无疑达尔文的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产生了很大的启发和触动，这一点也深刻地反映在他后来对社会制度演进的研究成果上，在他的不朽的著作《资本论》里，他把推进社会演进的动力总结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关系是属于上层建筑，因此它是由经济基础——生产力水平决定的，而并非直接来自于社会整体意识形态，而社会整体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部分，同样也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他的这些思想恰恰反映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基础，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物质决定意识。
达尔文提出的的生物演进路径是：遗传、变异、选择，排除了生物体通过主动学习、模仿和强化，造成的生物机体结构发生变化，使之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在自然选择中成为优胜者，并将此优势遗传给下一代的理论。在他之前，率先提出生物演进理论的法国科学家拉马克，他的生物演进理论的核心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对于达尔文无法解释的生物演进的目的和方向性问题，他用生物体内自有的向上演进的欲望来解释，凡勃伦解释为本能，他将制度的演进路径归结为本能—习惯—习俗—制度（Veblen，1914），这一点无疑缺乏可靠的科学实验结果支持，这些拉马克演进思想却体现了鲜明的唯心主义思想基础，他的理论成了后来纳尔逊和温特在演化经济学领域取得开拓性成果的生物学基础。
后来的学者，包括斯宾塞和海格尔等，以及对拉马克理论进行修正的被称为新拉马克主义者都认为，只有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拉马克理论进行结合，才能真正解释生物演化。直到近年来，随着微观生物科学的发展，科学家发现，生物体的一些行为，一部分是有通过基因由上一代遗传而来，而另一部分行为由后天学习而获得，自然选择不是驱动生物进化的唯一动力，而后天学习获得强化的机能，可以改变基因排列组合，并将受强化的机能遗传给下一代，也就是说获得性遗传假说被当今的科学实验所逐步证实（李启剑等，2010）。在生物学领域，虽然拉马克的获得性遗传理论在生物学上长期以来处于被否定的地位，尽管该理论与达尔文进化理论的应用并不抵触，但是它在经济学研究中却颇受欢迎，达尔文的理论强调自然选择，变异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动的；而拉马克的理论强调变异的主动性，这在由具有主观意识的人类，以及以人类所组成的社会经济体中的确有一定普遍的适用性。
“进化论”不仅内容繁杂且误解多样，加之科学与宗教的关系，是人类面临的最复杂、最深奥的课题之一。“课程标准”要求学生“简述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概括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是有难度的。当前的中学历史教学，很少有人认识到“进化论”的上述难度，致使课堂教学“化难为易”，或照本宣科，或简单说教，最终难以使学生理解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中学历史“人性化”课堂，为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人性化”课堂要求史实通透、强调人物故事、突出精神感悟等，都为提高“进化论”教学质量提供了行动方略。
一、进化论简史
“人性化”课堂的前提，是史实通透。通透“进化论”，首先需要了解进化论简史。
“进化”一词源于西方。生物学中，“进化”最早是描述子宫中胚胎的生长，被视为生命从“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不断向上的运动。斯宾塞倡导的宇宙进步体系，就包括生命向着更高形式的必然进化内容，这样“进化”超越了胚胎学范畴，具有现代含义。19世纪中期，达尔文又将“进化”发展成生物演变规律。严复介绍到中国的“进化”一词，具有斯宾塞特色，认为“进化”“谓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而逐渐变化”。现在，广义的“进化”指世界万物的进化，其中包括天体的进化和地球的进化。狭义的“进化”指生物的进化。中学历史教育视域中的“进化论”即属于生物进化论，具体指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它仅是生物学家解决生物如何进化问题的一种设想，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设想与孟德尔遗传学综合后，才被人们普遍接受。
1.生物进化论：从拉马克到达尔文
在生物进化的历史上，影响最大的有两种进化模式。一种是法国的拉马克模式，即横向进化，由地理研究所揭示的物种非恒定性；另一种是英国的达尔文模式，即纵向进化，由地质研究所探讨的化石记录。两种进化模式，一直流传到现在。
（1）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
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1744～1829年），在《动物的哲学》（1809年）中，从四个方面阐述了进化论。
一是，生物是不断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在相继产生各种各样的动物时，自然从最不完善或最简单的开始，以最完善的结束，这样就使得动物的结构逐渐变得更加复杂。”
二是，生物进化演变具有渐进性与缓慢性。“就生物界而言，自然所作的每一件事都是一步一步连续进行的”，“需要有非常长的时间和条件的连续深刻变化，才能使自然得以将动物的结构发展到某种复杂的程度，并根据这种复杂程度来了解动物的完备程度”。
三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原因，是自身谋求更加复杂化（完善）的天赋（上帝赋予的权力），及对环境的特殊条件做出反应的能力等。生物进化的倾向来自于“上帝所赋予的权力”，或自然“赐予动物生命以这样的权力，即使结构日益复杂化的权力”。
四是，进化的规律是“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在每一个尚未超过发育限度的动物中，任何一个器官使用的次数越多，持续时间越长，就会使那个器官逐渐加强，发展和扩充，而且还会按使用时间的长短成比例地增强其上述能力；这样的器官如果长期不用就会不知不觉地被削弱和被破坏，日益降低其能力，直至最后消失。”这种进化“使得动物个体获得或失去的每一种性状都通过繁殖传给由此产生的新个体”。
（2）自然选择与适者生存：达尔文的进化论
达尔文（1809～1882年）在《物种起源》（1859年）、《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1868年）、《人类的由来》（1871年，又译作《人类起源及性的选择》）等著作中，提出并逐渐完善了进化论。其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是，物种形成学说。“物种不是被独立创造出来的，而和变种一样，是从其他物种传下来的。”
二是，共同祖先学说。《物种起源》中“进化树”插图，比较清晰地表达了共同起源学说，即共同祖先学说。
三是，自然选择和渐进进化学说。自然选择，又叫最适者生存，它既包括种群因适应环境而生存下来，也包括种群因遗传而保存下来。“如果有益于任何生物的变异确曾发生，那么具有这种性状的诸个体肯定地在生活斗争中会有最好的机会来保存自己；根据坚强的遗传原理，它们将会产生具有同样性状的后代。我把这种保存原理，即最适者生存，叫做‘自然选择’。”自然选择，需要经历缓慢的变化时期。“无论什么时候，无论什么地方，只要有机会，它（自然选择）就静静地、极其缓慢地进行工作，把各种生物同有机的和无机的生活条件的关系加以改进。”
四是，生物界进化说。生物界每一种群或个体都是进化的。“每一纲中属于较大群的优势物种有产生新的和优势的类型的倾向”，“每一大群便倾向于变得更大、同时在性状上更加分歧”，“占优势的类型”打倒较弱的类型而维持自身优势。
五是，物种进化学说。“新的物种缓慢地在连续的间隔时间内出现”，自然选择导致“物种和整个物群的绝灭”，“优势类型的逐渐散布，以及它们后代的缓慢变异，使得生物类型经过长久的间隔时间以后，看来好像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变化似的”。同时，“生殖率如此之高以致引起‘生存斗争’，因而导致‘自然选择’并引起‘性状分歧’和较少改进的类型的‘绝灭’。”
总之，拉马克和达尔文都认为生物是进化的。对于进化的机制两人见解不同，拉马克主张“用进废退和获得性状遗传”，强调了环境变化在生物变异方面所起的“诱导”作用，但却主张变异是以生物本性（一种趋于完善的需求）为主因。达尔文认为变异和环境是相互独立的，在环境发生作用前变异就产生了，环境只是对变异选择产生作用，生物（以物种为单位）通过生存斗争，适应环境的性状得到保留，不适应的性状被淘汰（适者生存）。
2.进化论的“进化”：进化论面面观
（1）达尔文主义：一个并非一致的思想流派
“达尔文主义”常用来指达尔文有关进化论的思想体系，但这一体系并不是主张一致的思想流派。季羡林等先生主编的《世界文化史知识》中认为：“许多自称或被称为的达尔文主义者，他们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对其中进化机制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2）社会达尔文主义：一种诠释社会现象的理论
19世纪中期，斯宾塞将进化论学说扩大到人类社会，把“最适者生存”不仅视为生物进化过程，且看作人类进步方式。以此诠释英国当时奉行的“自由放任主义”政策，指出“自由贸易和经济竞争”是自然选择的社会形式，认为最强者胜利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英国学者霍德华在《达尔文》中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证明资本主义经济剥削和殖民扩张合理性的理论。
（3）马克思主义：一种社会发展的科学理论
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写道，人类社会制度是不断发展的，如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这是历史的进步。1884年，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运用进化观点，论述了劳动在人类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进化论产生的背景与影响
1.革命时代孵化的“革命”：达尔文进化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人性化”课堂，关注历史人物在何时、因何、为何能提出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案，探讨思想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是完成这一任务的重要途径。达尔文借当时的“革命”大势，提出了自己的进化论。
（1）经济巨变导致社会转型：社会发展呼唤着生物进化论
随着工业革命的拓展，工业化进程步伐加快，英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期。新兴城市崛起与传统城市衰败，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壮大，传统贵族日趋衰落，导致一系列新现象和新问题。如何理解这些新现象，怎样解决这些新问题，成为当时思想和科学界面临的重大课题。如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以及功利主义哲学，分别从政府政策、人口控制和伦理道德等方面，力图理解和解决这些新现象、新问题。同时，交通运输工具的飞跃、远洋战舰的出现等，巩固并拓展了英国的海外殖民地。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达尔文提出了进化论。
（2）科学革命引起观念变化：理性躁动催生生物进化论
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科学革命及地理大发现等，人们的思想观念逐渐解放，眼界也更为开阔，动态的变化观开始萌发与发展，对占统治地位的传统静态观提出了挑战。18世纪，天体进化观、地球进化观相继问世。“进步”概念成为启蒙运动的最重要主题，并影响了自然科学发展，“假说―演绎法”成为公认的科学研究方法。《世界文化史知识》认为：“启蒙运动是一场真正的思想革命，它所给予人们不仅有新的观念，而且还有探索的勇气。人们大胆怀疑传统的思想，探讨新的解释。”这些观念冲突而产生的理性躁动，连同对生物界知识的不断增长，最后催生了生物进化论。19世纪初，在人类社会进步观的启发下，真正的、科学的、系统的生物进化论――拉马克的进化论――问世了。
（3）生物界知识的增长：生物学成就助推达尔文进化论
基于“假说―归纳―演绎”方法的进化论，其基础是生物分类的完成和完善。18世纪，瑞典学者林奈初步完成了生物分类，他把所有生命体划分为两大部分，即植物界和动物界；这些大范畴进一步划分为一系列的小范畴――门、纲、目、科、属、种。生物分类的完善，连同胚胎学和解剖学成就，为观察和比较生物物种间的进化，奠定了基础。
（4）个人努力：达尔文孵化出《物种起源》
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他对生物学痴迷，精于观察和总结，及善于研究和汲取其他相关科学成就的必然结果。在1831～1836年间的远洋考察期间，达尔文观察到物种互相联系的普遍性。回国后，达尔文又费了20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在地质学、解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领域的阅读、观察、实验的基础上，完成了《物种起源》，提出了生物学进化论。
2.“从达尔文以后，世界就不同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地位
“人性化”课堂，关注史实通透中的思想地位，即了解解决问题方案的效益。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评价，美国学者科恩在《科学中的革命》中认为，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19世纪科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美国学者斯蒂芬・杰伊・古德尔在《达尔文与进化论》中更是指出，“从达尔文以后，世界就不同了”。概而言之，达尔文进化论的革命性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思想领域：从观念到价值观的转变
与“哥白尼革命”相提并论的“达尔命”，在思想观念领域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促进了思想解放。1859年发表的《物种起源》，代表了欧洲科学历史的一个大转折。自然选择的原理，打击了基督教的“天意说”。物种起源和进化，否定了上帝造人说。利用自然科学，解释动植物表现出来的手段对目的的适应，驱除了造物主的地位。达尔文“把上帝废黜了”。
其次，改变了人类地位。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人类只是持久进化过程中一个短暂的结果，他们与动物有着共同的祖先。这是对人类自我陶醉的一次沉重打击。从此，人类与同其他生物一样被列入自然界。人类的所有特性都将成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
最后，改变了当时人们的价值观。以斯宾塞为代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将生物进化论引入伦理学领域，摧毁了人们的传统价值观。“人人专门为己”的想法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有权势的人们相信他们是依靠生存竞争的力量而居上的，在生存竞争里强者和狡诈的人胜过了弱者和说真话的人。“他们坚信必须强壮、有力、无情、实际、自利，因为上帝已死去了。”
（2）科学领域：从观念到内容的革命
美国学者科恩认为，“达尔文因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统治19世纪的科学”。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开拓了科学视野。达尔文进化论，将变异、多元论、机遇、不确定性、目的性程序、历史信息等纳入哲学范畴，启发和开拓了科学范围。此后，生物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逐渐成为科学大家庭中的重要成员。
二是，改变了科学态度。达尔文进化论，使得人们抛弃了单纯依赖逻辑追求真理的经院哲学，更加重视实验、观察和收集事实，以发现规律。同时，达尔文进化论引发的科学争论，改变了人们对于学科共同体的态度，争论和研讨成为科学发展的常态。
三是，开发了多样的科学方法。达尔文运用演绎、归纳和类比等方法，论证假说的科学性，探讨科学规律，证明了这些方法的有效性，印证了新科学方法的巨大价值。此后，“假说-演绎法”突破了当时自然科学归纳、观察等主流方法，成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四是，促进了生物学发展。围绕进化论的合理性，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转向生物学研究。他们或支持进化论，为之寻找证据；或反对进化论，搜集和研究反证。这些都促进了生物学的发展，使之逐渐成为一门独立于物理学、哲学等学科之外的科学。正是在达尔文进化论等影响下，生物学逐渐发展成一门内容丰富，与人类和生物密切相关的科学。
三、“进化论”教学的主要着力点
“人性化”课堂，主要指在发挥学生主体地位的前提下，通过解读和运用史料，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感受和感悟历史人物的情感变化、生活境界和精神追求，感悟历史人物人格魅力，以此陶冶、引领和启发学生认识自我、完善人格，达成培养史学素养的课程目标，奠定学生全面成长的坚实基础。利用“进化论”的史实，发展学生的史学素养，最“经济”的一条途径是 “让达尔文自己倾诉”。具体包括达尔文倾诉的社会环境，倾诉的过程、内容和倾诉的影响等。
1.理解“标准”，确定主题
主题是课堂教学的灵魂，它指明了课堂教学的发展方向。本课主题的确定，实质是解决进化论的中学历史教育价值问题，即进化论能为学生发展提供怎样的养分。
《课程标准》的“内容标准”，要求“简述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概括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从字面上看，这一标准的前半部分，属于科学范畴；后一部分属于社会学范畴。因为进化论阐述了生物的演变机制，涉及人类起源问题，所以与传统宗教的相关论点产生矛盾。两者间的区别，主要在于涉及领域不同，进化论属于认知范畴，以寻求自然规律为旨趣；宗教则属于“灵”的范畴，以寻求人类的超越为旨趣。从史学视角看，这一标准有两个层面的要求。一是，在探讨进化论产生与演变的过程中，理解科学的本质特性；二是，在进化论有关人类起源的结论中，联系宗教相关结论，探讨科学与宗教间的本质区别。科学的本质特性，是连接两个层面的桥梁。因此，进化论教学的主题，应以理解科学与宗教的区别为核心。
需要提醒的是，按照严谨的科学规范来衡量，进化论的一些内容，特别是对人类起源的理论，既没有充分的证据，也不能证伪，更不能复现（用实验验证），其科学性还有待于提高，这是进化论现在还引起争论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是暂时得到公认的科学成就，也仅是时代的产物，必然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所以，进化论的教学不应立足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具体内容，而应立足于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过程。
本课的教学思路可概括为：以科学的本质特性为中介，沿着进化论创造过程――进化论的主要观点――科学方法与科学特质――科学与宗教间的区别等路径，最终让学生理解科学与宗教分属不同领域，具有不同功能。同时，让学生了解“宗教的观点也随着科学发展而不断调整，消除宗教观点与科学成果间的矛盾对立，也是宗教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课的具体教学路径是：以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故事为线索，在感受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过程中，引领学生探讨影响科学发展的社会和个人因素，进而领悟科学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引领学生探讨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方法，进而领悟科学一般方法及科学的本质特性；引领学生探讨达尔文进化论的主要观点和重要影响，进而领会达尔文进化论的历史地位；最终引领学生从人类起源的角度，比较科学与宗教的区别，进而领悟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
2.围绕主题，精选史料
“人性化”课堂，强调客观史实与史料中情感意蕴的感染、感动与感化。
揭示课堂教学主题，须借助史料来完成。围绕“感悟基于达尔文进化论的科学与宗教的本质区别”这一主题，首先，精选典型再现达尔文创立进化论的故事性史料；其次，精选典型阐述进化论内容的史料；再次，精选典型反映进化论影响的史料；最后，精选典型反映基督教有关人类起源的史料。其中，故事性史料需典型再现达尔文痴迷科学与运用科学方法探讨进化论的精神。史料首先取自《达尔文自传》《物种起源》等原典型著作；其次取自《科学中的革命》等经典型著作。同时，精选史料，还须遵循经济原则，即最大可能发挥教科书的史料价值。综合上述要求，有关进化论教学中的精读史料，可以选择以下内容。
史料1：像这样一些事实显然只能以这样假设来说明：物种逐渐起了变化。这个题目常常使我不能忘怀……在我回到英国以后，我想也许按照赖尔在地质学上的先例，以及搜集一切有关动植物在人工培养下或在自然状态下变异的事实，会对整个问题有所阐释。我的第一本笔记是于1837年开始的。……现在（1838年10月）读了这本书（马尔萨斯《人口论》）立刻使我想起，在这些情况下，有利的变异往往易于保存，而不利的变异则往往易于消灭。其结果就会形成新的物种。这样我终于得到了一个能说明进化作用的学说了。
――〔英〕达尔文《达尔文自传》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达尔文自传》。达尔文在材料中反思了自己提出进化论的主要过程。从中可归纳出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缘由、主要观点和方法。材料间接体现了他取得成功的个人因素，即科学考察、收集材料，运用“假说-归纳-演绎”法，加之在广泛阅读中获得启示，从1837年记录第一本笔记开始，历经22年（1837～1859年），最终发表《物种起源》。
史料2：新的物种缓慢地在连续的间隔时间内出现。……物种和整个物群的绝灭……这几乎不可避免地是自然选择原理的结果；因为旧的类型要被新而改进了的类型排挤掉。……优势类型的逐渐散布，以及它们后代的缓慢变异，使得生物类型经过长久的间隔时间以后，看来好像是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变化似的。
――〔英〕达尔文《物种起源》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物种起源》。材料阐述了进化论的四个结论：生物和物种具有进化性；物种进化具有缓慢性；新物种经过适应-变异-遗传-生存等阶段考验；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物种被淘汰。结合教科书内容，达尔文的进化论，还包括生物同祖说。而产生重大影响的则是生物同祖说，即人类起源于低等级生物，人类与猿猴同祖等。但明确提出人猿同祖说，是在《物种起源》发表后的《人类的由来》等著作。
史料3：达尔命大概是科学中曾经发生过的最重要的革命……这场革命的结果是对世界、人和人的制度的本质重新进行了系统的思考。达尔命对世界产生了新的看法，它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动态的、进化的世界，而不是一个静态的、有系统的世界，并且认为人类社会是以一种进化的模式向前发展的。
――〔美〕科恩《科学中的革命》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科学中的革命》，作者是美国科学史专家科恩。在《科学中的革命》这部著作中，科恩提出了著名的“范式”概念。本段材料将达尔文进化论定性为“革命”，高度肯定了达尔文进化论在科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材料还指出达尔命在科学中的主要影响，即启发人们系统思考世界、人和制度；将动态观引入科学，从此“世界动态发展”观，逐渐成为科学界的主流观念。
史料4：我们必须记住，宗教和科学所处理的事情性质各不相同。科学所从事的是观察某些控制物理现象的一般条件，而宗教则完全沉浸于道德与美学价值的玄思中。……一般说来，科学每前进一步，便证明各种宗教信念的表现方式需要作出某种修正。……同时宗教思想这种表现法也不断地在趋于精纯，不断地排除了芜杂的想象。宗教与科学的接触是促进宗教发展的一大因素。
――〔英〕怀海特《科学与近代世界》
【解读】本段材料选自《科学与近代世界》，作者怀特海是英国现代著名数学家和哲学家。《科学与近代世界》，阐述了学科塑造近代世界的主要表现，特别阐述了科学与宗教间的关系。本段材料，首先提出观点――宗教和科学的性质和任务各不同。进而指出近代科学发展与宗教变革间的关系――科学发展推动宗教日益走向精纯。特别指出科学和宗教的各自特性和任务――科学在于探讨规律，有着系统的方法体系；宗教在于寻求心灵寄托，重点在道德、美学和精神超越。进化论与基督教虽然都涉及人类起源问题，但由于它们分属科学与宗教范畴，一般没有可比性。但两者都是人类的创造物，能够相互影响。达尔文进化论中的共同起源学说，对当时基督教的上帝造人说，确实是强大的冲击力量，这对人类的思想解放、价值观重塑等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逼迫基督教教义日趋精致化。
精读的史料，须以学案的形式呈现，以便学生细味体悟。课堂中教师应从史料的内容、反映的特点或本质、作者的意图等方面，引导学生多视角解读。此外，还有需学生泛读的史料。泛读的史料，一般以增强教学趣味性为主，适当渗透情感、意志和精神超越方面的内容。下列史料可作为泛读史料。
史料5：（托马斯・赫胥黎认为）：查尔斯・达尔文，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艰苦卓绝地斗争；也从来没有人像他那样幸运。他发现了伟大的真理，却饱经践踏，深受偏执盲从的人谩骂，甚至全世界的哗然耻笑；他终于活到了这一天，看到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它在科学领域作为不可辩驳的真理确立了自己的位置，并且成为普通人思维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美〕丽贝卡・斯泰福《达尔文与进化论》
【解读】本段材料出自《达尔文与进化论》。这是一部阐述进化论发展史，以及达尔文创造自己的进化论的著作。材料介绍了赫胥黎对达尔文的评价。本段材料可作为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导语。达尔文经过艰苦努力，幸运地“发现”了进化论，虽在当时遭到人们的误解，但最终赢得了大多数人的理解和赞誉，做一位像达尔文一样的人，应是人生的最大追求。达尔文如何创立进化论？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有哪些？为何进化论受到当时人们的误解？最终人们是如何理解进化论的？这就是本课学习的主要任务。
史料6：达尔文坚信，加拉帕戈斯群岛是最神秘的实验室，大自然在这里进行她最深奥的实验。关于这些岛屿，他宣称：“从时空两个方面来看，我们都仿佛被带到那个伟大的事实面前，那个神秘中的神秘――新的物种首次在地球上出现。”重返英伦，为探索地球生命的神秘历史，达尔文献出了自己漫漫一生的其他岁月。……关于1835年加拉帕戈斯群岛的短暂之旅，他说，“那是我所有观点的发源地。”
――〔美〕丽贝卡・斯泰福《达尔文与进化论》
【解读】本段材料叙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对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主要作用。为何达尔文能够远渡重洋，到这个位于南太平洋，靠近拉丁美洲厄瓜多尔的小岛？这个小岛的物种对达尔文产生了哪些重要影响？第一问涉及英国19世纪殖民扩张；第二问涉及科学考察在达尔文创造进化论的作用。
史料7：威尔伯福斯的论点使他（特里斯特拉姆）确信，他当时变成了一个反达尔文主义者，而且在他的余生中也一直如此。最近我有机会重新阅读了威尔伯福斯的文章，之后我发现，虽然威尔伯福斯激烈地抨击了达尔文，但他也称赞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对科学作出的重要贡献。威尔伯福斯认为，应当归功于达尔文的在生物学思想中的主要创新是――自然选择的思想。
――〔美〕科恩《科学中的革命》
【解读】本段材料出自《科学中的革命》，文中在对赫胥黎――威尔伯福斯论战进行了历史考察后，叙述了与教科书不同视角的“论战”。威尔伯福斯在当时的论战中，也赢得了支持者；同时，他也高度评价了《物种起源》中的某些观点。这段材料是对达尔文进化论影响的补充，展示了史学研究的重要特性，即对同一事物的不同视角描述，其内容也不同。史学的魅力，就在于开拓我们的视野，拓展我们的视角，以便我们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事物。
泛读的史料，一般以课件形式呈现，以教师串讲大意为主要方式，以体味史料蕴含的深刻含义、感受历史的趣味性。
3.依托史料，设计程序
“人性化”课堂的基本程序是：感知探究――感知和理解史实；探究体验――研读史料；体验感悟――反思学习内容与过程；重构表达――展示学习收获。进化论的教学程序，可依托上述主题及基于主题的史料来设计。其主要着力点为以下方面。
（1）科学分层：用知识结构奠定达尔文倾诉基础
教科书围绕进化论内容的提出和演变，首先介绍了宗教对人类起源的观点，进而介绍了生物学成就，然后介绍了进化论的提出与演变，最后概括了进化论的影响及分析了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产生分歧的根源。科学分层，就是首先区分教科书中有关达尔文进化论的上述表述。需要指出的是，宗教有关人类起源的观点和一些生物学成就，仅是达尔文提出进化论的社会背景，不属于原因范畴。同样，有关科学与宗教的区别，也不是进化论产生的影响，而是基于进化论的高层次概括。最终，通过揭示上述内容间的关系，形成动态的知识结构，以初步奠定达尔文倾诉的主要基础。
（2）纵横联系：让达尔文回到他生活的时代
由于进化论教学时，学生已学习过必修一的政治文明史，必修二的物质文明史。所以，纵横联系，完善知识结构，应是史实教学的第二步。工业革命的兴起和拓展，加速了英国城市化进程，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问题纷至沓来。一些力图解释或解决这些新问题的思想家，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这些内容在政治史和经济史中都有具体史实，纵横联系就是将这些具体史实纳入进化论的知识结构中，以完善进化论的知识结构。这样，我们就能让达尔文真正回到他生活的年代。
（3）史料解读：理解达尔文倾诉的内容与意义
史料解读是历史课堂教学的核心环节，它以史实为基础，并进一步深化史实的学习；它又以突出教学主题为目标，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与体验历史真谛为一体。史实解读以精读为主，中间穿插泛读内容；以品味教学主题为主，杂以体验历史发展的情趣。一般而言，精读史料要追问，泛读史料要精彩。在进化论教学中，一般采用两组精读史料，其中穿插泛读史料。需要强调的是，史料解读过程，如果增强故事性，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4）感悟表达：在学习过程中达成课程目标
20世纪后期日益明显的重要学术趋势是从学科界限分明的文学研究发展为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即对于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作家的创作活动，文学的发展历程，文学研究的进行，都与人类知识活动的其他领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更好地把握文学，跨学科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在“科际整合”(interdisciplinary)的研究中，文学与科学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瞩目的焦点。作为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文学注重创作与欣赏的过程，在方法上主要诉诸于想象和虚构；而科学则具有中立、客观、以事实(而不是主观意识)为根据等含义，是一种工具理性，主要采用实证主义的方法，且更注重成果。由于拥有各自的领域和功能，文学与科学的关系貌似遥远，但是作为构成人类文明有机整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联系是不容切断的。在文学发展漫长的历史中，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对文学观念、创作手段及研究视阈都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中生物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即进化论学说便是一例。
一、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
英国生物学家c．r．达尔文于l9世纪中叶创立了以自然选择为中心的生物进化理论，即通常所指的进化论。他运用大量地质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等方面的材料，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现存多种多样的生物是由原始的共同祖先逐渐演化而来的，揭示了自然选择是生物进化的主要动因，从而使进化论真正成为科学。
英国生物学家a．r．华莱士与达尔文同时提出了类似思想，并于1889年第一次把达尔文的学说称为“达尔文主义”。
达尔文主义冲破了支配生物学的“上帝创世说”的精神枷锁，彻底地击毁了科学思想界中的宗教统治，开辟了自然科学历史上的一个新纪元。进化论的影响又远远超越了生物科学本身，它把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从神创论和形而上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突破了宗教神学宇宙观的禁锢，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它用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合理地说明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唯心主义的特创论和目的论利用生物的多样性和适应性长期宣扬的上帝有目的地创造生物的观点，这是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伟大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高度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并把它引为自己学说的自然史基础。唯心主义者则试图利用达尔文主义宣扬他们的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点，产生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庸俗进化论等流派。围绕达尔文主义所展开的哲学斗争，一直延续至今。因此达尔文主义的重要历史意义不仅在于它推动了自然科学的进步，而且对于人文科学及社会科学的发展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达尔文在其著作《物种起源》和《人类由来》中明确地把人类纳入生物系统中，将人类视为生物进化链中的一环，这一观点的产生随即撼动文学世界。许多作家将进化论的观点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中，产生了大量的自然主义作品。法国自然主义作家左拉是第一个把人类当作动物(而不是像动物那样)来对待的现代作家。在左拉看来，人即是动物，或善或恶由环境而定；动物性是人类的基本特性。此种人类兽性观就是19世纪达尔文主义影响下欧洲普遍的人性观念的反映。在《》及《戴营丝·拉甘》两部小说中，左拉试图把当代科学融进文学，将达尔文的生物中心主义和机能主义浑然渗透于其中。
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代表托马斯·哈代对达尔文主义也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并把它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正如聂珍钊教授所评述的：“哈代的进化论思想并非表现在个别作品里，而是渗透在他的全部创作中。从小说到诗歌，哈代似乎都尽力按照进化的学说进行构思和思考。哈代以生物进化的科学思想为观察点，运用全新的世界观、生命观、宇宙观和方法论描绘和强调社会进化的规律”，对于达尔文主义的中心理论——“生存竞争、适者生存”这一自然法则进行了翔实的文学阐述。
最早将进化论思想与文学创作契合的形式是左拉的自然主义创作，它虽始于欧洲，却在遥远的大西洋彼岸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是欧洲文化的传承者、发扬者。自然主义文学贯穿于整个20世纪的美国大众意识之中。威廉·迪安·豪威尔斯、哈姆林·加兰、斯蒂芬·克莱恩、弗兰克·诺里斯、杰克·伦敦以及西奥多·德莱赛，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给世界带来极目绚烂的作品：《一个孩子的城镇》、《破碎的偶像》、《红色英勇勋章》、《凡陀弗与兽性》、《马丁·伊登》，《嘉莉妹妹》以及《美国悲剧》，其中很多都是描写生存的小说，表达了作家们对于达尔文主义的理解。此后，在美国现代派作家多斯·帕索斯、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特以及后现代作家德里罗的著作里也都继续传承这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理念。除小说之外，达尔文主义也同样活跃在美国戏剧舞台上：尤金·奥尼尔的《琼斯皇》、《毛猿》，田纳西·威廉斯的《玻璃动物园》、《欲望号街车》，亚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以及萨姆·谢泼德的家庭悲剧三部曲《饥饿阶级的诅咒》、《被埋葬的孩子》和《真正的西部》，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不同程度及不同角度上都得以体现。
西方众多的文学创作者通过这些传世佳作对现实生活进行文学阐释，进而印证了达尔文主义的正确性。他们重塑文学观念、聚焦新的“真实”，记录下社会价值观从理想化和人文化到物质化和工具化的变迁，揭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心理本质，即生产欲望和消费欲望的社会化过程，再现人们的情感行为和物欲追求一体化的动物本性。
中国的现代文学也同样深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巨大影响。1897年，严复翻译出版了赫胥黎全面阐述达尔文学说的《天演论》，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观念引入中国思想界，唤醒了国人救亡图存的民族意识，给中国带来了全新的文学观，推动了五四的文学革命。当时最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三种刊物《新青年》、《新潮》和《少年中国》都大力宣传“文学进化”的观点，为五四新文学奠定了人道主义的科学根基，成为一代文人学者进行文学创作和研究的主导观念，也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新的小说、诗歌、戏剧类型得以产生的一个理论前提。如果没有进化论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也许就会是另一种局面。达尔文主义对于文学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学创作方面，它也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二、达尔文主义对文学批评的影响
在西方文学史上，文学研究大致经过这样几个阶段：在17世纪以前，文学研究主要采用古典主义一人文主义的模式，研究者把古典作品作为衡量一切文学作品的尺度，凡事成功地模仿古人的都是上乘之作，凡破坏传统，不模仿古人的均被视为劣品。18、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中新思想、新方法的影响，文学研究转向了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这种研究对作家的生平传略、思想发展过分偏重，对于作品的处理也比较机械。第一次大战后，文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历史主义一实证主义的模式被美学一形式主义的模式所取代。研究者认为，作品本身是一个自足的、封闭的系统，文学研究的根本是对作品在内的各种因素作审美的剖析和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批评界开始重视读者的参与作用，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反应，阅读过程对创作过程的积极干预，以及产生各种不同反应的社会的、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纳入其研究范围。此后，文学评论界更是空前活跃，产生大量“离经叛道”的文学批评理论。美国著名学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boyd)和著有《达尔文进化心理学、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一文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加洛(josephcarrol1)以及《特洛伊的掠夺——重读伊利亚特》一书的作者乔纳森·高舍尔(jonathangottschal1)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文学达尔文主义，即将生物学中探寻生物体的发展模式运用于探寻文学作品中人类行为的内部机制，将达尔文主义与文学批评研究相结合形成文学达尔文主义。
首先，对于文学存在的目的，文学达尔文主义本着科学实用论的观点做出论述：第一，随着人类进化，智商日益增高，对于未知世界探索的猎奇心理日益增强，需要文学作品为人类插上想象的翅膀。某种程度上讲，是文学作品满足了人类早期的精神追求。第二，文学作品为人类构设了训练“适者”去“生存”的场景，从而使人类获得了难能可贵的经验。第三，文学作品能够满足作家创作时的性幻想，是作家想取悦一位或多名假想中心怡悦异性的手段。第四，文学作品是文化整合的工具。进化心理学家认为，随着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人们的心理呈现出趋同之势，形成“基因一文化共同一进化”(gene—cultureeo—evolution)的文化大同局面，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类社会共同繁荣发展。第五，文学作品始于宗教，并最终归于宗教，是人类精神领域永恒的慰藉。第六，文学作品中丰富辞藻的绚烂魅力使得它成为人类愉悦身心的法宝。
其次，对于文本的分析评论，文学达尔文主义则立足于生物进化论的科学观点进行解读。传统文学理论通常把文本视为在某种特定社会环境中的产物，而解构主义的创始人雅克·德里达则更为极端地认为，文学作品只不过是各种文本的交相印证，他曾指出：“文本外无他物”。因此，在文学达尔文主义者眼中，传统的文学批评研究不外乎在文本中寻找某种研究者所青睐的理论印记罢了。例如，受弗洛伊德主义影响的人，读小说是为了找出小孩想与双亲的暗示；而马克思主义者要寻找的肯定是经济与阶级的冲突。对此，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强调指出传统文学批评深受人的动机与认知偏见的影响，他们强烈呼吁文学批评中人性本质论的必要性，他们相信，文学所反映的是自然选择下的普世人性本质，因而，不能探微而要跳出文本，要从动物性的择偶、遗传基因、血亲关系及适境生存等角度来对文本进行宏观解读，要去分析人类各种行为的根本动因。
在解读英国著名女作家简·奥斯丁最受欢迎的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时，文学达尔文主义者不去考虑辞藻的优美、情节的曲折及艺术手法的巧妙等细节因素，而是更注重在阅读中去检验特定文化生态下形成的基本生物倾向。小说以“凡是有钱的单身汉，总想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开篇，以“班纳特太太两个最值得疼爱的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正是她做母亲的生平最高兴的一天”结束删，通篇无人能摆脱择偶及遗传基因等一系列生物问题。高贵而浪漫的伊丽莎自·班纳特(elizabethbennett)与达西(darcy)的结合便是以社交的优雅隐藏生殖需求：她一定要找到有权势的配偶以保证她繁衍后代；而他一定要找到年轻貌美的配偶以使得他的基因良性遗传，这便是人类择偶的生物进化标准。尽管在奥斯丁的描述中班纳特太太总是傻乎乎的(invariablysilly)，但是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却认为，她想方设法要把女儿嫁出去的根本原因是要完成她的生物进化使命——遗传基因。只有她的女儿出嫁、生子，她的基因能得以延续，而基因延续则是一切生物体的终极本能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生物意义上的)人类将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对此，英国伟大的生物学家荷尔登(j．b．s．haldane)曾做出这样的评述：我可不愿为救一个兄弟而牺牲生命，但如果换成两个兄弟，或是八个表兄弟我便死而无憾了。
当我们耳边再一次响起哈姆雷特的踌躇话语“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时，我们头脑中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或许寻求复仇的机会还不够成熟?或许俄狄浦斯情结使他犹豫再三?又或许是丹麦王子自身赢弱的性格缺陷使之裹足不前?然而，文学达尔文主义者则将其犹豫不决的原因归咎于个人既得利益与基因延续的生物利益之间的矛盾：是要杀死自己的叔父进而继承王位呢(既得利益)?或让母亲与叔父的后代——同母异父的兄弟继承并延续他3／8的基因(生物利益)呢?我们姑且不谈这种解释的合理性尚有几分，但文学达尔文主义为文本分析提供了新的模式却是不争的事实。
作者简介：张伟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99级经济学（基地班）
自建国以来，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及相关问题的讨论就一直没有间断过。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于是学者们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理论标准角度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讨论。如何为按生产要素分配提供合理的理论依据呢？有的学者坚持劳动价值论，但有的学者却对此产生怀疑，认为传统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按要素分配，便以新的方式提出劳动非价值唯一源泉，而这又涉及到了自马克思时代就开始的多元价值论和一元价值论争论的问题。鉴此，笔者特撰此文，对这两个问题存在的几种观点谈些看法。
一、劳动价值论与按生产要素分配
钱伯海教授在《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①（以下简称钱文，引文皆出于此篇文章）
中，提出了按要素分配的理论依据，即认为“要使货币、购买力形成资本和现实生产力，必须实行按资本要素分配”。而此理论依据又是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为基础的。
为了说明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与资本创造价值即资产阶级的要素价值论是不同的，钱文首先区分了物化劳动与资本：认为物化劳动是生产要素，是社会生产一般。物化劳动在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是存在的，这是毫无疑问的。文中又指出资本是经营要素，属生产关系方面，是随不同的社会制度而不同的。文中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有不同名称。社会主义社会中资本不是资本，而是资金，因此社会主义社会中“物化劳动与资本是有严格区别的”。但是，马克思指出，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处于商品经济阶段，必然都遵循这个规律。只不过在两个社会制度下剩余价值的归属不同，这才是资本在两种社会制度下不同的表现。因此，钱文论证物化劳动与资本的区别的角度有问题。虽然物化劳动不一定是资本，但在商品经济阶段，资本都是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参于生产活动的。因此，钱伯海教授的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
钱文区分了物化劳动和资本以后，提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但前面已经提到，他的物化劳动价值论无异于要素价值论，因此可以说，其价值分配依据的科学性存在问题，钱文提出的价值分配的原则也就没有说服力了。但为了研究其按资本要素分配的理论逻辑，我们可暂且认为物化劳动创造价值。
物化劳动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呢？钱文认为，只有货币购买了物化劳动即“先进的设备、材料和工艺”，这些物化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货币拥有者“从中‘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是合理的，“因此合理合法地取得利润，对剩余价值实行按资分配，这是货币转化为资本（资金）的前提条件”，“否则，投资不给报酬，不按资分配，货币、购买力就不会转化为资本”。是这样吗？既然物化劳动创造价值，货币拥有者购买了物化劳动，他即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最低限度也可取得物化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钱文中所谓的“‘分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怎么可能会没有“报酬”，而要通过按资分配的原则来取得收益呢？可见，此价值分配理论依据并不成立。
在钱文的最后一部分，谈到了按资分配的原则。文中提到了“按资分配形成m,按劳动分配形成v”。如果此处m、v的含义还是马克思所指的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则其分配原则有些问题，既然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剩余价值，为何物化劳动分得其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活劳动却丝毫没有得到其创造的剩余价值呢？但文中提到“在生产总成果作必要的企业扣除和社会扣除以后，就是按资本（资金）和按劳动分配的数额”，可见此处m、v非其原意。文中认为“从经济技术条件看，资金短缺……会提高按资分配的数额和比例”，则在社会主义社会，应优化两者的分配比例，即“优化按要素分配”。从这里可以看出，钱文将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地位看作一样，甚至物化劳动的地位更重要些。这样的看法源自物化劳动创造价值理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钱文的价值分配理论以物化劳动创造价值为基础，以鼓励投资者的积极性为依据。但经过分析，这样的基础和依据都有问题存在。
钱文还没有明确提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但有些学者却是明确提出了这样的看法，认为“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分配是，劳动者不但享有工资，利润、地租也是劳动者创造的，也应全部归劳动者所有”②。即他们认为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而“传统的价值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③，因此他们提出“三元价值论”来解释现实问题。
价值规定决定价值分配吗？马克思认为按劳分配是从劳动价值论导出的吗？汤在新教授在《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④（以下简称汤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一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汤文认为，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的观点并非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也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推演出来的。因为“马克思在预测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按劳分配消费品时，所论述的已是没有商品和价值的社会”。因此，按劳分配不是从劳动价值论中引申出来的，同时，也不能说非劳动收入的不合理性。
这样的解释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对于上述学者们的对“传统的价值论”的理解也进行了反驳。同时，汤文还指出“决定价值这一规定性的条件是，存在着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须性以及这一必然性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实现的。只要这个条件不变，价值规定也不会发生变化。”可见，上述学者提出的“三元价值论”有待商榷。
汤文又指出，“各种收入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在经济上实现的形式，价值分配体现的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而价值规定……体现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交换劳动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联系这种关系”。因此，可以说两者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属两种经济范畴，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已有明确论述：“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⑤也就是说，价值的分配，归根到底，是由作为生产技术条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作为生产社会条件的社会生产关系及所有制决定的，因此可以说，价值规定并不意味着决定价值分配。
马克思的这段话就是我国现阶段分配制度的理论根据。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公有制。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各地方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为基本经济制度。因此这样的生产条件要求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抓住精髓，而非表面，这样才能使得我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新的发展。
二、价值的形成与生产力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各种先进的生产资料的应有在生产中越来越重
要。那么作为较高生产力的化身的先进设备在价值形成中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付廷臣先生为了解决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在《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
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⑥（以下简称付文，引文皆出于此文）中引进了“劳动能力量”的概念，认为“劳动能力量是劳动技术水平、劳动的自然时间、劳动者的基质和数量的函数”。对一个人来说，“只要条件一定，劳动能力量也一定”。同时，付文认为决定价值的抽象劳动是劳动能力量，“同一个劳动者使用不同的生产资料，其劳动能力量是不同的”。付文由此得出了结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占据了重要作用。
付文新概念的引入，很能解释现实问题，有其现实意义。马克思认为，劳动只有在与生产资料相结合时才能创造价值。付文可谓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发展，但有生产资料创造价值之嫌。付文中虽然明确地表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起重大作用，但付文又认为技术水平是决定劳动价值量的因素之一，而劳动能力量构成价值，这不也就是说作为体现技术水平的生产资料创造价值吗？但是付文强调生产资料的作用时，将劳动能力量问题联系起来分析，为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
钱伯海教授在《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⑦中提出“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主要来源于物化劳动”，“讲企业物化劳动也创造价值，主要是剩余价值，实际就是从社会看的活劳动创造价值”。即认为一个企业的物化劳动来自其他企业的活劳动，而且全部来自本期的活劳动，因此从社会宏观看，生产资料创造价值正是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但是，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成立的理由是有条件的：只有假设各企业只使用劳动对象，才可能找到初始生产单位没有使用生产资料，从而才能把某个企业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说成是由社会活劳动创造的，但各企业不可能不使用劳动资料，则其社会活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不成立。因此可以说，此文其实也是论证了生产资料创造价值。
钱伯海教授在此文中认为由于物化劳动即先进设备的使用产生了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因此物化劳动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但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创造价值的条件。这就造成了既认为物化劳动是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条件，又认为它创造了超额剩余价值，这显然是有问题的。那么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来源自何方呢？
唐国增先生在《论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⑧（以下简称唐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提出“超额剩余价值恰恰来源于那些没有取得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力特别低的个别资本中的劳动”。其理由便是生产力低的企业创造了价值，却在市场上实现了较少的价值。可见其理论前提是先要区分劳动创造和劳动实现，由此推出了生产力高的个别资本实现的价值要多于它本身创造出的价值。但其关于价值的规定是否符合马克思的原意呢？有的学者对价值规定有不同理解，认为“产品只有在交换或市场中才会变成商品，才会有价值”⑨。可见大家对于价值规定有不同的理解。这也就是说，唐文的理论前提是有争议的。
马克思认为超额剩余价值来自企业内部的工人的较高生产率的劳动，这种较高生产率的劳动可以看作是一种加强的劳动，可以引起价值的增加。但随着科技发展，直接生产工人进行的可能是比以前还要简单的劳动。那么怎么解释超额剩余价值呢？许多学者用马克思的整体工人理论来解释这个问题。杨继国先生在《论知识经济中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⑩（以下简称杨文，引文皆出自此文）中认为由于科技进步引起的增加的剩余劳动的价值是科学劳动的价值，这种观点是马克思整体工人理论的延伸。
杨文认为，科学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智力劳动，其“产品”科学理论被“创新劳动”环节及技术创新部门“免费取用”，而当技术商品物化到先进设备，而先进设备用于生产产品中，其中科学理论的成本始终没有被包括进去。但产品出售时，其中却包含着一直传递下来的但不反映于成本的“理论劳动”的价值。这也就是在一切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超额利润”的真正来源。
笔者认为，这种解释比较合理，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重视科学理论研究。而现阶段已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其中最重要的是人的智力性劳动，从而应该重视教育，重视知识劳动者。而这一思路也符合现实。美国在1980年入到科学研究的资本很多，从而在1990年代享受到了前期投入的成果。但是在近些年，有统计表明，美国在全世界来说，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投资还是领先的，可是与其自身比，却比1980年代的投入少了很多，也许美国目前的经济状况与此不无关系。
注释：
①钱伯海，1998：“价值创造与按要素分配”，《经济学动态》第3期。
②③丁建中、解强，1994：“价值形成和分配的基本原理新探——‘三元价值论’及其意义”，《江汉论坛》第8期。
④汤在新，1996：“劳动价值论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3页。
⑥付廷臣，1999：“试论生产资料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兼评我国劳动价值论之争”，《南都学坛》第2期。
⑦钱伯海，1998：“科技生产力与劳动价值论”，经济学家，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