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首先指的是“经济全球化”。不过，随着历史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以及人们对“全球化”研究的发展，“文化”问题也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到“全球化”的研究中，从而使“文化全球化”这一术语及对其的相关探讨出现和流行起来。但迄今为止，在对文化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中，还鲜有对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关系问题的专门论述。而文化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三者间的关系是决定文化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机制，只有明确这一问题才会从根本上认识和把握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发展的程度与发展的趋势等。
经济全球化决定文化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全球化的决定性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经济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产生的基础
经济全球化是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技术、商品等）和市场机制超越本民族或国家的范围而在全球范围内流通、配置与组合。经济全球化为文化全球化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动力、手段和载体：经济全球化创造了共同的工业化生产方式，确立并形成了共同的经济运行机制、规则、制度与理念等，使各民族国家具有了产生或者接受现代工业文化的经济基础；经济全球化实现了商品、生产要素等的全球流通，致使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全球化；经济要素、人员、组织等在全球广泛而快速地流动，促使各民族国家文化间的进一步交融；经济全球化中激增的全球问题促使共享价值和意识的增加；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交通与通讯工具的进一步发展。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文化全球化得以产生。
（二）经济全球化的性质决定了文化全球化的性质
经济全球化不仅促使了文化全球化的产生，而且还带动了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内容的全球扩展。经济全球化的性质是由其居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在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性质体现为现代大工业生产方式在全球的扩展。与之相对应，文化全球化的性质体现为现代文化的全球扩展。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其性质也会发生变化，受此决定，文化全球化的性质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无论是经济全球化的性质还是文化全球化的性质，对它们性质的判断都是就全球整体而言的，并不代表所有地区都必然是这种性质。
（三）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变化引起文化全球化的发展变化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生产方式的发展，而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能动的、不断发展的力量，因此，经济全球化总会不断地向前发展。而当经济全球化发生变化，文化全球化也必然会或早或迟地发生变化。由于诸多偶然因素的作用或者其他中间环节的影响，也许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不可能和经济全球化完全一致，但从长远来看，文化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一定是适应经济全球化的。
（四）经济全球化格局决定了文化全球化格局
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中存在着不平衡性，即由西方发达国家居这一进程的核心地位，不发达国家则处于边缘地位。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技术、资本等的优势主宰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各民族国家在文化全球化进程中也存在着相应的格局划分，体现为在文化传播力度、广度、影响力等方面的不平衡性。根据中国社科院2009年的《中国现代化报告2009—文化现代化研究》显示，全球文化影响力排名前五位的国家依次是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而这些国家主要是经济全球化格局中的核心国家，而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文化影响力仍然是相对最弱的。这种不平等的文化格局只有在不发达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才能逐渐获得改变。
政治全球化制约文化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全球化的作用是通过政治全球化这一中介因素而发生的。政治全球化是指各民族国家间政治交往日益广泛、频繁，相互影响日益加深的历史进程，及在此基础上日益形成有机的全球政治系统的趋势。政治全球化制约和影响文化全球化，并对经济全球化起着一定的反作用。
（一）政治全球化是影响文化全球化的直接因素
经济全球化，是指资本、信息、技术、劳动力、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配置、重组的过程，是生产、投资、金融、贸易使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融合、相互依赖、相互竞争和制约的趋势。在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的21世纪，在全球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面临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因此，应及时把握迈向知识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调整其经济发展战略，采取符合国情的应对措施，促进本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参与者其对外贸易的发展趋势
(一)发展中国家进出口增速快于全球平均水平，也高于自身的经济增长水平
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曾急剧下降，商品出口额的年均增长率不到2％。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加深，进出口增速明显加快，一是自身的出口增速高于进口增速，二是其进出口增速均高于世界贸易的平均扩张速度，在世界货物贸易中所占份额明显提高。
(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良莠不齐，发展情况很不平衡
由于发展中国家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不仅国家或地区的数目众多，而且在人口密度、自然资源状况、工业发展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等方面参差不齐，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各地区贸易发展状况很不平衡，少数国家占据了本地区对外贸易的绝大比例。
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在提高，但最不发达国家出口占全球出口总额的比重却从50年代的3％下降到80年代初的约0.5％。
(三)发展中国家出口构成的变化成为支持贸易增长的主要因素
贸易结构状况是影响贸易增长的重要因素。许多研究所表明，发展中国家不同群体的贸易状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贸易结构，即它们的出口主要是制成品，还是初级产品和食品。9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出口状况有所改善，这主要归因于制成品贸易的增长，如高科技产品及低技能密集型产品，出口收入的80％来自制成品，其制成品出口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上升，
(四)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发展滞后
服务业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部分。与货物贸易相比，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境地。就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看，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与世界服务贸易结构的变化基本一致，但总体看，其服务贸易主要依靠旅游、运输等传统服务业，而具备广阔前景的新兴服务贸易主要被发达国家占据。
二、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的机遇
发展中国家利用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使贸易投资自由化。获得过去难以得到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资本、市场、资源和其他有利条件，实现经济“赶超梦想”。特别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国际分工大发展、产业大转移、资本大流动和技术大外溢，对于弥补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缺口，实现产业升级、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整个经济起飞都是非常有利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的条件和机会，吸引外资规模的扩大无疑有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资金短缺问题。通过吸引外商投资，营造开放的竞争环境，国内企业在学习和借鉴中增强了竞争实力。同时，通过开展跨国经营，一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发展壮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范围内经济与技术开发区以及保税区和自由贸易区等多种形式自由经济区的发展。各类经济区达230多个，遍及世界70多个国家，且主要分布在发展中国家，不仅成为吸引外资的“载体”，而且对解决这些国家的就业问题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经济全球化使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深化。步伐加大。既要继续引进发达国家技术比较先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增加国内就业，扩大出口，完成工业化进程：又要利用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机会，加大对发达国家先进技术的引进和学习，发展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特别要在某些关键环节上占据优势地位，抢占未来竞争的战略制高点。加速国内现代化进程。
第四，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跨国公司是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也是跨国投资的主要载体。但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很少。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发展中国家有些跨国公司发展甚为迅速，已从贸易活动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并开始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向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提出了挑战。
(二)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带来的挑战
经济全球化作为一柄“双刃剑”，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除了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亚部分国家和地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边缘化”地位。他们面临的更多的是挑战和风险。
第一，发展中国家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随着全球贸易和全球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及其资本的不断扩张，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和冲击。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不断增大。
第二，经济全球化下的金融全球化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金融风险和经济冲击。发展中国家在金融体制不完善和金融监管能力不强的情况下盲目开放国内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削弱了政府宏观金融调控能力。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凸现，对其金融市场造成不小的冲击。
第三，在解决全球性问题时，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尴尬的局面。一方面。他们要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被发达国家指责为破坏环境的对象。实际上，发达国家已经超越了工业化发展阶段，应对已形成的环境污染结果负责。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以及对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政策选择
在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之后，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重要的问题是：面对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各国又该如何做出自己的战略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挑战，作为发展中国家应采取相应的对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加快国内制度的改革和建设，提升国际分工地位，优化产业和贸易结构
无论是在经济全球化中逐利，还是为最终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制度改革都是必要的。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出发，制度变革的方向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法律体系和宏观调控体系等。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整体处于劣势，故完全以市场为导向的制度安排，显然不适合处于变革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内经济。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竞争优势的概念不仅由企业竞争力体现，而且涉及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是需要动员各个领域的力量才能完成的行为，必须有政府有关部门的组织和配合。政府必须从宏观上对如何发挥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优势进行研究。制定政策，并加以规划和指导。
(二)树立全球化发展战略，积极培育跨国公司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也是国际竞争重要的组织形式。所以，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化的迫切任务之一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引导和扶持有竞争力的企业组建大型跨国公司。在国内和国际市场开展竞争。通过培育和壮大本国的跨国公司，以全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并给予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以获取全球化的最大利益。经过跨国公司的国外直接投资行为，把对国内市场的消极保护转变为对全球市场的积极参与，并据此分享经济全球化中国际分工专业化、精细化所带来的利益。
(三)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走科技创新之路，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
潘达维表示：“2015年又进入美元走强的新的一年。此前，美元已经实现9%的升值，未来有更大的升值空间。”
有数据显示，随着美国经济持续复苏，而欧洲和日本经济增速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状态，2014年以来，美元对卢布、墨西哥元、日元、欧元等多种货币大幅升值。
鉴于美国各项经济指标都显示美国经济正在强劲复苏，为控制通货膨胀，使得经济处于良好发展状态，美联储多次暗示可能会提前加息。2014年12月，美联储公布了退出策略的新蓝图，概述了从宽松政策向更为正常的货币政策调整过程中计划采取的举措。在美联储的计划中，预计将在开始升息后结束或逐步结束对到期回笼资金进行再投资，具体操作将视当时的经济状况而定。
简世勋说：“目前，美国经济处于相当强劲的复苏时期，这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说是好消息。但与此同时，其他经济体表现则不佳。”简世勋认为这一情况在2015年将延续，他进一步分析道：“过去几年，特别是2008～2009年已经有一些数据表明全球化的进程出现了一些停滞乃至逆转，这表现在跨境资金流动的减少、企业的业务风险避险情绪越来越强烈等方面，受劳动力成本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加上亚洲经济前景不及3～4年前，投资水平下降，出现转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迹象。”
2014年，国际油价暴跌将近50%，给全球各国经济带来了不小影响。在美国，油价的下跌给中低收入消费者家庭带来利好，使他们的能源支出比例降低，消费者信心得到明显改善。但油价下跌也使得该国繁荣发展中的能源行业面临考验，导致能源企业裁员并削减成本。俄罗斯则随着中俄关系升温加大对中国的石油出口，与欧佩克争夺中国市场。有外媒认为油价下跌对中国经济和外交关系有促进作用，但也有分析称，中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除食品之外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在很大程度上和油价联动，油价暴跌很有可能引起通货紧缩。
“油价以及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新兴经济体的显著减速。”简世勋分析，“油价为什么下降？有人认为是供应方的问题，并且是边际的原油生产不会控制在沙特手中所以造成油价减少;还有人认为全球经济疲软使得油价下跌;我们目前看到的是原油价格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实际上是由下跌之前相当长时间内全球经济的通缩趋势带来的，比如说在2013年以及2014年油价开始下跌前几个月当中一直存在通缩的趋势。”
对于油价下跌对全球经济的影响，简世勋持保留态度，他说：“大部分人认为原油价格的下跌对于全球经济是有好处的，比如说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某种形式的减税。但油价下跌恰恰反映了来自于新兴市场需求的减少和欧元区需求的疲软，因此油价下降所得会与出口上的损失相抵消。”他以德国为例：油价下跌使德国的消费者的油费支出减少了，但与此同时，德国的出口形势却变得不容乐观。
警惕美元极度走强
对于美元走强的趋势，潘达维认为，受到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及通胀率保持正数等因素的支撑，美元汇率在2015年有望进一步上涨。他分析：“美元走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温和升值9%～10%，这是正向的、积极的美元走强，不会带来太大问题，是有益的;但在另一种情形下，如果美元极度走强，将带来负面的、破坏性的影响，推动全球经济走向失衡，届时所有国家都必须重新审视现行政策。”
潘达维列举了可能导致美元极度走强的三种情况：“一是日元急剧贬值;二是像希腊这样的欧盟国家离开欧元区;三是新兴市场国家出问题。而美元极度走强的结果是将导致这三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业内有分析师进一步列举了美元极度走强对全球经济可能带来的五方面影响：欧洲实施量化宽松政策（QE）预期减弱、中国实施刺激措施速度加快、引发全球并购热潮、出现1～2次革命以及减弱对比特币等替代货币的兴趣。
国际大宗商品是中国经济的内生因素
在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持续维持高位的情况下，今年以来我国通货膨胀开始加速，7月的CPI高达5.6％，预期8月份的CPI将超过6％。与此同时，PPI虽然自去年呈低位徘徊盘整走势，但是在国际原材料高位的影响下，国内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如果生产资料的大幅上涨在生产和流通领域传导，就会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
为此，需要对以大宗商品为核心的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的性质做出分析。如果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对中国需求来说是外生的，即国际太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上涨主导因素与中国无关，是其他国际生产、消费或者流通等原因引起的，那么在我国当前大量进口初级原材料出口制成品的经济结构条件下，国际大宗商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如果超过了生产商和流通商的承受能力，则上游的价格上涨向下游传导是不可避免的，大宗商品和原材料的价格持续上涨将导致下游产品的涨价，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反之，如果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是内生的，即这种上涨是中国内在经济因素，例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导致的对大宗商品需求的大幅上涨所引起的，那么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作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必然后果之一，是宏观经济运行的一个组成部分，则可能就不会形成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
从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我国经济增长情况和国内通货膨胀的表现来看，我们认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与原材料价格上涨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而不是外生因素，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从时间看，自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新一轮景气周期开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开始启动，此后随着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也一路上涨。在2003年和2004年国内经济加速到10％附近后，以煤、电、油、运为代表的国内原材料供给紧张，同期的CPI和PPI数据增长较快，但CBR商品指数并没有表现出大幅上涨的趋势。随后的2005年和2006年，尽管自2004年开始的宏观调控措施不断，中国的GDP增速却出人预料地加快到10％以上，同期CBR商品指数加速上涨，而CPI数据确是下降的。因此我们相信，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所带动的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决定了国内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即中国需求决定论。国际大宗商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国际商品价格的上涨对中国的CPI形成成本推动的可能性不大。
市场普遍认为决定国际商品价格的因素有三个方面：基本供求关系、市场流动性或商品的金融属性以及作为商品标价基准的美元走势。从这三种因素与商品价格的走势看，我们认为，供求关系和流动性是决定性因素，而由于一般大宗商品是用美元标价的，美元价格变化直接影响商品价格，但是从长期看，美元汇率变动对价格的难以具体判断。而随着技术进步和商品生产效率的提高，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商品的价格应该是下跌的。为对未来一段时期的商品走势做出一个合理的分析，我们就从基本供求关系和流动性方面分别做出分析。
国际大宗商品基本供求关系――中国需求决定
在本轮商品牛市中，由于全球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开始成为全球产品的主要供给国。加上中国产业结构向重化工转移，以及中国城市化的加速推进，中国对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原材料需求快速增长，这就改变了国际基础商品的运行周期，拉动了以有色金属为代表的商品价格连续创出历史新高，造成了本轮商品市场的超级牛市。
从中国大宗商品需求占全球消费的情况看，在2000年以前，比重最大的是铁矿石，但比重一直徘徊在10％到20％之间，最好的年份也不足20％。但是进入2000年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结构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制造业，特别是加工产业向国内的转移，以及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对以大宗商品为代表的原材料需求以远高于经济增长速度的速度增加。尤其是在2002年以后，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对大宗商品的需求增长速度突然加快，大宗原材料需求占全球需求的比重快速增加。到去年年末，中国铁矿石的需求占全球需求的比例超过50％，铁和锌的需求占1/3，铝、镍、铜接近30％，只有原油的需求占全球的比例在20％以下。以本轮商品牛市中最有代表性的铜为例，在2000年以前，无论扣除与否，中国消费增长，全球铜消费增长的曲线基本无变化。而在2001年以后，全球铜消费增长在扣除中国消费情况后，增长率要下降一半以上。其中的2005年和2006年两年数据异常是因为中国国家储备铜的抛售影响。这些数据表明，中国需求是全球需求的主要动力。
以上是静态的中国大宗商品需求在全球需求中的比例，结合中国上半年消费强劲上升的数据，可以更加清楚地表明这一点。以产量加净进口经过报告库存调整计算的表现消费分析，在今年上半年，中国的工业生产维持16％以上高增长速度，拉动了中国镍、铝、铜消费同比分别大幅增加了63％、48％和30％以上，焦炭和铅同比增长了20％左右，煤、不锈钢、炭钢和锌增长了10％左右，只有锡是负增长。这表明我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大宗商品的需要维持了旺盛格局。
从动态的消费增长情况分析，更加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消费对全球的影响。从今年上半年全球大宗商品的消费增长情况来看，正是中国需求增长情况决定了全球大宗商品的整体需求情况。从全球需求增长的贡献看，除对黄金需求增长中国仅贡献了13％外，全球铅和镍的需求分别增长了3.5％和5％，而其中中国的需求增长贡献超过了100％，表明除中国外的全球需求是下降的；其他的铝、铜、锌、钢铁和石油的消费增长中，中国的贡献都超过了50％。从需求增长速度看，中国远远高于全球，表明中国需求在大宗商品中的绝对地位。这表明绝对是因为中国的需求增长，拉动了全球的需求增长。
通过上面中国需求的绝对占比，以及中国需求增长与全球需求增长的比较可以得出结论，无论从绝对数量看，还是增长速度，中国需求都是决定全球大宗商品需求的主导力量。据此我们综合起来看，一方面，从供需的角度看，国际大宗商品的未来需求取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另一方面，从供给的角度看，产能大幅提升，形成有效供给尚需时日。
商品金融属性――全球流动分析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布雷顿
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国际金融市场出现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与实体经济没有直接联系的国际资本流动规模迅速膨胀。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资本又占据主流地位，形成全球的流动性过剩。据统计，在1997年以前全球货币供应量与国内GDP的相对比例保持平缓上升的趋势。近10年来，全球货币供应则以惊人的速度扩张。从1997年到2006年，全球主要经济体M1与GDP的相对比例，美国从40.6％提高到53.3％，欧盟从24.1％提高到44.6％，日本从29.5％提高到78.5％。过去10年，全球狭义货币M1与GDP的相对比例上升了50％以上，广义货币M2与GDP的相对比例上升了30％以上，这是一个快速的货币全球化、全球货币化的过程。
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主要经济体货币发行量大幅度增加。2002年以来，全球货币增长率每年都高于10％，甚至达到25％，而同期全球GDP的年增长率仅仅维持在2％～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扩大。在全球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下，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的发展速度很快。据IMF对国际游资的统计，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短期资本为3万亿美元，到1997年底增加到7.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全球GDP的20％。当前，国际市场上仅对冲基金就有8000多只，约持有1万亿美元的资产。全球出现的流动性过剩导致金融资产膨胀。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数字显示，全球金融资产与全球年产出的比率已从1980年的109％飙升至2005年的316％。2005年全球核心金融资产储备达到140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全球GDP的3倍以上。
就大宗商品的金融属性或者流动性对大宗商品的影响来看，由于大宗商品的保值性，为了在通货膨胀中维持购买力不至于下降，投资者需要投资于大宗商品。特别是指数基金，为维持收益的稳定性而投资于各种市场中，需要稳定配置商品。同时，对冲基金为全球风险对冲而有配置商品的需要，宏观经济根据全球经济走势，主要投资于商品市场。除此之外，在商品市场丰厚回报的吸引下，很多国际大型投行和银行都有专门的商品部门，投资于商品市场，或者为客户的商品投资进行管理。这样作为一个投资品种，市场整体的资金供给与商品价格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即商品具有金融属性。
流动性则是由利率决定的。市场认为正是美联储在2001年后实施的低利率政策，使市场上充满过剩的流动性，才导致了与房地产同步的商品市场牛市。特别是2001年以来，全球各主要经济体普遍实行了超低利率政策，全球流动性几乎泛滥。美联储为恢复经济增长于2001年1月3日开始降息。9・11事件以后，美联储降息步伐加快。从2001年1月～2003年6月，美联储经过13次连续降息，将联邦基金利率从6.5％降至1％，并一直保持至2004年6月。欧洲央行自2001年先后四次降息，并将利率维持在2％。在2001年到2006年7月，日本央行一直将短期利率维持于零利率水平。
从利率与大宗商品的长期关系看，由于低利率导致资金供给充足，使得大量的投资者利用较低的成本进入商品市场，在商品市场和利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市场流动性中具体的资金供给非常难以直接统计，一般会用国债市场的收益率作为一个指标来反应资金供给情况。对于投资者来说，国债与商品是可替换的投资工具，国债收益率和商品指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从历史情况看，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债券市场是金属价格走势的一个重要指标，债券价格与大宗商品，特别是金属价格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尽管在过去五年，由于中国需求以及金属短缺和市场操纵，债券市场已经不再是金属价格的重要驱动因素，但债券市场变化的方向在流动性方面仍具有一定的指示性。美国债券市场显示了金属价格目前仍具有一定程度的上涨空间。
今年以来，商品市场上的资金已经有所撤离。以代表商品指数投资资金出入市场的指导性指标之一的美国商品指数相关的共同基金数据看，2007年以来资金一直处于净流出状态：4月份有0.2亿美元的净流出，3月份的净流出量曾经达到4亿美元，7月份的资金大幅流出约2.5亿美元。今年以来约有共6.5亿美元资金流出。在2005/2006财政年度，这个领域净流入为53亿美元，从2006年5月起的12个月里基金净流出4.36亿美元。管理的总资产已经从其2006年11月高峰时的153亿美元下降至134亿美元：尽管次级债危机突发后，使银行间的拆借利率急剧升高，流动性出现不足。这种局面下的流动性不足主要是由于市场信心受挫后导致的信贷紧缩引起的，由市场预期突变而导致的暂时现象。在美联储、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等主要中央银行采取向市场注资、降低贴现率等手段后很快得到缓解。不仅如此，在次级债可能使困扰全球经济健康发展的通胀压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在全球仍处于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央行为解决市场信心而紧急注入的大量美元、欧元和日元在国际金融体系流通之后，可能令流动性进一步泛滥。
从今年发行的新的商品结构产品继续快速增长数据可以看出，商品市场的流动性依然充足。MTN-I数据显示，2007年上半年新发行的总量有432个，高于2006年上半年的不足400个。这表明了在次级债影响的市场大幅震荡情况下，有商品投资者抄底买入。从巴菲特公开表示在市场大幅走低中加仓股票和罗杰斯在次级债后仍看好商品市场的言论分析，结构产品发行的强劲表现说明了商品市场可能反而是躲避次级债影响的一个投资领域。近期商品期货的持仓情况也说明了在次级债影响下，商品市场的流动反而增加了。上半年以来LME的持仓在不断增加，各个品种持仓不断逼近历史高位，这显示出宏观基金对金属牛市仍然充满信心。LME期货持仓报告显示：铜的持仓量再度大幅增加，接近去年4月的历史高点26万手。一些类别持仓的高涨反而证实了更多投资者对商品进行了选择性的类别投资。特别是继四年的涨势后金属、能源和农产品市场似乎还留有更多动能。随着宏观基金的不断介入，金属市场仍然表现出乐观情绪。
从全球流动性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大宗商品作为一个重要品种，和利率有着密切关系。今年以来，尽管有资金流出商品市场，但在次级债的影响下，资金有流入商品市场的趋势。在金属大幅振荡的情况下，资金大量流入石油和农产品市场，导致原油价格逼近历史新高，农产品亦创出一个历史新高。我们认为，在美、欧、日央行对市场注入流动性资金和预期美联储将在年内降息的影响下，预计全球流动性不仅没有因为次级债危机而收紧，反而有进一步放宽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流动性过剩仍将支撑商品市场。
本轮国际商品牛市中的供需关系与流动性影响
如何看待商品后市，就需要我们把目前商品价格中流动性的影响与供需关系影响区分开来。如果我们能够对引起此轮商品牛市的原因进行分析，对其性质进行确认，那么我们就可以对当前的形势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显然，如果行情是由需求引起的，那么只要全球经济走势尚且良好，供需关系依然紧张，牛市的基础依然稳固；而如果行情主要是由全球流动性过剩引起的，那么在全球流动性紧缩后，商品牛市的基础将不复存在。
从本轮商品牛市开始后，经济增长、流动性与商品价格的关系看，全球经济在2002年走出低谷后，2003年和2004年加快，2005年有所回落，2006年增长又突然加快，这s四年的增长率都超过了1970～2000年30年间的平均增长率。商品牛市在2002年的谷底开始启动，也是越涨越快的，2005年下半年后加速。而流动性方面，以利率作为衡量标准，9・11后，美联储基准利率猛降，到2002年初降至历史性最低的不足1％，实际利率则从2001年的1％，降到2002年0，2003年和2004年的-1.2％，2005年加息开始后，实际利率仍为负数。直到2006年6月提高到目前的5.25％后，实际利率约为2％。
从以上三者的表现对比，宏观经济增长、流动性在2002年、2003年和2004年均同商品市场的表现是一致的。
但2005年宏观经济增速减缓，流动性仍然宽松(实际利率为负)，而商品市场暴涨；进入2006年后，宏观经济增长加速，但流动性方面，美联储在2006年6月30日加息到本轮升息周期最高点6.25％后，因为实际利率由负转变为正而收紧，同时2006年下半年开始，商品市场开始大规模调整。
结合宏观经济增长变化与流动性情况分析，有理由相信自2005年下半年到2006年上半年商品市场的突然加速上涨，是因为在2005年市场预期的国际宏观经济情况是，在美联储的加息、人民币升值和宏观调控下减速，但实际上2006年经济却是出乎预料的加速，导致实际需求大于市场预期。这从2006年初几乎所有金属都几无库存可用能够得到证明。
张燕生：回顾历史，全球化1.0版是1870年到1913年，因两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全球化2.0版是二战结束以后到1973年，因两次石油危机而中断。这一次全球化又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该继续向前，还是会发生趋势逆转？
实际上，受开放、市场化和创新三大作用力驱动的全球化，历来都被看作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将给全球带来重大战略机遇，因为从世界历史因素来看，凡是全球化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黄金期。因此，搭上全球化的这班快车，往往会获得快速的发展。另一方面，全球化也是货币危机、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高发期。此外，全球化的积极推动者不一定是全球化红利最大的受益者。第一次全球化由英国推动，而此阶段恰恰也让英国由盛而衰，美国、德国却由弱而强，为什么？因为当时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或者叫“第二次产业革命”，而英国忙于构建日不落大英国、无暇顾及新科技和产业革命所致。
而且，从世界历史的数据看，凡是全球化时期，贸易就是全球增长的重要引擎；凡是去全球化时期，贸易引擎却往往熄火。当全球贸易低迷，各国制造业纷纷回归；当美国对海外投资征税，当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影响呈现分散化，这个时候，中国必须要推动外贸发展、战略转变。
曹远征：这一轮全球化在冷战结束之后，有两个最重要的特点：第一，由冷战结束看到一种现象，经济增长快，且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快于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体制一致性采取市场经济体制，于是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的发展速度快于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所以过去我们在描述经济全球化通常说是国际金融一体化。第二，由于冷战结束，全球的市场开放，于是生产力出现了全球配置，这个时候不是垂直分工也不是水平分工，而是全球的生产力配置，变成了一个生产链条横卧在世界各国之间，在这种情况下，全球经济快速增长，且形成三个板块连成的新格局。
第一，欧美发达国家工业竞争力不行的时候发展服务业，服务业覆盖全球。第二，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以制造业为龙头，把廉价的特别是廉价劳动力纳入全球化的过程，形成了廉价制造，产品倾销全世界，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积累了巨大的外汇储备。第三，欧美国家的大量进口带来亚洲地区的工业发展，但同时也导致亚洲地区对资源和能源的需求，从而带动了资源输出国国家经济的增长，这些国家资源价格飙升，通过向亚洲国家出口获得巨额外汇储备，这就造成国际收支中间出现很大的问题，欧美国家基本上都是在经常项下逆差，发展中国家都是在经常项下顺差，就是全球不平衡问题。这些发展中国家的顺差又放在美国，投到美国金融市场，于是支持美国居民的负债，维持和推动了全球经济的高速增长。全球金融危机就出现在这个“循环段”，直到现在也没走出困难时期，经济复苏依然乏力。
过去我们认为这个困难可能是经常项下的顺差过大或者是逆差过大、经常项下的不平衡的影响导致的问题，但现在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全球贸易增速已经连续5年低于GDP的增速。贸易增速是经济和金融的支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全球开始陷入金融动荡之中，保护主义也开始抬头。当前，各国都在讨论是不是要关闭资本账户，国际收支中间资本项下是不是要进行管制，似乎全球化正在去的过程中。
裴长洪：世界经济和世界格局降速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回到经济全球化是去还是留这个问题，我个人给它下了一个判断，叫做经济全球化总的趋势没有变，但是有一个减速转型的新阶段。为什么减速？原因很简单，因为整个经济活动在减速，全球化能不减速吗？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上一轮世界经济贸易的快速发展，从内在原因来说，是由科技革命推动的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分工的深化、细化，也就是以垂直专业化分工为特征的分工扩大，已经接近尾声了。生产力最重要的生命力是科技革命，科技革命产生的分工体系是扩大交换、推动国际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源泉。随着这一轮科技革命的结束，整个经济贸易活动自然就减速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经济进入了新常态。在上一轮的全球化过程当中，中国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进入了一个全球化的进程，参与了这一轮国际分工体系、交换和投资规模的扩大，成为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加速器。现在中国劳动力、土地等优势因素已经开始弱化，全球经济也相应进入了一个转型的新阶段。
赵晋平：从全球格局和全球化的演变来看，近全球化以来，新兴经济体的比重在全球的地位是上升的，发达国家却相对下降，这是全球经济格局演变的一个重要特征。英国“脱欧”之后，欧盟本身的份额可能会有所下降，但全球经济格局加快演变的趋势不会发生改变。
全球化实际并没有结束，尽管我们看到它短期由于贸易和跨境投资增长放缓或者出现负增长，但从一些跨区域的矩形区域经济一体化框架来看，只是在形式和内容上发生了一些变化。无论是TPP还是TTIP，在一定意义上可能会成为新时期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方式，也就是说过去的全球化也可能是在WTO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主导下的一个全球化，但未来的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量则来自这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也就是说，未来全球化的进程将以高水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主要方式推进。 话题二：这一轮全球化最重要的实质是什么？
曹远征：最重要的实质是经济增长或者说全球经济面临着新的技术革命，抑或是正处在新技术革命的前沿。
首先观察一下全要素生产力，金融危机以后，全要素生产都在下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尽管都在讲“互联网+”等各种各样的技术，但似乎并没有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力。如果从这个角度观察不难看到，过去全球化是由体制和机制的变动主流工业技术扩散到发展中国家，大家在同样一个技术水平上，由于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更低，更容易接受新的技术，让产品很快形成全球制造的中心。但现在并没有出现类似像内燃机、蒸汽机等变革型技术，所以它并不是更高的技术革命，只是主流工业技术的扩散，而且还会导致全球产能过剩。
因此当前我们需要新的技术革命，新的技术革命在什么地方？不妨先回顾一下过去的技术革命。蒸汽机时代是火车取代马车，内燃机让飞机取代了地面交通。但此后的技术革命很少在速度上有一个突破，所以，我们需要技术进步，要在速度上得到突破。工业革命成功与否，关键看工业技术上有无重大突破，是否带来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动。
尽管现在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但互联网信息的传输速度问题并没有解决物理的移动速度的问题。
而当技术不能进步，产能又在急剧增长，按照凯恩斯的办法就是扩大有效需求，怎么扩大有效需求？用新的投资、新的对象来创造需求，结果就造成金融上高负债。现在全球无一例外，各国都进入了高负债的状态。
事实上，自从二战结束，高负债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叫金融危机？金融危机是快速的去杠杆，高负债就是高杠杆，全球在这么一个高杠杆的情况下，时刻都在担心会不会出现新的问题。美国虽然想再刺激一把，但也不敢把油门加的太大，踩一脚油门赶快收回来。
高负债下不来，新的技术革命又没有出现，全球的需求必定是处于萎缩之中的。这时候，全球化真正遇到的重大挑战，不仅仅是一个结构问题和周期问题，更重要是人类未来走向。同时，在这种情况下，全球正在出现一个碎片化的过程。 话题三：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是否掉入长期停滞陷阱的风险？
张燕生：2016年是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全球不确定性风险较多的一年。IMF今年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提出，全球经济面临着广泛停滞的风险。
从全球债务率的上升情况可以看到，根据IMF的数据，去年全球债务率是高于2014年，而今年的上半年全球的债务率在发达国家仍然是保持着高位，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总的债务率是呈现出一个明显上升的趋势。因此，我们发现全球经济恢复乏力，主要是全球缺少有效需求，风险明显大于机遇。在这种情况下不可忽略三个事实：一是1990年IT泡沫和金融泡沫，对全球经济深层次的伤害远大于现在的预期。二是2011年以来全球化红利峰值和全球恐怖主义的猖獗，意味着全球化进入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文明的冲突、地缘政治的冲突和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三是危机以来全球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性政策缺少协调，以邻为壑，各自为战，各种负的全球外溢效应给其他国家带来更大的风险。
赵晋平：从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状况看，这个风险确实是在上升的。比如，以全球贸易额增长的情况来看，在2015年下降了13.2%，2016年一季度根据WTO的快报统计是下降了7.4%，下降幅度之大是历史上少有的。
而且，根据现在跨境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也是不乐观的，主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跨境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且有时候跨境投资特别是并购投资的增长并不意味着经济要回升，为什么？经济困难的时候企业之间的兼容重组会加快，意味着并购投资会上升，但不足以作为支撑经济可能回升的一个信号。
此外，全球经济增长中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变数。如以美国经济为例，根据目前的分析，受到英国“脱欧”的影响会有一定程度的波及。从出口指标看，美国对英国的出口占到整个出口的4%，但对欧盟的出口占到20%；从投资指标看，美国对英国企业的投资占它整个对外投资存量的20%，而对欧盟却占到整个存量的50%。
对中国经济而言，英国“脱欧”短期内也会带来一定的影响，但从长期来看是一个机遇。就金融方面而言，英国是中国人民币海外离岸市场的重要中心，而且英国作为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金融业的发展在全球都是具有比较强的国际竞争力的，但由于一体化含量的改变，服务业失去了向单一市场覆盖的条件，一定意义上也可能会影响到它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短期内可能会影响到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但从长期来看，由于英国“脱欧”，对英镑的地位、对欧元的地位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这反而有利于提高人民币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和影响力。
1 世界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经济全球化背景 不断深化的分工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具活力的因素之一。目前，主要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的分工的发展已拓展到全球的范围，先后经历了产业或行业间分工的国际化、企业生产部门内分工的国际化和企业内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间分工的国际化等3个阶段。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必然引起全球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为以WTO为代表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和各种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以及自由贸易思想和理论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渗透。
上述在国际范围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不断完善，催生了全球性跨国公司的出现，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活动推动了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这种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表现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的高速增长。我们把战后出现的以上经济现象称之为“经济全球化”。
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化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大大提高了资源配置的效率和生产率，从而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各国带来了经济利益。发达国家通过经济全球化的进程获得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供给和分工的规模效益；而发展中国家则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获得了稀缺的生产要素，加快了自身的经济增长和发展。尽管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但经济全球化趋势仍然成为促使战后世界各国纷纷实行对外开放战略的根本动力。
2 世界各主要国家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与经济发展 战后以来，以世界范围内分工不断深化为背景的“经济全球化”已经历了以下3个重要发展阶段。上世纪60～70年代：由产业或行业间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上世纪80～90年代：由企业生产部门内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本世纪初开始：由企业生产部门和服务部门分工国际化推动的经济全球化。
与上述经济全球化的3个重要发展阶段相对应，全球多边贸易体制也进行了3次重大调整：以1964年启动的GA了了肯尼迪回合谈判为标志，全球货物贸易关税水平大幅度下降；以1974年启动的GATT东京回合谈判为标志，全球货物贸易非关税壁垒逐步废止；以1985年启动的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为标志，开始了全球服务业开放和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与此同时，全球多边贸易规则全面强化。
上述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调整推动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大规模产业转移。这一转移过程依次为：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转移高潮；上世纪80～90年代开始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的转移高潮；以及本世纪初开始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的劳动密集部门的转移高潮。
为了获取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在实施对外开放方面各有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其中：
发达国家主要是依托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实力，通过设计和操控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经济合作体制的方式，按其设定的目标和方式推进全球范围内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谋取其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最大化。发达国家的这一对外开放战略当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质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受阻，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发展中国家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对由发达国家推动的经济全球化存有疑虑，采取反对和排斥的消极态度。其后，受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外开放成功范例的影响和启示， 目前，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对外开放的战略。在WTO多哈发展议程谈判受阻的情况下，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积极筹划和参与各类区域性的经济合作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国家，由于受历史和政治诸多因素的制约，采取积极融入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的对外开放方式来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原苏联和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也开始对参与全球范围内的国际分工，对接受国际产业转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无论是上述哪类国家，其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一般均有以下特征：(1)积极参与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分阶段推进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2)根据本国的贸易比较优势，制定产业发展战略，实施地区性发展战略，积极引进外资和发展出口贸易，通过规模化和集聚化生产，实现产业国际竞争力提升上的重点突破；(3)根据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升级的不同阶段，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科技发展和人力资本开发战略。
实证证明，战后以来，凡是能抓住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高潮，不失时机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凡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或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生重大决策失误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均不尽如人意。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一个游离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之外而经济社会获得令人瞩目发展的经济体，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3 简要的结论 理论和实证分析均证明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规律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能否认识并遵循这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规律，抓住机遇，不失时机地实施对外开放，并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的特点，制定符合本国国情的对外开放战略和经济发展战略，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二、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主要特点
1 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 我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是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坚持对外开放、抓住国际产业转移的重大机遇、不失时机地制定并实施对外开放战略、促进经济和社会高速发展的典型范例。
1978～1990年，我国抓住了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外二次转移的机遇，在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转型的同时，不失时机地通过建立深圳经济特区和实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发挥廉价劳动力资源极为丰富的比较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开始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进入国际分工序列。
1990～2000年，我国抓住了发达国家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部门国际转移的高潮，在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依托长江
三角洲地区的产业基础和人力资源基础，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更进一步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并使我国在国际分工序列中的竞争力地位明显上升。
2001年，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环境进一步改善。我国抓住了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劳动密集服务部门国际转移的机遇，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同时，实施沿海地区以发展现代服务业为方向的产业结构升级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和中西部地区大开发战略，形成了东、中、西部联动，按产业梯度展开的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为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78年以来，通过坚持对外开放，不断按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要求实施经济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经济和贸易持续高速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后来居上，崛起为有全球影响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实现了我国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强国目标。
2 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特点 综观30年来我国对外开放的历程，有以下主要的特点和经验。
第一，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坚持对外开放并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紧紧抓住经济全球化重大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不失时机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以开放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形成开放、改革和发展之间相互推动和促进的机制，为经济社会的持续高速发展注入了动力和活力。
第二，在加入WTO的前期准备阶段、加入后的过渡期阶段，以及过渡期结束以后阶段，我国始终按信守承诺、自主履行的原则，积极、稳妥地融入WTO全球多边贸易体制，在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情况下，保持了国际经济贸易环境的基本稳定和逐步改善。
第三，根据经济全球化发展不同阶段国际产业转移的不同特点和我国区域经济的不同优势，按梯度发展和点、线、面逐步推进的原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形成区域性的产业规模化和集群化优势；在保持国际竞争力的持续提升的同时，国民经济和对外经济贸易持续高速增长。
3 简要的结论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和社会取得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所未有、令人瞩目的发展。这一发展得益于我国始终坚定不渝地维护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得益于根据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产业转移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而制定并集全国之力坚决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战略。充分发挥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的优势。
三、省前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E和新机遇
目前，随着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经济地位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以后，我国对外开放面临着一系列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 我国对外开放国际环境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和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增强，在既定的国际分工格局内，与各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不断加剧，这种贸易摩擦带有战略性贸易摩擦的性质，表现出摩擦的范围扩大、对象增多、边界延伸、手段日趋复杂的特点。其中，贸易摩擦的范围逐步从货物贸易扩大到服务贸易和知识贸易；贸易摩擦的对象逐步从发达国家扩张到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边界逐步从贸易领域延伸到与贸易相关的领域；贸易摩擦的手段逐步从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领域逐步蔓延到反补贴、启动WTO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体制领域。
第二，随着我国在世界经济和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要求我国承担国际责任，提高其环境和资源保护、就业和收入水平的呼声日益强烈，并动辄渲染为“中国”。这种呼声和要求往往超越我们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承受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国的增长和发展的空间和回旋余地。
第三，由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制度和大多数贸易伙伴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制度的本质差异所决定，当前的贸易摩擦越来越表现出政治性和体制性的特征，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热衷于把贸易问题政治化，以给予“非市场经济地位”待遇作为要挟，要求我国按其确定的标准和时间表改变基本面经济、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压力日益增大，使我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的国际环境压力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和贸易领域，而日益表现出经济、贸易、政治、军事等各种压力相互交织，制约和相互影响的特征。
2 我国对外开放国内环境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第一，按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我国对外开放绩效的评价标准将从数量层面转型至质量层面。按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要求，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同时，必须逐步改变目前主要依托廉价资源优势，在国际分工价值链的低端引进外资，发展加工出口贸易的粗放式的对外开放观。但这一对外开放观的转变面临来自传统政绩观念、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管理方式和既有经济增长方式惯性的巨大阻力，难以在实施新的对外开放战略时统一目标、统一行动、统一步调。
以济源市学校篮球运动现状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资料法查阅了全国“篮球城市”评选标准和相关资料；采用访谈法对参与评选全国“篮球城市”的国家体育总局篮管中心青少部以及相关部门的领导进行采访；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济源市不同层次学校的学生进行抽样调查；运用办公软件Microsoft Excel2003和SPSS12.0版本统计软件对问卷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进行整理和统计。
二、结果与分析
1.济源市学校篮球运动现状
济源市目前共有137所小学、42所初中、15所高中，其中包括省级篮球传统学校3所，市级篮球传统学校14所，共有学生16万人。根据该市教体局要求，每个学校必须建立篮球队进行训练和比赛，除参加省级比赛外，市级比赛的形式主要是“3对3晨光篮球联赛”和“济源市中学生篮球联赛”。依据情况不同，比赛规则往往采用特殊规定，如小学比赛时间第一节10分钟，第二节10分钟、第三节15分钟，全部时间共35分钟，要求换人的情况下必须5上5下。为使篮球运动更好地在学校开展，市体卫艺站采用督导评估与奖金发放及职称评定挂钩的办法，以督促教师（教练员）更好地训练。
2.济源市在训学生情况
据统计，济源市常年坚持篮球训练的在校青少年运动员约为3980人，占学生总人数的2.5%，数量较多，全市共有17所常年训练学校（见表1），篮球运动较为普及。
3.济源市教练员（体育教师）和裁判员状况
济源市现有教练员（体育教师）217名，大学本科以上学历100人，占46.1%；小学专职体育教师145人中，其中具有大专以上学历65人，占44.8%。这支队伍中年龄介于20-35岁居多，有30.7%是篮球专业毕业生，但中教以上职称仅有10%，队伍人员整体专业训练素质不高，这对济源市学校篮球运动发展有很大影响。
“没有高水平的篮球裁判员，也就谈不上篮球运动的高度发展”。目前济源市有篮球部级裁判员1名，一级裁判员10名，年龄介于25-40之间，95%为学校教师。济源市篮球管理部门每年对教练员、裁判员培训2次。但通过调查得知，对济源市篮球裁判执裁情况有5%的人认为执裁情况很好，4.4%的人认为执裁较好，60%的人认为一般，30.6%的人认为差。这说明济源市的篮球裁判水平亟待提高。
4.济源市学校篮球资金来源与场地
济源市学校篮球运动的经费来源主要由学校专项经费、体育公积金、社会赞助（包括捐资助学、社会团体赞助、个人捐助）三方面组成。但是由于体育的发行和收入的不确定性，主管部门并没有对具体的拨款数额进行硬性规定，而且对经费资助也可以通过下拨运动器材来兑现，且数额有限。
在济源市体卫艺站篮球运动资金来源中，每所中学按2万元，小学6000元的标准由政府拨款，用来负责济源市学校篮球比赛，而平时学校的训练费用则由各校自筹。调查发现，97%的学校对教练训练基本没有补助，这对教练的工作积极性挫伤较大。
根据2005年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结果以及实地调查得知，济源市现有篮球场地468块，其中学校有400块，占85.5%。而双桥一中16块，济源市一中18块，占该市学校全部篮球场地的4%和4.5%，而且大部分为塑胶场地，能较好满足教学和训练要求。
5.济源市学生参与篮球运动动机及认可度调查
上表调查结果显示，大多学生认为参与篮球运动是一项娱乐休闲活动，其中，爱好篮球运动的学生男生占22.2%，女生占17.4%。在调查学生中，男生有12.9%，女生有4.3%的把篮球运动作为将来发展的职业，应该说篮球运动是学生中普遍受欢迎的项目。
调查显示，对是否愿意接受篮球训练，52.4%的男生愿意，仅有7.8%的人不愿意，女生中愿意接受训练的也占到42.1%。对是否愿意参加篮球协会，54.9%的男生愿意，而女生愿意的为35.1%。这说明大多数人乐意参加篮球协会或其他基层群众篮球组织。
6．济源市学生参加篮球运动的难点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学生参与篮球运动的难点中，缺乏时间、没有教练、经济原因被排在前三位。除此之外，师资也是限制篮球运动发展的一大瓶颈。以济源市一中为例，该校篮球教练5人，学生5000人左右，按照图1显示结果按20%的学生喜爱篮球运动来计算，每个教练大约负责200人左右的篮球教学与训练，师资短缺由此可见一斑。
7.学校篮球运动的优势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2005年肯德基全国青少年三对三篮球赛在全国262个城市展开，参赛队达13200
支，参赛人数超过6.5万人。首届全国初中联赛，2006年在全国15个城市展开，参赛的13-16岁青少年达到9万人次，由此可见全国中学生对篮球运动的热爱程度。在济源市，学校篮球在某种程度上却处于一个比较独立的发展状态，其活动的开展与当地社会的联系不够紧密，对当地篮球运动的开展没有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调查显示，当地从事体育工作的人员中有83.4%的人认为，学校篮球对当地篮球运动发展有直接的影响；有66.7%的工作人员认为，由于受体育经费及学校管理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学校的人力和物力等资源对社会篮球运动的推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1.管理目标不够明确，管理制度不够完善。政府应切实把学校篮球工作放在青少年后备人才发展的首要位置，并给以政策支持；学校应把体育教师的工作业绩与学校评优评先及奖金发放等挂钩，并适当给以倾斜。
瑞士信贷环球股票策略师加思韦思综合过去数周与来自欧美亚投资者会面的情况，发现投资者完全在现在的市况中迷失，并已将手上股票套现。
现在虽然全球经济仍然低迷，但国际资本市场上并不缺资金，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央行放水导致的流动性充盈局面，一直持续到现在。
从多方信息来看，投资者的迷失主要是因为在全球经济低迷之下，对未来市场感到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
投资者的关注点显示，中国经济有多个方面让市场感到担忧，如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中国楼市泡沫仍在加剧等，国际市场还特别关注人民币，认为这是影响投资的关键指标，如果人民币被允许再次贬值，很多投资者都相信此举将导致严重通缩。
其次，市场对于全球央行的货币政策动向感到担心。据加思韦思了解，有三分之二的客户认为美联储在目前环境下加息是一个错误政策，而且美联储最近对外发出的信息令人迷惑，这大大增加了市场误解美联储政策的机会。
第三，愈来愈多投资者认为，全球央行的“弹药”快将用尽，而过去行之有效的量化宽松措施已经不能有效地推升通胀。要指出的是，这种担心可能主要是针对中国以外的央行，在特殊情况下，中国央行的“弹药”可能是不受约束的。
第四，全球外汇储备已经从高位下降了约5000亿美元，主因各国要抛售美元捍卫本土货币汇率。
不少投资者认为这是一个不利讯号，因此举相当于货币紧缩。
要指出的是，中国可能对全球外汇储备减少做了最大的贡献，今年迄今为止，中国外汇储备已经连续5个月下降，从去年6月份达到峰值3.99万亿美元后，中国9月底外汇储备余额为3.5141万亿美元，已减少4800亿美元，其中三季度就减少了1800亿美元，而8月份外汇储备减少了939亿美元。
最后两个悲观原因，分别是股票估值不便宜而且企业盈利在下降，以及高息债息差持续扩大。
从全球投资者迷失的原因不难看到，全球经济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正在造成投资者的困惑。当过多的钱因此从资本市场撤出时，全球只有很少的投资标的（如伦敦的房地产）供这些资金来选择。
迷失期很可能继续延长，因为上述令市场担心的因素并未减少或者出现显著好转。
以最大的因素中国经济为例，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跌破7%，而诸多经济数据显示，6.9%的经济增速也是很难达到的。这种情况很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中国经济能否拉动全球经济
全球经济继续受到去杠杆化、贸易保护主义、消费下挫的困扰。
从数据来看,全球经济喜忧参半,执全球经济牛耳的美国经济同样如此。全球金融去杠杆化盛行,贸易额急速下降。美国去年12月份进口额为1737.3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的2031亿美元相比下降13%左右。而中国1月份进口额比上年同期骤降43.1%,更能反映国内需求情况的一般贸易进口也下降了40.1%。美国非农工作岗位连续三个月丧失60万个,去年9月美国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美国经济在今年一季度将增加1.2%,时至今日,大部分经济学家的预测是,美国经济一季度将下挫4.6%,奥巴马含糊不清的救市政策成为替罪羊。
但另一些数据显示经济有企稳迹象,主要反映在信贷利率、制造业指数和海运指数上。1月份,美国零售额“意外”增长1.0%,而经济学家此前的预期为下降0.8%。在美国、欧盟与中国三大经济体,多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均在1月份小幅上扬,预示着制造业活动的收缩势头可能正在放缓。银行间拆借利率也在回落,银行间的三个月短期拆借市场利率与联邦预期利率之间差额缩小,这意味着,企业的信用逐渐恢复,一些信贷市场正在解冻。
中国经济的强劲反弹,对提振全球信心功不可没。衡量原材料海运成本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航运指数(Baltic Dry Index),1月份较去年12月份的22年低点反弹了1.5倍以上,这个指数受到中国大宗商品进口的强烈影响。在政府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中国的铁矿石进口在增加,中国电力企业为了与煤炭企业博弈,转而从国际市场进口煤炭。所有这些,都表现为经济景气的复苏。
目前,全球经济的反弹是由美国信用体系的逐步复苏,由中国经济的刺激计划促成的,而全球经济能否走出低谷,有赖于以下两点:一是美国国内的资产去毒化过程接近终点,不会爆发出大规模的坏账危机,或者由政府成立坏账银行接收坏账;二是中国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够让中国国内经济转危为安,进而通过对大宗商品的需求等,拉动全球主要经济指标,使全球经济走出紧缩周期。
中国经济不可能引领全球经济,虽然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越来越大,但全球经济的心脏仍在美国。美国此轮紧缩与消费的下降,使得全球经济受挫,如今美国经济形势虽然走出最坏阶段,但仍处于紧缩周期。
中国情况虽然有所好转,不过可以判断,目前的复苏是短期反弹。随着政府刺激经济计划的出台,一些资源性行业暂时好转,如一些钢铁企业受惠于基建计划,在春节期间减少铁矿石库存,春节后增加了进口。粮食、有色金属等出现了相同的情况。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作为钢铁大用户的房地产业景气复苏缓慢,有色金属与钢铁的产能没有全面恢复开工。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任务十分艰巨。与投资相比,居民消费占比过低,虽然政府在花大气力提升社会保障系统,但不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城镇实际失业率已经上升到10%以上,资金密集型大企业、大项目受惠于积极的财政政策,但在经济份额中占比达到70%的民营企业仍在泥潭中挣扎。中国经济的症结是,缺乏一套明确的、经过实践检验和详尽论证的经济结构性改革方案。
结构性失衡可能加剧
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不能辅之以切实的经济结构性调整,在短期的提振作用过去之后,结构性失衡会加剧。
我国扩张的信贷、投资,基本上都投向了大企业、大项目,而这意味着资金投入不能带动相应的就业、消费,更无法缓解民营企业的经营困境。
我国信贷中隐藏的结构性问题浮出水面。信贷被用来“以新还旧”,表外贷款进入表内,在总量1.5万亿元的非金融公司贷款中,票据融资和中长期贷款分别占到了41.6%和34.9%。中长期贷款的增加显示央行将主要贷款投向了政府项目,票据则被视为一种无风险信贷,显示出银行风险规避倾向至今仍占上风。企业活期存款占到八成左右的狭义货币供应量(M1),出现了自2008年4月以来的连续第9个月增速下滑――截至1月末的M1余额为16.52万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68%,增速低于上个月末的9.06%,跌入了1997年有货币量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这完全反映出,除政府投资以外的企业投资活动继续萎靡不振。
央行在压力之下,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以激进的态度发放信贷,但通过具体数字我们了解到,大部分贷款去了大项目、大企业,这相当于政府自己给自己担保、自己给自己放贷。对于大部分仍在资产负债表中挣扎的中小企业而言,这是他人院里的果实,与自己无关。信贷放松了吗?放松了。大部分企业受益了吗?没有。
在1998年的时候,政府和它直接能控制的国有大型企业占社会资源的50%,甚至更多,到2008年占到30%,用30%的政府投资带动70%的社会资金,政府项目往往效率较低。如果资金无法配置到高效的企业,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从长远来看,有可能面临下降态势,这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会上升。
1998年的时候,中国居民的消费对GDP的贡献是45%,基础设施投资导致居民消费贡献受挤压,目前消费对GDP的贡献已经下降10个百分点。如果居民消费不能跟上,产能过剩的问题会更加严重。
即使在政府投资初见成效的现在,产能过剩的问题还是遮盖不住。
再以钢铁行业为例。钢材价格是国民经济的领先指标,去年6月底7月初,钢材价格见顶,到9月底前缓慢下跌15%左右,国庆节后暴跌30%。宝山钢市指数去年12月初达到868点后,逐渐反弹到933点,目前已经开始下滑。这个指标,值得关注。虽然经过政策强心针的刺激,全国钢铁企业状况有所改善――企业复工情况良好,河北省12月钢产量创下历史新高,但钢铁大省如山东、湖北和上海市的产量都萎缩了二至三成。
出口钢材量下降,一月的钢材出口量更是大幅度下降。全国库存在去年10月达到低点后,很快回升到历史高位附近,上海等地的长材出现压港卸货的情况。由此导致钢铁价格经历了下降、反弹、再下降的过山车。可见,通过刺激可以在短期内降低企业库存,但长期的去库存化,只能依赖于以下两点:全球消费形势的好转,国内居民消费提升。
此轮提振经济中最有新意、最积极的举措是,通过家电下乡、医改、房改等方式,以补贴的形式刺激居民消费。此轮提振经济举措中最令人沮丧的是,大企业、大项目独得其利的情况没有丝毫扭转。我们无法想象,日益垄断的企业对应着千变万化的消费需求,相比而言效率比民营企业更低的企业主导着中国经济未来,而在中国经济结构中占比70%的民营企业,却只能依靠民间信贷与自有资金扩展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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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储局主席耶伦在上周五电视直播下，宣布联储局公开市场委员会决定不加息。一如利率期货事前预测，只有30%的机会加息。美国经济在联储局量化宽松支持之下，已经明显复苏，第二季经济增长已经达到3.7%，失业率降至5.1%，已经达到加息的客观条件。耶伦解释维持接近零利率决定主要原因，是要考虑到环球经济情况，欧洲及日本仍然处于经济衰退及通缩压力之下，复苏遥遥无期。
最大忧虑中国经济下滑
当然，美国倘率先加息，将不利美国的跨国企业。全球经济现在最大的忧虑是中国经济放慢，过去几年中国经济增长，占全球经济增长的三分之一，中国经济增长放慢，立即影响到商品价格。原油、铁矿砂、铜等都大幅下挫。最明显是原油价格，由于美国页岩油每日生产几年内增加到每天五百万桶。以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以消化增加的产能。但是中国自2014年开始，原油入口开始稳定，令到现原油市场每天供过于求达到200万桶。石油出口国组织，尤其是沙特阿拉伯不肯减产，以本伤人，维持市场份额。原油价格从110美元一桶跌至最近45美元一桶，最低跌至38美元。铁矿砂从每吨190美元的高位，跌至最近55美元一吨，铜价也是同样一年内急挫20%。全球经济不景气，20位联储局委员中，13位反对加息。认为现阶段环球经济不景及商品价格急跌情况下，不适宜加息。有三位反对，认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接近全民就业，现不加息，将来需要快速加息。
值得一提的是，今次美联储局不加息，是第一次以外国因素作为不加息的主因。在环球经济不景下，商品价格急挫，原油价格大跌60%。美国汽油零售价格由去年每加仑4美元跌至今年同期2美元。过去几年美国通涨压力一直不大，到8月消费物价指数实际下跌。美国不单止没有通涨压力，反而有通缩压力，加息只会令通缩压力加大。美国商界也反对在现经济情况下加息，加息令到美元汇率上升，立即令到以出口为主的跨国企业海外收入减少。通用汽车及苹果等大企业，有20%以上的销售是往中国，中国也占其纯利20%以上。
美元强势大企业失订单
曹远征：经济危机进入可预见的衰退
4月中旬，我曾以“在目前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形势下政策调整的建议”为内容，给国务院写了报告并得到批示。在这份评估报告中，我做了这样的分析和判断：全球经济危机总体形势将不再出现大的意外，已进入可预见的衰退。
对三种变化的判断
全球危机的表现在今年一季度发生这样一些变化：危机从资本市场转到商业银行，比如出现花旗和汇丰等问题；从美国转到欧洲，东欧问题严重化；从投资者转向消费者，消费者的储蓄率上升速度非常快。
现在看来，第一种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控制，比如美国启动的银行压力测试，虽然没有公布具体数据，但表示如果补充750亿美元，基本上银行都可以正常化运作。现在美国已开始启动好银行、坏银行分离等措施，这与中国曾进行过的银行改革、剥离不良资产一样。也就是说，尽管金融还在去杠杆化，但进入全民修复资产负债表阶段的趋势已经比较明显。
对于第二种变化，我们曾经认为东欧问题非常严重。但4月2日金融峰会后，国际社会的大规模救援使其形势得以基本稳定，出现因东欧问题扩大化而影响到西欧的概率正在变小。
现在唯一令人比较担心的是，西方国家储蓄率的迅速上升。美国储蓄率已经由负值上升到超过4％。我认为，如果这不是因经济危机导致的临时紧缩，而是美国在消费习惯上出现变化，未来依然维持6％－8％的储蓄率，就意味着全球要损失掉近6000亿美元的市场。这对亚洲国家的影响非常大，去杠杆化可能会导致去全球化，致使整个市场开始萎缩。
总之，如果金融危机能够稳定，世界经济衰退就可预测。我的观点是，2009年世界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即使是正增长也不会超过1％。美国经济在2009年末，2010年初可能见底；亚洲国家的情况会好一点；欧洲国家较慢，明年中期以后可能会见底。中国的宏观经济已到谷底，甚至可以说有走出谷底的迹象。尽管同比数据还较低，但环比数据全部回升。如不出意外，今年三、四季度GDP会到高点。但危险在于明年一、二季度可能还会有所下降。现在基本可以肯定的是，环比数据一定是“w”型，同比也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形态。这与1998年-1999年的情况基本一样――两次探底，但是探底之后的情况很难预测。
会不会出现日本的长期萧条现象
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见底是不是意味着经济就能马上进入复苏?会不会出现日本的长期萧条现象?这个问题令各国最为头痛。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是一个结构性调整，过去形成的全球化结构正在发生变动。在过去的全球化结构中形成了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的三个板块：一个是亚洲国家依靠低成本被纳入全球化，它们降低了通货膨胀，拉低了全球物价，在为全球低通胀高增长的局面做出贡献的同时，从中获益；其次，美国是货币制造区，通过负债给亚洲国家提供市场；还有一块是，亚洲经济的发展使得资源价格上涨，推动了俄罗斯、澳大利亚、巴西等资源出口国的经济发展。但是，最终所有的钱都通过资本市场回转到美国，支持了它的负债。
现在亚洲国家普遍在思考，能不能通过亚洲内部的需求闭合实现自救。与欧美国家相比，亚洲国家以制造业等实业为主，并拥有高储蓄率，国家、企业和个人的资产负债表情况都相对要好。危机之前，制造业和高储蓄率是通过欧美环节循环。危机到来后循环被打断，就表现出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高储蓄率并存的情况。能否将高储蓄率和生产过剩结合起来，实现亚洲内部的闭合?
具体到中国，刺激经济的4万亿计划侧重撬动国家资产负债表，贷款速度增长达到了撬动企业资产负债表的目的，但问题是个人资产负债表撬动迹象并不明显。如果能撬动三者的资产负债表，中国实现“保八”问题不大，关键是实现“保八”的机会成本、代价有多大?
目前脱离国际货币体系的亚洲货币基金已经形成，1200亿美元里中国与日本各占32％，韩国占16％，东盟占20％。只要亚洲绝大多数国家发展工业化、城市化的基本态势不变，各国能撬动资产负债表，那么内部循环在理论上说是有可能实现的。从长远看，这几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期
中国要继续走城市化、工业化的道路，农民进城是必然趋势。农民不是没有资产，只是没有资产性收入。在保护基本农地基础上，如果让宅基地可以一定比例的与经济适用房等城市房地产进行置换?宅基地是闲置资产，能不能将其金融化成为有收入的资产?从而撬动土地对应的那部分资产负债表。
根据国际上的测算，如果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维持在8％，通货膨胀率4％-5％，人民币升值3％-5％，到2020年中国就会超过美国。那么在承担国际责任方面，中国必须站在全球高度看待中国的问题、制定长远规划，仅局限于国内的情况，会产生很大的机会成本。据我们测算，12到18个月内通货膨胀率在5％到10％之间(不管表现在资产价格还是表现在物价上)，银行的坏账肯定会增长，经济波动会加大。这三个风险亟需评估。
中国现在恰巧有一个契机，创造新的外需，扩大内需，实现结合。从长远来看，这几年是中国发展的黄金时期，首先2010年后进入人口老龄化，政府的支出马上要转到社会保障，很难在基础设施建设上加大投入；第二，国际格局的变动正好给中国提供了一个调整在国际经济中地位的时机；第三，这种情况已经预示着高速增长阶段已经基本结束，中国需要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民生建设为中心，不能为下一步改革制造障碍。
陈兴动：中国面临四个循环的改变
危机发生后，我所在的法国巴黎证券促成了全球60多个国家的经济家学每季度的聚会，对全球经济形势进行预测和判断。其中，我观察到，从4月份开始，各国基本不再对经济增长的预测做向下调整，对全球经济形势开始形成共识。经济学家背后是各国政府，各国政策也基本从恐慌演变为寻找对策，G20最后能达成共识就是体现，尽管各国之后的执行可能已经走样。
全球经济增长在第三季度应会见底
经济学家的基本预测是：2009年全球经济增长在1.3％，发达国家在3％左右；到2010年，发达国家可能回升到0.5％-1％，亚洲国家是4％-5％的增长。
最近我们连续访问了日本中央银行、美联储、欧洲银行、英格兰银行、澳大利亚银行和亚洲几家银行，基本看法是全球经济增
长在第三季度应会见底。对于触底的衡量，我更倾向于总体经济增长，也就是以GDP为指标。
具体分析，美国去年第四季度的经济增长是－6.3％，今年一季度的数字是－6.1％。这个数字代表的不是好转，说明一季度GDP在去年四季度的基础上又减少了1.3％。也许美国GDP下行的幅度转小，但依然没有见底。对于可能面临“w”型趋势的判断，美国看得很清楚。日本的情况较可预期，在经历了长达13、14年的“黄金衰退”后，日本对目前的衰退并不陌生和恐慌；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形势也比预期要稍好。情况仍不明朗的是欧盟。客观上讲，欧盟国家间的差别太大，各自为政。欧盟有中央银行没有中央财政部，欧盟的货币政策不能与财政政策协调一致。同时，欧盟扩张的东欧五国问题还很严重。在主观上，欧洲各国都不愿为其它国家背债。虽然欧盟没有积极参与过去十年美国主导的金融创新，在此次危机中损失相对较少，但不代表欧盟各国能快速渡过。
论断复苏还远没有依据
见底并不是全球经济的目标，何时复苏才是关键。
美国的首要问题是维护社会稳定，在美国40％的家庭，基本上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25％的人口如果失去工作就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今年3月份，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先后做出了增发纸币的决定。美国2009年预算赤字是17500亿美元，加上到期国债和还需发行的国债，总量应该在25000亿美元左右。将国债发往国际市场，目标就是中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中国现在是美国国债的第一大持有国。
美国增发美元的用途，首先是购买有毒资产，但将资金投入到金融衍生品或是衍生品基础上的再衍生品，无异于将钱填进无底洞。其次，进行三项基础设施投资，一是改造电网，在我看来这是美国为救经济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但是投入总量太小；二是改造公路网、铁路网，这个市场基本已饱和；三是建校舍，但政治口号对经济的意义不大。
最近，美国派了几批代表团到日本研究其衰退的经验教训，日本中央银行表示，发行钞票起不了作用。转而寻找其他解困途径的美国，对银行进行压力测试，希望借此给市场以信心。虽然测试结果比经济学家预期得要好，但市场反应却相反。
从这些方面看，针对复苏，各国唯一能达成的共识是：恢复力度将很弱，复苏所需时间会很长，失业将严重继续下去。
可以看到去全球化的影子
经济危机后，各国都被动地提高了国内储蓄率，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到去全球化的影子。各国政府或明或暗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因此中国要认清一个事实：即使出口退税再高，补贴再大，也无法帮助企业实现出口。
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应该把工业生产的增长视为关键。主要是把前低后高的趋势做出来，使市场恢复信心。从市场的角度看，我觉得中国现在面临着四个循环的改变问题：
首先是中国与世界的循环，在过去的30年、特别是加入WTO后的8年，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是“投入的爱一次，却忘了自己”。回首思考，中国已完全成了欧美市场的“打工仔”。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如考虑到付出的资源、环境和劳动力成本，中国得不偿失。这样的全球化，中国不应该再过多的介入。但等到快醒悟时，留给中国自我调整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其次是出口带动工业化，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循环。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一直比较被动，如今，当作为主要推动力的出口失灵，拉动工业化的需求应如何培养?其实，只要在政策上做出调整，让农民工变成城市的消费者，需求和城市化都会应运而生。中国本身并不缺少需求，主要是政府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够。将资源和政策向中小城市倾斜，吸引农民进入城市化，那么更多的深圳将会不断产生。
第三是沿海与内地的循环，目前很多内陆城市已看到了发展的时机。在沿海拉动作用下降的情况下，能不能靠自身的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发展。
第四是用小循环带动大循环，即区域循环带动整个国家经济循环。北部湾经济区、福建海西区、滨海新区、浦东新区，按照沿海等区域发展的小循环带动大循环，按照中国13亿的人口、远没有完成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扩大内需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石小敏：未来三年对中国至关重要
从现在美国的情况看，我认为未来至少三年，美国会出现资产负债表式衰退，这也是日本野村经济学家辜朝明先生在总结日本衰退的经验中提出的概念。这种衰退有几大特征：一是经济增长低迷，往往是负一、负二或者是零；二是伴随通缩，物价下跌；三是流动性陷阱，银行把利率降到零仍然没人借钱，国内市场需求严重不足。日本在这20年中，采取中国这种4万亿元刺激经济的大手笔也有几次，但没有让需求明显提升，加之老龄化开始，导致培养消费无功，产业创新也没出现。通常说日本沉默10年，但实际上看，日本的衰退状态至少存在15年以上。
美国与日本的区别在于：第一，美国是全局，日本是局部，日本是好时经济很高，坏时跌得很深，但苦难自尝、转嫁能力很差；美国是好时全球分享，坏时全球分担，但由于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和美元体制的存在，膨胀幅度和下跌程度比日本要浅。
第二，美国的战略选择、政策决策机制灵活，对经济的思考也远比日本深入。美联储前不久提出，理想的利率是负5％，这已经穿透日本经验。想做到这点，美国就要将零利率和财政贴息结合起来。但美国缺少国有企业体系，利益集团反对、自由市场传统、国际社会批评等原因，实施难度很大。另一种办法是径直实施美元分阶段贬值策略。这将严重损害美元外汇储备多的国家。奥巴马新能源战略计划推出新的大产业，站在新产业与道义的制高点上重新领导全球，但实施难度极大，没有五到十年的时间很难见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