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文艺复兴以后，近代科学在欧洲迅速产生，以1687年牛顿出版他的《的数学原理》为标志，近代科学革命到达高潮，这本已是，然而，问题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中国人在自然知识满足于人的需要方面，曾经胜过欧洲人，那么，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1)这一问题难倒了20 世纪的科学史学家和其他许多学者。由于该问题是英国著名科学史学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90——1993）最初提出，后包括李约瑟本人在内，至今无人能给出满意的答案，遂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作为近代科学革命之后，有中国血统和中国文化背景，又为世界科学做出巨大贡献，与牛顿、麦克斯韦、爱因斯坦等并列的科学家——杨振宁对这个问题以及中国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中国科技的未来等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提出了一些独到的看法。 ( 燕南， yannan.cn )
二 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欧氏几何及其逻辑系统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主要原因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发，杨振宁认为，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李约瑟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曾经成篇地讨论过这个问题，并给出了种种理由：中国早期的哲学如阴阳五行等尽管曾促进过中国早期的科学发展，可是这些理论本质上的经验性和思辨性在后来却成为阻碍实验科学在中国产生的原因；中国没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是实验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基本的原因；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不鼓励、甚至是抑制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 ( 燕南， yannan.cn )
杨振宁指出：“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看，和其中的某些自大有关系。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想把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解决了。……他们第一想解决人文问题，第二想从总体上解决人文问题。”(2) 因此，他们不愿去做具体的事情。古希腊的哲学家中，也有人企图总体上解决所有的问题，“可是他们也有人从事非常具体的问题”。 ( 燕南， yannan.cn )
从解决具体的、现象的问题入手，“希腊人发现正立方形只有5 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而这个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后来有人说欧几里德所以写了欧几里德几何，就是因为要证明这个定理。这是西方思想方向的结晶。”
(3)
欧氏几何的产生并不是孤立的。在力学方面，阿基米德为了鉴别皇冠的含金量，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和。在一次洗澡时，他感觉到身体受到向上的托力，由此悟出了解决皇冠问题的，同时发现了著名的浮力定律。此外，阿基米德还发现了杠杆原理。
中图分类号:G85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 号:1007-3612(2009)06-00138-04
A Discussion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Scien tific Study Compared with Athletic Wushu
YING Juying
(Zhejiang Economic and Trade Polytechnic College, Hangzhou 3100 18,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logical analysis, 505 papers ontraditional Wushu and athletic Wushu retrieved from CNKI from 1998 to 2007 are a nalyzed and contrasted in respect of the annual tendency of change, fields of re search and types of research.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quantity of papers o n both traditional Wushu and athletic Wushu tends to be fluctuating and unbalanc ed.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n traditional Wushu is obviously lagged to the bas ic research. It points out that highlighting application research and achievingscientific skill and training is the key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traditional Wus hu; Emphasis on the media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Wushu, seeking an appropriatecompetition system as well as descending traditional Wushu by school should befocuses of Wushu research.
Key words: traditional Wushu; paper; present situation of scientific stu dy; analysis
新世纪,“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成为时展的强音,在体育领域,更多的学者 将研究的视角锁定在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武术上,特别是受西方体育影响较小的传统武术。 实际上,自上世纪末以来,武术界一些学者就开始涉猎有关传统武术的问题,关于如何看待 传统武术,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对待传统武术,传统武术的路应该如何去走等一系列问题逐渐 成为武术科研的重点。众所周知,20世纪是以竞技体育为主的西方体育在整个世界蓬勃发展 的一个世纪,传统的中国武术虽然与西方竞技体育具有迥然相异的文化特色,但是,这并不 妨碍从其发展轨迹之中寻找一些可以借鉴之处。武术领域,受西方体育影响较深的竞技武术 的发展相对比较成熟,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模式,本文将以竞技武术的科研 为参照物分析传统武术的科研现状,总结其成就和不足,从而寻找传统武术科研的方向与重 点。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在美国科学指标统计体系中,科技成果一般可分为三类:学术论文(以及专利)、用价值量表 达的成果和教育培训成果,其中学术论文(以及专利)为直接成果[1],据此,本文 对传统武 术和竞技武术的科研情况的比较主要以学术论文为研究对象,本文主要选取了自1998年1月 到2007年12月10 a间有关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文章。具体方法是应用计算机检索中国期刊 全文数据库(清华同方CNKI数据库) ,在检索项“题名”栏中分别先后输入检索词“传统武 术”和“竞技武术”,采用精确匹配方式,在选择查询范围时采用中图分类法――总目录、 教育与科学、综合体育,共检索出有关传统武术的论文348篇,有关竞技武术的论文242篇, 共计630篇。对检索出的文章全部下载,并进行初审,剔除不属于学术论文的文献以及重复 性研究,筛选出符合本研究标准的武术论文505篇。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分析对所收集的论文从纵向和横向两方面进行分析:通过纵向的时间轴对比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 的科研情况,以分析传统武术科研的发展趋向;通过横向的研究领域、科研性质对比竞技武 术与传统武术的科研情况,分别将二者的研究进行了归类统计,旨在客观呈现当前二者的科 研状况。
1.2.2 数理统计 对收集的论文按不同标准分别进行分类,并进 行统计处理。
1.2.3 逻辑分析 对不同标准的统计结果进行分析论证。
2 结果与分析
2.1 近10 a来有关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研究的期刊论文数量及走势对比近10 a有关传统武术的学术论文共285篇,有关竞技武术的学术论文共240篇,具体数量分布 见表1,总体趋势见图1、图2。
从表1和图1、图2可以看出,传统武术与竞技武术期刊论文基本逐步增加,从2004年开始急 剧增加,竞技武术的论文研究在2006年到达高峰,继而又快速回落。而传统武术研究则基本 呈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可以反映出当今武术科研的总体趋势,即:与社会大环境相适应, 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民族文化特色较浓的传统武术,半个世纪以来竞技武术一枝独秀的局面 将被打破,传统武术将再次取得武术发展的主导地位。为促使作为未来武术发展主流的传统 武术能够更好的发展,有必要对其目前的科研状况进行宏观分析,指出其成就与不足,从而 使更多的研究者整体把握其发展概况。
2.2 近10 a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期刊论文主要研究领域对比将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的论文按研究的主要侧重点进行分类,论文数量由高到低排列,具体 数量见表2、表3,主要分布见图3、图4。
由上可知,对两者的发展问题都是学者们研究的重点,这说明整个武术的发展相对西方 体育仍处在弱势地位,因此,武术发展一直是关心民族武术的学者们倍加关注的焦点。另外 ,对于竞技武术研究,技战术训练研究高居之最,而对传统武术这方面的研究相对十分薄弱 ,有关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是也是传统武术研究的重点。
2.3 近10 a竞技武术与传统武术期刊论文科研性质对比分析按科研性质分类是各学科进行科研工作较为通用的一种分类方法,它便于明确研究课题的性 质,把握其研究成果的价值。按研究课题的性质,分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关于基础研究 (basic research),我国著名科学哲学家刘大椿教授认为,“基础研究这种科学活动的主 要目的在于分析事物的性质、结构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事物所遵循的基本规律。 ”[2]应用研究(applied research)是指依据基础研究的成果,寻求解决实际 问题的方 法或途径的研究。[3]将所选武术论文按科研性质进行统计与分析,具体数量如表4 ,分布如图5、图6。
由以上可知,有关竞技武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对比较平衡,而传统武术的应用研 究明显滞后于基础研究,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传统武术的实质性发展。
3 讨 论
3.1 武术科研的重心开始转向传统武术研究,其中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成为研究的热点由图1、图2中反映出来的传统武术研究逐年增多,竞技武术研究开始回落的趋势可知,传统 武术将逐步取代竞技武术在武术发展中的主导地位,逐渐成为武术研究的重点,特别是关于 传统武术的文化和发展研究。传统武术的发展研究成为焦点,是因为长期以来,传统武术一 直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况,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传统武术的文化研究成为热点,是因为社会 大环境的使然。
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使中华民族一败再败,政治、经济、军事的落后使很多人 开始怀疑我们的文化。面对连续惨败的事实,处于极度自卑状态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妄自菲 薄的心理,力图将中国发展的所有希望都寄托于西学。“西化”几乎成了20世纪中国社会发 展的特征性标志。从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到的“砸烂孔家店”,再到改革开放后 的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大发展,等等,西学的历史印迹无处不见,直到20世纪末,在很多 人心目中还认为“西方的月亮比东方的圆”。
中国体育的发展也走了同样的道路。在西方强势体育的冲击下,继承发展了几千年传统文化 的庞大民族传统体育体系逐渐分崩离析,源流有序、自成体系的上百个武术拳种逐渐付之东 流。从近代一直到今天,西方体育在中国已遍地开花,奥运会――一个包含极少数东方体育 项目的体育盛会,一直左右着中国体育的发展。它一方面对中华民族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 ,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东方体育,使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许多民族传统体育项目 被挤到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不知所措地发展。[4]我们的全运会基本以奥运会为指 针运转, 除武术之外没有一个民族体育项目,即使武术也做了大规模的精简,进行了近似完全西化式 的发展。作为武术一小部分竞技武术也一直在为进入奥运会而四处奔波祷告,一再削足适履 。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定事物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得以发展”;“外因是变化的条件, 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奥运会之所以能最终发展成世界性体育盛会, 是因为内外因都具备了。传统的中国武术之所以在20世纪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不是因为它们 无深邃价值,而是因为没有促使其发展推广的外部条件。[5]当外部条件具备了, 自然能够得到长足发展。
当历史的车轮走到21世纪,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条件逐渐具备。20世纪 末,面对片面“西化”,强调“竞争”带来的种种弊端,很多学者将目光投向了以自然、和 谐、统一为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他们逐渐认识到:经济落后并不代表文化落后。正如于均 刚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述:“现代普遍流行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划分,仅适合经济领域 ,不适合文化领域”[6]。西方的强大有其先进制度的原因,也有其到处烧杀抢掠 而奠定了 雄厚的经济物质基础的原因。我们不否认西方先进的科技和管理模式,但是我们更应看到自 身固有的先进文化。“21世纪将是东方文化蓬勃发展的一个世纪”已经成为国内外众多专家 的预言。进入21世纪以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 态文明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传统武术的发展真的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外部条件。
从统计结果看,近年来关于传统武术的文化与发展问题的研究比重最多,占到整个传统武术 研究的60%。其中,关于传统武术发展的研究之所以高踞传统武术研究之最,正因为武术界 众多学者看到了传统武术的发展契机;这种契机正是因为东方文化的再次兴盛而致,所以有 关传统武术的文化研究仅次于发展研究,成为传统武术研究位居第二的研究热点。
3.2 传统武术的研究领域极不均衡,纯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偏多,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偏 少,这是目前关于传统武术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比较而言,竞技武术论文中,基础研究略高于应用研究,比例相对持平,而传统武术论文中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比例约为4:1,应用研究比重相对较少。应用研究的相对匮乏会使基 础研究始终停留在“认识世界”阶段,而不能在“改造世界”中发挥实际作用。只有加强传 统武术的应用研究,才能真正解决传统武术的具体实践问题,缩短传统武术科研的实践周期 ,加速传统武术科研的价值转化,加快传统武术的发展进程。
竞技武术的研究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模式,从运动员体能锻炼、教练员素养 、技战术训练、规则竞赛、以及产业化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善系统的现代体育理论模式,在这 种情况下,其技战术研究仍然高居之最,这说明竞技武术研究已经逐步细化到深层。而传统 武术的研究极不均衡,其技术战术的研究仅占7%,与竞技武术技战术训练的论文比重65%相 比相差近10倍,近60%的研究集中在文化发展研究上。“重文化研究,轻技术研究”成为当 前传统武术科研领域的普遍现象。
传统的武术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它蕴含着极其深刻的文化内涵,这是毋庸置疑的,很多学者 的精辟论证已经将传统武术定位到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度,另有些学者的研究仅限于低层 次的从文化到文化的文字游戏,这种转换式的重复研究可能是受当前评职称过分要求论文数 量的影响,甚至部分文章毫无根据地天马行空,漫无边际,使本来还比较清晰的传统武术云 雾缭绕,令读者不知所云。低水平重复研究对传统武术的发展极为不利,这不仅会增加读者 的阅读负担,而且给传统武术蒙上一层过于玄虚的外壳,使人们难以准确把握。
在研究武术文化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武术这个文化载体比较特殊,它毕竟是一门以 运动技术为表征的人体文化,其文化的发展传播绝不能脱离技术载体,只有逐步完善技术研 究,通过技术进行传播,才能更好地完成文化传播。面对众多西方体育的普及,传统武术庞 大的技术体系有待于系统化、科学化,只有寻求适合当代社会发展的主要技术体系,加强应 用领域的研究,才能切实落实传统武术的发展。因此,文化热后,对传统武术研究在注重文 化研究的同时,更要落实到技术层面,传统武术技术才是传统武术得以推广的载体。
3.3 在巩固理论研究、文化研究的同时,加强技术研究、应用研究,为传统武术寻找切实 有效的途径,是今后武术科研的重点目前的传统武术科研的主要工作应该是对已有的文化研究进行归纳梳理,去粗存精,去伪存 真,并逐步过渡到技术领域的研究。在怎样的文化框架下进行传统武术的技术传承和传播, 使传统武术在传播过程中真正发挥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实际作用,应该成为今后 研究的重点。例如,对于青少年应该选取怎样的技术才能真正起到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 精神的作用;对于中年人应该通过哪类传统武术的哪类运动形式进行锻炼,才能使其通过锻 炼体会人生,在武术的和谐中寓对抗,对抗中求和谐的技术中感悟人生过程;对于老年人应 该以哪些内容为主,以什么样的技术标准进行锻炼,才能真正起到健身养生、延年益寿的目 的。只有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传统武术的发展才有实质性进展。
对于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教育价值说得再天花乱坠,若没有人学,没有人练,那也是徒劳 。要使更多的人喜欢传统武术,首先要让人们充分了解传统武术。在进行了上述技术的改革 研究后,借助媒体的力量,进行大力宣传,对传统武术发展会起到最直接的催化作用。有研 究表明:从2001年到2005年间,CCTV5对中国武术的关注程度极低,其所占份额还不足其总 量的1%,5年来对全国武术锦标赛的转播为0,作为普及教育的“跟我学”栏目对武术的传 播次数也为0。[7]凄凉的数字让我们震惊。人的观念要靠一种信息不断地、反复 地刺激人 的大脑才得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对中国武术的遗忘和搁置,对西方体育的呵护和 热衷,将必然导致西方体育的中国盛行和中国武术的大众遗忘。[8]加强对相关的 传统的中国武术赛事的直播、转播,加强对武术教育价值的宣传,以进一步配合传承民族文化,弘扬 民族精神的历史使命,是当今媒体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特别是对于国家媒体和主流媒体。只 有让人们充分认识和了解武术,才真正使武术在当今的社会大潮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关于比赛与规则方面的研究,传统武术和竞技武术论文的比重为2%和19%,巨大的悬殊应该 与竞技武术特有的竞赛功能有关,但竞赛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在传统武术的开展中同样必不 可少。比赛是拉动发展的最好方法,没有比赛,传统武术很难得到广大民众的关注。其发展 自然会失去应有的生机和活力。目前,有关传统武术竞赛的实践已经展开,比如很多省市举 办的世界传统武术节,但是应该采用怎样的竞赛方式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很多竞赛仍然 基本采用竞技武术的竞赛方法,采用竞技武术套路的旧版本竞赛规则。如果按照这样的举办 方法进行下去,那么,随着比赛的逐步正规,参赛者水平的提高,这种竞赛将与现在的竞技 武术套路比赛无异,将无所谓传统武术与现代竞技武术之分,而统统成为现代竞技武术。加 强传统武术的竞赛研究应该成为其发展研究的一个方向。
在学校开展传统武术教学是传统武术普及的必由之路。学校是体育的摇篮,是原始、次原始 体育形态走向规范化、科学化和普及化的载体。欧美的各种球类活动和日本的柔道和韩国的 跆拳道,都是以学校教育为中介完成改造。传统武术历来追求的修德塑人的教育目标恰恰是 当今青少年学生所需。面对跆拳道在中国校园如火如荼地开展,传统武术诸多不可替代的价 值如何才能得以实现,众多基础研究成果的价值如何得以转化?寻求适合当今社会发展的切 实可行的推广模式,将特色的文化建设的全新理念注入当今武术发展规划,以科学的文化发 展观指导武术的实践发展,使武术的发展科学化、规范化,加强传统武术的应用研究,是真 正落实传统武术的发展的有效途径。
4 结论与建议
由以上统计结果及分析论证可知,武术科研的重心正在逐步转向传统武术研究,与社会大环 境相适应,关于文化与发展问题成为传统武术研究的热点,这是值得欣喜的。但是,传统武 术的研究领域极不均衡,纯理论研究、基础研究偏多,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偏少,从而导致 其研究成果难以完成科研价值的实践转化,这是目前关于传统武术研究存在的最严重的问题 。
针对目前传统武术科研存在的问题,加强技术领域的改革,研究适合传统武术的比赛模式, 以学校为中介完成传统武术的传承,并充分利用媒体对其进行有力的宣传,使人们更好地了 解传统武术,应该成为今后传统武术科研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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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曾经领先于世界，对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到了近代却落后于西方。为什么曾经的辉煌到了近代却成了落后？本文将从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入手，简要分析我国科学技术衰退的原因。
一、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
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相应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的发展要求要有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文化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具有选择和导向作用。
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内涵的科学技术，一种文化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在这种文化中存在的缺陷也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文、轻自然”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核心，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人文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对自然现象、自然知识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核心是支配社会生活的法则，是社会生活秩序的建立，而缺乏对自然的研究。认为社会法则和自然规律二者是一致的，没有认识到自然界的独特性和运动的规律性，过分强调对人、对社会的探究，忽视了对自然的研究，从而导致了以自然为基础的科学知识的缺失。
李约瑟博士曾这样评论：“儒家相信宇宙的道德秩序（天），他们使用‘道’一词，只要地――如果不是唯一的――是指人类社会里的理想道路或秩序，这在他们对待精神世界和知识的态度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固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人分开，也没有把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向来主张，研究人类的唯一适当对象就是人本身。”
2.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直觉、轻逻辑”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明清哲学,以理气之辩、心物之辩、格物致知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主张通过内在的自我反省实现自我认知，从人的内心中找寻世间万物的真理，强调“内心的认知是万物的尺度”，内心的认知是自然万物存在的依据，也是其不存在的依据。王守仁在他的《传习录》中写道：“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在文艺复兴时期）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科学发展史表明，形式逻辑是整理经验材料、构造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当一门科学的经验材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能否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对其加以整理概括，从而建立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对其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
3.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政务、轻学术”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是官本位至上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关注更多的是国家政务，“学而优则仕”则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精力和学习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国家政治，鲜有为科学技术的发明。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中做了鲜明的描述，“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技政策;科学精神;知志产权
一、李约瑟难题的现实意义 中华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的辉煌延续了数千年,一度还还引领历史潮流,雄踞时代巅峰。但20世纪以后,社会的动荡和历次运动的洗礼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发生了变化,现在的青年人已经似乎很少主动读《论语》,《孟子》,很少把儒家的理论挂在嘴边,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传统的儒家文化渐息是不争的事实。我们每天所接触的文化和知志大部分来源于西方,饮食起居触目可及都是来自欧美的“舶来品”,美国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对青年人的诱惑远大于凉茶和中式快餐,欧美流行歌手的知名度高于民乐歌手……这些都从侧面印证了传统文化所面临的困境。尤其在科学技术方面,正如李约瑟难题所分析的一般,近代以来我们在自然科学的造诣方面落后于西方有着深刻的原因:可能是社会的,也可能是经济的,更可能是文化的。笔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文化差异和产权制度的因素最有解释力。有学者将李约瑟难题归咎为传统社会的氛围及国家政治体制的束缚。实际上,这些因素都可追根朔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特质和知志产权制度差异的问题上。以下笔者将尝试从这个角度分析李约瑟难题的成因。
二、李约瑟难题的破解
如果说把人类现行的知志体系大致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类,那么中国传统文化基本可归为最后一种。科学是人们探索未知世界的活动,社会文化系统与构成对科学的孕育和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有观点认为适合科技发展的社会文化主应包含合理性价值、功利性价值、普遍性价值和反对权威义等方面。这些因素恰恰是西方社会所具备的并为其科技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反观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道德伦常,修齐治平的道路。知志分子关心的不是自然界的知志与奥秘,相反是现实生活中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和治国安邦的经世致用之学。这种文化的形成归因于长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同时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具备强烈的封闭性和排外性。小农社会不大讲究效率和效益,甚至对这两者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排斥。自给自足,靠天吃饭也使得大家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不感兴趣,以致清末的重臣们看到西洋先进的科技还斥之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足学”。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基本与科学、尤其与自然科学绝缘,呈现出一副具有浓重诗情画意的浪漫情怀和经世致用的功利色彩的人文学科知志体系。
历史上,传统中国也没有建立起完善和有效的私有产权,尤其是知志产权。这也使得科技生长的产权制度环境比较欠缺。统治者的意图只是为了思想控制和方便统治的需要,并非为民众提供技术专利的保护和鼓励社会进行技术创新,或许这正是传统中国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知志产权制度的主要原因。
三、李约瑟难题对我国科技政策革新的启示
(一)完善以培养科学精神为核心的科学教育体系
在科学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对文化的理解应该比古人更全面客观。尽管现在人们都知道科学知志的重要性,但谈起文化的含义,人们或多或少还是首先将其与人文学科知志体系挂钩,对于科学知志,则更多的归到知志技术范畴。为此,我们应改变狭义的文化观,将代表人类知志发展最高水平的现代科学知志体系纳入文化的视野。尤其对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更是不能缺少科学精神的培育。“科技文化所体现的理性,公平,宽容,批判,创新,效率,协作等科学精神,是推动近代以来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变革的基本因素”。大学科学教育应重视科学史知志的讲授,强化科学教育理念的传授,关注科学教育的人文价值,大力促进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内涵和价值的把握与理解,培养学生对社会和对科学负责的历史责任感。
科学精神的缺失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不足。中国人的务实精神将科学技术的工具理性发挥到极致。科学和技术被认为是一种仅仅为政治、生产和生活服务的工具,没有发掘出隐藏在技术层面背后的科学精神内涵。当然,科学精神的培育也应该理性看待传统文化。尽管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但不代表热”既是传统文化回归的一个重要信号,也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强劲的竞争力。如传统文化中强调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可被现代科学话语解读为讲究和谐统一,注重绿色环保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后工业化时代,饱受工业和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之后,人们深深的体会到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这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可提供源远流长的理论支持。
此外,吸收西方科学文化中有益养分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我国着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竺可桢先生说过,近代科学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有二:“一是不晓得利用科学工具,二是缺乏科学精神”。我们科学教育的首要目标当在大力培养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科学精神。恰到好处地调节科学中的“工匠传统”与“学者传统”,改变将科技看成一种纯粹工艺技术的偏颇观点,发掘科技背后的精神内涵。简而言之,为了更好地振兴我国科技,构建创新型国家科学精神的培育应成为未来科学教育的核心内容。
课文内容解读的生活化，不仅可使课本内容通俗化，易于让学生接受，增强学生的语文学习兴趣，而且也可使语文与生活间的距离大大缩短，让学生明白学习语文就是学习生活，以增强学生学习语文的主动性，增强语文教学的生活性与实用性。尽管语文教材中的许多科技内容，由于条件限制，教者无法将它生活化，但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生活化了的语文课堂教学无疑给语文课堂教学增添了魅力，引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这对语文教学而言，也无疑是一条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途径。
二、生活内容书面化——构建科技的生活舞台
能力的形成不仅需要相关理论的建构，更需要现实实践。语文教学也不会例外。“学以致用”，学习的目的在于应用，否则，便是对生命与知识的极大浪费。学习文学作品，必要时，要让学生根据课堂所学，结合生活实际，并以生活实际为出发点，运用生活逻辑，发挥合理想象，写出符合生活逻辑与科学逻辑的文学作品。如学了《骑桶者》而写作《骑云者》《站在火星上》《跨上飞碟》等，学了《沙之书》而写作《水之书》《云之书》《风之书》等，学了《祝福》而写作《祈祷》《膜拜》《崇拜》等。学了科技作品，要让学生结合现实生活，学写自己身边的事物或者自己生活中的事物。如学了《南州六月荔枝丹》而让学生写作《黄岩蜜橘》《仙居杨梅》《玉环文旦》《临海勾青》等，学了《景泰蓝的制作》而让学生写作《椒江燃香姜汁的做法》《台州泡虾的制作》《临海麦饼的做法》《三门食饼筒的制作》等，学了鲁迅的《拿来主义》及庞朴的《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而让学生写作《中国人过圣诞节的文化思考》《韩国“端午祭”与中国“端午节”的文化区别》《“乞巧节（七夕节）”的文化演变》《春节的文化内涵》等。
叶圣陶有言：“阅读是吸收，写作是倾吐，倾吐能否合乎于法度，显然与吸收有密切的联系。”“阅读”与“写作”始终是语文教学的两条主线。语文教学的理想或者说是理想的语文教学应该是“阅读”与“写作”相辅相成，也就是说，以“阅读”促“写作”，以“写作”促“阅读”。用教学篇目的学习来指导学生的作文写作，进而再以其写作促使学生对文本的更深透的阅读，这无疑是实现“阅读”与“写作”相互促进的一条有利途径。让生活内容书面化，让所学能在实践中得以应用，使得“生活与科技”的教学内容在语文“阅读与写作”的教学中得到切实的落实，从而构建科技的生活舞台。
三、语文练习“科技生活化”与“生活科技化”——创设教学共赢局面
高考关涉千万考生的人生命运与前途，也在一定程度上关涉教师的教学前途，说得严重点，也可能关涉到教师自身的人生生计。语文教材中少不了科技文，高考语文试题的现代文阅读中，也有一块是科技文（也叫社科文）的阅读。科技文（社科文），内容范围广——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语言表达严密。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不仅可使学生充分认识到语文与科技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使学生的科技意识与素养得以培养与提高。从实用的角度看，语文课堂教学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训练必不可少。提高科技文（社科文）阅读的答题正确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教与学双方实现共赢的一个重要点，教师要充分利用这个机会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这无疑是再好不过的一件事了。
利用科技文（社科文）的阅读训练以培养学生的科技意识，提升学生的科技素养，实施科技教育，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我们选用的什么样的科技文阅读材料，而在于我们所选的科技文文本与现实生活有多大的联系。中学生知识层次有限，他们对艰深的科技文（社科文）阅读也许有一定的困难，但倘若我们所选择的文章与他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那么，学生所感受到的也许更为强烈，而其学习自然也就有了乐趣。选择具有生活内容的科技文（社科文）抑或选择与学生生活较为贴近的科技文（社科文）文章作语文阅读训练文本，并配以适当的题目，这既能增强学生的科学素养，同时也会激发学生阅读科技文（社科文）的兴趣，寓教于生活，寓生活于教，学生高兴，教者自然也受益匪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选用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的科技文（社科文）作为学生的语文阅读练习，是个让学生与教师双赢的方法，也是我们实现科技教育生 活化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一、近代西方科技的弊端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产生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科技的进步使西方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然而科技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向社会进行全面渗透,另一方面在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产生异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科技在给西方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将西方社会引入了黑暗的沼泽。许多严重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类: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危机。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向东方世界寻求解决之道。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恰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李约瑟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他认为中国科学在世界新科学的过程中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中得到解答,将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推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整体和谐思想、有机论思想、兼容并蓄思想。
1. 整体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许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统的复杂体系,中国各派哲学家的价值学说分为儒墨法道四家,他们内部的不同学派都持有和谐思想的价值观,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合力,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崇尚和谐的特质。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关系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古代在许多专门领域已有系统的论著,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如果说当代西方科学可以称为“精确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科学可以称作“整体性科学”。整体和谐思想在我国古代医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黄帝内经》就吸取了儒家关于天地人相统一的“和谐”(即“天人合一”)思想。整体和谐思想和整体研究的成果,也推动了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军事学、物理学、农学、建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发展。如万里长城、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巧夺天工的桥梁也是整体和谐思想的有力见证。
2. 有机论思想
有机论是一种把活的有机物当作整个自然的模式和比喻的哲学。它认为,有机物拥有物化分析所难以理解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因这个整体的统一作用造成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论生态自然观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化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这种生态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看成是高度相关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每一个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离不开与其它物种的联系和对环境的依赖。人类呵护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从而将人文法则逐步推广到非人类的自然——从动物到植物,到所有生命的存在,再到大地生态环境。有机论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医学、农学、手工学著作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有益导向。
3. 兼容并蓄思想
兼容并蓄就是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自古以来,谦逊的中华民族就善于吸收前人和外来的优秀成果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创造和丰富了中国文化,汉族的统治者利用通婚等手段使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积极向汉族学习,促使自己“汉化”。中国还善于向外国学习,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朝时期形成鼎盛局面。然而,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到了宋代,中国化的佛教的某些内容和思维方式被儒学吸收,并加以融合,形成了被称为新儒学(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唐玄奘取经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思想,这些活动在当时对科技的进步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科技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往往很多中国人本身并未意识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近代中国科技的衰落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崛起,探讨的只是“李约瑟难题”,却忽略了有这么一句话:“不过,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近代西方文明确实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但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
目前,经济社会全球化浪潮正在给东方文明的复兴提供一个巨大机遇,我们可以自信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而东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中国会当仁不让的成为下一个科技崛起的中心。
参考文献:
[1] 林坚、马建波,《论中国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的双重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11).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5-0080-03
一、文化是影响科技传播的重要因素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到“科技创新是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而“要发挥文化和科技相互促进的作用，增强自主创新的能力”，首先就不能忽视社会文化因素对科技活动的影响。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科技传播是实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关键，也就是说“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它自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及被传播的广度与深度”。 [1]科技传播作为科技信息的交流、沟通与分享的过程或行为，伴随着科技的产生、发展和人类交往的不断密切而进行，它从一开始就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辞海》中，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与设施”。[2]本文主要从狭义层面理解文化。其中，科学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反映客观事实和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活动；技术在一般意义上是指人类改造自然、进行生产的方法与手段。科技传播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它必然给科技传播打上深刻的烙印。同时，科技传播也影响着一个社会的文化发展。公元11世纪至15世纪，我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及指南针经过阿拉伯传入西欧，对欧洲的社会文化进步产生了重大作用。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和科学的应用》中评价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时曾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3]可见，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传播对近代欧洲文明进步产生重要的作用。
现代社会，科技传播与社会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双向作用的关系。随着社会的日益科学技术化，我们往往容易注意到科技传播对社会的影响，而忽略社会是如何影响和促进科技传播及其发展的。事实上，社会是推动科技传播的主导力量，社会状况如何，决定着科技传播及其发展的状况如何，社会如果不能提供良好的基础和条件，仅仅是基于科技传播自身发展的内部逻辑，科技传播不可能有重大的突破。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由此文化成为影响科技传播的重要社会因素。文化渗透于社会的各种制度之中，隐含在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生活方式之中，并且经过历史的积淀形成强大的文化传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文化传统，构成文化在形式上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着当传播者选择传播何种科技内容、以何种方式传播时，在受众选择接受何种科技内容、以何种方式获取科技信息时，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既有文化传统的影响，最终影响到科学技术是否被传播，科技传播的方向和效果怎样。换言之，科技传播是社会行为和结构的特殊形式，不同的文化选择、价值取向都决定着科技传播的轨迹和状况。所以，社会文化因素对科技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科技传播文化制约的体现
科学学创始人贝尔纳认为科技传播“不仅包括科学家之间交流的问题，而且包括向公众交流的问题。”[4]这一论述指出了科技传播在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微观层面的学术交流，二是宏观层面的科学教育以及科学普及。文化因素对科技传播的制约也就体现在这两个层面上。
（一）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抗阻碍科技传播
科技文化和人文文化是人类在认识与改造自然、认识与改造自我的活动中形成的一系列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系。它们是贯穿在科技探索与人文研究过程中的精神实质，是展现科技活动和人文活动内在意义的东西。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用不同，二者在观念、方法和价值体现上均存在巨大差异。正如1959年英国著名学者C.P・斯诺在剑桥大学作的题为《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中所提到的那样: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生活正日益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抗使西方丧失了整体的文化观，以至于20世纪的西方学术界不能对“过去”作正确的描述，不能对“现在”作合理的解释，不能对“未来”作可靠的估计。[5]虽然斯诺关于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分离与对抗的描述有一定的夸大，估计也过于严重，但是，总体上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缺乏必要的沟通与合作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其结果是导致科技传播无论是在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均受到阻碍。
1.两种文化的文化内涵差异及价值观念的彼此不认同导致科技传播受阻。首先，两种文化的分离与对抗使人被禁锢于精细的专业学科内，人随着学科的专业化而不断专业化。长期的专业化教育使不同学科的人们具有广泛的自律性，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们不掺杂主观的要求或价值观念，不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那样受本人的观念、信仰及所处的社会环境之影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在个人的、阶级的、国家的意志或意识影响下也很难像自然科学研究者那样客观。因此，双方很少主动寻求机会接近对方，自然科学家被动地从事科技传播，人文社会科学家与普通大众参与科技传播的意愿也不强烈，其结果是科技传播微观层面的学术交流不活跃，宏观层面的科技新知向公众普及的广度与深度受到阻碍。其次，长期以来形成的大众传媒界注重新闻价值轻视科技价值的特有新闻价值取向与科技界形成的尊重科技价值取向的对立不利于科学共同体成员与大众传媒的沟通，进而影响科技传播。因为大众传媒在报道科技事实时，往往侧重选择有轰动性、影响力的科技事实，或者属于科技事实但未必具有较大科技价值却能引起读者广泛注意、容易引发新闻轰动效应的其他事实；而尊重科技价值著称的科学共同体成员不能接受传媒文化对科学的如此“解读”与“重构”。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在宏观层面影响了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活动的顺利展开。
2.承载两种文化的语言符号体系差异制约科技传播。日常语言和科学语言分别是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的表达工具与运载工具。日常语言具有意指的多样性、模糊性特点。而科学语言则要讲究准确、严密、富有逻辑性，概念明确，善于推理判断，有理有据，不能有半点含糊，要有说服力，使人信服。科学语言在表述科学现象、现象之间的关系时所运用的术语、符号、公式、图表等在人文文化的范围内并不具备通约性，缺乏科学文化背景的人文群体或个体就难以准确理解和把握科学语言。语言符号的差异使人文文化背景的受传者难以接触到广阔的科学技术领域。反之，当大众传媒运用日常语言来表述科技信息，则往往难以做到科学语言所要求的“精密准确”。 因为大众传媒语言力求简明扼要、标新立异、扣人心弦，这就难以达到科技信息表达所要求的精确性，势必造成科技信息的“失真”，其结果是科学共同体不满大众传媒对科技信息的解读，大众传媒也对科学共同体的不认可难以理解，最终两个群体与个体之间的对立被强化，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活动受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养提高就被耽搁。
（二）科技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异质性阻碍科技传播
科技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它是以科技知识分子为代表创造、传递和交流的文化。科技精英文化以论文、专利、实验等形式体现，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科技精英通常具备共同的态度、共同的行为准则、共同的行为模式、共同的探讨模式和前提。他们具备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在《科学社会学》中概括的科学活动的基本精神气质：普遍性、竞争性、公有性、无私利性和合理的怀疑性。大众文化是随着现代工业社会、市场经济的产生、发展而形成的一种市民文化。它既与同一历史时期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也与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产生的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一些原则差异。首先，大众文化是一种典型的商业文化；其次，大众文化是一种强化娱乐的文化，它轻松愉快、娱人耳目、悦人身心、引领大众的世俗消费；再则，大众文化是一种同质文化即标准化文化。借助现代科技新手段，大众文化信息的传播易如反掌，非常便于普及。
当科技传播在最宏观层面展开，即开展科学教育与科学普及过程时，科技精英文化以其专有的研究领域，专业的规范和准则、专业的术语、专业的工具和专业的方法致力于追求学术的纯正和规范，普通大众自然难以理解那些专业、深奥、枯燥、抽象的文化内容，他们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通俗、轻松活泼的大众文化。科技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异质性决定了受众在选择性接触过程中对大众文化传播亲近，而对科技精英文化传播疏远。科技精英文化因“曲高”而“和寡”，“门可罗雀”；大众文化因通俗而盛行，“门庭若市”。
（三）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阻碍科技传播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民族、国家和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长期形成的民族文化、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具有很强的选择和自我保护作用。当外来文化有利于原有文化模式的维护时，即可促进科技传播发展；反之，当外来文化对原有文化模式构成威胁、破坏时，则限制科技的交流、沟通与分享。如英国学者李约瑟在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过程中提到：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5世纪，中国在运用自然知识于有用的目的方面，远比欧洲更有成效。然而，近代科学却没有从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文明中演绎出来，而是在文明程度相对落后的15世纪的欧洲诞生。这说明，欧洲的文化土壤为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因此，当我国的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及指南针经过阿拉伯传入西欧，对西欧的社会进步产生了重大作用。而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170多年的历史时空中，还是没有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日本曾经处于类似中国的困境，但日本面对西方既迅速又成功地实现了政府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美国西北大学人类学家许光认为，这是因为日本的传统社会组织给日本人带来无需剧烈改变心理社会稳态模式就满足其现代化要求在心理上所需要的力量，而中国的传统组织却未能提供可比的优势；日本的现代化并非基于日本民族性格的任何重大变化上，也不是建立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理变化上，日本社会和文化恰巧为个人提供了一种较之于中国更适合于现代化组织形式的心理社会稳态。[6]从这里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16、17世纪中国不愿意使用大炮，而16世纪末的日本，其枪炮制作工艺已经十分精湛，拥有的枪炮数量也堪称世界第一。这是因为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产生了一种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文化心态，认为向外国学习技术有损尊严；而日本则没有这样的社会心理，采取的是开放、兼容、并包的姿态，因此日本能迅速成功地实现现代化。由此可见，传统文化、民族文化中的落后成分会对微观层面的学术交流和宏观层面的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形成阻碍，一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将大大受阻。
（四）特殊历史时期宗教文化对科技传播存在制约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是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和信仰；而科学则是人类理性的结晶，是反映事实真相的学说。在宗教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上，有“冲突说”、“互补说”和“交融说”等多种关系理论。但自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出现以后，从宗教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对抗、接受，或者试图将科学纳入自身的轨道，都意味着宗教无法回避来自科学的挑战。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历史上科学技术曾经在宗教的夹缝中生存、发展。例如公元5世纪到15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欧洲，在蒙昧主义与信仰主义的统治下，科学成为“神学的婢女”，发展及其缓慢，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虽然在中世纪后期基督教神学鼓励科学家用科学去论证上帝的存在及伟大，给科学研究留下了一定的空间；但是，基督教规定科学必须服从神学，凡与圣经或神学推崇的学说相悖的观点都被斥为异端邪说，这当然是对科学研究、科学体系、科技传播的严重制约。如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由于与教会所倡导的“地心说”相违背，在1543年刚公开出版时就被教皇宣布为“邪说”并被列为禁书。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在哥白尼日心说的基础上提出了无限宇宙论，彻底否定了基督教的地球中心论，于1600年2月17日被罗马教廷在罗马百花广场活活烧死。被20世纪科学主将爱因斯坦称之为“近代物理学之父――事实上也是整个近代科学之父”的伽利略以自己的天文观察实验支持与宣传哥白尼学说遭终身监禁。由此可见，中世纪教会限制科技书籍发行，限制传播者言论自由、人身自由，甚至从肉体上残害科技传播者的做法必然抑制科技传播事业每个层面的发展。
三、消除科技传播文化制约的对策
当前，我国正努力建设文化强国，要使这一伟大事业顺利开展，就必须重视科技传播过程存在的社会文化影响问题，积极应对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通过发展社会文化来推动科技传播发展。
（一）努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营造有利于科技传播的文化氛围
首先，培育开放、发展的文化心态和思想观念。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的文化越来越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但是，仍需客服僵化的思想观念，在继承传统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勇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中合理的、先进的部分，保证文化的发展性、先进性与科学性，实现文化自强，以利于科技传播活动的展开。其次，弘扬宣传科学精神，倡导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当下，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在给人们提供许多新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人们对事态的进程难以把握和对社会现象感到困惑时，封建迷信便会乘虚而入，沉渣泛起。因此，科学精神在当代中国公众当中扎根是最基本的建设，是最重要的内容。我们要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方法，努力形成爱科学、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社会风气和民族精神，使科学精神植根于我们民族的意识深处。
（二）融合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
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二者的融合不是简单地合二为一，用一种文化去统率、消解另一种文化。融合不仅指人类无论在科学技术活动中，还是在人文社会活动中，都能够受到两种文化指引，使科学技术活动同人文社会活动协调发展；同时也指无论是科学技术工作者还是人文社会工作者，都具有良好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良好的人文文化素质，既具有科学精神，又具有人文精神。为了填平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加强自然科学家与人文社会科学家之间的联系与沟通，例如举行报告会、座谈会、建立综合性的科学团体、举办文化沙龙等。此外，针对当代的很多工程技术问题与社会问题，组织联合攻关、合作研究与著书立说、开展战略发展研究等。在我国，还要从改变文理割裂的教育体制入手，学习发达国家文理打通的做法，使培养的人才对科学技术史、文史哲学史同样熟悉。再者改革专业划分过于狭隘、刻板的状况，针对不同群体特点，循序渐进培养公民的科学精神、科学价值观念和科学思想方法，努力消解两种文化的分野与对峙造成的科技传播的无形藩篱。
（三）加强科技传播专业建设，改进科技传播语言艺术形式
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传播也随之发生不少新的变化，比如：不仅社会公众需要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科技工作者本身也需要接受科学教育、科学普及；科学技术不仅可以造福人类，用之不当也会对人类产生危害，通过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工作可以使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角色和作用有一个全面、辩证的了解；科学普及工作还包括向公众解释当代大科研投入巨大的理由、价值和意义等。因此，科技传播活动必须与时俱进，这样才能适应科技发展、社会发展的要求。而只有当科学技术传播学成为一门真正的学问，才可以有效指导科技传播活动的开展，这也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宏大文化人才队伍，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供有力人才支撑”的必然要求。因此，我国应该努力建立、健全科学技术传播学学科体系，通过加强科技传播专业的建设，培养专业科技传播人才，使科学普及工作的主力由先前的科学家这样的科普业余工作者逐步向专业化的科技传媒队伍工作者转化。与此同时，改进科技传播的语言艺术形式，这主要指加强科学技术界与大众传媒界的交流、互动与合作。只有培养科学家科技传播的浓厚兴趣，并使他们掌握有效的科技传播语言方式与途径，才能推动科技传播在科学家层面的开展；大众传媒只有在深刻领悟科学真谛的基础上才能灵活运用群众的语言、形象化的方法来讲科学、打动和感染读者。总之，任何参与科技传播的个人、群体、组织都需要努力学习，不断探索开发新型传播方式，满足科技传播在新形势下的需要。
参考文献：
[1]袁清林.科普学概论[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1.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1765.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7.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各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入了社会经济、科学领域和人民生活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各领域协调发展。美国的历史谈不上悠久，但世界各国移民带来了各国的传统文化，经过不断地碰撞融合、弃糟吸髓地渗透到美国的各领域，来自各国的文化精髓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促进了美国成为近一个多世纪的超级大国。由此可见，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对各国社会经济、科技研究和人民生活等方面，都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在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的今天，更要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在教育、科技、经济和文化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渗透到各层次的国民教育中，以促进我国未来各领域的和谐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拟以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例，探讨如何在高职工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一、在高职工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必须加强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和创新。教育部在《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也强调：“大学阶段，以提高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学习和探究能力为重点，培养学生的文化创新意识，增强学生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高职教育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而高职工科学生，是担负着未来国家经济建设的主力军，他们即将从事生产、服务和基础管理的第一线工作，工作范围涉及国家建设的各领域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加强高职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势在必行。
当前，社会普遍认为“进高职院校就是为了学专门技能以便就业”，高职工科学生虽认同科学知识、专业技术是真学问，却忽视了社会科学、传统文化的学习，以致部分学生缺乏思想道德修养的培养。在这种观念下，高职院校培养的学生即使有着较强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却可能缺乏创新意识和社会适应能力，其职业发展会受到影响；甚至一些学生因急功近利，铤而走险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概括起来就是，高职教育存在“重技能培养、轻素养教育”的?^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特别是在工科教学中，缺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渗透。学生不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往往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不知道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去启迪专业学习与运用创新思维；其二，不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专业的关联性，缺少将传统文化的元素运用于学习和工作中的能力；其三，缺乏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国外优秀文化成果融合并运用于建构新文化、新知识的能力；其四，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观淡薄；其五，个别学生缺失传统道德和民族自豪感，崇洋媚外和个人思想严重，等等。要扭转这一不利局面，就要在高职工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成为国家建设的有用人才。
二、在高职工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
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北大、清华、复旦、上海交大等45所高校共同签署了《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之大学校长责任共识》，彰显了在高等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感。作为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的柳州职业技术学院，为了深入贯彻教育部关于《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精神，开展了在学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一系列工作。
（一）加强全员培训，提升师资队伍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水平
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由院领导牵头、基础部教师参与和邀请区内国学大师、专家，成立了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培训指导小组，组织全体教师认真学习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和系列重要讲话，端正思想，增强教师的使命感；邀请市党校、市文化馆的国学大师开展“国学”“柳州史”等讲座，开拓了教师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视野；各专业教学团队结合本专业教育的特点，尝试“基于高职教育渗透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研究与实践”的课题研究，并根据各自的特长，撰写了《传统文化概论》《柳宗元》和《刘三姐》等专著10余部，各团队开设了名著赏析、传统诗词赏析等多门专业选修课；邀请市内优秀技艺大师参与专业教学，通过“传、帮、带”，增强了各教学团队的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能力，各教学团队通过集体备课活动，深入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案例，渗透到专业学科的教学，以促进学生的创新思维发展、提高学生学习及未来工作的研究能力及创造力。
（二）完善教育环境，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多元互补功能
1.以特色活动为重点，确保传统文化教育精品化多元化。一是定期开展“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举办川剧、京剧、话剧等传统艺术专场20余次，观看师生达2万余人。二是积极打造“道德讲堂”“名师讲学”“柳职大讲堂”“博雅文化讲堂”四大讲堂文化品牌，邀请国学大师、专家为本校师生开展国学讲座50余场。三是成立信仰学社及志愿者协会，联合柳州市内中小学进入社区、乡村举办古诗朗诵、勤俭节约等优秀美德活动。四是团委、学生会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国学季风”主题教育活动，组织了“中华茶艺”、武术表演、中华书法等重点活动和常规活动，通过名著阅读沙龙、传统文化知识讲座、经典剧目展演、知识竞赛及壮乡传统文化寻访展示等途径，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紧密地融入校园文化建设中。
2.打造国学活动平台，鼓励学生自觉接受、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柳州职业技术学院每年都组织学生到文庙参加柳州市举办的一年一度祭孔大典，学生分别在大典中扮演司仪、礼生、舞生、武士、壮汉、乐生、花篮礼仪等角色，演绎“祭祀先师孔子，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设更加美好的柳州”为主题的“乐、歌、舞、礼”，弘扬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悠久历史及其赋予新时代的生命力。为弘扬中华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学生每学期开学初都会自发在校园内宣传“光盘行动”，引导全体师生节约粮食。另外，以环保与食品系牵头的各种关注低碳环保的活动，彰显了中国古人一直提倡的“天人合一”思想。
三、在高职工科教育中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策略
柳州有着丰富的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在市政府极力打造“全国文明城市”的城市环境建设中，新建和修建了柳江明珠水上大舞台、百里柳江十里画廊、柳州园博园、工业博物馆、军事博物馆、柳州体育馆、游泳馆、柳江喷泉、文庙、柳侯祠、白莲洞古人类遗址博物馆等一大批群众文化娱乐场所，并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校外氛围。在这样良好的校内外教育环境中，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渗透到高职工科教育中，关键在于培育学生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研究和解决现代科技的一些问题，从而将传统文化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促进思维方式的多样化，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一）因势渗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高职工科教育中，要充分利用一些基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进行现代科技项目的研究的成功案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在模具设计与制造、汽车检测与维修等工科基础课的机械设计课程教学中，通过举例世界级汽车设计大师乔治亚罗为中华汽车所设计的“尊驰”案例，让学生观看“尊驰”的设计、生产流程及效果图，分组充分讨论“尊驰”设计体现了哪些元素，学生积极找出优美的圆弧线条与翘起的尾翼、V字形底盘与中字形隔栅完美结合的感性视觉效果和唐装与咖啡、国画与歌剧等意识流的理性认知，深感大师设计的细腻人文情怀；再点出乔治亚罗设计的理念：如何将原创转化成品牌，这要扎根于你的文化，与文化能产生共鸣的产品才能成为经典品牌。这些案例，既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又能让学生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的影响，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结合，对现代科技的发展研究，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从而培育学生的民族自信心，提高学生自主学习传统文化和专业技术的积极性。
（二）渐进渗透，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
在高职工科教育中，可渐进地渗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培育学生以优秀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去思考、研究和解决究现代科技的一些问题。例如，在工科的计算机基础教学中举例：二进制是当前电子信息的数学基础，但长期以来关于莱布尼兹是否是看到伏羲八卦图之后才发明二进制的，在学术界有着激烈争论。直到2006年，比利时华人胡杨、李长铎经考证大量原始文献以及莱布尼兹本人信件后，写出《莱布尼兹：二进制与伏羲八卦图考》，验证了“二进制源于伏羲八卦图的思维启发”，引起各国学术界广泛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人文、科技和思维科学的成果资料，引入学科研究和教?W。又如，在高等数学教学中可以举例：中国古代数学体系从传统经验上，已发展到一步步的程序性算法；我国吴文俊院士应用传统数学的程序性算法，结合计算机高速运算，全面开展几何问题的机器证明，推动了机械化数学的发展，我国“银河”系列计算机的开发研制，也渗透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思维。
（三）迁移渗透，驱动学生建构新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益于推进科技创新活动，这种创新活动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的自我认同，并迁移到现代问题的研究及建构的认知。例如，现代有数控车床、刨床、铣床、镗床等金属精加工机床，但却无法加工形状复杂的部件，而中国古代“失蜡法”有能铸造铜铁佛像或其他铸件的方法，现已由“失蜡法”发展起精密铸造业。又如，1988年我国建成的上海经贸大厦，由美国著名建筑师事务所设计，吸取的就是中国传统塔的符号因素，“以中国塔的形象为起点，设计一个极具时代气息和地方特色的塔式建筑”。再如，柳州21座跨江大桥中的“风雨桥”“文惠桥”的设计，将我国侗、汉族的传统形式中的非精神的成分迁移到现代化的建筑，将传统符号与现代符号想象共融与结合，实现现代建筑设计中对传统符号的美感传承。这些例子通过课堂教学的师生互动讨论，有利于传统文化的迁移渗透，促进学生建构新知识、新技能。
（四）融合渗透，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学已开始解决环境恶化、资源匮乏、灾害预报等重大自然史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复杂性课题。然而，西方“还原论”科学体系已面临无能为力的困惑。这必须推进科学复杂性、非线性研究以及对综合方法和整体论的创新认识；促进当前科学由简单性探索向复杂性研究的变革，而中国传统整体论科学渗透到现代科学复杂性的研究，已令世人瞩目。例如，英国《NATURE》期刊评价：“竺可桢论点是特别有说服力的，着重说明了研究气候变迁的途径（运用中国历代气候的记载，进行现代气候变化的研究）”。又如，对于大型工程设计的论证，我国学者已创造历史模型法，通过与运用物理模型法、数学模型法的论证与融合，从历史特大灾害记录，研究历史上的巨大自然变动幅度和灾害强度，从而使工程设计充分考虑防震、防洪的等级，避免工程造价的盲目增加（如长江三峡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和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等）。这些案例的解说，能够促使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深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相结合的重要性，有利于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办刊理念是期刊工作者在实践中通过理性思考所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它决定着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先进的办刊理念是对期刊出版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对办好期刊、提高期刊影响力具有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指导作用。理念创新处于一切创新的顶层，办刊理念创新就是对整个办刊工作的顶层设计。“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发展遭遇“寒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学术期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对科技期刊来说，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纸质期刊不可能完全消失，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纸质期刊发行量将会大幅度减少。媒体融合将是期刊发展的大势，期刊工作者的重心将不再只是传统的三审、编辑、校对，传播特别是新技术传播将成为期刊工作者的一个新的工作重心。关注、学习和应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产品是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做的日常工作之一，也应当成为现代办刊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创新不是完全推倒重来，办刊理念创新既要尊重期刊实际，也要认清期刊发展大势。对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来说，既要有坚守学术定位的阵地意识，又要有“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理念，认清大势，抓住机遇，才能做到因势而谋，在传统学术期刊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中找准新时期办刊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找准新的定位，形成新的办刊理念。在先进办刊理念的指导下，高校期刊编辑部才能在办刊实践中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在媒体融合中更好地抓住关键，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把数字化、工具化、网络化等新媒体技术融入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全流程，使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的教学科研活动，不断提高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影响力，为向国内外展示我国高校先进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和科技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学术价值决定传播力，内容仍是根本
期刊影响力受制于传播力。对包括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而言，主要读者对象局限于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有着小众性特征。尽管所刊载论文的影响力与期刊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从根本上讲，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论文影响力决定期刊影响力。学术价值越高的论文越能得到相关学科专家及研究生的认可，即刊载论文的学术价值决定期刊传播力。刊载论文的传播力大，对应期刊的影响力才会大。因此，刊载论文的整体学术质量，即内容的生产仍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
1．稿源拓展，着眼学术热点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已近6000种，其中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有1000多种，完全称得上是科技期刊的量产大国。但若以学术质量和学界认可度评判，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国内外影响力则不容乐观。狠抓稿源建设，多渠道组约优质稿件依然是提高期刊学术质量的根本途径［3］。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可利用网络优势和文献资源大数据库，使用科学的文献检索和分析方法去发现学科热词，动态定位学术研究热点及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以此作为潜在目标作者群，着眼学术热点，定向约稿，持续拓展优质稿源并迅速处理刊发，抢到学术热点并及时传播，自然有益于提高论文质量和期刊影响力。此外，积极参与相关学科的重要学术会议，关注国家立项的各类基金项目等也是定位学术热点的有效途径［4］。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建设一批与我国科研能力大幅提高相匹配的科技期刊已日益成为我国科研管理部门领导、科研工作者、期刊出版领域等专家学者的共识［5］。2015年底，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推动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方案，为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依托高校的传统优势学科和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具体导向和任务，着眼学术热点，组约优质稿源，构筑内容特色，提升特色栏目学术品质，通过优质内容吸引和集聚国内外读者群，培育潜在作者群，实现科技期刊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2．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科技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本质上取决于选题的创新及研究成果的层次和水平，但很多编辑在处理稿件时发现，有些作者的研究选题非常新，也处于学科研究前沿，却由于水平有限，未能很好地将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因此，科技期刊编辑通过编辑加工工作来提高论文的撰写水平和表达层次是编辑工作的应有之义，也是提高科技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途径。需要强调的是，在网络大数据普及的环境下，论文能够在海量信息中被读者检索到，并能依靠内容质量“粘”住读者，无疑将极大提高论文直接被引的可能性。从检索角度来说，关键词是论文的首要检索标志，它在提高论文的被检索和引用概率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词选用不当，他引自然不会高，同样也很难被第三方文摘库收录。因此，关键词的选用不宜片面追求新颖，应选用规范化的并收入正式主题词表中的叙词及其上位词、下位词或替代词，在此基础上可结合文章主题选用必要的或能彰显新颖性的自由词作为关键词，但总数应控制在3—8个。此外，提高科技期刊标准化水平也是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的重要环节。如计量单位的标准化、专业术语的规范化、英文摘要的国际化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论文被国际同行检索或被国际主流数据库收录的可能性，也关乎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水平。
三、媒体融合中要有所作为
1．主动参与，注重大读者思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加速步入以“数与网”为典型特征的互联网时代。作为传统媒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在出版发行模式、传播渠道、读者范围以及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都面临媒体融合大势的冲击和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新的形势，高校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克服观望心理，不断转变传统办刊理念，积极适应国内外办刊环境变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不断开创媒体融合发展的办刊新局面。媒体融合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用户价值，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垂直化服务。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读者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潜在读者范围将会更加广泛，这对提高期刊影响力来说显然是个很好的机会。由于现实原因，我国不少高校科技期刊虽号称面向国内外，但很大程度上是为教师评职称或研究生获取学位服务的，读者范围更是局限于以作者本人为主体的少数人。新媒体时代，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有大读者思维，要通过思维互换来夯实读者基础，想读者之所想；利用各种网络资源和现实途径分析所有潜在读者的信息获取习惯和喜好，在确保内容品质的基础上，传播力求简单，服务注重精准定位和方便互动，让读者参与期刊媒体的生产流程，让更多的读者成为高校期刊的“粉丝”。
2．树立技术先导理念，融合发展新媒体时代，技术已成为现代科技期刊融合的有力支撑，科技期刊的融合发展要树立技术先导理念。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期刊融合发展所要依赖的新技术。树立技术先导理念，就是要结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实际，勇于学习新技术，不断开发期刊出版传播的软件和技术，引领和驱动传统科技期刊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要在获取优质内容和条件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软硬件投入，搭建采编、出版发行网络平台，架构多媒体传播渠道，实现高校科技期刊和各种媒介资源、技术要素的有效整合，逐渐形成一体化的组织架构和人性化的传播体系。拥有相对稳定的网络平台和高质量的技术架构为科技期刊的弹性发展提供支持，将是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得以持久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数字化产品开发方面，力求兼顾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好，同时有利于第三方检索。一方面，专业读者既是读者又是潜在作者，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期刊的科技含量和文章的学术价值，吸引专业读者，也是培养潜在作者，是保持科技期刊生命力的源泉，是期刊之本。另一方面，方便快捷获取阅读内容是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对科技期刊的共同期待，数字化产品既要让专业读者及时获取和感受到其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和新颖性，又要让包括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在内的读者及时感受到其便捷性。此外，高校科技期刊在自身人力、财力、技术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知网、超星集团等高端数字化平台合作的方式来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如超星集团开发推出的基于流媒体技术的移动客户端，得到越来越多期刊的认可和使用，特别是在高校师生中颇受欢迎，可谓媒体融合中技术开发的成功案例。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应用好新媒体工具，积极探索开发适合作者、编者、读者全流程互动参与的出版传播形式，找到真正符合高校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的道路，更好地与新媒体融合，不断增强期刊的品牌建设力和传播能力，不断应用新技术拓展期刊的影响力。
3．优化编辑出版流程目前，国际主流科技期刊大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立体化网络平台，以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和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科技出版集团为代表的出版巨头仍在持续投入巨资建设先进的数字平台，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也正朝着与期刊数字化、网络化相适应的方向逐步完善，媒体融合程度日益加深。而国内科技期刊仍然停留在“观望者众、行动者寡”的阶段，甚至有些人仍认为“把论文电子版挂在网上就是数字化”了，媒体融合意识欠缺，改革积极性不够，期刊数字化水平明显滞后。媒体融合发展不仅是大众传媒领域，也是涉及学术期刊领域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但目前国内还缺乏有关数字出版等网络信息产品的管理或指导规范，科技期刊基本上还在沿用传统的编辑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要想在数字化大潮中持续绽放生机和活力，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必须行动起来，优化、升级采编流程和出版流程，积极推动学报编辑部改革创新，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再造适应期刊融合发展的编辑出版体系。在经费使用上，改变以往大量资金单纯投入具体编辑业务的片面做法，大幅度向技术投入倾斜，增强开展数字化出版业务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流程分工上，不仅要打破编辑部内部不同角色、不同板块之间的分工模式，还要主动出击，打破科技期刊（学报）编辑部与现代媒体行业的业务边界，让传统科技期刊与现代媒体产业充分融合，以积极的心态解决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创新传统编辑部工作机制，构建适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现代出版传播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这几乎是众口一词的，这自然是对的。但从文化的基础看，西欧中世纪文化难道就不是农业文化吗？在欧洲语言中“文化”（Culture）一词，原来就是指“耕耘”.“栽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农业文化和工业文化反映了不同时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区的文化区别。因此，笼统说农业文化，并不能确切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问题应归结为：1.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观察中国传统农业，它究竟有什么特点；2.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柢，传统农业究竟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什么影响，由此形成中国传统文化哪些特性。
关于第一问题，除了广大农区以种植业为主.实行精耕细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国传统农业包含着不同类型的农业文化。如古非认为中国存在三大文化圈（黄河流域旱地农业经济区，长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带农业经济区.北方草原游牧经济区）和农耕游牧二元对峙格局。[15]汤晓芳也有类似观点[18]。邹德秀把我国农业文化划分为平原农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猎文化.江湖渔业文化等类型。[32d]李根蟠将我国农业文化区分为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两大系统，在农区中包含了北方旱作农业和南方水田农业两种主要类型，从东北西到南则存在广阔的农牧交错地带，并把这些不同类型农业文化的关系概括为“多元交汇”[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认为传统农业文化是封闭的保守的。从传统农业具有自然经济性质看，它比之建立在发达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现代文化，确有封闭保守的一面。但从我国传统农业的多元格局盾，则不尽然。台湾学者杜维明认为，中国文化并不封闭，它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响，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邹德秀指出中国农业文化发生在辽阔的地域内，内部有较大异质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对一个地方来说，经常有新因素的出现和新文化的引进和创造。但对中国农业文化是否封闭系统的问题，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认为它经历了一个从开拓.开放到保守封闭的过程。[32a]李根蟠认为中国古代农业在多元交汇的体系中包含着各种异质文化，具有发展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并以作物的驯化.引种为例，论证我国古代农业存在着两种文化交流，即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以及与国外的文化交流，中国农业文化在这两种交流中不断提高，并对世界农业做出贡献。[29e]
关于第二个问题，则或褒或贬，见仁见智。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强调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义华等认为，乍一看五光十色.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旧式农业文化.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小生产文化.自然经济型文化。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端的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植根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的单一性，植根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过是这严峻的社会实际的美学再现。[37]陈学凯认为中国农业文化是以农耕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氏族家庭为细胞的农业家族文化，其内在特征是永恒不变的基调——奉天法古：统一的天道.人伦.宇宙.社会模式论——一体主义精神，理论背离现实的传统观念意识——重体轻用[36]。至于视传统文化为封闭.停滞.愚昧.落后的代名词，视传统农业为祸根者，就不必说了。有些人没有也不愿意对传统农业作深入研究，而侈谈农业文化，仅仅根据某些先验的概念加以推导，不能不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
冯天瑜的立论比较持中。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可以归结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会分工不发达，生产过程周而复始，处于相对停滞状态的农业文明礼貌范畴”。这种农业文明的特性，被概括为：“求实精神；循环论.恒久意识.变易观；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节奏；尚农.重农；集权主义与民本主义相反相成；安土乐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强调了传统农业对传统文化影响的积极一面。石声汉指出：“我们祖国，在农业生产上有一个先进的.丰富的.完备的科学知识体系，这个体系是我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在有历史记载的几千年中，我国农业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天灾****的考验，始终没有出现过由于技术指导上的错误而引起的重大失败。这件事实，雄辩地证明了了这一科学知识体系的优越性。可以自豪地说，农业技术知识的这一优良传统，是我们的祖先为人类创造的宝贵遗产之一。”他又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我国悠久的文化与历史经过多次严峻考验，始终没有中断过，正是由于农业基础稳定的缘故。[10a]这种观点，在农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42a]王利华认为传统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了中华文明的延绵不断和使它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邹德秀认为中国早熟先进的农业技术导致中国文明的持续发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虽有起伏跌宕，但始终没有中断过的。以多元交汇.精耕细作为主要特点的中国古代农业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得以持续发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火炬长明不灭的主要奥秘之一。[29f]所有这些，都是以石声汉的论述为基础的。
传统农业影响到了中国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个方面，这方面石声汉也有很好的论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观念形态，尤其是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最能反映一个民族文化的深层特点，而这也正是传统农业对中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之所在。有的学者从这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和论述。例如张立文指出，中国人重天道与人道的统一，即人与自然的和谐，强调人“浑然与物同体”，“万物与吾一体”；西方重人对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强调人与物的异体或异在。这种差异根源于传统生产方式的不同。中国具有大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宗法社会的政治体制。农业生产较之罗马的工商业更容易受风雨霜雪等自然现象的制约，五谷的播种.生长.收获都要与天时节气相适应，农民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的接触中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着自然的生命力，人与自然培育了一种相亲.相近.相合.相融的关系。使客体与主体，自然与人凝聚为中国传统的整体形态。古代希腊，土地贫瘠，农业衰败，人们只得离开土地另谋生路。希腊人对土地失望，对海洋不可预测，人们对土地和海洋是恐惧而疏远的。人和自然产生一种相对.相斥.相离.相仇的关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战胜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这种差异并无绝对优劣之分。中国物我一体的价值观念，与宋元以前文明发展相适应，能对自然的挑战做出成功的回应，元明以后在自然与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失去成功回应的能力，因为这种观念缺乏科学的求索精神。一体化导致浑沌.模糊的思维。凡此种种使中国仍处于农业社会。西方工业社会虽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创造了奇迹，但只讲主体人对客体自然索取，不讲主体人同客体自然的协调与和谐，导致资源危机.能源缺乏.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应从中国的物我一体中得到启示，缩合东西方文化之长。[40]许苏民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赞天地之化育的，这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与自然界作物质交换的特殊方式相适应。[17]
在这里还应提出的是台湾着名学者钱穆《农业与中国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国文化是一极深厚的农业文化，其许多特点根源于农业。农业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赖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国古人所称之天人相应.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农村观念，实有纯真不可颠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乐天知命”.“尽其在我”的农业人生观念。农业的另一特征是农业人生要从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档。中国古人说：天地之大德曰生，万物一体.一视同仁。中国文化首先极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中特别看重生命。“仁”指生命与生命之间呼吸相通.痛痒相关的极深微的情感，是中华文化精义所在。耶稣教把人类生命看作上帝对罪恶的一种惩罚，佛教主张四大皆空，要超脱生命。近代科学注重讲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无生命一边讲。中国讲理也讲性，把无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边讲，主张穷理尽性。赞天地之化育是中国文化中一项特殊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由此造成中国五千年文化而成为其一个主要的基础与中心。作者极力推崇中国“大农人生的文化传统”，认为它可以领导世界人类前进。[55]
最近季羡林先生再三论及东方文化体系（包括中国.印度.伊斯兰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体系（欧美文化）的区别。他在钱穆天人合一论基础上写了《“天人合一”新解》，认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在于思维模式。与西方重分析的思维模式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承认整体观念和普遍联系，视人与自然万物为一整体。[45]这也就是李约瑟说的“有机统一的自然观”。[67]刘志一则称之为唯物辨证的宏观观控的有机统一观。[22]但他们所举的例证中很少涉及农业。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种思维模式正是根源于传统农业，并在传统学中获得其典型的表现，“三才”理论就是这种思维模式的结晶。
最先强调“三才”观念在中国古代农学中突出地位的是石声汉。他指出，人们喜闻乐道的“天时.地利.人和”.“因时制宜”.“因时制宜”一类话，实质是我们祖先在农业生产和自然斗争中，所认识和总结出来的自然哲学宇宙观。它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知识中最中心的内蕴。[10b]此后农史界一些学者如范楚玉.郭文韬.梁家勉等对“三才”理论的形成发展及其内涵均有所论述。[42b.50.7c]在此基础上，李根蟠明确地把“三才”理论与有机统一观的思维方式联系起来，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体观.联系观.动态观在传统农业生产技术各方面的表现。他指出：“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现，他是自然过程的参与者；人和自然不是对抗的关系，而是协调的关系。”“这种理论，与其说是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移植到农业生产中来的。毋宁说是长期农业生产实践的升华。”鉴于古代思想家对“天人合一”有唯物主义的理解，也有唯心主义的理解，他用“精耕细作.天人相参”概括中国传统农学体系。他又指出：“在有机统一观指导下的中国传统农学比较注意农业生产的总体，比较注意适应和利用农业生态系统中农业生物.自然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比较符合农业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较充分地发挥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能动作用，使用和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在一定意义上，这代表了农业的发展方向。”[29f]
六.“有机农业”.“石油农业”与“持续农业”
在分别介绍了对中国传统农业认识与评价的讨论的各个方面以后，现在再回到传统农业与我国农业现代化关系的问题上来。
上文谈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传统农业和小农经济曾被一些人大张挞伐，也正是在这时候，西方的现代化农业也正在受到批评。
1982年第1期的《世界农业》转载了旅美华裔学者任觉民.孔一士的文章，认为西方现代化农业，或称工业式农业，已暴露了许多破绽，严重的有如定时炸弹，将成为人类未来许多灾难的主要潜在因素。如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环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虫灾愈加难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鸦片。农业以至社会的不稳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换来的，如从能量的投入产出比例，它的效率比旧式农业低，等等。欧美农业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农业”（它主要采用有机肥.轮作间作等传统技术，同时对现代化科技作选择性应用）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传统农业的“缺点”已成为“优点”，符合“超工农业”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应选择“超工农业”，而避免走西方现代化的弯路。[66]接着，《世界农业》又连载了美国农业部指定的一个有机农业考察小组的考察报告的摘译，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有机农业的理论和实践。这些文章在大陆的一些学者中引起共鸣。下面的介绍着重在农史界的反应。1983年第二期《中国农史》发表了郭文韬等人《略论无机农业和有机农业，兼论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该文修改后收入《中国传统农业与现代化》一书中，该书曾被译成日文），其基本观点和思路与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称，西方现代的“无机农业”已危机四伏，走投无路；“有机农业”是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中国是“有机农业之母”，因此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把现代科学研究成果同我国农业的优良传统相结合。[54]李凤岐.邹德秀也认为近三百年发达国家现代农业走的是工业化道路，虽取得很大成绩，也存在环境污染和高能消耗两大问题。他们强调农业自然资源是可更新的资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断消耗，又不断恢复，形志良性循环，持续为人类提供越来越多的产品。工业式农业的根本问题是忽视农业的这一特点，因此作为一个普遍的体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问题也不是这个体系本身所能解决，因此必须转移到“有机农业”或“生态农业”上来。用生态农业的观点看，中国农业有许多值得发扬的有生命力的优良传统。中国农业不应走工业式农业的弯路，而应该直接过渡到新的农业阶段；这种过渡不是抛弃传统农业，而是包含着使传统农业科学化的任务。[31]邓宏海对此有论述。
在生态农业热中，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农业的精华正是生态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从思想上和技术模式上探索我国生态农业的历史渊源。[53]俞荣梁对《补农书》和《农桑经》进行了会析，认为明清时代已存在以多种经营构成生物间良性循环和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特色的“生态农业”雏形，在经过三四百年考验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为中国未来农业提供了颇堪称道的模式。他把生态农业视为有机农业和无机农业的结合，认为一方面要总结发扬我国传统农业的优点，同时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装备农业，建立兼有古今农业特点的“生态型农业”。[47]孙声如总结了我国传统农业间套混作的经验，指出它不但是传统农业种植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当代立体农业的核心和基石。而立体农业则可能成为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农业精华的结合部和生长点。[24]
从有关文章看，各人对生态农业宣传的出发点并不相同。部分同志着眼于对传统农业（包括解放后三十年农业）破坏生态环境的批判，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否定传统农业相联系的；另一些同志则认为传统农业科技符合现代生态学原理，他们主张的生态农业是和肯定传统农业相一致的。同是肯定传统农业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对“生态农业”持批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满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风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认为，农业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打破旧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历史；不应把所谓“生态平衡”的要求，驾凌于农业发展之上。他批评某些生态学者无视近代农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它描写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态平衡之说与其说是一科学.不如说是资本主义国家一股厌恶城市生活的紧张枯燥.企图返回恬适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对借“有机农业”的洋风来争传统农业的地位。“石油农业”与“有机农业”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应结合我国国情，发扬传统，合理利用先进技术（机械.化学），不用这些是难以前进的。[8c]刘巽浩指出，西方有机农业“是一种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牲畜饲料添加剂的制度”。我国有高度重视有机肥.豆科绿肥，广泛实行精耕细作和间套复种的传统，在目前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有机能投入在农田总能量中占居多数。但中外农业历史表明，单靠“有机农业”本身的物质循环，农业难以有较大发展。他反对单提“有机农业”的口号，主张“以无机促有机，有机与无机相结合”，尤其强调要增加化肥的生产和使用。[20a.b]佟屏亚分析了西方生态农业思潮的缘起，是在石油危机的背景下对石油农业的反思和否定。它把农业看成封闭的自然生态系统，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绝对化。西方生态农业一类农扬能量投入减少劳动生产率下降，发展十分缓慢。我国当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确立有机农业战略，而是要扩大无机农业的基本物质条件。生态农业的宣传客观上导致了忽视农业基本建设和削弱物质能量的投入。中国农业要走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国各地涌现的吨粮田，正是传统精耕细作农艺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产物。[38abc]
关于这个问题，梁树春的意见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认为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物质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产出的半封闭式的循环，虽然构造一个比较合理的内部循环机制，但这种优点是以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的双重外部不经济性为代价的。石油农业则是“高投入.高产出的开放式循环”，从总体上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缺点.把农业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级。它虽然在一些产业中带来能耗过高和环境食品污染问题，但这只是暂时现象，正在改进之中，石油农业不会走进死胡同，它的主体地位不会改变，有机农业不能大规模取代常规农业。他虽然主张以生态农业为未来农业的模式，但这种生态农业是经过重新定义的，是以石油农业为基础，吸收传统农业优点，在现代生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新模式。[51ab]
从上述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机农业”等等，是由于作为西方现代农业表现形态的“石油农业”暴露出高能耗和环境污染等种种弊端，引起人们的反思，从而提出的一些替代办法，故又被统称为“替代农业”。它的引进和关于我国在农业现代化道路的讨论相激荡，引出了种种议论.理论和方案。其中关于“生态农业”的宣传声势很大，其为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认可；但反对的声音也始终未断；事实上，我国一些学者的“生态农业”概念与西方差别颇大，并不断改变其形态。靳百根有专文论述《中国生态农业的兴起和发展》（《古今农业》91.2）。中国学术界内部对“生态农业”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开概念的争议，有两点是清楚的。一.我国传统农法中确定有不少珍贵品，可以构成未来农业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弃。其中最可宝贵的，是在经“三才”理论为标志的有机统一自然观的指导下形成的一套生产技术和生产经验，注意农业生态系统各因素间的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注意对农业资源的充分利用与永续利用，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比较协调和谐。二.传统农业物质技术基础落后，再生产主要依靠农业系统内部能量的投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产量的进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因而，西方现代农业以现代化机械和现代科技装备农业，用大量投入外源能来打破传统农业半封闭式的循环，使农业获得飞跃发展，这一历史功绩和发展方向不容否定。对有机农业与石油农业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应该是精耕细作“天人相参”的优良传统与现代装备现代科技相结合.有机农法与无机农法相结合。
在西方，摒弃化肥.农药.除草剂等等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的实验，由于产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广不开。近年来，一种农业发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续农业（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兴起。1989年11月，联合国粮农组织第25届大会通过了有关持续性农业发展活动的第3/89号决议。1991年4月，粮农组织又在荷兰召开国际会议，初步提出持续性农业发展的合作计划。对“持续农业”也有各种理解，而且整个理论和实践均在发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确的，即，既注意产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资源与环境的保护，不同于只强调资源与环境的“生态农业”。这种理论与实践的出现，表明“石油农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不能靠取消现代科技成果，放弃满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长的需要，倒退到传统农业来解决。在我国，对“持续农业”研究的热潮正在兴起，“持续农业”的提法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鉴于历史经验，对外来思潮应有分析，要根据我国国情决定取舍，从而确定我们的方针。有人认为，根据我国特点，似用“集约持续农业”或“精（精致）久（持久）农业”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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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继承是中医药学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目前中医药学的一些先进的理念、科学的认知方法、行之有效的技术手段越来越被现代科学界和社会所认识和接受。越来越多的其他相关学科的人员对中医药产生了兴趣并有意参与到中医药的研究中来，这为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难得的机遇。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对中医药只是略知皮毛或仅停留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之上，就简单联系仓促创新的情况，出现了一些利用现代技术方法为科研而科研的现象。这些都非常不利于中医药的创新发展，所以迫切需要加强对中医药学原来的知识体系、学术本质、理论精髓、特色优势的阐释和传承，从而引导人们创新的方向，使中医药的创新真正有利于中医药的发展。
1.2中医药学的传承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随着社会文化环境的变迁，中医学的传承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表现为:在医疗方面，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一些传统行之有效的诊疗技术〔包括针灸)未能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充分的运用；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未能有效地继承；中药饮片的质量及使用量大幅度下降;一些传统的中药加工炮制方法失传等等。在教育方面，中医注重临床实践、跟师学艺、熟读经典的成才规律未被有效传承等等。在科研方面，临床的系统观察与分析、经典文献的整理与应用等传承方法未被很好运用和发展。
1.3中医学的传承是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代表
实际上，中医药的传承问题只是中国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问题的一个方面。中医学在传承方面形成了独特的机制和规律。例如，中医学在传承方面注重德业相辅、智能相因、理术兼顾、注重临床的教学过程。在传承的内容上，注重德育和人文教育，并将其置于广阔、幽深的文化体系中去思考。151中医学作为技术还只是“黑箱”—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作为艺术与人的修养、境界相关，而不仅仅是 客观性知识;作为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产物，注重的是临床效果，而非经济效益，与现时代的技术经济观念有很大距离。我们应该看到，由于忽视了传统文化资源的重要性，特别是长期没有尊重中医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中医药的文化精神及其行业规模都有萎缩的趋势。
2中医学传承的基本内容和形式
2.1中医学传承的基本内容
中医学传承“传什么”其内容是随着社会发展与中医学术发展的需求而变化、演进的，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特点。与其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比，中医学传承的实质内容不仅是理论知识、实践技术、道德修为，更重要的是把握其认知方式。因此，对认知方式的把握，是中医学传承“传什么”问题中最具特殊性的内容。
2.2中医学传承的基本形式
中医学传承“怎么传”需要与时俱进。中医学传承问题，是涉及中国文化与科技发展的重要问题，仅仅依靠目前高等中医教育的“工具化”培养模式，使学生成为一个好的“医匠”己经很难了，做出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更难。在现代文化背景下，仅仅“以经解经”的模式也是不够的，中国传统医学大更新的局面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现代中医必须克服对西医的简单模仿、对传统中医的异化和肢解，准确把握中医研宄的切入点。在努力提高临床疗效的同时，对其理论体系作重新解析。更应该将其放在产生的自然背景下，利用现代多学科的知识，找到中医药的“活头源水”来丰富和发展中医药的临床技术。其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利用中医药这一原创的思想技术体系，来启迪和促进我国的“原始技术创新”建立中国的自主创新体系。
3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战略目标
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战略目标是:“保护为先、弘扬文化、维护健康、创新发展。”
保护为先:就是要从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层面上加强对中医学的保护，避免市场化对中医生存领域的冲击，避免所谓“科学主义”对中医理论的曲解和支解，从理论、知识、技术到实物，按照其不同的属性要求，制定相应的政策和制度，创新方式和途径，给予最大限度的保有和留存。
弘扬文化:就是要从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挖掘中医学所蕴含的中华文化传统，以中医“大医精诚”的医德医风为基础，营造有利于中医学传承发展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及文化氛围，抵制西方文化的不良影响，使中医学的传播和传统文化的弘扬相互促进、
维护健康:就是要认真挖掘中医学适应现代社会需求的理念、知识、方法和技术，充分体现中医药作为应用科学的价值，发挥其临床服务的优势特色，在实践应用中促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并更好地服务人类健康。
创新发展:就是要将现代科学技术成果融入中医学的传统知识与技术，通过自主创新，促进中医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完善，为以后的传承发展提供新的源泉。
4中医学现代传承战略的建议
4.1从国家层面加强对中医学的全面、完整保护
（1）确立中医学传承的战略地位。从国家战略的高度重视中医学传承的重要意义，把中医学的现代传承作为我国弘扬民族文化、建设医疗卫生体系、发展新兴产业，乃至构建和谐社会、提高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
（2）加强对中医学传承实物的保护。中医药传承物包括中医药古籍、文物、图谱、现代出版物、数据库等，所承载的知识一般可视为文献化的知识。文献化既是存续形式，也是传承方式和手段。有创造能力的传承人通常要从传承物中获取知识，并需要传授、体会、感悟;传承物多由古今传承人形成，后出的传承物则承载了前代传承物和传承人的知识。一方面要对己有的传承物加以保护，一方面要鼓励产生新的补充的传承物。
（3）加强对中医学传承人的保护。掌握、持有或能够传承中医药知识的特定个人、集体或群体是中医药得以保存和发展的基础力量。他们或分布在医疗、教育、研宄、企业等行业内，或分散在民间。他们既可能是知识的承载者、创造者、应用者，也可能仅为持有者，也可能几种角色兼备。离开他们，中医药知识就会有部分因失传而灭绝。建议依据不同情况，尽快采取措施，固化或转移或传播其承载的内容。
（4）创建一批中医学传统内容的保护机构。国家出资建立和维护一批中医学现代传承的特殊机构，重视对与中医药相关的传统知识与技术的传承和保护，在学术研宄上保持宽容、客观的态度，收集那些看上去并不符合现代市场需求，或目前无法用现代科技解释的稀有的、濒临灭绝的中医传统项目或掌握传统项目的人，使其得以延续。
4.2政府要主动承担回归传统文化、唤起民众信心的责任
（1）各级政府要把中医学的现代传承纳入当地的发展规划。中医学是承载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级政府必须以发展中医学为己任，增加投入，制定规划，明确责任，大力扶持。
（2）加大整个社会对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的宣教力度。中医学传承必须基于良好的传统文化氛围，而中医学又是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众凝聚力以及民族认同感的重要体现形式，因此中医学的现代传承也是民族文化传播和弘扬的重要载体。建议引导全社会重新认识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价值，开展专项行动，采取多种方式和途径，加大针对社会不同群体传统文化的教育，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特别建议在中小学的课本中加入介绍中医药的内容，从儿童开始，诱发和引导青少年对中医药的兴趣，培养民众对中医药文化的认同感。
（3）加强对中医学科学性、先进性的客观宣传。中、西医产生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其哲学思想不同，理论迥异，认识和研宄生命和疾病方法也大不相同。中医学尽管在微观准确性方面显得不足，在许多情况下难以像现代医学那样进行定量处理，然而，二者相比，中医药更具有先进性和发展优势，代表着人类医疗保健的发展方向。应加强对中医科学性、先进性和临床疗效以及传统医德的宣传弘扬，加强社会主流媒介对中医的正面宣传，使广大群众客观看待中医、充分相信中医、积极使用中医，不断增强民族自信心。
4.3加大对中医药学知识与技术体系的梳理和研究
（1）系统梳理中医学传统知识、理论框架和技术体系。要认识和尊重中医知识与技术体系的完整性，开展中医药理论和经典文献的系统整理和诠释。传统医药知识的传承、应用与保护必须维护其完整性，如果只是片面的、割裂的传承或保护其中的某些所谓“有用”的知识，实际上是对传承的阻碍，其最终结果将导致理论体系破坏。要尊重中医学知识应用的个体性与普适性规律，重视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要加强中医药基础理论的研宄，系统整理中医学传统知识和理论框架，梳理中医临床诊疗技术体系，丰富发展生命科学认知体系。充分利用现代多学科的知识与技术多学科结合，深入认识和挖掘中医药理论的科学内涵。
（2）加强对中医临床诊疗技术的整理、规范和推广。大力加强中医临床特色诊疗技术的筛选研宄，规范评价其安全性、有效性和推广成熟度。在整理评价的基础上，加大对中医临床诊疗技术的推广力度。要进一步完善中医诊疗技术遴选、评价及推广的模式，针对不同区域、不同层次的需求，建立多模
（3）加强对民族医药体系的复原和挖掘。各民族的医药正如中医药各有其源流，各具特点规律，各有临床优势。对于不同民族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方法，要尊重其理论和实践价值，采取适合的方式方法，恢复其原貌，加以传承，不断丰富发展、推广应用。
（4）重视收集整理流传在国外及民间的中医药内容。中医药的发展历史导致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散在民间或国外，建议及时对散落在民间和流失在国外的中医药内容，如特殊理论、秘方和技术等进行抢救性的发掘和回收。同时，制定相关政策，吸引鼓励国外的中医药人员将有关学术内容再次回传国内。
4.4完善和创新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有效方式
（1）尊重传统传承方式。传统传承方式以师承、家传为主，其形式是阶段性的一师一徒或一师多徒，传承脉络清晰，其长处是分源别流，能够反映学术思想上的承续性。理论知识需要理解和体悟，经验、技巧、技能等用语言不易充分表达者，只有通过师承式传承才能达到较好效果。师承传授具有综合性，便于形成学术流派，在差异中相互促进发展。应充分尊重传统，要给予各种传承方式的结果，包括人和成果在临床应用和科研教学等方面的合理出路。
（2）改革主流院校教育。高等中医药院校和其它大学所属中医药院系，要按照中医学现代传承的原则和思路，根据办学目标和模式，研究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并相应地进行课程体系内容、授课方式、教学方法、考试方式、教材等的调整创新。积极调整招生面向，改革招生体制、内容、方法和标准，优化生源质量，加强人文科学和临床实践课程在课程体系的比重，努力提高中医药专门人才的素质和水平，提升目前主流传承方式的效果。
（3）探索创新传承方式。结合现代环境影响和不同需求，鼓励开展中医学现代传承方式模式的探索研宄。如建立以“师徒制”与现代教育结合的职业技术型现代传承制度，选聘传承人，提供传承条件，制定传承制度，作为现代院校教育和传统师承教育的创新，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制度措施。
（4）建立传统中医学应用示范机构。制定倾斜政策，创建或设立特区，鼓励传承和应用纯粹的传统中医临床思维、方式和技术。一是在中医临床研宄基地的建设中，强化以保持和发扬特色优势为原则，以科研为导向，最大范围地应用中医学传统手段和方法。二是在更多的中医院建设传统医疗科室和中心，要求必须应用传统方法和技术，并在相关制度方 区，让确有中医传统诊疗思维的人员按照自己独有的方式开展临床诊疗活动。
（5）开展针对中医特有技术方法的研究型传承。设立科研专项，对目前中医一些独特的濒临灭绝的诊疗技术进行普查，并组织相应的传承与保护性研宄。对国内现存的传统学术流派及传人进行保护性研宄，探索新的试验性、示范性保护的传承模式，并与现有的文化遗产保护、名老中医传承项目等协调。
（6）深入开展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传承研究。名老中医代表了当代中医学最高水平，是现代中医学传承的典范。建议国家和地方分层次有计划地组织对名老中医学术思想、临证经验的总结继承。对名老中医在临床实践中对中医基础理论、临床诊断、临床治疗等方面积累的独到学术见解、观点进行研宄和提炼。挖掘众多名老中医共性的诊疗思想和经验，揭示名老中医临床诊疗思维的特点和规律，可有效地对中医基础理论、临床诊断方法学、临床治疗学有丰富和创新作用的临床辨证论治方法的规律进行研宄和提炼。总结中医学重大基础理论传承的方法和规律，探索符合中医临床实践需求的现代中医辨证方法体系。
（7）加大对中医学古籍文献整理的支持力度。建议国家设立专项，增加经费和人员投入，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全面开展对各类中医古籍、现代文献以及民族医药文献的现状调查、整理保护和数字化研究，提高中医药文献的利用水平。
4.5加强对中医学现代传承的评价研究
（1）研究建立符合中医学自身特点的疗效评价体系。中医的传承需要不断去伪存真缺乏客观的疗效评价标准是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艺传承的瓶颈问题。建立一种符合中医疗效特点，适合临床需求的临床疗效评价方法和体系，是中医临床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2）探索建立符合中医学特点的研究方法。中医有着与中国其他传统科学一脉相承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当今科技和社会条件下，如何结合现代科学技术创建适合于中医学现展的能够被科学界广泛认可的研宄方法，最终形成既符合中医学自身发展需求，又能够为当下现代医学理解认可的方法体系，也是中医学的现代传承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
（3）研究建立对中医人才的评价标准和体系。根据中医学见仁见智和不同类别需求各异的特点，重点依据对中医学传承的深度和广度，充分考虑对中医学传承的指标和因素，研宄建立针对不同类中的培育和发展。
（4）建立结合中医学现代传承的成果评判标准。改革现行的中医药科研成果评价标准，调整方向和指标体系，充分考虑各类医疗科研教学成果中的中医学内涵和对中医学传承的贡献度，专设中医学现代传承成果评价和奖励体系，鼓励学术传承，促进中医药的发展。
4.6营造有利于传承发展的良好的法制和政策环境
（1）加紧制定有利于中医学传承发展的法律法规。法律支持的立法重点领域主要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制订中医药传承促进法，以法律形式规定中医药的地位，发展中医药的方法、途径、保障方式、推进步骤等。二是制订、完善中医药管理规范，使中医药研宄、生产和经营走上规范化的轨道。三是加强中医药监督管理立法，重点是加强对中医医疗机构、中医医疗服务、中药生产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四是加快传统医药立法的步伐，制定《传统医药法》。
（2）改革完善适合国情适合中医学传承发展的医疗卫生制度。我国的医疗卫生体系必须是普遍服务的，真正以全体中国人民作为服务对象;必须是公平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享受最基本的医疗服务；必须是价格合理的，真正让大多数人都能够支付得起基本医疗服务费用；必须是方便有效的，真正让大多数人能够享受方便与快捷、效率与效果兼具的基本医疗服务。而这样的新型的医疗卫生保障体系必须以中医药为主、中西医并重。要建立这样的新型体系，必须重建中医药重要战略地位，改革现行体制中不利于中医药发挥作用的环节和制度，充分发挥中医药的重大作用。
（3）大力实施符合中医学传承发展需求的标准战略。随着标准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纷纷从技术战略发展到标准战略，从技术立国到知识产权立国。我国标准政策还存在重大缺陷，阻碍了我国标准化和产业的发展。中医学要在现代传承中保持特色为我所用，就要根据传承的需求制定相应的标准体系，包括符合中医自身特点的技术标准、人员标准、机构标准等，以促进对中医学的更好的传承和发展。
（4）加强建立促进中医药传承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宣传、培训工作，提高中医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加快制定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提升中医药行业知识产权保护与管理工作水平，积极参与国际中医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国际规则的制定，积极开展中医药知识产权综合保护策略研究，使中医药传承成果得到充分的保护。
5结语
中医学的现代传承从一定意义上直接决定着中医学的发展方向，决定着中医学的现代应用，也决定着其承载传统文化的生死存亡。我国必须把中医学的现代传承战略作为中医药现代化发展的首要战略选择，并为之建立专属的法律体制和社会文化环境，方能使中医学及传统文化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作者：杨龙会、陈梦生、王思成、陈丽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钟相根/北京中医药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