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决策机制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管理实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考虑更多的是供给主体的利益，较少顾及农民的实际需求，其供给总量、结构和程序是由上级部门以政策形式向下传达的“单边行动”，带有浓厚的指令性，导致服务结果被过度聚集、服务过程被过度简化，使得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与农民需求严重脱节。这种脱节体现在农民急需的和农村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供给量严重不足，如农村消防服务、基础教育服务和医疗卫生服务等。公共管理决策应适应环境及时变化，并且鼓励农民在公共管理过程中进行充分的利益诉求，从而真正改善农村公共管理的决策机制。
2.缺乏利益驱动，服务效率低下。受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政府包揽了绝大多数的公共事务，以“垄断者”的角色向农村提供公共服务，垄断必然意味着排他，这种高成本低效率的政府供给机制难以适应农民的公共需求变化。因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是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最终目标，因此具有显著的非市场化特征，即政府不能通过明确的供给价格从农民那里直接收取相应的费用，公共服务的资金投入主要来源于税收，较难计算成本及其收益，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直接利益驱动；其次，由于政府的“垄断性”供给，在缺乏竞争者的前提下，较易使政府丧失对效率的追求，并且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是由众多机构或部门共同参与的，众多的参与者使得职权划分交叉、部门利益纷争、协调配合缺乏等问题普遍存在，直接影响着农村公共管理体系的运转效率。
3.财政投入严重短缺。虽然国家提出了“城市反哺农村”的发展思路，但由于受到根深蒂固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财政资金在解决社会保障、义务教育等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投入较少，甚至有些地方政府拖欠农村教师工资，更遑论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据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的统计资料显示，2010年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仅为29.5%，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4和25个百分点。政府服务的供应不足，说明在国民收入第二次分配时，居民所得较少，迫使居民用自身收入来支付本应由政府支出的开支，并从心理上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预期。
4.农村公共管理人才匮乏。农村公共管理人才是指那些活跃在农村基层组织的公共管理型人才，他们主要分布在乡、村两级中的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中，在众多类型的农村人才中，农村公共管理型人才的作用尤其突出。而农村人才资源问题现已成为制约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人才资源处于贫乏状态。农村的贫穷落后面貌在社会成员中的印象根深蒂固，因此在选择工作和就业地点时，绝大多数人才选择留在大中城市。据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黄敬宝的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地区的2011届大学毕业生首选在北京就业的占71.6％，首选广东和上海的分别占5.6％、5％，由此可见，绝大多数毕业生希望在工资高、工作和生活环境好、发展前景广阔的发达地区就业，而愿意去农村工作的只占26.4％，71％的大学生明确表示不愿意去农村工作。
二、加强农村公共管理的具体措施
构建农村公共管理新秩序，必须从公共管理理论的系统性角度出发，找出阻碍农村公共管理效率提升的障碍性因素，通过改革的手段来破除农村公共管理的旧秩序，形成高效的公共管理新秩序。
1.完善农村公共管理机制。科学的管理机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应努力完善符合农村现状的社会公共事业管理制度，构建以政府占主导地位、社会和市场多主体参与的管理机制，从而共同推进农村公共事业的发展。在坚持城市优势资源向农村输送的同时，城市基础设施也应不断地向农村地区延伸，充分发挥城市发展带动农村进步的联动效应，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化”的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机制，在实践中探索我国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与管理的规律。山西省政府在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出台了十余项相关的政策法规文件，建立和完善了该省农村地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长效机制。这些文件涵盖范围十分广泛，包括了农村劳动力、社会治安、暂住人口管理、食品安全、公共卫生、社会救助、基层政权组织建设和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等方方面面，体现了政府完善农村公共管理机制的坚定决心和信心，被称为农村社会管理的“强肋工程”。
2.加大投入力度，强化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主要应该集中在农村道路、水电和通信等方面，从而在硬件方面切切实实地改变农村基础设施的落后面貌。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应该根据农村地区地理位置公布的不同，并结合不同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特点，有步骤、分层次地进行重点改造，乡镇一级要重点建设道路、通讯、医院、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设施，而村一级除了要搞好公路交通和通讯建设之外，要提高对人畜饮水工程、卫生所、学校、电视接受设施、文化站等公共设施的建设力度。建设资金除了财政投入之外，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效力，大力推动大中型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以参股等方式参与到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管理当中来，逐渐打造出多元化投资格局。当然，对村集体和农民个人也可以积极引导，通过市场经济手段使农民的投入有一个合理的、稳定的回报，使得这些闲置资金能够参与到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来。
2当前新农村文化现状及问题
农村文化建设的目的在于提高农民文化素质，营造良好农村氛围，为农民提供强有力的思想保证与精神动力，并满足农民多层次的精神需要。但由于目前农村还处于传统文化向新文化转型的过渡时期，因此有必要认清当前农村文化建设现状，并从中找出问题。
2.1农村文化发展不均衡
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农村与城市文化生活差异显著明显，而当地政府也存在着重城市而轻农村的发展理念。其次，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导致各地经济水平的差异，致使我国东中西部地域的农村文化差异拉大，体现在农村文化经费、文化设施、人才分配投入趋与东部沿海及经济发达的农村，导致各地域农村文化发展不均衡。
2.2农村文化设施不完善
我国早在“六五”时期就提出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站，乡乡有文化站”的目标至今尚未实现。某些农村尽管有“两馆一站一室”的文化设施，但利用率极其低下，名存实亡，体现不了建设当初的预期效应。由于文化设施的不完善及利用率小，导致农民文化生活单调枯燥，文化生活简单乏味。
2.3农村文化市场管理不善
受市场经济影响，农村文化市场冷清，某些乡镇无书店、放映厅。且由于农村文化市场经营者的小农意识，扭曲了正确价值观念，从事一些非法经营的文化活动，如宣传暴力、色情的书籍或音响制品，使农村很难享受到健康的文化饮食，与农民群众需要的正当文化娱乐生活相偏离。
2.4农村人才结构不合理
人才是推动农村文化发展的源动力，是发展农村文化事业的保障与基础。现有农村人才队伍多是改革开放30年的老一辈人才，缺乏与时俱进的观念，多数属于经验型人才；少数年轻的文化人才也缺乏专业培训，文化水平与专业技能低下，与现今发展农村文化建设与之适应的文化思想理念、专业技能、组织能力还相差甚远，从而导致文化市场人才缺位，影响文化建设发展的提升速度。
3新农村文化建设的路径思考
上述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迫切性。我们必须以有效措施推动“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
3.1加大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应在政策上加大对农村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发展区、村、乡、镇的文化设施与文化场所，切实完善“两馆一站一室”的文化设施；同时还要将这些富有特色的文化基础设施进行大力推广并加以利用，以使建成后不至于荒废，使整个文化设施能以相应的预期效应渗透于千家万户。
3.2利用农村资源规范文化市场
市场经济的规则是同量资本获取同量利润，这要求管理者和经营者做好市场调查，掌握农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心理，选准项目，锁定消费层，形成具有品牌优势的演出团体，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同时，政府文化部门在审批民营文化产业时要注意市场经济的缺陷，合理利用农村资源，避免农村文化供给与消费失衡、群众文化建设大起大落，促进农村文化持续稳定发展，构建农村和谐文化，使农村经济在和谐文化中又快又好地发展。
3.3打造多元农村文化的活动
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动能有效提高人的文明素养，使自我身心得到长久的健康调适。在新农村文化建设当中，要广纳意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活动方式，不断创新文化活动内容，使他们远离低俗的牌桌、赌桌活动，参加丰富自身素质的高雅文化活动，使农民群众“有戏看、有书看、有电影看、有活动参加”，从而尽可能的贴近生活，走进实际。同时，在开展文化活动当中，开展以文化、科技、卫生为医体的对口文化支援活动，建立活动的互联网，并根据当地农村文化的地域性、传统性优势，开展当地具有浓郁风土人情的民间文艺活动。在实践中，要注重将文化活动与乡村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实施农民“读书工程”，支持农民自发成立群众性读书组织，通过多种途径，比如吸引企业购买图书等方式建设图书室，为乡镇图书室和村级图书室增添科技书籍，开展读书活动，组织引导农民多读书，使农民在积极健康的文化活动中提高自身的素质、修养，从而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同时，在农村文化建设的过程中，针对传统文化实行与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民俗文化与时尚文化相结合的多元文化格局，大力丰富农民群众对文化的多元化需求。如在原有的传统文化上开展农民歌手大赛、红歌秧歌比赛、农民时装比赛、农民礼仪大赛等等，从而达到丰富农民群众文化修养，提升文化水平的目的。
3.4鼓励农民自办文化
农民是新农场文化建设的主要载体，我国具有丰富的农村文化资源，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例如各族人民的节庆文化，在各自节日中举行的文化活动；二是大众的民俗文化，即能受广大农民群众欢迎并主动参加的节日类民俗、生产类民俗、生活类民俗、礼仪类民俗等；三是农村自然山水景致、地域风光与当地历史文化遗产、新建农业生态园区等，这些既是农民群众的生活乐地，也是重要的旅游文化资源；四是各地乡镇建立的企业文化、乡镇文化，二者之间相互联系、渗透，为建设好新农村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理论基础，承担着建设村镇文化的重要责任。以上这些文化的相互衬托，必定能打造出富有当地特色的农村文化资源，从而调动农民参加热情，形成乡、镇（区）、农家为一体的良性网络农村文化系统，让农民以自我喜乐的方式来深化发展文化活动。例如在兰州永登县苦水的“高高跷”社火。由于极具乡土气息和地域特色，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当地农民形成了强烈的文化自豪感，每年都主动倡议、筹划、组织、表演“高高跷”社火，形成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3.5加大非政府组织对农村文化建设的援助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正在逐步推进的一个长久战略，而农村地区的新能源建设更是“三农”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几年来，北京市紧抓农村能源建设发展的有利时机，投资数十亿元到“三起来”(让农村“亮起来”，让农民“暖起来”，让农业资源“循环起来”)工程中，引进、开发、推广了太阳能、沼气、风能等多种适合北京地区的新能源技术。据统计，2008年，北京市新能源利用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5%，是全国新能源建设的工作典范。但随着项目数量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新能源建设的后续管理与维护问题也越来越突出。通过实地考察和理论学习，认识到完善新能源项目的后续管理，对改善农村能源利用状况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确保政府投入实施的各项新能源项目充分发挥长久效益的关键所在。
1新能源项目的后期管理现状及主要问题
随着北京市政府近年来大力推广新能源建设，目前，北京市的新能源利用情况有了非常大的进步，普及率逐年上升。据统计，到2007年年底，远郊区县约有823个村安装了太阳能灯，占村庄总数的20.7%，累计约8万盏。每年可节电1317万MJ，节约电费近200万元；同时还有大中型沼气工程53处，总池容达到l.5万m3，供气1.4万户；即将建成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约60处，可满足l.8万户村民炊事用气。
然而，随着各类新能源项目在北京市农村地区的推广，其后续管理工作也逐渐显现出了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据了解，大部分项目仍然是“重开发，轻管理”，工程方只关注项目的开况，而在设施修建完成之后，忽略了其后续维护工作。很多项目在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因缺乏维护、无人看管而效率降低甚至荒废，进一步可能造成整体资源的极大浪费，这实际上违背了使用新能源的根本目的。
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北京市农村地区的新能源项目后期维护工作中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1.1后期管理维护的服务网络不健全
目前，北京市农村地区新能源建设的后期管理维护尚未形成完整的服务网络。部分地区的新能源工程设备在后期的运行过程中发生故障、出现技术问题时出现了权责不明的情况。是由政府负责，村委会负责，还是设备的建造厂商负责，或者由农户自己解决，相关部门没有明确的规定。不少区县也组织了一些专门的技术人员来负责维护的工作，但全市范围内仍没有形成完整的、分层分级的维护体系和合理的服务网络，各项后期管理所需要的配套设备准备不够充足。在新能源设备设施发生了问题之后，没有合理的机制确保能够在最快的时间内将问题上报并解决。
例如，在“亮起来”工程中，北京市近郊大部分地区都引进了太阳能路灯项目。这个项目耗资很大，每个路灯的价值在1.1万元左右(包括了灯杆、太阳能板、蓄电池)。投入了大量资金来建造的工程，仅因为缺乏合理的后期管理，当开关或者其他零部件损坏就放弃使用，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
1.2缺乏有关新能源后期管理维护资金的支持政策
近年来，北京市政府在新能源上投入了巨大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大多是用在技术引进、项目开发上，对项目的后期管理维护很少重视。笔者从村委会基层工作人员的描述中了解到，绝大部分的乡镇，政府都没有投入专门的、定向的后期维护资金。正因为如此，当很多地方的新能源设施出现故障问题后，村委会没有资金去组织维修，而农户也不愿意自筹资金修缮，部分项目就出现了“一年好、二年差、三年垮”的局面。
对于后期管理的资金问题，一方面是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管理不充分。政府没有对后期维护资金的配置、使用方式、负责部门做出规定，从而使得基层工作人员无奈于没有合适的方式和可依据的政策对新能源进行后期管理。
1.3缺少专职的技术人员
一是缺乏日常的看管、维护员工。很多大型的新能源项目，例如沼气池，需要固定的人员负责看管和定期清扫，才能延长设备设施的使用寿命，减少设备、设施出现不必要的故障。而目前北京地区很多沼气设备都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二是缺少相关的专业维修人员。新能源设施设备的很多问题比一般设备复杂，需要专业的维修技术。而北京市农村地区配备的相关工作人员数量不足，很多区县存在几个村才有一个沼气技术员。同时，农民普遍欠缺相关知识，不能及时解决使用中出现的问题，这样就使得大量沼气池及其他新能源设备“因病报废”，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1.4农户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对于新能源设施设备的后期管理维护工作，最终的服务对象、受益者和最重要的工作支持者都是农户本身。对于北京地区的农户而言，新能源早已不是一件新鲜事物，农户对新能源的绿色环保性、科技性等特征有了基本的了解。然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农户对使用新能源、维护新能源设备设施的主动性却不高，大多数仍处于如果政府提供就接受，而不会自主去购买的状态。农户对“花钱买环保”的态度并不积极。因此，相关部门应该进一步加强对农民环保意识的培养，解除其可能存在的误区，以加深其对新能源的认识[1]。
2新能源建设后续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2.1建立完备的后期管理与维护体系
政府应该牵头，针对现有的各种新能源项目，根据各区县各自的实际情况和长期发展规划，因地制宜，尽快建立完善的后期管理与维护服务体系，实现包含新能源项目设计、生产、施工、使用、管理、维修在内的整体服务网络，以推进农村能源的管理标准化、服务专业化，改变项目覆盖面小、组织化程度低的局面。
就此，国家在2007年推出了《全国农村沼气服务体系建设方案》，其中提到了建立乡村服务网点的建设内容、标准和补助标准等等。关于这一点，房山区政府率先做出了创新，到2010年，共建设1个区级服务中心、2个镇级区域服务站、120个村级服务队，形成一个3级实时监控服务网络，实现“管理维护一条线”，同时运用ISO9001质量标准体系进行标准化管理。目前，已被农业部列为全国典型示范模式，而这样的服务网络尚未普及到全市的范围内。
2.2制定长期的发展规划，加大政府资金支持力度
目前北京市的新能源项目多在各区县农村地区，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农户的收入水平较低，经济承受能力有限。而北京市政府每年在新能源整体上的政策扶持力度还是比较大的，例如，自2010年1月《北京市加快太阳能开发利用促进产业发展指导意见》实施后，政府每年用于支持太阳能发展的固定资产投资将不低于2亿元[2]。然而，到目前为止，北京市政府对于新能源后期管理与维护的资金投入的重视仍不足，支持力度较小。因此，各级财政应该制定长期规划，合理利用资金，加大对新能源项目整个生命周期管理维护的重视，做到“重开发、重维护”，这样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2.3加强相关工作人员的技术培训
在新能源设备设施的后期维护工作中，技术是关键[3]。只有在专业的技术支持下，才能够切实解决实际中出现的问题，保证设备的完好及正常运行。故政府应该定期组织开展农村能源技术的普及，对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培训，提高其实际操作水平和科学理论水平，从根本上改善新能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情况。
例如，2010年大兴区青云店镇会同区能源办公室组织孝义营、大谷店等村的8名太阳能公共浴室管理人员参加了太阳能利用工专业等级知识培训，学习了有关太阳能公共浴室配备设施的维护、操作，太阳能路灯的安装、日常维修等知识。这样类似的活动都非常实际，能有效提高新能源项目后期管理水平，值得进一步推广。
2.4引入物业化管理服务的模式
对于部分类别的新能源项目，在其后期的管理维护工作中，可以引入物业化的管理模式，例如沼气池的管理。由于沼气池本身具有物业的属性，其后期管理也符合物业管理的一些特征，目前国内很多省市都开始引入物业管理与服务的模式[4]。沼气物业服务模式是指由政府引导，个人、企业或政府承办，建立沼气服务站或专门的物业服务公司，聘用具有专业资格的员工，以现代化的经营手段对沼气及其系统提供全方面的管理、维护服务，并通过对农户定期收缴一定的费用来支持其自身的运营[5]。
这实际上是公益化和市场化的结合。其不仅可以有效提高沼气池的后期管理维护工作水平，提升沼气池使用率、保有率，而且可以增加农村的工作岗位，故这一模式是非常可行而有意义的。但是其中也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例如对用户物业服务费如何规定，政府对此类物业服务公司提供的信贷、税收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如何制定以及优惠幅度等等。
2.5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农户的环保意识和科技意识
政府应该及时加强新能源的宣传教育工作，从根本上提高农户对使用新能源、维护新能源设备、设施的热情。让绝大部分农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能源建设中，而不是单纯得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首先，对于新制定的新能源政策，基层政府机构应该积极向农户宣传，让其了解到政策的具体内容以及实施步骤；其次，可以用农民通俗易懂的形式，例如张贴宣传画报、组织培训、向农户发放科普资料等多种方式，提高农民的整体环保意识和基础科学知识。
3参考文献
[1]大兴区青云店镇对太阳能公共浴室管理人员进行专业知识培训[EB/OL].[2010-04-14]./cxyth/jcssjs/201004/t20100443-246943.html.
[2]北京市农村可再生能源利用介绍[EB/OL].[2007-07-13]./zhuanti/zwgk/jujp/zdjngc/t796432.htm.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围绕发展经济和解决农村“有人办事、有钱办事”，调整村级组织架构，农村管理体制创新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发展迅速，农民收入增加。本时期政府创新农村管理体制，重点是加强村级组织建设和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同志指出：“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是做好农村管理工作的重要基础。关键要做到两条：一条是有人办事，一条是有钱办事。有人办事，就是要把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班子建设好；有钱办事，就是村级集体经济要有一定的实力。”如80年代末改革开放先行地区广东省创新农村管理体制，在乡镇政府下设派出机构－－农村管理区办事处，统筹农村管理事务，理顺管理、贴近自治，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推动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1988年至1998年广东农村管理区办事体制实施的10年，正是广东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突飞猛进的10年，表明了农村管理区办事体制适用于广东实际的合理性，促进了广东农村工业化、城市化以及农村福利共同体的建构。”为适应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趋势，广大农民对集中土地规模经营的呼声越来越高，出现了农村股份合作制的新方式。总的来看，由于政府专注于经济发展，本时期农村管理体制创新不多，有的地方创新虽取得成效但未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和推广，影响只局限于本地区内。
第二阶段，2001———2008年左右：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管理体制的全面启动，建立适应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新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农村社会的结构和形态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农村在经济、社会管理和城乡建设等方面，仍存在滞后于改革形势、滞后于市场经济发展、滞后于城市化进程等问题，特别是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制度约束仍然存在，城乡差距呈现逐步扩大之势。因此，建立起适应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农村管理新体制，成为地方政府迫在眉睫的重大任务。本时期，地方政府结合本地实际，充分发挥探索创新精神，从多个方向对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探索创新，主要有三条改革路径：第一条是城市化创新路径。农村管理体制创新以农村城市化为目标，朝着加快农村管理体制向城市管理体制的转变开展体制创新，具体表现为加大农村区域重组合并、加快“村改居”等。全国城市化发展较快地区均开展了不同模式的“村改居”和农村管理体制创新。第二条是内部管理制度创新路径。农村管理体制创新方向，是着重对农村内部的集体经济管理制度和财务管理制度进行创新，确保农村社会经济的稳定和健康有序发展，同时也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方面以广东省佛山市引进农村财务第三方管理建立新型农村财务管理制度为典型代表。第三条是农村社区建设创新路径。通过对农村管理体制进行社区化系统的改革和创新，建立起新型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具体内容有建立农村社区体制、政府公共服务延伸到村居、完善社会管理、建立社区多元治理结构、提升农村社区服务和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起现代农村社区新型管理体制。至2010年底，已有7个省份的27个县（市、区）被民政部命名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全国众多地区逐步建立起了适应现代化大城市发展的农村管理新体制。
第三阶段，2009年至今：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管理体制的继续深入。进入21世纪，各地纷纷对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改革创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逐渐暴露出一些农村管理体制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村级组织长期以来“三套班子、一套人马”的管理模式，集“基层自治、经济管理、公共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农村管理体制，既不利于农村公共事务规范化和专业化管理，又不利于化解农村矛盾，已越来越凸显其局限性和弊端，成为新时期农村体制创新的矛盾问题交织焦点。为了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对农村管理体制进行了从混合型体制到分离型体制的创新探索，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分离型农村管理新体制。一是广东顺德“政社分离”模式（2009年），着重探索了政府行政管理与农村自治事务的分离；二是广东南海“政经分离”模式（2011年），探索了村民自治组织与集体经济组织的分离。从以上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各地创新农村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农村管理体制创新的逐步深入是新时期以来中国传统农村管理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综合性产物。农村管理体制创新从体制崩溃后的逐渐恢复，到注重组织建设和发展集体经济，再到逐渐探索体制转轨，进而明确改革方向，而后攻坚克难继续推进，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量变到质变、由解决实际问题到逐渐明确创新方向、由单纯组织机构调整到综合配套推进的创新发展过程。这种发展趋势也说明，农村管理体制创新改革已开始进入关键期，矛盾和阻力会越来越大，需要加大力度解决重点难点问题，继续开展探索创新，最终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村管理新体制。
二、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管理体制的主要内容
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管理体制的内容，虽然具有时间差异性、对象差异性和地方差异性，但总的目标，都是围绕着中央提出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完善基层社会管理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和“统筹城乡发展，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建立起适应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新型农村管理体制。通过对转型期各地各级政府农村管理体制创新实践的总结，我们概括农村管理体制创新主要有七个方面内容，这几个方面内容并不是完全分离独立的，而是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实行内容分类是为了论述上的方便，如实行村改居推动农村管理体制转型，其中就包含有转变村级组织职能、改革村级集体资产的管理运作和改革农村财政投入机制等内容，开展农村社区建设也与推进政府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农村多元治理结构密不可分，它们共同构成了农村管理体制创新的主体内容。兹具体分述如下。
1、实行“村改居”。“村改居”是地方政府为推进农村城市化而实行的将村委会改为居委会，以及围绕“村改居”进行的村级组织管理架构设置、职能转变、政府财政投入政策、农民集体用地转国有地政策、户口政策和合并村政策等一系列政策创新的过程，是农村管理体制向城市管理体制转型的具体实现。“村改居”的创新路径，是地方政府以农村城市化为目标，朝着加快农村管理体制向城市管理体制的转变开展体制创新，其目标是试图突破城乡二元分离体制，实现城乡一体化。“村改居”后，大多数“村改居”社区的管理体制既区别于典型的农村管理体制，也区别于纯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处于村委会向城市社区居委会的一种过渡形态，仍具有浓重的农村管理色彩。“目前多数村改居社区仍按照原来村委会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只是牌子从村委会换成了居委会，社区管理运行体制和组织架构没有完成相应的转换。”因此，地方政府实行“村改居”仍然属于农村管理体制改革的范围。由于“村改居”政策涉及面广、利益牵动多、改革难度大，必须在政府、村级组织和村民之间取得最佳平衡，其政策创新在农村管理体制创新中数量最多，所占比重最大，所以，“村改居”是农村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2、转变村级组织管理职能。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国家出台取消农业税政策，村级组织的工作任务发生了重大转变，农村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事务工作量日益加大，农村村民对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农村村级组织的管理职能转变成为体制创新的重点内容。在广大农村，村级组织的职能开始出现了转变，“以工业反哺农业并取消农业税为转折点，政府在农村地区的政策指向和目标要求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村级组织的职能也由协助政府汲取资源和管制向为农户提供服务转变。”而在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则将创新村级组织职能设置作为建立新型体制的重要内容，对村委会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离，规定村委会的主要职责是履行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和协助镇政府从事社会行政管理工作，办理辖区内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提供社区服务，指导股份合作社工作，不能直接参与任何经济经营活动，逐步实现了从以往的重发展经济重行政管理到管理与服务并重的职能性转变。在此基础上，各地继续深入探索将混合型管理体制改为分离型管理体制，如广东南海探索实行“政经分离”，将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分离开来，弱化村委会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及村委会的经济职能，村委会的主要职能转为社会管理和社区服务，村主要领导不再手握经济支配权力，村集体经济组织获得了“独立”，为农村管理体制彻底转变为城市管理体制打下了初步基础。
3、创新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在整个农村管理体制转轨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的管理与转型也是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在农村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农民权益的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管理体制的创新有两部分内容：其一是探索更加有效的农村集体财务管理体制，引入社会中介组织规范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社会中介组织,一般来讲就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社会组织,它依照国家的法律和法规成立并运行,以公平、公正为宗旨,在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发挥功能传递作用,在市场主体之间发挥服务纽带作用。社会中介组织不从属于政府,政府也不能干预社会中介组织的活动,社会中介组织具有典型的中立性、公正性、权威性。如何利用社会中介组织具有中立性、公正性和权威性的特点，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国家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功能传递作用，适应现代化城市化发展的新形势，完善对农村基层社会有关事务的有效管理，有关地区在这方面作出了十分可贵的探索创新。如广东省佛山市引入“第三方”（即有资质的社会中介组织）进行管理，从根本上使农村财务管理更加规范，更好地消除因农村财务管理不规范而引发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其二是改革村级集体资产的管理和运作，为推进村改居和体制转型准备条件。如探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社或股份合作社）按《公司法》转制为股份制公司，工商登记领取执照后照章缴纳营业税所得税，作为市场正式主体，参与正常的市场竞争；探索成立村级集体资产办公室对村级集体资产进行管理和运营，资产管理办收益扣除必要的管理费用开支外，主要用于当地社区公共福利事业等费用开支；探索实行固化股权量化资产，将农村股份合作社的股份分为集体股和个人股，集体股及其收益留作集体积累，用于村公共事务和福利事业开支，试图解决农村集体资产产权主体不明确、产权关系不明晰、产权制度安排社区封闭性等问题。
4、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都要经历从落后的一元农村经济结构到工农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然后随着农业人口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转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工业，最后才能实现工农业的均衡发展，形成一元经济结构。但由于我国社会结构显著的二元化特征，城乡发展始终存在过大差距，在农村庞大人口结构和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全面实现农村城市化，实现城乡一元化管理，从客观来讲并不现实。因此，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行农村社区管理，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就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现实道路选择。建立健全新型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是农村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的要求，将农村社区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程。民政部2006年9月下发通知，要求在有条件的地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探索和试点工作，2007年下发《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2009年3月开始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创建活动。至2011年9月，全国共有86个县（市、区）被命名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单位”。在建立适应现代化城市化发展农村管理新体制的探索中，农村社区建设走的是一条与农村城市化完全不同的路线，它把农村（行政村或自然村落）看成是一个社区，通过开展农村社区建设，让农村居民拥有均等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享受与城市同质化的生活条件和各方面平等的权利。农村社区建设在农村管理体制创新上带来的最大变革，是在村级设立了一个上可以承接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下可以直接服务村民的社区服务中心制度平台，这就改变了原来农村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三驾马车的组织格局，创设了新型农村管理体制组织架构。如2009年在“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创建活动中，江苏省张家港市采用“一村一社区”模式，在175个建制村全部建立了社区公共服务中心，形成了农村社区管理体制的新格局。从2008年起，广东省中山市率先探索“2+8+N”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将政府公共服务、文化体育等设施延伸至农村社区，创新农村社区管理新模式。
5、创新农村多元治理模式。建设多元主体治理模式是农村管理体制创新的应有之义。社会组织是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之一，也是农村管理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社会组织在促进政府转变职能、强化农村自治能力、提供农村居民服务、拓展就业、密切干群关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管理体制要加快培育和鼓励发展公益性、服务性农村社会组织，通过发展社会自治力量，把政府部分公共事务管理职能转移出去。同时，在进一步加强村委会建设和村民自治的基础上，扩大民主自治的范围和对象，如广东南海探索建立农村社区协调共建机构———社区事务理事会和社区事务联席会议，创新农村多元治理结构。理事会和联席会议由村党组织成员、村委会成员、村民代表、驻村单位代表、非本村户籍人员代表等组成，担负起沟通、协调本村社区事务的重要作用，对村辖区内的重大事项进行协商和监督，将外来企业和人员纳入社区管理，有效挖掘和盘活了农村社区共建单位的人财物资源，调动农村包括本地外地各类人员参与管理和建设的积极性。
6、创新农村管理的资金投入机制。资金问题是政府在改革创新农村管理体制过程中面临的根本性制约因素。根据规定，农村管理体制改为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社区干部工资补贴、办公经费、办公场所、市政管理、教育、社会保障等费用应由政府承担；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所需经费、人员配置、场地设施建设等，都需要由政府大量财政资金投入。目前，政府逐渐开始承担“村改居”社区和农村社区的公共设施建设和公共管理职能开支经费，但如果只依靠政府单一投入渠道，缺乏其他投入机制，农村管理费用将面临资金严重不足的局面。庞大的管理费用和紧张的政府财政资金，势必缩小农村管理体制创新的范围，减弱体制创新的力度，使得体制创新难以达到预期目标，这也是多数地区在村改居社区和农村社区建设投入依旧必须依靠村集体经济支撑，村改居社区仍然大多实行农村管理体制的根本原因。“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对农村资源投入的不足，尤其是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财政资金的投入比较匮乏，政府欠账比较严重”,因此，必须创新基层管理的资金投入机制，除了要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力度外，还要拓宽资金吸纳渠道，改变公用产品全部由政府提供的局面。通过创新资金投入机制，缓解农村管理创新中政府的财政压力，促进农村管理的顺利开展，是农村管理体制创新的重要内容。
7、推进政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指政府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体现公平公正原则的、大致均等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环境保护等领域。我国公共服务分布不均衡性明显，特别是农村享受到的社会公共服务水平较差，因此，大力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农村管理体制创新中，经济发达地区推行公共服务均等化措施较实，步伐较快，如广东省佛山市着力探索以建立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管理有效、服务高质的政府服务为目标，2011年在所有485个村委会全面建成村级政务服务中心，将政府服务延伸到村居，理顺基层组织关系，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建立起适应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的农村管理服务体制，推进了农村的公共服务均等化。北京市怀柔区积极探索，从2008年开始搭建了区、镇（乡）、村三级农村社会管理服务工作平台，重点统筹了村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的服务管理资源，采取“融合式”农村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在行政村设立“一心六站一点”（即一个村级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和下设六个工作站，自然村设立便民服务代办点），搭建起集人、地、物、事、组织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服务管理平台，并通过一门式、上门式、定期式、代办式等六种服务方式为村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协调了“条”“块”关系，打造出“融合式”农村社会管理服务新模式。这些例证显示出，公共服务均等化也是转型期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管理体制的重要内容。
三、地方政府创新农村管理体制取得的主要成果
1、探索“村改居”和开展农村社区建设，逐渐破解传统城乡二元管理结构，明确了农村管理体制创新方向。地方政府实施的农村体制改革具有浓厚“城市化”倾向，加大农村区域重组力度，积极推进了规模较小村的合并和“村改居”，实施了农村股份合作社股权固化和集体资产的量化工作，转变了村委会的管理职能，逐步实行了政企分开、政资分离，规范了村级集体资产的管理和运作，加大了城市化的集约建设力度，实行了基层管理体制由农村管理体制向城市管理体制的转变，突破了旧农村管理体制的整体框架，传统城乡二元结构逐渐瓦解，逐步形成了适应发展、建设和改革三大战略转移需要的新体制。各地在村改居方面进行了持续深入的探索，逐渐明确了城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形势下农村管理体制创新的基本方向：从农村管理体制转向城市管理体制。农村社区建设则从另一条路径进行了成功的探索：把农村（行政村或自然村落）看成是一个社区，通过开展农村社区建设，实行农村社区化管理，让农村居民拥有均等化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享受与城市同质化的生活条件和各方面平等的权利。虽然基于不同出发点，二条创新探索路径的做法也完全不同，但都指向同一目标———向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看齐，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并初步建立起了各具特色的适应城市化现代化发展的基层管理新体制。
2、探索建立村居行政服务中心，将政府服务延伸到村居，形成了农村对接城市化的基层管理新格局。在农村管理体制创新过程中，各地方政府结合实际，积极探索建立以覆盖城乡、功能完善、管理有效、服务高质的政府服务为目标，通过政府服务延伸到村居，理顺基层组织关系，完善配套政策措施，建立适应统筹城乡发展需要的管理服务体制，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党和政府的服务能力和威信，实现政府管理与基层群众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促进了地方经济社会持续、和谐发展。如广东省珠三角地区至2011年，各市基本建立起了村居行政服务中心，作为镇政府行政服务中心在村居的延伸机构和便民服务平台，实行“一站式”窗口服务，并理顺村居党组织、村委会和村居行政服务中心的关系，政府将所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实行“费随事转”。在村级设立了一个上可以承接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下可以直接服务村民的社区服务中心制度平台，这就改变了原来农村党支部、村委会和集体经济组织三驾马车的组织格局，创设了新型农村管理体制组织架构，形成了农村对接城市化的基层管理新格局。
3、探索强化村党组织核心领导地位，转变村委会职能，进一步理顺了村级组织关系。农村管理体制创新，还体现在规范了村级各类组织职能，加强了村党组织建设，突出了村党组织作为村级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地位，规定村党组织负责决定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重大事项，组织和领导村民委员会、集体经济组织和行政服务中心依法行使职权。同时重点探索了村委会职能由经济管理职能为主向搞好公共管理提供公共服务转变，理顺了村级各类组织关系。如广东顺德探索村委会“去行政化”，实行“党站合署，交叉任职”，突出了村党组织的核心领导地位，重构了村级组织权力结构；东莞也十分强调村党组织在村级组织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探索建立以党组织为领导核心的包括村级政务服务中心在内的村级组织体制；南海实行“政经分离”后，弱化了村委会的经济管理职能，强化了党组织对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转变村委会工作职能重点，是创新农村管理体制取得的重大成效之一。
2坚持农村社区有效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的重要意义
近年来，国家经济水平持续攀升，构建城乡一体化、打造和谐国家也成为了社会探讨的主要话题，新农村建设逐步成为了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内容.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加强农村社区管理，创新服务体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如下：第一，做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有助于促进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我国在改革开放背景下提出的新举措，所谓的新不仅是要提高农村经济建设水平，还要加强管理、创新服务、做到统筹兼顾.做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工作，能够帮助农村地区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完善管理水平，强化地区发展，并逐步提高农村人民的综合素质，从而全方位的提高农村的综合竞争力，真正构建和谐农村.第二，做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有助于提高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传统的农村管理形式比较单一，社区服务缺乏针对性，内部管理不协调，服务不到位，且监管不严，经常出现权责不明的情况.加强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工作，有助于改进社区中存在的问题，细化管理职责、确立明确的权利与责任，提升员工的素质文化修养，从而让他们坚持以百姓为基础开展服务，切实从农民的利益出发开展工作，提升他们对政府服务的满意度.第三，做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有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现如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发展，我国的经济水平、国民整体素质都有了明显的提升，如何促进社会公平、统筹城乡发展、坚持一体化建设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做好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有助于缩小城乡差距，坚持协调发展，进而更好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国家良好发展.
3新型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形式
社区管理体制是阐释社区管理理念、落实社区管理内容、达成社区管理目标的一种新体系.在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新形势下，其结构特征也有了进一步创新，管理形式和管理模式更加多元，已经呈现出了全面开花的新局面，其职能和管理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
3.1政府主导型
顾名思义，“政府主导”就是指坚持政府在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中的基础性地位，利用政府服务加强社区管理，促进社区发展的模式.该类型主要应用于人口分布较为集中且地域范围较小的社区，它有利于对资源进行整合规划，便于集中服务，在具体设置上大多为“一村一社”或“多村一社”的形式.例如，某政府主导型社区管理模式，在具体建设过程中建立了便民服务站、图书阅览室、文体活动中心以及便民超市等等，依托政府管理集中开展服务，切实提高了村民的满意度，并搭建了信息平台，实现了新技术管理.总的来说，它主要是基于政府强大管理力量基础之上的服务创新模式，实现了社区成员的大面积覆盖，促进了农村社区的和谐统一.
3.2企业主导型
企业主导型是与政府主导型相对应的管理服务模式，它主要是基于企业管理基础之上的服务类型，社区基本管理大多数都基于企业供给，并形成了自我管理和服务的新形式.但是该类型的管理方式仅仅适用于发达的农村地区，在经济水平较好的地域才能实现企业的高效管理和服务.例如，我国河南某农村社区就坚持企业主导模式，探索出了一条村企合作的发展路径，对村民实施集中规划，村民即是企业内部人员，在很大程度上带动了村民经济发展.此外，该种管理服务创新类型，还能够加强村民自治，实现外来人民与当地村民的和谐发展，做到共同参与、共同管理，打造多元化发展的新农村.
3.3民间组织型
民间组织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模式是打好社区组织基础，重视民间力量的一种服务管理形式，它较多的存在于“一村多社区”和“社区设小区”类型之中，村委会领导是组织的基础领导人.某农村社区就在发展建设中采用该种模式实施管理，坚持“产业趋同、共享利益”的原则，建立村委会，开展社区选举，选拔先进党员代表组织发展，并进行有效指导，实施农村自治.这样一来，就可以以村委会为基础载体坚持建设，做好社区服务，并实施自我教育和自我管理，发挥民间力量集中精力办大事，从而更好的为社区服务.
3.4政府、社区互动型
从字面上不难看出，政府社区互动型管理服务模式就是强调政府与社区居民的协调合作，坚持两者的有机结合，坚持双向互动，探索政府行政与社区管理的有机衔接，该类型的管理服务模式大多针对“一村一社区”或“集中建设区”.我国江苏一农村社区就建立了该种类型的管理服务模式，建立了农村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了宣传咨询平台并打造了新的服务团队，加强建设服务站.经过两者的有机统一和协调发展，政府与社区实现了创新建设，深化了民主管理模式，将社区延伸到了政府管理之中，将政府与社区进行了紧密结合，真正构建了其纽带发展模式，形成了农村社区多元化发展的新样式.
3.5政府、社区、社会互助型
该种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突破了传统的管理样式，实现了政府、社区和社会的三方协作发展，有助于三者的互动，将多种力量集合在了一起，提升了管理和服务的有效性.该种类型适用于“一村一社区”的发展建设之中，做到了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居委会的有机统一，发挥了各方的巨大作用.我国辽宁某农村社区就利用了该种模式实施管理，提升了村民的自治能力，加强了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并实现了对制度、组织的有效保障，创新了组织管理新方式.与此同时，社区服务中心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平台的延伸，打造了政府窗口，为居民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将三方力量发挥到了最大化，并引导社会力量进入了公共服务体系，真正探索出了新的发展机制.
4如何做到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
在上述内容中，我们已经清晰直观的看到了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明确了解了其主要内涵和多元形式.如何根据这些特征，将其意义发挥到最大化，进一步加强管理和服务，就成为了社会各界探讨的重要话题.下面我们就结合我国农村社区管理服务的基本情况，谈谈有效策略予以完善：
4.1逐步提升广大人民群众对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的观念认识
想要从根本上加强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管理水平，就一定要提升广大人民和政府人员对其的认识度.对此，国家要加大宣传力度，发挥舆论的导向作用，帮助农村人民了解与农村社区管理有关的制度内容和相关法规政策，开展教育，组织学习，让广大村民切实了解农村社区管理与自身发展的密切关系，进而转变人们的传统观念.此外，社区内部管理服务人员也要明确自身的职责，从自身出发，树立新的管理理念，善于从广大百姓的角度出发看问题，完善服务，创新管理，从而做好社区管理，实现体制创新.
4.2健全完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使其更加贴近群众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想要做好任何事情都要有健全完善的制度体系作基础，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的创新应用更是如此.对此，社区单位要健全完善具体的管理内容、细化管理规章、创新管理方法，使其更加符合群众的要求.首先，要实现综合办理和分类处置，开设窗口展开服务，对问题进行集中受理，取消以往的组班制模式；其次，利用现代化技术实施网格化管理，将管理人数分组规划，使用计算机等现代化设施开展记录，加强人员管控，对社区管理实施网络运用；最后，采用服务制进行管理和服务，尤其是对面积大、办事不便的地区更是如此.社区要建立服务网点，有针对性的开展服务.
4.3坚持提升农村社区管理服务人员的综合素质
农村社区内部的管理服务人员决定着其管理水平和服务能力，在本质上体现着农村的整体竞争力.社区要结合实际，做好管理服务人员的选拔工作，挑选素质能力过硬的员工上岗，做好岗前培训，建立完善的激励机制和鼓励政策，并实施综合考评对策，调查员工的社会满意度和村民满意度，从而不断提升管理服务者的综合能力.
4.4利用现代化技术开展网络管理和服务
随着现代化技术水平的逐步创新，以往的人工管理和服务模式已经落后于时展的潮流，将现代化信息技术应用于农村社区管理服务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能够建立信息资讯，一目了然的看到社区管理和服务情况，建立信息网，采取网络互动的方式与村民进行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意见.与此同时，将网络运用到其中还能够帮助领导干部分析社区管理的进展情况，也更加便于对员工开展考评，加强管理服务的有效性.
Abstract:Despitetherapiddiffusionoftelephone,cable,mobilephoneandsomeotherinnovative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empiricalresearchonthediffusionofthesenewmediainruralChinaislargelyneglected.BasedontheframeworkthatdevelopedfromDiffusionofInnovationTheory,thecurrentstudyempiricallyexaminedthecurrentsituationandmechanismoftheadoptionofinnovative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inruralChina.InvestigationwasconductedinAugust2005and648respondentsinhabitcountrysideofHubeiProvincefinishedvalidquestionnaire.FindingssuggestedthatarelativelyaustereDigitalDivideexistingbetweencountrysideandcity.Multiplehierarchicalregressionanalysisdiscoveredthatdemographicfactorshadmoreimpactontheadoptionofinnovative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byrespondentsthanthatofmediauseand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factors.Dataanalysisfoundthatamongallthevariables,contentpreferenceofmassmedia,familyincomeandeducationhadstrongestinfluenceontheadoptionofnewmedia.TheauthorssuggestedthattheunderlyingmethodsofeliminatingDigitalDividearetoincreaseruralresident’sfamilyincomeandexaltationofindividual’seducation.
Keywords:RuralChina,InnovativeCommunicationTechnologies,Diffusion,Adoption,MediaUse,InterpersonalCommunication
一、研究背景
近些年来，电话、移动电话、有线电视、甚至包括电脑、互联网等各种创新传播科技逐渐在我国城市实现了普及，同时也日渐进入农村家庭。事实上，历来有关创新传播科技在社会系统中的扩散与使用现象备受传播学与社会学学者的关注，创新扩散理论之父EverettRogers在其经典的DiffusionofInnovations（4thEdition）一书中总结了三千多项有关研究，其中不乏对各年代的新兴传播技术的扩散研究（如1950－60年代的电视机、1970－80年代的录像机和有线电视、1990年代的电脑和移动电话等）。在我国，亦有不少学者采用此理论研究各年代的新媒体如收音机、电话、呼叫器、有线电视、互联网、手机短信等的扩散（祝建华,1997;Zhu,1999;杨伯溆,2000;金兼斌,2001a;金兼斌,2001b;祝建华、何舟,2002a;Zhu&He,2002b;Zhu&He,2002c;Cheong,2002;周裕琼,2003;李秀珠,2004）。多年来，尽管创新扩散研究者对于创新事物在农村[1]地区的扩散素来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迄今为止，就创新事物和创新观念在我国农村的扩散而言，极少有学者关注到，至于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农村扩散情形的实证研究，更是踪迹难觅。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三地农村的问卷调查，考察我国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2]采纳状况及其内在机制，为今后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农村地区的扩散提供相关对策和建议。
二、理论框架
“创新扩散理论”（DiffusionofInnovationsTheory）所探讨的是创新事物通过特定的渠道、在一定的社会系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传播扩散开来的过程。对于新科技、新产品的采纳和扩散研究，源于社会学的经典创新扩散模式、即Rogers模式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此领域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该模式被普遍认为是新科技扩散研究之最重要的理论基础（Zhu&He,2002b;李秀珠,2004）。Rogers模式的重要贡献，在于它注意到呈S型曲线扩散的创新事物，其扩散过程受到该事物之创新特征、采纳者个人特征、传播渠道和社会制度等因素的显著影响（Rogers,1995），世界各地的实证研究已反复证明了该模式的普遍适用性。
Rogers（1995）认为人们的大众媒体使用对于其认知新事物或者新科技之存在异常重要，尤其是在创新事物的扩散早期；一般来说，早采纳者较之于晚采纳者，其使用的大众媒体种类较为多元，且使用频度亦更高。创新扩散理论对此的解释是，大众媒体在帮助受众知晓创新技术和形成及改变受众对这一创新技术（如创新特征）的主观认识过程了扮演了核心角色；因为就信息扩散言，大众媒体往往是最有效快捷的传播渠道（金兼斌,2000,p.44）。许多实证研究皆表明，人们的创新事物采纳往往与其大众媒体使用水平显著相关（Jeffres&Atkin,1996;Leung,1998;Leung&Wei,1998;Li,2003;Lin,1998;Rhee&Kim,2004;李秀珠,2004）。如Leung（1998）在研究我国城市居民的新科技采纳时发现，报纸阅读量与新科技采纳的数目显著正相关；Li（2003）在研究台湾人采用电子报纸时也发现，采用的可能性与杂志及电影之使用显著正相关，但与电视的收看显著负相关。这里我们注意到，大众媒体的效果往往取决于受众对其特定内容或信息的使用，若将媒体上的信息简单划分为娱乐情感和新闻资讯两类，显然，使用新闻资讯内容较多的受众，应更容易形成对创新传播科技的主观认知。有鉴于此，本研究假设如下：
假设一：人们对大众媒体的使用（时间和内容），可预测其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
根据Rogers（1995）的观点，任何一个创新事物在特定社会系统中的流传，是一个包括认知、说服、决策、使用和确认的动态过程；在这些阶段中，大众媒体和人际传播所发挥的功能不同。Rogers（1995）认为，在认知阶段，大众媒体扮演着核心角色，而在说服和决策阶段，人际交往则是最重要的传播渠道。对此的解释是，创新采纳过程是一个不断消除或降低不确定性的过程，个体对创新采纳不确定性的消除有赖于其所处的传播网络提供信息，包括有关创新的信息和对创新的评价信息，而后者尤其依赖于系统中他人通过人际传播渠道加以传达和提供，特别是对采纳者而言比较重要的人的看法（Rogers,1995,pp.17-19;金兼斌,2000,p.124;p.66）。由于农村居民从大众媒体上所获得的信息相对较少，而其相互交往又颇为便捷，他们的许多关于创新事物的信息和评价应来自于人际交往。我们无意于检验意见领袖或曰变革中介在扩散过程中的作用，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人际交往水平（绝对量的大小）对于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由此我们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二：人们的人际交往程度，可预测其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
根据Rogers（1995）的创新扩散模式，人口变量在创新科技的扩散初期是强有力的预测变项。这一论断得到许多实证研究的支持（Atkin,1993;Atkin,1995;Lin,1994;Leung&Wei,1998;Neuendorfetal.,1998;Li&Yang,2000;李秀珠,2004）。不过，一旦创新的扩散越过了临界大众或社会上50%以上的人口都已采用此一新科技，人口变项便不再具有预测能力（Atkin,1993;Wei&Leung,1998），因为人口变项对创新采纳行为的影响，其本身是时间的函数，取决于创新扩散的阶段（金兼斌,2001a,p.99）。一般来说，新科技的采用者比非采用者，年纪较轻、教育程度较高、且收入也较高（Atkin,1995）。
这里我们还将检验有与人口特征密切相关的“创新精神”（Innovativeness）这一变量。Rogers（1995）认为，采用者的个人特质方面仍未得到充分的检视，目前研究最多的个人特质为创新精神；然而，Rogers所谓的创新精神是针对具体创新和具体的扩散环境而言的。本研究采用学者Ettlie&O''''Keefe的定义，将创新精神理解为人们的一种相对稳定的品质，不随具体的创新而变化（金兼斌,2001a,p.102），近来的众多创新采纳研究皆已取这种定义（Wei&Leung,1998;Lin,1998;Johnson&Kaye,1998;Li&Yang,2000;金兼斌,2001a）。一般来说，较强的创新精神使得个人喜欢追求新奇特殊的东西，且使个人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或新科技，因而积极接触新事物或新科技，并早于他人采用。
假设三：人口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婚姻状况、职业和个人创新精神）可预测人们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
图1本研究之理论框架
以上述三个研究假设为基础，我们构建了如图1所示之理论框架。显然，在这一框架之中，我们还假设人口因素通过对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因素的直接影响（假设四与假设五）从而间接影响了其创新传播科技采纳，至于这些影响是否的确存在，我们将在下文根据经验数据予以检验。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本研究涵盖了多种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农村社会的扩散情形，因而我们不能如同经典的扩散模式所强调的，将创新事物的特征作为重要的预测变量予以检验；事实上，这恰恰是本研究的一个独特之处，我们拟在不考虑创新特征的前提下检验独立于具体创新传播科技的人口、交往行为和媒介使用行为因素的“净”的影响力，如此所得出的结论就总体而言对理解今后日新月异的创新传播科技的扩散更有启发性和实用性。
三、研究方法
（一）抽样方法与结果
本研究力图考察的是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农村地区的采纳情形及其影响因素，在调查地点的选择上，我们选取典型的中部省份——湖北省的农村地区，并在该省选取了东部的武汉市江夏区、中部的潜江市和西部的枝江市三地的农村地区作为具体的调查区域。本研究的结果不能代表全国，但调查结果将为后续研究提供具体思路和相关资料。
本研究的抽样总体为湖北省农村地区16-60岁的常住居民。样本资料通过多阶段整群抽样而获得。方法是首先将三地市各乡镇按人口多少排队，按照等距原则抽出3个乡镇，从每一抽中的乡镇中随机抽中2个行政村和1个居委会，再从每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出1个自然村。这样最终抽取的18个自然村和9个居委会的所有居民构成了初始样本。按照自然村每隔5户、居委会每隔10户的等距原则，访问员进入每一被抽中的家庭，访问该家庭中16-60岁成员的最近生日者（lastbirthday）。倘若被调查者当时不在家，访问员被要求分别在不同的时间回访，直到调查完成为止。调查于2005年8月1日至20日之间进行。在三地各发放250份共750份问卷，回收721份，其中有效问卷为648份，回收率为96.1%，有效回收率为89.9%。
描述统计发现，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35.25岁，标准差为9.26岁，男性为42.3%，女性为56.8%（其余0.9%不祥），64.7%的受访者接受正规教育为9年及以下，70.7%的受访者家庭年收入在1万元及以下，34.0%的受访者从事农林牧渔业，12.7%从事工业、手工业和建筑业，18.8%从事个体商业，33.3%为医生、教师、公务员、学生等其他职业（其余1.2%不祥）。与2003年湖北省人口统计年鉴相对照（湖北省统计局,2003），这一抽样结果相当不错；故而在下文的分析中，没有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二）变量的测量
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本研究就曾经和正在农村地区使用的较为常见的8种创新传播科技，包括电话、呼叫器、录音机、VCD/DVD、卫星电视或有线电视、移动电话、电脑、互联网络，要求受访者回答自己或者家庭是否曾经或正在使用。若受访者回答为“是”，则编码为“1”，否则为“0”，累积起来的复合值即为受访者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之分值（鉴于电脑和互联网比其他科技更能体现受访者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倾向，故在编码过程中将采用这两种科技的得分值予以加权，权数为2）。
媒介使用。对于变量“媒介使用”，本研究具体考察农村居民大众媒体的“使用程度”（即使用的绝对时间）和“内容偏好”。访问员在调查过程中询问受访者平均每周在不同大众媒体（电视、报纸、广播和杂志）的娱乐情感内容和新闻资讯内容上分别花费的小时数，将两者相加即为受访者的媒介使用程度（绝对时间）；将两者做比较则为受访者对于大众媒介的“内容偏好”，若某一受访者在大众媒介情感娱乐内容上所花费的时间超过新闻资讯内容，我们将其编码为0，反之为1。
人际交往。用以衡量农村居民人际传播的程度。要求受访者分别就自己和：（1）家人，（2）亲戚、朋友和熟人，（3）所在社区里的人们，（4）社会上其他人相互走动和交往的程度予以评估，亦采用5级李克特量表测量，由1至5分别代表“从不”、“较少”、“有一些”、“较多”、“非常多”。
人口变量。调查中询问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接受正规教育年数）、家庭年收入、婚姻状况、职业。此外，本研究采用Lin（1998）所发展出来的量表来测量受访者的创新精神，并将其4个题项缩减为2个：（1）愿意学习新事物，（2）对科技的新近发展很感兴趣。调查之后的分析表明该量表的克隆巴赫a（Cronbach''''salpha）信度值为.79。
（三）数据分析方法
本调查的全部数据采用SPSSforWindows13.0整理和分析。采用频数分析描述受访者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的整体情形。对于研究假设，主要采用多元阶层回归分析（multiplehierarchicalregression）予以回答。具体分析方法是，以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为因变量，以大众媒介使用、人际交往和人口因素为自变量，依次分组进入回归方程，以检验各个变量对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
四、研究发现
（一）描述统计
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如图2所示，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分值的分布接近正偏（向左）的正态分布。农村居民的传播科技采纳得分的最小值为1，最大值为10，均值为3.91，标准差为1.75，可见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分值并不算高。值得注意的是农村居民对于电脑和互联网的采纳情形，648名受访者中有18人家中有电脑，有15人家里接入了网线（图2中未显示），这个比例是很低的。
农村居民的媒介使用行为。如图3所示，农村居民平均每周看电视、读报纸、听广播和看杂志的时间分别为17.24，2.61，1.75，4.25小时，看电视的时间远远超过在其余三种媒介上所花费的时间之总和，可见电视在大众媒体中处于绝对主导的位置。分析还显示在280名男性受访者中，80人倾向于娱乐和情感内容，200人倾向于新闻与资讯内容，而在368名女性受访者中，这两个数字分别为278和90，卡方分析表明这一差异是显著的（χ2=141.90,d.f.=1,p=.000），即农村的男性受众更倾向于接触大众媒体新闻与资讯内容。
图2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状况
（其中纵坐标代表频数，横坐标代表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分值）
图3农村居民的大众媒体使用状况（每周）
农村居民的人际交往行为。调查发现，在5级李克特量表上，农村居民与家人、亲朋熟人、社区里的人们和社会上其他人的交往程度的均值分别为4.06、3.42、2.08、2.13，标准差依次为.92、.84、1.01、1.11。此外，农村居民人际交往的四个维度的相关性并不强，即使是在显著相关的维度之间，相关系数也不大，如表1所示。因此在下文的分析中我们将其视为四个独立的变量。
表1农村居民人际交往四个维度的相关矩阵
Com1Com2Com3Com4
Com1-与家人的交往1.260**.075－.165*
Com2-与亲朋熟人的交往1.286**.092*
Com3-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1.276*
Com4-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1
*p<.05;**p<.01
农村居民的个人创新精神。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的创新精神之均值为4.07，标准差为.57，卡方分析显示男性比女性的创新精神更高一些（χ2=75.92,d.f.=4,p=.000），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表2农村居民个人创新精神分值的分布
创新精神分值3.003.504.004.505.00总计
女54821464838268
男2261286064280
总计56108274108102648
χ2=75.92,d.f.=4,p=.000
（二）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之预测变量
为了检验前述三个研究假设，我们以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为因变量，以媒介使用、人际交往和人口因素为自变量，依次分组进入回归方程，以检验各个变量对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分析的结果整理于表3中。
表3预测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多元阶层回归分析（N=648）
预测变量B值标准化Beta值t值
第一阶层（人口因素）
年龄.001.0581.709
性别（女=0）.006.022.749
家庭收入.004.253***9.278
教育程度.147.201***6.406
婚姻状况（已婚=0）.511.102***3.353
职业（农林牧渔业=0）
商业.668.143***4.706
工业.478.087**3.075
医生教师公务员等其他职业.008.020.620
个人创新精神.412.134***4.325
R2.576
调整后的R2.570
调整后R2的增量.570
第二阶层（人际交往因素）
与家人的交往.006.0321.197
与亲朋熟人的交往－.006－.029－.937
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265.152***5.576
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245.153***5.001
R2.637
调整后的R2.628
调整后R2的增量.058
第三阶层（媒介使用因素）
看电视时间－.001－.085**－2.964
看报纸时间.003.0581.632
听广播时间－.007－.150***－5.641
看杂志时间.001.018.551
媒介内容偏好（娱乐情感内容=0）.944.262***7.875
R2.689
调整后的R2.679
调整后R2的增量.051
*p£.05;**p£.01;***p£.001.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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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3中的第3列可知，在所有的自变量中，10个变量（职业这一变量有两种情形）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状况有显著影响。媒介内容偏好、受访者的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响力最大的三个变量，愈倾向于接触大众媒介新闻与资讯内容、家庭收入愈高、教育程度愈高的农村居民，其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可能性愈大；在余下的变量之中，婚姻状况、职业、个人创新精神、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即未婚、从事商业和工业、创新精神高、与社区里和社会上其他的人们交往多的农村居民，其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可能性更大；而电视和广播媒介的使用则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有负面影响，即看电视愈多、听广播愈多的农村居民，其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可能性愈小。
值得注意的是，三组变量对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是不同的，由表3中“调整后R2的增量”三行可知，人口因素的解释力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人际交往因素和媒介使用因素的解释力相当有限。
（三）农村居民媒介使用与人际交往之预测变量
为了检验假设四和假设五，分别以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因素中的各个子因素为应变量，以人口因素中的各变量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
表4预测农村居民媒介使用与人际交往行为的回归分析结果（N=648）
因变量预测变量R2（调整后的R2）模型的显著度
看电视时间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商业***、创新精神*.139(.125).000
看报纸时间年龄*、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商业***、其他职业**.188(.175).000
听广播时间工业*、其他职业**.043(.028).003
读杂志时间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商业***、其他职业***、创新精神**.175(.162).000
媒介内容偏好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其他职业**、创新精神***.392(.382).000
与家人的交往性别***、教育程度*、其他职业*、创新精神*.126(.113).000
与亲朋熟人的交往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状况***.099(.085).000
与社区里人们的交往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商业***、工业***、其他职业*、创新精神***.120(.106).000
与社会上其他人们的交往年龄**、家庭收入***、商业***、工业***、创新精神***.313(.303).000
由表4可知，不论是媒介使用还是人际交往，由人口因素中的变量皆可在一定程度上予以预测，其中预测力最强的是“媒介内容偏好”和“与社会上其他人的交往”，最弱的是“听广播时间”和“与亲戚朋友熟人的交往”，其余所有的预测力则介于两者之间。由此，假设4和假设5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支持。我们有理由认为，除了表3中所显示的直接影响之外，人口因素通过媒介使用和人际交往这两种行为因素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有间接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不同的行为因素，起着预测作用的人口因素往往不同，但主要的影响因素是性别、家庭收入、教育程度、职业和创新精神。
五、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三地农村的问卷调查，考察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状况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就整体上言，创新传播科技在我国农村社会的扩散情形不容乐观，如图2所揭示的，在总分为10的情形下，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得分均值为3.91。显然，倘若这一调查在我国城市地区进行的话，城市居民的得分应在7.00之上[3]，而这还只是在不计城市居民对部分创新传播科技的重复采纳，或者在家庭采纳之后又实现了个人采纳的情形下的结果。仅此已足以表明，我国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的现实是的确存在且亟待克服的。
分析表明，在人口因素、媒介使用因素和人际交往因素三者之中，人口因素对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影响力最大。其中，农村居民的大众媒介内容偏好、受访者的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是影响其创新传播科技采纳最主要的变量；同时，尽管农村居民的行为因素对创新传播科技的采纳有一定影响，但这些影响又能在相当程度上由人口因素（尤其是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而得以预测。Rogers（1995）的经典扩散理论认为，创新扩散的结果往往会加大同一系统内早期采纳者与晚期采纳者的社会经济差距，同时亦会扩大没有采用创新之前具有较高和较低社会经济地位者之间的差距。本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其核心指标即为家庭收入和教育程度）的差距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居民之间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差异；不言而喻，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的差异将会导致更大的社会经济地位差距，从而对今后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产生更大影响。
本文的结论表明，消除城乡之间及农村社会内部数字鸿沟的根本举措，在于增加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以及提高其文化教育程度[4]。家庭收入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农村居民采纳创新传播科技的经济门槛。同时，政府有必要在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实行政策上的公共投入，降低运营成本，这相当于增加人们的实际收入（王刊良、刘庆,2004）。此外，正如有的学者（黄曼慧、黄小彪,2004）已经注意到的，相关部门必须把教育放在战略高度加以重视，发展教育应首先注重对人们信息意识的培养，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从而缩小由于信息意识、文化程度和智力等方面原因造成的数字鸿沟。
本研究通过对湖北省三地农村的问卷调查，考察了我国农村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状况及其内在机制。本文的结论基本支持了我们所提出的理论模型，这一模型对今后的农村居民创新传播科技采纳研究具有一定借鉴作用。今后的同类研究，应克服本研究中来自调查区域过窄、样本量较小的缺陷；同时还可就城乡之间、东部和中西部农村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而得出更具启发性和解释力的结论。
注释：
[1]在我国，农村与城市的划分标准一般有3个：其一是人口的聚居数量，以2000人为界；其二是职业，即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之比例，以50%为界；其三是行政管理标准，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不论人口多少皆是当然的城镇（韩明谟,2001,p.77）。鉴于湖北农村大多乡镇人口数量在2000以下，此外，即使不少乡镇人口在2000以上，但其农业人口比例亦远远超过50%，因此本研究以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为城镇之判断标准，故而“农村”这一概念系指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之下的乡镇与乡村地区。
[2]所谓“创新传播科技”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曾经是“创新”的传播科技必然会成为陈旧的和传统的传播技术。本研究所主要考察的电话、呼叫器、录音机、VCD/DVD、卫星电视或有线电视、移动电话、电脑、互联网络8种传播科技中的大多数现在仍然可被认为是属于“创新”的传播科技，而其余的也才刚刚过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这8中创新传播科技中，仅有呼叫器和移动电话的采纳属于个人层次的采纳，其余的6种科技属于家庭层次的采纳。
[3]我们的理由是，在我国城市社会，电话、呼叫器、录音机、VCD/DVD、卫星电视或有线电视这5种传播科技已基本上实现了完全普及（已过时的呼叫器曾在城市社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普及，这里我们将其视为曾经完全普及），移动电话则至少已在成人群体完全普及，至于电脑和互联网络，虽然没有明确的调查结果，但根据CNNIC（2005）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5年7月）”，我国现今上网计算机数已达4560台，且主要为家用电脑，而另有不少家用电脑并没有上网。由此我们可大致推断，互联网络在我国城市的扩散率（以家庭为单位）应已超过30%。综上所述，我国城市居民的创新传播科技采纳得分的均值应为6＋0.30*2*2=7.12，其中还不计尚未上网的那部分家用电脑。
[4]家庭收入的增加与文化教育程度的提高亦有助于改善农村居民的媒介内容接触状况。我们在分析中发现，家庭收入高即教育程度高的受访者，其接触媒介新闻资讯内容的可能性更大。
[参考文献]
[1]韩明谟.(2001).农村社会学.北京大学出版社.
[2]湖北省统计局.(2003).湖北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
[3]黄曼慧、黄小彪.(2004).特区经济.第12期:42-43页.
1.档案室的管理需要和限制
对于档案室应当做到，始终保持档案室的整洁和卫生状况，防止因为火灾，潮湿，尘土，强光照射，高温，虫害和鼠患以及盗窃等形成的对档案原件的损坏。档案室内部应当严格禁止对于其他物件的存放，做到一室一用。同时，管理人员要注意出入时要将档案室的电子设备全部关闭，同时注意关门落锁。
2.档案室的档案保密准则
如果工作人员要进入档案室，必须携带相关的证件和身份资格证明，通过审查后，到指定的钥匙存放地点取出要查阅的档案所在档案室的钥匙；如果是内部文件，必须出示上级批注以及该工作与档案的密切关系证明。
3.档案室的借阅准则
一般情况下，档案室的资料查阅要在管理人员的监督下进行，只能阅读有批准资格的档案部分，不得外借。不准对任何档案进行毁损和复制。如有需要将档案外带或复制，必须经过上级批准。
4.档案的鉴定和销毁
工作人员应当根据相关准则和规章制度，定期对档案进行鉴定，如发现过期档案应该按时进行登记造册，向上级打销毁报告，批准后进行销毁。毁损过程仍然要注意确保保密，不使档案外泄。这样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能够保证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水务建设时时刻刻有据可查，且所查内容真实可信，工作内容不会泄漏。这对水务档案的管理人员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首先，管理人员应当意识到农村水务档案管理对于村民生活的密切关系和重要作用，强化保密意识和服务意识。更新观念，从而实现水务档案管理的多层次管理和制度的严格遵守。其次，要对管理人员的综合素质和专业技巧进行培训，保证其能够对档案进行定期审查和养护。同时充分提高其对信息的驾驭能力和道德意识，从而防止监守自盗的情况发生。
二、水务档案管理与其它技术部门的密切配合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保障
水务档案管理是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水利建设的准备和改进工作的支持，其和工程管理部门，其他技术人员，甚至是上级部门的配合程度都会极大的影响水利工程的正常运行。因此，应当从以下角度加强水务管理部门和他人的配合工作：
1.水务档案管理部门与工程管理部门的配合
水利工程属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程的一种，因此水务档案管理部门应当服从于工程管理部门。在工程计划开始施行之后，确定本档案管理部门的的管理范围和归档标准。在工程的图纸完善和审查时积极参与，从档案管理的角度提出对专业资料格式和内容的具体意见，做好保障工作。工程预验收的时候，档案室的管理人员应当参与进去，通过信息审核系统，查看文件材料数据的真实性，工程项目的完善性，资料整理的规范性，从而确保各单位竣工档案的编制合理合格，施工职责划分明确。检出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档案管理人员应当立即向工程管理部门汇报，要求按照标准进行整改，以便整体工程的归档能够达到预期要求。
2.水务档案管理部门与技术部门的配合
在一个完善的水利工程中，档案人员主要负责归档的制度制定和审核，而技术人员则是形成该档案的中坚力量。水利工程的特殊性导致其档案的形成过程中需要大量技术人员的参与，档案内容包括了较多的专业名词，对于不熟悉该项目的人来讲往往难以理解，更难审核。因此，档案管理人员要充分学习水利工程的基础知识，在审核过程中通过对技术人员的询问确保理解的正确性和审查的规范性不因专业难度而受到影响。对于技术人员来说，往往对于档案的格式不甚了解，则应该配合档案管理人员的要求，保证水利工程档案的完整和准确。
3.水务档案管理部门与建设单位的配合
档案工作人员的任务之一就是拟定档案的建立标准和管理规范。这一点必须与建设单位的要求相互配合，帮助其一起制定技术文件的编制要求，争取做到不重不漏，相互依仗。保证档案管理符合水务建设单位的后期要求。同时这也可以确保档案的规范制定和后期审核符合建设单位的基本情况。
4.水务档案管理部门与上级部门的配合
在税务档案管理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多方面的协调，这离不开上级部门的支持。只有遇到问题及时向上级部门进行反应，在可控范围内对问题进行解决，防止其最终影响整个工程的完工。同时，一些新出台的规章制度和管理内容都需要上级部门及时反馈给水务档案管理部门对其进行更新和完善。因此，主动争取上级部门的支持对水务档案管理部门极为重要。
三、水务档案管理的创新意识是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水利工程建设效率的基础
当今信息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对于水务档案管理的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建立完善的档案信息库，是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加强信息的硬件基础建设和软件使用
必要的硬件基础设施是现代化档案建设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何保证资金利用的合理性，设备使用的正确性，软件购买的高效性以及后期培训的必要性，是水务档案管理的新的内容。
2.加强水务档案数据库的建设
为了将水务信息进行更好的分析和共享，需要建立数据库。首先要对档案室中的档案进行数字化，通过扫描技术等实现从纸质档案到电子档案的转化。通过数据结构的建立和完善，保证信息的查询和分享愈发便利。
3.培养新型档案管理人才
现代化的档案管理和创新意识需要高素质高能力的档案管理人才。通过对其的业务知识培训和基本信息技术的使用培训，才能充分应对水务档案管理过程中出现的信息化要求。
新农村建设包括修建水利设施、实施防洪、防旱对策、完善输电网和通信网、在农村免除义务教育的学费等一系列措施和目标，因此很多人将我们的新农村建设与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进行的“新村运动”相比较。
的确，韩国的“新村运动”与我们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在实质上是有相似之处的，前者是“一场由政府发起的、以缩小城乡差距、改造农村、造福农民为目的、以倡导‘勤劳、自主、合作’精神为核心，开展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村庄建设项目和提升农民文明素质的思想教育为载体、物质文明建设与伦理精神教育互动的农村现代化建设运动。”[1]在新村运动中，韩国媒体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运动刚开始时，政府在没有寻求新闻工作者和作家支持的情况下在整个农村地区实行新村运动，当农村的居民积极参加新村运动时，很少有记者对新村运动进行报道。当政府试图将新村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时，就需要在社会各界人士中形成一种共识，新闻工作者和作家们对这项在农村实行的所取得的惊人的成果的宣传将是很重要的支持。”[2]
因此在1974年－1980年参加新村运动培训的高级官员及社会精英分子的职业分类中，新闻工作者及作家有602人（总数为10513人），是继教授（2272人）、牧师和僧侣（782人）之后的第三大类人群。“大多数是报社、电台或者电视台的管理者或高级职员。”
这些对新村运动有了深刻认识的精英分子所带动的韩国媒体不仅仅是宣传了运动成果。“快速方便的大众媒体，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在农民阶层中影响着他们如何最有效的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现金收入，并能赶上城里人日益增长的生活水平。这产生了他们极大的兴趣去学习更多关于农产品定价的策略、农产品的市场改革、经济作物和畜产品的生产饲养技术。对农民的训练课程随着他们需求的变化进行调整。”[3]这些农民观念上的变化，离不开韩国媒体对新村运动的深刻认识和参与。
我们在新农村建设中渴望看到的农民观念变革，也同样离不开媒体对新农村建设的深刻认识和积极参与。因此我们需要改进的方面至少有以下几件：
1．从单纯的“反映”功能到建设性作用
2000年，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信中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农民问题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国人关注的焦点。正是媒体对“三农”问题的持续反映和呼吁，农村这一被遗忘的角落和农民这一被忽略的社会群体才重新回到社会的大视野中，今天提出的建设新农村的规划，也正是建立在对农民问题的真实认识基础之上的，这些真实的认识离不开媒体的反映。反映固然重要，但是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更需要建设性的报道。
所谓建设性报道，是能够对农村的现代化起到积极作用的报道。南京师大新闻学院方晓红教授在研究农村与传媒时认为：“推动一个社会或地区的现代性增长的因素非常多，大众传播媒介不是唯一因素，也不是第一因素，但在大众传播媒介如此发达的时代，尽管它不是唯一也非第一却是不可忽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4]关于这种认识，此前已有很多学者谈到，例如现代化的理论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所描述的：“大众媒介给人们带来有关现代生活诸多方面的信息；给人们打开了注入新观念的大门，向人们显示新的行事方式，显示有助于增进效能感的技术；启迪并探讨多样的意见，刺激并加强对教育流动性的期望。歌颂科学，为技术大唱赞歌。所有这一切在能够接受外来影响的人那里，将会导致更多的现代性。”[5]
显然，媒体不能仅满足于一般的沟通消息，而要成为改变农村落后观念意识的理性力量，像韩国媒体在新村运动中所做的，能够激发农民学习先进技术的兴趣和欲望，能够使农民通过报道得到启发和教育，能够最有效地利用有限的资源来获得最大的现金收入。
其实，媒体的这种建设性作用已经在部分农民中有所体现。安徽省含山县半湖村的260户蟹农，从（中央电视台）七套节目中获知香港市场河蟹需求旺盛的信息后，立即多方联系，最后与香港创业集团签订了1.2万亩的无公害河蟹订单。和县菜农多年来只习惯种植辣椒、茄子和西红柿。七套节目开通后，他们跟着电视引新品，调结构，仅早春菜就改种了彩椒、瓠子、樱桃番茄等20多个品种。在安徽，这种“看着电视种田，盯着市场挣钱，依靠科技致富”已经成为一种时尚。[6]然而，这种建设性作用在过去还没有形成媒体的共识，而在建设新农村的过程中，这种建设性作用应该是媒体的理性力量所在。
信息的效益不是永恒的，观念的变革才具有长效性。信息，尤其是经济信息，是很容易过时的，而培养农民对信息的追求和肯定、承认信息的价值并愿意为交流信息投资，这才是农民在信息社会中非常重要的生存理念。这一过程离不开传媒建设性的作用。
2．从报道农民到做给农民看的新闻
在传媒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学术贡献的韦尔伯·施拉姆，把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国家的作用概括为四个方面：推广农业新技术、普及卫生知识、扫除文盲、实施正规教育。[7]这四个方面正是媒体在农村最基本作用的体现，因为“大众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补偿自然形成的乡村隔绝状态。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为农民传播了现代道德，大众传播开阔了农民的视野，传播了信息，说服农民接受变迁。”[8]而要发挥这些基本作用，首要前提是：将农民从报道对象转化为报道的接收者，即做新闻给农民看。
做农民的新闻，是让世界了解农民；做给农民看的新闻，是让农民了解世界。
传媒业界所进行的三农报道是城市了解农村、市民了解农民生活的一个主要通道，在这个意义上，传媒的功能如同一个放大器，将原本被忽略的农村、农民、农业放大后展示到公众面前。在这种报道模式中，无论是对农民工遭遇的报道、还是直接针对农村的扶贫报道、农业典型报道等，农民始终是报道对象，农民之外的群体才是受众，农民被排斥在受众群体之外。作为报道对象，农民可以借助媒体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实现和维护自身利益，但是同时，农民的形象是依受众旨趣而设，农民命运的转折机会也是始终把握在他人手中。
城市居民也经常作为报道对象，但是在媒介行为中，他们能够始终以接收者的身份来实现成为自己行为的主体承担者的能动性。这种情形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的研究报告所分析的那样：“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城市逐渐成为新型经济活动、新兴社会阶级、新式文化和教育的场所，这一切使城市与仍被传统的桎梏所羁绊的乡村有着本质区别。换言之，工业化改变了城市的性质，打破了城乡之间的平衡，经济活动和经济机会在城市骤增起来，简直不可胜数。与此同时，也改变了城市居民的文化机制和政治意识，使城市居民具有更高的文化和组织程度，并不断滋生出新的社会意识或越来越多地接受新的观念。……与作为顺从者群体的农民不同，他们某种程度上可称为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参与者，……并且表现出对社会的输入过程，即他们对介入政治的过程有一定的认识，并形成了鼓励自己利用各种参与机会的态度，一定程度上相信自己努力去做就能够或多或少地影响国家的政治事务，进而产生行动的意向。”[9]
工业化与城市居民的主体性认识的确有很大关联，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参与态度也往往因此被认为是工业化的结果。但是他们对政治或经济的介入，大都需要经过传媒这个通道。因此，是传媒伴随者工业化进程促成了城市居民对社会的“输入”。
那么，要改变农村的面貌，农村、农民现代性增长的因素也必须与工业化、现代城市文明尽可能密切接触。早在19世纪中叶，恩格斯徒步从巴黎到伯尔尼的一个月的行程中，就敏锐地感觉到城市文明对农村现代化影响的决定性意义。他在谈到法国种植葡萄的农民时写道：“居民们由于做葡萄酒生意，经常同外界发生关系，因此，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些文明，而在接受这种文明方面，任何人都没有妇女那么快，因为她们从这种文明中可以得到直接的和最明显的好处。任何一个法国的城市妇女都会这样唱：
如果我敢在美丽方面，
同乡下姑娘比较，
我就戴上一顶
缀有玫瑰色或天蓝色带子的草帽。
恰恰相反，她们很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魅力的全部财富应该归功于城市，归功于摆脱了一切粗活，归功于文明和金钱”。[10]
方晓红在对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苏南和苏北进行研究时进一步提出：促进现代性增长的第三个重要因素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广泛使用”。[11]参与意识是主体性的一种表现，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或者文化方面，这种参与意识的培养与媒介行为都具有很大的关联。媒介的参与，对于农民来说是少有的能够直接接触外界文明的途径，当他们能够以自己的眼光透过媒介来感受城市乃至更远的地方，对自身处境的思考和行动的意向才能够激发出来。那已经不是简单地“借助媒介来表达自身利益要求”，而是“借助媒介来追求对自身利益的要求。”
二、学术界：担负起现实农村传播问题的研究任务
我们以2000－2005年《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大学》以及《新闻记者》这四家新闻学刊物为一种参照（它们的主办单位分别是报业集团和大学），它们关于传媒三农报道的研究内容、深度以及力度等方面，一定程度可以反观新闻传播学界对三农问题的关注。
下表中所列数据为这些年所发表文章总数（不包括不署名文章，比如预告、简讯、传媒链接等）与涉及三农的研究文章之比：>年份
《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大学》《新闻记者》
20000/2420/1111/1323/449
20012/2140/1530/1100/413
20021/2552/2220/992/423
20031/2922/2132/952/423
20043/2581/2472/854/390
2005（不完全统计）2/2302/2581/402/324
显然，无论是《当代传播》、《新闻界》、《新闻记者》这样的由新闻业界的研究所主办的刊物，还是《新闻大学》这样的学院派刊物，对三农报道问题的研究始终处在零星而分散的状态。这与传媒运作的现实状况也是相吻合的。三农问题是自2000年两会以来的社会难点、焦点问题，但是，学界对农村传播问题研究很不充分。
在涉及三农问题的研究文章中，研究者的关注点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是分析传媒关于弱势群体中的农民工报道（比如《大众媒介与社会边缘群体的关系研究――以拖欠农民工工资报道为例》）；二是分析传媒的农业农村报道（比如《解析农业典型报道中的“新闻伤害”现象及对策》）；三是直接分析对农传媒现状（比如《农村网络传播：问题与对策》）；四是通过实证调查方式解析传媒与农民农村变化的作用关系（比如《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
这四个研究方面在文章数量上基本处于持平的状态，也就是说，研究者给予这四个方面的关注度是大致同等的。这种平均注意力的分配可能是一种无意识的结果。其中最具有前瞻价值的是第四个方面，解析传媒与农民农村变化的作用关系文章。
上表所涉及的此类文章共有七篇，分别是：《中国受众之回顾》（2001《当代传播》陈崇山）；《加强农村传播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2002《新闻记者》张宁、方晓红）；《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高级研讨会举行》（2002《新闻界》方晓红）；《苏南农村受众群分化的调查与分析》（2002《新闻记者》曹刚、方晓红）；《我国农村受众媒介接触行为调查分析》（2003《新闻记者》王玲宁、张国良）；《大众媒介与苏南农村文化生活关系研究》（2004《当代传播》方晓红）；《农村传播生态失衡研究――“江西省农民致富与传播状况”调查后的思考》（2005《当代传播》赖浩锋）。
从这个列述中可以看出，参与这部分研究的学者并不多，其中陈崇山的文章并不是以农村受众为主要研究对象。方晓红承担了四篇，这四篇文章基本上都是围绕“苏南农村大众媒介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这一课题成果而来的。相对于非实地调查性研究来说，要完成这样大型的针对农村地区的受众调查需要花费相当的人力、物力，这也是这种研究在涉及三农研究中所占比例并不占优势的原因。而恰恰是这种需要较多投入的研究，能够对整个农村传播环境和现状的宏观把握，提供政策调整或者调控的科学依据。但是目前这种课题给予的资助，实在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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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还涉及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新认识、新视角。例如，现在已经提出的关注农民的素质教育，培育现代人文精神。人的素质也必须同时“开发”，这个难度不亚于物质开发，可报道的内容更多，持续性更长。首先需要打破的是农村地区对外来新技术和新观念存在的由来已久的不自觉的隔膜，同时，逐渐培育农民的市场经济的观念。再如，当新技术和新生活方式来到农村时，以何种方式适时保存农村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需要长远考虑的问题。约翰·奈斯比特曾谈到高技术与高情感（hightech/hightouch）平衡问题时说：“每当一种新技术被引进社会，人类必然会产生一种要加以平衡的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高情感，否则新技术就会遭到排斥。”[12]随着农村建设的城镇化和随之而来的社会转型，那里人的社会心理的需要如何满足，如何保障人文资源不被破坏和消亡，如何与高技术产业相配，奠定“高情感产业”的基础，都是需要关注的大事。
在传播内容方面，我国的研究也提出了一项被忽略的内容，即提供世界各国各地开发落后地区的可借鉴经验。[13]在我国农村走向现代化之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已经积累了不少开发落后地区的经验或教训，其中较重要的是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和俄国的西伯利亚大开发。类似规模的开发还有英国、西班牙等国对其前殖民地的开发（经验和教训都有，教训更多一些）；印度、巴西对其不发达地区的开发（经验较多）；日本对北海道的开发（经验较多）等等。
在法治建设方面，美国开发落后地区时颁布的许多法律以及日本的《北海道开发法》等，我国应有所借鉴。中观层次上，美国1965年制定的《阿巴拉契亚区域开发法》，值得我国省级地区开发时借鉴。关于国内区域间的经济援助，英国对衰老工业区、德国对统一后的东部地区采取的经济政策，值得我国城市与农村之间借鉴。在设立基金支援欠发达地区方面，意大利的“南方发展基金”、法国的“农村改革基金”、巴西的“亚马逊投资基金”、日本的“开发公库”，以及欧盟的“欧洲区域发展基金”，都有借鉴意义。
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人文生态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也值得借鉴。例如欧洲各地的天然人文和自然生态博物馆、美国印地安人的保留地、日本一村一品的“造乡运动”，以及我国台湾的“社区营造”等等。
以上这些的经验或教训，在我国知晓的人目前还限于少数研究者。把这些东西从专家那里变成公众历史知识的一部分，传媒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政府：必须给予传媒和研究者一定的激励与扶持
然而，不论是传媒业界还是新闻传播学界，对于农村的关注都很少。在2002年10月南京师范大学主办的“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陈崇山研究员，通过对大量调查数据的研究与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传播及宣传中“重城市，轻农村”的现状仍然普遍存在。[14]1997年对全国电视观众进行抽样调查时，农村观众就已经占到了总数的75.9%（当时我国的电视观众总数为10.94亿人），这一数据充分证明农民在电视观众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三年后，黄鸣刚不得不指出：“中国的电视市场日益扩大，但是农村电视节目所占有的份额却在缩小，包括中央电视台在内的多数电视台的农村节目比例都在相对下降。2003年6月在央视推行的‘末位淘汰制’使得12个频道的10个栏目从电视消失，其中《农业新闻》这个少有的为9亿农民服务的节目也包含其中。在惟收视率是图的现在，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却正在失去他们的表达场域。”[15]张振华也指出：“到2003年底，我国共开办广播节目1800多套，电视节目2200多套，但开办专业对农频道的电视台只有吉林、山东两家，广播也只有陕西、山东两家。在省级电视台中，只有大约十五六家开办了农村专栏，与368家注册的各种电视媒介相比，开办率仅有4%。”[16]
这些数据印证了这样方晓红的结论：“农村受众是信息传通领域的弱势群体，农村受众在信息资源的享受和利用方面、接收工具的拥有量方面、媒介消费时间方面、接受及处理信息的能力方面、表达意见的自我意识方面，均明显弱于城市受众，这是当前我国农村传播所面临的现状。”[17]
这些问题存在原因在于，传媒是城市的产物，它的主要服务对象天生是市民。传媒可以也应该为“三农”服务，但是需要政府出面进行政策协调，使得这种为农村的服务可能持久。学术研究当然也只有在城市化实现以后才可能出现，这种研究可以也应该为“三农”服务，但是同样需要政策对三农研究的倾斜。因为传媒的运转和学术研究都需要成本，如果要求传媒和学者像做好事那样“新闻扶贫”、“学术扶贫”，偶然、短暂的做做可以，若要求长此以往，是不可能的。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媒体，追求自身效益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大众传媒更乐意向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受众群提供信息服务，常常忽视农民受众的信息需求，从而造成了公共信息平台的倾斜。”[18]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的落后现状客观上限制了农民的媒介产品购买力，加上“农村传媒设施的建设是个投入高、周期长、回报低的工程，光靠媒体自身很难完成，政府要从宏观角度认识改善农村传播状况、提高农村传播效果对于发展‘三农’的重要性，对开拓农村市场的媒体给予政策倾斜。”[19]
在2002年南师大的那次会上，我谈到的西部报道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西部的“三农”报道问题，当时我说：“一个问题：把宣传任务与媒体的经济利益结合起来。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单纯把报道西部大开发作为一项‘政治任务’，不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如果换一个角度看问题，西部大开发是传媒赢得广泛受众的一个持久而广阔的报道领域。不仅西部人关注，东部人更关注，那里是他们投资的新的重要区域；不仅中国人关注，外国人也关注，那里可能成为新的财源。把持续的西部大开发的报道和言论作为传媒扩大影响、赢得受众的一种品牌来做，真正做出风格、体现人性、实话实说，我国的传媒是可以“三赢”，让党满意，让受众满意，同时赢得相当的广告客户。”[20]也就是说，在要求传媒关注三农报道的时候，需要政府出面创造一种良好的投资的环境（包括传媒集团对农村的投资），提供政策和资金的支持，保障传媒有可能持续地报道农村，还要提供可能的规模化的农村受众群。否则，没有规模化受众群的新闻是不可能持久的。方法包括真正实现广电的“村村通”和传递报刊渠道的低成本。关于后者，在没有解决传递低成本的时候，需要政府直接出资给负有报道农村任务的传媒，至少得保证它们能够维持正常的投入、产出的平衡。
在新农村建设的规划中，中国政府将为农村学校、医院、农作物补贴和其他项目拨款52亿美元，在如此大力度的基础建设投资中，如果能够给予媒体在农村传播以一定的资金倾斜，使这部分媒体能够在部亏损的情况下顺利度过拓展农村市场的初期，对农村的长远发展来说不失为一种办法。
至于关于传媒与农村研究的课题，则可以通过各种研究基金课题指南的倾斜来解决。这个问题涉及对课题研究的宏观把握，虽然不难，但是主持这方面工作的机构需要解决轻视三农的认识问题。
注释：
[1][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潘伟光译），序言，第3页
[2][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第158－159页
[3][韩]朴振焕：《韩国新村运动：20世纪70年代韩国农村现代化之路》第P114－115页
[4]方晓红：《大众传媒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第一版，第112页
[5][美]英格尔斯:《从传统人到现代人――六个发展中国家中的个人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24页
[6]未玉：《农村节目的淘汰与普及》，《新闻记者》2003年第6期，第51页
[7]张国良:《新闻媒介与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0页
[8]罗吉斯•伯德格：《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33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与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研究报告NO.5：聚焦“三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570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1]方晓红：《大众媒介与农村》，中华书局2002年第一版，第115页
[12]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第3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13]陈力丹：《关于西部大开发可持续报道的七个话题》，《新闻界》2001年5期
[14]张宁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第67页
[15]黄鸣刚：《经济因素还是文化差异――对农电视节目稀缺现象的深层思考》，《当代传播》2005年的2期，第27页
[16]张振华:《对农广播电视建言》，《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4年第5期
[17]张宁方晓红：《加强农村传播服务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综述》，《新闻记者》2002年第12期，第67页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在“十一五”期间的重大战略决策，要实现这一重大战略决策，关键要整合新农村建设资金，探索和完善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管理使用模式，总结资金管理新经验。这样才能充分发挥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积极作用。
据报道，仅仅2006年，党中央提出开展新农村建设的第一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比上年增加422亿元。如果加上地方各级财政的支农资金，这个数字将更加庞大。新农村建设是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不难预见，这一数字还将会被逐年刷新。如何保证巨额的财政支农资金真正用于新农村建设的必需项目，真正发挥财政资金扶持新农村建设的应有效能，我们认为，改革现有资金管理的方式，建立新的资金管理模式，使新农村建设中资金管理的唯一出路。
一、目前新农村建设中资金管理的问题
1．建设资金多头管理，分散使用
目前，发改委、农业、水利、林业等涉及到农村经济的政府管理部门手中都掌握着一块财政扶持资金，各自为政，自行其事，导致不能形成财政支农资金集中扶持、规模扶持的效益。
2．广大农民对资金的使用没有主动权。财政支持农村建设资金的使用主体应该是直接受益的农民，他们应该对这些资金该用在什么地方，需要用多少拥有充分的话语权。但现行的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基本都是由政府主管部门拿计划，然后是层层分配计划，有使用计划的单位再按计划层层上报审批。资金的使用主体--受益农民只能是被动地按照上级有关部门需要履行各种申报手续程序，被动接受上级有权部门的恩赐。不能主动地去使用属于他们自己的资金。
3．资金管理缺乏有效的监督。目前财政支农资金基本上是财政部门自身监督支付，审计部门抽查审计。财政部门自身既承担资金使用最终审批的责任，又承担监督支付的责任，因此很难防范自身内部存在的道德风险；而审计部门的审计工作又是抽查部分资金的支付，很难覆盖到每个具体的项目，这就使得一些腐败分子有了侵吞国家支农资金的可乘之机。
二、新农村建设资金管理与使用的具体对策
对于新农村资金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我们认为，国家应尽快按照“规划科学、农民满意、管理严密、违规追究”的原则建立覆盖预算、审批、使用、决算审查、全程监督、责任追究等各个环节的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管理机制。
1．改革财政支农资金分散多头管理方式，统一制定资金使用规划。
目前，财政支农资金过于分散导致其没有发挥整体效益。据有关部门调查，2004年中央对“三农”转移支付2626亿元，2005年超过3000亿元，2006年达到3397亿元，按照7亿农村人口计算，人均430元多。但是，中央对三农的转移支付的过程中“路损”巨大，100元从北京出发，到农村仅剩30元。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现行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体制不完善，涉农部门多，条块分割严重，导致资金使用分散，效益不佳。财政部和农口各部门之间以及各部门内部机构之间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协调机制，基本上是各自为政，资金使用分散和投入交叉重复现象比较严重。因此，部门利益、“条块”管理、各自为战、交叉重复，必然导致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低下。
鉴于上述情况，建议各级政府成立“新农村建设委员会”，负责牵头各主管部门与当地村民一起制定切实可行的新农村建设整体规划和分年度资金预算。国家财政支农资金预算除去全国性的或国家重点保证的水利、生态环境保护项目之外，按照国家扶持新农村建设的整体规划分配到各省，再由各省级政府“新农村建设委员会”连同本级财政支农资金预算，按照县一级政府“新农村建设委员会”制定的规划预算，统筹平衡分配到具体扶持项目。
2．新农村建设资金要专户管理，封闭运行，确保专款专用。
当前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大都是由中央或上级政府给钱，由基层政府配套和落实。这种组织方式主要依靠行政推动，操作不当就容易出现层层截留和挪用。因此，要保证新农村建设资金专款专用，不被截留和挪用，就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办法。具体措施包括：一要实行专户管理。建议有关部门在金融机构设立新农村建设资金专户，专门归集和使用新农村建设资金。二要制定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和办法。要根据财政、财务政策，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明确具体便于操作的资金使用审批程序和办法，并先行公布，严格执行。三要统一会计核算，建立专户管理的内部稽核和相互牵制制度。明确相关领导和经办人员的工作职责和岗位责任制。四要加强监督检查，把财务监督工作贯穿于新农村建设项目的始终。五要强化目标考核。在检查新农村建设工作或制定考核措施时，要以资金使用效益为主线，注意从综合层面进行。既要考核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反映村容村貌的硬件方面的东西，又要看那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增加农民收入等与农业、农村发展联系更为紧密的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示出政绩的工作，还要注意克服因决策不周、管理不善而造成的资金使用效益低下、损失浪费严重等问题。通过认真严格细致的管理和考评，切实使新农村建设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出应有的效益。
3．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实行严格的审计和责任追究
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事后监督的做法，建议启动与新农村建设转移支付同步进行的全过程监督体系。
（1）实行社会公开监督。建议各级政府要将新农村建设规划、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资金的使用预算、最后的决算纳入政务公开的内容，在提交人大审议审批前，向社会公示；重大事项要召开听证会；必须审计或群众质疑较多、社会影响较大的项目，要将审计结论或处理意见公示，以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接受社会公开监督。
（2）人大全程参与管理监督。建议各级政府“新农村建设委员会”牵头制定的规划、预算、本级财政支农资金预算及实际使用的决算必须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审议审批；村民委员会要参与建设规划及预算的编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要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检查监督国家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资金是否按照人大审批的规划及预算使用，决算是否真实准确。全国性或国家重点扶持项目要由全国人大委托项目建设地人大对项目实施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现场监督。
（3）实行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联合监督支付。建议财政支持新农村建设资金的支付监督责任由各级财政部门联合金融机构共同承担。由财政部门按照经人大批准后的预算将支农资金划拨到在指定金融机构开设的扶持项目专用账户，由开户金融机构按照经人大审批的资金用途监督支付。财政支农资金一律实行转账支付，不得支付现金。对人工工资、给农民个人的补贴或必须向个人采购材料类支出，要由收款人凭本人真实有效的身份证在开户金融机构开办个人银行卡实行转账支付，以防止支农专项资金被挤占挪用、虚报冒领。
（4）实行严格的审计和责任追究。建议赋予各级人大对重大项目（标准由各地按照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群众质疑较多的项目必须外聘审计单位进行审计的责任；对审计发现的违法违纪的问题要严格按照有关处罚规定建议或移交相关部门进行严肃的责任追究，给予相应的政纪或法律处罚。从而有力地震慑那些道德水平低下的人不敢乱为。
4．加强财政支农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建设
财政支农资金使用和绩效评价，就是对公共财政资金投入支农项目实施过程和完成结果的评价，是一种体现对财政资金使用的事先监督和事后分析评价的科学管理方式。根据掌握的资金使用信息，对其投入成本和产生的效益进行科学地衡量和比较，从而判断专项资金管理水平和效益，逐步拟定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的指标，逐步建立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体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的规范性、安全性和有效性。
（1）在内容方面要强化目标考核。要以资金使用效益为主线，注意从综合层面进行。既要考核容易“看得见，摸得着”，反映村容村貌的硬件方面的东西，又要看那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增加农民收入等与农业、农村发展联系更为紧密的在短时间内难以显示出政绩的工作，还要注意对因决策不周、管理不善而造成的资金使用效益低下、损失浪费严重等问题进行调查。
（2）在方法方面要注重横向纵向比较。选择部分财政专项资金，对其分配、使用和效益等进行评价，查看指标完成情况，横向上各个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评价结果要进行比较，以便了解不同专项资金的利用情况，纵向上将使用效益评价结果与上年度进行比较，看是否有所提高，并可以将其与下年度制定指标挂钩。
通过严格认真细致的管理和考评，切实使新农村建设资金用在刀刃上，发挥出应有的效益。引入绩效评价体系之后，由于相应的约束，专项资金的项目承担者必然要认真对待专项资金的使用，参考绩效评价的指标并以之指导项目运作与管理。为了达到指标要求，其必定会进一步明确项目的目标，并通过加强管理来实现，有利于今后专项资金项目的运作，提高工作效率。
总之，改革新农村建设资金的管理方式不是一蹴而就的，要经过反复实践检验才能找出适合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资金管理的方式。
参考文献
[1]当代经理人农业专项资金管理中的问题与对策2006年21期万晨
[2]强化财政支农资金管理促进盛会注意新农村建设周希祥农村财政与财务2007年第12期
[3]规范资盒曾理推进新农村建设胡红晓农村财政与财务2006年第11期
2村级财务预算制度的创新
就目前财务改革的创新性来看，农村税务在相应的村级资金的管理下有了一定的债务形式，从而对于农村财务预算制度有了一定的改善。在目前村级集体收入的管理过程中可以看出，部门上报的农村收入帐与收入预算进行核对后一定要查明收入原因，对于账目上不太清楚的各项帐收一定要杜绝收，从而保证收入不入账、私设小金库等问题不再发生。
3财务管理制度的创新
制度创新是财务管理制度过程中一个有效的管理机制，是目前农村经济发展状况中要想取得突破性进展的一大动力。现阶段包括了财务计划管理制度的各项制度都是一定量的分配制度和管理制度的矛盾点，目前农村的管理过程中，农民的切身利益就是最重要的。管理上要包括有多元化的特征，从而使得农民在劳动收入和管理收入资金收入等方面都能取得良好的收益。在资产管理方面，要按照股份的要求实时股份制，建立起相应的集体资产阶级体制，解决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化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创新性的进展，打破传统的资产阶级管理体质，从而保证在改革措施与制度创新下深化农村改革，使得农村集体经济上涨，加快农村的城市化步伐，保证农村社会稳定，促进相应的各方面发展。
4用人机制和考核机制上创新
在目前农村财务制度创新型发展的今天，在用人机制上就可以针对目前农村会计的管理化模式而逐步的提高，在会计的整体业务水平和理财能力上采用聘任制，这样而言，就可以使得相应的农村考核管理环节上更为创新。在考核方面，可以由相应的农村财务规范化管理来健全考核激励机制，从而保证相应的农村财务管理创新取得一定的成果。在考核过程中必须要保证公开性的招考，在录用关键环节中，要择优选取。直接化管理也是会计职业化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而保证会计的整体业务水平在农村管理的脚步中得以快速提高。
5财务管理方法的创新
在目前村级财务管理的过程中，必须要针对财务管理的方法进行一定的创新和改造，创新性的农村财务管理方法主要就是对于财务监督财务控制等方面进行一定的管理，而目前来看，村级财务管理过程中，由于财务公开仍然存在一定的不透明化，很多地方就出现了类似于干群关系紧张的农村社会稳定问题。因此必须要在相关条文下进一步调整相应的农村管理方式，农村财务公开的内容和程序的保证是相应财务管理的公开性与全面性的关键。
6农村财务手段创新
在农村财务管理计算过程中，农村工作有危机来处理，因此相关联的部门都可以通过信息往来查询相应的业务和账务。这样而言也提高了农村会计的工作效率，保证会计数据在登陆的过程中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保证了数据的安全性，具体的办法也可以采取多种措施来培训相应的乡镇管理人员，从而使得管理方案能够更加符合财务手段的创新，保证农村会计核算水平在目前的经济发展条件下符合相应的发展。
二、市场经济下的其他农村经济管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