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83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09）01－0025－04
我国加入WTO以后，银行业不断对外资银行开放，为了引进外资，国家及各地的政策都对外资有所倾斜，使得外资银行在我国受到了所谓的“超国民待遇”，相比之下，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却困难重重，因此，授予民营资本“国民待遇”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何为“民营”、“民营银行”？入世多年来我国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待遇发生了那些变化？还存在什么问题？这些都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
一、“民营”及与“民营”相关的概念
对于“民营”的概念，学界没有统一的认识，本文试图通过其与“私营”和“国营”两个概念的辨析，来阐述其所包含的意义。
（一）“民营”与“私营”
讨论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问题，首先遇到的就是“民营”的定义问题。严格来讲，“民营”并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仅仅有“私营企业”这一概念。根据198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私营企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条的规定，私营企业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营利性组织。并且，私营企业只能以独资、合伙和有限责任公司三种形式存在，而根据《条例》的第十二条规定，“……私营企业不得从事军工、金融业的生产经营，不得生产经营国家禁止经营的产品”。2000年，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声明禁止私人开办银行，也正是在这一年，长城金融研究所的成立时最早提出“民营银行”这一概念。[1]由此看来，“民营”一词的选用，是有意避免“私营”一词与“银行”连接，避免由于私营企业禁止从事金融业而给民营银行的“出生”埋下不必要的法律障碍。 [2]
（二）“民营”与“国营”
与“民营”相对应的概念是“国营”。在我国，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银行一直掌握在国家或者政府手中。目前我国银行业市场上，国有商业银行凭借行政庇护形成垄断地位，一方面商业银行产权不清、权责不明、政企不分、效率低下；另一方面，寡头垄断使我国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信贷政策向国有大型企业倾斜，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地下金融滋生等不良现象。作为与“国营”相对应的“民营”，社会各界期待其出现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传统国有商业银行垄断银行体系的种种弊端，通过民间资本的注资改善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在我国银行业内引入竞争提高效率，摆脱政府干预，促进金融资源优化配置。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大概得出这样的结论，“民营”资本的进入意味着银行朝着产权明晰、具备现代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自主经营不受政府的干预的方向发展。
（三）“国民待遇”
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原则是世贸协定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我国对在我国开业的外资银行给予的待遇和权利不低于国内银行的待遇和权利。入世后6年来，我国在对外资银行的“国民待遇”上可谓是做的很好，最突出的就是税收方面的优惠。为鼓励外资流入，我国外资银行税制是按照优惠原则设计的，通过降低税率、税收减免、提高起征点、在投资退税等方式，使外资银行税收负担远远低于内资银行。仅以所得税为例，这五年来，外资银行适用《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实际税负为15.64%，而内资银行适用《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际税负达到31.6%。[3]与外资的“超国民待遇”相比，民营银行进入银行业却困难重重，进展缓慢，于是民营资本开始呼唤在进入银行业中的“国民待遇”。
因此，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国民待遇”问题，就是民营资本如何在银行业市场上与国有银行以及外资银行平等竞争的问题。
二、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现状
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不外乎资本进入和机构进入两种方式，资本的进入就是民营资本通过购买现有商业银行的股权来进入银行业。机构进入则是民营资本通过设立新的商业银行来进入银行业。
（一）资本的进入
近些年来，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民营资本总体规模的迅速扩大，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范和引导民营资本投资的政策措施，其中关于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政策和法律法规也在逐步完善和细化。2001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国家计委《关于“十五”期间加快发展服务业的意见》就明确指出：“国有经济比重较高的金融、保险等行业，要逐步放宽对非国有经济的准入限制和扩大对外开放”。2002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在《进一步发挥中小银行的作用》中，提到“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这为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提供了政策保障。[4]而2006年颁布的《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中对民营资本进入商业银行业也没有特别的限制。据统计，民营资本在全国型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占12.07%，在城市商业银行中占到29.42%，在城市信用社中占40.41%，超过了国有控股企业法人股。而比较典型的如浙商银行，作为一家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资本已经占其总股本的85.71%，民生银行作为一家成功上市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民营资本已占总股本的55.04%。这些数据说明，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不存在法律障碍，而且民营资本事实上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本金的重要组部分。[5]
（二）机构进入
对于民营资本是否可以以新设的方式进入银行业，《商业银行法》和《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也没有明确的禁止。而事实上，中瑞财团的四大股东筹建“简化民营银行”的申请，一直没有得到监管部门的批复。依据《实施办法》的规定，境内非金融机构作为商业银行的发起人，除了办法中明确规定的几项条件，还有一条“银监会规定的其他审慎性条件”。这一条件赋予了银监会的自由裁量权，也往往成为银监会拒绝批准新的商业银行设立的“法律依据”。
应该说，对于民营资本的进入，中国银监会总的态度是，区分两种准入，欢迎民营资本，防止关联交易，审慎设立机构。在资本的准入中，坚持民营资本不能借入股银行业机构从事关联交易以及坚持所有权、经营权分离，严格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的原则基础上，允许民营资本的进入，而在机构准入上，则往往以审慎监管为由，认为我国银行业机构数量基本饱和，目前银行业潜在风险仍然较大，懂业务、会管理的专门人才仍然十分紧缺等等，从维护存款人利益和防范金融风险的角度出发，对民营资本通过新设银行机构进入银行业持否定态度。
（三）几部法律法规促使“国民待遇”的回归
2006年年初，银监会公布了《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和《外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2006年12月11日，我国入世五年过渡期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以及《中国人民共和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同时颁布施行，《企业所得税法》也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几部法律法规对于取消外资银行超国民待遇，逐步实现内外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两部《实施办法》的出台，明确了境内外机构发起设立商业银行的资格、条件以及商业银行合并、收购的规则，使得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准入要求更加清晰、明确。其次，新《管理条例》在向外资银行全面履行入世承诺，取消非审慎性限制的同时，也强调了外资法人银行导向政策，要求外资银行在中国以国内银行法人银行方式存在，在准入程度、监管标准上尽量与中资银行一致。例如修改后的《管理条例》对外资银行的注册资本从3亿元人民币或者等值自由兑换货币提高到10亿元，并要求是实缴货币，与全国性商业银行一致。另外，对与分支机构的准入、总行拨付给分行的资金等审慎监管规则方面也与中资银行趋同。最后，新的《企业所得税法》于2008年开始实施，外资企业将不再享有比国内企业低十几个百分点的优惠税率，与内资企业一样要缴纳统一的25%的所得税。外资企业单独享受的税前扣除优惠、生产性企业在投资退税优惠、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上的优惠等也与内资企业统一。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入世以后，在国家层面上，外资在华享受的超国民待遇已经所剩无几。我国对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态度应该来说是越来越宽松的，至少在法律上，可以说是没有障碍的。
三、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存在的问题
（一）“民营银行”这一概念引发的歧视
许多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常常使用“民营银行”这个概念，并将之定义为“民间资本控股，具有现代企业内部治理结构、能够从事商业银行业务的银行。” [6]笔者认为并不合适，甚至招来“歧视”。
从现有法律的角度来看，根据我国《商业银行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而《中资商业银行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中资商业银行包括：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城市信用社股份有限公司。”而银监会从监管的角度，将商业银行分为大型银行，即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中小型银行，包括了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以上所有的分类并没有所谓的民营银行。而学者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又往往将民营银行等同于中小型银行。将民营银行与中小银行、民营企业联系起来，一方面，认为民营银行能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又认为民营银行资本较小，难以抗拒金融风险，且极易成为中小企业圈钱的工具。这样错误的认识正是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受到不平等待遇的一大原因。
我国法律规定的商业银行类型，主要是以注册资本为标准，并没有区分资本的所有权进行不同的约束，如果硬要给某些银行盖上“民营银行”的帽子，则会导致商业银行分类的混乱。而民营资本虽然不能与强大的国家法人股相抗衡，其控股、设立的银行从类型上说，是中小型银行，或者是城市商业银行、信用社一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这并不是他们的法律义务，而只是这些银行在市场竞争中，根据自身的特点、市场的供求关系，在与大型银行竞争中给予自己的定位。我国银行业相关法律的建立，并不是要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困难，而是为了给所有的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金融资源能够优化配置，中小企业的信贷需求也自然能够得到满足。而民营资本的进入，并不仅仅是以所谓的“民营银行”这种形式来对抗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因为银行业由于其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有利于在外资银行的强势进入下处于有利的竞争地位。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作用关键在于改变银行的产权结构、完善法人治理，以实现自主经营，依照市场机制运行，不受政府的干预。
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并不仅仅以新建机构为唯一途径，民营资本控股的银行也不一定只是中小银行，另外，关联交易并不是具有“民营资本”的银行才会有的。中国银行业的问题并不是一个“民营银行”的概念能解决的，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困难和鼓励中小型银行的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改革的整体推进，尤其是国有银行自身“民营化”进程的推进。[7]相反，它的出现可能进一步恶化我国企业分类混乱的格局，并由此引来“歧视”。
（二）银监会的限制
金融业是一种具有公共性、社会性、高风险性且具有传染效应的行业，这使得金融监管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正如上面提到的，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特别是以新设方式进入会受到银监会“其他审慎性条件”的限制。
“其他审慎性条件”赋予银监会自由裁量的权利。一方面，银行经营的是货币资金这种特殊产品，高负债经营使得银行的信誉相当的重要，民营资本若以新设的方式建立银行，由于我国缺乏存款保险制度，民营资本设立的商业银行在民众心中没有良好的信誉，自然不能跟具有国家信誉“隐性保障”的国有商业银行相比，也不能获得监管机构的审慎性监管的认可。[8]另一方面，正如上面提到的银监会往往以银行已经达到饱和，潜在的金融风险仍很大或者是缺乏足够的人才等等这些模棱两可没有明确论证的理由拒绝新设的银行。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都没有规定设立商业银行的申请人可以对拒绝批准的决定提起行政诉讼。《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第22条虽然要求银行监管当局在拒绝批准设立银行申请时，应出具书面理由，但并没有相应的对其拒绝批准理由是否合理的审查机制。因此，如果申请遭到拒绝，申请人仅能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对银行监管当局拒绝批准的决定提起行政诉讼，但是行政诉讼法却无法解决对银行监管当局“专断独横、变幻莫测”的行政许可权的约束。[9]申请人也就无法得到有效的救济。
四、结论
随着几部法律法规的规定，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国民待遇”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在法律上也不存在显性的障碍，但是“民营银行”这一概念的长期使用导致人们对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误解及歧视，以及监管中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依旧是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障碍，发现问题后要做的就是对症下药，纠正错误观念，限制自由裁量权的滥用，为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创造一个真正公平的竞争环境，这才是民营资本期待的真正的“国民待遇”。■
参考文献：
[1]王佳.中国银行业市场准入研究[J].山东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
[2]李金泽.银行业变革中的新法律问题[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3]解析我国在加入WTO后内外资银行税收待遇的比较[DB/OL].中国税务网，.
[6]陈颖著.商业银行市场准入与退出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3月12日
一、研究背景
1976年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改革会议，宣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和新体系（牙买加体系）的开始。新体系正式提出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波动更多地由市场决定。但是浮动汇率制度下，汇率有时会出现大幅持续的波动，不利于贸易和投资，同时也会导致过度的外汇投机交易，从而使汇率进一步失衡，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变得更动荡。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亚洲各国的经济遭受了巨大损失。这次金融危机，进一步加深了我国政府对外汇市场和汇率风险控制的警惕和关注。
2005年7月21日中国政府宣布正式启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调高了2%。自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波动频率逐步加大，根据最新统计，从汇改至2013年末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35%。对于持有大量外汇敞口头寸的商业银行来说，汇率变动导致的汇率风险将成为一项重要的市场风险。为应对人民币汇率波动，中国人民银行依托全国银行间市场逐步建立起了外汇衍生品市场，2005年8月首次推出远期外汇业务，随后依次开放人民币外币掉期交易、人民币外汇货币掉期业务和人民币对外汇的期权产品，合约品种日益丰富，为国内各类经济主体管理汇率风险提供了便捷有效的金融工具。根据外汇交易中心的统计，外汇衍生品市场交易量从2006年的649.17亿美元上升至2013年的3.47万亿美元。而随着规避汇率风险需求的不断增加，商业银行已经成为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主要参与者。
二、外汇衍生品交易对商业银行汇率风险暴露影响的理论实践
（一）衍生品交易的套期保值理论。套期保值是指为规避风险，指定一项或一项以上套期工具，预期抵消被套期项目全部或部分公允价值或现金流变动，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规避相应风险。根据风险管理理论，管理风险的方法包括资产负债管理方法和衍生品套期保值管理法，而所谓的衍生品套期保值管理法是指借助于各种衍生工具如期货、期权、互换等对风险进行对冲，从而实现套期保值。
（二）早期的套期保值理论。早期的套期保值理论就是源自Keynes和Hicks的正常交割延期理论（全额套期保值理论）。该理论认为，套期保值是在现货市场上的商品生产者回避价格风险的一种行为。该理论强调套期保值的四大交易原则，即交易方向相反、品种相同、数量相等、时间相同或相近。如果投资者遵循了这一原则，则可以对损益金额实现全额套期保值。
（三）基差逐利性套期保值理论。现实中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或者资本市场不完美等，使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价格变动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即学者们指出的基差风险。与传统的套期保值理论不同的是价格波动的风险不能被套期保值完全消除，只能被降低。为克服基差风险，Working教授提出了基差逐利性套期保值理论（选择性套期保值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思想是把套期保值归类为一种图利行为。因为套期保值者参与套期的目的是通过寻找基差方面的变化或预期基差的变化来谋取利润，并不关心他能否消除价格风险，所以在该理论的解释下，企业的套期保值成了套利行为。
（四）现代组合投资套期保值理论。财务风险管理上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正是所谓的Markowitz提出的组合投资理论。企业要把风险分散管理，套期保值也一样不能只用一种衍生品或者只对某一种风险进行套期，也就是Johnson、Ederington等提出的现代组合投资套期保值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参与套期保值者要根据投资组合理论对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进行投资组合选择以确定交易头寸。
三、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的实践
（一）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发展历程。我国商业银行中除了中国银行以外，其他银行开办外汇业务的时间最长也就不过20多年，接触汇率风险的经验自然也就不足。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主要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一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之前，人民币长期以来单一盯住美元，使得美元兑人民币汇率长期稳定在8.3上下浮动，央行吸收了几乎全部汇率波动的风险，商业银行只是在理论上存在着汇率风险管理的需求，而实践中对于汇率风险的管理却缺乏现实的驱动；二是2005年7月21日之后，为了配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和银监会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相继出台了扩大即期外汇市场交易主体范围、引入询价交易方式和做市商制度、扩大远期结售汇范围以及允许掉期交易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这些举措在完善我国汇率形成机制和外汇市场建设的同时，也加快了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的规范化进程与发展步伐。之后，我国各商业银行依次开始开办不涉及利率掉期的人民币与外币掉期业务进行汇率风险管理、实行结售汇综合头寸管理、贵金属业务汇率敞口外汇管理等。
以人民币汇率改革为界线的这两个阶段，表明了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逐渐由表内管理法走向表外管理法，由传统工具和业务操作走向金融和商品衍生品的趋势。表外管理法中的金融衍生工具管理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的主流。
（二）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现状。汇率风险是汇率水平的不利变动使银行财务状况受影响的风险。汇率风险主要源于本集团持有的非人民币计价的资产负债在币种间的错配，以及金融市场做市而持有的头寸。监管层面上各政府监管机构通过颁发法规条例的形式从宏观上控制汇率风险外，在微观层面上，国内各家商业银厅也纷纷采取了相应的汇率风险管理措施，具体各商业银行的汇率风险管理方法如表1所示。（表1）
目前我国上市银行基本上都能综合使用表内管理法和表外管理法管理汇率风险。首先，可以明显看出，大型商业银行在最传统的外汇敞口限额基础上，已经建立了比较成熟的VaR计量方法来计量部分交易账户的汇率风险，小型商业银行也在逐步建立中；其次，最重要的是，几乎全部商业银行都已经把金融衍生工具对冲作为汇率风险管理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个别银行根据自身经营策略和风险承担能力等特有特征补充压力测试等管理方法。总体来讲，目前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正在逐步朝向更为先进、更为科学的方向发展，但是对于金融衍生工具的对冲策略仍然持比较谨慎的态度，本文就是从银行角度出发进行实证研究，希望能为我国商业银行运用外汇衍生工具进行汇率风险管理提出建议。
四、政策建议
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外汇衍生品对银行的汇率风险暴露系数产生了显著的正效应，有效缓解了因人民币升值而带来的负面冲击；当外汇衍生品的对冲比例提高1%，银行汇率风险程度系数平均提高约10%。依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并结合我国外汇衍生品市场的发展现状，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稳步推进外汇衍生品市场发展。外汇衍生品能够有效缓解因人民币升值而给商业银行带来的负面冲击，这为我国商业银行在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的认识上扫清了障碍。与成熟的金融市场相比，我国外汇衍生产品市场还处于开发阶段，实际上我国还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衍生金融产品市场，外汇衍生合约的品种偏少，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缺乏一个转移和规避汇率风险的交易平台。本文建议我国应不断丰富外汇衍生品，尤其要尽早推出人民币对美元、欧元和日元的外汇期货合约，积极促进健全衍生品市场的建立和发展。
第二，健全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体系。2012年5月全球知名的摩根大通银行披露了因过度投机信用衍生品合约而造成巨额亏损，这一事件值得我国银行业深思和警钟长鸣。虽然我国的商业银行都设置有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但是并没有能够独立的、权威的、有效的管理起商业银行各个层面上的汇率风险，银行整体结构上缺乏整体紧密联系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鉴于银行的汇率风险计量技术相对落户，定量分析科学性方面也需要不断改进。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在努力探索发展衍生品业务的同时，应加快建立一个健全科学、有效的内部控制和汇率风险管理体系。
第三，改善商业银行外汇衍生品市场。目前，我国外汇衍生品属于典型的在银行间市场交易的场外合约，合约的日常交易缺乏透明度。根据本文选取的代表商业银行特征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显示，我国应该努力改善银行业垄断现状，增加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性。同时，在市场监管方面，根据不同资产规模、流动性、收益水平对不同的商业银行进行政策引导和市场监督。
主要参考文献：
[1]陈晓莉，高璐.中国上市金融机构外汇风险暴露――基于汇改后数据的经验分析.南开经济研究，2012.4.
[2]郭飞.外汇风险对冲和公司价值：基于中国跨国公司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2012.9.
[3]郭站琴，周宗放.基于VaR约束的商业银行贷款组合多目标决策.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5.2.
[4]黄祖辉，陈立辉.金融衍生工具的使用及其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来自352家中国农产品出口企业的经验数据.农业经济问题，2010.12.
[5]侯小波.我国商业银行汇率风险管理研究.河海大学（硕士论文），2007.3.
1兵团经济与金融发展现状
1.1兵团经济发展现状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履行屯垦戍边历史使命的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组织，肩负着开发、稳疆、固边、发展等多种职责。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历程，兵团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目前，兵团实行的是团场基本经营制度，积极推行两费自理，生产力得到提高，产业结构也得到了优化，调动了兵团职工生产活动的积极性。截止2008年底，兵团实现生产总值5232964万元金融论文，较去年增长19%。
但兵团经济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在：（1）产业结构矛盾仍旧突出。农业产业化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工业化水平偏低，服务业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发展与经济拟合度低，资源没有得到合理利用；（2）体制性制约因素比较多，兵团优势没有得到有效发挥；（3）农民收入偏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
1.2兵团金融发展现状
目前，兵团金融组织结构体系主要是以农业发展银行、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为主，邮政储蓄、农业保险等为辅的金融体系。截止2008年底，兵团金融机构各项存款479.02亿元；金融机构各项贷款130.73亿元。
虽然从理论上看金融体系很完善，但实践中其功能和效率的发挥均不尽人意怎么写论文。具体表现在：（1）兵团金融机构相对集中，偏远团场辐射能力不足（2）农业经济发展的资金需求大于资金供给，兵团金融机构资金供给严重不足（3）兵团金融机构金融服务产品比较单一，创新能力滞后。
2兵团中小银行发展的可行性分析
（1）中小银行竞争力优势分析
中小银行是地方性金融机构，有着独特的人缘、地缘关系。较大银行而言，中小银行一是具有产权结构优势；二是法人机构，决策比较灵活且其效率较高；三是“软信息”优势；四是退出市场的成本相对较低；五是“成本”优势。
（2）良好的金融外部环境
2009年2月1日，我国公布了2009中央“一号文件”指出金融论文，在加强监管和防范风险的前提下，加快发展以服务“三农”为主的中小银行，改善农村经济，增加农民收入。2010年5月17-19日在北京召开新疆工作座谈会议，强调中央投资继续向新疆和兵团倾斜，鼓励各类银行机构在偏远地区设立服务网点，放宽中小银行在新疆、兵团发展的准入限制。
（3）成功案例为兵团中小银行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2008年1月18日，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正式成立。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的发展提升了农六师商业银行的竞争力。目前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发展顺利，前景比较看好，有很大的发展潜力。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在农村的金融发展模式较成功，为日后在兵团发展中小银行积累了丰富经验。
3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的经济与金融环境及发展现状分析
3.1 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的经济环境现状
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位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以下简称农六师），农六师位于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腹心地带，东西跨度600公里，南北跨度2000公里，总面积8310平方公里。
农六师现有1各县级市（五家渠市）、14各农牧团场、88个公交建企业、20个直属流通企业、96个科教卫事业单位。截止2008年底，全师实现国民生产总值602514万元，较上年增长27.91%。
3.2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的金融环境现状
截止2009年年底，农六师辖区共有金融机构7家金融论文，实现金融机构存款68.69亿元，较上年增长56.68%；贷款49.63亿元，较上年增长35.08%。网点机构个数为49个。其中：工行、建行、信用社只集中在五家渠市，农行、邮储银行和村镇银行在市区与团场都设有网点。
3.3 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简介
2008年1月18日，新疆首家村镇银行——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正式揭牌。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800万元，系独立企业法人。在短短两年内存款突破6亿元大关，贷款余额达3.5亿元，正在不断探索新的贷款领域，积极开发、推广“益民贷”品牌，强化品牌优势，为农六师的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贡献怎么写论文。
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的宗旨是：更好地改进和加强农村金融服务，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对象主要是当地“三农”、中小企业及个体工商户。 展望未来，把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营造成一家业务发展稳健、风险控制有效、经营效益良好、内部管理精细、人际关系和谐的平民、亲民的中小银行。
3.4 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规模经济发展分析
3.4.1模型建立及变量设定
表示总成本，以营业支出来反映；表示产出，以各项贷款来反映； 表示投入，为单位业务额的劳动资本消耗，以利息支出与营业费用之和/存款来反映；为常数项金融论文，可以解释自变量以外的各种政策变量、市场结构等因素；表示随机误差项。
研究银行经营规模变动影响银行总成本的程度大小，在此需要引出规模经济的弹性系数：
表示规模弹性系数，即自变量(银行规模) 变动1%将引起因变量(总营业成本)变动的幅度。
3.4.2 模型回归结果
根据五家渠国民村镇银行的数据得到模型回归结果。
模型回归系数表
自变量
回归系数
标准差
T检验值
显著性水平
C
-1.1064
2.090607
-0.52922
0.6028
LNY
0.82597
0.116247
7.1053
0.0000
LNP
4.41778
1.482498
2.979957
0.0077
LNYLNP
-0.19283
0.078876
-2.44471
0.0244
0.79085
F统计值
23.94793
调整后的
从总体上看，研究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文献中显然有些是包含着真知灼见的，并且一些独到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就笔者所涉猎的文献而言，立足长期历史演进视角者寡，而关注短期迹象和政策者众。其中，张杰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和突破。
实际上，任何一项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它必然是前一次制度变迁的终点和下一次制度变迁的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中国银行业改革必须选择一个长期视角，只有将其置于长期的制度演进过程进行考察，才能窥其真面目。否则，不论我们的理论模型多么精致，论证过程如何严密，经验证据何其确凿，都极有可能忽略掉许多至为关键的东西，从而影响到我们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取向以及相关的判断。
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过程相对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是十分独特的，这主要体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自古以来就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密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美国家早期的金融结构经过货币兑换业，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所谓新式银行，期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完整的制度架构，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没有明确定位。其实，即便当货币资金的支持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条件，政府开始意识到掌控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之后，欧美国家（政府）对银行业的发展也更多地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加以监督和管理，而不是直接加以控制。
以美国银行制度的演进为例，其路径大致是：自由发展阶段－以“金融抑制”为主要特征的银行制度体系建立－－＞原有银行制度体系充实和完善－－＞新银行制度体系构建。
对美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路径的考察，我们发现，西方国家银行制度的演进大都是自发的，政府只是在市场机制运行出现问题时才出面加以干预。但是这种干预也是有限的。例如，甚至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期间，即使有种种幕后交易、操纵股市、故意传播错误信息等丑闻被揭露，但美国总统胡佛仍然相信联邦政府对证券交易所的控制是不符合宪法的。同样，罗斯福新政也只是加强了政府干预的力度，并没有限制或收买私人产业，侵犯私人产权制度。比如，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成立的有限几家以政府为背景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履行监管和保障职能的，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市场主体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政府并没有另搞一套官办银行体系，以及以官办银行体系来取代民营银行体系的事情。
但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的故事却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诺斯（1991）指出，从理论上讲，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同时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进一步地，王家范（1999）教授强调指出，在中国“国家主权就是最高产权”。因此，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一直以来它与国家（政府）的利害关系牵扯极深且表现得相当复杂。通常认为，中国一般意义上的银行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早期，当时中央集权业已形成，信用机构主要依托封建王朝，商品经济则长期受到压制，从而制约了中国早期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无论是唐朝的质库、金银铺，还是明清时代的钱庄、票号，它们的生存与发展都是以依附于国家（政府）为前提条件的，否则，其归宿大概只有破产、倒闭或被没收的命运了。以清朝时期颇具影响力的票号为例，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银行”，它曾经获得的空前发展和成功与其同清王朝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银行业诞生于1897年，即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主要动因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到了几乎枯竭的地步，因此，想通过创办银行以增加财源，摆脱财政上的困境。基于这一动机而创办的通商银行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例如，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时额定商股500万两白银，先收半数，另商借户部库银100万两。同时，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多数是捐纳的候补道员以及退职官吏，他们往往把银行视为衙门。另外，其创办人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为得到政府的保护，积极争取户部的拨存银两作为生息公款。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得中国通商银行成为官商合办的银行。此后成立的户部（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样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银行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通过拉拢、渗透和挤压等方式压制民族资本银行，从而基本上处于独占市场的地位。例如，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通过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将其商业银行性质改为专业银行，同时增加官股、改组人事等手段，完全控制了当时国内的两大银行。蒋介石承认，“三行（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增加官股，即统治经济之实施”。从此，国民政府便建立起了政府主导式的银行制度。
当然，这期间也存在一些与政府关系不是很密切的民营银行，但这些银行最后由于国民政府的挤压而最终走向衰落。比如，当时作为民族资本银行代表的浙江兴业银行，辛亥革命以后，曾一度有过良好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对蒋介石政权的摊派垫款较为抵触，与该政权较为疏远，使得这家在1927年前存款位居私人银行前列的大银行最终走向衰落。
考察几千年中国银行制度的变迁，我们已经初步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一直依附于国家（政府）。银行业的依附发展观，这也许可视为中国银行制度变迁史的一大主线，同时也应成为我们考察转轨经济下中国银行业制度变迁的一大主线。
二、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一个内生视角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观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金融中介产生于对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克服，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产物。这种主流理论本身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到如今其主体并未发生动摇。不过，这一主流理论是以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对于发展中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问题似乎缺乏解释力。有鉴于此，张杰认为转轨经济下中国国有金融中介是由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建立起来的外生性金融安排，即国有金融中介的成长外生于经济发展。就讨论这一问题所持的视角看，张杰的结论是合理的，并且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但实际情况是，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内在逻辑。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对于国有银行制度演进的逻辑便会得出大致相反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确定，关于这一点，林毅夫等已经做出了非常精彩的阐述。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确定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取决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同时也反映了政治领导人的经济理想。但不幸的是，这一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下资源禀赋状况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单就本文更关注的金融资源来看，当时金融资源禀赋特点和动员能力是无法满足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在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4元，这种低收入水平抑制了资本的积累。易言之，稀缺的资本无法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需要。更糟糕的是，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国家动员资金的能力也非常薄弱。例如，1952年国家银行的期末资产总额只有118.8亿元，存款余额93.3亿元，分别仅占到当年国民收入的20.2%和15.8%。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金融的完全垄断便是国家的合理选择。国家垄断的单一金融产权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动员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有限的资金配置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企业和部门。因而，改革开放以前，国有金融体制表现为无所不包的单一银行制，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资金、结算和信贷中心，总揽了全部金融业务，城镇居民所持有现金和国有企业单位所掌握的信贷都存入其中，国有部门之间的支付也通过它来清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金融中介并非是张杰提出的一个被剔除的制度安排，恰恰相反，它是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当时金融资源禀赋状况矛盾的内生产物，发挥着国家所赋予的特有的制度功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转轨时期。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一点举世公认。对于取得成功的原因，理论界普遍的共识是在于采取了渐进转轨的改革方式，为了降低改革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从而尽量使改革呈现一种“帕累托改进”，采取了保持存量，推动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而保持存量主要就是保持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这一逻辑背景下，国家将通过财政拨款向国有企业注资的计划方式改为通过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的市场方式，这即是被众多学者所称为的“拨改贷”改革。平心而论，如果考察一下当时的金融资源禀赋状况，便有理由为国家的这个决策感到担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78年改革初期，政府、企业、个人部门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33.9%、11.1%和55%，到1999年转变为18.6%、12.2%和69.2%。“集财于国”到“藏富于民”的分配格局的转变，导致了国民储蓄结构的严重扭曲与失衡。1979年国民储蓄结构为：个人部门23.55%、企业部门33.65%、政府部门42.8%，到1996年依次转变为83%、14%、3%。因此，如何有效地汲取分散在私人手中的巨额资金以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便成为关乎到渐进改革战略能否成功的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一点也正是本文的担忧所在。幸运的是，国民储蓄结构的迅速转变改变了国家的偏好，促使国家做出调整其国有产权结构的努力，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增加国有金融产权的比重。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直观地反映在组织体系的重建上。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脱离财政部，并升格为部级单位。1979年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时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后改称为中国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离出来。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与此同时，中国工商银行也宣告成立。此后，国有金融的成长则集中表现为这四大国有银行的“攻城掠地”，纷纷设立分支机构，不但占领城市，而且占领农村和边远地区。正如笔者所指出的，公有金融产权边界的扩张使得国家控制金融资源的能力得到加强，从而能够利用这些金融资源替代迅速下降的财政能力以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随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做法的合理性，改革初期国民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就是得益于国家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对体制内经济的大量资金投入。因此，我们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内生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和金融资源禀赋状况。换言之，由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与金融资源禀赋状况的矛盾内生地导致了转轨经济下国有金融中介的演进。
三、国有银行改革研究的两个基石：长期视角和内生视角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成熟经济理论的影响，国内大多数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主流经济理论对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过程的一些片段或者具体故事进行分析与解释，尽管得出的结论或许对有关问题而言非常精辟，或许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结论一旦被置人更为广阔的经济体制渐进转轨的背景中去考察，就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似是而非。这一点可能很多学者都感觉到了，并为之而困惑。
进一步地，学者们之所以总是关注于局部或者片段，主要的原因大概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国有银行只有仿效国外商业银行的做法才能最终获得理想经营绩效。在这一推断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移植和模仿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银行制度安排来改善中国国有银行的制度结构及其效率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制度的移植和模仿可能不会达到预想的效果，世界各国的银行制度也不一定非要趋同。实际上，不同国家银行制度变迁过程都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因此，就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而言，其未来变迁的方向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依赖于我们对中国银行业长期演进过程的重新审视和解读。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国有银行问题的研究更多地从外生的视角来进行讨论，这导致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实际上，任何事物的发展演进都不是孤立的，一定会与它所存在的系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解读，任何事物都是内生的。同样，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也并非是孤立的，它与中国经济转型所特有的制度安排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总体上看，研究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文献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文献中显然有些是包含着真知灼见的，并且一些独到的见解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就笔者所涉猎的文献而言，立足长期历史演进视角者寡，而关注短期迹象和政策者众。其中，张杰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并在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创新和突破。
实际上，任何一项制度安排的存在都不是孤立的、片面的，它必然是前一次制度变迁的终点和下一次制度变迁的起点。从这个角度来看，研究中国银行业改革必须选择一个长期视角，只有将其置于长期的制度演进过程进行考察，才能窥其真面目。否则，不论我们的理论模型多么精致，论证过程如何严密，经验证据何其确凿，都极有可能忽略掉许多至为关键的东西，从而影响到我们对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取向以及相关的判断。
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过程相对于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是十分独特的，这主要体现在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与变迁自古以来就与国家（政府）的关系密切。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美国家早期的金融结构经过货币兑换业，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所谓新式银行，期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完整的制度架构，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没有明确定位。其实，即便当货币资金的支持成为不可或缺的社会经济条件，政府开始意识到掌控金融体系的重要性之后，欧美国家（政府）对银行业的发展也更多地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加以监督和管理，而不是直接加以控制。
以美国银行制度的演进为例，其路径大致是：自由发展阶段－以“金融抑制”为主要特征的银行制度体系建立－－＞原有银行制度体系充实和完善－－＞新银行制度体系构建。
对美国银行业制度演进路径的考察，我们发现，西方国家银行制度的演进大都是自发的，政府只是在市场机制运行出现问题时才出面加以干预。但是这种干预也是有限的。例如，甚至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期间，即使有种种幕后交易、操纵股市、故意传播错误信息等丑闻被揭露，但美国总统胡佛仍然相信联邦政府对证券交易所的控制是不符合宪法的。同样，罗斯福新政也只是加强了政府干预的力度，并没有限制或收买私人产业，侵犯私人产权制度。比如，在罗斯福新政期间成立的有限几家以政府为背景的金融机构，主要是履行监管和保障职能的，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证券交易委员会等，市场主体并未因此而发生改变，政府并没有另搞一套官办银行体系，以及以官办银行体系来取代民营银行体系的事情。
但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的故事却与西方国家大不相同。诺斯（1991）指出，从理论上讲，理解制度结构的两个主要基石是国家理论与产权理论，同时因为是国家界定产权，因而国家理论是根本性的。最终是国家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进一步地，王家范（1999）教授强调指出，在中国“国家就是最高产权”。因此，中国银行业制度演进的一个独特之处就是一直以来它与国家（政府）的利害关系牵扯极深且表现得相当复杂。通常认为，中国一般意义上的银行制度起源于封建社会早期，当时中央集权业已形成，信用机构主要依托封建王朝，商品经济则长期受到压制，从而制约了中国早期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实际上，无论是唐朝的质库、金银铺，还是明清时代的钱庄、票号，它们的生存与发展都是以依附于国家（政府）为前提条件的，否则，其归宿大概只有破产、倒闭或被没收的命运了。以清朝时期颇具影响力的票号为例，作为有中国特色的“银行”，它曾经获得的空前发展和成功与其同清王朝的密切关系是分不开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银行业诞生于1897年，即中国通商银行的成立。中国通商银行成立的主要动因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清政府的财政到了几乎枯竭的地步，因此，想通过创办银行以增加财源，摆脱财政上的困境。基于这一动机而创办的通商银行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政府的烙印。例如，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时额定商股500万两白银，先收半数，另商借户部库银100万两。同时，其分支机构的负责人多数是捐纳的候补道员以及退职官吏，他们往往把银行视为衙门。另外，其创办人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为得到政府的保护，积极争取户部的拨存银两作为生息公款。这种做法实际上使得中国通商银行成为官商合办的银行。此后成立的户部（大清）银行和交通银行同样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现代银行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资本通过拉拢、渗透和挤压等方式压制民族资本银行，从而基本上处于独占市场的地位。例如，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通过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总管理处从北京迁到上海，并将其商业银行性质改为专业银行，同时增加官股、改组人事等手段，完全控制了当时国内的两大银行。承认，“三行（指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银行）之增加官股，即统治经济之实施”。从此，国民政府便建立起了政府主导式的银行制度。
当然，这期间也存在一些与政府关系不是很密切的民营银行，但这些银行最后由于国民政府的挤压而最终走向衰落。比如，当时作为民族资本银行代表的浙江兴业银行，辛亥革命以后，曾一度有过良好的发展。但是，由于其对政权的摊派垫款较为抵触，与该政权较为疏远，使得这家在1927年前存款位居私人银行前列的大银行最终走向衰落。
考察几千年中国银行制度的变迁，我们已经初步发现，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一直依附于国家（政府）。银行业的依附发展观，这也许可视为中国银行制度变迁史的一大主线，同时也应成为我们考察转轨经济下中国银行业制度变迁的一大主线。
二、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一个内生视角
按照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观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金融中介产生于对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克服，是内生于经济发展的产物。这种主流理论本身虽然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争议，但到如今其主体并未发生动摇。不过，这一主流理论是以成熟市场经济体制为前提的，对于发展中经济和转轨经济中的金融中介问题似乎缺乏解释力。有鉴于此，张杰认为转轨经济下中国国有金融中介是由国家通过强制手段建立起来的外生性金融安排，即国有金融中介的成长外生于经济发展。就讨论这一问题所持的视角看，张杰的结论是合理的，并且得到了众多学者的认同和支持。但实际情况是，任何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有其内在逻辑。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对于国有银行制度演进的逻辑便会得出大致相反的结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计划经济体制形成的逻辑起点在于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确定，关于这一点，林毅夫等已经做出了非常精彩的阐述。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确定是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取决于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经济环境，同时也反映了政治领导人的经济理想。但不幸的是，这一赶超型发展战略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下资源禀赋状况产生了直接的矛盾。单就本文更关注的金融资源来看，当时金融资源禀赋特点和动员能力是无法满足作为资本密集型产业的重工业优先增长目标的。在建国初期，中国经济发展处于非常低级的阶段，1952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04元，这种低收入水平抑制了资本的积累。易言之，稀缺的资本无法满足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需要。更糟糕的是，在资本稀缺的情况下，国家动员资金的能力也非常薄弱。例如，1952年国家银行的期末资产总额只有118.8亿元，存款余额93.3亿元，分别仅占到当年国民收入的20.2%和15.8%。在这种情况下，实行金融的完全垄断便是国家的合理选择。国家垄断的单一金融产权形式，一方面可以提高动员资金的能力，另一方面可以把有限的资金配置到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企业和部门。因而，改革开放以前，国有金融体制表现为无所不包的单一银行制，中国人民银行成为全国资金、结算和信贷中心，总揽了全部金融业务，城镇居民所持有现金和国有企业单位所掌握的信贷都存入其中，国有部门之间的支付也通过它来清算。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国有金融中介并非是张杰提出的一个被剔除的制度安排，恰恰相反，它是国家赶超型发展战略的选择与当时金融资源禀赋状况矛盾的内生产物，发挥着国家所赋予的特有的制度功能。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转轨时期。截至目前为止，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一点举世公认。对于取得成功的原因，理论界普遍的共识是在于采取了渐进转轨的改革方式，为了降低改革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从而尽量使改革呈现一种“帕累托改进”，采取了保持存量，推动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促存量改革。而保持存量主要就是保持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在这一逻辑背景下，国家将通过财政拨款向国有企业注资的计划方式改为通过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贷款的市场方式，这即是被众多学者所称为的“拨改贷”改革。平心而论，如果考察一下当时的金融资源禀赋状况，便有理由为国家的这个决策感到担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1978年改革初期，政府、企业、个人部门在国民收入最终分配结构中的比重分别为33.9%、11.1%和55%，到1999年转变为18.6%、12.2%和69.2%。“集财于国”到“藏富于民”的分配格局的转变，导致了国民储蓄结构的严重扭曲与失衡。1979年国民储蓄结构为：个人部门23.55%、企业部门33.65%、政府部门42.8%，到1996年依次转变为83%、14%、3%。因此，如何有效地汲取分散在私人手中的巨额资金以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便成为关乎到渐进改革战略能否成功的生死攸关的大事，这一点也正是本文的担忧所在。幸运的是，国民储蓄结构的迅速转变改变了国家的偏好，促使国家做出调整其国有产权结构的努力，其中一个主要方面就是增加国有金融产权的比重。国有金融制度安排的扩展直观地反映在组织体系的重建上。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脱离财政部，并升格为部级单位。1979年恢复了中国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同时中国人民建设银行（1996年后改称为中国建设银行）从财政部分离出来。1984年，中国人民银行成为中央银行。与此同时，中国工商银行也宣告成立。此后，国有金融的成长则集中表现为这四大国有银行的“攻城掠地”，纷纷设立分支机构，不但占领城市，而且占领农村和边远地区。正如笔者所指出的，公有金融产权边界的扩张使得国家控制金融资源的能力得到加强，从而能够利用这些金融资源替代迅速下降的财政能力以支持体制内经济增长。随后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做法的合理性，改革初期国民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主要就是得益于国家通过国有银行体系对体制内经济的大量资金投入。因此，我们同样有充足的理由得出结论，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内生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和金融资源禀赋状况。换言之，由于渐进改革战略的选择与金融资源禀赋状况的矛盾内生地导致了转轨经济下国有金融中介的演进。
三、国有银行改革研究的两个基石：长期视角和内生视角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成熟经济理论的影响，国内大多数学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主流经济理论对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过程的一些片段或者具体故事进行分析与解释，尽管得出的结论或许对有关问题而言非常精辟，或许让人耳目一新，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结论一旦被置人更为广阔的经济体制渐进转轨的背景中去考察，就往往显得捉襟见肘，似是而非。这一点可能很多学者都感觉到了，并为之而困惑。
进一步地，学者们之所以总是关注于局部或者片段，主要的原因大概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国有银行只有仿效国外商业银行的做法才能最终获得理想经营绩效。在这一推断的基础上，试图通过移植和模仿成熟市场经济下的商业银行制度安排来改善中国国有银行的制度结构及其效率就不足为奇了。但是，制度的移植和模仿可能不会达到预想的效果，世界各国的银行制度也不一定非要趋同。实际上，不同国家银行制度变迁过程都有其自己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因此，就中国国有银行制度变迁而言，其未来变迁的方向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依赖于我们对中国银行业长期演进过程的重新审视和解读。
另一方面，国内学者对国有银行问题的研究更多地从外生的视角来进行讨论，这导致了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与现实情况存在较大的差异。实际上，任何事物的发展演进都不是孤立的，一定会与它所存在的系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也就是说，只要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观察和解读，任何事物都是内生的。同样，中国国有银行制度演进也并非是孤立的，它与中国经济转型所特有的制度安排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键词：民营银行；民营经济；银行体系；发展对策
一、民营银行的界定与在我国的产生过程
（一）民营银行的界定
目前，学术界对于民营银行的定义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对于民营银行的定义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种：（1）产权结构论：这种观点主要认为，民营银行的性质是相对国有银行而言，民营银行是由民间主体兴办，银行资本也是由民间资本构成，银行股东大会和董事会拥有银行经营决策权和人事任免权。（2）资产结构论：这种观点认为民营银行的服务主体是中小型企业，民营银行主要是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和资金支持的，这种观点忽略了银行资金必然流向信用好、实力雄厚企业的运作法则，民营企业只是解决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的渠道之一。（3）公司治理结构论：这种观点认为民营银应不受政府的行政干扰，完全市场化运作，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投票而来，银行管理层和董事会制定执行银行的日常经营决策以及银行的发展战略。
（二）我国民营银行的产生
我国第一家由非国有企业入股的民营银行“民生银行”于1996年在北京成立，这是我国民营资本首次进入银行业，民生银行成立之初，70%的股本是由民营资本构成。当时，多种经济成分的民生银行引起了国内外金融界、经济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当时的民生银行并不是纯正的民营银行，银行没有实现真正的政企分开，银行的高层均是政府任命而成。
二、我国发展民营银行的必要性
（一）是金融体制改革，金融竞争的必然要求
我国银行体制经过最初的改革，形成了工、农、建、中四家国有银行为主题的银行格局，国有银行垄断了国内70%以上的存贷款业务。为了打破这种垄断局面，提高银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我国成立了招商银行、华夏银行等一系列的股份制银行。但是由于政企未彻底分开等原因，股份制银行未能达到成立的初衷，股份制银行基本是国有银行的仿制品。
股份制银行改革的不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想要实现金融改革的成功，单纯的复制国有银行是无法实现的，必须在现有体系内增加新的血液，出现一批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实现政企分开的民营银行，才能实现金融体制改革，促使金融市场竞争环境更加完善和公平。
（二）是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困难的重要渠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民营经济已经成为了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据不完全统计，当前我国中小型企业占到工商注册等级企业数量的99%，上缴利税达到全部企业的75%，提供了80%的城镇工作岗位，无愧为我国当代经济发展的助推器。遗憾的是，中小型企业为我国经济做出如此大贡献的同时，却长时间面临着融资难的问题。导致这个问题的主要原因，就是目前我国金融业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处于严重的错位状态：国有银行垄断现代银行业，而国有银行的客户主要是信用好、实力强的大中型国企。据统计，在我国银行信贷业务中，70%的信贷用于大中型国企。民营企业由于资金需求数额小、经营稳定性差以及没有完整的财务报表和较少的固定资产，导致国有银行不愿意贷款给他们，致使民营企业所占信贷份额不足30%。
（三）有利于促进民间金融规范发展
当前民间金融主要有民间集资、民间借贷、典当以及地下钱庄等形式，有着利率高和自发自主的特点。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律保护，民间金融风险性大，稍有不慎容易酿成地方危机。2011年浙江温州借贷风波是近期最典型的案例，引起了全国乃至世界的巨大关注。
民间借贷是对我国金融的补充，存在是客观合理的。但是规模庞大的民间借贷会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削弱央行的货币调控效果，如果能将这些民间资本通过民营银行的方式规范起来，不仅可以减少民间金融带来的非法融资等不良影响，而且也有利于维护我国金融秩序的稳定。
三、影响和制约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因素分析
（一）影响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外部因素分析
1.民营银行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不健全。以前，金融行业是由国家垄断，不允许其他经济成分进入。目前，虽然国家对一些公关服务行业的准入限制有所放松，但在金融行业，民间资本想要进入还是要经历一些严苛的审批，一般民营资本根本无法进入。但是金融市场的巨大需求，诞生一批民间非正规金融，且屡禁不止，致使当局不断提高准入条件，以至于形成恶性循环。
当前，我国的金融行业的市场退出机制不健全，在西方发达国家有一套完整的银行退出制度，银行倒闭退出是一种常见现象。现我国对于银行退市无明确的监管规定，没有一套完整的银行援助、退出和清算程序，一旦银行倒闭，没有一套完整的程序可以参照，会极大的损害百姓和企业的利益，甚至严重会导致整个银行业的信誉危机。
2.利率市场化程度低制约民营银行发展。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于1996年正式启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存贷款利率基本已经固定，且金融机构之间同业往来和债券回购市场利率已起到良好的效果，但是利率市场化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民营银行主要是吸收民间资金，民间资金有追求高收益的特点，假如按照国有银行相同的接管制利率吸收存款，则民间资本会选择国有银行，收益相同而风险更低。因此，民营银行管制利率满足不了民营银行获得相应风险收益的要求。而在银行信用方面，民营银行则完全无法跟国有银行相比，在我国，国有银行信誉等于国家信誉。因此，在现行金融管制的情况下，通过价格和服务，民营银行很难与国有银行竞争。
3.存款保险制度缺失影响民营银行信誉。信誉是企业生存的前提，当今我国银行体系是以国有银行为主，不存在独立的信誉问题，承担保护人合法权益义务的实际是政府，国有银行的信誉即政府信誉。但是民营银行则没有这种待遇，大部分人一开始会对民营银行持怀疑态度，国有银行的风险可以直接转换为政府财政危机或者国家风险，但是民营银行不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直接限制了民营银行的资金来源，对于银行来说，没有资金意味着不能正常营业。浙江台州2001年发生的挤兑风潮直接凸显出了信誉的重要性，信誉最好、业绩最好的民营泰隆城市信用社竟然是挤兑风潮的源头，这凸显出了民营银行在老百姓心中的地位，也形象的表达了国有银行和民营银行的不同之处。
（二）影响我国民营银行发展的内部因素分析
1.我国民营银行股东关联交易频繁。不少民营资本希望进入银行业的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从控制的银行获得大量的资金以便来支持自身企业的发展，参股企业的滥用关联贷款问题是民营银行面临的重要问题。如果一个企业投资并控制某家民营银行，而后绕过银行所设定的贷款门槛，而从银行获得大量贷款，最后可能成为商业银行的定时炸弹，给商业银行带来大量的不良资产，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健康发展。例如，台州市商业银行，2006年末该行100万元以上的股东贷款共有12笔，总金额为7180万元，占该行贷款余额的0.87%，这12笔股东贷款中有4笔为次级贷款，已成为该行的不良贷款，金额为780万元，占不良贷款总额的5.54%。
2.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不够完善。目前，我国民营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很多问题。为保障银行股东的利益，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必须有一个金融风险管理体系，这个体系由董事会直接领导。以浙江台州市商业银行为例，该银行的理事会、股东大会和董事会的设置上还存在一定问题，外部监事以及独立董事均没有设置，
这直接影响了董事会决策的科学合理性，且该行的董事长陈小军直接兼任行长，这严重违背了现代企业精神。
3.我国民营银行的企业文化不明确。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精髓，好的企业文化对企业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民营银行对企业文化的认同和重视程度也在逐渐的提升，但是仍有些许不足之处。首先，企业文化缺乏个性，政治文化取代企业文化现象明显。其次，不少银行对企业文化理解出现偏差，将企业文化简单的等同于文体活动。再次，银行只热衷于搞公关、做广告宣传，企业文化内在精髓的确立和实践被忽略。最后，某些民营银行在企业文化建设时，不能很好的结合本行的实际，企业文化无法深入到员工内心，难以获得员工认同。
四、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对策建议
（一）完善民营银行运营的外部环境
1.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国家银监部门应适当放宽民营银行的利率决定权，打破现在所有银行都在一个利率空间的现象。这样，民营银行在产品定价机制上有一定的把控权，可以根据本行业务特点，寻求最佳的利润空间。这样能在激励民营银行去进行市场开拓以及产品创新的同时，也对国有银行进行刺激，迫使他们不被市场淘汰进行银行体制改革。
2.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民营银行与国有银行相比，没有国家信誉做担保，面临着信誉缺失的问题，极易产生银行破产导致挤兑风潮的危险。只有建立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才能打消民营储户心中的疑虑，即使出现银行破产的现象也不会损坏储户的利益，最后还有信誉担保人进行赔偿。这样不仅能打消民众对民营银行的疑虑，而且有利于民营银行存款业务的发展，提高民营银行的市场竞争力。在我国存款保险制度的建立，可以由央行和政府共同成立存款保险公司，一方面可以提高民营银行的信誉，另一方面可以有效的对民营银行进行监管。
3.完善市场准入和退出制度。规范完善银行市场准入制度，杜绝寻租现象的产生，民营银行的的成立必须要经过国家有关部门的严格审核，审批通过后方可注册成立。银行市场进入制度的不规范容易产生金融业过度，甚至恶性竞争或金融投机倒把的现象，无论是哪种现象，最终都会给民营银行带来灭顶之灾。
对于民营银行的退出和风险救助也要有规范的制度。明确民营银行破产时，谁来执行破产清算、怎么保护储户的利益不受损害等问题。只有明确这些问题，才能实现银行业内部的优胜劣汰。规范健全的银行退出机制不仅能够让民众知晓政府处理银行危机的能力，而且也有助于减少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将经营不善的损失降到最低。市场退出机制的建立应遵守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市场为主，行政导向为辅的原则。
（二）完善民营银行运营的内部环境
1.加强民营银行的关联交易监管
民营银行的关联交易有着不易控制、不易察觉的特点，想要实行有效的监管，首先要对贷款总量进行控制。《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关联贷款的余额与资本余额要控制在一定的比率之中。其次，对于关联贷款要按照普通贷款进行发放审核，其贷款条件与非关联贷款相同。再次，在关联贷款时，可以实行回避制度，由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最后，通过市场监督进行约束，实行披露制度。
2.重视培养人才。人才是当今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源，银行又不同于一般的企业，善管理、懂银行的高素质人才相对比较稀缺，尤其是民营银行。对于民营银行来说，提高员工整体业务素质，拥有高素质的专家人才是民营银行做大、做强的必要途径。
五、结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金融改革的深入，民营银行也步入了高速发展时期，民营银行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我国现行银行业的重要补充。（作者单位：西南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1]谢玲玲：从泰隆模式看商业银行如何推进小企业信贷发展[J]，生产力研究，2010.2，21-23
[2]叶陈凤：对民营银行股权结构的思考[J]，理论观察，2006.4，11-12
[3]王峰：发展我国民营银行的理论综述[J]，中国市场，2011.26，21-24
正文：
银行股贱卖论[①]自提出以来，有人称其“忽悠”[②]，有人称其为“伪命题”[③]，而一些当事者急急进行辩白的同时，更有另一些当事者（如外国的一些战略投资者或中介机构等），则闷声发大财。其实商业银行在改制的过程中，存在“贱卖”（IPO前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如建设银行），也存在着“贵卖”（卖给国内的中小投资者，如浦发银行、民生银行），就象其他国有在改制的过程中，既存在着对中小投资者和企业普通员工的掠夺，如虚假包装上市和低价买断职工工龄等；也存在着大量的国有资产流失，如向外资或企业管理层或私人等转让产权的过程中，种种已揭开的，未揭开的黑幕等一样，原本就是瘌痢头上的虱子，是明摆的事，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对此，我们理当高度重视，认真地加以，以期提出适当地应对之策。而不应该简单地以“忽悠论”、“伪命题论”或者“情绪化论”等来刻意遮掩。有见于此，遂不端简陋，就银行股所以贱卖的原因，谈几点粗浅的认识。
银行股所以被贱卖，我想大概有下列的一些原因：
一、知识和经验的不足
虽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20多年了，而确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也十多年了。但是，无论界、或是决策层，或是实业界，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知，其实还是很有限的，所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并不足够。特别是不能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不能自觉把握诚信、公平、法治和互利多赢等市场经济的四大法宝，不能很好的贯彻观。反而是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这论那论，如“一股独大论”、“产权缺位论”、“公司治理缺失论”、“效率优先论”、“国际接轨论”、“银行破产论”等，占据着“主流”地位。这必然会到商业银行的改制，可以说，商业银行的改制就是被这论那论逼出来的“背水一战”。由此，银行股的“贱卖”，实际上早已成为必然。
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及其运行法则，笔者早有论述。认为市场的本质，最简单、最深刻和最普遍的认识，应该是互利多赢。互利，是指交易双方各取所需；多赢，是指因交易促进社会分工，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有利于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使制度更趋文明。并认为，诚信和公平乃是市场经济的最高法则。市场之路惟有铺就诚信、公平的基石，并依法治加以保障，才能克制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非理性和各种特权（资本特权、技术特权等），才能成就市场的本质，实现互利多赢。而如果背弃诚信和公平，市场就会异化；就会不断形成市场灾难；就会令到国家陷入利令智昏的市场经济的泥潭，并可能引发经济和危机，导致社会动荡。所以，诚信、公平、法治和互利多赢，乃是市场经济的取胜之道，是市场经济的四大法宝[④]。然而，银行的改革，有如其他的改革一样，并未能够自觉遵循诚信、公平、法治和互利多赢的市场经济法则。而依然是政企不分，政府和企业结合在一起，可以毫无忌惮地为所欲为；依然缺少监督，公开性和竞争性几近完全被忽略；依然对外资盲目崇拜，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专设超级市场（IPO前市场），供外国银行投资之用，并将外国银行在我国违规经营的不良记录置于脑后；依然对国民加以漠视，将为银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国民几乎完全排除于改革之外。如是，银行股怎可能不被贱卖呢？
二、政企不分
政企分开，实在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标。但是，多少年来，虽然各方面也做出了种种的努力和尝试，却一直没能够实现。而且，政企不分在国有银行的经营和管理方面的影响更为突出。国有银行的主要管理人员，都是由政府来选任的，或者原本就是一个政府官员。其与政府有着天然的关系。所以，国有银行最易形成内部人控制，来自政府主管部门对国有银行的监督，往往是失效的，因其基本等同于自己监督自己。由此，银行改制往往易被当成政绩工程来做，而少有约束。其一味迎合外资的要求，不断作出巨大让步，最终导致银行股贱卖，就绝难避免。可以说，政企不分，乃是导致银行股贱卖的重要因素。
为了真正实现政企分开，笔者曾提出了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构想，主张通过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促进国有资本证券化、基金化，使国有资本得以依市场方式运作，从而真正实现政企分开[⑤]。
三、缺少必要的监督
在政企不分的情势下，国有银行的改制通常都是由银行自己做方案，再由政府来批准。整个改制的过程缺少来自外部的任何监督，基本上是黑箱操作。往往是改制完成后，才为人们所知。所以，银行的改制根本无法做到兼听则明。而且，银行股是否“贱卖”，也完全没有任何人需要为之承担责任。由此，银行改制实际上往往以上市为终极目标，只要能够成功上市，则银行股是否“贱卖”，在所不问，甚至被认为是“忽悠”，是“伪命题”。可以说，银行改制因缺少必要的监督，缺少公开性和竞争性，所以，在超级市场（引入战略投资者在首发新股IPO之前，所以称其为超级市场）上的银行股定价，偏离均衡水平，出现“贱卖”，就决不希奇。
为健全银行改制的监督，曹红辉先生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急需改进的若干》一文中的相关建议是可取的。其要点为：完善银行改革的决策机制和决策机构，成立负责改革的专门机构；制定专门法规；采取公开招标方式，选择战略投资者；保证公众对金融改革的知情权等。[⑥]
四、对外资的盲目崇拜
我国一方面资本严重短缺（如产业升级，创新、西部开发、东北振兴所需资本）；一方面资本浪费严重（如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数万亿的存贷款差）。因为资本短缺，改革开放和招商引资往往联系在一起。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各级政府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国投资者竟相采取各种优惠措施，或者税收优惠、或者低价出让土地使用权，或者贱卖国有企业产权等，使外国投资者享有超国民待遇，对外资的崇拜渐成风气，各行各业都以引入外资而标榜，银行业自也不例外。所以，银监会所规定的所谓战略投资者的五个条件，差不多就是为外国银行量身定做的。这样，国有银行改制引进的所谓战略投资者几乎清一色的是外国银行就毫不奇怪了。而在这人为造就的为外国银行所垄断的银行股超级市场中，银行股想不贱卖又如何能够呢？
这里需加指出的是，因为对外资的盲目崇拜，我国在吸引了大量外资的同时，各种资源如人力资源、环境资源、矿藏资源、金融资源和科技资源等也正在被外资所掏空。所谓“血汗工厂”；所谓“房地产泡沫”；所谓“无芯产业”；所谓“生产资料价格膨胀”；所谓“过路财神”之 “外汇泡沫”；以及“中航油事件”、“国储铜事件”等，就是种种被掏空的表现。而这些正严重地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不能不加以认真关注的。再者，外资银行在我国境内的经营，曾多有为规，并为银监会所查处，对此，我们也决不可以掉以轻心。五、对国民的利益漠然视之
不少本当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公仆（包括政府官员和国有的经营者），其实则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反而是紧抱一些“富豪”（外资或私营业主）和“精英”们的大腿，以求名利。所以，其在谋划改革的时候，往往对国民的利益漠然视之，而唯富豪或精英之命是从。这在银行的改革当中，也多所体现。其实，银行所以能够壮大，银行业所以成为最具增长潜力的行业，完全靠了国民的支持。如国家大量注资、剥离巨额不良资产、国民省吃减用为储蓄、以及银行卡收费、小额存款收费、营业税一减再减等等。然而，在银行的改革上，国民的利益却被漠然视之。国民也几乎被完全排除于银行改革之外，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外资闷声发大财。如此，银行股又怎可能不被贱卖呢？
关于银行的改革，笔者本着公平正义的理念，曾提出了发行可转换累积优先股的主张，认为国有独资银行主要应该以发行“可转换累积优先股方式筹集资本。其大体应当注意以下各点：
1、“可转换累积优先股”的发行价格与票面价格相同，即每股一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外币；股息率参照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上下浮动；转股比例大概以每三股转为一股（当然可以上下浮动，但不能过高或过低）为宜；转股期限为三年以上（即发行满三年后才可转为普通股）。
2、“可转换累积优先股”转换为普通股，达到总股份的一定比例，合乎《公司法》、《证券法》及《银行法》的有关规定时，则银行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可安排上市。
3、“可转换累积优先股”未转换为普通股之前，可以经由做市商在场外转让。
4、国有独资银行在发行“可转换累积优先股”之前，其全部资本划分为等额股份，由国家授权的机构持有。
5、国有独资银行在发行“可转换累积优先股”之后，要比照上市银行的要求，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并进行持续的信息披露，包括定期的和临时的信息披露。这是投资者据以决定是否转股的基本依据[⑦]。
发行“可转换累积优先股”，应该是国有独资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并上市的最简单的方案。如果建设银行选择在国内通过各商业银行或者券商向广大投资者发行可转换优先股 ，则可以避免肥水外流，并可以实现互利多赢。建行可以筹集到更多的资本，商业银行或券商承销可以获得大笔的佣金，改善资本结构；投资者可以分享银行改革的成果，国家的安全具备更加坚实的基础等。然而建设银行的改革却走上了另外的道路，实为下策[⑧]。
总此上，笔者认为银行股存在“贱卖”是不争的事实，主要是由知识和经验不足、政企不分、缺少监督、对外资盲目崇拜、以及对国民利益的漠视等原因所造成的。对此，我们决不可以掉以轻心。
[①] 余云辉、骆德明共同撰写的《谁将掌控的金融》一文，较早提出了银行贱卖论的观点，堪称代表作。该文刊登于《上海证券报》第A11版，2005年10月25日。
[②]吴敬琏针对“国有银行被贱卖”的“论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切莫再“忽悠”这个，是忽悠论的始作踊者，见《吴敬琏：别再忽悠银行“贱卖论”》，《雅虎财经》2005年12月9日引自全景网。
[③]巴曙松在"中国学家论坛"上称，"银行贱卖论"其实是个伪问题，见《巴曙松驳斥业内流言"银行贱卖论"是个伪问题》，《雅虎财经》2005年12月14日引自全景网。
[④] 祥见笔者拙作：《中国股市的希望》，《金融街网站首页》2003年12月3日；《警惕中国陷入利令智昏的市场经济泥潭》，《经济学家网站》2004年3月20日
[⑤] 祥见 周正义，《设立国有证券投资基金的构想及其意义》，《经济学家网站》2003年12月12日
中图分类号：F832.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08-0184-03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20世纪70年代，罗纳德・I・麦金农的《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和爱德华・肖的《货币、资本和经济发展》指出：在欠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现象，政府采取干预手段，人为地压制利率水平，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提出金融深化理论，即为促进不发达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应放弃对金融的过度限制。许多国家在实践中也深刻意识到，长期的金融抑制阻碍了本国经济快速增长目标的实现。20世纪8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兴起，许多国家开始允许民间资本进入金融行业，部分国有金融机构也逐步民营化。
国有股份在我国商业银行体系中占据绝对优势，全国373家主流商业银行中，约95%都是由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大型国有企业或地方政府平台公司控股，除了5家国有大型银行，其余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仅有中国民生银行和平安银行两家银行是由民营企业控股；在城商行和农商行中，也只有14家小型民营银行分布在江浙一带。这种与市场机制不符的银行体系造成我国银行业同质化经营程度过高，阻碍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随着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天津金城银行、浙江网商银行和上海华瑞银行等5家首批民营银行成立并相继开业，2016年新一批12家民营银行的设立申请也已经进入论证阶段。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虽起步较晚，但欣欣向荣。因此，有必要通过研究国内外民营银行的现状为今后民营银行的发展提供借鉴。
二、民营银行的基本界定
民营银行是我国的提法，在国外研究中一般是指区别于国有银行的中小型银行。当前对民营银行的定义大致可分为3种：产权结构论、资产结构论和治理结构论。产权结构论认为，由民间资本控股的就是民营银行；资产结构论认为，主要为民营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相关金融服务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治理结构论则认为，凡是采用市场化运作的银行就是民营银行。以上3种定义都只是从一个方面描述了民营银行的特征，未形成全面认识。简而言之，民营银行就是由民间资本控股，并采用市场化机制经营的银行，核心特征是公司治理结构。
三、我国民营银行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民营企业可通过发起设立、认购新股、受让股权、并购重组等多种方式投资银行业金融机构。①2003年，以徐滇庆为首的长城金融研究所内30余位专家学者曾向银监会提出设立5家民营银行，但银监会以风险为由最终未能获批。2014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在加强监管的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之后，又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民营银行的高度关注。2015年7月27日，深圳前海微众银行、温州民商银行和天津金城银行的筹建申请获得银监会的批准，同年9月29日，浙江网商银行和上海华瑞银行获批筹建。截至2015年末，5家民营银行资产总额达794亿元，各项贷款余额651亿元，各项监管指标基本达标，整体经营平稳有序。
微众银行定位于持有银行牌照的互联网企业，手机APP于2015年8月15日上线，与微信、QQ账号无缝对接；同年9月21日，微粒贷产品上线微信，9月23日与优信二手车合作，平台金融业务上线。截至2015年12月末，微粒贷贷款余额74.95亿元，开通白名单客户2 034万人，授信客户352万人，授信额757亿元，累计66万人在线贷款128.17亿元。微众银行APP客户数累计逾32万人，产品代销规模接近150亿元。
浙江网商银行于2015年6月25日正式开业，注册资本40亿元，面向小微企业和消费者开展金融服务，信贷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有资金和同业合作。2015年8月与全球最大的中文网站流量统计机构CNZZ合作，面向中小规模的创业型网站推出“流量贷”，基于大数据风控模型，对申贷者的身份、信用、流量以及经营状况等要素进行审核，向网站提供单笔最高100万元的贷款，首批授信总体额度为100亿元。同时，为口碑平台上的线下小微商户提供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最长用款期限为12个月。该计划第一期已向淘宝、天猫平台上的小微商家提供了总额60亿元的信贷资金，后续还会提供现金管理、余利增值等其他金融服务，下一步还将推出面向农村的贷款。
温州民商银行的股东全部是温州本土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主要为温州区域的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小区居民、县域三农提供普惠金融服务，目前已推出“旺商贷”和“商人贷”产品，主要服务于股东企业所在产业链条的上下游企业以及温州小微企业园等。截至2015年10月，民商银行吸纳存款超过3.5亿元，主要是企业定期存款，利率在2%―3%之间，贷款主要针对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约1.6亿元，单笔最小15万元，最高200万元，年利率7%―8%。
上海华瑞银行围绕自贸区规划，提出服务小微大众、科技创新、自贸创新的经营理念。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末，资产规模近170亿元，不良贷款率为0%。截至2015年8月末，华瑞银行共实现营业净收入1.34亿元，实现净利润1 881万元，存贷比为47.68%，均符合监管要求和该行的内控目标。作为上海自贸区的法人银行，54天内就完成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系统建设，4个月研发完成了FT自贸区分账核算体系，6个月推出了民营银行第一张人民银行3.0标准的芯片，充分彰显出民营银行的高效机制。
天津金城银行定位于“公存公贷”，借助天津自贸区的区位优势，立足天津，受惠于京津冀一体化，抓好大型国有企业客户、优质民营企业客户、自贸区内融资租赁和贸易型汽车行业企业，深挖产业互联网生态圈上下游企业，抓好高成长性、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中小科技型企业。
总体而言，我国民营银行现阶段的发展规划较为稳健，注重长期的风险监控，不盲目扩大规模、急于盈利，更重视夯实发展基础、探索差异化特色化路径、细化市场定位。
四、可持续增长的基本理论及模型
1977年，美国财务学家罗伯特・希金斯提出了可持续增长模型。可持续增长是企业在不增加并保持当前经营效率和财务政策的条件下公司可实现的最大增长率，是一种平衡增长，可持续增长率是指在不需要耗尽财务资源的情况下，公司销售所能增长的最大比率。
可持续增长率（SGR）=股东权益变动值÷期初股东权益=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留存收益率×权益乘数；实际增长率（g）=ΔS/S0，其中：ΔS代表本年销售增加额，S0代表期初销售收入额，若实际增长率（g）=可持续增长率（SGR），可认为企业实现了可持续增长。当可持续增长与公司实际增长相差较大时，提醒管理者对其差异进行全面分析，找出高速增长或是缓慢增长背后隐含的问题，及时制定出正确的策略。
稳定状态是指资产和负债随销售额比例增长；销售净利率为常数；资本结构和股利政策已定；不增加外部权益资金；增长所需权益资金来自内部；财务比率保持水平。在稳定条件下，决定持续增长率（g）的变量有T：总资产与销售额的比率；P：销售净利率（税后净利/销售额）；d：股利支付率（1-d=留存比率）；L：负债―权益比率；S0：本期销售额；S：下期销售增长额。
五、实证分析
为了验证民营银行是否能保持可持续增长，尽量避免随机因素干扰，确保分析时间的稳定性，选取中国民生银行2009―2015年前三季度的公开财务数据作为分析期，数据来源于民生银行网站、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和Wind资讯。选取销售净利率等6项财务指标作为研究变量，其符号及定义如下所示：销售净利率（P）=本年净利润÷本年主营业务收入；总资产周转率（A）=本年主营业务收入÷期末总资产；权益乘数（T）=期末总资产÷期初股东权益；收益留存率（R）=1-本年现金股利÷本年净利润；可持续增长率（SGR）=销售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收益留存率；实际增长率（g）=期末主营业务收入÷期初主营业务收入-1
2015年的期初主营业务收入由上一年度前三季度数据替代。民生银行2009―2015第三季度的年均可持续增长率为15.26%，年均实际增长率25.14%。
以上数据可以估计民生银行的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有显著差异，为检验这两个样本无显著差异，采取配对样本T（Paired Samples T Test）检验。
提出假设 H：μ1=μ2，即先假定实际增长率和可持续增长率之间没有显著差异。确定假设的显著水平α，本文用α=0.05。检验结果表明，T检验的双尾显著性概率为0.047，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即可持续增长率与实际增长率的均值差异在95%以上的置信水平高度显著，意味着民生银行2009―2015年前三季度的可持续增长率和实际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为检验民生银行是增长过度还是增长不足，运用SPSS软件进行了Wilcoxon符号秩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民生银行在2009―2015年前三季度7年时间可持续增长率小于实际增长率的负号秩样本占100%，属于增长过度，反映民生银行处于增长过快的状态。民生银行2007年进行了事业部制改革，集中资源开发中小企业业务及零售业务，促进了经营管理效率及销售净利率的提升。
中图分类号：K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4）02-0020-07
DOI： 10.14156/ki.rbwtyj.2015.03.003
文明开化是指明治时期西方文明传入日本，导致日本社会制度及文化上产生重大变化的历史现象b。当时日本全面引进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思想以及风俗习惯，文明开化的风潮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在这场风潮当中，明治政府为了促进东京的不燃化建设并展现首都的威容，以西欧先进国家为模板建造了西洋风格的银座炼瓦街。这一近代日本最早的西式街区在明治时期首都东京吸收西方文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章拟对文明开化时期银座炼瓦街这一城市空间的社会文化作用进行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以期对其在东京文明开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得出较为客观的认识。
一、银座炼瓦街建设与近代西方科技引进
（一）银座炼瓦街建设的背景与概况
明治初年，首都东京主要由木造房屋构成的市区每遇火灾便损失惨重，明治政府在首都的建设过程中开始谋求实现城市的不燃化[1]138。当时，欧美各国提出作为条约修正c的条件，日本须首先成为在政治方面和风俗方面都与它们处于对等地位的国家，明治政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积极学习模仿西方文化，也开始筹划对首都的街区进行规划改造，建成气派的洋式街区展现给居住于东京市内的外国人[1]138。明治五年（1872年）2月26日禾田仓门内的旧会津藩邸失火，巧遇疾风而迅速蔓延到京桥西的绀屋町以及银座二丁目a，导致京桥、筑地一带288 000坪b受灾，受灾人口19 872人，延烧町数41町[1]137。火灾使银座一带化为灰烬，却为渴望修改不平等条约的明治新政府进行首都的城区改造提供了重要契机。明治政府决定将连接到筑地居留地和新桥火车站一带相当于首都门面的银座一丁目到南金六町（当时的町名，现在的银座八丁目）的街区建成可与欧美都市媲美的砖瓦建筑街区，以向欧美诸国充分展现首都的开化风貌。
炼瓦街工程聘任英国建筑师汤马士・华达士（Thomas waters）负责设计和施工指导[1]141。建设工作首先从道路整治开始，街区道路宽度依次被设定为：主干道15间c，次干道10间、8间，小巷3间，其中主干道分设了人行道和车行道[1]141。街区内的房屋依次主要分为3个等级，一等房屋高度最高，面积最大，建于15间道路和10间道路两侧;二等房屋次之，建于8间道路两侧;三等房屋高度最低，面积最小，建于3间道路两侧[2]。工程的施工于明治五年（1872年）8月12日从京桥一侧的一丁目开始，主干道的工程持续1年有余，明治六年（1873年）12月主干道两侧房屋建设完工[3]35。明治七年（1874年）春主干道的人行道建成，并栽植了松树、枫树、樱树等街树，同年12月车行道旁的煤气路灯投入使用[4]151-152。主干道的建设完成后，明治七年（1874年）起次干道及小巷的建设施工相继开始[4]140，明治十年（1877年）6月9日炼瓦街全部工程大体完成[4]149。
（二）炼瓦街建设对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与宣传
积极引进欧美的近代科技是明治时期日本文明开化风潮的重要表现之一。作为近代日本最早建成的西式街区，银座炼瓦街在很多方面率先引进和应用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技术，同时也展示和宣传着相关科技成果。
首先，银座炼瓦街的建设促进了近代西方建筑技术的引进和推广。砖的大量生产与水泥的国产化可以说都是通过银座炼瓦街的建设而实现的。炼瓦街的建筑用砖以及主干道铺设人行道所需的砖数量巨大，这些砖的供给成了工程开始时建设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当时新建的一些造砖厂由于规模小且技术不成熟无法满足炼瓦街建设所需砖的供给，东京府于明治五年（1872年）12月接受了川崎八右卫门的砖瓦制造申请，让其进行尝试[4]123-125。川崎八右卫门邀请华达士加以指导，明治六年（1873年）华达士建造了霍夫曼窑，并亲自进行生产，终于取得了成功[4]123-125。砖的大量供给问题最终得以解决。与此同时，水泥的制造技术也在炼瓦街的建设过程中得以引进。从幕末到明治初年，建筑材料当中水泥一直依赖进口，为了减少购买水泥的庞大开支，大藏省a向东京府借用深川的旧仙台藩邸建立了工厂，尝试制造水泥[4]128-129。通过效仿西方书籍上所写的制造方法，在工部省雇佣的外籍技师的指导下反复实验，明治六年（1873年）终于成功制造出了水泥[4]129-130。像这样，银座炼瓦街的建设过程中近代西方的各项建筑技术不断得以引进，日本近代建筑业的发展可以说也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除了建筑技术，近代西方一些先进的照明技术和交通技术也率先在银座炼瓦街得到应用，炼瓦街区对这些技术的宣传和推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明治七年（1874年）12月18日从金杉桥到京桥的街道上85盏煤气路灯首次点亮[5]13。这是煤气灯第1次在东京出现，可以说是东京照明史上的一次革命。之后，煤气灯也开始用于室内照明，明治十一年（1878年）在新富座，明治十六年（1883年）在鹿鸣馆分别投入使用[5]15-16。煤气灯在银座街头出现8年后，明治十五年（1882年）11月刚成立不久的东京电力会社为了宣传电灯，在其位于银座二丁目的公司主楼前点起了弧光灯[3]161-162。虽然银座街头的煤气路灯直到大正十年（1921年）才被电灯取代[3]162，但当时炼瓦街上亮起的亮度远超过煤气灯的白色灯光无疑对这种近代西方的照明新技术起到了早期的宣传作用。除了煤气路灯，源自近代西方的交通工具铁道马车最早在东京投入使用也是在银座炼瓦街。明治十五年（1882年）6月25日贯穿银座炼瓦街主干道的新桥至日本桥区间的铁道马车开通，开启了日本城市铁道交通时代的新纪元[6]76。穿行于西式炼瓦街区的铁道马车在为人们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出行方式的同时，也在宣传着这种近代西方的交通技术。随着这一区间铁道马车开通运营的成功，日本桥至万世桥区间、万世桥至上野区间、上野至雷门区间、雷门至浅草桥区间以及浅草桥至日本桥区间也陆续开通投入使用[6]81-85。
由上不难看出，银座炼瓦街不仅在引进一些近代西方科技方面发挥着先导性作用，同时也在向当时的东京市民乃至日本国民展示和宣传着这些科技成果，发挥着一定的启蒙作用。
二、银座炼瓦街与文明开化时期东京的思想言论界
由于银座炼瓦街特殊的地理位置与独特的街区风格，明治时期这里集中了许多报社、杂志社等新闻媒体和各种结社，因而也便成为文明开化时期东京思想言论界具有重大影响力之地。
（一）首都东京的新闻传播中心
银座炼瓦街正好位于政府机构集中的丸之内、商业金融中心日本桥和外国人居住的筑地居留地的中间，临近可通往通商港口横滨的新桥火车站，较易获取各种信息，而且砖瓦房屋防火性好，易于保存资料，于是很多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便纷纷集中于此。明治五年（1872年）到十年（1877年）之间，在东京发行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邮便报知新闻》、《日新真事志》、《曙新闻》、《朝野新闻》、《读卖新闻》、《平假名绘入新闻》、《都女新闻》等当中，除了《邮便报知新闻》之外，其余各报社均集中在银座炼瓦街[7]1043。明治十四年（1881年），年发行量过百万的8家大报社中，只有《邮便报知新闻》的报知社和《有喜世新闻》的三益社总社不在银座炼瓦街[8]。明治十五年（1882年）前后，银座炼瓦街集中了大小20多家报社[7]1055，各类报纸当中，既有民权派的《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及官权派的《东京日日新闻》等政论报（也称作大报），也有《读卖新闻》、《平假名绘入新闻》、《假名读新闻》等以报道社会新闻为主的小报[9]121。
除了报社，很多新兴的杂志社和出版社也活跃在银座炼瓦街。从明治十年到明治三十年前后，这里刊行着不同领域的多种杂志，如《江湖新报》、《近事评论》、《扶桑新志》、《交询杂志》、《东京经济杂志》、《法律志丛》、《政谈》、《东京医事新志》、《教育新志》等均各具特色[9]137-139。各种出版社也在炼瓦街相继成立，如，银座一丁目的忠爱社，银座二丁目的开新社、共隆社、英泉社、含翠阁、中近堂、润生社，银座三丁目的报行社、三荣社，银座四丁目的歌舞伎新报社、博闻本社，南绀屋町的龙玉堂，新肴町的神谷簿记书房，弥左卫门町的知新社，尾张町一丁目的共同社，南锅町的政谈社、法帖屋，加贺町的由己社，泷山町的集成社、报告社，竹川町的自由出版社、交文社，南金六町的凤文社、温故社等不胜枚举[9]139。
报社、杂志社和出版社等媒体机构的大量集中创设是文明开化时期东京的重要文化现象。当时的银座炼瓦街由于集中着大批的媒体机构而成为了东京的新闻传播中心。各种出版物迅速广泛地向一般民众介绍着社会动态及新的思潮，推动文明开化的风潮渗透到民众中间。
（二）民权派思想言论活动的据点
在文明开化的风潮中近代日本最初的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自由民权运动发生了。思想言论界在这场运动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当时的炼瓦街区里集中创办有大量的民权派报纸、杂志，还有各种民权结社，银座炼瓦街成为了首都东京民权派言论活动的重要据点。
自由民权运动兴起过程中刊行于银座炼瓦街的有代表性的民权派报纸有《东洋自由新闻》、《自由新闻》、《绘入自由新闻》、《自由灯》、《朝野新闻》、《东京曙新闻》等[9]128-130， 118-119。《东洋自由新闻》是近代日本最早的激进自由主义刊物，其发行公告中便强调了“旨在论述人性自由之本源，倡导君民共治之宗旨，以此谋求国家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主导思想[10]126。《自由新闻》是自由党的机关报，也是近代日本最早的政党机关报[10]127。当时其影响也扩展到了地方，如：信州佐久一带有名望的豪农早川权弥通过《朝野新闻》得知《自由新闻》即将发行后，立刻邮购了其创刊号。之后便成为其忠实读者，并且出席了佐久的自由联谊会，明治十六年（1883年）4月加入自由党，11月赴东京参加自由党的临时大会[11]。《自由新闻》停刊后，《绘入自由新闻》和《自由灯》作为其后续刊物继续宣传着自由党的主张[10]129。随着自由民权论的传播，直接批判政府政策，倡导民权主义思想的政论杂志也开始在银座炼瓦街涌现。如，都市民权派领导者之一的林正明创办的《近事评论》和《扶桑杂志》、服部诚一的《公益问答新闻》、长沼熊太郎的《舆论新志》、成岛柳北的《溺泞丛谈》、嘤鸣社的机关杂志《嘤鸣杂志》、政谈社的《中立正党政谈》等[10]133都是这一时期刊行于银座炼瓦街的宣传民权思想的代表性政论杂志。
除了报纸和杂志之外，各种民权组织在文明开化时期的思想言论界也发挥着较大的影响力。其中如，嘤鸣社、共存同众、交询社等许多较有影响力的民权组织都和银座炼瓦街有着密切的关联，在这里展开着其组织活动。嘤鸣社的前身是由欧洲留学回国的沼间守一等人于明治六年（1873年）在东京创办的法律讲义会，后来开始通过演说活动宣传自由民权思想，并不断扩大组织，在东京以外成立了27个嘤鸣社分社[10]83-85。明治十二年（1879年）10月，在位于银座四丁目十番地的求友社创办了《嘤鸣杂志》，同年11月买下《横滨每日新闻》，更名为《东京横滨每日新闻》，并将报社由横滨迁到银座的西绀屋町二十六番地，进一步扩大着其言论活动[10]85。共存同众的创建始于明治六年（1873年）9月留学伦敦的马场辰猪、小野梓等在伦敦成立日本学生会，明治七年（1874年）小野梓回国后在东京创立了共存同众，并于次年创办了《共存杂志》[10]88。明治十年（1877年）共存同众建在银座日吉町七番地的共存众馆落成，成为了演说会等组织活动的据点，后由于活动规模的扩大，又在日吉町四、五番地购买了房屋，改建为讲堂[9]156。该组织不仅在其会员之间举行共同学习研究欧美的制度、思想、文化的活动，还通过举办演说会和发行会志等开展着各种启蒙活动[9]155。交询社明治十三年（1880年）成立于银座南锅町二丁目十二番地，是在福泽谕吉的倡导下以庆应义塾出身者为主要成员创立的[9]156-157。创立同年开始发行《交询杂志》，将文学、法律、政治、经济、商业、工艺、农业等方面的最新信息通过论文、报道等形式加以介绍，由于文章均为活跃在社会各界一线的交询社成员所写，杂志的社会影响也很大，该杂志上刊登的《条约改正论》和《私拟宪法案》成为当时自由民权运动的一项指针[9]157。
由上可知，文明开化时期各种民权派言论机构和民权组织在宣传倡导自由民权思想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先锋作用，而银座炼瓦街作为这些组织机构活动的据点，也成为首都东京传播自由民权思想的重镇，引领着当时主张民主、民权的社会思潮。
三、银座炼瓦街与风俗的西化风潮
明治前期西方文化在日本迅速传播的过程中，西方人的生活方式也被积极引入，从衣食住行到日常生活用品，西化风潮全面渗透到了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当中。银座炼瓦街是当时东京唯一的西式街区，伴随生活方式西化潮流而新兴的许多行业都集中在这里，炼瓦街区也由此对西化风俗在首都东京的传播与推广有着重要的意义。
文明开化时期日常生活的西化风潮首先出现在衣着方面，应这种风俗变化的需要西式服装裁缝店开始大量出现。在东京，伊势胜、丸善、大仓组、森村、大民等几家最早的西式服装店的经营者都将营业地点选在了银座炼瓦街。明治六年（1873年）伊势胜聘请德国制衣师在银座一丁目十三番地开办了洋服店，同年2月丸善商社的裁缝店丸屋也迁入了银座二丁目六番地，同年10月位于银座三丁目的大仓组商会聘请英国制衣师开始了其洋服制造业，明治八年（1875年）森村市左卫门将其森村洋服店开设于银座四丁目十六番地，山岸民次郎也于明治初年将其大民洋服店创办于银座的尾张町二丁目[9]191-194。可以说银座炼瓦街是近代东京西式服装制造业的发源地。
除了衣着之外，风俗西化的潮流也波及到了当时日本人的饮食生活方面，西方食品不断被引进，欧美风格的餐饮店也陆续出现。在东京，许多有名的西式餐饮店都创业于银座炼瓦街。如，枪屋町的清新轩以经营法国料理而闻名，泷山町的东洋轩在当时曾与知名西洋料理店精养轩齐名[12]。尾张町西侧的函馆屋销售冰淇淋、酸奶等西洋食品及洋酒[3]52，是日本最早的西式酒吧[13]。除了西式餐饮店外，炼瓦街里还有一些在东京较早从事西式糕点制造和销售的店铺，其中尤以木村屋和O月堂最具代表性。面包店木村屋明治三年（1870年）于尾张町一丁目开业，后因明治五年（1872年）的银座大火店铺烧毁，明治六年（1873年）在银座四丁目东侧开设新店，在这里成功制造出夹馅面包[9]211-212。银座南锅町一丁目的O月堂开设于明治十年（1877年），明治十三年（1880年）购入饼干加工机开始大量生产饼干，后又从英法美等国学习西式糕点的制造技术，生产出华夫饼干、油酥饼干、水果蛋糕等多种此前日本没有的西式糕点[9]212-213。
风俗的西化还体现在交通方面，火车、铁道马车等近代西方的交通工具不断引进，改变着日本人的交通生活。这些新的交通工具在东京最早投入使用都和银座炼瓦街有着密切的关系。明治五年（1872年）9月12日，连接对外开放港口横滨和首都东京的火车开通运营，出于未来对外展现首都风貌的考虑，东京一侧的火车站选择了建在当时正在规划建设中的银座炼瓦街区的新桥近旁[7]326。铁道马车在东京最早投入运营也是从银座炼瓦街区开始的。明治十五年（1882年）6月25日，东京马车铁道会社经营下的新桥至日本桥区间的线路投入运营[6]76。该运营线路穿过新桥至京桥间的银座炼瓦街主干道，开启了日本市内铁道交通的时代。在文明开化时期，这些最早出现于街头的新式交通工具直接向人们展示着近代西方的交通生活，而当时的银座炼瓦街则无疑成为了首都东京新式交通的展示中心。
伴随近代西方生活方式的传人，西式的生活用品也不断引进到日本。很多西式生活用品在东京的制造和销售活动都率先在欧风的银座炼瓦街展开。钟表是文明开化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西式生活用品，当时银座炼瓦街里集中着近代早期东京的多家钟表店，其中较为有名的有小林钟表店、竹内钟表店和服部钟表店[9]202-205。西式皮包制造业在东京的发展也源于银座炼瓦街。位于银座一丁目的谷泽皮包店是近代日本最早从事西式皮包制造与销售的店铺[3]54。此外，明治初期最早从事西方药品和化妆品制造与销售的企业乐善堂、资生堂等也创业于当时的银座炼瓦街。明治八年（1875年）创建于银座二丁目的乐善堂开始制造和销售眼药水“精W水”，同时还销售着柠檬药水、肥皂、药皂等多种商品[9]99。资生堂除了销售镇静剂“神令水”、妇科病药物“清女散”、肠胃药“爱花片”等西药外，还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年）制造出近代日本最早的牙膏进行发售[14]。像这样在炼瓦街里从事西式生活用品制造或销售的店铺还有很多，银座成为当时东京西方生活用品店最为集中的一个街区。
由上可见，伴随西化风俗的流行而聚集了衣、食、交通等领域众多新兴行业的银座炼瓦街成为当时东京全面介绍和展示近代欧美生活方式的一个街区，街区内各行业经营活动的展开促进着西化风俗的传播与推广，引领着文明开化时期首都东京风俗及生活方式的西化风潮。
四、结 语
银座炼瓦街是明治初期在文明开化的风潮中诞生于首都东京的近代日本最早的西式街区。伴随着银座炼瓦街的建设，近代西方的建筑、照明等先进科技成果得以引进和宣传推广，伴随着各种新闻媒体、民权组织、新兴行业的商铺等在银座炼瓦街区的集中兴起，这里成为了明治时期首都东京的新闻信息传播中心、民权思想传播据点和西化风俗展示中心，成为全方位地引入、展示和传播近代西方文化的一个独特空间，引领着东京的文明开化风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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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nza Brick Town and the Trend towards Civilization in Tokyo in Meiji Period
QIU Jie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45-0119-03
1引言
1966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在其《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1]首次从发达国家新产品创新角度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命周期（Product Life Cycle，PLC），是产品的市场寿命，即一种新产品从开始进入市场到衰退的整个过程。弗农认为：产品生命是指市上的营销生命，也就是产品要经历一个开发、引进、成长、成熟、衰退的阶段。
理财产品，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并不长，由于国内理财产品主要以人民币理财产品为主，我们的研究也从人民币理财产品入手。人民币理财产品指银行以高信用等级人民币债券（含国债、金融债、央行票据、其他债券等）投资收益为保障，面向个人客户发行，到期向客户支付本金和收益低风险理财产品。
银行作为金融服务企业，其产品是指适应市场需要，能满足人们某种愿望和需求，与货币相关并能给银行带来经营价值的银行工具和服务。与日常的工业产品、消费品不同的是，银行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是无形的服务。但如其他产品一样，它也要历经引入、成长、成熟和衰亡的生命过程。本文就中国商业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的生命周期进行研究，分析我国商业银行如何应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优化人民币理财产品管理与营销。
2银行理财产品市场发展现状
产品生命周期包括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衰退期四个阶段，银行理财产品作为一种商品来看，也应遵循相应的产品发展规律，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通过对中国银行业内理财产品情况的了解，可以发现人民币理财产品一直是银行理财产品的重中之重，从2009年开始就一直呈现稳步上升之势。
2012年年报显示，多家银行利润增速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股份制银行例如招商和民生在中间业务收入中虽有增长，而建行，工行，农行等各大银行的手续费佣金收入与上年同期比较增速却都出现了降低。由此可见我国商业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发展虽然处于上升阶段，却仍显现出了一些难题：
（1）预期收益率下降，银行间竞争加剧，同类产品竞争激烈。首先，2012年，由于受到人民银行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平均收益率一度从5.2%下降到4.3%。其次，人民币理财产品市场的逐步扩大，众多银行纷纷加入竞争行列，根据银监会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共有94家商业银行发售银行理财产品20270款，2012年前三季度已累计发售23858款产品，远超2011年发行总量总和 [2]，产品种类丰富，市场竞争激烈。
（2）理财产品销售市场混乱，监管从严。市场混乱、理财产品难以兑现、银行投资渠道不明，一系列不良事件频发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极大重视。2013年3月，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的“8号文”，要求银行规范非标准化债权理财业务，增加理财产品的透明度，重点对非标债权和资金池业务进行规范。监管方面的大动作意在逼迫银行理财业务转型，这给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发展带来了阻力。
3我国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所处阶段分析
3.1采用类比判断法，划分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
（1）引入期（1995—2005年）。在这段时间的较早时期里，招商银行发行的“一卡通”（1995年）和“金葵花”贵宾理财（2002年）都是比较初始化的产品。在这个时期里，国内商业银行首次尝试理财产品业务领域，难免会出现对客户需求分析不足，人民币理财产品的雏形只是银行内一些业务的组合形式，发行量销售量都较少，价格偏高（如只针对贵宾客户），开发和管理的成本费用都较高。
2004年，人民币理财产品才到了真正意义上的萌芽期，其中由中小股份制银行引领的此次产品发行，绝对走在了潮流前沿。以光大银行为例，2004年，作为国内首家获准发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的银行，率先发行了“阳光理财B计划”，2005年推出“阳光E计划”，而此时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市场，甚至是理财产品市场，具有类似产品发行的同业竞争者，寥寥无几。
（2）成长期。从人民币理财产品发行数量的变化图中可以看出，我国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摸索期和一个急剧增长的时期，这种探索和急增的状况正好对应了产品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成长期。首先是2005年法规政策的完善给人民币理财产品创造了一个宽广的平台，2006年开始，本币和外币理财产品的数量都有巨大的增长，尤其是人民币理财产品，其发行量增长的速度每年都超过了100%，在理财产品业务中所占份额也逐步扩大，从人民币理财产品发行数量变化图中看出，从2010年开始，人民币理财产品的发行数量开始大幅上升，到2010年年底已经占到了整个理财产品数量的80%以上。在这个快速发展的成长阶段，市场竞争在逐步升温，更多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甚至是国有银行，也开始加入人民币理财产品市场，加快创新改革，分享蛋糕。在产品利润方面，商业银行在理财产品业务方面的收入在不断提升。近年来，包括建设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光大银行等多家银行在本行年报中，利润表都开始单独列明银行手续费收入，对比近年来的数据，银行理财手续费收入的上升趋势十分强劲。关于人民币理财产品的价格方面，由于理财产品是一种以获取收益为目的的客户的风险投资，所以在定价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价格的高低主要体现在买入门槛，银行收取的服务费，收益率的高低等来衡量。随着人民币理财产品的数量种类高速发展，理财产品“放低身价”，开始向市场纵深发展，最明显的就是人民币理财产品的买入门槛开始放低，期限更短，种类更多，可以窥见商业银行开始更多地注重人民币理财产品“量”的扩展。
（3）成熟期。由于中国的人民币理财产品发展仅仅经历了短短的十多年，并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品周期，根据已有的信息和数据表明，国内人民币理财产品的销售量仍在剧增，但2013年1月的统计数据表明理财产品发行数量较2012年12月环比下降8%，说明增速有所放缓。其他例如成本，价格等因素并未有非常明确的成熟期的特征，所以只能大致判断目前中国商业银行的人民币理财产品正在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之间，更加偏重于成长期。
3.2利用龚珀滋（Gompertz）曲线拟合产品生命周期，判断人民币理财产品所处阶段龚柏兹曲线是统计学家经济学家Gompertz在修正指数的基础上制定的一种成长性曲线。此曲线能很好地拟合产品生命周期[4]，多用于新产品的投入、成长、成熟、衰退分析预测。
4我国银行人民币理财产品现阶段营销策略分析
鉴于中国的理财产品正处于介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这个阶段以及遇到的难题，利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进行现阶段产品营销[5]：
4.1对既有客户群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拓展产品类别，降低进入门槛面对预期收益率的下降，市场竞争加剧，银行应首先根据客户需要拓展产品类别，完善产品属性以适合其资产的保值增值。同时，为使产品效用最大化，对客户以其闲置的资产特性与价值的不同实行差异化服务，设置VIP成员机制，为其配套理财顾问。其次，可适当降低理财门槛。无论如何调整产品属性，降息带来的收益率下降都是无法避免的。降低购买门槛有利于扩大客户群、增进成交量，弥补降息带来的客户损失，保证市场份额。
4.2改变宣传策略，建立品牌效应
针对市场因大手笔监管而被迫转型，银行应积极响应，规范理财业务，促使产品投资方向明确透明，树立良好的产品形象。银监会8号文件对银行理财产品市场的形象是个打击，但所谓转型就是机会，如果能在此期间调整宣传策略，树立产品形象，就可利用品牌效应在市场转型期先拔头筹，甚至赢得更多的客户和收益。
综上所述，在外资银行逐渐冲击理财市场的情况下，我国商业银行应发挥自身优势，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融入人民币理财产品管理中，有效判断其所处阶段并制定相应营销策略，使之为银行提供稳定持续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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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基层人民银行有效履行各项职能的关健所在。如何有效提高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实际效果，充分调动基层人民银行广大干部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是人民银行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按照以人为本的思想政治工作要求，我们对当前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
一、当前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思想政治工作就是做人的工作，它涉及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等领域，涉及到与人们生产、生活相关的方方面面，思想政治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来自与人们生产生活相关的各个方面的问题。从基层人民银行的实际情况看，当前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以下几方面。
1.“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工作方针落实不到位。理论上，按照“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要求，基层人民银行普遍建立了“一岗双责”的思想政治工作责任制，把思想道德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与业务工作同研究、同布置、同落实、同检查。实践上，不少领导干部认为思想政治工作看不见、摸不着，多一点、少一点都有无关紧要，不少单位每当思想政治工作与金融业务工作发生矛盾时，往往是时间上挤、工作上让、人员上凑，导致思想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普遍存在“一手软、一手硬”，“一岗两责”难以落实，思想政治工作流于形式。
2.思想政治工作与中心工作联系不紧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搞好经济工作和其它一切工作的有力保证。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党的中心工作，必须与基层人民银行的中心工作密切结合。但从实际情况看，在基层人民银行的思想教育中一直存在联系中心工作不紧密的问题。一些理论性教育内容本来就比较抽象、与基层人民银行业务工作距离比较，职工学习理解起来比较困难，而一些基层人民银行的领导干部、政治思想工作者又不能把上级安排的教育内容与金融管理、金融服务工作相结合，学习教育只是照本宣科地念一念，以致政治教育活动搞了不少，实际效果难以显现；一些全国性、系统性的教育活动，经过层层动员、转发，基层人民银行时几乎没有时间组织开展。由于教育活动不能与基层人民银行具体业务实践相结合，这样的教育活动就很难达到启发人的思想觉悟，提高人的认知能力，动员人们为实现当前中心工作和长远发展目标而努力奋斗的教育目标。 3.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不强。从教育对象看，当前人民银行普遍把普通职工当成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教育对象，而领导干部也通常只把自己当成思想政治工作的传导者、教育者，总是保持高高在上，无师自通，永为人师的样子，根本不愿作深入细致的学习研究。从我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发展经验看，各级领导干部才是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的主要对象。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我们党总是通过对党员领导干部、党员的优先教育、重点培训来引导、示范、感染普通群众，并通过适当的理论灌输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认识与归属。当前领导干部这种认识行为，不仅颠倒了教育对象的主次关系，也使一些领导干部、一些党员干部放松了政治理论和政策理论的学习修养，使自己经常以各种理由游离于政治思想教育活动之外，其行为不仅影响了党的形象，也增加了普通职工被教育的怨气。从教育方法、教育内容看，灌输的方法是我党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传导方法对普通群众进行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这种方法在今天仍在广泛使用，但随着人们的自主意识增强，这种灌输教育方式也会产生一定的排斥作用，甚至逆反心理。由于人民银行系统干部职工的文化水平都比较高，对新生事物的接受能力都比较强，尤其是年轻同志，知识结构比较丰富，视野比较宽广，如果不加区别地进行填鸭式教育，不加区别地用空泛的大话、空话进行宣讲教育，就容易引起他们反感，就容易导致思想教育收不到预期效果。
4.先进带路典型示范的教育效果不太明显。发挥领导干部、共产党员的先锋带头作用和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是我们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的成功经验。随着经济利益多样化、社会生活方式多样化、社会思潮多元化的不断发展，社会上腐败现象不断出现，人们对党员领导干部的信任度也在不断下降，对先进典型的漠视嘲讽之心日益增加，特别是一些老典型长期得不到晋升发展，一些领导干部也不注重自身政治、文化和业务技能的修养，这些情况都使先进带路、典型示范的教育效果在青年职工中大打折扣。
5.职工多样化的利益诉求得不到眷顾。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提倡的是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精神。但人们的现实生活总是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由于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不能正确看待、顾及职工在深造发展、工资分配、岗位竞争、晋升提拔、子女安排、邻里关系协调等方面的需要，不能对职工出现的心理问题、信仰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心里疏导，而是脱离人民银行激励制度缺乏，员工“千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的客观现实，动辄打棍子，扣帽子，用空话、大话、套话欺骗群众、恫吓群众，这极易引起职工反感，激化个人与集体、与邻里、与同事之间的矛盾。
6.一些思想政治工作者的素质不高。随着国际经济交往的日益加深，互联信息的高速发展，基层人民银行干部职工的思想状况更加活跃，心里负担也日益加重，思想政治工作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但一些基层党务干部理论水平低，能力有限，方法简单，对新理论、新知识、新业务学习不多，对新情况、新问题的分析认识能力不足，难以承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任务。
二，对提高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效果的几点建议
我们党长期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并把思想政治工作当成维护党的执政党地位的重要工作来抓。在长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我们党已经形成了全面、系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方针、内容、方法。从基层人民银行现实情况看，当前提高基层人民银行思想政治工作效果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思想政治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要坚决纠正和防止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错误倾向，全面落实思想政治工作由一把手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职能部门协助抓的“一岗双责”的工作责任机制，坚决做到思想政治工作与业务工作同研究、同布置、同落实、同检查制，充分发挥工青妇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形成党政工群齐抓共管的思想政治工作格局。要切实坚持“两手抓两手硬”，真正做到“管人管事管思想”三统一，使思想政治工作由“软”任务变成“硬”指标。
2.围绕履行人民银行职能这一中心，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保障、指导作用。经济建设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改革、
发展、稳定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紧密结合各项业务工作进行，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具体到基层人民银行，发挥政治思想工作对履行人民银行职能的保障作用，就是要通过加强领导班子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重点学习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应用科学理论，驾驭全局，指导人民银行业务实践的能力；就是要通过广泛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重点组织党员干部、普通职工认真学习金融法律法规、市场经济知识、新型金融业务和新型业务技能，逐步形成在学习中思考，在思考中提升，在提升中创新的金融文化氛围；就是要通过选拔党性强、业务精、懂经济、会管理、富有创新精神的同志进入党的领导班子，加强党组班子建设，就是要建立健全党内生活制度，严明党的纪律；就是要开展党建研究工作，提高基层人民银行工作的主动性、科学性、前瞻性和指导性。
3.要密切联系实际，提高思想政治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思想政治工作要立足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因此，要一切从实际出发，不断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解决职工工作生活遇到实际问题，提高思想政治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要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注重区分领导干部、党员干部、普通职工政治工作内容，采取集中培训、大会交流、专家辅导、电化教育、歌咏比赛、演讲比赛、书法比赛、参观学习等多种形式开展教育。要注重发挥新闻媒体和网络的作用，努力把思想政治工作与机关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健全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确保思想政治工作有序开展，收到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