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国文学作品在我国语文教材中的历史和沿革
中华民族的教育事业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改革之路，虽然在夏商周时期，就开始建立了学校教育，但是语文并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古代，语文的教学是与经学、哲学、史学和伦理学在一块的，并将德、才、学、识这四项融入到各种学科，古代所谓的语文教材主要都是四书五经、文选读本和蒙学读物等等构成。时期，中学的语文课程开始渐渐从史学、经学、哲学和伦理学中分离出来，进而成为了一门独立的课程，这也标志着我国的语文学科开始建立了自己独立的教学系统。而中学语文教材在体例以及内容的更新方面都是从旧制的文选改良到旧制的文选突破。新文化运动之后，我国的文化领域出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也为我国后期的语文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从此之后，我国的语文教学也便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发展。在此间，语文教材选用了大量的能够反映新文化和新思想的白话文文章，包括郭沫若的一些新诗，陈独秀的论文演讲等等。建国之后，我国的语文教材在作品的选材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即国家颁发了语文教学的大纲，最终确定可以将外国的文学作品选入到中学的语文教材中。这些作品的选取基本上都是大纲所规定的，中外文学史上非常优秀的作品。外国作品的引入，使得我国的语文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形式也变得更加多样化。在“”被粉碎之后，我国的政治形势便有所好转，语文这一学科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修订了新的大纲，开辟了我国新时期语文教学的新局面。在此套大纲中，选用了比较多的国外的纯文学的作品，同时，也选用了少量的国外的散文一类的优秀作品。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中学语文教材的选材和编写尽管有了不小的进步，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但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体系上仍存在一些不足。而对于语文教学的评论也是此起彼伏，这表明语文的教学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有的问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严重的。但是总体来说，外国文学在中学语文教材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我国的语文教育事业是进步的，发展的。当然，对语文教学进行改革也是势在必行的。
三、当前外国文学的选材原则
1、注重人文气息，强调情感的熏陶
在过去的语文教学中，为什么西方的文学往往会面临着一个可能被遗弃的困境呢？这个问题的回答还需要从西方文学的特点来讲。和中国相比，外国的人文理念相对来说更加宽松，作者通常会做到敢说也敢写，他们会用批判的语言来评判这个社会存在的一些现象，凸显现实，当然避免不了揭露社会黑暗的一面。但是，从某个角度来讲，这样的批评语言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有一定的阻碍作用，对学生的身心发展起到一定的消极影响。因此，西方的文学在一些方面不符合当时新课程的教学理念，也不满足不了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的语文教学的要求。所以，对于外国文学选材的一项首要原则便是注重人文气息，激发学生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强点感情的熏陶以及培养学生乐观处事的态度。在以往我国高中语文的教材中，并不缺乏这样一类文章。因此，为了使学生知识面拓宽的更大，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素质，在语文教材中适当的引入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是我国语文教学改革的必经之路。
2、注重文学的气息，强调美感的培养
所谓的文学气息就是指文章可以给学生带来丰富的情感和美感，特别是语言美以及情感美。在教材中选的篇目一定要强调文学气息，这样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才会真切的感受到作品真正的魅力所在。当然这种美在不同的文章中都会有不同的侧重点，中学生可以在这些作品中，很直观的得知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文章中的每个人物都应该有一个美好的品质值得学生学习，这样比单纯的理论教学，直接讲道理的效果强很多。与此同时，学生也会在阅读的过程中形成一个自己的道德行为的准则，用以约束自己，评价他人。众所周知，我国高中语文教学的核心目标就是培养学生有较高的文学素养，加强对学生的美感教学，因此，语文学科一直是我们生活中真善美的一个代言。在西方文学作品中，文论是在文艺复兴的那个时代，还是在工业革命那个新时代，都涌现出大量优秀的作品以及杰出的作家。我们通过在高中语文教材中适当的引入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对于学生的情感培养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学生们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中，感受到外国文学的人性美以及语言美，进而实现和优秀作家之间的情感交流。可以说阅读是一个最能够触动人心的方法，因为学生在欣赏作家优秀的文章时，也可以实现其自身美感的升华。中学生正处在青春期最为叛逆的时期，如果只是单纯的对其说教，不但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不如将一味的说教转变成让学生进行亲身的体验，这样会更加容易对学生的心灵造成触动，也可就此能完成学生素质教育的目标。
四、当前外国文学的教学所实施的策略
1、在实施多元文化的教学时，教师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尊重中西方的文化差异
由于受到的氛围、个人的情感以及历史等等因素的影响，会使得很多学生本身就对于外国的文化存在一定的排斥心理，对于这些学生更不用说学习外国的文化了。他们考虑的比较片面，单纯的认为国外的文化对他们没有任何的益处，有的甚至认为学习国外的文化是和爱国完全相违背的。而事实证明，国外的文化是存在其特有的优势和特点的，那么身为新时代教师的使命。这就要求教师在向学生传授国外文化之前，先向学生灌输好尊重文化多元化的重要性，呼吁学生要尊重中西文化之间存在的一些差异，向学生们及时的渗透新思想，新观念。除此之外，作为中学的语文老师，必须先以身作则，自身必须做到从多个视角、多种观念向学生去实施外国文学的教学，尽量保证每个学生可以尽早的接受中西方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而对于中西方之间文化差异的那部分，老师首先需要对这些优秀作品中的每个人物进行详细的情感分析，然后再从各个角度对人物形象进行观察和分析，进而实现将有些外国文学作品中国化的一个教学转变，最终完成引发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兴趣的目的。
2、对于外国文学的教学，教师要做到以学生为主体，够突出学生的个性
和中国相比，国外的生活理念和文化教学都相对开放一些。国外的教学更加注重找出学生各自的特点，进而培养学生的个性。在我国过去的中学语文教学过程中，老师通常采用的都是一锅端的方法进行集体教学，也就是统一的、同步的教学。不论是从学生的个性特征来讲还是学生的个人喜好来看，传统的生搬硬套教学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而国外教学更加注重的是每个学生的自由以及其个人喜好的一个追求，这些都体现在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比如：教材中《钢铁是怎样炼成》这篇文章，其主人保尔柯察金所表现出来的斗争的精神，完美的体现了自由；在《老人与海》这篇文章中，主人翁的搏击风浪，展现了不畏惧的精神；在《海燕》这篇文章中，主人翁表现出对革命的强烈的热情等等。这些都是西方文学中的人物对于个性的勇敢追求。如果教学选用前移式以及对话式的教学方式，可以使得学生和作者，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感情交流更真切，对于学生掌握文章的主旨有很好的引导作用，最终实现国外文学教学的高效性。与此同时，老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也可以采用将中西方不同的作品进行对照式的教学，这样更有利于学生对中西方文化差异的了解。另外，在以文化为背景的条件下实施教学，能够加深学生对这些优秀的西方文学作品的深刻了解。
（二）有了一个较好的阅读方式是理解作品内涵的第一步
而光是这样还是不够的。态度是成功的第一步，取向是通向顶峰的阶梯。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内动力是以饱含激情去教授与学习它。如果外国文学的教学价值取向仅仅为帮助学生获得一个应对考试的技巧，作为一个熟练技巧的练习材料，这样就会导致外国文学内在美被分值利益所取代，背离课改将外国文学作品选入高中语文课本的初衷。那么，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态度应是什么呢？在应试教育横行天下的时代，在分数决定胜负的现实里，我们的老师、学生应是以怎样的态度去面对外国文学作品这块“鸡肋”呢？文学作品是通过形象对人的社会生活进行具体感性的整体反映，显示人的生命意志和本质要求，树立人类的精神家园，所以，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价值取向，应把追求人生意蕴、人文情怀视为一种学习的态度，有了这样的阅读习惯，能让我们在喧嚣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到一片心灵慰藉，逃离快餐式阅读带来的急躁和功利主义带来的焦虑。有了心灵的慰藉与现实需求的意义，就可以探讨外国文学所隐藏的内涵与文化底蕴。扩展阅读空间、开辟新的教学方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成为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的内动力。才能推进外国文学课堂教学的深入发展。
（三）增加阅读量也是提高课堂教学的重要手段
既然能够成为文学作品势必是供世人阅读的，只有置身于文字的海洋里才能领略作者所要表达的内涵达到身临其境的效果。在阅读过程中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想象来增强对文章的理解力，使得经典文章更接近我们自己的生活，并为我们的行为规范提供指导与帮助。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积累是提高外国文学课堂教学必要的条件。俗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现。”如果没有一定的阅读积累，就难以实现教学要实现的目的，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着沟通障碍就会间接导致教学目标的失败。而且国文学作品已经形成一套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增加阅读量可以形成完整的外国文学脉络。外国文学课堂教学收效不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学生的文艺理论修养很欠缺。加大此方面的阅读积累是必不可少的。最后，著名文学家朱光潜先生曾曰：“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外国文学深厚博大，就在于它的根连着丰厚的文化营养，因此，了解西方哲学思想，理解外国文学就不存在障碍。
中外心理史学的传统,对于十九世纪末乃至整个二十世纪这一百多年的史学研究产生重要的影响。已经过去的这一个世纪学术的巨大变化,也使历史学的方法论,尤其是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本文拟在这个时段内,从国外、国内的近现代以及当代这几个方面,给以爬梳和勾勒,使我们对心理史学在这一重要时期的发展概况有一个了解。
一
欧洲17、18世纪人本主义的历史学,在继承过去传统的基础上,已开始注重人本身,关注人的内在精神。他们提出的“最初形式有着各种不同的名称:即,唯理论的历史、唯理智论的历史、抽象主义的历史、个人主义的历史、心理的历史”。然而,这在当时还不被时代所接受,因为那个时代所关注的是“对于制度和事件的最典型的实用主义的说明”,即“实用主义的历史。”[1]十九世纪末,德国的批判历史哲学产生。这种批判历史哲学首先向德国传统史学的权威兰克学派提出了质疑,其发起人是卡尔·兰普雷希特,并由此形成了著名的“兰普雷希特争论”。兰普雷希特斥责兰克学派所代表的正统史学过于偏重政治史和伟人,认为史学应从其他学科汲取概念。他宣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社会———心理学。”[2]他的多卷本《德国史》即运用了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兰普雷希特的尝试虽然遭到了德国正统史家的批评,但由他所发起的反对正统史学、提倡综合多种史学方法的史学改革势头则没有被遏止。新康德主义就是反对正统史学的另一支劲旅。
新康德主义有不同的派别,但不论是它的西南学派,还是由新康德主义转向生命哲学、致力于“历史理性批判”、坚持“历史相对主义”的狄尔泰(1833—1911),都不同程度地肯定心理与精神分析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狄尔泰,他是德国最早使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历史学家。狄尔泰认为,文化、价值是研究个人生命的具体存在,因此应当用精神科学来代替文化科学,包括史学。因为“历史题材是个体生命的表现,如观念、思想、知识、行为、感情、情绪和感觉,等等,而生命的实质是非理性的,所以研究者首先应对生命进行直接体验,通过体验与实在沟通,把握生命的真相。”为了避免历史学家在这一体验、认识过程中的主观性,即个人价值取向和目的性的支配,历史学家还必须注重于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即“把自己置身于所研究的历史人物活动的历史背景之中,……与他同命运共患难”[3],实现一种心灵的沟通。狄尔泰的代表作《黑格尔青年时期的历史》,就是以青年黑格尔的心理分析为个案的典型范例。而作为西南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之一的李凯而特(1863—1939),在其代表作《文化科学和自然科学》中,专门以《历史学与心理学》为标题,探讨了心理史学的特质。他认为,“当历史学研究文化事件时,它几乎总是也要研究心灵生活,……因此,关于历史学家,我们习惯于说,他们必须是优秀的‘心理学家’”。不过,他反对将其变成一门普遍化的科学,因为“‘历史的心理学’,即在一定时间对个别人或一定群众的理解,就它自身来说还不足构成科学。它也许可以借助于科学的心理学而得到完善,但决不能被任何关于心灵生活的普遍化科学所代替。”[4]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法国年鉴学派,以其“精神状态史”的研究范式对心理史学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法国年鉴学派最初同样是出于对兰克学派那种只关注政治史、制度史或战役史的不满,主张扩大史学的研究范围并使用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他们认为,这样即可以在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长时段”、“总体史”的综合性研究,形成包括社会、经济、文化乃至心理的“全面的历史学”。所谓跨学科研究,就是借助于经济学、文化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从多种视角认识和研究历史。年鉴学派的先驱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是最早强调心态史和精神史研究的学者。费弗尔在对腓力二世时期弗朗什-孔泰省的历史研究中,就试图在使用地理学、社会学方法的同时,结合使用心理学的方法,探索该地区的历史全貌。后来,他把注意力更多地转向了对人类精神生活史的研究。他“运用集体心理方法考察了长期支配以往人们的种种观念,揭示了一定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5]他的《马丁·路德:一个命运》一书,探讨了十六世纪德国社会的精神风貌和集体心理,开创了法国式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先河。他运用此方法的另一代表作是《十六世纪的不信神问题:拉伯雷的宗教》,他在该书中强调,“一定时空范围内人们的思维工具,即长期左右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方式和信仰方式的一系列观念,揭示了社会的思想文化氛围和普通民众的精神状态。”[6]因此心理史学的研究,“是要揭示历史上人们的情感世界,如情感生活、希望、忧虑、爱憎、信念等。为了勾画这种情感世界,历史学家必须运用语言学、人类文化学、哲学、肖像学、文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方法进行综合研究。”[7]这部著作被看作是法国心理史学的经典之作。
法国年鉴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布洛赫,在年鉴学派创立前,就致力于以心理因素说明人的研究。他在《创造奇迹的国王》一书中,以“国王触摸”的功效———即通过国王触摸患者治病为事例,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方法,对中世纪王权崇拜的产生、发展和消失,进行了综合性的考察,从而揭示出那个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他在分析的过程中涉及到人们迷信神秘人物的心理机制2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时,提出的国王特有的“超凡魅力”的提法,与德国马克斯·韦伯在约略同时提出的神圣的克里斯玛(Charisma)特质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史学研究中的心理分析在当时法、德两国的知名学者中已获得了广泛的共识。后来,布洛赫在其史学理论的经典之作《历史学家的技艺》中多次运用了心理史学的方法。他认为,“考证涉及到心理状况,它是一门微妙的艺术,决没有诀窍可言,而它又是一门理性的艺术,有条不紊地运用某些基本的思维程序。总之,如果要加定义的话,那它本身就是一种辩证的东西。”即便是史料本身的考证,也与心理分析相关。因为有关史料真实性的考证,在史料来源及其外在标准无法确定时,“就只有从原物或文献内在的特性着手,这就又得借助心理分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布洛赫特别强调:“史料的取舍取决于心理分析,何为真假错误的理由都得经过鉴定”[8]。费弗尔与布洛赫在心理史学方面的尝试和努力,为法国后来的精神状态史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代著名学者戴维斯(NatalieZDavis)即受到他们很重要的影响。她有关法国中世纪晚期到近代早期的文化与社会研究的一系列论文,即成为心态史研究方面的成功范例。
法国年鉴学派的史学思想在进入布罗代尔(1902—1985)时代之后,心态史、文化史、精神史被作为布罗代尔“长时段”的“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即地理结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心理结构诸结构中的一个主要构件,这体现出年鉴学派在史学思想与结构体系上的趋于成熟。布罗代尔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中曾说过,是“长时段”理论架起了沟通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从而促进了历史学与各门社会科学全面而系统的交流,各类学术相得益彰。不过,正像布罗代尔“长时段”理论对于重大事件的忽略一样,他在对于“长时段”整体结构的认识上,同样由于过分强调地理环境和生态结构的作用而忽略了心理结构的作用。他的《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即体现出这种环境或生态决定论的倾向[9]。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布罗代尔史学路径不同、曾被布罗代尔批评的另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则直接继承了费弗尔集体心理分析的方法,并将其发展为比较纯正的精神状态史研究。如迪比的《战士与农民》、芒德鲁的《近代法国概论:心理历史学》、菲雷的《18世纪法国的书籍和社会》。他们试图从各个角度揭示时代的精神状态。其中拉迪里的《1294年至1324年的奥克族村庄蒙泰尤》更具典型意义,他通过具体详实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史料,准确直观地勾勒出法国那个特定时代的乡村生活,使人们看到了当时村民们的精神状态,从而了解“深处的法兰西”。这种与社会学方法相结合的心理史学方法,的确有着如他所说的“由地窖进入顶楼”风格,然而其局限也可能因缘于此。
如果说法国年鉴学派的心理史学,主要是以史学为主体而借助于心理学的分析方法的话,那么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则是以心理学为主体把比较科学意义上的心理分析理论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具体实践。二者的视角不同,学术路数自然相异。后者这种产生于史学外部的心理史学,可能更具典型的现代科学意义。1900年,弗洛伊德《梦的解析》问世,1910年后,他便把心理分析的各种理论运用于具体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以及文化的研究上,先后发表了《达·芬奇的幼儿期之回忆》(1910年)、《图腾与禁忌》(1913年)、《群体心理学与自我之分析》(1921年)、《文明及其缺憾》(1930年)和《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等著作。由于弗洛伊德运用的心理分析比较规范,使得心理学与历史学自此真正结缘。我们亦可将其称为真正意义的“心理史学”,或“历史心理学”,实际上就是心态史。不过由弗洛伊德开创的这种心理史学,在二次大战前还未引起史学界足够的重视[10]。
美国的心理史学较早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并在二三十年代出现了以鲁滨逊为代表的“新史学”运动。鲁滨逊在其代表作《新史学》一书中,提出用综合的多种因素的观点来分析历史,其中即包括心理的成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与法国心理史学相对应的学术研究重镇。这主要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对于法西斯主义那种狂热行为的关注,由此而加强了对于无意识和非理的研究。如战时美国战略情报部门,专门组织精神分析专家撰写了《阿道夫·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五六十年代,很多历史学家开始对于心理史学进行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63年,梅兹利希将这些探索性的研究成果编成《心理分析与历史学》一书。此外,利夫顿和奥森收编了《心理历史学的阐释》。七十年代,美国在这一学术领域先后创办了专门的学术刊物《心理历史学杂志》、《童年历史·心理历史学》和《心理史学评论》。连过去比较正统的历史杂志《美国历史评论》,也发表了不少讨论心理历史学的文章。心理史学,成为当时新兴的而且是最活跃的学科,被当时的学者称之为“新心理历史学”。作为基本形成体系的“新心理历史学”,它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即个人传记,家庭史,集体心理史,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11]。
在个体心理研究方面,具体的心理分析一旦与历史人物的研究结缘,便会产生以“心理传记”(Psychobiography)为形式的心态史著述,类似于弗洛伊德为达·芬奇所作的传记。自弗洛伊德进行了首例的历史人物心理分析之后,个体心理的分析与研究开始出现在不同的时代和各类人物中。作为心理史学的重要奠基人,弗洛伊德十分强调潜意识的作用;由于人的潜意识主要在童年形成,因此弗洛伊德的理论偏重于人的童年,尤其是过分强调生物性的本能冲动和欲望的作用。这样的理论在心理史学奠基之初,虽具有拓宽历史研究领域的作用,但对于历史人物的行为分析还不能令人信服。哈佛大学教授埃里克·埃里克森,作为弗洛伊德的学术后人,他除了重视人的自我发展在童年期之后的持续性外,他还注意到了整个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他先后出版了《年轻的路德·心理分析学与历史研究》和《甘地的真谛·富有战斗性的非暴力主义的起源》两部著作,“从理论和方法上为心理历史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成为心理传记分析的典范著作。”[12]
作为心理史学的另一个领域———家庭史,它既与历史人物的个体相联系,又与集体心理相沟通。因此它是处在一个相互交叉的中心领域。不过,心理史学最初对它的关注是源于对于历史人物儿童期的心理分析,因此它也被称之为“儿童史”。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是阿里埃斯的《家庭生活的社会史》和劳埃德·德莫斯的《童年历史》。
集体心理史,是二次大战后迅速兴起的心理史学新领域。由于法西斯主义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民族运动与政治运动的兴起,二战后心态史的研究便由个体心理研究转向群体心理。群体狂热、民族仇恨以及群众对法西斯专制的支持等问题,都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如美国著名学者H·阿连德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其他国家的学者如K·洛伦茨的《论侵略》、N·W·阿克曼和M·杰荷达的《反犹太主义和情绪混乱的心理分析学解释》、E·西梅尔编的《反犹太主义———一种社会病》、M·伏维尔的《意识形态与心态》、《大革命心态》等著作,是这一时期群体心理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社会与历史重大问题方面,较有影响的成果有诺曼·布朗的《生与死———历史中的精神分析含义》,斯坦利·埃尔金斯的《黑奴制———一个美国制度与理智中的问题》,诺曼·科恩的《对千年盛世的追求———中世纪与宗教改革时期欧洲的革命乌托邦主义及其对现代极权主义运动的影响》。
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心理史学在对弗洛伊德和埃里克森的思想方法进行了不断的扬弃之后,又取得了骄人的成就。研究数量之多、范围之大都超过以往各个时期[13]。其中以托马斯·A·科胡特的《德国的影像———对德皇威廉二世的研究》和彼得·洛温伯格《纳粹青年追随者的46二十世纪中外心理史学概述心理历史渊源》影响较大。科胡特和洛温伯格都是接受过心理学与史学双重系统训练的心理史专家,因此他们的研究已完全摆脱了用生硬的心理分析理论去嫁接历史事实的套路,主要是以历史事实说明历史人物的行为,心理分析理论仅仅作为分析历史事实时的工具。洛温伯格的研究在使用心理学方法的同时,还借助于社会人口学、社会统计学的方法,并把文学作品作为参考资料,真正实现了多学科方法的综合。他认为,历史学分析应当“同社会科学的模型、人文学者的敏感、心理动力的理论及临床对心理深层的洞察相结合”[14]。这种五类大综合研究法,与历史发展合力论在对于历史本身的认知上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是颇耐人寻味的。
二
中国史学界介绍、接受心理史学的研究方法,最早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15]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16]“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17]朱谦之是那个时代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18]何炳松所提倡的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19]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20]。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关于心理史学,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这在当时的中国史学界实不多见。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
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21]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22]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
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23]
这里,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从方法论起源的意义上说,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相比,应当说是难分伯仲。因为就笔者的考察来看,还未见到梁启超受法国年鉴学派影响的历史依据。
三
心理史学理论真正付诸于具体实践,是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学者殷海光是这方面最早的实践者。在1965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殷海光运用了文化心理学的分析方法,对传统社会与近代社会给予了相当深刻的分析。此后,他以同样的方法对五四以来的思想文化变动,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他开始注意到“历史中之心理的、文化的、性格的成因”,尤其是对于五四以来的“偶像破坏”与反传统的文化现象,注重从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入手去做深层的分析。他认为:“如果一个文化在迎接科学的时际之‘baseline’(基线)是monism(一元论)及ideologicallyinclined(倾向意缔牢结)的,那末科学一来,就变成‘科学主义’”,讲经济学就讲成了各种各样的经济主义。这对于中国近代的社会大变动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Iconoclasm则显然是长年以来形成的各种各色cultism(崇拜)之一大reaction(反动)。而在personality(人格)方面则为出于ambivalentcharacter(内在冲突的性格)。”[24]另外,殷海光晚年关于的同步研究,在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同时,他还兼采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的方法,对的结局做出了前瞻性的评估。而就史学理论与史学方法来说,1973年台湾学者黄培在《历史学》一书中,强调了心理学在史学研究上具体应用的问题。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大陆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心理史学这一新的研究方法。1980年,李泽厚的《孔子再评价》,首次提出“文化———心理结构”问题[25],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他在《哲学答问录》意作出说明,谓其目的在于区别西方“心理———文化结构”的认知模式:“从文化解释心理,并认为文化无意识地积淀为心理。所以文化结构与心理结构(具体地说,如思维方式、情感状态、行为模式、审美趣味等等)密切相关”[26]。1986年,王富仁在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开始尝试使用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新编》所提供的心理分析方法,去解剖鲁迅那种“严冷”与“炙热”、苦闷与焦虑的矛盾、紧张、复杂、丰富的心理;进而解释鲁迅笔下那些典型人物的性格,如阿Q以及那些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27]。
1987年,已故历史学家谢天佑的《专制主义统治与臣民的心理状态》一文,受到思想文化界的普遍关注,被称之为“触摸了千百年来的历史神经”[28]。后来,谢先生将其扩充为《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未完稿)一书。如果说从李泽厚、王富仁到谢天佑,他们都是以具体的研究作为心理史学方法范例的话,那么陈旭麓先生则是从纯史学理论的角度强调心理史学方法的重要意义。他在1988年说过:“虽然,中国以往的史书,在记述事实和人物中也可以窥见心灵的跳动,但以存在决定意识为旨趣,着眼对历史人物和历史活动的心理刻画,则是史学领域和方法上的开拓,而剖析人物心态又是推动和激发历史反思的机杼。”[29]
此外,马敏的《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乐正的《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己故历史学家唐文权的《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等论文[30],都是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力作。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章开沅在《离异与回归》这部著作中[31],将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与心理史学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提出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心理分析模式———“离异与回归”模式,用以分析和研究中国近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其中包括耐人寻味的“淮橘为枳”现象;并以此为基础探索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变迁的特殊轨迹。他还将文化心理结构作为“社会历史文化土壤学”分析框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32],从而开启了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关于重建中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研究的端绪。章先生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个线索:“在戊戌维新时期,先进人士比较突出地提出国民素质改造问题,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国魂、国民精神的讴歌与论述,则是前者的延续与发展。这是经过艰苦内省以后勇敢提出的民族自我调节,即改进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以适应国家近代化的需要。”[33]
到了1980年代末,另有专门研究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心态的专著问世,如周岩的《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于的心灵历程》[34]。1990年代初,中国心理史学以及与心理史学相关的研究已经发展到了既全面化又逐步规范化的阶段。其显著特征是专著和论文的内容覆盖范围广、数量多,而且论题所涉及的层面大多具有开创性和拓展性。如程先生的《晚清乡土意识》、罗宗强先生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乐正的《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朱义禄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张志忠的《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和赵伯陶的《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等书相继问世[35]。其他史学专著中关于个体心理、群体心理和社会心理以及区域人文心理等方面的论述也不在少数。如李良玉的《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一书,对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各类知识分子心态的进行了甄别[36],朱英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一书,对于近代中国商人的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给予了特别的关注[37];唐力行的《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对于中国近世商人群体心态演变与整合作出了精辟的论述[38];李长莉的《先觉者的悲剧》一书,关于洋务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给以综合性研究[39];马敏的《过渡形态: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构成之迷》一书,关于中国早期工商资本家和新式知识分子过渡型心理特征进行了详细而缜密的分析[40];李文海先生《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一书,对于义和团运动时期的社会心理给以全面的解剖[41];等等。真可谓见仁见智,新见纷呈。在历史学方面的学术论文中,运用心理史学方法的作者及作品数量更为可观,限于篇幅,不再赘述。“心态”已成为史学研究的常用术语,“心态史”或“心理史学”,也基本上成为一个新兴的前景广阔的研究领域。台湾著名学者张玉法先生所说的“真正的深度研究,是指心理历史(psychohistory)”[42]的说法,基本上已成为史学工作者的共识。
自进入又一个世纪以来,从心理史学的研究情况看,己不仅仅是过去那种心理学与历史学的简单结合,它正逐步吸收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以及伦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向着以心理与历史为主、同时综合多种学科方法的“大综合”的方向发展。而历史研究所吸收的心理学理论也已达七、八种之多,如生理心理学、差异心理学、发展心理学、动机心理学、知觉心理学、人格心理学、变态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因此,心理史学已成为多学科研究方法相互渗透与融合的综合性学科。这种综合性研究,由于认识途径、分析手段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给我们的史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可以借助于新方法、新途径的优势,将分析、研究的触角深入到过去研究无法企及的死角,以期克服历史研究所存在的程式化弊端,力求再现历史的真实感和历史人物思想的丰富性。同时,我们也可通过思想与社会之间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来把握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因和变化信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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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广勇:《法国史学的新视野》,同上出处,第18、19页。
[7]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8]马克·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82、86、84页。
[9]也正是这个原因,俄国学者古列维奇认为布罗代尔没有继承布洛赫和费弗尔的传统。参见陈启能:《超越布罗代尔》,《中华读书报》,2000年7月26日。
[10]尽管有美国的史密斯(PreservedSmith)和兰格(WilliamL.Langer)应用这一史学理论,并有著作问世,但影响不大。见于沛:《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70页。
[11]张广智、张广勇在《现代西方史学》中提出了以上的三类,本人认为还涉及到了一些社会与历史的重大问题。参见《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86、288页。
[12]张广智、张广勇:《现代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91页。
[13]罗凤礼:《心理史学·西方心理史学发展态势》,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08页。
[14]彼得·洛温伯格:《解开往昔之谜》(DecodingthePast)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3页。见罗凤礼:《心理史学·埃里克森及其以后的心理史学》,于沛主编:《现代史学分支学科概论》,第91———94页。
[15]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18、19页。
[16]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5、56页。
[17]朱谦之:《历史哲学》,上海泰东图书局,1926年,第58页。
[18]何炳松、郭斌佳编译:《西洋史学史》。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著《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第345页。
[19]胡秋原:《历史哲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3页。
[20]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559页。
[2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
[22]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5、566页。
[2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第564、565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
[24]王元化主编;《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90页。
[25]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又见《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36页。
[26]李泽厚:《哲学答问录》,(批判哲学的批判),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521页。
[27]王富仁:《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
[28]《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269页。
[29]《陈旭麓学术文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68、1269页。
[30]马敏:《中国近代商人心理结构初探》,《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乐正:《晚清“泰西近古说”的心态分析》,《学术研究》,1988年第1期;唐文权:《同盟会倡始时期宋教仁心态研究》,《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
[31]章开沅:《离异与回归》,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32]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
[33]章开沅:《辛亥革命前后史事论丛》,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41页。
[34]周岩:《百年梦幻———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历程》,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
[35]程歙:《晚清乡土意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浙江人出版社,1991年。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朱禄:《逝去的启蒙———明清之际启蒙学者的文化心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张志忠:《迷茫的跋涉者———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心态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赵伯陶:《市井文化与市民心态》,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36]李良玉:《动荡时代的知识分子》,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
[37]朱英:《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
[38]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39]李长莉:《先觉者的悲剧》,学林出版社,1993年。
二、中职院校外语教学改进措施
1.调整和优化教学目标。教学目标是外语教学模式的灵魂，对学生外语素质的提升具有决定性影响。当前外语教学之所以无法取得良好的效果，无法对学生职业素质提升做出贡献，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学目标定位不清造成的。为此在外语教学改革中首先应当反思和评估当前的教学目标设置。为此，首先应当对职业人才需求做综合测评，只有在了解社会需求的基础上才能有针对性的改革教学模式。当前我国产业机构成绩中，与国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同时对国外技术的引进和消化也更加深入，一些国外技术设备和人才直接被一些企业所用。同时在这样的基础上，企业对本土职业人才的英语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这种新需求不仅体现对人才的英语水平上，而且还体现在更为具体的专业外语阅读理解和交流能力当中。总之，中职学生的外语素质如何，应该看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英语知识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为此在中职院校外语教学中就要以此为出发点和教学目标，以专业英语教学为主，例如机电专业英语，数控专业英语等等。增强英语教学与专业课程之间的联系，这样才能确保职业人才综合职业能力的提升。
2.开发课程资源，完善教材设计。教材是学生学习外语知识的第一资源，教材质量影响着学生学习外语的效果和积极性。为此以教材改革为契机，丰富教材内容，创新教材风格，突出外语教材的趣味性和知识性。使教材不仅成为知识的载体，同时还能够进一步发挥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潜力。具体而言，在教材内容中应当引入与知识相关的历史文化背景介绍。语言本是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了解文化背景能够更加有效的提升学生对外语知识的理解和记忆，同时对于提升口语能力也有非常有效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是学生能够在了解外语语言的基础上更进一步的提升自己的语言素养。这对他们综合素质的提升具有有效促进作用。另外，完善教材设计还应当注重外语教材内容与专业知识内容的联系。对于中职学生来说学习英语无非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提升他们的职业技能和素养，能够为自己今后的就业提供帮助。为此英语教学必须联系专业课程设置，体现职业教育特色。教材中的例文、习题等内容也要体现专业特点。这样才能不断融合职业英语和专业知识之间的联系。
由于文化传统和国家政体的不同，中美两国学校德育目标存在明显的差异。
我国的德育目标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建立起来的。它把坚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强调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目标的统一性、一致性，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使他们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美国的德育目标比较开放，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的特点，至今没有一个统一表述的大学德育目标。我们只能将其基本内涵概括地表述为：力图使学生成为具有爱国精神、守法精神，具有健全人格的、有用的、让人满意的社会大家庭中的一员，成为积极进取的美国公民。
由此可见，美国的德育目标中似乎很少有政治性的成分。其原因主要是：它没有长期受文化侵略和经济压迫的历史；资产阶级革命历史悠久；民众民主思想基础较深厚。在政治方方面，对内。阶级统治地位处于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对外有输出和扩张的条件和优势。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可以培养“不问政治”的合格公民，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的德育目标并不是真的没有政治性要求，而只是将其以隐蔽的形式富于其中了。例如，政治性要求表现在爱国精神和守法精神之中，这两种精神被看成是社会政治制度在高等教育中的表现。
我国有受侵略、被占领的历史。有与殖民主义长期斗争所需要突出的民族性的传统。在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威胁下，我们常常把民族性作为抵御发达国家的文化同化、争取民族生存的武器，因此，特别注重国家安全，政治稳定。我国的民主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法制还不健全，在社会生活中还保存着较强的封建色彩，强化政治、稳定政治常常成为“当务之急”。因此，我国的德育目标政治化倾向比较明显。
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不同之处在于：美国的高等教育普及程度较高，接受高等教育的人越来越多，高等教育越来越倾向于培养一般劳动者，似乎没有必要通过德育把大学生培养成社会中思想道德水平较高的一部分人，而是强调高校德育目标与公民教育目标的等同性。而我国由于经济落后，高等教育发展程度低，接受高等教育者还只能是公民中的少数人，所以，高等教育就不只是培养一般的劳动者，还要为各行各业培养领导者和接班人。因此，我国的高校德育目标一般比较高，尤其是有较高的政治思想要求。
二、德育内容
（一）我国高校的德育内容
(1)政治思想教育
这种教育是我国高校德育的特色之一，它要求学生有稳定、健康的政治思想；有坚定的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树立民族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能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贡献；具有政治敏感性、洞察力、鉴别力，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共产党，政治取向务实积极；树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能自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和改造客观与主观世界，能用唯物辩证法分析问题，提高辨证思维能力、明辨是非。
(2)道德观、价值观的教育
这项内容虽然与美国相似，但其真正的内涵却大不相同。我们的道德观、价值观教育是要培养学生具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科学的价值观；有社会主义的公德和道德品质；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情感s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贡献力量，将个人的利益与祖国的利益和前途紧密联系在一起，能正确处理个人、集体和国家的关系，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有良好的行为举止和修养水平，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遵纪守法意识。
（二）美国高校的德育内容：
(1)公民教育
这种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学生具有合乎本国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需求的遵纪守法的观念和行为，明确公民的义务和责任，做一个忠诚服务于国家的、适合本国文化的“合格公民”。从公民教育的目的性中可以看出，它既包括了爱国主义的教育，又包括了法制教育。在美国社会，人们一般认为合格的美国公民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我是美国公民，我热爱这个国家”的思想意识。教育则力图使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特别是青年学生具有优越感和自豪感，从而为这个国家奋斗。这种优越感和自豪感的激发主要是通过美国的成就教育和西方文明史教育实现的，实际上，主要表现为历史教育。法制教育是美国高校德育中最直接的政治性教育。美国高校中的法律教育是建立在合理、科学的法制教育体系基础上的。从小学到大学各阶段都规定了具体的教育内容，并且环环紧扣，层层深入。中小学主要讲法律的具体内容和条文、大学则侧重讲法律的形成、演变，即从社会背景中去分析美国的法律和制度，把法制教育同介绍美国社会特点，分析美国社会制度，介绍议会、内阁、法院的构成结合起来。法制教育的归宿点就是要说明美国法律的合理性、权威性、神圣不可侵犯性。
(2)道德观、价值观教育
重视青年学生的价值观教育和导向一直是美国高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也是特色之一。美国高校的道德观、价值观教育尽管受到高度重视，但目前却没有统一规范内容和管理措施，主要靠各州制定大纲和措施。价值观教育的核心就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维护私有制，所以，美国高校的德育浸透着个人主义的东西。尽管他们解释个人主义不是自私自利，不是贬义词，但他们承认个人主义就是个人的前途、命运要由个人创造、个人奋斗、个人争取，其实质是把个人的前途、命运放在首位。私有制决定了在这个国家里个人主义必定是人们的精神支柱。同时也是学校德育的灵魂。所以，他们强调的是个性自由、个性发展、自我完善。
(3)健康的人格教育
人格是指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包括知、情、意三个方面及个性特征。
美国德育专家指出：人的思想乃至行为所出现的许多问题，是由于心理出现了障碍，是一种心理不健康甚至发生疾病的表现。他们认为：学生一些心理深处的问题不可能通过课堂教育，搞各种活动得到解决。有些学生将其埋在心底，精神孤独、抑郁；有些学生则将其烦恼以不正常的行为表现或发泄出来。因此，加强健康人格的教育和指导将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在美国，个人的独立、平等、自由意识、乐观进取的精神，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心理品质被认为是健康人格的重要表现。
三、德育的途径
（一）我国的德育途径：
(1)开设专门的德育课程，把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学科加以研究
各高校设有独立的思想政治教研室和“两课”基地，专门开设德育课程。课程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含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思想品德课、形势政策课、法律基础课等，这些课程作为必修课面向全校学生开设，其目的是使学生树立坚定的政治信念，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培养、确立社会主义的理想、道德、人生观和价值观。
(2)注重健康文明的校园文化建设
校园文化是指依托并通过高校这个载体来反映和传播各种文化现象，是社会主体文化的一部分，是社会变化作用于学生的中介。它能通过一定的物质环境和精神氛围，使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意无意地在思想观念、心理因素、行为准则、价值取向等方面与现实文化发生认同，从而实现对人的精神、心灵、性格的塑造。所以，一个学校的校园文化决定其学生的精神面貌和性格特征。我国从1986年首次提出校园文化这个格念起，校园文化建设热潮就随之兴起。校园文化作为大学德育的重要载体，可以使有形教育向无形教育转化，有意识教育向无意识教育转化，外在教育向自我教育转化。这种校园文化内涵十分丰富，不仅包括了校园物质环境的建设，还包括了校园精神文化的建设。它涉及到学风、校风、社团活动、文化传统、价值观念、人际关系等观念形态和优美、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等。
(3)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种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各高校主要是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组织学生参加社会调查、专业技术咨询、社会扶贫帮困等。这种社会实践活动具有社会灌输、事实疏导、自我教育、自觉服务等德育功能：这种活动被一致认为是不可替代的教育形式，是思想教育的有效途径，是提高业务素质的课堂。
(4)重视专门的大学德育队伍建设
各高校都有一支专门从事党务和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专职人员。他们同其他专业人员一样，都属于教师队伍的一部分。其主要任务是负责学生的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及时了解每一个学生的思想动态，帮助学生解决在学习、生活中遇到的各种疑难问题。
（二）美国的德育途径：
(1)通过各科课堂教学进行
美国高校虽然很少有专设的道德教育课程，但普遍开设历史、公民学类课程及有关专题。例如《公民》、《美国宪法》、《西方文明史》、《现代社会》、《民主问题》等，同时还开设美国总统制、欧洲政治思想、美国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政治与社会制度等有关专题讲座。另外，还通过开设语言和人、艺术与社会、宗教、伦理等有关的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使学生从中获得某种道德熏陶，提高道德判断力和选择的自觉性，增强学生的责任感。美国高校不仅重视在文科教育中渗透德育，同时，他们也注意在理科教学中渗透德育内容，使传授自然科学知识与道德培养结合起来。他们要求对每一门主修专业，都要从历史、社会、伦理学的角度学习研究，要求学生对任何一门课程的学习都要回答三个问题：这个领域的历史和传统是什么？它所涉及的社会和经济的问题是什么？要面对哪些伦理和道德问题？
(2)通过心理咨询培养健全的人格
心理咨询作为指导帮助大学生健康成长、排除成长道路上的障碍、减少心理疾病、增进心理健康的事业，最早出现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大学校园里。现在，心理咨询在大学教育中已得到迅猛的发展。成为高等教育的组成部分。其主要职能是进行生活指导、学习指导、心理辅导和就业指导，其中心理辅导（又称心理咨询）的道德教育功能较为显著。因此，如果说美国大学中有一个专门机构与德育有关的话，那就是心理咨询类机构。这类机构有固定的编制、行政拨款的经费和正规的工作制度和规划。这里集中了一批受过专门训练的心理咨询专家，全面为学生提供发展咨询、适应咨询和障碍咨询。
(3)通过丰富的课外活动和社会服务，增强德育意识
美国的大学课外活动渗透了德育意识，主要通过三个方面：一是形式多样、内容广泛的各类学术活动；二是丰富多彩、学生积极参与的校园文艺与体育活动；三是校庆、国庆、入学及毕业仪式等全校性的活动。社会服务是让学生走向社会，进行多种形式的义务服务，以培养社会责任感，如募集资金、竞选宣传、环境治理、慈善工作、为老人和残疾人服务等。
四、启示
通过以上的比较，可以看出，尽管中美两目的高校德育有些地方有相似之处，但很多地方却有不同，各自有各自的特色。我们应该在坚持自己的特色的同时，不断吸收美国高校德育的长处，弥补自己的不足，使我们的德育工作做得更好。
(1)我们应该重视心理各询指导，发挥兵指导性德育的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生活节奏的加快和竞争的加剧，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为此，我们要加强心理咨询和行为指导工作，把心理咨询与我们做个别的思想工作的优良传统结合起来、努力探索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咨询模式，更好地为大学生提供心理方面的指导服务。
(2)要重视发挥教学主渠道的渗造作用
二、精设步骤，是文学圈在英语课外阅读中应用的途径
有了上述的理论基础，具体到实践中，文学圈又应当如何应用呢？笔者通过研究，寻找到了重要步骤。一是基于共同爱好，共选一本书，共建一个组。在学生进入初一时，笔者就注意帮学生形成良好的课外阅读习惯。基于文学圈的思想，笔者推荐学生以《悦读联播》作为阅读材料，并根据自己的朋友圈去初步形成阅读圈，教师根据学生自主建立的阅读圈中成员的英语学习能力进行调整，让阅读圈成为文学圈。这样，通过一本大家都愿意阅读（这一点很重要）的书，将文学圈形成。二是围绕一个话题，从文学解读的角度深入阅读。笔者以为文学圈是离不开对文学的研读的，尽管初一学生能力有限，但这样的要求可以给学生培养一种意识。从英语行文特点的角度去阅读，去理解，然后在文学圈内交流，这样学生的阅读就不只是浅显的“读”的层次，更能抵达理解、运用的层次。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过程中不能完全局限于学生理解后再交流再应用，因为语言有一个特点，即其有可能在应用中加深理解。三是教师适度介入。课外阅读从时间角度来看，发生在学生的英语课堂学习之外，但其与课内学习应当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目标之一也是促进学生在课堂上的英语学习。基于这一考虑，笔者在学生的文学圈当中发挥着指导的作用，尤其是《悦读联播》中概括出来的二十多个话题与中学英语学习有不少一致的地方，那么让学生在课外阅读中进行泛读、精读，并且由教师适当点拨与提醒，就能有效地为课内学习提供前置性铺垫或后置性重复。总体来说，只要保障了以上三个步骤的衔接与完整，学生就能形成良好的课外阅读的习惯，从而使得文学圈能够成为英语阅读能力提高的有益途径。
三、反馈评价，是文学圈在英语课外阅读中应用的保障
还有一点必须着重强调，那就是对文学圈在促进学生课外阅读时的反馈与评价。事实证明，完全自由的课外阅读，作用是不大的，至少指向性是不强的。要让学生的课外阅读在文学圈方式下发挥更大的作用，教师对其提供反馈评价是非常必要的。其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阅读方式的指导。以《悦读联播》为例，其图文并茂，而初一学生的注意力还不那么容易集中，因此学生在“圈”中阅读并交流的时候，往往重点难以一致，这个时候就需要教师对他们的阅读提供指导，告诉他们重点是什么（一般是英语语句及其蕴含的英语表达习惯），图片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主要是形成表象、增强记忆）。根据笔者的经验，这样的指导持续一个月左右，就能让学生形成习惯。二是阅读内容的指导。由于是课外阅读，学生不可能得到太多的指导，如任由学生自由阅读，学生有可能形成的是一个机械学习的过程。而如果教师能够在研读阅读材料的基础上，给学生在阅读内容上形成一个方向上的指导，则可以让学生的阅读事半功倍。比如说读《悦读联播》时，每一个主题的指明，及其与课内学习可能的联系点等。
因此，从文化角度研究文学，不仅有助于发现和证实文学在文化系统中的独特价值，还可以拓展文学研究的潜能和无限可能性。外国文学史其实就是外国文化系统中的文学史，在一个文化研究已越来越热的时代里，单纯的、狭隘的文学研究和教学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外国文学教学已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文化联系在一起。
一、电影辅助外国文学教学的可行性
21世纪用“视觉时代”来描述是再恰当不过了：视觉信号和视觉技术已经渗透到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它们正从根本上改变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内容到方式决定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感知，规划着我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也定制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反应。而视觉时代的另一个说法就是“读图时代”。我们不再单纯、甚至不再主要依靠文字来传递、接受、理解和处理信息，而是越来越多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图像，使图像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功能，也使图像的应用范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图像技术和艺术也正在超越文字技术和艺术，成为时代的新宠。
电影作为现代科技的产物，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它综合运用声、光、影技术，形象逼真地表现文本，并以极为直观、方便的欣赏方式走进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影视的传播方式和对受众的覆盖面，是传统意义上的文学难以与之抗衡的。“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詹姆逊曾指出，后现代社会是一个形象社会或景观社会，视像对人们的影响已超过甚至取代了文学。”[2]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影也就成了很多当代大学生了解外国文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加之时代背景和文化差异等原因，很多学生在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过程中曾遇到过不同程度的障碍。且看外国文学史的一些经典著作，如《荷马史诗》、《战争与和平》、《尤利西斯》等，它们或篇幅过长，或叙事节奏缓慢，或语言晦涩，对于90后学生而言可读性不强，学生普遍阅读兴趣不浓。而据名著改编而成的电影却比原著对学生有着更大的吸引力，有不少学生表示，他们是先接触到《乱世佳人》这部电影，才去看《飘》这本小说的。
这并不是说可以用观看电影来取代对文学作品的阅读。然而在读图时代，用影视资源来弥补作品阅读的不足、重新培养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兴趣，不失为一个选择。
二、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方面的优势
正因电影具有丰富的视觉效果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进行外国文学教学时，运用影视媒介不仅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还可以给学生营造一种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文化环境，有助于他们了解外国文学作品所涉及的地域风情和社会习俗，从而更好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及价值观。在外国文学教学方面，文化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利用电影进行文化教学将大有助益。
（一）加深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和接受
外国文学包括欧美、亚非拉许多国家民族的经典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时间跨度大、地域涵盖广、内容丰富庞杂。因此，学生学习外国文学的首要困难来自于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
文学作品是社会生活的能动反映和艺术再现。外国文学形象再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文化等状况，描写了不同阶层人们的精神面貌和内心世界。而这些与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必然会表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和文化隔膜，这就造成了一定的接受困难。而电影，则可以营造一种特定的语言环境和文化氛围，提供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感受和了解到文化的差异。
在电影中，环境、风俗、礼仪、服饰、言谈举止等一系列感性印象替代了抽象的文化符号，原本不可触摸的“文化”被置换成了具体可感的场景，有利于学生对外国文化的理解。如在电影《傲慢与偏见》中，我们在轻松愉悦中感知到了19世纪初处于保守和闭塞状态下的英国乡镇生活和世态人情；电影《名利场》通过具体的场景和形象使我们看到了19世纪英国中上层社会名位、权势、利禄原是相连相通的，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出身寒微的蓓基·夏泼要不择手段飞上高枝了；而2013年由巴兹·鲁曼导演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不仅还原了小说中描绘的1920年代的纽约的质感，甚至找回了那种“爵士时代”的某种耽美和玩乐主义的感觉。电影以最为直观和生动具象的方式反映了一个国家或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这种身临其境的文化情境，无疑有助于学生体会外国文学作品中更深层的文化内涵。
（二）促进对作品主题的理解和反思
在外国文学中，有些经典作品尽管声名远播，却由于种种原因使中国读者望而生畏，如美国当代作家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海勒曾以这部小说迅速走红文坛，产生了震撼性效应。这部小说是海勒为读者精心设计的一座文字迷宫，“小说自然时间序列被破坏，因果关系也缺失，各章节、各段落可以相互取代，可以从任何位置开始，也可以在任何位置结束。”[3]这种刻意为之的“混乱无章”对于很多追求情节生动曲折的学生来说无疑是一次艰辛的阅读旅程。而借助于迈克·尼克尔斯导演的同名电影，则更有利于学生对小说主题的理解。观影中，我们感知到了整个飞行大队士气低落的气氛，士兵们有的酗酒闹事，有的开小差，有的找胡混，有的架了飞机作超低空冒险飞行解闷。尤索林地站在队伍前接受勋章，丹尼卡医生活生生地变成了一个“死人”，这些画面不仅给观者以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又传达出了作品中愤世嫉俗的深层含义，令人悲伤，引人沉思。
三、运用电影进行外国文学教学的注意事项
如上所述，电影对外国文学的文化教学大有裨益。但这并不是说可以用电影赏析来代替正常的教学内容，更不能把外国文学课程当做影视鉴赏课来上。结合教学实践，在运用电影进行外国文学文化教学时，还应注意以下两点。
（一）选取优秀影片
在外国文学史上，有很多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成了电影，从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个帖子《88部电影，外国文学史不用愁》就可见一斑。但影视和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它们在创作方式、表现方式、存在方式和受众接收方式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区别。有些作品在文学史上默默无闻，却因为被改编成电影而带动了相关图书的热销，如F·S·菲茨杰拉德的《返老还童》，原本不为人们所注目，却因2007年上映的、由大卫·芬奇导演、皮拉德·皮特主演的同名电影而名声大噪；而某些由经典作品改编而成的影视作品却反响一般，如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曾被数次改编成电影，其中1958年上映的同名电影在当年的奥斯卡中获得了最佳原创音乐奖项，以及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摄影奖提名，但海明威本人却很不认同演员的表现，很多观众也反映影片比原著要逊色很多。在外国文学史上，有不少名著也被不同国家、民族、时代的导演们搬上屏幕，如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有多个影视版本：1940年版、1980年版、1995年版及2005年版，其中，1995年BBC的6集迷你剧是公认的迄今为止最好的版本。而这首先得益于它忠实于原著，不过多地烘托男男女女的情感悲哀，通过对话来刻画世俗的人物形象，那些琐碎的、奥斯丁式的幽默被保留了下来。
面对这种现象，在外国文学文化教学中，要慎重选择影片，尽量选取那些忠实于原著的、文学性较强的影视作品。
（二）进行有效赏析
由于课时的限制，在课堂教学时间内放映整部电影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一方面，教师可以布置学生在课外进行完整的电影赏析；另一方面，为了在课堂教学中更好地达到教学效果，教师可以把最能体现外国文化、民俗风情的片段剪辑出来，在课堂上适时展示。这样既丰富了学生的课外活动，又丰富了课堂教学，激发学生对外国文学课程的兴趣。
另外，在课堂教学中，决不能仅仅把影视欣赏当作娱乐消遣。教师在上课前，要做到“四熟”：对教材内容熟悉、对作品内容熟悉、对影片内容熟悉、对学生学情熟悉。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对文学文本和影片之间的内在联系形成整体的认识，在播放影片时进行恰当的点评和讲解。而在欣赏之后，教师还应引发学生进行思考。或单纯从影视欣赏角度出发，探讨中外文化的差异；或从影视改编的角度出发，探讨影片有哪些创造性叛逆以及对作品主题的影响。这种思考可以在课堂上以小组讨论、主题发言的形式来体现，也可以通过观后感的形式来抒发。如此，学生不仅通过影片欣赏巩固了文学知识、丰富了文学素养，还提升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和钻研精神。
尽管电影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有很大优势，但它也只是了解原著的一种工具和手段，远远不能代替对文本的直接阅读。“对外国文学名著文本的直接阅读依然是外国文学教学最基础的环节，也是最有效果、最为直接的学习方法。”[4]因此，教师要利用电影这一媒介帮助外国文学找回失去的读者，使学生通过观看影视作品产生对原著的阅读兴趣，在影视和文学作品的有效结合中，达到外国文学文化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1]曾艳兵.跨文化语境中的外国文学教学研究[J].外国文学研究，2006，（02）.
[2]胡亚敏.比较文学教程[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二）鉴定机构独立，分工明确欧洲被国际上认为是法医学发展最迅速、体制最为完善的地区之一，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德国，德国的法医鉴定工作是由各医学院校的法医学研究所承担，法院、检察院和警察局均不设法医。法医学研究所、法院、检察院和警察局均为独立的机构，分工明确，互不冲突，医学院校的法医学研究所不承担刑事诉讼的职责，其鉴定结果受外界干扰的因素少，这样有利于保证法医鉴定工作结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三）以学术科研为依托的鉴定机构在德国，各大法医研究所的教授和资深专家均有自己的科研工作，并与警察局有专业协作和科研合作关系，其科研成果对具体的法医鉴定工作起到辅助作用。在荷兰，鉴定师除了日常的工作外，还需要进行技术研究项目，保证鉴定技术开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四）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在美国，法医鉴定体系具有严格的质量控制体系，其质量控制包含能力验证、实验室审计、技术审查和纠正措施程序。通过能力验证可以评估技术人员所运用鉴定方法是否恰当、结果是否正确、对材料的污染以及实验室的真实情况。实验室审计由内部同行审计到由ASCLD/LAB（美国社会犯罪实验室/实验室认可委员会）的认证检查员组成专业小组执行全面的审计工作。纠正措施程序是要求一旦能力验证发生偏差或者实验室出现错误的情况立刻察觉并要及时改正。美国的法医鉴定质量控制体系在全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地位，严格的质量控制保证了鉴定结果的客观公正。
二、我国法医鉴定体制
从国外的法医鉴定体制的特点来看，其发展状态已经呈成熟趋势，只有健全的法医鉴定体制，才能够体现法医的司法公正，与国外法医鉴定体制相比，我国的法医鉴定体制发展延迟，现将我国法医鉴定体制的缺陷总结如下：
（一）司法鉴定机构准入制度松弛在我国，社会上存在大量的社会中介机构，同时，很多司法鉴定机构也是为了应对政策而仓促设立的，许多条件相对不足的机构趁机混入司法鉴定队伍，导致鉴定机构过多过滥。由于鉴定部门数量众多,各鉴定机构的硬件和软件条件层次不齐，当事人根据有利于自己的鉴定结论为依据选择鉴定机构，导致了社会上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影响了司法鉴定的公正和公平性。
（二）法医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不完善由于国家没有法律明确法医鉴定工作的主管领导部门，造成长期以来鉴定机构缺少宏观调控的政府管理机构，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例如各鉴定机构的技术水平不均衡、鉴定机构及鉴定人资格准入的权限随意性大、缺少统一的法医学司法鉴定技术标准、没有严格有效的质量控制体系、领导班子职责不清等，导致了司法鉴定体系的工作人员工作状态大都各行其事、混乱无序。最终严重阻碍了我国司法鉴定工作的有序进行，更无从谈起发展和进步。
（三）缺乏法医司法鉴定标准在不完善的管理体制下必然导致缺乏统一的法医学司法鉴定标准，国家没有统一的鉴定标准，各系统按照自己情况制定标准，鉴定标准五花八门，互不影响约束。证据采信存在任意性，缺乏公允性。在鉴定结论的认定上，无法律规定的标准，法官自由裁量权太大，裁判的公正受到质疑。
（四）法医职责制度不明朗在国内，多数法医学专业人才出自医科大学法医学系，但是目前的情况是由于社会就业压力，许多法医学专业的人才毕业后很难进入司法机关从事法医学专业技术工作。法医鉴定机构的工作人员大多为兼职，他们在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前提下还要从事法医鉴定机构的鉴定工作，在巨大的工作压力下，最终会直接影响到法医司法鉴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此外，由于法医工作者是属于高体力、高脑力和高风险职业，相比于法官、检察官等职业，收入较低，待遇较差，导致法医工作者工作积极性差，从而间接影响其工作质量。
二、宝供物流教学实习项目的运作模式
（一）项目组织机构和运作机制
实习项目小组由我校专业教学部负责人、相关教师和宝供物流人力资源部经理及相关人员组成，每年根据实际情况对小组成员做适当调整。双方共同制订项目管理实施细则，并根据学校教学和企业生产需要，制订年度教学实习计划。学校根据实习计划，组建实习教学班（每班30—40人，分批实习），指派教师全程参与实习指导、过程管理和学业评价等；宝供物流负责安排学生实习工作岗位和工作任务，指派相关人员指导学生实习、参与日常管理和学业评价等。实习结束，双方进行分析评估，共同探讨项目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措施，以确保项目的质量得到持续的改善。具体运作过程如图1。
（二）教学实习内容
学生在第4学期参加校外教学实习之前，已基本完成专业核心课程学习和校内实训，初步掌握专业知识和基本技能。因此，教学实习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习和体验企业文化和服务理念，并在企业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具体的生产作业任务，熟悉生产作业操作规范，从而获得宝贵的工作体验和技能。具体内容如表1。另外，学生在参加生产实践的同时，必须完成相关学习任务，学习任务由学校指导教师负责设计。例如，入库阶段的具体学习任务为：（1）制定一份入库作业计划书；（2）完成收货作业，制作收货作业流程图并说明其操作标准；（3）画出收货工作中需要的各种单证并正确填写；（4）完成补货作业，制作补货作业流程图并说明其操作标准；（5）画出补货工作中需要的各种单证并正确填写；（6）收集并描述入库作业中常见的异常情况，并拟定处理办法；（7）收集并描述你所在仓库出现质量问题的情况，并拟定处理办法；（8）描述你在工作中如何与其他员工进行有效沟通并形成良好的关系；（9）搜集工作场景照片等等。学生实习考核的内容、方法由学校与企业共同确定，其中，企业指导教师对学生的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60%，学校指导教师对学生的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40%。
（三）项目管理的SOP流程
SOP（StandardOperationProcedure）是标准的、可具体操作的作业程序。学校将宝供物流教学实习项目的整个过程制定成SOP的一个标准化流程，并制定出各个环节的操作程序、规范要求和标准、异常情况的处理方法、各类记录的标准范本等，从而使教学实习的过程管理更加科学，操作性更强。该项目管理的SOP流程包括：一是实习前的准备。成立项目组、职责分工、制定实习计划、学习和工作任务设计、企业宣讲、组建班级、岗前培训、实习岗位和食宿安排、实习指导教师选定等。二是实习中的管理与指导。工作与学习任务的安排、作业前与作业中的指导、学习任务的指导等。三是实习后期的管理。学业评价、就业指导、项目评价与改进等。企业与学校指导教师全程参与学习实习的指导和管理，并分别填写实习指导记录，真实反映学生实习情况，为项目分析评价和改进提供依据。
三、宝供物流教学实习项目实施的效果
（一）工学结合，有效促进学生综合职业能力的形成
通过参加宝供物流教学实习，学生从学校的学习环境过渡到真实的工作环境，在实践中训练专业技能和提升工作能力，从而完成学习与实践的第一个循环，并为下一个循环以及就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学生通过接触宝供物流的运作模式和企业文化，对物流、物流企业和行业都有了感性、真实的认识，有助于学生合理规划职业生涯；在企业环境下，学生的沟通、表达、自我学习等关键职业能力得以快速提升，学生在后期明显更加成熟，也更加具有就业竞争力。
（二）校企合作，推动专业建设和教学改革
2011年—2013年，在我校建设“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期间，宝供物流积极参与我校物流服务与管理专业建设，配合开展职业岗位能力调研，参与实践专家访谈会、典型工作任务分析、课程体系设计、专业课程与实训基地开发等。通过教学实习项目，学校开发了大量基于企业实际业务的学习任务，为构建工学结合课程提供很好的素材，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学校现有实训设备和场地的不足。
（三）促进“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
通过与宝供物流的合作，学校建立起学生实习与教师实践的双平台，每年指派1—2名专业教师全程参与实习指导和生产实践，这对于教师自身，既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锻炼的机会。教师通过参与生产实践，深入了解企业的运营情况、业务流程和操作规范，更新知识，提升技能，收集整理素材，丰富教学内容，并为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参与企业员工培训、技术服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四、校外教学实习项目实施存在的问题和改善措施
工学结合教学模式是符合人的成长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其教学效果十分明显。但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也存在不足，主要体现在：
（一）企业积极性不高，限制了教学实习项目的扩大和推广
一般而言，企业根据生产需要，制订用人计划并招收实习生参与顶岗实习，从中选拔和培养企业后备员工，也可以一定程度解决用工问题，因此，企业接收学生顶岗实习的积极性较高。但教学实习项目一般周期较短，专业对口要求较高，与生产用工需求的结合度不够，也不能直接选拔后备员工，因此企业的积极性普遍不高。同时，学校对教学实习企业的选择也比较严格，一般选择运行规范、具有一定规模、能提供足够专业岗位、住宿条件良好、有一批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指导教师，并热心参与职业教育的企业担任，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教学实习项目的扩大和推广。解决思路如下：一是建立健全“产教结合、校企合作”的配套政策和机制，进一步明确政府、学校、行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并对承担职业教育的企业给予政策、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二是提升职业学校自身能力，与企业开展深层次合作，积极参与企业员工培训、项目开发和技术服务，进一步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形成校企“合作办学、共同育人、多赢发展”的良好局面。三是加强与企业沟通，合理安排教学实习计划，尽可能做到教学实习与企业生产需求有机结合。
引言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中语文教材中的外国文学作品逐渐增加，成为我国高中语文教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直接影响高中语文教学质量和教学内容。外国文学作品丰富了高中语文教学的教材内容，提高了高中生的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使学生接触到了更多类型的知识。然而在实际的高中语文教学中不论是在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上还是教学上，都存在诸多亟待改善的地方。
一、高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选文现状
当下我国的高中语文教材主要分人教实验版、苏教版、沪教版和山东版这四个版本，有学者对这四个版本中的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文数量、范围、体裁和题材进行过统计和分析，发现外国文学选文在我国高中语文教材中所占的比例在15%至25%之间，选文大多数是来自于欧美的发达国家，亚洲和非洲国家的选文比较少见，但是所选文学作品的体裁比较丰富，包含诗歌、小说、戏剧、散文、演讲词、序言、书评等形式。同时选文题材丰富，大多都表现出一种独特的审美文化和高尚的人文情怀，使学生的视野和思维得到了拓宽，陶冶了学生的情操。
此外，统计数据还表示，我国高中语文的外国文学选文除了比较集中在某些地域内外，还比较集中在某些时间范围内，比如有一半左右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写于20世纪，还有超过1/3的外国作品是写于19世纪，其他时代的文学作品较为罕见；当前的高中语文教材在外国文学的选文和编排方面，缺乏一定的时间顺序，即没有按照西方文学的发展历史来编排，文章之间缺乏联系，思维过于跳脱，教学内容过于零散，缺乏教学整体性和系统性的表现，影响学生学习的连贯性。
二、对高中语文选材中外国文学选文的思考与建议
有教育学者曾指出，当前我国的高中语文教材在选文上过于单调，视线过于集中在有限的文章上，视野局限在某些特定的时空范围内，缺乏通观古今，放眼世界的目光。笔者认为在进行外国文学的选文时要注意扩大选文的渠道，放眼世界，选择那些能够满足学生精神需求和能够给学生带来“正能量”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语文是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社会风俗等方面的综合反映，因此在进行外国文学的选文时，注重文学作品的时代性与地域性，让学生学习和吸收到更广泛的知识和信息，不仅要选择欧美文学，还要加入更多的亚非文学、大洋洲和海外华文。高中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选文应该符合高中的身心发展特点，适应高中生的认知水平，因此在选文过程中要把握好选文的难易程度，不能过于拔高，这样不仅影响教师的正常教学，而且容易给学生的学习带来不良影响，比如学生的学习信心受挫；如果选文过于简单，则有可能教学意义被减弱，对学生的语文学习无甚帮助，反而有可能影响学生下一阶段的学习。因此，像《变形记》、《等待戈多》、《百年孤独》等立意较深、表现较为深刻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录入高中语文教材中时，就需要慎重考虑，如《奥斯维辛没有什么新闻》、《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我有一个梦想》等外国文学作品是比较适合高中生学习和阅读的，学生更容易把握文章的内涵。
此外，还需要注意在高中语文教材的外国文学作品选文过程中，编排者要注意与时俱进，紧跟时展的步伐，体现时代的特征，传递时代的新思想，选择一些时新的文学作品和体裁。
三、对高中语文选材中外国文学选文的思考与建议
（一）打破传统教学模式，多维视角切入。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因此转变传统的高中语文教学模式，从多维视角切入，重新把握教学的重点，提高语文教学效率是高中语文教师的当务之急。传统的高中语文教学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不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式都比较刻板，且由于语文考试中所涉及的内容大多是中国传统文学包括文言文、现代文等，对外国文学的考察较少，导致在传统的语文教学中外国文学作品的教学不受重视。教师要摒弃传统语文教学中不合时宜的地方，接受新的教学思想，采取新的教学方式，以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导向，让学生多接触外国文学作品，提高学生对于外国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分析能力，培养学生的跨文化意识，使学生不受传统观念的束缚，掌握更多的知识和能力。此外，教师也可以在外国文学教学中，适当地向学生介绍一些相关的写作背景和信息，从而提高教学有效性。
（二）活用教学策略，采取多元教学。
在外国文学教学中，教师可以采取横向或者纵向比较的方式，即将中西方的文学作品进行对比或者是将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西方文学作品进行比较，从而跨越中西文学的文化界限，将之看成一个统一体，更系统地向学生展现出外国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独特的审美文化，有助于学生进一步了解作品想要表达的内容和深层含义。除了以上的比较式阅读之外，教师还可以向学生推荐一些相关的课外文本阅读，鼓励学生对外国文学作品有更深的理解，比如在学习莫泊桑的《项链》时，教师可以推荐学生阅读莫泊桑的《羊脂球》等作品，从而了解写作的背景和作者可能想表达的思想。教师可以使用情境教学、多媒体教学等多种方式，使教学更加生动有内涵，从而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成长。
结语
高中生的语文学习受高中语文教材的直接影响，外国文学是高中语文教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改进和完善高中语文教材中外国文学选文现状，改革相应的教学模式和方法，是十分有必要的。这是素质教学的必经之路，是提高学生学习能力、拓宽学生知识视野的有效途径。
（二）理解中西文化差异，深入学习汉语西方人关注隐私的态度要略高于中国人，我们需要理解哪些隐私方面是西方人非常具有保护意识的。对于个人隐私的界定，西方人常把年龄、是否结婚、工资、身体健康状况等看作是隐私，而中国人则没有那么多规定，很多老人被问及“您今年高寿了？”会很自豪地告诉对方自己的年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密不可分，学好汉语这门语言就要理解中国文化，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深入学习汉语。
（三）克服文化差异，提高汉语水平到一个国家学习一门语言，要经历初学这门语言的新鲜感，之后会遇到挫折，进行调整，可能还要经历文化震荡“culture-shock”，在学习期间克服文化差异是学习这门语言的关键。通过找到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并在学习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克服这么差异，汉语水平才会逐渐提高。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引入文化因素
（一）启发性教学国内和国外的教育家对“启发教学”都很重视，孔子提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学理念。留学生对于学习汉语本身就有好奇的心理，教师应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汉语的积极性，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启发学生在中国大文化背景下学习中国文化，理解汉语文化的博大精深，掌握获得知识的方法与途径。
（二）对比教学高低情境文化的对比，中国属于高语境文化的国家，人们在交际时使用的语言负载的信息相对不是很多，跟多的需要周围的环境和时代背景进行补充，可能跟多的信息存在于交际者的内心中，西方国家属于低语境文化，语言中负载着大量的信息。如中国人请客吃饭后问客人“吃饱了吗？”，西方人可能会理解为吃的量是否足够，而中国人真正表达的意思是客人吃的是否好，吃的好不好，饭菜是否符合客人的胃口。教师通过给学生分析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让学习者真正认识到中国文化，提高汉语实际交际能力。
（三）循序渐进式教学《学记》主张教学要遵循学生发展特征“学不躐等”就是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汉语知识是有逻辑的科学系统，学习者本身也有自己的认识规律，学习的过程也是遵循“由不知到知”的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讲中国人讲究谦虚礼让的文化逐渐渗透到教学过程中，让学习者理解中国人“哪里，哪里”的内涵，而不会触犯中国人的文化禁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