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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农业生产环节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
从历史学的认知方式来看,19世纪中期以来,东西方国家的农民经济合作都鲜有在种植生产环节进行的,家庭经营形式在现代农业阶段种植生产过程中长期延存的事实本身就已经证明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相对的合理性。的确,任何理论都需要放在历史运动的实践过程中去验证,但是,若要更深入地把握其内在本质联系,那就必须从多维度进行逻辑分析。和工业以及农业养殖业相比,农业种植生产一般具有自身一系列特征,因此使农业种植生产不宜采取大规模集体同质劳动,相反,家庭生产组织形式更具有相对的合理性。
首先,农作物生产发育的季节性、周期性、时序性,决定了农业生产过程中同一时期内作业具有单一性特征,因此使整个生产过程都可由同一劳动者连续完成。正如亚当·斯密所注意到的:“纺纱工和织布工,几乎都是个别的两个人,但锄耕、耙掘、播种和收割,却常由一个人兼作……”[1](P362)而且,我们还注意到:不仅是手工工具时代,即便是到现代化大机器时代,农业生产工具也多由个人操作;即便是大型农业机械也不过二人共同协作,所以,在现代农业阶段,不论是较大种植规模的欧美家庭农场,还是较小种植规模的亚洲兼业农户,种植生产过程大都仍是一至二个人完成。在法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所有的农场都越来越朝着以两个农业劳动者为中心的家庭化方向转变:丈夫和妻子,或者父亲和儿子”[2](P284)。
其次,农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具有可分性,从而使家庭或个体分散劳动得以进行。农业生产的投入可概括为三大类:土地、劳动、资金。资金投入又可再分解为两个亚类:第一类为机械动力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像各类农用机械,其功能在于改善农地作业的物理过程,它的实质作用在于替代人力劳动;第二类投入属于农业生化性质的资金投入品,如化肥、农药、良种和农用薄膜等,它的功能在于改变农地生产过程的生化性质,其实质作用在于替代土地。而土地、劳动和农业生化类资本投入都具有可分性特征,都便于生产过程中的分散劳动,唯有机械类资本投入具有一定的不可分性,但作为生产要素和工具,可以通过合作购买、分散使用,也可以通过家庭经营形式的型塑,去适应家庭规模经营。比如目前在耕地面积狭小的国家,大多发展起小型机械,或者推出租赁式机械服务项目等。因此,可以说,机械类资本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可碎分的。正是由于农业生产要素的这种可分性特征,从劳动的客观对象上和物质条件上决定了它和个体家庭分散劳动经营形式的统一。
再次,农业种植生产具有劳动场域广阔性、劳动活动非定位性等特征,极不适宜把劳动者强制集中在一起进行固定性的劳动,而适宜进行个体的、自由的分散性活动。家庭生产组织形式解决了农业种植活动中监督难的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在经济活动中普遍存在一个交易费用问题;任何一种经济组织都存在一个管理、监督问题,而且,“共同体的扩大,还将增加协调生产决策和分配共同体产品的费用”[3](P38、P93)。解读制度经济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可以使我们避免对大规模劳动组织的盲目崇拜。以此为视角观察农业生产组织形式就可以发现:家庭组织形式适应了农业种植生产的分散劳动,能够解决劳动过程监督难、管理成本高的问题。
在农业种植生产过程中,尤其是在传统农业、手工劳动形态下,劳动监督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在农业种植生产中劳动的质量对产业影响巨大,这就要求劳动者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和自律性,具有极大的劳动热情进行劳动的有效投人,而农业生产恰恰只有在家庭农业生产形式下劳动者才蕴含着极高的劳动欲望,才能够实现无监督的激励。这是因为:
第一,家庭生产组织形式使劳动者能够占有一定的生产手段以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从而得以独立、自主地进行生产。生产手段以及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总和,是人们从事物质资料生产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在农业生产中,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以 及由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味着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的统一,意味着劳动者的独立、自由、自主。劳动者对生产手段的占有和使用,使劳动者拥有了收益的可能和条件,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中的土地具有重复使用价值,如果被劳动者占有使用,就会使劳动者积极地去提高土地的质量和使用价值,并进行土地的附加投入,同时,由劳动者自己来管理劳动过程,就意
味着劳动者拥有决策权、灵活处置权、自由行动权,从而使劳动者能够主动、负责、自律性很高地进行适宜性劳动。
第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明晰的成果对应关系以及劳动产品的个人处分权,一定条件下,能够较好地体现多劳多得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劳动的热情来自于对成果的预期以及对应的报酬获利。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形式能够使劳动者明确地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并从中得到奖惩,因此,为追求劳动收益的最大化,古今中外的农业家庭经营者都焕发出极大的劳动热情。
第三,个体小家庭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和利己性,消除了机会主义产生的根源。农业家庭生产形式以个体家庭为劳动成果归属单位,应合了家庭私有制产生以来,个体小家庭占有财富的社会心理要求。在一夫一妻制小家庭中,夫妇二人为养育未成年子女和追求利益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因此,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劳动监督成本几乎为零。在当今世界上已进入现代农业的各个国家,都呈现出一个共同的现象,那就
是伴随着现代农业生产手段的应用,反而使务农的家庭规模变得更小。比如目前在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独生儿子在结婚成家后和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分家单过的情况,绝大多数的微型家庭即三口之家、两口之家,只有一对夫妻构成。导致此种状况的原因无外乎两个方面:~是现代化生产手段的应用,大大降低了劳动量和劳动强度,使尚未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在儿子结婚成家后能够独立地进行生产;二是一对对夫妻之间必然呈现内部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可以最大限度地消除“搭便车”行为。
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很强的弹性和张力
长期以来,学界对生产规模较小的农户,不论生产手段和生产目的、内容,均习惯称之为“小农经济”。其实,“小农经济”、“小农”、“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各自有着不同的内涵。“小农经济”概念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阐述,并由此成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的经济范畴。在马克思那里,“小农经济”就是“小土地所有制;—自耕小农,后来恩格斯把租佃者也包括在“小农”之中。“小农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规模狭小,孤立分散、生产手段简单落后、自足自给等。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只赋予小农经济以自然经济的属性。正是基于这些特征和属性界定,人们在论及小农经济时,往往带着轻蔑的贬低口吻。而“小农”应该是指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小规模生产,虽然规模小,但它未必是自然经济,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就有了学界的“自然小农”、“商品小农”之说。近代以来,中西方都大量存在着商品小农,在拥有现代生产手段要素背景下,由于自然条件方面的原因,在亚洲各国仍然盛行着小规模的家庭农业。而“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概念属于形式和工具的范畴,它可以是小规模的“小农”,也可是较大规模的“大农”,还可能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所以,肯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的相对合理性绝不等于肯定“小农经济”的相对合理性,即便马克思恩格斯原本就以历史主义观点肯定过具有自然经济属性的“小农经济”的历史作用。
通过我们对历史发展和长期实践的观察思考,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较为准确的认识判断:家庭经营形式作为一种经济组织形式,作为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能是商品小农;家庭经济在传统农业阶段是小规模的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但在现代农业阶段,它也可以是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但绝不能界定它只能是小规模的。由于农业家庭生产组织形式具有适宜于农业初级产品生产过程特征的合理性,因此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可以存在于不同历史时期容纳不同的生产手段,为着不同的生产目的,并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实现有机统一。
第一,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农业生产活动内容的承载工具,可以是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自然经济,也可以是半自然半商品复合性质的经济,还可以是完全商品性质的经济。这种双重性质的小农经济也存在于 中国封建社会乃至近现代各个时期。近代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交换的扩大和专业化程度的加深,各种商品农户普遍发展。权且不论西欧,就中国近代以来农村各地都相继出现农产品专业化生产的趋势,形成区域性的、专业生产农户。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新时期商品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农村已广泛全面发展起了农户商品经济。
第二,家庭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可以容纳不同的生产力,更不排斥先进的生产手段。从中世纪的铁器工具到近代的半机械化工具,再到现代机械化工具、良种、化肥、农药等一切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农户组织形式表现出巨大的张力,吸纳着一切先进的生产要素,丰富着自身的内涵,使其由传统小农向现代农业经营者及家庭农场转化。
【关 键 词】小农经济/公共产品供给/二元结构
【 正 文】
一、土地制度和小农经济：“二元均衡”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变动趋势
西方制度经济理论指出，不同的产权安排会导致不同的制度绩效。因此，以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农业经济效率时，必须考察特定的产权安排背景。事实上，在经营方式和效率等方面，中国传统农业所体现出来的特点，与其特有的土地产权制度有着极强的相关性。
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在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合法的制度安排下，土地的兼并成为一种不可抑制和逆转的必然趋势。兼并者为了从土地资源中获取更多的地租收益，有最大限度扩大土地规模的激励。在一定的技术生产条件下，他会选择能够最大化其地租收益的人地结合比例，这与资本主义中企业家行为选择存在着相似之处，就是以最佳的规模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大土地所有者会根据土地占有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假定技术条件是一定的），来决定租佃或雇佣劳动者的多寡，吸纳或渗出农业劳动者，产生如傅筑夫将中国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运动比较研究后指出的，土地私有和兼并造就了大量的农业无产者，使中国的租佃关系中土地所有者一方能够对租税进行极端索取，对农民残酷剥削，农民只有以此作为交换才能与土地相结合，从而“在形式上也形成了像鸟一样无拘无束的无产者”。［1］
这些农业无产者失去生产资料又不能全部被大土地所有者吸纳，就产生了极大的生存危机。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限制，城市工商业不够发达，农业中产生的相对过剩人口没有渠道渗出，游离在生产领域边缘，成为社会动荡的根源和威胁统治者生存的一个群体。因此，国家就必须担负起安置流民的责任。而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就是将国有土地平均分割，给无地农民经营。这就是均田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一种最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意义的土地制度安排。国家将国有土地平均分配给他的编户齐民，一方面是为了保证稳定可靠和最大限度的租税来源，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对政局稳定和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当国家使土地承担起这种农业失业人口“蓄水池”的功能时，对于人地结合的比例是否为一定技术前提下的最佳规模，可能考虑的就会比大土地所有者欠缺得多。
马克思在论述这种小农经济时说：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2］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不断扩大的应用。［3］据此，长期在我国史学界就有观点认为，这是我国传统农业社会经济长期停滞不前、不能发展的根源，甚至造成了对现代化进程的阻碍。
近年来开始出现其他角度的分析，认为这样的经营特点造成了高效的农业，对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赵冈就认为家庭农场是农业生产较合适的经营方式。一来是农业生产所要求的最佳规模不大，二来因农业生产的特性决定的：首先，农业生产工作的监督很难，因此监督费用会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很多。其次，农业生产周期长，农业耕作的各个环节工作质量无法按规定的标准来逐一检查，各环节步骤质量的好坏，只能从最后收成的好坏多寡体现。这样一来，家庭农场因依靠家庭成员而具有可靠的激励机制，比大规模农业生产要有较大的优势。这种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的耕作方式，是在井田制私田经营中，以及土地私有后自发形成的经营方式。国家在为了安置个体家庭分配土地给无地农民的均田制度中，沿袭了这种经营方式。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多采用租佃制方式将土地租给佃农，尤其是土地规模大时，也同样体现出大土地所有和小土地家庭经营的特点来。虽然在后期土地经营中出现了雇佣制，但是根据考证对于租佃制或雇佣制的选择中，雇佣制的替代与土地所有者性质与其土地规模大小虽有一定的相关性，更重要的却是来源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
傅筑夫认为在中国，土地兼并导致的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伴随的是经营规模的不断缩小，经营方式的更加分散。有经济学家称之为中国农业经营的“过密化”。这种特色的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是依靠国家的支持实现的，这种支持一方面体现在国家通过政策（如均田、摧抑兼并等）稳定保持土地产权结构和经营方式上，另一方面，在农业领域中国家主动承担起了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水利设施建设等方面的职能，也成为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兴旺发达的重要原因。
二、公共物品的供给与小农经济的保障
1.传统农业中的技术创新和信息传播
前文论及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的合法化对农业产生的影响，首先是产生出大量的与土地相脱离的“自由人”。这些人的存在会对政权的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更重要的是，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也还难以提供如此多的剩余产品养活过剩人口。因此，一方面为了保证国家政权的稳定安全，“授田与民”来达到“人得耕种，不得买卖，以赡贫弱”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了能从产出中提取更多的租税收入，统治者对于能够提高授田农户劳动生产率和农业产量的技术创新和推广十分重视。为此，各朝统治者都不遗余力地鼓励推广使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新的工具，通过提高土地单位面积的产量来增加总的产量。在土地授民的基础上，推广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成为了历朝历代统治者责无旁贷的职能。
反观中国农业社会经济史，农业技术的发明、使用和推广都深深打上了国家行为的烙印。早在汉武帝的时候，就曾在全国范围内由政府倡导新技术和新工具的采用，大力推广犁耕和新的耕作方法（代田制和区田制），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政府出面在全国推动农业生产方法的转变，从而在短期内普及了新的技术，并迅速提高了农业产量，使中国农业生产就此走上精耕细作的道路。
国家以完备的层级官僚体制为依托，承担起技术创新和推广的主要责任，在客观上部分地替代了市场形成的自发力量。以至于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封建地主政权虽然不是由于管理水利灌溉而出现的东方专制国家，但在实行重农政策，保护小农经济时，却类似地采取了一系列直接促进农业生产的措施。在国家干预下的几次重要的农业耕作工具的发展推广使用，先进的耕作方法传播普及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足以证明这种方式对于市场自发形成的传播机制有很好的替代性。
同以上分析相映证的是，在我国传统农业技术创新和传播中，最活跃的行为主体是统治者在各区域中对农业生产负责的人，某些朝代称之为农官。据史料记载，很多当时先进的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创新也多是来源于他们的聪明才智。他们集农业生产者、技术使用者和租税收入执行者于一身，既有农业生产的实践经验，又兼有国家赋予的提高生产率的职责，是当时最具有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以及传播动力和传播能力的行为主体。固然有提高国家收入的意图，但这种模式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增长有很高的贡献率。这也可以看作是国家为了换取收入而向在国有土地上劳动者提供的一种服务。
随着国家经济控制权力被削弱和侵蚀，均田制度的逐步瓦解，这种技术创新和传播的信息体系也因之解体了。因此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农业生产技术方面再没有发生什么重大的突破，更多地是对原有技术体系的细化和完善。相较于国家主导型的技术创新和推广机制而言，这一阶段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值的提高，更多地体现了市场化导向的特征。
2.基本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
小农经济细微的生产组织和广泛的地理分布不仅带来了农业生产上技术变革的麻烦，而且使得“公共物品”——水利工程灌溉设施及运输仓储等方面产生了先天供给不足的缺陷。对于自然条件不稳定、不平衡的农业大国，为了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保障稳定的农业产出和防止因天灾引起的农业波动，统治者以其所获取的租金中的一部分用于向社会提供必须的服务。这类服务的特征是必须有庞大的资金支持，有序的协作、计划和组织，复杂的技术和相应的大规模的劳动投入，这是国家机器所拥有和擅长的能力，可以凭借整个国家掌握的资源和权力作为支撑。
固然小农个体都可以意识到这类物品的供给对其再生产的重要性，但由其能力和性质决定，组织一个系统工程所需要的交易成本（组织费用、谈判、磨擦等等）足以破灭任何一个自发的小农组织下的雄心壮志。因此在初期，这类物品的供给是完全依赖国家意志来实现的。尤其是在各朝发展农业的初期，中央集权的力量最为强大时，往往伴随着大规模、大投资的水利系统工程的进行。从汉武帝至三国期间，各政权都曾普遍兴修水利。这有助于我们观测国家在对经济资源控制力比较，对其“编户齐民”的授田者的经济效率既承担后果（获取所有权收益租金与税收）又负有责任（经济增长和社会安定）时，大型的水利工程、灌溉设施等有稳定、周期性和地域性增长的现象。
由于水利工程的供给是以大规模、大系统、大协作、大投入的方式组织起来的，这样的国家供给部分替代了农户个体可能需要的投入。对于经济能力弱小、缺乏应对危机和风险能力的小型家庭农场，提供了较高层次的生产保障，使他们比较容易在现实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下生存。这样小规模、家庭经营、简单协作、小投入的生产方式与大规模、系统组织、高度分工协作、大投入的公共物品的供给相配合，宏观上减弱并消解了可能因缺乏此类供给而带来的农业生产风险和经济波动，提高了农业整体产出效率和生产水平；微观上为小型家庭农业的存在和延续提供了必要的保障，防止了小农阶层的迅速分化，使小规模的家庭农场在兼并和自由买卖的威胁下，有可能维持最低限度的再生产，降低了自耕农阶层瓦解的可能性。
一方面是国家机器上精密先进极具现代生产经营特点的系统工程，另一方面是大量分散细小的家庭农耕方式的简单生产单位；不同于刘易斯二元经济中两部门的划分和两者间存在的巨大势差和隔离，他们都统一在中央集权的农业经济体系中。这两个规模、形式全然相反的二元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业生产的高效率，维护了农业经济的稳定性。
与技术扩散的特征相类似，我们可看到随着国家所有的土地的削减，国家“授田于民”的能力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财政收入的锐减，在传统农业社会后期（宋后），由政府规划实施的大型的农田水利设施寥寥无几。后期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主要致力于既有水利设施的修复与改善。这一时期可数的较大规模的工程多是在天灾人祸的背景下被动实施的，而且往往因为对人力、物力和正常耕作的妨碍而受到相关利益阶层、豪强贵族的阻挠，最终半途而废。对原有水利设施的修修补补就成为这一阶段水利建设的主流。
其次，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和水利环境的破坏相伴。中小型水利工程的兴起与国家权力向地方权力，主要是人口、土地和财力资源各方面的转移和分化直接相关。同国家追求的经济目标相似，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强对地方农业经济发展的责任和自身利益极其关注，使区域性、小范围的水利设施建设既成为必要又成为可能。但与此同时，由于私有权（大土地私有和小土地私有）的强化和国家控制力的减弱，使土地利用方面的短期行为大量滋生。太湖流域就曾因豪强任意兼并和圈围，个体农民自筑腾岸止水旱，使得大圩田被分割为零乱的小圩，使塘埔圩田系统始终未得到有效的改变。
这种由于缺乏统一规划、混乱无序导致的农业基础设施的破坏，用现代经济学观点可以解释为“个体理性导致的集体非理性”以及“公共物品提供中的市场失灵”。徐浩在解释为何中国华北农业由先进变为落后，在清代农业劳动生产率呈现出停滞和下降趋势时，认为农田水利失修是最根本的原因。农田水利失修造成水旱灾害，使农民生命财产被破坏，是对农村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打击，即使在一般年景也使农业水平下降，粮食单位产量普遍偏低。“河防不善，庐舍难保，水利未兴，耕凿何赖，试观历年以来土地之肥瘠，烟村之多寡，以及小民之贫富，大半均由河防水利之所致，合境大利大害无过于此。”［4 ］但我们也不能小视在这一过程里中心工程中私人投资兴起的意义，这是当国家财力有限却又需要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时，逐渐发展出的一种公私合作的权宜之计。它以给予合作投资个体某种优惠政策为前提，同时投资个体往往也是当地土地所有大户，当这种合作触犯到其自身利益时，工程往往就会半途而废。
由于国家势力的变动和土地所有权结构的变动，这种“二元均衡”在中后期尤其是均田、屯田逐渐缩小的趋势下，逐步失去了存在的基础。随着这种小农经济中个体农业经营和国家保障的“二元结构”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体现并加剧了传统农业经济及其经营模式的逐步分化衰落，直至被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方式所替代。
参考文献
［1］傅筑夫.中国古代经济史概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中图分类号F3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9-0100-07
保障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理论上讲，粮食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但是实际效果能否达到理论的预期效果一直存在较大的争议。有些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显著，有的学者认为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甚微，究竟其原因，除了研究方法以及调查样本选取上的差异以外，还有就是对粮食补贴政策如何影响农户生产行为的问题认识不清。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分析现行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和产量效应，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1研究进展
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相关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多数学者研究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的效果。粮食补贴政策最直接的效果就在于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粮食供给量大幅度增加[1-3]；张海阳、宋洪远[4]和张照新、陈金强[5]的研究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恢复粮食生产、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起到了明显的成效；，刘鹏凌、栾敬东、蒋学雷、孙东升等[6-7]则认为粮食补贴政策达到了农民满意、政府满意的效果。
但也有学者认为，低水平的粮食补贴对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不明显。粮食补贴政策对提高农民种粮净收益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目前补贴水平过低，不足以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8-10]；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无论采取何种补贴方式，对粮食产量的影响都不大[11]；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目标与增收目标没有有效耦合[12]；尤其对于“脱钩”的补贴政策，难以实现理论上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13-14]。
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需要从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进行深入研究，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行为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文献明显缺乏对粮食补贴政策作用路径的分析研究。在研究视角上，尚未充分关注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及其对提高粮食产量的影响效应。在研究方法上，大都基于统计数据和调研数据的描述性分析，仅有少数学者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但把粮食补贴作为政策虚拟变量，也没有考虑到具体的粮食补贴水平。鉴于此，本研究基于农户行为经济学理论，构建了农户生产行为决策理论模型，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在此基础上，基于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采用扩展的C-D生产函数实证检验现有的粮食补贴水平对农户粮食增产的影响，并据此进一步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2理论模型
农户是粮食生产的行为主体，其种粮行为受到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农户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上。粮食补贴政策是国家向农民发出了鼓励和重视粮食生产的信号，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达到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目的。那么，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对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将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会加大对粮食生产的基本要素（土地、劳动力、资金）的投入吗？本文将构建农户粮食生产决策行为的理论模型，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的影响，阐述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2.1对农户种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种植行为决策的理论模型考察的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在耕地资源约束条件下追求收益最大化[15]。假定农户仅仅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大部分用于市场出售，市场价格为外生变量，分散的农户只是价格的接受者；农户对种植结构的调整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障碍，作物的产量和成本与种植面积和其他要素投入有关，而且在耕作技术不变的情况下，要素边际成本等于其平均成本；粮食补贴与种植面积有关，看作是种植面积的函数。
基于上述前提假定，可以得到农户收益的目标函数：
2.2对农户投资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投资决策行为是在资金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多个生产项目之间进行投资优化组合的过程。在不失一般性和现实性的条件下，假定农户的经济活动仅为两种，粮食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其他经济活动包括从事粮食以外作物的生产和外出打工活动；农户对粮食市场价格、农业生产要素价格以及非农就业机会相关信息充分了解，并按照市场价格信号进行投资决策，实现收益最大化；农户的生产行为是资本和其他要素投入的函数，其他要素资源数量丰富，农户投资决策行为仅受到资本的限制。
根据上面的前提假设条件，农户生产活动的收益为：
Y=P・Q（K1，E1）+Y2（K2，E2）（5）
其中，Y为农户的总收益，包括从事粮食生产获得的收益和其他经济活动所获得的收益。P为粮食市场价格，Q（K1，E1）为粮食产量，粮食产量是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K1）和其他要素投入（E1）的函数。Y2为除粮食生产以外的资本投入（K2）和其他要素投入（E2）的函数。
S.T.K1+K2≤K（6）
K表示农户家庭可以利用的总资本投入量。
求解上述农户收益最大化的问题，得到：
[JZ（]P・Q/K1=Y2/K2[JZ）][JY]（7）
式（7）中，P・Q/K1为粮食生产中资本的边际产品价值，即粮食生产的资本投入边际收益；Y2/K2为农户从事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根据我国现行的粮食补贴操作方式，分别讨论不同粮食补贴方式下的农户投资决策行为：
（1）按照农业计税常产和计税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脱钩的农业补贴，虽然不会改变农户在粮食生产领域和其他经济活动领域的投资边际收益水平。但是，这种补贴可以增加农户的收入水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农户的粮食生产投资。
（2）按照粮食实际种植面积补贴。这种补贴方式属于挂钩的农业补贴，农户粮食种植面积越大获得的粮食补贴金额越多。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粮食补贴相当于提高了农户粮食生产中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激励农产扩大粮食种植面积。
（3）按照种粮农民向国有粮食企业出售的粮食数量进行补贴。这种补贴方式相当于提高了粮食市场的销售价格，提高了粮食生产的资本边际收益水平，利激农户将资本从其他经济领域转移投入到粮食生产领域，并且努力寻求提高粮食产量，获得更多的国家粮食补贴。
综上所述，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刺激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
2.3对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的影响
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是在劳动力资源总量一定的条件下，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优化配置劳动时间，以达到家庭效用最大化的过程[16]。假定农户全部时间可以在农业劳动、非农业劳动以及闲暇之间分配，农户最优的时间分配是时间的边际价值在这三个部门相等。
根据基本假设条件，得到基于农户效用最大化方程为：
MaxU=U（Y，L）（8）
时间分配约束为：
[JZ（]T=L+H+F，[JZ）][JY]（9）
预算约束为：
pyY=wH+pfYf-wfXf+V（10）
其中，U表示效用；Y表示消费品；T表示农户家庭的时间禀赋；L表示农户的闲暇时间；H表示农户的非农劳动时间；F表示农户的农业劳动时间；py表示消费品Y价格；w表示非农劳动工资率；pf表示农业产出Yf价格，wf表示农业投入品Xf价格，投入品主要包括种子、化肥、农药、农膜、农业机械、农用柴油、土地租金等；V表示政府的粮食补贴，粮食补贴收入看作是农户非劳动收入。
农业产出的生产函数构成了生产技术条件，生产技术条件约束：
Yf=f（F，Xf，C，Lf，R）（11）
农户的农业产出函数由农户农业劳动时间投入、物质资本投入、人力资本、土地投入以及当地客观环境资源等因素决定。其中，C分别表示户主的人力资本水平；Lf表示农户土地种植面积，包括自有土地和租赁土地；R表示地区环境特征，如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等。
将生产技术条件（11）代入预算约束（10）中，得到一般的约束条件：
pyY=wH+pff（F，Xf，C，Lf，R）-wfXf+V（12）
将农户的非农业劳动时间（H）、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对粮食补贴（V）一阶求导，得到如下方程式：
[SX（]H[]V[SX）]=-1/w
[SX（]F[]V[SX）]=（pf・f/v+1）/w>0，
[SX（]L[]V[SX）]=1/w>0（13）
从上式可以看出，粮食补贴（V）与农户非农劳动时间（H）之间存在反向关系，与农业劳动时间（F）、闲暇时间（L）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表明获得粮食补贴的农户将减少非农业劳动时间，而增加农业劳动时间和闲暇时间。
3实证分析
粮食生产研究一直是农业经济学领域的重要课题，许多学者曾从不同的角度或采用不同的方法对此进行了大量研究，其中关注于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多数将补贴政策看成是虚拟变量（候玲玲，穆月英等，2007年），没有考虑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生产要素投入行为的影响。本文根据调研获得的农户粮食补贴数据，采用扩展的CobbDouglass 生产函数测算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增产的贡献。
3.1变量选取
理论上讲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这些因素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直接因素，如土地、劳动、肥料、机械、农药等的生产要素投入；第二类是影响粮食产出的间接因素，如政策、制度、技术进步、农产品（生产资料）的价格等。间接因素主要通过影响直接因素而影响粮食生产，政府制定的粮食政策旨在通过影响农户生产要素投入行为，达到调控粮食生产的目的。根据以往文献对粮食生产影响因素的研究以及实地调查情况，本文选择如下变量作为影响农户粮食产量的解释变量：
（1）土地是农业生产中最主要的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粮食实际种植面积来衡量。粮食种植面积是解释粮食产量变化的一个关键变量，理论预期这一变量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2）劳动力是粮食生产的主体，也是影响粮食生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农业劳动时间作为最基本的生产投入要素，直接影响农业的产出，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劳动投入时间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存在正的影响。
（3）资本是农业生产过程中必备的投入要素，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结构和数量显著影响农业的产出量。本文以每户本年内农业基本生产资料成本来衡量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4）粮食补贴作为政策变量，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解释变量。粮食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影响农户的生产要素配置行为，激励农户加大对粮食生产的要素投入，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亩均补贴水平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
（5）农民作为理性经济人追求家庭收入（效用）最大化，非农收入的比较优势直接影响到农户的农业生产要素投入行为。本文以上一年家庭人均非农收入来衡量，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6）农业生产要素成本的上涨直接影响到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农户在综合考虑农业生产的成本和收益的基础上，决定下一期的农业生产投入规模。本文选择上一期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平均上涨幅度来衡量，理论预期对粮食产量有负的影响。
（7）其他变量包括农户的家庭特征（如人口、收入等），户主的个人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农业技能等）以及本地区的非农就业状况和地势特征等。
3.2实证模型构建
本文拟采用CobbDouglas双对数粮食生产函数模型实证检验粮食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在实证模型中以“农户的粮食产量”作为模型的因变量，选择“农户的粮食种植面积”、“农户的农业劳动投入”、“农户的农业物质资本投入”、“农户亩均粮食补贴”、“农户上一年人均非农收入”、“化肥、农药等农资的价格上涨幅度”和“其他因素”作为解释变量；另外，根据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粮行为影响的路径分析，模型中设置补贴政策与要素投入水平的交互变量。实证模型基本结构如下：
3.4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381户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运用Ewiews5.0软件，采用加权最小二乘法（WLS）对上述实证模型进行回归计算，得到的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F统计值为66.956，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虽然调整后的可决系数R2只有0.696，但对于截面数据来说可以接受。另外，根据解释变量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结果，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在0.4以内，多重共线性问题能够控制在有效范围内；异方差White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估计不存在严重的异方差现象。模型整体估计结果较好，估计系数可靠性较强。
粮食补贴政策变量是本文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亩均粮食补贴对农户粮食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亩均粮食补贴的弹性系数达到了0.056，且通过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亩均粮食补贴水平提高1%，将促使农户的粮食增产0.056%，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很大。
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的种粮行为有重要的影响，本文用粮食补贴与粮食生产要素投入的交互变量来反映这一关系。从模型的估计结果来看，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Land）
的系数为0.16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行为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土地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物质资本投入的交互项
ln[WTBX]（Subsidy）*ln（Investment）
的系数为0.109，通过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粮食补贴政策通过影响农户的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激励农户增加粮食生产物质资本投入促进粮食增产；亩均粮食补贴与农业劳动的系数为0.076，且未能显著性水平检验，这与理论假设不一致，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的粮食补贴水平还不足以显著改变农户劳动时间分配行为，另外劳动投入本身对产出的影响也不显著。
从各变量系数t值显著性检验来看，粮食播种面积、亩均物质资本投入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显著的正影响。其中每增加1%的粮食种植面积，粮食产量增产0.875%；每增加1%的亩均物质资本投入，粮食产量增产0.279%。本地非农就业机会，家庭总人口对农户粮食产量有正的影响，且分别通过10%和5%的显著性检验。本地地势特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为正值，这是因为地势特征是反映耕地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而耕地质量对粮食产出有重要的影响。
农业劳动时间投入、农资价格上涨幅度的估计系数在方程中为负值，且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可能是因为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现象以及农资需求价格弹性为刚性有关。户主年龄、健康状况对粮食生产没有显著影响，这可能与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有关，现代农业生产基本上机械化作业，从播种到收割基本上都是机械作业，对参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具体要求不高，从实地调查也可以了解到参与农业生产的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
4结论及政策建义
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粮食补贴政策对促进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很大，亩均补贴水平提高1%，将使农户的粮食产量增量提高0.056%。另外，亩均粮食补贴与粮食种植面积、物质资本投入交互变量的系数分别达到0.169和0.109，说明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农户的种植决策和投资决策来影响农户的粮食生产，实证检验了粮食补贴政策的作用路径。
基于实证研究的分析结果，本文得出如下的政策含义：
第一，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实证分析表明粮食产量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粮食补贴、物质资本投入以及播种面积；但是，由于土地的有限性，目前靠增加播种面积实现产量增加的空间不是很大，物质资本虽影响较大，但单凭农民的投资实力还是有些薄弱，相比之下，粮食补贴政策对实现粮食增产的潜力和空间非常大。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粮食补贴力度。
第二，粮食补贴政策必须与农资价格市场监管相配套。农资作为粮食生产的必备生产要素，且需求价格弹性呈现刚性，随着农资价格的上涨，农民的种粮收益在减少，极大地影响到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对粮食生产具有很强的负面效应。因此，政府在实行粮食补贴政策的同时，必须加大农资市场的监管力度，切实保护种粮农民的收益。
第三，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鼓励农村实行土地流转。我国农业劳动投入存在浪费的现象，劳动的边际产出弹性系数为负数；另外，土地的小规模经营也限制了粮食增产的潜力。因此，积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转，鼓励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粮食补贴政策可以适当向种粮大户倾斜，鼓励承包大户种植粮食，提高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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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2）06－0036－08
一、相关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突飞猛进，书写了“以世界7%的耕地养活世界22%人口”的神话；与此同时，农业还有力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农民也为国家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①。但是，中国农业在从粗放型增长向集约型增长转变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当前中国农业的增长基本还是属于“投入型增长”，高速的农业增长以更高速的资源耗费为代价而获得②。21世纪以来，我国主要农产品的消费结构、供求状况、成本价格、国际竞争力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的外贸贡献时代在2004年已经基本结束，农业发展环境和食品安全等问题开始凸显，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已迫在眉睫。
由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意义重大，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不断地有学者就此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研究。万宝瑞对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必要性、有利条件、思路与对策进行了宏观探讨，指出要抓住农业科技进步和结构优化这两个根本，加快农业增长方式转变③。此外，科技进步和制度因素作为促进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和研究④。孔祥智等通过对2001-2010年中国农业政策的总结，探讨了现阶段的城乡统筹与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认为农业增长方式的基本走向是依靠科技进步推动农业发展，推进农业经营体制创新，推动技术、资本要素向农业配置⑤。除了上述规范研究外，王玉梅等还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对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进行了实证分析，尝试着进行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测定⑥。而在国际比较方面，张宇萍等介绍了国外农业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及其演进，并阐述了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经验⑦。
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虽然探讨农业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重要性、衡量指标、影响因素、对策建议是十分必要的，但容易陷入就“转变”谈“转变”的陷阱之中，而对农业增长方式转变背后的驱动力量及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的外在特征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此外，我们常说的农民收入增加，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指脱离农业但仍然保有农村户籍的人员工资收入增加，并不反映以农业为主业的农户收入的增加；或者说，我们是拿一部分非农居民收入的增长用来夸张地表述农民收入增加，而非农业增长⑧。长此以往，必然会使研究对于构建一个良好的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支持体系出现“失语”和“有心无力”。
*本文系2011年度农业部软科学研究项目“农业农村发展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研究”（项目编号：201104）的阶段性成果。
要讨论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我们必须首先关注农业增长的动力所在。过去的研究表明，许多因素共同构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增长的动力，如的实施⑨、农业技术进步⑩、食品消费结构改变带来农业结构调整而引发的隐性农业革命{11} 等都促进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农业的增长。然而，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分工是劳动效率提高和财富增长的重要源泉，农业劳动生产力增进总是跟不上制造业劳动生产力步伐的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上所使用的所有不同种类的劳动还没有达到像制造业那样的完全分工{12}；所以，想方设法提高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分工水平可能将是当前中国小农经济效率改进的基本思路之一{13}。比如，通过农业生产活动与农业经营活动的合理分工，农户可以专心于农业生产，而将其它农业经营活动，例如农业生产投入品的采购，新技术的选择，信息的获取，产品的分级、包装、加工、贮藏、运输、营销以及品牌化等分离出去，由其他专业的个人或组织来统一经营与服务，则中国也许可以走出一条生产小规模、经营规模化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14}。
Smith Adam在《国富论》一书中开篇便以制针业的发展来阐明分工的意义，并提出了分工的三种好处：（1）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2）由一种工作换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避免这种损失；（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15}。杨小凯在其著作《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中也是开篇就着重论述分工的意义，他通过中国农民盖房与美国农民盖房的效率比较，来说明分工与专业化程度不同带来了经济效率的巨大反差{16}。回到农业领域，农业生产的自然性、周期性和空间分散性，使家庭经营成为农业生产最有效的组织形式{17}；实施以来，农户家庭生产的优越性也已经得到实践的检验与理论界的广泛认可。也就是说，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了让家庭生产解体的分工方式是得不偿失的；而在农业经营方面，通过一定程度的分工则可以做很多文章，并使其成为新阶段农业增长方式转变的驱动力量。
一、农民行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行为是指行为主体为了满足自身需要所确定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而采取的活动过程。农民的经济行为，指农民为了满足自身经济需要所确定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个目标在物质资料生产活动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系列活动过程（严瑞珍，1997）。为了研究农民的经济行为，严瑞珍（1997）将农民分为三类：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民以及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经过10几年的发展，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都纳入到了商品经济的范围内，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已只占有很小的规模。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农民是发展现代农业中所需要的现代农民，但是在我国仍然只占有很小的比例。我国当前农民最主要还是属于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农民。为了与现代农民进行对比研究，也可将其称为传统农民。
由于现代农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农业生产要素投入以资本和科技投入为主，生产工具完全实现了机械化作业，投入品科技含量高（例如，良种、全价配合饲料等）。因此，对现代农民的要求即是：掌握许多专业知识和专门技术，是一批“职业化”的农民，他们既要有专业知识，又要有专门劳动技能，还懂得农场的经营管理。他们是集经营管理、生产示范、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农村规模化、专业化和产业化经营的新一代劳动者。他们在现代的市场竞争中，是属于完全的市场经济行为：具有自主性、趋利性、竞争性、科技性等特征。
而我国的现实是，传统农民是我国农民的主体，传统农民的经济行为通常表现为投资行为上的乏力性和随意性、生产经营上的局限性和弱质性、市场行为上的分散性和脆弱性以及科技行为上的被动性和狭小性。因此，如何改变传统农民的行为特征，使其向现代农民转变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
二、农户经济行为的特点与影响
我国对于农户行为的研究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研究的内容包括农户经营决策行为、农户投资行为、农户生产行为等等。总的来看，都是属于农户经济行为的研究范畴。从相关研究来看，农户经济行为的特点主要有：农户经济行为的双重性、农户经营目标的兼业性、农户生产经营的多样性、农户经济行为的趋同性。
总的来看，农户的经济行为与农业产业化之间既有统一性，又有矛盾性（王风兰，1998）。其特点有的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但大多却是阻碍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因素。
1.农户经济行为的双重性
农户经济行为的双重性体现在，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并存（韩耀，1995）。因为，农户是一个生产与消费合一的经济和社会单位，兼有纯粹生产者如现代企业和纯粹消费者如城市家庭的双重特征（康云海，1998）。一方面农户利用已有的家庭生产要素——土地和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首先满足自我消费，达到小富即安的低水准经济状态（王风兰，1998）。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生产发展的进步，市场经济越来越深入到农村地区，商品性的消费品在农村逐渐增多，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购买现代消费品的资金，必须要将其农产品更多的在市场上出售，最终供应家庭的商品性消费。这时，农户经营的内在动力是生活消费商品化。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生活消费需求，农户将选择更有竞争性的、比较收益较好的产业进行投资。因此，目前越来越多的农户正参与到边际效率相对较高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康云海，1998）。但是，他们仍不愿把全部资源投入到为卖而进行的商品生产中去。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保证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又要获取货币收入，取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这两部分的份额也因条件的变化而异。当市场风险较小，商品经济显示较大利润时，自给自足的生产就会给挤占，商品生产的份额就会加大；反之，自给自足的份额就会加大，市场经济就会萎缩，农民的经济行为就在这两者之间游移（严瑞珍，1997）。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传统农民虽然不断的加入到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中来，但是却是不稳定的，农业产业化的过程随时面临倒退的可能。因为他们不像现代农民完全进行专业化的商品生产，他们的行为动机仍然是自给或半自给，而现代农民的行为动机则是价值增值或利润获取。
2.农户经营目标的兼业性
自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兼业农民比例呈现不断上涨的趋势。据统计2001年，我国农户兼业率已达59.23%（梁謇，2004）。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更高就业待遇，农民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入，产生了兼业行为。此外，兼业行为的出现还与农业生产劳动的季节性、我国土地经营规模的超小型、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农业生产劳动的季节性与土地经营规模的超小型都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过剩的局面，而我国农村尚未建立非农就业社会保障制度，则使得农民保留一部分土地，靠兼营农业作为失业保险的手段。
兼业这种倾向在微观农户角度来看，极具合理性，并且与农户双重目标相吻合，但从宏观层面看，却容易造成农村稀缺资源利用上的低效率（张广胜，2000），同时也与农业产业化的方向相矛盾。因为农业产业化实际上是农业专业化的一个过程，要求农户以专业投资的身份进入产业化过程（康云海，1998）。而开展兼业的农户由于较小的土地规模，只愿意生产出满足自身需求的各种农产品，因此并不需要对农业进行过多的投入。这不仅使得农户经营的商品率低，更不能满足农业产业化中对专业化、规模化的要求。
因此，有学者提出我国这种资源高度分散型农户兼业化的模式只能作为我国农户兼业化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过渡模式，最根本的还是要实现以适度规模的主业农户（由专业农户和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兼业农户构成）为主体的农业经营格局。
3.农户生产经营多样化
多数农户为了确保生产和有效供给，特别是基本食物供给的稳定性。或者说，为了抵挡社会大市场突变的风险，降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他们在安排农业生产活动时都考虑生产内容的多样性（康云海，1998）。高新才等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农户进行多样性生产经营是为了降低农业生产中遇到的风险，不同的农户根据承受风险的不同能力会选择不同的经营组合，这使得我国本来超小规模农业生产更加细碎化，使本来就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更加分散投入，减弱农业生产的能力。
从农业产业化专业化与规模化的要求来看，无疑农户生产经营的多样化是与之背道而驰。但是，从农民的劳作能力来看，他们积累和拥有了大量用于日常生活的乡土知识实践经验，对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品种和环节都有很强的适应性。因此，无论当地选择了发展何种农业品种，当地农民都能从以往的经验中很快地开展生产。
4.农户生产行为的趋同性
林海（2003）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具有很强的趋同性，往往是看到别人选择某个项目获利大，就选择某个项目。这种行为有可能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农民盲目跟风、赶潮流，最终导致市场上农产品饱和，造成谷贱伤农的局面。另一种则是在跟风中进行创新，使得当地形成了某农产品专业村，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好的规模发展的效应，成为开始农业产业化的第一步。但是，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能够在模仿中创新与提高的很少。大多数情况是随意的“羊群”行为，缺乏科学性和预见性。这也造成了农民生产行为的短期性，在种植或养殖的农产品品种上经常变化的现象。
总的来看，传统的农民经济行为对于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存在利弊两方面的影响，充分抓住特点里有利于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因素，可以将农民经济行为中的落后因素转变为有利条件。
三、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
要想利用农户经济行为的有利特征，达到改变农户行为与态度的目的，首先需要了解影响农户经济行为的因素。从内外因的角度来看，主要有农民自身态度与外界环境两方面的因素。从各研究者的研究情况来看，主要可将内因归为农民对利益与风险博弈的选择，以及农民的个人能力问题。外因主要体现在国家政策与环境条件对农民的影响，以及信息因素对农民的影响。
1.利益与风险的博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作为自主经营的经济活动主体。提高经济效益，追求最大利润是其基本目的。但是农业也是一个典型的风险型产业，面临自然条件、市场、合同、资金和技术等多种风险。农民的经济行为往往是利益与风险博弈的结果。詹姆斯·斯科特认为农民经济的主导动机是“回避风险，安全第一”。利润越大，往往风险也越大，而农民不愿意冒风险经营，因此往往会选择风险较小、利润也较小的经营方式。农民的这种心理导致了农民在生产经营的产品大都数量少、种类多而全。为了规避风险，农户多倾向于选择多元化、兼业化的生产经营形式。
2.农民的个人能力
农民的个人能力包括劳动生产技能、信息收集与分析能力、文化水平与传统价值观等等。高启杰（2001）对农民采用新技术新成果的研究中发现，阻碍农民采用新技术的个人要素有传统的价值观与信仰、技术水平较低、文化程度不高、经济状况落后等原因。徐薇（1998）认为我国农民在传统的生产技能上具有优势，但是在专门生产技能（实用先进技术的能力，或者是需要专门学习才能掌握的能力）上呈现较大的差异。目前，我国农村中具有专门生产技能的农民占的比例较小，与农业产业化要求的以高效、优质农产品占领市场很不适应。
王云飞等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认为传统文化对农民能力的建构产生了很多的制约因素，这些因素在宏观方面的表现为：分散性和封闭性，缺少现代管理制度，缺乏现代精神，没有权利意识等，在微观上则表现为：社会成员的柔顺与固执，质朴与保守，短视语狭隘，惰性与冷漠等等。这些特点都限制了农民适应现代社会能力的发展，当然也影响着农民进入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总的来看，我国农民文化水平低、小农意识浓厚阻碍了农民快速加入农业产业化的过程，同时也限制了农民对自身能力的发展。
3.政策与环境因素
在我国加入WTO后，我国对农业的现行政策主要有三点，号召发展主导产业、生态农业、并全力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从这一点来看，我国的农业产业化进程处在一个极好的政策环境下，这个政策不仅影响到传统农民的农业生产行为，还使得更多的城市人口关注农业的发展，或者直接加入到发展现代农业的进程中。
而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农业产业化发展的硬环境，包括交通、通讯、电力、水利设施等。其优劣情况直接地影响着社区内部农户的生产活动，基础设施好的，可促进自然资源优势的发挥，提高生产率，反之，则抑制生产发展（徐薇，1998）。基础设施通畅还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渗入，以及各种信息的获取，为农民提供及时的信息资源。
4.信息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决策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信息和政策信息（张广胜，2000）。在满足利益和权力因素的条件下，农户对外部环境反映与否及速度如何，完全取决于接受信息与否及速度（宋鸿远，1994）。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保持信息的快捷畅通对农民经营行为有着重要的意义。
耿劲松（2001）对农民信息需求的分析中，认为农民特别需要了解有关的惠农政策，以有效地保护自己；了解农业生产经营的信息，包括市场预测、价格走势等，以避免生产的盲目性和保持销售的畅通性；了解农资信息以购到货真价实的农用生产资料。另外，保持信息的畅通与快捷还有利于农民在与“龙头”组织的博弈中，保持平等的地位与谈判水平。
但是，我国农村大多处于半封闭状态，特别是西部农村，信息不畅是制约农民增收的原因之一。
四、促进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策略分析
从农民经济行为的特点与影响因素来看，传统农民的经济行为受到农民个人以及外在环境的影响，最终对农业产业化起着一定的阻碍作用。因此，要转变农民行为需要将传统农民改造为现代农民，这需要农民自身的努力外，还需要政府、“龙头”组织等投入与支持。
1.正确认识农民行为在农业产业化中的作用，尊重农民意愿
传统经济学认为农民是愚笨的、顽固的，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是改造、限制的对象。但事实上，农户是最有理性的经营者，他们能充分地应用理性的效用性、创造性和均衡性来确定他们的行为目标（康云海，1998）。因此，要把农户看成是平等的经营者，尊重他们的选择，决不能采用强迫欺骗的手段强迫农户参与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来，要让农户看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能带来更的效率与利益（王风兰，1998），通过真正的利益获得来吸引更多的农民加入到产业化的进程中。
2.政府明确定位，立足服务建设
政府作为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已经采取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开始了农业产业化的进程，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的分化。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政府在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应当是导向、协调和服务，而不是用行政命令加以干预。简小鹰（2010）认为政府应该在三个层次上有所作为，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发展。第一，政府要研究和制定农业产业化政策，形成体现地方优势的特色产业化发展规划，整合政府、社会和农民的资源，规范农业产业化经营中所有组织和个人的行为；第二，“招才引智”，围绕农业产业化发展建立高效的人才队伍；第三，营造同农业产业化运行相适应的社会环境。
具体而言，梁謇（2004）提出政府要加大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就业政策力度、建立农村就业保障制度、完善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使剩余劳动力可以完全转移到非农产业，逐渐减少兼业化现象，并给予具有农业经营优势的主业农户以政策扶持，促进农业专业化的发展。何伟（2009）则建议完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减少农户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提高农业信息的传递速度。政府还可设立农业风险基金，使从事种养业的农户可以在事前、事中、事后从风险基金中申请一些主动防范资金、补救资金和补偿资金（何伟，2009），有利于农民投资风险较大、利润较高的生产经营行为。林海（2003）认为资金是制约农民经济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要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系统，调整对农户的信贷政策，为农民积极进行生产经营提供保障。康云海（1998）提出应该建立规范农业产业化参与主体的经营制度，主要是完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法律法规、秉持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调整各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加强合同管理，确保参与主体利益的真正实现。
3.“龙头”组织让利农民，建立互信机制
作为“龙头”组织应充分理解农户在农业产业化建设初期的经济行为，具有长远眼光，从合同意识就注重保障农户的既得利益，与农户结成一个较为紧密的联合体（高新才，2001）。不过，他们同传统农民的关系模式也不应简单地定位在利益关系上，对于农业产业化的成功运行以及现代农业的建设，他们更应承担起对传统农民的教育功能（简小鹰，2010）。因此，“龙头”组织也需要不断发展和完善自身功能，与农民形成紧密的经济利益共同体，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肯定农民在农业产业化中的重要地位，才能协调和完善“龙头”组织与农民的关系。
4.对农民进行分类管理，培育新型农民
新型农民的基本特点是懂技术、会经营、能管理，掌握先进的农业生产力，拥有较强的市场分析和判断能力，勇于接受农业新思想、新观念，善于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对农业产业化充满着实践的激情与活力（何伟，2009）。但是，由于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农民已经出现分化的局面，不可能按照统一的要求与规格去培训不同层次的农民。因此，李录堂（1999）提出了农户分类管理持续激励机制。他将农户按竞争力大小进行分类，并在分类的基础上实行分级管理。具体而言是由县农业局管理高级农户（完全市场化的竞争性农户）、乡级机构管理初级农户（竞争性自给自足式农户）、村级机构管理中级农户（半自给半竞争性农户）。简小鹰（2010）从其自身对农民的划分来看，提出了转移传统农民、改造兼业农民、教育专业农民和培训职业农民的建议。不管针对哪种建议都指出了对农民的培训需要分层次进行，不能按照统一标准进行。
简小鹰（2010）还提出了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农民的价值观进行改造，开展有关诚信的教育，构建现代农民所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其次才是能力的培养，包括信息能力、谈判能力、合作能力、生产技术能力和协调能力等。
5.提高农民组织程度
何伟（2009）提出，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分散的农户与龙头企业博弈时，由于双方实力、资金、信息、组织结构不对称，农户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出现矛盾和纠纷时，最终受损的往往是农户。如果能够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合作社、农民协会或股份制合作组织，由合作组织代表入社农户与公司商谈农产品购销合同，监督公司履约行为，向法院违约公司，就可以节约农户交易成本，规避公司道德风险，避免由企业单方毁约给农户造成的经济损失。
六、研究评述与展望
通过以上对文献的分析，我国现有对农民行为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对传统农民的行为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较为全面；其次，从农民决策行为、投资行为、生产行为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量化的分析，还用到了经济学模型进行客观的论证；第三，研究了传统农民与农业产业化的密切关系，并提出了众多的解决措施。但是，现有研究仍存在一定的空白区域。比如，对现代农民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困境研究较少，对现代农民的特征描述不清晰，对现代农民的认识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与验证指标。
因此，在农业产业化进程中，还有必要对现代农民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其特征、行为模式以及农业生产需求等，有利于判定传统农民如何才到达了向现代农民的成功过渡，并制定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培训措施与方式，最终顺利完成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成功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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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在气候特征和农作物生产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南京市六合区、江淮之间的泰州市兴化地区以及淮北的徐州市邳州地区3个区域作为农业气象敏感性分析的研究对象。其地理位置见图1。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属北亚热带季风温湿气候区，四季分明，季风显著，气候温和，雨量集中，常年平均气温15.1℃，平均降雨1000mm左右。其土壤种类多样，其中地带性土壤以黄棕壤为主，而非地带性土壤以人为土为主。土壤肥力中等，兼有圩区、平原、丘陵，适宜蔬菜、杂粮、中药材、经济林果生产及种草养畜等;并且，中北部地区生态条件保持较好，工业污染少，十分有利于发展绿色农业和生态农业。作为过去的传统农业大县，六合区正向着现代农业、都市农业、休闲农业转变，农业发展迅速，是南京市重点支持的农业地区。兴化市地处江苏中部江淮流域里下河腹部地区，属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常年雨水充沛、光照充足、气候温暖、无霜期长，气候资源十分丰富。兴化是典型里下河地区水稻土，沤改旱30多年以来，从典型的沼泽土壤发展为草甸化水稻土，土壤肥沃，农作物持续增产的潜力很大，素以“鱼米之乡”著称，是全省重要的粮食基地之一、全国闻名的农业大县(市)。以小麦、水稻、棉花、油菜种植为主，并大力发展高效农业。邳州市属暖温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季风显著，光照充足，雨热同季。农业气候资源丰富，有利于发展种植业和多种经营。邳州市作为徐州的农业大市，其土壤类型分为棕土、褐土、紫色土、潮土、砂姜黑土、水稻土六大类，地带性土壤以棕土、褐土为主。邳州的崛起源自农业的腾飞，成为全国农业大县(市)，主要有水稻、小麦、银杏、大蒜等农作物，并成为国家级无公害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1.2气象资料
选用的气象数据是3个研究区域(58235站点、58243站点以及58026站点)1982—2009年的逐日资料(逐日平均气温，逐日降水量)，站点没有发生迁移，数据时间序列连续，具有代表性。以年为单位，通过计算处理得到的气象因子包括＞10℃活动积温(TAC)、年平均气温(T)、年降水量(P)、气温标准差(TD)、降水量标准差(PD)、春夏秋冬四季平均气温(T春、T夏、T秋、T冬)、四季降水量(P春、P夏、P秋、P冬)以及夏秋两季的平均气温(T1)和降水量(P1)与冬春两季的平均气温(T2)和降水量(P2)。
1.3社会经济统计资料
社会经济统计数据来源于《江苏统计年鉴》，主要包括1982—2009年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泰州兴化市和徐州邳州市三个地区的农业经济产出值(Y)、农业劳动力人数(L)、农作物播种面积(X1)、农用化肥施用量(X2)。
1.4研究方法
1.4.1C-D-C模型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简称C-D生产函数)是经济学领域经典的经济数学模型，用来反映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表示在既定时期内既定技术水平下，投入的各生产要素数量与所能生产的最大产量之间的关系”(Pindyck＆Rubi-nfeld，1998)。传统的C-D生产函数模型把生产过程中的自然因素视为既定不变而不予考虑，揭示的是劳动力和资本这两种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对经济产出的贡献。而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为了反映气候变化对区域农业经济的影响，将气象因子作为农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添加到传统的C-D模型中，更全面科学地反映农业生产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完善农业生产函数，并对气象服务做出经济量化研究。丑洁明提出改进经典的C-D生产函数模型，在农业劳动力、播种面积和化肥施用量3个经济领域的生产要素的基础上添加气象因子，建立农业经济-气候模型(C-D-C生产函数模型)，用以反映气象因子对农业产出的影响，为农业气象服务提供参考依据。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模型为:Y=A(t)LαKβμ(1)将(1)式线性化，对C-D生产函数模型两边取对数得到:lnY=lnA(t)+αlnL+βlnK+ε(2)式中，Y为生产总值，A(t)为综合技术水平，L为投入的劳动力人数，K为投入的资本，α为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ε为随机干扰的影响。考虑到气象条件对生产的影响，加入气象因子后的C-D-C生产函数(扩展形式的C-D生产函数)模型:Y=λA(t)Lα1X1α2X2α3Wβ(3)将(3)式线性化，lnY=lnA(t)+α1lnL+α2lnX1+α3lnX2+βlnW+ε(4)(4)式根据相应行业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回归分析计算得到参数。式中，L、X1、X2分别为农业生产投入要素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作物播种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α1、α2、α3为各要素的产出弹性，W为气象因子，β为选取的气象因子W的产出弹性。由经济学概念可知，弹性系数β为一个变量对于另一个变量的敏感性度量，β为气象因素产出的弹性系数，表示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当W增加1%，产出将增加β%。在对气象条件影响农业产出的计量经济分析时，重点分析气象因子W的投入带来的影响(徐浪和马丹，2001;Wooldridge，2003)。
1.4.2构建新型的农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模型
由于区域特征和气候条件存在差异，不同区域农业的气象敏感因子不同，不同地区农业气象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也不同，因此在对农业气象服务效益进行评估时，根据不同地区农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的敏感性分析，分地区进行评估。通过C-D-C模型筛选出气象敏感性因子，根据经济学的“产出弹性”概念，构建新型的农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模型。新型的农业气象服务效益评估的数学模型:U=Y∑ni=1Ci(5)式中，U为农业气象服务效益，Y为农业总产值，Ci为第i类气象敏感性因子对农业气象服务效益的贡献率。Ci=βiΔWiWi/ΔY()Y(6)式中，Wi为第i类气象因子，Wi为第i类气象因子的增加量，Y为农业总产值Y的增加量，ΔWiWi/ΔYY为第i类气象因子的变化率与农业经济产值的变化率的比值，βi为第i类气象因子即Wi的产出弹性系数。
2结果与分析
2.1初步验证
处理得到江苏省南京市六合区、泰州市兴化地区和徐州市邳州地区的农业生产总值(Y)、农业劳动力(L)、农作物播种面积(X1)、农用化肥施用量(X2)和气象因子W的28a(1982—2009年)的连续资料序列后，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对C-D-C生产函数法建模。运用SPSS软件的逐步回归法和进入法等，对气象因子进行逐一检验，通过拟合优度、显著性水平检验和F检验，筛选出符合实际经济规律和回归模型检验的气象因子进入模型。将各种气象因子分别参与建模，经筛选发现(表1):六合地区能够顺利进入C-D-C生产函数模型的气象因子最多，能够成功建模的气象因子主要有＞10℃活动积温、年平均气温、年降水量、春季平均气温、夏季平均气温、冬春两季降水量，意味着相对于其他气象要素而言，这些气象因子与六合区的农业经济产出联系更突出;其次是兴化，能够成功建模的气象因子主要有＞10℃活动积温、年平均气温、夏秋两季平均气温;最少的是邳州，与该地农业经济产出联系更突出的气象因子仅有夏秋两季平均气温。由此可见，对于不同的地区顺利进入C-D-C生产函数模型的气象因子是不同的。这与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产品种类有关，地区之间对气象条件的需求也存在差异，因此气象要素选取及气象敏感性因子的筛选有一定的差异性。从SPSS回归分析初步结果来看，3个地区加入了气象敏感性因子后的C-D-C生产函数模型的拟合R2值均明显优于传统的C-D生产函数模型(表2)，更接近于1，说明加入气象因子的C-D-C模型的模拟结果比不加入气象因子的C-D模型有了一定的改善。其中对比3个地区的拟合R2值发现:无论是传统的C-D生产函数模型，还是加入气象因子后的C-D-C生产函数模型，六合区的建模情况都要明显好于其他两个地区。另外，还发现:兴化与邳州地区主要是与温度类气象因子联系密切，而对于六合，除与温度相关以外，还与降水有密切联系。其原因主要是，农业与多种气象因子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通过C-D-C模型筛选出的气象因子，主要是对研究区域农业经济产出影响更为突出的气象敏感性因子。兴化和邳州地区的农业产业化，特别是邳州地区的特色农产品生产规模位于国家前列，社会和经济要素的干扰较多;相对于其他两个地区，六合区地处丘陵地带，南靠长江，受局地小气候影响较大，且该地区的农业主要以“靠天吃饭”为主，其农业经济产出受气象要素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有多个气象因子的建模结果都相对较理想。
2.2气象因子对三个区域农业经济的产出弹性
引入经济上的“产出弹性”概念，通过SPSS作回归分析，计算出模型中不同气象敏感性因子对应的β值(表3)。其经济含义为，六合区农业经济产出与T、TAC、T春、T夏显著正相关，如果T、TAC、T春、T夏每增加1%，六合区农业经济产出则分别提高2.187%、2.324%、1.814%和2.159%;六合区农业经济产出与P、P2显著负相关，如果P、P2每增加1%，六合区农业经济产出则将降低0.246%、0.204%。兴化市农业经济产出与T、TAC、T1显著正相关，如果T、TAC、T1每增加1%，兴化市农业经济产出则分别提高3.82%、2.99%和4.28%。邳州市农业经济产出与T1显著正相关，如果T1每增加1%，邳州市农业经济产出则将提高5.23%。这一结果说明了气象要素对区域农业生产以及农户价值的潜在影响。依据以上结论，可制定相应的服务项目，提供精细化和针对，针对地区差异和农作物品种的不同，做好对该地区农业经济产出影响明显的农业气象灾害预测和应对，指导当地积极做好防御低温冷害等准备工作，努力将灾害程度降低到最低限度，避免因天气原因造成的农业生产的可能经济损失。同时，可根据气候分析和气候预测，提前预估对农业经济产出的影响，能够预测农业产出特别是经济作物可能的经济变化，为相关决策部门制定市场决策和进行资源配置提供依据。农业气象服务不仅突破了传统的旨在提高农业生产产量的目的，而且能服务于农业市场，从气象学的角度对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提供市场预测信息，提出最优措施，尽可能地使农业生产获得最大经济效益(罗艳，2011)。
2.3农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变化的敏感程度
引入气象条件影响农业经济产出的“极差率”(极值之差与平均值的比值)这一概念，分析农业经济产出对气象条件变化的敏感程度(戴洋和骆海英，2008a，2008b;芮珏等，2011)。对于添加了气象因子的C-D-C生产函数模型，固定社会经济因子(农业劳动力人数(L)、农作物播种面积(X1)、农用化肥施用量(X2))指标值，分别取历年平均值，将1982—2009年气象因子值代入模型，分别得到不同气象因子不同变化情况下的农业经济产出。在保持经济因子不变的情况下，农业经济产出的变化大小完全取决于气象因子的变化。计算出农业经济产出最大值Y'max、最小值Y'min以及平均值Y'ave，用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值除以均值得出气象条件影响农业经济产出的极差率R，即:R=(Y'max－Y'min)/Y'ave(7)最终计算得到3个地区农业经济产出对不同气象因子变化的极差率。参照这一结果，应对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农业经济产出影响较大的关键气象因子，提供精细化天气预报，提高其准确率，尽可能减少气象灾害对农业经济产出造成的损失。
3农业气象服务效益定量评估
摘 要：欠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措施就是实现“三化”的协调快速发展，作为“三化”中不可或缺的“城镇化”需要众多必要条件的配合才能实现稳健快速的发展。通过城市经济学家对于什么是城市以及城市存在的必要条件的解答，为贵州实现“城镇化”的后发赶超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也帮助避免了在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效率低下的决策的作出。
关键词：城市化；城市经济学；所需准备
贵州作为欠发达地区的典型代表省份，其社会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尤其是与东南沿海省份之间的横向差距扩大引起国内经济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我国西南部的内陆省份，贵州缺乏沿海沿边的贸易地理区位优势，同时，“八山一水一分地”的地质地貌条件又限制了其现代化条件下的农业大规模生产的发展。一系列的欠缺与不足使得贵州的经济发展相比较其他省份而言困难重重。但是，这一切先天性的弊端并不意味着贵州在发展的道路上毫无出路，伴随着“工业强省”的战略的提出和“国发二号”文件的颁布，贵州的经济发展遇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在贵州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实现现代化具体现实的路径则是实现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三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着密切联系。以工业化为中心，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贵州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也许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启示。城镇化（Urbanization）即是推动农业人口转化为城镇人口的一个过程。而根据城市经济学家的定义，城市地区（Urban area）为在相对狭小的面积里居住了大量人口的地理区域。①两者定义都是把人口密度作为定义的基础。所以，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最大的本质区别即人口密度的不同，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加速人口集聚的过程。而人口集聚之所以在促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不同的城市经济学家给出了自己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是巴特利特（Bartlett，1998）认为虽然自然界中有着动物集聚的现象，有的还形成了等级制度。但是它们都没有发展出像人类这样的建立在以自愿交换为基础的具有非自然特征的城市集群。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需要人们进行越来越多的建立在价值基础上的频繁交换，人们集聚到一个较小的地理区域才能为这种频繁交换提供便利，于是城市诞生了。
城市的诞生是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还是经济的发展促使城市的出现？这不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根据经济学家们的观点城市是应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而城镇化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所以作为欠发达地区的贵州省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推进城镇化一方面刻不容缓，一方面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实现长期均衡发展也是大有裨益的。那么城镇化的大力推进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对于这一问题阿瑟.奥沙利文（Arthur O’Sullivan）在其经典著作《城市经济学》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城市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人类科技已经创造出生产和交换系统，为人类向自然规律挑战奠定了物质基础，所以城市的发展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1）农业生产剩余；（2）城市生产（3）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
农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以来起步最早、最基础的产业，必然会伴随着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水平而提高生产效率。当农业生产出满足从事农业人口的粮食后还有富余，而这些富余达到足以弥补城市居民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但却还要消耗粮食而形成的供给缺口时，城市就有了形成的前提必要条件。随着农业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农业需要的劳动力投入越来越少，因此使得原先从事农业生产的部分劳动力得以从农业生产运作中解放出来，成为了相对的剩余劳动力。这一部分劳动力从事其他产业的出处要么是进城，要么是集聚于某个地区来从事非农业以外的产业的发展。久而久之，这一存在集聚效应的狭小区域就有可能伴随着人口密度的上升从原先的农村或镇一级的行政单位升格成一个新的城市，完了一个新的“造城”过程。如今，贵州省的农业发展体现出粮食基本满足供给的局面，粮食增产受制于有限的耕作面积、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和不利的自然气候环境困难很大。2011年贵州省全年粮食总产876.9万吨，相比较上年因旱灾减产21.2%。在农业就业结构方面贵州有着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高农业人口比重，农业人口数量巨大。为实现加速现代化，解决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农业现代化是实现推动城镇的化的首要之务。
城市化硬币的一面是农业生产过剩，另一面就是城市生产了。一部分自从脱离了在原先土地上的耕种，也就失去了满足自身生存需要的粮食供给途径。于是城市居民就需要进行了城市生产，通过生产出有价值的产品或服务与农村居民来交换到粮食来满足生存需要。比如城市居民说所需的粮食、广场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和农副产品等等。当然这一切的一切是建立在城乡二元结构下的人们资源的价值交换的基础上，利用行政的手段进行强制性的转移收入这种模式不可长久。纵观历史发展过程，古希腊雅典城邦的衰败也许可以帮助我们预示“寄生城市”的未来发展命运。在阻挡波斯的西侵成功后，雅典帝国在希腊各城邦中脱颖而出，并团结了各小城邦后成立了得洛斯人联盟以便共同防御外敌。伴随着雅典帝国的话语权的提高和控制欲的膨胀，原先建立在各城邦间自由交换财物的体制逐渐演变为雅典帝国向其他城邦索要、征服和纳贡的制度。就这样，不满与愤恨在不同城邦间滋生，最终导致了战争。公元前431至公元前404年鉴爆发的雅典和斯巴达城邦间的伯罗奔尼撒之战将雅典从主导的地位上赶了下来，雅典为生存而维持的纳贡体系也随之土崩瓦解。虽然这一切发生的很久远，但是，让人牢记的经验或教训也是让人深思的――建立在强迫转让支付基础上的城市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有了农村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有了城市的主要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生产，能够让城市得以存在和发展的最后一个必要条件就是用于交换的运输体系。这一点易于理解，因为农业要取得规模收益，就需要大规模集约化的生产，同理在城市地区工业化大生产也需要者大量的资源投资，生产后需要着大量的产品外送，这是高效的联接这城市与农村间的交通运输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没有高效的运输体系，农村农民种植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就不能够适时的提供给城市居民消费。另一方面，没有高效的运输体系，城市生产的产品也不能够充分的满足现实和潜在市场容量。铁路运输今天作为物流运输的主要手段得到特别关注，2011年，贵州省境内铁路营运里程达到2070.1公里，完成铁路基本建设投资159.43亿元，②人均铁路里程排名还是靠后。而鉴于贵州省独特的高原卡斯特地貌，使得物流运输成本也一直居高不下。要加速城市化，加大交通运输的投资建设力度亦刻不容缓。
正因为有城市经济学家们对于城市为什么存在的解答，我们获得了在实际行动中加速推进城镇化的启示。正因为城市经济学家对于城市存在的必要条件的阐述使得我们能够为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的不足和欠缺提供依据。这些问题的解答可以帮助我们火大当前加速推进城镇化假设是否做好了准备？毕竟加速推进城镇化建设的任务不是建立一个“空中楼阁”一样的不需要任何基础和根据的。（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
发展方式本质上是生产方式,生产方式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构成。一种现存发展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突出时,新的生产方式就会产生,它的形成可以是诱致性自然变迁的结果,也可能是强制性变迁的结果。转变生产方式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入手,当生产力不适应新的生产关系时,就要提高生产力水平,着眼于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者状态的改善,核心是科学技术(还有管理、人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等)的不断提高。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要进行生产关系变革,重构生产资料所有形式、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与关系、产品分配方式,制度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外在表现,制度变迁体现生产关系的进步。所以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必须以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为前提。农业作为一个社会传统而基础的部门,提供的产品和产业位置处于前端,附加值较低,其发展方式往往被忽视,然而没有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无法保证整体经济生产方式的根本转变。
2•转变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首先,农业在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始终处于基础性地位。中国是人口大国,农业是安天下、稳民心的战略产业。随着经济发展,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渐降低,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会变,农业依然是衣食之源、发展之本。2008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3000美元,这是经济发展阶段的重要分水岭。美国、西欧各国在进入这个阶段后,都注重农业发展方式转变。而拉美国家在这个阶段由于轻视农业农村发展,整个国家由此陷入经济徘徊、社会动荡的发展“陷阱”。其次,当前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一是农业资源约束在我国极为突出。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为0.093公顷,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0%,人均淡水资源只为世界人均水平的25%左右,但我国灌溉水的利用率仅为45%左右。耕地利用率也较低,伴随城市化,耕地面积在逐渐减少。二是农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我国化肥使用量占全球30%,而耕地面积只占世界的10%,每年有1500万吨的废氮流失到农田之外,污染地下水,使水域生态系统营养化,施用的化肥约一半挥发,形成温室气体。三是农产品生产低效。我国农产品生产主要为初级产品,农业深加工与精加工水平低,很难在国际市场上占居优势[1]131。四是农产品安全成为焦点。我国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以及添加剂使用不规范,造成农产品污染,影响居民健康。五是农民的生存状态呈下降趋势。农民增收困难,城乡差距拉大,农民在经济高速增长中被边缘化,难以享受经济发展成果。
3•增长理论说明转变农业生产方式唯有技术和制度创新
经济增长的可持续必须依赖技术和制度创新。这一结论是经济学不断探索、日益完善得出的结果。重商主义研究了金银财富的积累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重农学派研究了农业生产对国民财富增长的贡献;古典经济学家关注资本、土地、劳动、制度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马克思特别重视科学技术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马歇尔从教育和人力资本方面研究经济增长的源泉;熊彼特从创新角度研究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这些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对以后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哈罗德-多马强调通过投资(提高储蓄率)来促进经济增长;索洛强调各国的长期经济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而技术进步作为一种外生因素,其获得的机会对世界各国来说都是等同的,因此,各国经济增长率最终将趋于一致;新增长理论将其研究重点放在了知识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突出智力投资,强调知识外溢、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有意识的劳动分工以及研究和开发,将政府作用内生化,从全新的角度论述了经济增长的根源;新制度经济学提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制度因素及其创新,特别是产权制度的创新,国家在制度创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通过推行制度创新使产权结构更有效率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总结经济增长理论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唯有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是农业经济方式转变的动力。
二、对湖北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判断
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技术、资源、环境等客观条件的约束,人类经济发展方式经历四个发展阶段:一是经济自然增长,关注生存阶段(从采集渔猎社会、农业社会直至18世纪中叶);二是经济粗放增长,关注财富阶段(从18世纪中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三是经济集约增长,关注资源环境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20世纪末);四是经济和谐增长,关注人的发展阶段(20世纪末到现在)[2]94。湖北农业发展仍以财富增长为中心,发展方式为粗放增长,缺乏对人的关怀。
1•湖北农业发展阶段:更关注财富增长
第一,自然资源禀赋为湖北农业经济增长提供重要条件。湖北位于中国中部、长江中游,土地总面积1859万公顷。2006年底,全省总人口6050万人,其中乡村人口3987万人。耕地面积320.2万公顷,其中水田占60%,养殖水面73.33万公顷。水稻、棉花、油料、蔬菜、水果、生猪等主要农产品总产量均排在全国前列,淡水水产养殖业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湖北地处南北过渡地带,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光照充足,雨量充沛,雨热同季,四季分明,适宜种养的动植物品种繁多。西北部山区和丘陵地区,分布区域广阔,具有不同的海拔高度、气候条件和土壤物质,为湖北发展特色农业创造了优厚的地理环境。湖北农业生产充分利用了资源优势,扩大农业产量。利用科技创新,脱离资源禀赋优势的农业产品极少,湖北农业还是在走“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自然发展道路。
第二,农业生产资本投入促进农业经济增长。首先是农业基础历史性资本投入较多,湖北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省份,在改革开放前大兴水利时期,国家财政转移投入相对较大,农村水利设施建设相对完备。改革开放后,农村体制变化,水利设施的重建和维护面临极大困难,但湖北借助集体经济和农村统筹提留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改造。2005年中央提出新农村建设以后,加大对农村水、电、路的投入,各级政府大兴基础设施建设,所以农村基础设施相对完备,生产装备水平较高。其次,农业生产资料投入比重增加。一项基于湖北省农户投资抽样调查显示,平均每亩总支出为342.21元,种子、化肥、农药、灌溉分别为51.78元、149.16元、61.06元和14.87元。该项调查研究还表明,湖北农业生产中,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大于1,说明资本在湖北农户农业生产中的地位在提高[3]95。
第三,农业科技为农业经济增长提供一定支撑。湖北是农业科技大省,农业院校、农业科研院所众多,农业科教资源拥有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中南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农业科技力量雄厚,具有较强的原始创新能力,有一支高层次农业科研人才队伍。农业科研成果数量多,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湖北农业机械化水平不断提高,在农业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发挥重要作用。农民的科学热情不断提高,认识到科学种田的重要性,学科学、用科学已在成为农民从事生产的自觉行为。在当前一家一户小规模经营条件下,农村生产业有了一定发展,而这些服务业都有一些技术含量。
第四,农业贸易市场初具规模,促进农产品价值实现。农产品“重、鲜、活”的特征对市场流通有较高的要求。湖北得“中”独厚,全国主要大都市基本上分布在以省会武汉为圆心的1000公里半径之内,省内省际公路网、铁路网、水运网、航空网、管道网四通八达,拥有万吨级内河港口码头211个。武汉等大中城市已成为全国重要的农产品交易中心。各级农贸市场基本建立形成,并在农产品交易中发挥作用。农产品物流日益活跃,为盘活农产品市场发挥积极作用。
2•湖北农业发展方式:粗放有余,集约不强,和谐不足
第一,资源环境的承载力退化,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湖北农业发展依赖的资源环境基础脆弱。1995年以来,耕地资源不断减少,共减少耕地31.638万公顷。农业环境承载力大幅降低,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全省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32.7%,湖泊数量锐减,万亩以上的湖泊只剩68个;工业废弃物排放、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不合理的灌溉方式及自然灾害等导致耕地质量下降。农业抗灾害能力减弱。干旱、洪涝、重大病虫害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危害总体呈加重趋势。农业生产力仍停留在传统农业水平,农民没有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农业生产方式还是外延式扩大再生产。湖北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几项指标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农村青壮年、有知识的劳动力外出打工的多,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严重,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虽然有对知识的渴求,但由于自身学历低、缺乏学习能力,加上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不健全,基层农技人员缺乏,湖北农业生产难以科学化,更谈不上现代化,农业增长主要依靠化肥、农药等物质要素粗放投入。生产技术决定产品质量,生产技术落后导致农产品质量差,达不到国际标准,难以形成国际品牌。
第二,农业基础设施亟待进一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发展的生命,发达国家农业步入设施农业阶段,农业生产走上设施化、科技化之路。湖北农田水利、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仍然存在,特别是现有的中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大多修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年久失修、设备老化,已不能适应排涝抗旱的需要。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资金短缺和组织引导不力,农业生态环境整治、农业科技创新和农技推广体系、农产品技术质量安全标准和检验检测体系、农政执法体系、农业信息体系、农产品市场等基础性设施建设严重滞后,导致湖北抗御自然灾难的能力不强,农产品的利润率缺乏应有的吸引力,农业和农村投资环境不乐观,农业内部积累资金包括外来资金流向农业生产的资金转化率偏低,用于农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极为有限,从而使湖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出现恶性循环。
第三,农业科技转化、应用和推广滞后。虽然许多科技统计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但由于成果转化不够,农业生产科技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湖北农业和农村非农产业的生产组织形式未有重大突破,生产规模小和分散经营,导致农业产业利润率低,机构投资者对农业进行科技投入的热情低,农业科研人员得到的回报有限,从而使农业投资与科研转化受到影响。加上农民素质不高,传统的生产方式导致农民收入在低位徘徊,用于农业科技投入和再生产投入的资金有限。农业发展要依靠一批思想开放的高素质农民与能够发挥其特长及知识技术价值的市场经济环境。但农村大量劳动力(包括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大多流向了城市。加上一些传统思想,如农业靠天吃饭、消费保守、缺乏冒险精神等也使得农业科技水平低。
第四,经营规模细分化,组织化程度低。曾带来湖北农业高速增长,但耕地分块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一家一户的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商品量少、效益低下,促成了小而全自然经济的自发维持,难以实现专业化和规模化。特别是1998年后湖北农业步入回落轨道,以家庭为单位的小规模生产方式自身局限性显现,农民难以持续增收,更无力承担起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任。发达国家农业发展经验表明,扩大农业经营规模,走组织化道路是我国农业现代化的根本出路。农业生产组织化能降低农业生产成本,但当前我国农业合作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内部治理不规范,影响了湖北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稳定发展。加上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综合素质不高,人心不齐,农业合作组织难以建立,即使形式上建立起来,但组织章程不明晰,合作组织工作人员和会员的素质不高,合作组织不能较好发挥其作用。
三、转变湖北农业经济发展方式的创新选择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就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创新过程,是农业生产力和农业生产关系的重新调整。目标在于农业增长要由追求数量向注重质量效益的提高转变,农业效益要由追求经济效益向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转变;农业功能要由单一食品保障、原料供给向生态保护、观光休闲、文化传承等多种功能转变;还要实现农村环境的改善,农民生活福利水平的增进。
1•提高农业技术水平,促进湖北农业生产力进步
第一,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与推广。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农业发展方式转变的动力源泉。研究普及节本增效、保护性栽培、反季节生产、高效特种栽培、养殖和优化动植物品质、资源综合利用、转基因等技术;利用生物技术加快农作物育种技术及新品种选育,突破节能、节水、节地、节肥、节药和循环利用关键技术,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加强校地合作,充分发挥湖北农业科研院所作用,促成农业产学研联盟。创造人才成长环境,农业研究机构、研究人员要做研究,培养一批湖北的“袁隆平”。加快农业技术推广与普及,改变乡镇综合改革中弱化农技推广机构的做法,推广农业服务社会化,加强政府的指导和政府投入。认真组织农民培训,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智力支撑。农民是农业生产的实践者,只有他们才能把农业科技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各级政府要准确领会中央有关农民培训政策,合理使用农民培训资金,努力培育新型农民。
第二,加强农业设施建设,构建设施农业框架。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做到旱涝保收,湖北江河系统发达,水资源相对丰富,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第二、三产业与农业争水的现象严重。从协调区域发展出发,我国启动了南水北调工程,湖北水资源将在全国进行二次分配。从环境保护出发,人们对水资源从数量到质量的保护意识加强,也要求人们节约用水、科学用水,所以水资源对于湖北仍然珍贵。减少渠灌,引入喷灌、滴灌技术势在必行。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农业规模化经营作准备,即使在分户经营情况下,也可以实现农业服务的规模化。发达国家农业已经走上设施农业之路,正在日益摆脱土地等自然资源对农业的约束,中国农业资源稀缺问题也能通过设施农业来解决。加强农业机械装备建设,湖北的城市化必然减少农业人口,减少农村劳动力,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成为农业发展的必然趋势,机械对人畜力替代是农业资本深化的前提。
第三,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农业科技创新既要考虑当前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又要考虑跨期与代际之间的利益均衡。一是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技术。育种技术不应只考虑产量,还要考虑抗虫害能力,生长期间对自然资料的消耗,与周边生物之间的关系。加强农作物生长特性研究,把握其生长规律及其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关注农作物对土地肥力的影响、二氧化碳的排放、对地下水的消耗等,选择合理的管理措施,对农作物生长进行监控,减少农药和化肥施用量,进行无公害作业。进行生物防虫研究,利用生物食物链和生物捕虫方法解决病虫害问题。二是研究循环农业发展方式,通过循环利用改变传统农业高排放、高污染、高废物丢弃现象,研究生物秸杆能源利用,研究农村动物粪便再利用,利用生物食物链进行农业产业化生产。
第四,打造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农业发展依靠完善的产业体系,彻底改变“农业即粮食、农业即种养业”的观念,关注农业的多功能性,完善农业产业链条,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一要积极培育农业主导产业。湖北应以高档稻米、优质养殖、特色农业作为主导产业,逐步扩大经营规模,提高产品档次,带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建设与主导产业协调发展的特色农产品产业,围绕产业抓大户,带群体、上规模。二要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在农产品基地附近就地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降低农产品交易运输费用、贮藏保管费用,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率。三要发展农村现代服务业,建立农业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业,拉长农业产业链条,调整农村第一、二、三产业比重,优化农村经济结构,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既要重生产,又要重流通,让农民从流通中增收,促进农村第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
2•改善农业生产关系,促进农业制度创新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8-0080-06
一、引 言
我国当前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在此阶段，以实现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农村进步为指向的“三农”问题始终处于极为突出的地位，从国际经验看，在工业化和城市化加速推进阶段农业和农民发展问题会凸现出来，而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人口大国，且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绝大多数，这种国情也决定了我国的“三农”问题比其他国家更为突出和重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外力以适当方式嵌入，但在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其关键应是从农户的经济性质出发，努力形成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的自生能力，如果说外力支持是“输血”机制，那么自生能力则是“造血”机制，长期来看，“造血”机制相对于“输血”机制更能形成解决“三农”问题的常规性安排。从逻辑上说，自生能力和“造血”机制应能最大程度地耦合农户的经济性质，而理解当前我国农户的经济性质，是讨论“三农”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给出相应政策含义的一个恰当的切入点。
二、“道义小农”假说和“理性小农”假说：一个比较
在经典的农民学理论中，农户的经济性质主要指农户在约束条件下追求风险最小或利润最大，由于对生产目标和约束条件的理解不同，现有农户经济性质的讨论基本是沿着两条线索展开的。
第一条主线是以“恰亚诺夫―斯科特命题”为核心的“道义小农”假说。此假说认为农户的经济活动具有区别于市场经济背景下企业行为的“异质性”：农户的要素投入过度倚重劳动力、农户的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消费、农户在经营别强调风险规避。恰亚诺夫指出：农民经济是“非资本主义的家庭农场”，[1] 即以家庭成员劳动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单位，这种生产单位的基本特征是：生产主要采用家庭内部的劳动，而较少雇佣劳动且投入不采用货币度量，这意味着农户的生产难以按照成本―收益法则计算回报；同时，农户生产主要不是为了市场交易和获取利润，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消费需要，“家庭经济活动的基本动因产生于满足家庭成员消费需求的必要性”。上述观察表明：对农户的经济行为而言，以雇佣劳动和追求利润为基石的古典经济学理论不能使用，而应采用文化人类学和经济人类学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沿着恰亚诺夫的分析，美国经济学家斯科特通过案例研究指出：农户的经济行为不能用被主流经济学奉为圭臬的成本―收益法则进行解释，比较契合农户经济性质的是“道义经济”，即农户开展经济活动的主要原则是“安全第一”的“拇指法则”。[2] 具体地说，具有强烈生存取向的农民更倾向于规避经济不确定性，而不会冒险追求收益最大化，农户的经济行为基准是选择回报率较低但较为稳妥的策略。
第二条主线是以“舒尔茨―波普金命题”为基础的“理性小农”假说。此假说强调农户的行为方式与其他微观经济主体没有本质差异，农户具有足够的理性去优化资源配置并实现利益最大化，即使对最贫困的小农来说其行为方式也具有追求效率的“便士资本家”特征。舒尔茨批评了农业存在零值劳动力的传统学说，指出农户在配置其所拥有的要素是很有效率的，他们从事生产活动的动因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且能够对市场与价格、成本和收益的变化做出灵敏反应。[3] 这表明，农户的行为方式等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标准“厂商”，“贫困但有效率”这个命题可作为分析农户经济行为的逻辑起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理解农户行为来说也是适用的。作为对舒尔茨观点的延伸，波普金通过对越南农村社会的深入解析，认为越南农民是非常理性的个人主义者，农户所组成的村落只是空间概念而缺少利益认同纽带，不同农户往往是在松散而开放的村庄中相互竞争并追求利益最大化，尽管在个别情况下农户会照顾邻居或村民的利益，但在通常情况下各家各户均是自行其是且自谋其利的。[4] 进一步的观察显示，小农无论是在市场交易领域还是在政治社会活动中，都倾向于按照理性投资者的原则行事。
概括起来，上述两条线索均是围绕农户的生产目标和约束条件而展开的。从生产目标的角度看，“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试图给出农户生产的最终目标，在这个方面两者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它们可能各自凸现了“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古典经济学中的“经济理性”假定可概括为“以尽量小的代价换取尽量大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道义小农”强调农户的“风险规避”和“理性小农”强调农户的“盈利动机”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农户经济行为在本质上可概括为追求代价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农户的生产目标可以概括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之间的某种组合。然而，不同的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的两者的组合方式可能并不相同，这暗示着对农户经济性质的理解应该注重对风险规避―利润追求组合方式的考察。从约束条件的角度看，农户的经济行为是对外部环境或约束条件的一种反应，约束条件不同会使农户行为表现出差异性特征。在这个层面上，“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前者假定农户劳动力配置被严格局限在农业内部，农户的需求也被限定为农产品或简单手工产品，经济体缺少社会保障机制去提高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后者则假定认为农户对市场具有足够的判断和理性，商品和要素市场是充分且有效的，农户的生产目标和要素投入能够得到完备市场的有力支持。可见，对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的判断也会导致对农户经济性质的不同认识。当前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特殊阶段，农户从事经济活动的目标追求和约束条件必定不同于“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这两种极端状态。在一定意义上，中国当前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特征，对“过渡小农”的解读无疑会成为理解中国“三农”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
三、过渡小农：中国农户经济性质的一个描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农业生产力和农产品供给能力已有了显著的提高。但是，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依然比较薄弱，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刚性的特征未有实质性变动，特别是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背景下，农户行为具有既区别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也区别于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异质性。从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角度看，农户的经济行为具有典型的过渡特征。
首先，从生产目标的角度看，农户生产的目标是风险最小化或利润最大化，但在不同经济体或同一经济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农户对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的优先序列可能会出现差异，这从“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的分歧中看得非常清楚。显然，决定这种优先序列的主要不是农户的经济偏好出现改变，而是资源禀赋或发展阶段是否为农户的风险规避或利润追求提供有利条件。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当前农户的经济行为正处于从“缺少社会保障”到“构建社会保障”，从“缺少市场渠道”到“拓展市场渠道”的转变时期，结果导致农户生产目标也表现出“两重性”特征，这种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从农业内部的角度看，农户生产具有显著地摆脱自给自足状态并逐步走向高商品化率的趋势，当前农户的农业生产既不是完全的、传统的自给自足状态，也不是主要进行市场交易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状态，而是部分用于市场出售、部分用于家庭消费的中间状况。数据显示：1991-2005年我国农户三种主要粮食的商品化率虽趋于提高，但并未达到发达经济体所表现出的农业高商品化率的水平，稻谷从44.30%变化到50.70%，小麦从49.70%变化到56.30%，玉米从54.50%变化到69.70%，这说明农业内部生产的“半自给、半交易”的特征依然比较显著。另一方面，从农业和非农业的关联性来看，农户生产具有典型的“农忙时种田、农闲时打工”的兼业化特征，农户的收入构成包括了家庭农业收入和非农雇用收入两个部分，其中农业收入具有平抑农户风险和提供社会保障的功能，而非农雇用收入则有增加收入、弥补家庭开支的功能。黄宗智在对中国华北和长三角小农经济的研究中，指出中国农户存在着“以农为根本、以商为补充”的“拐杖型”收入特征。[5] [6] 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农业劳动力的非农化流转机会已有了显著增加，但这些劳动力在短期不能割裂同农业和土地的联系，这不仅源于现有的公共品配给体系难以为农业人口的大规模流转提供条件，而且源于农村劳动力对土地和农业具有超越经济性考虑的观念或文化依赖。据此，我们能够理解在中国存在着1.5亿的“农民工”群体，这些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候鸟性”转移反映的正是农户依靠农业来规避风险、依靠打工来增加收入的“拐杖”模式。
其次，从要素投入的方式看，要素投入方式考察的是农户生产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给性劳动，由于要素禀赋分布的非均匀性，则劳动力的流动不仅体现了农户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且标度了其他要素对农业劳动的替代程度。据此，“道义小农”强调农户经营单纯依靠家庭内部的劳动，“理性小农”认定农户社会化配置生产要素的充分理性。当前中国农户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可以引入其他生产要素，从而不再完全依靠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因素，长期来看这种要素替代趋势还会延续下去。但是，目前农户经营中自给性劳动仍然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要素投入的序列中，绝大多数农户会首先考虑密集使用家庭内部的劳动要素。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农业生产的迂回生产程度在不断提高，即农户经营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机械、化肥、农药、良种、薄膜等资本品，而资本深化体现的正是农户要素投入的结构性变化――从单纯强调劳动转向更多使用资本和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如果用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拥有的机械总动力表示机械化程度，用每亩耕地面积平均投入的化肥总量表示生物化程度，则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的生物化和机械化程度均在不断提高，其中生物化程度增长了6.2986倍，而机械化程度增长了5.8831倍，生物化和机械化水平的提高显著增强了中国农业的生产能力，导致农业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的总体提高。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农户的生产仍在很大程度上强调劳动投入，农业生产具有土地生产率较高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不对称性。黄宗智指出中国小农经济具有典型的“过密化”或“内卷化”倾向：即密集使用劳动以致出现劳动边际报酬递减的情形。当前，农业生产的“过密化”和“内卷化”虽然因农民工流转而有所缓解，但由于户均耕地面积的有限性以及非农化流转的渐进性，则密集使用劳动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如果对2004年36个国家农业生产效率进行比较，则就土地生产率而言，中国5185.39公斤/公顷的水平在样本国家中处于第10位，但就劳动生产率而言，中国827.08公斤/劳动力的水平是非常低的，在36个国家中中国仅高于蒙古和斯里兰卡，居第34位，这从侧面证实了农户的要素投入仍具有劳动密集使用的特征。
最后，从市场发育的程度看，约束条件描述了外部环境对农户经济选择的影响机制，而外部环境与市场的发育程度紧密相关。在这个意义上，“道义小农”否认存在着发育完全的市场，而农户缺乏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理性和能力；“理性小农”则认为市场是有效的，农户面对的是发育成熟的产品和要素市场。显然，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上述见解需要基于渐进式体制转轨的背景进行适当修正。艾利思从市场风险、依附性、内部差异、农业生产、土地占有、家庭劳动等角度分析了农民的经济行为，并指出：农民可以部分用他们始终变化、但从不全面的市场参与程度、部分地用他们参与的市场的不完全性来定义。[7] 这种市场的不完全性或者不充分的市场参与度能够与中国农户的生产特征相耦合，而在市场化深入推进的条件下，农户所面临的市场体系具有渐进式完善的特征。对此，可以从两个角度去说明：一方面，从要素市场来看，农户面对的是一个存在较大程度的“割裂”、“垄断”特征的要素市场，在生产资料市场中，农户所需的化肥、农药、良种和机械多数由少量生产资料公司专营，分散的农户并不具有与生产资料供给者进行有效谈判的能力，而农业产业链延伸也很难深入到上游生产资料提供领域；在资本市场上，农村存在着比较典型的“供给短缺主导型”的金融抑制现象，农户之间依靠的主要是亲戚朋友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型信贷，正规金融机构不仅因贷款条件苛刻而对农户的金融支持不够，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将农村剩余资金转为非农信贷的“虹吸效应”；在劳动力市场上，户籍制度因涉及公共产品再配置而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影响了农业劳动力在不同地域和产业之间的职业转换，且农民工就业也大多集中于具有“苦、累、脏”等特征的城市形成部门。另一方面，从产品市场来看，农户作为农产品的生产者和供给者，虽然进入市场从事农产品交易的自，但并不能对农产品价格形成持续有力的影响，农户的农产品销售存在着“小农户、大市场”的不对称性。市场尚未发育出可以有效缓解自然风险的农业保险体制以及有效缓解市场风险的农产品期货交易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农户经常遇到“蛛网模型”所展示的市场困境：产量和价格的滞后决定意味着农户对市场具有“瞄不准”特征，而在某些国有农产品流通机构的机会主义影响下，农户也不能充分享受农产品价格上调所带来的经济福利。
综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户的生产目标正从风险规避向利润追求演变，要素投入正从劳动密集向资本―技术密集演变，市场条件正从市场不完全向逐渐完善演变，这意味着当前农户的经济特征具有从“道义小农”向“理性小农”的过渡性质。自然的，过渡小农是与当前我国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背景紧密相关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深入推进不仅为要素相对价格的改变提供了条件，而且可以通过反哺和带动效应直接促使农业要素投入结构的变化；而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导致农户的生产目标更多与商品交易连接起来，且农户生产要素购置和农产品销售所面临的市场条件也在发生转变，这说明，过渡小农是对当前我国农户经济特征的一个相对客观的描述。
四、过渡小农条件下中国农户发展的政策选择
我国当前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过渡特征，这体现在农户的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条件等方面，导致过渡特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体正处在体制转轨和结构转化同时推进的阶段。在过渡小农的条件下，农业和农户发展的政策应具有针对性，即应尽量契合过渡性才可能内生出农业发展的自生能力。据此，当前我国农户发展政策应围绕农户生产目标、生产要素投入和市场体系完善三个方面展开。
在农户生产目标层面，我国农户生产目标仍体现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的某种组合，这是农户对经济体中较少为其提供风险规避手段的一个理性反应。在农业保险发展滞后且社会保障不充分的条件下，农户只能选择高比率的自给性生产和土地保持某种连带关系并通过土地来提供保障，所以农地除具有经济功能之外还具有社会保障功能。[8] 然而，“亦工亦农”的兼业化方式和商品率低的生产方式长期来看会损害到农业的分工经济。未来必须从两个层面提高农户的风险规避能力，逐步形成对土地的接替性社会保障形式，提高农户参与市场并追求利益的能力：一是针对农业生产的风险规避，由于农业生产面临着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加入WTO后的农业“绿箱”政策，积极创新投入机制和经营机制，通过发展农业保险体系、构建农产品期货交易、农产品收购制度等方式消减农业生产中的自然风险，特别是借鉴美日等发达国家的经验，大力发展政策性、综合性的农业保险体系，提升农户对生产过程中自然和市场风险的应对能力。二是针对农户生活的风险规避，由于土地对绝大多数农户而言承担着就业、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功能，因此必须通过国家性社会保障和合作型社会保障的发展来替代农户的非正规型社会保障，必须通过完善农村的医疗、养老、就业培训、子女教育等制度安排，提高农户抵御生活性风险的能力，增加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促使正规社会保障延伸至农村，鼓励农民形成自发、合作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农户要素投入层面，当前我国农户生产中的机械化和生物化程度已有了显著提高，但土地生产率较高而劳动生产率较低意味着劳动密集投入仍极为普遍。未来必须积极推进生产要素投入方式逐步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变，通过提高农户的劳动生产率来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新格局。为此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户籍制度改革，拓展农村劳动力的流转渠道，降低农村劳动力流转的交易成本，使工资能够真实反映劳动力要素的供求关系。由于农户和其他群体的劳动生产率差异主要是产业意义上的，因此农村劳动力流转应不仅强调提高城市化率来实现劳动力的异地流转，而且强调通过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劳动力的本土流转，城市化水平提高和改造传统农业是实现要素投入方式转化的两个基本方式。劳动力流转将提高农业生产中劳动投入的“机会成本”，激励农户更多采用资本―技术密集型生产而改变劳动密集型生产。另一方面，机械、化肥、良种、农药、薄膜等生产资料对于农业生产率提高至关重要，而生产资料的有效利用需要考虑资本和技术两个条件。为此，必须深化农村信用合作社的产权改革，降低正规型金融供给的交易成本，扶植小额信贷等农村内源性融资方式，通过正规型和非正规型两种渠道来解除农户面临的金融抑制；必须形成科学发现―技术创新―产品开发―典型试验―普及推广的农业技术进步模式，培养更多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不断提升技术进步对农业发展和农户增收的贡献度。
在市场条件完善方面，我国农户所面临的市场环境在趋于优化，但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农户面临的市场不完全或不充分的情况依然比较突出，农户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外部条件的制约，存在着“小生产―大市场”之间的不对称格局。为此，必须从两个方面进行努力：一方面积极推进农户生产的组织方式创新，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应以完善为指向，改革土地制度、加速土地流转，使家庭式、所有农户兼业的生产方式向企业式、部分农户专业的生产方式转变。在此基础上，发展遵循“农有、农治、农享”理念的专业合作组织，逐渐实现农业生产资料共同购买、农村资源共同开发和农业产品规模销售，以降低农民参与市场的交易成本，增强农民发现市场价格的意识和能力，并在农业生产者、加工者和销售者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分配机制。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市场载体方面，应逐渐解除农业生产资料供给的垄断格局，消减生产资料供给者和农户的市场谈判能力不对等；明确农产品流通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取向，拓展农产品交易品种、加强交易的网络建设，在现货市场和远期市场之间形成协调，形成有效的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应在扩展集贸市场的基础上，规范批发市场的发展，提高批发市场的效率，促使批发市场在农产品流转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另外，需要健全农产品价格预警和调控机制，以期货市场和国际市场为引导形成适合中国的农产品价格预警机制，并在农产品价格偏离“警戒线”时采用经济手段有效平抑波动。
五、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总量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结构性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解析“三农”问题的逻辑起点是分析当前农户的经济性质。本文在对“道义小农”和“理性小农”两个理论线索梳理的基础上，指出我国农户的经济性质具有过渡特征，过渡小农为描述当前农户经济行为提供了一种途径，具体地说：在生产目标方面，农户生产目标仍体现为风险规避和利润追求之间的组合，但通过市场追求利润正逐渐处于主导性地位；在要素投入方面，农户的要素投入虽然强调劳动的基础性作用，但对资本和技术性因素的使用程度在不断增强；在市场条件方面，在渐进式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中国农户经营所面临的外部市场条件正在不断改善，但与“理性小农”假说所隐含的完备市场状态相比仍有很大距离。显然，农户经济性质的过渡性是与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等背景紧密相关的。未来，我国应立足于资源禀赋条件，从生产目标、要素投入和市场完善等方面入手，采取措施切实推进农户的经济性质演变。在这个方面，中央政府已将“三农”问题放在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战略高度来对待，并针对农民社会保障、农业风险管理、农村劳动力流转、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组织创新和农产品流通体制等问题，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这些将在本质回应当前农户经济性质的过渡特征，并逐渐内生出解决“三农”问题的自生能力及“造血”机制，促使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进步等多重目标的有效实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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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宗智.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 北京：中华书局，2000.
1.1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农田生态系统是一种半自然的人工生态系统，是由农田、环境及人为控制组成的复合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特殊性。它不仅包括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和食物保障的产品服务功能，还具有巨大的环境服务功能。
1.2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机理 农田生态系统是人类依靠土地资源，利用农田生物与非生物环境之间以及农田生物种群之间的关系来进行人类所需食物和其它农产品生产的半自然人工生态系统。农田生物包括植物、动物和微生物等；非生物环境包括地理位置、温度、降雨、土壤养分、pH值等。农田生态系统在经过一系列的生态过程的基础上，通过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传递产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生态系统功能的具体体现，生态系统非生物环境特征、生物特征和生态过程及其相互作用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的内在机制。作为一种半自然的人工生态系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人类活动是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形成的驱动力。但是，不科学的人类管理活动会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造成巨大的损害。
1.3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价 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价引起了生态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当前生态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和热点问题。没有定量经济量度的生态系统服务易被忽视，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评价，是量化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重要环节。通过价值量化评估技术，探讨生态系统的价值，不仅可为构建绿色GDP、制定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区域发展决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且对认识中国“三农问题”、优化农业种植结构、保护农田及农村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可持续发展策略
1、问题的提出
1978年，我国的改革开放从农业开始，以拉开了改革的序幕。农业在我国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在农业的基础上才有工业的发展，只有在农业和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第三产业的繁荣兴盛。可见，农业是“母亲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大力出台政策支持农村的改革――从到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和流通体制，然后到农村市场经济的改革，然后到取消农业税，在各个阶段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农业总产值一直持续增加。
其中种植业作为农业的基础和农业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包含着人民群众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粮食，所以对影响种植业农产品产量的因素分析是十分有必要和有意义的。本文将通过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改革开放以来影响农产品产量的因素进行分析，来揭示我国农业中种植业现存的一些问题，力求针对问题，找到解决的办法。
2、理论综述
中国是农业大国，自古以来，无论阶级关系如何变化，农民始终是我国的主要生产动力，农业始终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其总产值直接影响到我国粮食安全。学术界历来十分重视对三农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林毅夫（1994）、黄少安（2005）等，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研究了我国农业问题，认为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对我国农业总支出的增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郝利等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建立了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测算模型，对北京市1990-2007年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进行测算，得出的结论是1999-2007年北京科技农业贡献率为78.32%。
在农业总产出方面的研究，不乏学者的计量经济方法分析。董梅生（2009）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对我国农业的投入产出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农业产出主要受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和化肥使用量的影响，受播种面积的影响不大；农林牧渔业的从业人员数越多，农业产出反而越小。廖翼等（2011）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1986-2008年洞庭湖区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农用机械总动力、机耕面积和化肥使用量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将分别上升1.17%、0.83%和0.40%，农作物播种面积对湖区农业生产的影响不显著。漆文萍（2005）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江西省农业生产总值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1970-1998年间，江西农业总产值的科技含量偏低，农作物播种面积对农业总产值的影响最为显著，化肥使用量其次，而政府对农业生产和事业财政支持的影响最小。
从上述学者的研究来看，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以及不同角度下，农业总产出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比如，在董梅生的研究中，农业总产出受播种面积影响不大，而漆文萍的研究则将农作物播种面积列为最显著的变量。同时，在廖翼等学者的研究中，机耕面积每增加1%可以带来农业总产值0.83%的增加；另一方面，农作物播种面积却对洞庭湖区农业总产值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在本文的分析中，将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受灾面积、农用化肥施用量、乡村人口、有效灌溉面积、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指数、农业机械总动力、乡村从业人员等9个变量引入模型，首先构建回归方程，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回归方程显著性检验和参数显著性检验，并逐步剔除不显著的变量，修正时间序列数据的多重共线性、异方差、自相关，从而找到时间序列数据中对农业总产量有显著影响的因素。
3、模型的设定
研究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的关系，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3.1、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的衡量
对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用农产品总产量去衡量，因为农产品总产量的多少能够直接反映出农业发展水平的变化，而规避了若选择农产品总产值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表现在，首先是多数局限在使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上，其次是局限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
3.2、数据性质的选择
由于研究的目的是反应我国农业发展水平的变化，因此本项目选用的是1978年至2011年为期3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这样更能反映我国农业发展水平在一段时间内的变化。
3.3、影响因素的分析
根据经济学原理，在模型中引入九个变量：①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作物总产量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取决于播种面积；②有效灌溉面积，农田灌溉面积的增加，会相应地增加产量；③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化肥的使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总产量；④乡村人口，乡村人口为依靠农业生产性为主的人群及其家庭，因此也是影响总产量的一个因素；⑤受灾面积，干旱、洪涝、虫灾等都会影响农作物的产量；⑥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是反映一段时期内农产品生产者出售农产品价格水平变动趋势，价格的变动会通过影响供求关系从而间接影响农产品的产量；⑦农业生产资料指数，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反映在农业生产中物质资料投入价格的变动状况，也会影响到农产品的产量；⑧农业机械总动力，动力机械的动力总和的高低会影响农产品的产量⑨乡村从业人员，乡村从业人员为乡村人口中经常参加合作经济组织和从事家庭经营生产劳动的整、半劳动力，乡村从业人员的高低影响了从事农业生产的实际劳动力的多少，从而影响农产品总产量。
4、模型的设计、估计与调整
综合以上的分析，初步将模型设定如下：
之前，我们就利用OLS方法对模型初步设定形式中参数进行估计
最终经过计量经济学方法得到回归方程：
模型通过统计推断检验和计量经济学检验，在经济意义检验上，X3（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及X6（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上升会导致Y（农产品总产量）的增加，而灾害会使农作物减产，故X5（受灾面积）与Y（农产品总产量）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与经济意义相符合。
从检验结果看，在1%，5%，10%下检验显著，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X3（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X5（受灾面积）、X6（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三个变量与Y（农产品总产量）存在协整关系，表明它们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可以将短期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受灾面积、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变化的影响与长期变化联合起来。于是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最终得到修正误差模型的估计结果。
上述结果表明，农产品总产量的变化不仅取决于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受灾面积、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的变化，而且还取决于它们与均衡水平的偏离，误差项估计的系数体现了对偏离的修正，上一期农用化肥施用折纯量、受灾面积、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与均衡水平片里的越远，本期对其修正就越大。
5、结论和政策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知，在分析农作物播种面积、有效灌溉面积、农业化肥施用折纯量，乡村人口，受灾面积，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农业机械总动力和乡村从业人员九个解释变量对农产品（种植业）总产量的影响当中，仅有三个变量即农业化肥施用折纯量、受灾面积、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对农产品（种植业）总产量产生了显著影响。根据模型可知，当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每增加1万吨的农业化肥施用折纯量，则农产品（种植业）总产量增加9.579913万吨，每增加1千公顷的受灾面积，则农产品（种植业）总产量减少0.113536万吨，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每增加1，农产品（种植业）总产量增加12。73588万吨。我们就这三个解释变量进行相应的阐释：
5.1、农业化肥施用折纯量
农业化肥施用量是指本年内实际用于农业生产的化肥数量，包括氮肥、磷肥、钾肥和复合肥。化肥施用量要求按折纯量来计算数量。而折纯量是指把氮肥、磷肥、钾肥分别按含氮、含五氧化二磷、含氧化钾的百分之一百成份进行折算后的数量。复合肥按其所含主要成分折算。
这里可以看出，我国农产品（种植业）总产量的增加离不开化肥这项生产资料的投入。化肥的使用可以增加土壤的肥力，增加农作物的营养，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有直接的影响，经济意义上也符合增加投入成本在一定时间内也会增加产出的经济学原理。但是，长期实践证明，化肥的使用也会使土壤以及水源富营养化，造成环境污染。同时，化肥的使用存在明显的边际效用的递减倾向，为维持同等产出，必须要施用越来越多的化肥，从而消耗越来越多的环境成本。
5.2、受灾面积
农产品（种植业）总产量受到受灾面积的显著影响，表明我国农业自然经济特征明显，农产品总产量不稳定，现代化程度低，规模小，“靠天吃饭”现象突出，农产品产量的增长仍然主要依靠大量的投入，属于“粗放型”产业，才会让自然灾害成为困扰我国农业发展的大问题。可见，在农业产业经营向“集约型”过渡的过程当中，我们仍然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5.3、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
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是反映一定时期内，农产品生产者出售农产品价格水平变动趋势及幅度的相对数。根据经济意义上的供需理论可知，即解释为，当上一期出售某一农产品的价格高，得到的收益多时，农业从业人员就会倾向于多种植多投入在这一农产品身上，从而增加该农产品的产量。但在市场上，这种产量的增加往往是市场滞后性和盲目性的表现，形成供大于求，造成农产品的积压，而农产品往往保质时间短，从而造成农产品的亏损。
基于上面所分析到的问题，我们提出了如下的解决办法：
（1）化肥的使用虽然对农产品产量的增加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农产品总产量的增加过分依靠化肥的投入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也是无法增加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不能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供给的。因此要合理控制化肥的使用，提高化肥的使用率，重视农业生态环境的保护，减少诸如化肥农药等投入对环境的副作用。
（2）加强天气预报、地址检测等方式，做好自然灾害的预防工作，同时投入大棚，温室，较少灾害天气对农产品产量的影响，还应加大科技投入，研制如“转基因水稻”这一类抗虫抗旱等对抗灾害的优良品种，从而减少农作物的受灾面积，大规模的提高农产品产量。
（3）关注对农业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的提高，这种知识水平不仅仅包含在农作物的种植技术上的提高，或畜牧业喂养技术的提高，还应该掌握一定的经济学知识和市场规律，了解市场的风险和预期，从而更好地使产量的增加转化为产值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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