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性符号学中的信息价值分析维度
在社会性符号学视野中，任何一种视觉文本都通过三项相互关联的系统来进行含义传播：信息价值、显著性与框架。本文仅关注视觉文本的信息价值视角。本文的总结将基于“克里斯-范・莱文”信息价值框架，1同时有效整合其他已有的各种相关的研究成果。视觉文本的信息价值包含三项基本维度：左右，上下，内外。三项基本维度都站在视觉文本观看者的立錾瞎刈⑹泳跷谋镜暮义（受众立场而不是生产者立场）。
当视觉文本基于横轴进行结构组织时，观看者将文本左侧的成分感知为“既有的”，表示观看者已经知道的，将左侧的成分感知为“新近的”，表示观看者并不了解。当视觉文本采用纵轴进行结构组织时，视觉文本上方的成分被赋予“理想的”含义，下方的成分则内含“现实的”的含义。视觉结构同样也可以遵循中心与边缘的组织形式，位于中心位置的成分被暗示为是试图传播的核心意义，位于周围的成分则仅传播屈从性含义。这些都表现出视觉文本比较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即视觉文本是有意图的。
二、动态视觉文本的结构性分析
目前，视觉文本的结构性分析几乎仅仅聚焦于静态文本，即使涉及视频时，也不得不仅仅分析视频的瞬间静态图像（截屏），因此已有的信息价值分析本质上只属于“静态信息价值”分析。但在现实传播情况中，动态视觉文本也有着广泛的生产和应用。因此，参考以上视觉文本的结构维度，对动态文本的结构性进行分析也是非常有必要。本文试图基于视觉文本的结构维度，通过具体分析沃尔玛的视频新闻稿中某些成分的结构要素，初步探索动态视觉文本的结构性所传达的信息含义。与静态文本相比，动态视觉文本的结构性应体现其动态变化，即动态视觉文本的结构维度具有历时转变这一特征，这也是本文在分析动态视觉文本结构性过程中重点关注的地方。在具体分析过程中，本文使用“节”作为视频动态结构性的分析单元。“节”是视频中从第几秒开始至第几秒结束之间的某一段。每一节都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说明对象。本文试图进行说明的对象均为沃尔玛视频新闻稿中的主导人物，而不是货物等其他对象。
1.沃尔玛视频新闻稿
在该沃尔玛视频新闻稿中，戴安娜・吉从第3秒进入画面至第14秒退出画面，尽管景别发生了变化，在画面内部的相对位置发生了变化，但她始终位于画面的中心位置。在内外维度中，位于视觉文本中心位置的成分往往被界定为具备中心性的重要性。因此将安娜・吉始终置于画面的中心位置就意味着该人物在该段视频中具有核心传播价值。同样，在该视频中，沃尔玛的发言人塔拉・拉多尔从第19秒进入画面，至第27秒退出画面，位置一直处于画面的中心偏右，几乎没有变化，这同样意味着，蒂娜这个人物具有重要的的核心传播价值，在该段视频中，该人物以及她所说的话都应当受到较大关注。
2.沃尔玛的视频新闻稿
在该视频新闻稿中，沃尔玛储备部的高级副总裁安德里亚・托马斯从第23秒进入画面至第33秒退出画面，位置没有发生变化，一直处于中心偏左。在左右维度中，观看者容易将左侧成分感知为“既有的”，托马斯处于中心偏左位置意味着该人物具有较大的传播核心价值，这样的安排是试图让观看者感知到该人物拥有较明显的话语权。
在静态视觉文本中，视觉文本通过对特定成分的布置，来赋予该成分特定的信息价值；而在动态视觉文本中，视觉文本生产者还可以通过特定成分位置的历时性变化来突出强调某一种信息价值维度以传达特定的传播含义。一般认为，在同一纬度中，特定成分的终止状态为该文本试图强调的部分。例如，在沃尔玛的视频新闻稿中，菲尔・基恩从第40秒进入画面至第54秒退出画面，位置从边缘逐渐到中心，其终止状态为画面中心位置，且停留时长有8秒之久，这意味着菲尔被赋予中心性的重要性，具有该视觉文本试图传播的核心意义。
3.沃尔玛视频新闻稿
中图分类号：F0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1-025-03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的奢侈品消费呈迅猛发展，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奢侈品的消费与生产成为社会扩大再生产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需要加强对奢侈品的消费与生产在社会再生产中受到的制约和产生影响的研究，对奢侈品消费的发展趋势提供必要的指导。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针对社会简单再生产状态，初步提出了奢侈品消费与生产的原理及机制（马克思，2004）。冯素杰（2007）基于马克思的奢侈品的消费与生产的原理，针对简单再生产状态，建立了一个简化的模型，但是模型设定的条件过于简化（条件过强），因而所得结论缺乏一般性。刘旭友、何炼成（2008）对《资本论》的奢侈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指出《资本论》中的奢侈思想对当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实践和市场经济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陶为群（2012）运用线性方程组的方法研究包含奢侈品的社会再生产，但是所得结果还不够完整。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包含奢侈品的简单再生产也是包含奢侈品的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本文在上述几位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于包含狭义奢侈品的社会简单再生产问题，进一步做全面、公式化的解析。
二、包含狭义奢侈品的社会简单再生产的一般解析：三个关键问题及相应比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针对社会简单再生产状态，初步提出了奢侈品消费与生产原理及机制，对于当今研究奢侈品问题，具有基础性的指导意义。首先，按照马克思提出的奢侈品的消费与生产理论，奢侈品是与必要消费资料明显区分开的，奢侈是资本家的消费特权，奢侈品“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所以，马克思界定的奢侈品需求者仅仅是企业所有者这个特定的主体，不涉及广大劳动者。在现实社会中研究狭义的奢侈品消费，应当坚持马克思所作的性质规定，来界定奢侈品的外延，把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众多劳动者消费的那些贵重商品剔除出奢侈品，才能从理论上体现对于狭义的奢侈品消费研究的科学性。从《资本论》中对狭义的奢侈品所做的性质规定可以确定，包含奢侈品的社会简单再生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企业所有者（资本家）的消费以怎样的比例分别用于必要消费资料、奢侈品？其次，《资本论》中指出，奢侈品的生产与消费对社会再生产有重要作用，“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以Ⅱ（v+m）在Ⅱa和Ⅱb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从而也是以Ⅱc在（Ⅱa）c和（Ⅱb）c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因此，这种分割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因素。”这段论述已经明确提出了包含奢侈品的社会简单再生产的另两个关键问题：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之间是怎样的比例关系？对生产的总形态来说，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之间的数量关系是怎样的？此外，《资本论》中通过数值化的举例，说明包含奢侈品的社会简单再生产的产品交换机制和具体的交换关系，也为我们对包含奢侈品的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机制和主要关系进行公式化的提炼和归纳，提供了珍贵的启示。
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具体表现在代内公平正义、代际公平正义、种际公平正义三个方面的内容。三个方面互为条件，相互促进，联系紧密，又分别有着不同的要求。
（一）生态文明中的代内公平正义
代内公平正义是指同时代的所有人，不论其国籍、种族、性别、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在正当与合理的前提下，对于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和享受、创设自然环境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主要体现为国际公平正义和国内公平正义两个方面。
面临当前全球生态危机，要走出生态代内公平正义的困境，最重要的要求在于共谋与共创。即要保证每个国家、国家内的人民都享有参与的机会，共同出谋划策、讨论协商，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并付诸实际而有成效地行动，履行人对于自身、对于他人、对于社会、对于自然的责任和义务。
（二）生态文明中的代际公平正义
代际公平正义是指每一代人都应遵循合理、正当的尺度，对于利用、保护自然资源和享受、创设自然环境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其最重要的要求在于共有与共享。具体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意思：一是当代人有责任偿还前代人欠下的“自然债”，解决在自然资源和环境共有、共享方面的难题；二是当代人必须留给后代人足够的自然资源、足够的空间，以及健康、良好的环境，真正做到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和共享；三是不能一味地关照后代人对于资源与环境的共有、共享这一权利，而过分地“自我牺牲”，放弃自身合理正当地开发自然资源和生存发展的权利，结果使当代人在贫困中挣扎。
这就要求当代人要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不能以牺牲后代人的生存发展为前提，来满足自身的需要。要珍惜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保护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协调，保持资源与物种的多样性，优化环境，保证后代人有同样的拥有和享受的机会。同时，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尽可能在坚持自然资源和环境在时间上的永续性的基础上，最大地促进当代人的生存与发展。
（三）生态文明中的种际公平正义
种际公平正义，主要指自然界其他物种与人一样同等地具有生存发展的权利，有使用自然资源和享受自然环境的权利。其最主要的要求在于共存和共生。首先，要尊重自然界其他形式的生命，敬畏生命，坚持平等和博爱的原则，保护生命形式的多样性；其次，要遵循自然规律，爱护自然资源，保障其他生命生存和发展的要素和条件：再次，要创设优良的环境，保护人类和其他物种共同的家园；最后，要与自然界（包括其他物种）之间建立和谐共生、相互促进、互惠互利、共存共荣的关系。
以共谋、共创为要求的代内公平正义，是代际公平正义与种际公平正义的前提和基础，人首先要对自身、对身边的乃至于不同地域的人的主体性高度尊重与确证，以公平正义的维度去考量多个主体性的互动与发展，在生态文明的视域下，才有能力与条件把这种公平正义推展到同一时空中存在的其他物种、延伸到不同时空下的后代人，推向更高的层次：以共有、共享为要求的代际公平正义，是生态文明的核心要求，它内在地蕴含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种要求贯穿于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始终，是代内公平正义的发展与延伸；以共存、共生为要求的种际公平正义，是重要补充，也是生态文明中的公平正义高度发展的必然结果，三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了生态文明的价值转向。
二、公平正义视域下生态文明所蕴含的价值转向
公平正义的视域下，探讨生态文明内在所蕴含的价值转向，也是挖掘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考察生态文明在目的旨归上和发展进程中所涵盖的公平正义，以此丰富生态文明中公平正义的内涵。
（一）从单一性价值转向多样性价值
在人类社会实践的漫长历史中，物质的生产占据至关重要的地位，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相对应，经济价值是人类生产和生活中重要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一种反思和超越，不仅包括人类主体在对生态环境客体满足其需要和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判断，更含有人类在处理与生态环境主客体关系上的伦理判断，它不仅仅关注经济价值，更强调生态价值，即地球上任何生物物种和个体，对其他物种和个体的生存，对于整个生态系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生态文明旨在关顾生态价值的基础上，实现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的最大化。从人对于自然界价值的认识层面考察，自然界对于人类的“资源价值”或“经济价值”已充分得到彰显。但是，自然界对于人类所具有的“环境价值”却长期地被忽视。公平正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把目光放在经济价值背后隐藏着的环境价值，即看到人也是一个生命体，本身是属于自然界的一部分，与自然界相互依存。自然界为人类提供了生产和生活的场所，是人类共同的“家园”。此外，自然界所具有的精神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等等，也在人类的认识和实践中得以确证。
（二）从主体性价值转向公共性价值
生态文明不同于工业文明中“主——客”二分的实践观，构建起“主——客——主”的新路径。由于人的主体性的发展，人类的社会关系不断丰富，个体与自身所面对的世界，包括受客观规律所支配的自然界，以及由同样具有主体性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都结成了复杂多样的关系。个体的主体性在社会实践的活动中发展，并随着社会关系的深入而不断得到彰显。一方面，同样具有主体性的多个个体联结成社会，主体与主体之间不是单向度的联系，而是多向度的互动与作用，主体的实践活动可能会对其他主体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每个主体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依存，自身主体性的发挥与发展都要受到他人主体性的制约。因此面对相同的生存环境与活动空间，每个个体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对共同的环境负责，通过维护环境和生态的权利这一中介来尊重和维护“他者”的公平利益，建立平等的互动的实践交往，构筑和谐美好的社会。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宣告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进行价值判断时已不再只能以单个的主体、或者少数的主体为衡量标准，而把多个主体、由主体构成的社会群体也纳入考量视野，更关注公共性价值。加之生态价值具有“公共性”特征，即环境对于每一个生存于其中的人来说都具有同等的环境价值。任何人、任何地区、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为了满足自身利益而破坏共同的生存环境、侵犯了其他人生存发展的权利，这也决定了由对于个体的、少数人的价值转向为整体的、多数人的公共性价值。
（三）从工具性价值转向目的性价值
在传统哲学中，价值表示客体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的有用属性，是一种效用关系。基于这种传统的价值观，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之中，往往容易形成“以人类为中心”地审视和评价外界（包括自然界与他人）对于“我”的效用，在这样的价值判断下，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和生产生活资料的提供者，他人作为能动的主体，都可以为“我”带来益处，都具有工具性价值。这种站在人类唯我中心或者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去认识和改造世界，往往急功近利、肆意妄为，最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人的“异化”，即人首先作为一种类存在，与自然界产生尖锐的矛盾，其次作为能动的“主体”，与其他主体之间的关系不佳，这种不和谐的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又会反过来束缚和制约个体的发展。
兼顾公平与正义的生态文明，它内在包含着对自然界权利的尊重，召唤人类的道德伦理责任，在符合真、善、美的标准框架内，在敬畏生命和关爱生命的纬度下，正确认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身的平等关系，以实现一种可持续的良性的互动。也就是说，人、自然、社会的共存、共生、共荣成为人自身全面自由发展的条件和保证，也成了人为之奋斗的目标指向，成为了价值旨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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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认为，在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特别是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中包含着丰富和深刻的生态价值观。
科学发展观必然包含一种生态价值观，因为科学发展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需要构建一种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关系。“与传统价值观那种把自然视为‘聚宝盆’和‘垃圾场’的观念相反，生态价值观把地球看作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惟一家园。它以人与自然的协同进化为出发点和归宿，主张以适度消费观取代过度消费观；以尊重和爱护自然代替对自然的占有和征服行为；在肯定人类对自然的权利和利益的同时，要求人类对自然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1]因此，生态价值观一旦确立，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走向和谐统一，从而达到既满足人们的需求又顺应自然的目标。
概括起来，科学发展观所包含的生态价值观至少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调对自然界的义务的环境保护价值观。环境保护价值观现在正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接受，它肯定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自然环境是值得保护的，这不仅是对自然价值的承认，也是人类对自然界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因为人类的生存脱离不了自然界为我们提供的物质基础，我们向自然界提出了维持我们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我们相应地就要承担保护自然的义务。即使从功利的角度出发，如果我们再不采取保护自然的措施，我们就将无法继续在地球上生存下去。然而，作为生态价值观的环境保护价值观，并不是因为人类自身的利益而保护自然，而是从整个生态系统的目的和自然自身的目的出发，自觉地采取保护环境的措施。这个前提就是承认自然界自身固有的价值和人类对自然界的义务。不仅如此，环境保护价值观还包含着人对环境的忧患意识和担当意识。
（2）强调对未来后代的责任的关怀未来价值观。关怀未来价值观承认赋予子孙后代以权利的合理性，确认当代人和未来人之间存在着道德问题，当代人对后代负有责任和义务。我们有很好的理由相信未来后代将要存在，他们也会有我们现在可理解的和可预计的重要的利益。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权利赋予未来后代。因此，关心当代人及其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条件，平等地考虑当代人和后代人的生存需要和社会需要，就是我们对未来后代的责任。在自然环境问题上，当代人与未来人存在生态道德关系。当代人需要克服急功近利不顾自然环境而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行为，需要从后代人对自然资源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考虑当前对资源和能源的利用和分配。
（3）强调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自然价值观有三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命中心主义的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只承认自然对于人类的工具价值，不承认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后两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价值观，它认为自然具有内在价值，自然事物本身就是目的，无需借助其他尺度来加以衡量。非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试图通过批判和超越只有人类才具有内在价值的传统价值观，对价值概念重新界定并将价值扩展到整个自然界和生态系统，从而开阔了我们的思维，丰富了我们的价值思想。它有利于重新认识和评价人与自然的关系。
（4）强调人与自然关系上平等的环境平等观。环境平等观主张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将环境平等的范围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自从史怀泽、利奥波德主张把道德权利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所有生命和自然界的其他实体开始，直至现代环境伦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罗尔斯顿、纳什、辛格等人，从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出发，进而确定了“自然权力”的存在，充分论证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平等关系。只要人承认，自然也是价值主体和权利主体，那他就不得不承认人与自然之间是平等关系。人绝对不是自然的主宰者或中心。人要尊重自然、善待自然。
（5）强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观。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对其定义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它强调的是发展能力的代际平等。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里约宣言》对其进一步阐述为“人类应享有以与自然和谐的方式过健康而富有成果的生活的权利，并公平地满足今世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求取发展的权利必须实现。”[3]对可持续发展观作了进一步完善。虽然，有人认为可持续发展是以人为中心定义的，因而不是一个理想的理论导向。但是，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它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们从生态价值观的视角将可持续发展观看作是一种和谐发展观。它是兼顾经济、环境和社会，以经济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性和社会可持续性三者统一即“人—自然—社会”系统可持续为基础的和谐发展。因此，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最直接的要求和发展模式。
总之，科学发展观包含一种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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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各行业、各系统、各领域都在凝练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或精神价值，通过凝神聚气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育人的事业，教师是特殊的职业。教师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融人国民教育全过程，需要发挥教师的教育引导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建构教师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凝练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为广大教师的教育教学提供思想指导和价值引领，促进教育事业发展和教师队伍建设。
一、价值观、价值体系的内涵
在研究价值观之前必须考察价值的概念。弄清价值的含义。因为价值观是对价值现象的主观反映，只有价值存在之后才有价值观。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价值的本质是事物的性质、属性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关系，以及人和其创造物对人的需要的满足关系。价值和价值观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价值观是人们对价值关系的看法，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包括价值理念、价值选择、价值评价、价值标准等意识要素。“价值观作为一种意识，其反映的对象不是一般客体.而是客体属性和主体之间的关系，即价值关系。”闭价值观是有体系的。体系的含义，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的系统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体系是有结构的。结构既是一种观念形态.又是物质的一种运动状态。在哲学上，结构是指不同类别或相同类别的不同层次按程度多少的顺序进行有机排列。
价值体系有一般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体系之分。核心价值体系是指在社会多元价值体系中占据统治地位的价值体系，它能有效制约并引导其他价值体系作用的发挥，不同程度地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价值体系可以是多元的.但是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只能是一种，这就是核心价值体系。闭如，2006年1O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作为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主流价值形态的核心价值体系，它表征着社会意识形态的本质，决定着社会意识的性质与方向。价值存在体系有客观性、对象性和效应性，主要包括人的价值、经济价值、政治价值、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等。价值观念体系是指一定主体的价值观念的系统化、理论化、和自觉化。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教师价值观念体系是在教师价值存在体系基础上产生的。
二、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凝练
在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中，各种价值观的地位并不相同，有些价值观处于主导地位，有些价值观处于从属地位。因此，价值观可以分为一般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要准确界定核心价值观，必须科学把握“核心”一词的含义。在现代汉语中，“核心”一词主要有三种解释：一是中心：二是引申指起主导作用的部分；三是指主要部分。与之相应地，核心价值观也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首先，核心价值观是价值体系的中心。价值观是以核心价值观为原点而展开的有机结构体系。价值体系的结构。就像一颗石子投入水中，由里向外激起层层波纹.呈现为一个多层次的同心圆，在价值观这个同心圆中，核心价值观是中心，是内核，是原点。其次，是引申义，是就核心价值观在价值观结构体系中的作用而言的。核心价值观是在价值体系中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它规定和影响其他价值观的性质和方向，其他价值观从属于核心价值观并受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再次，就核心价值观与其他价值观之间的关系来说，核心价值观是价值体系的主要部分，其他价值观则是次要部分。核心价值观上述三个层次的含义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的，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根据以上分析，所谓核心价值观就是指人们在长期的价值生活实践中积淀和形成的有关客体对主体效应的根本看法，是人们在处理各种价值问题时所持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态度，它在整个价值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起着主导作用，代表着价值观的根本特征.体现着价值观的基本取向，统率并制约其他处于非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圈教师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教师这一群体中的具体化，是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支配、决定和制约的。教师核心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有密切的联系，也有不同的指向和旨趣。我们不能把教师核心价值观与作为党和国家意识形态精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同起来。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对人民的承诺。对历史发展前进方向的体认。对未来世界发展的愿景。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政党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观应该是先进与不先进的问题。嘲而教师核心价值观是一种职业群体的价值观，是符合不符合教师职业（或行业）特色的问题。因此，需要我们根据教师职业的特点，在建构教师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凝练教师核心价值观。
三、结语
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这五个方面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反映当代教师与教育事业、教育对象、肩负责任、自身要求、治学态度等方面关系最基本、最核心的价值观念，体现了我国教师的优良传统、时展对教师的要求以及教师价值追求的相互统一。其中，忠诚教育是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前提.关爱学生是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灵魂，教书育人是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为人师表是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关键，严谨治学是当代教师核心价值观的保证。
1研讨对象和办法
1．1研讨对象
随机抽取浙江省6所高等学校的固定行政教学班共300人，分别是浙江财经学院、浙江理工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浙江省警官学校和浙江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各50人，其中男生148人，女生152人。
1．2研讨办法
1．2．1问卷调查法发放问卷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4份，问卷有效率为91．3％。采用毛荣建2003年编制的《锻炼态度量表》和自编的《体育锻炼状况调查表》，分别对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和体育锻炼参与状况停止调查；采用西南大学心理学院张恩泰的《体育价值观调查》对大学生的体育价值观停止测定。整个调查采用走访和现场调查的方式从2008年3月到6月完成。对被调查者采用距离一个星期停止两次不同的调查，第一次停止体育锻炼态度和状况的调查，第二次停止体育价值观的调查，以防止互相影响。经过检验问卷的信度和效度都契合科学研讨的规范。
1．2．2丈量工具《锻炼态度量表》是针对青少年学生编制的，包括8个维度。每个维度又由不同的问题项目组成：行为习气(10)、目的态度(12)、行为认知(7)、情感体验(10)、客观规范(7)、行为控制(8)、行为态度(8)、行为意向(8)，整个问卷量表由70个项目组成。锻炼态度量表每个项目采用1—5分停止统计，得分越高，阐明该指标效果越好。《体育锻炼状况调查表》主要经过锻炼时间、强度、频率以及体育消费的区间等4个项目来停止调查，以此来肯定体育时间投入(时间、强度、频率)与体育消费投人两个指标的状况，同时用这两个指标来评价体育参与度的状况。
《体育价值观调查》量表由8个维度组成：第一个维度包含4个项目，它们触及的内容主要是体育对国度和社会经济的作用，命名为“社会经济”；第二个维度包含6个项目，内容主要是体育对国度和民族的重要作用，命名为“爱国主义”；第三个维度包含6个项目，内容主要是体育对个体的教育价值，命名为“教育”；第四个维度包含4个项目，内容主要是指体育对个体人际交往的影响，命名为“人际关系”；第五个维度包含5个项目，内容主要是体育的文娱和休闲价值，命名为“文娱休闲”；第六个维度包含4个项目，内容主要触及体育关于改恶人的肉体的作用，命名为“肉体”；第七个维度包含5个项目，内容主要触及体育对个体身体安康等方面的作用，命名为“健身”；第八个维度包含4个项目，内容主要触及体育关于社会安定的影响，命名为“社会安定”。问卷将8个维度设置成两大要素：第一个要素包含三个因子，内容包括社会经济、爱国主义、社会安定，这主要反映的是大学生关于体育对社会价值的认识，命名为“社会价值取向”；第二个要素包含五个因子，内容包括教育、人际关系、文娱休闲、肉体、健身，这主要反映大学生关于体育对个体价值的认识，命名为个体价值取向。
大学生体育价值观的初测问卷共38个项目，采用Likert自评式5点量表计分，“完整不契合”记1分，“根本不契合”记2分，“局部契合”记3分，“根本契合”记4分，“完整契合”记5分。就详细维度而言，得分越高阐明注重水平越高，得分越低阐明注重水平越低。
2研讨结果与剖析
2．1体育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调查结果与剖析
2．1．1《锻炼态度量表》调查结果剖析由表1可知，行为态度的得分越高，对停止锻炼的行动评价越高。目的态度是对体育锻炼的总体评价；行为认知是个体对参与锻炼招致某种结果确实定认知，以及对这种认知的评价，得分越高，对锻炼招致某种结果的认知越正确，在这方面大学生的认知水平较高。行为习气是对锻炼自动化水平的评价；行为意向是调查大学生能否今后或如今愿意停止锻炼，这两个指标得分较低。情感体验是大学生锻炼过程中和锻炼后的心情体验，得分越高阐明对锻炼的心情体验越深入越丰厚。行为控制感是对锻炼的自主控制才能的评价，得分越高阐明大学生关于锻炼行尴尬易水平的知觉就越高，参与锻炼的自主性就越高。客观规范是个体对四周环境所感受压力的一种心理体验，在体育锻炼中是指本身参与体育锻炼能否受外界环境的影响，包括人的和社会的。从调查的结果总体得分看，浙江省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总体态度处于普通程度，而有关研讨指出大学生的体育态度反映了他们的价值观。2．1．2《体育价值观量表》调查结果剖析。表2的调查显现，体育价值观各项变量的均匀数值呈现三种状态：文娱休闲(M=4．05)、肉体(M=4．12)、健身(M=4．26)处于较高程度状态；教育(M：3．59)、人际关系(M=3．69)处于中等程度水平；而社会经济(M=3．38)、爱国主义(M=3．40)、社会安定(M=3．31)目前处于普通程度。随着社会的开展，人们的价值观也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人们更多地倡导彰显个性、注重自我。因而，个体价值取向得分高于社会价值取向。特别是随着学校体育“以人为本”理念的介入，体育功用从注重群体的政治需求转向注重学生个体的开展需求，从政策的强迫性功利需求转向注重学生身心安康的主动需求上来，大学生体育价值取向也随着社会进步和高校体育指导思想的改动表现出明显的个体性特征。但大学生关于体育社会价值观注重水平的缺失，主要是价值认同呈现偏向，价值认同可分为自然认同和教育认同”。自然认同是指随着社会个体的生长和成熟，主要由其生活的环境、生活的方式所形成的社会价值认同。教育认同主要是经过后天的各种教育学习对社会价值标准内容与意义的理性认识，从道理上认识这种标准的“好”，进而服从它。由于多年来体育工具价值的影响，大学生关于体育社会价值曾经构成了教育认同，如体育与政治、体育与经济、体育与社会开展的关系曾经构成深入的认同。体育的个体价值被无视，必然形成对人本性开展的严重约束和压制。对体育社会价值的自然认同显得十分被动，而只要把“自然认同与教育认同分离起来，才干到达真正的认同，才干真正使价值认同落真实行为理论中”。
2．1．3体育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相关性剖析表3显现，大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体育价值观各变量之间相关剖析中，大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教育变量(r。=0．446，P<0．001)、人际关系变量(r2=0．405，P<0．001)有显著相关关系；与文娱休闲变量(r，=0．684，P<0．001)、肉体变量(r4=0．686，P<0．001)有中度显著相关关系；与健身变量(r5=0．979，P<0．001)有高度相关关系，而与爱国主义变量(r6=0．269，P<0．001)有低度相关关系。数据标明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中的个体价值取向有亲密相关性，与社会价值取向相关水平不高。这主要是由于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的取向倾向于个体要素，在逐渐认识安康重要性的根底上，对安康的内涵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关于体育锻炼的关注水平较之以往有了很大进步，体育运动不只能够强身、健心，还能够文娱身心、促进交往、熏陶情操，激起个人积极向上的心情。
2．2体育参与度与体育价值观相关剖析
2。2．1体育时间投入与体育价值观依据1997年国度规则的我国体育人口的根本规范，我国体育人口统计条件是频度条件为每周3次，时问条件为每次30min以上，强度条件是中等水平以上。表4显现，体育人口仅占36．9％(101人)；非体育人口63．1％(173人)。有规律、有时间投入充足的体育锻炼有助于正确体育价值观的树立。体育价值观各项指标的均匀值M，M体育人口>M非体育人口，体育人口和非体育人口在人际关系、健身价值观方面的得分呈现显著性差别；在爱国主义、文娱休闲、肉体价值观等指标方面的得分差别性十分显著，而在社会经济、社会安定价值观方面差别不显著。这充沛阐明正确的体育价值观的构成，特别是个体价值观的树立，与个体在体育理论中的充沛参与是分不开的。而社会体育价值观的构成需求经过社会环境的不时宣传和教育并加以正确的引导，使人们的社会义务感不时增强，才干为社会体育价值观在个体思想这块沃土中生根发芽发明良好的环境。形成个体对体育价值观的注重水平的差别的另外一个缘由是价值了解的不同。价值了解是个体价值观构成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个体经过本人的思想构造体会获取外来的价值信息，并转化为本人价值体系的有机组成局部，具有个性化的特征。因而，个体对同一事物和行为的意义，能够做出完整不同的了解，从而形成他们体育价值观的差异。
2．2．2体育消费投入与体育价值观大学生体育消费对体育价值观影响的结果(表5)：
消费300～400元在教育价值观(M=3．73)、文娱价值观(M=4．08)、肉体价值观(M=4．28)、健身价值观(M=4．30)显现出最高的均匀值；消费500元以上在经济价值观(M=3．61)、爱国价值观(M=3．48)、社会安定价值观(M=3．33)显现出最高的均匀值；消费400～500元人际价值观(M=3．70)显现出最高的均匀值。
一元变量剖析结果显现，经济价值观(F=5．783，P<0．01)和教育价值观(F=2．663，P<0．05)以及肉体价值观(F=2．585，P<0．05)存在明显的差别。比拟群之间存在差别的项目施行结果，消费在500元以上的经济价值观高于其他消费组；消费在300～400元的教育价值观、肉体价值观高于其他消费组。依据调查结果剖析，体育消费越高，越有利于体育价值观中的社会价值观正确树立，同样构成正确体育价值观中社会价值有利于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而消费在300—400元的消费组关于教育、文娱、肉体、健身价值认知度最高。
目前“体育是有钱人玩的东西，穷人没有体育”这种观念存在于大学生思想当中，其实这种观念过火强调了体育产业的经济价值，无视了体育运动自身的经济价值。体育不是有钱人的专利，体育消费能够有多种层次，能够满足不同经济程度人群的需求。因而，培育大学生牢记体育具有生物的经济价值，即体育能满足人安康的需求，能促进人自在全面的开展。2．3大学生体育参与度、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相关剖析
笔者将体育参与度用体育时间投入与体育消费投入两个指标来替代。表6显现，大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个体价值观相关极为显著(F=10．807，P<0．001)；在体育参与度方面，体育时间投人与个体价值观相关显著(F=8．435，P<0．001)体育消费投入与大学生社会价值观存在一定的相关性(F=2．024，P<0．05)。体育时间投入、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社会价值观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3结论与倡议
3．1结论
1)目前浙江省大学生的体育锻炼总体态度处于普通程度。
2)大学生体育价值观各项变量的均匀数值呈现三种状态：文娱休闲(M=4．05)、肉体(M=4．12)、健身(M=4．26)处于高注重水平，教育(M=3．59)、人际关系(M=3．69)处于中等注重水平，而社会经济(M=3．38)、爱国主义(M=3．40)、社会安定(M=3．31)注重水平处于普通程度。
3)大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教育变量(r。=0．446，P<0．001)、人际关系变量(r2=0．405，P<0．001)有显著相关关系；与文娱休闲变量(r3=0．684，P<0．001)、肉体变量(r4=0．686，P<0．001)有中度相关关系；与健身变量(r5=0．979，P<0．001)有高度相关关系，而与爱国主义变量(r6=0．269，P<0．001)有低度相关关系。数据标明大学生体育锻炼态度与体育价值观中的个体价值取向亲密相关，与社会价值取向相关水平不高。
4)体育人口的体育价值观各项指标均匀数高于非体育人口，体育人口和非体育人口在人际关系、健身价值观方面的得分差别显著；在爱国主义、文娱休闲、肉体价值观等指标方面的得分差别十分显著，而在社会经济、社会安定价值观方面差别不显著。
5)消费在500元以上的经济价值观高于其他消费组；消费在300—400元的教育价值观、肉体价值观高于其他消费组。依据调查结果剖析，体育消费越高，越有利于体育价值观中的社会价值观正确树立，同样构成正确体育社会价值有利于促进体育消费的增长。而消费在300～400元的消费组关于教育、文娱、肉体、健身价值认知度最高。
6)大学生体育锻炼总体态度与个体价值观相关极为显著(F=10．807，P<0．001)；在体育参与度方面，体育时间投入与个体价值观相关显著(F=8．435，P<0．001)，体育消费投入与大学生社会价值观存在一定的相关性(F=2．024，P<0．05)。体育时间投入、体育总体态度与社会价值观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一、森林生态补偿的定义
众所周知，森林具有诸多价值。森林最传统的价值，也就是为人类的生产、生活提供木材、薪材。森林内在的价值，我们应该承认自然环境（当然包括森林）是拥有一定权利的，它自身也具有其自身独立于人的存在的价值。作为在理论上探讨和思想进步上的一种指引，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和独立价值对于我们崇尚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环境伦理学、生态哲学等学科，都在解释和证明这样的一个结论。在美国，这类代表非人类自然事物的公益诉讼已经形成了一种判例。比如其中比较有名的：格兰德河鲦鱼诉美国垦务局局长约翰·W·基斯案（美国上诉法院第十巡回法院，2003年）。森林社会价值，所谓森林的社会价值，是指森林对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包含着人类社会的自然生存、自然发展与社会生存、社会发展两层含义。生态价值，森林被人们誉为“地球之肺”，缘由基本上是因为森林能够吸附有害气体和二氧化碳，并释放出氧气的功能。森林对于我们而言价值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如何保护好森林，养护好森林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针对当下我国森林补偿方面法律问题的凸显，笔者以此为角度阐释一些看法。
在定义“森林生态补偿”之前，先要解释什么是“森林”。《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没有对“森林”的含义作出解释，而只是根据人们对森林的使用用途的不同，将森林分为了：防护林、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特种用途林五个类别。究其原因，依然是没有跳出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古希腊哲学家说过：“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但是，当今的环境伦理学的发展早已渐渐抛弃了这种纯粹以人的视角去审视和衡量自然价值的理念。另一方面，对于森林的理解也不应该仅仅只是将其看作是一棵课树木的简单集合，而是应该整体的思考。首先承认森林具有独立的内在的价值，并且将森林其本身也当做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这个自然系统的功能不仅仅是对人类社会具有价值，同样也是对于别的生态系统有直接或者间接的维持它们之间稳定与平衡的价值。有的学者对于森林所下的定义是：“由树木和其他木本植物以及与其所生长的灌木地、湖泊及沼泽地组成的协调共生的生物社会。”笔者对这个定义比较赞同，但是这个定义还是比较狭窄。因为在森林中生活的动物、昆虫等都是森林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它们的存在对于森林的稳定和能量的平衡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基于这个理解，笔者认为，应该坚持以联系和整体的观念去理解森林作为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的含义。所以，在生态补偿意义上的“森林”的含义应该是：森林是林木和其他木本植物、草本植物以及各种伴生植物、动物、昆虫等生物及其与自身所处的自然环境的综合体。
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如何理解“生态补偿”，有自然科学领域和法学领域两个方面不同角度对“生态补偿”的理解。其中，生态学方面，主要是把生态系统看作是一个整体，生态补偿是在生态系统自身受到损害之后，通过自我的修复和恢复，使之回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也可以叫作是“自然生态补偿”。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主要强调的是社会经济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和收益与支出的总量平衡。经济学方面对于“生态补偿”也主要是持干预主义（外部性理论）和市场主义（科斯定理）来下定义。如有学者认为：“生态补偿是指通过对损害（或保护）资源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收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资源的目的。”以上对“生态补偿”的理解来自生态学领域和经济学领域。虽然这些定义不能成为法学意义上的生态补偿的定义，但是也是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的。
从法律领域来看，法律调整的是社会关系，其内容也是以为权利和义务为主体的。那么，从法律领域对“生态补偿”下定义的话，也应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笔者认为，生态补偿应该包含至少两种“补偿”，一是，对于为了维护生态效益而放弃发展机会和为生态效益的维持和增加而不行为或
[1] [2] [3] [4]
行为的人的补偿；二是，对于从森林生态效益所带来的正外部性中获得利益的人对森林本身的补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森林生态补偿”的定义是：补偿主体（包括国家、企业、自然人及其他组织，后文详述）对于为了维护森林生态效益而放弃发展机会、为森林生态效益的维持或增加而不行为或行为的人的补偿和对于从森林所带来的正外部性中获得利益的主体对森林本身的补偿。
二、森林生态补偿的理论依据
（一）环境保护同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协调原则的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条规定:“国家制定的环境保护规划必须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环境保护工作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协调。”可见，“协调原则”已经成为我国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和有关法律的一项基本原则，脱离了该原则就很可能背离了环保的目的。另一方面，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应联合国的要求，提出了一份长达万字的长篇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其中为世界各国的环境政策和发展战略提出了一个基本的指导原则即“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这和我国提出的“协调发展”，只是文字的表述不同，其实质含义是完全一致的。
目前，我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在森林生态方面的投入还是明显不足。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协调发展的原则要求环保要同经济发展协调，那么从另一个方面看，环保的发展也是不能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在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中，我国并没有形成成体系的，统一的，完整的补偿模式。在森林生态补偿的方法和主体方面都比较窄，不利于环保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所以，在当下人民对生存环境的要求日益增高的大背景下，应该在森林生态的补偿方面下足工夫，力争与经济发展相平衡。
（二）环境正义的指引
“环境正义”是环境哲学研究中的前沿课题，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环境正义是其中的主要问题。环境正义是指在环境政策和规约的发展、制定和实施方面，对每个行为主体(国家、组织或个人)来说，都能得到平等地对待和富有意义地参与。在发展中国家，对于“环境正义”的侧重是人类生活、生产的可持续发展和对环境资源及其所带来的正外部性的永续利用。
环境正义中的三个基本原则：生态可持续性原则、社会及经济平等原则、对后代负责原则。其中，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统领后两个原则的。对于森林生态效益的补偿，自然也是可持续发展的题中之意。建立健全森林生态补偿制度，才可能使森林资源良性增加，克服现存弊端。
（三）“等价有偿”的要求
“等价有偿”原是民法中的一个概念，是公平原则在财产性质的民事活动中的体现，是指民事主体在实施转移财产等的民事活动中要实行等价交换，取得一项权利应当向对方履行相应的义务，不得无偿占有、剥夺他方的财产，不得非法侵害他方的利益；在造成他方损害的时候，应当等价有偿。
森林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的生态循环系统，它有其自身才在的独立的、内在的价值。对于森林的正外部性在当下的时代已不应再是免费的午餐。享受了这些“生态服务”的受益人就应该承担这些所产生的费用。这些费用就可以直接的收归森林生态补偿基金，作为育林、护林、栽种新林的资金来源。这样，也能提高国民的生态意识，使每个人都感受到森林的生态保护都是每个人的责任，每个人都在负担着森林补偿的费用。
三、我国森林生态补偿制度现存问题及改革对策
（一）补偿资金来源单一，应扩大补偿主体、拓宽融资渠道
顾名思义,实用解释法就是一种以最大价值(当然不只包括经济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法律解释方法。其直接的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而法律解释方法或法律理论中体现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最为充分的包括公平正义论、权利自由说以及法律经济分析学派等。在某些情况下,法律的经济分析方法可以更形象地表明实用解释法的基本思路,当然实用解释法的范围更加广泛,其基本判断标准可能不是经济效果,而是其他方面的效果,如社会效果、政治效果、道德效果等。
(一)价值选择在法律实践中的地位
在法院审理各类案件,需要对法律进行解释时,经常会陷入不同的价值判断选择之中,而价值判断选择会直接影响着法律规范的含义的确定,也影响到案件的处理结果。例如,在国家整顿金融秩序、清理金融机构政策实施期间,人民法院审理涉及信用社清理整顿的案件时,如何处理合法债权与社会稳定(或者储户利益)之间的关系?由于法律服务业的发展和在经济活动中的作用的提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及律师风险收费的案件中,如何处理现行收费规定(规章)的规范性价值与适应形势发展而进行改革的价值追求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一直已为司法界广泛接受但学术界仍存有疑义的命题,即在审判工作中如何处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这些都需要法官作出相应的价值判断。在两种价值无法求全的情况下,法官必须作出选择,而选择的标准通常就是不同价值对法官的冲击力,以及这种冲击力在事实与法律之间建立起的联结关系的紧密程度。
(二)法律价值的表述
实用解释法虽然将解释问题变得更加灵活,但其最终支柱还是立法的意图,因此仍属于“目的主义”范畴。因为实用解释法通常使解释者面临价值上的选择,而立法意图中往往已经体现了法律的价值追求,因此实用解释法不可能脱离立法的意图。这样,实用解释法的最佳应用应当是实现立法者制定法律时所追求的价值。法律从其制定时起就与其制定前后的背景、环境密不可分。这些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影响新法律的含义。这些环境所含有的多种因素中,有一些本身就是价值因素。立法者制定法律时所追求的价值,通常是特定的、明示的和具体的。例如,《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其中便体现了就业平等的价值追求。《证券法》第3条规定:“证券的发行、交易活动,必须实行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另一方面,立法所追求的更高层次的价值可能不在立法条文中明确表述出来,而是构成立法的背景、环境,是立法者心中所向往和渴求的价值。立法者认为,这些价值是法律和公众的共同价值观,是不言自明的。
所谓法律中的共同价值,是指作为一种社会规范的法律自身所应当拥有的“品格”,如法律的连贯性、稳定性、现实性、不溯既往性等。这些内容是法律规范的一般原则,所有规范均应以这些原则为其基本价值。所谓公众的共同价值观,是指作为在社会中共同追求幸福、安定生活的人和人的群体在处理人与人或其他事物之间关系时所追求的目标,如公平、正义、合理、道德等。通俗地说,公众通常假定立法的意图应当是公平、合理的,并且人们都应当依照这些原则去解释、适用法律。这也是实用解释法与普通的目的解释法不同之处。
在加拿大法律制度中,实用解释法认为,解释法律时至少要考虑五种基本价值,即:理性与正义、人权、法律的救济性、法律的统一性、法律的稳定性。这些基本价值实际上也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共同追求的价值取向。下面分别简要阐述。
(三)理性与正义
如果对一项法律有两种以上的可能的解释结果时,法官未必愿意出现不合理或不公正的解释结果。这是不是违法呢?不然,实际上这或许是生活在法律制度之中的人们所期望的。他们按照人类活动的一般规律行事,而他们的民意代表制定的法律应当保护他们这种活动方式。如果法律没有实现这一目标,这可能不是人们真正需要的法律。对于法官来说,有时立法者无法预计某种不合理、不公正的结果发生,而法律的过程要求每一个参与此种过程的人本着理性、正义却阻止不当结果的发生。不管我们把法律解释看作是对立法机关实际意图的重构,或者看作是“法律读者”(即法律实施者和遵守者以及法律研究者)的创造性工作,考虑解释的后果总是正当、必要、合理的。
这一解释规则最初是“黄金规则”的核心。立法者的真正意图可能通过解释的结果推论出来。如果对某一项法律规范看上去便认为会出现不公平的结果,我们则有理由认为这不符合立法者的本来意图。但是,黄金规则的范围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价值的丰富,已经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无论从维护的结果上,还是在判断的广泛性上,都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黄金规则,而是纳入了一种新的解释理论,即实用解释法。在这种价值之下,如果一项法律的字面含义或者两种解释中的一种是不合理、不公平的,法官则可以赋予其合乎立法原意的解释含义。
(四)权利与自由
民主环境之下,权利与自由被视为生而有之而非王授、神授、恩赐。在法治原则之下,一项通常的法律解释规则也被确定下来:凡限制公民权利、自由的法律的解释都应当严格把握,即“严格解释观点”。对于法律含义模糊时,应当采用对权利有利的解释,而非“限制解释”。这就出现了“限制限制解释,扩大扩大解释” 的规则,即对于限制权利与自由的规范的解释应当以限制其适用范围为原则,对于扩大权利与自由的规范的解释应当以扩大适用范围为原则。换句话说,对于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所设定的条件,法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十分严格地强调这些条件要完全具备;而对于确有疑义的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法律,法官在适用时,应当限制法律的适用范围,并作有利于保护权利、自由的解释。
(五)法律的救济性
根据法律的作用,大部分法律被认为是补救或救济性的。而对于救济性的法律的解释,通常采取自由、宽容的解释。这种救济性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与人权或公民权利相关,与前一项解释规则相近;第二类与保护私人免受国家侵害相关,是法律的“品格”与社会价值的有机结合;第三类与保护弱势群体相关,是一种完全体现社会价值的救济。我国制定了各种旨在保护特别人群的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残疾人权利保障法等。对于这些法律的解释自应本着上述原则进行。
(六)法律的一致性(统一性)
各国的法院都十分重视法律的统一性原则,即法律的前后不能出现矛盾的理解,或者解释者应当尽可能以统一的态度解释法律。因此,如果有的法律条文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法官通常会以限制的态度解释。在确有疑虑而无法确定例外的含义时,法官则应当适用一般原则,而不是例外规定。
对法律的一致性提出挑战的可能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相关立法条文之间因立法技术原因,或者由于立法者要改变以前的规定而出现不一致的法律规范同时存在的情况;另一种情况是法律在规定了一般原则后,又设定了一些例外,而这些例外即对法律的一致性有所改变。我国立法中对于第一种情况已经有一些解释规则解决,如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等,但对于第二种情况尚没有成熟、统一的规则,解释起来也比较混乱,存在任意扩大例外范围的情况。
对此,加拿大曾有一位法官精辟地归纳了对于第二种情况应当适用的一般解释规则,即:当立法者规定了一般规范,同时又列举了一些例外时,我们应当把例外的情况作为“穷尽的规定”,而且应当严格解释。因此,这就出现了“例外条款不得延伸”的解释箴言。规定例外的作用在于使一般规则更加完备。对例外的含义无法确定时,法官应当排除例外的适用而适用一般规则。
实用解释法中可能涉及的价值判断还有很多,如社会稳定、多数利益、经济发展等,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二、动态解释法
动态解释法可以说是一组具有共同特点的法律解释方法。这种方法先是由凯拉布莱西提出,认为法院为了适用新时代可以更新法律,甚至可以废止过时的法律。德沃金的学说也属于动态解释,认为法官解释法律的最佳结果是有利于社区的未来,而非受制于该法律过去所追求的价值。1987年,美国教授艾斯克里奇对各种动态解释法律的观点进行研究、总结,产生了独树一帜的法律动态解释法。
中图分类号：B0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28-0044-02
戴维・佩珀是英国布鲁克斯大学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生态社会主义和环境政治，主张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人类中心主义倾向，是当代著名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他在代表作《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中指出了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有着内在相关性，马克思的生态思想是有益于社会公正和关爱环境的，代表着一种对人与自然新秩序的社会性、历史性和辩证性的理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和应对当代生态危机的马克思主义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
一、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视角
佩珀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主要受到马克思激发的“西方知识传统”，尤其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和内在包含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决定的让位于社会主义的社会发展问题。马克思的社会分析包含四个基本元素，分别是资本观、认识的辩证方法、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改变世界的承诺，这四个方面已经被证明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有效性，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理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在生态问题上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又反对技术中心主义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资本主义形式，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主张一种现代的、新的或者是说“弱”的人类中心主义。佩珀强调：“为了实现政治目的，生物平等论者的立场必须变得更加人类中心主义――尽管这是一种有益于自然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而不是一种把非人世界仅仅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的、可避免的‘强’人类中心主义。”[1]32
针对生态中心主义对马克思的生态诘难，佩珀指出：“马克思主义确实以一种有意义的――尽管大都是含蓄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1]73虽然马克思总是立足于人类需要和目的去衡量自然的价值，并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持乐观的和支持的态度，但他在共产主义描述中涉及的“控制自然”的思想并不代表着人与自然之间野蛮专横的剥削关系和主仆关系，而是在实现共产主义美好理想进程中自觉改变自然能力的计划技巧和管理智慧。马克思构建了人对自然态度的开放性和合理性的理解范式，即对社会和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解，人改变了自然同时又被自然所改变。马克思的生态立场体现在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劳动是人相互转化的中介、资本主义造成了自然和人的异化以及共产主义能够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等思想，可以说，马克思是生态学的先驱，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使其对人与自然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十分重视，认识到了自然本身可以作为生产力的构成要素，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表明人类社会的经济状况对自然的影响，这就决定了马克思在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之间持徘徊和折中态度，“赞成在自然界中进行积极的和有计划的干预，但不是对它的自我陶醉和从根本上的非理性破坏”[1]74。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生态中心主义，但是对生态中心主义有益。马克思不赞同自然对于人的绝对优先性和自然崇拜，他所成为的自然相对优先性是基于人类劳动对自然的影响，不是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的价值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可以得到扩展，自然相对于人来讲的工具性价值不仅包括物质方面，还可以包括审美和道德的方面。最重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可以为生态中心主义提供两个生态危机的有效分析视角。一个视角是，马克思主张社会变革尤其是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的重要性，那么，对于当前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我们可以通过集体行动来推进社会的物质组织变革来塑造一个生态的未来；另一个视角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分析是持久有效的，是一种深刻的“社会关系”学说，这种社会关系充分考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社会关系”学说能够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为什么造成了对自然界持续的威胁和破坏，从而揭示出生态危机的社会历史因素。
马克思主义在生态学上的“弱”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又不同于技术中心主义，技术中心主义所倡导的人对自然的征服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强”人类中心主义形式。马克思所提供的社会-自然的辩证法并不意味着没有“中心地位”，人类在对社会改变自然和自然改变社会的生态评价中也不是完全中立的立场，“在我们与自然的其他部分密切相连的辩证法所提供的更广泛理解中，完全有理由去喜欢促进人类利益而不破坏自然的其他部分的东西（即使我们不得不持续改变――生产――自然）”[1]271。佩珀认为，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弱”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长远的集体主义的人类中心主义，面对自然界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和物质限制以及避免用单纯物质的方式对待自然，它必须着眼于人类的精神福利，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和两者的可持续发展。马克思的“弱”人类中心主义还主张人与自然之间关系上的一元论和平等发展的立场，因为社会主义在本质上源于对人类困境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的关切和解决。“佩珀的重返‘人类中心主义’观点是把人置于与自然关系的中心地位，把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作为人类行为的根本出发点和终极价值尺度，这为我们解决当前的生态危机提供了一条较为现实的思路。”[2]
二、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维度
马克思的自然观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分析绿色议题的理论基础。“面对环境理论家等对马恩生态思想的否定，尤其是对其‘自然’概念等与生态保护内在关联的质疑，佩珀旗帜鲜明地肯定马克思主义对环境问题的积极意义，并着力从不同方面对马恩的生态思想加以阐释与重建。”[3]马克思的自然观首先是唯物主义的，主张自然界的优先性以及外部物质客体和客观物质规律的重要性，但马克思拒绝成为一个超自然的存在，反对虚幻化和观念化，也就是说，马克思著作中的自然作为一个实在的统一体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并产生于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之中。马克思反对资本主义在剥削和统治自然的基础上创造一个非自然的人类世界，把这种行为方式看作对自然的彻底侮辱和自然的现实退化。马克思的自然观是一种关于存在的本质的分析方法，主张人与自然相互依赖和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关系，克服并超越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消除了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人来自于自然并超越于自然，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和进行实践活动的物质前提，但人的实践活动可以做到不违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在新的意义上重新界定自然。佩珀指出，马克思不主张过分谈论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斗争，而是认为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对自然的利用实际上内在包含着与自然的合作，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置于人类有意识的、集体的自觉控制下。
佩珀强调，在对自然进行实践的唯物主义理解的前提下，马克思主张一种社会-自然的辩证法，拒斥把人类社会和自然看作两个孤立实体和一个体系内两个实体间也存在某种联系的观点。马克思的社会-自然关系的辩证观点包括，第一，人类作为自然的一部分同时超拔于自然，它们彼此是对方的一个部分。人与自然是通过相互之间的联系来界定彼此的，这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的，自然是在人类社会中产生的。第二，人类与自然处于一种彼此依赖、互相影响的紧密联系中，并不断进行着互相制约、互相渗透和互相作用。在马克思的视野中，自然概念是放在社会-自然关系的辩证法中去理解的，人类社会和自然是相互改造的关系，“当人类通过生产改变自然时，也改变人类的自然即他们自己”[1]127，这种相互关系不仅是物质性的，也具有审美的、主观意识的含义。这就克服了把自然单纯作为满足人类经济利益的贮藏地的技术中心主义和把自然看作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中心主义，自然成为一个社会历史概念，尽管先前存在着一个客观自然，但它现在已经被自然的一个方面即人类社会所界定和重塑。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是历史的和经济的决定论者，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包含着十分丰富的辩证要素，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不是独立要素之间的单向性因果联系，而是相互包容和相互作用的，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也通过一个辩证的进程而得以实现。社会主义作为社会新秩序对资本主义作为社会旧秩序的克服和超越，代表着一种包含新社会关系的新物质生产方式的确立，当新的社会生产力充分发展时，旧社会灭亡的条件就可以得到满足，这意味着，直到人类在物质需要得到充分保障时，一个生态健康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生态社会主义才得以创造出来。佩珀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既主张人类社会依赖于既定的自然物质条件，也肯定不同的地理条件决定着人们在其中改造自然的不同方式，有着十分丰富的现代人类生态学意蕴。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
针对绿色分子把生态危机归咎于错误的价值观、工业化或者人类自己，佩珀强调：“对比之下，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分析表明，应该责备的不仅仅是个性‘贪婪’的垄断者或消费者，而是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处于生产力金字塔之上的构成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1]105资本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最大限度地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资本主义在生产中获取资本的能力是以自然的物质材料和劳动力为前提的，商品的生产主要是为了获取利润或交换价值，而商品的社会有用性或使用价值就成为次要的了。佩珀指出，马克思通过对劳动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的区分，确定了资本是劳动价值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差额即剩余价值，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去获取更大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积累，资本主义依靠资本积累逻辑实现了对无产阶级和自然的双重剥削，造成了自然的异化和严重的生态危机。
佩珀认为，当今世界的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已经证实了马克思主义基本逻辑的正确性，资本主义过度生产的资本积累逻辑造成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生态矛盾，导致了环境难题和人的精神焦虑。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金钱关系导致自然的商品化和人的客体化，强调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资本积累、最大化地追求剩余价值和过度消费等动力机制使资本主义内在地对自然不友好，可以说，生态危机就是包含在资本自身流通中的创造性破坏，环境保护在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使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被遏制和阻碍，资本主义在持续地吞噬着它的财富的最初源泉即土地和劳动力。过度生产所导致的对自然资源的榨取并不考虑对未来的影响，是资本主义经济自身不可遏制的内在趋势，“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以利润为中心。正是这样的生产方式才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当前的生态矛盾，这也是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得以产生的根本原因。”[4]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坚持一元论，既看到了人的自然性，又坚持了自然的人性，要分析并解决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危机，关键在于人类如何生产自然和谁来控制这种自然的生产，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着眼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为了获得交换价值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对自然的破坏和支配，要实现自然的解放和人类的解放，必须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代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重新回到使用价值的生产和非异化的状态，实现人们客体化的重新占有。着眼于人类的长远利益，人们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计划控制和合理管理自然包括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实现创造自己的历史。佩珀最后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具有生态仁爱性，虽然它承认自然物质对人类需要的客观限制，但坚信人们通过理性组织和计划控制的生产能够在不破坏自然的前提下充分满足人类的真实需要。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根本原因在于，经过精心设计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同时还能避免生态矛盾。
参考文献：
[1][英]戴维・佩珀.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M].刘颖，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2.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4）05?0065?06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形成和发展了独具魅力和特色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化。90多年来，党史文化始终引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蕴含着中国共产党面对各种考验的巨大智慧，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先进的执政理念和高尚的政治追求，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党史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加深对党史文化思想内涵的理解，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实现党史文化科学发展，对加强意识形态整合，巩固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进一步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应树立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使党史文化在促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中发挥更大的时代价值。
一、党史文化的内涵与意识形态属性
党史文化是党的历史与党的文化的结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党史文化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彰显出科学性、先进性、民族性的主体精神。鲜明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文化特质的党史文化，展现出突出的意识形态属性，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审视党史文化的内涵与内在属性，对于加强党史学习，深刻理解弘扬党史文化的重要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一） 党史文化的内涵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自身90多年发展历史所蕴含的文化，是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文化积淀，它伴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及自身建设的伟大实践形成并发展，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主要体现在理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上。
首先，理论文化。理论文化是党史文化的主要表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所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成果，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一伟大历史进程中，党史文化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党史文化理论创新的丰富成果是中国先进文化的宝贵结晶，是理论形态的党史文化的重要内容。
其次，物质文化。物质层面的党史文化，简而言之，就是以物质形态为载体的党史文化。物质文化主要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物质文化实体，具体包括：革命战争遗址、革命历史文物、重要党史人物的故居、旧居、纪念馆、陈列馆等具体实物和场所。物质文化是党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具体表现形式，是传承党史文化的重要平台。
最后，精神文化。精神文化是党史文化的精髓，主要是指党史文化自身所蕴含的主体精神和思想价值，是中国共产党自身所承载的品格和精神，包括革命优良传统、民族思想精神、思想价值体系、精神气质与指向等，是党史文化深层内化的文化表现形态。理论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形态塑造了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蕴含着这一特殊类型文化的精神价值。
（二） 党史文化的主体精神
党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90多年历史创造的各种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既是全党全民可以充分利用的文化资源，又是传播文明、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和民族性的主体精神。
首先，科学性。党史文化的科学性首先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科学认识上。中国共产党不把马列主义书本上的理论看作是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反对教条主义，又反对经验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精髓，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体现，也是党史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精华、呈现出科学性的根本条件；党史文化的科学性也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建设道路进行科学探索的实践之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实践中产生的两大理论成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提炼与升华。它的科学性，体现了它对自身所形成的一系列精神文化成果及其体系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和长期实践的检验和证明，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并得到实践检验的理论结晶。科学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要求和本质特征。
其次，先进性。先进性是党史文化的内在属性。党史文化的先进性首先表现为以先进的理论为指导。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使之中国化所产生的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先进理念的集中反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文化发展，始终引领中国文化朝着先进科学的方向发展。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根本指导思想的党史文化，始终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主体和核心，体现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党史文化的先进性也表现在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党史文化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具体实践中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创新成果，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党的历史证明，党史文化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先进文化，能够引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前进和发展。
最后，民族性。文化具有民族性，每个民族都维系着一种特定的文化，以一种特定的品格、心态、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去影响、支配着本民族内部人的行为。党史文化形成于中华文化之中，继承与吸收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内核，鲜明地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价值向度、思维模式、道德品质等，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文化具有巨大的历史包容性，秉承了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气韵，这是党史文化的基石。民族文化中有许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精华，如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哲学；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等，这些文化思想延续和丰富着党史文化的内涵，是党史文化发展的根基；党史文化反应了中国的国情民情，彰显着鲜明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特色和个性，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民族特色。党史文化已成为国家、民族及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象征的一部分。
（三） 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文化具有鲜明的阶级属性，表现为特定阶级的观念并为特定阶级服务。党史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政治文化，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突出政治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党史文化的一个鲜明特点。党史文化的政治性决定了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首先，党史文化具有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是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优良传统，形成了特有的党史文化话语体系，体现了独特的价值向度和精神内涵，承载着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价值共识，凝结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和本质要求。其次，弘扬党的历史文化，归属于上层建筑和精神文明的范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的重要部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内容。最后，党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内涵上具有一致性，党史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理念和先进思想是社会核心价值的集中体现，是引领社会思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决定了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中的重要作用和关键地位。
二、党史文化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中的功能和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反映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断以先进的文化理凝聚力量，推动事业发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是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进步的政治保证。作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党史文化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丰富理论内涵，承载着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追求，凝结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彰显着重要的当代价值。
（一）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上的借鉴，有利于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是孕育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沃土，是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深厚文化根基和理论来源，蕴含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丰富内涵的党史文化，以独特的文化形态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巩固了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一，党史文化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蕴含着科学的思想文化内涵，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理论借鉴。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最富有科学性和生命力的理论体系，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事业的科学理论，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思想前提和科学的理论基础，指导我们在实践中科学的认识社会政治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优秀文化成果，不断创新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略，在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事业发展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富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党史文化。马克思主义对推动党史文化发展，把握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首先，从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看，党史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是科学的思想、理念与精神，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其次，从党史文化的历史发展看，党史文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执政思想的中国化、具体化，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完善创新执政方略的政治文化产物和文化积淀，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最后，从党史文化的本质来看，党史文化表现为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能够为社会政治发展一种感性的文化感知，对推动社会政治和谐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在这个层面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党史文化，是社会政治发展进步的宝贵资源，是构建社会主义政治整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第二，丰富的党史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掌握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有利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对党史文化的形成具有本源性的地位，是党史文化的思想源泉，是推动党史文化创新的精神力量。曾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党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运用、掌握和创新，中共七大确立了思想的指导地位，树立了从实际出发的旗帜，实现了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空前团结和统一，使中国革命事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旗帜下走向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树立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引领中国走上了改革发展进步的道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新形势下的发展思路，形成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在党的十胜利召开的新局面下，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揭开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篇章。历经90多年积淀的党史文化，随着党的理论创新的实践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确立了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基本原则，其丰富的思想理论内涵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认识和深刻把握，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灵魂的党史文化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理论创新的优秀品质，有利于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二） 党史文化是培育中华民族共同思想基础的重要载体，见证了全民族的共同理想追求，有利于形成稳定的社会心理认同，对培育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是凝聚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增强政治归属感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政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培育共同理想追求，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
第一， 党史文化见证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理想和信仰的追求和坚守，凝聚着中国人民毅然前行的价值共识，有利于形成坚定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
共同的思想基础和价值共识是一个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如果没有共同的思想基础作为支撑，就会失去凝聚力和和生命力。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就把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和崇高目标，并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奋斗。邓小平指出：“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2]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共同的理想追求，在努力实现党的政治追求和远大目标的历史进程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中共共产党始终保持为党和人民事业艰苦奋斗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事业发展的新局面，引领社会发展不断进步，国家综合国力全面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90多年的党史文化，凝聚着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思想共识，凝聚着中国共产党的崇高理想信念，充分体现了全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深刻说明了中国人民的价值共识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思想基础。先进的党史文化有利于共同思想基础的成长，有利于价值共识的塑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和提升。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了党史文化具有的强大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党史文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支撑和思想动力。
第二，党史文化昭示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对培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具有重要的作用。
政治认同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人们对其所属政治系统所表现出来的某种政治归属感以及政治参与过程，是政党政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基本前提和坚实基础。9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践行共同的政治价值、不断探寻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了共同理想，形成了广泛的社会政治认同和价值共识。为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以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事业推向社会主义前途。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勇于探索，艰苦奋斗，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新纪元。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充分彰显了“中国模式”的独特魅力。党史文化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苦历程，同时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越性和生命力，坚定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党史文化不仅让中国赢得了世界的认同，更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理念。党史文化对唱响社会主义的主旋律，统一思想、凝聚人心，培育社会主义政治认同，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具有重要作用。
（三） 从文化的价值导向看，党史文化积聚了丰富的资政育人资源，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信仰体系的构建具有导向和整合作用
文化的价值导向是指：“文化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指向，在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中所具有的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3]先进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能够赋予人们崇高的价值追求、远大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培育了丰富的资政育人资源，对于塑造崇高的理想信念，发挥道德教化功能，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党史文化具有价值导向和价值塑造功能，凝聚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
文化的形态和作用极为广泛，先进的文化理念对人们的价值理念、道德养成和精神培育具有重要影响，具有鲜明的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党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历史创造的精神成果，凝聚了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先进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构成与具体体现。90多年的党史文化用鲜活而生动的史实诠释了理想与信念、执着与奋斗、担当与奉献的精神实质，彰显出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的崇高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是民族核心价值理念的集中体现，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内涵与价值取向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丰富的党史文化思想内涵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宝贵资源。党史文化中蕴含的先进精神内涵能够发挥价值引领和价值塑造功能，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大力弘扬党史文化，开展党史文化教育能够发挥优秀精神文化的思想导向作用，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积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心理支撑，在全社会形成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积极乐观的社会心理。
第二， 党史文化具有社会育人功能，有利于全社会在思想道德上共同进步。
道德价值是社会和谐的思想灵魂和精神支撑，没有崇高的道德价值就没有社会发展进步的思想根基，道德教化是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养和国民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党史文化蕴含的先进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是一种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精神支撑，具有推动社会道德进步的强大动力，有利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全社会共有的道德基础。充分运用党史文化的育人资源，发挥党史文化的道德教化功能，使党史文化表现出来的先进思想和高尚道德内化为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心理素养，不断改造和提升公共道德生活，塑造高尚的道德品质。同时注重党史文化资源的转化与表达，通过影视、文学、艺术等形式，把党史文化用鲜活生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使党史文化资源成为对全体人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第二课堂、培养民族精神的乡土教材、陶冶情操的示范经典、拓展素质的有效载体。
三、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
关于文化的功能和作用，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这样表述：“保守地说，真理的中心在于，对一个社会的成功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而不是政治。”[4]进入新世纪以来，文化发展进入了崭新的阶段，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我们应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不断探索党史文化科学建设的途径和方式。以理论创新为前提、以深化研究为基础、以创新机制为路径，不断加强党史文化建设，以党史文化的科学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同时也使党史文化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得到延续和发展。
（一） 推动党史文化创新，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文化的发展需要不断与时俱进，需要不断适应时展的步伐，不断创造符合时展的文化理念和文化形态。弘扬党史文化应树立新理念，把握新形势，抓住新机遇，深刻把握党史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党史文化科学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用创新带动发展，不断推动党史文化创造，塑造新的历史条件下具有创新性的党史文化，用丰富的党史文化理论成果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首先，党史文化创新应把握科学性。当前党史文化的发展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和科学理念，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发挥马克思主义在党史文化建设中的引导功能，用理论的理想、文化的精神把亿万人民紧紧凝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下。其次，党史文化创新应具有独创性。党史文化创新需要不断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在继承传统文化精华的基础上，推动党史文化独创性创造。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也需要与时俱进并具有实践性，我们应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加强党史文化创新，不断丰富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思想内涵，这样才能统领多元化的社会意识，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吸引力。
（二） 深化党史文化研究，推动党史文化成果转化，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同志在2010年7月中央召开的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指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认真学习党的历史，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5]加强党史文化建设，发挥党史文化资政育人功能，应不断深化党史研究，鼓励党史文化创造，以党史研究带动党史文化创造，推出具有正确政治导向和舆论导向的党史文化作品。党史文化研究应树立开放的学术意识，拓展研究领域，创新研究视角，加强党史基本著作和党史普及读物的研究编写，发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的推动作用，着力推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断丰富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同时注重党史文化成果的转化，深刻认识党史文化成果转化方式的多元化，增强主动意识，利用多种形式不断推动党史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扩大党史文化成果的社会效益，使干部群众从中受到鼓舞、得到启迪，增强精神力量，充分发挥党史文化思想育人、模范示人的积极作用。丰富的党史文化资政育人资源，多元化的党史文化成果表现形式，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普遍的、深刻的文化感知，凝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三）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改革与创新党史文化传播机制，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和成效性
党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离不开传播，通过创新党史文化传播方式和传播载体，拓宽党史文化宣传教育平台，推进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的广泛性和成效性。首先，在宣传和普及党史文化的实践中，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方式，加强对现代传媒方式的开发和利用，建立多形式的党史文化传播机制，更加主动的占领宣传舆论的主阵地，加强党史文化的意识形态渗透与整合。其次，创新党史文化表现形式推动党史文化大众化。党史文化宣传教育要注重受教者的主体地位，合理把握人民群众的文化心理需求，采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形式展现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运用生活活泼的语言表达，使党史文化更能贴近人民群众，更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需求。最后，拓宽党史文化的宣传教育平台，探索党史文化育人新途径。建立党史陈列馆、红色广场，推进党史文化的社会渗透力；加大党史网站建设的力度，鼓励制作适合互联网的党史文化作品，创建党史文化的综合传播平台。
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党史文化的思想内涵将进一步得到丰富和发展。弘扬党史文化，推动党史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构建需要持续努力和不断创新，以党的十精神为思想动力，不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动党史文化繁荣发展，使党史文化的精神资源在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造福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参考文献：
[1] 选集・第四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516.
[2]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1218.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3-0073-01
工业文明是人类社会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阶段，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价值。相比原始文明和农业文明，其对自然的损伤破坏极其严重，许多方面甚至已经难以修复。21世纪，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国家之间各种激烈竞争对环境的破坏愈加明显，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尤为严重。中国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也没能处理好。一方面，人类不断地破坏赖以生存的环境，另一方面，环境也成为了制约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有必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才能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时代赋予我们新的历史课题，我认为，除了依靠严酷的法律手段，更重要的是要加强对人的人格教育，即是加强对人的思想政治教育。
1.何谓“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个体或者社会组织通过向社会成员宣传一定的思想观念、伦理道德、政治观点，使之深受影响，并形成一种符合社会要求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精神文明建设的首要内容，也是解决社会矛盾的重要途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全面推进贯彻落实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十分重要。
价值，是客体对主体表现出来的积极意义和有用性。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涵义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人的思想品德形成的积极意义和人的发展的有用性。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包含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其中，社会价值又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价值等内容。生态价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价值形态，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有力的补充，表明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对生态的意义观点――生态对人有警示、教育作用，改变人的思想行动，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
2.何以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中可以使人们获得生态教育，提高生态意识，强调人在自然中的作用和责任，认清环境形势，树立环保意识，保持生态平衡，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良好局面。
2.1形成生态意识
中国“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好诠释，这就要求人类必须形成一种对生态危机的忧患意识。要知道，人类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必须和谐相处，一定要抛弃“人类中心说”的思想，停止对自然资源无止境的开采和浪费的掠夺。思想政治教育理应矫正“人类中心说”的思想，正确引导人们形成生态意识，这样人类对幸福的追求才能得到长久的保障。
2.2强调责任感
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就必须依靠法律和道德的帮助。人类具有对生态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保护生态平衡的使命感。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可以使人们形成道德和生态责任感，着重强调保护自然的责任和使命感，从而养成敬畏自然、保护生态的道德情感。
2.3注重整体利益
地球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保护地球是人类责无旁贷的责任。21世纪是经济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的时代，人类的价值观应该从个人功利性转变成多元互惠性，为了全人类的幸福利益，国家之间要树立整体利益观念，不断加强合作交流，共同研究生态问题，寻求最佳解决方法，谋划全人类的幸福远景。
3.如何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
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价值的实现是人类认识和创造其价值的目的与最终归宿。一旦被教育对象接受了生态价值，合理构建完善自身的心理结构体系，并且能够长期保持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生态价值的真正意义才算得到彰显和体现。那么，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又该如何实现？
3.1提高生态意识
如今，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自然资源有限。如果人类不加以好好合理利用，迟早有一天这些资源都会枯竭殆尽，而自然的有限性也决定了人类自身的发展，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和人是仅仅绑在一起的。因此，人类要自觉提高生态意识，保持资源危机感，注重对自然的保护，尊重和敬畏自然、爱护环境，科学合理地开发利用有限的资源，让人与自然能够和谐长久地共存下去。
3.2强化责任意识
生态责任，要求人类必须承担起一种对自然保护的责任。这种责任意识，包含两层含义：一是人类必须行使责任义务，尽到保护自然的职责；二是人类本身应具有一种对自然以生俱来的的内疚感和责任感。至今为止，地球上的许多资源、物种由于人类的滥用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有的甚至面临濒危灭绝，极大地打破了自然的平衡，人类必须深刻反思自己的行为，承担起责任，保护好自然，保护好生命。
3.3构建可续持发展道德观
可持续发展是一种科学发展观，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同时，在生态层面而言它又是一种道德观，包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可持续发展观是一种道德公平观，代表了人类长久以来的美好祝福和心愿。可持续发展观，还是一种整体道德感。环境问题是全人类的问题，生态环境和经济利益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关系对每个国家的发展都是一个挑战，这种特殊关系要求我们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利益，达成共识，加强合作，为全人类的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4.结束语
新的历史时期，人类对自然的责任更加重大，要把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教育放在第一位，实行全民生态价值教育，提高全民生态责任意识，树立可持续发展道德观，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筑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美好蓝图，全面宣传生态文明思想和观点，并在全社会推广开来，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