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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知识社会学①：一个思想史分析模式的引入
一般认为，知识社会学奠基于马克斯•舍勒，成熟于卡尔•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的经典定义认为，它“是一门探讨每一个知性立场对其背后分化了的社会群体实在功能性依赖的学科，并且它把追溯各种立场的进化视为己任”［1］61。因此，思想是知识社会学最重要的研究对象，它的目的之一在于揭示思想的演进过程，即在展现思想在内容与形式的变化之时亦揭示出其中思想的“遗传生命”［1］35另外，它旨在揭示思想的起源与演化对一定社会群体的依赖作用。知识社会学虽然可以追溯至欧洲启蒙运动以来的怀疑论传统以及维科的《新科学》，但它主要是在德国和法国的社会学共同体中形成的。曼海姆在将知识社会学与哲学和史学比较的过程中确立了其独具特色的分析模式，这一分析模式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图略）：（1）知识社会学持着动态的思想观，它认为思想的形式与内容会随着社会与历史的进程发生变化。与哲学倾向于将对思想史建立在没有时间性的和绝对的理性之上不同，曼海姆认为，知识社会学应该关注于思想的演化［2］4-5。故此，对政治—行政关系的考察不应局限于最早的政治—行政二分法，而应将视野延伸至这一范式变迁的整个过程。（2）知识社会学认为思想是特定社会—历史背景的产物，对思想的考察需要借助社会—历史背景的视角。曼海姆认为，哲学与思想史学都始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即“思想的产物总是可以与它的心理学或社会学起源相分离”，而知识社会学对此持相反态度。因此，每一种行政理论范式的出现亦依赖于一定的社会与历史条件。（3）知识社会学考察的是产生于群体的思想，它认为只有群体而非个人的视角才能真正理解思想。知识社会学所考察的是“从群体行动的背景产生出来的具体的现存思想方式”［3］3-4。知识社会学认为，人的思维方式、思想实际上是他所属群体的产物，也唯有从社会学的角度才能真正地理解思想。因此，对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分析离不开对学术共同体的考察。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勾勒出了一个考察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知识社会学分析框架。该框架力图从纵向上展示出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变迁，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思想特质在此过程中的传承；并致力于从横向上较为全面地从社会—历史背景与学术共同体的外—内双层结构中揭示出影响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主要因素。社会—历史背景主要包括时代的实际经验世界兼其精神气质两项内容，学术共同体则主要考察学术立场业已分化的学术群体或学派（为了表达的方便，亦可能选取其代表人物）的主要思想，并审视这些思想对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影响。社会—历史背景构成了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条件约束，既间接促进范式变迁又设置了变迁限度；学术共同体亦受到社会—历史背景的条件约束，它是推动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直接动因。用曼海姆的话来说，以上分析进路使得知识社会学拥有了对思想“精确论述”的能力［3］52。知识社会学分析框架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即是为了发挥它的这一优势，从而相对完整地展现政治—行政关系范式的变迁过程，亦揭示出政治—行政二分法在此过程中的“遗传生命”。
二、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
根据丁煌［4］、陈世香［5］等人的观点，我们可以将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分为：政治—行政二分、事实—价值二分与决策—执行二分三个阶段。政治—行政二分法在行政思想史中曾经被称为“美国公共行政的圣经”［6］，然而，对它的质疑与批判之声亦从未中断过，这种批判与重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治—行政关系范式的变迁。威尔逊是学界公认的行政学鼻祖，他于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被认为是行政学的开山之作。作为行政学的创始人，威尔逊最大的学术贡献在于提出了政治—行政二分法，行政领域的价值中立性使得行政学的独立及其科学化成为可能。从发生的意义上看，政治—行政二分法主要是从工作性质与从业人员差异的角度，对政治与行政活动进行区分［7］。古德诺在1890年出版的《政治与行政》中从政府功能区分的角度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论证。古德诺认为，政府存在着“政治”与“行政”两种性质不同的功能，“政治与政策或国家意志的表达相关；行政则与这些政策的执行相关”［8］10。但是，古德诺认识到行政与政治抽象的、绝对的分离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可能，“政治必须对行政有一定的控制”，因为政治功能对民治政府来说永远是第一位的［8］14-25。早期行政学者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是零散的，这种批判尚未成为一种学术自觉。怀特的《行政学导论》为行政学科学化作出了奠基性贡献。然而，就行政学研究旨趣而言，怀特认为：“公共行政研究需要与涉及正义、自由、服从和国家在人类事务管理中的作用等政治学相结合”［9］。古利克则拒绝接受政治—行政二分法，他通过对政治概念的再定义和行政人员角色扮演的分析指出，行政不应该也不可能从政治/决策中分离出来［10］107-109。行为主义行政学与新公共管理对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批判已经走向学术自觉，并且这种批判是全方位的，故而促成了政治—行政关系的范式变迁。（1）行为主义行政学：方法论转向。以西蒙为代表的行为主义行政学派尝试从方法论的高度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进行理论颠覆。该学派将行政学的研究对象从传统静态的原则、程序等转向了动态的行政行为。西蒙指出，行政行为本质上是组织不断决策的过程，而决策与政治紧密相关，所以政治—行政二分在理论上无法成立。作为一种理论替换，西蒙提出了事实—价值二分说，认为就政治而言，决策的主要衡量标准是价值因素，对于行政，决策的主要衡量标准是事实因素。（2）新公共管理：概念重塑。新公共管理扬弃了政治—行政二分的观点，提出了决策—执行二分的新模式，该模式将其理论基础置于经济学之上，并在执行层面大量借鉴企业管理的理性模式。科尔巴奇认为，行政学主流的学术用语经过由管理到政策，再到治理的过程，政治与行政的边界已经模糊［11］，因此，语义更明确、外延更易界定的决策与执行分离的观点登上了历史舞台。奥斯本和盖布勒认为，新公共管理乃是要致力于建立“一种把政策制定（决策）同服务提供（执行）分开的体制”［12］。以上学术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行政学范式的更迭，但是范式的更迭并不意味着全然的断裂。从研究对象上看，它们一直都是在围绕政治—行政关系探讨两者的边界及其分离的可能与限度。从思维方式上看，外显为肇始于政治—行政二分法的学科科学化的公共行政现代性思维贯穿了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的整个过程。这种理论层面上的科学化趋势及其内在地对经验层面的技术化要求，体现了普遍主义的、统一的、可通约的、整合的、总体化的现代主义公共行政的思维模式。
三、政治—行政关系范式变迁：社会—历史背景与学术共同体
由政治—行政二分到事实—价值二分再到决策—执行二分的变迁，是社会—历史背景间接推动与设置变迁限度的情况下学术共同体努力建构的结果。其进程展现了“行政科学”之科学性的三个面相：普遍性公理（原则）、自然科学化、公理性假设和数理逻辑。
关键词：社会语言写;背景;流派;研究方法
一、简介
社会语言学是一门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研究语言及社会之间交互作用的学科。虽然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只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但因其研究社会与语言的关系从而揭示语言使用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而备受关注。中国大百科全书对其定义为“社会语言学是研究语言与社会多方面关系的学科，它从不同的社会科学（诸如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心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的角度去考察语言。”社会语言学是把语言看作社会现象来研究，通过研究语言从而发现语言跟社会之间的联系。
二、社会语言学的历史背景
社会语言学的产生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社会历史的需要、物质条件的改善及语言学自身发展的必然规律。社会历史的需要引起语言学家关心语言与社会的关系，为社会语言学的诞生打下了基础。在社会发展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60年代，社会及政治形势多变，社会关系复杂。由于新的国家建立以及人口的不断流动使得语言的问题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语言与一个民族之间具有紧密联系，是一个民族的象征，因此它的社会性、文化性和民族性越来越受到语言学家的重视。物质条件的改善也是社会语言学产生的原因。由于物质条件的改善，科学技术取得进步，语言研究的物质条件也大大提升。社会科学一般采用的研究方法是调查法和统计法，这样以来人们更易于通过事物总体的数量关系来揭示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物质条件的改善为社会语言学的产生奠定了扎实的物质基础。语言自身的发展规律也促使社会语言学的诞生。
三、社会语言学研究的流派
社会语言学是首先是一门应用型边缘学科，从理论的借鉴到方法的选用都同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大众传媒等学科的研究紧密关联。
从观察视野来看，社会语言学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宏观社会语言学是以社会本身作为研究起点，同时将语言作为研究不同社团组织构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微观社会语言学是以语言研究为起点，同时将各种社会力量看作影响语言结构的基本因素
从研究方向上说，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分为理论与应用社会语言学研究，此研究方法的划分由Trudgill首次提出。理论社会语言学关注考察语言变体和言语群体结构相关性时所采用的模式与方法，并为交际能力的讨论提供一种普遍性的解释。应用社会语言学重点研究语言使用不平等现象背后的社会和政治含义上，尤其是在法庭、医院、学校这样一些涉及语言使用问题的公众生活领域。
社会语言学一般可以分为五个流派：
3.1社会方言学
社会方言学也即变异学派，其主要研究语言的变异跟社会因素之间的联系。研究对象为受阶级、职业、年龄或性别等社会因素影响所形成的方言。主要考察语言变异与社会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是因阶级、职业、年龄、性别等社会因素所形成的社会方言。语言的变异是社会方言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会方言学的代表人物是拉波夫，特鲁杰尔（Trudgill），他把这种研究称作“纯社会语言学”。变体研究是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内容，社会语言学家们追溯语言演变的起因及变异体扩散的机制，试图从语言变异现象中发现历史的语言变化规律，形成有关语言演变理论。
3.2语言社会学
语言社会学是由美国学者费什曼创立的，它的研究重点是带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社会语言学问题，它属于宏观语言学的范畴，将语言现象看成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它的研究重点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跟语言相关的问题，例如语言的规划、发展族际通用语或者文字的规划。它的研究方法是通过数据的搜集进行定量的研究。
3.3交际民族志学
交际民族志学是人类学家海姆斯提出的。交际民族志学是“从语言和文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语言使用的规律”。交际人种志学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对语言的运用进行描述，侧重于不同的社团、组织、社区及社会中文化习俗的差别对语言的运用所带来的特征。交际民族志学者着重于对交际事件的描写。他们认为只有透彻分析语言使用的环境才能弄明白人们在特定环境里使用不同语言的原因。它探究人们是如何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语言行为的选择。
3.4语言社会心理学
语言社会心理学的代表人物是兰勃特。语言社会心理学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社会交际中语言的使用和对语言及其变体的态度进行研究。其代表人物是兰勃特、贾尔士及史密斯。兰勃特采用配对实验法发现一个语言团体对灵一个语言团体的成员的某些印象跟人们的性别及年龄、使用的方言、语言情况或社会背景有很大关系。配对实验法是语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调查语言态度的有效方法。
3.5互动社会语言学
互动社会语言学又被称为“交际社会语言学”。这个流派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它主要是采用语言学的知识去对人际交流的过程和结果进行解释。在早期，社会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局限于低层次的语言单位。后来，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范围进行了扩展，对篇章和对话进行研究。互动社会语言学者们在研究采用的材料上使用了话语分析的一些研究方法。高夫曼、布朗、莱文森等人对话语礼貌现象的描述对互动社会语言学的建立具有巨大影响。互动社会语言学是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它与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之间的联系紧密。
四、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研究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社会语言学对语言的解释是在对语言进行描写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社会语言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归纳法，通过实际手机材料，对语言材料进行归纳总结。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也发生了变化，将研究内容及不同的研究方法进行结合，加强课题设计的科学论证，运用计量分析手段去分析实验材料，找出言语行为的规律。祝畹瑾总结了拉博夫的方法介绍了随机抽样和非随机抽样的调查方法。此外还有一些搜集材料的方法，例如访谈法、观察法、问卷法和实验法。对材料进行统计的统计学方法有材料的数量化、资料的统计、相关分析法和方差分析法。
五、结语
社会语言学同话语分析、篇章结构、交际策略、认知结构等方面进行结合，为语言的研究提供了跨学科研究的新视角。其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促进了我们对语言及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作者单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1] 李洪静.社会语言学研究综述[J].大学英语（学术版）.2007（4）。
[2] Trudgill，P.Applied Sociolinguistics[M].Longman：Academic Press.1984.
[3] 武立宏.社会语言学研究综述[J].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
概括地讲，科学社会学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生了重大变化，由默顿传统的现代科学社会学走向了英国传统的后现代科学社会学；由非认知科学社会学走向了认知科学社会学”[1]；由科学结构研究的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研究的社会学；由社会功能主义走向了社会建构主义；由宏观研究走向了微观研究；由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走向了更广阔的科学的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研究[2]。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科学社会学经历了从不成熟到成熟、从单一的定性和单一的定量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从单一的科学社会结构分析到整体的科学社会语境分析的发展。具体地讲，科学社会学方法论经历了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科学社会语境分析方法三个发展阶段。
1 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们把对科学进行内在社会结构分析和对科学知识进行社会学分析的研究流派称为科学社会的内在主义，其研究方法称为科学内部因素分析方法。它包括结构—功能分析方法、计量分析方法和人类学方法。
1.1 结构—功能分析方法
这主要是默顿及其学派的方法论，其实质是从结构出发分析功能。他们把科学看作是具有复杂结构的社会系统，对其社会体制的结构做精细的分析，由结构解释功能，而很少研究科学知识的内容及其与社会因素的关系，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功能主义，形成了科学社会学的美国传统”[3]。从1938年发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到1973年出版的文集《科学社会学——理论和经验的研究》，默顿运用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对科学的社会建制、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的规范结构、科学交流、科学奖励制度、科学家的行为模式、科学中的优先权之争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内容构成了科学社会学的主要内容，形成了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其他学者如本·戴维(Joseph Ben-David)的《社会中的科学家角色》、巴伯(Benard Barber)的《科学与社会秩序》、克兰(Diana Crane)的《无形学院》、科尔兄弟(Jona than Cole，Stephen Cole)的《科学界的社会分层》、加斯顿(Jerry Gaston)的《英国和美国的奖励制度》等，进一步运用了结构—功能分析方法，发展了默顿的思想，成为默顿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这种方法的保守性是十分明显的，因为它只能从科学的现存社会结构出发，依据结构决定功能的假设进行某些功能的预测，而对于过去和未来的科学的社会结构的研究不能令人满意；它只研究科学的宏观社会结构，而不研究科学知识产生的微观认识过程，其方法论说到底是“黑箱式”的。
1.2 计量分析方法
计量分析方法是运用数学、统计工具对科学进行定量描述的方法，包括数学统计分析、引证分析、内容分析、多变量分析。
数学统计方法就是运用数学、统计工具对大量数据进行处理，从中得出结论的方法。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博士论文中广泛采用数学统计方法，通过对大量文献的统计所得数据进行分析，说明十七世纪英国上层社会特别是知识界对科学兴趣的普遍转移，有力地说明了当时英国科学的社会结构随着科学兴趣的转移而发生的微妙的变化。普赖斯(Dreek J De Solla Price)在1961年发表的《巴比伦以来的科学》和1963年发表的《小科学，大科学》中，广泛运用数学分析和统计方法研究科学的整体发展，揭示了科学由小科学到大科学的发展规律，说明了科学机构与科学组织的不断规范化、规模化、国家化。
引证分析(citation analysis)是利用科学引文索引(SCI)所提供的资料进行数量分析得出结论的方法。在科学社会学中，广泛运用引证分析研究引证数与科学奖励的关系、引证率与论文影响度的关系、科学发现前后的继承关系、科学共同体内部科学家之间的相互关系等。引证的网络分析还用来研究不同学科间的相互交叉与渗透关系，譬如普莱斯运用引证分析研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发现自然科学近五年的文献引证率远高于人文科学，说明不同学科内部的体制与进步程度是有区别的。克兰在《无形学院》中用引证分析研究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结构，发现知名度高的科学家的论文被引证率高。科尔兄弟利用引证分析研究科学论文的质量、科学界的社会分层情况以及获奖情况等[4]。
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是对传播交流的内容进行精确的数量分析的方法，它最早出现在新闻学，随后在文学、社会学、政治学等众多学科中广泛应用。科学社会学中还只是初步使用这一方法。这种方法不研究行为，也不研究语言、符号的语义，只是通过语言、符号的数量分析如篇幅长短、篇数多少的统计来达到研究的目的。萨顿(G.Sarton)在《科学史导论》中运用内容分析考察先前科学史著作中各组成部分不同时代所占的篇幅数量的多少，以此来说明科学的加速发展。默顿在《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也运用了此方法说明科学兴趣的转移现象。
总之，计量分析方法对科学进行统计学的概括，注重数量关系分析，通过数量关系研究科学内部各个要素的关系。从这种意义上讲，计量分析方法是一种通过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科学的内在关系的宏观方法。
1.3 人类学方法
这主要是法国哲学家拉图尔(Brune Latour)和美国社会学家谢廷娜(Karin D.Kno-Cetina)研究科学实验室情况的方法。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使科学社会学发生了人类学转向。谢廷娜把这种方法称为微观—倾向发生学方法，因为人类学对科学的研究关注的是科学家信念的形成过程[5]。
他们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进入实验室，把一个具体的实验室看作一个部落进行考察，把看到听到的如实记录下来，再应用语言分析方法对所记录的情况进行分析。拉图尔的研究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实验室可以描述为一个文字标记系统，因为仪器具有标记能力，每个标记的装置是机器、仪器和实验人员的组合，科学论文就是这种文字标记系统的产物；其二、实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事实不过是实验人员的构造物，是仪器产生出的文字标记被人为地解释为事实，因此科学实验不是发现事实而是创造事实[6]。前一个结论是对实验室活动的自然主义描述，后一个结论是对实验结果的哲学说明。
谢廷娜(K.D.Knorr-Cetina)运用人类学方法提出了科学的建构主义纲领，认为科学是人为的，实验室的一切都是人们事先精心准备好的，即决策负荷的，这样科学实验就是主观建构活动，它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她特别强调科学实验的社会网络不是科学共同体，而是超认识的资源关系形成的社会网络。[7]因此，人类社会学的方法就是要说明科学认识过程、科学知识形成过程无不与社会有关，无不说明社会因素向科学的渗透。
然而，这种方法仍是一种经验描述方法，因为它关注的是科学研究的过程，对科学实践过程进行微观研究而不注重宏观研究；倾向于对科学家言论的主观分析而不注重科学研究的客观实在性。因此，人类学方法的语言学转向、认知转向也是十分明显的。
2 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
我们把对科学与其外在诸因素相互作用的研究传统称为科学社会外在主义，其方法论就是科学外部因素分析方法。这种方法论的特点是把科学当作一个“刚体或黑箱”，不考虑科学本身所包含的意义，只考虑科学与其周围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谢廷娜把这种研究称为宏观—定向相一致方法即宏观方法，它包括历史背景分析方法、历史主义方法、文化分析方法。
2.1 历史背景分析方法
这主要是贝尔纳(J.D.Bernal)考察科学及其社会功能的方法。贝尔纳是一位对科学的历史及其社会功能进行全面考察与研究的科学家，他认为对于科学的分析应放到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进行，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已不是个人的事业，它已成为大工业集团甚至整个国家的事业，科学发现与发明不再是个人的发明与发现，而是科学共同体的共同成果。因此，科学的作用、功能必须结合其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来加以认识。正是从这种科学观出发，贝尔纳反对当时流行的两种对立的科学观：一种是理想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追求真理的纯粹智力活动，其功能是建构与经验世界相符合的意义世界，即创造能解释经验事实的理论；一种是现实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是人们用来认识自然、支配自然并为人们所利用的手段，这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几百年来人们一直这样看待并利用科学[8]。
2.2 历史主义方法
库恩(T.S.Kuhn)把历史注入科学的方法不仅影响了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转向，而且也影响了科学史的外史转向，反映在科学社会学中就是科学的外部因素分析倾向。美国哲学家阿伽西(J.Agassi)把对科学的这种研究称为社会学主义。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社会学不约而同地从社会维度研究科学，一方面说明科学对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另一方面说明对科学的理解绝不能脱离社会历史环境。我们认为历史主义可分为内在的历史主义和外在的历史主义。前者指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它着重科学理论结构、科学发展模式的演化研究，如库恩的范式转换模式、劳丹(Larry Laudan)的研究传统进化模式等，较少研究社会因素对科学的影响。后者指科学史的外史论和科学社会学主义，它关注科学与其之外的社会因素的互动关系，而很少关注科学内部的历史演化。但不管哪种历史主义，从动态而不是从静态，从历时而不是从共时，从整体而不是从部分考察科学的方法和立场值得肯定。
2.3 文化分析方法
这是一种从文化学角度研究科学的方法，代表人物有巴恩斯(B.Bames)、布鲁(Da vid Bloor)、怀特(Leslie A.White)、李克特(Maurice N.Richter，Jr)。
巴恩斯以爱丁堡学派的代表人物著称，他在《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主张社会文化因素影响知识形态的观点，科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的影响。他把科学看作一种亚文化的集合，是人类整个文化的一部分，科学文化是在文化的氛围中生成的[9]。在他看来，文化影响科学家的信念和想像，从而影响到科学知识，通过对整个文化进行分析就能弄清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不过，他把科学看作是一组程序和方法论的约定，由约定主义走向了文化相对主义。
以提出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而著称的布鲁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把真理看作文化符号，而不是把科学看作智力形态。他主张在整个人类文化的框架中审视科学及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10]。他的强纲领的四个内容因果性、对等性、对称性和反身性就是要说明科学知识产生和评价的社会文化原因。
怀特在《文化的科学》中认为科学是一种人类行为，是把握经验的活动，科学不是实体本身，而是解释经验世界的方式。科学依赖于文化，而文化依赖于符号，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在使用符号中产生的。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进一步认为正是文化而不是社会才是人类与众不同的特性，文化对于科学较之社会对于科学有更直接和更重要的作用。一种发现与发明是已经存在的文化要素的综合或是将一种新的要素吸收到一种文化系统中。每一种发现和发明都是文化经验积累过程的有组织的表现，计算机的发明不可能出现在牛顿时代，因为当代就没有发明计算机的文化积淀。由此，他得出两个推论：一是当文化积累还没有到达产生发现与发明的条件前，任何发明与发现都是不可能的；二是当文化积累到成熟，发现与发明便必然产生。这是典型的文化决定论，一种绝对的文化主义。
李克特在《科学是一种文化过程》一书中阐明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方法，一种社会建制，一种专门职业。他把科学定义为过程，认为科学是作为个体的认知发展在文化上的对应物，是作为传统文化知识的一种生长物，是作为文化发展的一种认知形式。在他看来，科学发展的方向类似于个体的认知发展方向，科学发展的起始点是传统的文化知识，科学发展的结构一般类似于进化过程的结构，特别是类似于文化进化过程的结构，科学是一个从个体层次向文化层次的认知发展的延伸，是一个传统文化知识之上的发展生长物，而且是一个文化进化之特殊的认知变异体和延伸。
我们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和文化过程，但文化并不能决定科学的一切，文化决定论是一种绝对主义，一种外在主义，过分夸大文化对科学的决定和渗透作用，忽视了科学的内在自主性.
3 社会语境分析方法
将科学置于社会历史中进行考察，从内因和外因、历时和共时的综合上分析科学与其外在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关系，我们把这种方法称为科学社会语境分析方法，主要表现为社会实践方法、系统分析方法、功能—结构分析方法、社会修辞学方法、行动者—网络方法和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方法。
3.1 社会实践方法
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科学的方法。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生活在19世纪，但他们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就运用实践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分析当时的科学技术，把科学作为社会的内在因素来考虑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科学的社会实践的分析，东、西方的社会学家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科学社会学的鼻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论著中研究了科学技术，他们的着眼点是考察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科学技术进步与社会进步及社会变革的关系。他们对科学技术的研究表现出社会实践观。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力量，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科学在社会生产中产生，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它反过来又通过改造技术来推进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引起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实践方法为我们研究科学与技术、科学与生产、科学与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十分有效的方法论。
3.2 系统分析方法
系统分析是把研究对象当作一个系统进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择优化研究的方法。在科学社会学中，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对科学及其社会因素的关系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综合，并给出科学与社会诸因素互动的模式。魏因加特(P.Weingart)研究科学外部控制的非科学目标内化方法和科劳恩(W.Krohn)的科学目标化方法都属于系统分析方法。
魏因加特的非科学目标内化指把科学以外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社会目标在国家和政府的干预下转化为科学内部的研究准则，或者说科学的环境目标被科学有选择地吸收、消化、整合。他以美国癌症研究为例进行个案研究，运用系统方法详细地分析了非科学目标内化的整个过程。这一过程大致为：社会问题——政治阻力——政策规则——科学政策规划——机构阻力——研究[11]。这种系统地研究非科学因素转化为科学内部问题的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科劳恩的科学目的化指国家和政府有意识地把科学的外部目标导入一个学科的发展之中，使之成为科学理论发展的主导线[11]。科学的目的化使科学与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问题紧密相连，使科学致力于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这样一来，科学便与整个社会一体化。因此，对于科学目的化的研究必然要运用系统分析方法。
3.3 功能—结构分析方法
这是德国社会学家鲁曼(N.Luhmann)创立的一种与结构—功能方法相对立的方法[11]。它不是从结构出发分析功能，而是从功能出发分析结构。鲁曼把科学看作一个社会系统，运用功能—结构分析方法研究了科学的社会运行机制。他认为科学作为一个社会系统，具有自治性、适应性和学习能力。科学的自治性是指科学能够根据自己特定的规范去行动、根据自己特定的价值标准去选择。科学的适应性指它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作出反应的能力。适应性是科学赖以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不适应环境的学科迟早会消失，因为科学是一个开放系统，需要不断与其环境进行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换，从而与环境保持动态平衡，既发展自身同时又高效地影响环境。科学的学习能力指主动适应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从根本上讲是科学的创造力，被动地适应环境是一种被动的学习，是缺乏创造力的学习。
3.4 社会修辞学方法
这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英国出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马凯(M.Malkay)的研究方法。它是在科学哲学的反实证主义、现象主义等哲学思潮影响下形成的。它不同于默顿传统方法论的地方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依据传统社会学的方法对科学知识本身进行社会考察与分析。马凯在对科学知识作社会文化的解释时，提出了“科学社会修辞学”这个新术语，其含义是：科学共同体内部的科学家行为并不能用统一的规范来说明，而只能以科学家各自的利益和目标来说明。[12]也就是说，科学家的行为和科学的行为并不是依据科学语言来说明的，而是依据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社会语言或文化资源来说明的；科学规范不是用默顿所说的科学体制来保证的，而是用科学的文化资源来说明的。在他看来，科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客观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科学知识是经科学家磋商(negoiation)建立起来的。磋商就是科学共同体内的科学家之间运用共同的文化资源提供的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ul ary)进行的协商和交流。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并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
我们认为，马凯的社会修辞学就是社会语境(social context)，科学家的行为规范要在其社会语境中得到说明。科学知识的意义以及它产生的过程都要用社会修辞学来说明。这种社会修辞学方法说到底就是一种社会语境分析方法。
3.5 行动者—网络方法
这是拉图尔和卡龙(M.Callon)研究科学实验室生活的方法[13，14]。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的含义有三：一是微观网络，指生产科学知识的场所——实验室。在实验室中，实验者、实验仪器、实验材料、实验环境应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行动者（实验者）与其他因素相互关联，构成了实验语境，也就是一个行动者—网络。这个行动者—网络系统不断构造自然，不断生产新的科学知识；二是宏观网络，指实验室与其之外的社会的关联，形成社会语境。在宏观网络中，行动者不仅是科学家，也包括政府、企业和消费者，这些行动者共同编织成自然—社会之网络；三是微观网络和宏观网络是双向互动的。实验室通过建构进而塑造社会，即把科学知识社会化；社会以它特有的方式支持、支撑和资助实验室。他们认为，科学论的研究不应停留在对已经形成的“科学文本”的哲学考察，而应对正在建构中的“科学实践”即实验室活动进行考察。他们由对科学的哲学建构走向了社会建构；由科学知识的微观研究走向宏观研究；由自然、实验室走向了自然、实验室、社会的语境化建构。
3.6 实在论的建构主义方法
这是当代美国著名科学社会学家科尔(Stephen Cole)研究科学的方法论[15]。他认为科学上长期存在着两大传统；一是实证主义或实在论传统的“默顿学派”；另一是建构主义传统的“西欧学派”。实证主义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纯理性的事业，理性的认识结果必须由经验事实裁决，即科学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人只是被动地反映自然，而且科学的发展与社会无关。建构主义科学观把科学看成是完全由社会建构的事业，科学知识不是对自然的描述，而是社会性地建构起来的；科学不是由理性和规则支配的活动，科学知识的真伪也并非由经验证据裁决，而且自然界对科学知识没有影响作用，科学知识是科学家社会行为“磋商”的结果。科尔既不赞成极端的实证主义立场，也不赞成极端的建构主义立场，因为前者是绝对主义，后者是相对主义，它们的错误在于“非此即彼”。科尔明确宣称他的科学观介于“右翼的”社会建构主义和“左翼的”传统实证主义之间，是实在论的建构主义。在他看来，科学知识是社会和自然界共同决定的，是理性和经验共同决定的。我们认为，科尔的方法是一种语境化方法；他在社会、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了必要的联系，突破了实证主义的“人—自然”框架和建构主义的“社会—人”框架，建立了“社会—人—自然”语境化的框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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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国思想家严复对《天演论》算起，他第一次将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带入了中国的浪潮，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影响着中国早年的学人，以此开始了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历程。在学科传入的近百年间，中国培养了众多的人类学家与学者，而则是国内与国外培养的学者中最有成就的人类学家之一，其著作《江村经济》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开启了人类学本土化的历程，同时也是西方由此开始了对中国农村进行了最为细致的描述。本文从先生的写作过程、《江村经济》的贡献以及最后讨论当今中国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使命与责任，缅怀大师、追随步伐，人类学、民族学探索在路上。
一、先生与《江村经济》
先生的《江村经济》写于1938年，是先生在英国伦敦政治学院求学于马林诺夫斯基时的毕业论文，因此其还有一个英文名称 “Peasant Life in China”，直译为“中国农民的生活”，这是中文版《江村经济》的副标题;就像先生在题目一样，书中对位于江苏吴江的开弦弓村进行了细致的描述，系统对该村落的现状进行了记录。
当我们翻开江村经济的扉页时，我们会看到一段话“献给我的妻子王同惠”。由此展开了一段先生的奋斗史与不愿被轻易提起的往事。先生早年读书于东吴大学学习医学科，后由于各种原因求学于北京大学学习社会学，深受美国社区研究的归国社会学家吴文藻从此开始了先生的社会科学研究，由于其良好的悟性以及发奋的努力后考入清华大学跟随史禄国教授学习人类学，在学习期间其对体质人类学进行了细致的学习，为其大瑶山的花篮瑶的研究奠定了体质人类学基础。
研究生毕业后，在恩师吴文藻的主持下，先生与自己比翼双飞的才女王同惠喜结连理，开赴大瑶山进行调查;在调查期间，他们定期向吴文藻老师汇报调查状况。但事情有时充满了遗憾，在调查过程中前往下一个村落时先生与王同惠在向导的带领下掉队，因此迷失方面误入抓捕猎物的陷阱使先生受伤严重，为了救助先生王同惠独自原路返回，却在焦急中迷失方向、溺水身亡，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这或许是先生最难忘的时刻，新婚燕尔的夫妻就这样各自天涯。先生受伤后返回吴江养病，期间在开弦弓村边养病边挨家挨户的进行调查，这为《江村经济》的写成收集了资料。同时利用先生姐姐的费达生有力资源，并对该村新兴的近代工业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先生由于养伤的机遇，为其博士论文的写成创造了有力的条件。先生也曾有过表达，是王同惠成就了《江村经济》的书写，或许是命运的巧合与安排，让先生在悲痛交加的情况下，完成两人曾经的愿望支撑先生完成了调查，同时先生也完成了对花篮瑶数据的整理工作，最后使《花篮瑶社会组织》得以问世成为了王同惠的遗著。
二、《江村经济》及其贡献
在《江村经济》的序言中，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功能主义代表人物布・马林诺夫斯基写到：
我敢于预言博士的《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将被认为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此书的某些段落确实可以看作是应用人类学和人类学的。①
二、传播学的危机
从传播学本身来看,传播学尚未形成整体的、一致的理论架构,它所依赖的理论资源绝大多数都来自其他学科。如果从知识社会学的视野来考察近几年出版的传播学史论的经典着作,就更加可以印证这一点。众所周知,一门学科是否成熟,史论的发展水平是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在传播学史方面,埃弗里特?M.罗杰斯(Everettm.Rogers)的《传播学史》广受好评。对传播学这样一个学科边界不清晰、理论线索复杂的学科,要给它写史面临的首要的问题是如何界定传播学的研究领域,如何找到传播学发展的主线。罗杰斯是如何避开这些难题的,答案就在《传播学史》的副标题“一种传记式的方法”。他通过寻找传播学产生的三大源头,描述传播学四大先驱及其创立者施拉姆的生平故事和研究经历,勾勒出了传播学早期发展的轮廓。传记式的手法虽然避开了传播学学科发展脉络不清楚的难题,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的不成熟。我们再来分析另一本传播学经典名着斯蒂芬?李特约翰(LittleJohn.S.W.)的《人类传播理论》,自1978年第一版问世,迄今为止已经出到第九版。“对于传播学这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新学科来说,一部理论着作能连续30年高居‘排行榜’,其地位与价值也就可想而知。”[7]本着作梳理了传播理论的主题和七大理论传统。以理论传播为经,汲取了符号学、现象学、控制论、社会心理学、社会文化、批判和修辞学这七大传统中的精华;以主题为纬,探讨了传播者、信息、谈话、关系、群体、组织、媒介和文化/社会主题。这本书如社会科学理论的展览馆,琳琅满目,目不暇接。但是,我们稍做分析就会发现,主题之间,并无逻辑关系。只是将目前关于涉及传播的主题罗列出来。因此,这本着作可以看成是传播学研究的“理论汇编”,而不是学科意义上的理论建构。再来分析传播学的第三本经典着作,斯坦利?巴兰(StanleyJ.Baran)和丹尼斯?戴维斯着(DennisK.Davis)的《大众传播理论:基础、争鸣与未来》。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来,这本着作把研究的范围缩小到大众传播领域。我们知道,人类传播活动千差万别,研究范围的缩小无疑降低了归纳理论的难度。相对而言,传播学领域中关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最多,发展脉络比较清楚,研究范式比较成熟。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作者仍采用的是历史的视角,概述了大众传播研究的几个阶段,而不是从逻辑层面构建大众传播的理论体系。这本书与其称为大众传播理论,还不如称为大众传播理论史更确切。从这三本传播学史论的经典着作的内在逻辑可以看出,它们的经典之处就在于分别巧妙地绕开了传播学本身的不足,剪裁得当,表现出了高超的写作组织技巧。但是,这也从反面折射出传播学的研究领域边界不清、理论体系不严密的固有缺陷。国内外学者在这方面争论很多,并且有专着专门探讨传播学的危机。陶鹤山在《传播学的危机与重构》一文中指出,传播学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对象不明确,理论体系不严密。他认为传播学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组织和传播学本身。”[8]梅琼林把胡翼青在其着作《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一书中提出的问题归纳为三个方面:缺乏系统性,没有一个中心的理论;缺乏理论创新和应变性,没有一个“理论场”;研究者本身缺乏危机感,学者们很少反思。[9]实际上,传播学本身的危机才是根本,传播学教育与传播学组织的危机都是传播学自身危机的表现。
三、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探讨
传播学危机的成因传播学是在美国经验主义研究的直接影响下成长起来的。虽然欧洲社会科学的奠基人马克思、涂尔干(EmileDurkhe)、马克斯?韦伯(MaxWeber)无一忽视传媒问题,但因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干扰和欧洲学界的悲观主义等原因,“欧洲社会学奠基人的直觉努力无人立即继承,未能被马上写入社会学研究的传统。”[10]传播学研究无意中落入了美国经验主义的窠臼。曼海姆对经验主义研究的阐释同样适用于传播学研究。我们以此为参照,梳理传播学研究的三个阶段,探寻传播学危机的根源。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匾囊彩悄岩猿降摹?BR>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一、 研究背景
目前，我国各高校艺术设计类专业教育在教学内容结构上基本分为专业技法、专业理论和专业考察（实践）三部分，然而目前我国艺术类学生大学阶段的课程设置和专业培养过多关注了其专业技能的教育改革，而在专业考察方面的创新则较少涉及，这在很大程度影响到艺术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以及对自然美的感悟，而这是艺术创造性的重要因素。目前，我国很多高校把专业考察和下乡写生相提并论，其实二者有着本质区别，相对来说，专业考察是需要综合运用艺术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等相关知识，采用社会调研的方法系统设计和严密组织，然而目前无论在艺术理论界和教育界还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
传统图案创意与表现是艺术设计专业大二的基础课，在很多高校都有开设。在授课过程中如何做出特色，使学生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体会、认识传统图案的精髓是课程前期重点要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开展创意设计的基础[1]。然而在很多高校，教师与学生过多关注创意过程和期待创意结果，而往往忽略了图案的历史背景。例如，曾有学生的月饼礼品包装作业，图案选用的是马王堆汉墓辛追夫人棺椁上的图案。包装不论从结构、形式还是色彩的设计上，虽然都可称为上乘之作，但却忽略了最重要的素材的文化背景和产品的使用功能。正如有些学生不无遗憾的说：“原来人们买的是装在‘棺材’中的月饼啊”。虽然，这只是课堂教学中的一个小插曲，熟不知生活中还有很多类似的由于设计师缺乏文化素养而造成的“可笑”设计。
文化素养的提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的是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2]。虽然在一门为期五周的课上让学生们提高文化素养，看似天方夜谭，但进行认真、细致的前期调研则不失为一种周全有效的办法[3]。
本次课程调研地点选择了河北省易县清西陵，调研实行小组制， 3-4人为一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清西陵陵区的宫殿、石雕刻和石建筑，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富丽堂皇的古建筑群。作为依附于传统古建装饰艺术的砖、木、石雕、彩绘、琉璃以及装饰构件，虽然都不是作为单纯的观赏性对象而创作的，但它们在建造过程中所严格遵循的清代皇室建陵制度，则充分体现了那个特定时代的阶级信仰、崇拜或纪念[4]。因此这对于学生们了解当时的社会背景，认识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形式，以及提高人文素养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
文献收集之前首先将学生分成小组，然后根据教师提供的内容和建议，各小组对感兴趣的某个或某些调研项目进行初步的文献资料的收集。这一过程对于设计类学生来说是一个较为痛苦的过程，短短的几天内需要他们完成大量的文献资料的查找和整理。因为，我们反对直接下载网上数据，这就迫使学生必须扎进图书馆和资料室，进行有关各种历史（清史、建筑史、艺术史）、工艺制作、研究现状等资料的查找。学生在此过程中必须要做好记录与初步的比对，这是在借鉴和参考前人成果的同时避免抄袭的一种简便又有效的方法。综合型大学的图书馆储备了大量的文献资料，从跨学科的角度讲查找相对容易，而艺术类专业院校的学生则需要更多去公共图书馆或者书店进行查阅。这一过程既可拓展学生的研究和学习视野，又可在查找范越来越广，准确度越来越高的基础上，日益增强他们的文献能力。由此可见，这种貌似不起眼的相关知识的涉猎和训练，会潜移默化地对学生的学习态度、学习方法产生一定的影响。
以上工作是对学生文献能力的必要培养，也是使学生养成良好调研能力的第一步。让他们学会看书、知道怎样看书，这也是很多教师在毕业论文撰写阶段反应最大与抱怨最多的焦点。老师们普遍反映学生摘抄他人成果过多，本科毕业论文学术价值不大，选题重复。在批评学生论文的同时，作为教育工作者也应该反思：大学生在前三年的学习中并没有系统接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他们并不清楚如何进行文献资料的查找与分析；如何去站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同一个研究内容找出新的范围和点子；如何去理顺思路，克服难题；如何学会与他人合作，共同有效的去完成一项工作。发现问题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则是改变观念，如何采取尽可能的措施解决问题。大学老师不仅仅是“授业、解惑”的教书匠，更应该是学生社会角色转变的引路者和学生内在潜力的挖掘者。因此在授课过程中，老师应在课程设计和内容安排上有意识的加强学生人文素养和科研能力的训练[5]。
三、调查线路与调研表的设计
文学主体性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提出之后不久，即在与当时社会、文化构成的深刻互动关系中逐步发展成一种理论现象。在此，问题的关键是首先需要确认文学主体论由一种单纯的知识形态生长为一种理论现象的事实;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即主体性文论现象的形成并不突兀，除了其倡导者以及承继者的主观理论努力之外，也有赖于80年代中国知识界和思想界带有集体意味的主体论氛围乃至主体论社会心理的滋生和凝结。这是“”后中国特有的一种思想面貌，没有“”，也许在当时的中国就不大可能形成影响深远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
研究包括文学主体论在内的文论形态及现象的形成，方法显然是重要的。有论者指出，世界各民族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出历史解说与思想重构两个方向，前者着眼于分析传统的形成，或者说致力于对传统的形成过程作知性的把握;后者则致力于揭示传统的普遍意义。当然，价值或思想重构也是相对于历史解说而言的。不过，对传统的形成过程作知性把握的历史解说又表现为不同的方式和方法，如余英时倡导进行“内在理路”的解释川，意在从传统文本中显示的问题人手，探讨思想史中观念与方法的承继与变迁;传统的者从一个方面着眼于社会历史背景，注重对思想的意义作外部解释;此外，当代的一些西方学从知识社会学角度人手，把社会科学训练引人这一领域，从而给历史解说带来了新的活力。
笔者以为，如果把第二种方式(它包含着对马克思理论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解或者说对之进行了简单化的处理)向深处开掘成社会历史研究法，那么对文学主体性理论形态及理论现象形成的探讨同样可以采取以上三种方法。当然，这三种方法尽管存在着各自的主要指向，但它们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孤立的，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然而，如果把一种理论看成是一种知识，那么揭示这一知识得以形成的内在理路或者采取社会历史研究法主要探讨其“出场”的社会历史状况以及它可能存在的对于改变现实的理论诉求，并不能把一种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完整地纳人研究的视野之内，而这正是知识社会学方法所具有的优势。尤其是当某一理论，如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文学主体性理论，由于其影响较大而在其被提出后随之成为了一种理论现象时，更有必要采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它进行研究。
尽管有论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知识社会学研究是由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开始的”但显然谁也不会否认马克思的思想对于知识社会学形成的重大价值。德国著名社会哲学家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就主要来源于马克思的社会决定论，当然，曼海姆认为自己比马克思走得更远。可以确认的是，正是在对马克思的思想和其他社会思想学说的深人研究和探讨中，曼海姆发展出了自己的知识社会学理论。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试图分析知识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力求获得对社会存在与思想之间关系的系统理解。知识社会学的兴起在于人们努力发展那些在现代思想的危机中已变得明显和重要的多重相互联系，尤其是发展理论与思维方式之间的社会联系，将它们作为自己适当的研究领域。知识社会学的根本目的并不是要取代传统认识论，而是努力修正它，因为传统认识论没有充分考虑思想的社会性质。对于曼海姆而言，知识社会学理论是一种关于实际思维受社会或存在决定的理论。他强调，实际思想的出现，在许多关键方面都受到各种各样超理论而非纯理论因素的影响。以往的思想史研究普遍认为，思想的改变只能在思想的层面(内在的思想史)上被理解—这与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存在诸多的相通之处。曼海姆认为，这种旧方法妨碍着我们认识社会进程对思维领域的渗透。此外，与马克斯?舍勒一样，曼海姆知识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强调知识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思想前提下，曼海姆试图用因果链将知识与外部世界联结起来，认为知识就其发生学意义而言，既取决于人们的社会地位、身份及阶级利益等因素，也根植于特定的文化类型之中。
由此可以看出，曼海姆在知识发生学的研究中，是重视对思想主体的考察的。他说得很明白:“在由存在决定的思想中，其思想过程部分决定于思考主体的特征。当然，曼海姆也认识到思想和观念并不是一个人的孤立灵感的结果，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经验是构成其深刻洞见的基础。
曼海姆强调，知识社会学一方面是一种理论，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P.239)。研究曼海姆的理论专家A.P.西蒙斯曾在《卡尔?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中用了较长的篇幅对作为一种解释方法的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进行过专门研究(PP.106一32)。因而，当我们在上面简要阐述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理论时，也讨论到了他的这一理论的方法论特征。R.K.默顿指出:“在知识社会学中，所有方法一致的中心点是这样一个命题，从思想不是内在地决定的来看，并且就思想的某一方面从认识以外的因素中产生出来而言，思想是有一个存在基础的。”曼海姆以社会学视角研究有关思想，始终都从讨论其存在基础出发。显然，当曼海姆强调知识社会学也是一种历史—社会学方法时，他接受了历史主义的观点。其实，德国历史主义也是曼海姆创立知识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的思想源流之一，遵循历史主义的思维路向是曼海姆知识社会学方法的基本特征。
文学主体性理论自被刘再复提出之后，学界即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如前所说，由于这一知识形态与当时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关联，不久，它也就赫然成了一种令人瞩目的理论现象。从特定角度看，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社会学事件。由此，我们可以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对这一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考察。显然，这可以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一些新的思路。通过上文对曼海姆知识社会学及其方法论特征的简要揭示，笔者认为，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对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的形成进行研究，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第一，总体讨论文学主体性理论“出场”的存在基础—包括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两个向度—揭示它们对时代观念的制约及其对文学主体论得以现实化的推动;第二，从第一中分化出来，关注刘再复作为一个社会个体(个体主体)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并且在此基础上重视对刘再复的这一定位和选择与构成其个人思想基础的集体目的之间的张力关系;第三，从知识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人手，考察文学主体性思想的播散及其成为一种理论现象的有关问题。
第一个方面的问题。以上面谈及的三个维度为参照，检视以往学界习惯性地运用内在理路研究法和从社会历史角度探讨文学主体性理论形成问题的做法，不难发现，论者在研究中关注的其实是以上所说的第一个层面的问题。
总体来看，与采取知识社会学方法进行问题讨论的内在要求相比，他们的研究尽管缺少一些社会学特征或社会科学训练，但研究问题的着力点是显明的，那就是集中指向对文学主体性理论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考察。只是这种考察是局部性的，而不可能顾及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的各个方面;当然，这种全面的探讨在非社会学乃至包括社会学在内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似乎也是没有必要的。‘正因为研究者们的惯常做法事实上主要是殊讨在知识社会学研究视角下，文学主体性理论得以产生或得以现实化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问题，故而在此为了行文的简洁和讨论问题的集中性，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运用知识社会学方法针对这一维度进行近乎重复性的研究了。
第二个方面的问题。在以往关于文学主体性理论产生的研究中，这一问题关注得很少甚至在有些论者的专题研究中完全被忽视，笔者以为，这种研究现状需要被改变。
考察刘再复作为一个社会个体在20世纪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问题，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对前文已经提及的曼海姆所说的“在由存在决定的思想中，其思想过程部分决定于思考主体的特征”这一思想的关注和认同。但是，笔者并不准备在此对刘再复在80年代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进行充分的专题讨论，而是想径直指出，刘再复主体性原则思想的确立是与其一己的身份定位和由此决定的价值选择密切相关的。而且，笔者认为，从总体而言，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时的刘再复是一个平民型知识分子，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平民型的公共知识分子。这就是刘再复在那个激情的年代亦即1980年代自主的根本性身份定位，由此也就决定着他最终的价值选择。
笔者以为，刘再复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具有自主性，他的思想选择首先也是自主的。刘再复在阅读到李泽厚的《康德哲学与建立主体性哲学论纲》一文之后，禁不住内心的激动，并隐约地感到，他将要在文学理论领域中进行一次具有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显然，要进行这场从根本上针对机械反映论的颠覆性和建设性的变革，没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自主的理论探索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而且，他在80年代把学术重点放到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上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自主性理论探索过程。
然而，我们还要看到，无论是刘再复的身份定位、价值选择，还是其思想选择，尽管都存在较为明显的自主性特征，但显然又是受到广阔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集体目的制约的。这也就是说，我们在关注刘再复的身份定位和价值选择的同时也必须认识到刘再复个人选择的受动性，认识到其个人选择与构成个人思想基础的集体目的之间的张力关系。个体知识分子的声音是孤独的，它必须自由地结合一个运动的真实情况，民族的盼望、共同理想的追求，才能得到回响。
80年代，刘再复生活在“合唱”的语境中。90年代的他曾如是说:“我的个体存在以往被群体存在所淹没，我的本质也被群体的本质所规定。这大概就是指他的个人选择受到了集体目的的规定。正如曼海姆理论所表明的那样，构成知识信念的主要是社会而非个人。曼海姆主张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重心应该放在社会环境中，而不是限于个人的思想，个人是不可能单纯地从他自身的经历中形成世界观的。他还说，思想和观念并不是伟大天才的孤立灵感的结果，一个群体的集体历史经验是构成天才深刻洞见的基础。笔者注意到，采取内在理路研究法和从社会历史角度研究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学者在他们的探讨中，事实上已然广泛地涉及对文学主体性理论赖以产生的集体历史经验、社会环境等的关注，虽然他们也许不曾使用“集体历史经验”等这样的字眼。相对而言，他们对刘再复的个人选择与构成其个人思想基础的集体目的之间的张力关系却缺乏更多和更直接的探索，尽管他们的习惯性关注也隐含着说明这一张力关系的若干要素。这主要是由于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以上一些重要问题并没有真正进人他们中大多数人的研究视野。这是甚为遗憾的。
通过以上简要的探讨，笔者的结论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一方面是刘再复在前人理论构造(包括“文学是人学”的文学观念的当代确立和哲学领域里的主体论问题讨论等)基础上个人理论“突围”、扩张的结果;另一方面，作为20世纪80年代人道主义话语的构成部分，在更大程度上它是在中国社会普遍兴起的对以主体性为核心内涵的现代性价值诉求的运动过程中群体互动和社会协商的产物，因而也就是历史的产物。由此，特别是从刘再复在集体目的规约下的思想选择中可以看出，他作为一个80年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提出文学主体性理论时的较为自觉的现代性价值认同。就刘再复文学主体性思想的根本性理论指向看，是对作为社会个体的人的主体性的呼唤、确证和伸张，因而，他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进行人的设计。这也就是说，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是与刘再复对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思考扭结在一起的。可以认为，人的现代化是80年代主体论者的根本目的，现代性价值诉求是他们共同的历史性的思想选择。
第三个方面的问题。其实，文学主体性思想的播散在大多数文学主体论研究者的探讨中也有所涉及。比如，一般来说，研究者们会谈到文学主体性思想的影响，这其中自然存在着对文学主体性思想播散的关注;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在刘再复之后，陆贵山的《审美主客体》和畅广元审订的《主体论文艺学》两部较为重要的论著相继出版，加深了文艺学美学领域中的主体论间题研究。然而，笔者想在此指出的是，由以上这些看法所构成的文字似乎更多地只是对历史中既存的一种思想或知识事实进行描述，而没有明显的理论自觉，把主体论思想作为80年代的知识类型来考察，也就不可能从理论上讨论这一知识类型对社会思潮的推动作用，以及在知识与社会的双向互动中文学主体性理论得以生长为一种理论现象的事实。知识的生长当然需要动力，“一般而言，知识生长的动力来源于生活世界与知识世界的张力，而这一张力的强弱和伸展方向，则取决于生活世界对知识世界的内在要求和知识世界对生活世界的反映能力与方式”。从“”中走出来的中国社会，在广阔的生活世界中需要肯定人的主体性地位和个体主体的价值，而主体知识类型正适时和恰当地反映了这一生活世界的要求。这样，从现代中国思想史着眼，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知识语码的构造存在一定的同质性，而随后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动使知识语码的构造出现了显著的变化。由知识语码的重新编织而构成的主体论知识转型无疑成为80年代生活世界的内在需求，以及中国思想的重要特征。文学主体性思想正是在这一知识语境以及由此萌生和日趋壮大的社会心理期待中得以播散并成为了一种理论现象。当然，在这里，问题的复杂性也是不容忽视的。因为，这其中至少还涉及对受存在制约的知识功能的研究，这些功能既可以用来说明知识的持久性或变迁，也是对知识“力”—它推动某种思想潮流的兴起甚至是导致社会现实被改造的极好证明。从对知识功能的关注和强调，使我们可以从知识社会学方法人手，完成现代知识对社会“塑性”乃至控制的阐释与理解。在此背景下，我们也就能够认识到，包括文学主体性理论现象在内的80年代主体论知识转型，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诚如刘再复所指出的那样，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以及围绕着它而展开的争论溢出了文学论的范围，它和80年代初发生在哲学领域里的主体性问题讨论一道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想事件，或者直接说，它是一种显豁的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思想事件。
1. 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 Payne Fund 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 effect 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 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 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 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 hypodermic 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 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 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 Veblen）和米尔思（C. Wright 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 media 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 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 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 cultural 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 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 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 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 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 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 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 Hogard）、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和汤姆逊（E. P. 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 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 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 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 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反社会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 Journalof Cultural 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 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 研究结果由H. J. Forman论编为Our Movie Made Children（New York: Macmillan 1935）。
③ 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 and the Child: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Television on the Youth（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58），由心理学家Hilda T. 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 in the Lives of Our Children（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由W. 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 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 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 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 in the Field）vol.33，No.3，1983。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 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 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二、SSK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
SSK诞生于英国，后来走向欧洲其他国家、美国等。其在欧洲的代表人物有布鲁尔(D. Bloor )、巴恩斯(B. Barnes、马尔凯( Michael. Markey )、柯林斯(H，M. Chins)、拉图尔(Bruno. I，atour )、谢廷娜( Ka-rin D. Knorr一Cetina )、埃奇(D. 0. Edge )、惠特利( B. Whitley)等人，而在美国的知名学者为夏平( Shapin )、皮克林(Pickering)和平奇(Pinch )。 SSK学者从科学争论、实验室方法、科学家的文本及话语研究这三个场点展开研究，得出了不少成果，其观点从产生到分化可以说是五花八门，既有极端的也不乏温和的。下面是SSK学者的一些主要观点:
1否定自然界在科学知识产生过程中的决定作用。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科学知识一直被看做“自然之镜”，经验事实和逻辑规则决定了什么是科学知识，自然界作为科学争论的首要及最终仲裁人和确定者，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SSK学者认为，科学思想并不是由客观的经验观察来检验的，人们也并不是按照与事实证据一致的原则来对相互竞争的理论进行选择的，因而，以往人们将自然界的性质和作用完全地夸大了。拉图尔认为，一个被科学家作为事实而接受的陈述被视为是由自然界决定的，但这一点并不会使这个陈述变成真理。谢廷娜也说;“在实验室里我们找不到描述主义所看重的事实和现实，实验室所表现的是尽可能排斥自然而不是包含自然于其中。”在这一看法上走得更远的是柯林斯，他直接宣称:“在科学知识的构造中，自然界仅仅担当极小的或微不足道的角色，甚至根本就不起作用。”总的说来，SSK学者认为，自然界不能决定什么是真理性认识;科学不会是建立在经验证实原则上的高度客观化的事业，其客观性极弱;不是自然界决定科学知识的形成，而是科学家的社会行为决定了自然规律要如何界定;科学理论并不是对自然的真实反映，自然界在确定科学的本质和真理上没有任何发言权。
2.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由社会建构的。正统的科学哲学家们向来认为，科学研究中存在发现和辩护两个过程，其中属于内部因素的辩护过程(归纳、逻辑推理等)起最重要的作用，科学从根本上是不受外部社会影响的。SSK学者则认为，恰恰相反，科学具有极强的与境偶然性和当地特质，社会性因素对知识具有更强的制约作用。马尔凯曾这样断言:“……至此，我已提出一个基本观点，即科学的内容就产生于科学外部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可以说，几乎在SSK学者的所有著作中，科学的社会建构性质都得到了充分的描述，他们尤为强调的是社会交往在科学知识形成中的作用。在《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一书中，拉图尔和伍尔格详细考察了科学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是怎样交往的，科学论文又是怎样在这种交往中产生的。而谢廷娜则重点强调，科学知识不仅受科学研究人员内部交往的制约，还受外部社会交往的制约。例如，为了得到工业界和出版界人士的帮助，为了得到政府官员的支持，为了在大学里谋取一个职位，都可能使一位科学研究者改变自己研究项目的名称和程度，甚至改变自己科学论文中的关键内容。总之，SSK学者坚持认为，科学知识其实就是社会建构的产物。
3.科学知识评价实际上是科学家的共同磋商及利益竞争。SSK学者认为，经验事实和逻辑程度并不能确定什么是科学知识，因为它往往无法判断什么是好的理论。一个科学成果得到确认其实是科学家磋商(negoianon)的结果，而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结论就不是对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只是被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科学家们认为是正确的主张而已。科学知识在商谈与决定的链条中得以构成，这是一个包含修辞手法、语言技巧、科学家威信以及其他符号资源在内的说服与被说服的过程，其中资源关系、利益的融合与分裂等具有重要作用。巴恩斯指出:“事实是被集体界定的，任何知识体系由于其制度特征，必然只包含集体认可的陈述。”他还坚决认为，在科学知识社会学中，知识的社会磋商应该是一个合法的、实质上是一个基本的、然而在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探讨的知识社会学的主题。
4.科学其实与其他文化一样，并不具有更多的真理性和更优越的地位。布鲁尔指出，人们以往是通过把科学当做某种圣物来对待而使其不受社会学审视的影响的，这其实是一种根本性的错误。他提出的强纲领性核心原则—对称性原则主张应当用同种类型的原因来解释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在SSK学者看来，科学就是一种文化，也是处在一定社会建构过程之中的信念，它是相对的，没有名副其实的“普遍有效性”，不存在科学的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进一步地，SSK学者还认为“学科间的界限是约定性的，要使这些界限具体化，要把它们视为内在于不同领域或不同学科之间的不可违背的界限，肯定是一种错误”，而“这些界限与保护和维持这些社会集团自身的认知权威、智力霸权、职业构成以及借助于这些界限能够控制的其他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直接相关”。总之，SSK从科学是一种文化出发，否定了自然科学知识具有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认为科学并不优于其他任何信念或知识体系，也并不比社会科学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SSK对长期以来“科学思想和发现是由自然界决定的，而科学家研究自然规律的行为是受严格独特的科学规范和理性程序指导的，它不受社会因素的影响”这种传统观点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它以强调社会因素对科学的重要影响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反对传统理性主义、知识的客观性和真理观的主张，就这一点而言，SSK有其创新和值得借鉴的一面。但SSK忽略了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在认识活动中的独特作用，走到了极端的一面，因而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三、对SSK的批评
SSK关于科学本性、科学与社会关系等观点，已经被西方一些主流思想教育课本和权威部门制定的科学家行为规范吸收进去。在这一点上，SSK已经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标，成功地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合法地位。但是，SSK并不因此而止步，它更多地试图把“理性”包含在“社会”之下，由此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批评。这里主要讨论来自科学家、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及科学社会学的批评。 1.来自科学家方面的批评，最显著的莫过于索卡尔大战。在这次科学人文大战中，以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诈文为导火线，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等众多科学家对SSK及其他一些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其规模空前。索卡尔指出:SSK及后现代主义者近年来的一些主张明显是一种放纵的胡说。比利时理论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特对SSK的许多主张感到困惑和震怒，他指出证据对理论的不确定并没能瓦解科学的客观性，相反使科学的成功变得更为卓著。生物学家威尔逊则认为，SSK要摆正位置，把社会决定奠基在被检验过的和认真思考过的客观知识基础上才是科学的一切。佛兰克林对两个经典案例(柯林斯的实验者回归和皮克林的建构夸克)进行分析并表明:科学家选择某些理论或概念(如皮尔逊的四元相关系数、物理学家偏爱史坦福大学的E122实验而不是华盛顿一牛津大学的实验)，是有着可靠的科学、实验与数学等方面的认识根据的，而不是靠科学家偏好或意识形态(如优生学的意识形态)的驱动。
2.在科学哲学家的批评中，劳丹与布鲁尔关于科学信仰解释权之争最有影响。劳丹1981年在《社会科学哲学》杂志上撰文，认为SSK是一种伪科学，其主张是荒缪的，“当且仅当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说明时，知识社会学才可以插手对信念的说明’，。⑨劳丹坚信迪昂一奎因论点(理论不确定观点)不妨碍科学合理性标准的存在，恰恰相反，它反映了经验在科学理论选择中的作用。对SSK主张的对称性原则，劳丹认为，对称性只是一种虚幻，因为不论是科学研究的个体抑或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可能对称。而在社会学解释模式是否为科学信仰的科学的、惟一的、优先的解释模式这一问题上，劳丹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人类活动而不只是社会活动，社会学解释模式不会是惟一的和优先选择的模式。
3.科学史家的批评则在于，他们认为SSK的科学史案例分析存在不少历史常识性错误。科学史家平林克通过对历史事实的检验指出，在夏平与谢佛的“霍布斯一波义耳之争”案例研究中错误地表述了历史，歪曲表达了波义耳和霍布斯的实际工作。历史学家玛格丽特·C·雅各布指出，拉图尔对17世纪近代科学诞生的社会学分析在史料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和歪曲，其对英国历史的相对主义的诊释常常忽视了某些历史关键点，是通过谴责“现代性制度及其实践而获得的”。
4.在来自科学社会学方面的批评中，默顿学派指责SSK的做法是危险甚至是“发疯”和“邪恶”的，因为它摧毁了最牢固的人类知识大厦，会导致一种反科学。“利益模式”是SSK理论主张中最受科学社会学家批评的。朱克曼认为:“断言科学知识反映生产这些知识的群体的利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利益模式不能解释为什么社会利益明显不同的科学家会经常持有相同的理论立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科学家所采取的理论立场是与他们的阶级或职业利益相反的。”本·大卫则指出:“即使科学知识与其提出者的利益之间存在联系，这种联系也从未超出最初的创始阶段。例如在麦肯奇和马尔凯讨论的英国统计学案例中，精英主义、优生学与统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在皮尔逊之后就消失了。”而在其他一些科学社会学家看来，利益模式的问题不在于将科学知识归结为利益磋商，而在于它不能表明这种磋商实际上是怎样进行的，以及为什么在这种磋商过程中论战一方会逐步占据主导地位。
尽管受到来自以上多方面的批评，SSK的强硬立场并没有改变。1991年，布鲁尔在其再版的《知识与社会意象》后记中宣称，现有的批判无法改变他对强纲领的坚定信心。布鲁尔的同盟者更是鼓励SSK研究者们不要恐慌，因为时间将会证明一切!而以科学家为首的另一战斗方则继续坚守科学理性，认为SSK应该首先遵循科学的价值服从于严格的社会分析原则，重新研究一些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学课题，而不是更贪婪地去攻击科学研究。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彼此的基本原则立场都没有放弃，两者之间的鸿沟仍在不断扩大。
1.早期经验主义的传播研究西方社会科学对大众传媒的关注，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美国，也就是有声电影开始盛行之际。由于美国的社会科学具有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传统，其特征之一是方法的缜密与理论的贫乏成正比。社会科学的用途，不在于从根本上对社会进行批判和反思，而在于解决实际社会问题，最大程度地维护现有制度的稳定。至于制度本身是否公正则无关紧要。因此，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是御用研究而非批判研究，最初的对大众传播（masscommunication）的研究也不例外。
传媒研究史上第一个比较有影响的调查报告，就是针对美国公众对当时正在兴起的有声电影所抱的成见撰写而成的。有声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出现，就得到众多青少年观众的青睐。很多家长因此担心添加了声音的银幕更具吸引力，对青少年的道德行为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当时的社科学者们针对公众的这种顾虑，进行了一系列包括问卷调查在内的实际调查研究，结果便是后来传播研究史上常提到的“潘恩基金研究”（ThePayneFundStudies）②。此研究得出的结论，现在看来似乎多余而且肤浅，即电影的确对青少年能够产生正面或负面的影响。但是，由于套上了“科学”的光环，这一结论在当时公众中影响很大，对后来的传媒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规范作用。在此后的30多年里，西方尤其是美国的传播与媒体研究的主流，便停留在关注传媒对受众所施加的影响上，也就是所谓的媒体效果研究（mediaeffectstudies）。
从总体来看，媒体效果研究大都有意无意地落入了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模式（stimulus-response）之中。该模式假定，传媒一旦发出刺激信号，受众（audience）必定会在态度或行为上有所反应，传播研究的任务在于发现并测量这种受众反应。这一模式在后来社会科学对不同媒体的研究中都得以体现，包括对广播、电视以及连环画册的研究。其中，最为突出的是60年代中后期对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与“潘恩基金研究”背后的动机类似，儿童与电视的研究，也起因于公众对电视这一“更新的”媒体的顾虑，人们担心电视这一闯入家庭中的小屏幕比电影院更容易教会儿童一些不良的行为。50年代中后期，电视正在普遍进入西方家庭，当时的研究得以采用实地考察（fieldwork）的方式，把已经普及电视的社区与尚未普及电视的社区进行比较③。
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电视的进一步普及，儿童及电视的研究便从社区转向心理学研究室（laboratoryexperiment），纯量化研究成为一种不得已的时尚。此时在美国，公众舆论的焦点越来越集中在反对电视中的暴力和性。面对这种舆论压力，由政府资助的研究人员便开始企图通过心理学实验来建立电视内容与儿童行为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相当一批实验研究似乎证明了其中的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少数得出恰恰相反的结果，即电视中呈现的暴力可以减少实际的暴力行为，亦即所谓的宣泄理论。这种相互矛盾的结论并非偶然，而恰恰说明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本身的严重局限性。因为它将研究对象从活生生的实际生活中抽出来，放在人为的实验室里去观察，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虚拟的。
这种局限性也正是后来英国的传媒社会学批判和超越的对象。狭隘的经验主义对传播媒体研究的垄断，直到60年代后期才得以解体。它们常被后来的批评者戏称为“皮下注射模式”（thehypodermicmodel），或者“子弹理论”（bullettheory）。当然，这并不等于说，在此之前的几十年里就没有其他非主流的传媒研究存在，只是它们影响甚微。从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当时在西方世界方兴未艾的批判社会学（criticalsociology）将其矛头指向了大众传媒。批判社会学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是分不开的，亦即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结束。一系列社会动荡取代了平衡发展，包括人们熟知的西欧青年学生运动，美国黑人公民权利运动，以及反对越战示威游行。突如其来的社会动荡，进一步动摇了长期以来作为英美社会科学基础的实证主义哲学，从而也将社会学从安于现状的结构功能主义中解放出来，迫使其成为社会批判的工具。在西欧，以及后来被统称为西方的各种流派，为批判社会学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在美国，以威伯伦（ThorsteinVeblen）和米尔思（C.WrightMills）为代表的非的本土批判传统也得以宏扬。当时正在蓬勃发展中的大众传播媒体自然也成了社会学批判分析的对象之一，批判传媒研究（criticalmediaresearch）从此得以在70年代迅速发展壮大起来④。
2.英国的文化研究
英语世界的批判传媒研究，起于60年代后期，在8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在其主要发源地英国，批判传媒研究从一开始就围绕两个大学的研究中心所采取的不同理论和学科立场而展开。成立于1964年的伯明翰大学（BirminghamUniversity）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从一开始就强调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提供汲取多方面的思想和理论资源，确立了所谓的英国文化研究（Britishculturalstudies）的传统，传播媒体则构成其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晚两年成立的莱斯特大学（LeicesterUniversity）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forMassCommunicationResearch），则以社会学为其学科基础，全力以赴地对传播媒体进行全面深入的批判研究。这两个中心先后在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其理论骨干的离任而逐步衰落。但是，它们早期和鼎盛时期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方法论上为英国的批判传媒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开创性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对后来在高校中逐渐普及了的传媒与文化研究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也是难以超越的。
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主要理论家霍尔（StuartHall），致力于重新发掘“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关键词，并对其进行理论“整容”，使它成为文化研究和批判的有力工具⑤。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那么，在电子传媒时代，一个社会中统治阶层的意识形态，又怎样成了包括被统治阶层在内的全社会的意识形态？这实际上是一个争夺和取得文化领导权的问题，也就是霍尔所说的“语言阶级斗争”。在这样一个“和平”而非强制的过程中，传播媒体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文化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解构这一过程，探讨媒体有意无意中采取的意识形态立场。
为了便于实际研究和分析，霍尔还详细探讨了意义创造过程中“编码”（encoding）和“解码”（decoding）这两个不同的阶段⑥，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正是通过这两个实际操作上极其复杂的阶段而实现的。在传媒研究领域，意识形态分析（ideologicalanalysis）代替了过去的效果研究，理论和研究实践长期分离的状态也得以改变。除了对文化研究领域进行理论探讨，更为重要的是，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还作了大量的文本分析和经验研究，对包括大众传媒在内的当代西方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多方位的描述、阐释和批判，内容涉及亚文化（subculture）、青年文化（youthculture）、女性研究（women’sstudies）等方面。在追述文化研究的理论和思想根源时，霍尔不但谈到英国本土“鼻祖”郝哥特（RichardHogard）、威廉斯（RaymondWilliams）和汤姆逊（E.P.Thompson），还谈到欧陆的阿尔杜塞（LouisAlthusser）、格拉姆西（AntonioGramsci）、列威－斯特劳斯（Levi-Strauss）、福科（Foucault）和拉康（Lacan），可见伯明翰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确立了其理论和方法资源上集大成的原则⑦。
被霍尔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开山鼻祖的威廉斯和郝哥特，都是工人阶级出身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英国这样一个阶级划分极为鲜明并且相对稳定的社会，威廉斯形象地将自己这种特殊境遇称作一种“越界”（bordercrossing），即跨越社会阶层的界限。他们对工人阶级生存状况的同情和理解，决定了他们对大众传媒和流行文化采取的特定态度。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他们的批判立场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这种批判与传统精英文化倡导者所持的态度有着根本的区别，这亦即西方社会政治上左与右的区别。传统文化精英对大众流行文化采取的态度是无视和蔑视，手段则是隔离或消灭。威廉斯等则把大众传媒放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对其起源的发展进行认真的探讨。大众文化现象从此也登上了学术这一“大雅之堂”，成为原来只针对经典严肃文本的文艺批判的对象。这在当时英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等才被后来者们推举为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山鼻祖。
威廉斯早在50年代就对开始对英语中的一些关键词进行词源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探讨，从词义的变化中把握社会的变迁，反之亦然。英语中culture一词，从原来的拉丁词根发展而来，并延伸出种种不同的意思和用法，成为英语中最难界定的概念之一。只有当culture从狭窄的“高级精神产品”延伸为人类学意义上的“一种生活方式”，大众的生活方式才可能成为“文化”，也才有了大众文化（massculture）和流行文化（ppularculture）的说法。但是，对当代文化研究来说，以上culture的两个定义一个过于狭窄，一个过于宽泛。学者们因而试图在这一窄一宽之间找到更为确切的说法。目前比较为人接受的一种定义认为，文化是一切具有象征意义的东西，包括言说、物品、行动、事件等等。其实，这个定义本身也有过于宽泛和含糊其辞之嫌。文化这一概念本身的模糊不定也导致了后来的文化研究领域的无限扩展和杂乱无章，尤其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后，起源于英国的文化研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等英语国家逐渐盛行并变异，使得企图对这一领域进行整体综述的努力变得越来越困难。70年代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在理论上认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有意识地反对一切经济决定论，与20世纪形形的西方的基本立论不约而同。在研究实践中，则通过对文化现象的记录和阐释达到一种社会批判。譬如，对工人阶级青少年中产生的、的亚文化的关注，隐含了对英国社会阶级压迫的批判。更如，女性主义理论直接影响和指导了中心的具体研究问题，包括大众传媒对女性形象的塑造和歪曲，以此达到对男权社会里无所不在的性别歧视的批判。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鼎盛过后，蜕变成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系。文化研究也开始被成批生产和仿制，并逐渐成为英语世界高等学院中又一门专业“学科”，其实际社会批判功能也面临被消解的危险。
英国的文化研究从80年代中开始在英语世界里流行起来。在美国，素以实证经验主义为方法论依据的传播研究主流，受到了来自大西洋彼岸岛国的理论冲击，因而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理论繁荣”。澳大利亚由于引进英国的研究人员，也在不同程度上产生过文化研究热。近些年内，英语世界文化研究的重要论坛，除了原来在美国出版发行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外，又新增添了《欧洲文化研究》（European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和《国际文化研究》（InternationalJournalofCulturalStudies），均在英国出版发行。这都说明文化研究领域正在试图超越英语世界，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展开。然而，英语世界中新近的一场文化研究热，在过多地关注当下流行文化现象的同时，忽略了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对各种压迫的直面批判精神。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文化研究的繁荣景象，与其说是本领域研究的发展深化，不如说是学术市场对其需求的增加。文化研究的社会批判功能，经常被表面上的喧闹所淹没。其中一些较有影响的文化研究者，更是主动放弃了对深层社会批判的追求，反而对流行文化中包含的所谓反抗霸权和控制的因素沾沾自喜并随意夸大。这种形式上的文化激进，其实已经蜕变成实质上的政治保守了。（未完待续）
注释：
①目前国内较常见的经验研究是所谓的受众调查，但是这种调查经常由商业目的所驱动，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调查和批判。
②研究结果由H.J.Forman论编为OurMovieMadeChildren（NewYork:Macmillan1935）。
③在此两个有代表性的例子值得一提，一个是英国的TelevisionandtheChild:anEmpiricalStudyoftheEffectsofTelevisionontheYouth（London:theFalmerPress1958），由心理学家HildaT.Himmelweit等共同完成。此研究主要集中讨论电视的到来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价值观念产生的影响。另一例是美国传媒研究史上经常提到的TelevisionintheLivesofOurChildren（StandfordUniversityPress1961），由W.Schramme等共同完成。
④80年代初期英语世界大众传媒与传播领域曾发生过一场关于批判研究（criticalresearch）与御用研究（administrativeresearch）讨论，讨论结果发表在JournalofCommunication专号“本研究领域中的争鸣”（FermentintheField）vol.33,No.3,19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