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长江中上游（包括鄱阳湖水系与洞庭湖水系）地区大范围降水较常年同期偏多5成以上，江西、湖南、湖北部分地区偏多1倍以上。降雨范围之广、强度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形成洪峰之多，是1954年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由于长时间高水位洪水浸泡，千里长堤险象环生，加大了严防死守的风险，全国人民为之忧心忡忡。防洪标准较低的支流，洪水泛滥，江洲民垸大量溃决，共有5600km2土地受淹，数百万人家园毁于一旦，数千群众和抗洪军民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和人口、资产密度的提高，以及交通、电力、通讯、商贸、金融等网络结构的扩展，水灾损失急剧增长、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受灾的区域。整个夏季，中华大地上，数亿人口不能保持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据估计，今年长江流域中、上游超额洪水的水量约为1954年特大洪水的一半；但是，今年淹没面积不到1954年的1/5左右，因溃堤而分滞的洪水水量不到1954年的1/10。如果说，1954年是以溃堤、分洪淹没30000km2土地为代价，换得保卫荆江大堤和武汉市的抗洪胜利的话，那么，1998年则是依靠多年兴修的水库、加固的堤防、建立的洪水监测预报系统与百万军民的严防死守，最大限度利用了河湖水面来调蓄、输送超额洪水，尽力减少了淹没的范围，也避免了分洪的损失和后患。
长江的防洪能力是按1954年实际洪水设防的。今年干流在洪峰流量被有效控制的前提下，水位连创新高，引起举国上下的震动。就长江流域而言，与1954年相比，生态环境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森林面积锐减，水土流失加剧、河湖淤塞挤占、分蓄洪区启用困难，无疑对今年加重水灾的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水之后，群情激奋，全社会水患意识、环保意识极大加强，治山治水呼声空前高涨。国务院迅速出台32字方针，在治国安邦的大业中，前所未有地加大了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力度。
洪水与水土流失都是恒古就有的自然现象，但是洪灾损失急剧上升与水土流失面积急速扩张，则是近代人口增长、粮食需求加大和流域中大规模开发活动的产物。今年灾情最重、严防死守压力最大的地区，历史上大多都是起天然调蓄洪水作用的湖区与河滩地。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来说，洪水高风险区的开发利用，有缓解人口与粮食需求压力的积极作用。这些地区的发展，在我国经济结构中，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如湖南的洞庭湖区，受堤防保护的面积有1.02万km2,人口1008万（其中蓄洪区与一般圩垸有270万人）,工农业生产总值约占湖南全省的1/3。这就必然提出了如何提高其安全保障标准的问题。从长远看，如何为21世纪16亿人口创造有安全保障的国土环境，如何削弱重大水旱灾害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威胁，是值得深刻研讨的问题。中国的发展，要冒一定的风险是必然的，关键是处理好开发、保护与治理之间的适度关系，坚决制止恶性的循环。只开发不治理，或只治理不开发，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2、长江不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但是问题更为严峻
98大洪水期间，从新闻传媒中经常听到这样的告戒，长江正在变成第二条黄河。长江流域的森林覆盖率，唐宋以前约为60%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已降到20%以下。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后的36万km2增加到57.3万km2。然而，事实上，长江不可能成为第二条黄河，但是问题更为严峻。
黄河流经中游的黄土高原之后，含沙量才陡然增加，河水平均含沙量约为35kg/m3，一般支流达300～500kg/m3。平均每年10多亿吨的输沙量，相对43万km2的水土流失区而言，平均一年不到2mm深，相对数百米厚的黄土层，可说微乎其微。但是长江则不同。长江中下游泥沙主要来自上游，宜昌站悬移质泥沙多年平均年输沙量为5.3亿吨,含沙量为1.20kg/m3,水沙关系较为稳定,有观测资料以来,至今没有发现明显的增减趋势，见表一。
表1宜昌站、寸滩站流量、含沙量变化
时期（年）寸滩宜昌
迳流量（×108m3）输沙量（×108t）含沙量（kg/m3）迳流量（×108m3）输沙量（×108t）含沙量（kg/m3）
1950-195935705.261.4744305.201.17
1960-196936904.811.3045405.491.21
1970-197932603.771.1641504.751.14
1980-198435004.761.3644405.491.24
1984-198935004.601.3143905.231.19
1990-199542084.421.05
引自:韩其为,长江中游1998年洪水位超过历史最高值原因分析,1998年
但是,随着人口的增加,长江上游海拔高程在500～2000m之间的第二阶梯,如秦巴山地、四川盆地和鄂黔山地,已经成为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长江流域中度以上流失面积35万km2,四川省占70%。其中人口密度达到400～500人/km2的嘉陵江、沱江地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土地面积达到50～60%。这类地区土层瘠薄，一般只有数厘米至数十厘米,一旦水土流失,就将导致土地“石化”的恶果。
因此,强调长江不可能变成第二条黄河,是因为它没有那么多的土可以流失;但是问题更为严峻,因为无加保护、治理措施的开发活动,使得群众连基本的生产和生存的条件都可能彻底丧失。
山地一旦石化,再要恢复原来的植被状态,将是十分困难的事情。日本琵琶湖边有一座著名的石山,历史上曾经是古树参天。后来皇宫从奈良迁到京都,大兴土木,山上树木砍伐一空,水土流失后,留下光秃秃的石山。明治维新之后,决定恢复该山旧貌,政府设立了专职的治山机构，将光石坡开凿成阶梯状，铺上稻草，压上上层阶梯开凿的碎石，人为促进岩石的风化。整个京都地区的中小学生,毕业时都要求去那座山上，在石台阶上凿坑、灌土、种上一棵树,挂上有个人姓名的牌子,这一活动已持续了百余年,至今未能全部恢复，已治理区与未治理区形成极大的反差。
因此,长江上游水土保持问题,实在是关系国土安全的大事情。1988年国务院批准把长江上游列为国家水土保持重点防治区,“八五”期间,上游重点区完成4.5万km2,平均每年治理0.9万km2，“九五”期间,计划治理7.3万km2。水利部近期已编制了《全国水土保持建设规划》，明确了长江中上游水土流失治理的总体目标。可以说，长江上游地区的水土流失的治理问题，已经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
总书记指出：大江大河中上游地区的水土保持和流域治理是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的根本措施，必须高度重视，做好规划，坚持不懈，长期奋斗。长江上游必须加强水土保持工作,是毫无争议的。但是,如何治理、如何把握开发与治理的适度关系，则需要认真研讨。
长江流域中上游水土流失的成因主要在三个方面：?陡坡开荒。长江中上游现有坡耕地1.5亿亩,占耕地总面积的42.8%,坡耕地的土壤流失量,占该地区土壤流失总量的60%;森林过伐。据报道,每年因森林过度砍伐导致林地疏化、荒地化而新增加的土壤流失量已占到该地区土壤流失总量的8%～12%;?公路、铁路、矿山等建设项目。每年因此而造成的水土流失面积约1200km2,由此流失土壤1.2亿吨,占该地区土壤流失总量的8%。可见,解决当地群众吃饭问题的陡坡开荒,占据矛盾的主导方面;而森林过伐与开发建设的影响也达到了不可忽视的量级.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
(1)长江中上游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要害是加大水土保持的力度。水土保持对于长江中上游山地群众来说,是保护他们自己的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为了减轻中下游平原地区的防洪负担,需要中上游山区群众作出牺牲,要中央政府（也就是全国人民）承担全部代价，这种提法有片面性，对中央政府与地方干部群众都可能产生误导。
(2)封山植树、退耕还林,是保护长江上游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但是并不能等同于水土保持工作。要达到水土保持的目的，需要全面制定综合性的措施。
(3)水土流失的治理要符合经济规律。水土保持不顾当地群众的当前利益，不与治穷致富、振兴山区经济的前景相结合，单靠行政命令规定减沙拦泥的数量与退耕还林的速度，结果必然事倍功半，过去已有这方面的沉重教训。
(4)我国的水土保持工作者长期以来已经创造出了许多因地制宜，将治理、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好经验，值得认真总结推广。
(5)抓好基本农田建设，解决粮食问题，是推行水土保持的重要环节。基本农田的单产一般为坡耕地的3倍，建好1亩基本农田，可退3亩坡耕地。解决好群众当前的温饱问题，是变恶性循环为良性循环的关键。但目前的实际情况是良田还在快速减少。
(6)对于森林过伐与开发建设加重水土流失的问题,关键是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以言代法、以权压法、知法犯法的问题。法制不是口号，而是一种社会运作机制。不建立起健康的社会运作机制，法律不过是一纸条文。
3、当各行各业都为商品过剩担忧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缺少的是安全
98大洪水，暴露出一个极大的问题，即我们的国土是否安全。国土安全不仅指国民赖以繁衍生息的国土资源是否安全，而且也指国土环境对其国民的生命财产是否构成毁灭性的威胁。国土安全度的高低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技术实力、管理水平和法制程度。
国土安全的威胁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外敌入侵，烧杀掳掠；二是内乱爆发，生灵涂炭；三是大规模的自然灾害。
1998年的大洪水，造成数以百万计的群众无家可归，造成数以千亿计的资产损失，造成了数以万计的人员伤亡。从中央到地方，正常的工作和生产秩序全被打乱。在持续数月的时间里，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们多次从百忙的工作中脱身出来，亲临南北两大抗洪前线指导抗洪斗争；数十万军队、武警和数百万沿江群众，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抗洪的长城；全国人民心系灾区，全力支援，同时也担心受怕。可以说，98抗洪的规模与影响，已经相当于一场人民战争,或者说,这就是一场和平时期的战争。
98大洪水的严峻局势启示我们，在现代社会中，洪水风险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受灾区域本身。我国特有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决定了特大洪水总会再来。因此，时刻不要忘记，在洪水高风险中谋生存、求发展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巨大的人口与粮食需求的压力之下，在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约束之下,我国不可能完全放弃洪水高风险区的开发和利用。过去由于投入不足，欠帐太多，某些地区水利建设新增的防洪能力，甚至难以抵消自然环境演变以及人类活动的不利影响。
日本就其国土环境而言，也是自然灾害风险很大的国家。在占其国土总面积10%的受洪水威胁的区域中，集中了全国50%的人口和70%的资产。这一组数据与我国几乎完全一致，而其人口密度更是我国的两倍。日本人对于洪泛区土地，也是寸土必争、寸土必保。为了在脆弱的生态环境下给国民创造安全的生存与发展的条件，日本设立了国土保全事业，包括“治山事业、治水事业、砂防事业（水土保持）、海岸事业、急倾斜地崩坏对策事业（滑坡与崩崖）、下水道事业、农地防灾事业、地盘沉下对策事业”等，实施国家长期有计划按比例推进的方针。从60年代以来，国土保全事业投资每年占国家一般公共事业投资预算的比例一直保持在20～25%之间，其中治水事业费始终占据主导地位，比例在60%左右。日本是以高投入为其国民创造出了相对安全的国土环境。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实力正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人民群众基本生活的物质需求已经有了保障，对安全的需求正在大大提高。国家已经有足够的实力来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而且也只有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才能够进一步拉动经济的发展。但是基本建设的投入比例需要重新评价。从表2中可以看出,我国水利的投入明显不足。当我们担心电卖不出去、路没有车跑、电话没人装、新楼没人买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缺少的是安全。
表21991年～1997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情况
水利能源交通邮电城市建设
累计完成投资(亿元)115013910.58879947524398.18
投入年均增长速度21%32.29%47.4%65.5%33.5%
占全社会投资比例1%12.4%7.85%4.2%3.9%
引自:中国水利报1998年9月12日第二版
这一状况充分说明，我们必须将治山治水提高到国土安全建设的高度来认识，象重视国防建设一样来重视国土安全建设，为我国21世纪社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更为有利的国土安全条件。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两点：?国土安全建设事业是综合性的事业，不是政府哪一个部门的事业，是需要协调各部门力量来办好的事业；国土安全建设事业，是长期而艰巨的事业，决非一锤子买卖可以砸成。如果缺乏深入的研究和统筹的规划，今后又无法保障投入的持续，再强硬的行政手段也难以达到长治久安的目标。因此，以立法形式建立稳定的投入机制，在事关国土安全的各项事业中，确定合理的投入比例，对于将国土安全建设引向正轨，致关重要。否则，规划一个赛一个宏伟，目的无非是为了向中央多要点钱。如果规划本身的科学性都没有保证，还如何保障它的实施效果呢？
4、全方位加强粮食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
1998年，我国长江、嫩江和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数百万军民严防死守，取得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支流堤防与江洲民垸的溃决，仍有数千平方公里农业地区被洪水吞没，数百万农民田园尽毁，灾后面临恢复生产、重建家园的沉重负担。受江河长时间高水位顶托的影响，部分农田涝灾也相当严重。由于大量劳力上堤，人心不定，无力顾及田间管理，沿江未受淹地区农业也受到不同程度影响。虽然据有关部门估计，今年水灾对粮食总产量影响不大，全局看可以丰欠相补，但实际的后果，恐怕要待若干年之后，才能真正体现出来。这种中期的影响甚至可能大于短期的影响，理由如下：
(1)过去50年中，在人口增长的巨大压力下,我们做到了粮食增长的速度超过人口增长的速度，人均拥有粮食由饥饿线上挣扎的250kg上升到了满足温饱的400kg。但是，当我们庆幸用世界上7%的土地养活了20%的人口时，并未说明其中也有与水争地、与山争地的贡献。
(2)98大水之后，舆论纷纷谴责围湖造田、毁林开荒，“退田还湖”、“退耕还林”已成大势所趋；加上城镇扩张、公路铁路基本建设等必然继续侵占大量良田。因此，98大洪水之后的若干年间,耕地面积减少的速度将呈加快的趋势。
(3)以98大洪水为契机，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速度将加快。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自然村为特征的平衡态将受到更猛烈的冲击。短期内要占用大量的劳力和投资，在外来资金的支撑下，农民对农业收获的依赖性下降等,对当地农业生产近期内可能带来不利的影响。
(4)我国长江、黄河、海河、淮河4条江河共有主要蓄滞洪区98处，总滞洪面积3.45万平方公里。区内有耕地2944万亩,相当于一个浙江省,比福建省的耕地还多1100万亩，区内生活着2000万农民。该类区域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粮食与经济作物产区。今后仍然存在承担分蓄大江大河超标准洪水的巨大风险，但是缺乏必要的安全保障设施与损失补偿措施。如果因为98抗洪的胜利,而忽视分蓄洪区的安全建设,则是短视的行为。
从历史经验来看，我国人均粮食如果低于250kg，将有大量人口饥饿死亡；在250～300kg之间，需要勒紧裤带过日子；在300～350kg之间，刚够解决温饱问题；在350～400kg之间，也只是略微宽松一点的温饱状况。
今后在16亿人口的情况下，如果人均拥有粮食要维持在400kg的水平上，则粮食产量必须稳定地增长到6.4亿吨;如果在目前产量上徘徊不前,则人均拥有粮食将降低到300kg,这种情况下,即使洪涝灾害仅造成5%的农业损失,我们也将重新陷入饥饿的状态。因此，在21世纪16亿人口高峰到来时，如果遭遇历史上曾出现过的连续特大洪涝灾害，将会造成何种后果，社会能否承受其冲击，都是应当及早研究并有所防范的重大社会问题。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未来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到下个世纪，随着16亿人口高峰的到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人口压力进一步增大、良田面积进一步被挤占，都是必然的趋势，社会安定对粮食安全保障的要求必将进一步提高。如何保持粮食的持续增长并有效限定粮食产量波动的幅度,将是我国面临的巨大难题。同时,洪涝灾害造成的人畜伤亡、房屋破坏与资产损失等也是农村发展的重大障碍。全方位加强我国农业地区防洪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对于在21世纪中16亿人口的情况下，确保粮食的稳产高产、农村生活条件的改善、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水利历来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我国粮食产量能从50年代初的1.2亿吨增长到4.8亿吨,人均粮食从250公斤增加到350公斤以上，除了社会制度与技术手段的进步之外,水利建设的发展对改变农业生产“靠天吃饭”的现象发挥了巨大的保障作用。但是，今天，传统的提高农村防洪除涝能力的手段已经面临挑战。
我国农村防洪除涝能力的现状，既是我国人民世代不懈在洪涝风险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结果，又受到现代大规模开发建设与环境演变的影响。在下一世纪，我国农村面临的洪水风险将呈增长态势。?在我国城市化的高速进程中，随着城市面积的扩张与防洪排涝能力的增强，洪涝风险将向周边农村转移；随着农村乡镇城市化发展和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同等洪涝情况下，损失将增长；?生态环境向不利方向变化，如大规模开发建设中水土流失加剧,河湖淤塞,或河道干涸萎缩，行洪蓄洪能力下降等，必将导致洪涝发生几率与危害性的增长；ˉ进一步通过加高堤防、增设泵站来提高农村防洪排涝标准与现代治水中要求确保流域固有的蓄滞洪功能、减缓河道洪峰流量与水位不断增长的趋向已经构成了矛盾。上述矛盾的积累与激化表明，今后我国农业的发展，无论是扩大耕地面积，还是提高粮食单产，都面临洪涝灾害风险持续增长的威胁；同时，传统有效的一些减灾手段已经显露出难以为继的局限性。在下一世纪中，在人口、粮食增长再上新台阶与洪涝灾害风险增长的双重压力下，如何为农业的高产稳产与农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其必须的、更为有效而可靠的防洪安全保障体系是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国外在农村防洪减灾体系建设方面，目前主要的趋向是：?建立与流域防洪规划总体目标协调一致的防洪除涝工程体系，适当提高防洪除涝标准；建立洪涝灾害监测、预报、预警系统；?加强防洪除涝工程体系的建设、管理和优化调度，在不增加流域整体防洪负担的前提下，使其能够发挥最佳效益；ˉ全面加强洪水风险管理，综合应用法律、行政、经济手段提高农业系统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抑制人为加重灾害风险的趋向；°建立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减轻灾害损失，增强恢复重建的能力；±从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物种植结构调整与作物耐涝性的提高等方面，增强对洪涝的适应能力。
因此，从我国农村现实条件出发，为了维持农业的持续发展，保证粮食因灾减产的幅度被控制在可承受的幅度之内，全面加强农村防洪除涝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十分重要。一方面要适当提高农村防洪排涝标准，另一方面改善传统的治理技术与管理模式，将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防灾措施与减灾措施紧密结合起来。例如，合理规划布局农村防洪除涝工程体系，建立洪涝灾害监测和洪水预警、预报系统；建立防洪除涝工程系统优化调度的决策支持系统；以及圩区分蓄洪区的综合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模式等。遥感等空间技术以及水情自动监控技术等的发展，在现代化的农村防洪除涝安全保障系统的建设中，将会产生巨大的作用。通过加强非工程措施，充分发挥工程效益，必将显著提高农村防洪除涝系统的抗灾能力与农村自身承受灾害风险的能力。
5、结语
治山治水治湖，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永恒的事业，不存在“根治”与“一劳永逸”的可能性。就大山大江大湖的治理而言，即使是阶段性的目标，也需要几代人付出不懈的努力。因此，我们特别需要强调：
(1)认真区分大灾之后对灾区的应急措施与治山治水长远措施的差异;
(2)对国土环境的演变规律有客观清醒的认识，将保障国土安全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
(3)认真处理好开发与治理的关系，为了生存与发展，全方位建设好国土安全保障体系；
(4)认真制定好长远的治理规划，因地制宜提出可行的措施,不要搞一刀切；
(5)切实加强科学技术的研究，保证科技的投入，以保证开发与治理规划的合理性；
(6)大力加强法制的建设。大灾之后必有大治的重大举措,特别是涉及全局性、长远性的举措,有必要交全国人大讨论,将行政措施法规化,以保证治理规划能够持续稳步推进，不会因人而立，因人而废。
(7)警惕农业发展的中、长期的不利因素,以风险管理为主线,全面加强现代化防洪除涝安全保障体系的建设.
参考文献
1.钱正英主编：中国水利，水利电力出版社，1991年3月。
1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分析
目前，国内对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研究已有了一定的成就。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涉及到粮食生产、流通、消费、储备等各个环节，其指导思想就是在出现粮食不安全时，立即启动系统中相应的调控措施，确保粮食市场安全、社会稳定。当然，系统采取的措施应当是可操作的、有效的。因此，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是应对粮食不安全警报而建立的，用来消除、防范、抵御粮食不安全，实现粮食安全。本文分别以上海、河北、福建为例介绍。
（一）上海市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上海是一个特大型的粮食消费城市，一个由市场检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环节有序衔接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在上海已经逐渐成型。这个预警监测模式的特点是能够即时应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波动。上海信息监测网络涵盖了九个大型粮食批发市场、五个粮油加工、销售骨干企业以及19个区县的粮食市场。其中有33个监测点，这些监控点按照每天每周每月的不同要求，将各自的进货量、销售量、价格等数据上报汇总。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就根据这些数据进行监测。
随着上海粮食流通市场的发展，监测点的数量和检测网络的规模都将不断的扩大。除此之外，上海还密切关注周边地区和粮食主产区、主销区的市场走势，以及国际农产品现货、期货的市场行情。业内人士认为，在广泛监测和信息收集的基础上，粮食预警监测体系将对粮食市场的供求情况进行分析。判断粮食市场的变化趋势，进而实现先兆预警，然后即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河北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建国以来河北省的粮食生产得到了稳定的发展，1949年河北省粮食产量仅为469.5万吨，到1998年河北省粮食产量已经达到2917万吨，50年来增长了521.96%。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河北省粮食生产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07年河北粮食产量为2841.6万吨，与1978年相比河北省粮食年产量增长了68.3%，增加了1153万吨。但是河北省粮食增产速度时快时慢，有时甚至出现负的增长，由于种种原因河北省粮食产量在年度间的分布并不平均，而且还存在品种结构不合理，因而需要生产预警系统来对其进行监测和预警。目前，河北已经研究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把经济波动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粮食安全预警监测分析之中，并运用灰色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等计算手段，以及扩散指数法和预警灯图法对河北的粮食生产进行了实证和预警。这种模式的建立已经成为河北省研究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的一个重要成果。
（三）福建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型
为了确定粮食生产警情，福建省也建立了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它的特点是研究福建省粮食总产量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定量关系，以粮食产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建立计量经济学方程。福建省对粮食生产一直持积极支持与鼓励的政策，但是福建省粮食生产尚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所以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是投入要素，而不是需求，故在方程中应选择主要投入要素作为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变量，诸如农业劳动力X1、粮食作物播种面积X2、化肥使用量X3、农机动力X4等，用这4个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数据来源：福建省统计年鉴），建立方程，经参数估计和检验后发现，由于我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充足，农业机械虽然在提高产量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并非关键的作用，因而农机劳动力在方程中并不显著。重新建立模型，计算结果如下：
模型1：ln（Y）=O7340741n（X2）+0.186691n（X3X2）+U
（0.056382）（0.10234）
（13.02）（1.824）
R2=0.99987，F=59234.33832，
SE=0.07582，D.W=1.49310
模型2：In（Y）=0.8065071n（X1）一0.1731421n（X2）+V
（0.108729）（0.089483）
（7.418）（1.935）
其中方程下方第1行为参数估计值的标准误差，第2行为对应参数的T的检验统计量值。R2为较正可决系数。模型1的参数估计值0.734074，0.18669分别为播种面积，每亩化肥使用量的产出弹性。即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734074%；每亩化肥使用量是这样的：播种面积增加1％，产量增长0.18669％。所以模型1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类似地，模型2也通过经济意义的检验两个模型的方程和变量都很显著，拟合优度也都很高，接近于1。两个模型的随机干扰项都不存在一阶自相关。由于未采用截面数据作样本，且观察值全部为实物量单位，两个模型随机干扰项的异方差性可以避免。因而两个模型都是较理想模型。
（四）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体系相关研究
尽管国内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是根据不同的省份来设计的。不过它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模式。这种共同的模式可归纳如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由信息网络、信息处理、信息、预警指标、发出预警信号等子系统构成。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说明：
信息网络，它能借助现代互联网工具将遍及全省的粮食信息网点相互连接，并有效且及时的将收集到的信息传递到预警系统进行处理。这种预警监测系统，对可能发生的问题早作防范，然后信息处理。信息模式的特点是将信息处理形成信息网络，加强对粮食市场监测，及时收集、分析监测省内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预警系统根据信息处理结果，即时将这些信息定期提供给政府及有关部门，作为粮食行政管理和宏观调控的参考，采用适当的渠道定期向社会，使粮食生产者，经营者及时了解市场动态和有关政策法规，调整生产计划或经营策略，以期达到调节市场供求平衡目的。预警指标，建立灵敏、准确提供信息的粮食安全预警系统，进行粮食安全预警。需要选择科学、合理的预警指标，因为从这些指标中可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如粮食生产、需求、进出口、储备、粮食价格等方面的指标。所以要建立某省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就要根据该省粮食生产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对系统进行设计。
2国内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启示
通过对以上三个省份的具体分析，以及对国内研究的归纳，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因为都是根据各自省份的具体情况来设计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我们不能盲目的借鉴。但是可以借鉴别人好的经验。其中适用于湖南省的可归纳成如下几个方面：
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指标体系的设置是建立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的关键，国内对有关粮食安全的研究比较多，但对地区粮食安全预警的研究较少，分省尺度上的粮食安全预警监测不仅受国家整体水平上的粮食安全的制约还受各省具体粮食安全影响因素的影响，因此在设计湖南省粮食安全预警指标体系时考虑的警情指标较全国尺度要少,可以忽略国际粮食供需变化的影响，同时重点考虑涉及湖南地区本身的指标。
本文认为可以将预警指标设置如下：粮食亩产增长率，受灾面积增长率，播种面积增长率，食品工业产值增长率，人口增长率，化肥销量增长率，农药销量增长率，役畜拥有量增长率，农民与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比例增长率，财政支农资金增长率，有效灌溉面积增长率，农业商品率增长率，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粮食收购价格指数，粮食经济作物比价，农用机械动力增长率，化肥价格指数，另外，农资价格是一个重要指标，由于受农民本身货币购买能力的限制，农资涨价对农民的购买能力更是雪上加霜。所以监测好农资价格是影响农民投资积极性的关键因素。
充分利用网络技术，建立一套自动的预警监测系统。网络不仅可以提高预警监测的准确性还可以提高办事效率。利用统计信息和遥感估产信息动态分析区域粮食的年度和年内供求状况，对湖南省粮食供需总量和结构平衡进行预测和预警。这将为我省粮食宏观调控管理部门提供决策支持，为各粮食部门提供方便有用的信息参考发挥着重要作用。
3湖南构建粮食安全预警监测模式的思路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把经济理论、经济预警理论运用到湖南省粮食生产中，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根据监测、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先兆预警等有序的环节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从粮食生产增长率的角度去发现湖南粮食生产中潜在的问题。
从湖南粮食生产的实际出发，运用预警的有关理论，进行粮食生产的监测预警研究，构建湖南省粮食生产监测预警系统。这种系统从逻辑上讲应包括这样几个阶段：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并预报警度。这里，明确警情是大前提，是预警研究的基础，而寻找警源，分析警兆属于对警情的因素分析，预报警度则是预警的最终目标。湖南粮食生产监测预警是根据粮食生产所出现的严重偏离正常的状态，在未造成粮食生产灾害之前进行预测、预报及调控。湖南粮食安全监测预警模型就是依据宏观经济预警的逻辑过程，即确定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并对湖南省进行粮食生产预警研究。通过探索建立湖南粮食安全预警监测系统，做到有备无患，加强对湖南省粮食市场供求形势的监测和预警分析，及时了解市场行情，准确把握市场动态，科学分析市场走势，确保湖南省粮食安全。对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和健康发展以及社会稳定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预警就是对事物发展的未来状态进行测度，预报不正常的时空范围和危害程度以及提出防范措施。粮食生产预警系统是为了防止粮食生产运行偏离正常发展轨道或可能出现危机而建立的报警系统。湖南是农业大省，自然条件优越，水稻产量居全国第一。但近些年其耕地面积呈下降趋势，2000年湖南耕地面积为507.98万顷，而到2003年耕地面积只有452.98万顷，平均下降13.75万顷年，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耕地面积少有回升，但是增长速度缓慢。
参考文献：
1.指标选取、数据来源及预测方法。
(1)指标选取。本文选取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总人口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等反映粮食安全程度的五个变量。(2)数据来源。总人口数据来源于《2007年中国经济年鉴》，粮食总产量和粮食播种面积来源于《2007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而粮食单产和人均粮食占有量系笔者据上述统计数据计算得到。(3)预测方法。为了简化起见，本文不考虑粮食进出口和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等因素。本文采用OLS回归法定量预测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其具体步骤：首先，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年历史数据，分别以时间为自变量对它们进行OLS回归处理，并检验模拟的线性方程的拟合优度；其次，在四个回归方程均具有较好拟合优度基础上，分别对这四个变量作外推式预测，得出2007--2020年间各变量的年度直接预测量；再次，求粮食播种面积与粮食单产的预测量之积，得到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将粮食总产量的间接预测量与直接预测量作比较，据稳健原则选取其中较小者为粮食总产量的预测数据；最后，用粮食总产量预测量除以总人口预测量，得出入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数据。数据处理采用Eviews6.0和Excel2003软件。
2.预测过程及结果分析
依据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1978—2006实际数据，运用OLS法，分别估计出它们对于时间的一元线性回归方程(表1)。观察这四个回归方程各自的确定系数及调整的确定系数，发现它们均具有较好的或优良的拟合优度，可用于预测各自的未来量。
依据表1各回归方程，分别对粮食播种面积、粮食单产、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进行外推式预测，得到它们的2007—2020年预测量；再据2007—2020年粮食总产量和总人口的预测数据，可计算出此间的年人均粮食占有量。
中国人均粮食占有量的基本安全水平应大致为365公斤—370公斤。将人均粮食占有量的预测量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作比较，发现2007—2020年间入均粮食预测占有量均略高于该粮食基本安全水平，说明2020年前中国粮食基本安全是有保障的。
虽然2007年与2008年是本研究的未来年度，但就目前而言，它们已是历史年度；这就为检验本文预测结果的可靠性提供了契机。《2008中国统计年鉴》显示2007年粮食总产量为50160.3万吨，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粮食总产量为52850万吨，而2007年和2008年年末实际总人口分别为132129万人和132802万人，即2007年和2008年实际人均粮食占有量分别约为379.6公斤和397.9公斤，分别超过各自预测量约2公斤和20公斤。这表明本文所预测的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仅可以满足未来国家粮食安全的基本要求，而且其预测水平基本符合实际且稳健可靠，通过努力是完全可以达到的。
二、2020年以前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分析
实现上述未来中国粮食安全目标，须妥善处理四方面影响因素：(1)人口因素。应继续执行严厉的生育政策，保持低生育水平。近来学术界出现了针对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杂音”，即认为若继续执行严格的人口政策，中国未来将出现劳动力短缺、人力成本过快上升并危及经济发展后劲等不利局面。其实，这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因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最大国情与最大矛盾始终是人口过多、资源紧张，中国资源环境承载力早已接近极限，这是威胁社会经济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最大潜在诱因。至于几十年后的问题，现在不宜过于“深谋远虑”，应依据未来的具体情形由后代们去历史地予以解答；况且，未来随着科技进步，劳动力需求将呈降势。因此，未来中国人口即便有较大幅度的减少也不足为虑。(2)耕地因素。耕地是最基本的粮食生产要素，改革以来中国农作物播种面积呈稳中微升之势，而粮食播种面积呈波动下降态势。其实，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增收的经济效益导向与粮食生产的社会效益功能之间矛盾尖锐化的表现。市场经济条件下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就须最严格地保护耕地，并有效协调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生产上的争地矛盾。中国既要切实硬化基本农田保护，又应着力改良耕地，做到既确保耕地面积的基本稳定，又要持续提升耕地生产能力。只有切实贯彻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才可能为确保中国未来粮食安全提供必要的耕地资源基础。(3)农业基础设施因素。改革以来中国粮食生产与自然灾害之间呈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且旱灾、涝灾是中国最频发且影响粮食生产最重的两大自然灾害。这表明中国粮食生产仍未摆脱“靠天吃饭”局面，农业生产的抗灾能力依然比较薄弱。同时，要在“人增地减”双重压力下谋求未来中国粮食基本安全，就须切实‘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以持续提高单产。因此，必须尽早确立农业水利基建优先发展的粮食安全新战略并尽快建立健全中国特色农业投入保障制度。(4)制度因素。在农业生产发展上，应确立“制度重于技术”理念，着力开展农业经营制度创新，注重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农业生产力的稳步提升。应优先进行农地利用制度、农村金融体制、财政支农体制等相关农业制度的实质性创新，以达到激发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积极性，活化涉农资源，从而实现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三维目标。应加快农地利用制度创新改革，设法实现在粮食生产用途上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应给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以激励农民增加对耕地的投入，鼓励农民有偿流转土地，渐进地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资金是农业经济的血液，粮食生产离不开灵活、便捷、低成本的融资服务，须切实扭转农村资金外流局面，实事求是地谋划农村金融改革，建立以合作金融为主体的现代农村金融体系，以促进农村金融资源优化配置。改革以来财政支农能力低下且已积重难返，其主要原因不在于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不足，而在于财政支农效率长期低下，加快财政支农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已刻不容缓。
甘肃河西走廊土地平整肥沃、灌溉设施齐全、隔离条件好，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全国最大的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所生产的玉米种子色泽鲜艳、颗粒饱满、纯度高、芽率高、产量高、品质好，深受国内外种业界的青睐。经过多年的建设，目前已建成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150万亩，年产优质种子60万吨，占全国大田玉米生产用种量的60%左右。“张掖玉米种子”是全国唯一获得国家地理商标证书的玉米种子品牌。中国种业骨干企业中已有41家在甘肃河西走廊建立了种子生产基地或加工中心。世界排名前5位的跨国种业公司已有4家企业已不同的方式落户甘肃。甘肃省已建成大型玉米种子加工中心140多个，种子烘干线180多条，果穗烘干能力30多万吨，种子加工能力达70万吨以上。已初步形成了优质杂玉米种子生产、加工、包衣包装、销售为一体的现代种业产业集群。
㈡甘肃的自然条件比较有利于玉米生产
甘肃地处祖国西北内陆，气候干燥，光照充足，病虫害少，无霜期相对较长，气候条件比较适合玉米生长，是全国春玉米的主产和高产地区之一。虽然降水较少，但降水时段主要集中在第三季度，这与玉米的需水旺季完全相吻合。所生产的玉米品质好、产量高，是食用、饲料和加工的上好原料。经过多年的发展，甘肃已成为全国千万亩以上的玉米生产大省。
㈢甘肃有创新的玉米高产栽培技术
甘肃的自然条件总体上较有利于玉米生产，但十年九旱的省情也制约了玉米生产的发展。特别是甘肃春季易发干旱，使玉米播种出苗困难，直接影响产量。如何适应降水规律，科学合理地利用好天然降水，突破生产中降水与作物生长不同期、玉米下种出苗难的问题，就成为甘肃省玉米生产必须面临的实际问题。多年来，甘肃省探索总结形成了以地膜覆盖和抗旱品种配套技术为主的玉米生产技术体系，较好地解决了影响玉米生产的突出问题，为玉米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特别是2003年研究成功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实现了旱作农业技术的重大突破，使以地膜覆盖为主的玉米抗旱技术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提高，既解决了玉米前期出苗和生长缺水的难题，又强化了地膜的增温增光效能，增加了有效积温，扩大了玉米的种植范围，大幅度提高了玉米的产量。成为支撑甘肃省玉米生产技术体系的核心。
㈣甘肃发展玉米生产氛围良好
甘肃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玉米生产，把玉米生产作为保障全省粮食安全、优化种植结构、增加农民收入的主导产业，整合各部门力量、创新工作机制，加大扶持力度，形成了全社会重视玉米生产的良好氛围。特别是2006年全膜双垄沟播技术大获丰收后，甘肃省委、省政府立足省情、审时度势，抓住机遇，加大投入，以强有力的行政推动，促进了玉米生产的快速发展。到2012年，全省推广全膜双垄沟播玉米面积达到1258.05万亩，比2007年的48.9万亩增加了1209.15万亩，6年累计推广4407.6万亩，总增产粮食超过400万吨，为全省粮食生产实现“九连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㈤甘肃发展玉米生产前景广阔
甘肃是全国6大牧区和重要的畜牧业基地。2008年以来，省委、省政府把畜牧业作为全省战略性主导产业来培育，先后出台了扶持畜牧业发展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进了全省畜牧业生产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畜牧业总产值由2008年168.3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31.7亿元，增长了72.6%；畜牧业增加值由117.5亿元增加到158亿元，增长了74.4%。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为玉米的生产提供了广阔的前景。据专家测算，同期全省饲料用玉米由2008年约203万吨增加到294万吨，增长了44.8%。目前全省每年新增的饲料玉米需求仍以20万吨左右的速度递增。同时，玉米深加工快速发展，带动了玉米消费需要的增长。近几年随着全省玉米产量的大幅提高，玉米深加工产能也在不断扩展，加工产品主要是淀粉和酒精。全省玉米深加工量约40万吨，生产的加工产品约10万吨。
二、玉米已成为甘肃第一大粮食作物
玉米是甘肃省三大粮食作物，全省14个市（州）、80个县区（除甘南牧区县外）均有种植。近几年随着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大力推广，全省玉米种植面积逐年扩大，产量不断提高，已成为甘肃省第一大粮食作物，对保障全省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甘肃省已成为全国15个千万亩以上玉米生产大省，种植面积居全国第12位，总产量居全国第13位，单产居全国第14位。
㈠种植面积和产量持续增加
1997年～2007年，受干旱的影响，甘肃的玉米种植面积一直徘徊在750万亩左右，产量在200万吨～250万吨之间。2008年全省大力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以来，玉米生产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面积和产量均呈现持续增长的良好态势。2008年，全省种植面积首次突破799.95万亩，达到835.8万亩，比2007年增加87万亩，占到全省粮食播种面积的20.8%；产量达到265.4万吨，比2007年增加22.8万吨，占到全省粮食总产量的29.9%。2009年，全省种植面积首次突破1000万亩大关，达到1054.35万亩，占到粮食播种面积的25.7%，产量突破300万吨，达到312.6万吨，占到粮食总产量的34.5%。2012年，种植面积达到1387.05万亩，占到粮食播种面积的32.6%，产量达到504.1万吨，占到粮食总产量的45.4%。从2008年到2012年的5年间全省玉米种植面积增加了551.25万亩，平均每年增加110.25万亩；产量增加了238.7万吨，平均每年增加47.74万吨。玉米所增加的产量占到同期全省总增产粮食285.3万吨的83.67%。由此可见，玉米在甘肃粮食生产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玉米已占到甘肃粮食生产的半壁江山。
㈡区域布局基本形成
为适应市场对玉米品种品质结构和玉米专业化生产的需求，甘肃省在持续扩大玉米种植面积的同时，努力调整和优化玉米的品种和品质结构和区域布局结构，不断完善玉米生产的技术体系，已初步形成了特色明显的区域布局和和比较完善的技术体系。在区域布局方面，目前已形成了以河东旱地粮饲兼用玉米和河西走廊杂交玉米制种为主体，河西走廊及沿黄灌区高产玉米和城市郊区鲜食玉米为补充的四大块生产区域。
1.河东旱地粮饲兼用玉米生产区。
这是甘肃玉米生产的主产区，面积和产量均占到全省的80%左右。主要包括兰州、白银、临夏、定西、天水、陇南、平凉、庆阳8个市州。目前种植面积1000万亩左右，产量约340万吨。这一区域的特点是：面积大干旱重、全膜覆盖、自然降水利用率高。
2.河西走廊杂交玉米制种生产区。
这是全国最大的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主要包括河西走廊绿洲灌区核心区域的酒泉、张掖、金昌、武威4市的凉州区、古浪县、甘州区、临泽县、高台县、永昌县、肃州区等县区，常年杂交玉米种子生产面积150万亩左右，年产优质种子60万吨左右，约占全国大田玉米生产用种量的60%，是全国最大的优质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这一区域的特点是：光热资源富集、灌溉隔离等基础条件好、产量高质量优。
3.河西走廊及沿黄灌区高产玉米生产区。
主要包括河西走廊绿洲灌区边缘制种玉米与小麦生产的过渡地区的凉州区、古浪县、民勤县、永昌县、金川区、玉门市、金塔县、肃州区、省农垦农场和沿黄灌区的临洮县、榆中县、景泰县、靖远县、临夏县等县区，常年种植半膜覆盖玉米面积150万亩左右，产量约100万吨。这一区域的特点是：半膜覆盖、灌水有保障、产量高。
4.城市郊区鲜食玉米生产区。
主要包括兰州、天水、白银等城市近郊县区及省农垦黄羊河农场。常年种植面积约8万亩，产量约5万吨。这一区域的特点是：基础条件好、面积小品种杂、产值高效益好。
㈢生产技术日臻完善
目前已形成了以全膜双垄沟播技术为主的、比较完善的玉米生产技术体系。主推的技术有以全膜覆盖为主体，半膜覆盖为补充的覆盖抑蒸技术；以垄膜沟灌为主体，膜下滴灌、垄作沟灌为补充的节水灌溉技术；以一膜两年用为主体，秸秆和根茬还田为补充的少免耕保护性耕作技术；以机械深松耕和机械覆膜为主体，机械播种、收获为补充的机械化耕作技术；以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主的科学施肥技术。特别是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经过多年的总结完善，目前处在国内旱地玉米栽培的领先水平。在栽培品种方面，目前已形成以中晚熟品种为主，早中晚搭配的高产、抗旱品种体系。主栽的品种（种植面积10万亩以上）有：豫玉22、沈单16、富农1号、先玉335、正大12、酒单4号、承单20号、郑单958、金穗3号、金凯3号、中玉9号、吉单216、晋单60、金穗1号、吉祥1号、绵单1号、长城799和东单11号等。
三、甘肃玉米生产面临五大突出问题
尽管近年来甘肃省的玉米生产取得了突出的成绩，走出了自己的路子。但目前仍面临五大突出问题。
㈠生产稳定性差
甘肃玉米的主产区在旱作区，玉米生产最大的威胁是干旱。干旱造成玉米生产稳定性差，年际间产量波动大。甘肃省十年九旱，春季易发旱灾，导致玉米下种出苗困难；而夏旱和伏旱又会给玉米的拔节、孕穗、抽雄和扬花、授粉造成困难，直接影响产量形成，导致单产减少。据统计，2000年以来的13年间，甘肃省的玉米单产有7年增长，6年减少，减产的年份都是干旱的年份，其中2000年减5.65%，2001年减6.0%，2004年1.1%，2006年减14.5%，2008年减2.1%，2009年减6.64%。2000年全国大旱，甘肃首当其冲旱情严重，因旱造成当年全省粮食产量比1999年减产101.45万吨，这其中玉米就减产44.7万吨，占到了44%。2006年甘肃遭受50年不遇的干旱，造成当年粮食减产28.84万吨，其中玉米年减产14.9万吨，占到了51.66%。2008年以后，由于大力推广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有效抑制了旱灾的威胁，减轻了旱灾的损失，提高了玉米生产的稳定性。2009年，甘肃又发生了严重的春夏连旱，为有效应对旱情，省政府年初就决定将原计划安排的500万亩全膜玉米面积调整到650万亩，实际完成692万亩，增产粮食约70万吨。尽管当年由于严重旱灾造成玉米单产比2008年减少了6.64%，但全年粮食产量仍比上年增加了17.7万吨，增长了2.0%。
㈡单产水平低
玉米杂种优势强、光合生产效率好、理论产量高、增产潜力大。世界发达国家玉米平均亩产都在1吨以上。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1年创造过1356千克/亩的单产水平，2013年又创造了1511.74千克/亩的单产水平（1.3亩示范田），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2009年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创造了旱地玉米平均单产901.7千克/亩的全国同类型地区万亩高产记录，武威市凉州区2012年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片平均单产达到1041.3千克/亩，创全国水浇地玉米万亩集中连片种植的最高纪录。但实际生产中，我国玉米的平均单产水平较低，仅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甘肃省玉米的单产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单产的85%左右，差距较大。2011年～2012年，是甘肃省玉米的高产年，全省玉米平均单产分别为333.1千克/亩和363.4千克/亩（统计年鉴数），分别比上年增加了21.6千克和30.3千克，虽然比同一区域内的陕西省的平均产量高21.4千克/亩和39.7千克/亩，但仍比同期全国平均单产低50.1千克和27.9千克，与全省高产创建示范片单产相比差距更大。2011年，甘肃省的玉米单产仅相当于全省同年39个玉米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平均单产738.4千克/亩的45.1%。2012年，甘肃省的玉米单产仅相当于全省同年134个玉米高产创建万亩示范片平均单产768.8千克/亩的47.3%。分析甘肃玉米单产水平低的原因，除干旱之外，主要是种植密度普遍偏低、收获期普遍偏早。目前甘肃省玉米平均种植密度为3200株/亩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约300株左右。由于种植密度较低，如遇春旱有10%左右的种子不能出苗，实际保苗数不足3000株/亩，低的仅有2800株左右，严重影响了最后产量的形成。而美国等高产国家的种植密度平均在5000株/亩以上，高产田达到6000株/亩～7000株/亩。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013年创造的1511.74千克/亩的全国最高纪录，收获株数就达到8700株/亩～8800株/亩。据专家分析，若甘肃省的玉米种植密度达到3500株/亩以上，实际亩保苗达到3200株以上，再配套相应的技术措施，坚持适期晚收，单产就可以提高50千克/亩左右。
㈢机械化程度低
目前甘肃玉米生产技术的普及率与到位率仍然不高，栽培管理比较粗放，普遍存在重品种、轻栽培，良种与良法不配套，农艺与农机不融合的问题。突出的表现在：整地起垄覆膜质量不高，有机肥投入下降，播期播量不适宜，密度与品种不配套，追肥及病虫害防控不及时，收获期不当等，严重影响了玉米的产量。特别是玉米的机械化程度偏低，除机械耕地和机械起垄覆膜率达到50%以上外，机械深松耕、机械播种、机械施药施肥和机械收获等机械化水平普遍较低，尤其是玉米机械化收获才刚刚起步。2012年，甘肃省玉米机械收获水平只有12.8%，比全国平均水平低27个百分点，比全省小麦机械收获水平低35个百分点。加之许多农户长期使用小型机械耕作，导致土壤有效耕层变浅，犁底层加厚，蓄水保墒抗旱能力下降，影响了玉米生产潜力的进一步发挥。分析甘肃省玉米机械化程度低的原因，除山旱地面积大，道路和立地条件差，无法使用大型机械收获，以及生产中种植的品种绝大多数不适宜密植和机械化作业外，甘肃省目前主推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采取了全地面覆膜和宽窄行播种的方式，虽然提高了雨水利用效率和田间通风透光能力及产量，但客观上也为推广机械化收获增加了难度。
㈣优质品种少
甘肃省虽然是全国最大的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每年生产的种子占到全国大田玉米用种量的60%左右。但甘肃省内种子企业实力普遍较弱，商业化育种集成度很低，除敦煌种业、金穗种业、富农种业、金源种业等为数不多的几家企业品种研发能力相对较强，培育出了几个比较适合甘肃特点的玉米品种外，绝大多数是制种代繁企业，规模小、效益低、自主性差、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弱，几乎没有能力投入品种的研发，更谈不上育种。省内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由于投入有限，种质资源少，普遍创新能力差，育种效率低下。有限的品种准研发的项目资源、材料资源和人力资源过于分散，品种研发多以课题组的育种方式，在育种效率和效果上难以与国内外大企业工厂化、团队式的育种方式相比，育成的品种同质化严重，高产、优质、耐密、抗旱、抗寒、抗病的优良品种很少。造成省内科研单位和企业育成的品种绝大多数推广的面积小、时间短，许多品种通过审定三五年，就被市场淘汰了。目前，甘肃省1305万多亩玉米中，具有甘肃自己自有知识产权的品种仅占16%。其中推广面积在5万亩以上的品种有11个，推广面积在10万亩以上的品种有8个，推广面积在19.5万亩以上的品种只有4个，推广面积在40万亩的品种只有2个，推广面积在60万亩以上的品种仅有1个，其余品种推广面积很小。这与甘肃省玉米制种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而作为全国最大的玉米种子生产基地，良种繁育体系不完善，监管能力和手段落后，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的制种基地建设严重滞后，收获、晾晒、烘干、脱粒、分级、包衣、包装等工艺相对落后，影响了种子的质量，特别是发芽率。目前我国玉米种子质量标准规定的发芽率为85%，这比美国先锋公司的标准整整低了10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玉米种子的总体质量不高。
㈤精深加工能力弱
甘肃省玉米精深加工企业规模普遍较小，年加工能力都在10万吨以下，加工水平和技术比较落后，市场竞争力弱。目前加工的产品仅有淀粉、淀粉糖、酒精等几种产品，与全国已开发的上百个玉米深加工产品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近年来由于玉米收购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持续上涨，加工成本不断增加，企业效益下滑，导致少数企业已经停产或破产。2012年，全省纳入统计的玉米深加工的企业仅有4家，比2011年减少2家，年加工处理玉米仅28.50万吨，比2011年减少5.26万吨，减幅15.6%；年产品产量4.88万吨，比2011年减少4.24万吨，减幅46.5%。
四、提升甘肃玉米生产水平的总体思路与对策措施
鉴于玉米在甘肃粮食生产中所处的特殊重要地位，其他粮食作物均无法比拟，因此今后仍要继续大力发展。需要进一步完善发展思路、强化栽培管理措施、趋利避害，充分发挥玉米在甘肃粮食生产中的主力军作用，不断提升玉米生产的总体水平。一是要坚持把发展玉米生产作为保障粮食安全的重中之重和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统筹发展玉米与小麦、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二是要坚持把玉米生产的重点放在旱作农业区，着力提高旱地玉米的综合生产能力。三是要坚持把发展玉米生产与种植业结构调整和草食畜牧业发展结合起来，努力培育后续产业，形成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四是要坚持把转变生产方式作为挖掘玉米增产潜力的根本途径，在保持玉米面积稳中有增的基础上，走内涵式发展的路子，不断提高玉米的单产和质量水平。五是要坚持把加大扶持力度作为促进玉米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进一步完善政策调控体系，全面提升玉米产业化水平和市场竞争力。力争到2016年，全省玉米播种面积达到1500万亩，其中旱地全膜玉米1200万亩，水地半膜玉米150万亩，制种玉米150万亩，总产量达到600万吨。实现上述目标，必须落实好以下几项重点措施。
㈠加快品种研发步伐
1.加强种子生产基地建设。
加大种子工程实施力度，尽快把河西走廊建成规模化、标准化、机械化、集约化的杂交玉米种子生产基地，提高种子综合生产能力，确保种子的数量、质量和品种安全。
2.推进种子企业兼并重组。
进一步完善种子法律法规，鼓励大型本土企业通过并购、参股等多种方式进入种业，鼓励现有种子企业间实行联合重组，淘汰一批弱小企业，培育一批育繁推一体化的大型骨干种子企业，提高种子市场的集中度。
3.建立商业化育种体系。
鼓励企业完善品种创新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支持有实力的种子企业建立科研机构和队伍，或与科研院所、大专院校联姻，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突破性优良品种。支持育繁推一体化种子企业整合育种资源和力量，加大科研投入，开展商业化育种，逐步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商业化育种新机制。
4.严格品种审定和保护，加快建立不适宜品种的退出机制。
强化种子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抢购套购、套牌侵权、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等行为，切实维护市场秩序，为促进玉米生产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㈡提高栽培管理水平
强化对农民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通过建立示范区，开展高产创建活动，进行示范引导和典型带动，提高广大农民的栽培管理水平。通过大力推进机械化起垄覆膜、科学合理布局品种、实施机械深松深耕、精量半精量播种、科学施肥、合理密植、病虫害专业化统防统治，着力解决目前在起垄、覆膜、品种、密度、施肥、播种、收获和田间管理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做到良法良种配套、农机农艺融合，切实提高技术的入户率和到位率。
㈢推进机械化作业
要把玉米机械化收获作为推进玉米全程机械化的重点，在继续抓好机耕机播的同时，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多方筹措资金，针对不同地区的不同生产模式，特别是旱作农业区目前大力推广的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组织开展玉米收获关键技术和机具研发，尽快研制出适合甘肃山旱地特点和全膜双垄沟播栽培技术的中小型收获机械，提高玉米收获的机械化水平和技术。充分发挥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的引导作用，加大对玉米收获机械的补贴力度，减轻农民购机负担，让农民愿意用且能用得起机械，切实解决目前农村劳动力短缺，玉米收获中费工费时成本高、农时紧的问题。特别是要积极扶持发展农机专业合作社和农机大户，发挥他们在玉米机械化作业中的作用，努力推进玉米收获的社会化服务。
㈣促进规模化生产
要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加快转变玉米生产方式。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加快培育种植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龙头企业等新的玉米生产经营主体，提高玉米生产的规模化水平。河西走廊玉米制种基地要以制种企业为主体，加快土地流转步伐，按照规模化、机械化、标准化、集约化的要求，着力打造“四化”基地，提高玉米制种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提高玉米制种的质量和效益。
㈤培育接续产业
要把大力发展玉米生产与培育接续产业结合起来，充分利用玉米生产增加的大量秸秆和优质饲料，大力发展草食畜牧业，加大转化力度，增加农民收入。着力构建种植玉米、实施秸秆养畜、增施有机肥的良性循环模式，通过增施有机肥、实施秸秆还田等措施，不断提高土壤肥力和耕地质量。力争玉米秸秆利用率由目前的54%提高到2016年的65%以上。
㈥提升加工水平
要按照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针对甘肃玉米加工企业规模小、产品档次低的问题，积极引导企业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扩大规模、做大做强。鼓励企业加大科研投入，增强主创新能力，加快原料结构、产品结构调整，提高产品的质量、档次和附加值，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要求越来越迫切。我国农业资源“先天不足”，面对持续刚性增长的农产品需求，我国只能在日益趋紧的资源环境约束下谋划农业生产。虽然这些年我国也采取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休渔禁渔这些养护资源、改善环境的措施，但还不具备像资源大国那样长期、大范围的耕地休耕条件，农业发展不得不依赖资源的高强度开发，资源环境的弦已经绷得很紧。要看到，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城镇化率将以每年1个百分点以上的水平提升，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争水、争地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污染加速向农业农村扩散，农业发展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不断趋紧。随着工业化城镇化推进，每年要占用耕地600～700万亩。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用水问题越来越突出，有的地方地下水资源过度开发，灌溉设施老化失修，区域性和季节性干旱频繁发生，已经成为粮食生产的主要威胁。还要看到，目前农业资源利用方式也不够合理，不同程度存在耕地“重用轻养”、大水漫灌、化肥农药过量施用等问题，农业面源污染等问题日益突出，这与社会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对城乡生态环境的要求不断提升形成反差。如何在农业发展的同时保持农村青山绿水和良好生态环境，也成为十分艰巨的任务。
三是加强农业支持保护面临新的发展要求。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财力增长，我国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不断增强，为粮食生产“十连增”、农民增收“十连快”提供了重要支撑。但也要看到，在经济运行的新常态下，加强农业支持保护面临新的形势，需要适时调整和完善相关政策。随着整体经济运行由过去的高速增长逐步转向中高速增长，财政收入增幅也随之放缓。有专家估算，按照我国目前的经济规模，经济增速下调一个百分点，GDP大约减少6000亿元，税收相应减少1000多亿元。从2014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数据看，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7.4%，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8.1%。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保持前些年“三农”投入快速增长的势头殊为不易。这就要求在继续增加投入的同时，更加重视提高财政资金效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进一步提高政策的指向性和精准性。经济增速和财政增速放缓，还会影响到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的增长，这些变化都对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出了新要求，对国家粮食安全产生新影响。
二、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举措
针对新的形势，中央2013年底提出了新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即“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我们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深刻理解、准确把握这5句话20个字的丰富内涵。
第一，在发展目标上，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就是我们的饭碗应该主要装中国粮，这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受资源约束，需要有效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但十几亿中国人不能靠买饭吃、讨饭吃过日子。这是因为:一方面，国际市场调剂空间有限。目前全球的粮食贸易量仅有2500～3000亿公斤，不到我国粮食消费量的一半，大米贸易量350亿公斤左右，仅相当于我国大米消费量的1/4，既不够我们吃，也不可能都卖给我们。另一方面，大规模进口不可持续。在粮食贸易上，我国的大国效应明显，买什么什么贵，卖什么什么贱。如果我国长期从国际市场大量采购粮食，可能引起国际市场粮价大幅上涨，不仅要付出高昂代价，也会影响我国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因此，只有立足于国内保障13亿人口的吃饭问题才是可靠的。
第二，在发展优先序上，始终坚持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过去我们强调保全部、保所有，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没有办法的办法。现在耕地就这么多，需求又那么大，必须有取有舍，集中力量先保住最基本最重要的。综合考虑未来一段时间我国农产品供需形势和资源条件，首先要“保口粮”，其次要“保谷物”。也就是说，稻谷、小麦这两个主要的口粮品种要做到绝对安全，进口只能是品种调剂，而玉米随着饲料需求的快速增长，进口比例可以稍微高一些，但也要做到基本自给。这样定位，绝不是减轻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责任，决不能误读为可以放松国内粮食生产，而是要合理配置资源，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保住。一是优化品种布局。水稻核心是建设东北平原、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3个优势区。东北地区着力发展优质粳稻;长江流域要稳定双季稻面积，逐步扩大江淮粳稻生产;东南沿海地区要稳定水稻面积，着力发展优质高档籼稻。种植面积要大体稳定在目前的4.5亿亩以上。小麦核心是建设黄淮海、长江中下游、西南、西北、东北5个优势区。种植面积要大体稳定在3.4亿亩以上。玉米核心是建设北方、黄淮海和西南3个优势区。目前，我国玉米面积5.45亿亩，应保持基本稳定。二是支持重点产区。主产区是粮食生产的压舱石，目前13个粮食主产省的产量占全国的75%，商品量占80%，调出量占90%。要加大对主产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逐步使800个产粮大县的人均财力达到全国平均水平，调动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鼓励主销区与主产区建立长期稳定、互惠互利的区域合作关系，加快建立主销区对主产区的利益补偿机制。三是扶持新型主体。从发展趋势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越来越成为发展粮食规模化生产、提供商品粮的重要力量，也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点。要在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的基础上，引导土地有序流转，扶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发展粮食适度规模经营，新增补贴要向这些新型经营主体倾斜，让多生产粮食者多得补贴。
2我国农产品贸易政策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应做的几点改进
2.1更多的使用“绿箱”政策而并非关税等传统方式来应对粮食安全问题目前，世贸组织的许多成员都不断加大“绿箱”政策的推行力度，特别是发达国家，“绿箱”政策近些年来仍有大幅的增加。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绿箱”支持也在加大，相比之下，我国政府对于农业“绿箱”的投入相对较少，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①增加可以提高粮农收入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保护、科研教育、技术推广、病虫害防治的建设投资和专项资金。例如建立政府向农民提供结构调整、保护生态环境的投资补贴，以及粮农转产转业专项投资补贴。②增加对粮农收入直接补贴，在免去农业税后，我国也对粮农收入给予了一定的补贴，但是这种补贴还是不足以提高粮农的生产积极性，所以国家还应该加大对粮农民的补贴，这样才可以更大限度地鼓励他们进行粮食生产，推动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
2.2调整“黄箱”政策除了给予粮农补贴等“绿箱”外，我国政府应该适当给予粮农其他方面的优惠，比如说在农业器材如机械、肥料、农药等方面的价格优惠，使得他们可以扩大生产来提高我国的粮食储备。
农民的“收入安全”与“粮食安全”互相制约，没有农民的“收入安全”就不可能达到“粮食安全”。现在很多农民种粮没有什么积极性，关键在种粮的效益不高。今年中央财政安排“三农”支出达到5625亿元，比上年增加1307亿元的基础上，再增加农业投入252.5亿元，直接补贴给农民，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国家三次提高农资综合直补标准，两次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水平。但是大部分散户农民甚至连自己的补贴是怎样算出来的都不知道，很多农民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惠。粮农种粮积极性下降，导致技术推广不畅，种粮效益难以提高，所以有关部门还要在制定政策的基础上，扎实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如何落实国家惠农政策，保证粮食补贴落实到每个农民手中。
有的人认为：按农民向国家交售粮食的数量对农民进行补贴，更有利于调动那些真正种植粮食的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让国家有限的资金发挥出最大的效益，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也有人认为：改成了按交粮量来发放补贴，腐败的空间会猛增，有粮的农民可能一斤粮都交不上去，反倒是那些有关系的粮贩子与有关部门官员，勾结起来狼狈为奸大食其利。农民可能连现在仅有的一点粮食补贴都拿不到，种粮意愿必然更加下降。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还是得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一方面：与农民签订能体现保护农民利益的收购订单。只有这样才能免除粮农的后顾之忧，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这是搞好粮食收购的前提。
另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有效的惠农政策的宣传、贯彻实施及监督体系。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杜绝坑害农民利益的腐败现象的发生，确保农民多种粮多收入，从而真正得到政策补贴的实惠。
二是如何稳定农资价格，使大多数农民得益。
稳定农资价格，主要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第一方面：完善化肥、种子、农药等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调控机制。
第二方面：强化农资成本监审工作，控制农资价格过快上涨
第三方面：完善并落实农业生产用电、用油的优惠政策，降低农民种粮成本。
第四方面：加强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农资经营中的牟取暴利及价格欺诈行为，为农民增收创造条件。
二、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增强宏观调控能力
储备粮是政策性的计划管理物资，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安全的重要物质保证。储备粮在国家需要时，必须要从数量和质量等方面确保储得进、管得好、调得动、用得上，不发生任何问题。具体要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1.保证国家拥有充足储备量
丁声俊说：按照国际粮食安全警戒线，我国粮食储备数量应该在8500万吨～9000万吨之间，而我国粮食储备数量的安全警戒线应高于国际粮农组织确定的17%～18%的标准线，以相当于全年粮食总消费量的25%～30%为宜。我国粮食年总消费量大体为5亿吨，按此标准计算，国家粮食储备量应保持在1.25亿吨～1.5亿吨。国务院总理在今年两会时指出，我国目前的粮食储备在1.5亿～2亿吨之间。我国经受住了今年汶川大地震和南方雪灾等多次特大自然灾害的考验，就是充足的粮食储备在粮食流通和宏观调控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2.进一步加大绿色储粮力度，最大程度地减少储粮损耗和污染，延缓粮食的陈化速度，保证储备粮的品质。
进一步加大绿色储粮力度，不仅可以使国家储备粮在储藏过程中的数量损失和质量安全风险降低至最低限度，而且能在国内外粮食市场较为顺利地实现轮换更新和保值增值。
加大绿色储粮力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方面：建立真正的无公害粮食生产基地，实施粮食标准化生产，切实从源头上确保国家储备粮收购的原粮质量安全。
第二方面：进一步研究开发和推广绿色储粮技术，限制使用各种杀虫剂。
第三方面：确保粮仓及配套机械设备和材料不污染粮食
第四方面：重视研究有毒有害物质和有毒有害生物的检测技术，特别是快速检测技术。
三、减少农户储粮损失，开发无形粮田
据统计：全国60%的粮食储存在农户。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忽视了农户粮食储藏技术的研究与推广，相对于粮食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我国农村粮食的储藏技术落后，农户储粮状况令人堪忧。据调查，每年仅农户储粮损失达1500万吨至万吨，造成经济损失180亿至240亿元。因此，做好农户储粮工作，减少粮食产后损失，相当于开发了无形粮田，增加了粮食产量，是利国利民的好事，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大事。
四、加强市场宏观调控，确保粮食流通的良性循环
健全粮食市场体系，加强粮食物流体系建设，加快法规、制度体系建设，合理调整储备粮品种结构，拓宽轮换粮源市场，增强和改善粮食宏观调控手段，提高粮食宏观调控能力，发挥储备体系宏观调控载体作用，保证市场供给，确保粮食市场和价格基本稳定，抑制通货膨胀，确保粮食流通的良性循环。
五、阻断粮食能源化道路，保证粮食供求平衡
以玉米为例：最近几年，为了提升其附加值，各地政府纷纷出台优惠政策予以扶植，一时间号称东北万吨级乙醇生产企业达百家之多。这加速了玉米等粮食的工业性消耗，刺激了玉米价格的飙升，不仅如此，现在的玉米加工产品已由淀粉、酒精等初加工向发酵、精细化工产品过渡，目前由玉米生产的产品已有200多种，这些产品被广泛用于食品、纺织、汽车、电子、医疗等领域。因此，可以说玉米价格的微小变化就可能在商品市场上造成“蝴蝶效应”。由于能源紧缺，中国必须大力发展生物能源，但应把重点放在发展以木薯、甘薯、甜高粱等为原料的燃料乙醇技术，以及以小桐子、黄连木、油桐、棉籽等油料作物为原料的生物柴油生产技术，并积极发展以纤维素等物质为原料的生物液体燃料技术，而尽快阻断粮食能源化之路。可以说这是保证粮食供求平衡，保障粮食安全的一个有效对策手段。
六、保证原粮及粮油食品卫生安全
近年来，我国对食品安全问题非常重视，颁布了“粮食流通管理条例”；实施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和“三绿工程”、“放心粮油工程”以及“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制度”等保障粮油食品安全的一系列施，逐步构建了“从土地到餐桌”的技术、质量、认证全过程质量监督标准体系，使得粮油食品质量安全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声誉不断提高。但是随着新技术和化学品的广泛使用，粮油食品在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等各个环节中安全问题日益严峻！粮油食品质量安全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威胁人类健康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原粮及粮油食品安全，保障人民身体建康，我们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完善粮油食品市场管理和监督体系，不仅要在粮油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全面、严格、高质量地实施haccp质量管理体系，而且在储藏、运输及经营过程也要注意存在的或潜在的危害因素。
2.坚决打击不法生产和销售食品的黑窝点和商贩，进一步开展“放心粮油工程”。
3.加强食品安全的宣传教育，大力培养食品安全领域专门人才以适应科技的进步和检验技术的发展。
4.提高粮油食品安全科技水平，优先研究可靠、快速、精确的粮油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并积极推行食品安全的控制技术。
5.大力加强粮油食品生产企业iso9001、iso9002、is014000、haccp体系和gmp、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的认证。
二．粮食安全、土地用途和三农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1．粮食安全公共物品属性分析
为正确解释粮食安全的本质属性，首先要区分粮食与粮食安全两个不同的概念。粮食作为个人消费品，从微观上看，消费者购买粮食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因此，不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农民生产粮食，出售粮食获得收入，从市场上购买其所需而获得发展。但是从宏观上看，粮食具有不同于一般私人物品的重要性质，对维持人的生存和发展不可替代。粮食安全与粮食是两个相关、但本质上不同的概念。粮食安全，是指能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买得到又买得起他们所需的基本食品，这个概念包括：确保生产足够数量的粮食、最大限度地稳定粮食供应、确保所有需要粮食的人都能获得粮食。当粮食供求危及公共安全时，粮食问题就转化为公共安全问题，而公共安全与国家安全一样，属于公共物品的范畴。目前，WTO规则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基本规则，而基于公共目的的粮食安全政策符合WTO国际规则，发达国家粮食政策演变显示了粮食政策向公共物品本质属性回归的趋势。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粮食安全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既然粮食安全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那么，就应该由政府提供。为了应对国际上日益紧张的粮食安全形势和国内持续减少的耕地面积态势，中国出台了一系列严格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主要还是一系列严格的耕地保护措施，坚持以控制耕地数量的手段来保障总体的粮食安全。由于其他相关政策的不配套，比如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这种粮食安全的提供方式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影响了住房和粮食的均衡价格。
2．耕地保护、房价与粮价经济学是研究资源最优配置的学问
资源是稀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资源的使用都有机会成本。所谓机会成本就是一项资源使用时所放弃的其他使用方式的最大价值。由于中国粮食安全的提供与保障与土地供给或者耕地保护密切相关，因此，研究耕地保护就必须研究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首先，土地作为一项自然资源，没有蕴含人类的劳动，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没有价值。但是土地具有价格，是虚拟价格，可以看做未来收益的贴现值。即假设土地经某项开发以后，以后每年的纯收益为R，市场无风险利率为r，那么土地的价格应为V=R／r。假设土地主要用于两种用途：用于建房和用于耕地。假设一单位土地上建房子的每年的纯收益Rh，为每年房租减掉每年应该的折旧费用，假设建房子不耗费成本，那么Rh就是房租，房租与房屋的供给成反向关系，与建筑用地土地的供给Th成反向关系。此时，假设土地的使用极为n年，那么房价应该为=焉[I-I／(I+r)l／r，假设趋向无穷即为永久产权时，(墨，)==最()／，，蚕，敢，aR^(0，8《0同样的j重理，假设同样一块土地，假设种植成本可以忽略不计，用于耕种粮食可每年获得收益为也，与耕地供给成反比，此时，耕地的价格为(也，~)---Ro／r=~o(rD／r，0／娓>O，a<O，a／a<O，+：O，a五>0。如图所示，总的土地面积是一定的为T，假设土地的用途可以由所有者自由选择，那么，用于盖房子每年收房租的纯收益，一定等于用于耕种粮食获得纯收入，假设此时为用于建筑盖房用地供给量为zm．，用于耕种粮食的土地供给量为一，此时房价等于耕地价格，即z=T—1)。假设此时国家为保持粮食安全，保持耕地的数量规模为T一2，此时房价大干耕地价格，为(墨)>(T—z勉)，通过扩大耕地规模，降低了种植粮食的收益，限制了建筑用地，减少了住房供给，提高了房价。若此时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那么，由于种植粮食带来的收益低下，劳动力会从收入低的地区流动到收入高的地区，即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这样农村中劳动力的数量减少，单位劳动力耕种的土地数量增加，可以弥补单位土地收益下降带来的损失，而城市由于劳动力增加，会降低城市劳动力工人的收入，进而降低房价，从而使得经济再次平衡，减少城乡收入差距。另外一个可行的办法是，改善粮食安全提供办法，即依然赋予土地所有者自由选择土地用途的权利，但通过提供粮食补贴的办法使得耕地面积保持在T-Th2。补贴的规模应使vh(Rh，Th2)=Va(Ra+，T-Th2)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耕地规模的扩大降低了Ra，但是国家的补贴，使得种植粮食的年纯收益依然等于来自盖房的房租收益，因此，农民的收益不会减少，城乡收入差距不会拉开。当前，中国城乡分割二元结构，使得农民和市民之间存在着种种制度歧视，农民不能自由的流动，限制了劳动力供求及至发挥作用。其次，国家为保重粮食安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严格土地用途管制。农民没有自由安排土地用途的权利。虽然国家给予粮食种植一定的补贴，但是房租远高于粮食种植收益，用于建筑用地的土地价格远远大于耕地价格，说明国家的粮食补贴远远不够。此时，粮食安全主要由农民提供。第三，种植粮食收益不高的情况下，农民以农民工方式流出，由于户籍制度等原因，出现了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最后，从财产收入差距来看，城市建筑用地的使用年前为70年，而农村的土地使用权流转期限仅为3O年，从资本定价方式来看，后者的价格受到极大限制。而土地的保障作用，使得土地流转的速度大为下降，土地规模经济受到制约，效率不高，使城乡财产差距进一步拉大。同时，由于土地使用权流转受局限，不是合格的抵押品，农民收入低下，使得农村金融空心化，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城乡差距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
三．对策与建议
1．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粮食安全的公共物品的属性。改变粮食安全主要有农民提供的格局，应由国家提供。改革和完善粮食价格补贴机制，主要通过粮食价格补贴达到提供粮食安全的目的。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13）02-0133-04
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促使粮食生产效率极大提高，中国粮食长期短缺的历史格局彻底改变。但是，面临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加速发展的挑战，粮食安全问题仍是关系到国家政治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本文将围绕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谁来养活中国”的国际争辩、中国粮食安全影响因素和策略选择四个方面进行梳理。
一、粮食安全的概念与内涵
粮食安全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粮食安全是英文Food Security的中文译名。Food Security的概念最早是在1974年11月罗马世界粮食大会上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在《消灭饥饿与营养不良世界宣言》与《世界粮食安全约定》两份文件中同时提出的。粮食安全应当保证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生存和健康所需要的足够食品，基本内涵是保证全世界的人都有权利得到最起码的营养。1983年4月，由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原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提出了粮食安全的第二次定义，即确保所有人在任何时候都能买得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物（Melaku Ayalew，1997）。1996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粮食安全做了第三次表述：“人人都有权获得安全而富有营养的粮食”，并提出“到2015年把全世界饥饿和营养不足的发生率减少一半”的目标。这样，“粮食安全”的内涵增加了“营养安全”的内容，并将粮食安全看作一项基本人权。
国内学者卢锋（1999）详细阐述了粮食安全多方面的含义：从时态角度看，分为长期、中期和短期粮食安全；从主体对象角度看，有国家、地区和家庭住户粮食安全；从供应链环节角度看，还可分为生产、加工、流通不同环节发生的粮食安全问题。苗齐、钟甫宁（2001）基于粮食的口粮需求、饲料粮需求和加工用粮需求，提出中国的新粮食安全观，包括国内粮食单产稳定增长、农业持续发展、农民收入增长和粮食贸易渠道稳定。马久杰等（2001）根据主体对象，进一步将粮食安全划分为宏观安全与微观安全。宏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总体上粮食的总供给（包括生产和进口）是否能满足国内的总需求，绝大多数人口的营养需求能否得到基本满足，可通过全球及整个国家食物获取能力来反映。微观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实现粮食宏观安全以后，低收入或贫困人口的粮食安全是否能得到保障。最微观层次的粮食安全直接涉及到个人的营养安全状况。张连珍（2005）在总结FAO在1983年所修改的粮食安全目标的基础上，从数量、价格、流通、质量这四个核心因素来构建粮食安全。
二、国际争辩：谁来养活中国
1995年，美国世界观察所所长莱斯特·布朗（Brown Lester R，1995）“谁来养活中国”一文及其引起的争议，代表了国外对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讨论。1998年他又撰文提出，在今后的几十年中，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迅速工业化，使得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急剧增加，挤占农业用水，最终影响中国粮食生产，导致其他贫穷缺粮国家的生存受到威胁，动摇世界粮食安全。
布朗的观点引起全世界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D.盖尔.约翰逊（D.Gale Johnosn，1995）认为，布朗的研究结论是错误的，中国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不论是当前还是未来，都不会对世界粮食供给构成威胁；随着时间推移，中国不能保证粮食生产完全自给，可能进口大量粮食，但这不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世界银行（1997）也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不太可能会出现粮食安全问题。世界粮食市场可以在不大幅度提价的情况下，满足2020年中国所需进口的1.0%的贸易原粮。另外，90%可以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研等在中国国内生产解决。
联合国粮农组织储备局的尼科斯·亚历山德拉托斯（Nikos Alexandratos，1997）认为布朗所预测的“中国粮食将严重短缺和粮价将大幅上涨”不太可能，部分论据自相矛盾。
布朗“谁来养活中国”的观点同样也引起了中国政府和学者的广泛关注。1996年国务院正式公布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即《中国粮食问题白皮书》），不仅有力驳斥了中国会对世界粮食安全产生威胁这一谬论，还论证了中国将为世界粮食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众多国内专家、学者们也纷纷就布朗数据的失实、农业生产科技进步、制度革新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批驳。中国对于粮食安全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一批代表性论著涌现，如《中国粮食安全研究》（朱泽，1998）、《迈向21世纪的中国粮食》（黄季焜，1998）、《中国食物保障可持续性及其评价》（吕耀，1998）等。
三、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
（一）人口社会因素
何金定（1997）指出：（1）无序的人口流动和低效的人口城镇化使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农业劳动力素质低下，制约了粮食生产的纵深发展；（3）人口分布与商品粮产地不平衡的矛盾，给粮食的总量和地区平衡带来了困难；（4）庞大的人口规模和持续的人口增长将直接或间接地给中国粮食安全带来巨大的压力。温铁军（2003）明确指出，中国这个人口大国的粮食总产量与人口的增长必须同步变化，这是个基本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就要付出代价。郭剑雄（2004）提出，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中国粮食安全形势将变得非常严峻。
（二）产能因素
崔建树（2000）认为，耕地、淡水、居高不下的农业投入和变化无常的气候是影响中国粮食安全最值得警惕的制约因素。林毅夫、李周（1995）指出，增加粮食总产量的途径不外乎两个，即扩大粮食播种面积和提高粮食单产水平。胡鞍钢（1995）认为，影响中国粮食长期供给的因素主要是耕地和现代生产要素的投入，而第一个变量居主导地位。刘淑华（2007）也分别对耕地、生态环境、科研与种植技术、种植成本与收益、人口和种植结构六个方面对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余振国等（2003）、张士功（2005）也分别提出耕地资源量减质降会威胁粮食安全。潘家华、杜亚平（1997）指出，工业污染侵蚀粮食生产的基础，农业化学污染构成对粮食增长潜力的制约，而农业生态系统的恶化则降低农业生产抗逆力，如不考虑环境制约，则将难以保障粮食安全。翟浩辉（2004）指出灌区节水型农业的发展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三）生产因素
林毅夫（1996）认为，从长期来看，未来30年内中国人口将每年增长约1000万人，耕地面积也会不断减少，因此不能对粮食供给问题掉以轻心。刘进宝、赵云平（2004）提出粮食安全目标与粮食生产激励机制存在体制性矛盾。崔晓黎（2009）进一步明确指出，粮食安全不能建立在农民粮食种植的超低收入上，也就是不能由农民来承担粮食安全的成本，但建立在国家高额的资金补贴上同样没有出路。陈海燕、张世英（2006）利用分层聚类分析法对中国26个省份的粮食生产结构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影响中国粮食产量的主要因素有粮食播种面积、单位面积的化肥施用量和农业劳动力。
（四）加工因素
刘兴信（2005）提出，发展以粮食为原料的食品加工业，有助于建设节粮型社会，缓解粮食生产的资源约束矛盾。姜长云（2007）以东北地区玉米加工业为重点分析对象，认为粮食加工业迅速发展不会引发中长期粮食需求格局的重大变化，也不会影响中国中长期粮食安全。观点有三：一是稳定提高粮食加工转化能力，是加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建立解决“三农”问题长效机制的重要内容。二是玉米库存的适度减少和价格水平的稳定提高是我们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目标。三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适度扩大粮食进口、减少玉米出口将是必然趋势。
（五）物流因素
孙洪磊等（2006）指出，中国粮食加工技术和粮食储藏技术进步很快，但现有粮食物流体系建设水平低下、产销衔接不畅、运输成本高，给国家粮食安全和粮食市场价格都带来负面影响。何蒲明（2009）也认为，粮食安全需要物流支撑。中国粮食产销分布不均，而当前粮食物流体系的低效率和高成本，成为制约粮食安全的关键和中国粮食安全的突出问题。
（六）储备因素
石汝杰（2001）提出国家粮食储备对粮食市场起到支撑、引导和培育的基础性作用，是一种粮食安全保险，只有在非常时期才能用得上。游建章（2003）也认为，从长期来看，粮食供给能力是一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决定因素。从短期来看，粮食储备调节能力也是粮食安全的一种重要的影响因素。舒在习（2001）则从农村粮食储备的视角展开研究，认为农村粮储点多面广、数量巨大，对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用极为重要。马久杰等（2002）、朱晶等（2004）认为，建立和维持适度规模的粮食储备是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手段。虽然扩大储备量规模能够增强国家粮食宏观调控能力，但粮储成本也会增加。贾晋（2012）认为，粮食储备作为粮食安全保障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粮食储备政策，既包括优化储备规模，还需要合理布局和配置中央一地方储备、产区一销区储备以及品种结构间的粮食储备。
（七）价格因素
林毅夫（1996）针对1993年-1994年中国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提出这不是由生产不足造成的，而是由于中国政府改革了统购统销制度，连续几年的高通货膨胀导致农业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涨造成的。罗孝玲等（2006）提出，粮食价格应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协调，如果粮食价格长期大幅度波动，在高价区或低价区往复运行，则严重影响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可认为存在粮食安全问题。许经勇、黄焕文（2004）认为“粮食价格回升≠粮食安全危机”，用粮食市场价格的高或低来判断粮食安全与否，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如果粮食上涨是粮食安全出了问题，那么粮价下跌也是粮食安全有问题。胡新宇（2005）认为，真正影响中国粮食安全的主要问题，是家庭获得粮食的能力。高峰等（2008）重点分析农村贫困人口微观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认为人们的收入水平、粮食生产能力、粮食分配状况、流通状况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正相关，而粮食价格水平、家庭人口数量与微观粮食安全程度负相关。不过，王跃梅（2004）却认为，按照中国目前城镇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绝大多数人对于粮价上涨是有经济承受能力的。粮食安全问题主要是数量问题，而不是价格问题。
（八）宏观政策因素
郭玮、赵益平（2003）认为，从技术上讲，中国已具有相当的粮食生产能力，粮食是安全的；而体制性、机制性矛盾是威胁粮食安全的主要因素。一是主产区和主销区不同的粮食流通体制造成产销区分割；二是农业资源流失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三是地方政府政策不当加剧市场波动；四是分级负责的粮食储备机制。高帆（2007）提出，实现中国粮食安全目标应当加强组织创新，改变农业的微观经营方式，提高生产的分工水平，强化微观主体的市场角色，从而回应客观环境并在诸环节形成粮食安全的长效机制。公茂刚等（2009）也从宏观的国家（地区）层面和微观的个体层面比较全面地分析了中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因素，需要从宏观政策层面考虑各个影响因素，构建粮食安全制度保障。胡小平（2012）一直坚持认为，宏观政策是影响中国粮食生产的决定性因素。从2004年开始连续出台八个“中央一号”文件，取消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加大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四项补贴的财政投入和重点扶植粮食主产区的政策直接激励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确保了粮食产量“八连增”。
四、中国粮食安全的策略选择
中国粮食安全保障方式策略选择的争论一直在激烈的进行。一种观点认为：粮食就是一种商品，应该同等地接受市场经济规律的调节，国家保护政策是无效的或低效率的，粮食大量进口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国际资源（许经勇等，2003；茅于轼，2009）。蔡昉（1994）从比较优势与贸易利益的角度提出，国内过分强调粮食自给自足会影响农业资源配置效率。胡靖（1998）也提出，中国的粮食安全与粮食国际贸易必须分离，进出口公司可以通过粮食贸易获得利润。卢锋（1999）驳斥中国粮食问题上长期以来过分强调自给自足的“泛政治化”认识误区，提出中国在保持基本粮食生产能力的前提下，农产品和粮食贸易体制应当较为自由化。林毅夫（2004）则从比较优势学说的角度提出，快速发展的中国多进口没有比较优势的粮食，利大于弊。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粮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品，绝不能够依赖进口，应该基本自给，粮食进口至多只能作为不影响粮食安全的一种纯粹的贸易行为。胡鞍钢（1995）认为，中国的国情决定粮食区域基本自给。由于中国长期粮食供需紧张，因而适当进口粮食作为一种补充和调剂是必要的。孙梅君、郭玮（2007）指出，由于全球粮食供求趋紧，中国中长期粮食进口面临诸多风险。在此背景下，应当坚持国内粮食基本自给的方针，对粮食生产常抓不懈。中国粮食生产没有必要追求绝对的自给自足，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专家学者和决策者的共识（卢锋，1997；杨雍哲，2000）。
维持长期粮食安全仍然是合理的政策目标。吴志华等（2003）提出要以合理成本保障粮食安全。胡鞍钢（1997）阐述了“立足国内，适度进口”的内涵。吴志华、胡学君（2003）认为创新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思路应是：大粮食小口粮。就大粮食而言，重视粮食消费、流通与种植、养殖、加工等方面的关联机制，实现粮食安全与广大群众消费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农民增收与生态环境和谐统一；就小口粮而言，依据粮食口粮特殊性，有效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配置资源，实施“口粮特殊与一国生产”、“非口粮非特殊与二路竞给”的发展战略。万宝瑞（2004）明确提出，面向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中国粮食安全保障基本原则为：自给为主（包括国内生产和储备），进口为辅；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依靠科技进步，转变粮食增长方式。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随着人口数量和人均粮食消费水平的提高,我国粮食需求水平不断提高,但我国粮食生产收益水平较低,且各地区粮食生产水平差距较大,粮食区域间流动和分配成为满足粮食需求的主要途径和手段。水土资源是进行粮食生产必不可缺的基础,与粮食安全休戚相关。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具有提供食物和原材料的经济产出功能,提供就业、养老和粮食安全的社会保障功能和调节气候、净化大气、涵养水源等生态服务功能。这些客观的效用和功能表明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具有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服务价值。蕴含在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承担了宏观层次粮食安全的社会保障功能,粮食的区域间调配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区域水土资源紧缺的问题。水土资源价值评估是完善资源产品价格,促进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目前国内外从自然资源价值理论、农地估价、耕地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以及水资源经济价值等角度对水土资源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构建了核算水土资源经济价值和生态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但核算社会价值的研究较少,仅集中于对耕地资源社会保障和就业价值,尚未对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进行系统核算和研究。本文首次探讨和核算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对于促进我国粮食生产和水土资源可持续利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所指的黄淮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河南、江苏和安徽7个省市,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主产区,同时黄淮海地区内部粮食生产水平很不平衡,该地区是研究水土资源粮食安全价值的最佳样区。
1 计算方法
粮食安全价值的内涵是指投入到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对于确保区域粮食安全所发挥的效用。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集中表现为生产粮食作物对区域粮食安全的作用,以及粮食产区对本地区和消费区粮食安全的支撑功能。核算粮食安全价值的总体思路是,首先计算投入到单位粮食产品中的水土资源数量,然后根据粮食产品价格和区域粮食安全水平计算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所承担的区域粮食安全的社会价值。
虚拟水是生产商品和服务所需要的水资源数量[1]。从粮食生产角度看,虚拟水就是粮食生产中所实际利用的水资源数量,这依赖于产品的生产条件和用水效益等因素。单一粮食作物产品虚拟水含量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Vci=WciYci(1)
式中:Vci―区域i粮食作物c单位重量的虚拟水含量(m3/kg);Wci―区域i粮食作物c的需水量(m3/hm2);Yci―区域i粮食作物c的单产(kg/hm2)。
根据《中国农业需水和节水农业高效建设》提供的中等干旱年黄淮海地区各省市主要粮食作物需水量[2]。区域内各类粮食作物虚拟水含量与相应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加权求和得到区域单位粮食作物产量的虚拟水含量。
Vi=∑ic=1Vci×λc(2)
式中:Vi―区域i单位粮食产量虚拟水含量(m3/kg);λc― 各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j―区域i粮食作物种类。区域粮食生产中的水资源粮食安全价值为:
P水=PigVi×Qwi×Ks(3)
式中:P水 ―水资源粮食安全的价值(元);Pig―区域i单位产量粮食价格(元/kg);Qwi―区域i粮食作物总耗水量;Ks― 粮食安全价值修正系数;Vi含义同上。
根据虚拟水理论,国内专家[3]提出了虚拟土的概念。粮食作物的虚拟土含量就是蕴含于粮食产品和服务中的土地资源数量。单一粮食作物产品虚拟土量(hm2/kg)可用粮食播种面积单产的倒数来表示。单一粮食作物虚拟土含量与各种粮食作物播种面积比例加权得到区域单位粮食作物产量(Si)的虚拟土含量。区域i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粮食安全价值为:
P土=PigSi×Qli×KS(4)
式中:P土 ―土地资源承载粮食安全的价值(元);Pig―区域i单位产量粮食价格(元/kg);Qli―区域i粮食作物播种面积;Si―区域i单位粮食产量虚拟土含量(hm2/kg)。
区域粮食安全水平与人口、消费水平等因素相关。本文用人均粮食占有量指标对水土资源承担的粮食安全的社会价值进行修正,以强调和明确不同区域承担的社会价值的差异[4]。修正系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KS=XiX(5)
式中:KS― 粮食安全价值修正系数;Xi―区域人均粮食占有量(kg/人);X―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kg/人)。
其中KS>1,说明该地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全国人均粮食占有量,所产粮食除供应本地人口需求外仍有盈余,对确保全国粮食安全具有积极贡献;KS
白?玮等:黄淮海地区水土资源粮食安全价值核算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0年 第1期2 结果与分析
2.1 水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
2.1.1 单一粮食产品虚拟水含量
黄淮海地区主要粮食作物包括稻米、小麦、玉米、豆类和薯类。根据公式(1),结合作物需水量数据和2007年黄淮海地区主要粮食作物单产,得到2007年黄淮海地区单一粮食产品虚拟水含量,如下表。
黄淮海地区各省市稻谷虚拟水含量较高,小麦处于中等水平,而玉米的虚拟水含量最低。江苏省各类粮食作物的虚拟水含量最低,而河北省粮食作物虚拟水含量最高,其余各省市作物虚拟水含量差距较小。
2.1.2 黄淮海地区粮食作物耗水量
作物耗水量是作物在一定条件下生长发育实际需水量。单一粮食作物产品的虚拟水含量在数值上等于单一粮食作物耗水系数,根据公式(2)利用2007年粮食作物播
面积单产和播种面积得到区域粮食作物总耗水量。具体数据见下表。
江苏省和安徽省稻谷的播种面积较大,分别占粮食播种面积的42%和34%;其余五省市小麦和玉米的播种面积比例较大;江苏省各类作物虚拟水含量水平较低,而其余各省市稻谷的虚拟水含量高于小麦和玉米的虚拟水含量。北京市和江苏省的作物耗水系数最小,河北省和安徽省的作物耗水系数最高,其余各省市的作物耗水系数处于中等水平。2007年江苏、山东和河南省的粮食播种面积单产处于较高水平,同时河北省、安徽省、山东省和河南省的粮食播种面积较大,受到以上因素的综合影响,2007年河南省粮食作物耗水量最大,河北省、江苏省、安徽省和山东省的粮食生产总耗水量处于中等水平,而北京市和天津市粮食生产耗水量最低。
2.1.3 水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
根据公式(3)和(5),结合2007年黄淮海地区各省市粮食价格[5],得到水资源承担的粮食安全价值。具体计算价值如下表。
2.2 土地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
2.2.1 黄淮海地区单一粮食作物产品虚拟土含量
黄淮海地区各省市虚拟土量计算结果如下表。
从上表可看出,与稻谷相比,黄淮海地区各省市小麦和玉米虚拟土含量较高。其他作物的虚拟土含量高于三类主要粮食作物的水平。
2.2.2 土地资源承担的粮食安全价值
根据公式(4)和(5)得到2007年黄淮海地区土地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结果如下表。
由于黄淮海地区粮食生产的自然条件不同,单位粮食产品中蕴含的土地资源数量也不同。从上表可以看出,河北和安徽单位粮食作物虚拟土含量较高,即单位粮食产品所需要的土地资源数量较多,土地资源的粮食生产能力较低,天津、北京和河南粮食生产虚拟土含量处于中等水平,而江苏省和山东省的虚拟土含量水平最低。
根据粮食安全价值修正系数的涵义,可得出北京和天津人均粮食占有量远远小于全国水平,两市本地粮食生产水平远远不能满足本地需求,对全国粮食安全的贡献率较低。河北、江苏等五省的人均粮食占有量高于全国水平。实际上河北和江苏等五省承担了一定的粮食外调任务,对于确保全国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粮食价格、播种面积、虚拟土含量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黄淮海平原五省两市土地资源承担的粮食安全价值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河南省和山东省粮食生产中的土地资源承担的粮食安全价值最高;河北省、江苏省和安徽省土地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较高;北京市和天津市价值最低。
3 黄淮海平原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实现情况及政策建议
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范畴中一个重要的主题,具有效用的整体性,针对一国公民而言,又具有受益的不可排他性。但随着人口增加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粮食安全实现的难度越来越大,粮食安全具有竞争性,粮食安全属于拥挤性公共物品。从粮食安全的角度分析,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效用不在于粮食产品或者水土资源利用的经济效益,而更重要的是作为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为一个国家提供了粮食安全保障。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概念具有整体性和区域性的特点。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种粮农民三方的利益和责任。我国中央政府十分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例如通过设置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率和粮食产量等政绩考核指标激发地方政府保护粮食生产水土资源和重视粮食安全。但作为重要的粮食主产区,目前黄淮海平原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实现情况体现为两个特点:一是不同区域在粮食安全目标下承担的成本和效益不对等,即各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粮食安全价值差异较大;二是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尚未以科学合理的方式实现。黄淮海平原五省二市水土条件差异较大,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时空分配不均匀,各地方政府保护资源的成本收益情况差距较大。河北、江苏、山东、安徽和河南省作为粮食输出地为粮食调入地区额外承担了粮食生产责任而没有得到任何利益补偿,为了满足粮食生产要求而将水土资源额外配置到粮食生产领域,放弃了资源用于非农生产所获得的机会成本,造成资源利用经济效益损失。这造成了地方政府粮食生产和水土资源保护积极性不高,在一定条件下,地方政府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会理性地促进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非农化,利用保护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的动力不足。长此以往,不利于我国粮食安全和水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6、7]。
为了发挥地方政府利用保护水土资源促进粮食生产的积极性,建议采用粮食安全补贴的形式弥补水土资源粮食安全价值的缺失[8]。土地资源和水资源共同承担了粮食生产的基础和粮食安全的保障作用,因此应以水资源和土地资源二者的粮食安全价值总和作为确定区域粮食安全补贴的重要标准。为了平衡地方政府承担粮食生产的责任和因此损失的机会成本,粮食调入地区应承担起粮食调出地区的粮食安全补贴。粮食安全补贴金额的确定方法如下:首先中央政府采用统一的方法核算年度各省级行政区水资源和土地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两类资源粮食安全价值的总和处以该区域当年的粮食总产量,得到单位产量的粮食安全价值;然后中央政府根据区域粮食生产水平划分主要粮食调入和调出地区,粮食调出区单位产量的粮食安全价值乘以调出量即为应获得的粮食安全补贴。粮食安全补贴的缴纳支付方式建议以省级行政区为单位,由粮食调入区的省级政府先向国家缴纳粮食安全补贴金额,中央政府统一核算粮食调出地区应获得的粮食安全补贴金额,统筹向粮食调出地区省级政府发放。
4 结论和讨论
4.1 结 论
本文利用虚拟水和虚拟土理论,综合考虑黄淮海地区粮食作物种植和粮食安全的特点,首次系统科学地计算了粮食生产中的水土资源粮食安全价值。研究发现,粮食安全价值实际存在,并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针对黄淮海地区而言,河北、江苏、安徽、山东和河南五省的水土资源粮食安全价值均远远高于北京和天津市水平,即在区域水平上,与北京和天津市相比,河北、江苏、安徽、山东和河南五省承担了更多的粮食生产任务,为确保区域粮食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实际中水土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并未真正实现,由于粮食生产经济效益较低,各地方政府为了规避水土资源用于粮食生产带来的机会成本,具有将水土资源非农化的动机和趋势,加之水资源的粮食安全价值并未真正实现,长期如此,必将影响粮食安全。建议积极完善粮食安全补贴制度,以粮食安全价值作为补贴依据,弥补水土资源用于粮食生产而损失的机会成本,保护粮食主产区生产积极性。
4.2 讨 论
本文首次介绍了水土资源粮食安全价值的计算方法,并以2007年为例进行了核算,其数值基本符合水土资源中的粮食安全价值规律,但与逐年的实际情况有一定差异,如果用历年的数据计算分析对制定促进粮食生产和水土资源保护的政策更具有科学性。由于缺乏黄淮海平原区域间粮食调入调出情况,本文仅提出了粮食安全补贴建议的框架,而未能提出具体的补贴金额和操作建议,需要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讨论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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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in Security Value Estimation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in HuangHuaiHai Region
BAI Wei1 QIU Aijun1 ZHANG Qiuping2 HAO Jinmin3
(1.China Urban Development Center, Beijing 100045, China;
2.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Ministry of Water Resources, Beijing 100038, China;
3.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1, China)
Abstract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material condition for grain production. The grain security value estimation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contribute to sustainble using of the land and water resource s, regional grain production balance and grain security. At present, there has bee n no systemic estimation method for grain security value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virtual water and land, grain security value method for estimate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in grain production was establish, and HuangHuaiHai Region was taken as study case. The results show that grain security value of land and water resources in grain production is in existence and can be estimated.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grain security value
中图分类号：F30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5）08-018-02
通常来讲，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对于一个产业进行财政支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刺激该产业的快速发展。一直以来，我国农业的发展速度和增量都远不及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也相对偏低，但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却不容忽视。而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充分发挥农业的基础支撑作用，一直探索有效的对农扶持途径和方式，并对已提升到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高度相关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问题给予高度关注。在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落实过程中，对于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理论依据的理解程度直接关系着政策的实施水平，若不能正确地理解该项补贴政策的理论依据和现实意义，就会影响到其具体的执行效果。因此，研究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能够为深入理解和贯彻执行我国财政支农政策，建立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持。
一、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而粮食是农业的基础产品
农业作为为人类生存提供粮食产品的主要产业，是社会得以健康发展的基础保障产业。而农业产业中，粮食又是农业的基础产品，因此可以说，粮食是社会发展的基础。粮食生产的基础性作用不仅仅在于其能够为人们提供生活必须的食物，还在于其对国民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社会的安定和谐发展起到的推动和保障作用。从产业的依存关系角度来看，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对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有着明显支持作用，而粮食作为农业产出的最基本产品，在为其他产业提供基础原料的同时，还承担着国内最大劳动力群体的就业责任，因此确保粮食生产的正常稳定就显得格外重要。另外，粮食生产总量的提升还能够为我国抵御外来粮食或食物的侵入，保证国家的安全提供有力的后盾支持。
二、粮食生产具有多种公共功能
粮食生产绝不仅仅只是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这么简单的物质生产，其所具备的公共功能是多种多样的。首先，从基本功能角度来看，粮食生产能够为人们提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解决人们的基本温饱问题，并且粮食产品能够体现出一定的使用价值，这就是粮食生产的经济功能。其次，粮食生产具有社会功能，其开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劳动力，这就为很大一部分劳动力解决了就业问题，并且通过粮食生产能够使农民获取一定的收益，为社会保障做出一定贡献。第三，粮食生产还具有明显的生态功能，在进行粮食生产的过程中，合理的种植活动可以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保护生物物种的多样性发展，并且能够分解消化其他产业生产所带来的废弃物，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自然灾害的发生。第四，粮食生产还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功能，我国是一个农业历史悠久的国家，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了很多农业生产文化，这些都是我国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通过粮食生产则可以将这些文化不断传承延续下来。粮食生产的多功能性使其产生了一定的正外部性，在没有外部适度干预的情况下，这些功能的发挥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若发生市场“失灵”的现象，该群体的劳动付出与实际收益获得会变得严重不匹配，进而降低种粮农户的积极性。因此，国家有必要对这种因为客观因素而造成的种粮农民既得利益的损失进行适当的补偿，以保证粮食生产各项功能的发挥。
三、粮食生产本身具有较大的正外部性
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共物品通常都具有外部性，其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时会对交易双方以外的第三方或更多方产生非市场化的效益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有利的，也可能是负面的，即所谓的正外部性与负外部性。当市场交易存在正外部性时，就会对使生产者不能得到自己应有的全部利益，这样就会打击其积极性，不愿意再从事这一生产活动;而负外部性则是指生产者无需承担其所引起的生产成本，这就会增大生产者的积极性，使其过度地从事这一生产活动。无论是哪种外部性，都会对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不利。因此要求政府必须要对其进行行政干预。而粮食生产恰恰正具备有很大的正外部性，因而其急需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以促进粮食生产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粮食生产具有较大的经济正外部性。在经济方面，粮食生产所得产品往往是质优价廉，很难抬高粮食的经济价值，造成粮食生产者直接收益的流失，因此，粮食生产的特殊性使得其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情况下，并没有在市场交易中获得相当水平的收益补偿，而这部分收益分配到粮食流通和加工等中间环节的第三方，进而形成了明显的经济外部性。
其次，粮食生产具有显著的社会正外部性。从粮食的社会属性来看，社会的稳定离不开充足的粮食供应，粮食供需的稳定保证了人民生活基本需求的实现。同时，粮食生产活动对于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较低，在合理进行粮食生产活动的情况下甚至会改善生态环境，而工业、第三产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则均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坏，难以产生有利的效果，甚至会影响粮食生产这类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为了进行粮食生产，不得不对生产环境进行一定的改善，增大了生产成本。而事实上这些成本并不应该由粮食生产者承担。
第三，粮食合理生产具有一定的生态正外部性。通过科学合理投入粮食生产要素而进行的粮食生产活动能够对自然生态环境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例如防止水土流失，增大植被面积，美化农村环境等等，其所起到的生态景观功能也是粮食生产的价值之一，但生产者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利益。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粮食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粮食生产具有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正外部性，所以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根本宗旨是针对粮食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正外部性进行合理有效的补偿，平衡粮食生产各利益主体之间的收益得失，实现粮食生产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而从解决粮食生产的“外部性”途径来看，只有超脱市场之外的中央政府才有条件和能力对粮食主产区和种粮农民进行政策性的利益补偿，通过对市场进行宏观调控，将粮食生产的外部性内部化，保障各方主体利益的均衡。
四、粮食供求具有特殊性
粮食的特殊商品属性使得其在市场中的供需变化呈现出特殊的趋势。首先，粮食供求价格的弹性变化不符合社会实际诉求，仅靠市场调节形成的价格均衡点会对粮食生产者造成较大的过程收益损失。因为当供需市场中的粮食价格处于较高水平时，种粮农民将会增加粮食种植面积和管理力度，全力提高粮食产量，而价格的提升则造成消费者需求量的理性减少，过多供应将造成价格的大幅下滑，甚至出现“谷贱伤农”的现象，而当市场中粮食价格过低时，农民出于家庭收入水平的理性衡量，将会选择外出务工或种植经济作物，造成粮食供应量的大幅降低，影响国家粮食安全。
其次，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粮食供需市场同样会出现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此时仅靠市场的自行调节将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一旦市场机制不能及时调节粮食的供求均衡，出现物价飞涨或“谷贱伤农”的局面，都会脱离国家对于粮食市场运行的管理目标，而粮食这种商品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其供需关系要维持在供需平衡或适度供过于求的状态，所以国家必须进行适度的政府干预，对粮食生产进行利益补偿，进行粮食收储，并通过完善各种补贴政策，保证粮食供应主体的收益达到有效水平，消除市场“失灵”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
此外，粮食的基础性准公共产品属性也决定了粮食供求必须通过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自行调节双轨并行的方式来实现。而从粮食生产的角度来看，种粮农户在市场中处于弱势地位，粮食生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较大，风险过高，收益波动性较大，初级粮食产品经济附加值低，若仅靠市场进行调节，种粮农户在很大程度上会因收益相对过低而消极从事粮食生产活动，所以在实际的运行中，政府必须采取合理的手段进行干预，通过出台政策和实施财政转移支付对粮食生产进行长期扶持，基于战略角度保证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粮食供求市场。
五、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
粮食生产的安全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首先，粮食不但是人民群众的食物来源，也是国家基本战略的重要物质。若没有足够的粮食，那么国家的军队实力也很难有很大的提升。从某种意义上讲，粮食的重要性甚至已经超越了钢材、石油等物质的重要性。其次，粮食能否得到充足的供应，对于国家社会的稳定性大小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粮食供应不足时，人们为了满足饱腹需求，就会想一些非正常手段来获取食物，从而引发社会的混乱。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同样也会引起一定的社会骚乱，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影响更为显著。最后，粮食也会影响到国家的外交政策。我国是一个粮食生产大国，每年都要出口很多粮食，在政治外交中，我们可以通过粮食贸易或粮食援助的方法作为外交手段，为我国在国际间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六、结语
由此可知，我国大力推行和完善粮食生产利益补偿政策是维护国家粮食安全必然选择，具有现实的战略意义。而从经济学、社会学、产业发展等角度分析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理论依据，也充分表明以改善我国粮食生产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种粮农民收入为目标的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解决国家“三农”问题和粮食安全问题的重要途径，而推进粮食生产利益补偿的有效实施也将会产生更大社会经济效应。
[基金项目：本文为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主体功能区的黑龙江省粮食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G201320）部分研究成果;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E077）部分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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