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2013年1月～2014年1月来我院行宫颈癌早期筛查的100例宫颈癌高危人群为研究对象，均为育龄妇女，排除肝肾功能严重障碍、精神异常、拒绝参与本次研究等人群。年龄25～50岁，平均(30.4±2.7)岁。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25例，大专50例，中学23例，小学及以下2例。
1.2方法:
本组100例筛查人群均采取健康信念模式进行健康教育，该模式主要分为三个部分:①个体健康信念。健康信念是医护人员或其他人员进行劝导、指导，帮助其改变不良行为，养成健康促进行为的重要基础，而健康信念又与认知程度密切相关，包括疾病认知(迹象、表现、严重程度)、预防性方法(内容、重要性、效果)等内容。为此医护人员进行健康教育时，需强调早期宫颈癌对自身的危害性及早期筛查的重要性，让健康观念在女性人群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进而自觉的接受早期宫颈癌筛查或进行自我保健。②行动意向。方法包括健康宣传、亲友忠告、他人提醒等。③影响因素。影响早期宫颈癌筛查的主要因素包括年龄、文化程度、疾病认知、职业等，为此需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2.1健康评估:
宫颈癌高危人群来院体检或筛查时，全面了解其年龄、学历、家庭背景、学习理解能力等基本信息，结合体检或筛查结果形成一个系统、准确的健康评估表，并有针对性地告知女性疾病相关情况，包括宫颈癌高危因素、临床表现等，若未筛查出早期宫颈癌，则叮嘱其定期进行体检或疾病筛查，以便及时发现、治疗疾病。若筛查出宫颈癌患者，则劝导其早期进行系统的治疗，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心理辅导及个性化的健康教育，让人群认识到早期诊断、治疗是提高宫颈癌存活率的关键所在。
1.2.2健康教育:
向人群介绍宫颈癌危险因素(宫颈糜烂、人瘤病毒感染、流产等)、不良行为(吸烟、喝酒、性生活不规律)和宫颈癌的关系。同时进行宫颈癌早期筛查时亲切的引导，详细、客观地告知宫颈癌相关检查的目的、原理。对于筛查为早期宫颈癌的患者来说，告知其个人卫生、饮食、运动对疾病的影响，叮嘱其保持会阴干净。另外通过短信、电话等形式提醒人群或患者定期回医院检查或复查。
1.3观察指标:
对健康教育前后人群疾病知识认知度、自我保健意识及筛查依从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1.4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6.0统计学软件对上述各项数据进行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检验，P＜0.05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教育前后人群疾病知识知晓率及自我保健意识情况:
健康教育后人群疾病知识知晓率90%，教育前知晓率为52%，教育前后知识知晓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另外健康教育前后人群自我保健意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健康教育前后筛查依从情况:
教育后人群筛查依从率明显高于教育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
关键词：博雅教育；清华大学； 外文系；外语教育；高等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4）04-0041-06
收稿日期：2014-01-17
作者简介：吴自选（1969-），男，山东临沂人，天津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从事翻译学、外语教育研究；天津，300384。黄忠廉（ 1965-），男，湖北兴山人，文学博士，黑龙江大学翻译科学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汉译语言研究；哈尔滨，150080。
一、引言
清华大学外文系始于1926年，初名“西洋文学系”，1928年易名为“外国语文学系”。抗战爆发后，1938年清华大学与北大、南开三校迁至昆明，建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6年，迁回清华园复校，1952年院系调整，外文系建制撤销。外文系除培养出钱钟书、季羡林、曹禺等学贯中西的大师之外，尚有一大批外国语言文学教育家、戏剧家、诗人、作家、翻译家等杰出人才，以毕业年份为序（含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时期）：1927年朱湘；1928年陈嘉和陈诠；1928年杨业治和吴达元；1930年李健吾；1931年张骏祥；1936年吴景荣和刘世沐；1938年方钜成；1939年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和李赋宁；1940年穆旦（即查良铮）、赵瑞蕻、周珏良、黎锦扬和杨苡（即杨静如）；1942年许渊冲；1943年巫宁坤、何兆武、林同端和郑敏；1945年金隄、刘承沛和杜运燮；1946年袁可嘉和卞之琳；1947年黄爱（即黄雨石）；1949年杨德豫；1950年英若诚、吴云森（即江枫）和文洁若 ；1951年资中筠和冯钟璞（即宗璞）等 ［1］。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外国文学部1935年共毕业四位研究生：赵萝蕤、田德望、曹葆华及杨绛，后来均成为学术大家［2］。
本文论及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指1926年至1952年间（含西南联大时期）以培养“博雅之士”，汇通中西之学为目标的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以下简称“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是一个内涵丰富、多维度的教育理念，本文重点讨论清华外文系博雅外语教育理念与相应的课程体系，兼论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对时下外语教育及整体大学教育的史鉴价值。
二、外语教育的博雅理念
作为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1828年耶鲁大学的《耶鲁报告》指出：博雅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一种开启全部心智的教育，或一种全面开启心智的教育。［3］它要求开设广博的课程，反对高等教育过早的职业化和专业化，要求以经典的和基础的科目训练学生的心智。“博雅教育是文化的教育或是以文化为依归的教育。博雅教育的最终产品是文化人。”［4］
（一）培养博雅之士
1926年，吴宓参照美国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培养方案，撰写《外国语文学系概况》，开宗明义提出了清华外文系如下五个培养目标［5］201：
本系课程编制之目的为使学生：（甲）成为博雅之士；（乙）了解西洋文明之精神；（丙）熟读西方文学之名著，谙悉西方思想之潮流， 因而在国内教授英、德、法各国语言文字及文学，足以胜任愉快；（丁）创造今日之中国文学；（戊）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
吴宓提出的清华外文系培养目标，浓缩了清华外文系的教育思想，为清华外文系的人才培养确立了基调。其第一个目标即为培养博雅之士，而博雅之士既不是一种职业，更不是一种职业技能。“博”是指融汇中西语言文化的广博，是提升人格境界、成就学问事业的基础，是知识的广度，而“雅”是在“博”的基础上形成的高雅志趣和学术涵养，是知识的高度。吴宓先生的“博雅”之说，简言之，是“希望学生能够吸收东西方古往今来的优秀文化，成为全面发展的人”［6］19-20。吴宓提倡博雅之士的教育模式， 深受其母校哈佛大学以及导师白璧德（Irving Babbitt）的影响， 其目的是造就具有深厚中西语言修养、宽广文化底蕴、具有批判性思维、“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中西文化、语言通才，其实质在于人格的塑造、文化的熏陶和精神的修养。
（二）西方理念与中国传统的结合
博雅教育在西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其实质是培养“通人”或“全人”；在中国，类似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先秦的“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育和汉朝以后偏重人格和人文素质的儒家教育。“六艺”虽有实用功能，但其实质是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君子”，即有德行、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道德修养、全面发展的“人”。清华外文系培养的博雅之士，兼具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的理想人格的与西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由思想、独立人格与批判精神。作为人文学科的外国语文教育，其根本目的不是训练某一个职业领域的从业人员，而是通过中西语言文化的熏陶与教育，涵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体系，帮助学生形成全面的、均衡的知识结构，开阔其视野，提高其在融会贯通中西文化基础之上的创造力、适应力。吴宓认为，教育之理想，尤其是大学本科教育的理想，应是培养了解自然科学、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全面发展之通才［7］24。
吴自选黄忠廉：论早期清华大学外文系的博雅教育
三、清华外文系博雅课程体系
清华外文系的课程体系体现文理兼修、通专兼顾、贯通文史哲的特点，是实现博雅教育理念的路径，也是吴宓提出的培养目标的具体实践。以清华外文系1936-1937学年度的课程设置为例［8］：
第一学年44或46学分：英文8，国文6，中国通史、西洋通史（择一）8，逻辑、高级算学、微积分（择一）6或8，物理、化学、地质、生物（择一）8，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二学年36学分：英文6，西洋哲学史 6，西洋文学概要8，英国浪漫诗人（专集研究）4，西洋小说（专集研究二）4，选习一种第二外国语8；
第三学年32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中世；文艺复兴时代（每门4学分）12，英文文字学入门4，戏剧（专集研究三）4，文学批评（专集研究四）4；第四学年24学分：英文、德法文（择一）8，西洋文学分期研究：18世纪；19世纪（每门4学分）8；现代西洋文学：诗；戏剧；小说（任择二种）4，莎士比亚（专集研究五）4；
选修课：拉丁文8；第一二年日文8；第一二年俄文8；英语捷径4；研究课程若干6。
具体分析，清华外文系的课程设置有以下特点：
（一）重视基础，文理兼修
在清华外文系四个学年共136或138个学分中，语言类课程共44学分。清华外文系强调“本系教授语言文字之方法，注重熟练及勤习。读书谈话作文并重，使所学确能实用，足应世需”［5］199。学生通过“读书谈话作文”，训练扎实的语言基本功。但在清华外文系课程设置中找不到“精读”、“泛读”、“口语”和“听力”这样的把作为整体的英语语言文学肢解得支离破碎的课程，而是主要通过文史哲等课程来提高语言基本功。“西洋哲学史由贺麟先生讲授。他指定学生阅读西方哲学名著英译本（例如柏拉图《对话录》等书）， 并让学生用英文写读书报告。”［9］3
早期清华大学贯彻梅贻琦校长提出的“通识为主，而专识为末”［10］的教育理念，要求学生在自然、人文、社会三个方面有综合的、广泛的知识，而“不贵乎有专技之长”［11］。由于全校一年级学生不分专业，清华外文系与其他各系学生所选课程为“共同必修课程”，涵盖文、史、哲、理等多个领域，重点在“博”。李赋宁先生言：“我在清华园渡过的大学一年级和二年级……英文的听、说、读、写有了很大进步，法文的根基打得很牢靠，西方文学、哲学和历史也都有了一些入门知识。”［6］29
（二）以“文”为主，注重西方文化的整体性
如果不将大一的44学分计算在内，清华外文系的文学类课程占到其余三年总学分的61%。文学课程分文学史和文学体。文学史按时代进行分期研究， 即古代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和19世纪，分配于三年中。“文学体则强调分体详细研究，于三年的学习中全面涵盖了各种文体， 即小说、诗、戏剧、文学专题研究和文学批评等。”［12］174-175 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开设的56门选修课程中，文学类课程更为丰富，涵盖国别文学史、断代文学史、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作家与作品研究及文学理论，共28门，占选修课总数的50%，其余为语言理论及“外语及其他”类课程。仅在“类型（或体裁）文学史和作品选读”类选修课中，即开设12门课程 ［13］131。文学是博雅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学对学生品德、性情和境界的熏陶与提升起一定作用。早在20世纪30年代，吴宓就十分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主张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和比较研究中外经典文学作品，提高自身的素养和道德情操。他归纳出文学在启迪学生心智，涵养学生心性，增进学生人格塑造，了解西方文明流变乃至增强学生爱国心等十大功能［7］59-64。
吴宓视西方文学、文化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要求学生对其具有广博和全面的知识。清华外文系将英语语言文学置于西方语文的大背景下，有德、法、俄、拉丁等多种课程供学生修读，并配合以严格的教学制度，培养出一大批德、法、俄语言文学专家。西南联大时期，“在外文系的56门选修课程中，法语语言文学类选修课程即达11门。”［13］137这些课程覆盖面很广，“使学生的注意力不仅局限在某一种外语或某一国别文学上，而是把西方文学、哲学和文化看成一个整体，大大扩展了学生视野”［9］3。
（三）选课制与旁听制，贯通文史哲
吴宓从创造中国新文学和中外文化交流的高度，强调清华外文系学生中国文学功力的重要性［5］201：
本系对学生选修他系之学科，特重中国文学系。……目的在于：（1）创造中国之新文学，以西洋文学为源泉为圭臬；或（2）编译书籍，以西洋之文明精神及其文艺思想，介绍传布于中国；又或（3）以西文著述，而传布中国之文明精神及文艺于西洋，则中国文学史学之知识修养均不可不丰厚。故本系注重与中国文学系相辅以行者可也。
高度重视中国文学的清华外文系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学者、翻译家、戏剧家，同时也是中国诗歌史上著名的“中国新诗派”的诞生地，著名诗人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王佐良就是在清华外文系的培育下走向成熟的 ［14］。
早期清华大学除了实行美国式的学分制，更以独具特色的选课制度，实现其造就通才的目标。“学生于每学年开学时，参照各系规定的课程表自行选定课程，中途亦可增选或退选，但大一应修课程不得中途退选”［12］119。清华外文系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选修、旁听其他学系的课程，特别是同属文学院的中国文学系、历史学系和哲学系的课程，学生可以一日横跨文史哲三大学科门类：“听了罗常培的语言学，入邻室钱穆的中国史课，晚间有金岳霖讲‘哲学中的时与空’，须早去占座”［15］。在清华外文系读书四年的季羡林先生曾言，真正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只有两门课，就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和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这两门课影响他的一生，而这两门课恰好都不是清华外文系的专业课［16］。清华外文系的选课制度给予学生很大自主性，允许、鼓励学生跨学科、跨专业自由选课，为学生以中西语言文化为根基，在人文学科领域的融会贯通以及个性化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环境。
四、清华外文系作为外语教育的历史坐标
清华外文系作为博雅教育在中国的成功范例，至少在以下两个层面给外语教育界以启示：
（一）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出发，造就外国语言文化通才
“外语专业教育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一直采用专才型培养模式，导致学生知识面偏窄，文化底蕴不深。”［17］20世纪80年代起，外语界开始进行外语与经贸、新闻、外交、法律乃至科技相结合的所谓“外语+X（培养方向或辅修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改革，然而外语教育职业化、训练化、空洞化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的遏止，其人文学科属性日渐淡化［18］244-245，外语院系沦为“语言培训中心”或“体制内的新东方”，时至今日其定性、定位问题仍未得解决。外语教育不能也不应简单地等同于职业教育、技能训练甚至是应试培训；如是，高等外语教育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外语教育过于重视职业技能的训练而忽视人文素质的培养，其价值取向将趋向功利主义；以单纯的就业需求为导向，导致外语专业学生在思想的深度、知识的结构、分析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方面与其他文科专业产生较大差距［19］。
外语学科的基本要素是语言、文学和文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兼具人文性［20］，因此，人文性是外语教育的一个根本属性，培养全面发展的“文化人”是外语教育的应然目标。外语教育只有明确了自身的人文学科属性，才能找到专业的学科定位，才能确立适当的培养目标，而“我国英语专业教学改革中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课题莫过于培养目标。”［18］243 从清华外文系的成功经验看，外语教育应注重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相关学科融会贯通的外国语言文化通才。许国璋先生在谈及外语院系培养目标时强调外语人才必须是文化人［21］。
（二）从博雅教育理念出发，改革课程体系
始自20世纪50年代苏联模式的外语教育课程体系偏重语言技能训练， 按照培养译员的“语言学校”模式开展教学［22］，强调语言技能、忽视文化熏陶，重视机械训练、淡化文学教化，缺乏认识能力和思辨能力的系统培养。时至今日，外语专业基础阶段课程仍以语言技能训练为轴心，以大量机械操练为途径。以英语专业为例，依据《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英语专业基本上都以专业技能课“基础英语”、“高级英语”、“听力”、“口语”、“阅读”、“写作”、“翻译”为主干课程。主干课程不但所占学时数多， 而且持续时间长， 一般达到总学时67%左右［23］；这些专业技能课程“分裂语言与文化，语言与知识，使语言教学沦为空洞语言与空洞交际，使学习者既无法习得语言能力与语言交际能力，又无法学习到知识”［24］。以训练学生语言能力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实际上并不能提高学生的说、写、译等语言产出能力。而在英语专业高年级所开设的“专业知识课”如语言学、词汇学、语法学等课程，更是冷知识传授多于文本研读，只能给学生们带来信息与知识压迫［25］。这样的课程体系无助于学生知识、技能的增长，更不能提升、陶冶其人格，因此不仅受教育者不能用外语获取信息与知识、传递思想与情感，最终造成学生“缺乏分析综合的能力，很少有自己的想法，很难有创新意识，出不了创造性的成果”［26］。
清华外文系课程内容宽泛， 涵盖自然、社会和人文三大学科。大一英文也指导英文阅读和练习英文写作。但英文阅读和写作的任务还由其它课程来分担。而在西南联大时期，外文系课程表中“单纯的英文课（相当于时下的精读、泛读、听力、写作等）只占学年总学分的15.8%-24.2%。语言水平的提高， 主要是通过学习其他课程来实现。”［27］ 从外语教育的人文属性及其规律出发，须在课程设置上确立“语言”和“文化”平衡，以中西文史哲经典著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以助受教育者建立完整的知识架构，厚植其人文底蕴，提升其思想境界，在扎实的中西语言基础之上，培养其会通、思辨、适应和创新的能力。
五、清华外文系作为中国大学的历史镜鉴
清华外文系是早期清华大学全面实施博雅教育的在一个系科具体的、成功的实现。实际上博雅教育对当今教育的启示，不仅在外语教育，也在高等教育整体。博雅教育不应只是清华外文系追求，而应是高等教育系统整体之追求。吴宓认为，培养博而能约，圆通智慧的通才，不仅适用于文史哲学科，自然和社会学科亦如此［7］68。
（一）博雅教育是大学教育的本然追求
梅贻琦先生认为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勿囿于一途， 而得旁涉他门， 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贯通的，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联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28］，以梅贻琦、蔡元培、竺可桢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大学主事者主张的是博雅教育理念中人格教化和知识教育的结合，人文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平衡。20世纪50年代以降，尤其是院系调整以后，专业教育成为高等教育主导思想。至今，过于狭窄的专业教育思想并没有烟消云散， 仍然制约着中国大学的发展。简言之，大学教育高度专业化、过分实用化乃至功利化取向弊端有二：首先，以职业为导向的高度功利化的大学教育造成人文精神缺失，导致受教者人格缺陷。受教育者蜕变成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的“器物”。如果受教育者普遍存在的自私狭隘、庸俗功利、寡廉鲜耻等诸多人格缺失，无疑是高等教育的失败，与大学的使命背道而驰。其次，造成学生日益被束缚于狭窄的学科划分之中，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大学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区别。大学长期局限于培养所谓“专业技术人才”，学生没有足够的知识宽度、学习能力和健全心智去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需求，造成受教育者创新动力不足。
狭隘专业教育颠倒大学教育的本然价值，难以完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教育，相反，它是器物化、工具化的教育。而梅贻琦先生主校时期的清华外文系博雅教育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其重点在人格、修养、灵魂的教化和熏陶，其本质是人文教育，而“人文教育是一切大学的灵魂之所依”［29］。“博雅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更恰当地是则是大学教育的定性与定位问题”［30］，也关乎大学教育的使命问题。从某种角度而言，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回归了大学教育的本质，作为历史镜鉴可以考察时下价值追求错乱、办学方向迷失的大学。
（二）博雅教育是应对大学挑战的必由路径之一
博雅教育是应对人文精神缺失和创新能力不足中国大学两大挑战的必由路径。其一，博雅教育是以与人类历史上积累沉淀下来的文明与文化遗产进行“对话”为主要内容的一种大知识观教育，目的是打破传统学科领域的壁垒，通过对经典的深入研读，让学生领略人类优秀思想文化的魅力，籍此实现“人”的整体素质的提升。清华外文系的博雅之说，如果说“博”是一种学术追求，那么“雅”即是一种人文品质和人格境界，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源于它“注重人格的全面发展，关注人的精神和道德的需要，重视人文教育”［31］。总之，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模式既是观照整个大学教育人文精神缺失的历史镜鉴，更是弘扬大学人文精神的路径。其二，创新型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想象力、强烈的使命感等素质，而博雅教育主张的文理兼通和跨学科综合性的课程有助于学生拓展视野，强化对知识整体性把握，使学生在融会贯通中汲取智慧，培养“学生独立思想和批判精神”［32］，而这些正是创新的必要条件。清华外文系毕业生许渊冲称他：把生命科学的优质基因克隆问题，应用到中西文学互译的理论上来，提出了优化的创译论，使中国文学翻译理论走上了世界译坛的前列”［33］。
六、结语
清华外文系的博雅教育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教育思想体系，也是一种办学风格。它将西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与中国教育传统相结合，以培养博雅之士为目标，致力于文史哲的贯通，着力于学生人文素质的养成，培养了大量人文学科杰出人才，确立了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也为21世纪中国外语教育提供了启迪和借鉴。
进入21世纪，中国大学面临的是与清华外文系迥异的社会、教育和制度环境。清华外文系的成功是多种因素交汇的产物，然而外语教育的清华学派既是精神遗产更是镜鉴，值得从外语教育界同仁从多层次、多视角进行更深入的探究，包括外语教育乃至整个大学教育的本质、价值、过程与目标，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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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王顺晓.吴宓在清华大学的教育实践研究（1925-1037）［D］.保定：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33．
二、阅读兴趣的培养
3岁前孩子学习的方式跟成人是完全不同的，他会像海绵吸水一样，在瞬间吸收他感受到的一切，因此，他能同时感受到很多信息，并且这些信息都会同步地进入他的大脑。他可以芝麻西瓜一起捡。孩子在游戏过程中，一边放故事给他听，一边玩游戏，时间一长可以把里面内容都能说出来，觉得这样会分散孩子的注意力，三心二意。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孩子确实是有这种特殊的能力的，蒙台梭利提出孩子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吸收性的心智，所谓吸收性心智，说白了，就是他的大脑就像一架照相机，周围环境给他的一切刺激，他都会照单全收。有时候如果宝宝兴趣点转移，不要强迫他。坚持宝宝阅读的兴趣可能是一阵一阵的，有时候满腔热情，有时候又不感兴趣，有时候喜欢某本书，有时候又特别讨厌某本书。有时候喜欢自己阅读，有时候又特别依赖妈妈来读给他听。这都很正常。他喜欢没完没了地阅读某本书，那是他想要一再地体验这本书带给他的乐趣。他现在不喜欢某本书，并不代表他将来也不喜欢某本书。在阅读过程中可以为孩子设计一些小游戏来增加兴趣，阅读游戏可以很简单，仅仅是一些重复的动作。比如给宝宝看了小白兔的故事或者图片以后，妈妈就可以给宝宝设置一个将手指竖起来扮演小白兔蹦蹦跳的游戏。如果宝宝比较小，妈妈可以称当表演的主角，来吸引宝宝的注意力，让他觉得很有趣。
1914年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的创办人之一沈祖荣先生最早到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学习、在此之后，洪有丰、胡庆生、李小缘、戴志骞、袁同礼等一大批中国近代图书馆界先驱人物几乎青一色的毕业于纽约州立图书馆学院。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威廉森（1877－1965），他是继杜威之后，致力推动美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图书馆学家。1918年，威廉森受卡耐基特聘开始开班培训图书馆员，他加入卡耐基基金会，专门从事图书馆学教育研究。威廉森先后于1919年，1921年和1923年写出了三个著名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调查报告。他提出图书馆学校应当象其它专业学校一样设在综合性大学内而非图书馆内，并且应该授予毕业学生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哥伦比亚大学聘请威廉森担任教授，筹备成立第一所四年制的图书馆学系，并同时成立研究所。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从奥尔巴尼再次搬回纽约市，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成为图书馆学学院，学院属于“graduatelibraryschool”当时是美国图书馆协会认证的15所图书馆学校中级别最高的学院。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设立的图书馆学系有四个特色：第一，图书馆系的学生除了本系的课程之外，还需要修一个外系当辅系，以具备不同的专业；第二，对于不同的知识领域，有广泛的入门课程介绍；第三，需要到图书馆内进行实习；第四，了解资讯在社会中的传递途径与展示方法。这些做法后来都成为图书馆学教育的基石。威廉森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学系当了18年的系主任［4］，被后世尊称为美国图书馆学教育之父。威廉森对于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思想提出是美国图书馆学专业化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分水岭，通过调查，他明确的提出图书馆职业训练和专业训练的区分，促成了图书馆学教育专业组织图书馆教育委员会（BEL）的成立，开始对图书馆学教育进行评估和认定，并制定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标准。他的关于在综合大学系科下设置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系毕业生应该获得学士学位的思想，成为影响我国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特别是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发展的重要源头。
1．2美国图书馆协会支持下美国图书馆学教育
美国图书馆协会（ALA）是美国图书馆事业的重要组织，也是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资格认定机构。1876年美国图书馆协会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建立，ALA是一个自愿参加的非官方协会，它的经费主要是会员交纳的会费、出版刊物所得的稿酬和举办会议所得的会费组成。此外，还得到美国政府或基金会以及一些财团的资助。［5］美国图书馆协会不仅是美国图书馆事业的核心组织，更是致力于世界范围内图书馆事业的推广和促进。1926年，正值美国图书馆协会成立50周年之际，卡耐基财团宣布资助400万美元来发展图书馆教育，并将美国图书馆协会置于一个坚实的财政基础之上，在之后的20年中，图协的主要任务是成人教育、图书馆教育、提高图书馆专业水平、图书馆立法、和赋予知识的自由权。同年卡耐基基金会出资144万美元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图书馆学研究生院，于是图书馆学教育界第一次有了一所供图书馆员进行深造的有学位的专业学院。学院也设立了一个系进行学术研究活动。［6］ALA一直注重图书馆学专业教育。1903年成立的图书馆培训委员会标志着ALA开始着手领导专业教育：这个委员会主要负责随时调查所有图书馆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进程，并报告调查结果。另外，ALA还设立了图书馆学专业组，作为研究专业教育的专业部门。1915年美国图书馆学校协会（AALS）成立。为了提高图书馆学专业教育的质量，有系统的组织各种图书馆学校，夏季培训班，学徒班等。1923年ALA临时图书馆培训委员会TLTB成立，其主要的工作是调查专业需要，找出专业教育的不足，并提供其他专业在标准化、结构化方面的经验。这个临时的图书馆培训委员会，最终更名为图书馆教育委员会（BEL），负责图书馆学教程的评估和认可。［7］并于1925年公布了图书馆学教育标准，开始进行逐校鉴定。1932年有25所图书馆学院通过了资格鉴定，图书馆学教育委员会的创立成为美国图书馆学专业化的制高点之一。［8］1．3美国图书馆学教育史实20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状况，可以在美国图书馆协会的报告中作大致的了解。在1926、1927的年度报告中，了当时美国图书馆学校的宗旨和状况，以及开办的条件，和教学的具体要求。并公布了美国图书馆协会所认定的图书馆学校开设的针对学校图书馆专业课程最低标准和师范院校开设的学校图书馆专业教育课程最低标准。［9］将图书馆学教育具体创办的资格和条件，作了详细的要求，包括入学要求，学习时长，基础课程以及证书的类别等等。为了便于掌握概貌，笔者将具体要求简要分类，列于下表：ALA要求有资格的师范学校，学院和大学应该为在学校图书馆兼职工作的图书馆员开设专门的图书馆学课程。
2中美图书馆学教育比较分析
2．1图书馆学教育展开背景和规模的比较
美国正规图书馆学校毕业学生一年就有五百多名，加上非正式的图书馆学生馆员培训的人数，一共有4000多名。［11］金大图书馆学教育开创之时，全国正式的图书馆学校只有文华图专一所，刚成立的中国图书馆协会虽然也有图书馆教育组，但还未制定标准课程，而每年毕业的人数，大约在20人以内，每个图书馆学教育单位的毕业生几乎都是个位数，加上暑期学校的人数也不超过100名，教员人数屈指可数。在背景和规模上，美国远远走在前面。
2．2教育模式和方法的借鉴
美国的图书馆专业教育有开设专门的图书馆学校，或在师范院校开设图书馆学课程两种方式，也就是说，实施教育的两个组织。一个是图书馆专门学校，另一个是师范院校，还有就是暑期课程，这三种方法正是我国图书馆学教育展开的三种方式。金陵大学虽然不是师范院校，但是将图书馆学系设于教育系下，并且从事教学工作和图书馆工作的骨干，洪有丰，陈长伟也都是金陵大学的师范学生，创办人李小缘则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社会学硕士。可见在教育系下设置图书馆学系不无渊源。
2．3教学内容和要求的比较
从表3不难看出，在主干课程上，中美几乎是一致的，但在不同的课程中间，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开设的课程在数量上多于美国；在内容上，美国的课程设置注重实践和社会调查以及教授方法等，金陵大学的图书馆学系则明显更偏重学术内容，最具特色的课程有：目录学，中国重要书籍研究、书史学和印刷术。并有图书馆学大纲。从课程来看，当时的中国图书馆学专业思想已经和美国有了较大距离，美国的专业教育，其职业化的色彩依然浓重，偏重实用性，注重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对图书馆员的教员气质较为注重。而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虽然在主干课程上继承了美国的设置，但是金大的学程要求更长，在体系构建上，有其专门特色，较为注重图书馆的馆藏内容研究。
3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特色分析
从以上的比较分析中，金陵大学图书馆学教育的轮廓更加清晰，既是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学习和借鉴，又因为当时中国图书馆事业状况，以及金大的学校背景，走出了一条自身的图书馆学教育道路。
3．1辅系设置强调教育属性
金大的图书馆学系在系科设置上，是在文学院教育系下设辅系，添加特有的专业课程，这是对美国图书馆学教育的有益借鉴，强调了图书馆专业的教育性质，系主任李小缘提出的“图书馆即教育”，图书馆教育可以“辅佐学教育之不及”［12］，将图书馆学系作为教育系的下设辅系，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
3．2注重学术研究
与美国图书馆学课程的对比中不难发现，金大的图书馆学课程带有浓重的学术内涵，将图书馆学作为一门专深学术进行了系统的整理，自行编制了《图书馆学大纲》，这是当时美国的图书馆学校里没有设立的课程种类。在分类法方面，有刘国钧先生编著的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将美国的杜威和国会分类法与中国传统的四库分类法进行了综合与对比，最后糅合中西，编制新法。刘国钧在分类法中，实际上已经将图书馆学作为一种“学术之宗”［3］，安排在总类之下。在目录学方面，系主任李小缘先生，一直将目录学作为图书馆学系的主干课程之一，他本人也在金大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从事目录学的研究，“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得其门而入”，将目录学作为图书馆学系的必修课程，同时特设的“书史学”、“印刷术”等课程，突出的显示了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的学术性研究方向，特别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国学的整理和研究，使得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带有强烈的学术研究气息，在图书馆学的课程安排上中西并重，成为一种糅合了中西特色的创造性的图书馆学。
3．3开展学术服务实践
金大图书馆学系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破天荒”的开设了《索引与序列》的课程，研究索引与序列的原理及方法，整理编辑各类学术索引。意在为各类学者的学术研究服务，编制索引是美国图书馆先进方法的引入，李小缘除了开设索引课程外，还积极参加“索引运动”，向中国图书馆协会提出《通知书业于新出版图书统一标页数法及附加索引案》、《编纂古书索引案》、《编制中文杂志索引案》以及《中华图书馆协会应设法编制杂志总索引》等多项索引议案，长期支持我国索引事业，金陵大学图书馆学系索引课程的设立，是对学生学术基本功的锻炼，用西方的学术工具和研究方法，编制检索实物，服务于传统学术，使得教学过程就成为学术服务的实践过程，这不仅是金大图书馆学系学术性又一表现，更体现了一种学术服务的精神。
3．4注重学术人才的培养
金大的图书馆学教育属于金陵大学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培养了学贯中西的图书馆学家，史学与国学家，为我国传统文化学术的发扬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在就读于金大文学院，选修图书馆学课程的学生中，就有享誉海内外的图书馆学家：钱存训、卢震京、吴光清等。
二、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的政策落实和实践探索
近年来，在早期教育的相关政策下，全国各地都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的精神，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婴幼儿早期教育，这使0～3岁婴幼儿的早期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上海等发达城市的研究和工作走在前列，为全国带了一个好头。2002年至2005年，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张民生联合上海市教委、上海市高校、市妇联、儿保所、各区政府主持建设了“部级规划课题”《0～3岁婴幼儿早期关心与发展的研究》，这在国际上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的是在尊重生命自然成长的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地激发婴幼儿的潜能，优化婴幼儿健康成长的环境。在政策法规研究方面，他们研究了市、区0～3岁婴幼儿早期关心和发展的管理体制、教养机构和社区服务网络、专业教师培养和培训，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提供调研报告和实践依据，并提出“一级网络，二级管理”的组织管理网络，由政府牵头，联合妇联、教育局、卫生局、民政局、计生委、地区办等相关部门开展婴幼儿早期关心与教育。国家其他各省市和地区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政策，而且，地方政府所制定的教育政策更加具体，为0～3岁婴幼儿教育模式的实践探索提供了指导。
(一)入托
婴幼儿早期发展管理模式杭州萧山区从2001年就开始成立课题组，为构建幼儿园、家庭、社区三结合教育模式而努力，探索出了幼儿园、家庭、社区三结合的早期教育模式。［1］同时，课题组还启动了“托幼一体化”工程，使幼儿教育(原为3～6岁儿童)向低龄化(0～3岁婴幼儿)延伸，并且将这种延伸转变成各幼儿园的自觉行动。通过研究逐渐完善托幼行政管理、社区教育管理体制，使托儿所、幼儿园教育一体化。［1］综合来说，萧山区的教育模式在运行机制上呈现出内在性:总体上由教育部门主管，然后调动幼儿园、社区、家庭以及其他教育力量，满足了各自的内在需要。
(二)散居
婴幼儿早期发展管理模式0～3岁婴幼儿大部分散居在家中，教育孩子的任务大都由其看护人完成。各地采用灵活多样的形式，使3岁前婴幼儿教育不再仅仅是公办幼儿教育机构的专利，各部门乃至民办机构也开始涉足，［2］大力发展早期幼儿教育事业。目前，开展散居婴幼儿教育的机构类型主要是早期教育中心和社区早教指导站。早期教育中心面向社区0～3岁婴幼儿及其看护人，承担着婴幼儿家庭教育指导、教养服务的职能。社区早教指导站由幼儿园利用双休日(节假日)兼职从事2～3岁散居婴幼儿教育，接待社区内0～3岁婴幼儿来站游戏、交流，接待0～3岁婴幼儿看护人来站咨询等。同时，计生、妇联、卫生、街道等部门以及一些生产、经营婴幼儿生活需求品的企业都在利用各自的优势不定期地开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活动。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经济
发达地区在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与教育工作方面均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无疑会为其他省市的婴幼儿早期教育管理模式与工作机制提供借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一)早期教育资源有限，无法满足现实需求
依托幼儿园和社区提供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是发展趋势，但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幼儿园收托0～3岁婴幼儿的较少，大部分由民办托儿所来负责;而社区又是一种非政府组织，加上我国的社区建设还不够完善和规范，因此，社区的早教指导站有时也只是徒有虚名，根本无法满足广大社区居民对婴幼儿早期教育的需求。
(二)对民办早教机构的监管和指导严重缺失
为了满足居民对婴幼儿早期教育的需求，大量的民办早教机构应运而生，但民办的早教机构基本没有明确的主管部门。目前，我们比较熟悉的早期教育机构品牌大都没有冠上早教的名称，而是以教育咨询公司、教育培训中心的名义出现。这类早教机构没有明确的监督管理机构，使得早期教育缺乏办学标准，师资力量参差不齐、监督考核无序等问题十分明显。
四、积极推进早期教育事业发展的对策
(一)各级组织和家长要高度重视婴幼儿早期教育
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关心和重视婴幼儿早期教育，加强对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工作的政策倾斜和宏观指导。例如，在杭州萧山区，0～3岁婴幼儿教育由原来的妇联管理转为教育局管理后，教育局加大了管理力度，把“托幼一体化”工程列入幼教工作的重点之一。区政府还出台了《萧山区0～3岁早期教育实施方案》，全面启动0岁教育工程，为实施“托幼一体化”教育管理提供了组织保证。各级组织对0～3岁早期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家长及社会对婴幼儿早期教育的高度重视。
(二)加强对早期教育的规范化管理
早期教育工作应该有规范化的管理，各级政府不仅要关心和重视早期教育，还应该推动和领导各部门分工合作，并进一步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同时，还应明确早期教育的监管主体，确定准入门槛。为了加强规范化管理，还可以成立监督指导小组，每年根据早教机构及其管理部门的工作需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随访、抽检和督导。
教育现代化是一个国家的教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所达到的一种较高水平状态，是传统教育在现代社会的现实转化，是包括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在内的教育整体转换运动。近十年来，随着学界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研究的深入。研究的视角也逐渐关注到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现就近十年来对该问题的研究状况作总体评述。
就论文而言，据笔者的不完全统计，从2001年张平海与吕玉才在《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发表《教育现代化与中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特点》，2001年张平海发表博士论文《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以来，专门论述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论文有30余篇。在这些论文中，既有宏观的整体描述，又有微观的区域研究和个体研究，下面简要介绍一些主要的观点。
一、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宏观研究
要研究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进程，首先必须解决中国近代教育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开端问题，学者们大体上存在两种意见。有些学者，如田正平、王列盈、张平海等将“洋务学堂的兴办”作为教育早期现代化的起点，以1862年“京师同文馆”的成立为开端，认为洋务学堂的创办是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起步阶段。而有些学者，如杨东平、王建华、瞿海东则认为中国教育现代化的生长，始于清末新政时“废科举、设学堂”，以1904年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为标志。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是因为不同的教育现代化评价指标。王金霞、赵丹心认为分期问题是对事物发展历程的一种概括和揭示，教育早期现代化作为一个历史现象，需要进行分期研究。教育早期现代化的重要指标构成有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世俗化四个方面，依据不同的指标就会得到不同的分期结果。因此，以“洋务学堂”作为现代化教育起点的，是以科学化为衡量指标。田正平在《中国教育史研究(近代分卷)》中以“京师同文馆”增添天文、算学馆作为中国现代教育的起点，就是按照科学化的标准，以基础科学、技术科学及部分社会科学正式进入学校课程设置作为衡量指标。而以清末新政的“癸卯学制”作为起点的，则是以民主化、制度化为分期指标。
而现代化的重要条件，教育思想的更新是教育现代化实现的前提，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是教育现代化逐步实现的保证，正确处理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是实现教育内容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张平海的总结对于今天中国的教育现代化建设有现实借鉴作用。
二、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微观研究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来看，中国的教育现代化不是一个整体推进的过程，而是参差不齐的。有的省区走在了教育现代化的前列，有的省区则远远落在了后面。如果要客观地把握中国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就要分区域、分个体进行研究。
河北省(直隶)是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进程中表现最为突出、成效最为显著的区域之一。王金霞在充分吸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晚清、民国时期的报刊、杂志、地方史志等资料，多角度地展示了河北早期现代化教育体系的萌生、构建与推进的曲折过程，总结了河北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特征与模式及其对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作用与地位。
要全面反映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就不能忽略对这个过程中“基础”层面的变革。20世纪初，科举制度的停废使现代教育制度在乡村获得很大发展，李自华以江西桂桥小学为例，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分析它的办学经验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启示意义，提出应重视民办教育在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郝锦花、田正平则关注到乡村的新学教育始终处于及其窘困的境地，以考察民国时期乡村小学教员的收入反映乡村新式教育事业的举步维艰。此外，田正平还关注到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受挫与新旧教育的冲突有密切的关系。从科举停废以来，乡村中出现了毁学风潮，这是群体性破坏新式教育的暴力行为。新旧教育的冲突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直困扰着中国的乡村教育，使其教育现代化进程步履蹒跚。
教育改革中，一些具有开明思想的官吏或绅士起了重要的作用。不少学者从人物与教育早期现代化这个角度进行研究。王建华、翟海涛通过对托忒克·端方的教育改革主张和具体措施的分析，探讨端方在清末教育改革中的作用和地位，充分肯定了他在晚清教育现代化中的作用。张倩则探讨和梳理了张百熙在中国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影响和地位，从近代学制、近代高等教育、近代师范教育、近代教育行政等方面阐述了张百熙对中国教育现代化的推进作用及历史地位，同时也指出其教育实践和思想的历史局限性。
三、问题与不足
综上所述，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取得了相当成绩，还发表了不少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学者在研究过程中，既有对全局的考量，又有对区域个体的探讨。在研究方法上。比较注重多学科的交叉运用。这些无疑都拓宽了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毋庸讳言，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由于起步较晚，尚待拓展的空间还很大，并且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从整体上看，研究的成果尚嫌不足，论文不过几十篇，而专门论著更寥寥无几。相对于现代化其他的研究领域，可以说进展已有些滞后。这需更多研究教育早期者的关注，也有待于一些相关研究机构的大力推动。
其次，就研究深度来说，现象层面的描述远远多于理论层面的分析。宏观的泛泛而论更重于微观的精细研究。多年来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制度演变、理论传人、各种教育思潮以及教育家的思想和活动等几大板块。这些内容固然非常重要，但远远不是问题的全部。
最后，上述研究更多地体现了统治层面与精英层面的活动，而平民层面和基础层面的变革和实践却很少得到反映。教育现代化如果没有基础层面的变革，没有广大民众的参与，就很难真正实现。笔者认为，从基础层面这个角度加大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的研究，意义更加重大。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问题研究，应把研究视角更多地放在普通民众教育观念变革和教育实践活动领域，注重个案研究和实证分析。
参考文献：
[1]李自华.融贯中西，因地制宜：对民国教育现代化的一点思考：以桂桥小学为例[D].江西师范大学，2003.
[2]田正平.清末毁学风潮与乡村教育早期现代化的受挫[D].教育研究，2007(5).
通过此书，我们可以真切地步入幼儿早期阅读的视域，了解早期阅读的内涵、外延，认识早期阅读的依据、目的，知晓幼儿早期阅读学习的方式、方法，学会分析各类幼儿早期阅读材料（包括图画故事书、无字书、可预测图书、非故事类图画书等）的特点与实施要点，然后借此指导幼儿早期阅读的实践。此外，书中还探究、剖析了以图画书作为课程资源的幼儿园活动，这为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模式的开发、开展和实践提供了现实的借鉴意义和宝贵的经验。
【中图分类号】G6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7）03-0049-05
早期融合教育是指将0～6岁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与普通儿童安置在同一教育环境中，以两者共同活动的融合教育为主，并提供多方面支持与辅助以满足其发展与需要的一种教育模式。〔1〕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萨拉曼卡宣言》中首次提出“融合教育”这一概念，打破了自1770年以来实施的对残疾儿童进行隔离式教育的旧范式。〔2〕随着融合教育事业的发展，特殊儿童进入普通幼教机构的人数逐渐增加，我国对早期融合教育事业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那么，我国有关早期融合教育的研究状况如何？为此，本研究对1994～2016年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以期进一步促进早期融合教育研究的不断深入。
一、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研究概况
研究者以“早期”“学前”“幼儿”“融合教育”“全纳教育”“随班就读”等为关键词，对1994～2016年①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以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进行了检索。结果得到有效文献266篇（其中期刊论文234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30篇、博士学位论文2篇）。
从文献数量变化情况看（见下图），近20年来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研究文献数量呈不断上涨趋势，尤其是2008年以后攀升明显，2015年文献数量达到顶峰。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2014年政府颁布了《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有关。此外，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的研究成果主要发表在期刊上，硕博论文较少，这说明我国在早期融合教育方面高层次研究人员还较少。从整体上看，我国有关早期融合教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二、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研究内容分析
近20年来，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关国外早期融合教育的经验，早期融合教育实施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早期融合教育的安置模式、课程设置及教学策略探讨，早期融合教育的态度及支持系统，早期融合教育的师资及专业素养以及教育干预效果等方面。2005年之前的研究较多关注早期融合教育的可行性和必要性，此后的研究以早期融合教育的态度、师资和干预效果研究居多。这表明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研究从最初的对早期融合教育可行性、必要性的关注转移到对早期融合教育态度以及教育教学质量和效果的关注上来。〔3〕
1.早期融合教育的国外经验
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的研究在起步阶段有较多关于国外早期融合教育经验的介绍。例如，曹漱芹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介绍了德国的学前融合教育，〔4〕张莉从教育政策、教育⒂肴嗽奔敖逃实践等方面对英国早期融合教育的发展作了概要介绍，〔5〕并对英国政府在“联合思想”的指导下建立多学科、多部门专业人员学前融合教育“部门间合作模式”作了较深入分析，从而提出我国学前融合教育要努力构建“家庭-教育-医学-专业机构-社会力量”为一体的参与模式，增强部门间的合作等建议。〔6〕
2.早期融合教育实施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就早期融合教育的必要性而言，研究者们认为，首先，早期融合教育对正常儿童和特殊儿童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周念丽发现，融合保教在促进听障儿童、自闭症儿童、弱智儿童发展的同时，对正常儿童也有激发自我效能感、增强能力以及促进心理理论发展等积极意义。〔7〕张霞萍发现，融合教育能够促进听障儿童和视障儿童的动手能力、认知能力、语言能力、自主性以及环境适应能力的发展。〔8〕其次，有相关政策和法规依据。1990年，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普通幼儿教育机构应当接收“能适应其生活的”残疾幼儿；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规定，“普通师范院校应当有计划地设置残疾人特殊教育必修课程或者选修课程，使学生掌握必要的残疾人特殊教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适应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的教育需要”；2014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制定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则明确指出，要“支持普通幼儿园创造条件接收残疾儿童。支持特殊教育学校和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增设附属幼儿园（学前教育部）”。这些政策、法规为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依据。最后，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的实施具有道德基础。严冷（2007）认为，我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仁爱”道德观，幼儿及幼儿家长应当接纳、尊重和关心残疾幼儿；幼儿园教师和管理者除应接纳、尊重和关心残疾幼儿外，还应努力为他们提供适应其个体需求的保育和教育服务。
3.早期融合教育安置模式、课程设置及教学策略探讨
从世界范围看，特殊儿童教育安置存在着两种典型模式：一种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以特殊学校为主体分门别类的封闭型模式，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把特殊儿童安置到“最少受限制环境”中去的开放型模式。〔9〕在“全纳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我国逐渐形成了“以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学校和特殊班为骨干”的教育安置模式。有研究者认为，在我国，幼儿园应当形成“以普通幼儿园中的特殊班级安置为主要形式，以部分普通部分特殊教育的安置为次要形式，以特殊学校中的幼儿班为辅助形式”的教育安置模式。〔10〕
随着融合教育的推进，研究者们开始逐渐关注早期融合教育的课程设置和教学策略。邓猛认为，全纳教育的课程设置应该具有弹性，体现学生学习能力多样性的特点，反映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与不同学习需要。〔11〕于松海等认为，课程的选择应考虑实用性、儿童的心理和生理年龄、统整性、适当挑战性、以社区为导向等。〔12〕吕晓认为实行个别化教学能提升特殊儿童教育质量，最大程度地补偿缺陷、开发潜能，但是，个别化教学计划在实践方面存在一些问题，如评估过程简单且不全面、目标随意、对儿童整体发展缺乏关照等。〔13〕
4.早期融合教育的态度及支持系统
在梳理我国早期融合教育态度方面的研究文献时，研究者发现，研究对象涉及幼儿园教师（包括职前和在职）、普通幼儿家长、特殊幼儿家长、融合班级中的普通幼儿等。与其他阶段的融合教育相比，人们对早期融合教育的接纳程度还比较低。如，研究者普遍发现多数幼儿园教师（在职）对融合教育和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的态度不积极，对自己能否有效指导特殊儿童持怀疑态度。〔14-16〕有研究者调查了职前教师对早期融合教育的态度及认识，发现他们已经认识到了融合教育的重要性，但对其可行性持保守和消极态度。〔17〕而特殊儿童家长在态度、行动上比普通儿童家L更支持融合教育。有研究者发现，普通幼儿在认知与情感上会对特殊儿童表现出消极态度，但在行为上又是比较积极正向的。〔18〕
卿素兰等运用问卷法和访谈法对教师、普通儿童及其家长、特殊儿童及其家长进行了调查，发现他们对五个支持系统的总体评价中，认为家庭与学校支持系统比较完善，政府经费支持力度较好，社区支持度不够，学生自我预期不佳。〔19〕靳敬坤采用问卷法对融合幼儿园教师以及接受融合教育的自闭症儿童家长进行调查后发现，教师和家长都认为教师支持状况最好，但对幼儿园的行政支持和家长支持看法不一致。〔20〕
5.早期融合教育师资及专业素养
有关早期融合教育师资及专业素养的调查发现，我国早期融合教育师资相比其他阶段严重不足，有特殊教育背景的幼儿园教师极其缺乏，幼儿园教师的融合教育技能有待提高。〔21，22〕以四川省为例，有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底，四川省在园幼儿188.75万人，幼儿园专任教师51909人，从中可推知，其师幼比为36∶1。〔23〕有调查发现，成都地区的普通幼儿园里没有具备特殊教育专业背景的幼儿园教师。〔24〕在幼儿园教师普遍缺乏融合教育专业素养的情况下，有研究者开始思考如何改革高等学校特殊教育培养模式的问题。邓猛认为，培养特殊教育骨干人才、融合教育专门人才以及随班就读普及型人才是当前特殊教育师资培养模式变革的主要方向。〔25〕冯雅静等认为可以借鉴美国“双证式”融合教育教师职前培养模式，即让学生毕业时同时获得普通教育教师和特殊教育教师双重从业资格证。尽管这一培养模式在实施背景、专业资源、融合教育发展水平、教师培养基本模式等方面有一定要求，但仍可对我国的相关院校在课程设置、培养目标、实践教学等方面提供借鉴。〔26〕
6.早期融合教育的干预效果
当前，我国的早期融合教育干预对象主要是自闭症儿童、视障儿童、聋哑儿童以及肢体残疾儿童等，其中对自闭症儿童的早期融合教育干预研究较多。在这类研究中，研究者主要是对自闭症儿童开展诊断、评估、干预，以促使其逐渐融入普通教育环境中。如，徐胜对一位早期诊断为自闭症的幼儿进行了干预，在观察、访谈、诊断、评估等基础上为其制定并实施了个别教育计划，通过三个月的干预，研究者发现该幼儿已能够完成大部分教育计划所规定的内容，但常规遵守还需继续训练；〔27〕魏寿洪运用单一受试法对一位自闭症幼儿进行了为期12周的融合教育干预研究，发现其问题行为逐渐减少、沟通技能逐渐增加，但社会交往能力仍未得到有效改善。〔28〕
三、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1.起步晚，发展缓慢
近几年来，虽然我国有关早期融合教育的研究文献有所增加，但从整体上看数量并不多。从研究内容看，大多停留在对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现状的描述上，实践干预层面的研究较少。此外，研究者们对“融合教育”“随班就读”“全纳教育”等概念进行了辨析，但对如何将早期融合教育建立在我国国情基础之上的研究仍较缺乏。正如邓猛所说，如何将融合教育的理论及实践与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及教育背景相结合，“形成根植于中国社会文化特性的本土化融合教育理论，是我国特殊教育研究的关键问题”。〔29〕
2.研究范围较窄、层次较低，合作研究相对缺乏
我国的早期融合教育研究范围较窄且层次较低的主要表现是：第一，研究主题相对单一，对早期融合教育中的家园共育、普特儿童的社会性发展以及认知、情感、能力的研究不多。第二，研究对象以教师、家长、幼儿为主，对政府、社区、社会工作者等的研究较少。第三，研究范围以地区为主，全国性的研究较少，东部地区较多，西部地区较少。从研究的合作情况看，以个人研究为主，跨学科的合作研究不足，研究者的学科背景较单一，幼儿园教师和高校教师合作研究较少（朱娜，2015）。
3.对融合教育的认识有待深化，支持保障体系亟待完善
本研究发现，当下研究者们对早期融合教育的认识重在对国外经验的介绍，而对融合教育形成的历史背景、教师的融合教育素养、融合教育背景下的课程与教学改革等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同时，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的支持保障体系也亟待完善。早期融合教育的支持保障体系应包括学校、家庭、社区、政府以及自我五个子系统。但本研究发现，幼儿园的无障碍环境和资源教室创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有融合教育专业背景的幼儿园教师很少，幼儿园教师和普通幼儿家长对特殊儿童的接纳程度较低，早期融合的家园互动尚未形成，与早期融合教育相关的社区资源支持较少，有关早期融合教育的政策法规尚不完善，且监督执行的力度也不够。
四、我国早期融合教育的研究展望
1.有效整合融合教育研究力量，提升对融合教育的实践指导能力
融合教育的研究涉及教育学、心理学、医学、卫生学等诸多学科，研究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融合教育研究力量加以整合：（1）高校可以增设早期融合教育研究机构，如华东师范大学设置了融合教育研究所。（2）开辟融合教育研究学术传播渠道，如教育类期刊增设融合教育专栏、大众媒体多开展融合教育宣传等。（3）组织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早期融合教育相关问题，形成以高校特殊教育专业教师、早教专家、医疗康复专家、社会志愿者以及社区爱心人士等组成的早期融合教育团队，通过医教结合、家园共育、幼儿园和社区结合的早期融合为特殊儿童提供支持。同时，要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早期融合教育从理论层面的探讨转向实践层面的应用，以满足现实之需。
2.加强早期融合教育师资培养，提升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素养
高质量的师资是开展早期融合教育的根本保证，我们要努力建立一支业务精良、专业过硬的幼儿园融合教育教师队伍，当务之急是要提升幼儿园教师的早期融合教育素养。早期融合教育素养是指幼儿园教师必备的有关融合教育的观念与态度、专业知识及专业能力。研究者认为，可通过以下途径提升幼儿园教师的早期融合教育素养：（1）调整师范生的课程设置方案，对学前教育和特殊教育专业的课程加以整合。（2）把融合教育素养考察纳入教师资格考试认定。（3）对在职幼儿园教师进行融合教育的相关培训。（4）把融合教育能力作为对幼儿园教师进行评价或考核的重要依据。
3.争取政策支持，推动早期融合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融合教育的发展少不了政府的支持。美国、英国、德国等发达国家均制定了相关政策以保障融合教育的健康发展。例如，相比美国、英国、日本、加拿大、新加坡等发达国家特殊教育的经费投入，我国的特殊教育经费投入较少。〔30〕因此，我国的早期融合教育除了要争取政策支持外，还需要政府加大对早期融合教育的经费投入，以推动早期融合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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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妇儿工委副主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黄晴宜在报告中对儿童教育、保育工作者和全社会提出要求：“一要进一步加大对儿童早期发展的科学研究。要大力加强多领域、多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同研究探索儿童早期发展的规律，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提供科学依据。二要进一步加大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入。国家对儿童早期发展的投人，可以节省成年以后用于补偿教育、医疗保健、康复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费用。目前我国对儿童早期发展总体上投入还不足。有待进一步采取各种措施。三要进一步加大对儿童早期发展的宣传和培训。要针对儿童工作者、儿童家长的需求，进行广泛的宣传和培训，更好地为儿童发展服务。四要进一步发挥各级妇儿工委的统筹协调作用，积极开展跨部门行动，动员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密切配合，共同做好儿童早期发展工作。
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韦钰长期关注儿童早期发展，她自2001年开始主持了一项在5-12岁儿童中进行探究式科学教育的实验研究。她在本次论坛上作了题为《七年“做中学”科学教育实验给我们的启示》的主题报告。加拿大高级研究所J・Fraser・Mustard博士应邀作了《早期儿童和脑的发展，以及终生健康(体格的和精神的)、学习和行为的发展轨迹》学术报告，世界银行专家Mary・Emmg・Young博士也应邀作了《早期儿童发展的政策和计划：可持续经济增长和发展的第一步》学术报告。
在19日的大会上。华东师大教授李季湄、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张民生、北京师大教授冯晓霞、卫生部妇幼保健和社会卫生司副巡视员张德英、中国预防医学会儿保分会主任委员朱宗涵、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原院长陈春明、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邓丽、北京师大副校长董奇、上海浦东新区妇联副主席王小君、中科院心理所发展与教育心理研究室副主任朱莉琪、教育部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重点实验室教授郑文明分别作了报告。
20日，大会分成两个论坛。在中国预防医学会儿保分会承办的“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分论坛上作学术报告的专家有：上海市教委主任沈晓明、北京市卫生局常务副局长梁万年、首都儿科研究所研究员戴耀华等：在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承办的“促进早期教育的科学化、大众化――研究、决策、实践”分论坛上作学术报告的有：中央教科所研究员王化敏、北京师大副教授曾晓东、南京师大教授虞永平等。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的提出是在21世纪初，代表人物为普瑞斯利、韦弗和莫茨。此时的美国语言教育界呈现全语言衰落和拼音教学复归的局面，均衡阅读教学理念正是基于对几番起伏的“阅读战争”的总结与反思。
拼音教学是美国传统的阅读教学方法，其理论依据主要是行为主义心理学，即认为阅读学习以“刺激―反映”联结为基础。拼音教学强调对语言结构的掌握，将对语言最小部分的自动解码看作阅读和理解文本的前提条件。此种教学方法代表了“自下而上”的阅读教学模式，这种模式最明显的特征是关注教发音的技能、字形―声音知识、语音的组合和辨别语义。教学过程的重点放在清晰地教识词和解码技能上。[1]美国的儿童早期阅读教学一直沿用拼音教学，直到20世纪70年代全语言阅读过程学习观的提出。该理念认为，“语言是完整的，不是支离破碎的，不能被简单地分解为某种技能；语言技能和语言策略的学习是在完整的情景、真实的言语实践中形成的，语言经验渗透在全部的课程中；班级语言学习要与孩子的全部生活融为一体。”[2]全语言反对拼音教学将语言分割为语音、字母、词汇、语法等碎片，批驳拼音教学将儿童置于被动接受学习的状态，强调儿童在阅读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及意义学习。全语言思想的理论依据主要是杜威的进步主义语言观，其倡导的是“自上而下”的阅读教学模式。在20世纪末，全语言思想成为了美国阅读教学的重要指南。然而，实施全语言教学的加州在1992年及1995年两次标准化阅读测验中名列全国之末，导致加州政府放弃全语言。至此，拼音教学卷土重来并再次占据上风。但纵观“阅读战争”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全语言的兴起已揭示拼音教学存在的弊端，而全语言的衰落又暴露出其本身存在的问题。理论及实践的发展理应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解决全语言的问题不能靠采取拼音教学简单复归的方式。儿童早期阅读教学的理念需要在分析和批判中得以重构，均衡阅读教学理念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
二、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的基本观点及实践方法
拼音教学过于注重解码技能，忽视儿童的阅读兴趣及意义理解；全语言教学虽改善了儿童的阅读态度，却对基础知识与基本能力重视不够。单纯强调全语言的阅读教学和单纯关注编码取向的阅读教学均走向了极端，二者需要融合及平衡。普瑞斯利在其著作《阅读教学法的应用――以平衡教学为例》中指出：成功的语言教学应该是将基本读写技能的教学、理解策略教学同全语言的读写环境相结合的一种平衡教学，这对幼儿园和小学一年级的儿童来说尤为重要。[3]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认为：儿童的阅读是通过对语义、语法、字形字音、语境、社会和场景以及他们自己阅读目的的意义创造而完成的；阅读教学需重视所有儿童的需要，应以儿童阅读过程和读写能力的发展水平为起点；阅读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阅读练习的刺激物应该是真实的、不加控制并具有完整的意义；阅读教学应按整体―部分―整体的顺序进行，即先对阅读材料进行完整阅读，再指导儿童关注阅读文本，学习语言部分的功能；阅读的发展与书写和作文教学是整体教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均衡阅读教学”理念代表着一种新的教学模式――综合性语言教学模式，该模式的特征是将阅读过程看作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不断交叉的过程，即阅读既是语言处理的过程，也是阅读者已有知识的运用过程，是阅读者已有知识与阅读文本之间的互动过程。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在融合进步主义和图式理论的精粹之上，还参考了语言教学研究中最新的科研成果，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系统、详细的阅读测评标准。全美阅读研究小组的研究结论认为，有效的阅读教学包括：音位意识、拼音法、流畅、词汇和文本理解教学，教师准备与理解策略教学，教师教育与阅读教学，计算机技术与阅读教学。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确认了音位意识教学能够帮助儿童阅读学习，强调其在儿童阅读教学成效中的重要作用。[1]均衡阅读教学理念最常见的实践方法就是在交互式的教学情境下融入语音意识的训练或直接的音位意识教学。
三、 对我国早期阅读教育的启示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的提出完整地呈现出美国早期阅读教学的发展轨迹：从最初的单纯注重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到强调意义学习及阅读者的主体性，再到吸取两个学派的精粹并以最新的科研成果作为实践探索的支撑及依据。我国早期阅读教育起步较晚，理论与实践均处在探索阶段，均衡阅读教学理念对我国早期阅读教育的发展具有如下重要启示。
1.制定科学、具体的阅读测评标准
美国语言教育界注重对儿童阅读心理机制及阅读阶段特点的研究，其中S・N・Chal等人提出早期读写结构包括有关读写的早期概念性知识、有关读写的早期程序性知识和语言能力建构等三个成分；《康州阅读成就蓝图》将儿童应掌握的阅读能力分为识词技能的基础能力、准确识词的能力、阅读流畅技能、词汇能力、阅读理解能力几大维度。基于对儿童阅读过程的深入研究，美国语言教育界制定出科学、具体的阅读测评标准，将儿童阅读状态考核维度集中在语音认知、语法认知、视觉―空间能力和工作记忆等几个方面[5]，并针对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阅读水平提出相应的具体要求。反观我国的早期阅读教育，有关儿童阅读心理机制的研究尚不够深入及系统，难以为阅读教学实践提供有力的理论依据；另外，阅读教学目标大多属于纲领性的指导原则，欠缺明细的说明，尤其缺乏不同年龄阶段儿童所应掌握的阅读技能的具体要求，致使教学实践的针对性不强，影响了教学实效。
当前，研究儿童早期阅读过程的心理机制，掌握不同年龄阶段儿童的阅读水平，以科学研究成果为依据制定具体、详细的阅读标准，是我国早期阅读教育亟待开展的重要工作。儿童早期阅读与读写发展过程的基本特点、儿童阅读相关知识、识字水平和故事理解水平的关系及其年龄发展特征，以及语音意识与早期阅读能力的相关性研究，均是制定阅读测评标准的基础性研究，有待理论研究者进一步深入探索。
2.采用以阅读为中心的整合教育模式
我国传统阅读教学的基本特征是注重双基，与美国拼音教学的理念接近。但美国自进步主义运动以来，尤其在全语言盛行之后，已基本解决了教育民主化问题。教育界已普遍接受了意义是语言的核心，儿童的发展是教育实践的前提，全语言已完成了对美国阅读教学基本观念及基本状态的革新。我国虽在20世纪末引入全语言的教育观念，但对全语言所蕴含的进步主义语言观尚缺乏深刻的理解和真正的落实。早期阅读教育大多局限在正式教学活动范围，对整合的理解也仍局限于综合各领域内容的狭窄视野。因此，我国早期阅读教学实践首先要摆脱局限于单纯学科范式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框架，倡导多维整合的早期阅读教育。美国教育实践中普遍采用的以阅读为中心的整合教育模式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
此种阅读教学模式将早期阅读的本质特征界定为儿童在真实的生活情境中为了真实生活的目的而与书面语言进行互动，主动寻求和建构意义的过程。[6]以阅读为中心组织各类活动，将阅读教学渗透于日常生活活动、游戏活动、各领域教学活动中；不断开放阅读的视野与范畴，将早期阅读与儿童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将静态阅读与动态阅读有机结合，促使课堂阅读走向生活阅读。
3.注重儿童视觉阅读能力的培养
均衡阅读教学理念在对儿童阅读过程研究的基础上，确认语音意识尤其是音位意识是影响阅读成效的重要因素。在阅读标准中设定了针对语音意识的多项具体要求，在教学实践中则采用音位分离、音位一致、音位分类等多种教学方法，有效地促进了儿童音位意识的发展。这种注重阅读过程研究、解析阅读成效影响因素的研究思路值得肯定和借鉴。同时也应看到，汉语与英语是特征各异的两种语言，我国早期阅读教育应把握汉英两种语言的差异，分析影响汉语儿童阅读成效的主要因素并以此为依据采取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
英语是一种表音文字，而汉语是一种表意文字。两种语言特性上的差异，使得阅读成效的影响因素不甚相同，尤其表现在认识词汇所必需的基本技能上。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具有图形特征及以形表意的特点，一个汉字包含的视觉信息量远远多于一个英语单词所含有的视觉信息量。已有研究指出：在最初的汉字识别中，汉字更可能通过视觉特征进行识认；汉语儿童的视觉技能在其阅读和读写能力发展中的作用显得更加重要。[7]图画书是我国早期阅读教育中常用的阅读材料，理解图画书中的图画所传递的意义以及体察图文在传递意义时的差异均需要具有专门的视觉阅读能力。而视觉阅读技能的增长既为关注文字及其关键信息提供了前提条件，也有利于汉字视觉解析及表现水平的发展。从图画整体属性再到内部各对象关联的阅读策略可直接迁移至汉字视觉解析过程；对图画各部分在尺寸、比例及布局方面的解析能力亦有助于儿童对汉字部件的判断及掌握汉字构型。因此，我国早期阅读教育应重视图画书教学的价值及作用，并在实际教学中将视觉阅读能力的培养作为主要的教学目标之一。教师应帮助儿童掌握看懂图画所需的阅读技能，包括对图画整体属性的感知，对图画动力学的了解以及对图文关系的认识三个方面；与此同时，逐步建立有关汉语的文字意识及初步概念，促进儿童早期阅读及读写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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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12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2-7661（2015）07-137-01
现如今在我国人口素质不断提高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家长已经充分认识到早期教育对孩子一生重要，而我国也在大力支持早教育，通常情况下，学前教育指的是3-6岁幼儿在幼儿园接受的教育，而0-3岁则是早期教育。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0-3岁的早期教育并没有受到社会和家庭的重视。可以说，0-3岁时热的一个起始阶段，该阶段诗人大脑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是幼儿在成长中意识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有学者曾经就说过，3岁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而我国也向来流行着一句古话，即3岁看大，7岁至老。从这就可以充分看出，对孩子实行0-3岁的早期教育不仅是教育事业必须实行的一项重要举措，同时也是可容缓的一项重要工程。该阶段是孩子神经系统发育最快，各种潜能开发最关键的时候，同时也是实行教育的最佳时机。因此，重视0-3岁早期教育非常重要。
一、对孩子实行教育应当趁早
真正的教育应当孩子出生时就开始，0-3岁的幼儿正处于各种感觉器官迅速发育的一个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实行早期教育可以促使孩子的各种感觉器官接受丰富而有效地刺激，实行早期教育对孩子后期的学习教育具有促进作用。父母在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搂抱、对视、对话、微笑、抚摸等方式实行教育，在孩子生命开始的阶段就经历信任、鼓励与爱就会成为孩子大脑生长发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在过去，曾经有一位夫人来请教进化论的创始者达尔文先生，询问对孩子实行教育应当什么时候最好。达尔文问这位夫人：您的孩子多大？这位夫人回答，才两岁半。达尔文惋惜的说：夫人，您已经迟了2年半。在研究进化论的过程中，达尔文也是世界第一个为自己孩子记日记的人，他一直都认为对孩子实行教育应当从一出生就开始。随后又有不少的教育学家与心理学家普遍认为，在婴儿生下来的第三天，甚至是第四天，就已经晚了好几天。
我国教育学家陈鹤琴曾经说，幼儿时期对人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此阶段习惯、技能、思想、态度情绪等都需要相应的基础，如果没有良好的基础，将难以形成健全的人格。由此可以充分说明，早期教育对人的发展非常重要。不仅是我国关注幼儿教育应当从出生开始实行，国外也有大量的研究说明早期教育应当始于出生。幼儿接受过早教育，在其后期生活与工作方面就会显示出明显的优越性，而这也正说明了实行早期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二、防止潜能递减
有外国学在研究早期教育的时候就曾经指出，儿童与生俱来就已经具备相应的能力，但是这种潜能会遵循一定的递减法则，如果在早期阶段没有进行理想的教育，那孩子的潜能就会逐渐递减。在此基础上，随后不断有研究人员对此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说明，普遍都认为如果不对孩子实行早期教育，将有可能会导致孩子的潜能递减。在此方面学者经过大量的时间与说明都目的就是为证明重视早期教育可以避免孩子潜能递减。我国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以前就说过：只要是人所需要的习惯、态度与倾向等，大多都应在6岁半以前的教育培养完成[2]。从这就可以充分说明，不仅仅是国外，我国也对此进行了行营的研究。这些研究都在有力证重视早期教育其实就是防止孩子潜能会随着相应的递减法则出现递减。而要想彻底防止这种现象的出现，家长就需要特别注意0-3岁孩子的早期教育。对孩子实行教育，通常都认为越早越好，进而可以更好地将孩子治理开发出来，并且取得效果就会越明显，孩子在后期做什么的成功几率相对而言都会大一些。作为幼儿成长的关键时期，如果孩子错过了0-3岁的早期教育，也就导致孩子错过了最佳的教育时期，进而孩子各方面的潜能会出现一定的限制性，即使孩子有较为明显的天赋，但是也很难在后天的教育中获得发展。
三、早期教育有助于开发潜力
无论是谁，在出生的都具有相应的潜能，但是0-3岁是一个人智力发展的重要时期，也是智力发展的最好阶段，对孩子实行早期教育可以有效激发孩子的潜能。已经有大量的实践与研究都充分证明，幼儿具有非常大的学习潜能，并且这种潜能都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但是在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并没有深刻领会早期教育的含义，并且无论是家长本身还是教育机构在认识早期教育的过程中都存在一定的错误认识，而这种错误认识在经济上前发达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在“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中，以及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导致不少孩子无法上学，同时有不少家长在条件满足的情况下让孩子学习知识，认为采用这种方法有助于学生的成长[3]。很明显这种教育观念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重视早期教育并不是一味的重视早期文化教育，而是要孩子在早期阶段形成良好的习惯/性格，开发孩子的潜力。如果早期教育开展的良好，就能够诱导孩子发挥出这种潜力。众所周知，幼儿的天性就是好玩，在此种天性的陪伴下，家长应当为其提供有利的环境，促使孩子能够在玩的过程中开发智力。因而，在开展早期教育教育的过程中，应该遵循孩子的天性发展规律，并且为孩子提供有利发展的条件，让孩子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多思考、多看、多听……同时家长应当鼓励孩子，尽可能减少限制，在足够安全的情况下，让孩子自己去探索。
综上所述，现如今在市场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要想在人才培养方面达到一个满意的效果，就应当在孩子出生开始实行教育。重视0-3岁早期教育，将会对孩子的一生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