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如前所述，梁实秋宣扬的是普遍人性理论，认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排斥左翼的阶级性理论。梁实秋在此方面的论战依旧是颂扬文学描写的是恒久不变的人性—“在资产上论，人有贫富之别，而在人性上论，根本没有多大差别。……喜怒哀乐的常情，并不限于阶级。文学的对象就是这超阶级而存在的常情，所以文学不必有阶级性，如其文学反映出多少阶级性，那也只是附带的一点色彩，其本质固在于人性之描写而不在于阶级性的表现。”②这时候，梁实秋己经不再把文学的普遍性与阶级性完全对立，而是把阶级性作为一个背景材料，处在不重要的地位。“‘阶级’云云，是历史方面背景方面的一部分研究，真正的批评是要发挥这剧中的人性。阶级性只是表面现象。文学的精髓是人性的描写。人性与阶级性可以同时并存的，但是我们要认清这轻重表里之别。”③梁实秋强调的是文学批评中的普遍人性，认为其他都是次要的。他的这些论述都是围绕文学批评的伦理价值判断来进行的，是其古典主义文学本体论的表现。他认为如果过分强调阶级性的作用只会丧失文学的本来面目，造成文学价值判断的偏离。尤其是左翼作家的乱贴标签、非此即彼的文学理论，梁实秋给予了批判:“‘普罗文学家’的方程式是非‘普罗文学’即‘资产阶级文学’或‘绅士阶级文学’，非‘马克思主义文学’即‘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非以文学为武器，即以文学为娱乐。其实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④在梁实秋看来，文学批评是严重的，是来表达普遍的人性的，并不仅仅是武器或者娱乐的二分法，认为文学可以既关注人生，又能脱离“教训主义”、“功利主义”的巢臼，实现一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按照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人性有三个层次:人与动物性类同的自然属性、人区别于动物性的族类特性和包括阶级性在内的人的社会历史性。梁实秋这里所说的是人的族类特性，它脱离了人的具体社会历史环境，超越了人的阶级关系，仍是一种抽象的人性，只是归结为“喜怒哀乐”纯粹的形式。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所论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族“类”特性。⑤其实人性和阶级性是对立统一的，并不能单纯的切割开来分清孰轻孰重，必须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进行判断，诚然，在革命斗争时期，阶级性无疑是压倒了文学性，这样是有利于促进革命精神的高涨，配合革命形势的发展，所以本文在论述梁实秋文学批评的价值意义，从不忽略左翼文学特殊时期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3.3反科学思潮的文学批评
随着接受西方文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加上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向西方学习，科学思潮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勿论懂与不懂，勿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者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①科学已成为一种信仰，一种价值，一种主义，成为当时主流意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作为意识形态形式之一的文学及文学批评也就必然受到其影响。很多批评家便使用科学来进行文学作品的判断，如心理学批评、精神批评等等。在梁实秋眼，这完全是脱离了文学批评的本质，“文学批评可以是美学的，可以是道德的，但恰恰不能使用科学”。梁实秋所说的科学包含的比较广泛，主要是美学、心理学、唯物论的文学批评。我们在第一章已经详细论述了梁实秋文学批评体系中“文学的美”的伦理价值特征，他反对朱光潜所言的纯粹的美学。总体上说，梁实秋奉行的是“重善轻美”的审美旨趣，注重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它(文字)能记载下作者的一段感情使读者起情感的共鸣，它能记载下人生的一段经验使读者加深对于人生的认识，它能记载下社会的一段现象使读者思索那里面蕴含着的问题，总之文学借着文字能发挥它的道德的任务，但是这与美无关。”②因此，在他看来，这类文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把文学当作纯粹的艺术”，受这种文学价值观影响，“许多抱游戏态度的人 (Dilettante)把文学当作了娱乐消闲之用，更有些人从而钻进‘美学’的歧途，误认为在那里可以建起文艺的哲学或心理学”。③梁实秋重“善”轻“美”的批评观暴露出了其儒家道德本位的偏颇。文学作为人学，应该以“真善美”为永恒追求，梁实秋把“真”界定为“忠于人性”，把“善”界定为“道德的”，把“美”界定为“形式的”，从而把能直接产生道德意义的“善”视为文学追求的最高目标。其实梁实秋的文学批评具有和他同时代人同样的局限性，往往把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来对待，而不是从审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考察。因为有了对于人性精神价值不朽的追求，梁实秋坚决反对“科学”地批评文学。他认为科学与文学根本就是两个领域的问题，不可混淆。因此对于由科学主义思潮所引发的“科学的批评”倾向，即把文学批评等同于科学方法，梁实秋予以强烈的反驳:“文学批评也不是科学。以科学方法(假如世界上有所谓‘科学方法’者)施于文学批评，有绝大之缺憾。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科学不便过问。近代科学—或假科学—发达的结果，文学批评亦有变成科学之势。”④这里的关键点是“价值”。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是属于价值论范畴的，它包括伦理的选择与取舍，情感的契合与排斥等。因此，它不能仅成为认识论范畴的事实归纳，或像统计学上的核算一般。梁实秋还列举了台恩 (Taine)的英国文学史，只是从事实中抽出原理，来证明文学与社会环境的关系;而圣伯甫(Sainte一Beuve)的批评方法，亦只是从研究作家传记出发，来说明作品与作家的关系。他认为，这些只是归纳性的、考据性的工作而已，算不上真正的文学批评，因为这些机械、简单的梳理，并没有涉及人性与人生问题的探究。同时梁实秋对具有代表性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和精神分析批评方法进行了评判。他认为社会学批评方法首先解决的是文学创造受社会的支配，故文学批评要解释其当时的社会状况。但是这不是批评的关键，不能算是评价其内容的价值。尤其是左翼作家引进的阶级批评、唯物论批评，更是遭到梁实秋的否定:“文艺的创作没有一个呆板的固定的公式。用‘唯物史观’‘经济的解释’‘阶级性’‘斗争的武器’……等等来作为文艺理论的基础，不是错误的使用科学方法，便是另有用意。所谓‘科学的’这个名词，至此已失掉原有的意义。”①所谓“别有用意”，梁实秋认为这是左翼作家为了革命斗争的需要机械运用科学的方法批评文学，只是为了阶级服务的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梁实秋强调文学批评的严肃、纯正，所以他反对弗洛伊德的心理批评，认为那是一种变态。“精神分析学是解剖变态心理的一个利器，而对于一个身心健全不失常态的人完全没有用处。最伟大的作家几乎没有变态的，无论其情感是如何丰富，想象是如何发达，总不失其心理上的平衡。”他认为，第一流作家的心态都是健全的，“唯在第二流及以下的作者，或许有变态的心理，或许有供给精神分析学者研究的材料。”于是他认为“以‘心理分析’为文学批评的方法者，则更是假科学的批评之最下乘了。”②所以使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俄狄浦斯王》，被梁实秋认为是低劣的作品—因为其不符合常态的人性，且其批评方法也是不正确的。以反为建，梁实秋否定之后，很自然得出自己的结论:“文学批评根本的不是事实的归纳，而是伦理的选择;不是统计学的研究，而是价值的估定。凡是价值问题以内的事务，学便不能过问。因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在确定作品的价值，而不在说明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对外之关系。所以说，文学批评不是科学。”
3.4小结
有人指出:“梁实秋的文艺思想说‘不’充分，说‘是’不足。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他否定了一个主题，但是未能像胡适上述自由主义文学家那样应运创作一个时代说要求的主题，富有现代性的主题。”④这段评价很好地展现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特点，也透露了梁实秋的文学批评的宗旨与当时文学批评主流的矛盾冲突。梁实秋企图建立一个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为指导，适合中国本身文学批评的体系。首先他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多是“出世的思想与饭返自然的思想”而“儒家根本的就没有正经的有过文学思想，并且儒家的论调根本的不合于文学的发展”。①正因为如此，梁实秋为了求新知，在新人文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介绍了大量的西方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和一些西方文学潮流，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学史的书写也是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梁实秋详细地介绍并批评了从希腊的古典批评到近代批评，其中有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何瑞思、约翰孙、莎士比亚等文学批评家的批评;也有古典主义批评、浪漫主义批评等文学家潮流的批评，都显示了他积极介绍西方优秀的文学批评作品的努力。特别是梁实秋入台湾的《约翰逊》、《永恒的剧场—莎士比亚》、《莎士比亚全集》译序、关于莎士比亚(轶文辑录)等，也显示了对于西方文学批评的引进及其人性理论的坚守。他着力编写了三卷本的《英国文学史》和《英国文学选》，可谓是这一生都在致力于介绍与传播西方的文学知识，借以实现中国自己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成，虽然他后期由于人性论的原因而主要倾向于《雅舍小品》系列散文的创作，但是梁实秋对于介绍西方文学的努力是孜孜不倦的。高旭东曾经评价梁实秋为“穿着西装的孔夫子”，其实结合他的文学批评，尤其是早期的文学致力，梁实秋应该是“穿着长袍的西方人，’o梁实秋在构建自己文学批评理论的同时，有着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附带的政治批评。梁实秋的政治批评充分体现出其敏锐的政治感，和紧随时代步伐的时效感。从1929年的((新月))时期跟着胡适谈政治，到1948年在((世纪评论》上所发表的一束政论为止，梁实秋谈了二十年的政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北京主办《自由评论》的时候，梁实秋和罗隆基搞在一起，谈政治的兴趣完全压倒了文学。②梁实秋的政治批评配合他的文学批评，主要是倡导政治自由、思想自由，赞赏资产阶级的文明与民主。其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反对思想统一:“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③所以他既反对国民党的三民主义控制文学，“以任何文学批评上的主义来统一文艺，都是不可能的，何况是政治上的一种主义?”④也反对普罗文人的阶级性与宣传性，“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学的清一色。”⑤于是，所有要求思想统一，认为文艺是宣传的工具，梁实秋都严词反对:“鼓吹阶级斗争的文艺作品，我是不赞成的，实在讲，凡是宣传任何主义的作品，我都不以为有多少文艺价值。文艺的价值，不在做某项的工具，文艺本身就是目的。”⑥梁实秋完美地把政治批评和文学批评结合起来，很好地建构了自己人文主义伦理批评的理想，反对限制自由的政治工具批评，而是要求伦理道德的有意义的文学批评，这样才能体现文学的价值，成就不朽的文学批评。总而言之，书写西方文学家与文学史及文学思潮和紧随时代感的政治批评都很好地配合了梁实秋早期文学批评“以反为建”的批评模式，而且增加了其文学批评的中西结合和理论基石，且对于时代政治的关注，使梁实秋的文学批评有了很强的时代效应，反映了他作为一个自由主义文人的特点，同时也透露了作为人文主义者对政治批评的态度，从而有力地支持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
北村透谷是日本明治初期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诗人、和平主义运动家，也被称为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座丰碑。他在近代日本文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塑造内部生命”的文学观，主张从思想上履行彻底的自由主义，争取人类自身的自由解放，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近代文学的发展。
一、对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主题的影响
近代，随着西风东渐，尤其是基督教文化的成功传播，使得基督教文化成为日本知识分子的话语，成为日本近代文学不可忽视的文化意义背景，许多思想家、文学家首先是基督教徒，他们加入基督教，有感于灵肉的冲突与二元对立，从外面的物质世界转向对内面的精神的探求，从一神论走向泛神论，并与西方憧憬自然的浪漫派相融通，建构了颇具“西方味”，而又不失本国传统的日本近代浪漫主义文学。这是我们在论述北村透谷对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创作主题时必须关注的时代文化背景。基督教对日本近代文学的影响表现在：（1）基督教适应了近代日本急于摆脱封建专制，走现代化之路的时代要求，冲击着日本人固有的传统思想、思维模式，以西方文明的先进性塑造日本人的“近代”精神，使他们对自身及其内面产生怀疑、思考，形成“个”的觉醒；（2）日译《圣经》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异国情趣，而且它那优美而又独特的文体给日本近代的浪漫作家以巨大影响，自然风物丰富了浪漫诗作的词汇，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浪漫诗人及作家的想象力，为日本近代文学的成立及发展奠定了基础；（3）赞美歌作为宗教诗、信仰诗是一种大众文学，它以自由的诗律传播人道主义的“爱”与纯洁的观念，它开阔了日本近代浪漫诗人的想象力，是日本近代文学中新体诗最初的模式；（4）日本近代浪漫作家与诗人几乎都经历了入教――叛教的过程，他们几乎都憧憬高远的浪漫情怀，但又苦于青春的躁动，从一神论走向泛神论，从基督教的灵肉冲突走向灵肉调和，从而与歌颂自然与人生的浪漫主义相配合，形成日本近代浪漫主义共同的风格。
北村的文学追求恰恰体现了这些文学特点。他的创作也正是“一个虚构的现实世界，一个超越现实的、比现实更高的、理想的艺术世界”［1］的真实体现。例如北村在与山路爱山的论争中写成的《内部生命论》对人性内面的真实作了挖掘，即与宇宙精神合一，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道主义和个体的自由。他明确论述道，与宇宙的合而为一本身是主观的，但追求自由的彻底性，从根本上，照出了现实中得不到开放的人性与矛盾，只有在意念的世界尝试着去挖掘，否则，文学在近代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在这里，北村浪漫主义中的悲哀情调，不仅与他在幻想世界中所追求的“纯文学”观念的苦涩相对应，而且开创了后来日本近代文学主流中小市民的自我封闭的传统。虽然北村强烈地意识到了在这种形式下打破明治社会现实世界的束缚，追求彻底、独特的自由文学的意义，但他却没能成功建立起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其主要原因就是“脱离外部生活，超越物质、现实和理性的境界，依靠内部生命即精神生活来理解人的本质”。［2］
北村对如何实现自由这样的难题并不避讳。他从自身参加左派民权运动的痛苦经历出发，论述了在天皇制确立后的近代日本现实社会中对此不抱任何幻想的原因，他在“理想世界”中提出了浪漫主义主张，即与宇宙精神合一，完善人的精神世界，实现人道主义和个体的自由。北村认为，在文学上的所谓写实派应该客观地观察内部的生命、客观地观察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离开这一目的，便毫无益处可言。要做就做，于世有益就做，才能真正地符合此目的。所谓理想派应该主观观察生命或主观地观察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不管歌唱多么高大的极致，多么美妙的理想，除此目的外没有什么意义可谈。这一问题在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之后仍然十分含混，直到坪内逍遥和森鸥外的无理想论争,才开始摸索写实的主体内容及主观表现的价值意识，日本近代文学的目标也由此确立。
当然，这并不是由于精神的倦怠所产生的单纯的脱离现实所致。北村在和民友社的山路爱山的论战中写了《人生相涉论》一文，站在“文学必须干预人生，这是任何人都深信不疑的”［3］这样一个立场上，而且试图批判山路爱山等人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文学思想，指出其必然要和妥协变为改良主义的原因。从他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始终伴随着深重的悲观主义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斗争不得不在多么困难的状况下进行。他不是要在现实中，而是要在人的精神世界里实现人的解放，这和以后的文学史进程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日本近代文学就在与广泛的政治、社会领域脱离关系的地方逐渐建立起来了。北村完成了近代文学主体的建立，这对于日本近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导向意义。在早年投身“自由民权运动”中，北村凭借敏锐的感觉领会到“自由民权运动”中提出的解放要求，而与封建势力和顽固保守思想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主张思想上彻底的自由主义，同时，对砚友社那种只是肤浅地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感到不满足，要求在文学上有胜过他们的永久性的作品。于是，为争取人类自由解放，为追求理想和真实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成为了贯穿北村文学活动的精神所在。
二、对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的影响
北村透谷的文学观对早期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北村认为：文学上的所谓写实派应该是客观地观察内部生命，客观地观察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这是很写实的唯一目的；而所谓理想派应该是主观地观察内部生命一级内部生命的各种现象。不管歌唱多么高深的境界，多么美丽的理想，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可称赞的目的。这些对创作方法的规定和提倡对日本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北村认为：“文艺是与思想的结合，有思想而无美学不是文艺，有美学而无思想也不是文艺，惟有华文妙词难以达到文艺只上乘，同样惟有思想也绝不能称为文艺。”［3］这就要求浪漫主义文学再创作必须坚持艺术上的美与思想的结合，因为艺术美学与思想是合而为一的统一体，缺一不可。早期的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大都体现了北村文学观的这一特点。1894年，北村透谷去世之后，他的文学观对浪漫主义文学的影响进一步增大。以《文学界》为例，北村死后杂志风格和发表的文学作品的写作方法都有了显著变化。他们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方法逐渐地摆脱了直面人生和社会的特色，转向了对艺术至上的美的追求，确立了唯美主义人生观与世俗抗争。而这方面的创作上的代表人物就是深受北村影响的岛崎藤村。
岛崎藤村在《文学界》上面发表了一系列诗歌，最具有代表性的诗作《嫩菜集》以新的韵文形式，抒发了富有青春朝气的、人性解放的清纯之美。诗歌用此新颖、浅显、高雅、清新，内容健康、通俗易懂。后来他在自己编辑的《藤村诗集》的“自序”中写道：
悲叹、苦闷、
都在我的诗歌里，
想一想，可以说，不要犹豫。
受到他们身心的鼓励我也得救了。
谁能安心旧式生活？
要开拓新的生活，这是年轻人的责任。
生命就是力量，
力量形成声音，
声音就是语言，
新的语言就是新的一生，
我也要加入这新的生活之中，
结束那寂寞、昏暗的日子。［4］
这里“悲观”、“苦闷”等随着诗行的推进而逐渐消失，取而代之以波涛汹涌的肉体韵律的跃动和高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北村影响下的藤村创作的成长。当然北村的对当时围绕着《文学界》的文学评论家上田敏也产生影响。同时，北村的文学观不仅直接影响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创作方法，而且对其他与浪漫主义文学有密切关系的文学流派和思潮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产生了影响。
日本的浪漫主义为明治四十年代日本文坛各种文艺思潮的流布开辟了道路，二十世纪初的日本文坛，在明治三十年代浪漫主义高潮过后，而与之相伴的自然主义文学在短暂地成为主流势力后也相继走向衰弱。以浪漫主义后起之秀为代表的新浪漫主义（即唯美主义或颓废主义）、以白桦派为代表的理想主义、以新思潮派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相继兴起，并占据了日本文坛。之所以说浪漫主义为明治四十年代日本文坛各种文艺思潮的流布开辟了道路，首先是在文艺理论主张上有前后继承关系。朱光潜说：“自然主义有由现实主义退化来的一种，也有由浪漫主义退化来的一种。现实主义如果落到客观主义，它就会退化为自然主义，十九世纪后期法国文艺流派的演变可以为证。浪漫主义如果落到主观主义，使文艺创作成为主观感情和幻想的漫无约束和剪裁的倾泻，它也会流为自然主义，所以拉法格在《浪漫主义的起源》里把近代的自然主义称为‘浪漫主义的尾巴’。”［5］
日本文学的发展亦是如此。例如，如果说日本的自然主义是在日本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那么，日本新浪漫主义就是后期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延伸。日本新浪漫主义没有像自然主义文学那样建立起了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散见于他们作品中的文学主张却是明确的。他们主张“第一是艺术，第二是生活”，文学应该游离生活现实，追求超然于现实生活的所谓纯粹的美，以创造独自的艺术世界。主要代表人物的文艺思想的变化过程表现得比较明显，即早期表现为浪漫主义，而后期则转向到新浪漫主义或理想主义或新现实主义。甚至在同一个作家身上，某一部分作品的浪漫主义色彩较浓，另一部分作品的现实主义色彩较浓，亦是很自然的事。
正像上面论述的一样，在许多方面受到北村透谷文学观和文学实践影响的岛崎藤村的成长之路和他思想理念的转变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当岛崎藤村以《嫩菜集》蜚声诗坛之时，他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浪漫主义者；当《破戒》发表时，他已埋葬浪漫于内心而成为日本现实主义的典型代表；在其随后发表的《春》、《家》小说中，他又止步于现实主义，在表现上兼有自然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创作手法。我们不得不承认，北村透谷的文学观不仅对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中的文学创作方法产生了影响，而且通过浪漫主义文学的延伸间接地对日本近代文坛上的其他文学流派和思潮的创作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王向远.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
［2］胜本清一郎.“解题”.《北村透谷全集》（第一卷）.东京：岩波书店，1950：213-223.
【关键词】脑卒中；抑郁；康复治疗
卒中后抑郁（poststrokedepressionPSD）是脑血管意外的常见并发症，脑卒中后约60%的患者可发生抑郁［1，2］。卒中后的抑郁情绪和认知障碍等可直接影响患者的病程及预后。早期康复治疗能使PSD患者的抑郁心境有明显改善，使康复治疗步入良性循环，从而改善预后，现报导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对象选取2004年3月～2005年6月在我院神经内科住院的86例PSD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1）均符合1995年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学术会议制定的脑卒中诊断标准，并经CT证实为大脑半球病变（梗塞或出血），无意识障碍、失语及严重的认知功能障碍；（2）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方案与诊断标准》第3版（CCMD3）抑郁症诊断标准；（3）病程10～15d；（4）无严重的心、肺、肾功能障碍，排除既往有神经、精神病史及检查不合作者。其中男54例,女32例；平均年龄58.4±9.4a；脑梗塞50例，脑出血36例。
1.2方法
1.2.1分组方法先按疾病类型分层，尔后将入组的86名卒中后抑郁患者随机分成康复组（研究组）46例，常规治疗组（对照组）40例。两组患者性别、年龄、发病时间、神经功能缺损程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抑郁程度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
1.2.2治疗方法两组均给予神经内科常规治疗和护理，对抑郁显著的患者口服百忧解治疗。研究组采用运动再学习方法（MRP），在生命体征及病情稳定48h后即开始康复治疗，早期均以肌肉按摩、神经肌肉电刺激、患肢的抗痉挛摆放、关节的被动与主动活动等，以保持关节正常活动度及肌肉正常长度为主。再根据患者病情，脑梗塞患者一般在发病后3～5d，脑出血患者在发病后10～20d进行坐、立、行、走训练，同时通过具体的作业由易到难进行日常生活活动（ADL）训练与强化，每日1次，每次45min。康复师不断地与患者进行交流，讲解神经康复的基本原理及近期与远期目标，使患者对脑卒中有全面、正确的认识；不断肯定、鼓励患者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进行适当的心理疏导，以唤起患者战胜疾病的信心。
1.2.3疗效评定采用改良的Barthel指数（MBI）评定ADL，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评定抑郁状态，分别于治疗前及治疗第40d末各评定1次，并进行对比分析。HAMD24项评分≥8为轻度抑郁，≥20为中度抑郁，≥35为重度抑郁［3］。全部数据采用SPSS10.0统计软件包处理，并进行t检验。
2结果
治疗前后两组患者MBI、HAMD评定结果比较，见表1。
表1两组MBI、HAMD评定比较（略）
注：组内治疗前后比较P＜0.05，P＞0.05；两组间比较P＜0.05
表1显示，治疗40d末，研究组MBI、HAMD评定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
3讨论
PSD是脑卒中后常见并发症之一，其发生的机制不明，目前有两种学说：（1）原发性内源性学说，认为脑卒中后破坏了去甲肾上腺素能神经元和5羟色胺能神经元及其通路，引起去甲肾上腺素和5羟色胺之间的平衡失调；（2）反应性机制学说，即卒中后肢体功能的丧失，社会功能减退，角色转变，家庭关系等急性转变超出患者所能应对的范围；患者卒中后对疾病认识不足及对偏瘫后果恐惧导致精神压力过大；怕拖累家人、经济承受力的担忧等，多种家庭、社会、生理因素共同导致病后生理、心理平衡失调，而产生悲观孤独情绪，不愿意与人交流导致抑郁。
PSD与脑卒中的严重程度有明显的相关性［4］，患者的神经功能缺失越重，ADL越差，越易导致PSD。而随着ADL的恢复，患者的抑郁程度亦会明显改善。大脑是有可塑性的，早期康复治疗，因能有效抑制异常运动模式的产生，诱发正常运动模式，促使大脑的神经功能重组向符合生理要求的正确方向上发展。本研究显示，研究组治疗前后MBI、HAMD评定比较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显著性（P<0.05），对照组治疗前后改变不明显（P>0.05）；治疗后MBI、HRSD评定两组间比较，研究组明显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显著性（P<0.05）。随着康复治疗，患者肢体功能不断改善，ADL的不断改善，激发起患者康复的信心，心理障碍逐步消除，有利于PSD的恢复。
康复训练是有计划、有目的、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其间患者通过与康复师的不断交流，康复师的耐心的心理疏导，向患者传达积极的心理支持；通过建立良好的康复氛围，安排偏瘫患者的集体治疗，促进患者与患者间的交流及加强患者与家属间的沟通，使其心情放松、愉快，不断树立自信心，从而打消患者不良的心理防御体制，消除卒中后不良行为与处理方式，使患者能正确认识卒中事件本身，正确接纳自己与自己的疾病，能积极主动地参与治疗，从而解除抑郁。
总之，早期神经康复能从内因与外因两个方面改善患者的抑郁心理，促进PSD的恢复，而PSD的恢复，反过来又可加速康复进程的发展，最终改善患者肢体功能，减低致残率，改善预后。
参考文献
［1］于恺.卒中后抑郁的临床研究进展［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2004，4（5）：405
2胸部CT在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CT因其在解剖结构、组织密度方面明显优于X线,且费用较为低廉目前已经广泛地用做肺部病变的检查或用于筛查,对于早期肺癌,CT在显示肿块密度、分叶、支气管壁、肺部阻塞性感染、肺不张、淋巴转移等方面较X线明显优越。在中心型肺癌主要有肺段以上支气管腔内肿块,支气管壁增厚：支气管腔狭窄与阻塞,肺门区肿块等肺癌直接征象,继发性改变有阻塞性肺炎与肺不张,阻塞远端支气管扩张形成的黏液栓塞,以及病灶附近或(和)肺门的淋巴结肿大等；在型肺癌表现为：在肺野可见结节、块状肿瘤影，早期有时可见典型的空泡证,肿瘤进一步增大则可见分叶、毛刺等征象,较大的肿块往往可以发现肿块内的偏心性空洞以及结节影。对于较小的结节影或肿块影个人主张定期复查。
3MRI在早期诊断中的作用
磁共振不但能反映病变形态特征,还能反映组织学特征。MRI一般不作为肺部常规检查,对肺内小的肿块行MRI检查的目的多是CT检查后的补充。MRI可以多平面扫描,就能更好地显示肿瘤的结构以及周围的解剖关系,还有就是MRI具有良好的软组织分辨率,结合多平面扫描则能进一步区分病灶与正常结构,以确定病灶的范围。MRI还可发现肺门肿块和远处的肺实变。
4PET-CT在早期肺癌诊断中的作用
PET的应用主要是在对肿瘤的诊断方面,占其用途的85%。其原理是利用18氟2脱氧葡萄糖在恶变的细胞中蓄积提供组织代谢信息。一般作为肿瘤影像学检查的最后检查手段。PET-CT不光是能检查原发肿瘤,对于全身的转移性肿瘤其意义更大。现在许多学者更倾向于用PET-CT进行肿瘤的分期,指导临床治疗。
5各种影像学检查的优劣对比及互补
胸片简单易行可作为胸部疾患的筛选检查,对于常见的肺内肿块有一定的价值；CT具有良好的密度分辨率,并且CT图像没有重叠,其作为肺癌早期的首选检查已得到大家的公认,CT增强扫描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检查手段,对于肿瘤的检查作用较大。MRI在肺部的检查应用主要是对CT检查后的补充,特别是结构显示不甚清晰的患者和对造影剂过敏不能行CT增强的患者。PET-CT由于检查昂贵,存在假阳性和假阴性,故选择时应该合理。
澳大利亚女作家们立足与男作家们不同的视角，聚焦被男性所忽视的问题，特别对性别、种族和身份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展示了她们独特的价值取向，创造了“她们自己的文学”，所以有人评论道：“澳大利亚拥有不寻常的杰出的女性文学传统，它应该得到国内读者的欣赏和国外读者的更好了解。” [1]XV
一、女性问题
身为男权社会中的“第二性”，澳大利亚女作家们与世界各地的妇女一样，对妇女依附于男性、屈从于男性的古老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的体会，因此，她们的作品必然会关注妇女生活，力图表达她们对妇女命运的追问与思考。
澳大利亚最早的女小说家安娜•玛丽亚•邦（Ann Maria Bunn）在1838年匿名发表的小说《监护人》中，就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妇女问题，如女人要不要结婚？婚姻的基础应该是什么？如果没有了爱情，婚姻是否应该被解除？小说中的朱莉亚小姐在恋爱中觉得爱人十全十美，婚后却大失所望。“她才做了三个月的纪德夫人，就感到自己是世上最可怜的女人，因为纪德先生在他俩独处时，从来不会挽着她的手一起去共进晚餐，早上看到她也只是‘恩’一声。无论她做什么，他都不会表示感谢；无论她说什么，他根本不会聆听。”[2]175小说中的屈福特夫人也只把婚姻当作女儿的归宿：“我并不在乎他是否爱她，我只要他娶她。爱来得快，去得也快。” [2]100
在1854年发表的澳洲第一部女性小说《克拉拉•莫里森》中，女作家凯瑟琳•海伦•斯彭斯（Catherine Helen Spence）笔下的韦塞琳小姐把婚姻作为获得自己一生安定生活的唯一出路。与之相反，小说主人公克拉拉坚持自立自强，为了养活自己，不惜降低中产阶级小姐的身份，给人做女仆。。她用自己的汗水和才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的空间，更赢得了甜蜜的爱情。小说中的玛格丽特小姐则是作者的化身，她与凯瑟琳•海伦•斯彭斯一样，积极投身社会改革，闯入了长期为男人独占的世界，把一身奉献给了人类的进步事业，甚至决定终身不嫁。
女作家艾达•坎布雷奇（Ada Cambridge）的小说《三位金氏小姐》讲述了三位希望通过婚姻改变自己贫穷卑微命运的女子的故事；《违反规则》记叙了一位遭丈夫虐待的女子在误以为丈夫去世的情况下改嫁，导致被前夫纠缠不休，直至难产而死；《家庭主妇》塑造了一个整日忙于相夫教子的传统女性珀丽。她的诗作“一位妻子的抗议”和“ 誓言”等，则反映了女性羞于成为男子发泄“兽欲”的工具，拒绝接受单纯的肉体结合。
罗莎•布立德（Rosa Praed ）不仅根据母亲的经历塑造了《柳拉一家的运气》中的布伦达等女性形象，还把目光投向身陷婚姻暴力的妇女。她在小说《婚姻契约》中，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如“婚姻契约”适用于什么范围？女人是否有权离开暴力的男人？她的小说《纳丁：一个女人的研究》则提出：如果一个女人未婚先孕该怎么办？难道是她的错误吗？她在多大程度上有权背弃过去和获得自己的孩子？罗莎作品中对妇女和财产、家庭暴力、离婚、孩子监护权等问题的探讨，使她成为了一位女性主义的先驱。
二、种族歧视
在男权社会中，白人妇女与土著一样，都是白人男子征服的对象。白人妇女不会害怕黑人妇女，因为她们不相信黑人妇女会对她们的身体造成威胁。相反，白人男子对黑人妇女的压迫倒使白人妇女联想起女性的普遍经历。所以，在澳大利亚女性文学中，几乎找不到支持征服的主题，女作家们大多十分同情土著的遭遇。
早期最重要的女性日志作者安妮•巴克斯特（Annie Baxter）曾描述了一位奄奄一息的黑人土著妇女的悲惨生活状况，并写道：“不管是白人还是黑人，病弱的还是健康的——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姐妹！”[3]38澳大利亚第一位最重要的女诗人伊莱扎•汉密尔顿•邓洛普（Eliza Hamilton Dunlop）曾根据报纸上关于麦奥河大屠杀事件的报道，创作了“土著母亲”一诗，以一个幸存土著母亲的口吻，描述了土著被白人捆绑、斩首和焚烧的情景，哀婉动人。伊莱扎认为，土著也是人，也有家庭，有情感，不应遭到非人道的对待。为了更好地了解土著，伊莱扎还学习了土著的语言和文化，尝试着翻译土著的歌谣。女作家珍妮•冈（Jeannie Gunn）在小说《小黑王子》中，也表现了她对土著的爱和尊重，她笔下的黑人土著“真实而可爱，被以一种幽默和同情的笔调展现在读者面前。”[4]699罗莎•布立德则在自传《我的澳大利亚童年》中，写到了她和黑人伙伴瑞戈的友谊。她的小说《逃亡的安娜：荒凉丛林中的罗曼史》通过一位从暴虐的丈夫身边逃到丛林中与土著共同生活的白人女子安娜的视角，赞扬了土著，批判了白人的残忍与严酷，特别是白人对黑人的杀戮。
凯瑟琳•马丁（Catherine Martin）创作的澳大利亚第一部以黑人土著为主人公的长篇小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旅程》讲述了土著女子伊利亚帕的经历：她目睹大批白人在原来土著居住的地方安营扎寨，开矿淘金，经常平白无辜地拘捕和关押黑人。她丈夫被逼远走他乡，她儿子又被白人抢走。为了找回儿子，她踏上了长路漫漫的旅程。小说由此展现了一位土著母亲的骨肉分离之痛，进而谴责当时白人为了同化黑人而普遍采取的将土著母子隔离、把孩子送到白人教会学校教养的非人道之举。小说还从土著的视角，批驳白人的价值观。例如，伊利亚帕的丈夫说：“我学会了骑马、赶牛、牧羊；我学会了挖井、清洗容器和修筑围墙。但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对白人和他们的生活方式就厌倦了，因为他们总是今天想着明天或下个月必须做什么，而我累了之后只想到丛林里去，去打猎、捕鱼或捉鸟，想睡就睡，想起就起。”[5]34
三、身份认同
早期的澳洲女作家大多是英国移民，她们远离故土和亲朋，对母国充满了眷念之情，为此她们努力在文学作品中确认并补偿背井离乡所造成的心理分裂；她们在澳大利亚定居后，又深深爱上了这片神奇的土地，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将澳洲真实、准确地呈现给欧洲读者，以免他们把澳洲看作荒蛮之地。
路易莎•梅瑞狄斯（Lousia Mererdith）在移居澳洲之前已在英国发表过若干作品，她最初在澳洲发表的作品不少仍以英国为背景，表现出对英国价值观的尊崇和对母国的思念，但她后来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对澳洲的喜爱和对澳大利亚的忠诚。她认为澳大利亚人不应该单纯模仿英国人，而应该根据自身环境的特点，形成自己的生活习惯。例如，她在《1839-1844年居住新南威尔士期间对该殖民地的记录》一书中写道：“这里出产一些很棒的鱼••••••但在悉尼的餐桌上，我却从未看到过当地的鱼。只有来自英格兰的鳕鱼和鲑鱼，价格极高，而依照我的口味来看，它们根本没有澳洲那些便宜的鲜鱼好吃。但人们总认为‘贵的”东西才有‘品位’，任何事情都要服从这种标准。”[6]43当然，她也批评澳大利亚人文化气息不浓：“先生们不是没时间看书，就是觉得看书没有抽烟带劲；女士们则如一位诙谐的朋友所说，‘更注重脑袋外部而不是内部的装饰’。”[6]49同样，艾达•坎布雷奇婚后一个月就随夫移居澳洲，她在《三十年》中仍忘不了当年与亲朋话别的场景，发出了思乡的感叹。但是，她又写道：“（澳大利亚）真是个好地方。虽然我有些思乡，却还要满怀真诚和感激地说，我在这儿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幸福。并且，我百分百地相信，澳大利亚迟早将迎来辉煌的解放和进步，并必然会变得美好而伟大。” [7]303-304
生长于澳洲而后却回英国定居的罗莎•布立德的作品也涉及到如何使新、旧世界的价值观一致的问题。。她曾在向英国读者介绍自己的小说时写道：“用几页书稿描述澳大利亚生活的不同层面是我长久的愿望。小说中人物的主要兴趣和热情与活跃在欧洲舞台上的社会名流完全一致，但是他们又受到了来自澳大利亚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年轻而又充满活力的澳大利亚民族的影响。” [8]iii-iv她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英国公众更多地了解澳洲。
至于在澳洲土生土长的女作家路易莎•阿特金森（Lousia Atkinson）和路易莎•阿尔布雷•劳森（Lousia Albury Lawson）等，她们没有新旧两个世界的情感交织问题，而全心全意地支持着澳大利亚。。路易莎•阿特金森的小说《移民格特鲁德：一则殖民生活故事》再现了澳大利亚人所经历的种种考验，如丛林、干旱、火灾、死婴等，表达了她对澳大利亚深厚的感情。路易莎•阿尔布雷•劳森则在作品中表达了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激情。她在《澳大利亚的歌》一诗中写道：“我们在伟大而崇高的土地上欢呼，它是南海的骄傲。” [3] 226她在另一首诗《澳大利亚妇女》中则写道：“这个国家的女儿们，怀着宏伟而壮丽的理想，伴着无聊的寂寞孤独，来到这片土地，把自己奉献给国家，成为一个爱国的群体。” [3]226
[参考文献]
[1] Spender, Dale. Writing a New World: Two Centuries ofAustralian Women Writers [M]. London and New York: Pandora. 1988.
[2] Bunn , Ann Maria. The Guardian: ATale by an Australian [M]. Sydney: J.Spilsbury, 1838.
[3] Adelaide, Debra. A BrightAnd Fiery Troop：Australian Women Writers of the NineteenthCentury [C]. Penguin Books,1988.
[4] Green, H.M., History ofAustralian Literature [M]. Sydney:Angus & Robertson, 1984.
[5] Martin, Catherine. TheIncredible Journey. London:Pandora Press,1987.
[6] Mererdith, Mrs.Charles. Notesand Sketches of New South Wales during a Residence in That Colony from 1839 to1844[M]. London: John Murray, 1844.
[7] Cambridge, Ada .ThirtyYears in Australia [M]. London: Methuen, 1903.
一．儿童阅读材料的选择
1、涵盖简单的图画，主角鲜明，背景一目了然
由于6到9岁的儿童基本上还很好动，大量的字会让他们很轻易就走神，因此阅读书籍中简单的图画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图画的存在也让孩子们可以更清楚地理解文章内容，丰富他们的想象力。再考虑到那时的儿童思想还没有成熟，所以主角应该是鲜明的，要让小朋友们一看见文章就明白故事的主人公是谁。同时，就像孩子们世界本身就很简单一样，故事的背景也要简单易懂，一目了然。
2、情节简单，对话简洁，并且最好图书中有重复的语言和情节
根据此年龄段孩子的特点，现在他们的生活阅历还比较少，同时，要让他们常时间保持注意力集中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此年龄段孩子们阅读的文章具有情节简单，对话简洁的特点。同时，由于注意力很难集中，因此，应该为他们选择有重复的语言和情节的书，可以加深他们对故事的影响，起到良好的记忆效果。
3、贴近生活，有一定的挑战性
次年龄段的小朋友的阅读书籍选择上，应该多找一些贴近生活的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在阅读中对生活有一个小的认识，一方面也可以激发他们的兴趣，对他们的健康成长有所帮助。同时，此年龄段的孩子大多数对生活都是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因此，阅读这类的书籍，对他们本身来说也是一件有挑战的事情。
4、充满童趣、情感积极
在图书选择上，我们应该选择充满童趣，书籍所反映的图书室积极向上的。让孩子们在阅读中不仅体会到阅读是快乐的，同时，阅读书籍应该要是能对他们有一个正确引导的。
5、启蒙孩子，帮助他们获得一些简单的道理
次年龄段的孩子，阅读还有一大目的就是，可以在阅读中逐渐的明白一些道理，可以在以后对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养成起到一定的帮助，在阅读中一些些小的道理全部汇总在一起就可以构成大智慧。因此选择好的阅读材料是十分重要的。
好的阅读材料对人的影响将会是一身的，不在于你在多少岁遇到了这种书，有可能，正是你你在很小时阅读的一本书就将会影响你的一身，成为你的信仰，追求。因此，结合以上特点，我认为适合此年龄段孩子阅读的书籍有：
[一年级推荐]《文字的奥秘（3册）》《阿罗系列（7册）》《猜猜我有多爱你》《爷爷一定有办法》《恐龙的温馨故事绘本（2册）》《小企鹅心灵成长故事（5册）》《“我在这儿”成长阅读丛书系列（9册）》《小猪唏哩呼噜》[二年级推荐]《比得兔的世界（5册）》《恩德童话绘本（7册）》《小淘气尼古拉的故事（5册）》《波普先生的企鹅》《了不起的狐狸爸爸》《没头脑和不高兴》《丁丁历险记（22册）》《巨眼丛书（10册）》[三年级推荐]《父与子全集》《晴天有时下猪绘本（6册）》《亲爱的汉修先生》《草原上的小木屋》《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浪漫鼠德佩罗》《我们去看海》
二．阅读方法的选择
1、与家长一起制作阅读小卡片
此年龄段的孩子做事情很难集中注意力，并且坚持，因此，这就需要家长的帮助了，应该在家长的引导下，一起来阅读。和家长一起制作阅读小卡片，一方面可以培养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一方面这也是对阅读的总结，可以巩固他们所读的内容，同时，也锻炼了他们的总结能力。而且在制作过程中，也增进了亲子间的感情。
2、养成摘录好词，好句，好段的习惯
此年龄段的孩子阅读时很盲目，很多人并不是很清楚自己在读什么，为什么要读，因此，应该让他们养成摘录的好习惯，将自己喜欢的，觉得含有道理的词语，句子，段落摘录出来。一方面这也是以后写作的好材料，一方面也使孩子们阅读目的明确。
我院2007年1月～2011年10月共收治26例妊娠晚期胎盘早剥的病例。该26例产妇年龄为20～41岁，平均年龄为28岁，其中有22例初产妇，4例经产妇。发病时有3例孕妇孕周≤28周，5例孕妇孕周在28～34周，7例孕妇孕周在34～37周，11例孕妇孕周≥37周。在本组资料中有14例孕妇是流动人口。根据胎盘早剥临床表现对本资料选取的26例患者进行分型：有14例孕妇为轻型胎盘早剥，12例孕妇为重型胎盘早剥。
1.2辅助检查
对本组选取患者均行B超检查，提升有11例是胎盘早剥可能者，阳性率为42.31%，其中有7例为重度胎盘早剥者。同时对26例患者均行纤维蛋白原测定、部分活化凝血活酶时间、凝血酶原时间、血常规检查，有1例患者血红蛋白＜60g/L，11例患者在60～90g/L。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患者中有3例患者凝血酶原时间延长值＞3s，血小板均＜10×109/L；3例患者纤维蛋白原＜1.5g/L。
2结果
一、引言
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国家阅读委员会（National Reading Committee）针对当时20%――40%的小学一年级学生因为不会阅读而产生学习障碍的问题提出了“阅读准备”（Dyslexia）的观点。由此便引发了对早期阅读价值问题的争论，“一些教育家认为，如果大脑没有在适当的时候受到刺激，有些东西就会永远丧失。而持不同意见的一些教育家认为，学前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尚未成熟，一般很难有效地学习和阅读；人为的加速儿童的发展，是一种强制性的早期学习，忽视学前儿童和学前教育的特点，不利于儿童个性的和谐发展。”（顾明远，1998）
近年来，早期阅读成为国内学者关注的理论之一，《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2002）也明确的把幼儿早期阅读方面的要求纳入了语言教育的目标体系，提出要“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感兴趣；利用图书、绘画和其他多种方式，引发幼儿对书籍、阅读和书写的兴趣，培养前阅读和前书写技能。”不可否认的是，与国外相关研究相比，国内关于早期阅读研究起步较晚，并在早期阅读能力的理解上存在较大差异，在早期阅读能力的影响因素方面研究较少，尤其是国外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的家庭读写环境与早期阅读能力的相关研究，国内更是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对我国既有研究进行梳理、反思、展望。
二、概念界定
（一）阅读
《教育大辞典》对“阅读”定义是：“阅读时一种从印的或写的语言符号中取得意义的心理过程。”“阅读也是一种基本的智力技能，这种技能是取得学业成功的先决条件，它是由一系列的过程和行为构成的总和。”（顾明远，1998）美国早期阅读委员会认为，阅读可以定义为：以理解为目的，运用书面拼音知识和口语语音知识，从印刷文字中获取意义的过程。（凯瑟琳・斯诺，2006）
（二）早期阅读
《教育大辞典（下）》中指出：早期阅读（early reading）是儿童1岁半以后即开始的阅读。主要由成人将儿童读物中的内容读给幼儿听，儿童识字后，进入自己阅读。
《中国教师新百科・幼儿教育卷》指出，早期阅读是学前幼儿接触、学习书面语言的活动。相对于学习口头语而言，早期阅读是幼儿开始接触书面语言的表现，早期阅读应当包括一切与书面语言学习有关的内容。
三、我国既有早期阅读研究主要内容的梳理
（一）关于早期阅读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
早期阅读的内涵特点、价值以及早期阅读能力的构成是早期阅读研究和早期阅读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只有弄清楚这些问题，才能正确的开展早期阅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最早的相关文章是由周兢、程晓樵1995年撰写的，在以后的一些文献当中（黄晓娟，2002；周兢，2002、2005；张明红，2000、2005；余珍有，2005、2006、2008），研究者基本上对早期阅读的价值问题达成了共识。早期阅读核心能力的研究却不容乐观，只有少数介绍国外研究成果的文章以及周兢所提出的三种主要核心能力的理论建构。
2001年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第一次明确的把早期阅读教育纳入幼儿园语言教育的目标体系，为早期阅读教育的研究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但是，由于早期阅读教育的理论体系总体上滞后于教育实践，有关早期阅读教育的一些问题，迄今为止尚未在幼教界形成共识，导致实践层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根据近几年来对早期阅读教育的思考，早期阅读教育中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刘先芳，2007）认为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
1.目标单一、片面
很多家长和老师在对早期阅读的理解上有些偏颇，过于强调认知，把阅读当成一中获取知识的手段。甚至很多人直接把早期识字等同于早期阅读，使得早期阅读的目标人为的被缩水。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识字，有集中识字的现象，使幼儿的注意力只在汉字上；过分强调认知，过早的让幼儿把阅读当做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
2教学方法不当
在早期阅读教学中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是片面强调记忆，以幼儿会复述故事为主要目的；而是强调材料中的文字信息传达给幼儿，以识字代替阅读；三是忽视了幼儿自主阅读习惯、阅读兴趣、能力的培养。如取书、收书、翻书的基本常规；听读、朗读、跟读、欣赏的基本能力；握笔、坐姿的一般常规等都是在幼儿阶段应该形成的，对幼儿今后成为有效地阅读者、流畅的阅读者有很大的帮助。
3.阅读的环境比较缺乏
“让孩子成为读书人，让社会充满书香。”这无疑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目前大多数社区、家庭还没有形成有利于读书的环境和习惯，对幼儿的阅读获得缺乏科学指导，幼儿缺乏良好的阅读氛围的熏陶，缺乏适宜的阅读环境。文雅有序、温馨人文的高质量的阅读环境，在目前幼儿园的环境创设中体现的较少。（刘先芳，2007）
（二） 关于早期阅读教育价值与意义的研究
我国学者对早期阅读中一些重要的维度进行剖析，如早期阅读的意义、价值等。周兢在1996年就提出幼儿园早期阅读教育“可以帮助幼儿获得最佳的早期阅读效果，幼儿在集体环境中与教师、同伴分享阅读的快乐，从而提高他们参与阅读的积极性。”也有学者从幼儿发展角度认为早期阅读在丰富幼儿应有的词汇，提高语言理解能力、思维的发展，密切亲密关系、师幼关系和同伴关系，在幼儿情绪与社会性发展等方面有显著的作用（张明红，2000）。
1.从语言发展的角度
有学者指出早期阅读核心价值是引导儿童从理解和运用日常用语，向理解和掌握科学的语言发展，并以此理解文本内容所蕴含的人类智慧（章红，2009）。
2.从儿童发展的角度
幼儿早期阅读可以扩大幼儿生活、学习的范围；建立初步的“读写”自信心；提高儿童的自我调适能力；享受分享阅读的兴趣等（余珍有、周兢，2003）。有学者在肯定上述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幼儿早期阅读是积极刺激智力发展的一剂良药，有利于开发右脑的潜力，阅读可以丰富幼儿的经验，增添幼儿的生活感受，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阅读能力是学习的基础，是幼儿为入小学做准备的重要方面；良好的阅读习惯会陪伴和影响整个求学过程，使儿童终身受益（祝士媛，2007）。
（三）关于早期阅读教育策略的研究
培养儿童基本阅读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过程，在日常生活中利用一定的指导策略，可以有效地提高阅读的识记效果，增强儿童阅读理解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有效地促进儿童阅读能力的形成，促使儿童尽早从亲子阅读、分享阅读向自主阅读过渡（杨玲，2010）。
解决早期阅读教育问题的有效策略包括：
1.完善早期教育的目标体系
早期阅读的主要目标是兴趣的培养，因此阅读的范围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文本材料，还应该包括图画、标识标记。除此之外，通过早期阅读还能帮助幼儿积累一系列社会文化方面的经验；；促进儿童人际交往和认识世界，形成健全的人格；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成为流畅的阅读者等。因此，幼教工作者有必要对现有的阅读教育目标做一些理性的分析，不管教师们使用哪一套教材，都要结合幼儿的实际情况对阅读目标做出适当的调整。
2.提供新鲜、优秀的的文学作品
鲁迅先生就特别强调“给儿童提供有价值有味道的文学作品”，虽然目前还没有量化的衡量标准，到底应该给幼儿提供怎样的文学作品才能算是优秀的、有价值的、有味道的。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1）注重幼儿的生活体验，反映儿童的真实感受；（2）注重嘴贫的趣味性、戏剧性；（3）注重作品的新颖性；（4）注重作品的艺术性、文学性。
四、对我国既有早期阅读研究的反思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幼儿早期阅读研究的发展在研究内容、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等方面呈现出一些总体特征，对幼儿早期阅读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不少值得借鉴或反思的地方。
（一）研究还需得到重视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早期阅读教育在我国幼教领域轰轰烈烈的展开，时间的发展催生了理论研究的不断发展，早期阅读研究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主要表现在早期阅读研究文章的数量逐渐上升，参与研究的人员不断增多，由最开始以理论工作者为主体，到现在不断扩大的研究队伍。在分析文献的基础上可以看出，研究主体还较缺少经营行政部门的参与，且一线教师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早期阅读教学经验的分享阶段。
（二）研究内容亟需扩展
目前关于早期阅读的研究涉及到早期阅读的本质、功能机对儿童个体发展的价值；关心学前儿童早期阅读核心能力的培养，早期阅读环境的创设和阅读材料的选择与运用，早期阅读的方法和途径等。有资料显示，其中有关激发儿童的阅读兴趣、培养儿童良好的阅读习惯与能力的方面的经验总结类研究较多。总体表现在不断深入，但内容的广度还不够，同时可以发现关于本土化的研究较少，研究者多从一般意义上谈论早期阅读教育，而缺乏结合当地实际的研究。
（三）研究方法有待多样化
幼儿早期阅读的结构、过程、环节的多层次性决定了早期阅读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因此，研究者旨在通过方法引进、丰富早期阅读研究的思维方式，来更新早期阅读观念，开拓早期阅读研究的领域。近几年，我国早期阅读研究的发展开始尝试用教育学、心理学、个案研究等方法进行研究，其中以华中师范大学周兢为代表，开始将国外脑科学与眼动技术引入，但总体上来说，我国早期阅读在研究方法上还处在不断尝试和创新的阶段，开始摆脱以往以经验描述为主的研究范式，逐渐形成我国早期阅读研究系统的研究范式。
近几年对早期阅读研究的不断深化和拓展，使得人们得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一定的思考，并取得了不少成果。尽管我国幼儿早期阅读的研究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我们也可以明确未来我们的早期阅读研究必然会与具体的教学实践更加紧密的相结合，并以促进幼儿早期阅读理论的系统化，教学实践的合理化和务实化为最终追求。
参考文献：
[1][5]顾明远主编.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下[M].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1978.
[2][13]张明红.关于早期阅读的几点思索[J].学前教育研究，2000.
[3][10][16]周兢.早期阅读发展与教育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6]凯瑟琳・斯诺.预防阅读困难：早期阅读教育策略[M].胡美华等译.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序言.
[4]教育部.《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7]张必隐.阅读心理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8]张明红.从信息加工心理学的理论看早期阅读的教学策略[J].学前教育研究，2005.
早期电影产业研究
法国国立科学院研究员安娜女士对“联华”做了详尽分析,通过《银汉双星》、《联合交响曲》、《艺海风光》三部影片概括“联华”作为一个文化专业公司的历史与特点。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腾飞研究了战后“华影”从固定资产接收、影片的处理和电影人的处理三方面详尽地阐述了国民党对“华影”的全面接收与处理情况,提出“双重敌化”的概念以括定“华影”及其影人的命运。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宫浩宇认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成立是国民党构建自己的电影管理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体现了其电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借由“国家经营”的方式使电影的教育性和宣传性得到充分开发和张扬,以同由民间资本所掌控的娱乐化电影构成互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镇则通过黎民伟留下的《记事簿》,用统计学、会议学和企业管理等角度来观察1926~1927年的经营状况,解析民新公司的真实处境和亏损的多重原因。他认为时代不幸使明星公司盘算生意亏损,但掩盖不了黎民伟电影的救国精神。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李丁认为,新华产业发展的脉络呈现了一个民族电影产业发展的壮大的艰辛之路。新华公司的古装片创作实践了其提升中国电影制作水平以抗衡好莱坞,把制片厂的发展呈良性循环的态势。新华公司的有序发展促进孤岛制片业、发行放映业的发展,使国语片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并推进中国电影的海外扩展。
早期电影史料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殷福军依据万氏兄弟的回忆录,推翻了目前中国动画学界公认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于1922年的说法,并确证其创作实践为1925年下半年。他指出这部动画广告片并没有拍摄成功,而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季晓宇从地处长江流域的南通切入,从电影、戏剧业两方面探寻南通的地域文化及精神品性与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南通早期电影事业、南通影人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活动等角度考察地域文化的作用及贡献。江苏警官学院科研处教授彭耀春指出,侯曜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电影编导与重要的电影理论家,长期以来却因为“边缘化”而被部分“模糊”或“遮蔽”。他考证侯曜1924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专修科,是南京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人,并对侯曜戏剧电影创作做一定述评。
早期电影出版物研究
“电影出版物研究”分论坛主要在史料研究、传播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层面进行研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刘琨与孙晓天从大众文化研究出发,认为《影戏杂志》作为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在中国影戏还处于襁褓时期时,以视觉和话语文本的的双重刺激培养了读者的“明星意识”,用巧妙的方式在“民族影业”缺席的情况下发起了民众对“民族影业”的想象,并肩负起了启蒙现代思想和传播影戏智识的双重任务。浙江大学盘剑教授提出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审视《每日电影》,认为《每日电影》正是在多元的海派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一种“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当代电影》编辑檀秋文则引入编辑出版学研究纬度,从梳理板式设计、文字编排、印刷等特点切入总结《时代电影》的办刊特色认为,从言论的包容性、空间的扩大性、时间的延长性和深度的理论性都表明了《时代电影》始终坚守着精英文化的立场,建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话和共生机制。早期电影明星与人物研究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徐文明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营销活动中,女明星是一个重要的促销卖点,她们通过登台表演,赠送照片等方式间接或直接参与到国产影片的终端市场营销过程中,推进了早期电影放映机构发展和中国电影营销活动的多样化尝试。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古市雅子依据所掌握的日方文献以及能阅及的中方文献,勾勒了甘粕正彦从政治到影业漂移的历史,对他在满映的活动与经历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唐佳琳从被建构的个体来叙事,对1930~1949年的金焰明星现象进行探讨,认为金焰具有时代青年的多重面相,其后金焰的自由个体无法逃离他的公共形象的规约,商人依然能在“电影皇帝”这个符号上看到价值,但左翼文化和以后新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则很可能对这个符号心存防范。该分论坛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认为“明星?人物”分论坛的研讨未被作者论和明星理论牵引,而是真正深入到历史中去,立足史实,感怀人生,剖析人性,充满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
早期中外电影互动
早期电影产业研究
法国国立科学院研究员安娜女士对“联华”做了详尽分析，通过《银汉双星》、《联合交响曲》、《艺海风光》三部影片概括“联华”作为一个文化专业公司的历史与特点。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王腾飞研究了战后“华影”从固定资产接收、影片的处理和电影人的处理三方面详尽地阐述了对“华影”的全面接收与处理情况，提出“双重敌化”的概念以括定“华影”及其影人的命运。南京艺术学院博士研究生宫浩宇认为，中央电影摄影场的成立是构建自己的电影管理体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体现了其电影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借由“国家经营”的方式使电影的教育性和宣传性得到充分开发和张扬，以同由民间资本所掌控的娱乐化电影构成互补。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镇则通过黎民伟留下的《记事簿》，用统计学、会议学和企业管理等角度来观察1926～1927年的经营状况，解析民新公司的真实处境和亏损的多重原因。他认为时代不幸使明星公司盘算生意亏损，但掩盖不了黎民伟电影的救国精神。哈尔滨理工大学艺术学院讲师李丁认为，新华产业发展的脉络呈现了一个民族电影产业发展的壮大的艰辛之路。新华公司的古装片创作实践了其提升中国电影制作水平以抗衡好莱坞，把制片厂的发展呈良性循环的态势。新华公司的有序发展促进孤岛制片业、发行放映业的发展，使国语片市场占有率逐年提高，并推进中国电影的海外扩展。
早期电影史料
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学院讲师殷福军依据万氏兄弟的回忆录，了目前中国动画学界公认的《舒振东华文打字机》创作于1922年的说法，并确证其创作实践为1925年下半年。他指出这部动画广告片并没有拍摄成功，而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南京艺术学院硕士研究生季晓宇从地处长江流域的南通切入，从电影、戏剧业两方面探寻南通的地域文化及精神品性与早期中国电影之间的内在联系，从南通早期电影事业、南通影人在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活动等角度考察地域文化的作用及贡献。江苏警官学院科研处教授彭耀春指出，侯曜作为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派电影编导与重要的电影理论家，长期以来却因为“边缘化”而被部分“模糊”或“遮蔽”。他考证侯曜1924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教育专修科，是南京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负责人之人，并对侯曜戏剧电影创作做一定述评。
早期电影出版物研究
“电影出版物研究”分论坛主要在史料研究、传播学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等层面进行研讨。中国传媒大学艺术研究院博士刘琨与孙晓天从大众文化研究出发，认为《影戏杂志》作为中国最早的电影杂志，在中国影戏还处于襁褓时期时，以视觉和话语文本的的双重刺激培养了读者的“明星意识”，用巧妙的方式在“民族影业”缺席的情况下发起了民众对“民族影业”的想象，并肩负起了启蒙现代思想和传播影戏智识的双重任务。浙江大学盘剑教授提出以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审视《每日电影》，认为《每日电影》正是在多元的海派文化语境中形成的一种“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当代电影》编辑檀秋文则引入编辑出版学研究纬度，从梳理板式设计、文字编排、印刷等特点切入总结《时代电影》的办刊特色认为，从言论的包容性、空间的扩大性、时间的延长性和深度的理论性都表明了《时代电影》始终坚守着精英文化的立场，建构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对话和共生机制。早期电影明星与人物研究浙江万里学院文化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徐文明认为，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营销活动中，女明星是一个重要的促销卖点，她们通过登台表演，赠送照片等方式间接或直接参与到国产影片的终端市场营销过程中，推进了早期电影放映机构发展和中国电影营销活动的多样化尝试。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古市雅子依据所掌握的日方文献以及能阅及的中方文献，勾勒了甘粕正彦从政治到影业漂移的历史，对他在满映的活动与经历做了较为详尽的叙述。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副教授唐佳琳从被建构的个体来叙事，对1930～1949年的金焰明星现象进行探讨，认为金焰具有时代青年的多重面相，其后金焰的自由个体无法逃离他的公共形象的规约，商人依然能在“电影皇帝”这个符号上看到价值，但左翼文化和以后新中国文化的建设者则很可能对这个符号心存防范。该分论坛主持人北京大学教授李道新认为“明星•人物”分论坛的研讨未被作者论和明星理论牵引，而是真正深入到历史中去，立足史实，感怀人生，剖析人性，充满一种人文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关怀。
早期中外电影互动
上海大学教授陈犀禾认为，应当把中外电影交流纳入早期电影史的研究之中。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李亦中从机件引进、观影舆论、绳准与借镜、营运理念四个方面对外来电影影响从理论上、逻辑上做出比较全面的关照。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研究生黄琳认为，应该把外国电影接受研究纳入中国电影史研究范畴，她关注早期法国电影在中国的传播与放映情况，她本人亲往法国百代公司进行资料查寻与考证，指出了对目前存在的早期法国百代公司在中国发展状况的一些说法的出入和失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张燕注重美国电影和早期中国电影的互动。探讨了早期的陈查理电影创作及其对中国类型电影的影响。上海大学影视学院聂伟教授将2004～2005年间中国电影资料馆发掘出的韩国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迷梦》、《渔火》与《军用火车》，与同时代的中国电影《三个摩登女性》、《船家女》与《风云儿女》进行对照研究，认为它们在题材、主题与摄影风格等方面表现出诸多相似之处，显示出中韩电影意象建构系统的通约性，在面对现代性文明的覆盖与军事化殖民的相似历史境遇中，共同汇合处具有东亚美学雏形的电影风格。早期粤港电影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赵卫防与他的学生赵益认为，美国《电影世界》杂志1914年7月25日刊发的对罗兰•F•万维沙的访谈的面世，进一步证实了《庄子试妻》早于《偷烧鸭》一说，从根本上撼动了正统的中国电影史学对早期香港电影的表述。而认为《庄子试妻》的导演为黎北海的说法，则远不如是万维沙、黎民伟的说法更贴近史实。黎民伟六子黎锡带着黎民伟日记原件、记事簿参加“粤港电影”分论坛，介绍了其父在辛亥革命前后思想的变化，指出黎民伟和他的团队最早拍了大量孙中山活动的资料与早期国共活动的影像。黎民伟经过国共两党之争之后政治上参与就少了，或者基本上不参与。此外，刘辉、吴月华、沙丹等研究者对上世纪20年代的广州电影业、战前的香港影业以及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的香港左派电影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