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启动和组织“校本教育科研”的动机上，必须淡化“功利”
学校启动和组织教育科研必须先端正并明确目的。中小学校教科研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解决目前学校教育发展或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实际问题，以期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其代表性的三个特征就是“为了学校”、“基于学校”、“在学校中”。也就是说中小学的课题研究必须从身教育教学面临的突出问题中来选“题”，从日常的教育教学中找“题”，从成功的教育教学经验中命“题”，从教师自身课堂实践的矛盾冲突中定“题”。只有这样，教师在科研实践中才能渐进生成先进的教育思想，形成精湛的教学艺术。这才会使中小学教科研充满生机与活力，并在符合“科学性”与“方法论”的前提下学校的科研氛围日趋浓厚。
事实上，目前学校教育处于一个确实需要实践工作者研究的阶段。有好多实践性的问题应该说大家都了解，但却都不知道怎样去解决。比如择校问题，学生早熟“交友”、盲目追随偶像、考试，还有学生发展性评价方面的问题等。但中小学校又不同于专门的教科研部门，广大教师更不同于专业教科研工作，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走专业化研究的路子。但是教师却有自己的“别一天地”，有自己教科研的独具优势——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的学校生活，富有个性的成百上千学生，以及由此所构成的绚丽多姿、目不暇接的教育风景，还有那年复一年常见常新、活生生的教育教学实践及活动，以及由此积淀并内化的丰富而厚实的经验体会和感受体验。这些都为广大教师投身教科研的活水源头，也为学校教育科研提供了坚实的“基点”。“雾里看花”或“玩空手道”，是万万不能的。教育科研本身也有其“严肃性”，不容世俗的“功利”化。学校教育科研必须淡化“功利”色彩，切实从实际需要出发，把校本教育科研定位于“实在、管用、有效”上，具体的教科研工作都要在前提下启动并组织实施。
二、在主攻方向上，要避免“跟从”，注重“创新”，选取“校情”中的热点、难点、疑点和关键点
中小学教科研的基本任务是解决中小学教育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教育实践”是中小学教科研课题的主要源泉，也是一线教师研究的重点。具有“创新意义”的课题研究，应该具有“校本”、“师本”特征。我们如果就学校及教师本身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进行调查、归类，找出共同特点，再结合先进的教育理念对其进行修正、提炼，去伪存真，这是很有意义的事。各学段的中小学，既有它的共性，更有各自的个性。正是由于各校独特的校情，才使“校有特色”成为办学者努力追求的目标，这方面的研究就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学校教科研只要致力于从学校教育教学的表象出发，并引发进行一些较有深度的理性思考和研究，有计划地进行问题筛选经验提炼资料寻疑现状分析意向转化，这本身就是“创新”。
要重视从“弱项攻关”和“强项冒尖”两个维度来确定研究的主攻方向。“弱项攻关”就是要针对学校教育发展中存在的明显薄弱点引导重点研究，全力攻关力求有所突破，由弱变强；“强项冒尖”就是对已经显示出来一定优势或具有较大潜力的优势项目，通过专题组织研究，予以重点强化，使之成为代表学校乃至更大范围产生名牌效应。教科研的选题往往反映整个研究的价值，引导着研究的方向，也制约着教研工作的程序和方向。尤其在“走进新课程”以后，教育理念的巨大变革，课程资源的开发挖掘，教学模式的重新构建，教学内容的优化组合，教学方法的择善而从，师生关系的重新确立，教学评价的多元化趋势等无不是课题选择的“源头活水”。
三、在教改过程中，要做好“生成过程”资料的积累、记录和整理
广大中小学教师在教改过程要重视探究，注重教改的实效。首先要弄清“基本概念”及教改的范畴，其次要注意“材料的积累”。一个课题的实施乃至于一个教师的成长，更需要自身大量的实践活动，需要经历一个艰苦磨练的过程，哪怕是实施中的失误与偏差也是很宝贵的研究成果。因此，在专家论证、名师指导后的“操作过程”、“自我练兵”更是万万不能忽视的。只有扣住“研究内容”，层层推进，步步深化，由表及里，去伪存真，才能使教科研方案的假设及成果浑然一体。否则就会给人以无本之木之嫌。教科研的实施，是一个从假设到验证、再到推广，或者是调查分析、经验概括、实施推广的过程。对广大教师而言，就要保持清醒的认识，不要过高地企求自己的某项研究能解决系列重大的所有问题。我们研究思考的过程，也是自身渐进提高的过程。起码可以使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事业心、责任感得到提高，这种潜在的积极效应往往影响久远、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大教师关注教改过程及资料收集、记录整理，这与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同样有意义、有价值。
四、在认定和评价教科研成果时，谨防“虚空”，关注“实效”
对于广大中小学教师来说，从事的主要是“应用性研究”，研究的主要方法是“行动研究法”，研究的目的在于应用，并在应用中再进行研究、改进和发展。课题“研究”并不是主要为了结集论文、展示成果、获得奖项，而是为了积淀经验、形成反思，提升理念、形成规律，并加以总结、推广。中小学教育科研成果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应是：研究中小学教育问题，其成果必须是通过有目的有计划的研究而获得，并对中小学教育改革和发展有一定社会价值，甚至对教育科学发展有一定学术意义。这样的研究才是最有价值和意义的。当然成果成熟度的要求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如果用理想化的成熟度标准去衡量不很成熟的中小学教师科研成果，就会挫伤实践者的积极性。我们还要注意鼓励涉足于科研的教师的坚定信心。
中小学教科研成果的评价认定，我想除了对课题研究本身的成果的认定外，还应该包括对学校教科研机制状况的评价认定。我们有必要关注学校是否形成有效的教科研机制。学校要在提高教师的主体意识、引导教师志愿参与，倡导教师及教研组间的合作竞争方面做工作。要通过机制创新以激励、塑造、发展和凝聚教师在“研”字上做文章，在“实”字上求真效。要倡导中小学教师与高校教师专家、教研员结成研究共同体，学校部分教师之间结成研究共同体，在形成浓郁学术氛围上下功夫，这才是中小学教科研的真正价值所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浓厚“校本研究”的氛围，实现“科研兴校”的宏伟目标。
五、教改及科研成果推广应用方面，力戒“依葫芦画瓢”，要学会变通、合成和更新
从一定意义上讲，一项研究成果的完成，不是终结于研究结题报告或得奖。而更要看重该成果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是否能得以推广应用并转化为学校或一定区域的教学效益。离开了成果推广和转化为效益这一环节，教科研就失去了研究的价值和存在的实际意义。在成果推广应用方面，目前必须重视解决三个方面问题：
一是“变通”。我们对好的教改成果不能依葫芦画瓢，照办照套，即使是纯粹本地区本学校的成果，也会因人、因时变迁、由外部环境变化而难以适应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现在可行吗？二是怎样变通更可行？我们要把变通贯穿于教改的始终。
二是做好嫁接与合成。教改过程是一个灵活度大、综合性强、变量多的动态过程。要比较精细地做好相关成果重新嫁接与组合的工作，不断适时地调整、补充与完善。
三是创新很重要。在课改实验中经常出现这样一些情况：同类型课题别人的教改成果突然又给人产生耳目一新的启发，自己又产生一种创新的灵感，并引发了对相关其它问题的研究兴趣；或者有时觉得自己的教改实践又遇到了全新的问题或障碍，与原来的设计方案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潜下心来苦心钻研，或许通过审视自己设计好的教改课题，在重视认识、反省后，觉得有充实、完善的可能，这就必须进行关键性改进，也许会使教改更趋科学。总之我们要关注自己教改的改造、创新，这更有利于落实“实在管用有效”。
六、谨防“科研热闹非凡，课堂教学老套不变，教学质量原地打转”，倡导教师要“能教善研会研”
有人很形象地形容某些学校说：“科研教研热闹非凡，课堂教学老套不变，教学质量原地打转”。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是因为教学科研的内容、教研方式与教学实际“两张皮”所造成。中小学广大教师要直接履行教书育人的职责，不可能也不应该走专业研究者的路子。务必要把“教学、学习、研究、推广应用”有机结合。这就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关系：
①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已有技术不断被替代或淘汰；
②技术渗透力强，其渗透的深度和广度已涉及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和其他各个领域，形成了以高新技术为催化剂，孵化多学科交叉、相互推进的发展局面。这在客观上要求我们认清这些学科的发展状况和对工程教育的影响，使我们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在全面提高素质的同时，还具有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掌握较高的专业技能的同时，还具有较宽的知识面和较强的创新意识。然而，目前我国信息科学相关专业的高等教育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各专业课程封闭、自成体系，学科之间的融合不够。在通信与信息系统紧密结合、ICT产业兴起的今天，应该考虑将电子、计算机和通信等学科的教学内容适度融合，至少能够在技术基础课程方面做到相互学习。
（2）知识内容滞后、教材陈旧，教学内容一成不变，过分注重课程的知识传承价值，新技术和新方法相对较少。知识更新快和教学内容更新相对缓慢的矛盾日趋严重。
（3）过分强调理论知识和经典内容，忽视工程实践能力。现代社会需要科学家，也需要各类工程师，大学培养的毕业生有进一步深造的可能，也有很大一部分进入企业工作，他们是从事研究与开发、系统设计、制造、营销等环节不可缺少的人才，因此，人才培养结构的合理性也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导致了高校培养目标和社会需要的严重脱节，造成毕业生综合能力薄弱，不适应工程技术发展的要求，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同时也严重制约了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
2教学改进和其他措施
2.1教学计划的修订和课程调整
21世纪是以创造为特征的时代，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将更深刻、更广泛。世界上许多重大科学技术的突破都是从多学科的角度，运用多种知识、理论和方法得以解决的。信息科学相关专业更是如此，新一代的科技产品不仅仅利用单一领域的技术，而是将计算机、通信、消费电子领域的技术综合起来，结合芯片和硬件知识（电子工程专业和微电子专业）、软件知识（计算机专业）、通信知识（通信专业和无线电专业），将这些知识糅合在一起。我们建议所有的信息科学相关专业都以专业选修课的形式开设通信原理课程、软件工程课程和至少一门与硬件相关的底层程序设计语言课程（汇编语言、C语言或MATLAB）。通信原理课程的主要任务在于研究通信系统中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让学生掌握通信系统的基本组成、理论原理、实现方法和系统性能。它是一门理论性、应用性和工程性都很强的课程，具有相当大的难度和理论深度，在电子、通信类专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于其他专业的学生，由于前序课程承接性的问题，在教学方面应有所折中，建议教师以介绍通信发展史为切入点，以数字通信为重点，以日常生活中接触到的通信技术（宽带、固话、手机等）为案例，要求学生掌握最基本的通信知识和最核心的工程实践技术。软件工程是研究和指导软件开发和维护的工程类学科，它采用工程化的概念、原理、规范、技术和方法进行软件工程项目的开发和维护，是计算机专业的主干课程。但除了软件厂商之外，很多的硬件和芯片制造商、系统集成公司和CT企业也使用软件工程思想来指导和规范产品的研发，所以学习软件工程知识对毕业生大有益处。对于非计算机学科的信息科学相关专业学生，该课程主要讲授软件工程的基本原理，内容包括开发和测试、瀑布模型、风险控制、项目管理等。在自动化控制、通信技术、嵌入式系统、单片机等众多电子工业领域，编程的思想得到普遍运用。例如在NGN、三网融合中被反复提及的软交换（SoftSwitch）就是通过软件实现基本的呼叫控制功能代替传统PSTN（公共交换电话网）中通过专用硬件实现的“硬”交换。与底层硬件设备联系最密切的就是汇编语言和C语言，汇编语言能够直接控制硬件系统进行工作，速度快；C语言开发效率更高，比汇编语言更容易理解和掌握。另一方面，MATLAB在信号处理、控制系统、通信系统等领域的应用也非常广泛。通过编程语言的讲授，教师重点培养学生的基本编程技能、程序设计思想和逻辑思维能力，让学生学会用计算机语言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此外，教师还要鼓励学生选择跨专业公共选修课，移动通信技术、数字电子技术、计算机高级语言、数据库等都是不错的课程，既能开阔视野，对以后的工作也非常有帮助。高校通过以上措施创造条件，让学生在打好专业基础的同时，尽可能多地涉猎其他领域的知识，打好学科交叉基础，这既有利于学生发挥专业潜力，也有益于学生毕业后多方位适应社会需求和实际工作。
2.2“双师型”教师授课
以微电子、计算机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ICT是所有高新技术中最核心、最活跃、最具有战略性的技术，其技术的发展极为迅速，也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应用性，这决定了讲授这类课程的教师必须既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教育理论素养，又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动手能力。高校教师，尤其是年轻教师，要有“充电”的意识，可以通过进修、交流学习来扩大知识面、提高业务能力。高校各部门也要努力创造条件，促进教师积极参与各种项目实践，更要鼓励教师大胆走出去，到企业去工作，在实践中积累先进的技术知识、丰富的管理经验和创新进取精神。教师在授课过程中要结合实践经验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要及时、准确地向学生展示当今的技术成果与发展动态，增强教学的时代感、认同感和荣誉感，同时也把科技创新的思维方法、经验体会等带入课堂，引导学生思考、讨论各种新问题，使他们感受到科学技术的进步，并不断增强创新意识。
2.3深度校企合作
在当前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里，避免教学内容过时是很困难的，在学习时学到的先进知识，往往到毕业时就变成无用的东西了。为了避免或尽量减少这样的负面影响，我们需要强化校企合作，建立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
①定期请企业一线工程人员开展系列讲座，使学生了解当今ICT产业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
②共建实训机房和培训基地，把企业的真实工程环境搬到实验室来，并通过项目驱动的方式提高学生的实践应用及开发能力；
③把年轻教师输送到企业一线去做短期实训，参与企业工程项目研发；
④与企业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将企业需要的理论知识和工程技术嵌入到课程中，最终培养出适合企业需求的毕业生，同时也解决了学生的就业问题和企业的招聘压力。
2.4课外阅读
由于课程时间不允许，对新技术、新方向，调整的讲解无法特别深入。如果学生对此有浓厚兴趣，教师可以指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信息科学方面的书籍比较丰富，挑选书籍有一定的技巧：阅读本专业的书籍，可以选择一些经典读物；如果跨专业阅读，建议挑选内容浅显、通俗易懂的书籍。如果学生基础扎实，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直接阅读外文文献。课外阅读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扩展和有益补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热情，拓宽学生的认知领域，使学生掌握相关学科的发展动态和交叉学科的前沿信息。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我国的机械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机械行业成为了我经济发展的重要行业。机械行业的发展迅速对技术人员的素质和技术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等职业学校是培养相关技术人员的重要基地，是提高机械行业技术人员综合素质和实践技能的重要场所，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对技术人员的技能和综合素质的培养有着重要的意义。
然而在中等职业学校的机械基础教材中存在相应的问题，影响了中职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相应实践技能的提高，在更高的层面上说影响了整个机械制造业的长足发展，影响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教育是第一生产力，而教材是中职教育承载知识的载体，教材的改革和发展对中职教育的发展十分重要。
一、中职机械基础教程存在的问题
中等职业学校主要是培养适应现代企业生产以及其他相关行业的熟练技术工人和相关的操作人员，注重对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和提高。相关专业课程的设置应具有较强的实践能力，相应的，中职学生也应具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和较强的技能，目前中等职业学校的机械基础教材设置对人才的培养未体现出中等职业学校的教育和培养特色，中职的机械基础课程的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缺陷：
1、中职机械类基础教材理论性知识多而实践性知识少
中等职业学校的机械类基础教材理论性知识多、抽象概念多，实践性和实用性知识较少教育教学论文，而中职的教育模式偏向与实践性和实用化较多，教材的编制和难以满足中职的教育和对人才的培养模式。当前中职所使用的教材抽象理论和机械原理成为了教材的主体，而应用与实践的理论和知识则很少，那么学生在这样的教材指导和学习之下成为理论型人才的可能性较大，学生对教材把握程度越深越能形成系统的知识和理论体系，然而却不能将从教材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不利于学生职业技能的培养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对于培养实用型人才的中等职业学校而言不利。教材的理论性强导致了中职的教学与社会生产脱节，
学生缺乏相应的岗位适应能力和职业综合能力。
2、中职机械基础教材的针对性不强
中职机械基础教材的针对性不强，没有体现中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和优势，在很大程度上说也是由于中职机械基础教程中理论性强而实践性较弱，学生的机械基础知识和相应的机械实践能力建立在理论性较强的教材基础之上，而不是基于学生对教材理解转化为自身知识结构和相应的实践经验之上。随着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大，教材的针对性不强导致了学生综合素质的下降以及中职学校学生质量的下降，不利于中职学校的持续发展。同时中职机械基础课程的教材使用中专以及大专人才培养模式选取的教材，没有考虑到具体教材与当前中职学校机械专业教学的实际需要，也未对相应的企业岗位对相应人才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进行相应的调查，因此中职毕业生的能力依旧与企业岗位所需人才无法匹配。
3、中职机械基础教材内容陈旧落后，与社会需求和岗位需要不符
中职机械基础教材未得到及时的更新致使机械基础教材沿用过去的中专大专教材体系结构，从而基础教材内容陈旧落后，与社会对中职人才的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不相符合，从而导致了中职生毕业后难以适应相应岗位的需要，依旧得重新学习相应的理论和实践，在中职所受到的教育没有发挥出应有的理论支撑作用。教材内容的陈旧落后致使教师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也建立在落后的理论和知识的基础之上，从而对中职学生的创新思想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不利。
二、中职机械基础教程的具体改革措施
1、中职机械基础教程的设置应以教学大纲为准
教学大纲是教育部制订的教学指导的纲领性文件，是中职指导教学、安排教学的依据，也是机械基础课程进行考核的依据。因此，中职机械基础教程的设置应以教学大纲为准。虽然市场上的教材大致依照教学大纲进行编制，但由于相应的知识点掌握程度和编写层次和角度的不同，这些教程大多不能针对中职教育的需求，存在理论型强、抽象概念和理论原理占据整个教材的较多篇幅，然而实践性和实用性知识则较少甚至一笔带过等现象，不符合中职教育对培养人才的真正需要。 首先教育教学论文，教材的编者应依据相应的教学大纲和学生的理解和学习由浅入深的逻辑对教材进行相应的编辑和内容的优化，其次相应的编者可针对中职的特殊性和教学的特点有针对性地编写合适的教材，从而实现中职有针对性的教育。
2、中职机械基础教程的编写应符合中职学生的学习能力
中职机械基础教程的编写和中职机械教学的教程选择应具有相应的针对性，而不能一致沿用过去中专、大专的相应教材，应针对中职教育和中职学生的基本特点进行相应的选择和编写，适当减少理论性的知识和原理的讲述，在构建学生基本而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基础之上增加实践知识和实践能力培养相关知识的编写，构建新的教程体系，掌握相应的教程的难易程度。同时在对教程的编写进行改革的同时中职教师可在教学中对相应的教材进行合理的调整和构架，从而形成与学生理解能力相适应的知识结构和学习体系。同时也可分发课程相关的资料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抽象概念。也可利用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效率，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3、中职机械基础教程的编写应注重教材的更新和时效性
第四条 论文评选（推荐）程序。
部级、市级优秀论文评选推荐程序。
1.转发文件。转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业务部门、学术团体的有关开展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选的文件。
2.个人申请。有意参加优秀论文评选的教师，根据转发的文件要求，向学校提出申请，并提交本人的论文，由学校进行登记。
3.乡镇校审核推荐。乡镇校组织人员对教师作品的原创性进行审查，并按推荐指标要求（第五条）择优推荐。将教师原创性论文登记造册，向县教育学会秘书处进行推荐，并提供推荐名册。
4.县教育学会秘书处评选推荐上报。县教育学会秘书处组织教育学会学术委员，按照上级部门有关文件要求，择优推荐。
县级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程序。
1.全面发动。各单位要把优秀论文评选当作一次教师交流反思自身教学经验、展示课题研究成果的一项校本研究活动，宣传发动到每一位教师、教育干部。
2.基层推荐。各单位根据每年下发的通知要求，在全员参与的基础上，学校组织初评，根据相关要求及推荐指标择优确定上报论文名单，在本单位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参评。
3.组织评选。由学会秘书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评选前期准备工作，包括论文分类分组、统一编号、清除论文作者个人信息、论文审核等；聘任评委，原则上评委由教育学会学术委员担任；组织评委培训活动；各组评委根据评选标准对每篇论文进行评价赋分；秘书处安排相关人员对论文及各组评分情况进行复审；根据论文成绩分类统计排序，按奖级设定比例和成绩一次性确定获奖名单及等级。
4.评选结果。评选结束后，通过《静海县教育科研简报》公布，并供各单位存档备查。公布后，向获奖教师颁发证书。
第五条 推荐指标。原则上各单位推荐论文篇数不超过教师总数的10%。
第六条 论文要求。
各单位推荐的县级论文要符合以下要求：
2.报刊杂志未公开发表的。
3.如实填写《静海县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选登记表》。
4.每篇参评论文打印2份，同时提供电子稿。论文正文格式
各单位推荐的部级、市级论文要符合相关文件要求。
第六条 奖项设定。县级获奖论文总数控制在推荐总数的60%左右。评选结果按1：3：6的比例设一、二、三等奖三个奖项；部级、市级论文推荐比例，按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第七条 评选纪律。评审人员和评审工作人员在受理申报和评审过程中，应客观公正，秉公办事，严格把关；评选实行回避制度，凡申报参加评选或有亲属参加评选的，不能担任评委。评委成员必须模范地遵守师德规范，坚持原则，执行评选规定。对工作不认真或有营私舞弊行为的评委成员，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取消评委资格的处分。论文作者需作出“个人诚信承诺”，保证所写是原创，各单位安排专人负责审查，并对论文原创的真实性出具审查意见。严禁弄虚作假，对抄袭他人文章和冒名顶替者，取消参评资格并记入学术诚信违纪档案。
第八条 县级论文评选活动不收取参评费，相关经费由县教育学会和县教科室承担；部级、市级论文评选活动，按相关文件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县教育学会负责解释。
第四条 论文评选（推荐）程序。
部级、市级优秀论文评选推荐程序。
1.转发文件。转发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业务部门、学术团体的有关开展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选的文件。
2.个人申请。有意参加优秀论文评选的教师，根据转发的文件要求，向学校提出申请，并提交本人的论文，由学校进行登记。
3.乡镇校审核推荐。乡镇校组织人员对教师作品的原创性进行审查，并按推荐指标要求（第五条）择优推荐。将教师原创性论文登记造册，向县教育学会秘书处进行推荐，并提供推荐名册。
4.县教育学会秘书处评选推荐上报。县教育学会秘书处组织教育学会学术委员，按照上级部门有关文件要求，择优推荐。
县级优秀论文评选活动程序。
1.全面发动。各单位要把优秀论文评选当作一次教师交流反思自身教学经验、展示课题研究成果的一项校本研究活动，宣传发动到每一位教师、教育干部。
2.基层推荐。各单位根据每年下发的通知要求，在全员参与的基础上，学校组织初评，根据相关要求及推荐指标择优确定上报论文名单，在本单位公示3个工作日，无异议后上报参评。
3.组织评选。由学会秘书处组织相关人员进行评选前期准备工作，包括论文分类分组、统一编号、清除论文作者个人信息、论文审核等；聘任评委，原则上评委由教育学会学术委员担任；组织评委培训活动；各组评委根据评选标准对每篇论文进行评价赋分；秘书处安排相关人员对论文及各组评分情况进行复审；根据论文成绩分类统计排序，按奖级设定比例和成绩一次性确定获奖名单及等级。
4.评选结果。评选结束后，通过《静海县教育科研简报》公布，并供各单位存档备查。公布后，向获奖教师颁发证书。
第五条 推荐指标。原则上各单位推荐论文篇数不超过教师总数的10%。
第六条 论文要求。
各单位推荐的县级论文要符合以下要求：
2.报刊杂志未公开发表的。
3.如实填写《静海县优秀教育教学论文评选登记表》。
4.每篇参评论文打印2份，同时提供电子稿。论文正文格式
各单位推荐的部级、市级论文要符合相关文件要求。
第六条 奖项设定。县级获奖论文总数控制在推荐总数的60%左右。评选结果按1：3：6的比例设一、二、三等奖三个奖项；部级、市级论文推荐比例，按相关文件要求执行。
第七条 评选纪律。评审人员和评审工作人员在受理申报和评审过程中，应客观公正，秉公办事，严格把关；评选实行回避制度，凡申报参加评选或有亲属参加评选的，不能担任评委。评委成员必须模范地遵守师德规范，坚持原则，执行评选规定。对工作不认真或有营私舞弊行为的评委成员，视其情节轻重给予警告或取消评委资格的处分。论文作者需作出“个人诚信承诺”，保证所写是原创，各单位安排专人负责审查，并对论文原创的真实性出具审查意见。严禁弄虚作假，对抄袭他人文章和冒名顶替者，取消参评资格并记入学术诚信违纪档案。
第八条 县级论文评选活动不收取参评费，相关经费由县教育学会和县教科室承担；部级、市级论文评选活动，按相关文件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县教育学会负责解释。
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基础教育发展激励政策研究的重要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是民国时期最具有代表性的阶段，内有军阀混战，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外有帝国主义国家插手的分裂活动，使得民族矛盾激烈凸显，民族教育问题显著突出，选择边疆基础教育来研究，对于加强民族团结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对当时边疆基础教育中的问题做一澄清，对现代民族教育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在区域上选择边疆，首先边疆的教育历来被忽视，边疆的教育发展更是步履缓慢。然而，民国政府成立以来，社会动荡不安，边疆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使得民国政府深深地意识到了边疆的民族问题对于维护统治所起的重要作用，然而民族教育乃民族问题之根本，是解决其他民族问题的先决条件。因此，为抗日和国防的需要，南京国民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边疆基础教育发展激励政策。故本研究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基础教育发展激励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分析，期望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基础教育发展激励政策的相关研究综述
学界各家历来对于边疆教育尤为重视，关于边疆基础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有很多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因国防和抗日的需要，大力发展边疆民族教育。于1930年2月成立蒙藏教育司，依照三界二中全会关于“优待蒙藏学生的决议”，教育部会同蒙藏教育委员会相继颁布了《蒙藏委员会保送蒙藏学生办法》和《待遇蒙藏学生章程》，其中对蒙藏学生的学费以及升学优待政策有明确的规定。1935年教育部依据中央常务委员会关于“蒙藏教育的决议”，制定并颁布《推进蒙藏回苗教育计划》，将边疆学生的优待范围扩大至苗回学生，进一步扩大了边疆民族教育的范围。除此之外，蒙藏教育司于1943年将历年来颁布的法令法规汇编成《边疆教育法令汇编》（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编印，1944年），同年还编辑印行了《边疆教育概况》（教育部边疆教育司编印，1944年），具体记录了民国24到民国31年间民国政府的边疆教育概况，其中对于边疆基础教育发展的激励教育政策有所涉及，随后1947年又出版的《边疆教育概况续编》（教育部边疆司印，1947年），具体记录了各省举办边疆教育的概括，并附有各项数据统计，对于各省的民族教育实施概况记录详实。尽管如此，但截止目前，尚没有专门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发展边疆基础教育激励政策研究的成果，涉及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大多散见于教育史和民族政策史等著作中的部分章节中，或是对某些教育机构的相关研究中，相关论文也只涉及到边疆基础教育发展激励政策的某一方面，笔者现就目前的研究状况做以下分析：
（一）在边疆史和教育史专著中的相关研究
最早的一本有关边疆教育的著作是商务印书馆于1936年出版的刘曼卿女士的《边疆教育》，该书是刘曼卿女士亲赴康藏历时三个月之久，深入调查的基础之上所编著的，全书分为三篇，其中在第三篇“计划”篇中对于实施边疆教育的理论原则、教育经费的规划、师资培养等有具体的阐述，其中师资培养中对于教职员的激励政策深刻的见解。[1]另有曹树勋的《边疆教育新论》一书不仅对于边疆民族教育的方针、边疆教育的语言和经费有所涉及，尤其是对于边地青年教师和学生的优待政策进行了具体的论述。[2]建国以来出版的第一本民国教育史专著是熊明安编著的《中华民国教育史》，该书第七章中，对国民政府的边疆教育政策、推进边疆教育的主要措施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其中关于教员的激励政策有所涉及。[3]关于这方面的著作还有：高时良的《中国教育史论丛》（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申晓云主编的《动荡转型中的民国教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二）在民族教育史和民族政策史中的相关研究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吴明海主编的《中外民族教育政策史纲》，该书的第二章是关于中国近代中央民族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的研究，其中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文教政策的论述中具体阐述了有关边疆民族学生在经费，升学等方面的优待政策以及对于边远地区教育督导员的相关优待政策。[4]另有滕星、王军编著的《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和实践》其中第十一章少数民族教育发展史中对于少数民族的激励教育有所阐述。[5]相关的论文中有代表性的有马廷中的《民国时期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一文中对民国时期颁布的边疆民族教育法令、对从事民族教育的教职工实行的奖励政策、对在招生和升学等方面实行的倾斜政策、发展民族初等教育的政策等做了全面的论述。[6]除此之外，相关的论文还有： 张双志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民族思想和民族政策—以蒙藏问题为中心》（载《中国藏学》，2003年第4期）、张建中的《战后边疆教育的衰退及其原因分析》（载《教育研究》，2011年第1卷第5期）、周泓的《民国时期的边疆教制度》（载《民族教育史》，2000年第4期）。
（三）在对民族管理机构研究中的相关研究
对民族管理机构的相关研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王海文的硕士论文《南京国民政府蒙藏教育司创设及其实践研究》一文，在描述蒙藏教育司的创设动因、机构设置及其职能的基础上，对于边疆教育政策的制定，边疆教育的视导与考察，教材编译与边疆文化研究，边疆教育经费及师生优待等做了系统介绍，其中边疆教育经费及师生的优待占有很大的篇幅。[7]期刊论文方面有田正平、张建中合作的《近代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立与演变—-以中央政府一级为中心的考察》一文，其中对于中央一级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机构性质和作用做出了如下概括：“这一部门是近代中央政府出于解决边疆危机和在边疆地区发展新式教育的需要得以设立，在抗战期间获得快速发展，并在20世纪40年代末最终形成，部门的设立为推动近代边疆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8]周竞红的《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一文中的第二部分对边疆民族教育政策中有关边疆基础教育经费以及对蒙藏学生的招生政策上的优待都有具体详细的阐述。[9]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朱慈恩的论文《蒙藏委员会与民国时期的边疆教育》（《民族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等。
（四）以某类专题为中心的相关研究
1.专门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学生的激励政策的相关文章：张建军的《南京国民政府对蒙古族学生的保送升学政策及其变动》一文中就优待蒙古籍学生升考内地大专院校的政策法规，做了系统论述，对当时蒙古籍学生升学保送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有全面的阐述。[10]余书麟的《战后我国边疆教育建设之途径 》一文中提到边疆师范生除了享受内地师范生同等待遇外，学习期间的医药、书籍费用均由国家提供，并且免除徭役，作为对学生的激励。[11]与此相关的文章还有： 曹树勋的《抗战十年来中国的边疆教育》（载《中华教育界》复刊，1947年第1卷第1期）、王一影的《泛论边疆教育夷族青年的教育与训练》（《边政公论》，1941年第1卷第3、4期）。
2.专门研究国民政府捐资兴学问题的相关文章：李敏的《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捐资兴学产生的的历史动因》一文从传统伦理道德影响和政府的政策激励两方面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捐资兴学产生的历史动因进行了系统的阐述。[12]高耀丽的《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短缺的原因、对策以及启示》一文对于民国时期边疆教育经费短缺的原因从两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其中关于社会团体的捐资兴学的激励的阐述是一个重要方面。[13]
3.专门研究边疆师资的相关文章。顾岳中在《抗战建国中我国社会教育及边疆教育概况》分为边疆学校员生之救济；边疆教育师资之训练；边疆学校及教育机关之增设三部分，期中对于边疆基础教育的激励政策做了系统的阐述。[14]此外黄熙庚的《边疆教育的特性及其应有之设施》一文中关于边疆师资训练中对于改善边疆师资待遇有详细的论述。[15]武志华2010年发表的硕士论文《国民政府蒙旗教育政策及相关措施》在蒙旗教育政策与实践中有关于师资培养与师生优待等方面做了系统的论述。[16]与此相关的研究成果还有：方东澄的《边疆教育问题概况》（《边疆半月刊》，1937年第2卷第2期）、宗亮东的《边疆教育的三个重要问题》（《教与学月刊》，1940年第5卷第7期）等。
三、对已有相关研究的评价
总体来说，学界已经对民国时期边疆民族教育政策方面进行了丰富的研究，这些成果对于深入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教育政策提供了丰厚的基础和充足的条件，成为不可多得的宝贵材料。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边疆基础教育激励政策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一）缺乏整体的研究。对于民国时期时期边疆民族教育激励政策研究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目前学界尚没有一部专门以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边疆基础教育发展激励政策研究为题的成果，大多是以激励政策的某个方面为题展开的研究，而且散见于民族史，民族教育史和边疆史等的研究成果也不多。
（二）研究深度有待提高。目前大多数的研究成果基本停留在对政策的罗列和陈述上，缺乏对政策的深层次的分析，对于实施效果也只是做数量上的罗列，而对优缺点，社会影响以及政策方面存在的问题、经验教训的挖掘不够，亟待进一步的拓展深入，这也正是后续研究中有待深入挖掘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刘曼卿.边疆教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2]曹树勋.边疆教育新论[M].台湾：正中书局，1945.
[3]熊明安.中华民国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4]吴明海.中外民族教育政策史纲[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5]滕星，王军.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与教育理论、政策和实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6]马廷中.民国政府的民族教育政策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5）.
[7]王海文.南京国民政府蒙藏教育司的创设及实践研究[D].中央民族大学，2009.
[8]田正平，张建中.近代边疆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创立与演变——以中央政府一级为中心的考察[J].社会科学战线，2008，（3）.
[9]周竞红.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十年边疆民族事务管理机制与政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5，（3）.
[10]张建军.南京国民政府对蒙古族学生的保送升学政策及其变动[J].中国教育制度史研究，2009，（9）.
[11]余书麟.战后我国边疆教育建设之途径[J].教育杂志1947，（2）.
[12]李敏.论南京明政府时期捐资兴学产生的的历史动因[J].南方论刊，2007（8）.
[13]高耀丽.民国时期教育经费短缺的原因、对策以及启示[J].江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版），2003（3）.
[14]顾岳中.抗战建国中我国社会教育及边疆教育概况[J].教育杂志，1939，（12）.
我们把汉语教育技术期刊论文的统计结果放在国内和国外大背景下做个比较，可以从中了解到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相对状况。与同期国内外教育技术期刊论文数量和年度走势的对比分析与国内外教育技术期刊论文数量的对比分析国内教育技术论文数量为国外同期教育技术论文数量的7倍，至于国内教育技术研究是否真的产生了远多于国外教育技术研究的成果，魏顺平(2010)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汉语教育技术论文数量少，也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它只是某个学科中的某个领域;另一方面，相较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语法研究、教学研究、习得研究等，教育技术研究相对薄弱。汉语教育技术相关论文的期刊类别分布，汉语教育技术相关在语言学及语言教学类期刊上的论文最多瑏瑥，其次是教育技术类。这从侧面表明，汉语教学工作者更多地是从汉语教学的需要和应用出发来讨论教育技术的相关问题。同时，也在探讨教育技术的过程中，以汉语教学的实际应用进行说明和论述。与国内外期刊论文数量年度走势的对比分析下图是2005至2011年间，汉语教育技术、国内教育技术和国外教育技术论文数量年度走势图为便于观察年度走势，即曲线的斜率，此处我们把汉语教育技术论文数量放大100倍。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三个特点:(1)汉语教育技术发展与国内外教育技术发展走势一样，均呈总体上升态势;(2)汉语教育技术与国内外教育技术发展走势一样，在近期均呈走低状态，进入反思或审视阶段;(3)汉语教育技术发展状况相较于国内和国外走势(从曲线别点上看)，更接近于国外。与同期国内外教育技术领域研究内容的对比分析《敏感词数据表》中的敏感词代表了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各项内容。通过对敏感词的统计分析可以看出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高频范畴，与世界教育技术研究内容进行对比可以看出研究内容趋于一致的方面、不一致的方面和研究欠缺的方面。汉语教育技术研究的高频范畴及特点《敏感词数据表》中的敏感词频率信息可以显示出汉语教育技术的研究内容受关注程度的全貌。频率越高，受关注程度越高。为了相对集中地反映这期间汉语教育技术的研究特点，我们对敏感词按类别(范畴)进行由高到低排列后总结为如下两点:1)技术应用紧密围绕“语料库”、“多媒体”和“网络”，相关论文数量最多者为语料库，其次是多媒体，再次是网络。样本期刊论文反映出的相关研究细目报告如下:(1)“语料库”的相关研究包括的语料(数据、资源)类型有汉语母语语料库、中介语语料库、多语语料库、动态作文语料库、学习者口语语料库、学习者语音语料库、错字别字数据库、教材语料库和教学用字库、词库等教学资源，涉及的研究内容有语料库(数据库、资源库)的建设、加工、工具研发和应用等。这是语言教学中教育技术研究和应用的一大特色。(2)“多媒体”的相关研究涉及超媒体中的图片、视频媒体的应用瑏瑦，可视化、概念图，编码，多媒体教材和练习，多媒体课件设计、多媒体资源建设、利用和开发，多媒体教学方法、多媒体教学有效性，多媒体环境等。(3)“网络”的相关研究包括网络教学/学习环境，网络文化环境，网络虚拟社会，网站建设、网络课程，网络教师培训，网络教学设计、原则，网络平台需求、功能、开发等。2)“汉语知识教学”相关论文数量与“汉语技能教学”相关论文数量相比，前者多于后者。样本期刊论文反映出的相关研究细目报告如下:(1)信息技术支持的“汉语知识教学”相关研究包括汉字、语音、词汇、语法和中国文化教学等;(2)信息技术支持的“汉语技能教学”相关研究包括口语、听力、视听说、视听、阅读、写作教学等。
研究内容趋于一致的方面1)包含的研究层面和类型一致从总体情况看，近年来的汉语教育技术研究包括了三类:理论研究(如教学方法、教学模式、学习策略、自主学习、认知策略、教学环境)、相关技术研究(如多媒体、语音识别、计算机模拟、语料库)和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如计算机辅助教学、网络课程、教学和学习资源)。这一结果表明:汉语教育技术的发展在总体上是全面的、积极的，从研究层次和类型来看，与世界教育技术研究是一致的。另外，世界教育技术研究表明，教育技术研究与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呈现出以技术为特征相继变化的发展历程(电视技术计算机技术多媒体和网络技术)。我们的考察结果表明，汉语教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同样的格局，并且汉语教育技术还受到一些专门技术发展水平的影响，如汉语语音分析技术、汉语语料库技术等，这些技术的最新发展和应用都被积极引入到了汉语教学中。2)紧随新技术创新出教学新方法关于聊天工具和博客在教学中的应用是目前教育技术讨论和关心的热点问题。在汉语教学中，它的交互性对语言教学无疑是有意义的，符合现代教育倡导的合作学习原则。它通过自发地、积极主动地进行任务或功能教学，开展相互交流，以共同感兴趣的话题驱动，促进学生以文字或语音的形式练习汉语说与写，也在文字或语音的输入过程中习得汉语。此外，过去人们固有认识中不适合于成人学习的游戏软件或游戏方式也受到关注。事实上，正是在现代教育技术发展和应用过程中不断涌现出了一些新课题，寓教于乐又一次成为教育领域研究的热点，探讨如何促进“生活体验、乐趣与学习的目的和手段相结合”等问题(祝智庭等，2010)，学者们提出游戏化学习(game-basedlearning)及教育游戏(educationgames)。教育游戏研究可以把传统的游戏软件提高到一个更有利于学习的角度去认识。值得一提的是，汉语教育技术领域出现了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创新汉语教学和学习的报告。涉及三种形式:第一，研究汉语教学中如何运用多种网络聊天形式开展教学的问题，如何敏、张屹(2008)(利用邮件、网络论坛)，袁伟、刘娜娜(2010)(利用聊天工具)。第二，研究应用博客、微博，乃至有声博客开展汉语教学的问题，如陈育焕等(2009)(利用有声博客)。第三，研究运用教育游戏开展汉语教学的问题，如蔡莉、刘芳妤(2011)。因此，可以说汉语教育技术在应用新技术创新教学方面，合着时代的脉搏走在形式和方法的前沿。研究内容不一致但有其合理性的方面1)多媒体技术受关注程度未呈现下降趋势国外教育技术研究在有关技术方面的研究的变化趋势显示，课件(courseware)和超媒体(hypermedia)的关注呈下降趋势;有关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的变化趋势显示，多媒体教学(multimediainstruction)呈下降趋势。魏顺平(2010)认为，“这应该是受当前网络技术普及的影响，课件和超媒体是单机环境下用来呈现学习内容、开展个别化学习的媒体”;“这同样应该是网络技术普及应用的影响”。但是，我们对《敏感词数据表》的分析表明，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研究中多媒体技术受关注程度未呈现下降趋势，而是受到持续性的关注(敏感词“多媒体”的年度频率未见明显降低，其频率也没有被“网络”的频率所超越)。我们认为，这是学科特点使然。“多媒体”这一敏感词在汉语教学论文中的使用频率较高、年度受关注程度较高，显然有其合理的一面。因为汉语计算机辅助教学离不开多媒体技术的支持，各种媒体技术在汉语知识和言语技能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汉字教学为例，汉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汉字的读音需要声音媒体支持，汉字的笔顺书写作为动作技能的教学理应用动画或影像技术支持，汉字的义项和构词等用法信息离不开文字技术的支持。这些既是汉语教学的客观需要，也是由汉语和汉字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多媒体”受到持续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汉语教育技术研究始终脚踏实地，更多地着眼于学科应用的具体问题，而不是单纯地空谈教育技术。2)网络技术受重视程度未呈现明显增长趋势国外教育技术的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网络技术的普及应用，网络课程得到了更多的关注，Internet、信息技术、网络课程和虚拟教室等与网络技术密切相关的研究内容均呈上升趋势”，“internet/网络课程等与网络技术密切相关的研究内容均呈上升趋势”(魏顺平，2010)，“基于网络的教育技术研究是当前主要研究内容”(祝智庭等，2010)。但我们对敏感词“网络”(及相关)的考察结果并非如此，而是总体变化不大，按年度在较少的数量间略微波动。分析其中的原因，有三个。一方面，在我们所考察的样本期刊上发表汉语教育技术相关论文的作者大多数为国内学者，他们的教学任务和关注的研究问题主要是针对成人的课堂面授，讨论的内容主要是教育技术应用于课堂教学，且绝大部分为“1+0”模式，而非“1+n”模式瑏瑧;另一方面，在中国学习汉语的留学生身处优越的目的语(汉语)环境，他们课外利用目的语的社会环境学习远比现在还不甚理想的网络教学或远程辅导的效果更优;第三，由于网络教学受当前技术条件的限制(如面向外国人的汉语语音识别技术、人机对话)和理论研究的限制(如自主语言学习研究)，目前尚不能很好地解决听、说这两个语言技能教学的主要问题，或者说效果不理想所致。当然，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网络数字环境和生态环境的构建定将为汉语教学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与服务，也将迎来汉语网络学习的新局面。
在汉语教学中，由于该项研究与教师们的实际工作密切相关，因此历年来与课程有关的汉语教育技术的应用研究始终受到关注。但遗憾的是，真正以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technologyintegration)为指导思想和理念，深入研究信息技术与汉语课程整合的论文相对匮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仔细考察汉语教育技术的相关论文后就会发现，大多数只是就教学中具体应用问题有感而发的教学体会或经验，这与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终极目标尚有距离，今后应开展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如从理论上探讨媒体形式与汉语知识和言语技能的相关效应(如什么类型的汉语知识适合或需要用什么样的媒体或它们的组合形式来表现?什么样的汉语技能适合或需要用什么样的媒体或它们的组合形式开展训练?);根据Paivio(1990)双编码理论，言语能力、言语习惯与偏好、表象能力与偏好间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不同认知风格的学习者对学习材料的结构、内容、呈现方式是有一定偏好的，应研究如何根据学生的认知风格并从汉语学习的角度出发，立足学生自身特点，以信息技术为教学手段来组织教学;从整合的特点、作用和方法等出发进行研究，结合汉语教学的特点和实际需要，逐步形成切实可用的整合操作策略，真正体现AECT，04瑏瑨提出的创新宗旨。2)关于教育技术支持下的教学设计教学设计(instructionaldesign)是近年来国外教育技术研究中受关注的重点或热点(魏顺平，2010;祝智庭等，2010)，反映出教学设计是教育技术的核心内容。但是，从《敏感词数据表》的年度分析来看，“教学设计”并非实际研究中的重点或热点，也没有被历年来的汉语教学研究所关注。当前，汉语教学中的教育技术应用已经走过了探索和试验阶段，逐渐趋于成熟。或者说，技术因素已经成为教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再是依附于教学的一种附属品或点缀，也不是游离于教学之外可有可无的调味品。例如，当前大多数情况下的教学和学习环境是在信息技术支持下的，汉语教师备课离不开信息技术，汉语教学和学习资源是数字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离不开信息技术。当信息技术已经潜移默化地全方位融入汉语教学之时，教学设计必然与传统的教学理论和教学观念有所不同。脱离教学设计的技术应用，片面强调技术的应用价值的思潮，不仅难以在教学中真正发挥作用，也违背了教育技术的宗旨。因此，重视信息化环境下的教学设计，广泛地开展教育技术支持下的汉语教学设计研究，把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尤其要注重对教学和学习环境的设计与开发，努力实现教学设计与技术应用的深度整合，对汉语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越来越多的人和组织将会认识到教学设计师这一职位和角色的价值、作用和需求。(桑新民，2009)3)关于应用教育技术的教学有效性和教学实验国外教育技术研究显示，教学有效性(instructionaleffectiveness)是历年关注的重点，它表明教育技术的各项工作最终要落实到对教学效果的改进上(魏顺平，2010)。我们通过对《敏感词数据表》年度使用频率的分析发现，在汉语教育技术研究中这个问题已开始得到重视，表现为汉语教师在应用教育技术的同时，能够自觉地对教学效果进行审视的倾向。这种观念可以帮助我们及时发现问题，并寻求解决和改进的方案。然而，关注和重视程度的提高并不能代表研究的深入和研究成果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从近年来汉语教育技术的相关论文来看，对技术影响下的教学效果问题，谈及的多，付诸实际研究的少;在付诸实际的实验研究当中，严格意义上的实验研究并不多。其中的原因，首先是由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这个群体的特殊性决定的，他们的学习动机、学习背景的复杂性导致实验研究有一定的难度。这方面的研究应加紧开展。因为基于信息技术，特别是多媒体和语料库技术的语言习得实验研究，可以回答双编码教学是否有助于语言习得的问题，可以揭示基于图形和语言双编码输入条件下的第二语言习得过程和机制。其研究结果可以为建立外国人汉语学习模型而开展计算机模拟，最终为设计出智能化的汉语CAI创造条件并奠定坚实的基础。教学有效性问题应该用系统的方法去思考和解决，它与很多因素相关，如学习成绩、教学管理的有效性、课程评价、教学质量、教学创新、教材评估、教师和教学方法等。郑艳群(2012)指出，对汉语教学而言，应该更加重视对语言微教学环节和微技能教学的研究和把握，汉语教学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更好地揭示汉语学习规律，指导和管理汉语教学。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6）02-0193-03
自美国教育哲学家、教育史学家、高等教育家布鲁贝克（John・S・Brubacher，又译布鲁巴克、布鲁巴赫）的代表作之一《高等教育哲学》（以下简称《哲学》）的中译版在中国发行以来，深受高等教育学界的推崇，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学专业的权威读本和争相研究的范本。布鲁贝克基于对高等教育的哲学思考写就《哲学》一书，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建构的学术著作？书中的逻辑起点又是什么呢？这两个问题涉及对该书的基本认识，在国内相关研究中比较突出，本文试图对该书的性质和方法进行简析，以及该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启示做出讨论。
一、关于《哲学》的性质的讨论
关于高等教育的思考和探索相比关于教育的思考和探索晚得多，一般来说，西方的教育思想必然追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古希腊先哲们，东方教育思想溯源可至孔孟、老庄等先秦诸子。但是，关于高等教育的系统性思考却是伴随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出现而出现的，这肇始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和哈勒大学的改革，以及柏林大学的建立，这是高等教育和大学在大多数语境中互相代称的历史根源。自那时起，哲学的一般原理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便日益紧密起来，在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能找寻到相关的哲学理论基础。20世纪40年代美国教育哲学学会（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ociety in United States）成立，曾任执行委员和会长的布鲁贝克不仅研究教育哲学，更将目光投向了高等教育哲学，该书即是他试图用哲学理论解释美国高等教育现象的代表作。
那么，该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呢？关于这个问题，首先要分析理论构建的基本特征。本文认为，一项研究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研究需要考察三个基本要素，即基本概念、思维方式和理论体系。概念的提出对于理论的重要性相当于一栋大厦的基石，它是理论研究的始点，概念不清将会导致理论建构的致命问题。思维方式是研究者在研究中对命题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演绎的抽象的、创造性的过程，应自始至终具有连贯性。理论体系是经由概念扩展后，运用链条原理把概念、范畴、原理体系化。一般来说，理论构建的路径是先界定基本概念，再运用一定的思维方式创建理论体系。因此，讨论《哲学》是否属于理论构建的学术著作，关键看它的三个要素是否完备。
书中，布鲁贝克创设了“高深知识”、“认识论”、“政治论”，并把“高深知识”视为高等教育与中等、初等教育的主要差别，并作为解决高等教育合法性危机的基本概念和全部研究的切入点。他还认为“认识论”是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政治论”是以高深知识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目的的高等教育哲学。在书中的各个章节，布鲁贝克始终围绕“高深知识”，用“认识论”和“政治论”平行地分析各类问题和各种关系，既是对以上基本概念的延伸，又体现了其思维方式的连贯性。
除了基本概念和思维方式，还需考察该理论是否完成了对某一现象的观察与描述，是否厘清了事物与相关关系，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是否构建了理论体系。从根本上说，《哲学》中实现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把握和描述，它对高深学问、学术自治、学术自由、高等教育为谁服务、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高等教育学、治学的道德、作为教会的大学等美国高等教育中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对高等院校、教师（教授）、学生、社会、教会、政府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细致梳理，在此基础上，作者表达了认识论和政治论互相融合，但要保持高深学问的相对独立和自由。正因为如此，布鲁贝克大量引用和批判他人的观点和看法，使得该书绝不同于教科书，也不同于一般的理论建构著作。加之该书的英文版书名为《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而不是《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以至于有学者把该书归为历史批判性著作，而不是建构性著作。
二、关于《哲学》的研究方法的讨论
《哲学》第一章中提出的“认识论”和“政治论”一直被视为该书的逻辑起点，甚至被视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根据书中内容，认识论是指以追求知识为目的的高等教育论；政治论则是把高等教育作为政治的分支、强调高等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的作用。布鲁贝克梳理了二者在美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影响力此消彼长的历史，认为它们从建国时期到19世纪末及以后“交替地在美国的高等学府中占据统治地位”，但是，如果仅以此就断定认识论和政治论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是否可取？
布鲁贝克在指出认知论和政治论之间矛盾的时候说：“其矛盾之处在于，探讨高深学问的认识论方法设法摆脱价值影响，而政治论方法则必须考虑价值问题”，在这里，尤其注意“认识论方法”和“政治论方法”的表述方式，可见，布鲁贝克将二者视为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可能性较大。其次，第一章中指出“大学确立它的地位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高等教育哲学，一种哲学主要是以认识论为基础，另一种哲学则以政治论为基础”。也就是说，二者是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的基础，是作者对美国高等教育现象做出的规律性总结，既不是教育活动，也不是从原始教育形式开始的教育现象，不能简单视为“教育存在”，如赵军所说“需知政治论哲学和认识论哲学不过是布鲁贝克对美国高等教育哲学流派内部矛盾和冲突的一种归纳”。再次，这句话还指向了价值关联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进而指出了隐含在关于高深学问纷争背后的哲学流派，分别是理性主义、工具主义、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这才是布鲁贝克关于高等教育的真正哲学思考。所以，不宜把认识论和政治论作为该书的逻辑起点，更不能作为高等教育哲学的逻辑起点。
回到书中导言，布鲁贝克指出该书“围绕着这些问题的主旋律‘E’调[E代表专门知识（expertise）――即深奥的探求――它构成了高深的学问]展开论述”，又指出“精深的专门知识本身就是问题和答案两方面的特殊部分”，就此可以大胆推断“高深学问”作为逻辑起点更为恰当。因为，高深学问是被抽象化了的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连接着教师与学生，连接着社会与高校；学术自由、学术自治、高等教育的功能等都由高深学问推论而得，它们可以相互规定；认识论和政治论不过是高深学问在社会中的演化。因此，布鲁贝克寻求的“各种问题的共同基点”实际上是寻求研究的逻辑起点，也就是“高深学问”。
三、关于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启示
近现代以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变革无不受到西方国家的影响，教育概莫能外。仅就高等教育而言，来自西方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欧美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西方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等观念的传播催生了近现代高等教育的诞生；三是，教会大学推动了科学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四是曾留学欧美的学生中产生了一批著名的教育家推动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如蔡元培、胡适等；五是，改革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高等教育教育名著被翻译为中文在国内发行，扩大了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
这里有几个原因：一是，书名体现了作者的创新和魄力，无论是英文版的《On the Philosophy of Higher Education》，还是中文版的《高等教育哲学》，在高等教育的学术专著中都是罕见的；二是，译者王承绪的学术影响力，作为国内比较教育学的泰斗，王先生的每一部译著都能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哲学》也不例外；三是，我国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上册）于1984年才得以出版发行，对国内学者而言，尚缺乏对高等教育的一般问题进行哲学思考，把哲学的一般原理与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结合起来还存在诸多困难。基于此，布鲁贝克的《哲学》激发了国内众人对高等教育的深入思考和研究，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对该书的诠释和解读。
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则明显不同，概括如下：近代初期中国政治社会的急剧变革对高等教育的亟需，建国后意识形态对高等教育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复苏和发展，20世纪末高等教育机构数量和学生人数激增，21世纪后高等教育质量提升与建设世界一流水平大学需求凸显。如果按照布鲁贝克的哲学基础分析，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始终与社会需要联系紧密，即占统治地位的是政治论。实际上，中国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的稳定发展只能从恢复高考后算起，距今不到40年的时间，与美国200余年的高等教育发展史相比，犹如一个充满好奇心和求知欲的孩童和一个成熟的中年人的区别。而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起步更晚，2004年才出现了第一本《高等教育哲学》（张楚廷著，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专著，学科建设还远远落后于高等教育实践的发展，实难和美国高等教育哲学研究的繁荣相比。这其中，布鲁贝克的《哲学》恐怕“难辞其咎”，因为它占据中国学者头脑的时间实在是太长了，难怪有人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出“读经30年，自醒才3年”的感慨。所以，在对西方名著的研读中如何避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构建“中国化”的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为，《哲学》一书对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方法启示远多于内容启示。
第一，在研究目的方面，当时，布鲁贝克创作《哲学》一书的意图非常明确，即“普遍性”、“根本性”、“整体性”，也就是说，布鲁贝克一开始抱有努力透视现象去研究问题的本质的明确目的，这本身就值得借鉴。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实践中的诸多问题已经引发了研究者的广泛思考，如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学术自治、通识教育、专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质量的提升、大学的办学理念、大学的功能等，本文认为，这些问题与美国高等教育中曾出现的矛盾只是“形似”。与上个世纪美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历史背景大相径庭的是，当前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程度的日益加深、现代与后现代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背景。因此，在高等教育哲学理论构建中，必须明确研究目的，即旨在解决高等教育中的根本问题，澄清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关系，引导中国的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同时促进教育哲学的发展。
第二，在研究对象方面，布鲁贝克直指高等教育的根本问题――高深学问，并展开一系列讨论。在国内，关于高等教育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缺乏战略性思考。“由于教育哲学需要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性把握，这种目标要求教育哲学不能以直接描述事物某一细小特征的数据为处理对象”，只对其中的特殊、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只能提出局部的、短期的、具体的解决方案，不能实现整体性的、普遍性的、长期性、系统性的理论构建。这种研究的缺憾在于对研究对象的选择，不是过于抽象，就是过于具体，不能把“一般”与“特殊”、“根本”与“具体”结合起来，以至于既不能指导具体的教育实践，又没能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能从根本上革新高等教育理论。
第三，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布鲁贝克在每一章中都沿用了对高深知识、教师（教授）、学生等基本要素逐个分析的方法，也就是说，在高等教育哲学的研究中，从分析事物基本要素入手比从分析事物外部环境更重要，归纳和演绎比问卷调查和实验法更重要。如果仅徘徊在对外部因素或环境（外因）的分析和梳理中，例如，国内研究者较多重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对高等教育影响的研究，结论也都集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与有高等教育关系紧密、相互作用，教育不能脱离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独立存在，高等教育改革需要一系列社会改革配合等观点上，这样的研究虽然对全面分析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却始终无法得出清晰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高等教育哲学理论。
第四，在研究主体方面，布鲁贝克拥有哲学博士学位，长期讲授教育哲学的课程，终生致力于教育哲学、高等教育和教育史的研究，其著作在美国具有深远的影响力。所以，哲学与高等教育的结合不仅需要研究者的壮志雄心，更需要研究者具备扎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和较高的哲学素养。中国教育哲学经过长达一个世纪的发展（其间曾中断30年）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国外高等教育哲学历史久远，成果丰硕；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相关专业稳定发展，相关学会活动频繁，这些都是高等教育哲学发展的有利条件。研究者们要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努力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综合教育理论与哲学理论，提升学术研究水平。
当然，《哲学》所体现出来的研究方法并非完美。布鲁贝克陈述自己观点的时候比较隐晦，通篇夹杂着的其他学者的观点也给读者设置了不少障碍，使得其“澄清问题”、“平衡问题”的结论若隐若现。再加上译本与原著总有一定差异，对一些核心概念（如认识论、政治论、学术自治论）的解读总会受到语境的干扰，影响了对该书思想的正确解读。当前，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困难重重、矛盾纵横交错，如果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以模糊的、隐晦的方式表达，不但对促进教育实践发展无益，还可能会扩大问题的复杂性，不利于学术研究积极作用的发挥。
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还有赖于其他学科的成熟，尤其是居于上位的哲学的发展。近年来，鉴于文化哲学的兴起和发展，已有学者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思考对高等教育展开研究，如衣俊卿、王冀生、董云川等，希望他们的共同努力能翻开中国高等教育哲学发展史新的一页。综上，从根本上说，中国高等教育哲学的发展亟须高等教育方法论的建构和发展，亟须跳出《高等教育哲学》看中国的高等教育哲学。
参考文献：
[1][美]布鲁巴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社，1987：序2，4，10，4，8，12，10，11，27.
[2]张斌贤，刘慧珍.西方高等教育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
作者简介：辉进宇，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云南大理671003)；
从教育理论“本土化”实现过程的内在机制来看，它主要涉及三个相互联系的环节和阶段。一是通过译介和学术交流等多种途径，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被引进并与本国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发生交流、碰撞和联系。这是教育理论“本土化”实现的前提条件。二是本国教育理论和思想对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和思想进行选择性的借鉴和融合。这是教育理论实现“本土化”的过程和关键。三是基于本国教育理论和思想的历史传统及现实状况，并通过同化和内化等一系列内在转化的过程建构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和思想。这可谓教育理论“本土化”的结果和最终目的。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实现涉及的因素是多样的，转化的过程也是非常复杂的，它与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研究都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同时，这个过程的实现无疑也需要教育科学各门具体学科的共同参与。作为教育学二级学科的比较教育学具有将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先天学科优势。因为，在比较教育研究与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两者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比较教育研究可以在促进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和价值。本文主要从比较教育的学科特性来分析其在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学科优势。
一、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引进性”
和“借鉴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学习和引进别国先进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并以此为本国教育的改进提供借鉴，这是比较教育学科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内在依据与直接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较教育研究一定是与“学习”、“引进”和“借鉴”等范畴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这几个方面成为比较教育研究必不可少的内在意蕴，进而构成该学科的重要性质和特点。但另一方面，在比较教育的实际研究中，很少有什么纯粹的“学习”、“引进”和“借鉴”，也很少存在为“引进”而“引进”的现象。在比较教育研究的早期，大量存在的对国外教育理论和实践照抄照搬式的简单移植最终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如法国比较教育学者库森就指出，尽管“我研究的是普鲁士，而我思考的始终是法兰西”[2]。美国比较教育学者霍勒斯·曼虽然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借鉴别国教育(包括教育理论)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他所说的：“我毫不犹豫地认为国外有许多东西值得我们在国内效仿”[3]；但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提出了“以有限度的借鉴为目标的观点”[4]。“有限度的借鉴”实际上就是对国外教育理论和经验照抄照搬和全盘吸收的一种否定。又如比较教育学者萨德勒、康德尔和汉斯等人在比较教育研究中提出了“民族主义”和“民族性”的方法论原则，其核心就是强调借鉴别国教育理论和经验要以本国教育的历史文化和民族传统为依据。在我国，早期的比较教育学者庄泽宣先生也指出，教育研究要“合于中国的国情与需要”以及“如何使新教育中国化”等；陶行知先生则主张“教育研究别替东洋人拉洋车”；古楳先生也发出了“为什么现在的教育不适合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的质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把这些中外比较教育学家的上述思想归结起来，实质上就是一个国外教育理论和经验如何实现“本土化”的问题。这样，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学习”和“引进”就应该有一个落脚点和归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同化”和“内化”国外相关教育理论，并由此实现国外教育理论的“本土化”和“本土生长”，并通过这个过程来发展本国的教育理论和发挥对本国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如果我们把“引进”和“学习”作为手段、途径和方法，那么，“同化”、“内化”和“本土化”就是结果和目的。反过来说，没有对国外教育理论的“引进”和“学习”，也就谈不上什么国外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了。因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这一概念一定是建立在“引进”和“借鉴”的基础上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本土化是与‘借鉴’紧密相连的重要问题。‘借鉴’是对外而言，‘本土化’是对内而言。”[5]因此，比较教育学“引进”和“借鉴”的学科性质和特点就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提供了前置性的条件。
二、从比较教育研究的“比较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比较教育研究的实质和具体过程就是把国外的教育制度、理论和经验与本国教育相对应的部分加以比对。通过这个过程，一方面找出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相同点，另一方面找出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差异点。当然，发现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的异同还不是比较教育研究的最终目的，比较教育研究的深层目的在于探究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差异形成的原因，进而认识和确立本国教育与别国教育之间的优劣与长短，并由此达到以别人之长补己之短的结果。而就其中教育理论的发展而言，这个比较的过程就是要求吸收别国教育理论中的“合理元素”，并把这些“合理元素”吸收和补充到本国的教育理论体系中，并由此建构出一种既反映本国教育特色和传统，又有新质要素的新的教育理论体系，而这本身就是实现国外教育理论“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和具体路径。对于比较教育研究的“比较性”在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作用，著名比较教育学者奥利韦拉就有深刻的表述。他提出：“它的真正对象是从两个或更多的教育领域中发现的抽象的关系类型，作为一个力求获得科学地位的学科，它的真正目的就在于从更高的抽象水平上建立和阐述这些类型之间的新的关系。”[6]这段话就从学理上阐述了比较教育研究中的“比较性”在生产新的教育理论以及实现教育理论“本土化”中的作用。我国早期比较教育学者罗廷光先生也认为，“在今日外来势力纷沓交呈之下，我们要想建设真正我国的教育，非从比较教育入手不可：用了比较的眼光，就该国教育之背景及演进步骤，了解其现状，权衡其强弱得失利害之处，再针对本国教育情况而斟酌损益之……我们所以注重教育之比较的研究之理由便在此。”[7]
三、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跨文化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跨文化性”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学科性质和特点。同时，“跨文化性”在比较教育研究中还具有特殊的意义。比较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的教育研究，“比较教育学的异质性最深刻的表现还在于其文化语境的异质性”[8]。当然，“跨文化性”的特征只可能存在于两种或多种不同性质的文化之间，“跨文化性”实质上就等同于文化的“异质性”，而只有在具有“异质性”的不同文化之间，才可能存在着相互学习、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以及“本土化”的问题。因为，具有“同质”的文化之间是没有什么根本区别的，也就无所谓用一种文化来“化”另一种文化了。当然，就更谈不上什么“本土化”了。因此，比较教育研究的“跨文化性”特征在客观上构成了教育理论“本土化”的逻辑前提，并为教育理论的“本土化”提出了需要和可能。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文化语境的异质性本身并不是比较教育学的学科同一性的障碍，相反它有利于这门学科在促进本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中发挥独特的功能，因为几乎所有的文化比较研究都是从本民族文化的发展出发来建构本民族文化的‘他者’的。”[9]
四、从比较教育研究的“跨国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从比较教育的发展历史来看，最初的比较教育研究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国家教育之间的相互比较。尽管比较教育发展到今天，比较的单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得到了极大的拓展。但国别比较至今仍是比较教育研究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比较单元。也正是由于存在着不同国家的不同教育及其理论体系，教育理论“本土化”这一命题才得以成立。因为，教育理论“本土化”暗含的一个前提和要求就是要有“他者”或“他国”异质教育理论的存在，并且“他者”或“他国”的异质教育理论还要与本国的教育理论之间发生某种形式的交流、沟通和实质性的联系。如此，从逻辑关系来看，任何一种“本土化”一定存在着一个外界的参照系。所以，“跨国性”也构成了教育理论“本土化”这一命题成立与否的先决条件。关于这一点，有学者就指出“它的学术实践有一个前置性条件就是研究对象的‘他者化’，即它要首先在‘本国的教育’之外建构出一个异于本国教育的‘别国的教育’，然后才能开始它的学术实践。”[10]
五、从比较教育研究的“异域性”来看教育理论的“本土化”
与比较教育研究“跨国性”相联系的就是其“异域性”的学科特点。在这里，“异域性”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不同国家开展的教育比较研究，即把每个独立的国家作为不同的区域和地域；二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圈的教育比较研究；三是指比较教育主要是基于超国家，如当今各种世界性的经济联合体和政治联盟等的教育比较研究等。随着比较教育研究对象的发展，比较的单元开始延伸到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区域、不同民族地区和不同文化圈的比较以及超国家的比较等。“异域性”也往往是与“异质性”和“差异性”等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由此构成了比较教育学中的比较的基础。当然，在比较教育研究中，与其说它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异域性”，还不如说比较教育研究更看重的是在“异域性”中所隐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而差异性无疑又构成了所谓“本土化”的内在基础。如此，只有在“异域”的具有“异质性”的教育理论之间，才可能有教育理论的“本土化”之说。
教育评估、教育评价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60 年代兴盛于西方世界并传入我国。这些学科虽然在我国大力发展已有20余年，但理论
研究的进展不大，学科的成熟度不高，与我国广泛开展的教育评价活动很不适应．我国各省市都有考试院（中心），也成立了许多评估、评价机构，广泛展开了对教育测评估评价活动。而与此相应的教育测验、教育统计、教育测量、教育评估、教育评价理论很不成熟．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教育评价与教育研究和发展，以及对教育评价实践的指导．鉴于此，本文对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进行简述和辨析．
一.关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简述
教育测验：即为考试，它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以及某些心理特征的测量。考试是教育评价的一种手段。考试是个系统，它由主考、
被考（考生）、试卷（试题的集合及其评分标准）、考分四要素组成。考试的过程就是主考组织编制试题，通过试题作用于被考，将正确答案、评分标准与被考的反应（答案）相比较，然后给出考分的过程。考试从宏观上可分为社会考试和教育考试两大类。教育考试又可分为校内考试和校外考试两类。按考试分数的解释与使用，可分为常模参照性考试和标准参照性考试。按考试对象分，有学业的成就考试、学术能力倾向测验（其目的在于测量考生学习的潜在能力、发展倾向，如音乐能力倾向测量）、人格测验（如测量态度、兴趣、情绪、性格等）．按测验人数分，有个别测验、团体测量．接测验方式分，有纸笔测验（用笔时试卷作答）和非纸笔测验（如口试、实验操作、表演等）。其它可分为难度测验、速度测验、总结性测验、诊断性测验以及大规模测验（其成绩的使用有权威性，要求严格，标准化程度高）、教师自编测验（即教师自编用于课堂教学的测验）等．[1]
教育统计（学）：运用数理统计学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现象中的数量关系的一门应用学科。它通过数据的分析和处理，准确地掌握教育
情况，为制定教育方针、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为开展教育科学研究，探索教育规律，制定教育方案，检查教育效率提供科学方法，也为教育管理和教育评价提供有效的工具．它分为两大类：一是描述统计学，研究简缩数据和描述这些数据，二是推断统计学，用数据进行统计检验，统计分析和非参数统计法作出决策。前者只是分析某一样本的特点，而后者则是通过抽取母体的一个样本，并以此样本为根据来分析母体的特点．它是在教育问题的研究中，描述样本，分析样本，分析样本与总体的关系，从而进行教育科学推论的一种原理和方法．其研究方法一般有：大量观察法、统计分组法、综合指标计算法、统计资料检验法、统计资料图示等。[2]
教育测量（学）：研究如何测量学生的学业成绩、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思想品德以及教育效益等问题的一门教育学科。它运用各种测量
手段和数理统计方法等数学工具，根据教育目标或教学计划的要求，研究如何测量和评价教育效果，如何编制测量计划，各种类型试题的优缺点，衡量一个学业成绩测验好坏的数量指标，如何进行测验结果的统计分析，测验分数的解释和评价等．其主要内容包括：测量原理、项目分析、效度、信度、标准化测验、测验的设计和编制、测验的常模、测验的实施和评分、测验结果的解释等。[3]
教育评估：是一种有系统地去寻找并搜集资料，对评估对象作预测性、估计性的评判，以便协助教育决策者从若干种可行的策略中择一而
行的过程．在我国教育评估与教育评价不作严格区别，在实践中具体运用时，不同的范围和场合有不同的习惯用法．如高等教育中多用评估，在督导部门也称督导评估，而在普通教育领域多用教育评价不过两个概念是有一定区别的．评估有估价的含义，较为模糊粗略，而评价相对而言是较为精确的价值判断，评估多用于群体或单位的状态及效果的估价，而评价则既有对群体和单位的价值判断，也有对个人的判断．教育评估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教育决策提供重要依据，国家教育管理部门要根据教育评估的结果，及时调整教育的决策。教育评估的结果对国家、对学校都是一份咨询材料，而不是行动纲领．[4]
教育评价（学）：以教育为对象，研究各类教育目标与相应的教育现象之间的关系，并给予一定的价值判断的学科．它的研究范围可划分
为：宏观教育评价（研究教育思想评价和教育制度评价）和微观教育评价（研究学校教育系统内部各类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的评价，如学校办学思想、学校领导管理质量、教师教育和教学质量、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质量的评价等）。它的基本范畴是：教育评价的对象，教育评价的范围，教育评价的模式，教育质的规定性评价，教育量的规定性的评价，教育质和量变化的度的评价，教育评价的指标体系，教育评价的类型．其研究的基本原则有：客观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原则、发展性原则和联系性原则．其种类包括目标评价、过程评价、条件评价、贡献评价等．[5]
教育评价（学）：教育评论学是研究教育评论现象和教育评论活动规律的科学．或者说它是研究教育评论的历史、现状，教育评论现象的
本质联系，教育评论工作的性质、任务和作用，以及教育评论工作的原则、方法的科学．教育评论学是与教育理论、教育史并列的一门教育学科．要建立教育评论学的学科体系，必须解决两大难题，即建立教育评论学的范畴体系和概念体系，并给予科学的揭示和阐述，使这些概念和范畴形成一个有机整体．同时，还要运用这些概念、范畴及其所固有的内在联系，采取科学的方法论证教育评论活动中最普通、最一般的科学原理；从而揭示出整个教育评论活动及其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教育评论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从根本上规定了教育评论学的学科性质和范畴．首先，教育评论活动是一种教育科研活动，它的直接结果是鉴别、评判教育文化的优劣，进而对教育界产生社会舆论导向作用；而教育文化本身及其所产生的依附于受教育者身心的精神产品，都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可见教育评论家属于研究意识形态和揭示教育评论活动的本质规律，建立完整的教育评论学学科体系。所以，教育评论学也属于基础理论学科。再次，教育评论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教育评论学涉及整个教育领域，内涵十分丰富。也可从不同视角，针对不同范畴建立多部门、多层次的分支学科（如：教育理论评论学、教育史评论学、教育行政评论学、教育家评论学等），所以教育评论学又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6]
二、关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与教育评价的关系
教育评价与教育测验的关系：教育测验是对人的知识、技能和能力以及其他某些心理特征的检测，是教育评价的一种手段，确切地说它是
教育评价获得评价信息的工具之一．教育评价获取信息的测验法就是来自于教育测验．
教育评价与教育统计的关系：教育统计是运用数理统计的原理和方法研究教育现象中的数量关系，通过数据的分析和处理确切地掌握教育
情况，也是教育评价的一种手段和工具。教育评价中获取信息的统计法就来自于教育统计。
教育评价与教育测量的关系：教育测量通过对学生知识的掌握、智能的发展、思想品德的变化、体质的状况以及教育活动的各个方面的测
定，为教育评价提供依据，是教育评价信息的主要来源．如果没有教育测量提供的资料，教育评价将成为无源之水，失去了作价值判断的依据，其科学性、准确性便无从谈起。另外，教育测量的结果只有通过教育评价才能获得实际意义，成为改进教育工作有参考价值的信息．[7]
教育评价与教育评估的关系：教育评价与教育评估是非常相近的两个概念，在许多场合是通用的。评价是精确的价值判断；而评估是估计
的、预测性的价值判断。在我国从政府的文件到学者的文章论著，以及教育实践都把评估与评价混用。我个人倾向于把教育评估的对象限定在以宏观、中观的复杂教育系统的战略性、预测性估价方面，对于微观的较简单的教育系统的过去和现存实态则作为教育评价的对象。
教育评价与教育评论的关系：教育评论是对教育文化的反思和展望，它的对象是以教育文化中的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为主的，以真善美作
为评论标准的观念活动。严格讲它与教育评价虽只一字之差，但它与教育评价分属于教育科学的不同领域，有着重大区别。比如，教育评价是一种管理活动，而教育评论则为观念活动；教育评价由评价机构按严密的程序实施，而教育评论则由教育评论家个人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评述；教育评价有明确的指标体系并要求量化，而教育评论无需指标体系更不用量化，教育评价的对象是具体的可控的，而教育评论的对象是抽象的，不可控的；教育评价的结果多用于改进工作，而教育评论的结果则多用于改变观念；等等。这不是说教育评价与教育评论一点关系都没有，它们的关系表现在教育评价的结果可以成为教育评论的论据影响教育评论，而教育评论的结果可以作为教育思想观念影响教育评价所依据的教育价值观。
三、从价值论角度看与教育评价相关概念的区别
唯物主义的价值论认为，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是人们把握客观世界和两种不同方式。两者反映的对象、意义和参加的心理成份都有着质的
区别。事实判断是以客体的本质和规律为对象的，它探讨客体“是怎样的“、”是什么“，探讨事物的现象、本质和规律等实体属性，即以理性认识这种抽象思维形式反映客体的本质及其规律。而价值判断是以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为对象，它探讨客体的价值属性，即客体的社会意义------对社会需要意味着什么，它以多种意识形式-----认识（价值与事实判断）、情感（对价值的态度体验）、意志（对价值的自觉保证）等诸种形式的综合来反映客体与主体需要的关系。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教育评价对评价的对象不仅要借助教育测验、教育统计、教育测量进行量的测定和分析，而且要进行质的分析，
把所有考查绩效的材料和分析综合起来，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作出价值判断。从这里可以看出，教青评价行为是建立在事实判断基础上的价值判断．教育评价中的事实判断在于诊断与鉴别教育的性状，价值判断则是对诊断鉴别而得的结果或结论，按其价值取向进行合乎目的的推断和判断；事实判断是价值判断的基础，价值判断是事实判断的目的性追求。而教育评论是依据一定的教育价值观和教育价值取向，对教育的一种价值判断。从教育测验到教育评论是一个由事实判断向价值判断的变化过程，我们不能说教育测验丝毫没有价值判断，如在测验什么不测验什么的问题上是有价值判断的；同样，我们也不能说教育评论就无点滴的事实判断，教育评论需要通过事实判断的真凭实据作论据。
四、对教育评价学及其学科群研究的建议
教育评价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初步形成了学科体系，尽管概念、体系有待完善，但已为下一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此相应的考
试学（研究教育测验的学科）、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评估学、教育评论学都已有相应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共生的教育评价学科群。21世纪，要使这个学科群得到良好的发展，我认为首先对各个学科的研究范围有个明确的划分，尤其是对教育评价学要有合理的定位，不要再把考试学、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的内容纳入自己的努力范围，要让它们以独立的学科更好地为教育评价学服务。另外，教育评价学还要把属于教育精神文化、制度文化类的抽象的，教育评价无力评价的范围还给教育评论学，让教育评论学更快地发展．同时，要把教育评估与教育评价的关系处理好，可将两者合二为一，形成统一的学科．其次，各学科要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概念体系和学科体系，把一些已成熟的概念和理论约定俗成稳定下来，逐步形成相对稳定的学科知识和概念体系。第三，要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加强理论研究，使其适应实践的要求，要积极总结实践经验并升华为新的理论，丰富和发展教育评价学学科体系．第四，要处理好引进与消化吸收的关系问题。无论是从国外引进的教育评价学理论，还是从教育科学界以外引人教育的评价理论都要结合我国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进行修正使其“本土化”和“教育化”。
综上所述，搞清教育评价相关概念的关系，对理清教育评价学科群内各学科的关系，促进该学科群的发展，为丰富和发展教育科学，加快
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 [5]见李冀主编·《教育管理辞典》（第二版）·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第167页
[2] 参见曹延亭编著·《教育统计学基础》·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3] 见李冀主编·《教育管理辞典》（第二版）·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
[4] 参见许茂祖编著·《高等教育评估理论与方法》·中国铁道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7页
一、马克思主义教育意义及现状
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相对应的，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高校教育中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必不可少的。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堂，是我国大学生构建个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阵地，是提升自身政治素质的主要平台，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高校实施的成败与否，关系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关系到整体中华民族的综合素质，关系到国家未来栋梁之才是否能够承担起建设国家的责任。
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学在高校的教育发展中，一直备受关注，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中之重，因此各大高校都在积极寻求将马克思主义教育贯彻实施的方法。虽然，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施方法，在高校中不断被探索发掘，但是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遇到许多障碍。首先，在硬件设施和师资理念上来说，传统的教学方法与形式，已经不能吸引学生上课的注意力，使得该课程形同虚设。其次，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大学生的思想开始多元化，并且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性，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进行创新，满足大学生的价值观需求。再次，师资队伍建设不能满足贯彻马克思理论教育实施的要求，高校的整体研究水平不达标，更为甚者，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存在学生对于该理论教育存在排斥的现象。从深层次分析来说，高校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政治思想教师，在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大学生的个人担当的关系阐明之前，就进行理论的灌输，这就导致了大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些内涵以及保家卫国、社会责任感的内容产生了厌烦情绪，从而在根本上阻碍了马克思理论教育的实施。
二、传统文化教育思维逻辑促进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
中国文明源远流长，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在中国文明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更是集文明之大成，博大精深，意义深邃。在现代教育的课堂中，运用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去构建现代的课堂体系，以深邃的思想去创建大学生的思维范式，无疑是对大学生的思维逻辑进行重构。这种思维逻辑框架在重构之后，能够为教育的实施打开一个新的切入点，这种方法相较于传统的政治理论灌输来说，具有很大的优势。在中国传统教育与政治教育结合的过程中，我们注重的就是如何将二者更好的结合。而中国传统教育是利用三种逻辑不断向深层次递进，阐明个人价值与国家担当之间的关系的。中国传统教育中的天地人逻辑强调了天地之道向人道的过渡，进而弘扬明德良知逻辑，强调个人道德的提升，最后注重境界晋升逻辑，将个人责任与爱国爱家的理念完美结合，达到天地人的统一。[1]
第二，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家国合一，明德良知。在这个传统的逻辑理念之下，儒家以其为教育的切入点，强调人性本善，宣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认为家国之爱是一体的，是人自出生以来就带有的天赋，也是一个人在不断的成长学习中应该有的基本素质和人格。因此，儒家千百年来所倡导的理念，为现代教育打开了一个进行政治教育的通道，在传统教育的解说之下，为受教育者提供更深层次的家国讲解，为个人价值与国家责任寻找一个更好的连接点。这就改变了当今政治教育的表面性，从而在良知上去打动受教育者。
第三，境界晋升的教育逻辑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境界晋升逻辑主要强调的是，中国传统教育的追求层级从自然到人再到天地的过程，以至于达到圣人的境界，这对于每一个有志向的人来说，都是人之常情。对此，冯友兰先生为人生的追求境界给出了具体的概括：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这四种境界是逻辑晋升的过程。[2]对于境界晋升逻辑，其主要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自我修养，以实现自然与人的整体和谐，在整体上实现天地人合一，这种境界的提升具有很高的美学造诣。使得传统文化的实施在枯燥中显得高雅不失趣味。这就为高校政治教育的落后实施提供了一个先进的范例。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身所具备的深邃性和优雅兴，使得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能够有效地进行沟通，从而给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行之有效的途径。所以，将传统文化教育运用到高校政治思想教育中，会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教育发展。
三、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如何将其更好的在高校教育中实施，我们提出了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相结合的建议，下面本文阐述了展开该工作应该从哪些方面实施：
第一，从师资建设方面来说，高校必须任用具有高度传统文化素养的教师来任教思想政治课程。思想政治课相较于其他专业课程的老师来说，必须见多识广，对于传统文化有很深的见解，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利用传统文件的切入点，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其中，以达到融会贯通的效果。
第二，要求教师能够改变课堂上的教育方法与形式，灵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内容与传统文化的衔接之处。教师需要深入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之处所在，在进行传统文化的见解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深层次的解读，简单来说，就是用中国传统文化所拥有的知识内涵，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讲解出来，并且能够引起学生兴趣，提升教育效果。
第三，注重实践，在实践中达到教学的目的，要求学校积极组织思想政治教育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相关活动，把握实践活动多带来的教育机会，展开不同形式的教学实践，将弘扬传统文化与贯彻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结合。例如在我国传统文化节日时期，举行节日活动，将思想政治教育知识以问答的形式运用到其中，并且组织受教育者进行积极向上、热爱集体的相关活动，使所学有所用，达到知行合一、学以致用的目标，树立受教育者正确的价值观，爱国爱党，有责任有担当。
总而言之，中国文明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上的，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不断发展，中国文明源远流长，都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它就如同血液一样，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里奔腾。所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施，不能离开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两者需要进行有效地结合，分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中国发展的实际意义，通汇贯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当中，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进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