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思想无止境，独立思考不停顿。独立，贵在独自、独到，贵在立得起、立得正。就是事物真正过眼、过手、过脑了，不是当“二传手”，吃别人嚼过的馍；就是拿出自己的真思想、真见解，不是顺杆爬，附庸风雅；就是自己真需要、真适合，不是随大流，跟气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对“本本主义”，倡导独立思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走出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的道路。邓小平倡导解放思想与独立思考，打破框框、条条、“本本”、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不照搬别人、别国现成的模式,一切从变化着的实际出发去思考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走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一九八八年五月十八日邓小平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的谈话时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独立思考，是我们党的光荣传统，也是解放思想的真谛。怕的是解放思想不动脑筋，奉命行事，上级提倡解放，下级跟着喊解放，独立成附庸、思考成阿谀、创造成因袭，热热闹闹，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要从整体上完善地考察中国的现代新闻事业，就不应忽视被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闻活动。在旧中国，他们坚守自由主义的独立新闻思想的信念，借助报刊进行思想启蒙和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宣传，在一定程度上对旧中国的政治走向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改良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形成了旧中国新闻界一道独特并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刊物，他是继胡适之后我国又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在那个异常专制的时代，储安平创办政论周刊《观察》，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顽强不屈地进行着自由主义思想传播的新闻实践，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刊物的最高发行量曾达到平均日销量5万份，最高时10. 5万份，实际读者在百万人以上，一度风行全国。
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实践为考察旧中国新闻业的生存环境和历史演进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关照视角，梳理和研究储安平的新闻思想确有其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由于过去的新闻史著述中存在着惯用的对照政治史单纬度评价的局限，在涉及储安平和《观察》周刊时，通常冠之于非主流、旁门侧枝的定位，或盲目简单、武断偏激地评断，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这种单向、线性思维的新闻史阐释缺乏“时空通观”的评价规范，没有将新闻现象和史实纳入多维联系和全面解读之中，从而导致对史实意义的忽视。从科学理性的学术角度思考，任何新闻史实都是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和研究价值的。笔者将着重考察剖析他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的历史来源和思想基础，这有助于真实把握旧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的新闻理念和心路历程，从一个新角度更加广阔客观地去思考中国新闻业的发展历史。
一、早期人生境遇和求学经历对储安平新闻观念的影响
储安平1909年出生于江苏宜兴，母亲在其出生时去世了，父亲既赌又缥，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孤苦，多病的身体和后来在外漂泊的艰辛造就了储安平忧郁敏感的心灵，他这样描述自己的这种忧郁性格:“我得承认我自己的感受力太强了”，“我是一个神经质十足衰弱的人”，“我常常为一些极琐小的事，不自制地悲伤着，”“母亲给我带来一副容易感伤的气质。忧郁象一条河流般在我心头流过。”思想者往往是忧郁的，这种忧郁的性格使他有了更多的时间花在冷静思考上，如果他早期的忧郁主要沉溺于个人“我”的病痛和不幸，那么在后来就自然地转向国家落后腐败现实和人民苦苦挣扎的生存状态的忧虑，“这种感伤是一种属于人性的感伤……我非常爱他们(孩子，笔者注)。可是这个时期，我从来没有想到他们。有关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项，在当时曾经占据过我的心灵，就是关于国家的前途……万一我此去一闷不醒，最使我不能螟目的，实莫过于今日我们的国家还没有走上轨道的一点。”储安平幼时寄养在伯父家，伯父在家乡兴学和造福桑梓的士大夫品格使他一生对伯父非常敬重，“床前一直挂着他伯父的像”，可以说伯父身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士大夫精神是储安平一生敬仰和追求的。另外，从小经历的艰辛，“如漂息在茫茫大海中的一叶片舟……”使他从小就有较强的自立精神，养成了能吃苦爱节俭的品质，独立自强、非常自信。从青少年时代多灾多难的人生经历中磨练出来的不怕风吹浪打、独立处世和独立思考的自由个性，为他后来不惧怕黑暗势力的摧残破坏始终坚持不懈的新闻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储安平早期的文学活动可分为光华大学读书时期和《新月》时期。这一时期是储安平自由主义思想初步形成的时期。1928年，他进人光华大学英国文学系就读，“二三十年代中国活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几个主要人物当时都集中在光华大学，如张东荪、胡适、罗隆基、潘光旦、徐志摩、王造时等一大批教授学者，自由空气浓厚，这样的大学环境培养了青年储安平的自由主义思想。后来他加人了“新月派”，作为一个崇尚自由主义的文学流派的后起之秀，忧郁感伤的气质特别强烈，这一点从他此时期发表的散文可见一斑，如“一天到晚完全在幻灭和空虚里呼吸着，充满对个人前途的深深忧虑。他对新月派盟主徐志摩充满了敬仰，认为自已写散文多少受着他的影响，在他的散文《悼志摩先生》中，对徐志摩的热心、率直、诚挚、提拔后进和写作认真的性格不胜啧啧称赞，尤其提到志摩认为:作编辑最大的快乐永远是作品的发现。这些都对储氏全心投人于编辑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设想，崇拜徐志摩的储安平对徐氏《为要寻一个明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理想也一定心有灵犀，所以徐氏尽管身处“黑绵绵的昏夜”仍然矢志不渝地“向着黑夜里加鞭”的追求民主自由的不懈精神也深深影响着储安平。就读“自由空气浓厚”的光华大学和加人新月派这两个时期的人生经历使储安平成为一个彻底的自由主义信仰者。自由主义和新月派提倡的个性解放、争取民主自由，赞扬人道主义的思想，贯穿着“爱祖国、反封建、讲人道”的思想，也是五四精神的时代反映，有着存在的时代依据。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时期，储安平已经开始了最初的编辑工作的实践，出于对政治的兴趣，他于1931年编辑了一册《中日问题各家论见》，作者包括陈独秀、汪精卫、张东荪、梁漱溟、胡愈之等。题为“各家论见”显示了储氏张扬自由主义的学术争鸣风气的端倪，也在自由主义思想内容和编辑工作实践两个方面为储安平后来从事奉行自由主义的刊物编辑打下基础。
如果说储安平在国内求学期间受到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是间接感性的，那么留学英国的经历则使他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有了直接、理性的认识，也巩固了他信奉自由主义的信念根基。回国后，1940年他到了抗战大后方的湘西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教书，写下了有关英国的著作《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英国与印度》，探讨中英两国强弱的缘由。在对比中英两国人之性格和作人作事的精神的长期思索中，强调对国民性格的思考说明储安平已侧重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层面寻求中国落后的原因，这比此前中国思想界出现过的侧重从物质、制度层面对国家落后的思考更深邃，更本质化。此后，他到达重庆在中央政治学校做研究员，参加称作“渝社”的学术性社团，渝社曾以“中国未来的前途”为题进行过两次讨论，后来储安平主编《观客》和《观察》两个周刊时，对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许多想法都与“渝社”时的讨论有联系。①对国家政治的关心是中国“文人论政”传统的表现。中国知识分子素有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教化天下的士大夫精神传统，在坚守这些中国传统精神素养的基础上，储安平引进介绍西方现代的民主自由、新闻自由等理念进行理论阐释的支撑，这二者的有机结合也为储安平后来从事“放言论事”的新闻评论工作奠定了比较厚重的理论素养基础，他的政论既含有传统善良道德基础上的人文关怀，又具有现代西方先进的理论论辨意识等特征。他对新闻自由有独特的认识和贡献。
二、储安平自由主义新闻观念的思想基础
追溯储安平的思想轨迹，《观察》周刊所信守的的独立客观的自由主义新闻思想和立场有着多方面的思想基础。
一是源于储氏对“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认识方法论和“动”“静”辨证关系的深层哲思，也是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推己及卜人”处世哲学的反映。在储安平的“新月”时期，赢弱多病且感时忧怀的文人敏感特质让他从病中体Q未到一种“极微妙的意境”:“一切事物，人，思想，总不外乎，是动，或静。，··…人在动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是这样，在静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又是那样。当局迷，旁观者清。那只是一句俗语，然而要当局不迷，便必得要有在动中能参悟到静的功夫……在动时要忘不了静，就得靠自已平时的自省和反躬。社会是流动的社会，生活是变换的生活;人，他的心和脑，永在无止的波动中起落，他的欲望和行为，永向求新刺激的一个方向上飞奔。静，除非生就是阴沉的人之外，然而那只是一个寄生的货物，平常，人们总欠缺了这一方面的修养。人，应当在动的余暇，常常从静的孔孔中，来观察观察这个世界，这个活动的舞台，这个复杂的人生……人生如一舞台。有的人，他观察人生，他自己也在舞台上;有的人则自己站在舞台的背后，再去观察舞台上的人，究竟也应站得离舞台近……我相信，一个病了的人，以=种极达观的、极心平气和的眼光来关照一切，他必定会了悟出一些平时所不易了悟出的奥秘的管理的。”
对于一生因体质赢弱而多病的储安平来说，从独处的“静”处观察世界成了他一生的思考习惯，贯彻于人生的始终。从多灾多难的年轻岁月到后来成为独立报人，“超然”、独立态度和偏爱从旁观的“静”处哲思是一脉相承的。在《小病》这篇充满哲学智慧的散文中，储安平对于超然独立于“动”“乱”世界之外的从“静”处冷静观察的思考方式有着深切全面的感悟并陶醉迷恋于其中，这种“动”“静”感悟观沉淀于他的内心，成为蕴藏于心理深层的储氏哲思定势，成为他的认识方法论，也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后来《观察》时期“超然”独立的办报精神。那种“站在舞台的背后”而不站在舞台上并“应站得和舞台近”的“超然”、独立的观察方法与“超然”、不偏不倚和“不直接介人政治活动”的办刊独立态度同出一辙。
在对储氏哲思线索的梳理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动静辨证观为他提供了一种独特且独立的“旁观”世界的视角;这种“超然”的观察角度，能使观察者心态平和，可以得到与常人认知不同的崭新视野关照下的的独特见解，使得观察的效果更客观真实，也更加真切和清醒;于静处的冷静观察，赋予观察者思维的时间和绝佳的观察空间，他的心是沉静的，“静”也扩充了他观照的胸怀空间和思考能力。并且，储氏这种超然于忙乱躁动追逐欲望的尘世之外的独立冷静的观察和思考方式是“以社会发展的优性条件为出发点”“去关照一切的”，这种经世济用的中国传统责任意识使得观察世界和人生的“旁观”客观方式成为储氏的一种人生态度，成为一种自觉修行，最后达到为“静”观而放弃“动”中的欲利的认知和处世态度二个境界的共同提升。中国文人文化传统习惯于经常的反躬自醒，有着特有的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而以文人身份从事独立报业的储安平自然自觉地从职业和人格两个层面自我约束，把“超然”“独立”作为《观察》周刊的思考方式和观察态度。 二是来自于对《泰晤士报》独立办报模式的推崇。
《泰晤士报》以“公众良心的独立言托者”的独立姿态，评论政治，反映舆论，成为新闻事业最有权威的高级报纸。正是基于独立报纸在政治上的杰出表现，人们才开始把报人看作“第四等级”、“无冕之王”，并把报纸提升成为与行政、司法、立法平行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第四权力”。储氏对英国民主制度推崇倍致，他在留学期间对《泰晤士报》因独立而“权威报界”并积极影响英国民主社会之完善的积极作用感触颇深。于是，储氏很自然地希望也能在中国办一份这样的独立刊物。
据储氏报界同仁冯英子回忆，储氏一直想办一张类似英国《泰晤士报》那样的报纸。而《泰晤士报》之所以能成为英国“舆论界的领袖”，就是因为它是一份同政府分离的独立报纸。《泰晤士报》能执行“决不出卖或出让任何权利”的独立言论政策是与经济独立息息相关的。储安平深知其理，所以他把《观察》周刊办成了一种纯粹的同仁刊物模式，“身后无任何组织”。因为只有经济上独立，才可能真正做到言论独立，做到政治倾向独立，摆脱商业性和党派性的纠缠。《观察》所采取的同人刊物办报模式(《观察》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的同人刊物)也具有历史的价值和意义。
三是从发展中国自由主义思想考虑，创办刊物可以为自由思想分子提供一个说话的场所。储安平基于以下判断，作出了创办独立刊物具有生命力的论断:国内拥有广大的一群自由思想学人，他们想说话，而当时国内缺乏这样一个带有全国性的中心刊物。假如刊物不偏不倚，客观公正，无党无派，可以将他们吸引成固定读者群，在市场求得生存。③通过对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上的分析，储氏相信自己的独立刊物可以成为自由思想分子的论坛，从而广开言路，在全国形成“健全的舆论”环境，为中国的言论界秉公论政提供一种基本的稳定力量。储氏对《观察》的言论力量和作用的估计颇为自负，对自由思想借助《观察》各抒己见、畅欲所言的繁荣舆论界局面充满必胜期待。
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是储氏创办独立刊物的理论支撑力量。追求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自由主义理想作为一股基本的原始动力，坚定储氏创办《观察》的决心，他试图创办一个真正超然于政党政治之外的自由主义独立刊物来维护和宣扬自由主义的理想。他相信通过自己亲身创办和把关的这个纯粹独立刊物，可以宣传自由民主的思想，可以客观公正地评论国家政治生活，改变国民性弱点，在全国形成一种有影响的舆论力量，实现最终的自由民主政治目标。储氏对自由主义的中国领袖胡适的独立处世态度和人格充满崇拜，精神上将胡适视作自己的师长和前辈。《观察》的一个特色，就是特别偏重对胡适思想、言论和行迹的报道评说。另外从刊物经营角度，也可以通过突出胡适凸现刊物的自由主义特色和立场，吸引更多自由思想者的关注。
在对民主国家目标的求索中，储安平以新闻刊物为工具力图成为自由民主的呼吁者、实践者和促进者。真诚的爱国情怀和独立立场使储氏不怕刊物刊登任何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而不利于统治者当局的独立言论;借助那些言辞激烈但真实而有利于国家进步的言论，储氏显示了为了理想敢于斗争的韧劲。他认为，只要思想的出发点正确、就照登不误，不计后果。例如最终造成蒋介石下令查封《观察》的军事通讯《徐准战局的变化》在被《观察》刊载之前，作者张今铃担心文章中可能有一些当局认为不宜的军事实情，问储安平:“如内容分量重一些，你敢登吗?”储答:“只要你敢写，我就敢登。”其“超然”“独立”的气魄确实难能可贵。在风闻因《观察》刊登激烈的反对国民政府的言论将遭查禁时，储安平没有被吓住，在刊物头条位置上发表文章《政府利刃指向》，历数国民党的言论管制，据理力争。刊物最终被冠以“攻击政府，讥评国事，为匪宣传，扰乱人心”的罪名予以永久停刊。统治者对《观察》言论的恐慌证明了《观察》的广泛影响力量，而储安平临危不嗅据理力争的态度也验证了储安平不屈不挠的自由民主立场。民主不光是用以口头标榜的，而是必须有人实践的，储安平就是这样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用尽心力，坚守自己独立自由主义立场，苦苦追寻民主政治的理想信徒和实践者。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4）11-0031-02
独立学院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新机制下的产物，是高等教育办学体制改革的新探索，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办学模式，同普通公办高校相比，具有复杂性和特殊性。这种特殊性决定独立学院的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为重要，它直接影响着独立学院人才培养的质量。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由独立学院所衍生出的独特的教育场域，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影响。这是在当前大学生思想问题频发的社会矛盾节点上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新挑战，在培养学生专业素质的同时，如何实现综合素质的提升，亟须探索新出路。
一 关于“场域”与“教育场域”
“场域”的概念由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逐渐被相关研究者重视并广泛应用。布迪厄的场域与被一定边界物包围的领地是有区别的，是指一种具有多种力量因素的关系性存在。“场域”最初是物理学研究中的一个概念，主要是指“物质相互作用范围”的一种称呼，其含义是指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式，在具体的物理研究中可将其按照一定的性质划分为各种类型，如电子场、电磁场等。某种程度上，我们理解的场域就是多因素综合构成的环境的另一种表达。当我们把很客观具象的环境用生动的“环境因素”这一概念辅助理解后，场域和环境就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切合了。所以说，场域就是某些特定因素组合在一起的有机环境，是一种基于结构意义上的特定含义。
“教育场域”是场域的一种形式，其主要是指教育活动参与者（包含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其他教育参与者）之间形成的一种客观关系网络，是指生产、传播和传承精神的和物质的文化资本的场所，具体来说就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软实力和硬环境的统称，是教育活动中人和周围环境的一种互动状态。换言之，教育场域乃生产、传播、传承文化资本之所，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是对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软实力和硬环境的统称，是人和周围环境的一种互动状态。布迪厄强调了场域的特征，即独立性、关系性和博弈性。高校作为教育场域是无可厚非的。（1）它具备了相对独立性，有相对独立的空间存在，按照一定相对独立的规则在运行；（2）它具有典型的关系性，高等教育是由一系列关系和因素结构而组成的一个体系，需要许多环节共同作用才能正常运行，而且不可避免地打破自身的独立性与外界发生关系；（3）它具有了明显的博弈性，各部门，各不同职务的人甚至是学生之间都存在一定的博弈，这是一种事物发展的原动力，适当的博弈是场域得以维持的生命活力。
二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场域限囿
独立学院具有相对的独特性，由诸多有别于普通公办高校的因素存在，因而也就结成了独具特点的关系图式，展现出不同的场域活动。独立学院的思想政治教育场域就是指在独立学院这种独特机制中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构成的育人关系场所。本质上来讲，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教育，在我国就是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合格人才。但是，民间资本和董事会管理机制的介入，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场域无可避免地发生变化。从当前独立学院发展情况看，这种场域的限囿是十分明显的。
1.独立学院办学理念的限囿
在独立学院的办学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允许“合理回报”的存在，从法律上保证了独立学院投资方的合理的经济收益，也就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独立学院的“经营行为”的合理性，使得独立学院在育人过程中始终以“经营”作为一种常规手段，人才理念和教学方式都充满实用主义思想。而思想政治教育是基础性的教育，更多彰显社会价值，独立学院难以看到投资的经济回报，而其精力主要用于培养学生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素养上，容易忽视对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
2.行政管理机制上的限囿
从行政管理机制方面看，独立学院主要是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整个学院的管理中，董事会具有最高决策权。一般而言，学院的院长并不是党组织负责人，而董事会中即使有党委负责人，其往往也不具备决策权。学院党组织作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力量，这种权力的缺失必然会影响到党组织核心作用的发挥，为党委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等埋下了制度限囿。尽管我们不能否定董事会在企业管理中的作用，然而高校毕竟是公益性事业，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使得基层党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难以得到有效开展。另外，党组织在独立学院中的地位和作用处于被动和尴尬，从管理体制上决定了财务制度也不利于开展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进而影响了党组织发挥作用的积极性。
3.人事制度上的限囿
独立学院在管理上通常采取“成本核算”的经营理念，在用人机制方面缺乏民主性，这就对思想政治课程的师资配置的合理性和科学性缺乏足够的把控。且独立学院实行人事制度，聘用人员流动性大，造成教职工更替频繁的现象，不利于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稳定开展。很多独立学院对思想政治理论课不重视，纯粹是为了应付检查而象征性地开设相关课程，并且师资薄弱，主要依托母体高校或其他高校的零散教师来承担课程，经常更换，没有团队结构。这些教师也由于人事制度上的原因，难以接受相关考评，从而形成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形式化。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另一个重要队伍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在市场化和经济理性主导的教育场域中得不到重视，往往对于辅导员的配置远远达不到教育部关于师生比1∶200的标准，思想政治工作队伍严重不足。
4.教育主体心态和素质上的限囿
教师和学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一方面，从教师的角度看，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教师素质良莠不齐，一部分外聘教师走走场，一部分本学院独立招聘的教师由于素质局限，导致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出现了走过场的情况。另一方面，从学生的角度看，因为高考文化分较低，三本学生在综合文化素质上与很多公办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相比较差距较大，学生接受能力和心态上都有一定的问题。较多的学生来自较优越的家庭，容易养成怕吃苦的心理，独立学院学生普遍存在着学习态度不端正、自控能力弱、自律性差等问题，客观上影响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
5.社会生态上的限囿
从场域理论看，场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要具备关系性，独立学院办学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社会，与社会隔绝；恰恰相反，基于独立学院管理上的一些特征，使学生更容易和社会产生关系。如今的社会是一个多元化价值观念充斥的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理念刷新速率快，容易对学生的思想产生影响，某种程度上对大学生的人格成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形成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导致学生基本的是非思维能力的缺失，从而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带来消极的影响。同时，独立学院发展起步较晚，大学的人文软环境还没有形成，没有形成能够对学生精神熏陶较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场域是一个综合因素体，在独立学院的特定场域内，影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因素很多，难以一一列举，在以上五个主要因素的影响下，我们可以对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困境简单总结为：场域限囿。这就需要我们从改变整个思想政治教育场域生态的综合方面去考量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未来发展。
三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理念转变与管理革新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必须要突破当前的困境，从根本上打破独立学院的场域局限，重新构建一个合理的形构。这就要求我们在适应新的教育改革形势下，合理转变理念，不断革新管理，从制度和机制上去导引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
1.转变办学理念，凸显教育公益性
随着教育制度的不断改革，民办教育的不断兴起，如何思考教育的意义重回到大众思维。民间资本的介入和人才市场化的导引会在某种程度上打破现有公办教育的一些格局，激发新的教育活力。但是，我们不得不考量民办教育的“合理回报”行为如何在社会价值中寻求切合点。对于大学教育而言，如果缺失思想政治教育，是不完整的。大学教育是人的培育工作，与工厂的商品生产不同。因此，转变办学理念，凸显教育公益性，是独立学院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现状的首要考虑。
2.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
尽管独立学院是一种教育的新机制，但其社会主义办学方向是不变的，必须遵守《高等教育法》，因此在独立学院中设立党组织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必须的。独立学院的母体高校应充分发挥作用，必须委派得力干将到独立学院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并与独立学院董事会之间达成齐抓共管意识。学院的管理应在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的基础上，兼顾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在人事管理和院务重大决策上充分民主协调，尤其是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
3.改变用人理念，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团队
大学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不能简单看成是公司职员，因此，独立学院应该改变用人理念，尤其是对思想政治课教师和辅导员的团队构建。如果仅仅是从考虑成本的角度出发，每年零散地外聘或个别引进相关工作人员则不能改变现在的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现状。只有提高用人待遇，转变用人理念，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细化用人管理，引进并建立思想政治教育的基础团队。
4.以人为本，循循善诱，努力实现思想政治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双促进
独立学院的学生普遍文化知识水平偏低，厌学情绪较明显，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教师要处处以学生为本，深入实际，认真了解，积极分析，找出原因，从而有的放矢地开展工作，做到循循善诱，不断鼓励学生，点燃学生的学习热情，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学生的思想境界，并由此进一步促进学生学习专业知识。
5.健全保障机制，大力开展“主旋律与正能量”活动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独立学院的母体高校应明确要求独立学院加大思想政治教育的活动经费投入，保障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得到有效开展，尤其是开展弘扬“主旋律与正能量”活动。
6.加大监管力度，将思想政治教育指标纳入考评体系
对于民间资本办学，教育部门应严格准入，确保高质量办学，增加高校办学的社会价值比例，并在办学的过程中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考评机制，并明确责任，将思想政治教育指标纳入考评体系。
参考文献
[1]毕进杰.学校文化场及其场内、场内外文化的互动机制[J].广州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5）
[2]刘生全.论教育场域[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6（1）
独立人格即个体在行使自由意志时能够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不受外部压力的制约而保证其内部倾向的独立性。由于人格是社会化的人所特有的，势必会打上文化和传统经验的烙印，人在做出自由的择别时往往会压制自然本性，遵循社会既定的规范伦常，或迫于社会群体压力而出现从众、权威服从和依从行为。拥有独立人格则能够有效保证个体在适应环境时保持自我的一致性和连续性，做出内心独立的考量和择别。
一、秘书独立人格缺失现象
（一）从众现象。秘书人员在工作或人际交往中，在受到群体的引导或压力下，个人行为或态度倾向于与多数人相一致的方向变化，这种影响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上的影响，通常没有外在直接，明显的胁迫行为。表面上看是秘书个体自主选择和做出的，但实际上是群体影响的结果。譬如近年来，社会上请客送礼、公款消费之风盛行，社会不正之风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的滋生蔓延，形成了一个对秘书极具腐蚀性的空间，对秘书腐败起了催化作用。因腐败而获得的利益对腐败分子来说是绝对具有诱惑力的，一些意志薄弱者在这股歪风的潜移默化下，思想麻木，错误地认为别人能捞我也能捞，法不责众。这种从众心理往往造成上级捞，下级也捞，以致整体跌入犯罪深渊。而部分原本保持自身独立的人员，由于与腐化分子的行为作风形成了对比，从而遭到孤立、边缘化的对待，于是部分的人员便与之俱化，从而丧失独立人格。
（二）权威服从。服从是社会生活中常见的现象，也是任何一种组织和社会文化对人的要求，服从使得各种规范得到遵守，秩序得到保证，但在一定情况下，这种服从也会带来在灾难性的后果。从1963年到1976年间，美国心理学家米尔格莱姆进行的一系列实验研究权威服从现象，从而揭示了人具有高度的服从性。秘书人员本身的角色定位便是领导权威的辅助角色，加之人性本身就具有较高的服从性，于是经常有秘书迫于长官意志而牺牲自我利益，在本身的工作范围之外还要继续服务于上级，迎合上级观点。
（三）群体影响。群体影响对于秘书人员的消极意义则体现在社会懈怠与社会补偿上。当人们一起完成任务时，个人所付出的努力比独自完成任务时要小，这种现象就称作社会懈怠，或者是社会惰化，与之相反的情形叫做社会补偿。秘书人员是领导的智囊、辅助者，负责诸多琐碎繁杂的事务，在和领导的共同工作中，许多上级将工作任务下放，继而是权力下放， 减轻了工作负担，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个人工作懈怠，加重了秘书人员的工作任务，侵犯了秘书人员的权利。另一方面， 造成了秘书人员擅用权力，，滋生贪腐行为。
二、秘书独立人格之意义
（一）保护秘书人员的个体利益。秘书人员的角色普遍意义上是定位于综合辅助管理的，其秉承领导意图，围绕领导工作的需要而展开工作，但这种理论意义上的辅助地位实际上是以秘书与领导的人格平等为前提的，但在实际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常常看到秘书由于其辅的职业特点而导致独立人格的缺失，即秘书人格是屈从于领导人格，亦或者说是屈从于一种威权。这对于秘书人员独立人格的自我觉醒是否定的，因此对于其独立人格的规建和重新填充内容可使秘书权益得到保障。首先，自我独立的人格是秘书人员的本质性存在，由于独立人格的自我觉醒和知觉为其提供了外在于社群的独立思考，保证了其思想的独立性。其次，基于思想的独立，导致秘书人员个人的选择自由是以其独立之思为依据的，因此其行为所产生的义务与责任将由其个人自愿承担，这就避免了秘书个人因独立人格的缺失而盲目屈从与社群意志或威权意志，即保障了其行为抉择的自由性和承担责任的自愿性。
（二）更好地处理权利与义务的关系。自由意志作为独立人格的本质特征，由自由所派生的责任便能够被个人既自觉又自愿地承担，因为是个人自由意志的抉择结果，所以义务是个人所自觉自愿的。同理，对于权利的使用是相对于义务而言的，因此自由的自愿自觉性质同样适用于权利的使用，这种使用的前提是个人的自由抉择，对于公私关系，秘书人员由于其自身独立的考量，保证了在公私关系的审视上尽可能地避免盲从、硬性服从、无条件依从。
（三）有利于角色重新定位。秘书人员的辅角色是基于社会大众对其职业的角色期望所定立的，这种认识在秘书界似乎基本没有争议，但在辅助的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借古鉴今地重新定义一番。即这种辅助不再受权威的绝对性而丧失独立考量的可能性，我们在独立人格的建构下得到的是一种能动的，积极的辅助角色，即能够避开社会心理的普遍性规律，避免从众、权威服从、依从等无意识的决定，而能够独立的思考，自觉自愿地遵从个人定立的辅助准则，这种辅助角色区别于传统的迫于社会主观强力的辅助角色。
（四）便于秘书人员思想和观念的自主改造及适时转变。独立人格的本质特征要求秘书人员拥有自我的独立思考与独特视角，提供了主体思想改造的可能性，由于独立人格自我知觉，要求秘书在任何境况下都保持独立性，即这个社会对于我们呈现的意义，秘书人员都是以个人之思和独立视野来应对着，这是其能够适时转变思想的不可或缺的条件。
（五） 有利于秘书在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秘书的独立人格赋予其两方面的内容，首先是个人能够在自我决断时有独立之思，其二则是在工作中能够主动地自我反思。正是这两个独立，使秘书人员在工作中能够以一种自觉自愿的主观导向来应对外在事物，这就激发了其在工作中的主观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体现在与独立之思前行为方式的对比，即独立之思前，对于外在的规范或命令是以一种不加思考的服从行为，而在独立之思后，尽管行为最终会导向服从，但在服从前，主体对于外在的规范和命令进行一次审视，亦一次价值重估，这就为秘书人员对于不合理的规范或命令的抵抗预留了位置。由于经过独立之思和独立判断，主体对于自身的行为是绝对自明的，因此对于行为导致的责任也是预先自知的，这样的责任感和责任审视让秘书人员能够更加积极地决断，即在行为发出时，克服了主体意识的盲目性和模糊性，从而更好地发挥秘书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三、秘书独立人格缺失的原因
（一）伦理模式构建的精神桎梏。自孔孟至汉儒董仲舒，再到后来的南宋朱熹等先哲的君臣观对后来的人们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印记。这并不是一种政治制度或法律意义上的强制规范，而是一种道德伦理的模式建构，规定了其秩序、准则，这在他们看来是符合最高道德准则的行为导向。而这种伦理规范继而被封建统治者所利用，可以看出道德规范首先是以一种他律的形式约束着众人，因而道德规范的他律性表现出的特点是外在约束力、外在的导向功能及道德义务性。也就是说这种道德规范在最初的阶段是靠强制力来约束个体的行为，并不是个体心甘情愿的行为。尤其到了南宋，这种伦理规范强调一种绝对的秩序和纯粹的服从，违背了人的独立人格，抹杀了人的自由、平等、独立，于是这种伦理构建的外在约束力日益彰显，越来越与个体的基本利益冲突。
（二）中国政治环境的影响。封建社会人们的行为取向几乎全由传统型权威和个人崇拜所决定。在封建制度的支配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是“主仆”关系，既定的秩序导致了臣民的习惯性服从以及墨守成规的无意识行为。“君权至上”，皇帝作为最高天命的的行使者和代言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对其的绝对服从使得臣属关系尤甚。
（三）社会心理导致的从众和权威服从。秘书人员从众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做正确的事，二是为了得到他人的喜欢和认同。在情况不明时，这种从众的可能性会增强，除此之外，在危急时刻，或责任重大时，人的自我独立判断会趋向于从众。在群体工作中，秘书人员会受到来自群体行为一致性的压力，“叛逆者”会遭受群体的不友好待遇，于是从众成为一种获得与他人行为一致、情感达成一致的策略。而秘书人员对于权威的服从是人具有的一种先天趋向，责任重大的时刻或来自合法权利的指示时，秘书人员会趋于本能避开对于责任的承担而对合法权力的指示进行遵从，从而缺乏自我的判断和对于事物自身的冷静考量。
四、如何唤回秘书之独立人格
（一）秘书必须要坚信独立人格的存在。我们的人格是“人性的”而不是“机械化的”。基于这种认识，我们才能正确认识世界。我们是自由的，我们不受普遍必然性的绝对支配，而这种自由在行为上则体现在自由的抉择，即我们有能力去做出我们内心所意愿的择别。这种倾向实际上不是脱离社会，脱离他人，而是在主观上，即主体意识形成一种自由的个人考量境况，显然这种境况是主体意识化的产物，而非行为的对象化。“存在”赋予秘书人员独立人格以“人”的意义，赋予其“人性”。由“存在”所得出的自由和自由本身的特性则赋予秘书人员以人格的独立性。
（二）秘书必须具备独立意识。秘书作为一个社会角色，应该遵照社会对其的角色期待进行角色扮演，然而这种社会群体的普遍规范是有待争议的，我们不能不加思考地盲从社会规范，秘书人员必须有自身独立的考量，秘书其本身的工作便带有鲜明社会群体协作性质，秘书个人在群体中的独立意识对于自身的行为导向显得至关重要，我们在秘书角色的扮演中，不能仅仅以外在的规范性为标准，更应该树立内在的主观准则，并对于这一准则以情感的敬重，才能在角色扮演中赋予角色生命力。虽然秘书是依靠领导者来发挥自身作用的，但是秘书人员首先要求其自身要有“遗世独立”的自我知觉，即将自我从世界和社会关系中独立出去，以纯粹的“心”来观照世界。秘书必须获得独立的思考，尽管这种思考是自为的，我们对这种有着指导意义的观念也绝对不能粗鄙地弃绝。
（三）秘书应建立积极的独立人格。我们拥有择别的自由，于是我们在道德实践中有了选择善恶的自由，这种做法体现的是主体的自由，但没有体现出自由的积极一面。真正的自由还需要往前更进一步，那就是去选择具有普遍必然性的道德法则，只有当个人意志选择了这种道德法则时，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主观准则变成客观法则时，人才具有了真正的自由，这种积极的自由给人们带来行为的合法性或道德性。所以道德法则和自由是相互蕴涵的。
道德法则为我们提供了行为依据和一般的范式，这样我们就能保证个人的道德实践首先是出于个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同时又遵循了道德法则赋予的范式，且带着对于法则的敬重而付诸于实践，在实践过程中，由于是遵循个人自由选择的道德法则而行为，因此在实践过程中出现的一切责任都是由主体自觉和自愿承担。敢于对个体的自由行为所导致的责任进行自我承担，这种自由是有担当的自由。因此秘书人员在拥有了人格独立性后，仅仅是拥有了初步的自由，我们要为这种自由寻找法则和范式，并对个人的选择承担责任，这才是积极的独立人格，至此，人格的建立才算是一个完满的结束。
【参考文献】
一、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政治素质现状分析
1.三观不明确。独立学院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就其实际效果来说，仍然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独立学院的学生相对于一般的本科院校学生来说没有明确树立起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他们没有明确的学习、发展目的，大多数同学没有考虑过如何规划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发展方向在哪里，自己毕业干什么，抱着得过且过的心态来上学。在学校上课没有学习动力，没有考虑过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该如何体现出来。究其原因，除了社会、学校、家庭对这一部分学生在思想政治教育上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外，其中大部分原因来自于独立学院学生自身。比如说独立学院的学生在考大学时分数相对于二本、一本院校来说有一定差距，高考的失败很容易导致他们自身的这种挫败感和自我否定感，长期以来对他们来说会形成很强的自我心理暗示，从而产生一定的自卑感。他们对未来缺乏明确的认识，不仅没有合理的计划，也没有有效的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导致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明确。
2.理想信念不坚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下，社会环境也出现了很大变化，其环境变得更为复杂，给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领域提出了一个极大挑战。走进独立学院的大学生相对来说家庭环境比较好，接受新奇事物比较多，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孩子性格特征也比较鲜明。这部分学生虽然在政治理论课堂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教育等思想政治教育，但是面对这样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也使得他们思想观念容易受到冲击，比如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这样就出现了部分独立学院大学生在学校不是比谁学的知识多，谁下的功夫深，谁拿的成绩高，相反而是比谁穿的是名牌，谁用的是名牌，谁拿的是名牌等。在大学期间如果不注意经常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教育、引导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势必会使得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乘虚而入。
3.道德行为相对失范。目前独立学院学生的认知仍停留在表面化，这一点不管是从我国传统道德观念还是从某些现代道德观念来看都可以体现出来。虽然在大学生政治理论课堂上例如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这门课程中有专门的篇章讲述传统道德知识，但是他们对传统道德观念依然缺乏系统认识和深入理解，相反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独立学院的学生对西方一些生活方式极其推崇。在与部分独立学院学生交流中发现，道德对于他们来说只是作为其中的一种个人感觉或者他们偶尔的心理需要，相反而不是作为人们的一种社会行为规范。“视具体情况而定”因此也成了不少人处世行为的准则，独立学院学生在人生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选择中的矛盾、困惑常常导致他们道德行为的失范。
例如一些调查表明，三本院校学生普遍不喜欢学校行为规范的约束。比如有60%的学生反对学生宿舍晚上定时熄灯；另外调查反映独立学院学生在本学校的期末考试中存在的作弊现象往往要高于普通高校，学生诚信行为缺失。60%的学生在考试中曾经作过弊或者有作弊的打算，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13%的学生竟然是经常作弊。
4.自控能力相对较弱。独立学院中虽然一部分学生自觉性较高，但是由于独立院校学生大多是独生子女，大部分来自城镇，由于其从小生活环境使然，这些学生在个性描述上比较任性，缺乏自我约束。另外他们在中学阶段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生活习惯，对于大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难于落实到行动上。比如一些学生不遵守学校纪律，旷课、迟到现象屡见不鲜。另外课堂上不能够集中精力学习，课堂上聊天、睡觉、玩手机、吃零食现象也时有发生。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调查显示，课余时间有40%的学生把上网当作最主要的娱乐，有70%的学生上网的目的就是进行聊天、玩游戏。
二、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新模式探析
独立学院思想政治教育被喻为民办教育的灵魂，只有进一步提高独立学院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才会更好、更快地促进民办教育健康发展。探索新时代下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对于提高独立学院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至关重要。
1.坚持中国梦的教育。中国梦，是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所提出的重要指导思想和重要执政理念，所论述的中国梦对于当代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深刻的意义，尤其是针对独立学院学生思想领域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更是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中国梦教育，增强他们的学习意识，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锤炼他们的专业能力。毛泽东同志曾说：“饭可以一日不吃，觉可以一日不睡，书不可以一日不读。”面对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知识更新不断加快、国际形势不断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不断加强学习才能跟上时代的步伐，才能在这个时代立足，做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合格人才。通过中国梦教育，更加坚定他们的理想信念。在中国梦的引领下，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为早日实现他们的个人理想和社会理想夯实思想基础。
2.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2013年12月23日，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公布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相契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相承接。该意见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小抓起、从学校抓起。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纳入国民教育总体规划，贯穿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各领域”[3]。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同样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落实到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各环节，形成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校园文化多位一体的育人平台。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3.坚持榜样人物教育。榜样的力量是无穷大的。著名教育家魏书生说：“榜样、楷模是人生的一种需要，尽管人们努力一辈子也不一定能达到榜样、楷模的高度，但人都不可以没有这种需要。”事实上，榜样教育法是以他人的模范行为、优秀事迹来影响受教育者的一种有效方式。给学生树立这样或那样的榜样，用榜样的力量来教育和感化学生，是我们众多学校、许多教师在高校里面经常采用的教育手段之一。因此在政治理论课堂上，除了向同学们讲述相关的政治理论知识外，也可以向同学们播放相关的视频比如《感动中国》《最美孝心少年》等教育节目，通过调查显示，这样的学习方式对于同学们的启发意义还是比较大的。除了视频资料外，也可以向同学们宣传身边的模范人物，从学校中、班级中、社团中挑出榜样人物来宣讲他们的事迹，以他们所熟知的人物、所熟知的事迹进行宣传教育，从而达到更好的榜样人物教育效果。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1-1297（2012）09-0009-01
根据中央发行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强调指出：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是祖国的未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把他们培养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建设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
一 当代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状况
近期，就当代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状况问题，采取选取独立学院中的部分班级开展主题班会形式，获取全面、具体的第一手资料。
1.拥护党的领导，重视 “十”精神
青年大学生是祖国的巨大财富，是民族的希望与未来，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当代大学生能够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十召开之际，独立学院大学生时刻关注十动态，学习十会议精神，紧密团结在以总书记为代表的党中央周围。关注教育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动态，对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充满信心。
2.坚定党的信念，主流价值观念积极向上
当代独立学院大学生大多数对党的领导集体表示了充分的信任，对近几年来中央最近下发的惠农政策、房价政策、医疗保障政策等重大举措表示拥护和赞同。对于国内时事政治及国际焦点问题的分析冷静理智、思想成熟，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认同感，思想认识总体健康。积极的政治态度、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自强自立的理想信念也表现了当代独立学院大学生积极向上的主流价值观。
3.自觉全面提高自身素质，努力成才愿望强烈
在飞速发展的21世纪社会需要的是全面性人才。独立学院大学生面对激烈的人才竞争和就业压力，、努力成才的愿望和自觉性变得更加强烈。第二专业成了不少上进学子的选择，同时在大学校园里掀起了一阵“考证热”、“考研热”、 “勤工助学热”， 学习气氛浓厚。他们在学好专业的同时， 积极参与到学院开展的各种讲座与社会实践中， 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二 当代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既面临有利条件，也面临严峻挑战。在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上不够严谨，存在不少薄弱环节。导致了以下问题：
1.思想认识层次较浅薄，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
调查显示， 独立学院大学生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 思想认识层次浅薄， 理想信念不够坚定， 缺乏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理论与现实践结合不够紧密。20.1% 的学生面对发达的欧美国家与发展中的中国产生了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的疑问的，特别是在近期出现的“校车事件”和长期的“食品安全问题”等一系列的社会弊端问题面前， 35.3%的大学生对社会主义发展持不信任态度。
2.价值观念多元化，过多趋向个人利益价值
当代独立学院大学生价值观呈不断变化的形式，其特点为：价值主体自我化、价值目标现实化、价值手段实用化和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化等。价值观的多元化导致大学生的责任意识、集体意识不断弱化； 相反，个人意识、利益意识、不断强化。43.35% 的大学生认为在大学获得好的成绩、奖学金、高学历是最高价值的体现。重视个人利益，集体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日益下降。在就业选择上向待遇看齐，甚至有15.2%的大学生产生不劳而获的想法，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日益滋生。
3.道德观念滑坡，个人意志薄弱，立场不坚定
由于社会制度的不完善，出现不守道德的人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能获得利益、做好事反而被诬陷等社会亚道德现象，带给了大学生困惑也影响了大学生的道德观念。在当前大学道德教育中，也有部分教育工作者误解了教育的根本目的，只注重了课堂理论教育而忽视了道德实践。为此只有40.13%的同学，在社会上遇见紧急情况能毫不犹豫的提供帮助，而51.2%的同学怕为自己惹麻烦。在大学校园里迟到旷课、考试舞弊、酗酒、打架斗殴等不道德行为占了19.34%。面对不道德行为37.16%的大学生意志薄弱，立场不够坚定，不能坚决抵制。
三 针对当代独立学院大学生思想状况的对策
1.继续加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理论联系实际
独立学院应继续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紧密结合科学发展观，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以思想道德建设为基础，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积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加强理论联系实际，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
2.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为人民服务
学院积极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大学生为人民服务的理想与信念。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大学生头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建立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保持艰苦奋斗精神和培养爱国情怀，把革命精神与时代精神相结合。积极引导大学生自觉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
3.加强组织队伍建设，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促进全面发展
独立学院要在党中央的指挥下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大意义，把“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一重大课题始终摆在重要位置。加强学院党政干部和共青团干部，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哲学社会科学课教师，辅导员和班主任队伍建设，建立健全与大学生成长成才需要相适应的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有效的管理机制。加大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经费投入，不断改善条件，优化手段，促进独立学院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一、独立学院学生的特性
独立学院的招生政策较为宽松，生源和学生本身的特点决定了独立学院学生是一个明显有别于普通高校本科、专科学生群体的一个不同的群体，其主要特性如下：
（一）思想道德
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意识呈现多元化局面，主体意识、维权意识较强；他们的价值观趋于现实化，一些学生抱着求利的目的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学生政治取向是主流的，政治态度表现积极，但认识肤浅多停留在表面；他们的价值取向积极务实，人生目的和学习目标都很现实。独立学院的大部分学生来自城镇，家庭经济基础较好，从小娇生惯养，大多没有体验过生活的艰辛，缺乏艰苦奋斗的精神，缺乏战胜困难的意志，缺少对社会、集体的责任感。
（二）学习能力
有些独立学院的录取分数线一般与一本、二本院校相差100分左右。学生文化课成绩总体较差，基础知识薄弱，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没有探索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一些学生还存在偏科的现象。有些学生以为进入大学就进入了保险箱，毕业时依靠父母托关系找工作，没有就业压力，不重视学习，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态度不端正，学习自控能力较弱，缺乏主动性，学习不够刻苦。
（三）心理问题
中学阶段，老师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优秀学生”和“落后学生”的身上。那些游离在这两端的学生或多或少地带着中学阶段遗留下来的心理问题进入独立学院，当他们独自面对大学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时，心理困惑就会突显出来。
1.抗挫折能力较差
出生在优越的家庭环境中的独生子女犹如温室里的花朵，经不起风吹雨打。独立学院学生家庭的经济情况一般较好，城镇独生子女的比例明显高于其他院校，部分学生在父母、爷爷奶奶的溺爱中成长起来，没有经历过逆境的打击，抗挫折能力相对差一些，自我调控能力不强。
2.自我定位不准
很多学生由于高考失利，无奈进入独立院校学习，心有不甘，感觉在考入一本、二本的高中同学中抬不起头来，加之社会对独立学院的认识有些偏颇，认为独立学院就是买分上大学。面对身边的家长、同学、社会等方面的压力，有些学生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妄自菲薄，表现很敏感、自卑。
另外，也不乏自我估计过高的学生。他们的父母或是公务员，或是白领阶层，从小生活在社会地位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家庭中。父母给予他们厚望，因此他们的人生目标定位较高，对生活的期望值较大。与同学交往中表现出唯我独尊的气势来，给人一种孤傲、自大的印象。
3.自我控制能力较差
独立学院学生纪律性差，服从意识淡薄，自控能力较差，遇到一些突发的意外事件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自我管理能力稍微欠缺一些。生活没有规律，不会科学、合理地安排课余时间，把大部分的时间浪费在网络游戏上，还有一些学生热衷于校园娱乐活动、社会兼职。
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学生管理工作中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产生于实践并经过实践的检验，成为无产阶级科学的、实践的指导思想。独立学院的学生管理的科学化发展同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
（一）从实际出发认识学生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命题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辩证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立场。独立学院的学生最主要的“实在”就是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异于他人的特性。这是学生管理工作的基础，是制订工作方针、完成工作任务的现实基础。虽然独立学院的学生有着普通院校学生具有的普遍性，但是我们不能照搬学生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否则就犯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
学生管理工作要坚持以人为本，对学生的思想实际和生活情况做认真细致的调查和分析，不能简单地搞一言堂，不顾学生个人的情感体验。
（二）通过分析具体情况指导学生
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学生管理工作中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要因材施教，对于独立学院的学生来说，最主要的就是学生能力的培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
大学新生从步入大学学府的第一步到毕业这段大学生活要经历不同的阶段。老师要根据学生在每个阶段的发展需求制订不同的培养任务。新生入学适应阶段，辅导员应当针对独立学院的学生特性首先建立健全班级管理制度。升入大二年级后，引导学生把重心转移到学习上，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毕业前考研、择业对于学生和学校来说可谓是严峻的考验。如何指导学生择业就成了学生管理工作的主要任务。
（三）用全面、发展的观点赏识学生
列宁曾说过：“如果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胜于雄辩的东西’，而且是证据确凿的东西。”全面、发展的观点是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者分析事物时应当把握的基本思想。
每个学生的能力、特长各异，学生管理者不能仅以学习成绩评价学生的成败。与一本、二本院校的学生相比，独立学院的学生固然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他们头脑灵活、参与意识较强，他们在文体艺术和社会实践等方面有自身的优越性。因此，我们通过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一些适合学生身心发展需求的活动，为学生搭建发挥特长的平台，鼓励参与意识强的学生登上展示自我的舞台。这样既能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又满足了学生实现自我的成就感。作为辅导员，应该用全面、发展的观点看到学生在各个方面的表现，通过赏识教育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让他们得到尊重、理解和爱。
学习型组织是美国学者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提出的观念，其要义为面临变化的外在环境，组织应力求精简、终生学习、不断自我再造，以维持竞争力。学习型组织包括的五项要素:建立共同愿景、团队学习、改变心智模式、自我超越及系统思考。在学习型组织中学习是思考模式的转换，是能够带来更高的组织效率和更多的组织生命力。
学习型教工党组织，顾名思义，就是在教工党组织内部培养和建立围绕终生学习不断自我再造为主要内容的一种新型组织。党十七届四中全会中明确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并做出了全面部署，提出了明确要求。就高校而言，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的必然要求，同时也肩负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重任。
1 独立学院建立学习型教工党组织必要性
1.1 是加强独立学院教工党组织建设的需要
随着高等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深入，独立学院党组织的建设面临着一些挑战。如发展教工党员中存在一定的重发展、轻后期教育的问题;教工党组织活动形式单一，缺乏吸引力等。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习调研，要深入学习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加强组织自身学习能力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1.2 是提高独立学院教工党员综合素质的需要
独立学院教工党员是党理论在独立学院工作实践中重要的基层执行者。要提高独立学院教工党员综合素质就必须要加强学习。学习会导致个人在知识、信念、行为上发生变化，还会增强集体求变革、求发展的能力。因此，必须树立“不断学习，终生学习”的理念，以先进的理论来武装自己，使学习成为独立学院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常规工作。同时在学习中，教工党员要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1.3 是推进独立学院学科发展的需要
建设高水平的独立学院，就要求建设高水平的教工党组织，建设学习型教工党组织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独立学院教工党组织要充分发挥党员知识层次高、思想活跃、思维开阔、易吸收新事物、具有较强创新力等优势，切实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把握和应用，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进程，积极探索建设独立学院学习型教工党组织有效做法和长效机制，切实提高独立学院教工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1.4 是促进独立学院教学改革的需要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一个必经环节。学习型党组织能够促使党组织全体成员不断学习、不断创造、不断修炼。人才培养是高校的根本任务之一，学生的全面发展需要他们的自我发展。高校学习型教工党组织就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它能够有效地将独立学院学生的培养与学生自我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能够有效地促进独立学院各项教学改革。
2 独立学院建立学习型教工党组织面临的问题
(1)思想上不够重视。独立学院中有的教工党员平时总抱怨工作忙，没时间学习，错误地把学习与工作割裂开来。独立学院中也有的教工党员总觉得理论学习有些空洞，缺乏学习的紧迫感。
(2)学习方式较为单一。独立学院中部分教工党员认为学习就是开会、听报告，缺乏结合教工党组织和个人特点的学习方式和方法，学习没有做到理论联系实际，用理论解决工作中的具体问题。
(3)学习制度难以落实。独立学院党组织制订了一些学习制度，但制度不完善，在学习制度的具体执行中 ，一定程度上还存在以开会来代替学习现象。
3 独立学院建立学习型教工党组织途径
(1)独立学院各级党组织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建立学习型教工党组织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建立学习型教工党组织新理念。
独立学院教工党组织要确立学习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独立学院各项事业取得进步的保障。独立学院学习型教工党组织将终身学习的理念贯穿各项工作之中，将学习与工作有机结合，使学习成为完善自我的一个重要过程。另外，独立学院学习型教工党组织领导要做好表率。
(2)加大独立学院学习型教工党组织制度化建设力度，规范建立独立学院学习型教工党组织各项行为。
独立学院学习型教工党组织要建立完善学习目标约束制度。独立学院建设学习型教工党组织，要使学习有效，就必须对学习的目标、内容和形式作统一的安排，使学习成为一种系统化普遍化的行为。通过对高校党员学习的约束，达到真正的学习目标。
独立学院学习型教工党组织要建立完善学习考核激励制度。独立学院学习型教工党组织要制定详细的考核标准，提出具体要求，对教工党员的学习进行考核。通过考核，形成独立学院教工党组织学习的外在压力，激发独立学院教工党组织的内在活力。独立学院教工党组织采取一切激励措施，推动独立学院教工党员积极主动去学习。独立学院教工党组织有必要开展学习竞赛，通过激励对学习进行引导，形成每位党员争相学习的良好氛围，推动独立学院教工党组织学习的深入开展。
独立学院学习型教工党组织要建立完善学习交流制度。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流提高独立学院教工党员学习能力，不断充实新的知识。比如学习心得会、开展学习论坛等。
(3)加强学习与实践有效结合，推动独立学院学习型教工党组织实践基地的建设。
陈独秀晚年生活贫困艰苦：他政治上软禁，受到国民党的监控；经济和生活条件差，常常要依靠朋友；思想上是孤独的，他曾经说到“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但是他仍不停的思考，他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的思想，至今影响深刻。
文章将详细探讨陈独秀晚年思想的内容、原因等等，并对其不足进行反思，以获得一些启示。
二、晚年陈独秀的思想内容
文章探讨的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在其书信中有所体现，比如《资本主义在中国》、《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我的根本意见》等书信。下面将根据书信的内容，对陈独秀的思想内容进行探讨，主要研究他对于资本主义的认识以及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的思考。
（一）对资本主义的再认识
陈独秀对资本主义的认识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陈独秀刚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主张去除私有制以克服西方资本主义的短处。同时，他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中国资产阶级幼稚的现状”以及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内军阀混战，提出在国民革命成功后实行国家社会主义。但是，国民革命没有成功，并且政权被资产阶级夺取，所以，他晚年主张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他是从实然和应然两个层面去论证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性。
1、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初级的资本主义社会（实然层面）
一个社会的经济，往往并存着各种不同的新旧成分，因此，要确定一个国家是哪一种社会，就要看它是哪一种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没有什么一半的一半，更不能因为它有各种经济成分，遂以为它是各种社会”。而当时中国的城市经济是由中外银行支配和影响的，中外的工业商品和中央货币普及了穷乡僻壤，同时农产品的也受到本国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影响，因此资本主义经济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所以，陈独秀在社会性质的问题上，是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流认识，他认为当时中国是“初期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他在《资本主义在中国》中写道“中国目前的问题，不是什么‘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而是‘本国的资本主义或外国资本主义的殖民地’”。这在实然层面上阐述了我国当时的社会性质。
2、发展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应然层面）
陈独秀对于发展资本主义的论证依然是遵循进化论的逻辑（这与他早期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但是他对进化论有所修正，进化论认为进化是渐进的，而他认为，人类进化有两种方式，一是循序的进化，另一种是跳跃的进化。循序的进化是依一般进化的阶段，循序渐进；跳跃的进化是跳过中间阶段，突然进化到较高的阶段。循序的进化与进化论的逻辑是相同的，而跳跃的进化一般是受到外界的影响。
他认为，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但由于我们追求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以不论是循序的进化还是跳跃的进化都是无法实现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特质是废除私有及生产集中，因此，若是走循序进化的道路，就必须与内部的经济的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若是走跳跃的路，就需要以外部的影响及内部政治的成熟为条件。而当时中国没有成熟的工业无产阶级和政党（内部政治不成熟），外部的影响也没有形成。而经济的发展不能停滞，根据进化论，应该发展资本主义。
总而言之，陈独秀在实然和应然层面都找到了充分的证据以发展资本主义，他承认资本主义带来的罪恶，但是认为相较于封建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进步的制度，资本主义无论为功为罪，都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喜欢社会主义，厌恶资本主义而不发展资本主义。
（二）对民主与社会主义的思考
在人们普遍批判资本主义，并且提倡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的时候，陈独秀却清楚地认识到民主的价值。并且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他认为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共通的，应该将大众民主和社会主义相结合，不然会造成无产阶级专制。
晚年的陈独秀对民主的思考，主要是基于对苏联体制的反思。当时斯大林对内大搞政治运动，肃反扩大化，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造成了恐怖，使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形象大受损害；对外林把苏联经验绝对化为各国革命必须奉行的惟一模式，通过共产国际这个世界革命的指挥中心，在各国共产党内贯彻自己的意愿，排斥异己势力，束缚和妨碍了各国独立自主地探索革命道路的进程。
陈独秀认为，1956年赫鲁晓夫在批判斯大林时，只是一味地追究斯大林的个人责任，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品德，而没有从制度层面反思斯大林现象的深层次原因。陈独秀说道：“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既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如果不从制度上寻找缺点，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
1、 对民主性质的鉴别
根据陈独秀晚年的书信，笔者认为，陈独秀事实上是把民主的性质界定为一种普适的价值。他认为，民主是从古代希腊罗马开始，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并非仅仅是过了时的一定时代中资产阶级统治形式。陈独秀认为民主制在发展过程中打上了不同社会制度的阶级烙印，但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那种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的观点是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之真实价值。
这个观点是十分先进的，因为在我国，民主的普世价值是经过的长时间的演化才得以证明的，直到近期，“民主”的字眼才逐渐得到了认可。
2、对民主形式的探讨
在承认民主的普适价值的基础之上，陈独秀同时对民主形式进行了探讨。他认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是进步的，也就是说将大众民主与社会主义结合的形式是优于资产阶级的民主的。这与承认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是一脉相承的。从这也可以看出来，虽然陈独秀晚年强调资产阶级民主，被中国共产党指责为“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但他事实上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只是以更加理性的方式看待马克思主义与资本主义，以探求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
3、 民主的内容和范围
社会主义的民主并不是抛弃了议会制度或者是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社会主义的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民主最大的区别是应该是范围和程度上的，社会主义民主的范围应该更大，程度应该更深。他认为，未来的无产阶级民主“不是一个空洞名词，其具体内容也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之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文不值。”这也同样是非常具有超前的思考，对于现在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导意义。
4、 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
陈独秀打破了政治上“社会主义”的话语霸权，引进了民主的因素，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他强调的是将政治上的民主主义与经济上的社会主义相结合，而这种经济指的是公有制的经济。他还没有意识到公有制的经济存在的弊端，而是将其作为高于私有制的形式，没有打破经济上“社会主义”的话语霸权。
三、对晚年陈独秀的思想的评价与反思
陈独秀晚年的思想对于现代中国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并且当今中国的政治实践也逐步证明了他的观点的正确性。对于其思想的正确性以及优点本文不再赘述。他晚年的思想一方面体现了他独立思考的先进性和超前性，提到的许多问题是我们至今仍面临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他仍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的，并且这种独立思考，客观冷静的学术态度是学术界应该学习的。
接下来，笔者着重探讨对于陈独秀晚年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思想的反思。
1、关于经济上“社会主义”的话语霸权。陈独秀提倡民主，实际上是打破了政治上“社会主义”的话语霸权，一定程度上指明了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但是他没有意识到经济上的“社会主义”，同样是存在问题的。纯公有制的经济同纯私有制经济一样，都会产生罪恶。直到改革开放之时，邓小平才打破了经济上“社会主义”的话语霸权，使私有制和公有制并存发展，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当然，陈独秀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有原因的，他当时所处的时代，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实行公有制，也无从反思公有制的弊端。
2、陈独秀思想体系中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内在矛盾。一方面，陈独秀从应然和实然层面上论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提出将大众民主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来发展社会主义。不禁让人疑问，那个时候到底应该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这就是内在矛盾之所在。陈独秀曾经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后来又称为马克思主义者。在晚年的时候，他应该算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根本原则的民主主义者，是将两者的融合，他虽然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优劣及发展方向，但是没有理清二者的内在关系。
3、进化论的思想基础。他的一生，由一名封建正统教育的被迫接受者转为寄托于封建统治者自上而下改革以求挽救民族危亡的维新派；再由一个对康梁改良主义的崇拜者转变为一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并积极宣扬西方民主思想，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派；最后由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马克思主义派；到晚年，成为了社会主义、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大融合。而这些转变都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他机械的把自然界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用到人类社会，来解释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原因，这样，进化论只能给人提供一个模糊的世界图景，在社会领域主张渐进式的改良主义和激进式的革命者都可以把进化论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因此，一方面他可以以相对独立客观的立场去思考各个“主义”的问题，取长补短，但同时，会出现一些“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而无法解释，也使得他的思想不成体系。
四、小结
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出发点
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通俗地讲，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譬如，同样对中国民主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就只知道围绕马克思主义书本找答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万宝全书”。总以为经典作家的书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许多人凡事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神。马克思、列宁既不可能对他们在世的时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对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现的问题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只是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药”。有些问题，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去解决。
比之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马列主义都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提出“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所以十分强调凡事要实事求是，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从本质上讲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致，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如同邓小平所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由此可见，专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是创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即在于此。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也类同于教条主义者，只会抱着书本，背诵书本，从书本里讨生活，那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与他无缘。所以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泽东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
从客观上讲，创新有一困难，就是已有事物的权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扰和束缚，而不敢去创新。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索性关闭自己的思考机器，更不用说去创新，结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其实，这些人没有真正领悟伟人思想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我们有些人，偏偏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的，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神化和教条化，人为地板结与僵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毫无疑问，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
毛泽东在创新过程中，同样遇到伟大思想和权威模式的影响。但他的方法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弃之，而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再拿民主革命道路为例来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模式。然而，它在中国却遇到了挫折。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坚持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唯一道路的情况下，怎么办？是继续按原路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走下去，无疑仍将面临失败。另辟蹊径，就要面对创新风险。然而，毛泽东以他的胆略与睿智，选择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脑，面对中国土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既不简单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实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怀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两者比较与结合中，意识到特殊国情需要特殊道路，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新道路，正因为毛泽东有这么一种既坚持独立思考，又善于辩证思维；既尊重别人的经验，又不盲从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能够讲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思维、让人耳目一新的话，能够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转贴于
其实，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不是权威理论，也不会有创新之举。毛泽东的这一创新思维特征，正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事实上，毛泽东亦非天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也有过与他人相似的、简单地把领袖的话当真理的经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讲起党对农村问题、主要是对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长沙时，无由反对。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报告。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表明，“领袖同志”的话未必句句正确。当然，这不是说，“领袖同志”的话都不必去相信。而关键是对“领袖同志”的话，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准绳。无端怀疑与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创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正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正如他自己说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正因为，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才使他及时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在实践中打造成善于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方式，为创新铺下基石。
以上可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会有思想，善于思考，才会出新思想。毛泽东正是在对待任何问题上，既不为某种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模式，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才有所创新。
三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且十分重视对问题的思考与下结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他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以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实践基础，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创新思想均源于此。
把调查研究作为创新的基础，实际上是创新的必然要求。因为，创新不是空想、而是客观活动。所以，要创新就必须了解与接触实际。只有了解了实际，才能踏着实际说话。而了解与接触实际的最佳途径，就是深入实际研究。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还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9]为此，他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不仅为他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实践环境，而且为他的创新思想提供了大量实际资料。比如，毛泽东在农民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思想，就同他做了大量实地调查直接相关，不少创新思想直接来自于此。1926年，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10]这一思想就是调查研究的产物。当时，我们党内许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工人运动上，很少关注农民问题。而毛泽东正是在率农讲所学生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上述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就的。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毛泽东同样提出了一个新思想，即把农民称作“革命先锋”。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思想的雏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且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1]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后来独创性提出与形成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立论基础。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时候。当时党内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只是唯上唯书，一种提倡唯实。毛泽东坚持唯实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后在闽赣两省做了十多次实地考察。如江西的寻乌、东塘等处调查，福建的才溪乡调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农村从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到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介绍。正是以这些实地调查为现实基础，我们党才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并独创性提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思想。
在长期革命中，尤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凡需决策之前，或亲自，或要求中央和地方其他同志先做调查研究，使决策能与实际相符，收到实效。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以后他又说：“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12]建国初期，毛泽东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了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犯苏联的错误，以苏为鉴戒，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许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思想。正确的政策，只能产生于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一文中所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须。”[13]
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创新思维铺实了基础，也避免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正因为有了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精辟地提出许多独创性的思想理论。可以这么说，离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创造性见解。30年代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做调查研究，就很难说真正了解客观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唯书，唯上”，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当然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领导者的工作风范。
参考文献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795-79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2．
[9][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172.109-110.16．
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145．
创新主要指在已有事物基础上的一种拓展性与创造性活动。这一活动，既与已有事物有一定联系，又是对已有事物的发展与重构。毛泽东作为马列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在其数十年革命生涯中，所以能成功地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有独创性的思想理论，这既来源于他不竭的创新动力，又与他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透过毛泽东的创新思想，可以清晰地看到其鲜明的思维特征。
一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出发点
创新既非妄想，亦非空想，而是有目的的客观活动。因此，以实事求是为出发点，是创新的必然要求。纵观毛泽东的创新思维，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紧紧围绕中国实际，并由此延伸、展开的。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所谓“实事求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作了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通俗地讲，实事求是就是做任何事情都要从实际发生的事情中去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同他一贯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密切相关。
毛泽东无论做事还是思考问题，最大的特点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譬如，同样对中国民主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问题的思考，早期中国共产党内的教条主义者，就只知道围绕马克思主义书本找答案。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当“万宝全书”。总以为经典作家的书本里什么都有，而很少去考虑中国的实际。结果找来找去还是没有找到满意的答案。对此，毛泽东曾指出：“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许多人凡事引经据典，“言必称希腊”，“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是神。马克思、列宁既不可能对他们在世的时候，世界上发生的所有问题都做出回答，更不可能对他们去世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后世界上出现的问题给出答案。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科学理论，只是为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提供一种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指导原理，而不是包治一切疾病的“圣丹妙药”。有些问题，各个国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去解决。
比之教条主义者，毛泽东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出色。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坚持从实际出发，尤其从中国实际出发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结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许多方面，都是如此。如关于统一战线问题，马列主义都提到过“一个联盟”，既工农联盟的思想。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根据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点，创造性提出“两个联盟”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
其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所以十分强调凡事要实事求是，是因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共性和个性两个方面。各国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从本质上讲虽是相同的，但实际上，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致，具体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因此，必须从实际出发。毛泽东所以能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关键就在于他能够正确理解与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懂得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道理，明白理论指导必须要以实际为出发点，从而把问题的思考建立在实际上，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有效结合起来。正因为毛泽东踏在了中国社会实际之上说话办事，所以才会创造出那些带有“中国气派”的新事物。如同邓小平所说：“列宁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并不是在马克思、列宁的书本里寻求在落后的中国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途径。马克思能预料到落后的俄国会实现十月革命吗？列宁能预料到中国会用农村包围城市夺取胜利吗？”由此可见，专从书本里讨生活的人，是创不了新的。只有像毛泽东说的：“马克思主义‘本本’是要学的，但必须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样，才会有所创新。毛泽东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所以具有更大的创造力，即在于此。不难想象，如果毛泽东也类同于教条主义者，只会抱着书本，背诵书本，从书本里讨生活，那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与他无缘。所以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毛泽东创新精神的基石，是毛泽东创新思维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
二 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法
从客观上讲，创新有一困难，就是已有事物的权威性。有些人往往受此困扰和束缚，而不敢去创新。尤其是面对伟人的思想，索性关闭自己的思考机器，更不用说去创新，结果只能人云亦云，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其实，这些人没有真正领悟伟人思想的真谛。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自己说过，他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可是，我们有些人，偏偏不相信这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说的，以形而上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硬是把马克思主义神化和教条化，人为地板结与僵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对此则有自己的看法。他曾经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谛的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发展。毫无疑问，超过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创新。
毛泽东在创新过程中，同样遇到伟大思想和权威模式的影响。但他的方法是，凭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对权威思想和模式，既不迷信，也不弃之，而坚持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再拿民主革命道路为例来讲，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道路模式，是被实践证明了的正确模式。然而，它在中国却遇到了挫折。面对这样一个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权威的成功模式，而且在不少人仍坚持认为它是中国革命唯一道路的情况下，怎么办？是继续按原路走下去，还是另辟蹊径。走下去，无疑仍将面临失败。另辟蹊径，就要面对创新风险。然而，毛泽东以他的胆略与睿智，选择了后者。他用自己的大脑，面对中国土地，进行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既不简单否定城市道路模式，（事实上，十月革命道路模式本身的合理性是不用怀疑的）也不迷信“本本”。而是，一方面看到城市道路模式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又看到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从两者比较与结合中，意识到特殊国情需要特殊道路，从而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新道路，正因为毛泽东有这么一种既坚持独立思考，又善于辩证思维；既尊重别人的经验，又不盲从的思维方式，所以他能够讲出“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这样一种充满辩证思维、让人耳目一新的话，能够不断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
其实，创新的最大困难，并不在于已有理论的权威性，而恰恰在于能否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依据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思考与辩证思维。做不到这一点，即使不是权威理论，也不会有创新之举。毛泽东的这一创新思维特征，正从这方面为我们做了实证与演绎。事实上，毛泽东亦非天生具有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能力。他也有过与他人相似的、简单地把领袖的话当真理的经历。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讲起党对农村问题、主要是对地主的政策，在他未到长沙时，无由反对。但是，在湖南住了三十多天后，有了不同看法，并向中央作了报告。然而，最终还是因为自己“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后来的事实表明，“领袖同志”的话未必句句正确。当然，这不是说，“领袖同志”的话都不必去相信。而关键是对“领袖同志”的话，也必须以客观事实为准绳。无端怀疑与因相信而成迷信，都不可能孕出创新。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既能正视错误，又能改正错误。正如他自己说的，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的聪明起来。正因为，毛泽东善于总结经验，能够正确认识事物发展的辩证关系，才使他及时走出“唯书、唯上”的思维定势，在实践中打造成善于独立思考和辩证思维的方式，为创新铺下基石。
以上可见，善于独立思考，坚持辩证思维，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基本方式。有思考，才会有思想，善于思考，才会出新思想。毛泽东正是在对待任何问题上，既不为某种思维定势或他人思想所束缚，也不拘泥于已有理论和模式，坚持用自己的头脑思想，才有所创新。
三 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
毛泽东创新精神的思维方式，不仅强调从实际出发，而且十分重视对问题的思考与下结论必须建立在调查研究基础上，把调查研究看作是认识事物、思考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工作的前提与基础。他说：“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以调查研究作为认识事物、解决问题的实践基础，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重要特征。他的许多创新思想均源于此。
把调查研究作为创新的基础，实际上是创新的必然要求。因为，创新不是空想、而是客观活动。所以，要创新就必须了解与接触实际。只有了解了实际，才能踏着实际说话。而了解与接触实际的最佳途径，就是深入实际研究。毛泽东一向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有句名言：“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还说，“调查就是解决问题。”[9]为此，他一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这不仅为他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实践环境，而且为他的创新思想提供了大量实际资料。比如，毛泽东在农民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独创性思想，就同他做了大量实地调查直接相关，不少创新思想直接来自于此。1926年，毛泽东在为《农民问题丛刊》所作的序中，提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的思想，[10]这一思想就是调查研究的产物。当时，我们党内许多人都把目光集中在工人运动上，很少关注农民问题。而毛泽东正是在率农讲所学生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上述具有独创性的见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毛泽东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写就的。在这篇调查报告里，毛泽东同样提出了一个新思想，即把农民称作“革命先锋”。这实际上是他后来提出“农民是革命主力军”思想的雏形。通过调查研究，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革命是农民阶级推翻封建地主阶级的权力的革命，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而且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11]这在一定程度上，为他后来独创性提出与形成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立论基础。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是毛泽东调查研究用心最多的时候。当时党内在解决问题的思维方法上存在两种不同思路，一种只是唯上唯书，一种提倡唯实。毛泽东坚持唯实思路，一切从实际出发，先后在闽赣两省做了十多次实地考察。如江西的寻乌、东塘等处调查，福建的才溪乡调查等，收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对当时农村从群众生活、政治组织、地方部队、土地状况到农村各阶级的面貌，作了详尽介绍。正是以这些实地调查为现实基础，我们党才正确制定了土地革命时期土地革命路线，并独创性提出了农民问题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系列思想。
在长期革命中，尤其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养成一个良好习惯，凡需决策之前，或亲自，或要求中央和地方其他同志先做调查研究，使决策能与实际相符，收到实效。1930年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指出：“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以后他又说：“去做调查，就是要使自己心里有底，没有底是不能行动的。”[12]建国初期，毛泽东看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为了避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重犯苏联的错误，以苏为鉴戒，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进行调查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写成《论十大关系》一文，提出了许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可贵思想。正确的政策，只能产生于实践，来源于调查研究。正如毛泽东在《〈兴国调查〉前言》一文中所说：“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很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须。”[13]
调查研究为毛泽东的创新思维铺实了基础，也避免了认识上的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正因为有了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的认识，所以毛泽东能够精辟地提出许多独创性的思想理论。可以这么说，离开调查研究，毛泽东对有些问题的认识，也未必会有创造性见解。30年代给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教条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不做调查研究，就很难说真正了解客观实际，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就只能“唯书，唯上”，跟着别人亦步亦趋。当然就不会有高人一筹的独到见解。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创新思维的实践基础，也是他作为一个脚踏实地的革命领导者的工作风范。
【参考文献】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01．795-797．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2．
[9][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1-112.172.109-1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