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它是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得到增强，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防线社区管理也就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基础，社区管理的好坏就会影响城市的和谐，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笔者本着从建设和谐中国、和谐六安的角度，对六安市社区管理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为推动六安市社区管理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对策。
1六安市社区管理现状
社区管理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在我国，把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连用，这一方面源于黄菊同志在上海召开社区工作会议所做的题为“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重要讲话；另一方面源于我国社区管理是在社区多项建设取得一定成果以后提出来的。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2000]23号文件，2001年，六安市政府就采取措施着手推动社区建设的发展。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社区资源开发、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结合地域性、认同性等社区构成要素，对原有居委会的辖区进行调整。合并调整后，六安市城区有9个街道办事处，41个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内建立了社区党支部、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社区共建议事会、社区居委会，形成了议行分设、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社区工作机制。市、区两级财政逐年提高对社区建设资金的投入，确保社区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党建、社保、低保、计生、警务等专项工作进入社区并广泛开展了便民、利民服务。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把社区工作的平台搭建起来。
2存在的问题
由于六安市社区管理起步晚，囿于资金的匮乏，发展速度缓慢，到目前为止仍处在解决“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地方办事、有章理事”的阶段，总体状况较为落后。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社区管理职责不清，条块没有有机结合，不能形成很好的合力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基层管理服务的任务日益繁重，如改革改制后的企业下岗分流人员的再就业、计划生育、文明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险体系、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拆违等工作都已进人社区，其中很多是各行政部门的事情，硬是摊派给社区，并且各行政部门没有贯彻“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使社区居委会承担的任务过重，出现“小马拉大车”疲于应付的现象。
在社区管理中一直沿用“条条”(部门)管理为主，“块块”(社区)管理为辅的方式，各主要条口，如公安、工商、税务、房管等，都从部门角度出发，接受所属部门下达的任务，使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没有足够的协调能力，遇到复杂问题很容易相互扯皮，使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2．2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关系理论与现实的错位
就理论和法律层面而言，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现实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街道办事处以行政命令方式对社区居委会指派任务，并且每年都要对社区居委会进行民主测评。
使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只能向政府负责，而不是向居民负责，使社区居委会变成了政府的延伸机构，而不是自治机构。造成社区居委会工作与人民群众实际的脱离。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表达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这也是导致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2．3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影响社区工作效率
据中共六安市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六安城区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六办发[2006]30号文件显示，到目前为止，城区的41个社区中只有14个社区用房达到300m标准，有27个社区未达到，从2007年1月开始，每个社区获得办公经费60o0元，但相对于社区居委会所承担的繁重事务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经六安市政府核定后的社区管理人员工资及有关保险费用每人每月700元，远远低于六安市事业单位平均工资水平。这一切都严重影响社区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进而影响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的质量。
2．4社区服务水平低下，服务项目单一
社区服务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倡导下，以社区组织为依托，以生活在一定社区地域的全体成员为对象，通过社区成员间的互助性服务，解决本社区的社会问题，包括补偿性服务、预防性服务、支持性服务三大类。
从六安市目前社区服务运行的实践来看，服务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对那些已经退休且由于衰老、疾病等原因而陷人贫困和痛苦之中或因各种原因遭受不幸的特殊群体提供的补偿性服务，而对防患于未然的预防性服务和通过健康、教育、福利等为社会成员提供发展支持的支持性服务较少。在已有的服务项目中所使用的服务手段也单一，动用社会力量、运用市场手段解决社区服务显得办法不多，效果不明。组建的社区志愿者组织较少，平均每个社区不到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开展的活动也不具有经常性。
2．5社区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统一的社区建设的法规或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立法远远滞后于现实的发展。关于街道的基本法规依旧是1954年颁布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还是1990年颁布实施的，导致社区建设“无法可依”，使得一些新兴的社区组织，如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服务组织等与街道、社居委之间的关系，缺少法律上的规范。由此引发的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纠纷时有发生，影响社区工作高效、协调的运行。
2．6社区工作人员的年龄结构偏大。学历结构偏低。专业知识偏少
据六安市裕安区民政局统计材料显示，现在的裕安区社区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8．8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达到9o％以上。据六安市金安区民政局统计材料显示，金安区社区工作人员中36～55岁的占67％，大专文化程度的只占28％，其中很大一部分大专学历是通过电大或市委党校学习拿到的，并且很多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管理知识了解得较少，理论水平低，管理方法单一，缺乏效率。表现在具体的工作中不能灵活运用社区管理方法，对新出现的社区问题不能进行具体分析、解决。有的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工作过程中不仅不能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反而是“吃、拿、卡、要”。严重影响了社区工作人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印象，阻碍了社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3对策与建议
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的总体要求。针对六安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特提出以下对策：
3．1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
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社区管理体制的总体思路，各级政府各部门要坚持“政社”分开的原则，该管的一定要管到位，该放的一定要放到底，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对社区工作的服务和推动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上。将社区综合管理职能还权于社区居民委员会，让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性组织。
3．2组建社区管理领导协调小组
由各级政府负责人、各政府部门负责人、社区党支部书记组成一个社区管理领导协调小组。这个领导协调小组成员平时在各自单位工作，当社区管理事务涉及到需多个政府部门配合才能解决的时候，由市领导牵头，召开社区管理领导协调小组会议，切实解决社区管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发挥多个政府部门整合的优势，提高社区工作的效率。
3．3加大建设资金的投入
市、区领导要提高认识，切实保证对社区建设资金的投入，使社区工作的开展有财政保障。鉴于目前六安市社区工作人员的办公条件和工资水平，分管社区管理的市、区领导要督促相关部门保证和提高对社区工作的财政投入，改善社区工作人员的办公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吸引优秀大学生到社区管理这一领域来工作。使社区管理的工作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3．4大力发展社区服务
发展社区服务应坚持以人为本，从社区居民生活需要出发，向文化、教育、科技、卫生、法律、医疗、保险、信息、中介等全方位推进。对政府、社区办不了的服务内容，可以由政府通过项目竞标的形式从市场寻找合作伙伴，并对其合作伙伴进行有效监督，确保其在服务过程中讲服务质量，讲服务信誉、讲职业道德，让群众从中受益，从而让群众满意。
3．5加强法制建设
社区是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具有某种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类群体及其活动区域，它是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区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得到增强，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防线社区管理也就成为城市社会管理的基础，社区管理的好坏就会影响城市的和谐，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笔者本着从建设和谐中国、和谐六安的角度，对六安市社区管理现状进行分析研究，为推动六安市社区管理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对策。
1六安市社区管理现状
社区管理是指在政府的指导下，社区职能部门、社区单位、社区居民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的自我管理。在我国，把社区建设和社区管理连用，这一方面源于黄菊同志在上海召开社区工作会议所做的题为“加强社区建设和管理，不断提高城市现代化管理水平”重要讲话；另一方面源于我国社区管理是在社区多项建设取得一定成果以后提出来的。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的通知》[2000]23号文件，2001年，六安市政府就采取措施着手推动社区建设的发展。按照便于服务管理、便于社区资源开发、便于居民自治的原则，结合地域性、认同性等社区构成要素，对原有居委会的辖区进行调整。合并调整后，六安市城区有9个街道办事处，41个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内建立了社区党支部、社区成员代表会议、社区共建议事会、社区居委会，形成了议行分设、相互制约、共同发展的社区工作机制。市、区两级财政逐年提高对社区建设资金的投入，确保社区各项工作正常开展。党建、社保、低保、计生、警务等专项工作进入社区并广泛开展了便民、利民服务。通过几年的努力，终于把社区工作的平台搭建起来。
2存在的问题
由于六安市社区管理起步晚，囿于资金的匮乏，发展速度缓慢，到目前为止仍处在解决“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地方办事、有章理事”的阶段，总体状况较为落后。存在的矛盾和问题较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2．1社区管理职责不清，条块没有有机结合，不能形成很好的合力
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市基层管理服务的任务日益繁重，如改革改制后的企业下岗分流人员的再就业、计划生育、文明创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城市社会救助体系、社会保险体系、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拆违等工作都已进人社区，其中很多是各行政部门的事情，硬是摊派给社区，并且各行政部门没有贯彻“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原则，使社区居委会承担的任务过重，出现“小马拉大车”疲于应付的现象。
在社区管理中一直沿用“条条”(部门)管理为主，“块块”(社区)管理为辅的方式，各主要条口，如公安、工商、税务、房管等，都从部门角度出发，接受所属部门下达的任务，使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没有足够的协调能力，遇到复杂问题很容易相互扯皮，使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2．2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委会关系理论与现实的错位
就理论和法律层面而言，街道办事处和社区居委会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但现实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街道办事处以行政命令方式对社区居委会指派任务，并且每年都要对社区居委会进行民主测评。
使社区居委会的工作只能向政府负责，而不是向居民负责，使社区居委会变成了政府的延伸机构，而不是自治机构。造成社区居委会工作与人民群众实际的脱离。行政化了的社区管理机构不能表达社区居民的利益诉求，也就无法获得居民的信任，这也是导致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之一。
2．3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影响社区工作效率
据中共六安市委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加强六安城区社区建设工作的意见》六办发[2006]30号文件显示，到目前为止，城区的41个社区中只有14个社区用房达到300m标准，有27个社区未达到，从2007年1月开始，每个社区获得办公经费60o0元，但相对于社区居委会所承担的繁重事务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经六安市政府核定后的社区管理人员工资及有关保险费用每人每月700元，远远低于六安市事业单位平均工资水平。这一切都严重影响社区工作人员的办事效率，进而影响社区管理与服务工作的质量。
2．4社区服务水平低下，服务项目单一
社区服务是在政府的统一规划和倡导下，以社区组织为依托，以生活在一定社区地域的全体成员为对象，通过社区成员间的互助，解决本社区的社会问题，包括补偿、预防、支持三大类。
从六安市目前社区服务运行的实践来看，服务的项目主要集中在对那些已经退休且由于衰老、疾病等原因而陷人贫困和痛苦之中或因各种原因遭受不幸的特殊群体提供的补偿，而对防患于未然的预防和通过健康、教育、福利等为社会成员提供发展支持的支持较少。在已有的服务项目中所使用的服务手段也单一，动用社会力量、运用市场手段解决社区服务显得办法不多，效果不明。组建的社区志愿者组织较少，平均每个社区不到一个，社区志愿者组织开展的活动也不具有经常性。
2．5社区管理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统一的社区建设的法规或具有可操作性的指导意见，立法远远滞后于现实的发展。关于街道的基本法规依旧是1954年颁布的《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还是1990年颁布实施的，导致社区建设“无法可依”，使得一些新兴的社区组织，如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社区志愿者服务组织等与街道、社居委之间的关系，缺少法律上的规范。由此引发的各类组织之间的权利纠纷时有发生，影响社区工作高效、协调的运行。
2．6社区工作人员的年龄结构偏大。学历结构偏低。专业知识偏少
据六安市裕安区民政局统计材料显示，现在的裕安区社区工作人员的平均年龄为38．8岁，高中以上文化程度达到9o％以上。据六安市金安区民政局统计材料显示，金安区社区工作人员中36～55岁的占67％，大专文化程度的只占28％，其中很大一部分大专学历是通过电大或市委党校学习拿到的，并且很多社区工作人员对社区管理知识了解得较少，理论水平低，管理方法单一，缺乏效率。表现在具体的工作中不能灵活运用社区管理方法，对新出现的社区问题不能进行具体分析、解决。有的社区工作人员在社区工作过程中不仅不能为人民群众办实事，反而是“吃、拿、卡、要”。严重影响了社区工作人员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印象，阻碍了社区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3对策与建议
以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完善社会管理，保持社会安定有序，建设服务型政府，推进社区建设。”的总体要求。针对六安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特提出以下对策：
3．1转变政府职能，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格局
按照“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落实”社区管理体制的总体思路，各级政府各部门要坚持“政社”分开的原则，该管的一定要管到位，该放的一定要放到底，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对社区工作的服务和推动各类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上。将社区综合管理职能还权于社区居民委员会，让社区居委会真正成为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自治性组织。
3．2组建社区管理领导协调小组
由各级政府负责人、各政府部门负责人、社区党支部书记组成一个社区管理领导协调小组。这个领导协调小组成员平时在各自单位工作，当社区管理事务涉及到需多个政府部门配合才能解决的时候，由市领导牵头，召开社区管理领导协调小组会议，切实解决社区管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发挥多个政府部门整合的优势，提高社区工作的效率。
3．3加大建设资金的投入
市、区领导要提高认识，切实保证对社区建设资金的投入，使社区工作的开展有财政保障。鉴于目前六安市社区工作人员的办公条件和工资水平，分管社区管理的市、区领导要督促相关部门保证和提高对社区工作的财政投入，改善社区工作人员的办公条件和生活条件，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吸引优秀大学生到社区管理这一领域来工作。使社区管理的工作水平再上一个台阶。
3．4大力发展社区服务
发展社区服务应坚持以人为本，从社区居民生活需要出发，向文化、教育、科技、卫生、法律、医疗、保险、信息、中介等全方位推进。对政府、社区办不了的服务内容，可以由政府通过项目竞标的形式从市场寻找合作伙伴，并对其合作伙伴进行有效监督，确保其在服务过程中讲服务质量，讲服务信誉、讲职业道德，让群众从中受益，从而让群众满意。
3．5加强法制建设
〔2〕刘涛.新疆多民族城镇社区治理模式的调查分析与对策建议〔J〕.实事求是，2014，（06）.
〔3〕邱梦华，秦莉.城市社区治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01.
“城中村”是我国城市化变迁中的一种特有现象，其实质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村被动城市化的产物。作为“都市里的乡村”，“城中村”已经严重影响到城市整体功能的发挥，影响到新型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对“城中村”进行改造已是当务之急。在“城中村”改造中，“城中村”社区的有效治理是社会转型的现实要求，是城市治理的重要任务，是社会治理的重大课题，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作为“过渡型社区”“发展型社区”，“城中村”社区治理相较于一般城市社区治理或农村社区治理，其牵涉的利益更加多元，面临的矛盾更加复杂。要有序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创新，需要对其进行“理念―体制―机制”多重视角的理论审视，需要对其进行“政府―市场―社会”多重逻辑的制度创新。
“城中村”社区治理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
要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创新，必须准确把握“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特点。“城中村”社区兼具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双重特质，作为特殊的“物质―经济―社会―文化”的空间形态，社区治理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敏感性和探索性。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复杂性。“城中村”社区治理的复杂性源于“城中村”社区本身的复杂性，体现在人员构成的“混杂性”、社会形态的“过渡性”以及管理体制的“二重性”等方面。人员构成的“混杂性”是指“城中村”居住人口主要包括具有村籍的原住民和大批外来的暂住人口，而且往往暂住人口规模大幅超过原住居民的规模；同时不同层次、不同职业、不同学历、不同技能的各种人混杂在其中生活。社会形态的“过渡性”，是指“城中村”社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都已经基本城市化了，但由于“城中村”社区的相对封闭性，带有明显的“村落社区”特征，与“街道社区”或者“单位社区”都有较大的不同，仍然是以血缘、亲缘、宗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的互识社会。管理体制的“二重性”是指“城中村”社区是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特殊社区，既是城市社区组成的一部分，在城市政府治理体制中运行，同时又属于农村社区，在社保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受农村社会治理体制的规范。因此，“城中村”社区在管理体制上存在双重体制的交叉，其社区复杂性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治理难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敏感性。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具有极大敏感性，这种敏感性在于“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实质上成为了我国社会矛盾最突出、最集中、最复杂的区域。一方面，由于地方政府管理与村民自治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导致“城中村”已成为“问题村”的代名词。社会问题形式多样，主要有居住环境恶劣、公共服务滞后、社会治安恶化、贿选现象盛行、村官违纪犯罪较多等。另一方面，“城中村”改造意味着巨大的利益调整，在巨大的利益调整中极易诱发激烈的社会冲突，在“城中村”改造中，往往征地拆迁矛盾突出、村民上访不断乃至频现，可见，“城中村”改造中的社^治理极具敏感性。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探索性。中国社会的转型是综合性、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结构型社会变迁，这种社会变迁覆盖了政治制度、经济方式、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等诸多领域，是一种全面的社会变革。我国“城中村”改造中的社区治理正是这种全面社会变迁的缩影。“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在秉承“乡政村治”的前提下，存在着一定的“非正规性”特征。这种“非正规性”体现为治理理念的表意性、治理制度的临时性、治理措施的随意性。在治理理念层面，没有形成能够有效整合社区居民的价值认同；在治理制度层面，目前的制度安排无法有效提供满足社区居民需求的公共产品；在治理措施层面，既有的措施设计都无法解决“城中村”的拆迁补偿、企业改制、资产处置、村务管理中的利益之争。正是这种“非正规性”，给未来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化、制度多样化、机制多重化的探索提供了最丰富的沃土。
“城中村”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问题出现，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产生的国情性矛盾、城市体制与农村体制二元的结构性矛盾、公共需要与个人需要的利益性矛盾的必然产物。目前，对“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存在理念上认识不到位、体制上改革不彻底、机制上设计不协调的问题。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理念阙如问题。针对“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目前存在四个方面的认识偏差。第一，将“城中村”改造简单理解成为“景观城市化”，采取简单的“推倒重建”，掉入了“见物不见人”窠臼，没有“综合治理”思维；第二，认为“城中村”改造就是“化乡为城”，坚持单线性发展道路，忽略了城乡双向互动共融，没有“统筹城乡”思维；第三，在“城中村”改造治理中，走“外延发展”发展道路，单纯以外在终结“城中村”为使命，没有“内涵发展”思维；第四，过于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突出所谓的“经济社会优先”，忽略居民的思想观念问题，没有“全面发展”的思维。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体制不适问题。这种体制问题主要体现在“城中村”社区治理中缺少专门性法律依据、地方政府管理进退两难、村民自治流于形式等几个方面。在“城中村”改造中，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全面系统的规范“城中村”社区治理工作的法律法规，已有的《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和《城镇房地产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对此项工作都仅仅提供原则上的指导，无法为“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提供清晰、系统、有力的法律支撑。地方政府在“城中村”改造的问题上，陷于“压力极大、能力有限、责任无限”的困境之中。“城中村”社区的面貌确实与城市环境不协调，极大地影响城市发展质量，同时在上级的政绩考核中，“城中村”改造往往是考核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一部分“城中村”社区居民对开展“城中村”改造有急迫的要求，地方政府被置于这样的压力下，也希望能够努力搞好“城中村”改造。但是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又不足以应对村民的拆迁补偿与安置善后。在“城中村”改造中，出现的一切问题最终都需要地方政府承担责任。在社区自治中，“城中村”的共产党基层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和股份合作制经济组织三种力量往往都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协商民主得不到很好落实，部分“城中村”社区还在依靠村落传统和家族纽带进行一些最基本的治理。这些问题导致“城中村”社区治理绩效走向衰微。
“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机制不畅问题。创新社会治理需要建立“调节、限制、疏导人们利益行为的一套机制”，“城中村”改造中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对于社会治理质量有直接的影响。就“城中村”改造这一活动而言，涉及广泛的利益，地方政府、开发商、村民作为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复杂的博弈关系。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中村”土地快速升值，土地具有较高的级差地租，“城中村”居民往往能够获取较高土地利益。对“城中村”进行改造，涉及到利益的重大调整。政府是“城中村”改造的主要推动者，有追求政绩的强劲动力，同时也期望通过“城中村”改造获得收益；开发商拥有雄厚资本，期望通过“城中村”改造尽可能牟取利益；村民也希望获得集体土地增值的全部收益。成功的“城中村”改造需要平衡的利益分配，地方政府、开发商、村民之间的利益如何分配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城中村”社区治理要以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为主线
作为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需要进行理念再造、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在“城中村”改造社区治理创新中，需要把握时代特征，体现时代精神，符合时代潮流，要从全局性和战略性的高度充分认识问题的重要性；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要坚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切实改善民生，提升社区治理水平，把法治化、民主化与科学化作为“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创新的三条主线。
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要实现“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善治”，保证社会治理质量，必须用法治的理念去统领社会治理制度构建、机制设计与行为实施，在社会治理的立法、执法与司法等基本环节积极转变，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法治品格。“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问题，涉及户籍管理制度、土地利用制度、财政金融制度、城市管理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复杂问题。国家应在充分调研基础上，广泛征求各方人士，特别是“城中村”社区居民意见，出台专门的法律法规，明确各方的权利义务，规范“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政府的治理行为、市场的投资行为、居民的参与行为。要加强执法，保障“城中村”居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保护“城中村”集体资产不受损害。同时通过公正司法，确保地方政府的治理行为合法。
推M“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民主化。首先，要加强“城中村”社区的党组织建设，使之成为凝聚、整合社区的政治核心。“城中村”社区党组织要担负起组织、教育、管理党员的功能，要努力组织社区党员参与社区治理；支持社区居委会依法履行自治功能；要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帮助社区居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引导居民群众参与社区建设；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其次，要推动“城中村”社区的多元治理，使之成为解决“城中村”社区治理问题的核心思路。要摆脱完全依赖政府的管理机制，同时也不能过于依赖市场机制以及自治机制，而应将“自上而下”的管理和“自下而上”的参与相结合，致力于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实现治理主体的多样性。最后，要扩大“城中村”社区的基层民主，大力推进协商民主，全面加强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提升“城中村”社区治理的民主品质。
推进“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科学化。为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绩效，需要提升“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的科学品位。在“城中村”改造中，社区治理实施目标要由“静态标准”向“动态实施”转变，治理理念要由“空间上的城市化”向“人的城市化”转变，治理模式要由“政府主导”单一模式向“自主推动型、企业实施型、政府主导型”多样化模式转变，治理策略要由“统一安排”向“一村一策”转变。
（作者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行政管理系主任）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县域社会治理质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项目编号：16BZZ061）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①田莉：《“都市里的乡村”现象评析――兼论乡村―城市转型期的矛盾与协调发展》，《城市规划学刊》，1998年第5期。
②卢俊秀：《从“乡政村治”到“双轨政治”：城中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广州市一个城中村的研究》，《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5.24.169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194（2015）24-0-02
1 广州市社区治理现状及问题分析
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经济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多重驱动下，广州市社区治理呈现出新的局面。从1986年政府提出社区建设的目标，到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和谐社会建设至今，社区作为社会基层组织形式，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密不可分。政府开始重视发展社区自治权利，逐步实现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截至2013年数据显示，广州市流动人口首次反超广州市常住人口，省内农村人口和外省城市人口居多。自由职业者、外来人口失业人口的不断增多，加速了新贫困阶层的出现。阶级分化严重和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等问题加剧了治理的复杂性。对于当下出现的治理危机，旧制度下的社区形态并没有足够的和经验去应对。
1.1 治理现状的多元复杂
双转型时期人口流动加速造成社区人口结构多元化，社区治理要求提高社区服务质量，涵盖更广的被服务人群。社区主体复杂化和社区居民需求多元化，传统的社区职能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人们的需求。
一些社区边缘形成了“两不管”地带，城管（政府部门）管不好，社区也管不了。因地摊经营的流动性、不规范性、异质性，摊贩主长期以来成为游走在边缘地带的“两难管”群体。摊贩多为外来人口，居住地分散，集聚在人流量大的社区周边，由于缺乏良性引导，对社区的卫生环境和居民生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1.2 治理主体单一，服务人群狭隘
传统治理体制长期采用单一主体治理模式，过分强调政府和管理部门在执法中的权威性，整体表现为“大政府，小社会”，自上而下对社会事务实行单一性、命令式的管理。
社区管理结构不合理，自治和监管水平低下。作为中心社区管理主体的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支配主要社区资源，长期将摊贩拒之门外。非政府组织和居民很少能真正参与生活环境的管理。摊贩主作为社区辖域内的经营者、社区利益的相关者，脱离于社区，无从获得经营地的社区资源。
1.3 服务人员专业性不足
当前，从事社区管理服务的人员主要是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人员，以及少数家综社工人员。由于服务人员从业门槛低，人员准入制度不严格，使得服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综合服务水平不高，地域服务水平不均等。此外，管理人员专业技能较为单一，未能更好地在管理过程中评估多方需求和科学地分析社区管理和流动摊贩间的相互关系及相互作用，一直沿用“老办法”管理“新社区”。
2 广州市地摊经济现状及问题分析
地摊经济是指通过摆地摊获得收入来源形成的一种经济形式，在缓解就业压力、满足不同需求和促进消费等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地摊的存在也使得广州市的城市卫生环境、外来流动人口的管理难度增加。
本次研究分别针对消费者、疏导区摊贩以及非疏导区摊贩三个利益关系群体发出递进式问卷共550份，平均有效率为93%。发放地点分别是大学城和海珠区南州街沥虼寤烦歉咚偾畔绿贩疏导区、越秀区云双南路双燕岗摊贩疏导区。经分析得出当前广州市地摊管理存在这样几个核心问题。
2.1 整治手段强硬，摊贩主与城管关系长期僵持不下
城管执法始于20世纪80年代，采用巡视的执法方式，对于发现的乱摆卖行为即刻进行取缔和处罚。治理手段粗暴简单，整顿手法一边倒。近年来由此引发了大量摊贩与城管街头暴力争执的负面案件。就如何看待城管部门的治理行为的问题上，有高达88%的被采访广州市民表示对政府治理行为不满，希望会采取更有效的作为；43%的市民认为应该“以保障商贩生存生活权利为重点，允许流动商贩在部分街道沿街设点”，一味禁止只会禁而不止，触发社会阶层的对立与仇恨；分别有22%和28%的人选择“寻求二者平衡”和“拓宽就业渠道，减少商贩”，而7%的群众则倾向于“以市容环境为重点，严厉打击小商贩”。
2.2 政府单一垄断治理，治理主体单一，沟通方向单一
广州市当前的治理方式是政府权力主导，城管部门负责管理，为部分摊贩提供疏导区进行经营。但是大多数摊贩仍维持在非疏导区零散设摊经营的状态。同时，缺乏相应开放而完善的民意反馈机制，造成沟通断层。摊贩主作为社会底层劳作人民，缺乏表达利益诉求的平台，导致地摊治理问题得不到根本成效。
2.3 试行疏导区成效不明显
2010年8月，广州市首批三个“走鬼”集中摆卖点相继在荔湾区南源街、逢源街和萝岗区青年路开张，收编“走鬼”定点正规经营。广州市城管委通报，力争3 年内建成120处，引导10万流动商贩入室入场入点经营，3年内建成120处临时疏导区。但是，仍然有接近20万流动摊贩处在“人人喊打”的情境。
在随机接受调查的流动摊贩中，67%的人表示未曾听说过疏导区。除广州市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后宣传教育工作力度不足外，疏导区管理费用过高，设点位置和建设数量不合理，疏导区周边流动摊贩的不平等竞争等问题，均打击了守法经营摊贩主的积极性，使得疏导区的发展止步不前。
2.4 内外因素的制约和限制
目前仍没有社会民众和非政府组织同政府共同参与社会治理的相关法律法规，基层人民的主体权利得不到保障，各主体在治理过程中分工不明，这是外因；摊贩等社会民众社会治理参与意识不强，参与能力不足，“象征性参与”多于“实质性参与”，一时间难以一下子承担起政府放权而来的职责，这是内因。
总的来说，过渡时期的地摊经济，处于半合法化半被驱逐的尴尬地位，在城市重点地区仍然坚持排斥性的“堵”，在合适区域建设疏导区进行包容性的“疏”。
3 社区治理模式理论基础分析
3.1 “善治”理论模式
善治是通过有效的双向沟通来倾听民意和合作决策，来预见社会危机，解决社会问题和维护社会稳定，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公共管理模式。“善治”的提出，源于中国古代的政治词汇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当中，现象征一种重视政府与公民对社会的合作管理理念，提倡合作治理，为探讨新型社区管理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3.2 多中心社区治理模式
社区治理理论最初源于西方，美国学者埃莉塔・奥斯特罗姆夫妇提出了多中心治理理论，强调多元权利主体平等共同参与社区管理，各权利主体之间民主、合作、和谐法制、地位同等。结合中国实际，基于当前基层群体和非政府组织能力薄弱，不能单纯套用西方的自由资本模式。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学者指出必须承认地摊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接纳他们成为城市的一个部分。社会学家王明美认为：“地摊经济，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有生命力的商业活动之一，城市应该为地摊一族‘松绑’”。
4 社区治理―摊贩管理模式对策分析
4.1 转变政府职能，扶持社会组织
转变政府的中心地位，让政府（城管部门）职能从“控制”向“监督监管”转变。同时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纽带’的作用，协调政府、社区、市民与摊贩之间的关系，寻求摊贩利益、市民需求和城市秩序之间的平衡，使政府包括城管部门从大量琐碎繁杂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同时强化民主参与，实现社区自治。
4.2 成立地摊经营管理协会
地摊经营管理协会是由地摊行业内部成立、通过民主选举管理层、科学制定行业内经营者共同遵守的规章制度、致力于解决经营问题和经营纠纷的行业自治组织。在日常经营中，摊贩个别问题可以通过行业自治组织先行解决，进而再到社区，将大大减少政府相关工作，且更有利于问题的针对性解决。协会的定位是协助政府部门管理流动摊贩、实现自我管理、促进行业健康发展。协会代表广大摊贩主发声，为他们争取生存和经营权利，同时也约束了摊贩主自身的经营行为，防止乱摆卖、随意处理废弃物和不合理的价格竞争等行为。
4.3 扩大社区自治权利，完善社区辖区内摊贩经营监管制度
将传统的城管及相关管理部门职能转移到社区治理范畴，真正为社区“增权”。由社区自治基层组织（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等）联合有关专家，协同地摊经营管理协会，共同制定社区治理条例，设计管理方案，明确社区辖区内一切摊贩经营的准入、登记、取得经营许可及监管程序，办理地摊准入、登记手续及日常管理办法等。
成立社区地摊治理监管部门，与政府城管部门共同负有监管职责。监管部门人员由城市规划专业人员、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卫生安全检测人员、社会危机管理专家、社区内摊贩主代表、社区居民代表等相关人员组成，定期向社区反馈经营管理出现的问题和提出意见。
4.4 长期购买专项社会工作服务
自近几年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正面效应凸显，不断有社区管理研究者将目光转而投放到社区工作专业服务上，预见未来社会工作组织参与管理的主体地位。摊贩属于社会底层弱势群体之一，存在许多生存问题、家庭纠纷等问题需要社会工作专业服务的介入。政府可以设立地摊治理专项社会工作服务试点，该专项服务致力于协助解决摊贩生存困难、家庭纠纷、语言障碍、适应融入等，提高摊贩维护公共秩序与卫生的意识，同时增强其社区归属感。
4.5 打造广州城市特色文化
广州是个以经济文化包容性著称的城市。“善治”的政府不仅仅是要整治好地摊经济，更要巧妙地将其利用起来，成为城市文化建设的一股新力量。兴建广州地摊经营特色区，加强和谐社区摊贩管理点建设，鼓励地摊主进驻依法经营，适当进行监管，打造特色区品牌，并作为新型城市文化的重要项目之一积极推广。
4.6 构建“政府―社团―社区―公民―流动摊贩”的多中心社区治理模式
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社区治理权从单一主体到多元主体转变，形成政府主导，由党委、政府机构、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委员会和居民代表大会）、社区中介组织、辖区单位、行业自治协会等共同参与的社区治理模式，明确各个主体的角色分工，培养各个成员的社区主人公意识，引导社区内的良性互动。
4.7 成立风险评估队伍
根据社区危机管理理论，在不断革新体制的同时，也要关注地摊经营随城市经济发展动态发展不同阶段的具体需求，做好应对风险的方案，预见社区危机发生、解决社区危机问题以及危机结束后的社会功能恢复，将一切可能引起社区危机的因素都要列入考量。
主要参考文献
[1]俞可平.治理与善治[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目前我国十分重视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致力于解决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因此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当前的首要任务。社区作为城市规划的主要组成部分，即作为一种城市管理单元。目前我国制订了较为明确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保障体系，为城市居民安全提供安全、优质的服务，成为社区安全、社会安定、生产安全的基本保障。本文首先即将对城市社区安全管理进行概述，分析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意义，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究，以便广大城市社区安全管理工作人员进行参考。
一、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概述
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大致分为两部分，即社区安全和城市管理。社区安全建设直接体现了城市的发展水平和生活质量，社区的安全保障建设的提高可以完善城市管理功能。社区安全的概念基本可以理解为社会机构与各类组织之间的联结纽带，为社会大众提供公共服务，满足大众的生活需求，促进社会大众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内的各项事业可由社区安全管理作为基本保障，进而建立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保障体制。城市管理是在保障社区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整个社区的平衡发展。城市管理的范围基本包括大众的工作场所、日常娱乐、运动场所、学校、医院、商业圈等城市基本单元。城市管理从某种程度上可以降低社会的暴力伤害、职业伤害、日常伤害以及有效处理各种突发意外。因此，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途径。
二、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要意义
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在社会管理过程中能够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并为居民提供多样，根据国内外城市发展的实践进程研究，可以看出城市规模越大，城市功能也就更为复杂，而经济发展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潜在的危机。随着我国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安全也面临更大挑战。加强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能够从社会治安、居住环境、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多个方面，加强社会管理的多样，因此城市管理应当充分重视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明确认识到社区安全管理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城市发展的角度，对社区安全保障功能进行探究。
三、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发展中时期，城市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同时城市人口也在不断增长，因此会导致城市内部的发展失衡，整体协调性有待加强。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基本包括：重视程度不足、人员素质不强、管理方法不合理等。
1.重视程度不足
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主要体现在社区安全体系还不完善，监管力度不强，因此存在诸多问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在利益冲突与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今天，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导致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的智利存在诸多问题，城市、政府、社区之间的在互动机制上有待于进一步的完善。良好的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是社会安全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但目前我国对于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管理不够重视，在城市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中，社区治理、专业治理、自治治理、三者之间都站在自己的利益立场去进行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而不是做到真正的重视社区治理的中体效能，极大的减弱了社区安全的保障性。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将城市构建的具体框架、街道、社区之间关系进行明确定位。进而从自治治理、专业治理、社区治理三个方面制定明确的管理体制方案。因此，加大对于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力度显得尤为重要。
2.人员素质不强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人员素质不强，其问题主要体现在公共安全教育的培训体系较为薄弱。据调查，我国对社会群众进行国民消防安全素质的调查过程中，发现社会群众普遍存在安全意识较为薄弱，缺乏安全意识以及基本的消防安全常识。这种情况直接体现出我国对于国民的消防安全教育方面的重视不够，因此，导致我国人员素质不强。我国在国民的安全教育的培训方面的制度，与其他发达国家的国民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国民普遍存在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公共安全保障素质能力较低，社会安全的保障性存在较大隐患。当前我国的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养成忧患意识，导致面对安全危害时不具备应急处置能力，极大降低了日常生活的安全性，缺乏城市社区公共安全基础保障。因此，加强我国国民整体的安全意识以及消防安全常识显得尤为重要，进而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社区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增强城市以及群众抵御各种灾害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3.管理方法不合理
我国在社区安全管理方面存在管理方法不合理，管理体制不尽完善，其主要体现在社区治理的规章制度不够明确。社区是构成城市的基本单元，而社区中又由区、街、居三级组织机构构成。做到有效的社区治理需要做到发挥其综合能力，然而管理方法不合理是导致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问题的主要原因。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需要对管理制度进行规范，制定明确制度程序与运行机制，协调组织各成员之间解决问题的处理方式。我国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管理部门的行政管理与服务之间的界限不够明确，另一方面，社区组织的行为没有形成有效的规范形象，导致部分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工作质量和自身行为规范的监督与制约力度不够。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社区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当解决管理方法不合理这一问题，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
四、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对策
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存在诸多问题，对此，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对策显得尤为重要。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的管理对策基本包括：加强重视程度、强化人员素质、完善管理方法等三个方面。
1.加强重视程度
针对我国对于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重视程度不足这一问题，我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加强重视程度。完善社区安全体系，加强监管力度。
进一步完善城市、政府、社区之间的互动机制。进而对城市构建的具体框架、街道、社区之间关系进行明确定位，加大对于城市社区公共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力度。
2.强化人员素质
强化人员素质主要体现在强化公共安全教育的培训体系，增强群众的安全意识，以及基本的消防安全常识。减少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国民安全教育培训工作的差距。提高国民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公共安全保障素质能力，减少社会安全的保障性存在的隐患。强化城市社区公共安全基础保障，进而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社区公共管理存在的问题，增强城市以及群众抵御各种灾害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
3.完善管理方法
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社区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首先应当解决管理方法不合理这一问题，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制定合理有效的管理方法，需要对管理制度进行规范，制定明确制度程序与运行机制，协调组织各成员之间解决问题的处理方式。（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MPA中心）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任务和阶段，是指把城市和乡村，把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当成一个整体，综合起来进行统筹规划。并在进程中通过体制调整和政策管理等方式，促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协调发展，改变长期以来农村基数大，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乡村各方面与城市的一致发展，让农村居民也能在这一进程中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方便与文明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乡村管理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面对这些，村庄社区化管理应运而生。为了解决农村管理和公共服务欠缺问题，很多城市在农村全面展开了村庄社区化建设。最早的一批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如山东诸城市，把原来的二十三个乡镇合并为十三个，并且通过实地考察把全市1249个村庄按照地域之间的邻近距离，习俗是否相近的原则整合成208个村庄社区。每个社区大致分配为涵盖五个左右村庄，服务范围将近1500户。这种管理方式大大推进了诸城市的城镇一体化进程，优化了农村存在的各种管理问题。
一、当前村庄社区化法治管理方面的不足
（一）法治宣传教育的欠缺
2009年底，北京京郊大兴区北五镇社区连续发生了3起震惊全国的灭门惨案，牵涉死亡人数达到13个，大兴区公安部门人员表示，城乡结合部村庄社区由于人员复杂，法律认知度不高，法治管理不完善，很多简单的居民矛盾也会形成重大社会案件，有关部门向大兴区社区居委会政府提出“法治管理”的要求，以杜绝这种社会惨案的发生。这起连环惨案一方面反映了社区管理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区居民法律知识的欠缺。面对村庄社区居民普遍普法程度不高的问题，法治宣传教育是社区普法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解决社区纠纷的直接有效方式。目前，城市社区的法制宣传教育已经是法治建设最基本和最常规的方式，但在村庄社区管理中法治宣传教育建设明显存在欠缺。首先，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不足，系统内容存在大量缺失。村庄社区里的居民家庭背景各不相同，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性质也无法一概而论，因此对法律的了解和需求也各不相同。但村庄社区建设对这方面法治教育和宣传针对性较差，考虑的也不够全面。最常见的问题是对村庄社区青少年如何预防犯罪的等方面普法的专门教育缺乏针对性和宣传力度，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等的特殊保障要求严重被忽视。此外，极度欠缺对一些社区从业人员的劳动普法宣传，使得这些人员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除了这些常见缺失，对很多各类身份的迥异需求法制教育宣传也尚无法一一达到满足，导致居民对社区法治管理一知半解，无法引起村庄居民的重视。
其次，村庄社区法治宣传不仅不到位，而且基本都流于形式，管理的制度性不够明确。国家宣传部分对法治的宣传一直都是专门选定在一些特定日子，比如每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和“全国法制宣传日”等有特殊意义的时间，本身已经带有形式主义。不过，这些普法日虽然是面向全国，但真正关注这些的的还是一些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普法程度已经基本达到要求，所以也就无可厚非。但刚刚踏进城乡一体化的村庄社区也只在这些特定日子进行法治宣传就明显很不符合村庄社区的实际情况。村庄社区大部分人的法律认知程度并不高，这种形式主义，偶尔出现的短时期法治宣传教育完全无法做到法律深入人心，也很难满足村庄社区居民的日常法律需要，更不能真正提高居民法律意识，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村庄社区法治管理的初衷。所以，社区法治管理人员经常会遇到一些居民在简单的邻里关系处理上只追求个人利益，不兼顾他人的纠纷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有极个别的人因为不懂法而践踏了法律尊严，给法治管理工作者带来了不便的同时也将村庄社区的管理推向了不和谐的局面。因此，村庄社区要想搞好法治管理，普法工作真的非常重要，是社区法治管理的先决条件。
（二）政府在法治管理方面投入力度不够
村庄社区由于其新兴性决定了其工作任务的繁杂，虽然看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实际管理中则需要面面俱到，很难理清头绪问题。村庄社区需要承担的管理任务在短时间内过多过繁，而国家在管理各方面尤其是法治方面的投入和配备力度远远不能满足社区法治管理需求。比如法治管理人员配置方面，懂专业，有责任心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很少，而且由于条件较低，社区又无法提供好的发展前景，大多数人都不愿入住村庄社区工作。所以，法治管理人才的难引进给社区法治管理带来了很多麻烦和挑战。社区法治管理不仅承担着社区治安综合治理、调解、信访等各方面工作，还要承担民政、再就业等各项工作，反而各项工作效率都达不到要求。出现这种问题，最主要还是基层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在现在这个经济就是一切的社会，政府部门把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入到村庄社区经济建设和管理上，致使法制管理资金不足，不仅无法调动法治管理的积极性，而且妨碍了社区法治建设的发展，不利于化解村庄社区居民各种纠纷矛盾。
除此之外，投入力度的不够还表现在社会各界力量对村庄社区化法治建设的关注度不多。这些时间以来，村庄社区法治管理建设都是在各自的社区内部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法制宣传，主要以自身的社区环境做依托，因此法制管理效果并不明显。解决的办法就是急需社会各界法律等人才进行辅助宣传，但由于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力度小，重视度不够，导致社会各界力量对村庄社区法治管理了解不够，没有关注度。这些，对社区法治管理建设的完善是很不利的。
二、村庄社区化法治管理问题解决策略
（一）加大对村庄社区法治的教育宣传力度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种建设都离不开法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的遇到社会、经济和法律问题，社区也渐渐成为纠纷矛盾的聚集地，所以，法治管理也是村庄社区化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融入进每一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社区法治管理直接关系着城市基层政权的稳固与否，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和保障。社区治安、环境、物业、人口、生活等等都需要法治管理，只有做好法治管理，才能真正保证社区稳定和谐发展。
要做好村庄社区的法治管理工作，首先需要村庄居民要有法律意识。而加强社区法治宣传教育力度，最主要是能在充分考虑社区居民不同法治需求的基础上，采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全方位地推进村庄社区法治建设。首先，社区的普法宣传教育要以人为根本，考虑不同居民不同时期和层次的需求，展开有重点多角度的的法律教育宣传。与此同时，法治宣传人员可在实际普及过程中对居民的传输慢慢从教育型方式往服务性方式转变，争取能够做到不只是一个人单向宣传教育形式，而是双方互动的积极参与形式。结合居民实际和工作实践，开展不同层次的法律培训班，尤其是对社区内的青少年们进行加强教育，展开宪法和犯罪预防等各项法律教育，这样做不仅是为青少年们健康成长做铺垫，也是从根源上推进社区法治管理的进度。对从业人员则中劳动法等各项权益保障法的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法律的实用性和权威性。对妇女和老人们则要多进行婚姻法和继承法等各个方向的法律教育，既突出了普法宣传的目的，又能真正促进社区法治管理。
（二）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倡导社会各界关注村庄社区法治建设
城乡一体化是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和城市发展的一个新的任务和阶段，是指把城市和乡村，把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当成一个整体，综合起来进行统筹规划。并在进程中通过体制调整和政策管理等方式，促进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协调发展，改变长期以来农村基数大，发展长期落后于城市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乡村各方面与城市的一致发展，让农村居民也能在这一进程中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样方便与文明的生活方式。但是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乡村管理方面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面对这些，村庄社区化管理应运而生。为了解决农村管理和公共服务欠缺问题，很多城市在农村全面展开了村庄社区化建设。最早的一批农村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如山东诸城市，把原来的二十三个乡镇合并为十三个，并且通过实地考察把全市1249个村庄按照地域之间的邻近距离，习俗是否相近的原则整合成208个村庄社区。每个社区大致分配为涵盖五个左右村庄，服务范围将近1500户。这种管理方式大大推进了诸城市的城镇一体化进程，优化了农村存在的各种管理问题。
一、当前村庄社区化法治管理方面的不足
（一）法治宣传教育的欠缺
2009年底，北京京郊大兴区北五镇社区连续发生了3起震惊全国的灭门惨案，牵涉死亡人数达到13个，大兴区公安部门人员表示，城乡结合部村庄社区由于人员复杂，法律认知度不高，法治管理不完善，很多简单的居民矛盾也会形成重大社会案件，有关部门向大兴区社区居委会政府提出“法治管理”的要求，以杜绝这种社会惨案的发生。这起连环惨案一方面反映了社区管理的不足，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区居民法律知识的欠缺。面对村庄社区居民普遍普法程度不高的问题，法治宣传教育是社区普法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解决社区纠纷的直接有效方式。目前，城市社区的法制宣传教育已经是法治建设最基本和最常规的方式，但在村庄社区管理中法治宣传教育建设明显存在欠缺。首先，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不足，系统内容存在大量缺失。村庄社区里的居民家庭背景各不相同，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性质也无法一概而论，因此对法律的了解和需求也各不相同。但村庄社区建设对这方面法治教育和宣传针对性较差，考虑的也不够全面。最常见的问题是对村庄社区青少年如何预防犯罪的等方面普法的专门教育缺乏针对性和宣传力度，弱势群体如老年人，妇女和儿童等的特殊保障要求严重被忽视。此外，极度欠缺对一些社区从业人员的劳动普法宣传，使得这些人员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除了这些常见缺失，对很多各类身份的迥异需求法制教育宣传也尚无法一一达到满足，导致居民对社区法治管理一知半解，无法引起村庄居民的重视。
其次，村庄社区法治宣传不仅不到位，而且基本都流于形式，管理的制度性不够明确。国家宣传部分对法治的宣传一直都是专门选定在一些特定日子，比如每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日”和“全国法制宣传日”等有特殊意义的时间，本身已经带有形式主义。不过，这些普法日虽然是面向全国，但真正关注这些的的还是一些城市居民，而城市居民普法程度已经基本达到要求，所以也就无可厚非。但刚刚踏进城乡一体化的村庄社区也只在这些特定日子进行法治宣传就明显很不符合村庄社区的实际情况。村庄社区大部分人的法律认知程度并不高，这种形式主义，偶尔出现的短时期法治宣传教育完全无法做到法律深入人心，也很难满足村庄社区居民的日常法律需要，更不能真正提高居民法律意识，也就根本不可能实现村庄社区法治管理的初衷。所以，社区法治管理人员经常会遇到一些居民在简单的邻里关系处理上只追求个人利益，不兼顾他人的纠纷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去履行自己的义务，甚至有极个别的人因为不懂法而践踏了法律尊严，给法治管理工作者带来了不便的同时也将村庄社区的管理推向了不和谐的局面。因此，村庄社区要想搞好法治管理，普法工作真的非常重要，是社区法治管理的先决条件。
（二）政府在法治管理方面投入力度不够
村庄社区由于其新兴性决定了其工作任务的繁杂，虽然看起来可能很简单，但实际管理中则需要面面俱到，很难理清头绪问题。村庄社区需要承担的管理任务在短时间内过多过繁，而国家在管理各方面尤其是法治方面的投入和配备力度远远不能满足社区法治管理需求。比如法治管理人员配置方面，懂专业，有责任心和有经验的工作人员很少，而且由于条件较低，社区又无法提供好的发展前景，大多数人都不愿入住村庄社区工作。所以，法治管理人才的难引进给社区法治管理带来了很多麻烦和挑战。社区法治管理不仅承担着社区治安综合治理、调解、信访等各方面工作，还要承担民政、再就业等各项工作，反而各项工作效率都达不到要求。出现这种问题，最主要还是基层政府资金投入不足。在现在这个经济就是一切的社会，政府部门把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入到村庄社区经济建设和管理上，致使法制管理资金不足，不仅无法调动法治管理的积极性，而且妨碍了社区法治建设的发展，不利于化解村庄社区居民各种纠纷矛盾。
除此之外，投入力度的不够还表现在社会各界力量对村庄社区化法治建设的关注度不多。这些时间以来，村庄社区法治管理建设都是在各自的社区内部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法制宣传，主要以自身的社区环境做依托，因此法制管理效果并不明显。解决的办法就是急需社会各界法律等人才进行辅助宣传，但由于国家在这方面投入力度小，重视度不够，导致社会各界力量对村庄社区法治管理了解不够，没有关注度。这些，对社区法治管理建设的完善是很不利的。
二、村庄社区化法治管理问题解决策略
（一）加大对村庄社区法治的教育宣传力度
法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文明成果，中国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各种建设都离不开法治。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乡村居民的生活方式等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越来越多的遇到社会、经济和法律问题，社区也渐渐成为纠纷矛盾的聚集地，所以，法治管理也是村庄社区化管理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融入进每一个居民的日常生活，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社区法治管理直接关系着城市基层政权的稳固与否，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和保障。社区治安、环境、物业、人口、生活等等都需要法治管理，只有做好法治管理，才能真正保证社区稳定和谐发展。
要做好村庄社区的法治管理工作，首先需要村庄居民要有法律意识。而加强社区法治宣传教育力度，最主要是能在充分考虑社区居民不同法治需求的基础上，采用各种方式和手段，全方位地推进村庄社区法治建设。首先，社区的普法宣传教育要以人为根本，考虑不同居民不同时期和层次的需求，展开有重点多角度的的法律教育宣传。与此同时，法治宣传人员可在实际普及过程中对居民的传输慢慢从教育型方式往服务性方式转变，争取能够做到不只是一个人单向宣传教育形式，而是双方互动的积极参与形式。结合居民实际和工作实践，开展不同层次的法律培训班，尤其是对社区内的青少年们进行加强教育，展开宪法和犯罪预防等各项法律教育，这样做不仅是为青少年们健康成长做铺垫，也是从根源上推进社区法治管理的进度。对从业人员则中劳动法等各项权益保障法的宣传教育，使他们认识到法律的实用性和权威性。对妇女和老人们则要多进行婚姻法和继承法等各个方向的法律教育，既突出了普法宣传的目的，又能真正促进社区法治管理。
（二）政府加大投入力度，倡导社会各界关注村庄社区法治建设
村目前共有1302户，人口4701人左右，街道目前共有768户，人口1228人左右。根据街道人口流动量大，人口居住集中的特点，工作中我能够深入社区进行走访、调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并协调村居委会等部门加强社区治安防范宣传工作和治安防控打击工作：
一是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不定期在街道组织治安防范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有效扩大了宣传的受众面，使每个居民都能看的到。
二是有效整合村和街道资源，建立了由居委会、社区积极分子参加的治安群防会组织，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作为职责和任务，要求齐抓共管。我针对街道和村的实际情况，多次组织召开有居民、单位组织代表参加的社区治安座谈会，目地是提高防范意识，加强管理。
三是发挥积极分子和村居委会的作用，在辖区内及周边进行巡逻、防控，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今年的公安工作的重点是确保世博会期间的稳定，根据世博会安保要求，我结合街道和村流动人口大，对责任区的人、地、物、事、组织，有可能对世博安保工作造成隐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将责任区存在的问题反馈给所里并提出建议，所里根据我反馈的情况和建议，在世博前期组织全所民警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对街道和村进行了统一集中清查行动，对不按照要求登记的流动人口进行了清理和处罚，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处理，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净化了辖区的治安环境，为世博安保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我通过平时的了解和居民群众的反映、举报并利用社区监控系统和派出所民警一道在社区打击了一批社区内违法犯罪分子，社区的治安环境得到一定的控制。今年街道和村刑事警情2件，同比去年下降2件，治安警情12件，同比去年下降4件.
我在年的社区警务工作中，能够主动受理居民群众咨询、求助。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居民办好事、办事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一年来收到居民的锦旗1面。工作中能够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责任区内存在的违法问题和影响社区治安的情况敢于大胆管理。
何湾村目前共有1302户，人口4701人左右，何湾街道目前共有768户，人口1228人左右。根据街道人口流动量大，人口居住集中的特点，工作中我能够深入社区进行走访、调查，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并协调村居委会等部门加强社区治安防范宣传工作和治安防控打击工作：
一是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不定期在街道组织治安防范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有效扩大了宣传的受众面，使每个居民都能看的到。
二是有效整合村和街道资源，建立了由居委会、社区积极分子参加的治安群防会组织，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作为职责和任务，要求齐抓共管。我针对何湾街道和何湾村的实际情况，多次组织召开有居民、单位组织代表参加的社区治安座谈会，目地是提高防范意识，加强管理。
三是发挥积极分子和村居委会的作用，在辖区内及周边进行巡逻、防控，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今年的公安工作的重点是确保世博会期间的稳定，根据世博会安保要求，我结合何湾街道和何湾村流动人口大，对责任区的人、地、物、事、组织，有可能对世博安保工作造成隐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将责任区存在的问题反馈给所里并提出建议，所里根据我反馈的情况和建议，在世博前期组织全所民警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对何湾街道和何湾村进行了统一集中清查行动，对不按照要求登记的流动人口进行了清理和处罚，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处理，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净化了辖区的治安环境，为世博安保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我通过平时的了解和居民群众的反映、举报并利用社区监控系统和派出所民警一道在社区打击了一批社区内违法犯罪分子，社区的治安环境得到一定的控制。今年何湾街道和何湾村刑事警情2件，同比去年下降2件，治安警情12件，同比去年下降4件.
我在2010年的社区警务工作中，能够主动受理居民群众咨询、求助。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居民办好事、办事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一年来收到居民的锦旗1面。工作中能够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对责任区内存在的违法问题和影响社区治安的情况敢于大胆管理。
一是多种形式进行宣传。不定期在街道组织治安防范宣传活动，发放宣传手册，有效扩大了宣传的受众面，使每个居民都能看的到。
二是有效整合村和街道资源，建立了由居委会、社区积极分子参加的治安群防会组织，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作为职责和任务，要求齐抓共管。我针对街道和村的实际情况，多次组织召开有居民、单位组织代表参加的社区治安座谈会，目地是提高防范意识，加强管理。
三是发挥积极分子和村居委会的作用，在辖区内及周边进行巡逻、防控，发现问题及时反馈。
今年的公安工作的重点是确保世博会期间的稳定，根据世博会安保要求，我结合街道和村流动人口大，对责任区的人、地、物、事、组织，有可能对世博安保工作造成隐患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将责任区存在的问题反馈给所里并提出建议，所里根据我反馈的情况和建议，在世博前期组织全所民警及村委会、居委会等对街道和村进行了统一集中清查行动，对不按照要求登记的流动人口进行了清理和处罚，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及时处理，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净化了辖区的治安环境，为世博安保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是在打击违法犯罪方面，我通过平时的了解和居民群众的反映、举报并利用社区监控系统和派出所民警一道在社区打击了一批社区内违法犯罪分子，社区的治安环境得到一定的控制。今年街道和村刑事警情2件，同比去年下降2件，治安警情12件，同比去年下降4件.
